贬官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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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国内对村寨文化景观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村寨文化景观要素特点、景观演化及机理、文化感知和保护与规划方面。而学术界对桂北文化景观旅游影响研究成果则较少，主要分为定性和定量两部分。定性研究方面有伍锦昌(2005)以龙胜平安寨为例研究民族文化变迁［6］，对桂北龙脊梯田景区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变迁动因的分析［7］等;定量研究方面有运用人工神经网络理论技术及方法对侗族村寨歌舞文化的研究［8］。

本文以广西融水贝江景区的勾滩作为个案分析，从居民感知视觉，运用因子分析探讨勾滩苗族村寨文化景观变迁具体发生在哪些方面，并从社会学角度思考研究地村寨文化景观变迁程度和旅游发展进程之间的相互影响。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沟滩苗寨是广西融水县贝江景区的自然屯，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县新安乡，距桂林158公里，距县城1．2公里。截至2011年6月，沟滩共有78户，339人，其中全屯大部分苗族为半山苗，还有一小部分迁徙过来的汉族。整个自然屯耕面积为143亩，其中水田50亩，旱地93亩。在旅游未开发之前，沟滩主要从事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主要经济来源依靠竹、木收入。1991年开发旅游，村民通过民族舞蹈表演、餐饮、卖手工艺品等各种形式开展旅游经营活动。近年来，勾滩年均旅游总收入约100多万元。沟滩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到2010年7月为止，依然没有道路通入该屯，居民依然依靠自古以来的方式划船从贝江进出，而游客也是从码头下来乘坐游船或者偶尔搭乘村民的船只进出。该自然屯是独特的民族旅游地类型，虽然旅游发展到现在将近20余年，已经处在一个旅游发展的中期变迁态势上，虽然由于其相对封闭的环境，它无法像同处在贝江景区的长赖一样快速地获得大量的旅游效益，但是它的原生态社区和文化景观却也已经出现了变化，只是比其他旅游地的变化要缓慢。就旅游产品来说，它有点像过度开发时在时髦一时过后的遗留品，虽不再恢复曾经旅游的黄金期，但是也如小家碧玉，适合不再大刀阔斧的建设，却能更进一步规范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文化景观变迁研究里中期变迁的现实案例考察地的缺陷。本文选取其进行文化景观变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测量指标

论文中文化景观的变迁的测量指标在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意见的指导下，综合了前期梯田文化景观研究［9］、中国乡村景观评价的指标体系［10］、传统聚落景观评价［11］和古村落的演化机理［12］等对村寨旅游文化景观变迁因素的调查，最终形成自然、聚落建筑、梯田、服饰、制度精神、歌舞表演、影响程度31个测量指标体系(表1)。问卷采用Likert五级量分法，要求被访居民对每个测量项目从“1—无变化”到“5—变化很大”来进行打分，分值越高则说明旅游对研究地文化景观变迁的影响程度越大。

(三)数据来源

论文调查的方式主要有问卷调查法、“一对一”的深度访谈、观察法等。研究者于2011年6月和7月两次在广西柳州市融水县沟滩屯进行调查和补充调查。为了保证调查的真实有效，采取实地问卷调查，现场填写、现场回收;在深度访谈中，采取以2人为一组的问卷调查小组对当地建筑工匠、旅游经营能手、村干部、寨老进行访谈，平均单份访谈时间在60分钟以上。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100份，其中有效问卷率为96%。

(四)数据处理

1．受访者基本情况论文主要从性别、年龄、学历、本地居住时间、家庭旅游经营情况及意愿、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和年收入来考察旅游地社区居民情况。本次调研样本男女比例基本相当，样本的年龄层次除了15岁以下的占2．1%外，其他的在各年龄段都分布得比较平均，表明问卷发放的稳定性较高。被访居民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以下的最多，占82%，说明在当地教育水平依然不高。从家庭旅游经营情况及意愿来看，将近半数的被访居民已经从事旅游经营活动，20．8%的居民并不打算经营旅游活动。被访居民家庭年收入93．4%集中在1万元以下，主要收入来源于务农和外出务工，旅游收入所占比例为12．5%。从整体来看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本研究调研样本抽取比较合适。2．数据信度和效度分析本研究首先进行样本的信度与效度检验，对感知价值维度上测量指标进行可靠性度量分析，效度检验方法采用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整体样本数Cronbach’sAlpha信度值达到了0．917，表明研究数据的信度是可靠的。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量Sig＜0．01，检验的P值接近0，表明31个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样本KMO值为0．770，大于0．7，说明考虑的31个文化景观变迁因子适合因子分析。

民族村寨文化景观变迁分析

村寨文化景观作为人们为满足某种需要而对自然施加影响的结果，它既包括村落(聚落)、道路、服饰、饮食等物质形态，也包括、思想意识、政治制度等不可视的非物质元素。

(一)勾滩苗族村寨文化景观的各景观因子演变情况

文化景观的变迁不仅来源于自然中自趋性的变化，也来源于在间接或直接的社会信息、意识的影响下，作为景观当地文化一部分的居民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文化景观的改变。自然与人文引导源在同时作用与反作用的互相推动与促进中随着旅游开发的发展使得民族村寨的文化景观发生改变。在问卷调查中，村民对所提到的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的程度感知不一，对于不同的景观的变迁程度的感知程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因子的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勾滩苗寨的文化变迁确实趋于变迁的中间状态，数据统计中居民感知变化并没有出现突兀的变迁，总的变迁平均分布指数均止于“变化一般”的状态，大多数总体变化水平较小，可是每一个考察的指标却也相对应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勾滩苗族村寨文化景观演变的因子分析

为了对勾滩苗族村落文化景观演变的所有因子进行总结分析，寻求苗寨村落文化景观变迁的程度以及主要发生变化的具体方面，本部分采用SPSS．17软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并利用正交旋转法(Varimax)来解释所得文化景观变迁的因子，从而建立评价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的评价体系。通过总方差解释表(表3)可知，前8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因此，选择8个因子作为主因子就能够包含原始变量71．734%以上的信息，表明因子分析的效果比较理想。然后，为了进一步对上述8个因子进行解释，根据正交旋转法(Varimax)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描述了原始的31个变量与8个因子的关系。一般认为，绝对值大于0．4的因子载荷是显著的，因此，表4中仅保留了因子负载大于0．4的数值。由表4的旋转后的因子解释矩阵可以看到，解释矩阵经过定量分析对文化景观的变迁进行了分类。可以看到，公因子F1(X27、X28、X29、X30和X31)主要集中在旅游的发展对梯田景观的影响上。可以理解为由于旅游的发展、游客量的增多、公共设施的局限，可能不可避免地为村寨的生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可以将其命名为旅游负面影响因素。公共因子F2(X22、X23、X24和X25)代表了旅游发展中村寨本地的民族习俗中音乐文化景观变迁，将其命名为民俗音乐因素。公因子F3(X2、X9、X10、X11、X12和X19)描述了环境与梯田方面的感知评价，可以将其命名为梯田环境因素。从F3也可以看出，苗族的节庆习俗的变化和田地的耕作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关联，这和苗族节日本身的起源和发展也是相一致的，各民族节日的发展在其起源之初更多的来源于对收成的祭祀和对收获的庆祝。F4(X14、X15、X16和X17)解释了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旅游的发展条件下，村寨中古老服饰的制作样式、功能和穿着的时间是否随之变化，将其命名为服饰文化因素。F5(X3、X4、X5和X7)则描述了村寨中的建筑随着旅游的发展其文化景观是否发生了变迁，可将其命名为聚落建筑因素。F6(X1和X6)可以看作是自然方面的变化，而房屋使用材料也是和降水等自然条件息息相关的，因此可将其命名为自然文化因素。F7(X8、X13、X21和X26)中，建房相关仪式的变化和民间信仰的变化可以理解为信仰方面的因素，而梯田耕作工具的变化以及演唱时所使用的语言则是民俗相关的因素，因此，可以将其命名为民俗信仰因素。F8(X18和X20)，描述的主要是由于受到一些外来的不同族群中主体文化的影响，造成旅游地文化景观的一些感知变迁，可将其命名为外来文化影响因素。至此，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评价体系可以总结如下:旅游负面影响因素(F1)、民俗音乐因素(F2)、梯田环境因素(F3)、服饰文化因素(F4)、聚落建筑因素(F5)、自然文化因素(F6)、民俗信仰因素(F7)和外来文化影响因素(F8)。勾滩苗族文化景观变迁程度每一个标准化后的原始变量可以通过公式1系列与使用因子分析得出的因子的线性关系进行计算，而综合文化景观变迁竞争力则可以通过公式2来进行计算。

(三)居民对各文化景观变迁的感知程度

在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体系后，为了定义居民对各景观变迁程度的感知，我们通过对各分因子的变迁度均值进行加权平均值来测量，其具体公式如下:XN=(X1+X2+…Xn)/n，各主因子具体变迁程度如表5所示。在勾滩苗寨的居民感知程度上，认为变迁程度最大的是服饰文化因素(F4)和外来文化影响因素(F8)，这与访谈结果相一致，其中服饰文化是物质文化的变迁，而外来文化影响因素则是非物质要素的变迁。访谈中，村民认为服饰发生较大变化更多是由于游客的到来。村中除一些老年人，年轻的村民更愿意穿着跟随外界的服饰而非自己的传统服饰，他们认为非传统服饰更方便也更具有社会融入感。但是由于旅游发展，青年们有时也愿意穿着传统服饰，因为可以更好地吸引游客或者参加表演。由于穿着目的的不同，所以穿着时间也不再局限于婚嫁和节庆。受到外部主体文化的影响较深的是语言结构和寨老威信，较之传统苗寨，勾滩地理位置偏僻，与外界交流少，村寨内部的语言更多的仅以苗语为主，连移民到此的外地汉族也通晓本地苗语。但在与外界交流的增强和政府教育力度的增大后，勾滩苗寨目前除七八十岁年纪较长的老人外，不仅都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也能用汉语与外界进行各项生活事务交流，有些人还能讲几句简单的英文。而在勾滩，不像其他苗寨所有事务都由寨老主持，作为由半山苗和汉族共生的移民村寨，它最早是没有寨老的，村中的第一个寨老则完全是因为旅游开发，由村民推选出歌舞表演中最擅长吹葫芦笙的芦笙队队长担当。

其次，民俗音乐因素(F2)、梯田环境因素(F3)、聚落建筑因素(F5)和自然文化因素(F6)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勾滩的民俗音乐继承了传统的苗族音乐，但是却在传统上有所发展。整套苗族六管芦笙，包括高、中、低和倍低音。勾滩苗寨的芦笙舞集词、曲、舞为一体，包括迎宾曲、团结舞、踩脚舞、多耶舞等特色苗族舞蹈。在保留传统芦笙种类的基础上，表演队成员吸收其他苗寨中舞蹈师傅所教所授，在词曲舞蹈上进行了小的改编，但基本仍以祖辈流传下来传统的苗寨舞蹈为主。在这种变迁中，民俗音乐虽然也和民族服饰一样发生了变化，但是其根本是不一样的。民族服饰作为一种外在性的文化展示，它成长于该民族的生产生活，它的印记是其民族生活文化的表现，但当它在另外族群的文化包裹下，是很容易遭受更迭的。只要其文化主体的意愿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被影响，它的改变只需要把一种服饰褪去，换上另外一种服饰，这种服饰文化的改变便完成了，而且是彻底的，它只是民族的一种形。可是民俗音乐是一个民族内在生命力与灵魂的体现，它不仅根植于生产生活，更是焕发着整个民族的神与魂。形易动神难迁。也正由于如此，所以承载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民俗信仰的变迁度相对前两者就更小。

在梯田环境感知方面，村民认为变化更多的是在于旱田和水田间的变化，村中田地偶有由于居民外出务工而抛荒，大多由家中老人打理或者是请留在村中的其他村民帮种，植被覆盖面积也发生较小变化。勾滩的聚落建筑外观上至今仍为桂北地区典型的干栏木构传统建筑，由山脚到山腰平地而起，呈整体集中、局部分散的空间形态，在建筑外观上保留了传统的样式，建筑内部整体布局也并无太大改变，但是民居内部较之祖辈也发生一些小的改变。以贝江对岸有目前村中唯一特许经营的旅馆为例，经营者为当地苗族，其建筑形式仍采用传统式的木楼外形，而房屋内部设计却采用更适应于游客的标间式设计。其洗手间独立连接在传统木楼后采用传统木楼外形，但内部则是水泥建筑实质现代结构。它本身的景观形态美观度并没有遭到破坏，但居住条件则得到较大改善。目前村中正在筹建的另一家旅馆建筑也采用此类形式。究其原因，这不仅是为了更适应游客的需求，也是由于游客带来的思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冲击中所产生的改变，而村民自己外出务工中受到外界社会环境冲击的影响也促使他们在返回村寨中带来这些改变;而村中两三栋不和谐的水泥建筑则是由于村民对更舒适的生活的追求所致，跟木楼防火的局限性存在一定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美观，但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也不至于阻止，也可以在水泥楼外贴上木板来保持美观。村中建筑也必须进一步提高消防力度。村民普遍认为房屋卫生较之祖辈条件要好一些，比如早期游客到村中做客无法接受传统民居中的茅厕，而现在的民居是在厕所方面很多做了改善。自然文化中降水和河流方面整体变化相对较小，房屋材料的使用方面则依然以传统木楼为主，也有村民会在原木上刷上透明漆，但是村民反映其美观性在使用几年后不如原木材料散发自然光泽。

而变化最小的则是旅游负面影响因素(F1)和民俗信仰因素(F7)。村民普遍认为旅游发展对勾滩的负面影响较小，村中景区内部有专人打扫，到勾滩的游客大多很有素质，他们的到来对梯田和环境的影响也较小。村民对于能和游客一起分享本民族文化也充满自豪感，游客的进入对村寨的农耕生态形式的冲击不大，种地和竹木等经济作物等自给自足的农耕形态依然是农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较之同类旅游地而言，勾滩是旅游负面影响最小的一个旅游村寨。在民俗信仰方面，勾滩苗寨依然沿袭大年三十祭拜祖先的传统习俗，建房的日子、地基和风水都要请村中师公看过，不会随意动工。由于勾滩梯田依山而落，单位面积较小，地理位置不太方便，生产以及农活中使用的工具并没有太大改变，依然采用农耕为主，较少使用机械。

讨论和结论

根据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勾滩苗寨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内部和外部影响，其旅游负面影响、民俗音乐、梯田环境、服饰文化、聚落建筑、自然文化、民俗信仰和外来文化影响等各方面的文化景观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因此，要想可持续地发展旅游，在保护民族文化景观中应当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1)做好旅游规划的编制。规划要切合当地实况，深挖地方文脉，培养文化的自我传袭能力，加强对民族文化、习俗等隐性的、不可再生的文化景观的保护，强调文化个性，保持地方特色。文化对感知产生影响，感知方式和感知过程的变化同时也引起规划方法和特定景观价值的变化［13］，所以居民应当参与规划的前期展望，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规划的编制也应该更重视居民对自身文化环境的看法。

(2)加强旅游地居民的文化自觉观念。村寨文化景观的开发会促进旅游地的经济发展，在面对旅游发展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冲击时，要加强对居民的思想教育、引导和宣传，提高本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增强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在旅游带来经济效应的同时，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引导本地居民对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预期，形成良好的旅游服务氛围，并保证居民以主体身份参与旅游发展并分享成果。

第2篇

众所周知，文论是艺术哲学的一个子集。艺术哲学是以艺术活动的规律为其研究对象的。既然艺术哲学是以关注人的终极幸福为指向，那么，作为它的子集的文论，也同样具有这个特性。这样，如果说文论边缘化标示着人类务实的取向，其实就是说放弃对人类自身终极幸福的关怀是务实。这显然是谬论。所以，文论的边缘化并不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文论的日益边缘化呢？我们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进行探视。

从宏观视角看，是由于文论的发展对于社会――文化大背景的相对滞后性造成的。所谓相对滞后，是指文论不能发挥其对创作实践、欣赏实践的指导功能，对于疏导听众的思绪有所隔膜。

在中国当代基本来说还没有成熟的文论。它的组成大致是几个外源：首先是那些舶来品。西方文论在二十世纪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西方文论是在西方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们便于操作，便于展演，兼之这是位远道的和尚，故而一度十分得宠。只是，大家还须知道，远道的和尚，之所以人们说他会念经，无非是因为他的新法因其陌生而使听众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这些新鲜的经义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在它获得移植、嫁接以获得生命之前，它只能是多余的东西，顶多只能做为我们的参照。时至今日关于套用西方文论指导中国人审美实践的局限，时人已颇有感觉。

当代文论的另一个债主是中国古代文论。自五四学衡派到当今国学派，不少先生奉古代文论为圭臬，推崇备至。又由于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使国人听起来熟悉亲切，故而因乡音颇重而时时有掌声可闻。只是古代文论是从古代文艺创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而人们的审美感受由于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亦同样发生了嬗变。这样，古代文论与当代人的审美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具有直接对应性。以故标新，往往会落入刻舟求剑的尴尬。所以，古代文论所标举的一些美的境界、标准为越来越多的新人拒绝便是明证。

指导实践的理论要从实践中来，这是公认的知识学原则。应该承认，古代文论、现代文论、西方文论都包含着艺术哲学的一般性真理，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思想材料和方法上的借鉴。只是，引进借鉴和继承批判都不能取代到具体实践中去获得认识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文论家要产生卓越的文论，首先，要求他有卓越的、时代性的文学观念。这就要求他的前提身份应该是艺术家，而不是知识家和翻译家。不端正这个认识，也许我们永远不会有我们自己的文论。因为这样产生的文论只能是些假大空的无稽之谈，“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从微观视角看，文论系统自身也存在问题。这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文论哲学化的走向上。文论哲学化，一方面，说明该学科正朝着科学化发展，另一方面，又有思辨化，脱离实际的倾向。只是，当代文论所表现出来的哲学化倾向，在包含了上述两重意思的同时，对于后者表现出更突出的倾斜。在这个倾斜的影响下，文论日益成为自系统，在思维中兜圈子。久而久之，必然走向贵族化，走向枯竭。

如果说由于文论哲学化造成的文论边缘化还部分地是由于文论自身思维特征的局限，那么，因文论操作方式导致的文论边缘化又提醒我们要检讨一下文论家们的文论操作实践。

我们没有自己的文论，因为条件不成熟。这样，搞一些借鉴也无可厚非。然而，借鉴并非是拉大旗、作虎皮，文论家在取经时应该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布道时更应嘉善而矜不能。而我们的一些文论家的心态并非完全如此。他们不愿做小事，只好说大话。他们指责你不会“陌生化”，批评我不懂“新批评”，但他却不说其分晓。你和我因为不懂，开始以为他的文论高深神圣，时间长了，发觉崇敬不是医生，不能救死扶伤，而且也渐生疑窦――“他们也许自己也不懂”，于是，只得自病自医。相应地，文论家们便自叹“边缘化”，指责人们非理性。鉴于此，笔者斗胆向经营文论的先生们进一言：做点小事，勿以善小而不为。大事当然也应该做，但需要等待时机，准备条件，别着急。另外，文论不是大棒，别总拿它当大棒使，应把它当手杖，让大家的手都去拄它，它便自然不会“边缘化”了。

导致文论边缘化的原因还有不少。但是，无论怎样，我们都应对之保持清醒严肃的态度。这不仅因为文论边缘化趋势会影响我们的学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意味着人们对艺术的冷漠，意即对美的生存、发展方式的摒弃，这无疑是大家不愿见到的。

参考文献：

[1]《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第3篇

一、关于苏轼本人

苏轼是何许人？他是四川眉山人，生于1037年，卒于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一个博学多能，才华横溢的人物。他在政治上属旧党，反对王安石变法，多次被贬，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颖州，黄州，惠州，儋州等地外放为官，政绩也还不错，可就是得不到重用。而他在文学艺术上却很有成就，是北宋时期伟大的文学家，与其父苏，其弟苏辙合称“三苏”。在散文方面，他的文章恣肆，明白畅达，文学史称为“唐宋家”之一；在诗词创作上，他开创了豪放派风格，与南宋辛弃疾前后呼应，成为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等流传甚广。不仅如此，他还是有名的书画家。在书法方面，他擅长行书，楷书，取得颜真卿，杨凝式，李邕，所创行书，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浪漫之趣，开宋人尚意之风。传世的书迹有《答谢民师论女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帖》等，在书法史上有明显的启承作用；另在绘画方面，他是文人画理论的奠基人和实践者。在中国绘画史上有很深远的影响。那么，他的画观是如何形成的呢？

二、关于苏轼文人画观的形成

文人画的形成，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多种因素促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有一个相当长的演进过程。有人说张衡就有画名记载；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的论调；在两晋时代，如王“乃吾自画”的思想，这标明在士大夫传统中突出个性精神，而且看作高尚的精神活动。往后，宗炳的“畅神说”指明绘出自然景色旨在“畅神”。王徽对创作中感情成分的强调，以及顾恺之的“形神”理论等等，可说是文人画理论的起源或萌芽。到了唐代，王维隐居后所作水墨画，体现他的审美情趣，具有鲜明的文人画的特色，苏轼甚为赞赏可看出这些都是他的文人画观的文化渊源。此外，更重要的是北宋时期，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因素促成的文化状况是苏轼文人画观得以形成的客观依据。在政治方面，北宋的建立，基本上结束了唐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统治者为防止出现五代那样政权更替的混乱现象，重赏藩将削其兵权，施行尚文重教礼遇文人的政策，优待重用文人。在美术方面，于开国之初，便设立了无比庞大的翰林图画院，搜罗天下的名画家于院中，专为宫廷和皇家建筑绘画或施彩。视其才能高下，分别授予待诏，祗候，艺学，学生等职位。又北宋几个皇有文艺书画的爱好，广为搜集古今书画名迹藏于宫中或用以赏赐属臣，这直接促成画院画的发展。有人说，那时画院画写实的水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另在经济方面，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城市也随之发展起来，人们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日益增高，这又极大地促进了民间绘画与工艺等艺术门类的兴旺。据记载，当时汴梁朱雀门外及州桥西面就有“纸画儿”市场，逢年过节还有很多门神等装饰画卖，相国寺庙会时不时有画卖，在后廓还有专为人画像的生意。那时，长于画儿童的“杜孩儿”和长于宫殿画的“赵楼台”，每次创作新稿后，为防止别人模仿竞争，就批量作画，一次就有几百本之多投向市场。另有一些画家的作品，还通过商贩运往各地，许多茶楼酒店还挂用名画来招徕顾客。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专为高丽，日本制作佛像的行会，以应外国之需。由此可见，美术发展和文化市场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特别是皇帝的好尚参与于民间画风的盛行，文人士大夫爱好书画也就蔚然成风，形成潮流，其中有的成为收藏鉴赏家或画家。作画成为他们业余生活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消遣，为了抒发个人的情趣。这与画院画家，画工等绘画的风格截然不相同。苏轼这个博学多能才华出众的人，本身也是文人士大夫中的画家，自然看的清清楚楚，从而在评论宋汉杰的画时，率先提出“士人画”的概念，明确指出士人画与画工画的根本区别。又在对其他画家之画评说中，阐发出一些有关士人画的观点，影响很大，后来人对其评说不一。

三、关于苏轼“文人画”概念的论辩

文人画是中国绘画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人们对它的理解不尽相同，就当前绘画研究界来讲，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界定：

第一种是：以画家身份为标准，认为文人画即文人之画或士大夫画，可称之为“身份标准论”。

第二种是：以董其昌“南北分宗说”为基础，认为文人画就是南宗画。可称之为“南北分宗论”。

第三种是：从中国绘画发展全局和中国绘画特有的品质来考察，认为文人画是中国绘画中独具特色的风格样式，流派或风格体系。可称之为“全局特质论”。

“身份标准论”者不乏其人。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可说是其中的代表。他说，“所谓文人画，非流派样式之名，该作者身份区别之者也”，这岂不是说画家的身份是区别文人画的标准吗？那么不是文人身份的人可画出具有文人画风格的作品来，这就不好。如僧巨然，法常和苦瓜和尚也是文人画家之列。画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这样界定显然是涵盖不了的。另有人说文人画是士大夫之画，与苏轼当时提出的是士人画是相同的，士人就是士大夫。的确，苏轼当时是根据一些士大夫所作之画与画工画的不同特点概括出来的，是含有士大夫身份的成分在内。但是也别忘了，苏轼另在评宋汉杰时还说过：“不古不今，稍有新意，真士人画也。”这明确限定要“稍有新意”的士大夫之画才属于士人画，否则便不是。况且士大夫是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较普遍地具有官气和富贵气，倘若用官宦之气来解释苏轼所指出的士人画（后来董其昌改称为文人画），显然风格不符。所以我认为笼统用士大夫之画来界定文人画，是不确切的。当然，也应看到，用文人之画或士大夫之画来界定，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那就是封建社会制度保障了这个阶层的文化优势，使这个阶层的一些画作者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才有可能超越形似的拘束，画出抒发个人意兴的作品来，与苏轼的意兴相投，从而提出文人画的概念与画工画相对立，逐渐形成新的派别，这可说是这些具有高深文化修养，又有士大夫身份的画作者和文人画观的倡导者的历史贡献。

“南北分宗论”，这是董其昌提出的。他说：“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宋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赵伯驹，赵伯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有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又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吴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将军之一派，非吾曹易学也。”从上面两段文字看，董其昌认为文人画即南宗画。他的理论继承者陈继儒则更明确地说“南宗画就是文人画，北宗画便是院体画”。还有沈灏等都是一个腔调。他们一致认为南宗画（水墨山水画）文人画，缘自禅宗的“顿悟”，是有天赋的人顿悟的潜在灵感的体现，故其格调高逸，萧散闲雅；而北宗画（着色山水画）为行家画，属禅宗的渐悟，只重苦练，满纸匠气，燥硬繁冗，是渐修的结果，无天趣可言。这是董其昌等人崇南抑北，有意推崇文人审美情趣的水墨写意画风，抬高自己这一派（松江派），而抑制排斥工细画风的另一派（浙派）。此种关于风格流派的划分，虽然把水墨和着色对立起来，作为风格的差异，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从重视绘画中的个人创作境界来看，这的确是可取的，所谓“一重境界一重天”，要上升到一定认识和表现的高度，就应首先从创作者自身修养做起，这也是文人画家超越一般画工的特别之处。“南北分宗论”强调这一点，可使画家更自觉地强化综合的艺术涵养，对提高绘画的品味，我认为是有好处的。

此外，有的美术史家认为：“董其昌的南北分宗是以绘画艺术的风格以至某些技法（如皴法）作为标准来划定的”，还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皴法是山水画南北分宗的准则”，显然都是偏重于绘画技法来区分文人画与其他画的不同的绘画风格，许多人都不赞许。因为文人画不只是山水画，还包括花鸟画人物画等画科，其核心是不求形似，体现文人情趣，笔墨趣味等，称为写意风格。与尚工丽，刻意追求形似的“写实”风格不同。所以，我也认为，用技法作为划分风格的标准欠妥。

在这里，另需肯定的是，董其昌将苏轼的士人画概念改称为文人画，是与时俱进较为恰当的提法，得到公认，故现在人们把苏轼的士人画观称为苏轼文人画观。

“全局特质论”者认为，文人画是中国绘画的一种风格样式，其核心是体现文人情趣，注重笔墨趣味，崇尚诗情画意，主张诗书画印合壁，这种观点侧重从绘画风格和绘画特质来定义文人画，认为文人画是区别于画院画和画工画的一种风格样式，甚至是区别于西方绘画而具有民族特质的一种独特风格体系。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我们今天所谈的传统中国画，其审美体系，造型语言和价值体系，基本是从元明清文人画抽绎出来的。这种界定意在揭示中国传统绘画的民族特性和独特艺术品质与魅力。从这点来说，也是大部分研究者采用的观点，这种界定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我认为应予以肯定。

四、关于苏轼文人画观的论点及其流变和影响之论辩

苏轼喜欢评论绘画，自己也爱绘画，但在画史，他的画观更有影响。人们都知道，中国画讲求形神兼备，气韵生动，诗情画意，笔精墨妙，不似之似，诗书画印合壁等等，苏轼在这些方面，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比如形神兼备，这是关于现实特征和艺术特征两方面的认识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社会生活还是自然景物，其中的任何现象，都是形与神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形生神，神寓形，人是这样，花卉翎毛是这样，山川风光也是这样。而反映现实的艺术不能脱离客观事物的这一特征。但是在如何反映客观对象的形与神及何者为重的问题上，由于画家的审美观不同而有所分歧。

苏轼论画是主张重神似的。他在《书鄢陵主簿所画折枝》曾指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书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他十分明确是不重形似的。这几句诗影响很大，同时也引起很多误解。最主要的是认为苏轼根本不讲形似。其实，苏轼此诗后面还有几句：“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均匀。谁言一点红，斛寄无边春。”边鸾和赵昌是知名花鸟画家，以精工见长。不言而语，苏轼讲边、赵等人的画形神兼备，没有不讲求形似的意思，又如另评赵昌画时说：“若昌之作，则不特取形似，真与花传神者也”，这明明讲不特取形似，并不是不讲求神似。再如邓椿的《画继》中论述苏轼的画蟹尤可为证：“兰陵胡世将家收藏所画蟹，琐眉毛介，曲畏芒缕，无不具备，是亦得从心不矩之道也。”由此可见，苏轼在形神关系上，并不是不讲形似，而是重神似，讲求形神兼备的。

与神似有关联的是气韵。何谓气韵，谢赫认为生动表现人的精神气质，也就是人物的神韵特征，有时又称气韵为神韵。苏轼在《评汉杰画山》中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拔，看数尽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这里所谓“意气”，是指对象具有的精神气概，这与气韵是相通的，可见苏轼的文人画观是讲求气韵，并认为“气韵”（意气）是文人画与画工画根本区别之一。

再说中国画讲求诗情画意。实质上就是讲求意境。这意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诗为画家提供的意境，如顾恺之根据嵇康《轻车诗》创作的画就属于这一类。二是画家独辟意境，苏轼就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如他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诗和画的意境，都是王维自己独自创造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还很多，如评赵士雷画“有诗人之致”，在次韵吴传正枯木歌中说：“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人同”，在《欧阳少卿令赋所蓄石屏》：“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景物略与诗人同。”苏轼观看郭熙的山水画有意境美赞赏说：“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不用再多举，也可知道俗士是推崇和赞美绘画讲求诗情画意的。正由于苏轼推崇王维，后来董其昌等人则以王维为文人画的鼻祖。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则广为流传。自辟心境则成为文人画家追逐的目标。

关于中国画讲求笔精墨妙，这是关系到中国画的形式美及民族特色问题。文人画家们都崇尚“寓刚健于婀娜”的气力内含的用笔之美将顾恺之和王维作为文人画用笔的楷模。讲求意到笔不到，反对历历皆足的繁琐气。为发挥他们奔放出常的饿思想感情，常用精练润略的线条描写对象，表现出文人欣赏的情趣来，而墨分五彩，即墨色的层次变化，由渲染物象立体感的明暗作用进而代替了色的性能。笔与墨合即所谓笔立骨，墨生肉，笔提神，墨增彩，达到笔精墨妙，以构成文人画的形式美。苏轼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深知运用笔墨技巧的奥妙，懂得书画同源的道理，落实在绘画上，得心应手，常在临池时，有乘兴作画，他喜画墨竹，枯树怪石，所画《枯木怪石图》是至今仅存的作品，表现枯树蟠曲虬错，怪石如螺状，初看上去，似乎草率随意，仔细看勾，皴，擦，破，干，湿，浓，淡，技法全面，而互不干扰，发墨清晰，毫不滞涩，强烈地表现了他心中勃郁之气，是典型的文人画风格。另他在评燕肃画时指出：“燕公之笔，浑然天成，聚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之清丽也。”可见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体现了中国画讲求的笔精墨妙所构成的形式与民族特色。至于中国画讲求的“不似之似”，这个关乎中国画典型化的原则。早在一千多年的中国画创作中就重视运用了，但在理论上还刚开始探讨。直到明末清初，石涛的山水画理论的出现，在典型问题上作出了新的贡献。他的“搜尽奇峰打草稿”和“不似之似”说，很好地阐明了艺术典型形象的来源和特征，从而逐步使“不似之似”成为公认的典型化原则。

在这个典型化原则形成的过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郭熙也有这方面的见解。他认为，绘画虽有状万物的能力，但没有必要罗列一切，故选景要“取之精粹”，要寻找“一山而兼百山之形状”的带典型的景物，为纳入画面的景物作自由处理的依据。这可说郭熙深深懂得和善于运用典型化原则的，而苏轼又熟知郭熙，多次评说过郭熙的画，按说也应懂得这个原则奥妙的饿。苏轼说过“不古不今，稍有新意，真士人画也”，而明末清初崇尚文人画家的石涛，他的“不似之似”之说，是否也受一点苏轼的观点的启示呢？因无历史记载，故不得而知。当今世界绘画大师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可说是对“不似之似”这个艺术典型化的具体运用的深刻体验。

关于中国画讲求“诗书画印合壁”这个使中国画具有丰富的艺术情趣和艺术之美的问题。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绘画多是单一形式，画以外无他。汉晋流行题榜，只起说明绘画内容的作用。到汉末蔡邕奉诏作画赞与东晋王作画赞并书写其上，这又进了一步。到了宋代，由于文人画思潮的涌现和文人具有多种艺术修养，诗书画印的结合基本形成，文人的饿感情和艺术见解借题跋抒发，题跋之后也有加盖印章的，这使诗，书，画，印溶合为艺术整体，这是文人的擅长和贡献。苏轼在这方面虽没有专门论述，但可见到的绘画和文字记载中，他是积极参与题跋和赋诗的。在他自己的画中也加盖了印章，自然是赞成诗书画印合壁的了。后来的沈灏有论题跋，注重文字本身要具备书法美，落款要适当。郑绩对题跋印章继作研究，指出题跋的字体风格和大小要与画相称，印章要与画与题跋相照应等拘成形式之美。方熏则又更注重题跋内容美，这样一来，使题跋起到揭示，补充画的内容，印章增添了画面上的醒目，形象组合及节奏感，相映成趣，真正开始了诗书画印合壁，这可是中国画独立于世界艺坛光彩四射的一个迷人之处。

第4篇

一、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主流模式

1.传统的总分行制模式(或称为U型(即科层制)集权组织结构)。此种模式形成并发展于17世纪初期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当时商业银行组织变革的重点在于完善组织结构，以适应各项金融业务的发展和提高银行内部业务管理效率的需要。总分行制逐步取代单一银行制，成为西方商业银行组织体制的主流。[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传统组织结构是总分行制组织结构，其管理形式包括直线职能制或事业部制，即总行机关属直线型，总行和分行之间属事业部制，表现为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即管理责任关系和信息的汇报渠道均为总行、分行、支行、网点之间的科层关系。具体而言，总行机关按照职能的不同划分成若干个部门，而每一部门均由主管行长直接管理，形成职员经理部门总经理行领导的报告路线；总行之下的各分行都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利润中心，分行及二级分行的各部门主要向分行行长报告，形成支行分行总行的报告路线。这种组织管理结构的形成源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建立初期，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按行政区划和政府层次序列进行分支机构设置，具有明显的与行政体制融合的特性。

U型组织结构有利于集权控制，规范性高，组织稳定性强，曾经对我国银行各项业务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对于保证宏观国民经济计划和信贷计划的实现，具有较强的保障功能和效率。但是，随着宏观经济体制和运行模式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对市场交易规则与价值规律尊重程度的提高，这种组织模式的弊端和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其主要不足：一是机构多，管理层次多，部门分工过细，易导致信息传递失真，不利于决策层的决策。在“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中，等级区分严格，下级机构的信息必须层层汇集向上级传递，这不仅导致信息传递效率低，而且层层截留，导致信息的失真，总行管理层无法及时、准确地取得完整的管理信息资料，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和实施有效的管理。二是加大了银行内部管理成本、协调、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了风险防范能力，削弱了整体竞争力和资源配置力。传统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会割裂部门间及职能间的联系、交流与学习，造成结构化的、互不信任和互相贬低的文化组织。层层考核的机制，使支行之间、部门之间和上下级之间为争夺尽可能多的企业资源，造成内部无序竞争。加上商业银行中间管理层次过多、部门分工过细，导致各项资源在组织中流通不畅和传递时间过长，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同时管理缺乏针对性和决策滞后，机构分散，层层授权，缺乏对支行基本有效的内部制衡，导致风险点多面广，监管难度偏大。

2.新兴的扁平化——矩阵式管理结构组织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伴随着高科技的日益发展，特别是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银行强调以客户为导向，对传统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进行全新设计，孕育出了网络化和虚拟化银行的发展新趋势，组织结构扁平化在西方金融服务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西方商业银行普遍采用总行—(地区性管理中心)—分行—网点的管理模式。[3]地区性管理中心是总行职能的延伸，帮助总行承担一部分审批和审计工作，总行一般直接管理数百家分行。矩阵式结构作为组织“扁平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为越来越多的西方银行所采用。业务经营全球化、一体化和电脑化是当今西方商业银行经营的主要特征。各商业银行为了更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同时为增强银行内部相互之间的制衡机制，在全球各主要中心城市设立分支网络的基础上，分别按客户所分布的主要经济行业，从总行到分行自上而下地设立各个具体业务发展部门(关系经理)，按银行经营业务种类，在各个业务区域设立各种产品服务中心(产品经理)，为客户提供各类银行服务，形成关系、产品、区域三轮联动的运作架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矩阵式结构。

商业银行实行扁平化——矩阵式管理结构组织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一是管理层次少，有利于信息迅速透明地传递，减少了信息传递的损耗和变形，使得高层决策周期缩短，决策质量提高。二是可以推动信息和观念在纵向和横向的迅速交换，解决“金字塔”式组织结构中的信息堵塞问题，增进部门间知识的交流。三是中间管理层被大量精简，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使用效率得到提高。四是组织内部利益冲突减少，命令统一、指挥一致，信息流的畅通使企业能灵敏、快捷地对顾客需求做出反应，增强了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五是矩阵式结构打破了传统“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同时按多重管理目标建立管理和汇报关系，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并不统管所在地的业务经营，仅以地区负责人的身份起协调和后台支持作用，克服了单一管理带来的风险。六是有助于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鉴于扁平式结构能较好地解决等级式结构的层次重叠、冗员多、组织机构运转效率低下等弊端，精炼管理层次，加快信息传递，提高决策效率，扁平化模式成为时下西方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主流模式，国内商业银行要求进行扁平化组织再造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也存在缺陷。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集权性和规范性低，恰恰丧失了总分行制结构下集权性和规范性高、组织稳定性强的优势，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弊端：一是组织不稳定，管理容易失控。在矩阵式管理结构下，由于人员变动频繁，人事关系、报告路线不稳定，会削弱组织的稳定性，容易造成管理失控，给银行带来不容小觑的破坏力。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之所以可以长时期越权操作而不被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巴林银行采用的是矩阵式管理结构，作为交易员的里森主要是向总部报告，新加坡分行对其所作所为知之甚少，难以约束。二是容易造成管理责任不清，业务部门相互推诿现象。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集权性和规范性低，组织内成员由于个性不同容易在组织内部产生各种矛盾与冲突，因此，其强调一种协调机制的建立，倚赖于银行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实践中，实行矩阵式管理结构的银行为避免责任不清，保证业务的有序进行，往往需要对各有关部门的职权范围和报告路线界定明确。三是提高员工的心理成本。扁平化组织相对于金字塔型组织，会造成职位减少、个人发展难度增大的现象，容易使员工产生心理损失或失落，从而导致人才流失。

扁平化管理对信息的收集与传递有较高的要求，西方商业银行实行组织扁平化是在长期的标准化管理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管理水平、科技条件和人员能力跟不上扁平化要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全面推行扁平化管理反而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二、两种模式下组织结构控制的比较及评价

1.总分行制模式由若干层次结构互相关联而成为一个整体。由于一个人能够直接管辖的人数是有限的，管理太多的下属人员会使管理工作复杂化，分层的目的就是为了缩小控制幅度，提高控制效率和工作效率。因此在传统的层级化组织结构中，必须进行集中决策，建立一种层级化的组织体系，因此企业需要有一个庞大的中层管理群体来负责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并把信息传送给高层管理者。同样，由于中层管理人员能够与基层操作部门保持直接联系，因此高层管理者也需要中层管理人员来具体地贯彻企业方针。组织是一种金字塔结构，层级越高，权利与责任越大。但是，不合理的层次结构或层次过多，同样会影响内部控制效率。层次过多，信息传递速度会降低，信息失真的概率会提高，控制成本和费用会增加，内部协调活动会变得更加复杂。

2.扁平化模式则是建立在强大的管理信息系统基础上的。从理论上讲，管理信息系统能够降低信息获取的成本并拓宽信息传播的范围，从而使牢固的金字塔结构得以改变。管理信息系统能把信息从操作部门直接传递给高层管理者，从而越过了中层管理者。管理信息系统还可使高层管理者通过通信和计算机网络直接与操作部门取得联系，而不必通过作为中介的中层管理者。所以，管理信息系统会使银行组织变得更加集权化，银行高层管理者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并趋向于逐渐取消中层管理，银行组织结构变得更为扁平。但是，如前所述，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也存在先天的缺陷。集权与分权是一对矛盾，从理论上说，一定程度的集权有利于风险的控制，但是当组织达到相对大的规模后，过度集权就不利于合理决策，不利于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并容易助长组织内的。反之，过度分权又会造成组织的不稳定和管理失控。[4]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管理跨度大，集权性低、规范性低，容易带来组织不稳定，管理易失控、管理责任不清、业务部门相互推诿等弊端。因此基于扁平化模式下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控制必须进行创新。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商业银行要求进行扁平化组织再造的呼声日渐高涨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更应清醒认识到扁平化的风险和困难，加强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中的内部控制，消除扁平化后出现的控制盲点。

三、扁平化模式下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控制创新的对策建议

扁平化组织结构代表了银行的管理新观念，有相当的先进性，是我国商业银行管理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改造中，必须重视和加强扁平化模式下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控制，为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再造“保驾护航”。

1.加强授权审批控制。内部控制要求商业银行在进行交易和经营活动时，要有授权批准制度，以确定完善的工作程序。在扁平化模式下，由于人员变动频繁，在人员变动过程中，尤其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审批授权制度，报告路线在通常情况下必须要有相对的稳定性。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应该下放多大的权力，如何选择最优的授权范围，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银行的规模。银行规模越大，管理跨度越大，决策的内容和信息需求增加，就越需要把更多的决策权授予下一级管理者。二是责任或决策的重要性。一项业务的责任越大或决策越重要以其利害得失和对银行未来的影响来衡量，则越不太可能授权给下属。三是任务的复杂性。任务越复杂，就越需要更多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来完成，也就需要更多的授权才能完成。四是下属的才干。授权要求下属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和知识水平以接受权力并执行。如果下属缺乏这些条件，上级管理部门便不愿意将权力下放。

2.加强程序控制。程序控制包括制定银行的规章制度和制定操作规程两个方面。在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系统内部，每一个组织都可看作是一个责任中心，总行、区域管理中心、分行等各自的责任要界定清楚，尤为重要的是每一个责任中心之间的责任界定。为避免责任不清，保证业务的有序进行，需要对各有关部门的职权范围和报告路线界定明确，既要避免权力重叠，也要防止出现权力真空，使每项业务处理的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机构负责。在扁平化模式下，要按照国际质量认证体系的标准，建立标准化、科学化的业务及事务流程，在流程中风险点上设立必需的监控程序。根据银行业务特点，建立标准化的服务及业务流程，在分析流程中存在的风险点基础上，设立清晰、简单易操作的监控点，并提炼和固化各监控点的具体审核要素，使流程、监控点及审核要素成为良好内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控制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风险。

3.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成效很大程度取决于银行职工素质的高低，因为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全面提高商业银行职工的素质，才是充分发挥内部控制系统功能的最有效办法。在扁平化方式下，商业银行必须创建一种结构制度和组织氛围以满足员工的激励需要，为他们提供挑战性的工作和继续学习的机会；要对员工进行银行职业生涯设计，为员工制订个人发展规划，以弥补扁平化后职位减少，个人发展难度增大的缺憾；要全面提高员工素质，加强员工的岗位培训和后续教育，鼓励并选派员工到国外银行机构实习，建立系统的人才评价机制和科学化的员工培训制度，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并分门别类建立人才管理库，实行动态监测，合理流动；要加大教育投入，进行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开发一种具有学习和发展能力的智慧型组织。

第5篇

1．引言：

城乡规划的可操作性是一个历久常新的话题，编制出可操作性强，实施性强的规划，是每一位规划师极力追求的目标。但规划的实施往往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规划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从法律、政策、管理等方面创造促进其实施的环境条件。从规划师自身角度而言，如何从改进规划编制的方法出发，制定出科学性强、透明度高，广泛反映社会意愿的规划，来加强规划的可操作性，是每一位规划从业人员所认真思考的问题。

2．当前城乡规划可操作性不强的缘由

“城市规划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从根本上说，城市规划并不是为了“纸上画画”去编制文本，而主要的是付诸实施，它是一个从编制到管理、再到实施和反馈的连续过程”。[1]（马武定）这一论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规划的本质，也揭示了规划编制与实施之间的关系。

规划与实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规划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建设实施，规划只有实施才能体现价值。不能实施的规划不能算是合格的规划。同时，实施可以反馈规划中的一些问题，以便于更好的编制规划。然而，由于存在规划的可操作性不强，导致目前很多情况下规划与实施的脱节，规划成果成为“图上画画，墙上挂挂”的摆设。规划的可操作性成为规划工作者的软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2．1偏重对空间形态等“硬”规划的研究,缺乏对实施机制等“软”规划的认识。

规划的实施分析需要实施机制的强力支撑，而实施机制往往涉及到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由于受传统“技术工具型”规划编制技术路线的影响，规划设计人员往往偏重对空间布局、空间形态等“硬”规划技术的研究，而对实施机制等“软”规划的认识不够。而一个规划的实施与政府的财政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实施机制关系密切，如果规划编制不能与现行的实施机制有效衔接，规划的可操作性就无从谈起。

2．2缺乏对实施路径、建设时序的考虑，使规划缺乏弹性。

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都要求规划方案有一定的弹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然而，目前“静态蓝图式”的规划模式，使规划人员往往忽视对实施路径和建设时序的考虑，不能帮助实施者对规划实施的路径、时序做出较为明确和清晰的把握。现实情况稍微有点变化，规划就无法应对，导致规划应变性差，操作性不强。2．3规划方案的唯一性，使规划缺乏科学性

事物发展存在的多种可能，然而，目前规划过程中往往是强调规划方案唯一性，把事物发展存在的多种可能方向，最终规划成一种发展可能，对规划的实施发展诉求存在的更多的可能条件分析不足，这使规划缺乏一定科学性。也就降低了规划的可操作性。

2．4、规划设计过程中没有充分反映民意，闭门造车，缺乏民意基础。

我国规划师往往存在一种观念，认为规划是一项需要复杂技术的职业，甚至受计划经济时代自上而下观念的影响，视为技术官僚和技术精英。在内容上往往偏重在建设形态，空间形态的研究，缺乏对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平衡的考虑。对规划受外部各种变化的力量所作用的连续进程这一点，漠不关心。对民意诉求和社会各界其他的意见吸纳不够。使规划不能体现多元主体利益的要求和充分反映民意，缺少可操作性的基础。

2.5对实施主体认识的缺位，缺少与大部分实施主体的沟通

目前，规划阶段对实施问题研究的偏少，跟广大的实施主体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也是导致可操作性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规划人员往往偏重与规划编制组织主体的沟通联系，在城乡规划领域内规划编制组织主体一般是规划建设部门，但是在现行的体制背景下，建设规划部门不是一个综合、全局的部门，她仅仅被赋予了一个专业部门的职权，只承担了规划实施一部分职能。这种工作方法导致规划与相当多的实施主体的沟通不足，在规划编制阶段没有充分暴露矛盾，揭示问题，没有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方案的可操作性也大打折扣。

3、提高城乡规划可操作性的对策与思路

3．1重视多视角的切入，多目标的统筹，加强规划“广度”。

规划中重视多视角的切入，可为规划方案的制定提供多元的考虑因素，注重多学科与多价值观的合作与交叉，可增强了规划的“广度”，使规划的思路更加宽厚，为规划更具有科学性，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城乡规划牵扯到经济、社会伦理、生态环境、空间布局等方方面面，若规划论规划，未免视线过于狭隘。因此规划强调多视角的切入，按照目标与问题双重导向的思路，强化多目标的统筹。为规划方案的制定提供较为全面的视角考虑。

3．2以人为本，强调公众参与的实践规划。

公众参与是多元主体思想和观念的交流、碰撞和整合过程，为不同利益主体对话，协调乃至最终走向合作构建了一个有效的平台[2]。。公众参与可以起到集思广益的作用，从而有效减少规划过程中的失误。城乡规划涉及政府、公众、开发商等多方主体，各方主体在目标导向和主体利益上会有所不同，在主体的的观念和思想上，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城乡规划编制过程中要多路径推进规划的公众参与。通过公众参与能保证规划成果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不同主体的要求和意见，通过公众参与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分歧的协调，减少实施中矛盾的激化。

3.3多方统筹，重视多部门利益的综合协调，调动各部门参与规划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城乡规划制度的研究往往集中在规划部门本身，城乡规划获得的权限也是建立在特定的行政组织结构基础之上的。导致城乡规划编制的侧重点也往往偏重在建设规划部门归口，对其他部门职能利益考虑不全，规划的实施也往往得不到相关部门的应有的支持。城乡规划的综合性要求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加深对其他职能部门职权与城乡规划之间关系的研究，重视多部门利益的综合协调，突出各部门价值的导向，主动引导、明确职责，以期能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积极响应，为规划的实施提供良好的政府基础，充分发挥城乡规划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统筹和综合调控作用。

3．4重视规划的政策属性，加强“配套政策”的研究和支撑

规划编制具有技术与政策的双重特性，规划成果既是蓝图，也是规划管理的依据。规划编制既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技术，也是建立目标，指导实践的公共政策过程。为了体现规划“公共政策”的属性，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应该加大了配套政策和实践保障措施方面的研究，进行体制创新。配套政策是城乡规划发挥效用的制度基础，也是规划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主要体现。从政策层面来研究规划实施中的管理制度、标准、政策等问题，可以大大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

3．5、强调成果表达方式易读性和规划管理的便利性

规划成果的表达更具有易读性，提供方便性，可增强规划的公众参与性，加强规划管理的便利性，也是提高规划可操作性的一个方面。因此，在规划成果表达上从不同层次公众能看懂、读懂的角度，把规划的主要过程和规划设想表现在成果体系上，使规划从现状得出结论的过程，以及规划的措施和方法一目了然。另外，也要强化规划与实施的互动，从实施过程中反馈问题，给规划编制提供经验借鉴，形成规划与实施的良性互动，增强规划编制的可操作性。

4、结语

规划实施是规划编制最终结果，而规划可操作性是推动实施的根本动力。随着城乡规划实践的深入，规划编制的类型越来越多，规划编制工作充满了更多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做为一个城乡规划设计人员，责任感促使我们要从规划实施的角度来更多探讨规划的可操作性。把规划的可操作性作为主线贯彻规划编制的始终，通过不断的实践，来把握规律，寻找共性，服务社会，体现城乡规划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References）：

第6篇

近十年西方许多企业在组织设计、复杂环境、信息技术方面面临着比较广泛的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引起了对管理会计变化的需求，许多经验研究的证据表明了这种变化。如传统的管理会计技术（如预算）尽管仍很普遍但通常与新的会计技术一同使用；新信息技术在许多组织中使常规的会计任务中心化（或从外面取得），管理会计由原来在组织内部由一小部分专家所拥有变成组织内部分散化的知识；管理会计师转向为企业持续经营提供直接的支持或内部经营咨询。管理会计的变化当然通常被推断为好的现象-将现实变得更好，但是人们发现，变化也可能与负面的发展相联系。如带来大量的问题、引起倒退、甚至迅疾的大破坏。而且，尽管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对管理会计系统的变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管理会计系统的变化还是比较困难和缓慢（Granlund，2001）。

管理会计变化的这些特点，引起一些西方学者的关注，管理会计变化研究因此成为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重点。

根据Macintosh和Scapens（1991）的观点，现代管理会计变化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是经验案例研究、基于经济学理论的实地研究和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认为，管理会计变化与环境和围绕它的更加广阔的社会和制度力量有关，管理会计可以视为个别组织中的制度，在特定的组织中管理会计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巩固思维和行动中的理所当然的方式。专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关注概念体系、转变条件和原因，涉及制度和行为方式、制度行为如何在不同时期持续等问题。Macintosh和Scapens（2000）认为，会计文献所使用的社会学制度理论有三种：新制度经济学（或交易成本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社会学（newinstitutionalsociology）。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会计的研究，基本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于合理性和均衡的核心经济学假设，因而更为关心预测合理的或“最优的”结果，而不是解释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所呈现的过程也即变化过程。新制度社会学对会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计实践的外部组织制度（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般影响。旧制度经济学则将视角集中在组织的常规和常规的制度化，认为管理会计系统和实践能够产生组织的规则和常规，因而研究管理会计的变化同时也是研究组织常规的变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点介绍和研究Macintosh和Scapens（1991）的管理会计变化的结构理论和Burns和Scapens（2000）的基于旧制度经济学的管理会计变化制度理论。

二、管理会计变化的结构理论

Macintosh和Scapens1991年在《管理会计研究杂志》上发表“管理会计与控制系统：结构化理论的分析”一文，提出将：Roberts和Scapens（1985）、Macintosh和Scapens（1990）以及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运用到管理会计系统的研究中。认为结构理论包容了AdamSmith的古典经济学和KarlMarx的经济决定论（Macintosh和Scapens，1991），对理解管理会计的性质很重要，是解释管理会计系统在组织社会秩序的产生、调节和转变中的作用，理解推动该系统的不太明显的动力的有价值的手段；管理会计系统在组织中可以形成和复制含义、权力和道义。

（一）结构性及其三个方面

结构性理论由英美传统的领先社会理论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1938）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发。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既能解释社会制度又能包含理解其转变条件的概念体系。

其最终的目的是一种Spencer，Weber，Parsons和Marx传统下的一般社会理论（grandsocialtheory）。

其基本假设是任何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包括行为（agency，有自我意识的人的主观行动）和结构（来自行为和相互作用个人和团体的社会结构的结构资产）两部分。结构是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形成和安排社会行为和为社会活动提供约束的规范、样板、蓝图、准则和规则，是社会相互作用和活动的“DNA”。行为将社会生活描述成由主动的个人所组成。这些个人在社会环境中主观地产生引导他们的共同理解。行为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一种有目的性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的能力。吉登斯认为，结构和行为间存在递归的关系，它称其为结构性（structuration）。其基本假设是任何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既包括个人在其中相互作用（结构）的社会结构，又包括有自主意识的人的行为。结构性表达了个人和社会结构间的双重或相互依存。

结构性和结构的双重性是行为过程所形成的行为方式的社会模式常规的持续复制，是理解社会繁衍和持续性的一个关键概念。结构性同时发生在三个方面：含义（signification）、支配（domination）和合法化（legitimation），有时也被称作含义、权力和道义。含义结构是用作产生意思的语义规则；支配结构是用作产生权力的资源；合法化结构是产生道德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社会系统的这三方面紧密交织难以拆分，它们一起在组织与制度中影响社会活动和行为人间的相互作用，它们限制和强制行为人获得为维护社会秩序所需的合作。下面对结构性的这三个方面作进一步描述。

第7篇

资产证券化20世纪70年源于美国，成为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最具活力的金融创新之一，其发展与巴塞尔资本协议有密切的关系。从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推动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进行资本套利，到1999年6月巴塞尔资本协议第一次征询意见稿正式将资产证券化列入监管范围，再到巴塞尔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处理几易其稿，资产证券化框架至今仍在讨论之中。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同时，又引发了对巴塞尔资本协议本身的不断修订。实际上在早期阶段，巴塞尔资本监管框架并没有把资产证券化列入，但随着监管框架的不断完善，巴塞尔监管委员会认为“资产证券化的处理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缺少了该部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达不到监管的目的”.资产证券化在监管框架中的相对地位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为把握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的主要发展脉络，本文主要把握巴塞尔委员会《资产转让与证券化》、WP2、CP3的资产证券化部分及105号出版物。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资产转让与证券化》是巴塞尔委员会关注证券化的开始，WP2是CP1(第一次征询意见稿)、CP2(第二次征询意见稿)、WP1到CP3的一个过渡，较之前两个征询意见稿和第一份工作文件，WP2更为完整且趋于完善，又有较大的变动，可以反映巴塞尔委员会对证券化风险识别及管理理念的深化。同时，CP3是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的全面解析，有必要对其内容进行介绍。105号出版物作为资产证券化框架的最新变更，通过它可进一步加深对于该监管复杂历程的把握。

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推动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是近30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和发展最迅速的金融创新之一。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缺乏流动性、但具有预期未来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汇集起来，形成一个资产池，通过结构性重组，将其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据以融资的过程。证券化的实质是融资者将被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的未来现金流收益权转让给投资者，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可以转让，也可以不转让。资产证券化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巴塞尔协议在各国的实施，银行对资本充足率的重视，大大刺激了资产证券化在世界各国的发展。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资本要求为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提供了两个路径选择：增加资本的“分子策略”和缩减风险资产总额的“分母策略”。前者是调整资本结构策略，可以进行股权融资或提高利润留成增加核心资本。不过，由于股权融资会稀释股东权益，往往会遭致股东的反对；银行也可以通过次级债券融资，但《巴塞尔资本协议》中附属资本在自有资本中所占比率不得高于50%的比例限制，使得这一方法的使用有限，所以“分子策略”对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增长空间不大。而“分母策略”则是通过出售高风险低盈利资产降低风险资产的比重，缩小风险资产总额，显然该策略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潜力。

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是资产证券化得以迅猛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它的出台推动了国际银行界的资本套利行动。对于发起行，资产证券化的表外处理使得证券化的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移出，资产和负债同时发生变动，使资产存量减少；另一方面，资本数量未发生变化，因而发起行的资本充足率得以提高，达到了释放资本、规避资本金要求的目的。对于投资行，投资证券的风险权重一般低于发放贷款的风险权重，也可以减少资本要求，供求两方面都推动了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MathiasDewatripont＆JeanTirole在其合著的((Theprudentialregulationofbanks))(中译本《银行监管》)一书中对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经理的吸引、银行选择资产证券化还是调整资本作了规范分析，从理论层面得出了如下结论：一是当资本充足率有约束力时，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的股东和经理都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当银行的资本比率接近最低要求时，证券化在提高资本充足率方面特别有效。

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各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中，欧洲和日本资产证券化的推动都主要是基于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考虑。如日本颁布资本充足要求规定后，许多日本金融机构为满足要求，通过股权融资手段扩大资金总量。强劲的日本股市曾一度使日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38%，但当股市回落时，许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又迅速回复。由于日本股市的脆弱性，日本银行认识到提高核心资本并非明智的选择，从而转向利用证券化限制资本增长的“分母策略”。在欧洲，1986、1987两年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ABS)总量仅为17亿美元，而到1996年达到300亿美元，1998年为466亿美元，2002年达到792亿欧元。

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的演变

一、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的起源：《资产转让与证券化》

1992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就资产证券化出具了《资产转让与证券化》的分析报告。报告分为简介、资产证券化的机制、资产证券化的动机、资产证券化的影响和监管问题五部分。

1.委员会关注资产证券化监管的原因。

委员会之所以提出要将资产证券化纳入监管的范围，是基于资产证券化日趋活跃，带来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主要的担忧是：如果不是彻底出售的话，那么信用风险仍会留在银行中。报告简要分析了资产证券化使银行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1)出售方银行因非真实销售，会面临资产质量不佳而遭受部分或全部损失的风险。(2)即使银行有效转移了资产，但当资产出现问题时，它仍然可能面临着重新购回证券的道义压力。(3)银行还面临操作风险。

2.资产证券化监管的初步建议。

委员会指出，各国监管者需要认真确定某一证券化安排中的风险是否已部分或全部有效地转给了投资者或信用强化者，并要确保安排是审慎的，主要应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1)真实销售。

如果发起行承担着下列任何一项责任，则认为它并没有实现真实的出售：一是回购或交换任何资产；二是任何已售出资产的损失保留在出售方银行；三是支付已售出资产本息的任何责任(服务费除外)。这三类资产均应由银行的资本作为支持。

(2)证券化安排的管理。

应确保银行不提供某种形式追索的道义责任和信用风险。如果存在下述情况，银行可能提供了信用支持：一是要求将特别目的的机构（SPV)并入财务报表并将其名称列在该机构的名称内。二是为SPV或安排提供支持的责任，例如弥补发行损失。三是在从债务人处收到收入之前向购买者汇款的责任，或弥补因所管理资产的延迟付款或未付款而形成的现金缺口，除非完全是出于现金流量时间安排方面的考虑。

在上述所有情况下，银行承受着某种形式的信用风险，且此类风险应有相应的资本基础作为支持。

(3)第三方银行的信用增强(creditenhancement)或流动性支持。

信用增强的两种监管方式：一是当银行的信用增强所支持的是第一损失或根据历史数据判断的损失金额较高时，以组合资产的金额为基础进行风险加权；另一种方式将信用增强额度从银行资本扣除。流动性支持应视为有效担保，与信用增强同等对待。

可见该文件只是简单地提出了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的几个要点，并未提出具体的处理办法，但是它对资产证券化的关注为关于资产证券化的两份工作文件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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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证券化框架的完善：WP2

如果说《资产转让与证券化》只是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的初步感知，CP1、CP2、WP1是证券化处理方法的雏形，那么WP2无疑是巴塞尔委员会在资产证券化处理方法上的一次飞跃和突破。它在WP1中提出的流动性便利、提早摊还的处理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更为全面地认识和覆盖了资产证券化暴露的风险。

1.委员会对WP1修改的原因。

在WP1中，巴塞尔委员会主要对如下七个问题尚存不确定和疑问，就此向业界征询意见，以对WP1进行修改，从而完善资产证券化框架，这也是WP1修改的重要原因：(1)在计算拥有外部评级或推测评级的资产证券化暴露的风险权重时，使用ABS因子是否合适。(2)在计算发起行资本金要求时是否应设立上限，即最高资本要求.(3)监管公式方法(SFA)的测度口径。(4)关于循环证券化经济资本的计算方法。(5)期限的调整。(6)流动性便利处理的风险敏感方法。(7)是否对某些证券化风险的处理上不清晰或充分。

2.WP2对WP1的修改内容及结果。

经过整理业界对WP1的反馈意见，WP2对上述一些问题做出了回复并对WP1给予了修订和更为明确翔实的表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WP2中较大的变更，也是与整个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一致的地方，是提出了资产证券化的第二支柱——外部监管(supervisoryreview)，并在附录4中予以了详尽说明。证券化外部监管支柱要求监管当局在评估银行资本是否充足时要注意银行利用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es)结构降低资本要求，以及证券化资产池中资产的相关性是否在资本计算中得到反映，并对隐性支持条款、残余风险、收回条款、提早摊还的外部监管提出了操作建议。同时，对证券化的监管也秉承了新协议强调的监管的灵活性。在资本金要求方面，监管当局可根据证券化的风险转移程度对资本要求进行调整，而且为应对证券化飞速的发展，委员会提出监管当局应当能够根据证券化呈现出的新特征来判断其对风险转移的影响并采取相应对策。

(2)WP2的另一个较大变更是提出了资产池分散性(granularity)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对以评级为基础的方法(RBA)和监管公式方法(SFA)的计算进行了相应调整。通过征询业界意见，委员会认为资产池暴露的分散性是证券化风险分散程度的重要决定因素。对非分散性资产池的证券化将给优先证券化带来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因而分散性被纳入了RBA和SFA中。对于RBA，要根据资产池的分散性和证券化暴露的厚度(thickness)来决定不同的风险权重。对于SFA，银行应考虑资产池的风险性和资产池资产加权平均违约率(thepool’sexposure-weightedaveragelossgivendefault)。

(3)WP2修改了SFA。在WP1中，SFA的计算基于三个参数：KIRB、L证券化的信用增强水平)、T(证券化的厚度)。为提高SFA的风险敏感性并根据上文提及的分散性，SFA的计算又增加了N(暴露的有效数量)和资产池资产加权平均违约率(LGD)。WP1中提出的系统资本要求应等于(1+β)*KIRB(β是由委员会制定的风险升水，约为20%)也被废止，因为非分散资产池的证券化比分散资产池的证券化需要更多的资本金。由于参数的增多，特别是评估每笔证券化资产池分散性的繁琐，委员会也意识到这将加重使用SFA银行的负担，因而又提出了简化计算有效数量N的“安全港”概念，并对LGD的计算也进行了简化。

(4)WP2制定了对发起行的最高资本限额。WP1中的IRB处理方法使得某些情况下银行的资本要求高于未实行证券化之前，业界反映证券化不能增加发起行的整体信用风险，相反风险被重新分配并转移至第三方。由于这与委员会提出的“IRB不应激励或阻碍银行实行证券化”及鼓励银行向IRB过渡的理念不符，委员会制定了对发起行的最高资本限额，但最高资本限额只适用于能计算资产池KIRB的银行。

(5)流动性便利和表外信用增强处理方法的修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①委员会在标准方法下制定了一系列规则，用以认定表外头寸是否可被认定为合格流动性便利。②委员会认识到流动性便利的一种特殊情况，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会使用，比如市场混乱条件下的流动性便利，并对该种情况制定了信用转换系数(CCF，creditconversionfactor)。③业界意见表明大多数流动性便利和信用增强不大可能有外部评级或推测评级，因而委员会提出对所有未评级便利扣除的方法并不适用于此；并对较优的流动性便利和信用增强提出了“对应法”(lookthroughtreatment)。

(6)对具有提早摊还特征的证券化处理方法的更改。

①WP1中对所有具有提早摊还特征的证券化使用固定的信用转换系数。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后对具有该特征的未承诺零售风险暴露(uncommittedretailcreditlines)提出了不同的转换系数。

②更改了对具有提早摊还特征的证券化发起行的资本金要求，发起行应对发起行利息和投资行利息都持有资本金。

③委员会还进一步对具有提早摊还特征的证券化进行了区分：控制性的提早摊还和非控制性的提早摊还，并对两者提出了不同的处理方法。

另外，WP2中将业界普遍表示欢迎的“自上而下法”中适用于剩余期限为6个月的证券化延长为一年。

3.WP2中对业界质疑问题的保留及解释。

对于一些业界质疑的问题，委员会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并未进行修改，而是给予了详尽的解释：

(1)关于扣除低于KIRB部分的头寸。

WP1中提出发起行自留或回购部分的信用增强水平如低于KIRB就应当扣除。一些银行注意到这种做法与支撑IRB框架的信用风险模型不符，提出了异议。委员会给出的解释是该做法能激励发起行将蕴含最大风险的高度次级证券化暴露转移出去，因而是合理的。

(2)关于ABS的风险权重。

在WP1中，对于评级为A-及以上的证券化暴露的ABS风险权重与具有相同评级的非次级公司债券的风险权重相同，而对于低于A-的证券化暴露，其ABS风险权重则低于相同评级的非次级公司债券。业界就这种差异提出了不同意见。委员会的回复认为这种差异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厚度不足的次级证券化往往比相同评级的公司债券呈更高的违约率。其次，分散化资产池支撑的证券化多具有系统性风险，因而其边际风险更高。

此外，WP2就一些尚不明确的细节继续征询业界意见，包括有效数量N的确定、非分散的资产池支撑的证券化方法是否进一步调整以及RBA和SFA对资本金要求计算结果到底有多大的差异。

三、资产证券化框架：CP3

CP3的信用风险一一资产证券化框架从501段到606段，分为资产证券化框架下涉及的交易范围和定义、确认风险转移的操作要求和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处理四部分，以下将对框架内的变更和核心问题进行介绍。

1.与WP2相比，CP3中资产证券化框架的变动。

(1)加入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第三支柱——信息披露，规定了资产证券化的标准法和IRB法下的披露，包括定性披露和定量披露的具体内容。

(2)承诺的零售信用风险暴露和非零售信用风险暴露的信用转换系数提高为90%(原为80%)。

(3)监管公式的“某一档次的IRB资本”计算方法由原来的被证券化资产的名义值*[S(L+T)—S(L)]变动为被证券化资产的名义值乘以(a)0.0056*T、(b)(S[L+T]—S[L])中较大者。

(4)新增加了对流动性便利的重叠部分无需持双份资本的条款。

(5)新增了在银行无法使用“自上而下法”或是“自下而上法”来计算KIRB的情况下暂时使用的方法。

2.CP3中资产证券化框架的核心问题。

(1)委员会提出确定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需资本时，必须以经济内涵为依据，而不能只看法律形式。这项规定适应了资产证券化形式多样、层出不穷的发展趋势，同时又赋予了监管当局相当大的灵活性。

(2)CP3特别对发起行的概念给予了说明，是由于CP3中发起行的定义范围大于一般对发起行的定义，实质上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发起行、承销人，也即对该过程进行管理、提供建议、向市场发售证券或提供流动性和／或信用增强的银行，就会被进而看作是发起行。

(3)发起行可以在计算加权风险资产时将被证券了的资产剔除的相关条件。

(4)CP3对风险暴露的处理方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中SFA和RBA的适用范围、操作要求、具体计算给予了详尽说明。

四、资产证券化框架的最新变动：105号文件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CP3的资产证券化框架部分是业界反应最为强烈的部分之一，也是许多监管当局宣称不接受CP3的重要原因之一。业界普遍认为CP3中的资产证券化IRB过于复杂，给银行带来了负担。委员会于2003年10月开始对证券化框架进行了修订，并于2004年1月提出了修改意见稿，主要是简化了资产证券化框架并推进了处理方法的一致性。

1.委员会考虑对一些未评级的低风险证券化头寸采用新的处理方法，该方法应能够体现领先银行目前的风险管理实践。委员会将对资产支持商业票据采用内部评估方法(InternalAssessmentApproach)。

2.委员会将简化SFA。第三次征询意见稿中的监管公式方法用于处理未评级头寸，起初业界对它的反映主要集中于其复杂性。进一步，业界质疑SP与目前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的不一致性，但同时也有一些银行认为SF更具敏感性并愿意采用。简化后的SF将适用于所有未评级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流动性便利和信用增强，并且委员会正在考虑是否设立证券化资产池中暴露的有效数量(N)的上限。

3.委员会考虑增加“自上而下法”和KIRB计算方法的灵活性。银行反映对用自上而下内部评级法计算的暴露其违约损失率高达100%太保守，委员会正计划制定更宽松的标准，允许银行在用“自上而下法”计算证券化暴露的KIRB时，使用自己估算的违约损失率。

4.加强SFA和RBA的一致性以及发起行和投资行处理方法的一致性。无论银行是发起行还是投资行，也不论是低于还是超过KIRB部分，所有外部评级头寸都使用RBA方法。同时，委员会同意修改RBA使其风险权重与证券化暴露的内在风险更一致。

5.将调整一些风险权重。

第8篇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研究从消费方式到生活方式的变化、消费方式对价值观念的渗透和消费方式决定消费心理，从心理需要层次的变化，揭示了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消费心理的变化的内在联系，阐述了消费符号和符号消费的变化的心理依据，进而阐释了价值观念在消费文化中的变迁。

关键词：价值观念 消费文化 消费符号

进入21世纪后，人们生活节奏加快，不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都感到应接不暇。快节奏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便食品、食品半成品、速冻食品闯入人们的生活，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消费方式。而且人们消费的不仅是实用价值本身，也在消费附着于实用价值之上的消费文化，消费走向符号消费。符号的象征意义模糊不定，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消费者似乎无条件的服从于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结果，改变着传统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从消费方式到生活方式的变化

消费将社会系统的每一个人联系在一起，超市、快餐店，那些公共场所，成了素不相识人们的共同空间。传统意义上的消费是对商品实用价值的消费，现在，消费的不仅是商品的实用价值，还有附着于这些商品之上的文化消费。消费属于经济范畴，更属于社会范畴。在物质匮乏时代，消费满足的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衣用来遮风挡雨，食用来充饥，完全忽略了消费背后的文化色彩。当衣食的基本功能满足后，物质层面上的消费，一下子逾越到心理层面，消费的目的是满足心理需要。心理消费总是建构于消费文化之上，但是，当消费文化变成特有的符号时，消费文化也就变成了符号消费，不仅如此，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在消费符号引领之下的消费。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是由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所决定的，消费是一种表现性实践，通过对物质和文化消费品的选择所体现出来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构成了社会地位得以区分的符号和心理。

符号消费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是，当符号消费成为绝大多数人或者主流消费方式后，消费符号的心理意义才能呈现出来。符号消费已经成为中国消费文化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穿名牌、戴名表、开名车、住豪宅的深层次原因，都可以归因于符号消费背后的心理满足，这些甚至成为衡量成功的社会标尺。追逐符号消费总是在心理层面上展开的，这必然会渗透到生活方式之中：行为影响内心，最后导致价值观念的变化。从符号消费到消费方式，从消费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如此循环会一点点的演变为超循环，使得物品的实用价值和符号消费紧紧地纠结，无止境地沉醉于商品的实用价值和符号消费的追逐之中。

伴随着符号消费诞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消费场所，诸如KTV、网吧、咖啡厅、超级市场等等，从国外引进的，或者将原有的赋予消费符号意义，诸如茶馆、酒吧、发廊、桑拿浴房等，这些消费场所的诞生，映射出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消费心理的变化。超市坐落于街区和角落，大城市中，大卖场、超级市场随处可见。开放的柜台，不同收入、年龄、职业、学历的消费者尽情地展示自己的角色，随意选择喜爱的商品。这种消费场所和消费环境很快就能培养出新的消费方式。消费方式永远都依附于消费场所，消费场所决定消费方式。由于人是群体性社会动物，认同感与归属感导致的从众心理，默认了超市的商品不仅质量有保证，而且货真价实，可以买到超值商品。认同这种消费的同时，冷落了街角小店。消费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自由、便利、平等，或者说，自由、便利、平等是符号消费的一部分。同样，网吧、酒吧、迪吧等消费场所，成为大学生、白领充分放松自我、展示自我，擒获精神满足的理想之处，其中的魅力不乏时尚、品味、主流等符号消费。如同肯德基一样的快餐店、咖啡厅，早已成为休闲消遣的好去处。

这些消费方式、消费场所作为消费符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许正是这个社会发展时期，心理需要这样的符号消费，所以，这样的消费方式、消费场所倍受青睐。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过程。与此同时，消费所承载的意义也日渐丰富，消费符号日益凸显出来，消费被赋予符号消费。传统消费观念在差异化、多元化和多样化中悄然变化，从关注衣食住行的实用价值，转向追逐实用价值以外的消费符号，消费更加个性化、品质化。隐藏在符号消费背后的最为重要的心理需要，就是身份的象征，渴望在消费过程中，捕捉到身份的认同。人具有双重属性，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身份是社会人存在的标志，在寻找自我时，必须将自我置于社会中才能自我确认和定位，否则，就会有迷失感，失去存在的意义，消费是最自在、最惬意的社会活动。对社会人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角色关系，角色本身就是符号，也就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

符号消费击溃了传统意义上的优越感，然而，符号消费并非偶然，这是社会从物质匮乏到丰富的必然结果。消费的是符号，不仅是实用价值，而是消费符号，是符号消费，这样的消费文化，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并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深刻影响。符号消费不仅导致了需要和满足需要方式上的变化，也引起了生活目的、生活愿望、生活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消费方式的变化，也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消费符号的语境下，人被消费符号包围，消费与真实需要之间的关系背离很远，完全摆脱了生存需要的束缚，符号消费变成了直接消费，而生存需要消费隐退为间接消费。当一切消费都是符号消费时，符号消费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存在于社会中，成为控制行为的动力。社会发展给生活带来巨大改善，使得消费更加丰富，选择更自由，遗憾的是，消费的实用价值逐渐被忽视，在消费符号的层面，遇到了心理难以超越的问题。

消费方式对价值观念的渗透

消费方式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作用，比家庭、学校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大得多，消费方式提供了人与人、人与社会最为真切的互动模式，即消费方式。消费方式提供的文化环境、消费观念和行为方式直接决定了行为，潜移默化地改变传统价值，这种作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价值观念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消费方式作为囊括所有人在一起的互动方式，对价值观念的影响是最直接的。消费方式对个人价值观念的作用，具有明确的导向性，所倡导的生活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都不会影响消费方式的作用；消费方式对价值体系的作用，借助角色示范，引导消费观念、生活情趣和行为规范等诸多方面。消费方式通过各种形式倡导爱情、亲情、友谊、帮助、理解、信赖、忠诚、合作等社会意识，对价值体系具有强烈的塑造作用。消费方式对价值体系的负面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随着产业化和商业化的加剧，负面作用不断增加。有些消费方式与主流观念体系背道而驰，使主流价值观念边缘化；也有些消费方式对主流价值观念传播过于简单、教条，难以产生实际效用；还有些消费方式自身价值观念紊乱，干扰了价值观念的建构，商业炒作价值观念庸俗化，甚至低级趣味，偏离应有的价值取向。

消费方式改变着价值观念，价值观念通过意识、无意识渗透到行为，进而对金钱、财产、友谊、家庭、自我等没有一个固定的观念而深受折磨，价值观念的混乱造成了心理苦难。不知从何时起，传统价值观念崩溃了，有关价值观念变化的讨论没有结果，价值观念变化之快前所未有。过去，一个人在某一社会长大时，完全可以期望一生中，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体系不会变化。现在这种期待太不可靠了，多元化价值体系的生成，这意味着只有主流价值观念是可靠的，非主流价值体系都是短暂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多元化价值体系可以恢复到稳定状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价值观念将变化得更快。

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消费方式，不管消费方式是什么，总是由住宅、出行工具、服饰和语言举止等等许多不同的成分构成的，这些不同成分镶嵌在一起创造了生活方式。而今，生活方式不是地位的表现，而是个性的张扬，这种转变只有在多元价值体系下才能实现。既然生活方式已经被用来张扬个性，那么，个性的爆炸性增殖也同时给社会带来与此相应的生活方式的爆炸性增殖，从不折不扣的几百种不同的可能性中作出选择。怎样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这是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将有力地影响未来。无论自觉与否，所有行动都具有某种连续性，都在受个性左右。随着个性消费的大量增加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多样化，整体意识毫无希望地被瓦解了，人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个性使生活方式变得有血有肉，然而，个性满足后，为了摆脱孤独感，心理需要转向归属感的追求，于是，又要通过符号消费，来寻求归属需要的满足。这种生活方式常常使人感到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以致于被这种归属感深深地控制，甚至牺牲某些更合理的需要去迎合符号消费，这就是为寻求归属感所要付出的代价。

消费方式决定消费心理

消费心理由消费动机、广告、消费方式所决定，在不觉中改变消费方式，形成新的消费理念，最终导致价值的变化。消费心理需要随现实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而且，消费心理需要是无止境的，一种需要满足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并随着收入变化扩大或缩小。在传统社会，消费观念决定消费心理，在现代社会，往往是消费心理决定消费观念，消费心理与消费观念的逆转，是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消费心理变化导致消费观念变化，同时消费观念的变化决定消费心理变化。消费观念作为消费心理的外在表现，反映了消费者心理的发展。

用于衣、食、住、行的支出结构也在变化，需要层次逐步升级。消费转向耐用消费品，特别是以汽车为代表的高档耐用品。对物质产品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开始转向对服务的需要，以及物质产品之外的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家用电器消费快速增加，耐用消费品向高档化发展，大屏幕高清晰度彩电、大容量冰箱、空调器、微波炉、影碟机、摄像机成为消费热点。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娱乐、文化、交通、通讯、医疗保健、住宅、旅游等方面的消费，尤其是与IT产业、汽车产业以及房地产业相联系的消费增长最为迅速。随着社会发展，消费向非物质方向转移，物质经济将逐步让位于信息经济、体验经济。网上购物、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消费不断增加，信息消费在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比例迅速提高，需要更精致地生活，需要更多高质量的文化娱乐享受，数字内容的信息服务成为越来越切实的需要。新型文化消费日益成为消费时尚，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会逐渐下降，而用于文化教育娱乐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会逐步上升，文化消费呈增长趋势。以汽车、住房、耐用品为主的热点消费需要不断提升。

消费观念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消费符号消费心理的形成，社会发展促进了消费观念的变化，使消费者更加注重消费过程中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的融通。不仅需要商品的实用价值，更注意商品的消费符号的追求，以及消费过程带来的精神和心理上的满足。消费者常常根据自己的效用原则来判断、选择、购买和使用商品，而消费符号由于其所具有的兼备商品基本属性和文化内涵的特点，使得消费者的消费效用原则中不可缺少的包括了消费符号在内。消费风险的提高促使消费者心理向消费符号消费转变，随着假冒伪劣商品的大量涌现，消费风险也越来越大，购买风险的意识也在不断提高。消费者对满意的消费符号信赖，而不购买其它消费符号商品来回避购买风险。如果消费者对产品缺乏经验，会相信一种好的或众所周知的消费符号，消费者常常认为众所周知的品牌是更好的商品。在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时。消费者相信好的消费符号应该是最贵的，把价格与好的消费符号等同起来，不愿意高价格购买的商品是没消费符号的，以避免消费的风险。

参考文献：

1.[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2

2.赵吉林著.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美]马斯洛著，张青译.马斯洛人本哲学.华夏出版社，2004

第9篇

1输变电工程施工管理的基本特征

(1)项目工作量比较大。输变电工程在施工的过程中，对材料的消耗和设备的需求量都比较大，使用到的设备和材料类型比较多。此外，对于一些大型输变电工程，需要进行的施工活动往往有很多种，想要做好这些工作的管理，只依靠传统的管理模式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工作量。

(2)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在对输变电工程项目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会受到环境、施工技术等因素的制约。所以，在管理施工项目时，要进行合理、有序的安排，提高各个施工项目之间的协调性。

(3)信息流量比较大。任何管理活动都需要对相关信息进行处理［1］。在施工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各个方面的管理也不是单独存在的，都是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所有的管理活动都需要进行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在管理过程中，施工项目的繁重程度和复杂性直接影响了信息流动的频繁性和复杂性。

(4)管理内容广泛。在对输变电工程施工进行管理时，除了要做好生产管理工作，还要做好施工技术、施工场地、施工材料、施工质量、应急预案、施工安全、施工计划等方面的管理工作，管理内容比较广泛。

2输变电工程信息化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信息化管理的意义

(1)管理体制不够完善。在输变电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很多项目的管理单位和施工单位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关系，也正是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导致施工方和项目管理方不严格按照合同进行施工，合同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最后导致工程项目在设计阶段和进度控制阶段产生了问题。再加上后期施工阶段管理不严，致使工程的施工进度更慢。

(2)管理模式比较单一。在管理的过程中，仍然以PERT技术和CPM技术为主，这两种技术虽然成熟，但是自身存在一定的缺点，管理制度缺乏科学化和专业化。

(3)进度管理不到位。当前输变电工程的管理主要是质量的管理。在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工程的施工进度、施工成本和施工质量都是主要的管理指标，但是，我国目前对项目进度管理还比较少，导致工程进度管理存在较大的误差，施工周期增加，成本控制也无法达到预期要求，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基础保障，并且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措施，在各个行业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对于输变电工程来说，由于工程施工规模大，为了保证项目施工出现偏差时可以及时对其进行调整，要求施工管理者分清施工工序和施工过程之间的关系，合理的利用硬件和软件对工程进行精细化的组织和建设。

3信息化形式下输变电工程施工管理模式的应用

3．1对管理思路进行转变在信息化形势下对输变电工程进行施工管理时，要建立信息化系统，严格按照精细化管理的原则开展管理工作，将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有机的联系起来，产生一种具有良好可操作性的信息管理模式。在处理施工信息时，要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管理施工的各个方面，收集输变电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所有需要处理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享和传递，避免出现重复处理信息的情况。此外，要建立分布式模型管理系统，通过使用信息化、系统化的管理模式，使得信息反馈、监督检查等工作变得更加有效，使整个施工管理流程变得更加的科学、规范，并建立具体的信息管理系统，提高项目的施工管理。

3．2信息化模式下对各个环节的控制管理

3．2.1对施工进度进行管理控制在施工的过程中，输变电工程的施工进度管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施工进度是否可以达到施工要求、是否出现前松后紧或者前紧后送的情况，都是控制施工进度时需要注意到的问题。在信息化模式下对施工进度进行控制时，要使用科学的控制措施，建立完善的进度报告收集制度，并以此制度对数据进行收集。做好监控管理，并通过调整进度的方法来对问题进行解决。由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对施工进度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在控制施工进度时，要保证信息的流通。并利用信息化管理对检查制度、施工工序、阶段目标进行调控。

3．2.2施工成本的控制措施在输变电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的经济效益是非常关键的，需要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基础上，对各项施工成本进行严格控制。在对施工成本进行控制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到技术、材料等方面的因素，传统的管理模式只是根据个人经验进行预算，管理效果一般。而使用信息化管理模式，可以有效的控制施工成本。比如，在施工前，可以先对成本进行预算，将同类工程的施工成本或者近期工程的施工成本作为参照，对施工成本进行估算。通过参照对比，有效避免了盲目预算的情况。此外，使用信息化管理模式对成本进行控制，制定的成本计划更加科学、合理，在施工过程中，信息化管理模式对成本进行控制也更加方便，可以更加直观的对数据进行分析。

3．2.3合同的管理措施信息化形式下输变电工程项目的合同管理主要是根据合同的生命周期来进行管理的，管理主要包含了合同的签订和谈判、合同的拟定，执行合同时动态检查、对合同的执行效果进行确认、对合同进行归档管理。根据施工专业的不同，可以将合同分为电气、土建、通讯、线路合同。拟好合同后，要安排专人对合同进行审查，然后将具体的合同流程输入到网上，按照施工图的预算价格审核合同信息，审核完成后签订合同，然后对合同进行归档。

3．2.4施工安全的控制措施在信息化管理模式中，施工安全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管理工作。不管是制定施工安全体系、实施施工安全措施、检查施工安全生产、整改施工安全隐患等都需要将施工安全管理和信息化管理有机的联系起来，建立科学合理的施工安全保障系统，利用安全控制系统、安全控制目标逐一排查安全隐患，并对安全改善措施进一步进行完善，积累安全管理经验，并使用信息数据对施工安全管理进一步进行完善。

3．2.5施工质量的控制措施在输变电工程施工中，施工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在施工的过程中要努力做好施工质量的控制工作。在管理过程中，要全面分析影响施工质量各方面因素，并利用利用信息化管理建立质量保证体系，从管理目标、管理测绘、管理体系、管理改进、管理运行、管理评审等方面对质量体系进行完善。在对施工人员进行管理时，要充分发挥出每一个员工的优势。选择施工设备时，将施工质量的基础工作做好。此外，由于施工材料的选择和设备质量对输变电工程有比较大的影响，要做好材料和设备的控制工作。

4结论

第10篇

中国家族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正在探寻成长和扩大的途径，其中一些家族企业会寻求向中国以外发展成为跨国企业的机会，并最终走上国际化的道路。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在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下，国际竞争环境发生了变化，并对企业国际化模式产生影响。对于我国家族企业而言，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使其国际化模式有了多种选择。

一、国际竞争环境变化的主要特征

(一)国际竞争的重心由国家层次转向企业层次

WT0产生后，其所确立的国际经济规则涵盖范围扩大、约束程度加强，而且表现出对政府行为的规制和对企业行为的重视。新的国际经济规则使得传统意义上民族国家政府为加强国际竞争力而采取的各种政策手段不断被“剥夺”，从而给民族国家政府行为留下的空间越来越小，相应地给企业行为留下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带来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国际经济竞争的重心正在从国家层次转向企业层次。

(二)合作与并购成为企业扩大市场力量的基本趋势

企业扩大自身市场力量的主要方式，一是限制竞争者的进入，二是消灭已有的竞争者。根据微观经济学原理，如果企业目前所处的是一种寡头市场结构，其最佳选择是“合作”。而如果企业处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兼并与收购则是一种最常见的选择。在无法吞并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大企业之间为扩大市场力量而进行的“合作”已成为一种流行的选择，其“合作”的方式包括共同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企业间从事联合研究与开发活动、组建准垄断意义上的经营联盟等形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并购已成为全球性浪潮。据著名金融数据公司ThomsonFinancial最新统计报告显示，第五次全球并购潮方兴未艾。2005年上半年，全球并购市场并购总额(包括已宣布但未最后成交)高达1．2万亿美元，而在亚太(除日本外)，同比更是增长82．9％，并购额超过980亿美元。新一轮全球并购活动与2000年全球并购浪潮相比，更多的是发生在传统行业内部，以资源整合和跨国并购为特色。这是新一轮的国际竞争，若在这一轮竞争中落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中被“锁定”在低级别的链条上。

(三)“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国内竞争国际化”现象凸现

国际竞争国内化是指在海外市场上，竞争已经不仅是走出国门的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竞争，还包括国内企业之间在海外的竞争。而国内竞争国际化是指中国本土的竞争已经国际化，走向国际市场不仅是国内企业与境外企业的竞争，还有国内企业与在本土的国际企业之间的竞争。因此，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已经不存在明显的国土界限，而且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直接导致了企业竞争环境的改变和竞争对手的增强。

二、国际竞争环境变化对企业国际化模式的影响

随着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企业走向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如何在本土市场上迎接世界竞争。因此，企业国际化不仅是指企业向跨国企业演变的外向发展过程，还应包括与企业外向国际化相联系的内向国际化过程。事实上，当企业经营活动与国际经济发生某种联系时，企业国际化进程就开始了。这种联系可以是生产要素方面，如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的联系，也可以是商品和服务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交换，还应包括各种海外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国际竞争环境变化的结果是在发展方向上将企业国际化区分为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两个方面。企业内向国际化活动的方式包括进口、购买技术专利、特许经营、国内的合资合作等；企业外向国际化活动包括产品和服务直接或间接出口、技术转让、国外的合资合营、海外子公司和分公司等。

从动态的角度看，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贯穿于企业国际化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后发型跨国企业而言，内向国际化是外向国际化的基础，外向国际化是其内向国际化充分发展的结果。在后发型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模仿性学习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学习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模仿，而是与当地生产条件相结合的吸收和创新。而且，在模仿性学习中，内向国际化的不同方式对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有不同的功能。

三、目前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的方式

(一)贸易带动方式

我国大多数制造行业的家族企业通过自己的产品出口作为“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形式，如飞跃缝纫机、东艺鞋业、志高空调、新疆美克家具等，这些企业是从单一的产品出口开始，开拓国际市场，逐步建立起国际营销网络。也有一些家族企业在了解国际市场的基础上，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在国内建立专门瞄准国际市场的出口产品生产基地。例如，北京中达、天津德利得、内蒙维信等公司就是走的这样一条国际化道路。

(二)OEM方式

0EM(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r)是指产品生产者利用自己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负责设计和开发新产品，并掌握产品的销售渠道，为了降低成本和扩大市场份额，通过合同订购的方式委托其他厂家为其生产加工，所订产品直接贴上自己的品牌。从产品成长过程看，我国很多家族企业是从为外国公司做OEM开始迈向国际化道路的。贴牌生产是企业产品从国内走向国际的重要桥梁，在贴牌生产过程中，我国企业能够逐渐学习和掌握国际竞争规则，拓宽产品的外销渠道。还有一些家族企业通过与国外跨国公司合作，成为跨国公司在我国的OEM生产基地。例如，占据低压电器高端市场的德国西门子在寻找产品质量和技术要求符合其标准的中国企业作为其在中国的OEM生产制造工厂时，就选择了与浙江柳市的长城电器合作。

(三)境外投资方式

按照由低水平到高水平排序，境外投资方式分为设立销售机构、FDI、并购，其中并购是最高级的境外投资方式。近年来，我国家族企业出现了海外并购加强的趋势。例如，万向集团收购美国UAI21％的股权，新疆德隆并购了美国机械行业三大巨头之一的Murry公司，华立集团在美国全面收购飞利浦CDMA核心技术和人员等。通过并购方式可以利用国外公司原有的销售网络和品牌拓展国际化渠道，将国外研发的前沿技术变为自有知识产权。

四、对国际竞争环境变化下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的思考

(一)家族企业国际化对于扩大我国的国际市场力量和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任何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国际竞争。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民营企业开始成批向海外投资的现象，我国一些家族企业已经不同程度地走向国际市场。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由自主开放转向遵守国际规则约束下的开放，也是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wTO规则对国家的约束使企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并成为国际市场的主角，国家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也将最终体现在企业的竞争力上。作为我国民营企业起步时的主要形式，我国家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不仅可以使其更好地配置资源，寻找获利市场，规避和防范风险，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扩大我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力量，提升我国的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应当注重内外向国际化的联系

与其他国家企业的国际化相比，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我国家族企业属于后发展型企业，在竞争优势、外国市场的进入方式等方面不同于先发展型跨国公司；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涌入，我国家族企业在自己的本土市场上面对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我国家族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有独特的特征和路径选择，必须注重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具体来说，我国家族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设备进口、建立合资企业、与国外公司在国内合作等内向国际化形式为其跨国经营做准备，通过内向国际化的经验积累提高外向国际化的速度和成功率。目前，我国一些家族企业已意识到内向国际化的意义，例如，浙江现代集团董事长章鹏飞认为国际化不是简单的走出去，也包括国际合作，国内也可以国际化；浙江万马集团总裁李凡更多考虑的是和国外的战略合作，合作对象必须要有或者是技术优势、或者是市场优势、或者是品牌优势等，而且目前仍考虑将市场定位在国内。

(三)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方式的选择

从总体上看，目前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的最好时机。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现在是世界的生产加工基地，国外企业需要中国这个加工平台，另一方面国内企业需要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先进技术和广阔的市场。国外的一些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太高，竞争不过中国企业，所以选择通过资金整合和技术输出，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厂、土地资源，共同成立一个大集团来向世界销售产品。我国家族企业要重视这一国际化的契机，与国外企业合作，进行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在新一轮全球并购浪潮中，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也可以通过国际资本融合的并购方式来实现，但在并购之前必须要懂相关的规则和理念，在经营理念上和国际先接轨，然后才能以资本为纽带走出去，实现国内企业与国际的接轨。具体来说，要成功并购，首先要明确别人的规则和经营经验，然后进行产业整合、人力资本整合和文化整合。由于我国大部分家族企业只有在国内运作的经验，缺乏对相关国际规则的理解，因此我国家族企业要在熟悉规则和理念上多下功夫。

(四)我国家族企业要克服自身存在的阻碍其国际化成长的积习

第11篇

一、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现实挑战

1．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冲击。随着区域性合作组织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产生，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地区经济甚至全球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正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经济一体化自然结果的跨国公司，既面对着不同的政治体制、法律规范和风俗习惯，同时又推动着各文化的相互了解与不断融合。管理者们经常会遇到类似国籍、文化背景、语言都不相同的员工如何共同完成工作，以及管理制度与工作价值观迥然不异的组织如何沟通等问题。

2．新的管理概念与管理方法的出现与应用。面对着激烈竞争的市场，组织必然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改善服务。于是，新的管理概念和管理方法不断应运而生。例如,质量小组（QC）、全面质量管理（TQM）、经营过程重构（BPR）等。其中，经营过程重构是再造工程(Reengineering)的一部分，它意味着对经营过程、组织结构等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就好象它们是过去匆忙之中建立起来的一样，需要对它们进行重构和再造。与本世纪初科学管理和30年代行为科学的诞生相似，90年代新的管理概念与方法的出现，必然会给组织管理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可能趋势

作为上述变化的回应，人力资源管理呈现出许多新的可能发展趋势。

可能的趋势之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职能的弱化及向直线管理部门的第二回归。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得到进一步加强，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面临来自国内、国外的剧烈竞争。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规模经济在知识经济社会里已不再占有昔日的优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规模小、技术含量却很高的小型企业，为顾客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在中小型企业里，管理部门，尤其是职能管理部门的浓缩是降低成本的有效方式。在这些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行政管理部门，有时甚至还有财务会计部门都可能合并为一个部门，统一为企业提供综合职能支持。另一方面，巨型跨国公司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发现其巨大规模不再是优势，出于激烈竞争的压力，也在集团内部实行所谓的的"内部企业家"式的管理方式，把全球几十万人的大公司整编成数百个相对独立的、自负盈亏的成本--利润中心。这些成本--利润中心享有巨大的自，在财务、人事、生产、销售等企业管理方面享有独立的管理权。这样的成本--利润中心与上面提到的单个的中小公司十分相似，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职能弱化同样不可避免。

可能的趋势之二：人力资源职能的分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全部职能可以简单概括为人力资源配置（包括人力资源规划、招聘、选拔、录用、调配、晋升、降职、轮换等），培训与开发（技能培训、潜能开发、职业生涯管理、组织学习等），工资与福利（报酬、激励等），制度建设（组织设计、工作分析、员工关系、员工参与、人事行政等）四大类。如果说这四大类职能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完善的话，那么，随着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专项咨询服务业的发展，这些职能将再次分化，一部分向社会化的企业管理服务网络转移。企业的管理职能是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的手段，企业可能根据其业务需要对这些手段进行重新分化组合，以达到其在特定环境下的最佳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四大类职能活动是相互联系也是相互独立的，对其进行不同方式的分化组合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也经常可以看到。

可能的趋势之三：人力资源管理的强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强化趋势，看起来似乎与上述两方面的内容相互矛盾，实则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上述两方面提到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弱化和分化，涉及到的都只不过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部分职能，而非全部职能。实际上，在某些职能不断弱化与分化的同时，人力资源管理的另一些职能却在逐步加强。根据组织宏观管理理论，具有凝聚力和长期高成长能力的组织，都具有一个被组织大多数员工认可的共同理想与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组织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为了实现组织的理想与使命。因而，人力资源管理也更趋于强调战略问题，强调如何使人力资源为实现组织目标作更大的贡献。

第12篇

1.人口与就业分析。总体看，1999年全国招收160万大学新生，大学入学率为48%。经过12年的扩招政策，2010年657万人考入大学，入学率上升为69.4%。到2014年，高校毕业生已达到727万人规模，毕业生总量持续增长，用人需求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毕业生就业观念亟需进一步转变。实际看，虽然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原因，从2009年开始到今后一个时期，适龄高中毕业生人数逐步小幅下降。但依据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看，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增加幅度不会有大的增加，加之前些年就业率不高造成的潜在就业人群累积影响，可预见大学生就业竞争将日益激烈。

2.学历与就业分析。从学历方面看，高学历毕业生似乎应该更具就业优势，但用人单位真正需要的是符合岗位需求的人才，高学历不一定等于高就业率。从毕业生实际就业率看，专科生由于工作期望务实，反而成为就业大战中的赢家。同样，普通高校的就业率不一定弱于传统强校。以我市唐山学院为例，作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市属综合性院校，虽然一直面临着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但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就业率。统计数据显示，学院2014届毕业生共计3809人，截至2014年9月，已就业人数3528人，总体就业率92%。其中，协议就业1851人，占48%；升学495人，占13%；其他形式就业1182人，占31%。这使得在高校生源逐年减少、很多院校为生源问题而苦寻对策的新形势下，确保了学院入学提档线和入学人数得以逐年同步提升。

简言之，就业率就是唐山学院的“金字招牌”。毕业生广受用人单位欢迎的背后，是一系列扎实工作和优异数据给予的有力支撑。多年来，唐山学院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实践培养、招聘安排等方面，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就业市场需求，着力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收到良好效果。2014年，学院各系加大就业市场开拓力度，新增机械、电子、商贸等就业基地18家；加强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的规范化建设，举办了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创业服务校园行”专题讲座、组织SYB创业培训等一系列就业创业培训及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从用人单位反馈情况看，92%认为该院毕业生专业知识扎实，知识结构合理，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85%认为该院毕业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获取知识和信息能力等职业素质优秀；83%认为该院毕业生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精神。

二、当代大学生就业方式的变化

1.做好职业生涯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就业方式。职业生涯规划就是以既有条件为基础，确立发展方向，提供奋斗的方法和步骤。这可以把社会职业需求和个人职业理想、职业素质很好地结合起来，帮助大学生设计好成长之路。因此，将要走上社会的大学毕业生要扎实做足准备工作。首先，要认清自己的人生价值，设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先有大目标，再完善小目标。其次，在做职业规划时，不能只给自己描绘美丽蓝图，一定要将现实客观因素考虑在内。例如，有些学生选择自主创业，一旦遇到风险，很多人无力承受失败和资金损失等后果。

2.保持就业渠道畅通，实现就业方式多元化。目前，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一般有学校推荐、熟人介绍、校园和社会招聘会、人才或就业网站、报考公务员、服务西部、三支一扶等。其中，比较热门的大概有四种：一是选择报考公务员和选调生。成为国家公务人员，工作较为稳定，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二是选择报考“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和“服务西部”志愿者。到祖国最需要的基层去，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服务大众。三是选择自主创业。到农村发展特色农业、养殖业和旅游业等，或者在城市靠专业特长创建公司。四是选择参军入伍。既有不错的收入，还有锻炼成长的机会，选择退伍再就业又有政策倾斜。但是，报考公务员受专业、户籍、是否党员等多种因素限制，学校推荐岗位一般要求是学生干部或成绩突出者，这些只适用于少数人群。而对大多数毕业生来讲，网站和招聘会才是最主要的就业渠道，但这并不能完全满足毕业生需求。

三、当代大学生就业观的变化

依据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势在必行。广大毕业生要根据人才市场供求状况，彻底摆脱落后的划分行业高低贵贱的陈旧观念，适当调整自己的就业预期，先就业再择业，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创造一片天地。

1.就业群体定位的变化。过去，很多大学生把自己定位于“知识分子”，认为应从事比较体面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现在很多大学生对自己的定位逐渐趋于理性，认为大学毕业后也是普通劳动者，工作平台适合就行。当然，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大学生也占有一定比例。但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不得不走向现实。

2.对薪水收入和福利等期望值的变化。调查数据显示，71%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毕业后的底薪应在1000～3000元水平，22%的同学认为应在3000～5000元左右，6%的同学认为应在5000元以上，1%的认为在1000元以下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从整体看，价值定位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期望值过高和过低的7%的同学，并没有给自己一个合理定位，从而较难找到合适工作。

3.面对竞争时的态度选择上的变化。在激烈的竞争下，70%的人选择态度是努力改变，但还有30%的同学并没有调整好心态，回答将以听之任之的态度去面对，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

4.面对竞争寻找因素主动提升自我的选择变化。在自我认知方面，能否客观看待自己、正确认识不足是成长进步的基础和前提。统计数据显示，在谈到欠缺因素时，38%的同学认为自己承受压力、克服困难的能力有所欠缺；32%的同学反映自己的沟通协调能力需要提高；16%的同学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需要提升，还有14%的同学找出了很多个人因素，可见大部分同学能够看到不足，但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地做出相应改进，不断克服缺点不足，提高综合能力。

5.适应社会需求，就业理念多元化。过去，有很多生源地为县域或农村的大学生，不愿意去基层或回家乡。如今，随着就业市场形势的紧张，大学生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适合自己的就业方式才是最好的就业出路。此次调研中，学生的选择多种多样，普遍愿意从点滴做起，用知识和双手去开创未来。

第13篇

关键词：大学生德育；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精神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各种思潮的冲击、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以及各种社会现象和现实矛盾的影响，积极开展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教育，充分发掘和发挥中华传统道德精神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对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具有无法估量的积极意义。这是我们在高等教育中落实“三个代表”和“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和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需要。深入研究大学生道德潜在的危机及其动因，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是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大课题。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当代大学生道德现状

1.当代大学生道德的积极面。近几年来，关于大学生道德的调研、讨论和评价始终没有停止过。大家的普遍认识是，大学生群体的整体道德水准在全社会范围内处于较高层面，当代大学生道德的主流是积极、良好的。其主要表现为：第一，他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如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敬业勤业等基本道德原则是推崇的，道德要求是强烈的，希望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高效的社会，很多大学生希望自己做一个“道德高尚”、“有健全人格”的人，“向往崇高”是很多大学生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第二，他们对社会上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反映强烈，对唯利是图、坑蒙拐骗、假冒伪劣、钱权交易等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第三。他们对自我的认识与评价趋于客观。危机与竞争意识增强。在行为准则和生活态度上，呈现务实、宽容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对自身素质要求较高，立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实现自身价值。

2.当代大学生道德的消极面。就大学生群体本身来说，其道德状况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其道德观念日趋模糊。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对各种以“新派”自居的言论和行为，不少学生陷入困惑和迷惘，是非、善恶难以分清。如考试舞弊在不少大学生的心目中不再是那么不光彩的事，一些大学生在恋爱中缺乏道德责任感，“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寻求感官刺激，行为轻率。第二，其道德评价采取双重标准。突出表现是考虑自己多、考虑别人少，讲求权利多、讲求义务少，要求别人高、要求自己低。第三，在知行关系上，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脱节。在理论上认同的道德规范，常常不能变为大学生实实在在的道德行为，不能从自己做起是大学生道德上知行脱节的一个突出表现。第四，在道德追求上，降低标准。大学生认为应该讲道德，但较多地局限在道德对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协调功能，而忽视道德对人的心灵净化、人格提升的教化作用。部分大学生对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不愿遵循，连一些起码的文明用语、文明举止和社会公德都需要重新补课。有人把当代大学生中存在的道德问题归结为“四重四轻”，即“重金钱实惠轻理想追求，重个人利益轻国家集体，重知识才能轻道德，重奢侈享受轻艰苦奋斗。

3.当代大学生道德现状的成因。剖析当代大学生道德状况形成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络体系不健全；市场经济的消极负面影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影响；大学生自身存在的弱点。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高校德育应该担负起主要责任。为此，高校必须以积极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加强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德育的不竭之源

传统文化足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发展，除了物质因素以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有着精神、价值、道德修养的追求。人类社会总是会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而前人都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深刻认识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历史是对人生经验的概括总结，传统文化是人类精神智慧的结晶，这其中当然有阶级性的一面，但也存在人类共性的一面，它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源头活水，学习它可以使人更加聪明智慧。只有尊重历史，才能尊重现实。文化传统的继承性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人类就是遵循着这种继承性，来学会适应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并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将其逐渐融入自己的血液，变成内在精神支柱的一部分。教育有责任训练我们青年的心智和才能，但更有责任将我们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最优秀的传统道德精神传给青年一代，培育良知，服务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这块沃土之中，从中汲取营养。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儒、佛、道的终极目标如何，都强调人自身道德的完善与完美，都具有鲜明的伦理色彩。

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之内涵，主要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合于理想，有意义、有价值、有道德。这样的人，就必然要具有一个人格，中国人谓之德性。中国传统文化最看重这些有理想与德行的人。”一个具有完美的传统理想德行的人，是个有道德的人。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德行文化，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进步和发展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许许多多优秀的东西，如“刚健奋进”、。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独立不惧“的进取精神；”变则通“、”唯变所适“的变革精神；”厚德载物“、”推己及人“的人生规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慨；”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奉献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勤勉风格；”明生死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气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经世致用“、”济世之穷“的积极用世思想；主张”利民“、”富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以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始终保持高尚情操的乐观主义精神；”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热爱劳动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优秀、最宝贵的东西，这些思想和传统美德，经过改造，都可以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教材和道德修养的标尺。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德育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优秀传统文化融于高校德育中，有利于增强高校德育的吸引力、渗透力，有利于德育作用的广泛实现；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助于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德育中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使学生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

三、大力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

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必须界定两个概念，坚持三项原则，构建”三个课堂“育人体系。

1.界定两个概念。其一，中国道德精神指道德文化传统，传统是一种内在精神，中国道德精神是从中国道德文化中抽象出来的、有生命力的、能够而且必然与时代道德融为一体的那种精神，不可将其误解为具体的古代道德、古代文化。而炒作旧文化、复兴旧道德只能是迂腐的倒退，不可能与现时代接轨。其二，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与借鉴外国、异域的道德文化精华不矛盾。更与道德建设之时代感和创新追求不矛盾，它只与一味西方化、守旧复古化格格不入。我们的态度应是，在坚持用”拿来主义“的方法汲取发达国家先进东西的同时，积极重视大力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对中国特色、中华民族之精神风骨积极传承、发扬光''''大，以此来创设中国化的德育环境。

2.坚持三项原则。高校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必须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立足现实古为今用的原则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首先，要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剔除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落后内容，系统而深入地发掘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其次，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科学对待人类文化，要结合社会实际和时展的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再次，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真正学懂弄通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实质，并通过身体力行，使传统道德精神转化为大学生的道德认识能力和行为技能。

3.构建”三个课堂“育人体系。要着力构建以第一课堂（课堂教学）为主、第二课堂（校园文化）为辅、第三课堂（社会实践）为补充的”三个课堂“育人体系。

第一，要寓教于知，高度重视课堂教学在培育学生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中的主导功能。华中科技大学将《道德经》引入大学课堂，作为一种道德素质教育探索的新形式，已经成为华中科技大学对学生感染最深、最受学生欢迎的选修课之一；西安文理学院在选修《周易》讲座的学生中调查，“有87％的同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提高大学生道德修养的作用很大”，同学们普遍认为学《易》为自己心灵开启了一扇窗户，对自己的一生将起到重大的指导作用竹。当前各高校纷纷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或讲座，可以说找准了高校德育的切入口。

第二，要寓教于乐，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在培育学生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中的熏陶功能。通过举办人文社会科学讲座，如“唐诗宋词欣赏”、“古代名著名篇导读”、“百家论坛”等学术讲座，增强学生的人文科学素养，拓展学校育人途径，开阔学生学术视野。以举办各种文化节为载体，营造校园文化的育人氛围，使学生在参与中提高，在参与中成长。

在校园自然环境、文化设旌、场所构成的物质文化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创造物质条件。第三，要寓教于行，高度重视社会实践在培育学生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中的育人功能。努力创设集体活动场景，通过集体活动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意志；通过公益活动，培养学生知行合一、求是务实、乐于奉献的中国道德精神。

参考文献：

[1]西安外国语大学学工部学生处。论大学生人生观教育的重要性[EB／OL].

[2]胡贵禄。关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的思考[J].社会科学论坛，2005（4）。

[3]张伟强。中国传统文化与高校德育工作[J].中国市场，2007（1）。

第14篇

关键词: 企业文化；企业发展；企业梦

中图分类号： C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12年11月29日，国家博物馆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讲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企业梦与中国梦紧紧相连，企业梦就是做强做大、做长远，支撑起中国的经济发展，完成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因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细胞，只有细胞活起来，整个国民经济才会活起来；只有这个细胞能够茁壮、活跃起来，中国整个实体经济才能活跃起来；只有各行各业梦想都成真，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梦。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它包括文化观念、企业精神、企业制度、企业品牌、员工行为规范等。企业文化可以创造先进生产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品牌的影响力，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和吸引力，是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实现企业梦的内生动力，也是实现企业梦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一、企业文化是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培育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企业文化具有凝聚力，会在员工之间形成凝聚力，使员工将自己的命运前途与企业的兴衰荣辱联系到一起，进而形成上下同心，使企业的创新发展无往而不利；企业文化具有奋发力，从物质上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再到精神层面的“价值认同、预期实现”，这对员工来说，可以形成高昂、饱满的工作精神，在物质、精神上双重的认同感，从根本上来说是符合人的本质需求，将使员工更好的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企业必将朝气蓬勃，奋发向上；企业文化也具有约束力，将企业文化深深的印刻到员工的心里，得到员工自主的认同，企业规章制度只是行为上的约束，而企业文化是道德方面深层次的约束。道德境界的约束，是靠员工自我的约束，是更高层次的企业文化管理。由上可知，一个企业要想长远发展，要想不断做强做大、做长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机制下繁荣昌盛，必须要形成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只有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才可以让企业在管理中脱颖而出，实现物质效益与精神效益的双重盈利。

广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寻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树立了十六个字的企业文化，那就是：以人为本，服务至上，德才并重，勇于开创。以人为本，我们重视员工的素质教育、提高员工的福利，替员工个人发展规划蓝图，从而使员工以粤运为家，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战斗力的团队。服务至上，作为运输服务业企业，顾客永远是上帝，提供优良的服务，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也是发展纲要。德才并重，让员工在企业中看到进步的前景，有才而无德，将会将企业带来难以估量的名誉损伤。因此，通过公开竞岗，敢于提拔德才兼备的人，让企业员工树立起良好的道德情操与正确的竞争意识，才能长久发展，持之以恒。勇于开创，我们从来不墨守成规，创新是企业的新鲜血液，是企业活力的源泉！ 在这样的企业文化下，广州粤运人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不断前进，我们的企业梦，就是在祖国的每一条高速公路上，都奔驰着粤运人的身影，在每一次安全贴心的服务中，都能看到粤运人真情的微笑，不断践行着“真情粤运 舒适之旅”的品牌文化精神。

二、企业文化是实现企业梦的内生动力。

一个企业、一个国家若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文化的发展，是不全面的，只有精神文化和经济效益同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企业辉煌和发展，才能实现企业梦。小企业靠老板，中企业靠制度，大企业靠的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凝聚力能通过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念、企业目标，把员工凝聚在企业周围，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使员工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自觉地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汇聚到企业的整体目标上，把个人的行为统一于企业行为的共同方向上，从而凝结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巨大动力。因此广州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从树立企业文化的第一天，就追求建立高级企业文化，而我们十六字的企业文化中，恰恰充满了凝聚力、向心力、辐射力、开创力，这就是树立粤运品牌的过程，也是让粤运这个品牌做大、做强的根本保证！每一个粤运人的梦想都涵盖其中，做好这个企业文化，也是我们追求粤运人企业梦的过程！

三、以文化促发展，把企业梦融入中国梦

正如“管理之神”杰克·韦尔奇所说：“企业成功最重要的就是企业文化。”当一个企业树立了自己的企业文化的时候，也就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品牌、意识、管理、创新的团队。不难发现，企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微缩版的中国梦，中华民族奋斗了百年，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要从我做起，将自己的前途、命运、奋斗与民族的兴衰荣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树立起崇高的理想，并具备中华民族的民族骄傲感，民族自豪感，才可能为民族的复兴无私奉献。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实现中国梦，不是一个伟人或者某一个人的个人力量所能实现的，他需要千百万的中华儿女历经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断奋斗，这就要我们中华儿女团结一致，树立历史使命感、责任感、正确对待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识大体、顾大局，为国家分忧，为企业解难。上下同心，与整个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奋发力。每个企业都要努力实现企业梦，担负起实现中国伟大崛起的崇高任务，创造物质的繁荣与精神的盛宴，具备民族荣誉的自我认同与自发的民族崇高感，自愿为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不懈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路途上时，而每个企业的员工，每一个中国人都展现出无私的精神，体现良好的素质，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仰，不再迷失，那么我们民族所展现给世界的将是一个团结、有为、奋发、向上，坚不可摧的力量。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的让其他国家尊重、信服，这就是民族的辐射力。实现中国梦，我们要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法治的健全，道德的齐备，每个人自发的约束自己不好的行为，每个人信念坚定、立场鲜明、艰苦奋斗、勇于奉献、胸怀大局、纪律严明、开拓创新、自强不息！

四、结语

当我们具备完整的企业文化的时候，我们将树立起具有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品牌，而一个国家的民族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知识产权、文化对外影响的重要媒介、途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苹果、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等大型公司在创造高额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外输出的文化影响。因此，我们更不能放弃对我们民族企业品牌的创立和民族企业文化的建设。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不断发展着，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学习的机遇，为我们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管理理念，与先进的企业文化，也让我们看到了挑战与差距，因此，我们要在我国深化体制改革的春风里，抓住时机，勤学自强，将企业先进的文化管理理念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摸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为我国民族企业的振兴作出自己的贡献，从而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刘光明.企业文化[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195-186.

第15篇

论文关键词:商业银行;扁平化管理;组织结构;市场竞争

个别国有银行虽然在部分分支机构试点进行了扁平化管理的改革，取得了一些经验。但由于中国经济本身发展不平衡、市场经济体制与法律不完善、固有企业文化根深蒂固的特点，就十分有必要对全面推行扁平化管理改革进行深人细致和审慎的预先研究。

1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管理组织结构的形成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管理组织结构形式的形成是与计划经济密不可分的。当初的设置是伴随着国家行政机构的设置而并行设置的，完全没有经济角度的考虑，是标准的总分制商业银行结构，从理论上讲也是标准的直线—职能式的组织结构。虽然1995年《商业银行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根本转轨，也为商业银行的经营提供了法律保障并由此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但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体制等根本问题上的改革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几年时间过去了，这种管理组织结构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2现行结构的特点及利弊

2.1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管理组织结构主要特点

机构庞大，覆盖面广;管理层次多，权力相对集中，等级明显，管理幅度较窄;职能部门林立，相对独立;党政不分，存在不少与经营无关的内设部门。

2.2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管理组织结构的优点

由于网点覆盖广，易于采用现代化设备，形成服务网络，具有为客户提供全面、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实现规模效益的潜能;由于分支机构众多，易于吸收存款以及在全系统内调剂和使用资金，使资金能够得到有效、合理地使用;有利于业务经营活动的统一指挥和内部实行高度分工，利于发挥职能部门的专业化指导和参谋作用;在经济和市场条件比较稳定的时期运行比较顺畅。

2.3现行管理组织结构的问题

管理上条块分割，职能部门之间横向联系不理想，容易产生脱节和矛盾，协调与协作不理想。

由于管理层次过多，企业上下信息沟通路线较长，容易导致上传下达的信息传递不畅，影响决策反应速度和执行效果，导致有令难行、有禁难止等等间题;在当今经济和市场条件变幻莫测的情况下，这种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已经明显表现出笨重、迟缓、缺少灵活性的弊端;现行管理组织结构要求总行对分支机构具备较强的控制能力，要求总行有完善的信息系统和严密的成本控制手段，否则会导致严重的效益下降，尤其是在我国地域辽阔、行政区划众多、地区经济和人文状况差别很大的情况下，就更增加了控制上的难度;人员管理上也存在问题，如果调动频繁，则会导致新人对市场、环境和客户了解不够;如果一些人员长期呆在一个地方不动，上级行的控制能力将会下降;最基本营业机构数量众多，但功能单一，投人产出比不合理，人均劳动生产效率和效益偏低，尤其以经济欠发达地区最为突出;在业务职能管理上层次过多、分工过细，重复劳动及冗员问题突出。

3国有商业银行推行扁平化管理条件分析

3.1必须清醒地认识这项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推行扁平化管理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加人WTO以后，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将有135家外资银行立即可获准开办人民币业务，还有430家设立了代表处等待升为支行，而后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五年后外资银行将享受国民待遇，就会不断大量涌人，到那时国有商业银行既使足不出户，也将直接面临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

其次，国有商业银行作为一个机构、人员庞大的总分制商业银行，存在着上面所述的诸多问题，也只有通过逐步的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建立起更加灵活、适应市场变化的管理组织形式。

3.2具备推行扁平化管理的基本条件

扁平化的管理组织形式本身对企业现实的经营水平和人员素质要求是相对较高的，尤其是企业本身的行业经营特点应对扁平化管理更具有适应性和发挥管理效能。一些知名管理学者更加推荐扁平化管理在一些个性化服务要求较高的行业如银行业先行，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银行业采取扁平化管理的适应性问题。在其他方面国有商业银行经过多年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的努力，已经形成几大资源优势:一是服务网络覆盖优势;二是现有客户资源优势;三是人才储备优势;四是已形成的企业形象优势;尽管这些资源优势还未能充分转化为生产力而形成竞争优势，但使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具备了坚实的基础条件，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条件才有可能采用扁平化管理等先进管理法对这些资源进行合理地配置和充分地利用，达到兴利除弊的改革目标。

4国有商业银行扁平化管理改革的建议

如果说国有商业银行推行扁平化管理是可行的，那么还存在如何实践扁平化管理并达到预期目标的改革策划、组织与实施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也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这一改革必须遵照现代企业组织机构设计的程序，科学、谨慎地开展。

4.1必须明确推行扁平化管理所应追求的目标

(1)扁平化管理必须促进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投人产出比的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和效益的提高，增强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和适应能力，提高对客户需求的满足水平。

(2)扁平化管理所要达到的目标不能过多、过高，重点应放在解决因传统的管理组织结构而导致的问题和矛盾上面，而不能把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诸多突出问题统统归结于管理组织问题而企望通过扁平化管理统一加以解决。

4.2必须因地制宜地推行扁平化管理

国有商业银行的众多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其个性差别可想而知。就拿省内来说，其经营环境也千差万别，同级机构的经营规模和效益更是相差甚远，经营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殊性，所以在推行扁平化管理过程中不可能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必须结合本地区、本行的实际推进这项改革。

4.3与国际上扁平化管理的区别

国有商业银行推行的扁平化管理在减少管理层次、增加管理幅度、建立全功能、小规模的经营单位等方面与国际标准的扁平化是相一致的，但是更应该注意因所处环境和行业特点及自身条件的差距所产生的差别，国际上扁平化管理强调分权、要求员工都能成为企业家，但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而言，由于员工的综合素质还普遍无法达到那样高的标准，绝对不可以照搬照套，关键是要能够借鉴扁平化管理思想的精髓推行特色的扁平化管理。

4.4扁平化管理必须全面、系统地实施

为了取得良好的效果，扁平化管理的实施必须讲求系统化地配合。同其它面的根本性改革配套进行，诸如产权形式、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等等;同扁平化管理相配套的业务流程的改革;同扁平化管理相适应的各项内部规章制度的改革。

4.5确定扁平化管理的层次及运行模式

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规模比较大，而中国的经济地理情况又比较复杂，所以现行的总分制组织形式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至于说是采取管辖行模式还是区域型模式效果更好，可以通过改革实践来探索和检验，但是总行直隶型应该说更近于国外一些大公司的扁平化，但对象国有商业银行这样的刚刚起步、问题还很复杂的商业银行是不宜采用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扁平化改革必须确定一个初步的范围，是在二级分行先推开，其他管理层次保持不变;还是在一级分行以下全面推行，这是一个必须预先确定的扁平化幅度的问题。

4.6解决扁平化管理与中央银行监管之间的矛盾

国有商业银行推行扁平化管理还必须解决在机构设置上受中央银行监管限制的问题。我国属于中央银行监管比较严格的国家，商业银行的机构撤并、升级、迁址、更名等所有活动都要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而能否得到批准又是一个未知数，由二级分行自己操作起来难度较大。所以，总行应向中央银行提交一个整体方案和计划，才能有利地促进扁平化管理的深人。

4.7扁平化管理需要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

扁平化管理的实施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才能正常地运转，一个是信息技术支持，使管理信息、业务信息、市场信息等能够准确、及时、完整地上传下达，以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积极创新，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同时又能进行有效控制以防范风险。另一个是业务网络技术支持，使每一个营业机构能够提供全功能、高效、优质的服务，尤其是以网络技术支持，把网点覆盖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