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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绍兴民营企业的成长呈现出现代企业集群化发展的特征。绍兴形成了以纺织印染、黄酒生产、机械制造、化工原料、医药产品、厨电产品、铜加工以及特色农产品为主的区域化民营企业产业集群。2008年全年全市38个块状经济有企业5.64万家,职工76.87万人,总资产2502.46亿元。其中销售收入在100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有11个,同比增加2个。其中:绍兴县的纺织业块状经济1092亿元和纺丝业块状经济105亿元,诸暨市的五金制造业块状经济455亿元、袜业块状经济331亿元、织造业块状经济261亿元、铝塑管材块状经济213亿元和珍珠业块状经济166亿元,上虞市化工块状经济140亿元,新昌县轴承业块状经济130亿元,嵊州市领带块状经济143亿元、机电块状经济109亿元。改革开放以来嵊州逐步形成了领带服装、电器厨具、机械电子三大主导企业。全市现有领带服装生产企业1700多家,年销售收入超过150亿元;电器厨具生产企业500多家,年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机械电机企业1000多家,年销售收入90亿元。嵊州先后被命名为“21世纪国际性领带都市”“中国丝针织服装生产基地”“中国最具影响力纺织之都”“中国厨具之都”“中国电声零件之都”和“中国小功率电机生产基地”。大唐袜业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历经创业、茁壮成长、迅速提升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集袜业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轻纺原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袜业机械及配件市场、联托运市场、袜子销售市场等五大市场于一体的发展格局,构成了纺丝、回弹、织袜、绣花和染整等前后道配套的专业分工协作、产业集聚度高的产业体系。是全球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浙江省21世纪最具成长性的十大国际性产业集聚区之一,举世闻名的“国际袜都”。1980年,山下湖有近400户农户大胆从外地引进技术,开始小规模人工养蚌育珠。80年代初普及到山下湖全镇95%以上的农户,年产珍珠达20多吨。1983年后,珍珠繁育、养殖、加工一条龙逐渐形成。1996年后,珍珠养殖逐步走上了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生产之路。到2008年,诸暨山下湖镇淡水珍珠养殖面积突破40万亩,年产量占世界淡水珍珠总产量的70%、全国总产量的80%。
店口五金产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店口铜加工产业开始兴盛发展。90年代初,随着中国南方五金城的建成,店口实现了由镇到城的跨越式发展。2008年,全镇拥有工业企业4018家,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企业100多家,超亿元企业21家,上市企业2家,海亮和盾安分别进入中国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绍兴市是建筑大市,多年来,建筑业产值、利税和创省部级以上优质工程等指标保持全国地级市首位。十以来,我市建筑企业飞速发展,高资质企业不断增加。大型骨干企业生产规模、市场份额增长较快,其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至2010年年底,绍兴全市从事建筑业的民营企业有780家,其中包括17家特级企业,113家一级企业。全市建筑业总产值3243.16亿元(含建筑企业在外地的施工产值)。据绍兴市基本单位名录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12年底,注册地在绍兴的1683家建筑业法人单位,共有从业人员127.1万人。诸暨市环保装备产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2001年11月,诸暨环保装备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正式在牌头镇建立,2002年12月,被命名为“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基地”,2006年,由菲达集团牵头,浙江大学、省环保产业协会等共同参与建立省环保装备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基地累计有省以上高新技术企业11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家,已基本形成产品生产、技术开发、工程设计与咨询服务相配套的产业体系。十一五以来绍兴民营企业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盾安集团、精功集团、卧龙集团、万丰奥特集团以技术研发为核心,以资本运作为动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推进高新制造业的升级发展。新昌制药厂与新和成作为绍兴民营制药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力量,推动企业产能扩大与产品研发走在国内制药行业前列。在节能环保领域,作为上市公司的菲达集团也在资本市场上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绍兴第三产业发展异军突起,重点商贸项目推介会红火开展,各种节会活动规模逐年扩大,服务业迅速发展。截止2010年绍兴地区396个商品交易市场实现商品交易额1767.06亿元,其中有42个成交额超亿元的商品交易市场,5个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超过100亿元。中国轻纺城在2010年的交易额达438.64亿元。
二、绍兴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兴起与发展
绍兴地区民营企业上市的上市过程开端于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改制。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改制过程当中,绍兴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其中,一些企业实现了借壳上市、借船出海。1997年,绍兴轻纺城成为全国现代企业改制的试点企业。同年绍兴著名的制药企业震元堂与黄酒名企古越龙山成功进入中国资本市场。2000年以来,绍兴民营企业特别是杨汛桥地区的企业,积极拓展国内外资本市场。浙江玻璃、宝业集团等实现在香港主板上市。2004年底,绍兴板块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异军突起,卧龙科技、菲达环保、浙江龙盛成功成为上市企业。深圳交易所中小板块的开设为新和成、精工科技、盾安环境、京新药业和三花股份开辟了走向资本市场的通路。2008年绍兴地区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数目与市值在浙江省各个地级市中居首位,在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二位。中国资本市场上绍兴民营企业表现活跃,并购重组活动频繁。2010年绍兴上市公司数目发展到41家,包含11家境外上市公司。2011年底,绍兴共有上市公司49家,全年上市公司融资额90.86亿元,其中新增的7家上市公司首发融资额为51.43亿元。2012年资本市场上绍兴板块上市公司达52家,绍兴成为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三的资本强市。2012年绍兴板块上市公司在绍兴规模以上企业中贡献了20%的净利润和38%的地方税收,成为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三、当代绍兴人经济发展经验与特征
发展虚拟经济的效应分析
(一)发展虚拟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形成虚假繁荣,于是经济就像泡沫一样膨胀,最终结果是泡沫破裂,发生传递性强、破坏力大的金融危机。虚拟经济的过度增长,会导致财政风险,这是因为旧产业的衰退和新产业的不能及时形成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方面经济增长放慢或中断,会使财政收入锐减;另一方面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陡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赤字,迫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四是酿成政治动荡。虚拟经济过度增长客观上要求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众多投机商的加盟,势必会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并酿成政治动荡。
(二)发展虚拟经济对推动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
虚拟经济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可增加投资者的吸引力。近几年,中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扩张政府投资之后,民间投资并未跟进,投资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滑;同时在降息等扩大内需的政策出台之后,不仅社会储蓄倾向并未减弱,贷款需求不足反而有增强的趋势,银行存贷差急剧增大。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将间接投资转化为直接投资,培育民间资本。主要是扩张股票市场,开始规模性地尝试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地方产权交易市场等。
中国经济曾出现过通货萎缩,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物价下跌,信用紧缩。其货币方面的原因在于货币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日益增大,货币供给量却由于信用的紧缩而偏小,结果人们货币支付能力不足,供给相对过剩,导致经济衰退。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发展虚拟经济,考虑活跃资本市场和短期融资市场发展的需要,加大货币供给量,将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目标主要放在流动性最强的货币上,同时发展股市和债市,使之与增大货币供给量同步。
在发达的金融市场条件下,虚拟资本是趋利流动的,其虚拟资本的载体有价证券,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能够借助现代信息、通讯金融等条件,非常灵敏地由效率低的领域向效益高的领域运动,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实现这种“虚拟性”产权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的转移,按效率最大化原则不断重新分配和组合,进一步实现了存量资本在实体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再优化配置,从总体上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
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范围内经济的市场化、开放化,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发展虚拟经济,提高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有利于我们获得更多的国内资本要素,支持现代化基础建设和高科技领域发展,有利于融资者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成本最低的资本,选择利润最丰厚的项目,实现全球范围内各种资源的最佳投资组合。
对在中国适度发展虚拟经济的几点建议
1.要有正确的金融发展战略。金融适度发展是虚拟经济适度发展的先决条件,否则最终会产生泡沫经济,我们一方面要制定循序渐进、依托实物经济发展的金融发展战略,同时,结合本国国情,制定科学的调控措施,避免出台激进的金融改革政策;另一方面必须提高金融资产质量,减少经济增长中水分的“虚幻”性增长,减少引发金融风险的隐患。为此,一是实施制度创新,适度推动金融工具的发展和应用;二是进一步解决金融部门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个人控制问题,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责任相对称的现融资体制;三是在全社会进行信用观念宣传教育,形成良好的遵法守信环境;四是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基本匹配,防止泡沫经济的形成。
2.要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协调。发展虚拟经济应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协调。一是在产业选择上以高新技术产业,高增长产业、有发展优势产业和经济支柱产业为对象,为其提供虚拟化支持;二是加快区域产业调整,为产业转换与区域性专业化分工提供转换空间和依托;三是产业调整、制度安排与产业政策制定必须符合国情,警惕和防范虚拟经济可能带来的危害与冲击。国家可以综合考虑利用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等政策,通过金融租赁公司,更有效地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3.建立信贷风险预警机制。一是加强企业贷款风险监测,加强贷款风险预警的责任,要建立健全贷款企业改制过程中经营管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制度以及时发现潜在风险。二是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采取不同措施及时处理预警的风险,一般预警的贷款风险来自企业改制中贷款债权未落实带来的风险和企业生产经营中潜在风险带来的风险。对企业改制可能危及贷款安全的,应坚持债随资产走的原则;对因生产经营问题而预警的风险,应对企业生产运营情况、产品销售情况、企业发展前景进行及时分析和预测,对产品销路窄、经营状况愈下的企业,应及时采取催收的办法,若催收无效的,应盯紧企业的有效资产,然后通过法律的手段清收贷款。
关键词:期货经纪公司综合实力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
我国期货经纪业的发展晚于期货交易所,其历史不过12年,在这短短的发展历程中,期货经纪业经历了两次治理整顿,从1999年开始,逐渐走向了比较规范的运行轨迹。目前,关于期货经纪公司的综合实力的排名方法有两种:中国期货业协会根据每年的交易额与交易量的排名,这个排名基本反映了期货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然而这两个指标并不能反映出一个公司的综合经营效益和经营能力。证监会期货部的“期货公司财务情况分析报告”(内部),仅供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内部衡量期货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其对于市场发展和掌控期货公司的财务指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不是期货公司综合实力的排名,因此,对于期货公司竞争实力没有多少参考意义。
在期货经纪公司的分类上,有的学者从经营规模和经济效益划分,认为我国期货经纪公司呈现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发展型:经营正常,主业突出,处于盈利状态,员工30人以上,在所在地区和一、两家交易所中影响较大,2000年和2001年量一般在300亿元以上,已形成一定品牌效应和良好商誉。估计有30家左右,不足全国期货公司总数的20%。
第二层次是维持型:经营尚属正常,主业一般化,处于半亏损状态,但有一定的专业化和特色,在某家交易所和某个品种有一定影响,它们是现阶段期货公司的主流群体,估计有60-80家左右,近两年年量在50-300亿元之间。
第三层次是观望型:经营不正常,期货主业规模平均年低于50亿元,员工在15人之下,期货主业全面亏损,收入主要靠副业或由资本金维持。
这种划分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近年来中国期货经济公司的经营现状,但是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划分的依据不够全面和充分。
本文将利用2002年我国的185家期货经纪公司的数据来对期货经纪公司的经营实力做一经验研究,数据的处理是利用SAS软件的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本文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期货公司的竞争特点,通过期货公司之间的排名,充分认识整个行业的总体水平,以利于整个期货经纪行业的良性竞争和各公司的长远发展。
鉴于原始数据过于庞大,本文就不列出。变量的设定如下:x1为注册资本,x2为资产总额,x3为净资产额,x4为债务权益比率,x5为营运资金,x6为客户保证金余额,x7为手续费净收入,x8为利润总额,x9为交易额,x10为损失准备金余额,x11为员工人数。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可以将彼此相关的多项经济效益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这少数几个综合指标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原有指标的信息量,又能做到彼此互不相关。
运用SAS软件对2002年中国185家期货经纪公司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其结果见表1、表2。从表1中可以看出,前四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88.08%,因此,我们以后的分析只需选取四个主成分。
根据表2的特征向量所示,在第一主成分中,x2——资产总额,x6——客户保证金余额,x7——手续费净收入,x9——交易额的相关系数比较大,且这些相关系数都为正,而这些指标基本上反映了一个公司的经营能力,因此,可以认为,第一主成分主要反映公司的综合经营能力。在第二主成分中,x1——注册资本,x3——净资产额,x4——债务权益比率,x5——营运资金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比较大,其中x1、x3和x5的系数还为负,这主要表明了注册资本、净资产额、营运资金与债务权益比率的对比关系,也就是说,注册资本越高,净资产额越高,营运资金越大,债务权益比率越低,公司所需外部资金支持就越小,本公司的资金实力就越强,因此,第二主成分可以认为代表了公司的资金实力。在第三主成分中,x10——损失准备金余额的系数最大,而且损失准备金余额反映了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也就是说,损失准备金余额越小,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越强。因此,第三主成分反映了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第四主成分中的的系数最大,因此,第四主成分反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经过以上步骤,我们利用第一、二、三、四主成分的得分(本文未于列出)计算了各个期货经纪公司的经营实力的总得分,按照总得分对185家公司进行排序,其中前30家公司的结果见表3,排序是以递减的方式排列的。这个排名基本反映了中国期货经纪公司的真正实力。而且这个排名与以交易额或交易量为指标进行的排名有着很大的差别。例如,在2002年,交易额排名前10位的公司为深圳中期、建证期货、长城伟业、深圳实达、河南格林、经易期货、上海金鹏、浙江永安、黑龙江北亚和上海中期,而在本排名中,这些公司的名次分别为第7、第12、第14、第3、第6、第21、第8、第9、第25、第11。其原因便在于我国期货经纪公司进行的是同质化竞争,成交金额的大小与期货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能力的相关性并不强,因此,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以成交金额排名来评价期货公司的实力大小不是很科学。
聚类分析
聚类判别法是统计分组的一种方法,它的作用在于将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按照统计研究的目的区分为性质不同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看出总体分布的特征,在聚类判别过程中可反映各组内差异程度。通过前面的主成分分析,可以得到三主成分的各自得分,据此再采用聚类分析,附表略。
中粮期货、北京中期、江苏期望成为与其他公司不同的类别。中粮期货虽然在注册资本、总资产、销售额等方面不太突出,但其利润额却是名列榜首,笑傲群雄,因此,它属于高盈利类。而北京中期由于在注册资本、总资产、净资产等“硬”方面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因此,它属于资金规模大、资金实力雄厚类。而江苏期望则因损失准备金余额最大,成为另类。第二类的经纪公司都是成交额比较大、市场占有率高的那些公司,它们属于核心业务能力强的一类。剩余的经纪公司被归为第一类,经营效益一般。
参考文献:
1.钱争鸣,陈伟彦.我国工业经济效益指标评价与主成分分析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1999(7)
[关键词]多元化决策业绩内生性
1.引言
作为一种成长战略,很多企业选择多元化经营。最初多元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对过剩资源的利用。在中国,计划经济后期,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市场竞争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部分企业的多元化经营获得了成功。而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短缺经济变成生产相对过剩,国内外市场由分割转变为接轨和融合,竞争加剧导致绝大多数企业微利,甚至亏损经营,因此出现了“多元化陷阱”的说法。
那么多元化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经营战略?它会损害公司价值,还是增加公司价值?
理论上来看,公司多元化经营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能够解决外部融资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拥有了内部的融资工具,对于项目的选择,公司经理可以做出更优的决策。但是,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容易造成对项目的过度投资,或对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投资不足,而不是将公司利润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小股东。国外多元化与企业价值关系大量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多元化企业一般有较低的托宾Q值,减少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则会提高企业价值,一些最新的研究认为折价并不是源于多元化而是由于其他原因。
我国长期以来缺乏类似国外SIC码②的行业分类数据,早期国内对于多元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采用主营业务比重作为度量多元化的指标,大多得出多元化折价的结论。1999年4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试行)》③后,对多元化指标的度量可以采用国际通用的方法,国内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大多研究依然得出多元化折价的结论,也有个别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多元化溢价现象。
然而国内对于多元化经营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大多假定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是单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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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研究受北京交通大学十一五重大科研基金项目支持,课题号2005SZ007。
②theU.S.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SIC)system.SIC码是4位数字代码,前两位代码确定行业门类,第三位确定行业大类,第四位确定行业中类。
③中国证监会在总结沪深两个交易所分类经验的基础上,以国家统计局制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4754-94)为主要依据,借鉴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美国标准行业分类(SIC)及北美行业分类体系(NAICS)的有关内容,制订了《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试行)》。《指引》将上市公司的经济活动分为门类、大类两级,中类作为支持性分类参考。总体编码采用了层次编码法;类别编码采取顺序编码法:门类为单字母升序编码;大类为单字母加两位数字编码;中类为单字母加四位数字编码。
因果关系,①一些经验证据表明多元化经营和绩效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刘力,1997;朱江,1999;马洪伟和蓝海林,2001)。而苏冬蔚(2004)通过间接检验内部资本市场理论对多元化溢价现象进行解释时,发现价值高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CampaandKedia(2002)认为如果公司的多元化决策与公司价值相关,则对多元化与绩效的OLS估计将是有偏的。因此,准确揭示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价值的关系,首先要控制住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
国外多元化经营的研究基本从三个层面对公司的多元化决策进行解释:①资源角度:拥有在行业间可以互相转换的过剩资源和能力的公司会从事多元化经营。②市场势力角度:企业多元化是因为可以获得市场势力,进而增进和最大限度提高其长远的获利能力。③问题角度:多元化经营是经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多元化经营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报酬、势力和声誉,分散他们的雇佣风险。除了以上三种原因,刘力(1997)还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多元化经营有其特有的动因,这些动因不是基于利润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是基于社会效益或其他方面的考虑。
目前国内对于公司多元化决策的研究还仅限于问题的角度,对过剩资源的利用和获得市场势力的多元化决策还没有相关的研究。秦拯、陈收和邹建军(2004b)发现高度多元化的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现象多于其他两组,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显著低于其他两组。陈信元、吴英蕴和黄俊(2004)发现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分离程度大并且没有第二大股东有效监督的控股股东通过公司的多元化经营转移了公司的资产,降低了公司的业绩。CampaandKedia(2002)使用工具变量消除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时指出,联立方程的估计并不容易,因为影响多元化决策的部分公司特征已经包含在以公司价值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里了。因此,全面地分析影响公司多元化决策的因素,将其变成可以被量化的、好的工具变量非常重要。
另外,虽然有研究显示公司的多元化决策具有内生性,但是现实的数据是否支持这一假设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检验,因为如果解释变量是外生的时,2SLS估计量反而不如OLS有效。
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资源角度、市场势力角度和问题角度分析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决策的因素,建立了多元化程度和公司业绩的联立方程模型。在对联立方程进行2SLS估计之前,首先对多元化程度的内生性进行了Hausmantest。
另外,由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分行业资料并不标准,国内的数据库公司即使提供了按行业、地区或产品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布情况,也没有根据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行业编码和分类。因此,本文根据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上市公司2000-2003年间的业务活动进行了2位数行业编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多元化经营的相关数据库。②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决策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样本选择、变量设计;第四部分是对数据的经验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研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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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鹏翼、李善民和张晓斌(2005)探讨了多元化程度变动的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多元化程度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杨林和陈传明(2005)分析多元化发展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未来研究方向时也指出,要关注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因果关系的问题。
②特别感谢崔悦、盛枫、程健、李月婷、涂圣楷和陈扬扬的工作。
比较可惜,论文中的公式、字符无法粘贴到博客中,最后只把论文结论、研究不足以及参考文献贴在这儿。其实如果大家想看真正的论文,可以查看附件中的英文参考文献。而认真写过论文的人决不认为“不抄袭,就没法写论文”,因为只要你掌握了一定方法,又有持续关注的问题,总会想出办法来研究。
4.5.对多元化程度与业绩正向关系的解释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司价值较高、主业增长缓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倾向于多元化经营,而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化。那么,以上四点能否作为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正向变动的原因?
本文陆续讨论了多元化收益的三个原因:①公司多元化经营可以建立起内部资本市场,避开在外部资本市场融资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②相对于拥有较少信息的外部投资者,拥有了内部的融资工具,对于项目的选择,公司经理可以做出更优的决策;③公司多元化经营降低了未来现金流的变动,增加了公司的负债能力。从负债能力增加价值的角度来看,多元化经营增加了公司价值。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价值高的公司多元化经营可以部分解释多元化溢价,却不是存在多元化溢价的根本原因。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没有提供各经营单元的详细财务数据,因此不能直接分析各经营单元之间转移支付与多元化程度的关系。苏冬蔚(2004)试图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角度对多元化溢价进行解释,作者考察了母公司同外部资本市场的现金流状况对多元化决策的影响,数据显示对外部资本市场依赖小的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
本文从多元化的三个基本动因探讨影响多元化决策的因素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显著正相关。根据JensenandMeckling(1976)的利益一致假设,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其剥削公司财富的可能性下降,从而使公司价值增加。所以,虽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采取多元化经营是经理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结果,但是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的显著正相关抵消了部分成本。
Stein(1997)表明存在借贷限制的前提下,拥有较多信息的管理者更善于选择项目(winner-picking),其对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公司价值增加。作者强调控制权是管理者做出更优的决策的有效手段,因为它确保管理者从有盈利的项目中获得激励,并且拥有在项目间调配资源的权限。本文的数据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更倾向于多元化经营,无疑拥有了公司控制权的经理有动力,也有能力实现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
综上所述,管理层的winner-picking和其与公司价值利益的一致性是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多元化溢价的根本原因。
5.结论及研究不足
5.1.本文的结论
通过内部成长或外部成长的方式,很多企业选择多元化经营。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司价值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经营;公司的主业增长缓慢促使企业追求范围经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也倾向于多元化经营;而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化,做好主业。
本文在探讨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时拓宽了研究假设,认为公司的多元化决策与公司价值是互相影响的。为了控制住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本文从多元化的三个基本动因分析影响公司多元化决策的因素,建立了多元化程度和公司业绩的联立方程模型。Hausmantest首先验证了对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的OLS估计确实是有偏的,即如果不控制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我们很可能会得出多元化程度和公司业绩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的结论。而使用工具变量控制住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之后,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是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表明从事多元化经营的上市公司业绩普遍较高,这和国内大量多元化折价的实证结果相反。
本文从多元化的三个基本动因探讨影响多元化决策的因素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显著正相关,管理层与公司价值利益的一致性部分抵消了经理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而采取多元化经营是的成本。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经理对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了多元化公司的价值。以上原因是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多元化溢价的根本原因。
5.2.本文的研究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5.2.1.本文的研究不足
1.数据库的局限。
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没有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分类方法对分行业资料进行披露,导致很多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不能进行四位数行业编码,甚至不能进行两位数行业编码。而业务活动不能编码至四位,无法计算出熵分类法的总体多元化程度(DT)和相关多元化程度(DR)指标。同样因为行业编码的问题,使用LangandStulz(1994)的多元化贴现值和Berger和Ofek(1995)超额价值EV对多元化经营业绩的度量也会出现偏差。因此,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数据库的不完善影响到了对多元化指标和多元化经营业绩的度量。
另外,本文删除了44家分行业资料披露不详尽无法进行2位数行业编码的公司,这些由于行业编码不全而被删除的样本,有可能恰恰是业绩不好的公司。由于这部分公司占总样本的4.5%,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并且,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库中没有母公司分行业和分部门的详细财务报表,无法分析各经营单元之间转移支付与多元化程度的经验关系,所以目前还无法对多元化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跨行业补贴问题进行研究。
2.本文从对过剩资源的利用、获得市场势力、问题三个角度研究了公司的多元化决策行为,然而对市场竞争程度指标的度量有一定的困难。一般认为,市场中企业的换位是反映市场竞争大小的一种重要标志。企业所在行业的产业集中度的变化也是度量市场竞争程度的一个指标。但魏后凯(2003)目前也只能根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的资料计算出中国主要制造业行业1980年、1985年和1995年行业集中度的变化。
5.2.2.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Hausmantest验证了多元化决策与公司业绩是相关的,但是控制多元化决策内生性的方法很多,工具变量选取的不同也会影响控制效果,因此,对于多元化决策内生性的控制还可以进行深入研究。其次,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数据库完善后,对于公司业绩和多元化指标的度量会改进研究的结果,对于多元化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跨行业补贴问题也可以进行相关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陈信元、吴英蕴、黄俊.2004.股权结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业绩—青鸟系上市公司案例分析.工作论文.
[2]何浚.1998.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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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表明,任何事物都包括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例如,事物之间性质上对立两极之间的转换;位置、结构上的互相颠倒和转换等等。因此逆向思维存在于任何领域,具有普遍性。其次,逆向思维是与正向思维相辅相成,是对惯例和常识的反叛和挑战。它能够克服僵化的思维定势,破除由经验和习惯造成的认识模式,具有批判性。再者,按着循规蹈矩的正向思维方法解决问题,有时由于受经验的局限,人们往往只看到自己熟悉的一面,而忽视相反的另外一面,因此,会使人们的思路变得单一刻板,得到的只是一些司空见惯的结果。而通过逆向思维就可以克服这一思维上的障碍。在环境艺术设计上运用逆向思维,经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给人以惊奇,具有新颖性。
2艺术设计中运用逆向思维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所谓逆向思维不是简单的表面上的逆向处理,而是真正从逆向思维中得到科学的、独特的超出正向思维效果的成果。上海“萤七人间”餐厅是一家集餐厅和酒吧于一体的休闲聚会场所,大门常闭不开,从外形看,全不像其他正常营业的餐厅,当天若不电话询问开门密码,保证你吃一闭门羹连门都进不去。“萤七人间”餐厅,在室内设计上也有别于传统,创意无处不在,巧妙分割的厅堂,只用黑白二色装点的整间餐厅,眼能所及之处没有一块完整的墙面和地板,就连卫生间也暗藏玄机,会作弄你一番。餐厅地处静安寺,优雅清静的环境自然是不用多说,幽幽的灯光,情调的氛围,就连菜肴也追随时尚走“概念”路线,非常精致。其次,要坚持辩证统一的思维方法。正向思维和逆向思维本身虽然是对立的,但又是密切不可分割的。所以,以正向思维作为坐标和参照,进行逆向思维设计,才能显示其突破性。例如:在野生动物园里,野生动物是采用开放式放牧的,为了防止人们受到猛兽的袭击和伤害,让游人坐在汽车里面进行参观游玩,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情趣。例如,还有一些高档酒店采用开放式的餐厅制作间,整洁卫生的制作间就设置在营业大厅中间,设置在就餐顾客的眼前,不仅增加了顾客的食品安全感,现代的厨房设备更让人感到另有一番风味。
3结语
电力企业是现代化的象征,是整个社会运转的能源。如果没有了电,社会会立刻倒退回工业革命前的时代。电力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并不只是电力企业自己的事情,海域社会各界息息相关。电力企业的生产计划如果不能得到彻底的执行,那么会极大的降低发电效率,对社会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目前电力企业生产计划管理存在着哪些问题。
二、目前电力企业生产计划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生产计划不切实际
电力企业生产计划管理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生产计划不切实际。这一期都是电力公司的领导对生产计划重视程度不足造成的。许多公司的生产计划其实是照搬其他公司其他项目的生产计划,没有专人对每一次生产任务进行详细的生产规划。这导致生产计划与生产实际上脱离了关系,生产计划不切实际,这是不可能不出问题的。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电力公司的领导加强对生产计划的重视,同时雇佣专人为电力公司制定详细可行的电力生产计划,保证电力生产的有序开展[1]。
(二)生产计划效率不高
生产计划效率不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因为许多电力公司在制定生产计划时仍然照搬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的生产计划。那个时代的电力公司生产力与今天毫无可比性,甚至今天的电力产出有可能翻了几倍。这样制定出的生产计划不仅没能帮助提高电力生产效率,反而拖慢了电力生产效率。相关生产计划制定者对于生产计划不够重视,没有跟上生产发展的潮流,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专业之间沟通不畅
电力生产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到多个链条。不同的工序由不同专业的人员操作,难免会出现沟通不畅的问题。一方面不同专业的人员之间因为专业方向的问题无法相互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沟通机制让上下游之间交换意见,这就造成了在进行生产计划制定时无法兼顾各方面的意见,制定出来的生产计划与实际情况脱节[2]。
三、提高生产计划执行力的对策
(一)科学制定生产计划
电力企业的生产计划主要有三个基本类型,分别是总体生产计划、各项目生产计划和作业生产计划。不同的生产计划在生产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起到不同的作用。总体生产计划指的是对整个项目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总体划拨的计划,需要针对企业合同的要求,做到整体上的把控。各项目生产计划需要在满足总体生产计划要求的同时,针对各部门和各程序进行专业化的资源规划和指导。作业生产计划指的是在总体计划之下,通过对各专业和各部门的多方面了解,调整各专业的工程进度,减少失误,协调整体。
由于各种生产计划种类繁多,为了保障计划的顺利执行,必须在开始制定的时候就遵循科学的规律。初始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电力生产计划的质量。对于已经制定好的计划,则要随时根据科学的指导来进行调整,确保生产始终控制在计划之内。
(二)实行新型的生产组织管理模式
一个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往往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工作秩序和工作质量。要想制定和执行切实有效的电力生产计划,就必须进行生产组织管理模式改革。电力企业的生产组织管理模式往往是传统的职能是,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之间缺乏沟通。进行生产组织管理模式改革,可以考虑矩阵式的模式。矩阵式的管理模式以项目为单位,让相关专业人员针对某个项目建立小组。该小组只对这一个项目负责。这种矩阵式的生产组织管理模式能够很好的克服业务类型多、业务数量多、业务管理乱等等难题,是未来电力企业改革的新方向。
(三)强化生产计划的控制与监督
制定科学的生产计划之后,还要一丝不苟的执行。电力企业的领导要组织相关人员,对各项目和各部门进行严密负责的监督和控制,提升生产质量,确保生产计划的执行[3]。
1、加强生产计划的管理。生产计划的管理要更加严格。对于各个生产工序和生产部门的控制要更加严密。对各部门都要进行生产计划的重视性教育,让员工能够正确的认识生产计划的重要性。生产计划的所有环节都需要有专人监督,并且要建立一整套的监督反馈制度。一旦哪个环节出现问题,立刻进行解决。计划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各种调度小组和协调小组对整个计划严格把关。电力企业的领导要在上层支持计划管理部门的工作,同时对计划管理的工作进行及时的指导和把关[4]。
2、加强不同专业的协作。电力企业生产工序复杂,许多专业在一起协调工作,但是相互之间的沟通很成问题。不同专业的人之间互相不理解。许多的工序需要多个专业的人员共同完成,而这样的工作往往成为问题的多发区。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建立一整套的通讯和联络体制,组建一个专门沟通协调的工作班子,集合各个专业的人才,建立不同专业的沟通网络。除此之外,也要完善不同专业的相关标准,做到标准的统一,这样才能加强不同专业的协调力度。
3、强化生产计划调整的科学性。任何生产计划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初始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了随时应对突况,需要我们针对问题及时调整策略。有时企业会接到新的生产任务,有时会出现生产意外事故,这都需要我们依照计划处理。在进行初始计划制定时,一定要把这些意外情况考虑到其中,为计划的调整留出余地。如果某个部门出现了超负荷生产,那么在承接新的生产任务时一定要考虑承接能力,避免以为这些问题影响生产质量。
4、提高工程设计水平。保证生产的高质量完成,从根源上说还是要提高工程的设计水平。好的设计能为工程提供一个好的开端。在进行工程设计时,要严格执行已经取得的标准化成果,比如“三通一标”、“两型一化”、“两型三新”等。在已经有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实际操作中遇到的状况,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并且在下一次工程设计中体现出来。相关设计人员也必须要尽职尽责的提高设计质量,为工程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5、完善生产管理的奖罚制度。提高生产计划的执行力度,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奖惩制度。如果哪个生产环节没有严格按照生产计划执行,相关的责任人要进行适当的处罚。如果哪个部门对于生产计划执行的比较彻底,那么就可以酌情奖励。建立了相关的奖惩制度之后,所有的员工就都有了严格执行生产计划的动力,生产计划的执行就能得到比较彻底的保证。
关键词:极效率数据包络分析绩效评价指标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保险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以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的多元化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随着国内保险业的竞争日益剧烈,迫切要求国内保险公司加强自身管理,提高经营绩效。因此,能否科学合理地衡量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水平并据此分析经营管理中的优势与不足变得十分关键。目前国内对保险公司绩效的考察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出发,多是采用一些常规单因素指标,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本文采用极效率DEA模型,有效区别出有效决策单元(绩效值=1)之间的绩效差别,对我国9家保险公司经营绩效做出有效排序,并对各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简单评价,为其进一步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极效率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Charnes和Cooper等学者在“相对效率评价”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其功能是进行多个同类样本间的相对优劣性的评价。利用数学规划技术,该方法可以较好的解决具有多输入多输出特征的同行业企业生产率评价问题。学者魏权龄也证明了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就是在相同情况下采用多目标规划解出的Pareto有效解。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j(j=1,2,Λ,n)的输入输出向量分别为xj=(x1j,x2j,Λ,xmj)T>0yj=(y1j,y2j,Λ,ymj)T>0
极效率模型是以CCR模型为基础,利用极效率来甄别有效DMU的效率差异,从而可以给出所有DMU的效率排序。极效率模型如下:minθsups.t.
二、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评价指标分析
指标的选择必须满足评价的要求,能客观反映评价对象的竞争力水平,在技术上尽量避免投入产出指标具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全面性、客观性、代表性、可得性的原则出发,本文把各个保险公司作为决策单元,选取投入指标为逆费用率、逆赔付率、资金运用率、逆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而产出指标则选取资本利润率、营业利润率。其中,费用率为营业费用与保费收人的比率,反映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经营保险业务发生的成本费用;赔付率则是赔款支出与保费收入之间的比率,可以用来衡量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益;而资金运用率是指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投资总额占企业全部资产总额的比例;资产负债率为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主要用来衡量保险公司在清算时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程度;最后,流动比率为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衡量保险公司的流动资产在某一时点可以变为现金用于偿付即将到期债务的能力,表明保险公司每一元钱流动负债有多少流动资产作为支付的保障。另外,作为产出指标的资本利润率为利润与实收资本的比率,说明一定时期内利润总额与全部资本金的关系,表明保险公司拥有的资本金的盈利能力;而营业利润率则是利润与保费收入的比率。
实证研究
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选取我国9家主要保险公司作为决策单元,分析的样本容量为9,投入产出指标为7,很明显样本容量大于指标个数,满足DEA分析的要求。首先采用DEA对偶模型对保险公司绩效进行评价,结果θ列。华泰、太保、天安、大众、永安的相对绩效为1。再利用极效率DEA模型对这五个保险公司进行相对效率评价,结果华泰最优效率,永安紧随其后,接着是太保、天安和大众。最终的效率排序结果在最后一列。
从结果可以发现,华泰、太保、天安、大众、永安相对于人寿、平安、新华、新疆而言,是有效的。其中,人寿、大众可以看作弱有效,天安、太保则是比较有效,华泰、永安是非常有效,表明它们的投入产出指标值比较平衡。具体分析,华泰、永安在营业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的指标值上较其他保险公司高出许多,反映综合盈利能力较强。虽然,天安资产负债率是所有保险公司中最高的,但其在营业利润率方面表现较差,从而导致其在综合盈利能力方面低于华泰和永安。另外,新疆虽然在营业利润率方面表现较好,但是其资产负债率却只有1.064,低于平均水平,从而使其综合盈利能力下降。在费用率和赔付率方面,华泰、永安及天安、大众远远高于人寿、平安、新华。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它们经营效益的差异。在资金利用率方面,无疑华泰、永安显得尤为突出。最后,流动比率是人寿最高,达到10.014,说明其流动负债,包括应付手续费、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未交税金等项目,在所有保险公司中最少。资本利润率最高是平安、新疆,分别达到0.637和0.538。不过,从本质上而言,虽然资本利润率可以衡量盈利能力,但是其反映的是创造单位盈利所需资本金数量,即盈利的成本。
三、相关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寿、太保、平安、新华、天安在营业利润率方面都较低,一方面与其保费收入投资渠道狭窄有关,另外,也受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利率下调等市场化因素影响较大。为此,应当注意增强综合盈利能力,提高经营绩效。可以通过开发新险种和产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裁减冗员并控制人员过快增长,加强理赔工作,以此控制赔款支出。资金运用方面的不足。此外,国家也应采取措施为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放宽投资限制、丰富投资品种等。而对于新疆兵团保险公司,虽然其综合盈利能力表现尚好,但是其流动负债相对其经营规模和收入情况而言,显得不合理,究其原因在于成本控制较差,资源浪费严重。为此,新疆兵团保险公司应当注意提高成本控制能力,在公司内部实施严格的预算管理,以此控制费用降低成本。人寿、大众、新华的资金运用盈利率都比较低,因此,对于这三家公司来说,除了努力拓展保险业务以便扩大投资资金来源的规模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保险投资进行科学管理与高效运作。这包括科学的可行性研究、正确的投资方式、选择合理的投资结构和有效的执行与控制。对于华泰、永安而言,虽然综合绩效排名最前,但是它们在流动负债方面表现均不理想,而且永安在体现效益的指标赔付率上也存在不足,所以,它们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对自身经营状况进一步加以改进,以至发挥最大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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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交换理论的研究、关于产品实现理论的研究和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理论的研究,指出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市场营销交换竞争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1999年,马克思被英国BBC评为“千年伟人”。作为一代伟人,马克思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经济学是的基础,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掌握。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马克思经济学有别于政治经济学、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更加明确地是指马克思本人在其有生之年确立的经济学基本范畴、方法和结构的总和。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为我们留下珍贵遗产,而且还形成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这对市场营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这表明马克思对分工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分工的不同产生了交换。在存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是可能产品向现实产品转化的基本途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个人关系而生产的。”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交换的重视,因为交换是经济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物与物或通过货币为媒介的物与物的交换,都是劳动交换。而交换是市场营销的核心内容。马克思还指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生产商和经销商,都是为他人需要而生产和经销商品的,都要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增值和经营目的,以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这表明,只有消费才能使产品最后完成,才能使潜在产品或可能产品变成现实产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商品变货币的过程。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了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必须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研,根据消费者需求来设计产品,组织产品生产,这样才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为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指明了方向,使人类社会做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还指出:“要生产商品,它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所阐述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是否有用,商品质量好坏,而是产品的整体概念———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追求的利益(核心产品)、产品的物质形态(形式产品)、消费者得到的销售服务与保障(附加产品)、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时期望得到的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一整套属性和条件(期望产品)以及消费者购买产品包括所有附加产品在内的可发展成为未来最终产品的潜在状态的产品(潜在产品)。也就是说,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要生产满足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实际就是市场营销观念的问题。即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安排产品的生产,合理配置企业的资源。只有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才有可能使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值,进而实现其价值。
三、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的论述表明,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要有适当的竞争。马克思还指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迟早会被淘汰。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竞争也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调控经济运行过程只有在竞争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本制度原则。竞争本质上体现的是竞争者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这表明,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今天你生产的产品能比竞争者的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明天可能竞争者生产出了更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这样,你生产的产品就被排挤掉了;再有,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明天可能就被新材料、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所淘汰。值得指出的是,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变化,从而引起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由此,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要使产品符合日益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就必须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不断进行市场创新,产品创新。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对准确理解市场营销理论,唤起企业、政府对市场营销理论的研究与重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市场营销”这个术语,但他对市场营销理论的认识,对其重要性的阐述,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是创立市场营销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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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斯特拉文斯基 社会性 民族主义 新古典主义 序列主义
一、生平简介
伊戈尔・菲德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lgor Fedorovitch Stravinsky,1882~1971),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1901年入彼得堡大学攻读法律,1903年师从里姆斯基一柯萨科夫学习作曲,1909年起写了许多著名的芭蕾舞音乐,享有世界声誉。斯特拉文斯基的生活经历复杂,创作风格多变,一生遍访欧、美、非、澳等地许多重要城市。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长期脱离祖国,生活在国外。第一次大战期间在瑞士居住,1920年起为法国公民,1939年开始定居美国,从事指挥和创作活动,直到1971年逝世。他是现代主义音乐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音乐有力地推动了现代音乐的发展。
二、不同时期的音乐创作
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创作大致可分三个时期:俄罗斯风格时期(早期)、新古典主义时期(中期)、序列主义时期(晚期)。早期创作以著名的三部芭蕾舞《火鸟》、《彼得鲁什卡》、《春之祭》为代表,既有鲜明的俄罗斯风格,也有强烈的原始表现主义色彩:中期创作以舞剧《普尔契涅拉》、歌剧一清唱剧《俄狄普斯王》、《圣诗交响曲》、歌剧《浪子历程》以及一些器乐作品为代表,将古典音乐的特点与现代音乐的语言结合起来:晚期创作应用了威伯恩的序列音乐手法,代表作有舞剧《阿贡》电视音乐剧《洪水》、管弦乐曲《乐队变奏曲》等。
1 早期音乐创作:
他的第一部芭蕾舞剧《火鸟》(巴黎,1910)在管弦乐色彩方面,可能颇有一点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味道,但在其他方面却是《彼得鲁什卡》(1911)和《春之祭》(1913)的先声,三部作品都是为季亚吉列夫的俄罗斯舞蹈团而作的。
斯特拉文斯基这一时期的创作地主要在俄罗斯,他深受俄罗斯音乐风格和民族艺术的影响《火鸟》取材于俄罗斯民间神话《彼得鲁什卡》讲主人公彼得鲁什卡是俄罗斯古代街头集市中魔术师的一个木偶,他具有善良的人性,却受人,最后被害《春之祭》描写的是俄罗斯古代未开化民族在春天祭献大地的仪式等等。
1814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去往瑞士。由于战时条件所限制,他创作了乐队编制不大,音乐风格较轻巧的音乐:舞蹈大合唱《婚礼》(1917)取材于俄罗斯农民风俗《士兵的故事》(1918)取材于俄罗斯民间故事,等等。在瑞士的这段时间是他早期到中期的一个过渡阶段。
2 中期音乐创作:
1920年他迁居于法国,1925年定居于素有国际艺术都市之称的巴黎,那里人才济济、思想活跃。斯特拉文斯基与那一时期的绘画大师毕加索、作家纪德、诗人瓦勒里交往甚密,他们的创作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斯特拉文斯基。这也使他的创作风格发生很大变化,放弃了早期俄罗斯风格,转向了第二阶段新古典主义创作的实践。
斯特拉文斯基在这个时期的音乐创作从1920年为纪念德彪西而写的《管乐交响曲》《的交响乐管乐器》,1920)开始直到1951年的歌剧《浪子的生涯》《耙子发展》结束,持续了30年之久。在这个时期他在创作中追求“无感情性”,强调在“纯音响中建立秩序和规则”。这一时期也是斯特拉文斯基全部创作过程的最重要阶段。
3 晚期音乐创作:
1952年,斯特拉文斯基已经70岁了,可他的精力旺盛得无法搁笔。不久,他开始转向第三时期:十二音音乐时期。一生经历许多的坎坷,就他个人的生活而言,也有许多不如意。如1939年,他移居美国,遭受了三重不幸,母亲、妻子和长女相继去世,无疑是心灵上的一次重创,对他是一次严峻考验,他心灵上的感受一定不亚于他感官上的感受。思考人的心灵的痛苦,人的内心受到外界刺激下的反映,他有了更多共鸣,所以他转向序列技巧,不仅在十二音技术上,也在心灵上有了共鸣。
三、音乐创作的社会性
任何形式的音乐创作都离不开它所依附的社会环境。原始先民的劳动号子、原始歌舞、中国古人的抚琴吟歌、西方教皇统治下盛行的格利高里圣咏、流行音乐以及现代音乐,无一不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体现出它们的音乐价值。这些音乐的产生,功能作用、思想倾向、所反映的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无一不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1 民族主义
斯特拉文斯基在俄罗斯居住的30多年中,俄罗斯的社会环境在他的创作演化中所起的基础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民族乐派以及带有俄罗斯民族风格的音乐对斯特拉文斯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其创作的俄罗斯民族性主要来源于家庭和老师的影响,斯特拉文斯基的父亲以传统及严格的宗法制来教育这位未来的作曲家的高雅的俄罗斯文化情结。在他父亲的影响下斯特拉文斯基在少年时就欣赏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形成了未来作曲家听觉词汇的积累和鉴赏品位。在他和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学习作曲时,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的授课不受音乐学院的规程的限制,使斯特拉文斯基与俄罗斯文化和艺术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些影响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舞剧音乐《火鸟》在巴黎上演大获成功。表现俄国民间生活的舞剧《彼得鲁斯卡》和反映俄罗斯原始民族祭礼的舞剧《春之祭》都具有鲜明的俄罗斯音乐特色和作者独特的创作个性。《春之祭》睫用异常猛烈、紧张的节奏,大胆、奇异的和声,以及浓重的管弦乐配器,以表现原始民族的祭礼和强悍、粗犷的性格。俄罗斯民族题材的音乐以及风格贯穿了他音乐创作的一生。
2 新古典主义
在瑞士的几年是其早期与中期音乐创作的过渡期,他离开了生养他的祖国去往他乡,在这里他受到的外来音乐因素的冲击还相对较少一些,音乐的风格也是俄罗斯民族风格为主。
1920年斯特拉文斯基来到了法国,当时的法国与维也纳是欧洲两大艺术中心,斯特拉文斯基到了法国后受到当时美术界以及其他艺术领域、社会外部环境的强烈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放弃俄罗斯民族风格音乐的创作而转身致力于新古典主义音乐的创新。
新古典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乐坛时兴的一种音乐潮流。战争带来的社会、政治的剧变,心灵的创伤,引起了艺术趋向传统的回归。这是一场“返回巴赫”的“新巴洛克主义运动。”新古典主义作曲家仿效18世纪作曲像亨德尔、库珀兰、斯卡拉蒂、维瓦尔第等的某些风格。他们以不同于战前的方式否定着19世纪。他们极力排斥浪漫主义音乐中那 种强烈的主观性,把巴洛克音乐的客观、超然的因素作为自己艺术的准则。他们注重复调技法和18世纪音乐体裁形式的运用,在模仿过去音乐风格的同时。采用现代作曲技法。他们努力摆脱文学、绘画与音乐的联姻,提倡纯音乐,认为音乐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自身的秩序。
斯特拉文斯基(lgor?Stravinsky,1882~1971)是新古典主义运动的重要倡导者。这位《春之祭》的作者战后的新作是芭蕾音乐《浦契涅拉》,这部作品温静、古雅的风格与《春之祭》的野蛮、凶猛形成强烈对比,这种风格的急剧转变令巴黎的观众又一次大为惊奇。他历时30年的新古典音乐风格时期音乐追求客观、冷漠理智,他认为对艺术控制、限制得越多,研究得越多,它就越自由。然而他还是保持着创作早期歌剧音乐时形成的节奏的创造性,复调性的和声对乐器组合的探索等个性。主要作品是《诗篇交响曲》、《D调小提琴协奏曲》、舞剧《阿波罗》、歌剧――清唱剧《俄狄浦斯王》《c调交响曲》和歌剧《浪子的一生》等。
3 序列主义
斯特拉文斯基的一生经历许多坎坷,在他移居美国期间,乐曲中爵士乐的风格越发浓郁:而在作曲上重新开始创作大型作品。他最有代表性的声乐作品是1951年在美国创作的英语歌剧《浪子的历程》,同时也是斯特拉文斯基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最后一部作品。如果他不离开俄罗斯,不去接触外面的世界以及社会,他就可能不了解英语,也就不会创作出这部英语歌剧,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环境对他音乐创作的影响。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数量和体裁种类既多又广,约占全部作品的一半以上。
在完成了歌剧《浪子的历程》之后,斯特拉文斯基开始对序列主义产生兴趣,他开始寻找新的创作领域――十二音音乐。
从他的《康塔塔》开始,斯特拉文斯基转向十二音音乐创作,1956年,开始创作整体序列作品。他接受了勋伯格体系,特别是对韦伯恩的作品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再次使人感到意外。但是,他把十二音融化成自己的语言,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如舞剧《阿贡》(1957),合唱《哀歌》(1958)、《安魂赞美诗》(1966)等。总的来说,这些作品缺少新意,它们的影响无法与前两个时期,特别是第一个时期的作品相比。
结语
他的每一次社会环境的变化,都促使他的音乐风格有所变化。这种变化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并不是到了某个国家、某个地方音乐风格就突然变了。这种音乐风格的转变是需要一个积累过程的,当到达一定的程度就会促使作曲家转变音乐风格,从上面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找到答案。斯特拉文斯基在到达法国和美国之后,并不是一开始就写出了新古典主义和序列主义音乐的作品,而是对一个地方的社会环境有了深入了解后才创作出来的。由以上的例证可见,社会环境对音乐的创作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果斯特拉文斯基一生没有离开过俄罗斯,那我们将不可想象现在的现代音乐将会是怎样的。斯特拉文斯基还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每个阶段的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多多少少都会从他以后的作品中体现出来。新古典主义的作品也还采用俄罗斯民间艺术素材,序列主义音乐的作品中也运用俄罗斯民族音乐素材,等等。在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创作中,社会环境的影响呈现一种单一性而又融合性的特点。单一性是指每个时期的音乐风格都是与前一时期不同的,而融合性是指每一时期的风格中又会有前一种或前两种风格的音乐素材。
关键词:公司治理;制度变迁;全球化
一、全球化对公司治理制度变迁的影响
(一)全球化经济竞争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市场的竞争拓展到国际层面上。全球产品竞争能够或消除一个治理结构体制中最无效率的特征(Rose,2003)。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多的产业领域的竞争将使现存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存在的无效率暴露无遗,从而促使公司治理的趋同(Moerland,1999)。因此,产品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将促使公司治理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全球化将使得产品产品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因而改善公司治理的动力也越强。公司治理竞争不仅会影响企业竞争力,而且会对整个国家竞争力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尽管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司治理的不完善被认为是造成欧洲和日本经济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德国等国纷纷对公司治理进行改革,借鉴英美公司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从而导致其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趋同于英美模式。
(二)国际投资者日益提高的影响
金融资本的控制者是造成全球公司治理运动的关键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国际流动性显著增加,跨国投资日益增多。当外国投资者参加到公司以后,势必会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国际协调。而且,由于外国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而可以对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际资本的流向来看,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美国的资本大量流入到欧洲及亚洲国家,在此背景下,尤其是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会以英美模式公司治理的优越性为由要求受资国和被投资公司改善公司治理,包括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强公司内部监控等等,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向美国模式趋近。正如Steinmetz和Sesit指出的。美国全球投资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迫使欧洲公司改变其经营方式并采用美国公司的价值观。
(三)资本的全球化竞争
随着资本流动的国际化,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各国也对外国资本展开了竞争。而不同的公司治理也会对投资者意愿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资金,那些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企业就会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做法,以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从而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对资本,尤其是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是公司治理趋同的重要动力来源。
就公司层面来讲,为了筹集资本并降低资本成本,公司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的动机,公司间对资本的竞争会促使公司治理自发的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就国家层面来讲,尽管在法律框架上存在差异,但为了能够在全球权益市场竞争中取得资本,就必须采用国际认可的公司治理原则,从而促使其公司治理向公认模式趋同。
(四)法律全球化影响
公司治理制度与其所在社会现有制度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公司治理和社会法律体制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特定的公司治理是与特定的法律体制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性给公司治理趋同造成了阻力。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将促进法律的全球化。尽管法学界对于法律全球化问题存在争议,但客观地讲,全球范围内法律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化,尤其是在私法领域。对于公司法和证券法而言,全球化的趋势就更为明显。法律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法律的全球化将对公司治理的趋同化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二、公司治理超同的阻力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每一个国家的模式或机制都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文化、历史、技术因素基础上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反映了每个机制产生的路径。路径依赖的特征,决定一国公司治理的变迁是沿着起原先的路径不断演进的,除非强大的外力去改变它。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公司治理趋同的困难。
尽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趋同,但是,在趋同过程中,这些国家或地区并非完全与原先的模式割裂开来,而是在原先路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趋同以后的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先的特征。
(一)内部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1、德国
到目前为止,德国公司治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支持内部控制制度的治理联盟并未受到影响。总的来说,德国的公司治理仍然是内部控制、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并没有被股东导向所取代。尽管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美的独立董事制度,逐渐在监视会中增加外部人员,但总体上,德国公司目前仍然在采用双层制委员会进行内部控制。事实上,近年来,德国还加强了监视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从而使得内部控制更为有效。Bebchuk和Roe(1999)指出,即便德国修改其法律允许公司自愿选择公司治理结构,而不是强制要求采用双层制,其现有的双层制结构仍会有较强的持久力。因为双层制结构已经存在多年,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即使它是无效率的,也仍然会持续下去。德国目前的公司治理制度既包含了原先的银行导向制度又包含了新的市场导向制度,因此是一个混合模式。
2、日本
在日本对商法进行修改、允许公司采用独立董事和委员会制度后,有许多日本企业反对采用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尽管日本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做法,尤其是允许采用独立董事制度,这表明其公司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总的来说,日本的公司治理仍然主要依靠内部控制,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的影响仍然存在。因为,日本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共序列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其公司治理形成了强烈的互补关系,这决定了其现有的公司治理难以一下打破。
(二)外部市场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尽管英美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向内部控制模式趋同的迹象。但是,总的来讲,英美的公司治理改革并未根本的偏离其原先变革的路径。例如,相对于欧洲大陆,英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仍然较低;尽管不断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和相关的专门委员会,但其仍然停留在完善董事会这一惯有的路径上,而没有采用内部控制模式普遍采用的双层制;尽管利益相关着日益得到重视,但股东仍然是多数英美公司最为关心的对象
对于实体经济领域和虚拟经济领域两个领域,我们更关注的是虚拟经济领域。因为,伴随着20世纪70、80年代的金融创新,虚拟经济不断膨胀,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新的影响。据统计,1986~1997年,全球金融期货的交易余额从6183亿美元猛增至122073亿美元。其中,利率期货交易余额增长19倍。1987~1996年,利率互换交易余额从6829亿美元增至191709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300%。[1](P111)。我们重点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虚拟资本以及虚拟资本利率对经济的影响。
虚拟资本与虚拟资本利率对经济的影响
(一)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区别
相比较而言,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运行其最大的区别是,实物经济要求稳定,而虚拟经济主张变动。但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在一定时期内,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与利率政策有关。每当经济需要降低利率时,货币政策的本意是通过降低利率提高实物经济领域的投资规模,而实际上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却导致资金流入资本市场,金融资产主要是股票的价格上涨,促使资本市场泡沫的形成。这表明了利率政策受制于利率运行机制的不健全,而利率运行机制的健全,需要完善的投资体制、符合市场经济的信贷政策的支持。虚拟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式,通过投资易创造金融收入,包括借贷和投资利息、抛售证券获得的收益、佣金、红利等。虚拟经济是指与金融资产、衍生工具等虚拟资本,以及投机性的实物资产依托金融市场进行的各种交易活动所形成的经济领域。由于虚拟经济独立运行和自我繁衍的特征,当虚拟资产价格大幅度地偏离或完全脱离实体经济时,虚拟经济的运行就为以资产符号变动为主要内容的虚拟膨胀,形成经济泡沫。在经济虚拟化趋势下,虚拟资产的数量激增,价值迅速膨胀,虚拟资产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日益突出,经济虚拟化趋势实际上在不断造就产生泡沫的条件,而泡沫破裂的结果通常就是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危机也是一种虚拟经济危机。例如,房地产的投机易的目的不是为了居住的消费,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住宅投资行为。例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东京的土地总价格达到创历史记录的15万亿美元,是面积比日本大25倍的美国土地资产总值的4倍,在其泡沫经济的高峰期竟超过了整个美国,全日本的土地总值占全世界土地总值的60%,仅日本皇宫的土地价值就超过了加拿大。一些发展中国家,趁机出售东京的大使馆还清了债务。还有,毕加索、梵高等的名画,曾经高达5000、8000万美元。这些案例都是虚拟资产与实物资产分离的鲜明证据。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日本的银行利率一直走低,贷款有时几乎没有利息,低价的资金导致经济主体大肆借贷。低利率的本意是为了鼓励日本公司增加实物投资,让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升值时仍能够在国际间具有竞争力。但结果是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剧增,厂商又用这些价格剧增的股票和房地产做抵押,向银行借贷,然后从事金融资产的交易。
(二)虚拟资本高利率的经济影响
我们将虚拟资本的利率称之为“虚拟利率”,“虚拟利率”是虚拟经济交易中金融资产以及投机性实物资产的价格。虚拟资产的本质特征是其价格与成本高度脱离,并且这种脱离是长期均衡的。[2](P122)也就是说,虚拟资产价格即“虚拟利率”高是一种常态。而且高虚拟利率根源于其预期收益。人们考虑虚拟资产的价格时,是从虚拟资产的预期收入流出发的,并把预期收入流的贴现值作为虚拟资产定价的基础。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如果公司从金融投资中获得了资金是否进一步增加实物投资呢?一般来说不会增加实物投资的比重,因为此时的金融投资收益率高于实物投资,公司的实物投资与实物领域是通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然后通过销售产品而获得销售收入增加盈利的,而金融投资是直接通过金融资产的买卖就可以获得收益的。尽管金融投资也存在着风险,但其投资与获得收益的环节少,可能成本低而收益高。只有在实物投资收益高于金融投资收益时,才可能增加实物投资。关于资本市场的运动与实际经济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从实物经济的资金来源取自资本市场来看,这一关系确实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市场的运动与实物经济并无必然联系。如果从两者各自独立运动的过程分析,两者之间在一定时期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例如,1982年底至1990年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持续8年呈上升的态势,即使在1987年10月19日股市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平均股票指数与上一交易日相比下跌22•6%,自8月份开始股票总损失达10000亿美元,但其实际经济的增长却没有中断。1988年9月,美国失业率在5•4%的水平,是197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消费品物价上涨率为4%,批发物价上涨率为2•7%,通货膨胀率表现比较平稳。还有,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月度经济报告》,日本经济自1986年11月至1991年7月,经历了56个月的扩张。在此期间,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平均股价,1989年年终(12月29日)的交易以38915日元收盘,1990年年终(12月28日)的交易以23848日元收盘,跌幅为38•7%。就1990年全年看,股价大多在15067日元的水平,而1990年度经济的增长率为5•5%,如此之高的增长率大大出乎政府和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预料。出现了实物经济持续繁荣,而金融经济出现了历史最高的股价暴跌。[3](P1-6)与日本的经济形势相对应,日本银行不断调高利率,1989年12月25日,贴现率由3•75%调至4•25%,1990年3月20日,由4•25%调至5•25%,在8月23日,由5•25%调至6•0%。[3](P7)可见,利率的提高并没有使股价提高,也没有造成经济的紧缩。中国的股票市场自2001年6月以来股价基本处于比较低迷的态势,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处在高速增长时期。2001年GDP为95933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比上年增长7•3%;2002年GDP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102398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2003年GDP为11669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9•1%;2004年GDP为13651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9•5%。[4]这充分表明了资本市场的运动与实际经济的分离,它们各自存在着不同的规律和制度安排等。
(三)经济虚拟利率的运行规律
当货币越来越多的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货币更多的投向具有投机性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这些货币对于货币供给总量变动的方向越来越起着主导的作用,由此更多的影响着物价水平的变动。在虚拟经济领域运行的货币一旦投入或撤出股票、房地产市场,股市、楼市的价格在数量巨大的货币冲击下,往往出现暴涨或暴跌。而当虚拟资产以及房地产价格暴涨或暴跌时,会引起信贷活动的大幅度波动(股票和房地产交易通常与贷款相联系),从而造成特有的“实物和虚拟利差波动”现象,包括实物经济领域和虚拟经济领域两个领域之间的利差波动,以及两个领域各自的利差波动。假设,初始的实物经济领域的资本所有者和虚拟经济领域的资本所有者的收益率(即利率)相等,两个领域皆处于均衡状态,此时没有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当金融资产交易膨胀出大量虚拟增值或利率时,便吸引货币资本流入虚拟经济领域以获取高收益。由于资金的注入,总体上更助长了金融资产交易以及投机性实物资产交易的增加,“虚拟利率”水平将上升,虚拟泡沫随即不断累积。与此同时,实物经济领域的利率水平可能随货币资本的转移有所上升,但由于实物经济的投资与生产经营调整的时间远比金融资产交易的速度缓慢,所以,实物经济领域的利率水平比虚拟经济领域低。反之,当金融资产交易萎缩时,上述情况正好相反。于是产生了两个领域的利差。当虚拟经济领域的泡沫破灭之后,金融资产和投机性实物资产的价格急剧收缩,银行由此产生大量的呆账、坏账,从而引起信用收缩;金融资产和投机性实物资产的持有者的财富大量缩水,甚至形成巨额债务,致使破产倒闭。总之,这种利差波动既是实物经济领域与虚拟经济领域之间资金流量和资金流向变动的原因,又是两个领域之间资金流量和资金流向变动的结果,最终必定引起整个经济的波动和导致经济的衰退。例如,日本在1986—1989年间,虚拟经济急剧膨胀。首先是股价飙升,1989年末,东京日经指数升至38915点这一前所未有的高位,年平均上涨率(年末值比较)达31•30%。其次是房地产的价格,土地价格从1987年开始大幅上升。1987~1990年间,日本住宅用地分别上涨7•6%、25•0%、7•9%和17•0%;商业用地分别上涨13•4%、21•9%、10•3%和16•7%,两者算术平均上涨率分别为14•4%、15•6%。而1985—1989年日本的名义GNP平均增长率为5•7%。(朱立南,《虚拟经济膨胀与日本的对外经贸关系》,《日本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1989年末,日本的国民资产总额的价值相当于GNP的17•19倍,其中,金融资产为GNP的7•07倍,地价为GNP的5•47倍,股票价格总额为GNP的2•24倍。(日本,《经济学家》,1991年第4期第37页)在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触发下,虚拟经济泡沫在1990年终于破灭。截止1992年2月,股价跌幅高达60%以上。当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资本市场不发达,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时,低利率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在金融自由化时代,当日本的资本市场高度发达而且开放的条件下,低利率政策却招致了虚拟经济从膨胀到破灭的后果。日本官定利率(贴现率)从1985年的8•5%连续9次下调,降至1987年2月的2•5%,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加上名目繁多的“生财术”,投机资本的价格迅速上涨,虚拟经济不断膨胀。最终造成了一方面实物经济领域的收益急剧减少(日元升值等原因),实物资产领域资本所有者的利率水平低下;另一方面,由于实物经济领域的收益下降,资金转入金融资产的交易,虚拟经济领域的投机交易和独立运行,导致“虚拟利率”上涨甚至恶性膨胀。这样,经济的振荡就不可避免的出现。据统计,东京日经指数上下变化100点,金融资产所有者的金融资产将增减20亿日元。股价膨胀和暴跌如同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变化,利率的反复冲击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动力。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的贴现率5次上调,达到6%,实物经济领域和虚拟经济领域的资金全面紧缩并且改变着流向。正是利率的变动摇动了恶性膨胀的虚拟经济,1990年10月股市的暴跌终于来临。东京股市暴跌40%,金融资产缩水高达约295万亿日元。90年代以后,虚拟资本的国际流动明显增多,经济国际化在促进虚拟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和国际游资的投机和冲击,这一阶段发生的虚拟经济危机也是接连不断。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的破灭等,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爆发一次就为严重的虚拟经济危机。
(四)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后果
结构裂变带来战略性重构
结构裂变带来的是新的组合与新的发展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结构内部的单一改变,而将这样的改变放置在了与外部结构相互关联的转变之中,这将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形。纵观企业创新的多个侧面,真正的将创新演绎为内外突变,从而带来结构性的改变,这是企业创新足以影响开放式经济整体性格局的重要方面。这样的裂变是战略性的重组,是结构的整体性调整。在相关的分析中,结构裂变与战略性重构需要从至少两个方面去加以理解。这种调整一方面是企业创新本身的调整,另一方面是企业调整后的相关创新所带来的开放式经济的整体的结构性调整,从而切实实现企业创新对于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的促进。“结构”一直是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概念,作为模型论中的专有术语,“结构”表达着一种特有的组织方式。企业创新需要突破原有的技术创新、人才创新等表层的单一创新模式与结构,不再孤立的采取某特定方面的创新,而是开放式创新与封闭式创新并举,直面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剧的现状。在这样的带有根本性的结构裂变中,企业创新需要为开放式经济带来的结构的深沉裂变,而这样的结构性调整是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对于战略性的重构,这也是企业创新所需要思考的,这样的战略性意义上的重构,不只是针对企业,同时也是开放性经济所应该做出的调整。企业创新只有站在战略性调整的高度,才能够最终影响并促进开放性经济走向科学发展之路。
从宏观出发,在大的指导思想上做好了定位,结构裂变与战略性重构的创新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将有利于整体的全面而科学的发展。这是切实有效的方法,也是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性经济科学发展所应该有的表现,是科学发展之路的先导。在这样的新的方式中,产业演化与管理创新得以推行。产业演化需要进行创作性的改变,这是整个开放性经济发展进程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企业创新中所具有的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的新的技术图景与路径、结构裂变与战略性重构等为开放性经济产业演变式的科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证,正是这一系列的创新式改革,促使了产业演变的实现。产业演变是一种影响重大的转变方式,要想真正的进入到产业演变的步骤之中,需要充分借助企业创新之力,企业创新的有效途径的探取为开放性经济产业演变提供充足保障,而产业演变的成功与合理进行又将在极大程度上调节开放性经济的整体格局,并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向前推进。除了有利于开放性经济的产业演变的科学发展,同时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中所需要的管理创新也得到了强有力推行。在之前的企业创新的可行性路径的相关分析中,企业创新需要寻找新的方式,而一些新方式所带来的正好是管理创新在开放式经济中所获取的重要地位,管理创新是对以往开放式经济中过分追求技术性创新的一种修正,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新时代下人文观念对于后工业时代技术先行所带来相应弊端的补充性修正。
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
在企业创新中,采取新的技术路径,即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将带来崭新的技术图景的构建。渐进式创新,就是按照产品路线图上规划好的需求进行创新,因此我们也叫它路线图式的创新或可预见的创新,例如Intel公司把迅驰升级到迅驰2,以及新一代Nehalem微架构,实际上都属于渐进式创新,这类创新将产品性能不断加强,为用户体验带来渐进式的提升。真正能给企业发展和用户体验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技术创新,我们称它为突破式创新,这种创新比较“稀有”,它虽有明确目标,但人们却很难预测它能否获得成功及何时成功。渐进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原有的知识构成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相应的革新,而突破式创新带有突变与破坏的因子,是一种毁灭式的方法与手段。如何在这样的两种方式中进行相应的取舍,是当下需要面对的重大抉择。在以往的企业创新要么是单一的选取渐进式的创新之路,要么就是对过去与现有的几乎彻底式的抛弃,这样的方式也使得开放式经济带有了相应的色彩,并在非此即彼的状态之下徘徊。开放式经济受到不科学与不稳定的发展方式的冲击,对其科学的发展之路造成了极大影响。虽然突破式创新的意义非凡,但在开放型经济下的企业创新战略中,它与渐进式创新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认为,只有把这两种创新结合起来,让它们相辅相成,才能充分挖掘出它们的价值,以获取企业发展的持续性竞争力。
绘制新的技术图景与采取新的技术路线,是企业创新自我完善的途径,同时也是企业促进开放式经济科学发展的有效方式。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为新图景的绘制带来了切实可行的希望。这样的结合并举,要求在借鉴原有模式的基础上,不仅有限创新,而且可以在较为恰当时候选取破坏性的创造手段。回到企业创新而言,如果在充分参考企业的相关规模、所处地位、行业特征等基础上,保证了信息来源和知识密度的有效性,那么企业创新是可以采取突破性的方式进行革新。这样的企业创新是具有适度的科学性的,而通过这样的企业创新所影响到的开放式经济,也可以朝向更加科学的路径得以发展。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并举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在创新意识研究与经济学科的交叉研究之中,著名经济学家汉德生曾就这一命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当然他的讨论更多的是将关注点放置在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两者分别对企业的整体性影响之上。而我们当下倡导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并存,是对原有讨论的突破,是对新的技术场景绘制的需要。渐进式与突破式创新将带来企业的新发展,而这样的新发展又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的开放式经济的发展模式与格局。两种方式的恰当的结合性使用,将会成为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性经济的科学发展的又一有效手段。这样的创新使得开放性经济一体化结构得以构建与企业创新的双赢。“一体化”是当下经济所追求的共赢性格局,而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开放经济中的“一体化”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可能,在开放经济科学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企业创新,便是需要借助媒体化时代的大背景,通过传播媒介的多元与密集引发跨越企业组织边界的新型创新,来帮助开放性经济走向科学的发展道路。
当下的“一体化”是全球性的“一体化”,区域经济需要在各地区、各行业的交互中获取新的发展空间。企业创新正是在创新中选取了与传媒化时代密切相关的创新方式,使得原本就以寻求融合为基点的开放式经济更快的迈进了“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当然,在推动开放式经济一体化,并促使其健康、稳步的走向科学发展的同时,企业在自我创新中也获取了相应的收获,企业探寻出了一系列新的自我创新之路,同时以这样的自我创新去改变着整个大的经济格局。这样的互动与演化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开放式经济体系在这样的演变之中确立了更加合理与健康的框架,企业作为开放式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也转变得更加完善。创新之路在企业发展与开放式经济发展中科学演进,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性经济的科学发展注定是一条双赢之路。#p#分页标题#e#
传播媒介的多元与密集引发跨越企业组织边界的新型创新
企业创新实际上也一种社会交往,是通过社会交往寻找和判断最适合于特定企业、特定运作和特定市场的新观念。为什么必须通过社会交往呢?因为我们所说的创新是熊比特意义上的“创新”(innovation),而不是科学家关在实验室里从事的“发明创造”。而现代传播媒介的引入,使得企业直接单向的促进向经由媒介影响的路径发生转变,媒介时代的到来带来了全面革新的必须。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新近微博对企业营销创新的巨大影响。微博的高覆盖及高渗透是很多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而恰恰是这种天然的媒体属性及低成本特点让越来越多的地板企业也加入到了微博中,并开始尝试运用这种新形式的媒体进行品牌宣传。历经几年的飞速发展,如今的微博已然成为企业品牌营销的另一大战场。正如传播之父麦克卢汉所言,世界终将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地球村,这样的紧密性正好切合了开放性经济的特质,开放性经济正是这样的一种根生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货币自由兑换全面加速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一体化与经济生活国际化使得开放式经济中的各个经济实体必然关联,而这样的关联正是一个传媒世界所带来和必然面对的。在传播媒介大量介入、世界日益媒体化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企业创新也以自我的新变化促进着开放式经济的科学发展,同时这样的新变化也是以企业创新促进开放式经济发展的新的有效方式与具体表现所在。
具体而言,这样的新方式的一个重要的形态在于传播媒介的多元与密集引发跨越企业组织边界的新型创新。在原有的企业创新的基础中,不仅打破同行业之间,同时打破不同行业间的企业联动,跨越企业组织边界,将带来整个开放性经济的革新。企业组织的边界一直是企业革新中所不愿意去触碰的部分,因为在一般的经济学观念中,组织是区分开不同行业,使得整个经济领域得以秩序化的基础,企业的革新一般都避免去打破相关的行业边界。但在媒介时代,媒介的密集和多元使得企业革新很多时候需要借助媒介这一载体,企业革新因此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相互紧密依存的状态之中。因此,现在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刊物、报纸、简讯。通过国内和国际相应的媒体发电子文档,传真以外,有的企业上门去送,这些形式无非是求得媒体对各方面的需求和报道和认可。无论是何种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网络,都是为企业,为大众服务。例如大众公司就充分利用新媒体进行企业创新,在2011年4月21日第十四届上海车展上,大众汽车品牌面向中国公众启动了一个探索未来汽车设计与制造的对话平台———“大众自造”项目“,大众自造”是一个可以由消费者自己创意、设计、分享和讨论心中梦想之车的交互平台。在这场充满创意和激情的造车之旅中,互联网不仅担当了主要的传播渠道,更担当了消费者与大众汽车品牌双向沟通的创新平台。实际上,媒体不只是对大品牌、大企业才适用,其实小型企业也需要,这可以提高客户的忠诚度、企业的推广工作以及企业信誉,而且几乎每行每业都可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