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外贸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在我国，推行外贸制是当前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之一，它是国有外贸企业在市场机制下求生存、谋发展的重要竞争手段。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社会分工理论、市场营销概念及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对我国推行外贸制的必然性及可行性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我们认为，对外贸制进行研究，还存在另外一条思路，即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委托形式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现象（asymmetricinformation）入手，对当前讨论较多的几种外贸制形式进行分析比较，寻找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并有利于克服因不对称信息所带来的内在缺陷的较优契约安排形式。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出发，主要以出口为例，对外贸制在我国的推广及优化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对外贸制的基本认识及研究思路
1.为了便于讨论，我们首先将已在国内外实践中出现的外贸形式归纳为三种：形式Ⅰ：直接（又称佣金）；形式Ⅱ：中国现行的出口形式（我们称其为中国式风险）；形式Ⅲ：间接（又称行纪）。其中形式Ⅰ（即直接）系指人（外贸企业）在权限内，以本人（生产企业）的名义同第三人（国外进口商）签订合同，办理进出口业务，并收取一定佣金，人对第三人不承担责任，也不享受权利；而形式Ⅲ（间接）也是国际通行的外贸的一种形式，它指间接人（行纪人）为本人（委托人）的利益和计算，但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国外进口商）签订合同，并收取一定佣金，同时对第三人承担合同中的义务，享受合同中的介入权；最后，形式Ⅱ（中国式风险）是中国现存外贸体制的产物，它的产生系以我国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为基础，并在非完全出于双方当事人（本人及人）自愿的背景下，由人（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订立进出口合同，以帮助生产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显而易见，这三种外贸形式在佣金分配、风险划分及约束法规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为便于后文分析，现将其作一比较并列于下表中：
三种外贸制形式的比较
比较项目风险收益
比较内容(人)(人)
形式
直接(Ⅰ)风险=0佣金>0(中等)
中国式风险(Ⅱ)风险>0相对较小
间接(Ⅲ)风险>>0佣金较高
比较项目约束法规人与本
比较内容人间关系(是
形式否自愿)
直接(Ⅰ)各国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中国式风险(Ⅱ)1991年《暂行规定》及并非完全自愿
《对外贸易法》第13条
间接(Ⅲ)各国民法(或商法)一般自愿
2.进而，我们对当前外贸制的改革与现状谈两个基本认识：（1）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必须以大力推行外贸制作为主要方向之一。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外贸经营的计划体制，大部分外贸业务由垄断的外贸专业公司经营，经营方式以收购制为主，但这种做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其缺陷也越来越突出。对于这点，已有众多文章加以论述，这里不予展开。另一方面，经过试点企业的实践表明，外贸制适合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外贸垄断制解体后的形势，它有利于生产企业扩大对外贸易，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外贸制已被提上外贸体制改革的日程，尤其是1991年，对外经济贸易部门专门制定了《关于对外贸易制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1994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3条对外贸制也做了原则性规定。这都为外贸制在国内的真正实施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2）近几年的实践也表明，外贸制的推广目前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外贸是实现跨国交易的一种较为复杂的方式，它涉及到委托人、人、第三者三方的利益、权利及义务分配问题。因此它的顺利推行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而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序的欠缺恰恰使外贸制这一新事物与旧的外贸经营方式之间的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导致了外贸制难以有效推广。据资料显示，近些年来，外贸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之比重一般在0～5％，很少超过10％，甚至普遍呈下降趋势。
3.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针对外贸制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原因与可能改革方向进行了大量理论探讨，其中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外贸制的形式选择问题。这些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在目前条件下，是否应立即从现行制形式（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或向间接（形式Ⅲ）转换；其二，假定转换条件不具备，则对于现有的形式Ⅱ，我们又应从哪些方面对其进行规范及改善。具体说来，目前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主要顺着以下两种研究思路展开：
思路Ⅰ：法律不规范论。这种思路主要从我国现行外贸制的外部法律环境出发，认为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法律的不规范性及相应造成的行为的不可操作性。首先，这一思路强调有关外贸制的立法相互不协调。根据《暂行规定》，我们当前应选择的形式为形式Ⅱ，而这种选择又缺乏民法基础，因为按照《民法》所给出的形式应为形式Ⅰ。这样就造成实际操作部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形式选择的矛盾性。其次，这一思路认为现存的外贸法规条例对行为涉及的三方（生产企业、外贸企业及外国客户）的责、权、利界定不尽合理。这种不足尤其体现于人的权、责比例不协调。外贸企业在现行外贸制下既不具备间接（形式Ⅲ）中的行纪人所享有的多种权利（如介入权等），又必须承担形式Ⅰ下所不需承担的较高风险。因此，持此类观点者建议可从以下两条道路择一而行：或由《暂行规定》所规定的外贸制向国际通行的间接（形式Ⅲ）过渡，或直接采用民法规定的，依据民法规定的直接（形式Ⅰ）来规范现行制，这样可使行政规范与法律基础相一致。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鉴于目前制形式的冲突，可考虑在修改的统一合同法中规定间接（行纪）合同，使民法规定的直接（形式Ⅰ）和合同法中规定的间接（形式Ⅲ）并行。同时为了避免冲突，对民法通则的制定细则，使外贸的各种形式均有法可依，防止与经济合同修改不一致。
思路Ⅱ：外部条件不具备论。这种思路认为，目前无论采用什么形式的制，其对外部条件都是有一定要求的。而具体到某一给定的外贸制形式，又必须在相应的外部条件下才能得到顺利推行。例如，对应于《民法》所规定的形式Ⅰ，我国目前的外部环境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不具备：一是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尚未取消，这形成了推行直接（形式Ⅰ）的主要障碍，因此加快放开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是推行外贸制的必要条件；二是市场条件及国有企业内部机制不具备。就市场条件而言，国内市场不成熟这一外部条件不利于人与委托人按国际规范的委托方式承担责任与义务；而作为委托主体的国有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由于现代企业制度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也会对制的推广造成相当困难。
以上两种思路分别从法律与外部环境的角度讨论了推行外贸制的现状、问题及改革方向，尤其是在外贸制的形式选择方面作出了具体分析，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认为，外贸制的顺利推行及具体形式的正确选择，除应具备必要的法律规范与外部环境外，还应具备高效率的内在激励机制，而后者涉及到委托制自身在信息拥有、风险安排等一系列因素上的内在结构。因此，关于外贸制形式选择的问题，我们建议还必须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去探讨，以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形式。
三、委托理论与外贸制
（一）不对称信息与委托一般理论。
不对称信息指的是交易的一方参与人拥有但另一方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近些年来，对交易中不对称信息存在的关注已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如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基本事实一样，不对称信息也是一种市场的常态。因此研究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交易的最佳契约安排具有相当实际的意义。
分析不对称信息是通过委托模型来实现的。信息经济学上的委托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法律上的委托，它是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市场。其中：委托人——非知情者（uninformedplayer），处于信息劣势；人——知情者（informedplayer），处于信息优势。非知情者将不得不因为知情者的信息优势付出更大的交易代价。在这里，拟主要利用两种模型，来为我们分析中国现行外贸制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模型Ⅰ：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moralbazardwithhiddenaction）：签约后人所选择的行动以及人所面临的自然状态（为不受人控制的外生变量，如市场状况、交易背景等）是委托人所观察不到的，委托人只能观测到由人行动和自然状态所共同决定的交易结果。而委托人的目标是设计激励合同使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有利的行动。
模型Ⅱ：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selectionmodel）：逆向选择发生于签约前，委托人不知道人的状况、类型及人的私人信息。因此逆向选择模型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种契约设计来获取人的私人信息。
（二）中国现行外贸制（形式Ⅱ）实践中的契约机制缺陷。
运用委托一般理论，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现行外贸制形式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起来，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问题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不对称的放大。在一般的条件下，外贸人拥有国际市场信息，以及自己业务能力、交易磋商的信息，而委托人则不完全拥有这些信息。而现行的外贸体制和制形式扩大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倾向：（1）外贸制中存在着“一顶帽子大家戴”的情况，即由于外贸经营权没有放开，无外贸权的企业挂靠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使合同产生法律纠纷的隐患，同时使委托人认定外贸人的资格和真实业务能力存在障碍。同时使一些信誉良好的人退出市场，不愿做业务，因此这个市场上存在逆向选择问题，这也是外贸制推而不广的原因之一。（2）信息的拥有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几十年来的收购制使生产企业处于与国际市场隔离的状态，在推行制后，生产企业依然处于信息劣势，与国际市场仍处于半隔离状态。（3）现行外贸制中由于委托合同不规范，常以订单代替委托合同，关于人如实报告交易信息的人基本义务，没有在法律上确立下来。同时现行制缺乏补偿条款，使人唯恐交易成功后，委托人甩开人直接同外商签约，因此产生“互不信任”，从而产生机制缺陷下的信息封锁与保密，即会出现前述的道德风险问题。
2.风险分担缺陷。现行外贸制做法使外贸公司垫付资金，且产生所谓“拿1％的手续费，承担100％风险”的状况，而生产企业承担的风险接近于零。由于一些生产企业无外贸经营权，从而成为被动的风险中立者。但人承担全部风险，应意味着委托人只能得到固定收入，其余利润应由人所有。现行做法对费用的计算标准是采用硬性的收费标准，即合同标的0.5％—1％，且一般只能收取费。这种做法实际上使外贸人通过合同所获得的利益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必然导致合同产出与利益的不均衡分配。
3.激励机制的缺陷。根据生产博奕模型来分析，在不对称信息下，外贸制的合同应是一种奖惩合同，根据外贸人的业务水平、积极工作水平进行奖惩。现行外贸制下，由于委托合同不能使人选择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动，同时由于佣金不合理，使外贸人在出现合同纠纷时消极应诉、索赔，从而产生外部效应。从这个角度说，现行外贸制契约设计中，委托人并没有把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建立在外贸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之上。而激励机制应是一个动态系统：一方面人的激励来自于委托人的利益让与，另一方面，外贸人的积极行动增大了合同产出增加的可能性，从而促进生产企业增加对外贸企业的激励。
（三）从委托理论看我国外贸制的形式选择。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外贸制的发展有三种选择：一是改变现行外贸制形式，由形式Ⅱ向直接（形式Ⅰ）发展；二是从形式Ⅱ直接向间接（形式Ⅲ）发展；三是在现行制形式Ⅱ的框架下，完善法规，健全机制，疏通信息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以上三种选择在具体实施中都各有利弊，因此，任何关于外贸制改革的举措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在信息拥有因素及其对应的风险分布权衡利弊，据中国具体国情作出正确选择。以下将就其作出具体分析：
其一，三种制形式优劣比较。
对于直接（形式Ⅰ）来说，由于委托人可观测到人的选择同时也可观察到外生变量（即人所选择的自然状态），且委托人可参与交易磋商的全过程，因此委托合同可建立在人的工作努力程度之上，从而激励相容约束是多余的。委托人可设计强制合同，根据进出口合同及人的工作努力程度确定佣金的支付，因此人没有选择消极工作的余地。这种方式下，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最优合同要求人的收入应是相对固定的，不享受合同的其它利润，但同时也不承担风险。
行纪（形式Ⅲ）与中国现行外贸做法都是以人的名义对外签约，因此人履行委托义务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对委托人的道德风险。然而行纪由于规定了人的直接履约权和介入权及规范了指定价格交易及其余利润归人所有的权利，使人权利和风险都相应增大。由于行纪使人真正成为风险中立者，承担全部风险，且取得更大利益，因此行纪相应地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效率降低的缺陷，对人激励来自于人对自己潜在利益与风险的关注，出于这种内在动力的驱使，人如同为自己工作一样，不会选择消极工作。
以上分析表明形式Ⅰ与形式Ⅲ在克服信息不对称方面较形式Ⅱ而言有相对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照搬国际通行的形式Ⅰ、Ⅲ即可成为解决我国外贸制所遇到困难的一条坦途。这是因为，一方面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形式的固有内在缺陷，无论在形式Ⅰ、Ⅱ、Ⅲ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在形式转换过程中必须对这一问题引起充分重视。例如：现行制下，人常常抱怨他们必须承担100％的风险，而要求尽快推行直接（形式Ⅰ）。事实上，按照米尔利斯阐述的原理，人所承担的风险大小应与其所占有的信息优劣程度成比例。因此可以认为外贸企业目前承担100％风险与其在过程中占有信息绝对优势是相协调的。这样，如果转向直接（形式Ⅰ），如何在降低人风险的同时也降低方在信息上的绝对优势则成为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以上分析的形式Ⅰ与形式Ⅲ均是在理想市场状态下才能较好地解决了保险与激励问题，而在现有中国市场条件下，由于非市场行为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必然会成为交易中不可回避的风险。因此推行国际规范只是努力方向，施行起来还须假以时日。
其二，完善中国现行外贸制：对信息不对称的克服。
如果目前从形式Ⅱ向形式Ⅰ、Ⅲ转换时机尚不成熟，我们应做的就是在现有形式Ⅱ的条件下，努力克服包括信息不对称在内的各种弊端与问题，在这里我们拟提出五个对策。
对策Ⅰ：外贸人资格的认定。对于现行外贸制的人来说，如果其通过某些渠道将自己的类型信息和能力信息传递给处于信息劣势的委托人，则可以实现事前交易的改进。实现信息传递的渠道是：（1）外贸企业传递其无形资产价值，如信誉、政府认证等。（2）委托合同中强调人的法人资格权，以及无法人资格权的违约内容。这样，无法人资格权的人则不会轻易从事此项业务，这也从间接传递了外贸人的真实背景。
对策Ⅱ：应该有效地实现对人的奖惩。按照米尔利斯—霍姆斯拉姆条件，信息不对称下，人的收入应有更大的波动性，因为人的行动不可完全观测，为了实现有效奖惩，可将另一些除人行动之外的其它可观测信息写入合同，如商品的国际市场可比成交价格，以及竞争对手签约价格等，这样委托人对人的激励不仅依赖于产出，还可依赖于此可观测变量。而且当此可观测变量包含有关人行动的信息时，即使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也可达到交易的最优实现。
对策Ⅲ：力图使委托合同标准化，制定共同的合同条件。比如人如实的交易报告义务，就应是合同的一项基本条款，也是人的基本义务。另外，可以制定补偿条款以解决人对委托人不信任而产生的信息封锁问题。从国际实践上看，对制定统一法规及合同标准是一种趋势。
对策Ⅳ：佣金设计应合理化，而不宜采取硬性规定，以实现对人的激励。以德国的贸易业务为例：德国所有行业的平均佣金率为5％，但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佣金率一般为18％，而大宗消费品则为2％。因此借鉴国外做法，我国对机电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尤其不应采取固定佣金形式。同时在中国目前现实下，佣金不仅包括费用，还应包括合同的一部分利益让与，这和人相应承担部分风险是相对应的，同时应以外销合同为基础签定委托合同，以实现对人的有效奖惩。
对策Ⅴ：政府不应局限在仅仅以行政手段强行推动制的实施。因为委托交易方式是通过市场内在要求来推动的。西方的现代商业制之所以盛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和时间的共同作用，逐渐克服机制缺陷而成熟起来的。因此中国外贸制在目前过渡阶段，需要的是政府不断地创造和完善外部条件以向更有效的交易形式发展。具体说来，政府在推行制所起的主要作用应包括疏通信息渠道，进一步下放外贸经营权，建立外贸业务公司的审评机制，界定外贸人的法人资格权，以克服逆向选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借鉴韩国做法。《韩国对外贸易法》中明文规定了只有具有一定业务渠道的人才有从事进出口业的资格。
四、结论
本文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外贸制的现状及改革思路作了具体分析。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在现实国情制约下，如果立即在全国推行出口直接（形式Ⅰ）或间接（形式Ⅲ），则政府部门必须对这一过程必然出现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延伸引起充分重视，采取相应克服措施。目前较为可行的是，在现行外贸制（形式Ⅱ）框架下，通过完善激励机制及风险分担机制，大力发挥政府部门在疏通信息等方面的作用，使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责权利不平衡及相应的效率损失降到最小，从而推动我国外贸制的发展。
【参考文献】
EricRasmusen,(1994),GameandInformation,Cambridge:BlackwellPubisher.
Spence,A.M.,(1974),MarketSignaling,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
第2篇
中国对外贸易论文范文一：提高对外贸易经济论文
一、关于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途径
(一)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
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扩大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产品和农产品出口，进一步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出口商品价格要全面反映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和资源环境代价。鼓励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规范出口秩序，遏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低价竞销和恶性竞争。进一步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抓住当前国际石油价格回落的有利时机，适时扩大原油进口，充实国家石油战略储备。进一步提高进口的便利化程度，适当减少进口自动许可目录产品。抓紧研究进口信贷、进口融资担保等政策，为促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创造条件此外，实施科技兴贸工程，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科技兴贸工程是商务部13项重点工程之一，通过建设一批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运用政府相关的特殊政策，如典型的技改贴息以及新型产品的研发和资助等，在最大程度上的鼓励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以及再创新，进而使得企业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高新技术产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和管理
就目前的形式而言，我国外贸经济效益的提高不外乎是外贸企业利润的提高,因此，在我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转变期职能，即是必从过去的外贸经营者转变为外贸宏观调控者,从直接的行政干预转变为通过汇率、关税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进而通过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和管理提高产品在国际的竞争力，简单而言，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职能必须有所改变，必须要与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简单来说，政府在改变职能后可以起到以下的作用：
1、树立正确的经营指导思想，明确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将一切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2、转换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要逐步推行股份制，朝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使外贸企业真正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道路。
3、开展工贸、技贸、农贸结合，走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道路。
4、抓紧出口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出口，提高外销价格，从而提高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
5、加强经济核算，节省费用开支。
6、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7、提高企业素质，特别是提高外贸工作人员的素质.
(三)以竞争优势导向为主的平衡型发展战略
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来看，出口导向战略是我国的现行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战略，由于该战略使得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并没有与对外贸易数量同种程度增长，这也使得粗放型经济贸易增长方式容易出现，从而影响了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因此，实行平衡型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是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我国的基本情况来看，我国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等资源稀缺，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国外的优秀资源。同时，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正在加强，我国对世界各国的依赖性和竞争性也在逐渐加强。所以，我国还要将竞争优势作为自己的导向，通过增加对外经济贸易，增大就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要根据目前国家的经济的以及国情，因地制宜的制定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也即是应该实际努力的去发挥出我们所具有的资源优势，通过优势导向，吸引国际投资，进而达到发展金融等相关行业的目的。不仅如此，我国政府应该鼓励各企业及个人去培植资本优势，从而去尽快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拉动内需，促进我国的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实现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对外贸易论文范文二：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状况分析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现状
1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结构分析
从历年统计数据来看，浙江民营企业中以劳动密集型企业所占的比重相比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大，这证明了浙江民营企业出口商品的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尤其应加大技术密集型企业比重。2010年浙江出口额居前十位的商品见下表[1]：表2.22010年浙江出口额居前十位商品从表2.2可以看出，浙江省的出口商品以轻纺、服饰、鞋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约占总出口量的31%。这类商品主要是靠其低廉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国际化程度低，使其容易受到进口国反倾销等措施的限制。从下图2006-2010年浙江省主要商品出口情况看(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各类主要商品出口额均有上升趋势，且机电产品所在比例较大。虽然机电产品比重有较大增加，但所出口的机电产品产业链比较短或处于产业链终端，附加值比较低。因此，总体而言，在浙江民营企业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低附加值的产品占较大比重。
2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贸易方式分析
贸易方式主要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与全国及江浙沪等贸易大省有所不同的是，浙江对外贸易形成了以一般贸易为主导的独特贸易方式结构。浙江省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额的比重如下表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1993年至2010年，在浙江省出口贸易中，出口额和一般贸易额都呈上升趋势，一般贸易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75%～82%。一般贸易为主导成为浙江贸易的主要特征。因此，以一般贸易为主导的贸易方式结构体现了浙江拥有发达的区域经济结构，也体现了长期以来浙江外资比例偏小的特点。一般贸易的产品附加值较高，出口企业的利润也比较多，同时有利于创立与推广出口品牌。从收益与成本分析来看，一般贸易更有利于出口企业的创利于发展。目前，浙江民营企业出口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从出口产品发展到输出企业再发展到输出产业集群，已经有许多同行业企业组团前往国外投资，在国外形成了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样不仅可以及时了解当地市场的需求，也能绕开出口国的贸易壁垒。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
受国际环境因素和国内人民币升值压力、企业融资困难、贸易方式、管理模式落后等问题的影响，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局面更加严峻，压力和风险也逐步上升，严重制约了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发展。
1浙江民营企业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品牌效应低
浙江民营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依靠廉价劳动力，控制产品成本以获取竞争优势，真正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很少。出口产品大多是档次低、科技含量低的产品，在越来越精细的国际分工面前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如机电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鞋类、家具等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不少民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产品科研和技术的投入，只计较眼前利益而忽视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同时，浙江民营企业产品品牌效应弱，竞争力不强。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估，2005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中，浙江有45个，品牌总价值为1463.17亿元，而青岛海尔一个品牌价值就达626.43亿元[2]。雅戈尔品牌价值为28亿元，是浙江省品牌价值最大的。在一些消费者眼中，浙江产品就代表着价格低廉，质量低下的产品，浙江的块状经济产品绝大部分还属于大路货甚至低档货。另外，在世界品牌实验室2007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的评估结果中，虽然浙江品牌上榜率为48个有所增加，成为全国第三，但是在品牌价值排行前65名中却没有任何浙江民营企业的品牌。浙江民营企业只顾降低成本，不重视其品牌建设以及品牌意识不强的现象普遍存在。目前，浙江许多民营企业都存在对品牌文化建设资金投入少，品牌文化设计推广度和深度不够，并且缺乏对企业品牌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定位。另外，在品牌文化推广过程中推行的重广告轻品牌的营销手段，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传输品牌文化，造成品牌推广手段单一的局面。以上几种误区，均不利于提高品牌的国际竞争力。
2浙江民营企业资金周转不足、融资困难
浙江民营企业一般都规模较小、资金不足，融资手段和工具还不规范和稳定，银行出于风险考虑，一般来说都不愿意对民营企业提供综合授信服务，并且往往实行业务分批审批，这样以来就很容易导致出现延误民企的商机，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难关。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还是服务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政府项目，不能满足民营企业的融资要求。调查数据表明，有80%的浙江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资金缺口。其中11.15%的企业表示有很大资金缺口，急需融资在通过对企业现有融资主要渠道及各渠道的重要程度调查表明，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仍是目前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民间借款正逐步成为企业融资的一个补充。另外从重要程度来看，自有资金仍是企业融资的最为主要的途径，其次是银行贷款、民间借款。银行贷款虽然是对于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途径，但并非是企业的第一选择，可见贷款难的问题在民营企业中仍属于普遍现象。
3浙江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浙江民营企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但是其盈利模式还是过于传统，依然是四低打天下，即低成本、低价格、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大，浙江省大多数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时都是以仿造为主，遏制了企业的研发能力、创品牌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有句话说的好，一流设备、二流质量、三流价格，企业投入大量的研究开发和装备改造费用，有制造优质产品的能力，却无法在高端市场竞争，只好以中档产品立足于中端市场，最终导致奔驰轿车拉黄沙的现象，这就是浙江许多民营企业的现实写照。由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产品科技含量较低，极大地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促进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的对策
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存在诸如对外贸易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品牌效应低、融资困难等制约和限制性因素。为了进一步促进和优化浙江民营企业对外贸易，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1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实施品牌战略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高新技术向产品转化的速度明显加快，新产品不断涌现的今天，要在竞争空前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保持优势，最重要的在于加快科技进步、发挥科技在产品生产中的关键性作用。与此同时，为了提升国际竞争力，实施品牌战略更是浙江民营企业最有效的途径。浙江民营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主要依靠的途径，一是借船出海，接受国外企业的委托加工，从事贴牌生产(OEM);二是主动出击，从事直接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品牌优势。但是，企业不能只停留在贴牌生产上，因为贴牌生产只能获得低廉的加工费。浙江民营企业要不断地做大做强，必须得主动出击，从事直接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品牌优势。
2扩大融资渠道，提高企业实力
浙江民营企业要解决融资困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整合各方面的资源。首先要加强和改进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风险管理，在强调防范风险、明确责任的同时，建立相应的贷款激励机制，对信用等级优良的小企业可适当发放信用贷款。因此，民营企业必须认识到诚实守信是增加民营企业贷款、融洽银企关系最好的办法，要在社会上树立起守信用、重履约的良好形象。同时，政府也应该为保障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对外贸易构造一个完善的资金扶持系统。只有构建完善的资金扶持体系，同时注重浙江中小型民营企业资金的积累，才能更好地保障其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浙江民营企业过度依赖间接融资渠道，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结构单一的间接融资方式在民营企业自有资本不多、经营风险较大的环境里不仅限制了民营企业的融资规模，而且难以规避企业的道德风险，增加企业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使企业的破产风险增大，所以要想方设法拓宽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4]。
3转变贸易方式，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浙江省科技厅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年底组织人力到省内各地企业进行了调研。其结果表明，那些常年致力于科研开发的创新型企业受经济周期变化影响不大，在经济大环境不利的形势下有着稳定的发展速度。这也验证了科研投入与产出，是呈正相关关系。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拥有世界先进的管理和控制手段，也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如果我们走出去主动与他们合作，实现企业之间的技术优势互补和整合，形成新的技术开发能力，这是发展跨国经营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浙江民营企业应改变主要依靠加工贸易和出口廉价的贴牌商品来取得微薄利润的现状，增强技术自主开发能力，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质量档次，打造国际品牌，制订品牌发展的长远规划，抓好产品的提质创新。为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浙江民营企业必须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拥有属于自己的产品以及核心技术，不断加大科研开发投入，增强技术自主开发能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国际品牌[5]。
第3篇
句法指的是句子的排列组合规则。一个句子表达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每一个词都在句子中充当一个合法的成分，通过判断它在这个句子中的成分，就能准确判断单词的词性。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句子的结构，要确定句子中某个词的意思比较就容易。因此,翻译外贸英语词汇时，首先要判断该词在句中的成分及词性,再进一步确定其词义。如：
1、Theirfirmhavecontractedtobuildadouble-purposebridgeacrosstheriver.
他们公司已签约承建一座横跨大江的两用大桥。（contract在句中做谓语，为不及物动词，与to连用，意为：订合同）
2、Theygotaheavyfineduetothebreachofthecontract.
由于违反了合同，他们受到了巨额罚款。（contract是breach的定语，为名词，意为：合同）
二、根据词的搭配关系确定词义
词语搭配指的是句子成分内部词与词的搭配使用，如名词词组内部中心词（名词）与其修饰语（定语）的搭配，动词词组内部动词与其宾语或状语的搭配等等。因此，当我们确定了其中的一个词义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词的意思来确定与之搭配使用的另一个词的意思。如:negotiable该词在修饰不同的名词时,含义有较大不同,应仔细辨别。
1、ThepartofthecontractpriceshallbepaidinUSDbywayofanirrevocableL/CagainstpresentationbyContractortothenegotiablebank.
该句中的negotiable修饰bank,意为“议付”,应译为“合同价格要根据承包人要求,在议付银行以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方式用美元支付。”
2、EnclosepleasefindanegotiablecopyofB/L.
该句中的negotiable修饰copyofB/L.意为“可转让的”,译为“随函寄上可转让的提单一份,请查收。”
三、根据专业来确定词义
外贸英语函电中涉及各种不同的专业,专业不同,某些词语的词义也就相应的需要调整。因此,根据不同的专业确定词义也是正确翻译外贸英语函电的重要因素之一。如：
discount在外贸英语中意为“折扣”,但在银行业务中,它的意思则是“贴现”。
1、Ifyouorderfor5,000sets,wewouldgiveyou10%discount.
句中的discount意为“折扣”,译成“如果你方能订购5000台，我方将给予10%的折扣。”
2、Weshalllodgea80-daynoteinthebankfordiscount.
句中的discount意为“贴现”,译成“我们要把一张80天的期票提交银行贴现”。
四、使用词的引伸义
外贸英语函电英译汉过程中，在词典上找不到适当词义时，不要照搬词典中的解释硬译。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这个词所含的基本意义，结合上下文和逻辑关系，引申该词的意义，选择较恰当的汉语来表达。当然，这种引申除了单词外，还包括词组，甚至句子。
1、Itisimpossibletopurchasesuppliesateconomicpricesatpresent.
该句中的economic意为“经济”，此处引申为“较低”，译成“目前不可能再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此货”。
2、Inreplytoyourinquiry，wetakepleasureinmakingyouanofferasfollows,providedyourreplyreachesuswithin7daysfromtoday.
该句中的reach意为“递给”，在此处引申为“送达”，译成“为答复贵方询盘，我方报盘如下，以贵方回复在7日内送达我方为有效”。
五、通过词性转换确定词义
词性转换就是译时往往改变英语某些词的词性，来适应汉语的表达习惯。在外贸英语英译汉过程中，有些句子可以逐词对译，有些句子则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就不能逐词对译，只有转换词性后才能使汉语译文通顺自然。
1、Wearepleasetosendyouourquotationforthegoodsyourequiredasfollows.
译文：我方对贵方所需要的商品报价如下。（quotation：英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
2、Yourfaxaskingustoofferyouthesubjectarticlehasreceivedourimmediateattention.
译文：贵方要求我方发盘标题下商品的传真已立刻受到我方关注。（immediate：英语形容词转换为汉语副词）。
词语是构成外贸英语函电的最基本单位，从以上分析和例句中可以看出，翻译时不能孤立片面地去盲目理解词义，我们应该正确引导学生，根据外贸英语函电词汇的独特点，注重培养学生的严谨性和准确性，使学生能准确把握每个词在句中的正确含义，以避免在以后的工作中误译而影响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
【参考文献】
[1]尹小莹等，外贸英语函电[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2]郭著章等，英汉互译实用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3]黄莉娜，商务英语函电英译汉一词多义的选择[N].福建医科大学学报，2003.
[4]江澄，实用经贸英语用法词典[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第4篇
(一)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依存度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外贸发展速度超过GDP增速的情况下，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增加。在此，我们分别用两种方法计算外贸依存度。
第一种算法是用外贸(包括进出口总额、出口和进口)占GDP的比重计算，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算法。按照这种算法，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伊始，外贸依存度只有9.8%，此后持续上升，到2005年已高达63.9%，其中出口依存度为34.2%，进口依存度为29.7%。
第二种算法是外贸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就是工业的外贸依存度，这种算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不可贸易品对外贸依存度的影响，世界银行就采取了这种办法计算和比较各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按此计算，1978年我国工业外贸依存度为22.1%，2004年为152.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78.2%，进口依存度为73.9%。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变化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但不同时期我国外贸依存度增速出现很大差异。1980年到199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由12.6%上升到30%，10年间提高约17个百分点，这段时间外贸依存度增长较快与改革开放初期外贸基数很低有关。1990年到200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到39.6%，10年间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在这段时间内，外贸依存度出现波动，其原因一方面是外贸增长受汇率调整、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内我国外贸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2001年到2005年是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最快的5年，到2005年，外贸依存度上升到63.9%，5年间提高了约24个百分点。其中2003年和2004年是外贸依存度增加最快的时候，几乎每年外贸依存度上升8～9个百分点。这段时间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速度之快是全球少见的。
从外贸依存度变化还可以看到，伴随着长期的贸易顺差，1993年以后，我国出口依存度持续高于进口依存度。如果对两种外贸依存度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工业外贸依存度与外贸依存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1978年，我国工业外贸依存度是外贸依存度的2.3倍，而到了2005年变成2.4倍，变化幅度很小，其主要原因是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比重变化不大。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的原因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既有体制上的原因，又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主要表现为：第一，我国内需严重不足，亟须通过出口来消化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第二，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和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加人世贸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外贸经营主体积极性提高，导致进出口额持续增长；第三，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逐步增加，发达国家不断向我国进行产业转移，我国“世界工厂”的功能日渐形成，促使我国加工贸易快速发展；第四，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造成资源、能源的消耗高速增长，需要大量进口石油、铁矿石等，如2004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就高达45.15%；第五，世界经济持续好转、美元不断贬值等因素也为我国出口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导致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
三、外贸依存度的快速提高对中国的影响
外贸依存度快速增长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加国际化，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分工不断加深，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不断加强，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国际贸易规模迅速膨胀，各国的外贸依存度总体上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因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来势迅猛，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大幅度攀升也是一种必然。外贸依存度大幅提高带来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走向与国际接轨的道路。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属于中国自身，而且属于世界，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具有了较强的国际层面意义。
第5篇
2006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经常项目顺差2409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2177亿美元，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仅为100亿美元，可见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是货物贸易账户顺差）已远远超过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成为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的主要来源。持续顺差显著干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1.持续顺差制约了央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自由度，成为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
在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持续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占款导致央行被动发行基础货币。近年来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大使购买外汇已经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以2006年为例，外贸顺差1775亿美元，按年均汇率央行投放基础货币14149.9亿人民币，以货币乘数为5计算，派生货币总量70749.5亿元，约占2006年货币供应量（M2）的五分之一左右，可见现阶段的流动性问题与顺差形成的外汇占款对央行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制约直接相关。
2.持续顺差使“对冲”操作产生副作用，削弱了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对于外汇占款形成的高额人民币被动投放，央行常用发行央行票据方式进行对冲干预，初衷是减少流动性货币。但是，大量、长期的顺差会导致大规模的对冲，从而产生诸多难题：一是发行央行票据要支付利息，每年数万亿的票据发行使央行为对冲操作支付一笔不菲的成本；二是央行的对冲操作带有很大的被动性，面对顺差导致的巨额基础货币投放，央行的对冲操作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三是对冲规模激增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短期市场利率上升的副作用，四是持续顺差难免会给国际投资者形成很强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刺激外汇大量涌入，从而又抵消了对冲的政策效果。
3.持续顺差增加了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和风险
持续外易顺差形成了巨额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率、汇率波动十分激烈的背景下，过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会使国家财富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给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管理带来难度。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主要是美元，近年来美元汇率持续走低，使较大比例持有美元的外汇储备的缩水不可避免。也使我国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若为了改善币种结构而大量抛售美元，必然会对周边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导致国际汇市恐慌，美元汇率暴跌；若不改变现有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不抛售美元，又将导致本币升值压力增大，刺激外汇储备更快增长。为减轻外汇储备对国内货币市场影响，央行必须通过回笼现金或提高利率方式来减少货币供给，但这恰恰会拉动本币升值；反之，为降低升值压力，央行如果增加货币供给或降低利率，这会使本来就因外汇储备而很宽松的货币市场雪上加霜。
二、外贸顺差只能疏导，不能抑制
由于持续顺差的负效应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部分学者提出了“压顺差”的观点，寄希望予“压出口”达到贸易平衡。笔者以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外贸顺差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采取抑制顺差的调控政策恐怕难以生效。
1.中国现阶段外贸顺差持续的原因
导致中国外贸持续顺差的因素有很多，如产能过剩、国际产业转移、进口替代能力增强等等，这些因素均可归结为两个根本原因：高储蓄率与加工贸易。
(1)高储蓄率与外贸顺差
按照宏观经济学原理，外贸差额应与储蓄与投资之差相等。即X-M=S-I，这里的S是宏观意义上的国民储蓄，是一个流量指标。企业利润、政府预算盈余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都属于宏观意义上的国民储蓄。居民、企业、政府三个部门的国民储蓄形成国内投资的资金来源，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部分形成经常账户的盈余，其中主要是贸易顺差，所以国民储蓄越是大于国内投资，贸易顺差就越大。中国近年来一直呈现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企业储蓄率“三高”局面，并且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储蓄是一定要转化为投资的，国内吸收不了的储蓄就决定了中国必然以出超的方式将资本借给存在储蓄缺口的国家，从而形成对外债权。所以，高储蓄率是外贸顺差的根本原因，可以预见，只要国民储蓄率高于投资率的情况不变，贸易顺差就将延续。
(2)加工贸易发展与外贸顺差
加工贸易迎合了产品内分工的国际化要求，而中国也具备产品内分工的禀赋优势，如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因此产生了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加工贸易作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形式得以迅速发展，正在形成以中国为加工中心，以东亚为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方，以欧美为核心的技术研发方和主要市场的新的产业链，特别是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现与参与的加工贸易占出口的半壁以上江山。加工贸易的发展，是构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推动因素。因此，加工贸易积累的贸易顺差可以理解为使中国经济开放成长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可持续现象，具有经济合理性
2.抑制顺差的调控政策难以奏效
加工贸易造成的贸易顺差很难通过宏观调控政策解决。加工贸易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产物，是中国重点发展的贸易方式，目前，国外的投资正往高新技术方面不断增加，说明产业转移还没结束，这一经济结构还将持续。况且，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也需要加工贸易的继续推动。
对于高储蓄率问题，根据X-M=S-I等式，实现经济均衡可以有三条路径：增加投资、降低储蓄率、提高进口。
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处于世界的较高水平，宏观调控的目标经常是要管住投资率上升，所以，不可能通过政策性鼓励投资增加来减少顺差。
形成高国民储蓄率的原因有文化因素、转型因素、保险市场不发达、流动性约束、生存性消费习惯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绝非能够靠经济政策在短期内改变，只能随着彻底的经济转型而变迁。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具有预防性储蓄特征，如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这些消费需要以相当的储蓄为前提，因此，用刺激消费来降低储蓄率，减少顺差的政策很难奏效。
通过“高进高出”，扩大进口的方式能否平衡顺差呢？以扩大进口方式降低顺差，等价于用一般贸易逆差来抵消加工贸易的顺差，对于一般贸易的顺逆差情况，国际市场的自主性调节是高于我国政府的政策干预的。2005年和2006年的实际情况是一般贸易均呈现顺差且不断增大。尽管政府已强调要适当增加资源、能源和原料性商品进口，鼓励扩大高技术和先进设备的进口，但是，希望进口的商品往往受国际市场供给约束和出口方的限制，进口增长的速度不会太快。在可以预计的未来较长时间里，中国仍将是全球商品的供应国而非需求国，所以通过扩大进口抑制顺差的政策效果可能也不大。
三、外贸顺差背景下的政策建议
基于外贸顺差在现阶段具有必然性并仍将持续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1.调整外汇储备制度
(1)积极管理外汇储备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是央行既持有储备又经营储备。从信托角度讲，相当于集受托人与托管方于一身，这样具有潜在的道德风险。借鉴国际上和东亚储备管理的基本框架，可以按照“安全、灵活、保值、增值”的外汇储备管理原则，将储备分为投资头寸和流动头寸两部分。央行持有流动头寸部分，用于满足支付和稳定货币政策的需要。投资头寸部分由新成立的中国外汇投资有限公司按市场化方式管理和运作，可用于国内外（主要是国外）投资参股，更具有增值、盈利的倾向。对于从央行置换外汇所需资金，可以通过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或中国外汇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中长期债券获得。这样，过量的外汇储备将由专业投资公司“疏导”到境外进行投资，而过量外汇储备导致的人民币放款也回笼到央行手中，不断积累的外贸顺差对常规货币政策制约的矛盾便能得以缓解。
(2)放宽企业及个人用汇政策，扩大技术创新用汇量
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过量的重要原因是现行的结售汇制度。我国汇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意愿结汇、藏汇于民，但是，完全的意愿结汇需要资本项目放松管制，现在条件还不具备。可以遵循渐进法则，逐步放松外汇结汇制度，允许部分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自愿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资产，这可以减轻贸易顺差给央行造成的外汇占款和对冲压力。
通过制定一些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利用外汇资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支持个人到技术先进国家学习和深造。还可以动用现有的外汇储备向本国企业进行实际项目注资，让被注资企业以外汇购买国外的技术和设备。也可以动用现有的外汇储备收购某些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等。
(3)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黄金储备
当今世界上，黄金仍然是最具魅力的保值增值投资工具。在金价稳中有升，美元未来走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黄金储备，不仅有利于抑制因美元贬值而导致的外汇储备缩水，而且进口黄金可以减少外贸顺差。
2.调整开放策略，扩大内需
(1)运用税收杠杆，调整外贸顺差
适当改变长期以来坚持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开放策略。减少和取消出口退税方面的优惠政策，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和取消其他进口限制性措施，从而实现进出口贸易差额的缩小。
(2)从战略上改变外贸依存度偏高，储蓄率偏高，内需不足的状态
内需不足是外贸顺差的重要因素之一。遗憾的是扩大内需的口号喊了8年多，居民的最终消费率还是偏低并且下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5年的52.1%，社会分配不平衡，20%的人占有80%的储蓄，这种储蓄结构决定了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率偏高，从而导致对外需的过度依赖。
必须把扩大内需问题上升到战略层面来规划：应加快和完善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为扩大内需创造条件；进一步促进和完善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储蓄转变为多元化的金融资产，实现储蓄、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摘要]本文从我国现阶段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现状出发，揭示了多年累积的外贸顺差产生的负效应，特别是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冲击。分析了外贸顺差的原因及其存在的必然性，提出了疏导外贸顺差的政策建议：调整外汇储备制度，运用税收杠杆，调整开放策略，扩大内需等等。
[关键词]货币政策结售汇制度外汇投资公司
从1994年至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已连续13年呈现顺差，2007年这一势头仍将保持，这固然令人可喜，但亦是喜忧参半。贸易顺差的规模之大，增速之快给经济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难题：不断积累的贸易顺差对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产生很大冲击，反过来，企图抑制顺差的宏观政策措施却又难以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贸易顺差如何“疏导”成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金柏松:《对扭转外贸顺差持续扩大的建议》[J].国际贸易论坛,2006(4）
[2]何凡等:《外汇储备的积极管理：新加坡、挪威的经验与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6(6）
第6篇
我国的外贸制度历经二十多年的历史演变，在摸索中不断吸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制度的精华，在坎坷发展中不断充实。八十年代以前，我国对外贸易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经营、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这种外贸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避免贸易逆差，有利于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中各种不稳定因素隔离，起到保护国内尚处于幼稚的民族工业。我国的外贸制度与我国外贸改革实践密切相关而颇具中国特色，其不同于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任何一种法系的制度，但同时又体现了两大法系相互融合的趋势。
2我国现行外贸制度的缺陷
(1)政策法规的滞后严重阻碍了外贸制的推广。我国外贸是以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为基础而制定的，长期形成的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垄断以及不透明的贸易政策，与国际上贸易的一般要求有较大差距，不利于推行制。同时我国也缺乏推行外贸所要求的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有关规范外贸制的法律、法规、规章相互之间缺乏统一和协调，甚至发生矛盾和冲突。在外贸实践中就表现为行为很不规范，国内纠纷频繁，对外则难以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造成索赔困难。
(2)市场体系不够完善影响外贸制的推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够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还未普遍建立起来，部门、行业垄断还未有效清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不够理想，推行制的配套服务(信贷、税收、结汇、商检等)也不完善，使外贸机制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3)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对推行的意义认识不够。外贸企业普遍认为进行外贸自己利少责大，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出口指标，有的还把推行看成是在目前资金紧张、退税滞后、出口下降、亏损严重局面之下的一种摆脱困境的权宜之计。这种偏差认识实质上是工贸双方对权利义务设定失衡的反映。
(4)外贸企业本身实力不强直接阻碍了外贸制的推行。由于我国外贸企业都是外贸垄断下的产物，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存在不少问题：自有资金比例较小，企业基础薄弱;业务范围狭小，经营模式单一;企业管理者素质不高，管理水平低，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经营成本大，效益差;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差;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政策性亏损及经营上的盲目性，相当多的外贸企业的经营已非常困难，有的已经资不抵债。
(5)外贸中的行政干预性强。实践中表现为：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的合作大都不是自主选择。外贸企业尚未普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企未完全分离，产权不清，企业无经营自;行政部门严格限定的收费标准，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地方政府不顾外贸企业经济效益，对其规定硬性出口创汇指标，使其经营的非理性化现象更加突出。
3改善我国外贸制度的建议
3.1统一外贸法律法规
虽然目前调整外贸制的法律法规、规章有《民法通则》、《对外贸易法》、《合同法》及《暂行规定》，但在规范方面它们存在冲突，这严重影响了外贸制的推行。具体可作如下处理：
(1)先制定《民法典》。针对《民法通则》立法滞后的实际情况，首先，应扩大民法的法律概念，立法时要有前瞻性，针对种类越来越多，的特征越来越复杂，须为给出一个更广的定义，并对其基本特征加以明确界定。其次，要实现外贸制度和其它制度的统一。
(2)废止《暂行规定》并删去《对外贸易法》中的条款。目前《暂行规定》从其内容来看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其效力来看，层次太低，也不能适应推行制的要求，应予废止。而《对外贸易法》为行政法，外贸属民商法效力范围，按照西方国家法律体制，《对外贸易法》是贸易管制法，不涉及私法条款，而且其规定不仅简单，甚至连“”字样都未出现，没有民商方面实质规范作用。
(3)制定《合同法》实施细则。《合同法》的制定，借鉴了大陆法系国家的行纪制度和英美法的隐名、身份不公开的规定，也吸收了《公约》的合理成分。相对《民法通则》而言，其对制度方面的规定有了较大的完善，不仅弥补了原外贸制法律效力的不足、拓宽了的内涵同时也平衡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3.2扩大内涵，引入新的制度
我国《民法通则》借鉴了大陆法中的直接制度，但因为没有引入行纪制度，因此概念太窄，无法适应实践的需要。鉴于我国法的现状，扩大我国的内涵确有必要，只有扩大的内涵，才能为制度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与扩大内涵相适应，我国应重新调整法律体系，并引入新的制度，比如可以直接采用大陆法的直接制、引入行纪制度(间接)、吸收英美法中委托人身份不公开的合理部分等。
3.3增强外贸企业自身实力，促进制的健全和推广
我国外贸公司应以国际上通行意义上的以合理分工为原则、以追求效益为动因的工贸双方长期的稳定的外贸为依据，不断提高创新技术，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3.4减少政府干预，完善市场体系
(1)逐步取消外贸审批制。
目前我国的出口仍以审批制为基础，外贸经营权的取得，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政策需要及考虑各方面因素进行审批的，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来确定有权经营外贸的公司，无形中保证了其业务，确立了外贸企业的垄断地位，这与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竞争环境不一致，这样也会使行为不是从经济角度来运作，仍然笼罩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但是根据我国国情应随着时机的成熟逐步取消外贸审批制。
(2)进一步强化政企分开，排除行政干预。
目前我国很多国有企业仍是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仍是政府的附属物。很多地方对出口企业和外贸企业下达了出口创汇的硬性指标，这使企业不能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选择经营方式。造成有外贸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在经营方式的非理性选择，不惜成本和不讲效益的盲目追求自营出口。政府不合时宜、不切实际地对费的限制性规定，也影响了外贸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应加快外贸企业的改制，以法律、税收为主要手段加强宏观管理，排除政策性干预。
(3)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加强政府的服务功能，塑造统一市场。
第7篇
传统的比较优势概念源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比较优势系指各国在土地、劳动力及金融资本等有形资源禀赋上存在着差异，而使一个国家可以在某类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形成比较生产费用优势，据此说明其参与国际分工的依据和条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该理论的缺陷在于：生产要素仅局限于土地，劳动力及资本等有形资源要素上，没有考虑知识、技术、商誉等后天累积形成的无形资源要素会对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形成比较生产费用优势产生重要影响，也不可能考虑以产业政策为主要调控手段的政府有效干预是影响比较优势变化的重要因素，是后起国提升比较优势，重塑国际分工形象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日本、韩国的兴起就是一例。
2.比较优势和外贸竞争力
外贸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外贸的企业向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从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变化可以看到比较优势仍然在外贸竞争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中国而言，劳动力丰富而低廉，这正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所在。因此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由劳动密集型产品构成。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一定是具有竞争力的，就一定能够打入国际市场了。理论上可以想象，在一个两各国家的世界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其贸易伙伴的市场上是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在一个多国世界中，如果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或生产技术完全不同，各自都生产一种不同于其它国家的产品，这种产品同时也是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然而，各国的要素禀赋或者生产技术并不会完全不同，因此各国生产的产品常常是相似或相同的。当几个具有相似比较优势的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出口相同产品时，哪一个国家的产品能在该市场上取胜就取决于竞争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了。
竞争力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因此，在一个多国家、多要素、多商品的世界里，一个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并不必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竞争力，以我国输往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的产品来看，总体上根据比较优势我们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由于我们出口的这些产品大多数还是粗加工低档次的产品，主要依靠低价竞争，因此我们的产品一方面面临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相似产品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又常常遭到发达国家的倾销指控。总之，从整体上说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意味着劳动工资成本相对较低。不可否认，我国的纺织业具有先天的资源比较优势，然而以上优势属于低层次优势很容易被取代和超赶，近年来我国工资水平有了较大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单位产品所耗的劳动力成本有上升趋势，劳动力工资成本己经超过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国等国家。我国纺织业目前竞争优势缺乏。长期以来纺织业单纯依靠价格优势，忽略了技术创新，缺乏技术优势；我国的纺织品，很少有自己的品牌，更不要提国际知名品牌，缺乏品牌优势；虽然从1999年以来，纺织机械的进口一直维持在20%以上，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装备落后，自动化程度不高，缺乏硬件方面的优势；管理水平不高、专业人才缺乏、研发创新能力不足、营销网络不健全，缺乏软件方面的优势；工厂规模小，缺乏内部规模效应、产业集群不够，缺乏外部规模效应；信息不灵，市场敏感度不够，缺乏对市场的快速反应机制，并不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没有竞争力的，但是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并意味着它会自动具有竞争力。
3.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飞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公司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一国兴衰的报本在于国际竞争中是否赢得优势，它强调不仅一国的所有行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并且要形成国家整体的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的取得，关键在于需求条件、要素条件、相关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者四个基本要素和机遇及政府行为两个辅助要素的整合作用。
4.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战略措施——提高外贸竞争力的战略措施
(1)发挥比较优势是实现竞争优势的基础。比较优势认为，产业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充裕程度。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还是以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论。其假设前提都是各国的生产要素不可流动，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生产要素方面的天然优势不再被一国所有；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进、替代、培养；随着人力资本的投入，发达国家的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日益提高，克服了数量上的不足；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产业内贸易、差异化产品快速发展。比较优势退位，竞争优势表现在依靠抢先投入发展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依靠长期积累并持续对设备、技术、R&D投入获得的技术优势；依靠个性化产品、个性化服务所获得的差异化优势；依靠长期在营销上投资而获得的优势；依靠持续的创新改善、升级换代获得的自我提升优势；依靠政府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的外部环境优势；领先独特的管理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优势；依靠挑剔的消费者和有力的竞争对手带来的压力优势；依靠网络信息、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对市场敏感而做出瞬间反应优势等。对于我国来说，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发挥比较优势，有效利用资源，为增强外贸竞争力创造条件。这也等于相对提高了资本及技术资源的丰富程度。资本积累多了，并逐步由相对稀缺到相对充裕，就可以较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资源、技术及产业结构上的差距，从而加快了资源及产业结构的提升，增强了产业的竞争优势。相映之下，不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则这些产业不可能较经济地，并在较短时间内产生竞争优势。如中国的骑车业、电子信息产业以目前状况很难进入国际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积累，渐进的过程，知识经济的来临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契机，更是双重压力（工业经济体系的完善及知识经济带来的产业变革）和更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发挥比较优势，稳步前进才是提高竞争优势的捷径。
（2）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外贸竞争力提高。政府要为企业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在确保强有力的竞争，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方面扮演积极角色，政府最根本的角色是信息提供者。国家是企业最根本的竞争优势，因为国家能创造并保持企业的竞争条件，国家不但影响企业所做的战略，也是创造并延续生产与技术发展的核心。按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源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者，机遇以及政府行为六个因素。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前四个基本要素可能很长时间才能孕育成熟，所以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此，我认为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发展教育产业，积累人力资本。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提高熟练劳动力的比重是提升比较优势的关键环节。对我国来说，技术、知识是稀缺生产要素，知识经济的来临使智力资源成为发展经济的战略性资源，要提高外贸竞争力，就必须通过劳动力素质和技术创新来提高效率和开发新产品。而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投入不足，教育投入占国民收入总额比例为2%-3%之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3.5%,造成人力资源匮乏；我国在全部劳动力人口中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存2.8%,受初中以下教育者为86%；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场所，高等教育投入更为不足。因此，我国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具体如增加劳动力进行终身教育和培训机会；改革教育体制，在培养“通才教育”的同时，注意培养创新精神，这对于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企业家阶层，对于提高基础研究水平，自主开发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增加科技投入，促进企业的自主研究与开发。我国技术开发能力低下是制约外贸竞争力的因素，而技术开发能力低下除了企业规模小，劳动力素质不高外，R&D投入严重不足，如R&D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1996年为0.5%，同期发展中国家为1%，发达国家为2%。按波特的观点，先进要素在竞争优势中起决定作用。先进要素不同于自然赋予的基本要素。先进要素是个人、企业及政府投资的结果。为培养先进要素，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创造一种有利于先进要素生成和循环转化的环境。因此，除了加人教育投入外，政府还应该加大R&D投入，支持企业的研究与开发，促进企业进行创新。
第三，制定产业倾斜政策，保护关键产业及新兴产业。政府要为企业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确保强有力的竞争。对于关键产业及新兴产业，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如关税保护、出口补贴等方式。高技术产业对于改善中国产业结构，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起着重大作用，政府应对这些产业战略性扶持。就当前来说，为取得或保护在一些高科技产业或关键性产业上的优势地位，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了多种扶持政策和保护措施，仅美国而言，就频繁使用了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单方面的贸易制裁等手段。我国为了尽快提高外贸竞争力，有必要对一些技术含量高、外部效应大的高技术产业，进行适当的、一定时期的保护，建立有效的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如，应继续对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实行退税优惠，扶持其出口，加速国内产业结构向高科技化发展。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发达地区由于工资成本上升，逐渐失去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我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发达地区率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同时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充分利用我国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参考文献：
[1]陈春宝.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外贸竞争力.东北财经人学出版社，1997.
[2]黄顺荃.走向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8篇
[关键词]外贸企业困境人民币升值
近年来，受人民币升值、外部需求放缓、国际原材料、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出口企业纷纷陷入困境。据统计,2008年6月份我国出口总额1215.3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6%，增速大大低于5月份的28.1%。6月贸易顺差21.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0.6%。这其中，下滑最为严重的为纺织、服装行业。
一、外贸企业面临的主要困境
1.美国次贷危机
自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使美国保持的几年经济增长转而衰变为经济的滞长，甚至是衰退。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的经济衰退让世界经济深受影响。这对我国出口贸易行业影响巨大。据广州海关的统计显示，2008年上半年，广东对美出口355.6亿美元，同比增长5.6%，远低于同期广东外贸出口13%的总体增速，也低于2007年上半年广东对美出口13.4%的增长速度。其中，继今年2月后，6月份广东对美出口再次出现同比、环比双下降。单月出口额64.5亿美元，同比下降1.9%，环比下降0.6%.按行业来看，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和玩具出口则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同比分别下降27.3%、12.8%和3.7%。
2.世界性通货膨胀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了美国经济急速衰退，又导致了美元的走弱，而美元的走弱加上国际炒家的炒作，导致了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又推动了钢材等能源价格飞速上涨，这样从给国内带来了生产原材料价格的飙升。这样给我国外贸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以钢材为例，2007年，全国30个主要城市、五大品种的钢材平均价格为4316元/吨，2008年1月，这一价格就上涨到了4966元/吨，而到5月末，价格迅速攀升到6207元/吨，比去年同期上涨近5成，绝对吨价提高了2053元。除钢材外，塑料、木材、包装纸、人工等成本也都在涨。
3.贸易保护主义升温
美国经济衰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这对我国对外贸易环境造成日益不利的影响。以浙江嘉兴为例，2008年1至6月，嘉兴市遭遇来自欧盟、美国、印度、乌克兰等9个国家和地区提起的反倾销共18起，直接涉案金额1.1亿美元，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350%和1088.3%。在这18起反倾销案中，机电和纺织是主要涉案行业，其中机电产品涉案7起，纺织品涉案6起，分别占涉案数量的39%和33.3%。而从案源地看，美国、欧盟、印度是前三大案源国(地区)，共涉案12起，涉案金额8998万美元，分别占涉案数量的66.7%和涉案金额的81.8%。
4.国家对外贸优惠政策的取消或减少
随着这些年我国对外出口的急剧增加，多年来累积的外贸顺差使得外汇储备越来越充足，数量已达世界第一。在这些庞大的外汇储备背后，显示了进出口贸易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容易引起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金融风险等问题。为此，国家对外贸易的政策和重心作了些调整。虽然仍重视对外贸易，但已不再单纯把创汇作为国家的最主要目标，而越来越追求经济效益。鼓励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输出，限制或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家除按规定取消出口补贴，一些优惠的政策也在逐步减少，如在税收方面，经过对外贸出口退税的几番调整，很多产品的退税大幅减少。这些措施直接影响到企业产品出口的收益。同时由于国家信贷政策从紧，银根收紧，企业资金链绷紧，提高了融资成本。自2007年3月18日以来，银行贷款利率已先后上调了6次，已从6.39％调到了7.47％，增加了1.08个百分点，上调幅度达16.9％，仅此一项，企业每年就要增加财务费用约2000万元。
5.人民币升值因素影响
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保持波动上升的趋势。近3年来人民币升值20%左右。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出口收入减少、利润及竞争力下降等风险，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一定挑战。据报道，目前出口大省浙江、广东等地工业经济在高速增长多年后，正呈现拐点。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企业利润率大幅下滑，面临生存困境。
6.新的《劳动法》实施后提高了劳动力成本
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企业的劳动成本大幅上升。据资料显示，纺织行业的平均工资为全国制造业平均工资的70％，因而近年来，纺织企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在各地区普遍出现，招工困难，企业用工稳定性差，劳动力成本上升。
二、我国外贸企业走出困境的对策
1.必须加速创新，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
我国目前外贸出口的总体格局是，加工贸易占的比例大于一般贸易，依靠劳动力优势出口的产品比例过大，结构不合理，比如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纺织业和一般浅加工的机械电子产品等。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的加工制造中心，很多产品从海外转移到我国进行生产转而出口，表面上使我国出口量大幅增加，但是，我方从这些产品出口中获取的实际上是一点微薄的加工费而已。就拿产量和出口量都很惊人的电子产品来说，一般只有5%，是该品牌或核心技术拥有者利润的十分之一。这种现象给了我们很大警示，即应该在传统优势的产品上作出调整，进行深度开发，从技术含量、所用材料以及服务等方面提高附加值，逐步扩大中高端产品的比例；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进行潜心研发，多生产些原创性的、有特色的产品，把这些作为提高产品出口效益的主要措施之一。
2.加大品牌力度，实施品牌战略
品牌对促使企业产业升级、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进行品牌销售是我国外贸发展的趋势。这些年的广交会上，也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用自己的品牌出口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是我国政府鼓励和推动的结果。当然，要创建一个世界知名的品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需要多年的培育和累积之外，在以自有品牌为主的前提下，适当引进使用外来品牌，大力借鉴和吸收国外著名品牌开发管理的成功经验，借船出海，逐步成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如联想成功收购IBM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加强对自主知识的创新和保护对目前中国的企业显得尤为重要。培育出一个好的品牌需要动用各方面的资源，企业必须学会在贴牌和模仿技术的同时，努力开发自主技术，创新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利用创新的技术生产国际高端产品，通过产品打造世界品牌。
3.政府辅之以相关经济政策
政府利用税收、财政、信贷、利率等各种经济杠杆，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调节各项对外贸易。例如，对于创新试点企业，应该在研发、技改等方面为其提供贷款贴息或无息贷款，在出口贸易方面提高出口退税率，甚至提供国家发展专项基金等等；对于部分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则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其出口过快增长，包括采取下调或取消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提高出口暂定关税等措施。同时，规范外贸经营秩序，在政府指导下，借助行业组织力量，抑制出口企业竞相压价和进口企业哄抬价格现象，这将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
目前尤其应拓展融资渠道，建议出台地方法规，成立服务和专管机构。如受困资金压力的浙江省正在想尽各种招数应对目前中小企业面对的资金困境。继在全国首家宣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之后，浙江工商局、浙江银监局与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制定了《浙江省股权质押贷款指导意见》，以股权质押的方式拓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以往融资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不动产抵押贷款获取资金，而很多企业由于不动产已做了抵押再想进行二次融资非常困难，企业对股权质押融资有着强烈的需求。为此，自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浙江工商局就开始研究部署股权质押贷款相关措施，2008年6月，浙江出台了《公司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和《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
4.防范外汇风险
近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外贸企业对外汇风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很多潜在的风险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些外贸企业认为汇率风险变动是天经地义的事，从而使一些外贸企业屡遭汇率变动的风险。外汇风险防范是外汇资金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良好的外币资金管理不仅可以避免风险，还可以优化企业的资产结构和质量，企业必须学会适应汇率变动的经营环境，做好外汇风险防范的准备，以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在此情况下，就对外贸管理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课题，在全面掌握企业外币收支的前提下，不仅要准确、及时地预测汇率变化趋势，还要准确地判断意外汇率波动对公司将来现金流量的影响，并在意外汇率波动之前准备好最佳的应对策略。
首先，企业应正确选择计价货币。在出口时力争选择硬货币作为结算货币，在进口时选择使用软货币。其次，在具体结算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汇率的变化适当调整收付时间。即在外币坚挺的时候，对外币的应收账款应延期收回，应付账款则应提前支付;当外币疲软时，外币应收账款便应提前收回，而应付账款当力争延迟支付。当然，如果企业的规模比较大，在进出口市场多样化的情况下，能够设法采取不同种类的货币组合起来进行结算的话，外贸企业的交易风险就可以相互抵消，这样不但可以消除外汇风险，而且可以降低保值的成本。
企业应加强与银行的合作，依托银行专业的财务顾问和理财顾向来化解和规避市场风险。目前我国可利用的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工具主要是通过各商业银行所开展的外汇业务。如利用远期外汇业务、掉期外汇买卖、外汇期权。虽然我国已经开始提供多种外汇业务，但目前的交易币种和交易规模尚不能充分满足企业的需求。因此我国应该学习国际上风险管理的先进管理模式，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推出新的外汇交易品种，以拓宽外汇风险规避渠道更有助于企业进行外汇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刘舒年:国际金融[M］.北京:对外贸易出版社，1997:145
[2]曹垂龙:新汇制下我国涉外企业规避汇率冈险之方略[J].商业研究，2007年8月
第9篇
一、我国面临的新一轮贸易保护现状及遇到的问题
在世界贸易组织强调推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不断调整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措施的形式，其中，非关税壁垒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方式。这主要包括：
(一)反倾销。在各类贸易壁垒中，反倾销是我国遭遇最早、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措施。根据世贸组织即WTO统计，自1995年以来，共有40多个VeTO成员国对我国出口商品发起过反倾销调查，立案总数超过3000件，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超过2000件。当前，国际反倾销案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反倾销案件数量近年有所下降。第二，发展中国家发起反倾销案件数量增长迅速。在WTO成立前，反倾销案件的绝大部分均由发达国家发起，WTO成立后，发展中国家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迅速增加，目前在全球案件年度数中所占比例已超过发达成员国，在2005年超过70％。第三，反倾销调查针对的目标仍集中在少数国家。据统计，全球反倾销调查针对的前8位分别为：中国、韩国、美国、中国台北、日本、印尼、印度、泰国。中国仍是国际反倾销措施针对的主要目标。
(二)反补贴。美国和加拿大是利用反补贴措施最多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已成为当前贸易保护的新热点。我国遭遇反补贴调查的突出特点是：第一，来势猛。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10起，反倾销反补贴再调查4起，另有2起正在立案前磋商中。第二，影响大。反补贴调查不仅直接影响我国涉案企业出口，而且也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制度的挑战。如果这些指控被认定为补贴，不仅会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损害我国国际形象，还会影响双边经贸关系，使我国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更复杂。此外，波及效应强。一方面，一个反补贴裁定中的补贴项目往往成为后续对我国反补贴的证据，从而引发更多新的反补贴调查。另一方面，美、加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的做法，容易引起他国跟进。据WTO统计，最近几年全球反补贴案件数量呈波动性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WTO成员对其他国家政府进行调查通常持审慎态度。但对中国而言，这种趋势恰恰相反，近年来，我国是全球遭受反补贴最多的国家。第三，不公平。美国在对华反补贴调查中存在许多违反WTO规则之处，使中国企业遭受极不公平的待遇。如，在铜版纸初裁中，美方在已考虑补贴因素对国内产品正常价值影响情况下，又计算一个反倾销税，给中国企业带来双重负担。
(三)美国337调查。美国337调查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简称ITC)针对不公平的进口行为，主要是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的做法。337调查逐渐成为美国遏制我国具有一定出口潜力，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对美出口的重要手段。美国对华337调查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调查案件数量迅速增长。从1975年美发起第一起337调查至2007年10月，美国共对我国发起75起337调查，其中，60起案件是2002年以后发起的，占全部对华案件总数的80％。2007年1月至10月，这一发展态势更为明显，美总计对我国发起14起337调查，占美同期立案总数的50％以上。第二，我国成为首要被调查国。上世纪，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一直排在被调查国家或地区的前三位。自2002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遭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地区)。第三，受影响的行业和产品集中。在美国对我国发起的337调查中，88％以上的案件涉及专利，仅有小部分涉及商标和外观设计。其中，机电产品成为重灾区，60％以上的案件针对机电类产品。第四，申请门槛低但制裁措施严厉。337调查中，原告无需证明侵权产品对其造成损害即可申请337调查，极大减少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此外，原告可不仅针对列名被告，而且可针对所有相关进口产品向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普遍排除令的请求。在美对华发起的337调查案件中，47％的案件原告都申请了普遍排除令，企图将中国产品全面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据WTO统计，从1995年至2007年5月31日，各成员国通报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计23897件，其中技术性贸易措施16974件，占总量的71％。由于这些技术性贸易措施有涉及面广、隐蔽性强、技术性高等特点，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长期的影响，特别是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带来不利影响。2005年我国出口企业遭遇技术壁垒的比例达到15.1％，22大类出口产品中有18类遭受直接损失，金额达691亿美元，占全年出口额的9.1％；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给我国企业造成的出口贸易机会损失高达147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出口额的19.3％。技术壁垒对我国影响的特点如下：第一，从趋势上看，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已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延伸。机电类产品受发达国家在安全性、噪声、电磁污染、节能性、兼容性等方面的影响已开始显现。第二，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纺织、服装、轻工等传统出口商品，继配额、许可证、原产地限制之后，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技术法规、环保法规等影响加大。第三，食品、土畜产品受到的影响面最宽。我国农产品因为受到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检验检疫程序、生态法规和国际公约，以及最近各国要求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等多方面的限制，出口贸易阻力很大。据日本厚生省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2006年日本厚生省查出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并最终采取了废弃或退货处理的进口产品共1440批次，同比增加了82％。其中批次最多的是中国，共476批次。这对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大削弱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第四，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是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从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看，主要有：一是我国综合贸易影响率接近贸易摩擦警戒线。对外贸易规模突破万亿美元，标志着我国外贸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大、增长迅猛，已接近贸易摩擦警戒区。目前，世界各国贸易综合影响率达25％以上的国家只有美国、德国和中国。按国际经验判断，国家贸易综合影响率在25％～30％之间还可以忍受，在30％～35％之间为警戒区，超过35％则难以忍受，可能引发全局性贸易摩擦。2003年我国出口对世界贸易的综合影响率为27.6％，2004年为26.9％，2005年至2007年保持上升态势。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出口的快速增长，今后一两年达到甚至突破警戒区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我国对外贸易的适度发展问题很值得重视。二是我国出口企业的管理和行业标准化体系的建立还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一些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出口商品在安全和质量等方面与国际标准和法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目前的技术标准状况不佳是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如，在国际标准的采用方面，20世纪末，美、英、法、德等国家的国际采标率(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就已达80％，日本新制定的国家标准有90％以上是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组织的标准，而我国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技术标准的仅占43.5％。三是出口的无序竞争仍很严重。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竞争手段单一，主要实行薄利多销的营销战略，同行竞相压价，以低价求胜。这种策略必将受到国外的反倾销限制，也扰乱了出口市场。另外，我国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导致低价格，往往使我国产业成为国外贸易救济措施的受害者。四是执行WTO规定的补贴政策还不到位。加入WTO后，我国在补贴方面需要遵守《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多边贸易体制下有关补贴的各项法律规定，并承担我国人世议定书承诺的有关义务。我国目前已在中央政府一级逐步取消过去的各种补贴，但个别地方政府考虑经济效益、就业等因素，还存在清理不到位的情况，这些补贴政策很可能招致反补贴调查。转二、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方式的对策
随着我国进入人世“后过渡期”，许多领域已按承诺对外开放，我国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面临新的复杂局面，这就要求我们要适时调整外贸发展战略，妥善应对贸易争端，创造和谐的国际贸易环境。
(一)适当调整我国外贸发展战略
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外贸事业取得巨大成绩。1978年，我国外贸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2006年，外贸总额达17607亿美元，增加近80倍，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达到上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现有外汇储备已充足且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下，必须清醒地看待形势，警惕并努力避免外贸依存度过高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
1、保持对外贸易的适度发展。对外贸易适度发展的内涵包括适度规模和适度增长两方面。一定的贸易规模是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基础，贸易规模越大，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越大，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就越突出，资源配置大量投向外贸，尤其是投向加工贸易，然后大量出口。这种资源配置倾向导致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贸易通道和交易平台。贸易增长要保持合理的水平，不能使综合贸易影响率超过贸易摩擦警戒线。对外贸易保持适度增长，不仅需要从整体规模把握，还要细化到具体的商品和市场。涉及贸易摩擦最多的商品一定是已超过警戒区的商品，而发生贸易摩擦最多的地区，一定是有某类商品在该区域市场占有率增长过快。
2、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从长远战略出发调控出口和进口，通过增收关税以及产业政策调整，对出口综合影响率指标超高的纺织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采取有所抑制的政策。调控进口增长速度主要通过调控国内经济、产业增长水平来实现。在继续适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主动发展国内大市场，发展内需型经济，进口资源型及高科技型产品，尤其是关键技术设备产品，这不仅是平衡贸易、应对贸易摩擦的需要，也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和推进新兴工业化进程的需要，是使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经阶段。
(二)实施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
1、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据调查，我国每100万人占有的发明专利只有1项，而日本达900多项，韩国达700多项。我国电子类100强企业2004年投入研发的资金总额还不如IBM公司一家企业的投入。目前，企业最迫切的就是要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这需要依靠政府和企业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下功夫。政府要综合运用技改贴息、研发扶持、标准认证等手段加大对企业研发，特别是出口产品企业自主研发的支持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方面，企业要培育自有技术、创立自有品牌、提高研发能力和商品档次，强化对产、供、销的管理，以对自己内部的资源进行整合。另一方面，要通过分拆、兼并、收购等行为，对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以达到优势互补、增强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2、努力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体系。企业要想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有利地位，从根本上防范知识产权纠纷，必须从源头抓起，重视创新，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努力构建自身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将知识产权工作纳入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来。企业要从产品研发、专利申请、专利管理、专利使用、市场开拓等各环节出发，跟踪了解竞争对手的专利情况。要重视专利检索，及时在主要出口市场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依法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全面提高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
(三)实施“以防为主，积极应对”战略
1、建立预警机制。我国应紧密跟踪重点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情况，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时了解国外某些贸易壁垒的动向，定期或不定期预警信息，建立一套有效的预警机制。有效的预警机制可帮助我国对国外可能实施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和新的技术法规时有所估计和预测，提醒企业及时进行价格自律，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
2、建立健全应对机制。国家商务部在总结多年指导应诉经验并在充分借鉴WTO成员应诉工作的成熟做法的基础上，本着“信息共享、协调沟通、形成合力、快速应对”的原则，鼓励形成商务部、地方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进出口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的“四位一体”的出口反倾销和保障应诉工作机制以及“两横一纵”的反补贴应对机制，各方面都应积极参与，使之发挥积极的作用。
3、规范企业出口经营秩序。要充分发挥进出口商会的协调职能，加强行业自律，推动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可通过各行业协会、主管部门等制定有关行业出口产品的最低限价，并通过公布信息、提供咨询服务，及时引导出口企业调节出口数量与价格，建立重要产品的进口数量、价格监测系统，尽可能将隐患消除在境内，争取产业保护工作的主动权。另外，发现有竞价销售等扰乱出口秩序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个别企业的恶性竞争，要建立必要的惩罚制度，以保障出口秩序的正常化。
第10篇
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企业，问题一定会存在，能够发现问题就有助于解决问题，也就能做得更好。
（一）“苏州造”的网站设置与知名
电商过于相似“苏州造”网站的页面设置与京东等知名电商太过相像，消费者可能会由此觉得企业似乎不看重创新，在实际操作能力上也有缺乏可陈之处，所以将页面设置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版就非常重要，用一个崭新的形象去吸引更多顾客；作为网络上的销售网站而言，让消费者能够对所需要的货物有所了解，在售后可以反馈十分重要比如淘宝。在十几年前，很少有人会相信还没拿到商品，就能把自己的钱交到别人的手上，是因为淘宝的整个购买流程的完善推动了电商的发展，所以对于一个专业的电商而言有售前与售后的留言回复就十分重要，最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注意。
（二）“苏州造”的网络营销力度不大
除了在网站建设方面的问题，对于网络营销的整个力度并不给力。“苏州造”的理念是把苏州生产的商品卖到苏州以外的地区甚至于国外。所以在营销定位上就不应该单纯的立足于造福苏州市民，而应该将“苏州造”打造成一个品牌，就像苏州作为一个十分优秀的旅游城市一样，给所有的苏州制造做一个包装，让它和大众心中美好的苏州的形象靠近，一个企业的形象定位非常重要。
（三）“苏州造”的产品营销应与其他电商合作
“苏州造”应该积极与网络上与苏州旅游有关的综合电商平台合作，最近十分兴旺的诸如阿里巴巴旗下旅游网站“去啊！”等主打旅游的网站就十分适合作为“苏州造”的推广。对于那些来苏州旅游没有买够特产或者爱上苏州美食而自己的所在的地区并未销售的游客来说，“苏州造”简直是他们的私人订制。
（四）特有品牌的扶持力度不大
作为集二百多个品牌于一身的外贸网络销售平台，有必要主推几个重点品牌。各大电商品牌都以主要竞争品牌的价格战来打出自己网站“便宜”“正品”的口号，所以“苏州造”势必要最先争取到苏州优秀的外贸企业并将其发展成特有品牌，并借品牌发展自身平台。
二、对“苏州造”外贸网站的发展策略
第11篇
尽管人们己确认BZB是电子商务的主流，但对外贸企业而言，以什么方式去实现BZB却不明确。是企业自己建立电子商务平台，还是利用其它专业平台?如果利用专业平台的话，是加入定位于企业供求信息平台、企业资料数据库型平台、信息平台还是门到门的第三方服务型平台?由于一些网站的炒作，使对电子商务了解不深的传统企业有雾里看花之感觉，一些传统型企业本来对这种宣传的实际效果还有一定的怀疑，在加入几家网站却毫无结果之后，干脆还是看看再说吧。
实际上，模式问题对电子商务并不重要。电子商务的实质是数据在流通环节的交换。这一实质决定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必定要同传统产业结合起来，并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优化和改造企业的传统生产硕士论文和流通环节为宗旨。模式其实只是一种对外的说辞，甚至只是花架子。互联网经济离不开经济的范畴，必须遵循经济的基本规律，虚拟经济必须以传统的实物经济为基础。目前，人们常用水泥来比喻传统企业，用鼠标来比喻电子网络公司，“鼠标加水泥”正是虚拟经济与传统经济结合的形象比喻，“鼠标+水泥”才是电子商务最现实的选择。对外贸公司而言，就是以自己的传统业务为基础，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电子商务模式。
(二)外经贸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的意识薄弱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外经贸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正忙于解决吃饭问题，没有足够的资金投资于计算机网络设施建设。拥有计算机的外经贸企业，主要用于文字处理、统计计算。多数外经贸企业虽然己经上网，但主要用于信息查询和进出口的部分环节，建立企业网站或在专业网络平台建立企业网页的仍为数不多。对产、供、销，人、财、物等重要资源实现电子化、网络化管理的企业比例更小。目前，我国18万家各类外经贸企业中，只有10%基本实现了信息化其中中小企业的信息化程度更低。这表明中国外经贸过去讲信息化，企业往往理解为把原来人工手写改为电脑打印;现在讲电子商务，不少企业又仅仅理解为在某个网站注册网页，宣传产品、收集信息。这是非常典型的无需求市场行为，就是说企业并没有意识到发展电子商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大部分企业的领导者本身对计算机和信息网络的真正作用了解不深，更谈不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去管理企业。
(三)管理水平问题
企业电子商务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企业各种资源的内外整合，需要企业内部管理系统如财务系统(FM工S)与前端交易系统相连接，实现企业内部流程和外部交易完全一体化协同运作，而绝非建立一个网站而己。电子商务的发展涉及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如网络技术应用、互联网及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建设等)，以及商业信用、网上支付、认证、标准、物流配送、税收、相关法律制定与修改等环境与制度建设。如果企业不具备现代企业管理能力，不拥有相应的人才，是难以在电子商务的浪潮中畅游的。
第12篇
【论文关键词】 外贸企业 差异化 竞争 当前金融危机全球肆虐，各国出现经济衰退，外贸企业面临着生存危机的，面对这种全新的环境，外贸企业要想在竞争中获胜，提高企业自身得竞争和生存能力，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差异化竞争战略是外贸企业不可或缺的法宝。所谓的差异化竞争策略是指企业提供与众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满足顾客的特殊需求，形成竞争优势的策略。差异化策略是企业经过调研向市场提供的独特的产品和服务，它形成对于整个行业或主要竞争对手的独特性的经营战略，能够引起消费者对本企业产品的特殊偏好，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差异化战略能构筑企业在市场竞争定的进入障碍，有效地抵御其他竞争对手的攻击。
那么实现外贸企业的差异化竞争呢?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细化市场，占据有利竞争位置，倡导概念差异化 首先，以竞争对手相对，形成独特“概念”。概念差异化要求用通俗、简洁明了和高度概括的概念含义，通过产品定位的突出和强化，来体现产品层次中的核心价值。概念差异化一方面对消费者而言有积极意义，因为他们一般不是所购买产品的专家，所以需要核心产品的概念化。比如海尔在生产冰箱时相对国内的冰箱产品，在国内率先打出无氟冰箱，受到了很好的效果，占领了市场。其次，在原有产品基础上形成概念创新。市场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对概念进行创新，甚至有时必须“制造”概念才有效，这就有如海尔总裁张瑞敏所说，创造市场的前提就是创造概念。市场营销实际上是概念之间的竞争，而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因为消费者个人的经验往往被扭曲，以便符合他们的观念，所以，市场营销中最强有力的战略是在潜在用户心目中只拥有一个概念。营销者头脑中往往有一个固有观念我们是在进行以客观现实为依据的产品竞争，而绝大多数企业的错误恰恰都是源于这样一种假设。
二、引导企业竞争方式由价格竞争向非价格竞争转变，实现属性差异化 首先，特色差异化。我们认为特色是企业所提供的产品与竞争者提供的产品在可直观比较的产品属性上所具有的特点或独特性。公司将产品导入，市场进入营销过程后，会根据市场反馈的顾客的需要和改进意见，再产品原有的基础上，对产品的核心价值进行创新，以对付竞争者和产品生命周期带来的挑战。为了提高销售量和利润，可以在产品属性上不断实行差异化策略，对产品概念进行创新，质量可以提高也可降低，特点可以增加或减少，式样也可以改变。其次，质量差异化。
质量的竞争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最常用的武器之一，质量是对产品的耐用性、功能、可靠性、精确性、操作和修理的简便性，以及其他对顾客有价值的产品属性概括性用语。产品质量的竞争要以顾客的认知质量为标准。质量上可以分开层次，高档、中档和适合大众使用的低档产品。再次，技术差异化。产品、市场和品牌差异化必须以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设计能力的提高为前提，技术差异化(创新)是差异化竞争策略的一个基础条件。
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要求：一是有条件的外贸企业要逐步建立自己的产品开发设计体系，跟踪国内外潮流，在产品设计上不断创新;二是逐步做到技、工、贸结合，推动科研开发水平的提高;三是外贸企业要有意识推动所经营商品的技术进步和更新换代;四是外贸企业要注重提高员工的专业技术水平，培养一大批产品开发设计和市场营销方面的专家。 三、促进市场多元化，促进服务差异化 首先，人员差异化。人员是服务行业的重要资本，人员差异化一般通过人员的综合素质体现出来，比如饭店企业可在人员的言谈举止、礼节礼貌、文化程度、服务技能、沟通技巧、精神风貌等方面体现出差异。在企业营销的产品中，如果无形服务占的比重越大，顾客对产品和服务质量评估越困难，人员差异化就越重要。招聘不同性格、不同妻子类型的工作人员，形成合理、健康、科学的团队结构，形成互补。其次，消费过程差异化。消费过程的差异化主要是通过提高服务产品消费的可进入性来实现。
第13篇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over.
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
the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
the
adjustmentsofJapan''''s
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
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当代亚太，2002(6).
[5]［美］迈克尔·波特等著.日本还有竞争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119～1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5
【标题】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与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标题】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刘向丽/车
【作者简介】刘向丽(1971-)，女，辽宁本溪人，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车(1954-)，男，辽宁沈阳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则较快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业已结束。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本文对比了日本与“四小龙”和部分东盟国家出口主导产品的差异，阐明了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说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关键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
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第14篇
我国外贸企业建构内部控制体系的价值透析
（一）外贸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性
内部控制包括内部管理控制和内部会计控制两个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对外贸企业的作用和影响会不断拓展，对外贸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它在外贸企业管理和监督中主要有以下作用：企业管理者和决策者必须及时了解企业的会计信息，并及时通过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加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从而在激烈竞争中实现对企业的有效管理；对各部门进行分工和确定职责，各种手续、审批程序和检查监督手段等方面进行严格控制，可以有效保证企业的生产和经管活动顺利进行；企业通过内部控制对各项货币资金和财产进行有效地控制，预防贪污等不法行为的产生，从而保护企业财产的安全完整；通过制定办法、审核批准、监督检查等手段，内部控制可以有效地贯彻实施企业决策者制定的各项政策和制度；企业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资料的真实性，需要建立完备的内部控制体系，以此为审计监督工作提供良好的基础，从而提高生产、经营和管理效率，降低企业成本费用，提高外贸企业经济效益。
（二）外贸企业内部控制的结构分析
事前防范是外贸企业做好内部控制的前提条件。外贸企业必须建立包括《企业财务管理办法》、《资金计划管理办法》等与企业资金相关的一套严格的内控制度。企业对资金的管理需设置各司其职的职能部门，做到各部门与岗位职权的制衡和监督，并建立严格的资金审批方式、手续和责任。事中控制应采用账实盘点、库存限额与实物隔离等方法实现包括货币现金、银行存款、票据等方面的控制，从而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完整性和效益性。同时，事后监督也是外贸企业资金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企业内审部门在重大经济活动之后都应按照程序严格审计，发现企业内部控制中的漏洞，同时，各职能部门在该项经济活动完成后对资金的变动情况及时回馈到管理部门，以检查资金与需求量是否保持一致，是否与预算相符合，产品的生产、销售与存货的控制是否根据计划进行合理安排等。
（三）外贸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特有问题
当前我国外贸企业的内部控制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外贸企业的内控意识相对薄弱，未认识到内控对外贸企业经营发展的重大影响，未建立完整的内控体系，有些企业即便是初步建立了该体系，执行不力导致内控形同虚设；外贸企业必须根据内部控制体系的需要设立专职岗位和职能机构，并明确各自的职责，但是我国大多数外贸企业没有按照以上要求进行设置，未实现职务的分离和程序控制，以致出现了缺位的后果；目前，我国大部分外贸企业没有对外贸过程中的业务流程①实施有效的控制,出现了业务人员包办全部流程、单证管理薄弱、国际结算方式控制不严等问题，不仅使双方贸易无法顺利进行，不能实现经营目标，甚至会导致对方有机可乘，利用该国苛刻的法律条款刻意制造贸易壁垒,或提出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给我国的外贸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另外，很多外贸企业风险控制的意识缺乏，风险管理水平滞后，企业面临的风险来自于进出口业务的各个环节，但因缺乏风险意识，风险信息不能有效捕捉，对风险的规避缺乏有效的措施，不可避免地给外贸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我国外贸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建构
（一）大力抓好外贸出口企业的环境建设
所有控制方法能够生存和运行的条件是内部控制的环境，同时，它也是内部控制组成的基础要素之一。外贸企业对内部控制建设的认识仍然尚浅，风险意识也很淡薄，并没有意识到它对外贸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内部控制是由人来执行的，因此，外贸企业员工的风险控制意识是内部控制成败的关键。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内部控制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以及决策者对风险的重视。企业决策者需要眼光长远，重视企业人文环境的培养，注意自身行为的信号传递，同时，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识别并防范风险，这些都是外贸企业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不可少的。对于外贸企业来说，内部控制是一项巨大的控制体系，想要使企业的内部控制能够根据环境的改变相应地进行调节控制，有效地对风险作出反应，这需要全体员工的努力。当然，内部控制也离不开决策者宏观调控的作用。
（二）建立具有外贸出口企业特色的组织结构
完善的组织结构是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的基本保障。内部控制制度不仅要实用有效而且还需要考虑企业的行业特点。外贸企业是一种周转速度快，资产流动性大，大多数的业务流程是凭借项目或者合同为基础的，人员管理灵活的流通性企业。因此项目型的组织结构胜任于外贸企业。在项目型组织结构中，项目经理需要很好地控制资源，成员之间也可以进行有效地沟通，只有对客户高度的负责，重视客户的要求，才能够保障项目得以顺利实现。外贸企业还可以利用内部控制的特殊要求，设置单证管理、信息管理、信用管理、内部审计等专职工作，已达到不同职务的各自独立，科学地划定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将不同部门相互之间的合作和限制明确的标示出来。
（三）加强信用管理，重视合同签订
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国外的客户对外贸企业付款的条件有所放松，这样可以让出口商承担更多的风险。外贸出口企业为了避免钱货两空，会放弃一部分订单也严格地控制风险。无论是原有的信用记录良好的老客户，还是新客户，都要进行充分的信用状况调查，加强信用管理，重视合同的审批管理，对重大合同建立集体决策制度是外贸出口企业的重中之重。单证、业务、运输、法律、财务等部分负责人采用安全迅速的结汇方式来探讨合同的可行性。合同签订后，业务和财务跟踪收账来保障账款及时收回。现在，各企业可以利用出口信用保险来尽可能地避免收汇风险。
（四）完善外贸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
高效的信息传递渠道是内部控制职能发挥提供信息的最大保障。在外贸出口业务中，外贸企业通过管理信息系统把企业的财务信息和业务信息有效的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实现全方位的交叉管理，加强了业务的控制力度，保证了信息的通畅，给领导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也保证了企业各部门互相独立、相互牵制，各司其职，能够有效的控制内部实施，及时发现避免带来风险。
第15篇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①(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①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②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③。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④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本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②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③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①。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
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①(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①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②。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超级秘书网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 上一篇：企业基层管理论文范文
- 下一篇：乡镇教师论文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