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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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伴随着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而来的，却并非是对该领域的研究日益透彻。恰恰相反，该领域的研究日益呈现出一种“不可测化”的倾向，众多学者似乎日益表现出对于“预测及控制”的力不从心，甚至已经有学者认为对于行动进程的预测与控制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能做的只有适应进程的变化而已。吉登斯、贝克（UlrichBeck）等人甚至质疑现代社会管理能力的有效性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效用。尽管意识到了该领域研究的艰难性，仍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学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将精力与热情投入到这一议题的研究之中。因为归根结底，对于社会运行进程的预测及对其中未预结果的前瞻与控制是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难以割舍的抱负与期盼。而且，该领域的确也不时出现若干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阎耀军先生的专著《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正是这样的成果。阎耀军先生在社会预测预警领域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大约在六年前，他已出版了两本相关专著：《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和《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分别对于科学的社会预测的理论与方法实践进行了细致阐述。在这两本书付梓之际，他即言明，该领域的研究仅有理论与方法尚不充足，还需有相应的应用技术；仅有预测与预警还不完全，还应有对未来结果的预控。而他最近出版的这部《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正是对社会预控理念与技术缺失的回应。该书直面的正是目前该领域研究中的“不可测”倾向。其要回答的问题是“对社会进程的预测与控制究竟是否可行？”作者的观点是只要我们“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控制方式”，[10](20-22)那么对于社会的预测与控制就应该是可行的。而在阎耀军先生看来，该领域改革与创新的核心点，就是建立新的“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模型和科学的预警工具。

二

社会预测的核心难点为何？对于这个问题，默顿认为，社会性行动的五方面因素导致了各种不可测、不可控的未预结果的产生，1.忽视，即相关知识的缺乏。2.失误，即行为的误差，特别是基于过去经验所导致的误差。3.对直接利益的迫切需求所导致的“主动忽视”。4.基本价值，即引导行动者的特定指导价值。5.预言作用，指对于现实的论断（不论真假）本身就会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并反过来对现实产生影响。总体而言，默顿是从行动者以及预测者本身的局限性角度来探究这一问题的。默顿的这一思路后来遭到了吉登斯等人的反驳。吉登斯认为默顿忽视了行动者及预测者的“认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与“意图性”（intentionality）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应当在对行动者的意图进行明确区分的基础之上明确复杂的人类行动中的各种行为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进一步分析。在此意义上，尽管我们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仍然存在，但我们可以尽量尝试将这种局限性降低，从而对行动的发展进程进行某种预测。从某种程度上说，阎耀军先生顺和了吉登斯的思路，其所提出的“前馈控制”方法的核心也正是将各类社会行动模式化，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对大数据的分析与监控，从而期望实现对社会行动发展的预测。该著从三个角度对这一思路进行了阐释：1.阻碍前馈控制得以建立的四重障碍、三大瓶颈；2.应对阻碍的方法：建立“社会风险模拟器”及其一般模式；3.在一般模式指导下的具体实践应用。“前馈控制”原本是科学实验中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事先分析和评估即将输入系统的扰动因素对输出结果的影响，并将期望的管理目标同预测结果加以对照，在出现问题之前就发现，事先制定纠偏措施，预控不利扰动因素，将问题解决在萌芽或未萌状态”。[10](28-29)简而言之，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应对方式通常有“应急”与“预警”两种。前者属于反馈型控制，而后者属于前馈型控制。在阎耀军先生看来，有四重障碍阻挡了前馈控制的发展，即社会预测和预警的困难性、危机预报的自风险性、危机事件的长周期性和为官执政的短期性、政绩考核制度不完善。而在前馈控制的发展中，预警工具的科学化是一个关键要素，但受到三大瓶颈的制约，分别是评估工具科学化问题、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及集成化创新问题。在这样的制约下，传统制度模式的前馈控制机制很难真正建立并发挥作用。阎耀军先生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真正建立起一个对于不同类别社会行动的动态、切实并尽可能完备的预警模式化工具，从而实现社会预警的科学化。他给出的答案是开发“社会风险模拟器”。这一概念是从国外的“政策模拟器”和“军事作战仿真模拟”演化而来，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对社会风险的识别及有针对性的政策推演。为此需要结合社会风险问题进行建模和仿真，通过多种情景下的社会风险问题起因研究，以及多主体的社会安全内在机理研究，提出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的理论分析模型并据此建立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模式。一般化的前馈控制模式需要遵循三大原则：即以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为前提的原则（或超前预测原则），预警预报和预案启动制度化链接原则（或未萌先动原则），依赖可操作性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原则（或操作务实原则）。与之相对的，前馈控制的一般模式由三大模块构成：扰动因素预警模块、预警预控连锁模块、扰动因素预控模块，三模块按流程相连，从而形成了一个动态控制过程。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建模只是工作的一部分，社会学者真正关心的是这样的研究技术究竟能否以及如何作用于现实社会。阎耀军先生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介绍了在一般模式指导下的三个具体应用案例。分别是：对我国社会稳定施行前馈控制的尝试；在我国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在我国民族关系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三

人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社会进程，这实际上是社会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之一。以科尔曼（JamesS.Coleman）等人为代表的自信者相信我们可以“设计”（design）这个社会，也有一批学者感叹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与因果关系的难觅性。我们究竟能否看到甚至设计我们前方的道路，这既是公众对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个质询，也是学者们不应回避的诘问。阎耀军先生用他的这本新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自己的回应。更为可贵的是，他不仅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更是结合众多新兴的学科和理论，如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突变论等，以及数学、计算机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从而有了一个区别于前人的独特的研究进路。不过，由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复杂特性及科学探索的本质属性，也使得这种进路本身同样会带来许多值得思考和讨论之处。

1.解决主体局限性的大数据的可靠性问题。

为了解决默顿等人所担心的行动及预测主体的局限性问题，阎耀军先生采用的解决办法即是对众多数据资料的统一分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人”的局限性。在计算机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今天，此思路确为可试之路。但是，该思路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在于整个建模、分析、预测所依赖的大数据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这涉及两方面的数据：一是客观的，但却常常充斥争议的数据，比如当下中国的官员切实收入、中国各类宗教的信众人数、各种歧视性疾病（如艾滋病、甲肝等）的确切患者数等。在社会分析及预测领域，越是这种争议性的数据越是对未来的发展起核心作用。但如果这些数据本身的可信性就不强，又怎能基于此而对未来进行预警呢？二是主观指标，比如在建立民族关系预警模型中使用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少数民族自由满意度”等指标。这些指标本身所包含的含义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即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大规模数据收集过程中，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操作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2.社会预测的反身性问题。

利纳雷斯在继承默顿的“自证预言”思路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由于预测的加入，社会行动本身就会变成以每次预测为节点的非直线型行动。每次预测以及预测所看到的问题，结合行动中业已出现的问题，都会对行动本身产生影响，从而使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而这一点，实际上恰恰是社会预测本身蕴涵的一个吊诡问题。因而对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研究，或许也应该考虑到社会预测本身通过对政策的作用对于未来的发展究竟有何影响。

3.预测结果的定位问题。

第2篇

（一）单位内部控制环境及组织架构设置不当连云港市社保处内部控制工作的职能科室划归审计稽核科，违反了不相容岗位相分离的内控原则。在这样的架构下开展内部控制工作，审计稽核科不可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不能保证内审部门在评价内部控制工作在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时发表独立、公正的意见。

（二）专业人员不足的客观现实与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内部控制要求科学合理设置岗位、不相容岗位分离；要求部分岗位专职、不得兼任和包办风险控制岗位的工作；要求岗位与岗位之间要形成必要的相互制约关系，这是社会保险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保经办机构需要适量的人员编制，才能够合理地设置岗位，配置人员，满足内部控制基本的条件。而目前连云港市社会保险处在1986年成立之初，编办核编35人，2009年，新浦、海州、连云和开发区四区的养老保险业务上划市本区，同时将16个工作人员的编制带入市处，目前市处共有编制51人。截止2014年6月30日，连云港市本级有参保职工31.65万人，退休人员10.8万人，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之比达1：8323，工作人员紧缺问题是有效开展内控工作的瓶颈。

（三）内部控制过程尚未合理地嵌入社保业务流和信息流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业务单位应该运用信息技术加强内部控制，建立与业务管理相适应的信息系统，促进内部控制流程与信息系统的有机结合，实现对业务和事项的自动控制、减少或消除人为操纵因素。目前连云港市社保使用的金保工作，是支持劳动和社会保障业务经办工作的电子政务工程，在内控方面的信息化建设还略显欠缺。现有系统更多的是通过业务节点进行控制，满足业务经办的需要，在业务经办中实现自动防错、查错和纠错的功能还不够完善，基金财务流与业务流的自动核对、互相监督的功能尚未建立，没有将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建设有效地嵌入到业务系统中。

二、社保经办工作内控工作重点

（一）将制度化的内控工作落到实处各级经办机构都建立了相应的内控制度，要真正发挥内控的作用，就必须将制度落到实处。要在单位内部建立完整的组织架构；对工作人员的录入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重点关注选聘对象的价值取向和责任意识；对重要工作岗位要实行轮岗和强制休假制度；单位内部信息沟通渠道应畅通；要健全反舞弊机制、并切实有效地推进；要将业绩考核与薪酬挂钩，切实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二）合理设置岗位，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内部制衡机制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互不相容、职责明确、分权与集权相结合、执行与监督相分离”的原则，设置基金财务、内部控制、信息管理、待遇审批、待遇支付、审计稽核、社会化管理服务等内设科室。将重要业务按流程分为多个岗位流水办理，明确岗位职能、工作依据、操作标准、岗位要求，建立岗位责任制度，形成责任明确，相互制约的内部制衡机制。建议社保处应由基金科承担内部控制工作，或随着内控建设的深入和相关条件的不断成熟，建立专门的内控部门，保证有足够的资源扎实开展内控工作。

（三）梳理并优化社保业务流程，加强对风险点的控制提高通过内控工作来防御基金风险的能力，重点在各经办环节寻找突破口，建立以岗位风险排查为抓手的社会保险经办监管体系。形成岗位之间、业务环节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社保经办内控管理体系，从源头上防止岗位风险的滋生。对重点环节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及时完善内控制度，根据分险评估的结果，制订和执行相应控制措施，比如加强财务与业务的对账机制、比如加强对社保补缴、退休审批等关键岗位的风险控制。

第3篇

(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环境风险是机构在组织结构设置、管理层控制意识淡薄、员工队伍素质良莠不齐等一系列人文因素造成的风险，为此，需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组织决策体系和人文环境。(1)树立“制度先行”的理念，“内部控制”建设做到与时俱进，要随着社会保险保险事业的发展不断完善。

(2)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体系，从组织构架上保证业务经办的安全畅通，在部门、岗位之间形成即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体系。

(3)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要强化经办机构组织文化建设，有计划地开展遵纪守法、职业素质等品德教育，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

(二)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运行风险是未按照政策或未按照业务规程办理业务带来的风险，就要在业务操作流程上做到规范化、制度化。

(1)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要严格实行授权制度，只有取得授权的工作人员方可办理社会保险业务，未经授权不得办理，同时要实行授权备案制度。

(2)要建立业务复核制度，对于缴费基数核定、人员参保信息录入、修改以及待遇计算等社会保险业务，如果只有经办，没有复核，很容易造成工作失误、错办甚至故意违规的现象，譬如，授权一个业务经办环节(岗位)办理参保登记审核、信息录入和变更信息维护、待遇审核、待遇计算等业务，虽然对单位和个人提供了方便，但由于缺乏对岗位权利的制约，极易产生弊端;另外，对于外部人员采取欺骗手段冒领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况，如果实行单岗，在经办人员未能及时发现问题的情况下，就会将外部风险转化为内部风险。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险，需要建立业务复核制度。

(三)对于财务管理风险，要加强会计核算，严格财务管理，健全内部审计制度。

(1)对于未按规定将基金缴入财政专户、各险种未实行分户管理，相互拆借资金的现象，要建立明确的会计操作规程，分险种设账，单独核算，避免相互挤占、挪用基金的现象发生。

(2)建立分工明确的岗位责任制，财务会计部门应设立会计负责人、记账、复核、出纳和财务网管等岗位，明确各岗位的职责范围，财务收支审批实行分级授权，未经授权不得越岗代办，出纳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录工作，财务印鉴、票据、空白凭证实行专人管理并有登记，会计人员轮岗或调离时，必须严格履行交接手续。

(3)完善账务核对制度，对不同账务应定期核对，做到账证、账账、账表、账实相符。

(4)为及时发现经办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问题，要建立内部审计监督体制，经常性地开展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四)对于信息系统存在的风险，通过制度控制手段，在数据传递过程中，减少人为干预，实现信息的事前、事中控制。社会保险费征收数据、待遇支付数据交换，尽量通过与社会保险费代征(代收)、机构专线连接，采取数据不落地处理;基金财务数据尽量由业务系统产生，通过开发内控监督系统和软件，实现监督方式信息化，有效增强事后控制的效率。

二、“内控”制度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目前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单位负责人要高度重视，亲自抓制度建设，随时了解内控制度的执行和各环节履行职责情况。

(2)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要经常性组织参保企业开展业务培训，让广大社保业务经办人员都树立起安全意识，提高工作责任感和防控风险能力，通过法制宣传，起到警示作用。

(3)建立健全“内部控制”队伍建设，采取授课以及座谈等形式进行专业培训，经常开展讨论和交流，提高内控监督人员的业务能力。

(4)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逐级、逐层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充分发挥各级社保经办机构的作用，实现内控监督体系科学化、程序化、制度化。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