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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语和文的和谐

语文性质之争由来已久，围绕着“语文是什么”“语文该教什么”“语文怎么教”等问题，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政治社会制约到语文本质的逐步回归的过程。可以说，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已越来越接近对语文本质的正确认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提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的说法，对语文性质之争作了一个中庸式的调和，但是这句话并未对“语文是什么”作出正面的或者正确的回答，它只是立足于课程的角度进行界定。语文是什么，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而连“语文是什么”这样涉及本体论上的问题都未得到完满的回答的话，那么构建和谐语文便无从说起。

语文究竟是什么？见仁见智。但是如果我们采取追根溯源的方法，对概念不再作阐发式的表达，让问题回归到简单明了的状态，那么我们便能很容易地得出结论，语文，就是“语”和“文”的结合。“语”即语言和言语，亦可理解为语文课程标准所说的工具性；文即文学、文化、人文，亦可理解为语文课程标准所说的人文性。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不可偏废，应相机处理以相得益彰。一味地强调工具性，必然导致语文课堂教学的枯燥乏味甚至令人生厌，而一味的强调人文性，则必然会迷失语文学科的“天然属性”。前者导致的是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后者带来的是语文“魂”的丢失，混同于历史课、政治课、思想品德课。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课程理念的逐渐推广，越来越多的课标版教材采取的是一种新的编排体例，即以某一个主题为依据，组织几篇课文成为一个单元。这样的编排方式“新”倒是新了，但已经不像是在编语文教材，倒更像是在编人文读本。叶圣陶先生早在1938年就态度鲜明地指出：“时下颇有几种国文课本是以内容分类的。把内容相类似的古今现成文章几篇合成一组，题材关于家庭的合在一处，题材关于爱国的合在一处。这种办法，一方面侵犯了公民科的范围，一方面失去了国文科的立场，我们未敢赞同。”叶老的话是针对语文科教材编著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对于理解与实施语文教育教学也有其指导价值。语文课要紧紧抓住“语”（语言文字作品与言语技能训练）和“文”（文学、文化、人文）这两根“缰绳”，充分挖掘语言文字作品、言语技能训练中的“工具”与“人文”内涵，既抓好言语能力的提升，也落实人文精神的培育。王尚文先生在《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一文中说，语文要培养和增强学生的语文意识，“要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语文要走在语文的道路上。如果语文教学不能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着力于养成学生的语文意识，牢牢抓住提高语文能力这一目标，语文课程必将走向自我消亡的悬崖”。王尚文所指的“语文”的缰绳，我们认为可以理解为“语”（语言、言语）“文”（文学、文化、人文）。科学的直至本体论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就要着眼于在语文课堂教学及课外语文活动中落实工具性与人文性，较好地依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把握住“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比例及强调的“度”，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自然而然地转化与融合。

要实现语和文的和谐，就要求我们正确把握语文的本质，充分理解语文与人的紧密联系，使语文教育扎根于人这片沃土。“语”所包含的语言和言语，是一种工具，也是一个目的，语言层面的思维活动与言语层面的表达应用，是进行语文教育的载体；同时，我们也该通过语文教育活动来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和“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文”所拥有的文学、文化和人文，则指语文教育活动内容层面，文选式的语文教材，无论它怎么选文，都必须将文学、文化、人文作为最重要的标准。文学是一种最基本的文本样式，文化是蕴涵在教材文本中的精髓，而人文则应视为学生生命的组成部分。“语”和“文”的和谐，就是要求我们在进行语文教育活动（它的范围是很宽泛的，包括课内、课外的一切语文活动）、实施具体的教学行为时，深入挖掘出活动及文本中所蕴藏的文化因素，着力抓好学生的思维品质的提升，并将二者进行有机的整合，以“心中有人，眼中有文，手中有语”为总体原则，将“语”“文”“人”三者融为一体，达到教育的最高境界。

语文教育，即是通过语言和言语的手段，让学生逐步理解文学与文化，最终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语文乃至整个教育都是指向人的，人，应该是教育的最高准则，因此，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便会是“为了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语文之“语”与“文”就好比“人”字的一撇一捺，如果这一撇一捺未能和谐相处，那“人”字就无法树立起来，人将不成其为人！

二、师生之间的和谐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定位是否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语文教学目标能否达成，以及教学效果的好坏。学生喜欢教师往往会喜欢他教的课，教师把学生当做学生还是学习的共同完成者，也影响到教学质量。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语文教师（也包括其他学科教师）应该重新思考与学生关系的定位问题，定位准确，不仅有助于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传统意义上的“师道尊严”“师授生受”与新课程理念是很不相符的，因为它们把师生关系僵化和简单化了，并未充分关注到学生主动参与的重要性。因此，当新课程提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师生关系平等”“教师是与学生平等的对话者之一”等理念时，师生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态势，也给语文教育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师生是平等的、互动的、对话的，甚至是互相“教”从而互相促进的。在实施语文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要使用好话语权，正确的做法是师生共同享有课堂话语权；语文教师在课堂上的语言使用和语气语调，以及神情动作等态势语，要充满热情，要饱含亲切之意，要真诚赞美，要以教师的热情感染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以亲切真诚评价学生、激励学生；语文教师在对待教学内容结论、结果的取向上要持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师生围绕教学目标明确教学内容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在“共同”之中削减教师本有的权威影响，从而促进学生充满信心地进行学习。

从语文教学层面上建立起的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否就达到了笔者所认为的师生和谐呢？虽然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师生关系，但笔者更向往这样一种和谐的场面：师生有着共同的目标并同心合力朝着这个目标一起努力，直到实现这个目标并生成下一个目标，不断循环，生生不息。

师生关系的形成是以课堂教学而始，但不应随课堂教学结束（如分班、老师教学岗位调整、毕业等）而终。实际上，老师不再上学生的语文课，但仍被学生尊称为“老师”，这正是师生关系在课堂之外的延续，师生关系与以朋友的心态和真诚交往是不相矛盾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师生之间的和谐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它甚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久弥香。

目标是促人进步的助推器、动力源，共同的目标可以把不同层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形成合力，加速目标的实现。师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形成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既是学生的事，也是老师的事。为了促进学生更健康更快速的发展，老师要以艺术化的手段激发起学生求知的欲望，以及对自己的未来、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前途命运高度负责任的信念。老师作为语文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学生成长的促进者，要启发学生善于将人生的长远目标与近期的学习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找到最适合自己从而也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不断提高学习能力，不断实现一个个小目标，从而为实现人生的大目标而奠定基础。同样的，学生目标的确立与实现，也意味着教师教育目标与人生价值的实现，师生之间其实是一种互相鼓励、互为实现的关系。一个善于与学生共同实现目标的老师，会受到学生长久乃至一生的感激，当然，老师也在学生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提升了人生的价值。教学是要以课堂为条件的，但教育可以是无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师生之间和谐地互为教育、互相促进，反而会在漫漫人生道路上显得更加牢固而长久！

师生之间的和谐应该被视为实现语文教育目标的重要基础。相反，一种不和谐的师生关系笼罩下的语文教与学（乃至所有的学校教育）是无法实现其目标的。

三、师生与文本的和谐

语文教学的一个核心任务是处理文本，只有通过对文本的处理才能完成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怎样的“处理”才是恰当的呢？只有师生与文本三者之间处于一种和谐状态之下的处理才会是恰当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师生准确解读文本，把握文本的实有之义。文本经由作者创作便被赋予一定的意义，文本语言（有时也可能是图表）便成了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教师的备课与学生的预习都是对文本语言的一种解读，只是在时间、深度、广度、角度等方面会有所不同。但是，师生的解读都应该以准确为基本原则，不任意拔高与人为缩减，要深入文本语言所构筑的世界，实现阅读的共鸣与物我的交融。解读文本语言，要善于抓住看似平常的语词，作深刻的阐发。把握文本之义，不可满足于文本浅义，要知人论世、探究人文层面的深义。师生对文本的解读在课前虽然有多方面的不同，但是在课堂教学中，应该力求同步同质，教师要善于以自己原有的高质量解读促进学生解读质量的迅速提升，并最终趋向同质（但不一定是同向）。

二是师生帮助作者展现文本意义，实现其价值。文本创作活动的结束只是文本语言层面上的完成，并非文本意义上的最终完成，只有读者才是作品的最后完成者。作为课堂教学处理对象的文本，师生便是其读者，也便成了作品的最后完成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师生对文本的处理是在帮助作者展现文本意义，实现其价值。师生在实现文本价值的过程中，首先应尽可能地不掺入自身的道德观，这样才能做到尊重文本。当然，在实现文本价值的过程中，要着眼并通过文本价值来引导、启发、帮助、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建构。

三是师生进行适度的切合时宜的文本意义重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指出：“应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重视对作品中形象和情感的整体感知和把握，注意作品内涵的多义性和模糊性，鼓励学生积极地、富有创意地建构文本意义。”这里所谈的“富有创意地建构文本意义”，应该被理解为适度的切合时宜的文本意义重构。首先，重构是必要的，对文本的解读如果只是就文论文，那显然是一种较低层次的解读。其次，重构又必须是适度的，不能为了重构而作天马行空式的随意解读。最后，重构还必须是切合时宜的，缺少时代背景的重构是毫无意义的，只有结合师生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特别是学生的认知水平、情感价值观程度的重构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也才是符合师生与文本三者之间和谐要求的。

四、师生与生活的和谐

“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等于生活本身”，生活是语文学习的源头活水。语文教学由师生共同完成，师生要把语文放置在生活的大背景中去，善于从多方面去理解语文、理解生活。

师生要将文本与生活联系起来。文本的创作离不开创作者特定的生活背景，同样，文本的理解也离不开生活。我们完全可以将生活的范围扩大，不受时空的限制，古今中外，都可以在文本解读时得以创设。《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指出：“教师要为学生的阅读实践创设良好环境。”这种“环境”，自然应该包含文本特定生活情境的重设。重设的方法很多，可以是言语的，也可以是多媒体设备中的音像资料。具有生活情境的语文学习，能更好地提高学习效果。

师生要善于从生活中挖掘语文学习的潜力。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蕴涵着多种可资借鉴的资源，包括有丰富的写作素材；没有了生活的写作必然是乏味的。更重要的是，生活是我们思考探索的对象，我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生活给予的启示。师生还应该善于从生活中拓展语文学习的范围，积极利用和开发生活中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可以有自然的、社会的、人文的，甚至是历史的。

第2篇

一、颜元体育思想的形成

颜元体育思想的形成，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自身对生活经历的体验；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 是他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与批判后的感悟。

颜元自8岁起就学于吴洞云先生，吴先生虽然不是什么教育家， 但他多才多艺，除对传统的经、史、子、 集有较深的研究外，还擅长骑射、技击，通晓医术、术数，对神机兵法等亦有独到研究。在吴先生门下近3年的 时间里，颜元受到了比较全面的教育和锻炼。 虽然颜元没有沿着启蒙先生所引导的路数笔直地发展下去，但这 段求学经历，无疑对他后来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颜元从11岁起，由于受社会时尚的影响，开始学 习八股文，致力科举，用心仕途，并于19岁考中秀才。20岁时，家道衰落，颜元在家“耕田灌园”，“劳苦淬 砺”[1]， 挑起了全部生活重担。21岁时，颜元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研究国家兴衰之迹，生民休戚之 事，常废寝忘食，遂厌弃八股，废弃举业，绝意仕途。颜元在22岁时，为了赡养年迈的双亲，同时也更为了掌 握更多的“经世致用”、“扶危济难”的本领，开始学医，并鉴于“宋儒不知兵法，终至屈于辽、夏，辱于金 、元”，从23岁时起，开始研究七家兵书，并学技击之术，研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24岁时，颜元开设家 塾，教授生徒，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并从这一年开始为人治病。

艰苦的生活实践，虽然使颜元意识到了读书静坐的危害性，但他却未从此而远离宋明理学，相反，在一段 时期内，他竟被理学所迷惑，倾倒在理学家的脚下。

在颜元24岁的时候，偶读陆九渊、王守仁的语录，“始知世有道学一派，深悦之，以为孔、孟后身也”[2 ]。可在他26岁时， 又得《性理大全》一书，“见周、程、张、朱语录，幡然改志，以为较陆、王二子尤纯粹 切实，又谓是孔、孟后身也。”[3]从此以后， 颜元“进退起居，吉区宾嘉，必奉《文公家礼》为矩yuē＠ ①；奉《小学》、《近思录》等书如孔子经文”[4]，甚至当听到别人对诸子存有疑义时，便“忿然力辨，如骂 父母”[5]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了。 直到颜元34岁时，他的思想才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颜元34岁时，他 的养祖母病逝，颜元不胜哀痛，他一丝不苟地按照《文公家礼》为其守丧，结果使得颜元连病带饿，几乎致死 。

颜元根据切身的体验，“颇觉有违于性情，已而读周公礼，始知其删修失当也。及哀杀，检性理，乃知静 坐读讲非孔子学宗，气质之性非性善本旨也”[6]，认为理学家们论学参杂佛学，支离破碎， “空言无用”。 颜元深“痛尧舜周孔三事三物之道亡，而生民之涂炭至此极也”[7]，愤然作《存性编》、《存学编》，后又作 《朱子语类评》，除系统地阐发其思想外，更对理学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

颜元的体育思想，也正是在他的切身经历和感悟中，在他对宋、明理学进行研究、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形成 并完善的。

二、颜元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概括起来，颜元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为“文武相济”，全面发展；“习行”、“习动”，强国强身。

颜元从他“目击身尝”中深刻体会到宋、明理学是一种“害心”、“害身”、“害国”之学。理学家们喋 喋不休地告诫人们要“知学”，要“关了门，闭了户，把断了四路头”[8]，钻进故纸堆里“穷理”。而为了“ 穷理”，则又告诫人们必须“主敬倡静”。“静者，谓心不妄动”[9]，“敬，……内无妄思，外无妄动”[10 ]，一言以蔽之，就是“非动”。理学家们把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打球、踢球、放风筝等体育活动与恶棍 、纨绔笼养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都是“不可为”的“无益之事”，并在学规中明确规定，绝对不允许打球、 踢球、放风筝等体育活动跨入校门（见郑端所辑的《朱子学规》），也就是不要运动，要“静坐”；不要体育 ，要“读书”。其结果，严重损害了人体健康，使一个个活泼可爱的红面少年，都变成了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 ，好端端的身体被理学折磨得筋弱骨脆。

颜元对此曾气愤地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11]， 并严正指出：“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千 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号）为之也”[12]。

颜元还进一步列举实例来论证读书静坐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吾尝目击而身尝之，知其为害之巨也。吾友 张石卿，博极群书，自谓秦汉以降二千年书史，殆无遗览，为诸少年阐发书义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复 起讲，力竭复偃息，可谓劳之甚矣！不惟有伤于己，卒未见成起一才。祁阳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之学，昼 诵夜思，著书百卷，遗精痰嗽无虚日。将卒之三月前，已出言无声。元氏一士子，勤读丧明。吾与（王）法乾 年二三十，又无诸公之博洽，亦病无虚日”，并痛切地说：“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 笑者，此岂男子态乎？”[13]

颜元尤其对宋、明理学家重文轻武，从而给国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感到深恶痛绝。他曾感慨地说：“ 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14]又说：“朱子 重文轻武，……，其遗风至今日，衣冠文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 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15]在颜元看来，按着理学家们的教育思想所培养出来 的人，只能是“弱人”、“病人”、“无用人”，而绝不会培养出“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16]。

颜元作为爱国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深深为国而担忧，他之所以放弃举业，潜心教育，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国 家培养“经世致用”、“扶危济难”的有用人才，因此，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仅要博学多文，又必须掌握治国 理财的真实本领，同时还要有一副健壮的体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建经世济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 世运，奠生民”[17]，为此他提出了“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主张，他说：“一学校也，教 文即以教武”[18]，即除了教授学生经史子集之外，还必须教之以射、御及兵、农、钱谷之事，这样所培养出 来的人才，在平时可以“修己治人”，在战时则可“持干戈，卫社稷”，成为能够“出将入相”的文武全才， 在“文武合一”、“兵学合一”的教育过程中，达到文武相济的目的。

在颜元看来，这样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正如他所说：“

论周公之制度，尽善尽美。盖使人人能兵，天 下必有易动之势；人人礼乐，则中国必有易弱之忧；惟凡礼必射，奏乐必舞，使家有弓矢，人能干戈，成文治 之美，而具武治之实。无事时，雍容揖让，化民悍劫之气；一旦有事，坐作击刺，素习战胜之能”[19]。

宋、明理学“主敬倡静”，颜元反其道而为之，又提出“习行”、“习动”的体育思想。他说：“宋元来 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动”[20]，在“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使“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的 东西能够得以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而另一方面，是使人的身体在“动”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即“健人筋骨，和 人血气，调人性情，长人信义”[21]。颜元更为可贵的是，他把强身和强国连在了一起，强身的目的是为了更 好地服务于国家，从而使国家强盛。他说：“动，小之却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为其动生阳和，不积痰 郁气，安内捍外也”[22]；又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 天下强”。[23]

三、颜元的体育实践

颜元在他长达近50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终没有忘记实践他的体育思想。他在招收生徒时，便提出了要求， 即“凡欲为吾徒者，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24]，不仅要 学文，而且必须学武。颜元除教学生读书作文以外，还经常督率学生“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 拳，率以肄三为程”，并经常和学生“讨论兵农，辨商今古”[25]。

颜元晚年应邀主持漳南书院时，则进一步将其体育思想付诸实践，他除将学院划分为文事、经史、艺能等 斋外，还特设有武备斋，专“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同时，在书院外还专设有“马步射圃”，专供练习骑马、射箭之用。颜元还在“讲习暇，偕诸子或履桥，或拿 舟入（院内水池），弦歌笑语，作山水乐”，[26]将体育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

与此同时，颜元还十分重视其自身的体育锻炼，对养生之道颇有所悟，他说：“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 寐，振起精神，寻事去作，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并说：“常动则筋骨竦， 气脉舒”[27]。他从 幼年时起即学会骑马、射箭，从青年时起研究兵法，学技击，直至晚年，一生习武，从未间断，而且技艺很高 。在他57岁时，曾与武术家李木天折竹为刀，比试武艺，结果“不数合，击中其（指李木天）腕”，至老年仍 经常练习举石、击拳、比赛射箭等，因此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壮，直活到“古稀”之年。

总之，颜元是我国古代比较重视体育的教育家。他将体育和其它学科放在同等的地位来加以重视的体育思 想和实践活动，超出了古代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教育家们，是他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的最为闪光的部分，至今仍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颜习斋先生年谱》。

[2][3][4][5][6][7]《习斋记余》卷6。

[8]《朱子语类大全》。

[9]朱熹《大学注》。

[10]《朱子语类辑略》。

[11][12]颜元《朱子语类评》。

[13][1文秘站－中国最强免费！5][16]颜元《存学编》卷三。

[14]颜元《存学编》卷二。

[17]《习斋记余》卷三。

[18]颜元《存治编》。

[19]《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

[20][21][22][23][26]《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第3篇

实现高质量、专业化师资队伍的建设已经成为世界性课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许多国家对教师的需求由“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对教师素质的关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培养高质量的教师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提升教师教育质量成为国际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特点。很多国家都把教师培养模式作为提升教师质量的必由之路，并基本形成了以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院、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以及中小学为实施主体的三种模式。以英国为例，英国主要由大学实施“教育学士学位”(BachelorofEducation，简称为BED)课程和“研究生教育证书”(PostgraduateCertificateofEducation，简称为PGCE)课程对大学生进行职前教师教育。并以学校为基地，通过大学与中小学校之间合作开展教育实习的模式进行教师教育。这一时期，以美国“教师专业发展学校”(PDS)为代表的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教师教育模式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动态。在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参与式管理和协同决策小组是最普遍的结构，它用来建立民主的关系，使教师与管理层能够更好地进行对话、沟通，形成一种新型的教师教育文化。日本在面临学生学习能力下降的状况时也进行了教师教育制度改革。在加强教师职业科目教学的同时，设立教职研究生院，并通过教师资格证书更新制度等方式来提高教师教育质量。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先后贯彻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基本国策，对人才的培养质量和师资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建立新型的教师教育模式来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师范教育基本经历着两个转型:一是由“三级”师范教育体系(中师、大专、本科)转向“二级”师范教育体系(大专、本科);二是教师教育由“封闭”转向“开放”，逐步形成了以高等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院校共同参与的有开放性特点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教育体制的探索和改革，对于提高教师教育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教师教育模式探索方面，首都师范大学王长纯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了师范大学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建立教育发展服务区的研究，并以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作为建设服务区的重心，形成了师范大学、中小学校合作的教师培养模式。这是我国教师教育模式探索的成功案例，成为“转型期”师范大学、中小学校双方合作教师教育共同体探索的最初形态。

二、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与作用机制

(一)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总理曾多次强调: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建设一流的国家;国家的兴衰在教育，教育的好坏在教师，师范教育可以兴邦。研究与创新教师教育体系，一方面可以为基础教育补充高素质的教师，另一方面能够切实促进在职中小学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这是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和保障，也是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共同的职责。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部门的调控较多。在此时代背景下，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三方合作建构教师教育共同体(以下简称“共同体”)成为推动教师教育模式改革、引领教师教育文化发展、提升教师教育成效、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选择。“共同体”以“整合”的教师教育为指导理念，充分实现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教师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将优质的教师教育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质资源、课程资源等进行多维“整合”，一方面形成了三方教师教育合力，能够将零散的、割裂的教师教育状况建立有效衔接，使教师教育的主体凸显职能，并扩充了各主体作用的弹性空间，进而促进教师教育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和有效开发;另一方面，“共同体”三方遵循共同的发展目标，彼此各司其职、各取所需、协同发展、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形成了教师教育稳定、长效发展的保障体系，推动了教师教育的高效、可持续发展。

(二)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的作用机制

在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三方合作教师教育共同体的实践运行过程中，师范大学以服务基础教育为办学使命，凭借其固有的教师教育资源优势和师资队伍，负责“共同体”运行的理念引领、智力支持、技术指导和人力资源保障;通过优质学科的建设、特色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以及教师培养资源能够促进优秀科研成果在中小学校转化，为中小学校提供在职教师培训等相关服务。教育行政部门在政策制定与实施、教育经费管理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能够为“共同体”的高效运行提供政策保障和经费支持，协助师范大学选定师范生教育实习、教育见习实践场域，为师范大学师生的教育实习提供条件、环境等多方面保障。与此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能够充分发挥协调作用，积极组织中小学在职教师进行在职教育和岗位培训，为中小学教师的职后专业发展创造空间，开辟途径。中小学校作为师范大学的服务对象，在“共同体”运行过程中为师范大学提供教育实习平台、教育实验场域，开展调查研究，反馈基础教育现实问题和发展需要，并与师范大学分享科研成果，在教育实践中与师范大学共同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探索基础教育优质、高效、均衡发展之路。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三方协同合作、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各自主体职能，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了多样化、全方位的教师教育保障体系。

三、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坚持育人为本，构建创新型教师教育培养模式，建立教师教育新的体制与机制，能够解决教师教育中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脱节、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相脱离的重大问题，进而提高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和规格。“共同体”以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为合作主体，逐步实现了师范人才培养、教师在岗培训、教育课题研究、教育资源建设协同发展，改善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传统弊病。通过三方主体的团结合作，为卓越型教师培养、创新型人才培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共同体”自身在运行过程中也形成了稳固的理论基础与发展理念。

(一)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观

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的提出并非是简单的、机械的，它旨在改变“分散、封闭、低效”的教师教育现状，打破了传统的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师范大学与地方中小学校相脱节的壁垒。以往的师范大学、中小学校合作的教师教育模式有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在新形势的要求下却显现出一定不足。其中，师范大学为中小学校提供教师在职培训，中小学校成为师范生教育实习的场所，这种组合缺乏一致的目标和多元化、全方位的建设机制，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低效结合，师范大学与中小学校之间的合作效能不高。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能够凸显政府职能，扩大目标建设维度，实行多位主体协同合作，紧密团结三方力量，直面教育现实需求，高效产出研究成果，及时服务基础教育;促进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加强了师范大学与中小学校之间的有效衔接。

(二)团结协作的创新发展观

团结是力量的源泉，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以往的教师教育模式形成了以大学为主体，中小学校参与合作的运行机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主体职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大学与中小学校的联系不够紧密，导致教师教育模式一体化程度较低。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以团结合作、创新发展为主调，在师范大学与中小学校协同合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主体职能，形成集三方于一体的联动机制。这是对原有教师教育模式的创新和发展，实现了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的高度结合与密切协作，促进了教师培养与科研的一体化、一贯性产出与发展，并有利于资源整合，保证了课题研究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三方主体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团结一致，提高了创新型教师培养的质量和规模，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培养卓越教师的价值观

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民族素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深化区域建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已成为新时代的召唤。同时，也对人才的培养和教师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标准和要求。高素质、专业化、卓越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关键，只有符合时展的师资队伍才能培育出符合时展的一流人才。为此，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以培养卓越型教师，建设符合时展的教师队伍为价值本位。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三方主体抱定宗旨、开拓创新，在教师职前培养、教师职后培训、教师教育资源整合、教师教育制度保障、政策和资金支持、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形成合力。力主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快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迈进。

(四)“博雅兼上”的育人观

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要做到“知行合一”，使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同时还要更新并发扬“博雅兼上”的育人观念。“博雅兼上”要求全面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和理论修养，一方面要求教师具有渊博的学识，另一方面要求教师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博雅兼上”的育人观念才能培养出知识广博、道德高尚的学生。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在运行过程中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教师的职业道德、职业理想、职业愿景作为培养重点，建设一支素质高尚的教师队伍，为素质教育实施和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打好基础。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的构建体现了新时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指导思想，对于新时期的人才培养和教师职业素养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转型期”构建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的实践价值

目前，我国正面临着教师教育创新和质量提升的三大难题:学科教育与教育能力的相互融合、理论教育与教育实践的有效衔接、教师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的一体化发展。现阶段，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提高国民素质、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使命上，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肩负着共同的责任。构建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三方合作的教师教育共同体成为当前破解教师教育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改善教育实习环境，提高教育实习质量

构建三方合作的教师教育共同体能够建立师范大学与基础教育之间的有效衔接，进而为师范大学实习生的教育实习提供有力保障。现如今，在各级学校“升学”压力的制约下，师范生的教育实习已经成为中小学校的一个“负担”，多数学校不愿接收实习学生已然成为“潜在”的事实。通过构建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中小学校能够为师范生教育实习提供良好的场域和平台，并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调控下积极改善教育实习环境和生活条件。在此基础上，优选学科教学指导教师及班主任对师范生进行实习指导和班主任工作培养，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实习质量。同时，师范大学也会根据现实需求选派实习指导教师与实习生一道融入中小学校，与实习学校指导教师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完成教师实习指导工作。在这样的合作模式下，师范生教育实习难的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实习环境得以改善，实习质量也得到不断提升。

(二)凸显教育行政部门主体职能，强化教师职后教育

教师的在职培训和职后教育是教师获取专业发展的主要途径。通过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之间的有效合作，中小学校教师不仅可以在师范生教育实习期间与师范大学选派的实习指导教师进行专业合作，同时，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宏观组织下，中小学校在职教师在师范生实习期间可以通过“岗位置换”的方式到师范大学接受在职培训，师范生可以进行“顶岗实习”，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可以组织在职教师到师范大学进行集中培训与研修。此外，师范大学可根据基础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需求选派相应的专家、学者等深入一线教育开展专业讲座、学术报告等培训工作。这不仅能够克服长期以来基础教育教师在职培训难的问题，也使得教师职后教育的方式与方法更为灵活、多样、有效，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在职教师的教育成本，对于更新在职教师教育理念、完善教学策略、提高教学能力、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三)整合多方教育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能

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与中小学校三方合作能够有效促进多方教育资源的共享与整合。师范大学拥有优质的教师教育资源、人力资源、信息化资源、财力资源、图书、报刊、设备等相关资源，这些资源优势是中小学校所不及的。教育行政部门是教育政策资源、财力资源的主要拥有者，并能对政策、财力等资源起到直接的支配作用。中小学校拥有其学校特色资源、文化资源、教育实践、教师与学生等资源，这些资源正是师范大学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现实支撑。服务基础教育是师范大学的办学特色，也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终极使命。同时，中小学校也理应成为师范大学、教育行政部门所拥有的资源的直接受益者。三方合作的教师教育共同体能够在“整合”的理念引领下，充分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互补，改变各个合作主体教育资源的单一状况，发挥优质资源的教育价值，提高资源利用效能，有效地减少教师教育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四)合作开展课题研究，提高教师科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