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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深入应用与推广,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分别从各个不同领域开始探究智慧教育的内涵。祝智庭教授认为智慧教育的基本内涵:通过构建智慧学习环境(SmartLearningEnvi-ronments),运用智慧教学法(SmartPedagogy),促进学习者进行智慧学习(SmartLearning),从而提升成才期望,即培养具有高智能(HighIntelligence)和创造力(Productivity)的人,利用适当的技术智慧地参与各种实践活动并不断地创造制品和价值,实现对学习环境、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灵巧机敏的适应、塑造和选择。相关智慧教育公司以技术视角认为智慧教育是以云概念为基础,以物联网为支撑,网络技术作为基础方向,建立基础教育的智能化校园管理系统,可以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和应用、资源整合,融入到教学、学习、管理等工作领域,实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目标,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智慧教育是在云计算、物联网、泛在网络、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合理设计并开发智慧学习环境,促进学生智慧学习。笔者认为智慧教育以学生为中心,通过信息技术构建并创新有效的智慧教学环境,实现个性化、智能化和体验化学习环境,形成优质教学内容共享、合理资源推送和自我评估功能,培养并提高学习者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促进学习者知识智慧建构。
二、智慧教育现状
在信息技术的融合下,各个国家已经意识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把智慧教育作为变革国家教育系统的战略选择。目前国内外在智慧教育设计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国发展智慧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软实力的发展
国内外现阶段的智慧教育中,非常重视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宽带接入、云计算存储、移动终端的开发等,这些对促进学生进行随时随地学习提供了条件。IBM根据智慧教育五大变革,提出智慧教育框架:数据收集、存储与分析;个性化学习体验和优化教育管理。在IBM智慧教育核心就是利用信息技术,为学习者创设智慧学习情境。国内华东师大与华为公司合作的华东师大教育云、宁波智慧教育,架设高带宽校园网,创建了高智能实验室和新教学设施。这些基础设计的建设为后期智慧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提供了很好地保障。
(二)实现跨学科、跨部门整合,促进全员参与智慧教育建设
在新加坡智慧教育系统中,通过整合公众学校、私人部门/企业、公共部门政府合作模式,与各地方教育技术研究团体、信息通信研究人员、企业以及知名海外教育技术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学校与教师在电子教材、其他教育资源与教育应用的开发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通过多方合作交流,从而获得有利的实时反馈,实现活跃的思想与合作交流,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三)消除信息孤岛,促进各个系统融合共享
韩国智慧教育系统是结构化的插件式智慧教育系统,该系统由智慧内容子系统和家校学习子系统组成,通过学校和家庭联接,形成一个学习空间,促进正式和非正式学习,各个系统功能相互融合,全面实现数据共享和服务,有效提高学习和教学工作的效率。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经历了网络教育、数字教育。在数字教育中,我们基本实现了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教学系统、学习系统、管理系统等系统进行了开发,但这些系统是相互孤立的。在智慧教育未来发展过程中,整合各个子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和服务是我们智慧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
(四)重视智慧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我国先后颁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等纲领性文件,这些对我国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支持,同时为智慧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智慧教育有条不紊地持续发展还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建立更完善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为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我国智慧教育建设在各个学校侧重点各不相同,有侧重硬件基础设施、侧重网络带宽、数字化教材开发、教学系统软件开发等。如何更有效的发展我国智慧教育,更需要上层理论指导。笔者以学习科学为理论,促进智慧教育合理、个性、针对性建设,让学习者获得更高水平的创造性思维。
三、学习科学内涵
智慧教育建设围绕“以学习者为中心”,设计学习中的硬件、资源、环境和社会因素,根据所收集到的实时或非实时的数据,对设计进行适应性调整。而学习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则可以指导这一设计过程和具体技术的实现。根据学习科学理念,对学习情境中学习者的具体学习行为、感知信息的方式和态度,进行设计。
四、智慧学习环境设计
本文结合学习科学内涵,根据冯锐经验学习环境模型,利用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和智能技术,全面感知学习情境信息、识别学习者特性,灵活生成最佳适配的学习任务和活动,结合技术支撑下的智慧教学法,构建学生的知识意义,从而使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思维得到大大提高,设计智慧学习环境模型(如图1)。图1智慧学习环境设计模型在本模型中,“以学习者为中心”,把学习活动镶嵌在真实情境中,学习者通过体验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再检索、分析、解决和验证问题,通过广泛参与、自由探索、合作共享,获得知识的意义建构。主要有以下功能:
(一)学习情境自动感知
情境感知主要表征智慧环境对物理环境和学习行为的感知能力。一方面传感器感知环境的物理因素,系统自动调节物理环境,促进学生适应性学习。第二方面传感器获取学习者的位置、姿势、学习终端、操作、学习方式、情感等学习行为方面数据,结合学习行为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提供适应性支持,促进学习者个性化、自我导向的学习。
(二)学习资源自动推送
在智慧学习平台,结合学习分析呈现学习者特征、学习内容、处理信息的方式等数据,为学习者自动推送相关学习资源,促进学习个性化学习。同时智慧学习平台还根据学习结果数据分析采取干预措施,通过迭代循环过程,更好实现个性化服务,从而达到提高学习和教学成效的目的。
(三)智慧评价
评价促进教学改进。在智慧学习环境中从评价主体的多元性、评价内容的多元性、评价方式的多元性进行综合性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主体有学生、同学、教师和学习共同体。评价内容有学生在线学习时间、发帖数据、参与讨论频率和测验分数等。评价方式有调查、项目设计、考试等。
(四)智慧教学模式
据文献分析,目前国内关于教学模式的研究非常多。然而目前如何选择恰当的教学模式,却没有相关原则和技术。在智慧学习环境中,我们充分利用技术的“智慧性”,灵活地选择智慧学习平台社交媒体,利用各种交互方式和媒体工具,设计与自己学科相适合的教学模式。同时还可通过教学助手的设计,如在线求助策略,促进学生进行高效的合作学习。在科学实验课中我们可结合认知科学仿真技术,建立3D情境馆,如博物馆、图书馆和生活馆,实现学习者真实的学习环境沉浸式学习,提高学习者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技巧。
(五)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结合
在智慧教育系统,我们结合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环境特点,主要是了解和改善家庭、工作场所,课堂等实现虚拟的共同体与现实共同体中的学习环境,针对教学设计的认知、社会和技术方面都给予跨学科的研究,从而达到利用创新的技术来改变学习方式。
五、总结
目前,信息技术与教育在不断地融合,教育信息化持续良好的发展势在必行,十分迫切。现阶段我国关于技术支持深度学习的学习环境设计与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结合学习科学理论,从理论上设计智慧教育学习环境模型,创建具有智慧特性的学习环境,促进智慧教育的研究更好地发展。
作者:张亚珍 单位:九江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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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系
学校作为公民环境教育的主要阵地,是宣传、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相关法律、政策和培养生态意识的中坚力量,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无疑是公民环境教育持续长远发展的关键。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进行公民环境教育,可利用学校这一阵地,通过完善学校的环境教育体系来达到环境教育的目的。首先,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加强幼儿环境教育。对幼儿环境教育,我们必须明白“在教育儿童时,我们当然应该把功夫用在他们的习惯方面,然后再及于理性方面”①,必须尊重幼儿学习的规律,重视兴趣的培养和直接的体验。其次,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强化中小学环境教育。遵照教育部《中小学环境教育专题教育大纲》的精神,中小学环境教育应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再次,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抓好高校环境教育。大学生是将来“两型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因此,高校环境教育是学校环境教育的关键。完善的环境教育体系也离不开合理、科学的教材。要进行公民环境教育,须加大学术研究,组织编写更多条理清晰、实践性强,更接近大众的、内容生动而思想深刻的教材。产学研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是把教育、研究和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关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学术教学和研究,只有当它与“两型社会”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发展“两型”产业,才能真正发挥其效用。希冀于纯粹的给学生灌输关于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理念就能为构建“两型社会”培养出生态公民,是欠成熟的考虑。通过产学研的结合,可以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素质的学生队伍直接服务于低碳经济所倡导的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等,而低碳经济的发展又可以为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的深入研究提供物质基础,并为广大学生提供实践生态理念的最佳平台。可见,产学研相结合开创的是一种多赢的局面,绿色产业因此而获得了促进发展的生产力,环境科学因此而获得了保障研究的后盾,环境教育因此而获得了联系实践的桥梁。
企业责任
培养企业责任意识。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源。因此,保证生态环境教育工作的成效,“对企业而言,它要求负责任的企业不能只具有消极被动的责任意识,更应当具有‘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以一种实现责任的精神,以未来要做的事情为向导,在确定行为的目的、手段、结果都无害以后,才去从事追求盈利的生产经营活动”。②具备了环境污染防治的责任感和“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企业将在实现经济资本积累的同时,获得一种道德资本———一种“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③。由企业自觉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感积淀的道德资本不仅能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且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引导企业节能减排,转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必要环节。节能减排与我们常说的“低碳”联系紧密,企业主要应在这样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开发运用绿色能源。二是积极推进低碳化、生态化的绿色生产。要培养企业的责任意识和引导企业节能减排,一方面是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对企业进行的环境教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挥有影响力的企业在行业和社会中的权威,对其它企业和社会公众树立榜样,发挥对公民进行环境教育的作用。企业的节能减排是对前瞻性责任意识实践,也是企业道德资本的积累,它不仅可以直接为我们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贡献,其榜样作用还为深入开展公民环境教育,实现“两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潜在的影响。
传统文化
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等思想中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以至于我们的前辈们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与自然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不管是儒家抑或道家,其主要就表现就是尊重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是将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和谐整体来考虑……在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人类的生产活动,从而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关系。在推崇生态伦理的同时,我国古代先贤也非常重视从制度和法律层面来追求生态文明。“历朝都立有类似保护动物的法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统治者虽然原来是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但入主中原以后,也能适当地注意保护动物。”④因此,中国先哲言简意赅的格言、警句里深刻的生态智慧,都可供我们运用于“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公民环境教育。促进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打开传统文化的经典,我们会发现先哲们的言论和文章都简短、晦涩。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清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⑤但是,这种暗示却也为我们大众理解其中的智慧增添了难度。因此,要为我们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智慧,必须将传统文化大众化,要把深奥、晦涩的传统哲学思想转化成通俗易懂、接近生活的生活智慧,特别是传统文化中关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部分。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主要可以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当局组织编写一些推广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二是通过电视、网络的传播媒体进一步推进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三是在学校开设普及传统思想精髓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在条件适合的大学还可以增设国学院。
1、缺乏指导大学生人生发展与定位的课程
目前我国高校教育并没有对学生进行人生指导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缺乏指导学生在面临挑战时,怎样才能占据主导地位的方法;缺乏教育学生在遭遇逆境时,怎样才能找克服困难,从逆境想出的办法;缺乏教育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该如何提升自己的魅力指数,拥有更广的人脉;缺乏教育学生在工作学习中,怎样才能充分发挥能力和潜力,取得骄人的成就的人生指导课程。
2、教学内容和方法与社会脱轨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与,而在相机诱导。”“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盖在善于引导启迪,使学生自奋其力,自致其知。非谓教师滔滔讲说,学生默默聆受。由此得知教师的教学任务不仅仅是照本宣科,可是现如今大学的课堂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被动的接受,很多老师的教学就是把课本的知识讲完了,就完成了教学任务,而并不注重课本与社会的结合,导致课堂枯燥、乏味。课本知识的老旧,也导致了学生对于课堂内容失去兴趣,有时候让上课成为了一种例行公事。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教书育人是根本,老师在进行课程规划和讲解的时候应该有意识的与社会相连接。大学教育不同于普通基础教育,它更加的系统、丰富、全面。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应该将“学”与“实践”有机的结合到一起,解决教育脱节的问题。
3、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无暇东顾
作为大学教师每年都要完成所谓的“科研成果”,要写论文、出书来完成任务,否则就可能降职。现今大学老师需要准备论文来评职称,要准备科研实验,保证职位。本科教师压力大,主要原因在于受、科研成果、职称评定的相关制度束缚,学校老师压力大,工作量大,对于功课准备的时间自然会少,这也是造成教师课堂质量不高的原因。
4、学校拼凑专业的现象明显
我国教育部于2001年颁布了《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明确提出高等学院可以在国家提供的招生就业信息服务和宏观调控制度的基础上,扩大学科专业设置的自。这样一来,许多学校的管理人员看什么专业热门好找工作,就赶快“上马”一个专业,拼凑一些“课程”出来应付门面。但是这种拼凑专业的现象,严重导致了学生就业难及教学失衡的现象。专业设置存在不合理现象,并没有考虑到社会的需求以及学生的长久发展。
5、学生选择专业为就业,专业学习目的性差
学生对于专业学习的目的性差,对所学专业不了解,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社会发展方向和主流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个专业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要求,不知道该怎样进行大学的学习,更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里。很多学生选择专业只是为了就业的方便而“选择专业”,但是当他们真正想去定位自己的时候,就反而陷入了“专业思维”而不能自拔。多数人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而读一个热门的专业,却忘了去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综合能力的培养和理想的思考。这就是我国许多大学生所面对的困难。
二、解决对策
1、开办大学生人生指导课程,培养专业师资力量
人才的培养,不能仅仅是对专业课的教育,还应注重对学生人生的指导。开办大学生人生指导课程,可以有效的培养学生优良的性格,帮助学生树立自信,敢于直面困难不退缩;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培养学生积极的精神;尽可能的挖掘学生的潜能,教育学生上进的心态;最重要的是教育学生热情的面对生活;在面对未来的工作的时候要全力以赴,发挥自身优势。大学人生指导课程的重要性不比专业课程差。开办大学人生指导课程,要建立专业的师资力量,培养专门人才,加强对学生进行人生指导课的教学。对于大学人生指导老师的培养,可以学习国外发达国家的方法,建立专业的人生指导部,定期对老师进行培训,发挥自身的最大作用。
2、提高老师教学质量,定期审查教学计划
提高教学质量,是保证学生课堂学习的重要手段之一。老师应该采用多种教学形式、教学方法,与学生进行互动教学,拒绝填鸭式教学。作为高校教师,应该科学合理的安排教学内容,对于每一节课的课程安排应该合理,保证教学知识的难易适度,将知识点尽可能多的总结归纳出来,帮助学生理解。对于不好理解的内容应该进行重点讲解,不但要教会学生对于这一知识点的理解,还要交给他正确的学习方法,能够达到举一反三。鼓励学生参与到整个教学过程中来,通过亲身经历,学习知识,并且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校还应该加强定期审查制度,让学生亲自参与到其中,考察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提出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措施。
3、改革教师评审制度
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八成的高校教师压力过大。作为老师,不但每天要准备课堂讲课内容,还要写论文、评职称、做课题研究,各种审核制度,让高校老师不堪重负。对于高校教师的评审,不能只停留在论文的写作质量和课题研究的成果上,更应该关注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学质量高,学生评价高,应该列入考核中。除此之外对于老师研究的课题,不应该只注重数量,还应该注重质量,讲求创新性。同时教师的考核机制也应该与教师的个人人格魅力挂钩,不能仅仅停留在课堂教学上。除了有合理的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外,我们更要为教师提供足够自由的研究空间,真正实行学术自治。对于大学老师而言,他们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兴趣驱动,而非任务驱动。在这种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中,可能会出现个别没有成果的“懒汉”,也可能最后产出的“学术成果”数量没有以前多。但是在这种氛围下,出现的学术精品肯定会比现在多,对学术以及社会发展的贡献肯定也会比现在大,教育和学术的声誉也会逐步恢复。
4、杜绝大学随意添加专业现象
每年高校,向外输出的大学生逐年增长,这不可避免产生学生的就业问题。近几年来社会上传出“大学毕业不如农民工,农民工就业方便,大学生就业难”的议论。有关信息揭示,2014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7.4%;1-8月份,全国新增就业人口970万人,占全年目标的97%,经济增速与就业增长背离。城镇调查失业率呈下降趋势,其中今年3、4、5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17%、5.15%、5.07%。因此规范大学专业设置对于解决学生就业难现象也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学校在设置专业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专业的实用性、针对性和就业率。首先应该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学校的专业设置,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就业。在课程的安排上,学校应该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根据学生爱好,放宽专业的限制,重视学生对于专业的选择,从而培养全面发展人才。其次,学校设立专业也是为了给社会输送人才的需要。学校应该根据社会的需求定期对专业和课程进行调整,增加课程的灵活性,避免专业设置不合理现象,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协调市场,以避免学生就业难的现象。最后就是专业的设置应该有长远性。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要灵敏地反映着社会各产业的部门结构和行业结构的变化及随之出现的人才需求变化,但又不能盲目的取媚市场,必须要有前瞻性。作为现代高校,应该有意识的培养人才,能够准确科学的对未来人才市场进行预测,适应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5、加强专业选择教育,提高专业目的性
许多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都会有些许的困惑,作为高校的一名教师,笔者曾经听到许多学生说过对于现在的专业并不是特别喜欢,也不了解进入社会后能做什么。相信这些困惑很多老师都会听到过。很多学生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专业并不是特别了解,有的干脆就是为了就业。作为老师应该有效的对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进行引导,解决其困惑。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以及自身情况去选择专业,带着兴趣去学习,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总结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为季刊,是由江苏省教育厅主管、南京林业大学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旨在反映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体现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研究特色,促进校内外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本刊2012年起重点开设“国外环境哲学前沿”、“环境伦理学研究”、“环境社会学研究”、“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美学研究”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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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医务社会工作实习研究
12、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问题研究
13、整合式社会工作方法介入流动儿童青春期性教育的研究
14、军休干部服务中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研究
15、民办社会工作机构运行模式研究
16、资源依赖视角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质量研究
17、社会工作机构资源动员模式研究
18、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人际交往的探讨
19、“三社联动”机制推动广州城市社区社会工作发展的研究
20、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能力现状分析
21、社会工作机构人力资源管理满意度调查
22、新形势下沿海地区农村社会工作问题研究
23、伤残人群社会工作中的困惑思考
24、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影响因素及前瞻思考
25、社会工作介入空巢老人居家养老的模式研究
26、专业社会工作与中国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探讨
27、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
28、欠发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路径探析
29、增权理论视角下面向“三失”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个案帮扶途径与方法研究
30、社会治理视角下新疆社会工作示范点的发展研究
31、制度信任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嵌入”公办福利机构问题研究
32、青少年厌学的社会工作个案介入研究
33、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与伦理抉择
34、从社会工作机构的成立看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发展
35、社会工作视角下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研究
36、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和整合
37、社会工作方法在改善医患关系中的运用
38、资源依赖视角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机制探析
39、社会工作行业组织明确组织使命与发展道路方法的研究
一、“学术失范”的社会学阐释
学术规范是一个以学术界和学术共同体的大致认同和确认为前提的,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动态性的系统,是在长期的科研学术活动中形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道德公约和行为准则,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指示系统,要求学术界和学术共同体必须严格遵守。其内涵丰富,绝非仅仅指学术研究的道德规范和学术论文的格式规范。
1897年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卡姆(EmileDurkheim)将“失范”一词引入社会学,描述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出现不协调时的一种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他将失范注释为:“一种准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失范只是暂时的规则匮乏状态,社会习俗仍旧可以规定和协调的社会器官和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社会分工论,1893)“能够限制个体欲望的特殊规范类型的缺席状态”(自杀论,1897)。可见,失范是一种制度性,文化价值和道德伦理性的规则缺席或弱化的状态。借用社会学“失范”理论“学术失范”表现为特定时期发生在学术领域的、学术规范的弱化甚至丧失的一种无序状态。学术失范的表现各式各样,作为学术研究成果之一的学位论文失范也属于其范畴。
二、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学位论文学术失范的主要表现
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学位论文的学术失范的主要表现为四类:
(一)学术道德层面的失范
学术道德规范是指学界或学术共同体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应该具备的学术理想和核心价值观念以及从事科学研究应遵守的学术伦理准则,强调的是一种严于律己的境界。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学术道德失范突出表现为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截取拼凑和大篇幅抄袭剽窃的现象;或采取改头换面篡改、编造、杜撰科研数据或参考文献的现象。如此往复,大量低水平重复和学术垃圾导致了学术泡沬的产生,其危害不言而喻。
(二)学术研究程序层面失范
学术研究程序规范包括选题要求、文献调研、形成假说或观点的要求、术语界定的要求、制定研究计划的要求、收集和筛选资料的要求、拟定大纲的要求、格式行文的要求。程序性的失范其实是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操作技术性的失范。行政管理专业学位论文多数是对已学理论的梳理或重组,缺乏实证性、创新性;对文献的检索搜集不够,积累不够充分,对相关领域、相关研究的前沿和动态了解不足,选题缺乏新意和深度;学科的强应用性决定了部分选题开展须建立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而多数学生懒于调查实践、闭门造车,甚至编造数据,主观臆造论文结论;参考文献数量较少和质量不高,外文资料的搜集不足,对文献缺乏批判性和整体性的把握,所选文献的信度没有基本的判断,文献综述不到位等。
(三)学术研究方法层面失范
“科学研究方法论探讨科学研究的发生、形成、检验以及评价的方法论问题,以期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方法论的桥梁。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研究价值和学科特性,行政管理学在其学科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研究取向,分别为解释性研究、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研究方法上以概念演绎和理论分析为主,缺乏科学主义的实证思维方式,缺乏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的训练。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几乎没有涉及研究方论的运用,有部分同学文章中提到研究方法的应用,但是显然不懂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关系。
(四)学术制度层面失范
制度规范是学术规范制度化的产物,是保证学术研究的价值得以实现的明文规定,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主要包括程序规范,管理规范、评审规范和处罚规范等。目前,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学位论文存在的制度性失范,主要是日常论文管理工作的统筹不够科学,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安排学生实习、有指导论文进展、另外兼顾学生就业;评审规范设置相对科学合理,但是评审制度落实有待改进,使得评审不够严格,有效的监控流于形式,对违规者的处罚力度不够,起不到防范的作用。
三、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失范原因探究
(一)生态因素:先天的规范缺失和后天能量释放不足
从行政管理学学科建设和学科教育发展历程以及我国学术规范建设的历程来看,该学科学术规范先天不足,后天功能萎缩。我国行政管理学科教育和学科建设以及学术规范建设历程二者在时间上错位,学术规范建设晚于学科教育和学科建设,以致起步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行政管理学术活动在十多年的进行中无章可循、无范可模;在行政管理学科发展中,忽视了行政管理专业学科特色的学术规范建设,而且长时间的讨论和争鸣,没有明确权威的规范加以规制行政管理学的学术研究。行政管理学学术规范的功能发挥不够充分,基本规范的实操内容没有很好的得到普及,本来具有的正能量没有得到很好的释放,功能趋于萎缩。
(二)价值因素:价值观偏离和规范内化的失败
在社会转型期,受到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和学术规范价值内化失败,导致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作祟,使学生越来越重视实用价值和实际利益,价值观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因为行政管理学科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直接导致学生科研基础能力的知识欠缺;教学方式传统,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社会实践能力不足;宽松的学生管理和评价制度缺乏有力的外在监督,使学生顺利毕业,但是难以就业,求职时“万金油”专业显得毫无竞争力、加上外在就业环境的严峻冲击,学生浮躁的心变得躁动,部分学生疏于学业参加没有任何挑战的社会锻炼,部分学生致力于死记硬背备战考研,努力提高自己的敲门砖,各届学生如此往复地为现实利益奋斗着,现实利益的实现成了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由学术规范内化的学术求真意识、学术创新精神从未和他们有过任何交集。
(三)能力因素:学生自身科研积累和科研能力不足
基于我国高等教育法的要求,本科生应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但本科生的关注重点则是通过顺利毕业,迅速找到心仪的工作,普遍对如何提高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不感兴趣。本科生普遍缺乏问题意识和质疑精神,习惯人云亦云;资料检索和文献鉴别、文献批判、文献整合综述能力不足,通过分析、鉴别社会现象与其关键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构建研究假设、模型能力欠缺,选择适宜测量指标,设计调查问卷和抽样方案的能力有待提高;力、和学术话语表达能力需加强;极为重要的是论文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方法论理论和实践训练的极度欠缺。
四、行政管理专业学位论文失范的矫正对策
(一)注重过程监督和管理
本科毕业论文工作不是一般的等同于学科课程的教学工作,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须长期规划的动态师生互动和学生成长过程。要树立大论文观念,即把本科生毕业论文作为凝聚其基本科研能力的体现,对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贯穿大学四年全过程,时间长、方面多、环节多,做好过程控制和管理非常重要。在总体培养思路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把上述过程分解为若干阶段,明确每个阶段的任务,实施路径和应达到标准,真正形成前呼后应的递进关系。要根据培养要求,细化具体内容,制定相应措施,做到培养过程有布置、有检查、有督促、有评价、有激励,不断促进学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二)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培养严谨的科研作风和态度
治理行政管理学术学位论文失范要从大学入学开始抓起。针对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的教育,学术界和高校要结合我国转型时期新的时代特点不断促进学科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引领行政管理学界逐渐形成“求真、创新”的良好学术风气,建设专门的行政管理学学科特点学术研究规范,通过多种手段,切实落实在新一届行政管理本科生的教育管理过程中,使这种规范通过长时间的约束逐渐内化为学生的一种自觉行为和科学基本素养。另外,以本科生导师制为先导,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在重视基础知识教育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开展专业化的研究方向的引导工作,让学生了解导师的研究取向,最好能参与学术课题的相关活动,体验和模拟科研的操作,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和热情。
(三)建立相应课程及考评体系,奠定论文写作基础
遵循因材施教和循序渐进的规律,科学规划和统筹本科生教育的培养阶段和教学管理计划。各高校要根据自身学校的类别、培养目标等,建立科学的行政管理学课程评估体系,合理评估现有的课程设置,根据不同需求合理设置公共基础及通识类课程模块、专业核心课程模块、专业基础课程模块、专业方法与技能课程等模块的权重,加强学生基础知识的积累,为学术研究提供基础支撑。重点要协调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之间的比例关系,均衡定性课程和定量课程的比例。加强过程性评价的考核方式,将学年论文、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与毕业论文融为一体,在研究生入学考试时凸显本科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实际考察学生的基础科研积累和科研训练状况。
(四)遵循科研训练渐进原则,提升科研素养
在本科生教育阶段就应该科学规划,将毕业论文撰写要求的基本素养融入到整个学科教育和培养过程中,以必修学分的形式要求学生积累基本的科研素养,有了这种平时的积累并将平时的学术积累渗透到毕业论文中,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论文撰写环节的孤立和滞后,而且也可减轻指导教师的工作强度,以提高论文的指导质量,进而提升论文水平。具体来讲,就是要树立大论文观念,科学规划,建立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的一般范式,将整个本科教育阶段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把本科一、二年级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储备阶段,奠定论文开展的知识性功底;在三年级开始以毕业论文写作的流程为模拟,完成课程论文的考核,进而将基本学术规范内化到学生的科研行动中。
(五)完善和落实相关制度,规约关联主体的相应行为
[连论文摘要]殷顿的知识社会学范式代表了20世纪中期美国知识社会学界对知识社会学的标准解读。其内容包括知识的存在基础、知识的类型、知识生产与存在基础的关系、知识的功能等。
一、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19世纪初期社会学一般理论转向专门研究后出现的学科,总体上与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知识社会学的出发点是把知识当作一种精神现象(知识生产)、认识活动、思想方式来研究。它把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思想范畴与知识体系)归结为某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最早将社会发展的阶段与知识发展的阶段对应起来加以考察,开辟知识与社会关系研究之先河的是社会学家孔德。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科学体系中每一门学科的发展既依照一定的逻辑顺序,也与历史的顺序相对应。到19世纪中、后期,创立了唯物史观,区分了知识类型,研究了知识的社会功能,对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马克思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先行者,其观点直接影响了舍勒和曼海姆建构的知识社会学。
二、默顿知识社会学范式形成的背景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年一2003年)是美国著名的知识社会学家。在默顿生活的时代,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发生了快速的转变。
从知识论角度来看,科学与知识的内涵逐步走向具体。知识完成了从追求确定性的不懈努力到不确定性不断凸显的过程。“在知识‘不确定性’凸显的历史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从逻辑上排除错误而寻求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知识形式的越来越不可能性,它实质上揭示了人的思维能力建构确定性知识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从哲学领域中分化出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摆脱传统的哲学思维而步入社会学领域。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学对知识问题的研究和解释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知识社会学伴随着社会学的产生而产生。知识社会学理论经历了不同的范式转换的曲折过程。尽管作为一门学科它还在不断探索自身的发展方向,但与知识社会学相关的基础环境却在悄然发生变化:知识、科学与科学知识范畴分化,社会学分析方法的思辨性与经验性分野。知识社会学经历了哲学和社会学的探讨及反思之后,呈现出现展的局面。
三、默顿知识社会学范式的主要内容
1945年,默顿发表了《知识社会学范式》一文。这篇论文是默顿知识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总结。论文对当时知识社会学在美国得到发展的社会基础进行了回顾,归纳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分析了知识社会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默顿在对各种知识社会学研究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研究基本上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他发现,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尔凯姆、索罗金等学者对知识的分类存在巨大差异,各种理论的阐述不尽相同,学科概念以及研究变量急剧增加,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这无疑给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对此,“为了给出现在这一领域中杂乱无章的种种研究的可比性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必须采取某种分析图式”。于是,默顿形成了他的知识社会学范式,其主要内容包括:
1.知识的存在基础。默顿分析了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尔凯姆、索罗金等不同理论家的观点后,将知识的存在基础概括为两种:社会基础与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包括社会地位、阶级、职业角色、生产方式、群体结构等,文化基础则囊括了价值观、精神特质、舆论趋向、时代精神、世界观等。默顿认为这是社会学的中心命题。讨论各种理论的存在基础是为了使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形成共识。由于各种理论对这种存在基础的论述有很大差异,一旦涉及存在基础的本质时,各种理论的本质诉求便显示出多样化。“存在对知识的影响相对于知识的认识论地位的意义这个持续多年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2.知识的类型。社会学对知识领域的分析涉及诸多方面,默顿认为,涉及“道德信仰、意识形态、观念、思想范畴、哲学、宗教、社会规范、实证科学、技术等等”。不同的知识社会学家对知识分类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默顿认为,知识社会学者对知识分类的多样化划分,是建立在其不同的社会学基础之上的。他依据不同学者的著述,分别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曼海姆、舍勒、迪尔凯姆、格拉内、索罗金等人的知识类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分析内容包括各种理论关注的焦点、抽象化程度、概念的基本内容、验证方式、思维活动的对象等。虽然在分析家看来,各种理论都有一定的破绽,但是要真正否定其中之一二,从客观上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默顿对各种知识观偏重综述,仅对其中个别类型的划分方式表达了个人看法。
默顿特别重视马克思的知识社会学理论,认为“是知识社会学风暴的中心”。他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知识类型的划分。马克思“明确地将自然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区别开来”,把知识划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型。其中,自然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是人对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在默顿看来,自然科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的。
舍勒是较早提出知识社会学名称的思想家之一。“他提出了关于知识社会学的广泛的纲领计划,既从内部的逻辑关系考察思想知识,又从外部的社会功能与条件的角度考察思想知识”。舍勒在对世界观进行体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知识类型学说。舍勒认为,知识“按照人为的程度”可以分为7类:“(1)神话与传说;(2)隐含在自然的民间语言中的知识;(3)宗教知识(从模糊的情感直觉到一个教会固定的教义);(4)各种类型的基本的神秘知识;(5)哲学—形而上学知识;(6)数学、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实证知识;(7)技术知识。”舍勒区分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但默顿认为他并没有提出知识划分的标准问题。因此,这种假设的收获并不大。 3.知识生产与存在基础的关系。在知识与存在基础的关系问题上,知识社会学家的见解更是各具特色,而其结论却让后来者无所适从。因为在同样的问题上,马克思主要探讨的是“观念与经济基础之间的某种因果关系”;舍勒探讨的是“观念与存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曼海姆是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中论述最多的学者,但是他的论述却集中在“思想与社会的联系”上;索罗金构造的是“社会与主导文化的有意义的整合”,并将其研究的可信度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
因此,默顿认为,要描述知识社会学的范式,必须从细节人手,重新采用一种分析图式。他认为,知识生产与存在基础相关联的方式或途径有两种:一是确定因果关系或功能关系。如决定、原因、对应、必要条件、制约、功能上的相互依存、互动、依赖性,等等。二是明确符号关系、有机关系或意义关系。这是由知识的功能决定的。
4.知识的功能。默顿认为,知识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如“维护权力、促进稳定、确定取向、剥削、掩盖现实的社会关系、提供动力、引导行为、回避批评、转移敌意、提供保险、控制性格、协调社会关系”等。他认为,“这些功能大概可以用来说明知识的持久性。尽管默顿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论述具体的功能涵义,但是他认为这种分析将是很有意义的,他说:“功能分析并不旨在说明一个社会中的特定的范畴系统,而是要说明存在这个社会所公有的范畴系统。在知识社会学学者中,马克思、迪尔凯姆对知识的功能研究较为用心。马克思没有把知识的功能归结为整体的社会,而是归结于社会中独特的阶层。迪尔凯姆则认为,范畴是社会的产物,有社会功能。
当然,默顿也认为以上几点并不能完全概括知识社会学范式中的内容,要使分析研究得到深化,还需要另外一些范畴。
四、知识社会学的局限性及发展趋向
通过对1945年左右知识社会学研究的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和深入考察,默顿对知识社会学的特点进行了归纳,梳理了不同学者的基本观点,评介了知识社会学诸理论之间的异同,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的局限性,特别是其研究范围上的缺陷。默顿指出:以往的知识社会学侧重利益与经验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把暂时性假说与无可置疑的教条相混淆,标志着它的早期阶段的十足的思辨见识现在正受到日益严格的检验。
论文摘要:当传播主义盛行于德语国家时,法国则成了社会学思想的堡垒,涂尔干开创的法国社会学派因其理论思想和社会学方法上的贡献而成为后来英国结构功能学派的当然先驱者之一。
Key words:French Sociology School; Emile Durkheim; social facts
Abstract: While diffusionism was very popular in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France became thestronghold of sociological ideas.Emile Durkheim ,who founded French sociology School, is inevitablyone of the pioneeres of Structura-functionism in U.K because of his achievements in sociologicaltheory and method.
几乎在传播学派诞生的同时,从19世纪末起,西欧大陆文化学中又出现另一个学派,即社会学派。法国社会学者涂尔干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他的《社会学方法论》(1895)一书可说是该学派的宣传书,涂尔干培养了一批门生,并于1896年创办了《社会学年刊》,故此派也被称为“涂尔干学派”或“社会学年刊”学派。
古典进化学派认为民族学的主要对象是人,传播主义者认为是文化,而社会学派的代表,则把人类社会置于自己的注意中心。总体上说,法国社会学派是属于进化论派的一个支派,他们并不反对摩尔根,同样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但他们却反对进化论的心理学说,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论。
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又译作迪尔凯姆或杜尔干,出生于法国一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早年求学于巴黎,受过良好的哲学训练,并深受实证思潮影响,后在波尔多大学和巴黎大学任教。他利用民族学实地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看法,同时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民族学资料,主要著作有:《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所谓社会事实,就是所有可能对个体施加一种外在约束的行动方式,而不论这种方式是否限定不变;或者,也可以说是所有可能普遍存在于一个既定的社会,同时又独立于在个体身上的显现而自主存在的行动方式。”[1]这个定义包括三点要素。之所以认定一个社会事实,首先是因为它外在于个体,即社会事实存在的原因外在于我们自身,因为它们是以前的世代传承给我们的。但它们存在的原因不能通过我们的内省来揭示。相反,社会事实的原因只能通过一种科学研究或经验研究来确立。第二,社会事实之所以是实在的,是因为它们对个体施加约束。通常,如果一个人想要否定一种社会事实的存在,那么他就会遇到一些强制性或劝服性的实践,正是这些实践切实地确立了社会事实的实在。第三,社会事实独立于任何单一个体的行动,普遍渗透于一个社会群体或整个社会。但这不意味着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加入到某个社会事实中,这一社会事实才算是实在的。
涂尔干坚持认为,对社会事实的说明,必须分别探索产生此一现象的有效原因及此一现象所发挥的功能。功能有别于原因,原因是现象存在的理由,功能是现象存在的作用。同时有些现象虽然存在,却已无作用。因此研究者不能拿现在存在的作用来说明其存在的理由。此外,一种功能是可以由多种事物来完成的。功能也不同于目的,功能可能只是由于现象存在而产生的,未必是基于预先存在的目的而存在。因此“要寻找一个社会事实的决定原因应该看在这一社会事实之前的社会事实,而不是看个体意识的现有状态。”[2]他批评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理论,虽然把社会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还是用心理因素来说明社会事实。前者假定人性有追求进步的倾向,后者认为人的本性会追求更大的快乐,借以说明社会的进步。他认为这是倒果为因,人并不是天生就知道追求进步,也不是天生就知道组织社会借以获得更大的幸福。相反,是先有社会才使人有了多种知识与追求更大的快乐。更进一步,涂尔干又指出对社会事实原因必须从社会内部环境去寻找,这个社会环境有两个层面,而被认定具有较高水平的因果效力:一是组成社会的社会单位数量,即社会环境的规模;二是群体的集中程度,即群体成员之间纽带的强度和深度。社会环境是社会事实变迁的根源,因为社会环境是社会事实存在的基本条件,只有通过社会环境才能真正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他提出了各种具体方法,如:剩余法是从众多原因中削剩一个原因;相同法,是在众多状况中仅比较某些相同情形;相异法,是在众多状况中仅比较某些相异情况。在各种方法中,共变法是最适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它只需把两种性质虽然不同,但在某一时期中有共变价值的现象找出来,就可以做为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一种关系的证据。《自杀论》一书,是运用比较法从社会内部去解释社会事实的最突出的例子。
涂尔干还从生物学借来功能观念,提出功能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主要体现在他关于社会团结和宗教问题的研究上。在涂氏看来,社会团结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在社会环境不断变动的条件下,是什么社会事实能够满足这种需要。这里的社会环境基本变迁就是上文提及的两个层面,即社会规模和道德密度的增长。随着这种增长,社会因在经济、政治及其他方面连接纽带的确立而变得更为统一。同时,随着不同社会单位之间越来越有可能发生交易和交换,各社会单位的专门化程度也趋于上升。劳动分工的增长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之间相似性大大减小,但相互依赖性却逐渐增加。因此,为了维护整个系统的持续存在,他们以集体良知瓦解后所提供的新的团结形式——有机团结而紧紧凝聚在一起。在宗教研究上,涂尔干考察了宗教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他把宗教定义为“一种与神圣事物(即被分离出来的带禁忌性的事物)有关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体,这些信仰和实践把所有的信奉者团结为一个叫作教会的道德团体。”[3]他排除了泛灵论者把宗教定位于信仰、迷信之类的思维之中的做法,而首先确定宗教兴起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以证明其社会真实性,再提出宗教实质是一种力量体系,而宗教力量就是道德力量,它赋予了人超越自身的力量,以战胜本性并对其进行控制,而这种力量在个人聚集在一起共同行动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社会结构的理解上,涂尔干坚持认为,每个社会是由实质更简单的社会各个部分构成的,所以应把最简单的社会作为分类基础,这就是“原始群”。这种纯粹的“原始群”如今已不复存在,当“原始群”进入更复杂的社会时,它就成为“氏族”,这是不可再分的单位。氏族的联合和各种结合形成了“部落”,氏族组合成“胞族”、“一般多元社会”和“一般复杂多元社会”,这些社会又形成了“加倍复杂多元社会”,所以在涂氏看来,任何社会的结构都只是同一原始社会的一定组合。
总体而论,涂尔干以其开创性工作建立起法国社会学派,他把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特殊对象,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制约性。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认为只能通过其它客观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坚决反对进化论者在个体主观和心理层面上进行解释。他区分了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认为不能混淆社会事实的原因和功能,用社会环境的决定因素来解释因果关系,而要用比较法来证明社会中的因果关系,并身体力行,对社会团结和宗教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中的功能分析直接影响到英国结构功能学派,例如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1881-1995)一直把涂氏的理论奉为圭臬,始终想把这一理论应用到民族志的发现上。布朗认为,所谓社会结构就是指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也是科学探索的最根本之处;要研究社会实际上就是要考察社会结构,建立起结构的模式,再用这种模式去帮助理解社会关系。在他看来,“功能”指的是社会上标准的行为方式或思想方式的作用。[4]
涂尔干的理论和方法所存在的缺陷:第一,理论上表现了唯心主义世界观。他认为社会现象或制度的功能使社会整体的要求一致,获得协调,而看不到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他赋予了集体意识独立自主性质,没有提到它是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时代的产物,更看不到统治阶级意识的强大的约束力。第二,方法上虽坚持严格的客观研究态度和整体优于局部的思想并强调用集体状态去解释个人现象,而不是用个人现象解释集体状态,但他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是机械的,他把一切社会都看成由各个最简单的社会构成的聚合体,且每个联合体互不依赖、相互独立。既然互不关联,就无所谓进步,仅仅简单分类而已。另外,在功能分析时只注重功能维护秩序的一面,看不到负功能也看不到功能替代的可能。
随涂尔干之后的法国社会学派代表人物还有莫斯(Marce Mauss,1872-1950)和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1857-1936)等人,他们的理论是对涂尔干理论某一方面的侧重和发挥。我国留学法国的著名民族学家杨曾概括了法国社会学派的传统和特点,不仿也以此作为行文的一个小结:一是法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关系甚为密切;二是偏重理论研究;三是以社会进化说进行民族研究,是民族学中进化学派的一支,他的社会分析法比起进化学派的人类心理一致说还是有可取之处。[5]
参考文献:
[1]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44.
[2] 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各著提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9.
[3] 迪尔凯姆论宗教[M].贺志雄,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47.
[4] 和少英.社会一文化人类学初探[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72.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基地是在浙江省社科院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基础上成立的。在过去的10年中,在理论研究上,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共承担全国社科基金课题、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以及福特基金会、加拿大CIDA等国际基金会资助课题十多项。在教学上,与浙江师范大学联合招收社会学专业女性社会学方向硕士生,在浙江师范大学法政经济学院为社会学专业硕士生教授女性社会学必修课,在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和美国密西根大学联合招生的妇女学研究生班上,负责设计“社会性别与中国社会”课程和组织师资,并教授“妇女越轨与对妇女的越轨”专题课程。同时,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还承担了“妇女性健康热线大学生志愿者培训”、“浙江省地市工会女工部长社会性别意识培训”等培训项目以及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社会一心理一医学新模式救助妇女”、“浙江省女性健康热线”等行动项目。
今后3年基地的工作思路主要是:继续以研究为中心,以教学和行动为两翼,三者合一、三者联动;争取得到单位领导、有关部门和学界主流进一步的支持;继续提升相关能力,增长相关知识,包括学术研究、教学、行动、组织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开拓知识性的行动,积累和传播行动性的知识;进一步推进浙江省妇女研究、妇女学教学和有关行动,担当积极的协调人的角色;进一步在全国女性社会学建设和发展中发挥骨干作用;在推进全国妇女/性别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相关行动中,发挥积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今后3年的计划主要有:(1)在学术研究方面,继续协调全国有关研究力量,组织出版妇女发展蓝皮书系列;进一步开展有关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反对商业性易及预防妇女犯罪方面的研究,出版有关的专著;继续发展海峡两岸妇女学界的交流,编辑出版台湾妇女学界的研究论文;广泛深入地开展妇女学,尤其是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发表更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工作,推动青年骨干的成长。(2)在教学(培训)方面,继续在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生中开设女性社会学必修课,并尽可能扩大女性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生招收人数;进一步指导学生撰写具有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努力培养一批既掌握妇女理论,又具有较高女性社会学专业理论水平的专业人才;根据已有的力量,积极组织和参与有关妇女学方面的科研人员培训、师资培训I和学生培训。(3)在学科建设方面,继续在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在课程设置、学术研究和项目行动方面,发挥骨干作用和组织协调作用;进一步协调全省和全国力量,根据新的成果,出版女性社会学方面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发挥“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的力量,以一种新的活力,更广泛和深入地推进妇女/性别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妇女研究会、中国社会学学会等主流学术机构,以及中国社会性别与发展(GAD)网络、全国反家暴网络等妇女非政府组织建立更多的联系,以进一步发挥该基地在全国学科建设中的地位。
二、陕西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近年来,陕西省委党校在妇女,性别研究及干部培训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在培训渠道上不断拓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妇女理论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主体班次,已成为市厅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县委副书记县长进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优秀科级干部培训班的必上专题;发挥“三秦大讲堂”平台,邀请著名妇女发展研究专家宣讲妇女研究新成果。二是利用党校优势资源举办不同主题的培训班。(2)在培训内容上不断完善。在主体班次、领导干部研究生班开设的“当前领导干部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中,设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妇女发展与社会和谐”、“领导艺术与女性参政”等专题。在面向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开设的《宪法学》、《发展社会学》等课程中,都设有“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国策”等内容。培训内容越来越全面、系统、深入。(3)在培训能力上不断提高。陕西省委党校现有教授和专家学者100多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专家学者。这些力量分布在不同的教研部门,从事哲学、经济学、法学、党史党建、科社理论与实践、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妇女理论与实践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4)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创新。近5年来,基地有十余人次参加了各种层次女性问题理论研讨,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未来3年内,该基地争取打好基础,有所突破。一是科研有所突破,在3年内出版1-2本女性学方面的专著、1本论文集。二是培训有所突破,在培训的人数、内容和质量上更能满足需要。三是结构有所突破,与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和妇联建立更加广泛深入的联系,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基地将从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不仅关心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更关心社会公平环境;不仅注重政策体系完善,更注重实践推进进程;不仅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更重视热点问题探讨;不仅支持女性学者投入研究,更要吸收男性学者参与,力求将为进一步推进妇女,性别研究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辽宁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方法,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分析国内《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特点。结果表明: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及研究对象是体育社会现象”的观点已达成一致。
本文以1990年徐隆瑞、梁向阳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0版),1999年顾渊彦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9版)、卢元镇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2003版)为研究对象,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探讨其学科内容和体系;同时在比较国外相关研究及参阅国内同类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1、研究方法
1. 1文献资料法:查阅(体育社会学》专著和教材近10部,并通过计算机检索相关文章数篇,这为本文的进一步分析莫定了资料基础。
1.2专家访谈法: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10余名教授进行访谈,访谈包括《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内容等。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 1学科性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我们来比较三个版本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2003版认为,“其学科性质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具有综合研究的性质,具体来说,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1999版的观点是“体育社会学是在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综上可看出,《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这一说法得到一致的认可。
就国内有关《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相关文章及资料显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①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②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③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
由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关于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是分支,还是基础,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著名学者卢元镇先生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科学的基础学科。
2. 2研究对象。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理论出发,研究体育的社会性或社会过程的学科,或者说,体育社会学是研究体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科。”此处的社会过程和社会性不仅表现在体育活动系统内部,而且还体现在体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及社会总体的关系上。1999版引用《中国体育社会学》中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具体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2003版《体育社会学》中清晰地阐述:“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
综上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与其对学科性质的不同看法有密切关系。对不同学科性质的看法,决定了不同研究对象的观点。
2. 3研究内容。我们对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在1990版、2003版本中清楚的介绍了研究内容,其中有3个共性的方面,①体育的社会结构、特点及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中包括整个体育结构及其组织形式的研究;体育与社会现象(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教育、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等。②体育社会学的理论和体育社会问题。这既包括创建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也包括解决体育中的具体社会问题。研究者通常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促进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和谐发展。③不同体育形态的研究(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对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研究较多。大众体育包括大众体育的群体与组织、闲暇与体育、生活方式与体育、影响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因素、各种群体的体育等等方面。
由于近来关于社会化的定性研究已经为理解社会体育界和体育参与提供新的、很有洞察力的见解,所以对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也很关键。体育运动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包含的内容也较多,如体育运动中的阶层差异是什么、不同项目之间是否存在活动者的阶层差别及其程度如何等。
西方有关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与我国有相似的地方,同时也存在一些时空及文化差异。随着进一步广泛的交流和发展,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将更加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和普适性。
2. 4框架结构。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分别有13、 15,20章组成,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我们对其章节的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体育社会学》有一些共同之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体育与人的社会化,体育群体与体育组织。随着10多年的社会及体育学科发展,《体育社会学》自身也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社区体育、妇女体育、老年人体育、残疾人体育及体育社会问题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被纳人到《体育社会学》体系中来。
应该来说,《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是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受其指导而建构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自身也不断的增加新质,特别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体育现象和问题领域。此外,《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也受特定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及不同文化土壤的影响和制约,这一切就决定了《体育社会学》目前的多元化发展。但从相关研究来看,我们仍可发现其中的类似内容,如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的社会问题等方面。
3、结论与建议
3. 1本文通过比较国内3版本(体育社会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找出有关学科发展中的相同及相异观点。
3. 2(体育社会学》属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学科性质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可。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目前仍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看法。
论文关键词: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验研究
科学的本质常被看成是能够产生不受环境制约且不断增进其真理涵容量的知识。科学被看成是这样一种事业,正是基于对科学本质的如此理解,人们特别是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形成一种观念:即认为科学的内容,比如新的科学思想和重要的科学发现等,从根本上说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不是受社会影响的。这种观念从根本上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
科学到底有没有社会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社会性?这一涉及到知识的元理论的问题(meta—theroticalDroblem),即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人类知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对于所有追求和传播知识的人来说,恐怕是一个必须要认真和仔细思考,并要做出回答的问题。而把科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元理论问题进行审视和研究已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学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就是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的产生。
一、建构主义产生的背景
所谓建构主义,按照其代表人物克诺尔一谢廷娜的说法是指这样一种立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本质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即认为科学知识是建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
1、建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
早在1935年弗立克(lfeck)(波兰奇才,细菌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就指出,科学事实是历史背景的产物并反映着一定的思想风格,往前还可追溯到“文化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舍勒,他认为全部知识的内容甚至全部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是由社会利益支配的思想所决定的,并且获得知识的思想“形式”也必然由社会结构共同决定。再往前卡尔·马克思提出的著名论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所决定的。所有这些思想,都闪耀着建构主义的火花。
2、建构主义产生的外部原因
在建构主义产生之前出现许多社会学新理论和新方法,象符号互动论、人类学方法论、社会现象学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这些被称为微观社会学的研究结果对宏观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它们从社会秩序的规范解释向认识秩序转化,把兴趣转向语言应用和认知过程,它们放下有关社会“结构”“整合”等信条,转而研究具体的社会实践,规范不再被看作是铁板一块的系统而是看作具体的沟通和互动,社会秩序不是控制个人愿望把社会联合起来的东西,而是许多人意愿的联合,另一方面是从方法论上集体、个人主义向情境主义的转化,在方法论上不仅要首先关心成员的认知过程,意义的解释程序,而且要优先地分析小的社会情境,主张从社会情境的互动即人与人在特殊背景中的相互作用来分析知识的社会形成。
3、建构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
我们知道布鲁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声称社会原因是首要的和决定性的,科学家的思想受社会信念、社会地位或其所在的团体的影响,为此还提出了“强纲领”的四个信条即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主张“科学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性质”,但由于这种强纲领割裂了科学与理性的道路,因而无法回答在什么时候,社会因素是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之中的,而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正是对这一宏观研究进路的不满和反抗导致了建构主义的产生,正如夏平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开始时说的“仅仅断言科学知识与社会秩序有关或说它不是自主的,已不再有趣了,我们现在必须专注于如何准确地将科学文化处理为社会的产物”,建构主义的产生使经验研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工作重点。
二、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
社会学家平齐认为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科学家话语文本研究这些经验研究都集中在科学知识在更加广大的社会范围内的建构过程上,即认为科学知识能够、实际上已显示出其构成完全是社会性的,平齐把这些验研究称为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
1、实验室研究
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个经验研究场点,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当推拉都尔和伍尔加,这种研究方法侧重于对科学工作的实际场所进行直接的观察、研究,这是一个借助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就象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因为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实验室好象土著人居住的深山丛林,通常起到保护其生活方式不被外人“窥视”的作用,社会学家借助于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不带先入之见地深入科学活动的“现场”,这无疑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开辟了透视科学“黑箱”的一个新途径,其优点在于允许直接观察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事实和文本产品是如何在特定范畴内生产出来的,拉都尔在观察实验室工作之后得出实验室的全部活动成果是产生论文,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事实只不过是全体实验人员努力构造的产物,实验室科学家并不是在探究事物本身,而是审查由技术员、操作仪器、设备产生的所谓“文学铭写”标记,实验室就如一个工厂,事实在一条流水线上被生产,有些事实被制造出来,而有些事实未被制造出来。该方法的实质就是运用富于观察性、纪实性和灵活性的采访方法和技巧进入科学家当中作出“情景定义”和“选择行动路线”的过程,并解释在这些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克诺尔一谢廷娜曾特别撰文说明“实验室研究”的重要性。她认为,将研究聚集于实验室,允许研究者在仪器和符号实践的更宽阔的情境内考察实验活动,从而将包括知识生产的整个活动范围推向了前台。
2、争论研究
该方法是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最早介入并作了广泛发掘的一个研究场点,科林斯认为,科学争论之所以作为一个受到青睐的研究场点,是由于它较容易揭示科学的社会性质以及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如何形成的,与“现成的”科学不同,“争论的”科学打开了科学的黑箱子,扰乱了科学的常规实践,在发生科学争论的情况下,争论各方会发现那些理所当然的规则因新的发现而自然而然地受到质疑,它们不再能产生无疑义的结果,因而,通过争论中的科学家的眼睛来看世界,研究者可以亲眼目睹“制造中的科学”。拉都尔在其著作《科学在行动》中对把争论作为研究对象作了说明。他指出:我们研究中的科学是行动中的科学而非亦已形成的科学,因而我们要么在事实和仪器黑箱化之前抓住它们,要么跟踪科学中的争论重新打开它们。再者为了确实科学家声称的“知识”的客观性抑或主观性,我们并未给定陈述的内部属性,只能通过寻求掌握事实或仪器的使用者们的陈述的变化。这样科学争论可以使研究者观察到科学活动的一种临界状态,这在其他时刻通常是看不到的,这种状态不是也无须研究者有意安排,而是科学家自己通过辩论弄清主张的接受与拒斥,促使自然信念的真理状态处于批评状态进而通过争论的“结束机制”得到科学知识的一致性解释。
3、科学家的文本、话语研究
社会学家马尔凯认为事实上科学家的言谈举止变化是非常大的,对同一件事不仅不同的科学家的说明不一样,同一个科学家的话语也会因说话的场合不同而变化,甚至还会因分析者的介入而发生改变,因此,如何对待科学家的言谈便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这一研究与旧科学社会学不同,它不再把科学家的交流语言看成是一种转达信息的中性媒介,或仅仅是社会交往由之发生的一个通道,而是把构成科学相互作用的言说行动本身作为分析焦点,从中揭示出隐含在这些话语中的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上文提到实验室研究其全部活动成果是产生论文,而在论文的产生过程中,科学家显然要通过修辞手段,文字表达技巧、社会性辩论技巧以试图使人们相信它的有效性,齐曼称之为“这是一种决不意味着科学家们是说谎者和伪君子的一种虔诚的‘欺骗”’。科林斯认为应该对文本的观点、事实的形成过程加以考察,才可能客观地展示它们是如何被定位的,为此他把科学家的文本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家之间的会话、信函和对科学家的访谈记录,另一类是正式出版的论文,他更看重前一类中发生的事情,所谓真情流露于不经意之中,只有这类非正式文本和话语,才能显现出话语在被纳入研究论文的正式格式之前的真实风貌。马尔凯在他称之为“言读分析法”方法中给出了研究思路: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从而较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发现或者说科学构造的社会学特征。
笔者认为以上三个研究场点应该与研究者的特定目标相联系,并且要根据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的不同各有侧重,不可把它们看成是各自独立和分离的研究方法。例如实验室研究就不适于考察共识形成的过程,科学争论研究关注于科学共同体之内的研究群体,难以直接有效地考察可能对共识形成产生作用的外部因素,文本和话语分析则孤立于科学活动的其他部分,而难以说明科学事实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科学家的实践工作是一个整体,在考虑一个研究场点时要兼顾别的研究场点,研究者才能多角度、多方位地去考察科学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因素,从而作出科学的建构。
三、建构主义形成的对科学知识的几个观点
建构主义的总纲领认为科学知识是由社会建构的,由此形成以下观点:
1、科学知识是人工制造的产物
科学并不是客观过程的描述,仅从自然界的形态来说明科学信念的产生是不完备的,因为科学所揭示和表达的在自然界中并一定不能找相应的客体,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是人工事实。谢廷娜认为: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科学知识产生包括选择性、科学操作是决策负荷的”。她把科学产品看成制造过程的结果,制造过程与产品的获得息息相关。这就是说,在实验室中,所有的活动都是有选择、有目的、有计划地被事先安排好的,科学活动就是按照事先的安排进行选择决定最终导致科学产品的出现。
2、科学知识是磋商的结果
磋商即指科学家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不仅超越了实验室,而且延伸到外面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些互动包括科学家之间的,科学家与外面科学家之间的,还有科学家与外面的非科学机构及角色之间的,例如需要资金的支持与财政部门的磋商,这些都会影响科学研究的选择,科学家之间的磋商包括对科学结论的修改与浓缩,实质上是围绕着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它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正如谢廷娜认为的:“体现在科学产物中的选择是和在一定时间、空间中发生的磋商的社会过程相联系的,而不是由个人所做的逻辑的决定。”
3、科学与其它社会文化一样,并非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这个观点较激进。柯林斯认为“自然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建构只起很少或根本不起作用”,“在语言、概念、社会行为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影响这些论点的结果。”科学知识的产生是不同利益个人、利益团体之间互动的过程,通过相互争论、相互磋商、彼此说服达成一致,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在认识论上科学并不优于其它任何信念或知}只体系,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布鲁尔声称“如果社会学不能贯穿始终地用于解释科学知识,这种社会学将是平庸的,所有的科学,无论是文化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合法领域”,这就告诉我们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
四、建构主义的评述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纲领还是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建构论者在考察社会知识是如何得来时,认为科学活动是被各种因素促动、制约和构造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它的具体研究方法扩展和加深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实验室研究中,研究者直接接触对科学活动具体操作、描述和说明的科学家,从对日常生活言谈和论述文本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和实质性的结论,从而打破了当代社会最有权威、最神秘的科学知识的秘密,把科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子系统来考虑,扩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摆正了科学与社会的正确位置。建构主义还为哲学上的认识论研究带来了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方法,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分析国内《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特点。结果表明: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及研究对象是体育社会现象”的观点已达成一致。
本文以1990年徐隆瑞、梁向阳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0版),1999年顾渊彦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9版)、卢元镇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2003版)为研究对象,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探讨其学科内容和体系;同时在比较国外相关研究及参阅国内同类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1、研究方法
1. 1文献资料法:查阅(体育社会学》专著和教材近10部,并通过计算机检索相关文章数篇,这为本文的进一步分析莫定了资料基础。
1.2专家访谈法: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10余名教授进行访谈,访谈包括《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内容等。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 1学科性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我们来比较三个版本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2003版认为,“其学科性质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具有综合研究的性质,具体来说,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1999版的观点是“体育社会学是在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综上可看出,《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这一说法得到一致的认可。
就国内有关《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相关文章及资料显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①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②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③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
由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关于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是分支,还是基础,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著名学者卢元镇先生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科学的基础学科。
2. 2研究对象。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理论出发,研究体育的社会性或社会过程的学科,或者说,体育社会学是研究体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科。”此处的社会过程和社会性不仅表现在体育活动系统内部,而且还体现在体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及社会总体的关系上。1999版引用《中国体育社会学》中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具体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2003版《体育社会学》中清晰地阐述:“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 综上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与其对学科性质的不同看法有密切关系。对不同学科性质的看法,决定了不同研究对象的观点。
2. 3研究内容。我们对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在1990版、2003版本中清楚的介绍了研究内容,其中有3个共性的方面,①体育的社会结构、特点及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中包括整个体育结构及其组织形式的研究;体育与社会现象(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教育、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等。②体育社会学的理论和体育社会问题。这既包括创建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也包括解决体育中的具体社会问题。研究者通常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促进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和谐发展。③不同体育形态的研究(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对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研究较多。大众体育包括大众体育的群体与组织、闲暇与体育、生活方式与体育、影响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因素、各种群体的体育等等方面。
由于近来关于社会化的定性研究已经为理解社会体育界和体育参与提供新的、很有洞察力的见解,所以对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也很关键。体育运动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包含的内容也较多,如体育运动中的阶层差异是什么、不同项目之间是否存在活动者的阶层差别及其程度如何等。
西方有关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与我国有相似的地方,同时也存在一些时空及文化差异。随着进一步广泛的交流和发展,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将更加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和普适性。
2. 4框架结构。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分别有13、 15,20章组成,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我们对其章节的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体育社会学》有一些共同之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体育与人的社会化,体育群体与体育组织。随着10多年的社会及体育学科发展,《体育社会学》自身也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社区体育、妇女体育、老年人体育、残疾人体育及体育社会问题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被纳人到《体育社会学》体系中来。
应该来说,《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是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受其指导而建构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自身也不断的增加新质,特别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体育现象和问题领域。此外,《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也受特定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及不同文化土壤的影响和制约,这一切就决定了《体育社会学》目前的多元化发展。但从相关研究来看,我们仍可发现其中的类似内容,如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的社会问题等方面。
3、结论与建议
3. 1本文通过比较国内3版本(体育社会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找出有关学科发展中的相同及相异观点。
3. 2(体育社会学》属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学科性质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可。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目前仍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看法。
1.大众旅游的社会学批判
2.旅游、现代性与怀旧——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3.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进展
4.迪恩·麦肯奈尔旅游社会学思想解读——兼评《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
5.STS视角下的旅游社会学——旅游行为的多维分析
6.旅游社会学研究初探
7.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管窥
8.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9.旅游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流派
10.关于旅游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思考
11.发展与启示:近二十年国内旅游社会学研究综述
12.旅游、现代性与怀旧——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13.建构论旅游社会学研究述评
14.旅游社会学的建构思考
15.社会学视野下的东西方跨文化旅游交互习性研究
16.对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中新迪尔凯姆学说的分析与思考
17.教改:当前“工匠”职业化教育形态下,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
18.对城市旅游景点无障碍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思考——以成都市为例
19.网络:旅游系统研究的新经济社会学转向
20.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旅游社会学》课程设置及其体系构建
21.旅游文化的社会学探讨
22.旅游社会学:方法、问题和研究成果
23.皮影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四种关系研究——基于社会学视角
24.基于社会学视野的黄山市汤口镇旅游城市化特征和机制研究
25.旅游社会学简论
26.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研究——一种社会学视角的探讨
27.论宗教旅游的社会学研究
28.本真性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29.古镇旅游群体的社会学研究——以朱家角为例
30.国内体育旅游兴起动因的社会学探析
31.近地遁世旅游社会学诠释及文化小城镇供给
32.旅游社会学视角下对草原人文景观开发与保护关系的探讨——以元上都遗址为例
33.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吸引物及其建构
34.中国体育旅游迅速发展的社会学思考
35.旅游社会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36.社会学视角下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文化价值——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案例研究
37.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看旅游研究范式的确立
38.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39.西南民族地区发展体育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40.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文化现象
41.解释社会学范式:旅游研究的一种理论范式基础
42.社会区隔:旅游活动的文化社会学本质——一种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解读
43.旅游消费的社会学解释:传统与前沿
44.城市发展事件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45.微观社会学视角下民族旅游研究方法的再审视
46.旅游学研究的新框架:对非惯常环境下消费者行为和现象的研究
47.人类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旅游:对话与思辨
48.休闲旅游之社会学范式研究
49.从社会学角度谈旅游的概念和本质特征
50.现代旅游与社会学的关系邹议
51.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宗教旅游浅析
52.现代性:社会学切入旅游研究的重要视角——兼论现代性条件下人们对旅游的情感纠葛
53.民族旅游消费不可持续性问题成因的社会学探析——来自贵州民族旅游开发地区的调查与思考
54.论建构旅游社会学的纲领性要素
55.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宗教旅游浅析
56.社会区隔:旅游活动的文化社会学本质——一种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解读
57.体育旅游的社会学理论分析
58.旅游景观的文本化与神圣化——符号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视野
59.科研:社会学视角下旅游行业的新挑战
60.民族旅游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61.社会学框架下的旅游学学科属性定位分析
62.论旅游标准化的本质——基于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
63.南京旅游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基于旅游社会学的考察
64.旅游院校学生体育锻炼的动机、特征及社会学分析
65.消费社会学下我国高端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
66.通过发展旅游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学探析——以浙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
67.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导游冲突问题研究
68.从社会学和旅游管理体制双角度解析旅游中的社区参与——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69.旅游活动:社会疏离缓解的新视角
70.乐山入境旅游的社会学分析
71.发展黑龙江省对俄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72.旅游的社会效用及其机制:回归正常生活的视角
73.我国旅游消费异化的社会学分析
74.虚拟旅游产生的社会学原因分析与思考
75.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特征及社会影响——以旅游消费社会学的理论为研究视角
76.人类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旅游:对话与思辨
77.明确旅游学的社会学学科定位
78.论个体化社会与体育旅游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79.阳朔旅游文化中的英语世界
80.旅游活动:社会疏离缓解的新视角
81.社会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宗教旅游开发研究——现实表现、社会成因与基本思路
82.近年来国内游客凝视理论应用的回顾与展望
83.基于社会学的旅游消费异化探究
84.社会学视觉下看民族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影响——以贞丰县布依族为例
85.旅游本真性概念的发展
86.四川乡村旅游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城乡统筹融合理论的视角
87.发展与启示:近二十年国内旅游社会学研究综述
88.基于个体视角下的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以九寨沟为例
89.乡村旅游开发的社会学思考——以贞丰县纳孔村为例
90.经验与发展: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二十年
91.社会学视域下我国旅游城市体育人口研究——以安徽省黄山市为调查个案
92.我国高端体育旅游消费群体特征分析
93.社会学视角下的宗教旅游开发与共赢理路——以中国佛教旅游开发为例
94.试论旅游地居民感知的研究体系及其对古村落旅游发展的启示
95.乡村旅游批判——基于社会学的视角
96.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出路——社会学的分析思路及解决方案
97.俄罗斯来华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98.旅游发展研究院
99.中国女性旅游快速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100.大众旅游的社会学批判
101.关于旅游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思考
102.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研究——一种社会学视角的探讨
103.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旅游社会学》课程设置及其体系构建
104.从旅游社会学看汉阳
105.STS视角下的旅游社会学——旅游行为的多维分析
106.近地遁世旅游社会学诠释及文化小城镇供给
107.论宗教旅游的社会学研究
108.国内体育旅游兴起动因的社会学探析
109.休闲旅游之社会学范式研究
110.从社会学角度谈旅游的概念和本质特征
111.体育旅游的社会学理论分析
112.旅游文化的社会学探讨
113.发展黑龙江省对俄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114.旅游消费的社会学解释:传统与前沿
115.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出路——社会学的分析思路及解决方案
116.乐山入境旅游的社会学分析
117.古镇旅游群体的社会学研究——以朱家角为例
118.虚拟旅游产生的社会学原因分析与思考
一、“媒介现实”作为一种建构的社会现实
“媒介建构现实”之所以成为共识,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媒介化语境下的现实只是一种“建构”的媒介现实。“建构”一词来自英语“Construct”,具有构造、建筑、创造、生产、结构等意义。也就是说,媒介所建构的现实与我们亲身体验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复制关系,而是再度创造或生产的关系。
媒介建构的现实有别于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的现实世界,它是一种高度依赖个体经验的意义世界。媒介建构论者认为这是一种以“虚拟”为特征的社会现实。沃尔特·李普曼( Walt Lipp-mann) ( 1922 ) 很早就注意到了媒介现实的虚拟性。他认为,新闻媒介对现场事件的表达经常是错误的: 它所创建的形象经常是误导的、歪曲的,也错误地描画了我们头脑中对外部世界的形象。
他同时又认为,人们经常不是按照实际的事实与事件来作出决定,而是按照他们从新闻媒体中感知到的他们自认为真实的环境中发生的一切来做决定[1]。李普曼所提到的新闻媒体所构建的环境就是媒介现实。C 怀特·米尔斯( C Wright·Mills ) ( 1967) 提出了“二手世界”的概念。他认为,“理解人类处境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人们生活在一个二手世界中。……他们关于世界以及自身的印象是由他们从来不曾遇见将来也不会遇见的众多的目击者所给予的……”[2]。
不管是媒介现实,还是二手世界,虚拟性构成了它们的根本属性。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媒介活动的参与者把亲身体验到的生活事件编码为媒介符号,而媒介上呈现的现实往往以新闻故事、戏剧寓言、新 闻 报 道、图 片 或 音 乐 等 形 式 出 现。
Weimann Gabriel ( 2000 ) 认为媒介现实同社会现实相比,更为戏剧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激烈,更为积极,也比现实生活变的更快。这样的世界之所以能让很多人迷恋而放弃真实生活,就在于能让参与者获得一种超乎寻常的“在场感”[3]。“在场( Presence) ”是一种主观体验,并非客观实在。
James J Gibson ( 1979) 指出,“在场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对其物理环境的体验。它不是指社会个体所生活的物理世界中的周围环境,而是对那些环境所产生的一种感觉与意识,而这种周围环境是作为自动控制的精神过程的一种中介而存在[4]。W·托马斯也对此有过论述,认为在环境刺激与人的反应之间存在一个主观定义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情境定义”。这种情境判断完全是主观的,可能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也可能不相符合。但是,如果人们把一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这些人看来就是真实的[5]。因此,所谓的“现实”实际上就是社会个体对自身所处环境所定义的一种在场意识。从这个角度而言,媒介现实虽然有别于身体力行的客观现实,但是因为能够给参与媒介活动的社会个体一种“在场感”或“在场”意识,从而具有一种高度的真实性,也比大量的物理世界更吸引人,更迷人,因而也被参与者当成一种社会现实。
二、媒介建构现实的三种研究范式
有关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一般被看作是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研究思路。费斯克( Fisk)在批评以信息运输为目的的媒介工具论的同时,给予了强调意义生产的媒介建构论以“符号学派”的 地 位[6]。汉 诺 · 哈 特 ( Hanno Hardt)( 1992) 也明确把关注意义问题的建构主义媒介研究思想称为文化批评学派[7]。在我国,邓理峰也开始把建构主义媒介观当作与媒介工具论( 或者媒介实在论) 并驾齐驱的媒介研究范式[8]。即便如此,学者们并没有在媒介建构论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对媒介建构现实的不同倾向作进一步的探讨。
媒介现实的虚拟性告诉我们,它不仅与经验世界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个体心理紧密相关,媒介—个体—社会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三角关系,由此也形成了三种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基本范式: 关注媒介文本的符号学范式,关注社会现实层面的社会学范式,以及关注个体心理的社会心理学范式。
下面就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等几个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 一) 符号学范式
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中,来自语言文化领域的学者常常把目光放在媒介语言的具体体现———文字、图象、声音等媒介文本上面,一般采用内容分析或者符号学方法,通过研究话语的修辞与内容变化来研究语言符号的意义及其生产过程,这种思路可以被称为符号学范式。
这种范式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来源于我们共享的文化符码。这种语言符号的概念意义( 所指) 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就是借助语言符号来思考和区分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因此,我们正是通过语言符号这种媒介,把我们的现实世界与社会历史文化建立起了联系。
罗兰·巴尔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中的意指思想[9],正式把历史文化纬度引入符号学研究领域。他认为符号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之间的连接关系是一种意指关系,其中有两个核心序列 : 第一个序列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意义称为明示意,也是符号的常识性意义; 第二个序列引进了文化纬度,关心的是符号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第二序列中,第一层面的符号成为第二层面符号的能指,而这能指又重新获得意义项所指层。这一层面的意义称为隐含意( 文化义) 。这样就把意指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现实与文化领域。巴尔特认为,文化层面与神话一样具有虚拟的特性,因而也称之为神话层。
正是因为有了“意指”过程,意义丰富的文化系统成为了神话学的所指层面。符号学也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学到神话符号学的蜕变。从第一系统的语言学到第二系统的神话学,与人发生关系的现实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在第一系统中,我们面对的是物的世界,有赖于我们的实践活动来体验。感觉到的世界也是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到了第二系统,物理世界完全变成符号世界,或者说变成神话的世界。
我们接触的世界是一个超越了物理时空环境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一切的经验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实践,而我们的文化想象力赋予了多种多样的符号( 文字、图片和声音等) 以形形的意义,这是理解、解释的结果。大众媒介( 既包括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等,也包括以网络为纽带的新媒介) 建构的世界,就是一个第二系统意义上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是媒介从业人员借助一系列的图象、文字和声音符号建构而成的,并以新闻、广告与娱乐节目的形式出现。
学者们正是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以媒介文本为研究对象,而解释与揭示符号世界的意义呈现就成了学者们努力的目标。诺曼·费尔克拉夫( Norman Fairclough) 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包括话语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内的话语分析框架[10]。文本纬度的分析包括“词汇”( 主要涉及个体语词) 、“语法”( 涉及与分句和句子连在一起的语词) 、“连贯性”( 涉及分句与句子如何被连接在一起) 一直到“文本结构”( 涉及文本的大范围的组织属性) 层面; 第二个向度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 第三个向度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主要是在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这三个向度具有递升特征,最后指向以政治、意识形态等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实践层面。这个模式虽然以社会实践为最高层次,但是始终围绕媒介文本而展开,重点是解释媒介符号多层面的意义,因而就社会实践层面而言还是不够彻底的。
( 二) 社会学范式
社会学范式重点关注媒介建构现实过程中社会现实或社会结构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现实与媒介现实的互动影响过程中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问题。
社会学范式的理论来源以彼得·伯格( PeterBerger) 和托马斯·卢克曼( Thomas Luckmann) 的知识社会学为主。他们改变了古典哲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形而上的逻辑世界转到我们身体力行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蕴含的日常生活现实因为具有高度的真实性而“成为最重要的现实”,它们“以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也是一个我与他人共享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11]。
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具有最高实在的价值。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行动者的社会互动才能建构完成。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实在的建构,都只能是社会地建构,即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本身来建构。
而基本的建构程序为制度化、合法化和社会化,正是通过这些过程,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称为主观与客观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实在。
伯格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主要探讨了个体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社会互动来建构主观实在与客观实在交错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如何使社会实在与符号实在沟通连接起来。Hanna Ado-ni 等学者( 1984) 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能被应用于媒介建构研究,是因为“大众媒介( 新闻和娱乐) 在惯习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对制度,既而稳定社会体系所提供的支持”[12]。
说到底,该理论解决了媒介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媒介在建构社会现实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
由于社会学范式的研究重心在社会结构、社会化等社会一端,因而来探讨这种研究范式的研究问题时,我们会发现,文本意义或观念等文化范畴不是它的核心问题,相反,常识性的“知识”更适合成为媒介建构研究中社会学范式的研究主题。更确切地说,“知识”构成了各种意义的结构,离开它们,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且,在媒介建构研究中,知识不是固有的,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与社会互动密不可分。知识与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等共同构成了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 三) 社会心理学范式
社会心理学范式认为,媒介现实的建构是媒介活动参与者对媒介符号的接受、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也是媒介活动参与者自我认同的过程。故媒介活动中参与者的心理及相关外在化就成了关键问题。该研究范式主要来源于符号互动论。
符号互动论发端于乔治·赫伯特·米德( Mead George Herbert) ,完成于赫伯特·布鲁默( Herbert Blumer) 。布鲁默认为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前提: 人们对事物所作出的行动是建立在意义基础上的,而这事物是因为意义而存在的; 这些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一个人与他的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 这些意义通过一个解释的过程得到处理或调整,而这个解释过程是人们在处理他所面对的事物的时候采用的途径。布鲁默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五个核心内容: 自我( the self) 、行为( theact) 、社会互动( social interaction) 、物体( objects)和集合的行为( joint action)[13]。
那么,符号互动论为何会成为重要的媒介建构研究范式? 符号互动论虽然是一种心理学理论,但是它与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不同,它的研究重点在于个体的符号互动。而媒介世界是典型的符号世界,受众接受与处理媒介信息的过程恰是典型的符号互动,而且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媒介建构又很好地填补了个体心理这一重要纬度,因此符号互动论就被运用到了媒介建构的研究中。
传统的心理学来自于西方的实证思想,在研究思维与方法上倾向于定量实证。但是符号互动理论关注的是符号的互动,倾向于阐释法,例如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非结构性访问以及参与式观察等。而研究的社会问题也与传统心理学大相径庭。J M Charon( 1998) 特别列举了多个研究例子。如在种族问题上,可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社会互动、传播、文化等策略上来理解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 就性别差异问题而言,符号互动主义者所要努力理解的性别差异,就包括个体是怎样被社会化的,我们是怎样逐渐地接受我们的身份和界定该做什么等问题上[14]。国内学者毛晓光认为,当前用符号互动理论来研究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越轨、两性符号命名、校园人群互动机制和移民的心理社会适应性等一系列问题[15]。
三、对三种研究范式的分析
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过程中,符号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社会心理学范式依靠自身的理论特色,发挥出了自身的独特作用 :
从以上分析可见,这三种范式由于来自不同的理论学科,虽然共属媒介建构范式,然而在理论来源、关注对象以及研究问题等方面还是表现出了不同特点。总体来说,符号学范式从媒介文本入手,侧重于媒介符号的意义生产以及媒介内容的叙事结构等问题; 社会学范式从社会结构入手,侧重于社会结构与媒介现实之间的互动建构关系; 而社会心理学范式着眼于接受者个体心理,侧重于接受者是如何接受媒介现实的理论问题。
这种差异点也在学者们具体研究媒介建构时得到体现。笔者以《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当代传播》等四本国内学术期刊,以及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Quarterly ( JMCQ )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OC)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JOBEM) 和 Communication Research 等 SSCI 期刊为研究对象,搜索了几十篇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理论论文,阅读分析之后发现,符号学范式主要研究对象有: 媒介话语的修辞,媒介内容的文本结构以及基本的叙事模式。
另有少量论文研究了传媒形象或媒介身份等。从中可以发现,坚持符号学范式的学者比较倾向于把媒介建构当作一种话语建构,而研究媒介话语的结构规律以及媒介文本的文化意义显然是其首要任务; 社会学范式虽然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媒介的建构过程,然而在具体研究时,还是具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这些学者大部分认为在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各种社会因素,在媒介现实对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社会现实对媒介内容选择等一系列问题上起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个体经验、媒介惯例、组织部门和意识形态等等,它们共同构成动态的结构关系。而这一切的影响又往往是通过新闻监管、条例、谈话等一系列话语的形式得以实现的;而社会心理学范式则把重点放在受众纬度。这些学术论文高度重视受众在理解解释媒介内容过程中自身日常生活经验,尤其是常识的作用。他们经常研究网络社区中的人际互动,以及相关的身份建构、意义交流等相关问题。
虽然这三种媒介建构的研究范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然而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同时发现了融合的趋势。例如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媒介建构论者。他早期倾向于研究新闻媒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着力发掘在新闻媒介表达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具有宏观建构的研究色彩; 后来他把注意点转向媒介受众,研究了人们形成媒介印象的过程中怎样使用与事件有关的信息以及如何表现的特点,强调了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主动性。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随着媒介建构研究的深入,融合的特征也将表现的更为显着和成熟。
参考文献:
[1]沃尔特·李普曼. 舆论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9. 10-18.
[2]C Wright Mills. Power,politics,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405-406.
默顿受逻辑经验主义和内史主义影响,走向了科学社会的内在主义,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功能主义的美国传统即默顿学派;贝尔纳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史外史主义的影响,走向了科学社会外在主义,并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的社会建构主义的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和巴思学派。不同观点、不同思想、不同传统的相互碰撞与合流,使科学社会学得到迅速发展。80年代后的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受库恩(T.S.Kuhn)历史主义、系统论、整体论和语境论(contextu-alism)的影响,开始进行科学社会内在主义与科学社会外在主义的整合研究。于是,出现了社会语境意义上的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
概括地讲,科学社会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默顿传统的现代科学社会学走向了英国传统的后现代科学社会学;由非认知科学社会学走向了认知科学社会学”[1];由科学结构研究的社会学走向了科学知识研究的社会学;由社会功能主义走向了社会建构主义;由宏观研究走向了微观研究;由科学的社会学研究走向了更广阔的科学的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2]。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科学社会学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单一的定性和单一的定量到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从单一的科学社会结构分析到整体的科学社会语境分析的发展。具体地讲,科学社会学方法论经历了科学内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学外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学社会语境分析方法三个发展阶段。
1 科学内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们把对科学进行内在社会结构分析和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研究流派称为科学社会的内在主义,其研究方法称为科学内部因素分析方法。它包括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和人类学方法。
1.1 结构—功能分析方法
这主要是默顿及其学派的方法论,其实质是从结构出发分析功能。他们把科学看作是具有复杂结构的社会系统,对其社会体制的结构做精细的分析,由结构解释功能,而很少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及其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形成了科学社会学的美国传统”[3]。从1938年发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到1973年出版的文集《科学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的研究》,默顿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的规范结构、科学交流、科学奖励制度、科学家的行为模式、科学中的优先权之争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内容构成了科学社会学的主要内容,形成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其他学者如本·戴维(Joseph Ben-David)的《社会中的科学家角色》、巴伯(Benard Barber)的《科学与社会秩序》、克兰(Diana Crane)的《无形学院》、科尔兄弟(Jona than Cole,Stephen Cole)的《科学界的社会分层》、加斯顿(Jerry Gaston)的《英国和美国的奖励制度》等,进一步运用了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发展了默顿的思想,成为默顿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这种方法的保守性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它只能从科学的现存社会结构出发,依据结构决定功能的假设进行某些功能的预测,而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科学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它只研究科学的宏观社会结构,而不研究科学知识产生的微观认识过程,其方法论说到底是“黑箱式”的。
1.2 计量分析方法
计量分析方法是运用数学、统计工具对科学进行定量描述的方法,包括数学统计分析、引证分析、内容分析、多变量分析。
数学统计方法就是运用数学、统计工具对大量数据进行处理,从中得出结论的方法。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博士论文中广泛采用数学统计方法,通过对大量文献的统计所得数据进行分析,说明十七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对科学兴趣的普遍转移,有力地说明了当时英国科学的社会结构随着科学兴趣的转移而发生的微妙的变化。普赖斯(Dreek J De Solla Price)在1961年发表的《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和1963年发表的《小科学,大科学》中,广泛运用数学分析和统计方法研究科学的整体发展,揭示了科学由小科学到大科学的发展规律,说明了科学机构与科学组织的不断规范化、规模化、国家化。
引证分析(citation analysis)是利用科学引文索引(SCI)所提供的资料进行数量分析得出结论的方法。在科学社会学中,广泛运用引证分析研究引证数与科学奖励的关系、引证率与论文影响度的关系、科学发现前后的继承关系、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引证的网络分析还用来研究不同学科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关系,譬如普莱斯运用引证分析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发现自然科学近五年的文献引证率远高于人文科学,说明不同学科内部的体制与进步程度是有区别的。克兰在《无形学院》中用引证分析研究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结构,发现知名度高的科学家的论文被引证率高。科尔兄弟利用引证分析研究科学论文的质量、科学界的社会分层情况以及获奖情况等[4]。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对传播交流的内容进行精确的数量分析的方法,它最早出现在新闻学,随后在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中广泛应用。科学社会学中还只是初步使用这一方法。这种方法不研究行为,也不研究语言、符号的语义,只是通过语言、符号的数量分析如篇幅长短、篇数多少的统计来达到研究的目的。萨顿(G.Sarton)在《科学史导论》中运用内容分析考察先前科学史著作中各组成部分不同时代所占的篇幅数量的多少,以此来说明科学的加速发展。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也运用了此方法说明科学兴趣的转移现象。
总之,计量分析方法对科学进行统计学的概括,注重数量关系分析,通过数量关系研究科学内部各个要素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计量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科学的内在关系的宏观方法。
1.3 人类学方法
这主要是法国哲学家拉图尔(Brune Latour)和美国社会学家谢廷娜(Karin D.Kno-Cetina)研究科学实验室情况的方法。人类学方法的引入,使科学社会学发生了人类学转向。谢廷娜把这种方法称为微观—倾向发生学方法,因为人类学对科学的研究关注的是科学家信念的形成过程[5]。
他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进入实验室,把一个具体的实验室看作一个部落进行考察,把看到听到的如实记录下来,再应用语言分析方法对所记录的情况进行分析。拉图尔的研究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实验室可以描述为一个文字标记系统,因为仪器具有标记能力,每个标记的装置是机器、仪器和实验人员的组合,科学论文就是这种文字标记系统的产物;其二、实验过程中产生的科学事实不过是实验人员的构造物,是仪器产生出的文字标记被人为地解释为事实,因此科学实验不是发现事实而是创造事实[6]。前一个结论是对实验室活动的自然主义描述,后一个结论是对实验结果的哲学说明。
谢廷娜(K.D.Knorr-Cetina)运用人类学方法提出了科学的建构主义纲领,认为科学是人为的,实验室的一切都是人们事先精心准备好的,即决策负荷的,这样科学实验就是主观建构活动,它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她特别强调科学实验的社会网络不是科学共同体,而是超认识的资源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7]因此,人类社会学的方法就是要说明科学认识过程、科学知识形成过程无不与社会有关,无不说明社会因素向科学的渗透。
然而,这种方法仍是一种经验描述方法,因为它关注的是科学研究的过程,对科学实践过程进行微观研究而不注重宏观研究;倾向于对科学家言论的主观分析而不注重科学研究的客观实在性。因此,人类学方法的语言学转向、认知转向也是十分明显的。
2 科学外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们把对科学与其外在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传统称为科学社会外在主义,其方法论就是科学外部因素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论的特点是把科学当作一个“刚体或黑箱”,不考虑科学本身所包含的意义,只考虑科学与其周围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谢廷娜把这种研究称为宏观—定向相一致方法即宏观方法,它包括历史背景分析方法、历史主义方法、文化分析方法。
2.1 历史背景分析方法
这主要是贝尔纳(J.D.Bernal)考察科学及其社会功能的方法。贝尔纳是一位对科学的历史及其社会功能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的科学家,他认为对于科学的分析应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进行,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已不是个人的事业,它已成为大工业集团甚至整个国家的事业,科学发现与发明不再是个人的发明与发现,而是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成果。因此,科学的作用、功能必须结合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来加以认识。正是从这种科学观出发,贝尔纳反对当时流行的两种对立的科学观:一种是理想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纯粹智力活动,其功能是建构与经验世界相符合的意义世界,即创造能解释经验事实的理论;一种是现实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人们用来认识自然、支配自然并为人们所利用的手段,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几百年来人们一直这样看待并利用科学[8]。
2.2 历史主义方法
库恩(T.S.Kuhn)把历史注入科学的方法不仅影响了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而且也影响了科学史的外史转向,反映在科学社会学中就是科学的外部因素分析倾向。美国哲学家阿伽西(J.Agassi)把对科学的这种研究称为社会学主义。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不约而同地从社会维度研究科学,一方面说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另一方面说明对科学的理解绝不能脱离社会历史环境。我们认为历史主义可分为内在的历史主义和外在的历史主义。前者指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它着重科学理论结构、科学发展模式的演化研究,如库恩的范式转换模式、劳丹(Larry Laudan)的研究传统进化模式等,较少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后者指科学史的外史论和科学社会学主义,它关注科学与其之外的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而很少关注科学内部的历史演化。但不管哪种历史主义,从动态而不是从静态,从历时而不是从共时,从整体而不是从部分考察科学的方法和立场值得肯定。
2.3 文化分析方法
这是一种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科学的方法,代表人物有巴恩斯(B.Bames)、布鲁(Da vid Bloor)、怀特(Leslie A.White)、李克特(Maurice N.Richter,Jr)。
巴恩斯以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著称,他在《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主张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知识形态的观点,科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的影响。他把科学看作一种亚文化的集合,是人类整个文化的一部分,科学文化是在文化的氛围中生成的[9]。在他看来,文化影响科学家的信念和想像,从而影响到科学知识,通过对整个文化进行分析就能弄清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不过,他把科学看作是一组程序和方法论的约定,由约定主义走向了文化相对主义。
以提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而著称的布鲁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把真理看作文化符号,而不是把科学看作智力形态。他主张在整个人类文化的框架中审视科学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10]。他的强纲领的四个内容因果性、对等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就是要说明科学知识产生和评价的社会文化原因。
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中认为科学是一种人类行为,是把握经验的活动,科学不是实体本身,而是解释经验世界的方式。科学依赖于文化,而文化依赖于符号,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使用符号中产生的。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进一步认为正是文化而不是社会才是人类与众不同的特性,文化对于科学较之社会对于科学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作用。一种发现与发明是已经存在的文化要素的综合或是将一种新的要素吸收到一种文化系统中。每一种发现和发明都是文化经验积累过程的有组织的表现,计算机的发明不可能出现在牛顿时代,因为当代就没有发明计算机的文化积淀。由此,他得出两个推论:一是当文化积累还没有到达产生发现与发明的条件前,任何发明与发现都是不可能的;二是当文化积累到成熟,发现与发明便必然产生。这是典型的文化决定论,一种绝对的文化主义。
李克特在《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一书中阐明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方法,一种社会建制,一种专门职业。他把科学定义为过程,认为科学是作为个体的认知发展在文化上的对应物,是作为传统文化知识的一种生长物,是作为文化发展的一种认知形式。在他看来,科学发展的方向类似于个体的认知发展方向,科学发展的起始点是传统的文化知识,科学发展的结构一般类似于进化过程的结构,特别是类似于文化进化过程的结构,科学是一个从个体层次向文化层次的认知发展的延伸,是一个传统文化知识之上的发展生长物,而且是一个文化进化之特殊的认知变异体和延伸。
我们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但文化并不能决定科学的一切,文化决定论是一种绝对主义,一种外在主义,过分夸大文化对科学的决定和渗透作用,忽视了科学的内在自主性.
3 社会语境分析方法
将科学置于社会历史中进行考察,从内因和外因、历时和共时的综合上分析科学与其外在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科学社会语境分析方法,主要表现为社会实践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功能—结构分析方法、社会修辞学方法、行动者—网络方法和实在论的建构主义方法。
3.1 社会实践方法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科学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生活在19世纪,但他们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就运用实践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分析当时的科学技术,把科学作为社会的内在因素来考虑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的社会实践的分析,东、西方的社会学家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科学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论著中研究了科学技术,他们的着眼点是考察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及社会变革的关系。他们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表现出社会实践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科学在社会生产中产生,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它反过来又通过改造技术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引起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实践方法为我们研究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生产、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论。
3.2 系统分析方法
系统分析是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进行定量化、模型化和择优化研究的方法。在科学社会学中,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对科学及其社会因素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与综合,并给出科学与社会诸因素互动的模式。魏因加特(P.Weingart)研究科学外部控制的非科学目标内化方法和科劳恩(W.Krohn)的科学目标化方法都属于系统分析方法。
魏因加特的非科学目标内化指把科学以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社会目标在国家和政府的干预下转化为科学内部的研究准则,或者说科学的环境目标被科学有选择地吸收、消化、整合。他以美国癌症研究为例进行个案研究,运用系统方法详细地分析了非科学目标内化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大致为:社会问题——政治阻力——政策规则——科学政策规划——机构阻力——研究[11]。这种系统地研究非科学因素转化为科学内部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科劳恩的科学目的化指国家和政府有意识地把科学的外部目标导入一个学科的发展之中,使之成为科学理论发展的主导线[11]。科学的目的化使科学与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问题紧密相连,使科学致力于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这样一来,科学便与整个社会一体化。因此,对于科学目的化的研究必然要运用系统分析方法。
3.3 功能—结构分析方法
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鲁曼(N.Luhmann)创立的一种与结构—功能方法相对立的方法[11]。它不是从结构出发分析功能,而是从功能出发分析结构。鲁曼把科学看作一个社会系统,运用功能—结构分析方法研究了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他认为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具有自治性、适应性和学习能力。科学的自治性是指科学能够根据自己特定的规范去行动、根据自己特定的价值标准去选择。科学的适应性指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作出反应的能力。适应性是科学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不适应环境的学科迟早会消失,因为科学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与其环境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从而与环境保持动态平衡,既发展自身同时又高效地影响环境。科学的学习能力指主动适应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从根本上讲是科学的创造力,被动地适应环境是一种被动的学习,是缺乏创造力的学习。
3.4 社会修辞学方法
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英国出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马凯(M.Malkay)的研究方法。它是在科学哲学的反实证主义、现象主义等哲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它不同于默顿传统方法论的地方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依据传统社会学的方法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考察与分析。马凯在对科学知识作社会文化的解释时,提出了“科学社会修辞学”这个新术语,其含义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家行为并不能用统一的规范来说明,而只能以科学家各自的利益和目标来说明。[12]也就是说,科学家的行为和科学的行为并不是依据科学语言来说明的,而是依据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社会语言或文化资源来说明的;科学规范不是用默顿所说的科学体制来保证的,而是用科学的文化资源来说明的。在他看来,科学是一种解释性的事业,客观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科学知识是经科学家磋商(negoiation)建立起来的。磋商就是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之间运用共同的文化资源提供的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ul ary)进行的协商和交流。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并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
我们认为,马凯的社会修辞学就是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科学家的行为规范要在其社会语境中得到说明。科学知识的意义以及它产生的过程都要用社会修辞学来说明。这种社会修辞学方法说到底就是一种社会语境分析方法。
3.5 行动者—网络方法
这是拉图尔和卡龙(M.Callon)研究科学实验室生活的方法[13,14]。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的含义有三:一是微观网络,指生产科学知识的场所——实验室。在实验室中,实验者、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环境应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行动者(实验者)与其他因素相互关联,构成了实验语境,也就是一个行动者—网络。这个行动者—网络系统不断构造自然,不断生产新的科学知识;二是宏观网络,指实验室与其之外的社会的关联,形成社会语境。在宏观网络中,行动者不仅是科学家,也包括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这些行动者共同编织成自然—社会之网络;三是微观网络和宏观网络是双向互动的。实验室通过建构进而塑造社会,即把科学知识社会化;社会以它特有的方式支持、支撑和资助实验室。他们认为,科学论的研究不应停留在对已经形成的“科学文本”的哲学考察,而应对正在建构中的“科学实践”即实验室活动进行考察。他们由对科学的哲学建构走向了社会建构;由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走向宏观研究;由自然、实验室走向了自然、实验室、社会的语境化建构。
3.6 实在论的建构主义方法
这是当代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科尔(Stephen Cole)研究科学的方法论[15]。他认为科学上长期存在着两大传统;一是实证主义或实在论传统的“默顿学派”;另一是建构主义传统的“西欧学派”。实证主义科学观把科学看成是纯理性的事业,理性的认识结果必须由经验事实裁决,即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而且科学的发展与社会无关。建构主义科学观把科学看成是完全由社会建构的事业,科学知识不是对自然的描述,而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科学不是由理性和规则支配的活动,科学知识的真伪也并非由经验证据裁决,而且自然界对科学知识没有影响作用,科学知识是科学家社会行为“磋商”的结果。科尔既不赞成极端的实证主义立场,也不赞成极端的建构主义立场,因为前者是绝对主义,后者是相对主义,它们的错误在于“非此即彼”。科尔明确宣称他的科学观介于“右翼的”社会建构主义和“左翼的”传统实证主义之间,是实在论的建构主义。在他看来,科学知识是社会和自然界共同决定的,是理性和经验共同决定的。我们认为,科尔的方法是一种语境化方法;他在社会、人和自然之间建立了必要的联系,突破了实证主义的“人—自然”框架和建构主义的“社会—人”框架,建立了“社会—人—自然”语境化的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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