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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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 网络文学 文学批评 传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学批评一直以来都是文学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漫长的文学史中，文学批评从来没有缺席，它伴随着整个文学史的发展，直至今日。但当前互联网的发展完全颠覆了文学发展的土壤，网络文学在兴起的初期就受到了众多的质疑，特别是传统的文学批评似乎在网络文学环境中并不具备话语权，也导致了文学批评当前的发展极为艰难。当然，我们不能够一味地为了批评而批评，批评的目的是进步，而不是吹毛求疵。当前网络文学发展如此蓬勃，一定有其深刻的原因，所以我们就要剖析网络文学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关系，图探索出二者的平衡点，使二者能够相互促进，为中国文学事业乃至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重要的力量。

1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的概念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字面上我们很容易理解，指的就是通过批评的方式对文学的发展方向、内容和思想等要素进行正确的引导，使文学的发展不致偏离方向。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的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的，首先，对于作家来说，文学批评能够有效地规范作家的写作行为，能够引导文学创作的正确方向；其次，对于读者来说，通过批评的角度能够让读者更为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也有助于提升读者的文学审美水平；最后，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文学批评代表的是主流的价值观，之所以会出现公认的批评，是因为其不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想法和观念，这对于弘扬社会正能量，促进社会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网络文学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在互联网上创作、发表、供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网络文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作品的水平也参差不齐，这恰恰是因为网络的开放性激励着“草根”一族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舞台，文学不再是作家独享的瑰宝，而成为了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并实践的平民化的产物。

2网络文学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挑战

当前文学批评家担忧的并不是在网络文学环境中没有文学批评，恰恰相反，网络世界绝对不缺少“批评者”，网络的开放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对网络文学进行评价，而很多观点非常浅显，仅仅是自身的直观感受，并不具有代表性，也不具有客观性。这才是文学批评家们最害怕见到的事情---不怕没有批评，但是怕没有逻辑的批评。在网络文学蓬勃发展的当前，文学批评越来越大众化，却又越来越低俗化。当然，这也是一个文学批评发展的“阵痛”，传统文学批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现在话语权回归大众，势必要经过一定时期的混乱和无序，最终终究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文学批评领域的“精英”和“平民”之争，是文学批评在当前时代必然要经过的过程。

3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如何应对网络文学的挑战

在当前网络文学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应当适时地进行调整，以应对网络文学的挑战，如此才能够不负文学批评之名，充分发挥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

首先，文学批评理论应当走进大众。数千年来的文学批评理论话语权都掌握在极少数人口中，这种自诩为“雅”，却无法容忍“俗”的文学批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状态，精英化并不是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的正确道路。文学和文学批评是服务大众的，大众都不认同，文学批评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了。

其次，应当坚守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则、精神和价值。文学批评是要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促进和引导作用的，无脑地批判并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文学批评对于当前文学环境的适应还是应当坚守一些原则、精神和核心价值的。例如人文主义精神、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这都是文学批评恒久不变的精神和价值，无论文学批评理论如何发展都不应当有所改变。

最后，要转变批评的方式。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太过于艰涩，让大多数读者都无法理解，那么文学批评难道就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吗？当前的时代中，人们在各个领域的选择都更多了，人们更愿意去选择自己能够理解和适应的事物，文学批评理论亦是如此。通俗化是文学批评理论应有的发展方向，沉重的说教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了，注定要被淘汰掉。

4结语

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确给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够在这数十年内极为蓬勃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的发展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社会意识随着社会物质的变化已经发展根本性的变革。很多文学批评家都在感叹和惋惜，因为文学批评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却在只有数十年历史的网络文学面前捉襟见肘。笔者认为，文学批评是伴随着文学的发展而诞生的，只要有其价值，就不会消亡，只是面临着当前文学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传统的文学批评应当进行合理的改变，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是文学批评真正应当遵循的原则，才是能够继续发挥其引导作用的唯一出路。

参考文献

[1] 赵李梅，傅宗洪.传统文学批评如何应对网络文学的挑战[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29（7）.

第2篇

论文关键词：印象主义的批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批评的独立性；自我；妙悟

很久以来，人们对李健吾先生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说、散文、翻译作品和法国文学研究理论上．即使谈他的文学批评，大多也只是会谈到他于1935年——1936年年问因书评而引起的和巴金、卞之琳的两场笔墨“官司”。但是毫无疑问，李健吾还是一个成就卓著的文学批评家。由于他与法国印象主义的渊源，一直以来，李健吾的批评都被称作是印象主义的批评，或者是印象鉴赏的批评，他自己也乐于承认这样的概括。但是近年来，有许多评论者注意到了他的批评中不仅有法国的印象主义，也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成分，因而他的批评又被称为中国式的印象主义批评。但是，在我看来．纵观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理论．法国的印象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并不只是份量轻重的问题，而是表里的关系，即法国的印象主义为表．而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为里，虽然完全中国传统式的文学批评所占的地位与份量不大．却是他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所在．是我们理解他创作与批评的一把钥匙。

一、表面上看来，他深得法国印象主义的精髓

从源流上说，印象主义其实是唯美主义的余波。而唯美主义强调艺术的独立，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因而印象主义提出“为批评而批评”。此外．印象主义者很看重批评家的主观介入和创造性的发挥．他们非常赞同王尔德提出的唯美主义观点，认为批评也是一种创作，甚至认为“最高之批评．比创作之艺术品更富有创造性”。因而印象主义者主张应以个人创作的态度从事批评。而在文学批评的本质上，李健吾所持的“自我发现论”，就是把批评当作是“自我发现”的一种手段。“犹如书评家、批评家的对象也是书。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价值的决定。发现自我就得周密，决定价值就得综合。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去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批评)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可以说，李健吾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肯定了批评本身是一种艺术。这样，批评者就有了他自己的存在，而不必以作者的是非为是非。更不必如伺候东家一样伺候作家，看作家的脸色，因为“作者的自白(以及类似自白的文件)，重述创作的经过，是一种经验；批评者的探讨，根据作者经验的结果(书)，另成一种经验”。批评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批评者有阐释的自由。因此，当《爱情三部曲》的作者巴金表示批评者的“拳头会打到空处”的时候．李健吾并不是脸红心跳、诚惶诚恐地收回自己的意见，而是坦然道：“我无从用我的理解钳封巴金先生的自由．巴金先生的自白同样不能强我影从。”他捍卫了批评的尊严，因为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自为完成的．犹如其他文学的部门．尊严的存在”。在他看来．批评的位置并不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尴尬，批评家不需要同作家“攀亲戚”．批评和作品是两种互为需要的艺术。批评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批评者有阐释的自由。维护批评的尊严当然不以贬低创作的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创作者是平等的，但更是谦逊的、取对话的态度。批评者的谦逊并非意味着批评主体的丧失，而是恰恰相反，批评主体的确立不表现为教训、裁断，甚至判决的冰冷的铁面．而是以“泯灭自我”为条件．并且在与创作主体的交流融汇中得到丰富和加强。因此，对于批评者来说，作品并非认识的对象，而是经验的对象；批评主体在经验中建立和强化．并由此确立批评的独立性。

倘若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艺术．那么批评也就是一种“表现”，表现“它自己的宇宙，它自己深厚的人性”。于是而有“所谓的风格，或者文笔”。风格即是“人自己”，表现自我，同时就“区别这自我”．“证明我之所以为我”。其难在于一个“诚”字。近年来，批评界不时冒出一两声对文采的呼唤．李健吾的议论可以使我们豁然开朗：批评要有文采，但这文采决不是外加的甚至外人的“润色”，它“是内心压力之下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由此出发，李健吾把“自我”作为批评的“根据”。文学创作中“张扬自我”虽然不是新鲜事，但在批评中。“自我”却一直被忽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健吾建立起了一种批评的自我意识，他认为强调“自我的发现”的结果就是必然宣告“批评的独立”，批评也就由充当文学的附庸而转为一种独立的创造“艺术”。

印象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认为宇宙万物永远都处于变动的状态，不可能真正把握客观真实，一切所谓“真实”都无非是一种感觉，是相对的、主观的。这样，印象主义者就特别强调以个人的感觉与印象去取代外在的既定的批评标准。或者说，干脆否定任何批评标准。

由此出发。李健吾也否定批评中存在任何客观的固定的标准。对于许多批评家都特别关注作品的所谓“客观意图”。他认为是不存在的，因为即使是作者本人也不一定就能说得清楚，那么批评家就更加无从解释了。更何况人与人的差异极大。同样的事物也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任何解释也都无所谓是否合乎标准。所以，李健吾的批评重在对于作品的整体的审美把握。首先是作品，首先是阅读，首先是体味。“批评的对象也是书”，“凡落在书以外的条件。他尽可置诸不问”。首先“自行缴械，把辞句、文法、艺术、文学等武装解除，然后赤手空拳．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要用“全份的力量来看一个人潜在的活动，和聚在这深处的蚌珠”，要“像一匙白松糖浆，喝下去，爽辣辣的一直沁到他(作者)的肺腑”。否则，“缺乏应有的同情”，就“容易限于执误”。他强调直觉，强调感受，“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价值的决定”。据说如今有的批评家很少读作品，或是浅尝辄止，他们的批评隔靴搔痒，戳不到痛处，也就难怪了。

二、实质上。他是在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现代化

正如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所说：“中国传统批评思维方法不无精微之处，在和世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批评理论的比较中。中国古典形态的批评确能独具特色。一般而言，我国传统批评多采用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松散自由的形式，偏重直觉与经验，习惯于作印象式或妙悟式的鉴赏。以诗意简洁的文字，点悟与传达作品的精神或阅读体验；另有一种传统批评的路数则截然不同，那就是作纯粹实证式的考据、注疏和索隐。但是不管哪一种，都不太注意语言抽象分析和逻辑思辨，缺少理论系统性。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所依赖的不是固定的理论和标准，而是文人大致相同的阅读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欣赏力和判断力，这些都是沟通批评家与作者、读者感受体验的桥梁。”

如果我们抛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主义与术语．仔细看一看李健吾所作的许多评论，用心体会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李健吾虽然被冠以印象主义，但他对许多作家作品的精微的议论却更令人想起中国古典的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人间词话》等等。他之所以推崇印象主义，是因为它从本质上与中国的古典文学批评是相通的，李健吾是想用印象主义的理论来收束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使之更富有操作性。更容易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至于具体的方法．就是“把他独有的印象形成条例”。“印象”不是所有人的印象，而是他独有的。基于他全部个人的修养、经验、知识和人格的印象，“条例”即规则，即综合。要通过理性分析来完成。不妨说。李健吾的批评是一种以个人的体验为基础，以普遍的人性为指归。以渊博的学识为范围的潇洒自由的批评。用他自己一再引用并欣赏的印象主义批评家法郎士的话说：“好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

第3篇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特征；文本性；政治性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舶来品，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20世纪80年代，在渡过了西方“历史主义危机”之后，人们又重新追问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以反抗形式主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征。

一、历史与文学

(一)历史是什么。从历史理论来说，新历史主义的“新”是相对于传统历史观而言的，这最主要表现在它对历史的性质的再认识上。而对“历史是什么”的回答，构成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他的研究手段(“发现”)和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如果历史研究者在把握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克服和排除主观因素，透明地运用其语言工具，他就能够再现般发掘出埋藏在时间风尘下的“史实”，并由此获得关于历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发现。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上述的历史观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它本身就是非历史的。历史研究者的主体(“人”)和他的工具(“语言”)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具体的人在借助语言而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他的视点和视野都已经被限制在某一现刻历史、语言的历史沉淀以及它们错综的复合影响之中。

展现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他所看见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现时的人对过去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以话语的形式存在，它是被写出来的。至于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则不管，他们认为历史主要由一些文本和一种阅读、阐释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

对此美国文艺理论家海登·怀特说：“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在这里，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

因此，历史被看作一个文本。海登·怀特还进一步论证道：“不论历史事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实际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被认为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这样的事件，为了构成反映的客体，它们必须被描述出来，并且以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描述出来。后来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叙事主义的，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作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单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

历史是一种话语，或一种文本。这种历史观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社会的色彩，是后结构主义者历史观的延续。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把历史称为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正是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用福柯的话说就是，原先的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被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取代了，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历史。福柯的这种历史观正应和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信念，即人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思想和感知，而文本之外的世界对于人的思想来说是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

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海登·怀特曾说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便是基于对历史文本的想象与虚构特质的理解而作的评论。这也就是说，历史从来就不能脱离想象而存在，历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语言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与此相关，所谓历史真实并不等于事实，它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绝对的真实，一种离开具体观念和阐释语境的真实。历史话语中的真实总是存在于一定的观念构造之中。

(二)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当海登·怀特把历史的深层结构解释为“诗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联系。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在传统历史学家那里，历史的特质是“真实”，它记录的是真实的事件，而这种“真实”与文学的特质“虚构”恰成对比，两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新历史主义者打破了历史的“真实”假象，他们认为，历史文本的运作方式是“编织情节”，即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的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种编织情节的方式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

因此，在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中，文学文本被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认为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映。那么，旧历史主义批评家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任务就是一种“还原”历史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通过把文学作品放到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试图再现出作者的原来的意义，从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义。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它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或者说历史是背景，文学作品是前景。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构成。在他们看来，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在新历史主义者眼里，文学与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复杂的相互纠缠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他们所关注的，并非通常人们理解的那种虚构的、想象的、狭义的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换句话说，新历史主义批评从事的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在具体批评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用文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也能看到“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文学”。

二、文学与政治

当新历史主义用“文本性”和“互文性”填平了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间的鸿沟，拉近了历史客体与当代主体间的距离时，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文本理解成凭空捏造，新历史主义的目的是揭开作为教科书或史书的“历史”的神秘的面纱，让人看到其形成轨迹，发现文本的“历史性”。在这方面，它对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多有借鉴。福柯用“话语”连接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习俗等，这就使文本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指向社会历史。话语实践植根于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总是体现着权力的关系。由此，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同时，福柯挑战现存历史定论的勇气也给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以莫大的鼓舞。福柯说，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它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谱系研究中对它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研究断裂就是研究特定的话语、社会形态的形成条件，并由此对它进行批判，而不是认可；昭彰它异不仅否定了统一意识形态的神话，而且通过历史定论对它异因素的压制过程和方式可以透视出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的机制运作情况。

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批判也就必然包含着对现今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不在于马上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在于对此制度所依存的原则进行质疑。新历史主义批评所关心的不只是主导意识形态所维持的表象，而更重要的是这表象下被压抑的它异和破坏性因素。

第4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话语；福柯

“语言”是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备受瞩目的关键概念。在哲学领域，“语言”成功取代了“思维”、“意识”、“经验”一跃成为了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语言问题提升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彻底改变了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西方哲学在继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发生了历史性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又称“语言学转向”。而与此同时，语言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则引发了西方几乎整个人文学科认识论以及研究范式的变革。20世纪文学研究更是深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尽管各流派的研究角度和批评方法不尽一致，但都表现出对语言的极大关注，语言不再充当媒介或工具的角色，也不是客观镜像，而是文学的本体特征，语言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在高等教育的这一研究领域，关于文学研究正趋向于文化研究、语言过渡到话语等现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可以追述到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构建。索绪尔立足于将语言学创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为两大支柱构筑了其理论体系。他对语言的阐释，坚实地把语言置于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抽象术语之中，他对语言(1angue)与言语(parole)的界分使语言摆脱实证主义和个体行为的纠缠，成为可以客观把握的自在自为的研究对象。而共时性(synchrony)与历时性(diachrony)的区分则使语言学逃脱了历史学家的监护，语言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处于历史链条上一系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而应该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所感知的构成一个系统的共存要素间的关系”。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以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引发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转向，即由对语言外部的、实证的、历时的、个别的考察转向了对语言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索绪尔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将语言界定为符号体系，任何符号都由能指(signfi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索绪尔的符号只关心能指(声音意象)与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把现实和指涉物置于研究领域之外。语言符号的价值取决于语言中其它符号的同时共存3，即语言符号的价值体现于差异与关系之中。因此无论从构成符号的概念方面看，还是从物质方面的声音看，或者从作为整体的符号看，语言中只存在差异。差异意味着价值，价值来源于语言系统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索绪尔驱逐了意义把自己的语言学封闭在有限的语符之中，语言被视为一种形式而非实体，这是对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变革。这样一种形式化使其在描述语言时走向极端，以至于形式化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

索绪尔为语言学确立的系统观念以及高度形式化的方法为20世纪整个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范式，也为自此以来各种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的相继问世提供了原初动力。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孕育出与传统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理论与方法。

二、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

首先把索绪尔的语言观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拒斥盛行于19世纪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反映论，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视为独立自足的体系。在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关系上，他们看重后者，试图突显艺术的技巧性介入的能动性本质，这无疑暗合了索绪尔视语言为形式的观点。俄国形式主义者超越具体的文学作品，努力挖掘文学之为文学的一般通则，即所谓的“文学性”，而文学性来自文学的语言和结构，来自形式而非内容，文学批评应该从感觉形式开始，因此语言成为形式主义者研究的中心。

该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j)提出的“陌生化”原则具体体现了形式乃审美之目的。俄国形式主义者还直接将语言学的模式用于诗学研究。他们从语音学、语法学、音位学、语义学、节奏、格律、词汇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文学，直接推动了语言学与文学的联姻。形式主义批评促进了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

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平行并独立发展起来的英美新批评同样把文学研究的重心立足于作品本身，重视对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与构成方式的细致研究。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克(Re Wellek)在其与沃伦(RobertPenn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类型。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完成了文学由外在研究进入内在研究的转折。在研究方法上，新批评派重视对单一作品的语义学分析，强调语言的多义性与含混性，突出语言的修辞功能。新批评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给后起的结构主义文论以重要的启示，使结构主义文论家在对文学作言语与语言，所指与能指，叙事与话语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继续拓展的基础。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思潮使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得以最为广泛的贯彻。列维一斯特劳斯(ClandeLZwi—Strauss)将结构主义语言方法用于对亲属关系、图腾制度以及神话等非语言学材料的解释。就文学研究而言，其主要贡献在于神话学。列维一斯特劳斯将看似零乱的神话分割成一个个“神话素”，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完整而自足的结构系统。在神话的叙述中，各“神话素”如同语言单位在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两条轴上同时活动，从而形成千姿百态的故事。列维一斯特劳斯神话模式研究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对于文学整体系统及作品结构的分析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拉康(JacquesLaban)则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纳入精神分析的领域，提出了无意识在结构上与语言及其相似的论断。他把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概念运用于精神分析学说，指出主体的意识正像是能指，而无意识层面就像是所指；由于总是要用能指来解释所指，能指背后的所指是不能轻易达到的。拉康借用并修改索绪尔的概念和运算法则，将精神分析学现代化，使之更适合于文学批评。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将自己理论运用得最有成效的一个领域。普罗普(VladimirPropp)对俄国民间故事的归纳直接启发了格雷马斯(Algirdas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和托多洛夫(TzvetanTordorov)的《(十日谈)的语法》二者都试图从故事中发现叙事的“语法”，总结叙事结构的共同性，借助语言学模式来分析作品的结构模式。罗兰·巴特(RolandBanheS)的《符号学理论》则使索绪尔模式广泛地存在于形形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为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他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去“阅读”大众文化，把各种活动和对象当作符号，当作意义得以传播的一种语言。巴特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索绪尔将一切人文科学统一在符号研究之中的雄心。在文学研究中，巴特强调了语言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认为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而不是在“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之中。其论著《写作的零度》进一步强调了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和无趋向性。而字词即语言形式独立性的发现致使创作主体不再拥有支配和调遣字词的权力，后者通过其非连续性的组合，生产不确定意义的机制，宣布“作者已死”和一个语言自足封闭的狂欢世界的到来。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即以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结构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状况。巴特前期的文论思想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将语言学模式和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符号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语言学理论的介入拓宽了文学批评的领域，推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语言形式，刻意追求语言学式的科学性，机械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切断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种视文学为封闭而孤立自足的现象必然是片面的。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化批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历史与主体作为形式主义的对立面重新受到关注。在这种理论思潮下，语言不再是能以科学的法规的精确性加以研究的一个客体。语言必须被放到社会语境和社会活动中来理解。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取代语言的形式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考察的对象。

三、从“语言"到“话语"

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突出体现在它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语言不是对既存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能动地生产意义，建构社会现实。然而语言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自身并不能直接说明意义生产机制的运作，因为在一种文化中，意义常有赖于各种较大的分析单位——各种叙事、陈述、所有通过各种文本起作用的话语等。“‘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于是话语逐渐代替了“语言”成为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个中心概念。

在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福柯(MichelFou．cault)看来，话语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维度的历史文化概念，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这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福柯的话语理论考察了话语在主体与客体塑造中的作用。主体既不是先验的、超然的，也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相反，它是通过自由的或是受支配的实践而被构造出来的。在话语场中的客体总是被话语所支配，处于被主体征服的地位。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论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文学是一种话语，而且是一种掩藏着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的话语。文学创作是权力话语的生产，作家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力。而文学史对作品的筛选以及对经典的界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结构的投射，同时文学批评也参与了话语的再生产。因此“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将是问题之关键。

福柯的话语理论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到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的全部领域，是对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的突破。而话语本身又与意识形态、性别、种族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话语理论对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批评流派有着极大的影响。

四、话语理论与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主张在文化和历史的张力中研究文本，认为一切阅读都不仅是针对文学文本，而是包括了全部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新历史主义考察文学如何诠释、介入被“历史化”的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二者又如何在互动中被建构。历史和文学一样是人为构造的产物，历史文本中事件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不过是历史学家所进行的一种类似于文学家编造故事的虚构活动的结果。“历史的文本性”否定了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文学除了提供历史以某种叙述框架和编织技巧外，还参与着历史的建构。

女权主义批评通过话语分析，寻绎女性在文学中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如何被呈现和塑造的以及男权社会的权力话语在文学中的运作踪迹。在男性中心文学中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的主置，她们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玩物。男性不断在文学中塑造出符合自身利益与要求的女性形象。同时女权主义批评家也力图通过挖掘被男性文学史所压抑、遗忘、湮没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从而将女性被男性话语遮蔽和覆盖的真实声音传达出来。

后殖民批评是在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解构和颠覆中产生的一套与殖民主义针锋相对的话语。殖民主义话语一面弱化、贬抑、否定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历史意识，一方面宣扬、抬高西方宗主国的价值观念，通过这种精神异化来实现殖民统治的长久和稳固。后殖民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对东方主义观念的批判被视为后殖民批评的开始。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分析了作为主体的西方如何对作为他者的东方进行文化想象和阐释，并揭示了殖民主义如何利用话语建构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维护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后殖民批评通过对殖民文本的改写、反讽从而达到颠覆、瓦解殖民主义话语的目的。

第5篇

一、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发展综述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作为文学当中的批评方法，其在理论建构、理念发展与实践应用当中必将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与道德批评方法进行对比。

（一）理论建构

众所周知，文学的伦理批评方法是由聂珍钊教授提出的，因此，聂教授是文学的伦理批评方法的重要贡献者。所以，其在伦理学批评方法的理论建构方面的贡献也十分明显。第一，文学伦理学批评文献的基本理念构架是由聂教授首次提出的。2004年，在江西的学术研讨仁义之上，聂教授以我国文评界存在的问题的批评作为切入点，对我国文评界对于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渴望作出了分析。聂教授运用历时的方法，对希腊神话以及古希腊文学、中世纪等时代的著名作品进行了分析，因此而得出了文学将社会与人生作为描写对象的特点，并提示了文学对于伦理与道德问题的依赖性，为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方法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利用作者与读者的道德观点与思想倾向以及文学作品与社会的关系展示了伦理学批评方法的广大运用空间，提出了十分丰富的文学伦理学理论内涵。第二，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与道德批评方法的异同也在聂教授的理论当中有所体现。聂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当中，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文学作品当中的道德现象，都是对文学作品当中的道德现象进行分析与评判。而文学伦理批评方法与道德批评方法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批评的出发点、采纳的方法与侧重的内容。文学伦理学批评全部从文学作品的艺术虚构的立场为出发点进行文学作品的评价，而道德批评则是以现实与主观立场为出发点进行文学评价。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原历史当中的伦理关系事实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出发点，与道德批评方法的现实主观角度相比较，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更加科学与客观。内容的侧重方面，文学伦理批评访求是对道德现象当中的行为与结果间的诸多关系进行分析，而道德批评则是对道德现象的结果的对与错进行评价。

（二）理论发展

文学伦理批评的理论的发展比较全面，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自己见解的发表。比如说，王宁教授，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以生态批评发展的意义作为例子，将生态批评比喻为文学的环境伦理学。而刘建军教授则是从“自然人”、“社会人”、“文化人”这三个不同的人类发展历史阶段为出发眯，进行文学伦理批评的研究，他认为现代的伦理批评方法是以“文化人”这一阶段为基础的，其目的就是从文学的角度使事物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与稳定。张杰教育从我国道德标准的特点出发，以多元性与动态性作为切入点，认为文学伦理批评方法是以这些道德标准的特点为基础得以发展的，而以多元的道德标准作为批评依据的伦理学批评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不同于社会历史批评，具有自己的个性。不同的学者对于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都有着不同的观点，而其共通之处是，他们都认为在我国的文学批评领域当中，还缺乏一定的偷价值与道德价值，但是伦理学批评方法的出现会使这样的现状得到良好的改善。

（三）实践应用

文学道德批评方法是传统的文学作品评价方法，已经在文学评价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一种新的文评法，但其也有着很大的应用空间。在聂教授在全国学术研讨会当中的发言来看，古今小说、诗歌与戏剧、东西方作品都是文学伦理批评方法应用的基地，这也使我国开始了一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应用的热潮。因此，作为学习与研究文学的人，我们应当认识与认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性与应用前景，开辟文学评价的新道路。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混淆之除

（一）伦理与道德概念的混淆

在伦理学界，伦理与道德这两个词汇一直具有争议。随着聂教授对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提出及其应用的兴起，使得伦理与道德两个词汇的意义的争议加深，越加混淆。一些学者为了避免二者的混淆与纠缠，将二者进行并列使用，比如说伦理道德思想与伦理道德观这样的词汇十分常见。

在西方词源学当中进行考证，伦理与伦理学这两个词汇是源于希腊语，最初指人类的住所，后来有了风俗与性情、思维方式的意思。之后，伦理出现在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当中，意思为稳定的性质。而后亚里斯多德将其作为人的性格、特殊气质之意使用。而道德一词，源于拉丁语，其意为风尚与习俗，之后逐渐出现了特点与规律、品质的意思。所以，在西方伦理与道德两个词语是可以互换的。所以，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本文，伦理与道德都有一定的互通之处，所指都为社会道德现象。

然而，以我国古代词源为参考，却发现伦理与道德存在完全不同的概念。所谓伦，指的是秩序与次序，在中国古代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长幼尊卑关系。中国古代的五伦之说正指的是五种关系，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与朋友关系。而道德一词，所谓道，指的就是规律与规则，也就是人在进行某种行为时所要遵循的规律与规则。而德则为品德之义。所以，道德之意思为人们在进行社会行为时所要遵行的规则。因此，伦理与道德并不相同。

（二）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混淆

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概念的混淆是伦理学批评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发表的一些论文当中，大量存在“伦理道德观”之类的词语，许多作者都在用形容道德观的词语进行伦理观的描述，比如的说伸张正义、趋利避害这些词语。这些词语是用来形容行为结果对与错的，也就是道德观的形容词，并不能表明事物间的关系与联系，所以许多伦理批评方法的运用都存在问题，名义上是利用伦理学批评方法在进行文学评价，实际上得到了批评结论与道德批评的结论一致。

在笔者看来，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的是人与人或者人与事物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会关系背后社会历史的反映。而道德批评方法是从现代现实的角度出发，看道德现象中的关系是否符合现代的伦理标准，是对关系正确与否的判断。所以，伦理学批评是从现代与历史的双重角度出发，而道德批评多为从现代现实出发。

第6篇

关键词：文学；伦理；道德；伦理学批评；道德批评

一、伦理与道德概念论述

（一）什么是伦理

美国《韦氏大辞典》对于伦理的定义是“一门探讨伦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及讨论道德责任义务的学科。”伦理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乐纪》，“乐者，通伦理者也。”所谓的伦理，就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是指一系列指导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它不仅包含着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深刻地蕴涵着依照一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深刻道理。是指做人的道理，包括人的情感、意志、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是指人际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行为的观念。

比如，前几年的日本雪印公司在大阪的一家鲜乳制造厂因生产机件部分污染导致牛奶不干净，造成人们饮用之后中毒。雪印公司收回市面上的牛奶成品之后却又重新处理再上市销售这种行为就是违反了伦理的行为。

（二）什么是道德

著名作家叶千华在《心灵夜语》中说到：“道德是人本能的东西，更是后天养成的合乎行为规范和准则的东西。它是社会生活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之一，它是做人做事和成人成事的底线。它要求我们且帮助我们，并在生活中自觉自我地约束着我们。假如没有道德或失去道德，人类就很难是美好的，甚至就是一个动物世界，人们也就无理性无智慧可言。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是道德的驱使才建立了人类的和谐社会；是道德的要求才有了社会群众团体组织；是道德的体现，使人们自尊自重自爱；是道德的鞭策，营造人与人的生活空间。一个不懂得道德和没有道德的人是可怕的。”

所谓道德，就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所要遵循的准则与规范。比如尊老爱幼、乐于助人就是我们在社会中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

二、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论述

（一）文学伦理学批评

聂珍钊讲授说过，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方法论有其特定的涵义，是指文学意义上的批评方法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即使研究人类社会也是出于研究文学的目的。再者，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对文学进行伦理和道德的客观考察并给以历史的辩证的阐释。第三，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是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中，它重在对文学的阐释。

譬如俄底浦斯王杀父娶母这一悲剧，我们不必用现在的伦理观念去指责这一犯罪，而应该历史地看待这场因当时的社会转型而引起的伦理关系的混乱，用现在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不能正确理解俄底浦斯的犯罪行为的。

（二）文学道德批评

古往今来，道德批评本身不仅是作为标准，而且是作为一种方法存在于文学批评之中的，它是对作品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方式。文学作品因为反映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必然地包含着它的道德内容。所以，即使是作家有意地避免对其笔下的人物和事件作出明确的道德判定他的作品中也必然地包含着自然状态的道德批评。比如小说中的牙婆薛氏、陈大郎、三巧儿，他们虽然在小说中是反面人物，但是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道德观念。

三、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比较分析

（一）二者批评的出发点不同

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研究对象虽然都是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现象，但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从文学作品的艺术虚构的立场为出发点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的；而文学道德批评是从现实与主观的立场为出发点进行评价的。

客观来说，以还原历史当中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要比以现实主观为主的道德批评方法更加的科学客观。

（二）二者的侧重点不同

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对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现象的行为与结果间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而道德批评方法是只是针对道德现象的结果对与错进行分析。从这一方面来看，我觉得文学伦理学批评更加全面，不只是注重事情的结果，更加看重对过程的分析。

（三）二者的方法论不同

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在借鉴、吸收伦理学方法基础上融合文学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一种用于研究文学的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与伦理学的方法有关，但是二者也不能完全等同。从根本上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文学研究与伦理学研究相互结合的方法，因此在本质上它仍然是文学研究方法。而道德批评是以道德规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科学，它以善恶的价值判断为表达方式，把处于人类社会和人的关系中的人和事作为研究对象，对现实社会中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现象进行研究，并作出价值判断。

四、总结

在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高度发展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重视对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根据聂珍钊教授对文学批评方法的论述，我觉得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应用空间非常大，它与文学道德批评存在着一定的共同之处，但也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应该把这两种批评方法融会贯通，取长补短，将文学的底蕴更好地继承下去。

参考文献：

[1]张艳红，李娜.浅议英语教学中学生语感的培养[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12）.

第7篇

一、作家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体现的伦理观

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描写的是南方姑娘艾米丽·格里尔森的故事。她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老格里尔森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家长，是封建没落贵族的保卫者。父亲在世时拒绝让她与所有男性青年接触，赶走了一个又一个求婚者。父亲死后不久，艾米丽与来自北方的筑路工头伯隆相爱。然而，他们的爱情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压力，老镇民们认为他们的相爱有失她的贵族身份，尤其是妇女们对艾米丽的爱情“说三道四”，进行百般阻挠。正当人们纷纷猜测艾米丽会不会与他结婚时，伯隆突然销声匿迹。在此之前，艾米丽曾到药店买过砒霜，人们以为她被情人抛弃后产生了轻生的念头。然而，艾米丽并没有死，只是变得更加孤僻和难以接近，整日闭门不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四十年后，艾米丽病逝，人们才有机会走进她家，窥探这座神秘的房子。在楼上一间卧室内，人们发现了她的白色结婚礼服，而且床上还躺着一具干腐的男尸，尸体旁边的枕头窝像是不久前有人睡过，上面还留着一丝铁灰色的女人长发。

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描写的时代背景是美国内战后南方文明逐渐瓦解，南方种植园经济逐渐被北方资本主义经济所代替，新旧矛盾交织，新的伦理关系就此产生。作者通过《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这部作品及其人物表达了他对那个时代的社会伦理、家庭伦理的独到看法。

首先，文中展现了内战后美国南方社会的社会伦理关系。聂珍钊教授提出，“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小说中艾米丽所处的小镇是整个美国南方社会的缩影，作者通过小镇上人们的生活让读者了解到当时南方的社会风俗及价值观。伦理本身是一种准则，而社会的百态正是在这种准则的影响下萌生而来。伦理制度受到冲击，那么自然会导致制度下的社会现象发生改变。在美国内战之后，南方的伦理准则被破坏，社会也在悄无声息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展现的清晰明了，淋漓尽致。小说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艾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处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人们将艾米丽比喻成一个“纪念碑”，那么是什么样的纪念碑呢？

社会伦理强调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艾米丽身处其中，她的生存状态是由整个社会决定的；相反，她的变化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反馈。从17世纪开始，美国南方就一直保持着英国封建贵族的传统，直到在内战中被北方所打败，这种传统的伦理制度才开始慢慢衰落。而艾米丽正是这段历史的纪念碑。而这种衰落也不是一触即发的，却是经过了长久的沉淀慢慢深入人心。如文中提到的，在少女时期的艾米丽是一个“身段苗条”的漂亮女孩；随之在药店买药时她已经是个“三十出头，依然是个削肩细腰的女人”；然而在他的北方男朋友伯隆去世后，人们再见到艾米丽的时候“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作者用艾米丽不同阶段的变化侧面反映了南方封建制度步入破灭境地的进程，随着艾米丽的身材面容的改变向读者展现了南方社会漫长的蜕变过程。

1620年，102名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将清教带到了美国。也就是说在美国南方社会，不仅有传统的伦理制度，还有清教反对奢华的宗教伦理观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清教的宗教要义认为妇女要保持，也就是说要用理智的意识来压制人的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文中提到艾米丽一家是属于圣公会的，所以艾米丽从小受到来自父亲的宗教思想的影响。正在这种伦理环境中，南方旧的社会伦理制与艾米丽违背这种旧的社会伦理制度的爱恋追求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一个人的情感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的不可能实现的矛盾就为艾米丽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其次，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在小说中也有明显的体现。17世纪，在英国殖民公司的赞助下，一批移民来到弗吉尼亚州，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开始了农业劳作，致使南方社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也就导致了父权制的强化。内战后，在传统的伦理制度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南方社会，父权制仍然萦绕在这个南方小镇之上，成为主宰人们思想行为的统治力量，无形地掌控着女人的命运。正如小说中的描述：

“我们把这家人一直看做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艾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腿的侧影在前面，背对艾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

不言而喻，艾米丽的父亲老格里尔生手执马鞭俨然就是旧的封建伦理制度的守护神。他站在艾米丽的身旁，赶走了艾米丽所有的追求者。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了艾米丽一生的桎梏，无论父亲在世与否，艾米丽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显而易见，作为一个父亲，老格里尔美名其曰是要为艾米丽选择一个好的归宿，但实质上只是为了维护封建贵族那“微不足道”的荣誉。这段描写从侧面折射出老格里尔生对于老封建伦理制度的维护几乎达到如痴如狂的地步。也正是由于从小受到封建家长制度的严重束缚，造就了艾米丽偏执、孤傲甚至有点扭曲的性格。

由此可见，主人公艾米丽是一个生活在封建伦理、家庭伦理关系束缚之下的渴望被爱的女人，从小便被剥夺了追求爱情与幸福的权利。即使父亲去世，艾米丽似乎仍然没有享受爱情的自由，因为她仍受到全镇人和清教教义的羁绊和约束。

二、作家伦理观的形成

福克纳是一位乡土气息浓厚、具有鲜明特色的美国南部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包含了丰富的伦理道德内涵与主题，他通过一系列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南方社会的全景图。那么，福克纳的伦理道德观是怎么形成的呢？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口，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可以研究作家的伦理道德观以及这些观念产生的时代背景、原因、生成过程，也可以研究作家所处时代的伦理背景对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作家伦理观的形成与作者生活的环境和多舛的命运有关。

首先，作者生活在南方奴隶制度瓦解，北方文明逐渐入住南方家园的年代，随着北方文明的“入侵”福克纳开始认识到蓄奴制度的罪恶，对其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其次，福克纳又是生于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北部一个庄园主后代的家庭，他的曾祖父威廉·克拉科·福克纳老上校是一位庄园主、军人、政治家和作家。他对他的曾祖父非常崇拜，而且像其他的南方家族一样拥有一部家谱。这直接影响了他在小说中对于南方传统父权家族的描写。这两者使作者形成了既追求北方现代文明有不舍南方贵族思想的矛盾心理。最后，福克纳的一生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崎岖坎坷。在他的童年，父母由于性格上的巨大差异而势不两立，也给福克纳造成了深深的痛苦。他渴望爱与被爱，这也成了小说中对于爱情伦理描写的源头。

在福克纳看来，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不仅残害同胞，还造成奴隶主的惰性和对社会的轻视，所以他对南方的社会矛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同时他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他内心深处对南方有着深深的眷恋，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仅仅蕴含批判思想，而且包含着对南方贵族价值体系的认同，以及对传统家庭制度的缅怀。福克纳希望借此来对读者产生教化作用，找到与读者所处的伦理道德环境的契合点。

三、艾米丽的爱恋方式与道德判断

伦理学又称为道德哲学，从伦理学三个字的字面看，“伦”是指人际关系、秩序，“理”是指基于人伦社会关系及社会秩序的规则、伦理以及理性的解释，“学”当然是学问、学说，体现其研究的特性。也就是说伦理学直接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这种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主人公艾米丽所选择的爱恋方式做出解读和道德判断呢？

艾米丽从小生活在父亲的束缚之下，他的父亲老格里尔生手执马鞭赶走了所有追求艾米丽的青年。在这样的环境下，使艾米丽对爱情有一种偏执的渴望，她渴望被爱，渴望品尝爱情的滋味。所以在当她遇见北方男子伯隆之后，艾米丽充分得到了爱情的滋润，愉悦地享受着爱情带来的快乐。尽管这种快乐在人们的嘲讽声中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于艾米丽来说，只要伯隆能够爱她就够了。虽然小说中没有明确交代伯隆的死是艾米丽所为，但是他死后艾米丽的种种反应却体现那个时代“夹缝中”爱情的不易。在伯隆死后，艾米丽没有将其埋葬，而是将其尸体放在他们的婚房中数十年直至她去世。那么，从这种特殊的爱恋方式中我们窥见到艾米丽怎样的心态呢？又会从中挖掘出怎样的思想意蕴呢？

我们知道，艾米丽深深地爱着伯隆，对于一直渴望爱情的艾米丽来说，伯隆的出现就像是一缕清泉滋润着艾米丽这支枯萎的玫瑰。面对爱情的消逝，艾米丽有深深的不舍，加之她孤僻扭曲的性格，使她能够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也是情理之中。无论伯隆是病死的也好，还是被艾米丽毒杀也好，她对爱情的执着、专一，那种至死不渝的情感着实让人感动。这也是这部作品能够产生震撼效应的关键所在。还有，艾米丽曾因与伯隆相爱承受了太多来自社会的舆论压力，这种“口水能把人淹死”的封建伦理压力几乎让她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无论是伯隆离他而去也好，还是死去也好，都会使她再次成为小镇人议论的口实和话柄，成为人们口中的那个“青年的坏榜样”的证明。所以，她不愿将伯隆的死公之于众，更不愿让自己一生的挚爱就这么飞灰湮灭、消失殆尽，宁愿自己独守空房度过漫漫长夜。所以，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作对爱情至死不渝的守候。

虽然艾米丽的这种爱恋方式，有悖常理，有悖既定的社会伦理道德，不被人普遍的认可和接受，但她这种对爱情至死不渝的情感态度不禁让人为之动容。

四、结语

总而言之，《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给我们带来是对各种伦理关系的深思，使我们努力在社会大背景下实现与社会、家庭和自我的和谐统一。当我们看见艾米丽在封建的束缚，教义的捆绑下生活的如此痛苦，我们自然会善待周围那些勇敢追求自己爱情和幸福的人们。相信艾米丽的爱情悲剧不会在我们这一代或未来的人们身上重演。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外国文学研究，2004，（5）：19-20.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19.

[3]余仕麟.伦理学要义[M].巴蜀书社，2010.1-5.

[4]威廉·福克纳.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99-104.

第8篇

关键词：互文性；文学批评；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1)06-0128-4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Xu Wenpei Li Zeng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symbolic properties of texts,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not only provides broader space and infinite possibiliti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exts, but also brings about profound changes i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as well. Through summarizing and commenting on the theories of intertextuality proposed by some French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theories of deconstruction by the Yale School of America, this paper aims to expound the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toward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great cultural realm that surpasses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Key words：intertextuality; literary criticism; creativity

文学是人类社会文化意识、民族意识不断积淀的结果和反映，在上层建筑中为社会中的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文学批评及理论伴随着文学作品的诞生而出现。同文学作品的创作所经历的变化和革命一样，文学批评理论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变革和发展，反映了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等诸多领域出现的新思想、新观念等。经历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主要思潮的西方哲学深深影响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使文学批评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都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作为一种文本阐释理论，互文性理论诞生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撞击中，从文本的符号特性出发，总结、归纳出文本的开放结构和指涉性特征，把文本从一个完整的、封闭的独立结构中解脱出来，将研究重心从作者-作品-读者这一传统的三元关系转向文本-话语-文化这一宏大的叙事结构。互文性理论不仅丰富了文学研究理论，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在理论上肯定了模仿和引用等描述文本之间关系的传统的研究方法，而且通过将文学置于文化这一大的背景和网络之中，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互文性理论家所关注的焦点看，M. 巴赫金注重的是人作为主体的对话关系，J.克里斯蒂娃主要从作者的立场关注文本，R.巴特从读者的角度关注文本的接受，J.德里达提出延异（différance）和踪迹（trace）两个重要术语，从符号的差异性、能指和所指在空间上的播撒，丰富了互文性的理论体系。美国文论界形成了以P.德.曼和H.布鲁姆为首的耶鲁学派解构主义阵营。H.布鲁姆的“诗学误读理论”关注互文性的心理阐释，德•曼的修辞性文学解构主义和H.米勒的寄生与寄主解构主义修辞批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法国文论家们的解构主义理论体系，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实现从作品到文本的转变中开辟了文本间性的新视域。

一

H.布鲁姆理论中的“误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误差性阅读或错误的阅读理解，而是指读者创造性的阅读方式。J.克里斯蒂娃和R.巴特等人把互文关系看成是一种匿名的引用和静态的吸收，但在H.布鲁姆看来，一个卓越的诗人在意识中存在着由于迟来而产生可能被前驱诗人湮灭的焦虑，这种无法驱除的焦虑迫使他与前驱者在心理战场上进行搏斗，为争取“文本霸权”而进行误读。“误读”的目的在于祛除前驱诗人的影响，为自己的创造力扫清障碍。H.布鲁姆的诗学误读理论重视单个诗人之间的影响和来自同一个伟大前驱的文本之间的互文建构。一位强大的前驱诗人对一位迟来者的威慑逼迫后者必须使用修正比来摆脱前者的影响，力争在文坛上占据一个位置。

H.布鲁姆早年从事英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尤其是英美诗歌传统的研究和阐释。在《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和《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这两部著作中，H.布鲁姆正式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结构主义文论体系。H.布鲁姆所说的“误读”主要是围绕后来诗人，由于前驱诗人的影响，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即对前驱诗人进行“误读”、修正和改造。H.布鲁姆说：“诗歌的影响-当这种影响包括两位强劲有力度的权威的诗人之时-总是通过对较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发生的，误读这种创造性的衔接、连接行为，确实是、而且必须是一种误解（或译误释：misinterpretation）。一部丰硕的诗歌影响史，即从文艺复兴起文本诗歌的主要传统，就是一部忧虑和自我适应的歪曲模仿历史，一部曲解的历史，一部反常的、人性的、有意修正的历史，而若无这种修正，现代诗歌本身也不可能存在”（H. 布鲁姆 2008：2）。由此看来，H.布鲁姆一反传统文学理论对“影响”的理解，把“影响”从后人对前人的模仿、继承和推崇理解为后人对前人误读和误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修正。H.布鲁姆认为，后人对前人“误读”的目的在于摆脱前人的决定性影响而确立自己的天才地位，因为只有修改了前人的作品，才能为自己开拓出一片展示才能、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天地。既然后来诗人无法逃脱前驱诗人的影响，那么他只有通过误读来偏离这种影响，修正前人的目的是为了创新。H.布鲁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释他的“误读”理论。首先，阅读是一种延迟行为。这是因为，文学文本使用的语言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这一对应关系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意义在能指之间进行永不休止的转换、播撒和延迟，而作为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意义与作者最初赋予文本的意义不可能完全一致，作者的原意要么在时间上发生延迟，要么在具体的内容上发生偏转，也就是说，没人能够找到作者给予文本的原初意义。因此，阅读事实上成了一种写作，读者在“重写”文本的过程中为文本创造意义。其次，影响即误读。H.布鲁姆对“影响”的理解是，“影响意味着，压根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则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 （H. 布鲁姆 2008：3）。这一论断进一步诠释了H.布鲁姆作为一名解构主义者的文本观：不存在始源性的、所有其他文本都派生和寄生于此的原文本，所有的文本都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交叉、相互指涉、相互重叠和相互转换之中。文本之间不存在后来者对前驱者的继承关系，文本之间只存在对抗和斗争的关系，后来者通过采取创造性的纠正和修正来力争取代前驱者。诗人之间的相互阅读导致误读，诗人之间的影响导致互文性。同样，胜任的读者也像诗人那样进行误读式的或批评式的阅读，这种影响关系对读者阅读的支配就如同影响支配写作一样。所以，误读即误写，写作即误读。

解构主义完全否认了传统的文学史观把文学史单纯地看作是传承、延续和发展的历史，不同时代的诗人之间的影响构成了一部误读和修正的历史。H.布鲁姆提出的六种修正比，即六种误读方式揭示了诗人是如何试图偏离前驱诗人的影响。“克里纳门（Clinamen）”指的是后来诗人通过反讽式的误读来暴露前驱诗人的幼稚和局限性，以实现偏离和变化的目的；“苔瑟拉（Tessera）”意味着后来人认为前人走得不够远，通过揭示前文本的不足和续完前人的诗，目的在于补救，以免使得前人的诗被湮灭；“克诺西斯（Kenosis）”意思是后来人打破与前人之间的连续和承继，目的在于通过这种不连续来凸显自己的诗，从而达到倒空前人诗中的神性和灵感并使之相形见绌；“逆崇高（The Counter Sublime）”指的是通过把前驱者魔鬼化而压抑前文本的崇高幻想，以一种反崇高的姿态来抹杀前文本；“阿斯克西斯（Askesis）”指意识到幻想无助于改造我们的世界，诗人必须在创作中运用快乐原则才能对抗现实世界，通过在自己的诗与前驱者的诗之间确立一种关系来消除前驱者在诗中体现的天赋灵性，通过与前文本切断一切联系来实现自身的净化；“阿•波弗里达斯（A. Pophrades）”指的是成熟的后来诗人向前驱者敞开自己的诗所产生的效果：后来诗人吸收前文本并帮助前驱诗人抒发未能表达的幻想，给人一种前文本来自后来人的感觉，后来人胜过前驱诗人而使前驱诗人退居其后。

值得指出的是，H.布鲁姆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精确的阅读，只存在或多或少的创造性的阅读。和巴特倡导的愉悦性阅读相似，H.布鲁姆也认为误读中包括趣味性的阅读。“影响即误读”实则意味着使用如比喻、反讽和夸张的修辞手法对前驱诗人的文本进行创造性的偏离、歪曲和修正。H.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的文论思想开始从心理层面对读者的阅读心理机制进行探索，是一种研究读者对文学文本接受的美学。在谈到不同的读者可能出于需要而对阅读的文本进行改造甚至歪曲时，法国文学家和社会学家R.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将阅读称为“创造性的背叛”。对文本的这种“背叛”也许会使原作者感到惊讶和措手不及，但“误读”和“背叛”所体现的创造性的“写作”赋予了文本新的意义，不同的读者可以因此而能够互相交流他们的新意义和新文本。这样一来不仅能够延长作品的生命力，使文本的意指过程得以“延异”，而且能使文本在读者之间由于“重写”而产生一个个互文本。R. 埃斯卡皮在说到这种“创造性的背叛”时指出，“全部古代及中世纪的文学在今天还有生命力，实际上都经过一种‘创造性的背叛’”（R. 埃斯卡皮1987：137-139）。H.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的理论不仅丰富了互文性理论，为理解文本间和不同时代的诗人间的关系找到了新的视角，而且对探索和理解文学发展规律提供了历时性的角度。

二

德里达说：“我们应该把文本看成是不断流动的能指”(Peck, J. & Coyle M. 1984：166)。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前驱者的文本都有可能被后人以改写、引用等方式所利用，用前文本作为一个能指来指向一个或若干个所指（也可以看作是新的能指）。这样一来，被后来者利用的前文本在后来文本中形成一个个指涉其他文本的能指，前文本和其指涉的其他文本与后来文本就形成了互文关系，前者帮助后者阐释其文本意义。（陈永国 2003：78）德里达对互文性理论的独特贡献是他的两个重要术语：延异（différance）和踪迹（trace）。延异这个概念来自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差异论，即每个符号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差异。德里达的延异说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符号的差异性，二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在空间上产生的播撒，三是意指过程在时间上产生的推延，即在意指过程中，能指和所指不同时发生。踪迹指的是每一个或大或小的文本都是由其他话语（文本）所决定。因此，所有的话语（文本）都有互文性，而前文本被后人有意或无意以引用和改写等方式利用时，都对前文本的意义进行一定程度的增补。在增补中，前文本必然在新文本中留下踪迹。踪迹被德里达看成是意指活动中的最小单位，相当于索绪尔理论中的符号。从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来看，延异和踪迹都含有无中心或颠覆中心的倾向。德里达认为，文本是由踪迹组成的，踪迹无处不在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文本是在与其他文本交织在一起的大网络中形成的。（王瑾2005：97）德里达不否认文学模仿论，但他认为文学文本模仿的不是外在的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而是其他文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处在语言符号的网络世界中，所以是符号，也是文本。因此，作为符号文本的文学文本模仿的是其他符号文本。在这个文本世界里，模仿对象在模仿过程中发生替补（supplement）、位移（dislocation）和播撒（dissemination）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处在既不固定又不恒定的动态中。文本与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依存，因此文学的本性就是文本间性。文本间性就是互文性，而此文本与彼文本在时间上构成历时关系，在空间上构成共时关系。文本的互文性特征决定了互文性跨越了各种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文本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在文本世界的网络中自由穿梭。德里达互文性理论的核心是延异说，延异是差异和延宕的综合，是对逻各斯中心的消解和取代。延异说揭示了意义被符号自身的差异所推延的特性，并永远屈从于差异。

受以德里达为代表的法国文论家的影响，美国逐渐接受了互文性和解构主义理论，形成了以P.德.曼的修辞性文学解构主义和H.米勒的寄生与寄主解构主义修辞批评理论为代表的耶鲁学派解构主义阵营。P.德.曼在《盲点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和《阅读的比喻》（Allegories of Reading）这两部著作中推出了语言和文学的修辞性观点。在P.德•曼看来，语言的修辞性或隐喻性体现在语言是用一种符号代替另外一种符号，即意指过程中能指指向所指，而修辞使语言在表达中有可能同时既肯定又否定，也就是说字面意义和暗示意义（修辞意义）之间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P.德•曼认为这种张力体现出后者对前者的否定，而修辞意义对字面意义的否定导致文本意义的多元化和动态化，文本意义被解构。（de Man, P. 1979：9）语言的修辞性使一个文本具有指涉其他文本的符号特性，这种指涉性就使文本具有了互文性特征。文学文本依靠语言的修辞性，通过转义完成意指功能，指向自身和其他文本，如历史、政治等各种文本。P.德•曼的修辞性解构主义理论运用语言的修辞性消弭了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异和界限，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被归结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性。H. 米勒从现象学理论转向解构主义阵营源于他对阿伯拉姆斯（M.H. Abrams）在《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Natural Supernaturalism：Traditional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一书中表现出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的质疑。（Bloom H. 1979：250）H.米勒的互文性结合了德里达的延异理论和德•曼的语言的修辞性和文学文本的修辞性理论，提出了在文本之间开展解构主义的修辞批评方法。“实际上，鉴于‘解构批评’是用修辞的、词源的或喻象的分析来解除文学和哲学语言的神秘性，这种批评就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它与它的分析对象具有同样的性质。它非但不把文本还原为支离破碎的片断，反而不可避免地将以另一种方式建构它所解构的东西。它在破坏的同时又在建造”(王逢振 1991：184)。 由此可以看出H.米勒建立在延异性和修辞性基础上的解构主义思想：既解构又建构。将文本的封闭结构打开，使一个文本向所有其他文本开放，此为解构；文本的开放使文本之间相互指涉，意义在差异中由语言的修辞性手法建立起来，此为建构。H.米勒用寄生物和寄主之间的关系来诠释他的既解构又建构的文本观。他在《作为寄生的批评家》中首先阐释了寄生物和寄主之间的关系：寄生物寄生在寄主身上，从寄主那里汲取养料得以生存，成长壮大后会成为其他寄生物的寄主。寄生物在寄生过程中既解构寄主同时也建构自身，寄生物和寄主的关系也在寄生和被寄生的过程中相互转换。H.米勒用寄生这个概念来类比和阐释诗歌文本之间的关系：“诗歌内部一部分同另一部分的关系，或是该诗同先前的和以后的文本的关系，就是对于寄生物与寄主关系的一种表述。它以实例说明了这种关系不可确定的摇摆性。要确定哪种成分是寄生物，哪种成分是寄主，哪种成分支配或包含另一种成分，是不可能的”（王逢振 1991：169）。H.米勒从词源上考证了寄主这个词，发现它既指主人又指食客。寄主有时作为主人招待其他食客，有时作为食客被其他寄主招待。因此，H.米勒得出结论：没有永远的寄主，也没有永远的寄生物；寄生物汲取寄主养分、解构寄主的同时，将养份融入自身体内对自己进行建构；文本之间也是如此，后来文本寄生于前文本，在解构前文本的同时建构当前文本，而当前文本又会成为将来文本的寄主。（王瑾 2005：110）H.米勒的寄生与寄主思想揭示了在寄生物和寄主两种角色之间转换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解构与建构关系，这种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互文性。P.德•曼从语言的修辞性中看出符号的指涉导致文本的相互指涉，H.米勒则从寄生与寄主的关系中发现了文本间的相互吸收、转化和影响。

三

互文性理论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通常包括影响文学作品的源头、文学传统的影响和习俗等等，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首先，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尤其是对文本语言进行修辞性的阅读，研究文本语言是如何通过隐喻等修辞手法对语言进行持续不断的破坏，从而产生德里达所说的文本的踪迹，进而顺着踪迹发现此文本对彼文本的指涉，阐释文本意义的多元化和不稳定性。其次，通过此文本中出现的对其他文本所做的如拼贴、引用或评论等显性的互文手法进行追根溯源式的梳理，来研究他文本在此文本特殊语境中的承接性、适宜性及深刻含义，并由此探讨其他文本意义从原语境植入新语境后，作为符号在无限的意指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再次，通过对一个作家某一体裁作品所体现的内互文与外互文形成的指涉性关系，在主题阐释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建构该作家的内互文网络和外互文网络。研究他文本对此文本，尤其是外互文网络中政治、历史、神话和圣经等大的文化文本网络与一个作家整体文本网络的关系，考察互文本在被嵌入的文本中如何实现其语义功能、如何与新文本的语境结合以及和谐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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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布鲁姆. 误读图示［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H. 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M］. 北京：三联书店,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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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Man, P. Allegories of Reading［M］. New Have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eck, J. & Coyle M. Literary Terms and Criticism［M］.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4.

2011年第6期

总第163期外语学刊

第9篇

关键词：新批评理论；英美文学教学；运用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7－0053－02

作者简介：李莉莉（1975-），女，黑龙江五常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英语教学与英美文学研究。一、新批评理论的主要观点

在新批评理论兴起之前，批评家们往往忽视了文学作品本身，认为外在环境对创作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有时也会侧重于分析作家情感和个性因素等内在环境的作用。新批评理论将批评的重点从作家转向作品，强调作品本身具有的审美效应。该理论认为作品是不受其他因素控制或支配而独立存在的，其本身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展示了一种特别的意义。阅读的目的就是为了探究这一意义，而这一意义是蕴涵在作品之中的客观内容，是读者都能够通过阅读作品获取的。

1．“文学本体论”

“文学本体论”是新批评理论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本体论”原本是个哲学概念，研究的是事物的“存在”和“本质”。“文学本体论”探讨的是文学存在中的“本源”与“本质”，研究的是作品的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文学是一个独立的和独特的世界，文学作品一经产生便成为独立于作者和读者之外的一个客观实在，它不依赖于客观世界而存在。因此，研究者把文学作品称为‘本体’，并提出了‘文学本体论’的概念”［1］。在他们的观点中，文学作品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独立自足的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它们共同作用的产物就是作品的意义，而这一意义的产生依赖于作品本体。艾略特提出的“非个人化理论”为这一观点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艾略特论证了作家个人和传统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优秀的作家就得不断地放弃当前的自己，归附更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并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2］31。他还认为，作家只有把自己的“个人情感”转变为“人类的普遍情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所以文学批评不应该关注作家，而应把重点放在对作品本身的研究上。兰色姆也指出，文学作品由构架和肌质两方面的内容构成，“诗歌是一种松散的逻辑构架，伴有局部不甚相干的肌质”［3］。他清楚而准确地阐释了文学本体论的观点，其中构架是作品的内容和逻辑结构，是能够用散文语言转述的部分，而个别细节是无法用散文语言复述的，这部分就是肌质，是作品的精华所在。“文学本体论”强调作品是独立的，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存在物，文学批评要以作品为出发点，应把关注点放在作品的内容和结构上。

2. “意图谬误”与“感受谬误”

阅读文学作品时会涉及到“作家—作品—读者”这三个环节，新批评理论强调的是作品这一中间环节，以便将该环节从这一关系模式中剥离出来。新批评理论家维姆萨特认为，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存在着“意图谬误”与“感受谬误”两种误区。前者是指“将诗和诗的产生过程相混淆，这是被哲学家称之为‘起源谬误’的一种特例，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衍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评和相对主义”［4］，即以作家的经验或创作意图为标准来阐释或评判作品，这既不是“适用的标准”，也不是“理想的标准”。作家一旦完成了作品，就不能再控制和支配它了，他与作品之间便脱离了关系。如果作家在作品中展示了创作意图，那么就没有必要脱离作品对其进行讨论了。维姆萨特还指出，“将诗和诗的结果相混淆，也就是将诗是什么和它所产生的效果混为一谈……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衍出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2］257。也就是说，在对作品的解读中不能加入读者的“感受谬误”，不能将读者的个人情感等同于作品的情感内容。读者的心理感受由其文化程度、其对作品的理解程度等因素来决定，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而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则是不变的，而且只有内在因素才能决定其内容。

3. “细读”模式

新批评理论认为，作品的内涵体现在语言和结构之中，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而准确的分析。“细读”模式要求阅读者要细密地研究作品的上下文及其言外之意，并对每一个词的含义进行注解，以便从中发现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包括词语的选择和搭配、程度不等的意象等。只有经过这样的细致分析, 才能看出一部作品的总体状况, 从而确定其艺术价值［4］。读者要仔细推敲词语、句子、意象和形式结构，探求其中所暗含的意思、相关联想和言外之意等，在互相限定和制约的语境中明确其真正的含义。“细读”模式强调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要对作品进行精细入微的分析，特别要关注典故、意象和拟声效果等文学要素之间的密切关系［5］。对作品意义的挖掘应该以客观的论据为基础，因而需要充分地解读作品中所暗含的创作技巧，这样才能反映出作品中所包含的有机结构和意义。

二、新批评理论对英美文学教学的启示

第10篇

生态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和现代生态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回应。生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化批评思潮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然后又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许多学者对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起人同时也是主要倡导者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认为,所谓生态文学批评就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批评,这一定义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把生态文学批评界定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的主要特征。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这种特殊的方式对人类文化进行重新审视,进而通过文化批评来探索人类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等方面怎样影响人对自然的行为,怎样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已经认识到,需要深入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类生存方式。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人类研究文学除了要研究怎样运用文学话语表达自然以外,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考察那些能决定人类对待生态系统态度和行为的所有社会文化因素,并把这种考察研究与文学批评联系起来。因此,生态文学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1]。

十多年来,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无论在学科化还是在体系化等方面均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89年,美国西部文学研究会建议以“生态批评”来替代以前沿用的“自然写作研究”;1992年,成立了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紧接着在第二年该研究学会又创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六年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吸纳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为该组织会员。美国生态批评的发起人之一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认为,生态文学批评在体系构建和批评实践方面将会按照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文学再现荒原即天然自然;第二阶段通过研究重现长期以来被众多文学工作者忽视的实体自然创作,广泛深入地研究有生态倾向的文学作品;第三阶段将会致力于研究通过文学语言对人类世界的重新建构,批判西方传统文化将人类与自然割裂开来并主张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二元对立思维。不难看出,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坚持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统一的基本原则,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给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带来的危机。“生态”一词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那里体现了更为鲜明的实践价值,蕴涵了更为深厚的人文精神。这种努力将会培育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生态文化批判思潮将会变成一场将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对人类现代文明做出深刻反思的文化运动。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革命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成就的同时,由于片面地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利用不仅是寅吃卯粮甚至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环境公害事件”层出不穷。西方国家首先步入工业化进程,最早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繁荣,也最早品尝到工业化带来的苦果,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首当其冲。这时人们开始对工业与科技革命带来的生态危机进行反思,已经认识到,如果人类不改变自我中心的立场,继续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那么在创造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和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埋下了人类自我毁灭的祸种,由生态危机带来的种种环境问题将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把生态问题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学研究中进行生态思考,尝试一种融合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方法,而文学研究领域生态思考的发展结果是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诞生。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产生又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即当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这种环境伦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肯定人类价值高于自然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另一部分是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倡导人类与自然具有平等价值的非人类中心论思想。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思想,与此同时,它又借鉴了西方现代生态学涉入社会科学的理路,发展为独树一帜的生态文学批评思潮。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认为,自然界中每一个有生命的物体都有其内在价值,应当受到与人类同等的尊重;整个生物圈,包括人类、其他物种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不应当把自然环境看成是仅供人类享用的资源,相反,应把它看成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中心。因此,人类需要把善、同情等道德情感从人自身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发展到今天,已经深入到哲学层面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哲学思想。第一,通过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生态主义的自然观与只关心人类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恰好相反,这种生态主义的自然观关心的是整个自然界的利益,因此它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同时,它又与专注于环境退化的症候,如污染、资源耗竭等等的环境保护主义不同,环境保护主义提出只要改善针对环境问题的管理方式,不需要改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就能够解决环境问题,但是生态主义自然观则认为,这种观点已经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深层矛盾,必须以彻底转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及其人与环境的关系为先决条件,因此在实践上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使之成为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3]多布森(AndrewDobson)在《绿色政治思想》一书中明确指出,生态主义首先是从根本上怀疑目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它不追求一个高增长、高消费乃至高科技的社会,而是期望一个以更多劳动、更少物品和为人类服务需要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的后现代社会,这一点明显有别于环境保护主义;其次,生态主义特别强调地球的有限性资源,在这个前提下来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可能的;再次,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上,生态主义所关心的是必须把人类活动限制在什么范围内才不至于干扰乃至威胁自然界的生存和发展,而环境主义关心的只是人类对自然界活动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会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第二,通过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说这种环境伦理说认为,诸如物种、生态系统等非人类存在物具有和人类一样的道德地位,因此,人类对它们负有与人同等的责任和义务。一般而言,环境伦理说旨在系统地阐释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它假设人类对自然界的行为能够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规范约束着。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美国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发表了《存在着一种生态伦理吗?》的学术论文,首次从环境哲学的角度提出了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的概念,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环境伦理学》,该书认为,人必须从价值上摆正大自然的位置,在人与大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伦理情谊关系,人类才会从内心深处尊重和热爱大自然;也只有在这种尊重和热爱的基础上,威胁着人类乃至地球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伦理观要求人类与自然建立一种良好的和谐关系,倡导人类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平衡,主张人类要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而破坏大自然与浪费自然资源,就等于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也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杀。人类需要秉承一种生态危机意识,才能担负起保护地球、保卫家园的神圣职责。因此,环境伦理观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与自然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第三,美国生态文学批评也意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态智慧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研究者认识到,发掘和引入古代东方生态智慧,很可能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找到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思路。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文化哲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哲学异于西方的最显著的特征。以中国与西方比较,中国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合;而西方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分。中国哲学以人生观察宇宙,使人与天合而为一。西方哲学,则道德哲学(精神哲学)与自然哲学,各有领域,分送发展,源远而未益分。所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来看,天人合一论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不分彼此、融为一体的和谐共生思想与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对割裂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的解构,存在内在的契合,富有极大的生态智慧。事实上,生态文学批评的这一发展倾向,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走向世界学术论坛的契机。在生态批评的世界论坛上,许多人正期待着中国学者的参与,期待着来自古代东方生态智慧故乡的学者为绿色思潮的全球化提供更新、更多和更有启示性的精神资源。

总之,通过对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思潮的反思,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人与自然都是整个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共生共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须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从根本上形成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

第11篇

一、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重要流派之一，代表人物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他认为，“原型”是从远古时代就普遍存在的意象，这一意象在每个时代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文学作品并非作家的凭空创造，而是传统的产物。当读者看到作品中的某个角色、某个主题与心中的原型相似时，就会生发出对这种角色、主题的认同或共鸣。我们在读《雷雨》时会感到，剧本中的主题、情节、人物都似曾相识。《雷雨》呈现了戏剧中常见的三种母题：复仇、、弃妇。

1.复仇的母题

复仇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也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母题。在《雷雨》中，明显具有复仇性格的人物是蘩漪和鲁大海。蘩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当周萍以一句“一时的糊涂”抛弃了她时，蘩漪绝望了。接着，她采取了一系列的复仇行动。雨夜跟踪周萍，关窗堵住他的退路；阻止周萍与四凤出走；当众公开自己和周萍的关系，导致周公馆的崩溃。复仇的结局是惨烈的，四凤触电身亡，周萍开枪自杀，周冲也不幸丧命。从火一样的爱到火一样的恨，让一个女人丧失了基本的理智。正如剧中蘩漪对周萍所说的，“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在蘩漪身上，我们看到了复仇女神美狄亚的影子。

鲁大海是《雷雨》中塑造的另一个复仇者形象。鲁大海是个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工人代表，他与周朴园的冲突可以看作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他对周朴园的复仇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复仇。鲁大海组织个人罢工，在周公馆当面揭穿周朴园故意淹死工人发昧心财的丑恶罪行。尽管他的这次斗争因矿工的复工而失败了，但我们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失去反抗的决心，他的斗争是坚决的、义无反顾的。

2.的母题

在世界文学作品中，“”这一母题被戏剧家们以不同的编码形式表现出来，建构出不同的悲剧故事。《雷雨》情节之所以如此扣人心弦，给人强烈的震撼，与作者对“”这一母题的巧妙运用密切相关。剧中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双重”：周萍与蘩漪之间的母子，周萍和四凤之间的兄妹。如果说周萍与蘩漪的是有意为之，是人的天性战胜了理智，那么他与四凤无意中的兄妹就是命运的残酷与捉弄了。母题使戏剧《雷雨》具有了浓烈的悲剧色彩。

3.弃妇的母题

弃妇母题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焦点，大多表达对弃妇的同情之意。的《雷雨》是弃妇母题的典范模式。温柔善良的侍萍是以弃妇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的。三十年前，周朴园为了娶有钱人家的女儿，把刚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的侍萍赶出家门，对侍萍“始乱终弃”，侍萍成了封建等级制婚姻的牺牲品。剧中的另外一个女性蘩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弃妇的形象。婚后，蘩漪一直被禁锢在监狱式的周公馆里，呼吸不到一口自由的空气，享受不到半点快乐。周萍的出现给她的生活带来生气、带来希望，使她重新找回了自我。然而，周萍给她的欢愉是短暂的，最终还是将她抛弃。同为弃妇，蘩漪与侍萍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特征。侍萍具有传统妇女的“美德”，逆来顺受，周朴园将她赶出家门，她没有做任何抗争，而是抱着刚出生的儿子投河自尽。三十年后，与周朴园再次相逢，她提出的条件也只是见见她的萍儿。与侍萍不同，蘩漪具有美狄亚式的叛逆性格。为了追求周萍的爱情，她不顾一切地反抗、报复，从她那颗受尽蹂躏的心中升腾出不可遏制的力量。

二、伦理道德批评

伦理道德批评是以一定的道德意识以及形成的伦理关系作为规范来评价作品。这种批评着重于对文学作品的道德意识性质的评价，侧重作品的伦理价值及其道德教化作用。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我们重新审视《雷雨》中周萍对蘩漪的始乱终弃。周萍当初爱上蘩漪，是出于一个青年男子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他从小失去母亲，渴望着温暖的母爱和温柔的情爱。当周萍遇到了比自己仅大几岁、聪明美丽的继母蘩漪，他深深地陷入了情爱中，以至失去理智地说出了恨父亲的话：“犯了灭伦的罪也干”。然而恢复理智后，周萍对这种畸恋感到了恐惧，他只能选择退缩，选择抛弃蘩漪。诚然，蘩漪的一往情深值得我们同情，从人道主义角度看，周萍是一个对爱情不专的负心汉。但从伦理的层面去分析，周萍也是情有可原的。蘩漪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值得赞赏，但她爱错了对象，通奸固不可取，更为伦理所不容。周萍最终抛弃蘩漪，主要出于对伦理的恐惧，他不可能也永远找不到一种大于伦理的力量来与之抗衡。为了摆脱与蘩漪的畸恋关系，周萍把爱转向了四凤。但命运却又一次捉弄了她，四凤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周萍在痛苦中挣扎，本想冲出畸恋的漩涡，结果却铸成了一个更大的错，最终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

三、精神分析批评

精神分析批评是探寻人物深层心理的一把钥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精神分析批评方法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弗洛伊德把精神活动分为三个领域：本我、自我和超我。对于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如果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探究，会发现许多我们忽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更有助于理解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对《雷雨》中的周朴园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似乎已成定论：残酷、自私、虚伪的资本家代表。而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也被冠以了“虚伪”的帽子。我们如果从精神分析角度重新审视周朴园这个形象就会发现，周朴园几十年来对侍萍的情感是矛盾而复杂的：伤害与悔恨并存，冷漠与真诚同在。周朴园的“本我”、“自我”、“超我”一直在不断地冲突着、碰撞着。周朴园从未忘记过侍萍，经常看侍萍的照片，记着她的生日，三十年来居室摆设依然按照侍萍当初在时的样子，一直都在打听过去的事……所有这些，怎一个“虚伪”了得？抛开周朴园的冷酷、自私，我们同时看到了他的孤独与脆弱。只有看到了这些，才能更好地理解周朴园作为一个普通人性格的复杂性，也就能更好地去理解周朴园这个人物形象。

四、女性主义批评

笔下最具艺术光彩、最富感染力的是一批女性形象。其中以蘩漪为代表的是深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具有鲜明女权意识的形象。从这些女性身上响彻着女性解放的呼声，透射出作者对女性的眷顾和关爱，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女权意识。

蘩漪是个聪明、美丽却有“叛逆性”的资产阶级女性，她追求人格独立，渴望有爱的婚姻，不甘心做一个没有追求、没有梦想、百依百顺的花瓶。作者在蘩漪与周朴园的激烈冲突中，展示了蘩漪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以周朴园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抗争。她向男权世界宣告：“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我不后悔，我向来做事没有后悔过。”“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任。”从蘩漪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进步思想。以人道主义的情怀，站在女权的立场上，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同情。

五、语言学批评

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应注意从语言学角度引导学生深刻领会作品中的语言，探讨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含义、功能、技巧。通过“精读”、“细读”，抓住关键词，深入理解作品。语言是剧本的第一要素，抓住人物的语言就抓住了解读剧本的钥匙。

例如：《雷雨》第二幕鲁侍萍与周萍相见一段的描写：

鲁侍萍：（大哭起来）哦，这真是一群强盗！（走至萍前，抽咽）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周萍：你是谁？

鲁侍萍：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

鲁大海：妈，别理这东西，您小心吃了他们的亏。

鲁侍萍：（呆呆地看着萍的脸，忽而又大哭起来）大海，走吧，我们走吧。（抱着大海受伤的头哭。）

侍萍看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周萍，也就是周公馆里的大少爷，此刻正凶狠地殴打同胞兄弟，内心是多么的痛苦！那种欲认不能、欲罢不忍的心情是何等矛盾！作者巧妙地运用标点符号、谐音等手段把人物内心的痛苦、矛盾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总之，语文教学应该尽可能紧密地联系当前的文学研究，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和姿态去拥抱和占有作品。把文学批评方法引进课堂，多方面、多角度地解读文学作品，为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增添新的视野。

参考文献

第12篇

1   克隆人的伦理身份

聂珍钊教授认为：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寻在的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身份从来源上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如血缘决定血亲人的身份。一种是后天获取的，如丈夫和妻子的身份①P263。

克隆人童年在克隆人学校海尔森度过的，学校位居平坦低地，周围土地高起，与世隔绝。克隆人们无法通过和社会上普通人进行对比和他们的评价来获取自己的身份信息，不能进行身份认知。卡西和其他同伴们都被称为“学生”，他们既无父母兄弟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姓名，如卡西·H、汤米·D。克隆人只是拥有科学技术的人类生产出的一种“器官产品”，并不是人类爱情的结晶。克隆人没有家族历史，整个人类通过生物进化的完成的自然选择，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发展也与他们无关，克隆人永远不会因为自己是“人”，智力水平高于其他物种而产生出一丝骄傲。他们在校期间能接触到的普通人类只有管理学生学习生活的“监护人”。学校方面总是向学生们强调他们是“特别的”，却极力回避对这种身份的特殊性做出说明。卡西时常对监护人的要求感到模棱两可，她思索着自身的特殊性，不明白为何收集画作的夫人将他们视为“蜘蛛”般躲避着，更不知何故夫人在撞见自己和着歌曲Never let me go起舞时而流泪。好友汤米苦恼于露西小姐为何要在告诉他创造力不重要之后又骤然改变立场。学生们不解于露西老师为何断然否定他们对未来的职业畅想。一次一次突兀又模糊的对学生们探寻自我身份的思想否定与行为的不支持，使得卡西他们无法建立身份认知。

毕业后，卡西和和同伴们搬入农庄和来自其他学校的克隆人共住。与在校的懵懂期不同，学生们也渐渐了解了自己的“特别”和“器官捐献”的实质。离开学校的他们仍以学姐学长相称，内心深处仍认为自己是“学生”，即使社会未给出“学生”明确的身份定义。克隆人极为看重他们的生命来源，虽无法逃脱捐献器官的悲惨命运，他们依旧对生命可能性怀有希望。鲁思曾利用外出机会寻找过她的根源，因发现自身气质举止与对方相差甚远而大失所望。她说道：“我们心里明白得很，我们都是拿那些毒虫、、酒鬼、流浪汉之类的人渣作为模型制造出来的。说不定还有囚犯，只要不是精神病患就没问题，那才是我们的生命起源。”

全书从未提及克隆人和人类的根本性不同。卡西、鲁思和汤米间的友谊与人类无异。克隆人有同情、愤怒、悲伤、失望、爱，有着人类拥有的一切情绪，他们一样有创造力，有灵魂。反而是人类以克隆人没有灵魂为托词拒绝承认克隆人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社会用冷漠对克隆人筑起高墙，他们切断了和克隆人的一切联系，仅仅在需要延长寿命之时，提取器官。索取却不知感谢，况且这种索取还会让对方付出生命的代价。

2   克隆人的伦理困境

在文学伦理批评学中，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ethical confusion）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伦理混乱，即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导致的困境①P258。克隆人面临多重伦理困境。克隆人的既无明确的伦理身份也无人权，即使没有触犯法律，人身自由也要受到严格限制。卡西他们必须一直签到，即便汤米在完成第三次捐献后依旧不能被免除此程序。在人类眼中，克隆人是“仓库里的货物”，不能丢失。克隆人只有两种选择，服从人类安排或者反抗人类，这便形成了书中最大的伦理悖论（ethical paradox）。如果卡西他们按照人类的安排，捐献器官直到死亡，他们就会失去感受世界、感受人生的美的的权利与追求梦想的机会，失去为 “人”存在的意义;如果克隆人反抗人类，可能会导致人类更加无情的攫取器官——在克隆人自我意识尚未建立、完全蒙蔽的情况下剥夺他们的生命。接受捐献命运的克隆人视捐献次数为他们的唯一荣耀，因为他们想通过尽量放大自己生命的价值的方式，获得人类尊重。然而，捐献—恢复—再捐献的过程使克隆人的身心备受煎熬。“我们总是听到别人说什么第四次捐赠之后，嚴格来说，就算这个人生命已经结束了，但说不定还有某种意识存在，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捐赠，数也数不清” ②P348。一次捐献后的成功恢复预示着下一次捐献的痛苦，捐献的终局是死亡。

3   克隆人与的伦理选择

人的生物性选择是人形式的选择，人通过伦理选择才真正的把自己同兽区别开来，伦理选择是人本质的选择。克隆人是人类的科学产物而非自然的产物，他们已经获得了人的形式。同样克隆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伦理意识这些伦理意识最终帮助克隆人做出了伦理选择。善恶的观念也伴随着伦理选择逐渐形成①P266。卡西在从事看护工作的十二年间，她总是忍耐着一次次送别捐献者的伤痛，殚精竭虑周旋于医院和捐献者之间，努力为捐献人提供满足他们需求的服务。卡西未曾因为奔波的劳累，心理的重压而放弃过看护者的工作。鲁思经历捐献之后幡然醒悟，为当年横刀夺爱伤害卡西的行动深感懊悔，在生命的最后，努力解除了卡西和汤米的误会并提供了申请缓捐的有关信息。汤米更是完成了多次捐献。进行伦理选择之后克隆人也终于获得了他们的伦理身份——捐献者、看护者和“人类”。无论是作为捐献者还是看护人他们都在有限的生命里完成了他们的伦理选择，为了人类献出了他们的一切，用“博爱”的伦理选择延续了人类的生命。即使这种选择充满了悲剧性，但他们都获得了作为“人”的本质。

聂珍钊教授认为：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存在，等同于一个完整的斯芬克斯因子，因此身上也就同时存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合在一起，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人同兽的区别，在于人身上的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克隆人是完整的人，他们有愤怒的冲动，生存的原欲，有掠夺他人幸福的兽性因子，有邪恶的想法;克隆人也有为他人奉献人性因子，他们是有灵魂的。克隆人最终的伦理选择都是“利他”。相比之下，人类已被兽性因子主导，凭借着科学的强大力量，人类以自我为中心，漠视克隆人的生存权利，甚至利用“克隆人没有灵魂”一说自欺。如同埃米莉小姐所说“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要求学生捐赠器官。另一方面，却又反对把你们当做真正的人类”②P327。人类仿佛变成了丛林之中的猛兽，对一切生灵行驶支配。抢夺克隆人器官人好像拿着镰刀的死神收割无辜人的性命，经历了自然选择的人们身上的人性光辉黯然失色。可以想像，无法做出“善”的伦理选择的人类会受到惩罚。

第13篇

近几年来，现代文学不管是在题材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其变化频繁的内容以及不拘一格的写作方式，使其在各学科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尤其对其批判能力的培养上更是独具特色。拥有文学批判能力不仅是中文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而且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处于高校中文专业的学生以及教师，都必须拥有一定的文学批评能力，这就要求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注重这种能力的培养。

一、培养学生“总体性”理念思维

在对文学批判能力的培养上，首先应该培养学生的总体性理念思维，总体性是指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将每一种具体性根据其所属范围，巧妙地融入到与历史有关的唯物论的概念中。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在本文由收集整理对现代文学进行相应的批判时，首先应该明确与之有关的经济基础，在此之后再用总体性的理念思维对文学作品进行评判。

即使是现代文学作品。依然会有历史的痕迹。因此，在运用总体性的理念思维时，要以现代国情以及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认识。以总体性为前提，站在历史发展以及时代变迁的视角上、站在中华文明史的长河中培养学生的文学批判能力。

二、扩大学生文学视野

在进行文学批判性能力的培养时，应该注重其文学视野的扩大。这主要表现在要运用大文化观、大历史观以及大发生论的视野对现代文学进行批判性的认识。大文化观主要是以经济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运用文化的演进来对文学进行相应的理解与研究；大历史观则是指从历史的视野上对文学进行评判，这些历史既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也包括民间流传的各种各样的历史，其所表现的多样性以及复杂性，都应该成为学生关注的焦点，在整合多重历史的基础上对现代文学进行批判性的理解以及认识，以此提高学生的文学批评能力。

三、注重文学客观批判尺度的把握

在对高校中文专业文学的批判能力的培养上，这一专业的教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在学生批判能力的养成上起着示范、引导、监督以及促进的作用。要想使学生具备一定的文学批判能力，首先教师应该具备相应的文学批判尺度。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批判能力的培养定会涉及对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家的评价。因此，紧紧围绕其评判的过程以及角度，是做好评判的关键所在。在对文学进行评判时，我们相信“一千位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就是说，教师应该培养学生的多重思维。我们知道，现代文学作品普遍具有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的特点，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应该借助多种文学评判方式对相同的问题抑或相同的文学作品进行不同方式的讲解，发散学生的思维，使学生从多角度认识现代文学，从而使文学作品自身的丰富性凸显于学生面前，以此培养学生多角度的文学评判能力。

除此之外，在客观尺度的把握上，主要源于学生对历史的认知程度。这就是说，学生在进行文学作品的评判时，要对其写作背景进行冷静的分析以及认识，然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保留文学大师所写作品真正含义的基础上，用适合中国的观念对其进行新的解释，以此培养学生的文学评判能力。

四、应用现代批判理论

在这一点的培养上，主要注重其对西方文学理念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包括其历史、发展过程以及现状等。如今的世界是一个各种信息以及文化等相融合的世界，现代文学的发展以及写作，也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进行的。因此，学生应该集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于一体，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相应的改进，再根据自己的理解能力对文学作品进行合理的评判。从这一点上来看，在对文学进行相应的评判时，学生应该具备本土化的思维，把现在同过去以及未来相联系，以此提高自身的文学评判能力。

五、注重文学文本的阅读

在对学生进行文学批评能力的培养时，首先要对所评判的文学进行透彻的了解，这就要求教师以及学生都应该对相应的文学作品进行研读。文本的阅读既是教师开始教学的起点，也是学生开启文学评判能力的起点，同样是开始所有文学评判的源头。对文本的研读分为多个层面，既包括文本内容的阅读，也包括作者背景以及声音层面。文学性质层面的阅读，除此之外还应该关注作者的写作方式以及用语的搭配，每一个细节都应该有所关注，即使是书中所用标点符号的不同，同样也显示了作者所表达感情的异样。因此，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评判能力时，应该事必躬行，向学生进行举例示范，使学生对如何进行现代文学的批评有一个大体的轮廓，然后教师再通过课堂的提问以及让学生进行自由的讨论，各抒己见，促进学生文学评判能力的形成。这就要求学生在平常的学习中，学会总结不同文学作品的结构以及特点，对其进行适当的分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应该有意识的向学生讲解不同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的概述，从而引导学生在今后的阅读中能够快速的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并能对其所表达的深层内涵进行剖析，最后结合自身的认识对文学作品进行相应的评判，从而培养学生的文学评判能力。

第14篇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文学伦理批评

Abstract:Based on ecofeminist developent and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is new ethic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its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in literary studies with its ethical impact 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nsumption.

Key words: ecofeminist；ethical culture；literary ethical studies

20世纪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大发展的世纪。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文学研究过多地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现象， 热衷于对形式、文体、技巧等实证、实用性的研究，而忽视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人类的精神问题的复杂多样化促使文学研究重新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精神诉求。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评论界开始逐渐由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内部研究)转移到注意研究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1］。20世纪90年代，作为生态批评支流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迅速成为西方文艺评论界的“新星”。

一、 生态危机: 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契机

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早在19世纪已经引起人类的注意并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引起世人的更为广泛关注，人们意识到环境污染严重损害公众健康，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爆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生态主义者反思人类行为，质疑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至上论，揭示人类中心主义才是生存危机的根源。为探求人类的出路，生态主义围绕非人类的道德身份展开争论，形成形式多样的环境伦理。

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伦理中的最新发展，是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合。一百多年以来，女性主义经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经济和受教育权利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义，和20世纪20—60年代的以争取女性社会文化身份为特征的激进女性主义的洗礼。在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激励下，在妇女参与环保运动的实践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蓬勃发展起来。它借助解构主义，深入挖掘当下生存危机根源——父权制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并进行颠覆性批判，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环境伦理文化，为人类的持续谋求出路。

二、新伦理文化的建构: 生态女性主义的活力源泉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人类初始阶段对自然界的尊崇、恐惧、依附的生存意识(即自然伦理阶段)，到对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环境从人类生存视野中逐渐隐退后的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即社会伦理阶段)，再到现今环境问题带来生存危机而反思后的尊重、爱护自然， 寻求人与其他万物平等依存(即环境伦理阶段)的伦理认知和革新过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伦理道德的修整重构过程。生态女性主义正是生态语境下伦理革新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广泛借鉴其他流派思想，特别是生态思想和传统女性主义思想，批判父权文化体制下的二元对立价值等级思维模式和工具理性主义传统，以颠覆西方主流的父权——男性中心主义伦理观，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价值体系。

首先，它追求整体和谐和生命解放，反对压迫。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相互交织”［2］的认同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在肯定自然界独立的内在价值，赋予所有非人类(如动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关注所有与自然——心理、性、人类和非人类——有关的统治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种族、阶级、年龄歧视及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 将所有被父权文化贬为他者的边缘弱势群体如女性、黑色人种、同性恋、酷儿(queer)等视为盟友，认为没有自然的解放，没有其他边缘群体的解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而将其伦理关照的对象扩大到最广阔的领域。

其次， 它吸收生态批评的整体性观念，尊重差异，赞美多样化，认为差异、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保障。其多样性既包括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又包括人类个体的个性和社会生活风格及地方风俗的多样性等。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对物种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简化。现代商业社会的技术和竞争将人异化为失去生气和个性的生产机器。在技术和利益的驱使下，统一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方式无孔不入，诱导现代人的拜物心理，泯灭人的个性，使社会生活风格“齐一化”，文化也因简化失去其多样性魅力。

第三， 它呼吁建立一种基于互惠和责任原则而非统治原则的生态伦理观，强调感性如关爱、尊重和公正的伦理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关联性，从女性与自然在生理、心理和体验上的关联出发，提出重新界定人类自我的身份，抛弃以人类——男性为中心的抽象独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态的关联自我［3］。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只有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万物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从根本上关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权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思维方式，还“他者”公正，尊重和关爱“他者”。唯如此，人类和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仅多角度解构父权制思想，还多层面建构新伦理文化。一些女性主义者以恢复对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仪式来赞美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并用人类学家对史前期的母系社会的考古发现论证女性文化建构的可能。普鲁姆伍德提出重新阐释大地女神盖亚，认为认可地球的母亲身份有助于人类尊重和关爱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伦理道德观。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改造，把上帝理解为母亲或女性。温德尔把上帝称为我们的母亲，因为“上帝的父亲形象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格形成”［4］。沃伦根据Iris Young对传统分配模式的社会公正性的剖析，探讨基于该分配模式的环境公正性，指出由于传统的分配模式是静态的物质倾向的，不重视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关系， 因而无法对生态群(如物种、数量、自然栖息地等)的状况给予足够关注，无法建构“生态的关联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视并体现关爱和尊重的重要价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语境才是适合生态道德生长的土壤 ［5］。这些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伦理文化设想，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空间。

三、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是人类理解自己的生产劳动及世界的一种形式，是为满足人类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富有特点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认为“真正的艺术和批评服务于一种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类思维方式、规范人类行为并以最终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为己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其伦理特性必然从社会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从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现象的评价和规范及对其伦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学批评领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它遵照生态女性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将性别(女性)和自然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它在关注人伦道德的同时注重弘扬生态伦理道德，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与女性及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使文学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或更为显眼，促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新的发现，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探讨影响人类与自然，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的因素［8］7。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自然和女性在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现的(是次等的、低级的、破坏性的、缺乏理性的还是美丽的、充满慈爱温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是受贬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还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联性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的，以及作品中表现的伦理价值观与生态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标准: 即是否体现整体的关联性;是否体现对男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多样而相互依存关系的追求; 是否反映对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等问题的探讨;是否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其他万物的关系; 是否有助于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谐关系; 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导生态智慧，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等。

转贴于

生态女性主义在从文化哲学领域切入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承担文学批评的责任，以发展一种文学批评体系来反映和促进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责任是以文本阅读为基础的。首先，通过阅读各个时期的文学文本，揭示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自然与女性的关联，探寻在文学领域中对女性对自然两种统治和压迫的历史文化根源。生态女性主义神学者对《圣经》进行对抗性阅读，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确立男性对女性和自然双重统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为父权——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过重读文本，得出新的结论，以改变传统的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一方面，将被忽视的被埋没的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评价，纳入经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贬为闺阁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认可，曾被嘲讽为无病的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细心观察和细腻描述被誉为文学、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以往经典文本，颂扬体现整体关联的、洋溢着关怀同情、慈爱温情的作品；抨击体现父权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性的、弥漫着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经典地位。如:被奉为个人英雄主义经典的《鲁滨孙漂流记》体现崇尚权力、征服、统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亩农田》、斯坦因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类贪欲支配下给土地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与土地的紧密联系， 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剧局面，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上，努力发掘该文类的写作特征，总结和建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而修正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9］。这一方面可以带领文学创作者认知、关照、表现社会生活、世俗人生，进行文学创作，深化文学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引导读者的文学欣赏，通过发挥典型人物的启示作用和“揭丑”文学的警醒作用，影响人们的文学乃至文化“消费”观，改变人们行为方式，从而实现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评。它以新的批评尺度为文学伦理批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借助文学宣传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生态智慧，强化环境意识;它不仅重新释义文本，还积极推动社会和人生的建构;它弘扬关爱、平等公正、联系依存的生态伦理观，不仅有利于促进建立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自然和谐关系，也有助于推进各“亚”文化群，如有色人种文学、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diasporic literature）等从边缘走向被关注的中心，使人类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免除了有害物质和生态灾难威胁的社会……一个免除了压迫和毒害的社会，一个免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毒害的”［10］)生态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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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摘 要:西方文论同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直接体现语言学的内容。语言学的发展也深深影响了西方文论的发展。本文关注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主要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中阐释诗歌文本的理论,和叙事理论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来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发展.

关键词:结构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文学批评;发展

[中图分类号]:G6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5-0172-01

1.引言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关联紧密。结构主义是一种具有跨学科性,开创性的理论,它质疑学科研究的现状,改变学科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力图建立科学化,独立化的人文研究。“结构主义通常是指一批以法国人为主的思想家的观点,他们在本世纪50、60年代受费尔迪南一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把结构语言学的概念运用到了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上。” 而结构主义所强调的不是某一时期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学科领域出现的理论新变而是这些理论新变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就是借用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促使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形成一股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分析文学问题的批评倾向。雅各布逊、热拉尔・热奈特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原则。人们把这些理论主张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联系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关联。雅各布逊等人的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运用,还在于其理论主张对文学理论新原则的创建以及开创了文学批评研究的新学科。这些结构主义文论所阐释的理论方法与原则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之间有复杂的转化和发展。本文致力于从结构主义文论的阐释诗歌文本理论,叙事理论来研究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发展。

2.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阐释诗歌文本理论中的发展

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影响,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的结构主义就是要建立一种文学科学。雅各布逊用文学材料来开拓语言学的新领域,创建语言学诗学以弥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漏洞。索绪尔认为语言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异与对立,用他的话说:“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他们的最确切特征是,他们不是别的东西。”这一观点启发了雅各布逊对诗歌语言功能的研究。雅各布逊通过自己的研究,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做了重要的发展,在他的《语言学与诗学》中提出了对等原则理论。

言语的诗歌功能就是在言语展开的线性过程中,把对等原则从具有聚合关系的选择轴投射到具有组合关系的组合轴。对等原则所生成的诗歌文本具有明显的对称、对偶,诗歌文本正是通过突出表现语音之间、韵脚之间、想象之间的相似点,使语言变得丰富复杂。索绪尔提出的符号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与雅各布逊所描述的语言运用上的相似性与邻近性是相连的:相似性对应聚合关系,邻近性对应组合关系。雅各布逊还进一步将索绪尔的理论与传统修辞学理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建立在相似性关系上的语言符号选择是隐喻;邻近性关系上语言符号选择是转喻;诗歌以相似性为主突出的是隐喻,而散文以邻近性为主突出的是转喻。他把隐喻和转喻看作是语言的基本运作模式,并以隐喻和转喻为基础建立诗学分析的普遍模式。

雅科布森通过对组合聚合关系的改变来研究文学的诗性功能。他认为诗歌语言正不具有对外部世界的指向性,而是注重语言自身。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揭示诗句的组织特点。这一思想在现代对现代结构主义文本分析中具有启发意义。

3.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叙事理论中的发展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分析叙事,寻求叙事规则,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但这种运用带来了叙述本身特质与结构主义理论的融合: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而开创了新叙事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首先就是分析单元从符号向话语转换。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确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对共时性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系统作了要素的切分与结构的分析。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只适用于语言的封闭系统之内,适用于它的语音层和单词层。而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以划分叙事单元为基础。但与语言学理论以语词符号为基本单元是不同的,叙事分析中所划分单元大于语词符号。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是从普罗普1928年《民间故事形态学》对民间故事深层结构的分析中开始的,以功能作为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功能就是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人物的行动。后来热奈特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叙述话语。叙事分析都是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无论功能、神话素,还是陈述、话语都是大于语词符号的要素单元。他研究叙事与故事,叙事与叙述,以及故事与叙述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结构关系越出索绪尔语言的范围,是个体的话语结构。他所说的结构不仅依赖具体的上下文关系,而且还涉及社会生活背景。他所说的叙事分析离开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进入话语世界。

叙事分析从语言结构发展到话语结构,适用了分析对象带来的变化。最初的叙事分析是适用的是个体性和创造性相对较弱的民间故事和神话等文本;而成熟的叙事分析适用的是个体性、创造性相对较强的现代叙事文本。叙事文本的个体性、创造性特点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而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研究对象从符号扩展到话语、从语言结构发展到了话语结构。

4.结论

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下,结构主义文论重视对文学自身的研究,突出文学的语言意义,关注对作品语言和文学形式的研究,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原有的特点,形成了新的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转化,它并不是直接借用语言学的模式从而失去文学批评应该有的文学审美特性。相反,它是以关注文学文本的独特性为方向的,通过阐释诗歌文本的独特性和分析叙事文本的非语言学个体性、创造性形成叙事学原理。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基础理论,它促成了文学批评的成熟与独立。

参考文献:

[1]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P29

[2][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M],商务印书馆,1980年:P128,P163

[4]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巴尔特:叙事学研究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