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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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货币局制度的政策涵义及其困境

众所周知，货币局制度有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本国货币汇率钉住一种作为基准的外国货币，二是所发行的货币保证完全以外汇储备作后盾。货币局制度的优势主要在于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保持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另外，一些通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则通过实行货币局制度来控制居高不下的恶性通胀，稳定币值，恢复经济。但与中央银行制度相比，货币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货币发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准货币发行国制定，货币总量取决于收支平衡及银行体系中的货币乘数。因此，在制定货币信贷政策方面，货币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银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汇率来调整外来因素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如进口价格的上涨，资本流通的转移等），而只能调整国内的一些实际经济变量（如工资、商品价格等），从而造成经济的波动。三是正统的货币局制度不会像传统的中央银行制度那样，通过向政府和商业银行借款发放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兑换法》把汇率固定为1比索兑换1美元，中央银行用外汇、黄金和其他外国证券担保每1比索的发行，保证两种货币可自由兑换。因此，这是一种严格的货币局制度。《自由兑换法》的实施抑制了恶性通胀，稳定了阿根廷经济，投资和贸易的持续增加实现了1991～1994年的经济连续增长。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货币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使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

从外部看，国际环境的持续变化导致汇率高估。进入90年代，美国出现了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受美国紧缩银根的影响，美元不断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主要贸易伙伴国对美元的汇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贬值），阿根廷比索对美元高估的情况日益严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货币局制度不允许阿根廷通过调整汇率来改变国际收支状况。

从内部看，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在货币局制度下对经济产生的冲击，需要通过对国内实质经济变量的调整（如降低工资和物价等）来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内部调整的能力。

梅内姆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造成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业不断增加，到1995年，劳动力中登记的“公开失业”率达到18.6%。由此可见，尽管经济增长了，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国民总收入的28.2%，最穷的10%的人口只得到总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两个指数已变成37.1%和1.6%。1974年约有7.7%的家庭处于“贫困”之列，1996年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结果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内的需求由非工资的高收入阶层所决定，因而生产活动越来越重视高收入阶层的需求，造成“关键性增长部门”主要生产“奢侈品”，因此，物价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显然，国内的结构调整并没有造就一个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弹性的物价。换言之，当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阿根廷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

二、货币局制度与债务危机

事实上，在经过1991～1994年的经济增长后，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从1995年第2季度起，阿根廷经济即出现了负增长。在货币局制度下，由于失去了货币政策手段，而新自由主义改革又使政府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所以，当经济出现衰退和失业率上升时，财政政策就成为阿根廷政府的惟一选择。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结果是赤字不断上升，加之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比索币值被高估，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因此，通过举借外债弥补赤字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

而要取得国外资金的支持必须制定严格的财政制度，保证获得国内财政的盈余来偿还债务。为此，梅内姆政府采取了减少以前用于诸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的公共开支的专门基金，增加税收，举借新债，延期偿还债务，进一步出卖国有资产等措施。事实上，从梅内姆政府上台推行结构调整计划到1993年年底，阿根廷政府获得的私有化收入达150亿美元。1995年连任后，梅内姆政府进一步出售国有资产以融通资金，如对几个核电站和许多省一级国营企业（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配电站等）实行私有化，阿根廷最大的几家私人银行也被外国银行兼并和收购。通过私有化而获得的大量财力使外债偿还成为可能，几家最有名的国际投资评估公司明显地降低了阿根廷投资风险系数，其结果是恢复了投资者的信心，增加了对阿根廷的投资。阿根廷政府得以维持《自由兑换法》确定的比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并在国际资本市场大量发行债券。从而在阿根廷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货币融通模式：通过私有化换取的资金维持货币局制度，通过维持货币局制度向国际社会举借外债。这一模式会发生断裂：当国有资产出售殆尽时，当积累的外债产生过高的风险时，将发生信用危机。

从1996年第2季度开始，阿根廷经济恢复增长，但经济恢复增长的背后却是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恶化，经常项目赤字从1995年的24亿美元扩大到1996年的40亿美元，经济逐渐滑入依靠发行债务拉动增长的轨道。更为严重的是，债务不断积累也促使国内利率上升，贷款利率从1997年的9.24%上升到2000年的11.09%。一方面，融资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国内投资，尤其使中小企业大受影响；另一方面，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趋下降，国际收支逆差的局面难以扭转，导致恶性循环。随着债务不断增加，外汇储备日益下降，阿根廷政府的信誉开始受到怀疑，国际投机者也接踵而至。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外部冲击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再次步入衰退，1999～2000年财政赤字明显增加，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债已达1400亿美元。

2001年上半年，由于经济恶化、税收减少和债务缠身等多种原因，阿根廷政府实际上已无力偿还债务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得已在7月11日推出了“零财政赤字计划”，即大幅度紧缩开支，削减工资和养老金，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及扩大税源。计划一出笼就遭到反对党、工会及企业家组织的强烈反对，证券市场发生空前规模的动荡，主要股票指数和公共债券价格暴跌，国家风险指数猛升至1700点以上，资金大量外流，国际储备和银行储蓄严重下降，金融危机爆发。

三、货币局制度的最后崩溃及启示

2001年8月，阿根廷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资本市场几近崩溃。8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应急追加80亿美元贷款，金融市场暂时趋于稳定，但作为交换条件，阿根廷承诺将严格执行“零财政赤字计划”。此后，金融市场一直动荡不安，市场普遍预期比索将贬值，人们排起长队挤兑银行存款。当10月底政府计划与债权银行谈判重新安排1280亿美元巨额债务的消息传出后，金融市场再次出现剧烈动荡。11月主要股指梅尔瓦指数下挫至200点左右；国家风险指数大幅飙升，很快突破4000点大关；政府发行的债券价格一路下滑；外资纷纷抽逃。据报道，仅11月30日1天，全国就有7亿美元流往境外。由于阿根廷的预算赤字没有达到以前确定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月拒绝向阿根廷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

此时的阿根廷政府可以说内无筹资良策，外无国际援助，面对汹涌而至的挤兑风潮，不得已于12月3日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汇出境的最严厉紧急措施。这一措施一出台，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政治冲突加剧。12月18日，反对经济紧缩的游行变为一场暴乱，并造成7人死亡，经济部长卡瓦略被迫辞职，总统德拉鲁阿也旋即被迫下台。此后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换了5位总统。2002年1月2日第5位总统杜阿尔德宣誓就职。面对比索贬值的强大压力，杜阿尔德总统宣布放弃已实施11年之久的货币局制度。

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崩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货币局制度首先是一种极其严格的货币发行制度，这使阿根廷摆脱了多年来恶性通胀的困扰；同时，它又是一种极端的固定汇率制度，从而为阿根廷货币建立起国际信誉，鼓励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由于上述特点，它被梅内姆政府用作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货币局制度在阿根廷更多地被用来稳定金融市场信心和争取国际融资，以便继续推动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结构改革。然而，结构改革造成了生产与消费脱节、中小企业消失、失业工人增加、社会福利下降等内部失衡问题；在国际上又遭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下降。当内外失衡的冲击同时出现时，货币局制度缺乏应对冲击的灵活调整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由此造成阿根廷丧失了经济自我恢复的能力，结果只能借债度日。超级秘书网

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的失败负责还是结构改革“葬送”了货币局制度？如果说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失败负责，那就突出了货币局制度的缺陷；而如果说结构改革应为货币局制度的崩溃负责，那就等于说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根本方向是错误的。显然这是一个规范判断问题，本文对此不予讨论。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国内结构改革应怎样选择它的汇率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三元悖论”，即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旨在达到下述3个目标：(1)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adjustment)；(2)汇率的稳定性(confidence)；(3)资本的完全流动性(liquidity)。而这3个目标从理论上讲只能同时实现两个，3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中，三角形的3条边所代表的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都曾经在现实中实施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获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虽然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的稳定性不复存在。货币局制度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实践证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能力较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往往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资本外逃的压力下过度贬值。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新晨

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建议是中肯的，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前者可使发展中国家具有更灵活的宏观调控手段，后者则保证贸易与投资的稳定。在当前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性极高的环境下，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上述货币制度组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推行结构改革。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取消资本管制和开放资本项目。新自由主义也宣称取消管制和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吸引外资，加快经济增长。但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因而更容易遭受国际资本投机的攻击，进而发生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项目问题上应慎之又慎，避免落入“华盛顿共识”的圈套。

[参考文献]

1.宋晓平：《1997年阿根廷经济进一步恢复并获得快速增长》，载《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2期。

2.仇海华：《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困境》，载《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6期。

3.江时学：《21世纪拉美经济面临的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

4.宋晓平：《阿根廷经济政治形势述评》，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

5.牛晋芳编译：《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与社会脱节》，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0期。

第2篇

货币局制度的政策涵义及其困境

众所周知，货币局制度有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本国货币汇率钉住一种作为基准的外国货币，二是所发行的货币保证完全以外汇储备作后盾。货币局制度的优势主要在于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保持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另外，一些通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则通过实行货币局制度来控制居高不下的恶性通胀，稳定币值，恢复经济。但与中央银行制度相比，货币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货币发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准货币发行国制定，货币总量取决于收支平衡及银行体系中的货币乘数。因此，在制定货币信贷政策方面，货币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银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汇率来调整外来因素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如进口价格的上涨，资本流通的转移等），而只能调整国内的一些实际经济变量（如工资、商品价格等），从而造成经济的波动。三是正统的货币局制度不会像传统的中央银行制度那样，通过向政府和商业银行借款发放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兑换法》把汇率固定为1比索兑换1美元，中央银行用外汇、黄金和其他外国证券担保每1比索的发行，保证两种货币可自由兑换。因此，这是一种严格的货币局制度。《自由兑换法》的实施抑制了恶性通胀，稳定了阿根廷经济，投资和贸易的持续增加实现了1991～1994年的经济连续增长。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货币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使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

从外部看，国际环境的持续变化导致汇率高估。进入90年代，美国出现了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受美国紧缩银根的影响，美元不断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主要贸易伙伴国对美元的汇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贬值），阿根廷比索对美元高估的情况日益严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货币局制度不允许阿根廷通过调整汇率来改变国际收支状况。

从内部看，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在货币局制度下对经济产生的冲击，需要通过对国内实质经济变量的调整（如降低工资和物价等）来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内部调整的能力。

梅内姆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造成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业不断增加，到1995年，劳动力中登记的“公开失业”率达到18.6%。由此可见，尽管经济增长了，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国民总收入的28.2%，最穷的10%的人口只得到总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两个指数已变成37.1%和1.6%。1974年约有7.7%的家庭处于“贫困”之列，1996年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结果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内的需求由非工资的高收入阶层所决定，因而生产活动越来越重视高收入阶层的需求，造成“关键性增长部门”主要生产“奢侈品”，因此，物价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显然，国内的结构调整并没有造就一个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弹性的物价。换言之，当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阿根廷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

货币局制度与债务危机

事实上，在经过1991～1994年的经济增长后，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从1995年第2季度起，阿根廷经济即出现了负增长。在货币局制度下，由于失去了货币政策手段，而新自由主义改革又使政府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所以，当经济出现衰退和失业率上升时，财政政策就成为阿根廷政府的惟一选择。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结果是赤字不断上升，加之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比索币值被高估，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因此，通过举借外债弥补赤字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

而要取得国外资金的支持必须制定严格的财政制度，保证获得国内财政的盈余来偿还债务。为此，梅内姆政府采取了减少以前用于诸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的公共开支的专门基金，增加税收，举借新债，延期偿还债务，进一步出卖国有资产等措施。事实上，从梅内姆政府上台推行结构调整计划到1993年年底，阿根廷政府获得的私有化收入达150亿美元。1995年连任后，梅内姆政府进一步出售国有资产以融通资金，如对几个核电站和许多省一级国营企业（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配电站等）实行私有化，阿根廷最大的几家私人银行也被外国银行兼并和收购。通过私有化而获得的大量财力使外债偿还成为可能，几家最有名的国际投资评估公司明显地降低了阿根廷投资风险系数，其结果是恢复了投资者的信心，增加了对阿根廷的投资。阿根廷政府得以维持《自由兑换法》确定的比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并在国际资本市场大量发行债券。从而在阿根廷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货币融通模式：通过私有化换取的资金维持货币局制度，通过维持货币局制度向国际社会举借外债。这一模式会发生断裂：当国有资产出售殆尽时，当积累的外债产生过高的风险时，将发生信用危机。

从1996年第2季度开始，阿根廷经济恢复增长，但经济恢复增长的背后却是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恶化，经常项目赤字从1995年的24亿美元扩大到1996年的40亿美元，经济逐渐滑入依靠发行债务拉动增长的轨道。更为严重的是，债务不断积累也促使国内利率上升，贷款利率从1997年的9.24%上升到2000年的11.09%。一方面，融资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国内投资，尤其使中小企业大受影响；另一方面，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趋下降，国际收支逆差的局面难以扭转，导致恶性循环。随着债务不断增加，外汇储备日益下降，阿根廷政府的信誉开始受到怀疑，国际投机者也接踵而至。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外部冲击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再次步入衰退，1999～2000年财政赤字明显增加，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债已达1400亿美元。

2001年上半年，由于经济恶化、税收减少和债务缠身等多种原因，阿根廷政府实际上已无力偿还债务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得已在7月11日推出了“零财政赤字计划”，即大幅度紧缩开支，削减工资和养老金，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及扩大税源。计划一出笼就遭到反对党、工会及企业家组织的强烈反对，证券市场发生空前规模的动荡，主要股票指数和公共债券价格暴跌，国家风险指数猛升至1700点以上，资金大量外流，国际储备和银行储蓄严重下降，金融危机爆发。

货币局制度的最后崩溃及启示

2001年8月，阿根廷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资本市场几近崩溃。8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应急追加80亿美元贷款，金融市场暂时趋于稳定，但作为交换条件，阿根廷承诺将严格执行“零财政赤字计划”。此后，金融市场一直动荡不安，市场普遍预期比索将贬值，人们排起长队挤兑银行存款。当10月底政府计划与债权银行谈判重新安排1280亿美元巨额债务的消息传出后，金融市场再次出现剧烈动荡。11月主要股指梅尔瓦指数下挫至200点左右；国家风险指数大幅飙升，很快突破4000点大关；政府发行的债券价格一路下滑；外资纷纷抽逃。据报道，仅11月30日1天，全国就有7亿美元流往境外。由于阿根廷的预算赤字没有达到以前确定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月拒绝向阿根廷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

此时的阿根廷政府可以说内无筹资良策，外无国际援助，面对汹涌而至的挤兑风潮，不得已于12月3日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汇出境的最严厉紧急措施。这一措施一出台，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政治冲突加剧。12月18日，反对经济紧缩的游行变为一场暴乱，并造成7人死亡，经济部长卡瓦略被迫辞职，总统德拉鲁阿也旋即被迫下台。此后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换了5位总统。2002年1月2日第5位总统杜阿尔德宣誓就职。面对比索贬值的强大压力，杜阿尔德总统宣布放弃已实施11年之久的货币局制度。

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崩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货币局制度首先是一种极其严格的货币发行制度，这使阿根廷摆脱了多年来恶性通胀的困扰；同时，它又是一种极端的固定汇率制度，从而为阿根廷货币建立起国际信誉，鼓励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由于上述特点，它被梅内姆政府用作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货币局制度在阿根廷更多地被用来稳定金融市场信心和争取国际融资，以便继续推动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结构改革。然而，结构改革造成了生产与消费脱节、中小企业消失、失业工人增加、社会福利下降等内部失衡问题；在国际上又遭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下降。当内外失衡的冲击同时出现时，货币局制度缺乏应对冲击的灵活调整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由此造成阿根廷丧失了经济自我恢复的能力，结果只能借债度日。

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的失败负责还是结构改革“葬送”了货币局制度？如果说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失败负责，那就突出了货币局制度的缺陷；而如果说结构改革应为货币局制度的崩溃负责，那就等于说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根本方向是错误的。显然这是一个规范判断问题，本文对此不予讨论。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国内结构改革应怎样选择它的汇率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三元悖论”，即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旨在达到下述3个目标：(1)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adjustment)；(2)汇率的稳定性(confidence)；(3)资本的完全流动性(liquidity)。而这3个目标从理论上讲只能同时实现两个，3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中，三角形的3条边所代表的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都曾经在现实中实施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获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虽然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的稳定性不复存在。货币局制度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实践证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能力较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往往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资本外逃的压力下过度贬值。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

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建议是中肯的，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前者可使发展中国家具有更灵活的宏观调控手段，后者则保证贸易与投资的稳定。在当前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性极高的环境下，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上述货币制度组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推行结构改革。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取消资本管制和开放资本项目。新自由主义也宣称取消管制和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吸引外资，加快经济增长。但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因而更容易遭受国际资本投机的攻击，进而发生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项目问题上应慎之又慎，避免落入“华盛顿共识”的圈套。

【参考文献】

1.宋晓平：《1997年阿根廷经济进一步恢复并获得快速增长》，载《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2期。

2.仇海华：《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困境》，载《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6期。

3.江时学：《21世纪拉美经济面临的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

4.宋晓平：《阿根廷经济政治形势述评》，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

5.牛晋芳编译：《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与社会脱节》，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0期。

第3篇

制度非均衡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在动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这种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两点。

1.主体行为错位。一般地说，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协调与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个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进入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但作为布雷顿森林时代标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依旧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究其来源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英美两个大国在各自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斗争的结果，代表了资本主义大国利益。由于IMF残存的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机中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而备受世人的非议。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3)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和解决风险的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1999年初，由七个发达国与十五个新兴国家组成的盟国金融小组商讨制订“财政透明度行为准则”、“公布数据的特殊标准”和“公司管理行为准则”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并实行金融监管。(2)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集中大笔资金利用汇市、股市和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立体投机炒作”，给一国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乔治·索罗斯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一体化带来的庞大资本，超越国际的无原则的移动。”对冲基金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是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对银行的跨境监督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需要提及的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参加国际经济协调。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为地区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会越来越高，并将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们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总之，国际货币体系是规范各国间货币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产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创新的特殊利益分配，这其中包含了制度变迁主导型国家对他国的部分权力控制。如以美国怀特计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大受“铸造税”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在二战后独霸西方社会的战略企图在经济领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经济实力相对悬殊，大量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货币制度的愿望最为强烈，是制度变迁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无力承担制度创新的责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给。但同时美国在全球社会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又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来实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种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决定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产品，无人提供制度供给，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潜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特别作用。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今天，象二战之后单纯依靠一个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国际社会的多边协商与外交力量的制衡，这其中发展中国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元与日元的崛起，将与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这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单一国际货币的最终目标也会越来越遥远。储备货币的确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而对储备货币的所在国来讲又意味着极大的制度创新的优势。美国、欧盟与日本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都有着强烈的制度创新的意愿，纷纷提出有关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框架的设想，从实力比较，因此美国、欧盟与日本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制度的边际成本，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边际的和局部的，这也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渐进与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2]潘英丽：《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张宇燕：《东亚金融危机与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3-4期。

第4篇

【关键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对象；低保资金

Abstractminimumsubsistenceguaranteesystemforcitizensistheresultofthesocio-economicfactorstobetrappedinpovertybytheGovernmenttogivethemostbasiclivelihoodguaranteesystemfornationalrelief.Ruralminimumlivingstandardsecuritysystemistosolvefoodandclothingproblemofruralpovertyanimportantmeasureforbuildingasocialistharmonioussocietyandbuildinganewsocialistcountrysideisofgreatsignificance.Thesystemsinceitsinceptionmorethan10years,constantlysumupexperienceinallaspectsonthebasisofalsobecomingmoreandmoremature.Thearticleaimsfortheoperationofitsmainproblemsputforwardasoundideatomakeitbetter,toplayagreaterroleinsociety.

Keywordsminimumsubsistenceguaranteesystem;lowobject;fundinglow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救助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根据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需求的标准设立一条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一个公民，当其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而生活发生困难时，都有权利得到国家和社会按照明文公布的法定程序和标准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救助，俗称“低保”。低保制度使得农村的贫困群体得到了十分及时且必要的救助，这对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整个国家的和谐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不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目前，低保制度推广和完善面临最大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低保资金的来源，二是低保户的评审，三是低保运行的监督。针对这三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以下意见值得认真对待。

一、在资金来源上，应该多渠道筹措资金，资金问题是农村低保制度得以实施的关键

现行的农村低保制度主要采取市、县财政分担，省财政给予适当补助的筹资模式，中央财政至今未安排农村低保资金，许多地区由于基层财政没有能力对低保资金进行配套，严重影响了农村低保的推广，这种现象在农村的其他保障制度推广中也普遍存在。这对于经济条件尚好的东部沿海地区问题不大，但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市的财政压力很大。考虑到中央及各级政府财力有限，支持实施农村低保制度不应平均投入支持财力，而应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实行倾斜。根据各省经济状况的不同，中央确定转移支付低保资金的比例，对于沿海开放的省份中央可以不补或少补；对于内陆较贫困的省份，中央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30%～50%较为适宜），尽可能的减轻省级的财政压力；对于特别贫困的省份，如青海、，中央至少应负担低保总支出的一半，这是在中央与省级之间的资金划分。这样划分的依据有二：一是各省经济情况不同，自给能力有别，区分不同情况给予支持符合建立和谐社会，全国协调发展的主流；二是经济越是发达的省份和地区，需要低保救助的人越少，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没有能力安置配套资金，越需要大力支持。

关于中央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低保资金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2005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3万亿元，仅增收部分就达5000多亿元，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农村低保的力度应该不成问题。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究竟需要多少钱？如果按每人每月“补差”30～40元计算。如今还没有享受低保的2600多万贫困人口每年大约需要100亿元。但是，这笔钱并非都要“新增”。按辽宁省的说法，取消农业税后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款项中，已经有“农村特困户救济”这一项，2005年在辽宁省是1.62亿元。而全省全年的农村低保资金是2.54亿元，这笔款项占的比重是64%。也就是说，实际上，有2/3的钱中央已经掏出来了。2005年辽宁省农村低保的补差金额是30元左右，即使辽宁省补差金额增加到40元，也不过再增加1.5亿元。

所以，如果假设辽宁省正在全国平均水平上，除去已有的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全国“新增”投入也就在30～50亿元之间，而贫困人口每人每月可得到低保救助金为40元。按比较宽裕的计算，整个资金量再翻一番（每人补差70元左右），也不过100个亿，相当于2005年财政收入的0.33%。所以说，解决农村低保的资金问题的前景应该是很乐观的。[1]2007年第二季度，民政部统计低保的补助标准是71.4元/每人每月（参照下表），6月份的计划支出为7.4亿元，按此计算全年不过88.8亿元，仅占2006年全国财政总收入（39373.2亿元）的0.2255%。这个比例低于2005年。所以中央完全有能力推进农村低保的全面覆盖。

在省份内部，各级亦应参照上述模式确定省级和市县各级分担的比例，可以按照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额确定各级负担的比例，如福建省对于人均在1.5～2万元的县市给予15%的补助，对于超过2万元的县市完全由地方各级自行负担，[2]对于1～1.5万元的省级补助30%～50%。这样就可以实现省内的平衡。做到把钱用在最需要救助的农民身上。同时各级政府要设立低保资金专用帐户，实现专帐管理，专户专用，专款专用，封闭运行，低保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到期强制划拨，优先保障的运作模式。对于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捐赠要及时缴入专用帐户，防止挪用。各级政府在负担比例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还应该逐年增加资金投入量，以切实提高低保户的保障水平，增加低保户的数量。

第5篇

关键词：国际收支调节；现行货币制度；“双顺差”结构

一、国际收支平衡概念及其调节机制。

1、国际收支概念及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

国际收支是指一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贸易、非贸易及资本往来而引起的国际间货币收付。各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都在寻求用各种手段调节国际收支以达到收支均衡，即进口和出口相对持平。但是，各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努力却往往由于多种原因而付之阙如，较为典型的引发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有：结构性原因、货币性原因和收入性原因等。总之，引发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样的，相应的调解国际收支的方式也必须多样。

2、进行有效国际收支调节的先决条件

那么，在一国的国际收支调节中怎样兼顾本国利益和世界整体利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国际货币制度问题。一个完善的国际货币制度所应达到的目标是，第一，能够促进世界生产要素的有效分配，使所有国家的收入都有增长。第二，能够使世界经济得到稳定。第三，应该是一个有弹性的机体，能够承受住可能发生的外来冲击，减少冲击给各国带来的影响，并且，也要从根本上阻止各国输出其内部的不稳定性因素。第四，必须保证各国的相对独立性，以不妨碍它国和整个体系的方式达到自立的政策目标。达到了以上目标，一定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各国货币关系都是有序的。

国际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要素。它确定一定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国际储备和提供国际流动性，并且为国际收支逆差融资提供物质基础。国际汇率制度是国际货币制度的核心。汇率制度的选择对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影响是：汇率是否否变动及变动的幅度对国际经济的稳定性和货币体系本身的弹性有影响；对国际收支失衡的表现形式和调节方式有影响。

二、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国际收支调节

严格意义上来说，当前的国际社会并没有在“布雷顿”体系之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制度。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或稳定机制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牙买加协议”为标识的多元汇兑本位制国际货币制度。欧元的诞生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日元凭借战后经济的发展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也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极。但是应该说，没有统一的国际货币、各大货币之间汇率变动频繁、国际收支调节严重不对称，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合理严重影响国际社会收支平衡仍是国家货币制度急需解决的问题。

1、美元一强独大，为国际收支失衡埋下隐患。

虽然依“牙买加协议”，黄金非货币化，即黄金与货币彻底脱钩。但是由于特别提款权作用有限，欧元危机，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由于美国拥有世界最强经济实力，各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及国际贸易计价结算都需要美元，因此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会丧失。但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不受黄金约束，却受困于美国国内经济的需求。近年来，美元大量超额供给，因而制造了美国及世界此起彼伏的以经济过剩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美联储在决定美元供给时，并不考虑储备货币与世界经济的平衡关系，其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经常会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监管有缺失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近20年内世界金融危机连续不断，国际收支失衡，美元的发行就难脱干系。

2，汇率安排多样化后，浮动汇率制对国际收支的消极影响巨大。

按“牙买加协议”，各国可以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目前，整个汇率体系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区域集团内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如欧盟及实行“盯住汇率制”国家的汇率制度；二是主要货币之间汇率巨幅波动。一般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政府推行本国政策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不受外部约束。汇率的波动还能防止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使一些国家较为顺利地克服国内的通货膨胀。但经验表明，完全自由的汇率浮动也带来不少问题：一是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增加了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不确定性，使之风险陡然增大；二是各国经常项目收支对汇率变动的反应迟缓，因而它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不大；三是汇率过度波动，使国际基金组织对国际储备的控制削弱，主要硬通货国家的膨胀政策可以肆意继续下去，而无国际收支问题之虑。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多样、自由化，未能根本性地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在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下，国际收支调节可通过汇率机制、利率机制、IMF的干预及贷款、国际金融市场及商业银行的活动综合进行。但IMF资金的不足、权威虚，使长期以来全球范围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不能根除。

三、我国未来国际收支调节的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不断加剧的“双顺差”国际收支结构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国际收支结构大致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不成熟债务国阶段；第二阶段为成熟债务国阶段；第三阶段为不成熟债权国阶段；第四阶段为成熟债权国阶段。由于我国经济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间，因此，我国未来的国际收支平衡目标调节路径将向经常项目顺差以及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过渡。

我国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长期化、常态化是不可改变的趋势。目前，我国经济主要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日益提高；二是我国高投资、低消费率的经济结构将延续，由此决定贸易项目顺差长期化、常态化。我们应该采取国际通行的做法，注重从扩大国内消费这一源头出发，保持合理的经常项目和贸易顺差。从国际经验看，加大资本项目调节力度是必然选择。我国可以扩大对外投资的渠道，大量使用外汇资产，减缓外汇储备大量积累和流动性过剩，减少国际收支顺差较大的压力；同时，合理引导人民币升值预期，抑制短期热钱流入；加强对短期外债管理，减缓短期间接资本流入，通过这些措施，逐步减少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直至使其转变为一定幅度的逆差。未来国际收支调节逐步转变到经常项目顺差以及资本项目逆差，是一条可行的路径，符合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特殊国情。

参考文献：

[1]戴维.里维里恩，《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

[2]方文，《国际收支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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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文：《美国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及其启示》，载《中国外汇管理》，1999年第11期.

[5]王立荣、刘力：《国际货币制度演化与货币危机机理探》，载《当年经济研究》，2009年第06期.

[6]刘伟：《货币危机：内外失衡、汇率失调与国际货币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7]陈岷：《国际货币制度的困境与我国的应对》，载《中国集体经济》，2010年第34期.

[8]焦武：《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第6篇

论文摘要：金融创新对金融业及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金融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金融创新也有它的负面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它的积极的正面的对金融业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三方面探讨了金融创新对金融业的正面影响，供大家参考。

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金荣等经济学家就提出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并提出了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它对金融业及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金融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金融创新也有它的负面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它的积极的正面的对金融业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三方面探讨了金融创新对金融业的正面影响，供大家参考。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1.金融创新提升了金融业发展能力。金融创新不仅仅是在业务发展、机构放大、就业增长和素质提高方面对金融业的发展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还由于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增强，把金融机构的资本扩张能力和现代化的设备水平的提高带动起来。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创新还推动了金融产值的快速增长，促使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迅速上升，为第三产业和GDP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2.金融创新能力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金融组织创新促使金融机构纷纷有新的成员加入，促成了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模式；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业务创新使传统的金融措施对顾客的吸引力降低，造成利润逐渐下降。所有这些，都强化了金融机构的竞争。

3.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机构对经营风险的抵御能力。金融创新的这种影响，主要通过金融机构对具有风险转移功能金融工具的使用体现出来。例如，浮动利率债券或浮动利率的票据，这种建立在传统金融工具的特点的基础上的金融创新工具，能促使金融机构降低筹资利率风险。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1.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金融工具的创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品种，导致金融市场接纳的金融资产的品种不断增加。各种类型的债券陆续出现，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序列已经延长，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技术也越来越强。从衍生产品的组合设计来看，也可以看作是花样翻新，不但有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嫁接，如外汇期货，债券期货、股票期货等；还有衍生工具之间的搭配，例如期货期权，换期权等两种金融衍生品组合而成的“再衍生工具”。此外， 还有对基础衍生工具的参数和性质进行重新设计后产生的创新衍生产品。

2.金融创新促使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证券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证券发行融资方式的重要程度大大超过了银行贷款，具体表现为银行贷款的数量急剧下降、循环国际证券急剧上升。二是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微观金融主体，资产和负债越来越证券化。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中有相当多证券资产的形式存在，商业银行成为重要的国际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此外，商业银行贷款资产也实现了证券化。至于负债债务证券化，是指银行更注重通过发行浮动利率债券和长期债券基金，而传统的依靠吸收存款的融资方式的比例下降。三是商业银行不仅作为国际证券市场的发行者，还参与国际证券业务的经营，成为新发证券承销机构。

3.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快金融创新国际资本的流动，促进国际资本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促使一体化程度加深。一些创新的金融工具在国内金融市场或国际金融市场问世以后，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并且快速向全球金融市场发展，而这又在客观上要求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惯例、市场交易价格和投资回报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基本一致，从而促进了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度改善。二是金融衍生工具不仅为金融主体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提供了有效手段，因为相同的货币的浮动利率和固定利率之间、不同货币的利率之间存在差异，并对金融主体套利投机收益和套汇收益提供了可能。三是一些创新金融工具或衍生工具的交易， 本身就要以多个金融市场做依托，是一种跨市场的国际性金融交易。

三、金融创新对金融制度的影响

1.金融创新模糊了融资边界。金融创新使得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从而导致融资体制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按照一般的金融学原理，间接融资是指以银行作为信贷中介的资金融通资行为，而直接融资则是筹资人和投资人没有必要借助金融中介机构直接融资。至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融资期限的分类则作为主要的客观标准。融资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期限的市场为货币市场，反之为资本市场。这样来解释这种融资制度相关的四个基本概念，在不同类型的金融文件和金融教科书中似乎已经成为规则得到了一致的认可。然而，金融创新将使这些划分标准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2.金融创新促进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金融创新促进国际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欧元的开始使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元货币制度创新推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欧元制度是一种不与国家权力相联系的创新的货币制度。在人类的历史上的货币统一，基本都是以统一主权作为前提和条件。而欧元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的产物，是在国家主权分立的情况下实现的货币整合，也就是欧元体现的货币的统一，是超越国家主权的限制，与国家主权统一相分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元的开始使用不仅推动了货币制度创新，还对传统的金融学的货币制度理论提出了挑战。其次，欧元是符合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和货币形式出现的一种创新。货币制度创新，不仅包括深化金融体制演化和货币形式的发展演变，也包括总体货币制度不变下的货币一体化。

四、结论

总之，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为金融业的工作人员，只有认真研究、趋利避害，才能极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柯健.金融创新的风险及其控制策略分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06) .

[2]刘志海，王睿.浅论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的关系[J].金融经济，2006，(02).

第7篇

关键词：一篮子货币；管理浮动；汇率目标区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1999），各成员国的汇率制度可分为8类（见表1）。本次汇率制度改革前我国实行的是第三类即盯住美元制度，改革后实行的汇率制度同时兼顾了第三类和第七类的特点。

一、对现行汇率制度的认识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较之于原先的汇率制度，从形式上看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二是选取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方式取代原来单一盯住美元的调整方式；三是选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代原来的固化的汇率制度，它既吸收了盯住一篮子货币制度与管理浮动制度的优点，又摈弃了两种汇率制度的缺点，从理论上讲是人民币走向区域货币道路上的最佳选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能否如理论设想那样完美，还有待检验论文。

1．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方式优于单一盯住方式。

（1）从贸易多元化的角度看，美国虽然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但也仅占1/6，比日本和欧盟都略低一些，中国和亚洲的贸易则占57%。因此，应该参照所有主要贸易国的一篮子货币，而不能只盯住美元。另外，改参照一篮子货币，会鼓励人们减少用美元结算，长期而言有助于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国际贸易的结算单位与货币。

（2）从降低内生交易费用的角度考虑，中国应选择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的货币作为人民币汇率参照的对象。单一的盯住美元，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而且由于中美两国的经济情况和政策倾向有很大的差别，单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会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冲击。近年来，我国和欧盟、日本以及美国的贸易额分别占中国总贸易额的比重几乎相当，欧盟和日本的对华投资也不逊于美国。因此，以一篮子货币为参照对象更适应我国的对外经贸往来。

（3）从满足人民币汇率政策出口竞争力的目标看，人民币汇率政策出口竞争力的目标是：稳定出口国际竞争力与进口成本。参照一篮子货币制度的突出优点是稳定人民币的名义贸易加权汇率（如果权数按照贸易比重在各货币之间分配）。如果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差异，参照一篮子货币同时也保障了真实贸易加权汇率的稳定。

2．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优于原先的固定汇率制度。

（1）从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本身看，它既具有固定汇率制度的某些优点，又能使汇率保持一定的弹性。在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一方面，汇率随着外汇市场的供求变化而调整，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可以对汇率进行较多的干预和管理，从而能够保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避免本国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2）从我国的国情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以下的基本优势：①保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尽管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刺激或紧缩经济方面的作用一直受到理论界的质疑和实践效果的挑战，但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前瞻性的微调而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目前在发达国家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因而恰当的利用货币政策对我国这种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发展中大国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②调整国际收支的灵活性。这种价格的调整可以减轻国际不利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③阻止投机冲击。在20世纪90年代，频繁的货币投机冲击对资本开放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这一教训对我国在未来逐步开放资本市场过程中相当重要。

3．现行汇率制度并非完美无缺的。

（1）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意味着人民币将逐步不再直接与美元挂钩，由于我们参照的货币实行的均是浮动汇率制度，结果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变动频率与幅度都增加，这会给对外贸易和投资带来汇率风险。

（2）对于人民币汇率三项政策目标金融安全、出口竞争力和内外部均衡中的任何一项都难以完全顾及。而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我国国内市场经济制度发育还不完善等现实，又要求目前的汇率政策必须有所侧重。

（3）不能充分发挥汇率的调节作用。由于货币当局对汇率进行管理浮动，汇率变化的幅度被限制，汇率不能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因而难以有效调节商品交易和资本流动。还有可能引发操纵汇率之嫌，容易导致贸易争端。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只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阶段性的取向，在人民币具有区域货币功能后就应该再次调整。

二、对汇率目标区制度的认识

在本次汇率改革前，理论界很多学者提出以兼具本文表1中4、5、6类的货币制度特征的汇率目标区制度作为改革的选择目标。从实践看，这种方案没有得到认可。原因在于：

1．从理论上看。首先提出汇率目标区理论的弗来明认为一国也许会希望将其货币的汇率限定在或接近于某一“目标区”内，如果实际汇率的波动超出了这个目标区，该国就应调整政策使汇率向目标区内移动。后来，克鲁格曼进一步将汇率目标区模式化，提出了汇率目标区模型，威廉姆森进一步发挥了汇率目标区理论，他提出了“BBC制度”。多恩布什和帕克将这一思想近年来的发展称之为BBC规则。为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货币当局要设立一个基础均衡汇率以便同国内经济、国际收支的长期趋势相适应，并且围绕这一可调整的均衡汇率设定较宽波幅，达到一方面保持汇率基本稳定，一方面使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灵活性之目的。但基础均衡汇率计算很困难，而如果不能计算出合理的基础均衡汇率，目标区汇率的合理性将在根本上受到动摇。此外，汇率目标区体系应包括哪些货币，其宽度和调整频率应根据什么标准确定等一系列问题也不好解决，或确立起来具有很大随机性。

2．从我国实际看。汇率目标区制度在我国实行有三大难题。（1）汇率目标区制度下的中心汇率难以确定。（2）资本流动性和投机冲击难以抵挡。（3）我国不满足实施汇率目标区的三个前提条件，这三个条件是：不同国家的目标值一致；竞争力水平的目标值必须与国内宏观经济均衡相协调；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3．从实践效果看。已经崩溃的全球性的汇率目标区—布林顿森林体系和目前正在运行的区域性汇率目标区—欧洲货币体系下的欧洲汇率机制是最著名的实践。从实践的效果看，布林顿森林体系无以为继，最终崩溃。欧洲汇率机制运行中也是困难重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国家组成汇率目标区，其运行的制度环境与调节机制是无法与欧洲汇率机制相提并论的。

因此，本文认为，类似于汇率目标区制度的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是难以实行的，它既不会成为当今的选择，也不会成为汇率制度改革下一步的选择。

三、对单独浮动汇率制度的认识

1．单独浮动汇率制度具有制度优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均衡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供求所决定，因而不会出现外汇的超额供给有超额需求的问题，外汇资金的利用服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理，从而更有效率。二是由于汇率决定于市场的供求，资本的流出入只会引起汇率水平的升降，而不会改变货币供应量，使货币政策有了较大的独立性；同时，由于汇率水平的升降能够自动的调节国际收支使之达到均衡，降低了大量国际储备的机会成本，减少了中央银行对市场的频繁干预。三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变动呈连续、轻微的态势，投机者的获利空间狭小，使投机行为相对减弱。

2．我国还缺乏将单独浮动制度理论上的优点转化为现实中的优点的实力。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宏观经济预期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将继续进行，人们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也就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依存度日益提高，国际间竞争的加剧，对我国经常项目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加上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资本的流动性将随之增强，其结果对我国的货币供需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预期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汇率也具有高度的易变性。如果贸然采取一步到位的汇改策略，走上浮动汇率的道路，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3．单独浮动汇率制度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最大问题就是存在着汇率的过度波动或汇率的易变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并且使经济中面临的汇率风险增强。弗里德曼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之所以出现不稳定。主要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由于人们对货币供给、实际收入的预期决定着当前的汇率，如果人们的预期是不稳定的，汇率就会表现出易变性，且汇率波动的幅度会大大超过货币供给和实际收入的波动幅度。依据该理论，如果人们的预期是稳定的，汇率就应当是稳定的；而事实上则是，在大多数预期稳定或预期较大稳定的情况下，汇率仍然是易变的。因此，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对外汇市场调控能力较强的国家，或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较深，需要充分利用汇率机制调节作用的国家，比较适合采用这种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1．韩剑，徐康宁．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东南大学学报，2004，（6）．

第8篇

【关键词】区域金融；差异化的原因

一、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表现

在货需求方面发达地区的货币存量需求大于欠发达地区，但欠发达地区的增长幅度或增长潜力大于发达地区。根据货币需求函数可知，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主要有收入、实际利率、股票收益率，经济货币化程度。研究表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区域金融的发展一直呈现出非均衡态势。

二、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形成的原因

（1）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区域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实行投资倾斜政策，带来了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巨大差距。（2）货币化进程区域差异的影响。随着货币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实物资本开始取得相应的金融资产形式，最主要的是证市场。东部地区吸引了大量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中、西部地区的资金，逐渐产生了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和缪尔达尔的“倒流效应”。

三、金融体制转轨的影响

（1）信达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区域发展方面并且产生重大影响的举措有三次：1979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把“统存统贷”的信贷资金管理制度改为“同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的信达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改变金融业过于集中僵化的特性。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履行央行的的职能，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基本原则出发，制定并实施同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的管理制度，使那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能够获得来自全国的资金，由此也导致中西部地区本来就缺乏的银行信贷资金加速流向沿海地区。1998年，取消商业银行的贷款限制，实行适应市场经济的以“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控制”为主要内容的新的信贷管理制度，允许银行的贷款的规模达到存款的75，是那些经济实力强、发展预期好、制度和机制好的地区在扩大存款规模和扩大贷款资金两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2）金融体制改革。第一金融资产总量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第二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构集中于发达地区，第三新兴金融机构业务布局倾向于发达地区，第四地方金融机构崛起，扩大了地方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是市场机制选择的必然结果。第五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定位。（3）投融资体制改革。第一国债融资。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国债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融资手段。1998年后实施积极财政策相配套而陆续发行的数以万亿计的国债，明显加大了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科技教育、一般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的力度，直接推动了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具体实施，产生了比较好的地区效应。第二股票融资。资本市场的发展进程中，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重心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而本来滞后的中西部资本市场发展更加缓慢。第三投资体制改革。在这一改革的过程中，各个地方在投资的决策、筹借、使用、管理等各个环节的自在不断增加。（4）货币政策改革。第一统一货币制度影响的区域差异，根本原因有二：第一，统一货币制度在区域差距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必然会产生货币币值和通货膨胀率地区之间的高低不同，从而使资本市场利率的决定与形成难以进行。第二，统一货币购买力区域之间的不同，使得东南沿海地区可能通过资本市场吸取中西部地区储蓄，恶化其资本形成。第二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由于区域间综合资源禀赋与生产力，供求状况、经济结构、信贷投资环境等经济要素的不同，形成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性差异，其后果是导致区域间发展水平的现实性差异日趋扩大，直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总体质量。第三金融监管制度效果的区域差异。第一商业银行总行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第二东部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市场化程度高，第三以股份制为主的东部地区经营性资金需求量大，效益相对高，还款能力强，以国企为主的中西部地区生存性资金需求量大，还款能力弱，第四东部地区银行的经营理念新，在既有金融监管制度下的金融业务创新能力强，融资活跃。这种金融监管制度的差异是经济发达地区通过种种非正规金融行为收敛了大批资金，加速了其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

除以上因素外，地方政府干预、自然社会条件的影响以及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历史、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原因。

参 考 文 献

[1]尹优平．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6）

[2]高连和．区域金融和谐发展研究[M]．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第9篇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汇率日数据按照篮子汇率机制构建了篮子汇率市场和人为安排两要素，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汇率改革后市场力量在汇率形成中的作用。有别于以往单纯强调篮子汇率安排，文章将同时考虑央行的汇率安排和市场的作用。研究发现市场的力量开始在起作用虽然并不十分显著，此外央行也的确参考了所选篮子货币成分的变化调节汇率。文章还对所运用的线性和非线性模型进行了估计和预测绩效的比较。

关键词：篮子汇率体制 神经网络遗传规划 市场因素 汇率安排

研究背景

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各国可以选择各自的汇率制度。可以自由浮动、可以盯住其它单一货币，也可盯住其它一组货币，后者称为篮子货币制度。篮子货币制度出现得比其它货币制度相对晚。Flanders and Helpman在1979的论文中提出了选择篮子货币的两个目的，即国际收支平衡和收入水平的增长。如果汇率政策的目的是国际收支平衡，那么篮子币种的选择就应该去最小化国际收支的变化。Bhandari（1985）则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考察了篮子的组成。与盯住单一货币相比,盯住一篮子货币体制可以自动地、系统地调节双边汇率，但却不需要产生象盯住单一货币那样的干预成本；而与浮动汇率相比，篮子汇率的波动性更小。因此篮子汇率是固定和浮动间转换的中间地带。

中国人民币长期以来盯住美元。2005年的汇率改革变单一盯住为篮子盯住，汇率决定以市场为基础和篮子为参考。篮子组成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包括4种货币，第二种包括11种。选择这些币种的原因是最小化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许多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作为对中国政府宣布汇改后是否“言行一致”的研究。Jen 2005, Shah, Zeileis和Patnaik 2005, Frankel 2006和Eichengreen 2006的研究发现，人民币盯住美元的状态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于是他们认为中国依然是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相反，Yamazaki （2006），Xu,J 和 H.Shao,G.Tang （2007）， Frankel和 Wei.（2007）以及Xu,S 和Q.Tang （2008）等发现中国已将汇率的重心从美元微量地转向了欧元、日元和其它货币。到目前为止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共识，因此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目前这些研究中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是它们仅仅强调了人民币篮子汇率体制中的一个方面即篮子货币的安排。本文除了分析篮子安排外还将被忽略的市场因素考虑进去。因为汇率改革的基本目的是扩大汇率变动的灵活性最终走向自由浮动，而市场力量的作用是实现这一灵活性的重要基础。

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研究该问题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线性模型对被选中的货币进行权重的估计。本文认为人民币篮子汇率体制决定因素间的关系是更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线性只是非线性的一个特例。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将利用三种不同的人工神经网络（ANN）及遗传规划法（GP）来刻画这种非线性性。据我们所知这一研究视角和方法以前不曾有过。

下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模型的设定；第三部分是数据的介绍，模型的估计和结果的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将来的研究设想。

模型分析

（一）线性估计

参照Frankel 和 Froot (1986) 以及 Frankel (1987)，市场因素由基本面交易策略和技术易策略决定。基本面交易者的决策基于均衡汇率St-1和实际汇率St-1的差异。其中均衡汇率由HP过滤器获得。α是一个正值参数，反映了实际汇率向均衡汇率调整的速度。

（1）

技术易策略将他们对汇率的预测基于对过去汇率的观察上。该种策略的模型种类繁多，例如ARIMA。方程（2）利用移动平均MA，参数为0

（2）

在一个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体制中，汇率可以由这两种策略的加权平均决定。在篮子汇率体系中，除了市场外央行也需根据确定的目标进行篮子的安排。StrmbAi代表以美元计价的篮子汇率安排；Sti是篮子中的货币对应美元的汇率，汇率都是从美元角度考虑的间接标价法；γ0是美元本身的权重。

（3）

公式（4）是市场力量和人为汇率安排的线性组合：

（4）

（二）非线性估计

在考虑非线性模型时，将同时应用三种不同的ANN模型：BP，RBF 和 GRNN。单隐层ANN可以由公式（4）延伸成（5）式的非线性情况。

（5）

其中n是隐层神经元的个数，K是解释变量的个数，logsig是传递方程，βij是从输入到隐含层的参数矩阵，εt是误差项。

本文将考虑三个解释变量如下式 ：

（6）

公式（6）中三个不同的βS分别代表基本面策略、技术交易策略以及央行的篮子安排。

数据及估计结果

从2005年7月11日 到 2009年7月11日的汇率日数据来自于美联储的官方网站和俄罗斯央行网站。所用各国贸易数据来自于商务部网站。对数据取对数后求一级差分，使得数据平稳。用OLS来估计方程（4）结果列示于表1。

表1从上到下分为三部分。最上面是当基准货币是美元的情况，中间是基准货币为瑞士法郎的情况，下面是基准货币为SDR的情况。在每种情况下篮子又分为4种货币，11种货币及将篮子退化为单个欧元三种具体形式。将篮子退化为单个欧元的形式是为了检验Frankel教授（2009）的最新发现：篮子份额正向欧元倾斜的结论在此是否成立。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三种情况下基本面策略的系数都是显著的，符号也是如所预期的，但是技术交易策略的系数则并不显著。由此说明市场因素在汇率形成中在起着作用，而其中的驱动力来自基本面交易者。

从汇率安排的角度看，当美元为基准货币时，两种篮子以及欧元的系数是显著的，符号也如预期。当瑞士法郎为基准货币时，除欧元外两种篮子的系数是显著的，符号也如预期。当SDR为基准货币时，欧元的系数是显著的，符号也如预期，两种篮子则并不是如此。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汇率安排在人民币汇率的决定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欧元的回归结果看，也有Frankel教授（2009）所发现的迹象。

如果比较市场基本面和篮子汇率安排两个因素哪个作用更大，我们发现市场力量中的基本面因素的系数大于篮子汇率安排的系数。

除此之外本文还发现回归结果随着使用不同基准货币而异。在篮子汇率研究的现有文献中，人们选择了各种各样的基准货币，例如美元、SDR、金、瑞士法郎及石油等。（Frankel & Wei，1994 Mickinon 2002 Agnès Bénassy-Quéré1997 Marquez，J.& J.Schidler2006， Thorbecke,W 2008）。有时同一个作者会不加任何说明地选用不同的基准货币。（Frankel and Wei, 1994, Frankel, J & S.J.Wei.2007）。本文认为基准货币的作用是为了比较人民币及篮子中货币成员的汇率波动性。选择一个合适基准货币的标准是避免产生偏差而且基准货币的波动对成员货币的影响应该基本相同。对于美元的选择符合该标准。

如果很难发现符合上述标准的据准货币，第二个标准是基准货币应该“中立化”。它的变化应该尽量小地影响篮子中的货币，它应该仅仅作为一个衡量和比较的标准。在此本文定义“中立化”为对成员货币影响的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基准货币的波动越小越好。对于瑞士法郎的选择符合该标准。

如果以上两个标准都不符合，既没有共同变动类的基准货币也没有中立类的基准货币，那么可以选择SDR。SDR是一种世界性的准货币，包涵了以上两种标准的综合特征。理论上它考虑了影响成员国货币变动的各种因素。同时，本文发现篮子汇率中的成员国与美国都有贸易、投资和债务往来。美元因此会同时影响到这些国家的货币变动关系。在下面的非线性分析中我们将考虑以美元作为基准货币。

（一）非线性估计结果-ANN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考虑了应变量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模型的转换等复杂现象的回归模型。人工神经网络在具有大规模并行模拟处理、非线性动力学和网络全局作用等特点的同时，还具有很强的自适应、自学习及其容错能力，具有传统的建模方法所不具备的许多优点。其对被建模对象经验知识的要求不高，可不必事先知道有关被建模对象的参数、结构和动态特性等方面的知识。只需给出对象的输入及输出数据，通过网络本身的学习功能便可实现输入和输出的映射关系。因此，人工神经网络的非线性高度逼近能力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一条全新的途径。本文中我们将同时利用三种优化算法来实现ANN，即反馈型神经网络（BP），径向基神经网络（RBF）和广义回归神经网络（GRNN）。

BP由P. Werbos于1974年提出，并由D. Rumelhart于1986年发展成为一种无师学习网络参数的模型，它由Delta算法实现。RBF是由径向基函数作为激活函数，它的收敛速度和学习速度都快于BP。GRNN是于RBF类似的一种神经网络，但相比之下前者收敛速度和精确度都更高，而且对怪异值反应的敏感度小。GRNN的一个不足之处是它的网络规模较大。

（二）绩效评估

三种统计量分别为：绝对百分均值误差（MAPE）、绝对均值误差（MAE）和根均方误差（RMSE），他们的公式分别如下：

（7）

（8）

（9）

其中p是样本量，xt是预测的汇率值， 是实际观测到的汇率。本文将计算的结果列示于表2中。

从表2中看出RBF的三个统计量值最小，因此它的预测效果是最好的。虽然如此，与线性模型相比，RBF的不足是仅能提供自变量是否对应变量有解释作用与否的信息，但无法说明这种作用的大小。因此，也就无法比较不同解释变量间解释能力的大小，而这正是线性回归模型的长处。

（三）非线性估计结果-GP

BP，RBF 和GRNN的ANN优化算法很容易陷入误差的局部优化最小点而非全局的，所以可能并非最优化结果。这部分的研究将进一步利用遗传规划方法来克服该缺陷。

GP是一种演化式优化算法，它利用交叉变异等生物中的进化规则来不断繁衍更优的后代。（Koza，2004）（Koza，1992）。

GP利用大量的基本的随机算子作为起始点，下一代是通过优胜劣汰的机制来选择。表3是经过多次试算得出的最后结果。本文计算了各自的RSS，AAN 和GP分别为0.001557,0.001555。很显然，由于克服了ANN的弱点，GP的结果优于ANN的结果。

第10篇

关键词：黄金价格；实证分析；影响因素

一.背景与意义

黄金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兼有商品属性，金融属性，货币属性，目前在各国外汇储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黄金之所以如此特殊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密不可分。

最早的国际金本位制度是在多国实行金本位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最早的自发的国际货币体系。它的主要内容是：黄金是国际货币，汇率是由两国的货币的含金量决定，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融化，金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以及银行可以自由兑换金币，金币可以自由输出或输入国境。此时的金本位制尚有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两种类型，无论哪种类型都体现了黄金在国际支付中的巨大作用。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金本位制度的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将国际的支付体系改成为：黄金与美元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度，弥补了金本位制时黄金供给的不足，资源浪费等问题，但因为美元危机引起人们对美元失去信心，美国与其他国家矛盾加剧，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因美元不能时刻保持与黄金的市值挂钩，又维持经济的持续腾飞的“特里芬”难题的出现使得牙买加体系浮出水面，并延续至今：它规定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性，减弱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制度等。在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不能否认黄金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各国的黄金储备中仍然是占比最大的重要资产。

而我国黄金市场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变迁后，在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开业，可以交易黄金，白银，铂金等贵金属。这也标志着中国黄金市场开始走向市场化。

黄金作为作为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流通手段的重要商品影响其因素很多，本文主要考虑的有：美元价格，汇率，GDP，CPI，外汇储备。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上海期货交易所AU100，2009年1月5日到2013年12月31日共计1250个黄金交易数据，如今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的黄金品种有AU99.99，AU99.95，AU100，PT99.95，这些指标分别表示黄金的纯度。而笔者选择AU100的原因是此种黄金的计价单位为100g，而其他品种的黄金计价单位为1000g，本文的主要想测量的价格波动时我国消费者所购买的黄金的价格变化情况，所以AU100更能反映所观察目标。

2.1最小二乘法估计

用单位个检验的方法检验我国黄金价格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由于数据是时间序列型，需要对其平稳性进行检验，建立模型为：

y=b0+b1x0+…+∑ni=1Xibi+1+e i=1，2…n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估计变量越多，随机误差越大，会出现重复共线的问题，所以选择两个有代表性的变量来反映其与黄金价格之间的线性关系。，它们是，汇率变化情况X1，上证综合指数变化情况X2，之所以选择汇率和上证综指，是考虑到黄金以美元标价，消费者的投资，经济的发展程度可以通过股票指数来反映，因此，利用EVIEWS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上图为上证综指变量，汇率变量的散点图，可以看出他们的关联性不大，在2010年以前汇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上证综指指出在2008年的低点开始向上反弹，之后上证综指都在其周围波动，总体有向下行走的趋势，而汇率在2010年之后一直处于下滑的趋势中。说明两者的相互影响，可能影响黄金的价格。

黄金价格会变化0.03426个单位，汇率上涨一个单位，黄金价格会下降1.58887个单位。而由于我国大盘指数一直在2000+左右浮动，人民币近几个月也出现贬值倾斜，由此可以看出黄金价格的下跌与这两者有一定的关系。

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进一步找到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又不仅仅从线性关系的角度加以衡量，所以考虑到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而时间序列的数据都必须建立在数列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所以仍要对其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为了减小数据间的波动，直接对其取对数。相关变量选的是货币供给量M2，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及汇率的变化X2，上证指数的变化X1。

通过对上证综指X1，汇率变化X2的因果检验可知X1，X2都为黄金价格变化的原因，也进一步验证前面的最小二乘法的估计，这里汇率指的与美元的汇兑的比率，也说明黄金价格在美元的贬值或升值中得到改变，由于美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美国经济的复苏，强劲的美元有不断升值的可能，也也预示着黄金价格会在美元升值背后开始有下滑的趋势，当然黄金价格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即使美元升值也不是一定会导致黄金价格的下降，还需要考虑其它影响因素的作用。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选取上证综合指数，汇率，货币供给量，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物价指数指标进行实证分析来探讨影响我国黄金价格的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黄金价格是受多因素影响的，它与上证综指成正相关关系，和美元的汇率成负相关关系。黄金作为特殊商品不仅与股票指数息息相关，也因其作为世界的货币而受到美元的影响。在大盘指数趋于低谷之时，会使黄金价格趋于走低的趋势。美国经济的复苏，是美元走强，也是推动最经黄金价格走低的另一方面原因。

其次黄金价格还受CPI，M2等变量的影响。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有时候的黄金价格上升不是因为美元真的走低，或者大盘走高，而是由于通货膨胀原因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强弱会带动消费品的价格的走高或低，黄金尽管是特殊商品，但仍然具有商品的属性，特别是在我国，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结婚等重要意义的时刻黄金商品是不可或缺的物品，所以会在一定程度上受CPI价格的影响。

第三黄金价格不收GDP指标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经济的增长速度对黄金价格的影响不明显，所以如今的经济增速稍稍放缓，但那不是影响黄金价格的重要因素。

因此建议持续关注黄金市场的投资者或消费者，不要仅仅考虑黄金市场供给需求的影响因素，还要考虑美元的强弱，股票市场的运行，以及广义货币供应量等因素。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月.我国黄金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实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111年4月

[2] 王申强.黄金市场分析与中国黄金市场可持续发展.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3] 张晓丽.黄金价格影响因素分析.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4月

第11篇

关键词：交易成本 货币形态 演变 探析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1-203-01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Frederic S.Mishkin）教授在其《货币金融学》中，将货币定义为“任何在商品或劳务的支付或在偿还债务时被普遍接受的东西”。那么货币为什么会被人们普遍接受呢?而且在漫长的岁月中，货币形态经历了不断演变的过程。通过货币形态演变，帮助交易双方有序、便捷地进行市场交易，并最终使交易双方因节约不必要的交易成本而从中获益。

一、交易成本的内涵界定

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现已成为一个在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哈里・科斯教授被公认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奠基人，人们对交易成本的认识与理解，始于1937年他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广义上的交易成本常被比喻为经济世界中的“摩擦力”，用以概括人类社会全部“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当然，也有经济学家从交易成本的产生机理角度，把交易成本细分为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进而探讨降低交易成本的不同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已成为最普遍的经济行为。在这些“交易行为”中，为了找到交易的对方需要付出一定的人力和物力，即“搜寻成本”；为了顺利达成交易双方需要签订契约，这中间需要支付一定的“谈判成本”；为了确保所签契约得以切实履行，又需要支付一定的“监督成本”。而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则可能产生七项成本，即：搜索成本、比较成本、检验成本、协商成本、定购成本、物流成本以及售后服务成本等。可见，交易成本即是为了完成交易行为而付出的时间、体力、货币、知识等各种成本的总和。获得市场信息、寻找交易伙伴、对交易价格及其交易条件达成共识、在交易过程中对分歧进行调解甚至仲裁等，均构成交易成本。

二、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货币形态演变过程

交易成本的产生与交易双方的时空阻隔、经济交往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充分等因素有关。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制度与科技进步，货币的形态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质货币――电子货币”的不断演变过程。而基于交易成本视角来探究货币形态的演变过程，表明通过建立不同的货币制度可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

1.实物货币阶段。古代的货币是以实物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即实物货币是货币形态发展的最原始形式。在原始社会条件下，需要对方提供具有同等价值的、常见的、容易被他人接受的商品作为实物货币。实物货币由于具有同等价值又是常见的商品，就可以比较容易寻找到潜在的买者或卖者，因为双方均各自拥有对方所需要的“物品”――实物货币，从而节约搜寻中的时间成本，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另外，实物货币越是容易被他人接受就越能够促使交易双方谈判并达成一致。

人们之所以能够接受实物货币，是因为它在与其他商品交换时发生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较低，即使实物货币本身不是有价值的商品也能为人们所接受；反之，如果一种“实物货币”在与其他商品交换时发生的交易成本较高，即使其本身有价值也不能为人们普遍接受。所以，人们倾向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节约交易成本的商品来作为实物货币。直接的物物交换和实物货币交易相比较，前者的搜寻成本较高但交易次数仅需要一次，而实物货币交易的次数需要两次。由于使用实物货币交易双方仍需付出较高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交易成本高则成为实物货币的天然缺陷。

2.金属货币阶段。由于商品交易范围和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实物货币在另一个区域可能得不到普遍承认，致使在寻找交易对象以及达成一致契约方面仍会发生较高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所以，使用实物货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个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易。这在客观上迫切要求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来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的货币形态出现。由于金属货币可以在较广的范围内被接受，所以实物货币向金属货币的转化过程本身即是交易成本下降的过程。起初金属货币的币材是铁等贱金属，但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域的限制，币材逐渐固定到贵金属（金或银）身上。由于金属货币最初是以实物货币的形式出现的，致使每笔交易均需称重量，鉴定成色，进行分割等。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考虑，人们便把货币金属铸成具有一定形状、一定重量，并具有一定成色的金属铸币。可见，由于金属货币的价值高、不易腐烂、容易携带和分割，因而作为交易媒介比实物货币具有更低的交易成本，从而金属货币替代了实物货币而成为一种主流货币。

3.纸质货币阶段。纸质货币阶段主要包括纸币和信用货币，而信用货币的主要形式是银行券。作为交换的媒介而言，货币只是交换的手段，而不是交换的目的。纸质货币显而易见的特点是其本身的价值低于它所代表的货币价值。当代经济社会中，由于各国银行券已经不再兑现金属货币，因此银行券和纸币已基本成为同一概念，即成为现代货币。一般来说，信用货币除了现金外，还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有价证券等。其中就存款通货和商业票据而言，存款通货是可用于转账结算的存款，与银行券同样发挥着货币的作用。商业票据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经过背书可以转让，发挥了货币的作用。印刷纸质货币所花费的成本远比铸造金属货币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便于携带和运输。使纸质货币在进行媒介商品交换时，所发生的交易成本比金属货币更低。

4.电子货币阶段。随着现代信用制度和电子技术的发展，逐步产生了电子货币。其实，电子货币是一种以电子脉冲替代纸张进行资金传输和储存的信用货币。电子货币通常是利用电脑或储值卡来进行金融交易和支付活动，一般认为其主要形式是信用卡。电子货币作为一种纯粹观念性的货币，其实理论上它是不需要任何物质性的货币材料。这种贮存于银行电子计算机中的存款货币，使一切交易活动的结转账均能通过银行计算机网络完成，既迅速又方便，可以节省银行处理大量票据的费用。电子货币减少了巨额纸币印刷、发行、现金流通、物理搬运（物流）和点钞等大量的费用支出，最大限度降低了交换的时空成本。可见，电子货币的出现增强了货币的媒介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电子货币产生并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现实需求。另外，由于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也必将促进货币电子化的进程。同时，银行信用卡业务的迅速发展，电子货币替代效应日益显现，将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取代传统货币。

三、货币形态演变的交易成本递减规律

由于交易成本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彻底消除交易成本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交易成本却是可以逐步降低的。综观货币形态演变全过程，其中呈现出交易成本递减规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货币的信用风险是递增的。货币形态不断演变，货币流通效率不断提高、货币流通费用不断降低，从而使交易行为更顺利完成，交易成本进一步得以降低。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和技术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两种关键力量。电子货币的出现则是制度和技术这两种主要因素共同作用致使交易成本降低的必然结果。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电子货币必将代表货币形态演变的方向，助推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玲.交易成本与货币制度的演变[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7）

2.褚俊虹，党建中等.普适性信任及交易成本递减规律――从交易货币化看货币的信用本质[J].金融研究，2002（3）

第12篇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制度非均衡的表现

制度非均衡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在动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这种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两点。

1.主体行为错位。一般地说，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协调与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个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进入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但作为布雷顿森林时代标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依旧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究其来源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英美两个大国在各自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斗争的结果，代表了资本主义大国利益。由于IMF残存的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机中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而备受世人的非议。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3)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和解决风险的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1999年初，由七个发达国与十五个新兴国家组成的盟国金融小组商讨制订“财政透明度行为准则”、“公布数据的特殊标准”和“公司管理行为准则”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并实行金融监管。(2)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集中大笔资金利用汇市、股市和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立体投机炒作”，给一国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乔治·索罗斯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一体化带来的庞大资本，超越国际的无原则的移动。”对冲基金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是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对银行的跨境监督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13篇

论文关键词 汇率补贴 汇率操纵 反补贴

一、人民币汇率补贴问题概述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挥之不去且不断蔓延，这使得西方国家的经济萎靡不振。但中国经济却始终保持着高速发展，在对外贸易中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为了扭转自身的颓势，转移本国民众对本国萧条经济的注意力，不断指责人民币汇率纵，对中国出口商提供补贴，从而获得贸易上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其中，美国试图通过国内和国际法律途径采取措施，认定人民币汇率安排构成其国内法和WTO法律框架内所禁止的补贴行为。由于中美都是WTO成员国，美国若通过其本国法认定人民币汇率构成补贴进而采取反补贴措施，就需要符合WTO法律框架内的SCM协定所认定的构成补贴的法律要件。因此，归根结底，认定WTO某一成员国的贸易措施是否构成补贴，需要在WTO法律框架内加以界定。

由于一国汇率政策的调整除涉及该国主权问题之外，还要受到该国加入的国际条约的约束。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以下简称IMF协定）。西方国家需要证明中国的汇率政策违背了IMF协定下的相关义务来认定人民币汇率被人为操纵。而IMF协定对汇率操纵进行的明确的界定：汇率操纵是指IMF成员国实施了对汇率水平具有实际影响的政策从而造成汇率低估的严重偏差，以扩大净出口。西方国家指出人民币汇率纵的具体法律依据是IMF协定的第4条第1款第3项。该项指出，IMF成员国不得通过操纵汇率或本国货币制度来妨碍国际收支的调整，获得对其他成员国在贸易上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汇率补贴分别涉及WTO与IMF这两大国际组织在此问题上各自的管辖权，这一问题既涉及贸易补贴又涉及汇率制度的安排，因此需要进一步协调二者在管辖权上的冲突。对此，WTO与IMF提出了在货币措施与贸易措施有交叉情况出现时二者的协调机制，这包括报告机制和磋商机制。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IMF自成立之初就采取尽量减少救济措施的政策，此外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要远比IMF强硬，这使得西方国家更偏向于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汇率补贴问题。

二、结合SCM协定分析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合法性

西方国家欲通过国际贸易法途径解决即WTO法律途径解决汇率补贴问题，就需分析人民币汇率安排是否符合WTO法律框架内SCM协定认定补贴需要满足的构成要件。SCM协定对补贴做出了定义，如果政府提供了财政资助或价格支持，并且因此授予了利益，则认定存在补贴。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构成一项补贴需要满足以下要件：（1）政府提供了财政资助；（2）授予了利益。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要件，才能认定补贴的成立。在满足补贴要件的同时，还需要证明补贴具有专项性，具有专项性的补贴行为才受到SCM协定的约束。那么，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否构成WTO所禁止的补贴，就需要结合SCM协定认定的补贴要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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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金融》是一门综合性和关联性很强的课程，内容庞大。教学中教师应该结合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基本理论问题，并学会运用基本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摘要]国际金融理论教学课堂讨论

《国际金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科学。从《国际金融》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等方面看，该课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特点。对这些特点的把握是搞好《国际金融》教学的基础。

第一，课程内容丰富。从知识结构上看，《国际金融》的研究内容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有关国际收支方面的问题。例如，国民收入账户、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三大账户及其编制；国际收支口径及探求改善国际收支的各种理论等。二是汇率问题。它主要阐述汇率的相关概念、汇率政策的概念及汇率形成机制、外汇管制的概念、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演变及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等内容。三是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四是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问题。五是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上述研究内容使得《国际金融》的研究和教学口径宽广，增加了教学的难度。

第二，课程的知识综合性和关联性强。从《国际金融》的研究内容看，该课程同其它一些学科有着紧密地联系。一是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例如，国民收入账户的推导、新剑桥学派和货币学派的国际收支理论、乘数理论和吸收分析法、汇率形成机制中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等理论都必须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基础。二是货币银行学中的系列理论。例如，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应理论、利率理论等方面。三是其他一些学科。例如，《国际金融》要用到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对《国际金融》原理的阐述还要涉及到一些初级的高等数学知识。因此，要学好这门课程，必须具备较好的相关理论基础知识。

第三，课程的内容更新速度快。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金融的理论和实践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例如，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新变化、WTO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危机问题、国际金融市场的创新和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和升值压力等热点和核心问题。

上述这些特点要求《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必须在精确地阐述国际金融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理解、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国际金融研究的成果,注重国际金融乃至整个国际经济领域的发展新动向,密切关注我国对外金融活动紧密联系当今世界金融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和金融发展趋势，从而扩大教学的视角和提高学生的知识素养。这体现在教学中，必然要求教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包括基础理论的讲述、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等。让学生主动思考,提高其学习国际金融的兴趣和积极性。

一、课堂理论教学

作为传统的教学手段,课堂教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为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对于不同的教学内容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能够起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可以采用顺序法、比较法等教学方法。

1.顺序法

是一种把相关的内容按照一定的顺序循序渐进、步步深入地进行教学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适合于具有一定顺序的内容,如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时间顺序)、国际结算(操作顺序)、经济事件的影响(空间顺序)等。

2.比较法

对于相似的或对称的理论、概念和业务等容易混淆的内容,在教学中注意罗列比较。如国际金融机构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就可以用比较法来对四大全球性机构及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比较说明。

3.引导法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最后想办法解决问题。如在讲解教材中的三角套汇问题时，在按教材讲清了三角套汇的基本思路后，引导学生使用另一条套汇路线去套汇，但套汇的结果是亏本。学生陷入迷惑：如何套汇才能赚钱？经过思考，发现关键在于正确选择卖点：选对卖点，贱买贵卖，盈利；选错卖点，贱卖贵买，亏损。

4.自学与教学相结合

几乎所有国际金融教科书中，都有两章分别论及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体系，涉及许多历史资料及发展的渊源，如果由教师讲学生听，常常出现事倍功半的结果。较好的教学方法是由教师设计出若干问题让学生自学。如国际金融机构有何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缺陷是什么？最后由教师做总结，这样学生不仅掌握了重点内容，而且调动了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主动性，更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

二、运用网络教育技术，组织教学

随着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运用网络技术实施课程教学,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把网络教育技术应用于课程教学,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建立课程网页

主要包括教材(教参)选用、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包括教学进程)、章节要点辅导、章节练习、作业布置、答疑,还可以包括教学建议,热点讨论等内容。前三项为常驻内容,其他内容可随着教学进度进行更新。课程主页的作用主要在于:一是可以为学生学习提供网络支持服务,也可以为课堂教学提供基本的教学条件；二是可以增加教学透明度,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目标一致,缩短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三是建立了师生网上交流的绿色通道。

2.进行网络交流

学生在教材自学和网上学习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学习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可通过课堂面授由教师点评,但这往往会受时效的限制。通过网络就可解决这个时效性问题。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收到大量的学生邮件,内容不一定局限于课程,还有很多生活上的或其他方面的问题。网络交流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也为教与学的协调奠定了基础。

3.进行网上教学。

经济类课程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变化快,政策性、经济性因素对课程内容的影响较大。在国际金融中,汇率的变化、存款利率的变化,以及不可预期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对国际金融产生影响。如伊拉克战争就引起了油价变动——以石油为原料的商品的价格变化——汇率风险；美国出兵使国内经济发展受影响——美元汇率变化,等等。网络教学使信息零距离,可以为我们解决教学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三、重视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高职教学的重要环节。对实践教学不能单纯地以实验、实习去理解，特别是《国际金融》这种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实践教学的途径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实验、实习以外，还应该包括案例教学、专题讨论、参观等形式。也就是说，除了课堂理论讲述外，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在《国际金融》课程教学中的地位尤为重要。

1.案例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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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东亚金融危机凸现了该地区汇率制度不匹配以及区域协调机制的缺失。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法探讨东亚经济体汇率制度的最优选择，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分析显示在短期，和共同钉住货币篮相比，各自独立钉住货币篮更能提高各国的福利。从长期来看，在各自钉住的基础上实现共同钉住货币篮，建立区域性汇率安排和协调机制是东亚各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选择了出口导向型的国际贸易战略和经济结构调性的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保持了财政收支平衡和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3)称之为东亚奇迹”。然而，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各经济体遭受巨大的冲击，危机的严重性和传染性暴露出该地区原有货币金融体制的缺陷，突出表现为汇率制度的不匹配以及区域协调机制的缺失。东亚金融危机之前，大部分东亚经济体选择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Peg to the Dollar)，包括中国、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台湾等，虽然他们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异，但在实际操作中都演变为事实上的钉住美汇率制，McKinnon （2001)采用弗兰克尔和魏(Frankel and We， 1994)的模型，引入争外部”货币作为计值货币来测算东亚各经济体的实际汇率变动，检验结果表明危机前各经济体的货币都紧密地钉住美元，亚洲各国政府以每日为基础保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稳定。 Kaw-ai and lkivama（2 000)通过统计资料说明在危机前的一段时期，亚洲的货币汇率随着一个或其他主导货币（大部分指美元)的变动而变化。危机期间，东亚各国纷纷放弃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然而Barry L;ichengreen and RicardoHausmann （1999）提出的原罪”假说original Sin Hypothesis表明当国内货币无法用于国外借贷或长期借贷的原罪”状态存在时，国内投资币种错配和期限错配无法避免的，一旦出现汇率波动，银行和金融机构就必然要承担风险。因此危机过后，东亚各经济体又相继的恢复了较前宽松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浮动恐惧”（Calvo and Reinhart，2002）表明东亚经济体选择钉住美元以稳定汇率的政策是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次优选择，也是在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世界美元本位货币制度的一种理性反应。

究竟何种汇率制度更能刺激东亚国家经济的增长，或者说东亚各国的汇率制度应如何安排实现最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综观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可以分成4类：1认为东亚应该实行“舍中间、取两极”的汇率制度，即应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或固定汇率制度（Obstfeld and Rogoff，1995）；2选择恢复某种形式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Mckinnon（2000）认为东亚汇率制度选择应恢复某种形式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他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得出以美元作为名义锚可以比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更好的维持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稳定性。#钉住货币篮子。Rajan（2000）认为钉住货币篮子制度与浮动汇率相比能降低名义汇率的过度波动，与货币局制度相比，还能更为有效的降低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有利于贸易结构多元化的东亚国家。Williamson（2000）的共同钉住一揽子货币建议，实际上是把美元、日元和欧元作为共同钉住目标的汇率制度。每个成员国对这一揽子货币都有一个中心平价，并且维持本国汇率在此中心平价的一个固定范围内浮动。4日元区方案。日元区方案以日元为主导货币，实行钉住或目标区汇率制度。Kawai和AKiyama（2000）提出增加日元在货币篮中的比重，Kwan(2001)则生动的讨论了东亚日元区的可能性。但日元区方案能否实施不但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金融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还取决于日本政府的政治态度。就目前来看，实现难度较大。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探讨东亚各经济体的最优汇率安排，结果表明东亚各国只有进行货币合作，改革汇率制度，才能防范危机的再次发生并真正创造出保障经济长期稳定成长的货币环境。

一、东亚经济体汇率选择的博弈分析

在东亚相机抉择型政策协调机制下，缺乏制度化的汇率协调机制，双边汇率的频繁波动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通过模型分析也发现，在短期，各国实行各自独立钉住货币篮的政策（非合作博弈）可以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而在长期，各国共同钉住货币篮子（合作博弈）是东亚各国的必然选择。因此，先缩小双边汇率波动幅度，再向共同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发展，是较为合理的汇率制度改革方向，也应该是东亚经济体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

本文借鉴Natacha Gilson Marecel Gerard的成本函数框架，通过计算合作与非合作两种情况下的最小支付成本，来考量东亚经济体汇率的最优安排。假设X国的最小成本函数为Y：

其中:Cx表示以贸易权数加总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Ix表示以外债权数加总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d为一国政府为稳定汇率所支付的固定成本;w反映出汇率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外债途径影响政府的支付函数，在这里我们假定各国的w值相同。

假设一经济体有A，B两个国家(x=A，B，同时假定货币篮子币种为美元、日元、欧元〔i=$，J、M、B，) u，是i、 x两国的双边贸易占x国的总贸易的权重，vi是在‘国的总外债中，以i种货币计值的外债占总外债的权重， evi表示以对数形式表示的双边汇率。假设:x=A，以A国为例，得到A国的贸易加权实际汇率Ca‘和外债加权实际汇率La:

1.非合作博弈解

在非合作状况下，两国都追求自身的支付成本最小化，也就是两国根据各自的经济环境分别钉住货币篮子。这种选择可以表述为;

根据最优化理论，对每个国家的支付函数分别求一阶导数并使其等于零，就可以求出均衡解e’。由于美元、欧元、日元在东亚各国的外债货币构成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我们可以假设V$+Vj+Vm =1，同时令Ux+Uj+Um=f，则可求得均衡时，可得均衡状态下的支付成本为:

2.合作博弃解

在合作状态下，两国追求的是两国成本函数之和的最小化，也就是从两国整体福利出发，共同钉住货币篮子，这种选择可以表述为:

比较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两种情况下支付成本的大小，可得Y0>Yx，即L0>Lx。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各国在贸易和外债上存在差异性，与各自独立钉住货币篮子相比，钉住共同货币篮的成本较高，因此，目前采取}l-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安排井不适合，无法促进东亚地区整体福利的提高，独立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安排是目前状况下的最佳选择。

但是，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采取独立钉住货币篮子制度，要求大国间汇率水平与国际资本流动保持相对稳定。这样一国货雨当局才能有效协调汇率目标与国内政策目标。市场参与者才有条件检验政府对汇率制度的承诺是否兑现，制度信誉才得以确立。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案例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效应，通过区域货币合作建立，种区域货币协调机制.各国虽然在名义上放弃了本国的货币主权，却实现了整个区域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各成员国的福利水平通过区域范围经济利益的提高而加以改善。因此，加强东亚经济体的金融合作，由独立钉住货币篮一子向钉住共同货币篮子迈进，建立区域性的汇率安排和汇率协调机制，是东亚汇率制度安排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结语

IMF曾经在1997年提出厂汇率制度选择的指导性意见.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开放度、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外汇储备、与贸易伙伴的融合意愿等等。用表中的指标对东亚经济体进行综合评价，东亚各地区的贸易地理分布相对集中，产品与出口结构的多样性较差，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不强，因此，并不适合选择弹性汇率制，而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才是其最优的选择，这一点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有力地说明。通过博弈模型分析甲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目前东亚经济体的贸易和债务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过早地进行货币合作反而会加大支付成本。因而，采取独立的钉住货币篮子政策是当前的最佳选择。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东亚各经济体差异性的逐渐缩小.进一步的货币金融合作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最优汇率安排的实现需要分成几个层次:第一，要逐步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与预警系统，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稳定;其次，增强相互监督意识，建立独立的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再次，在独立钉住的基础上建立次区域的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再建立区域内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构建统一的汇率协调机制;最后向区域内固定汇率制迈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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