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监管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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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生猪养殖的风险
第一种是疫病。我国目前的养猪产业处在发展的阶段，有规模化的趋势。对于生产、养殖越来越集中的生猪来说，疫病就是一大威胁。近年来，由于猪病种类的增加，细菌和病毒的变异、出现非典型性疫病、耐药性的增强、生物安全措施不力，多种疫病混合感染，生猪之间交流频繁，疫病传播迅速，加之猪肉流通渠道增多，疫病检疫防疫和诊断治疗滞后等原因，使养猪业遭遇动物疫病侵袭的风险加大。表1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生猪（含能繁母猪)产量的变化趋势。第二种是社会风险。有时也被称之为行为风险，是指由于个人或团体的社会行为不当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从生猪养殖的角度来说，社会风险包括买卖伪劣饲料等生产资料、不正确的行政干预、工业污染、农业政策等经济环境变化和故意投毒等行为给农业生产和经营带来的损失。第四种是市场风险。生猪养殖业的市场风险主要是指因为生猪在通过市场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由于市场行情变化、消费者需求转移等不确定性因素引起市场价格波动导致养殖户收入减少的风险。由于生猪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原因，生猪的价格易发生较大的变动。特别是近10年内，尽管生猪养殖业发展很快，但周期性波动特征依然非常明显，并且波动幅度很大，生猪市场风险的影响日趋上升。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说来，生猪保险主要是猪流感、猪蓝耳病等疫病以及泥石流、地震之类的自然风险和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其中因为现在生猪养殖趋向于规模化，所以对疫病等自然灾害的保险最为普遍和重要。
（二）生猪保险的特殊性生猪养殖产业属于弱质产业，受自然灾害和猪流感等疫病影响较大，同时，由于生猪保险属于准公共物品，所以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非盈利性，这与商业性保险公司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营目的相矛盾。另外一方面，生猪保险的保费收入低，风险大，对经营生猪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来说会带来亏损，这也与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相背离。因此，在缺乏政府的费用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商业性保险公司缺乏经营动力。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国生猪保险监督管理主要由监管商业性保险的中国保监会来实施，但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除之前提到的经营目的和目标的不同外，在监管的性质、内容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异，特别是政策性生猪保险业务管理较之商业保险业务管理要更加复杂，涉及到农林经济的各个方面，需要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目前在我国，由于养殖户对政策性生猪保险的作用和性质的不了解及政府关于生猪保险的宣传不到位等原因，养殖户的生猪保险意识还很淡薄。而养殖户作为生猪保险的投保人和受益人，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猪保险市场的发展，导致我国目前的生猪保险市场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发育不健全。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政策性生猪保险市场的交易费用上涨，甚至破坏市场的交易秩序。所以，必须对我国的生猪保险实施监管，在问题造成危害之前采取前瞻性的措施，消除或减轻损失。
二、生猪保险监管存在的问题
2007年国务院为有效降低能繁母猪养殖的风险，鼓励和支持能繁母猪生产，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根据该文件，能繁母猪的保险金额为1000元/头，保险费为60元/头。保险费由中央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30%，养殖户交纳20%。现行生猪保险监管机构是1998年11月成立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但目前生猪保险的监管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监管成本高生猪保险自2007年出台以来，在我国发展的年限并不长，在监管方面存在很多不足。我国目前采取的是较为严格的实体监管方式，重点监管条款以及费率的审批、手续费标准等理赔的流程，而对保险公司赔付能力、资产负债质量等方面的监管还很薄弱。导致成本过高，还不具备有效性。
（二）有效性差按业务性质不同实施不同监管是国际惯例，具有非常明显的政策性，而我国对生猪保险一般按照商业保险来监管，致使一些生猪保险的政策难以落实。中央及地方政府对每头生猪的补贴保险费是48元，养殖户交12元。同时对国有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农业相互保险社、相互保险公司和保险合作社免除一切税收，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生猪保险，根据具体情况，或予以免税，或予以减税。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金，也不会被课税。若按商业保险的规定来，这些补贴、税收优惠养殖户就享受不到了。表2反映了2012年生猪和能繁母猪的承保数据，从这些保费收入的情况可以看出，生猪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有效地实施。
三、生猪保险监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生猪保险监管的特殊性1.较难统一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一方面，生猪养殖的风险主要是自然风险和疫病，如暴雨、冰灾、干旱、猪流感、猪蓝耳病等，其发生极不规则且一般都有伴发性，以往灾情和疫情累积的统计资料，对预测未来灾情和疫情的作用不大。另一方面，生猪品种繁多，各畜龄期生长差异较大，灾害定损标准难以量化。以一头能繁母猪为例，在生猪市场行情不同，品种不同时，每头差价可达1000～2000元。而我国目前的监管手段很难应对这种状况。生猪保险条款仅规定了生猪不同生长期的最高赔付比例，而没有公认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定损标准。表3反映不同行情、不同品种生猪的经济价值。2.保险价值难以确定。生猪同所有的农产品一样具有鲜活性的特点，这一特点使生猪保险的受损现场容易毁失，对生猪保险查勘时机和索赔时效产生约束。如果被保险人在出险以后不及时报案，则会失去查勘定损的机会。如能繁母猪出险后没有佩戴耳标的就不予赔付，因病死亡的能繁母猪不做无害化处理的不予赔付，补栏的母猪未及时补办保险的不予赔付。这也是农业保险更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生猪保险合同对理赔时效的约定比普通财产保险严格得多。3.生猪保险的政策性经营方式不够明确。迄今为止，我国的生猪保险试点一直局限在“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的经营模式当中，风险投资再加上政府补贴始终是其经营的一个主要做法。从而导致政策性保险业务和商业性保险业务的核算不能够明确地划分开来。政府在提供补贴时无法准确判断经营政策性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的亏损究竟是来自政策性业务，还是商业性业务，难以确定合适的补贴额度，难以科学评价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保险的绩效，最终可能会影响政策性生猪保险业务的开展。生猪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作为一种保险商品，既不是完全的私人物品，也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而是准公共物品。生猪保险的利益是外在的，从长期利益来说，生猪保险最终真正的受益者是消费者而不是保险公司。生猪保险的外部属性决定了生猪保险应该是一种政策性保险，应该由政府参与经营管理，生猪保险的经营费用和部分保费应该由全体消费者(或者政府)承担。
（二）生猪保险的法制不健全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生猪保险监管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处于真空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政策性生猪保险作为国家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一项措施，它的非营利性使它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它是准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非常明显的公益性。它是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是政策性生猪保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而我国对政策性保险业务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及相应政策予以扶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农业保险必须自愿加入，任何人不得强制”。
（三）生猪保险的监管机制有待完善在我国，生猪保险监管由中国保监会监管，没有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其他政府部门不得干预农业保险经营管理机构的经营与管理。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本身所具有的同其他产业不同的风险，从而对农业保险的经营运行与监督管理有不同的要求，然而对传统的农业保险来说，经营与监管技术只是简单地套用财产保险技术与监管体系。这样，就难以实现对农业风险的有效识别、计量以及损失控制，会使农业保险经营失去方向，增加经营的成本，从而无法吸引商业保险公司进入到农业保险市场，进而抑制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监管体制是中央保监会到各省保监局自上而下的模式。在我国2009年保监会的《关于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中，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所要达到的条件做出了规定，还提到了加强监督管理、提高服务质量等内容。
四、实现生猪保险监管目标的途径
（一）加强基层监管力量在建立专门监管农业保险的机构的同时，可考虑根据各地区生猪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铺设监管分支机构，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加大监管的延伸触角，同时又要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能、监管范围以及监管权限等，发挥地方政府机构的监管职责和地区优势，既不能越位又能及时补位，起到对于监管职能的良好补充与配合的作用，从而提高监管效果。
（二）引进外部监督力量可考虑适当引入外部力量对生猪保险进行监管。例如像国外一样，引入审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审计力量对保险公司日常经营状况及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明确规定独立审计机构的审计范围、频率和质量要求，将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作为监管部门评价保险机构，采取监管措施的一项重要参考依据，使得对保险企业经营的定期审计成为防范和化解行业经营风险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加强社会监督建立生猪保险参保农户消费者监督机制。要按照维护一般消费者应有权利的要求，通过电视媒体、互联网、报刊和社会调查等方式，加大生猪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认真保障生猪保险参保农民的知情权，鼓励引导参保养殖户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主动向相关监管部门反映生猪保险运行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使广大养殖户信息灵通，以切实发挥公众监督作用。生猪保险从性质来说属于准公共物品，对相关法律政策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从而决定了它只能走政策化道路。生猪保险作为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一项举措，它是否能承担政府交付的政治经济责任？这一问题的答案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监管状况息息相关。
第2篇
关键词:监管模式偿付能力破产概率监管效率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90年代后期,日本保险业也出现大规模的倒闭现象。虽然近20余年,我国保险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外部经营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保险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巨额利差损的出现和保险业整体投资收益率的下降,严重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水平。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日益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保险偿付能力是指,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履行赔偿责任的能力。对这种履约能力的监管即构成偿付能力监管。
我国保险监管模式的演进
我国保险监管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的起步阶段。保险业经历了独家垄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到三足鼎立(中保/平安/太保),到以完全垄断为主、寡头竞争为辅的多元市场结构。这一时期,保险市场得到充分发展,市场的主体日趋增加,但存在市场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尤其是在分支机构的设立方面,因此保险监管在审批方面花费较多精力。
第二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初步发展阶段。在1995年《保险法》颁布之后,一批股份制保险公司及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相继成立,保险市场连年保持两位数增幅,但市场存在粗放经营问题,出现了大量违法违规行为,如:擅自开办新业务、擅自降低费率、抬高手续费,因此这一时期的监管以市场行为监管为主。
第三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规范化的阶段。1998年保监会成立之后,监管部门提出了“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监管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是与当时国内保险市场的背景相关的。由于连续降息,寿险公司普遍出现巨额“利差损”,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偿付能力,偿付能力监管由此提上日程;但是考虑到保险市场还存在大量违规现象,市场行为监管还不能完全放弃。
第四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走向开放的成熟的阶段。为适应保险市场扩大开放和保险业加快发展的需要,我国从2003年开始在继续坚持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前提下,逐步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过渡。市场行为和偿付能力双重监管具有较高的监管成本,并且,市场行为监管所可能引致的“寻租行为”都使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成为必然。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晰看到,我国保险的监管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说,经历了“审批还是监管”到实施“行为监管”,再到实施“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的制度变迁。
监管模式的制度特征比较
目前,国际保险业的自由化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伴随这一趋势许多国家都在放松对市场行为的监管,而转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风险资本的监控。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中最主要的两种模式,一般而言,监管模式的选择是与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对于市场成熟度较高的国家,偿付能力监管能够体现出优于市场行为监管的几项制度特征:
从监管成本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成本较低。在对保险监管的模式进行取舍的时候,监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权衡原则。与行为监管相比,偿付能力监管显然能够节约监管成本,因为它需要的监管人员及机构较少。
从监管效率上说,偿付能力监管对市场竞争的伤害较小。在行为监管中,保险公司的费率厘定、保单条款的设计等都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限定,不利于险种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损害了市场竞争的效率。而偿付能力监管一般是通过设立偿付能力指标体系进行监控,对于偿付能力指标符合监管规定范畴的公司,保监会并不干预其正常经营。
从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效果优于行为监管。众所周知,与保险消费者的利益最为密切的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承担赔偿和给付责任的能力,因此,监管机构通过对偿付能力的直接监管,抓住了保险经营的核心,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更为直接有效。
监管模式效率比较的模型分析
保险业有效监管的基点是:在保险公司的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平衡,维持保险业整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经营性。由于任何监管都是有成本的,保险监管必然会对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例如,限制保险公司对某些风险过大项目的承保,这使保险公司风险水平下降的同时也使相应的期望收益下降。
根据一般的保险公司破产概率模型
P=αδ(r)-βE(r)
P:表示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
α,β是相关参数,且α,β>0
E(r)是保险公司资产的期望收益
δ(r)是保险公司收益的标准差
当保险资产的期望收益E(r)上升,则破产概率P下降,另一方面,当保险资产的风险上升,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上升。保险监管结构可以对δ(r)的下限做出规定,即限定保险公司经营的最低风险额度。根据保险的一般破产概率公式,有效边界曲线如图1所示。
假定保险监管机构采用严厉的监管方式,这有利于使保险的经营风险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例如,与偿付能力监管方式相比较,市场行为监管方式是更为严格的监管,因为它对保险公司的各个方面从经营管理到费率厘定都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假定它由此导致更低的方差δ(r),市场行为监管的均衡点如图点L所示。考虑一种极限情况,如果监管设定的δ(r)接近极限值,则对应的保险公司的期望收益也急剧下降。这是因为过度的市场行为监管严重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导致保险公司利润的下降,从无限区界来看,没有利润的保险经营最终将破产,即偿付能力危机。而偿付能力监管则较为灵活,放松对保险公司具体环节的管制,因此对应更高的δ(r),均衡点为M。可以看出,偿付能力监管的均衡点M比市场行为监管的均衡点L具有更高期望收益E(r)水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中各有优劣的两种模式。对于市场成熟度较高,保险公司有自身风险管理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偿付能力监管优于市场行为监管:从监管成本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成本较低;从监管效率上说,偿付能力监管对市场竞争的伤害较小。
监管模式的选择是与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在对保险监管的模式进行取舍的时候,监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权衡原则。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在控制保险偿付能力风险与提高保险公司竞争能力之间的平衡。具体地说,是在控制保险公司经营风险额度的基础上,提高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经营性。
参考文献:
1.《现代运用数学手册》编委会.概率统计与随机过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2.成世学.破产论研究综述[J].数学进展,2002
3.(挪威)博尔奇.保险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美)N.L.Bewere.风险理论[M].郑韫瑜,余跃年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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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关键词：再保险监管框架直接监管间接监管再保险安全性
再保险业务通常涉及到两方主要当事人：再保险人和原保险人，监管者针对再保险进行监管时，可以选择任何一方当事人作为切入点。按照监管切入点的不同，再保险监管可以分为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两种基本方法。直接监管是指直接针对再保险人实施的监管，即承接再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人必须申领营业执照并遵守各项相关规定，其目的是维护公众对一国再保险市场的信心；而间接监管是指针对原保险人实施的监管，即对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排及财务状况进行监控和管理，从而间接地对再保险人施加影响，间接监管旨在确保原保险人不因再保险人经营失败而受害，进而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
我国再保险监管框架的选择
由于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两种方法能达到的目的各有侧重，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关系或完全绝对的替代关系，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这就使得一个国家采用其中一种或两种方法都成为可能。但具体到我国现阶段来讲，由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再保险供给不足，笔者认为美国不注重直接监管而注重间接监管的再保险监管模式是可取的，原因如下。
直接监管模式的实质，是施加了市场进入限制，对外国再保险人来讲会增加交易成本，从而使一部分再保险人望而却步，进而抑制和减少国际再保险市场对东道国的再保险有效供给，造成东道国承保能力下降、风险聚积等后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再保险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膨胀而供给不足，缺乏再保险的承保能力和专门技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都必须依赖国际再保险市场扩大承保能力，为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如果我们强调直接监管，虽然这样做会较好地保护本国原保险人，并使得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在同一司法体系下解决法律争端变得相对容易，但这样做会对保险风险的分散产生显著伤害，并大大增加监管成本。随着增加的成本最终被转嫁到保单持有人身上，还会引起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因此，强调直接监管很可能会阻碍外国再保险人向我国原保险人提供服务的积极性，从而妨碍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可获得性，引起原保险人承保更多更大风险的能力短缺，最终会对我国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此，直接监管为主、间接监管为辅的英国模式对我国现阶段来讲是不可取的。
相比而言，间接监管模式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它既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再保险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又可以顺应再保险业务自由化的国际发展潮流。以美国为代表的间接监管模式下，监管者只须监控本国的原保险人，不须直接监管外国的再保险人，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监管的难度，缩小监管的规模，减轻监管的工作量，减少监管的成本。此外，这种监管模式只是间接地对外国再保险人施加影响，与直接监管相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不容易引发别国的反感和外国再保险人的抵触情绪。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监管方式能够有效地保护本国原保险人的财务偿付能力，对于再保险市场尚不发达，需要借助于国际再保险市场分出风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护本国原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理应成为再保险监管要达到的首要目标。虽然间接监管方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再保险自由化，但这是为了保障本国再保险安全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单纯为了绝对的自由化而牺牲必要的安全性，这样的做法是非理性的），而且影响的程度要比直接监管轻得多。因此，侧重于间接监管的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是我国现阶段的理性选择。
另外，可以断言再保险监管协调化已经成为国际上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在构建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等国际组织颁布的各项国际监管准则。
鉴于以上原因，我国可以在美国间接监管模式的基础上，结合IAIS的指导性文件，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发展一个相近或类似的以间接监管为主、以直接监管为辅的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
我国再保险监管框架下的直接监管措施
在以间接监管为主的监管框架中，直接监管措施原则上只针对本国再保险人，外国再保险人可以不接受我国监管机关的直接监管，也即不用申领执照就可承接业务。
具体而言，在我国承接再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人，应该分为本国再保险人和外国再保险人两类。对于本国再保险人，我国应该参考借鉴IAIS的第6号监管原则和第8号监管标准，实施对专业再保险人的有效监管，要求他们遵守与原保险人相同或相近的执照核发要求和偿付能力要求。但由于再保险市场的动态特色，以及合同双方的专业性，对再保险人的监管在有些方面要有别于对保险人的监管，IAIS公布的监管准则里对这些区别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对于外国再保险人，尽管我国不对其实施直接监管，但是按照“母国监管原则”，他们应该、也必须在母国监管体系中受到有效监管。我们可以考虑针对外国再保险人建立一个登记备案制度，该制度不像执照核发制度那样严格，原则上，凡在知名评级机构取得一定评级以上的再保险人都可以申请登记，登记后就有权承接再保险业务。同时，由于一国监管者很难得到那些与本国保险人进行交易的所有外国再保险人的准确、及时、充分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财力通过实施相应的财务要求确保所有外国再保险人的财务偿付能力，因此很有必要提高各国监管者之间的合作水平，以便获得充足的财务信息。
我国再保险监管框架下的间接监管措施
结合我国再保险间接监管的实际情况，为切实保障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全性，笔者有如下建议：
（一）再保险安全性应该纳入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中
再保险的安全性应该纳入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中，成为影响原保险人偿付能力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下，再保险安全性要能够影响原保险人的责任准备金提取数额，进而对原保险人的偿付能力产生影响。也即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排只有满足了关于再保险安全性的标准时，原保险人才能用再保险来抵减所要求的责任准备金数额，或增加认可资产的数额。如果再保险安排未能满足这些标准，责任准备金就不能被抵减，原保险人的负债与购买再保险之前是一样的。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影响到其实际偿付能力额度状况，如果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低于法律规定的水平，就会触发政府介入，干涉修正相关的再保险安排，或增加已缴资本以保持所要求的资本充足水平。
（二）建立确保原保险人再保险安全性的制度和评价标准
现阶段我国应该建立一套制度或评价标准，对再保险的安全性和再保险款项的可收回性进行评估和反映。这方面美国的做法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我们不妨采用美国的控制再保险信用抵免责任准备金的监管理念，但监管的具体内容应有所区别。
再保险信用是原保险人由于分出业务给再保险人，而拥有的要求再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权利。如果监管者认可这种信用，原保险人就能利用再保险信用减免责任准备金的提取金额，即进行“再保险抵免”，从而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增强其偿付能力。反之，则会对其财务状况产生相反影响。因此，再保险信用能否抵免责任准备金是原保险人关注的焦点，也进而成为再保险监管的契机。
美国专门颁布有“再保险信用示范法”，将能获得再保险抵免的情况分为几种。其中对于外国再保险人要求提交担保，以切实保证再保险安全性。美国的担保要求，虽然能有效减轻监管者的压力，确保再保险款项的收回，但是与担保安排相关的费用成本会阻碍保险风险的合理分散，并招致许多非议。由于自身市场特色决定，我国再保险市场尚不成形，缺乏再保险承保的资本实力，外国再保险人对促进我国保险市场发展，促进保险业务的稳定增长至关紧要。因此，我国应尽量避免那些带有浓重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规定，而应将监管重心放在单纯的再保险安全性上面。
因此，我们可以在借鉴美国做法的基础上作一些改进，对那些意欲在我国开展再保险业务的外国再保险人，可以实施与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评级证书挂钩的登记备案制度。我国保险公司将业务分给这些经登记备案的再保险人时，可以不要求其他担保就获得再保险抵免。
对于未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可以考虑像美国那样提出适当的担保要求。担保要求的运用可以使得本国保险人免于陷入再保险款项不能收回的困境，也减少了再保险支付的不确定性。这也等于是对原保险人选择那些资信不太过关的再保险人进行了适当的限制，但该限制并不苛刻。
综上所述，我国应该出台相关法规，规定原保险人将业务分给以下三类再保险人时可以获得再保险抵免：本国再保险人（在我国获取营业执照的再保险人），在我国登记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提供相应担保的外国再保险人。具体来说，对于在我国获取营业执照的再保险人，由于我国已对其实施了直接监管，原保险人分给此类再保险人的业务可以获得再保险抵免；对于按照一定的信用评级标准在我国进行了登记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由于资信达到了一定标准，也可以获得再保险抵免；对于既未获取执照也未登记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必须在落实担保后才允许原保险人进行再保险抵免。原保险人为了顺利获得再保险抵免，将不得不按照监管规定的安全性标准选择各类再保险人，从而有效地确保其再保险交易的安全性。
（三）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要求应包括再保险安排问题
由于保险人经营失败往往是由管理不当引起的，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提高原保险人的风险管理水平，减少财务风险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关于再保险安排的一些标准，如再保险的充足性、再保险的可回收性等，应该在企业内部控制的框架中充分予以考虑。尽管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在中国最近的监管改革中已经虑及，但是并没有涉及有关再保险安排的任何细节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关于内部控制的要求应该加进去再保险方面的规定，即建立一套评估程序，评价再保险人的信用可靠度，并发展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专事测度和监控再保险合同和再保险保障的充足性。此外，在内部控制的框架中还要考虑到再保险赔款的回收问题，比如美国采用的“90天原则”。这样的制度能够提供再保险索赔的进程，能够发现并识别再保险款项回收中存在的问题，并能够总结成功回收再保险赔款的经验和方法。
总之，鉴于我国具体的市场特色和再保险的发展现状，我国宜采用以间接监管为重心，辅以直接监管的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监管者应将再保险监管的重点放在原保险人身上，通过控制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全性，达到监管再保险活动的目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