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与道德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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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教师教学方式。在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进行讲述的过程，往往以教师单方面的授课为主要方式，缺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加之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不深，思想上不够重视，经常有逃课或不认真听讲的情况发生，课堂效率较低，学生们往往都是在老师的灌输下被动地接受法律知识，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

（2）课程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在2006年课程改革之前是分开的两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但是在两门课程合二为一之后，由于将“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排在“法律基础”之前，教师在授课的过程往往习惯于把教学重点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养”上，而忽视了有关法律知识的教学，教师的不重视就导致学生对于这部分知识的忽视，甚至是无视。除此之外，教材中有关“法律基础”部分的知识编写不够精确、概念含糊不清，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进行编写，理论概念性较强，知识分布过于紧密，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疲劳感。

二、改善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教材改革

（1）保障教材编写的严肃性。

（2）增强法律部分教材的趣味性。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平衡性。

2.教学改革

（1）完善我国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机制。根据我国目前法律教育发展现状，建立起一个从小学开始至初中、高中、大学的完善而衔接有效地法律教学体系，从小就开始培养学生一种法律意识，真正地体会到法律学习的重要性，自觉地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提高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对授课老师进行培训。加强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重中之重就是授课者的法律素养。目前，高校中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可能会出现知识断层的现象，由于他们往往自身并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对于我国法律制度、法律变革也不甚了解，因此，高校就需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培训工作，随时更新他们的法律知识体系。

第2篇

优化思想政治课教学手段

可采取以下教学形式：（一）阅读讲解法：主要针对一些有关条例、概念、意义等加以记忆的法律知识，可以采取学生自我阅读，熟悉内容，质询探索，教师讲解释疑，指点迷津。学生在反复阅读理解的基础上掌握应熟记的内容。（二）案例教育法：主要针对部门法专题、程序法专题的有关法律知识采取案例分析，在此教学期间可利用幻灯片、电视、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使学生对案例有更透彻的了解，调动学生积极主动探讨分析问题，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法律知识，提高理论联系实际、辩证看待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温故知新法：主要针对记忆性的法律知识，既有书面练习，也有口头练习，可以相互提问，一问一答，也可通过多媒体手段播放是非或选择题，要求集体回答，其次不定期地进行拈阄答题，表现最佳者将获得小小的奖品，促使学生在紧张刺激的课堂氛围内集中精力学习。

多种多样的练习方式使学生们得到充分的锻炼，知识掌握牢固，规范他们的言行、指导他们的实践。活动深化法：开展法律知识竞赛、学生自编自演法律小品、模拟法庭、辩论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寓教育于趣味性、娱乐性之中，并能使学到的法律知识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吸引学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吸收，使每一个学生都成为课堂的主人。

优化思想政治课外的法律文化环境

第3篇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和平稳运行的必要保障。纵观我国的传统法律教育模式，其已经很难适应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人们也越来越对高校法律教育的改革倾注了非常大的关注度。我国高校法律教育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相分离从属性上来看，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规范中调整、约束人们行为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从善与恶、好与坏的角度，通过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约束和调整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法律则是利用强制性来规范、确保人们行为的合规合法，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道德和法律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不可偏颇。道德强调的是自律，将被动的遵守变成主动约束。法律强调的是他律，其通过强制性和威慑性约束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道德和法律运用不同的约束形式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从本质上看，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我国传统教育中，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通常是被割裂开来，往往偏重于道德修养教育，因此很难使学生持续性地形成稳定的法律信仰，而这又会反过来对道德认识产生负面的作用，最终影响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法律学科课程和法律活动课程相分离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特别看重学科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而忽视活动课程的作用，认为活动课程会扰乱在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还与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不相符。因此，在我国高校的法律教育中，学科课程的比重大大超过了活动课程，有些甚至都没有开设相应的活动课程。高校法律教育老师，往往只重视对法律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而忽略对学生法律素质以及相关能力的有效培养。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学生对法律知识认知，学生往往都是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法律知识的，对相关法律问题和法律情景的分析涉及过少，师生间缺乏互动。但是归根结底，法律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教师只阐述某一具体规定，而未能让学生掌握和领会该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的话，一旦学生遇到真实情况的发生，如果缺乏具体的明文规定，往往会束手无策、无法灵活应用，甚至造成学生自身的违法犯罪情况的发生。

（三）法律教学避重就轻，对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力度不足长久以来，因为我国古代法制的特点，程序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只知道实体而不知道程序，将程序法视作实体法的附属品，可有可无。受此影响，在我国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在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和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往往会有意识地增加更多的实体法的内容以及相关案例，占用了本该是学习程序法的时间，另外因为学生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也未曾经历过相应的法律执行程序，因此学生对程序法的感知会更加的模糊。这就导致高校法律教育的成效有所影响，使得学生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法律基础知识，进而影响了学生对法律实际运用的能力的有效培养。

（四）法律教学偏向义务本位，权利意识的培养力度不够从我国法治观的发展演化历程来看，我国的法治观还是侧重于“义务”的规定，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社会控制。在我国传统的高校法律教育实践中，仍然还残存着义务本位思想的影子，具体表现在法律教育内容编排上，往往强调学生的守法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用法能力、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的培养。在以义务本位思想为指导的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教学主体即老师是以预先设定学生是“恶”的前提下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的，其教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课堂的法律教育活动，使学生知道不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这种教学活动几乎完全抹杀了学生在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对于相关法律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对增强学生的法律素质产生加大的负面作用，甚至会造成学生对法律的片面理解从而产生不良的情绪。

二、高校法律教育的素质教育发展新取向

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时展节奏，经济建设要有现代化的思想，相应地教育也应当有现代化的理念和策略，在人们思想观念向现代化不断转变的同时，社会的法治建设也要走向现代化。现阶段我国高校法律教育已经出现了在要求学生掌握法律知识和规范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情感价值观目标培养，通过引导和鼓励学生开展法律实践体验，使学生在遵守法律、守护法律、运用法律的前提下，对法律内涵和法治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去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发展新趋势。高校法律教育的理念发生了重大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渐致力于学生法律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法律素质的全面培养法律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法律现象的想法、观点、心理反应等的总称。作为将来市场经济的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是当代大学生未来立足社会的必要条件。据有关调查显示，现阶段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在出现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后能够拥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能够诉诸法律。学生已逐渐将法律知识、思维以及信念融入自己的主体范围之内，将被动转化为主动，进而养成良好的法律运用能力和法律信仰，从而使得学生法律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逐渐致力于对法律刚性特征与现实社会纷繁复杂性之间的调和众所周知，法律是具备强制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就像俗语讲的“法律是完全没有感情的”，但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却与法律的刚性之间往往会出现差异和不适用的地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法律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更高的要求。这同时也要求在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要致力于向学生讲解法律的刚性和实际社会情况的多变性之间的协调，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运用的灵活处理。

（三）致力于法律理论教育和学生实践的有效结合单纯的法律理论知识的灌输对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素质的养成是不足的，尤其是对学生正确运用法律能力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现代高校法律教育新理念要求教师重视学生对法律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在实践运用的过程中对法律理论知识加深体会和掌握，进而有效地提高学生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的活跃度，对高校法律教学课堂学习进行巩固和补充，进而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的目标。

三、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

法律素质教育导向下的高校法律教育，最终是要依靠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得以实现，要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促进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增强，形成正确的法律体会、法律情感以及法律信仰，进而提升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从而达到高效法律素质教育的最终育人的目标。

（一）将法律情感教育逐步融入高校法律教育中法律情感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法规所持有的情绪反馈以及形成的有关体验。大学生的法律情感，只有通过特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逐渐的内化，才能真正培养起来。一个学生是否具有正确、坚定的法律信仰，能够在充分理解法律知识的额基础上信任法律，进而在主体性作用下对法律加以灵活运用，是衡量一个学生具备法律素质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在高校法律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明确法律情感教育的培养思路，尽量将法律情感教育有机地融入到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去，才能真正地提高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效性，才能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科学、健康的发展模式。

（二）将个性教育逐步融入高校基础法律教育中高校素质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人，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和个人潜能的挖掘。个性发展和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个性发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对学生个性以及潜能的挖掘、发展，摒弃了传统教育中的平均主义，根除了教学内容单一、教学形式固定、教学方法老旧等弊病。素质教育理念引导下的高校法律教育，就是要充分重视个性教育的思维的融入，根据学生具体的情况，因材施教，善于利用不同学生对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不同兴趣和特长，从而真正有效地提高学生整体的遵法、守法、用法的能力，使学生养成较高的法律素质和能力。

第4篇

1.教学模式单一

在实际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涉及两门学科，教学模式单一，无法满足学生实际的教学需要。有的教师知识结构不完善，课程的整体性和逻辑性较差，不能充分发挥高校德育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作用；另外还有的教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教学经验。同时在很多的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照本宣科，使得理论严重脱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因此，单一的教学模式无法保证学生学以致用，很难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2.教学管理体制有待改进

在当前考试教学管理体制下，很多的教师只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存在很大的弊端，一刀切的现象较为严重。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受到体制因素的限制，无法有效提高自身教学水平，教学范围比较窄，无法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创新。同时当前的考试制度非常重视教材内容和知识，使得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质量不高，很难增强这一门课程的感染力，考试分数也不能反映学生真实的综合能力。因此，要不断深化改革考试制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

二、做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措施

1.因材施教

教师要根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提升高职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兴趣和主动性。在课堂教学实践过程中，要提问合理的问题，让学生不断开动脑筋，锻炼他们的思维。同时在备课过程中，要设计合理的问题，保证提问问题的难度，不能太难或者太简单，让学生能够接受，避免让学生失去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兴趣，从而降低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在进行提问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提问不同难度的问题，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让他们在回答问题过程中，获得成功的喜悦。同时教师要根据学生不同的答案，做出具体详细的解释，肯定不同学生的思维和想法，有效培养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兴趣和信心，让每个学生体会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乐趣，保证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提高课堂效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提高教学效率，就要创造良好的课堂氛围，多给学生动手和动脑的机会。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分析不同回答的差别，找出其中的原因；同时教师要求学生提高动手的能力，做好相应的笔记，不断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习积累知识。

2.要巧妙的利用课堂艺术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艺术的思维、视角、形式以及手段对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进行设计和改造，提高教学质量，从而获得比较好的教学效果。首先，教师要采用恰当的导入。课堂的导入对整个课堂的教学效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的课堂导入能够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高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的教学质量。其次，不断整合和开发课堂资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拘一格，灵活合理的利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对教学资源进行合理整合，大力的开发教学资源，帮助学生能够主动积极的学习资源。教师还要积极引导学生对其他有关教学内容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阅读练习资料的搜集，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丰富学生的内容，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好的为教学服务。最后，要注意转变师生之间的角色为了保证教学效果，提高教学效率，教师在实际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启迪。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水平和基础，创造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提供积极交流的机会和平台；同时要建立学习小组，在合作过程中，如何发挥团体作用，进行取长补短，分享学习的乐趣和喜悦，提高学生的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能力。

3.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第5篇

（一）国内法学教育中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状况1.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认识方面。20世纪初我国开始实施大学法学教育。始建于1912年朝阳大学与1915年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在大学法学教育方面非常著名。在始建的初期，我们已经初步认识到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当时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资深教授孙晓楼、燕树棠等等相关的法学学者已经在该方面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论述。孙晓楼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中国“研究法律教育的开路先锋”的专著《法律教育》中就明确指出：法律人才“一定要有一定的法律学问，这样才可以认识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一定的社会常识，才可以合时宜的运用法律；一定要具有法律道德，才可以有资格来执行法律”；“只有了法律知识，断不能成为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之外，再具备高尚的法律道德”，“因为人格或道德若是不好的人，那么该人的学问或技术愈高，就愈会危害社会。学法律的人没有人格或道德，那么他的法学愈精，愈会玩弄法律，从而作奸犯科。”但是长期以来，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一直与法律职业脱离，走着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的学科化、学院化的自我发展道路，且只注重知识本身的掌握和考核，导致法学教育的功利化，忽视了法律人的法律职业道德的养成，造成当前的法学教育严重与社会需求脱节。2.课程设置方面。近十几年，虽说法学教育发展迅速，在我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大概600多所，有30多万人的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但是我们研究发现大学的法学课程设置情况来看，在我国统一的法学本科必修课程中没有设置法律职业道德这门课程。近几年，有一些高校的法学院逐步开设了关于法律职业道德的课程，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本科设立了2个学分的“法律职业行为规则”课程，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对单方交流、利益冲突、广告与劝诱、回避、保密、诉讼宣传等法律行为进行教学，帮助本科学生重点掌握正确的职业活动，有效认识法律职业行为的重要性，提高法律学生公正意识，为培养合格的律师、检察官、法官等法律从业人员服务，保证司法和执法的公正严明。”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本科专业开设了“法律伦理”这门选修课，共36个课时，2个学分。法律职业道德的养成是一个长期以往的道德沉淀问题，而不是课堂讲授职业道德知识的问题。通过如此单薄的课程讲授，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并非能取得实际效能。3.教材编写方面。人们一直非常关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这个话题，也有很多学着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李建华、曹刚等主编，《法律伦理学》，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进喜等主编《律师职业行为规则概论》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李本森主编《法律职业道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和《法律职业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诸多教材。这些教材都主要阐述法律职业道德的一般理论和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等的法律职业道德的主要基本内容，主要涵盖了法律职业道德学科基本范畴、基本规则、基本原则、学科体系、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法律职业责任等，对法律职业道德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但是，仅仅通过教材内容的讲授，想要实现和提高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素质，使他们树立崇高的法治理想，具备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素质的追求似乎还不太现实，也不太奏效。4.法律规范方面。我国这些年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课程建设方面制定了很多相应的规范。除《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之外，还有一些规范性法律文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0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共计50条，准则里面的这句要内容包含如何提高司法效率、保障司法公正性、保持法律从业人员清正廉洁、加强法律从业人员自身道德修养、法律从业人员要遵守司法礼仪、约束业外活动等；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2年3月颁布了《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规范里面主要要求作为检察官必须做到公正、严明、廉洁、忠诚、守信；第五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九次常务理事会在2004年3月通过《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在第二章特别规定律师的职业道德等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规范对于接受法学教育的大学生来讲更多的只是一种规范本身的了解和掌握，并不能有效的内化为自身的修养。我们必须通过实践性教学帮助学生了解文明礼仪的基本要求、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增强职业道德意识，养成职业道德行为习惯。

（二）国外法学教育中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现状国外法学教育最显著的目标就是，在校期间学校要时刻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修养进行培养，教会学生如何拥有一个法律职业人应该有的思维方式，强化学生法律至上思想。相比较而言，美、英、德等国家非常看重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培养。英国法律职业在各国中形成最早，它具有成熟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并具有一定特色。爱德华一世在1275年颁布了《威斯敏斯特一号法规》，首次提出了对职业律师的行为规范进行了明确要求。在规定中指出，“执业于国王法庭的辩护律师若犯欺诈或共谋罪，将受到监禁1年零1天、永久剥夺从业资格的惩罚”。这项规定算是全世界最早的法律伦理规范。英国律师会馆是培养法律人的摇篮，律师会馆推行学徒制与导师制相结合，这种法律教育培养模式主要是通过“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对法律人职业伦理进行教育培养，学徒们可以与作为资深律师的导师在这里共同学习和生活。通过导师与学生之间的直接教育，学生可以在知识上受到导师的启发，学生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英国这样形式的教育培养方式在世界是具有一定的影响性，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地现在仍然存在这种传统培养方式。美国属于世界上法律职业非常发达和具有影响了的国家，在美国关于法律教育主要是通过他们大学的法学院进行的，他们的法学院被当地人认为是塑造整个国家、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美国法学院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设了关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课程，这些课程主要有著名的法官或律师担任主讲。在1974年美国律师协会强制性要求所有的法学院对在校学生进行法律职责和责任的模拟形式教育，各州在律师协会的准入考试中也增加了关于道德考试的这项科目，使没过各法学院设立职业道德教育课程为必修的主要课程之一。美国还有专门设立了律师职业道德考试科目，美国大部分州在法学院毕业后获得律师资格之前，需要通过律师职业道德专业考试才允许其从事法律工作。

二、法律职业道德品格养成在法学教育中的主要途径

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属于态度方面或情感方面的教育模式。传统的教育授课方法主要是对知识方面进行教学，而在法律职业道德的教学课程之中，由于道德教育偏于伦理方面的教学如果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很难进行道德方面传授，情感教学现在很难为学生提供“情感体验场”，因此职业道德教育运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达不到预想的效果。然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不是死记硬背就能记住的，这些内容需要学生认真深刻的进行理解，从而了解法律职业的真正精神和理念，这样对于培养法律从业人员的道德素养提供帮助。学生可以在今后工作实践中不断充实自己，在工作中出现情况的时候做到以善意理解、准确判断、理性处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寻求不同角色让学生扮演的实践教学方法来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考核，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将道德认知内化成为道德判断和处事能力，并养成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品格。

（一）建立法科学生品德不良行为记录淘汰制法律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有：忠诚、公正、廉洁、保守秘密、遵守司法礼仪等。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充分反应出一个恪守法律职业道德的人必然要求是一个品行良好的人。一个人的品德是在学习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且具有固态化。我们对在校学习的法科学生实行品德不良行为记录淘汰制，有利于对存在不良法律职业道德倾向的人进行初步淘汰，以免道德不良的人进入法律职业队伍。品德不良行为记录可以采用双模块制，即专业学习记录模块和生活纪律记录模块。专业学习记录模块指在专业课的学习过程中，通过任课教师考核学生的品德行为，并对不良行为做出的记录。如：撒谎，欺瞒老师、长期旷课、对错误行为不思悔改，对学习弄虚作假等等不良行为。生活纪律记录模块指由校方记录的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过程中对校纪校规的违反记录。如：打架、考试作弊、小偷小摸、生活作风不良等。品德表现可以分为A、B、C、D四个等级，A是优秀，B是良好，C是合格，D是不合格。学生的最终综合评价成绩由品德表现分和学习成绩两部分构成，并且品德不良行为记录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将其从法学专业中淘汰，不让其进入法律职业系统。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哈罗德•H•柯在一次开学典礼上送给法学院新生的那句谚语——“永远别让你的技巧胜过你的品德”。因此，我们的法学教育不但要培养法律精英，而且要淘汰品德狂徒，为法律职业队伍的建设培养德、智双优的法律人才。

（二）设立大学生法庭大学生法庭是大学生自治组织，其职能定位只限于调节学生之间的人际冲突及纠纷，辅助学校处理学生违纪违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提倡学生自治、理解和应用法律知识，培养和践行法律职业道德素养，并可辅助学校规章制度的贯彻与执行。至于纠纷的解决途径，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即完全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是否选择在大学生法庭处理相关纠纷。首先，大学生法庭能够给法律专业的学生们提供锻炼的舞台，教师通过模拟法庭培养“法庭组成人员”的分析与判断能力、协调与沟通能力，帮助学生在课程中提高综合素质和法律职业道德的养成。其次，在校园中的大学生法庭相当于一个普法阵地，我们可以通过学生违纪违规的一些事件进行审理、判决，在学生中进行法制宣传活动，为学生提供法律咨询，向每一位学生宣传法治精神，增强学生在校期间对于法律的忠诚、以及无私奉献精神的传递。再次，大学生法庭有利于把纸面上的法律职业道德规范转化为实践中的外化行为，把对法律的信仰与遵从，时时刻刻体现在学生的一言一行，体现在学生从事法庭相关工作的方方面面。最后，大学生法庭的“准法律人”在校园的“小社会”中体会了立场的中立性、调解或“裁决”的公平性对纠纷或事件解决的重大影响，从而加强对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化性理解与认同。

（三）改革现有的法律实践教学当前法学教育的实践教学主要模拟审判、案例讨论及法律诊所和实习等。模拟审判很容易因缺乏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法律职业者的指导而走向形式，完全成为学生之间的虚拟练习而没有多大实际意义。“诊所式法律教育其实只是一门将传统的课堂教学与真实案件进行科学合理的结合,在教师的指导与监督之下,学生能够亲自参加案件处理的教学课程。”实习几乎是各高校法学本科都会采取的实践教学，但其实际效果也不理想，基本是流于形式。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为学生提供真正的实践场所，加强与法律职业机构的联系与合作，让优秀的法律职业者参与到法学实践教育中来。如模拟审判可以聘请具有丰富审判实务经验和良好职业道德素养的法官来做指导，通过自身的素养来影响学生，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贯穿在模拟审判中，会对模拟审判的教学质量带来一定的保障和提高。诊所式课程不同于以往的一般性实习课，他主要采用的是全新的教学观念开展教育的方式：该方式主要以学生为主，教师在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实战环境，有效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教师在课程中引导学生认真思考社会、法律、事实、职业道德等问题。通过它以教育学生在课程中如何以实践中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和如何像一名律师那样思维来思考问题。在实习教学方面，法学类院校应当做好与教学实践基地的签约挂牌等协议，安排实习指导教师，使实习生能在实习过程中真正学到实务经验和提升职业道德素养，而不是流于形式。

第6篇

1.法律教育部分的教材编写

（1）具体法律内容稍微不足。与2010年修订版的内容相比，“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3年修订版进一步删减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关内容，与2009修订版、2006修订版相比，具体法律内容更是少之又少。鉴于当前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逐步深入，笔者认为应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法律内容，而不应一味的删减。

（2）教材编排较为死板。“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两课”教材之一，有必要保持一定的严肃性，但是纵观历年修订版本，教材编排在排版、内容形式、用语等方面没有实质性进步，书中充斥着大量死板的教条、概念、条文等。这不但较难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的兴趣，而且不能很好地去影响学生，无法达到国家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的目的。

2.法律教育部分的教学

（1）教师教学方式。在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进行讲述的过程，往往以教师单方面的授课为主要方式，缺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加之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不深，思想上不够重视，经常有逃课或不认真听讲的情况发生，课堂效率较低，学生们往往都是在老师的灌输下被动地接受法律知识，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

（2）课程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在2006年课程改革之前是分开的两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但是在两门课程合二为一之后，由于将“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排在“法律基础”之前，教师在授课的过程往往习惯于把教学重点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养”上，而忽视了有关法律知识的教学，教师的不重视就导致学生对于这部分知识的忽视，甚至是无视。除此之外，教材中有关“法律基础”部分的知识编写不够精确、概念含糊不清，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进行编写，理论概念性较强，知识分布过于紧密，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疲劳感。

二、改善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教材改革

（1）保障教材编写的严肃性。

（2）增强法律部分教材的趣味性。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平衡性。

2.教学改革

（1）完善我国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机制。根据我国目前法律教育发展现状，建立起一个从小学开始至初中、高中、大学的完善而衔接有效地法律教学体系，从小就开始培养学生一种法律意识，真正地体会到法律学习的重要性，自觉地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提高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对授课老师进行培训。加强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重中之重就是授课者的法律素养。目前，高校中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可能会出现知识断层的现象，由于他们往往自身并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对于我国法律制度、法律变革也不甚了解，因此，高校就需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培训工作，随时更新他们的法律知识体系。

第7篇

关键词 德治 法治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十八届四中全会又重申这一思想。然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并非像依法治国理论那样受到普遍欢迎，至今仍有不少人对此或持谨慎态度。表现为：一是德治法治并举，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控制方式的等同性会不会冲淡法治建设。二是德治法治关系怎样，是否会有滑入人治陷阱之忑。产生疑虑的根源在于望文生义，或是强化思维定势将事物的差异扩大为对立，未清楚“以德治国” 具体的时代内容。

解决疑难的前提在于明晰概念，必须给予以德治国以明晰的解释。粗观学者理论出现了一些认识分歧。有学者认为“德治是一种柔性的治国方略；要靠社会教育、道德榜样感染以及社会成员的自觉和信念加以推行。”亦有观点：“德治表明将道德作为重要执政工具，强调选拔执政者必须坚持德才兼备，执政者应以身作则。”也有学者从传统儒家思想“为政以德”中找共鸣，为政者要加强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观点一表明了道德在社会调整中的作用，侧面展示以德治国的美好前景，却混淆了德治的主体。观点二增加了执政者的“德性”思想，可惜缺乏何谓有“德性”，仅仅靠“以身作则”难免太过虚泛。观点三强调道德作用和统治者德性问题，却忽略了孔子所言的“为政以德”实则为人治基础上的道德至上：即德治优越于法治， 甚至可以仅依靠统治者道德来治理国家的，明显具有历史狭隘性。

“徒善不以为政，徒法不以自行”，应当明确道德对法的创制和实施有重大指导作用，以德治国的核心在于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但法律和道德在社会调控中的作用应如何整合，才能既避免道德的泛化，又防止法律的恶性扩张。因此，实现依法治国充分发挥伦理道德的作用，如何使法律与道德在调控社会过程中形成优势互补。从这一角度而言，学者讨论的德治含义难免缺乏了具体含义。

笔者提出新时代下以德治国思想含义：首先，德治应当是强调是对掌权者的要求，即掌权者应当有“德性”行使权力时应当能够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其次，德治关注的是“德性”问题：诸如仁爱、正义、宽容，往往包含对善的倾向。德治关注的核心不在于人民群众的德性问题，而在于掌权者的德性问题。德弗林（lord devlin）指出，公共道德是每个社会为了维系其自身的存在所必须拥有的一套成员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德治的核心在于掌权者行使权力时能否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强调掌权者的“公共道德”不应一笔带过，更应落实实处。

对于行政机关，其“公共道德”主要体现在合理行政方面。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即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作出行政决定和进行行政裁量，只能考虑符合立法授权目的的各种因素，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坚持比例原则，即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最后，在建设“法治政府”背景下，行政机关应当坚持“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即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禁止性立法转变为允许性立法：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能做法律法规允许的事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允许的一律视为不允许。

对于司法人员而言，一方面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法律化的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落实到法律实践中；另一方面，法律具有滞后性、时代性和局限性特点，“所形成的一切事值得毁灭的”，完善的法律制度绝不可能毫无遗漏解决现有问题，当法律只有原则性规定甚至无成文法可依循时，司法人员应当发挥其“公共道德”弥补法律空缺，即要统筹法律、伦理和人情的关系，关注普遍法律规则和复杂事实背后的道德伦理因素，使法律实施的结果（ 如法院裁判） 尽可能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评价相一致，至少不与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相冲突。

对于立法人员而言，当现行法律规定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脱离了道德基础时，社会道德评价就会向立法机关发出校正信号，此时立法者的“公共道德”在于社会主义法的创制应当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对是非善恶的基本态度，体现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若法律不合理合情其便为“恶法”，此时“恶法”应当被创制、修改和废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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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秋心，陈桂勤.浅析“以德治国”与“为政以德”之异同[J].孔学研究，2002（12）.

[4] 皮胜.“以德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10）.

第8篇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2-001-02 

我国的法理学教材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法学在古代被认为是智慧之学，但在近现代，法更多地表现为一门社会科学。为了保障其确定性与可预测性，法需要以一种相对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而立法的权力往往掌握在国家主权者手中。 

一、立法的正义 

柏拉图曾提出，法律是正义的表现，法律就是理性正义的结果。因而他认为想要实现法治，立法工作十分重要，立法应该遵循公正和美德，“我们始终在寻找哪些立法有助于美德，哪些立法无助于美德”。这说明主权者制定法律，不能仅考虑个别人的利益，而需要寻求其内在的正义。故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从而维护社会秩序，不仅仅在于其在外在表现上有强大的国家暴力作为后盾，还因其内里体现的正义能被广大民众接受。正义之所以被人们引入法律规范体系， 是因为人们相信正义代表着一种更好的行为规范，人们希望通过将正义法定化的形式来实现对于法律的诉求。如果一种法律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公然挑战与践踏社会的价值观，阻碍社会的进步发展，法律就丧失了其正义性。 

正义是法律的精神与理论依据，关于正义的定义和流派很多，在这里，笔者坚持英国著名法哲学家赫伯特·哈特的正义观。哈特认为正义和不正义的标准是相对的，随着人和社会的道德观不断变化，“由此，关于法律正义或不正义的判断可能与由不同道德所激发的反论产生对抗。”举个例子，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四章中将正义分为国家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在他看来，国家的正义就是国家中三个阶层各尽其职各安其分，互不越职互不干涉，从而维持整个国家的秩序和稳定。柏拉图在那个时代所认定的正义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观念，然而就现代的观点来看，理想国剥夺了人们平等选择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奴隶主和贵族的利益，在现在看来恰恰是不正义的。因此，正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内容，其标准并不确定，我们难以得到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正义。但另一方面，哈特也指出正义是道德的一个特殊切面，正义的观念主要可以概括为 “同种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差别对待”。详细地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一个法律在所有人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不能因种族、性别、身份的不同差别对待，不能享有不公平的特权和豁免权；其二，“虽未作出不公正的差别对待，但它们全然没有为某些类型的一人对另一人的伤害提供补救”也是不正义的。哈特的这种正义观为缺乏判断标准的正义确立了一种相对绝对的界限，所以说，正义的含义中既包含了不变的内核，也包括了流动性的由社会道德观念所决定的标准。因此，人们隐隐约约明白有一种精神的存在，但在现实实践的运用中往往又会屈从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性。 

二、法律与正义的冲突 

在理论上看，正义与法律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正义制约法律，法律保障正义。正义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又以国家强制力的方式保障正义。从逻辑外延角度看，正义是大于法律的，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一般来说，被用于制约法律的道德正义为一般的道德，极为高尚和理想的是不会包含在内的。而法律是具有阶级性的，是对正义的有选择的吸收，选择哪一部分的正义适用于法律在较大程度上仍是取决于各个时代立法者司法者的意志，体现了统治阶级正义观并将其付诸实践。统治阶级的正义观与普适的正义观可能相同可能不同，但前者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之后，在这个国家内就产生了强制效力，在人们生活中被贯彻，逐渐影响了整个国家的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 

但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法制活动中都时常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合乎法律正义的行为却违背了道德正义，合乎道德正义的行为却为法律正义所不许。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悲剧《安提戈涅》就表现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国王了这样一条法令：凡是为借助外国军队与自己的兄弟争夺王位而战死的人收尸下葬者一律处死，但对于战死者的姊妹来说，为亲人埋葬又是合乎道德天理的。这个故事悲剧性在于，在国王的权威之下，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相互冲突，必须在这个冲突中作出艰难的抉择。 

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学界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由此划分为两个主要派别，分别为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其中，自然法学派主张有一个绝对的法价值存在，它独立于实定法之外，检验该实定法是否为真正的法律，其代表人物富勒强调法律和道德是不可分的，二者间存在必然联系，并认为法律的存在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与之相对，实证法学派则强调实定法的地位，认为法是国家主权者的命令，具有封闭的逻辑性，将道德等形而上的东西隔离在外，其主要思想是“恶法亦法”。 

以二战时期的德国为例，在现在看来，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正义，违反了诸多例如平等自由公正等原则。在这里，就产生了法律与正义的冲突。但是对于德国法官适用法律这个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不统一的。各方的争执点在于，当整个国家的法律偏离了正义之时，这个国家的法律是否还具有法律的效力，法官究竟是要为了个人的职责遵循国家的实定法律，还是要去维护法律本应当具备的精神和正义。 

按照柏拉图的观点“法律成为维护和平的工具时，他才成为真正的立法者”，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相信法律能够维护其利益的信仰，而当法律不再承担法律应有的责任时，恶法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西塞罗也认为正义根源于法律，法律是衡量正义与非义的准绳， 真正的法律必须是合乎理性和正义的。这些古哲学家的观点构成了自然法传统的源泉。作为哲学家，他们可以在理论上主张正义的相对性和法治的重要性，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学家们需要将相对的价值判断转化为社会制度将其奉行实践。如果将正义作为判定法律是否符合法律的标准而将实定法作为一种补充的话，难免会陷入这样一种困境，我理解的正义和你理解的不同，这个社会群体的正义与那个社会群体不同，简单地举个例子，一个有较高道德正义观的法官可能在实际的判决中将无罪判为有罪，或者加重当事人的法责或罚责；而一个相比而言有较低道德正义观的法官则可能在实际判决中放纵违法者，或者减轻其当事人的法责和罚责，那么对于被审判者来说法官的裁量具有不确定性显失公平，不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笔者认为，想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法律和道德的真正的冲突。　首先，道德是评判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为了维护一定社会领域内的稳定，从而被大多数人默认的一种行为规范和观念的总和，他同法律一样属于意识范畴但都扎根于社会物质因素，因此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正如前文所述，道德正义具有相对性，是带有主观意向的价值判断，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历史渊源会对其产生不同的效果，但具体的变化情况我认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随着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逐渐变化，潜移默化，如春风化雨般实现了改变，其承上启下的逻辑如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那般具有连续性，较为平缓，往往需要经历较长的历史时期。二是通过统治阶级的意志来使道德观念发生变化，即在国家权威的外力干涉下，以一种较为迅速的方式实现道德观念的转移。 

在第一种情况下，法律本身的稳定性、滞后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对社会基本道德观念的细微变化做出快速的反应，但因为道德的改变是平缓而微小的，两者控制的领域部分重叠，此时法律与道德正义的冲突仍停留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即便法律同道德如何激烈地冲突，也不会根本地动摇法律的效力和权威，反而会在不断冲突矛盾的过程中逐渐磨合实现法律的发展。这种情况的冲突是在善法体系中进行的，故即使有部分法条规章违背了道德正义，仍将其视为法律，法官在审判时应以实定的法律为标准。 

在第二种情况下，道德的变化就如同一条折线一样，人们能够深刻地感知到其巨大的变化，并以国家强制力作为推行的手段。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诸如古代一夫多妻到现代一夫一妻的变化，由法律确立起这种制度，这种改变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并不悖于正义的原则。另一种是诸如纳粹德国的一些法律，其内在违背了最朴素的价值观，违背了正义的内核。法律有义务明确地规定某些理想的道德正义应当在何种情形中以何种方式被遵循，经由法律确立的权威也应当反映社会合理的发展需要。因此对于后者这种完全不具有精神价值的以实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不顾其他人平等权益的法律是不能真正帮助我们实现忠于法律的要求的。这种情况下法律与正义的冲突较为激烈，如果承认法律的有效性显然是违背良知和公义的，而如果不承认其有效性的话，又会妨碍法律的稳定性，造成在法律使用上的相对性和多样性，使得忠实于法律这一最终逻辑结果的不能。但是权衡利弊，两害相较取其轻，对于这些处于国家的权威之下的恶法来说，它已然远远超越了一个合理的权威所应具有的界限和范围，笔者更加倾向于维护法律本应具有的正义的内核。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道德是法律存在的基础，但两者的冲突在所难免，一般情况下应独立地用法律的视角来处理问题，避免双重标准，保障法律的稳定性。只有在统治阶级不加限制地利用法律来实现个别人的利益严重违反公序良俗，与正义产生重大的冲突的特定情况下，才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作出有利于正义的方式。 

三、结语 

法律与正义的关系既包容又交叉，总的来说，类似纳粹德国的案例和因此而展开的纽伦堡审判属于特殊的法律实践，典范性的法律实践还是法律之内的正义，而法律之内的正义的重点在于司法公正。柏拉图认为法治可以克服极端自由和专制，只有人们都遵守法律，法律居于官吏之上并被他们服从和遵守，那么这样的国家才有正义。这说明想要实现法律的正义，需要实现司法的独立，确立司法的权威，使任何人及任何组织都不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同时，大家都应当遵循特定的法律，坚持司法的公正。这里所说的大家不仅仅指司法机关和法官们，还包括社会公众。维护司法公正既需要一个良好的法治体系和执法环境，也需要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够确立正当的法律，保障国家和个人的法律正义。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著.张智仁、何勤华译.理想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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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敏慈.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的博弈.华东政法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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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忠明.古希腊法律文化视野中的《安提戈涅》.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教育教学论文和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7]赵金磊、夏江徽.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制与社会.2009（17）. 

[8]刘彬、赖文添.浅析法律与正义.太原科技大学学报.2006（3）. 

第9篇

论文关键词 公序良俗 法律原则 道德

一、公序良俗概述

公序良俗，是由“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个概念构成的，公序，指公共秩序，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秩序；良俗，指善良风俗，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道德。公序良俗指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守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外国民法典中有公序良俗的概念，我国《民法通则》中没有采用公序良俗的概念。《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该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按照许多学者的理解，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道德，就相当于“公序良俗”。按常人的通俗理解：公序良俗就是基本道德。

二、公序良俗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

在当今诸多司法实践中，公序良俗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判案原则加以运用，法总是来源于社会发展又落后于社会发展，法律不是万能的，它或多或少有些漏洞，法律不能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所谓“徒法不足以行”。法律原则的运用相比于法律规则较灵活，它可以解决法律规则没有明确规定的难题，公序良俗作为民法领域里的一个重要原则，现今被越来越多的法官重视与运用，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泸州“二奶”案简述：蒋某与黄某系夫妻关系。1990年7月，蒋某因继承父母遗产取得一处房产。1995年，因城市建设，该房被拆迁，拆迁单位补偿了另一套房子给蒋某，并以蒋某个人名义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1996年，黄某与张学英相识，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非法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黄某与蒋某将该房产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2001年初，黄某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疗，黄某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其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房所获款的一半计4万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总计6万元的财产赠与“朋友”张学英所有，并经过公证。2001年4月22日，黄某因病去世，张学英为争遗产把被告蒋某告上了法庭。二审法院判决遗赠行为无效，张学英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这个案件的判决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死者黄某身前的遗赠行为是否有效，法院判决无效的依据是该协议违背《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内容违法的遗赠是无效的。但是很多人认为法院判决有误，黄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遗赠又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该属于有效的法律行为。

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完全正确，这是公序良俗原则在实践中的合理运用。死者黄某与原告张学英长期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我国社会的道德标准，也违背了婚姻法关于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夫妻之间应该互相忠实，互相尊重。该遗赠的利益属于原告基于与死者非法关系所获得的非正当利益，其内容是违法的，《民法通则》规定：内容违反法律的民事行为无效。所以黄某的遗赠行为当然无效，自始无效。

三、公序良俗是一种道德

法律与道德在内容上存在着联系，近代以前，法律与道德高度重合，近现代法倾向于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化，逐步明确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但现实生活中和司法实践中，有的行为看似违法却归道德规范调整，有的行为看似符合道义却违反法律。法律与道德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泸州“二奶”案的判例让很多人持反对态度的原因之一就是死者的同居行为虽然违背道义，但因此而做出的遗赠行为还不至于违法，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其实不然，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当行为已经违背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时即已触犯了法律，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在此案例中法官依据《民法通则》第七条关于公诉良俗的明文规定来判决，是完全合理和合法的。当道德已经上升为法律，人们能做的就只有服从，不能违抗。

四、公序良俗是一种法律原则

成文法的滞后性决定了法官断案的拘束性，法官们宁愿选择运用成文法明文规定的符合常理的规则进行判决，也不会铤而走险运用没被用过的原则进行判决，而得出的结论恰恰甚至与规则相反。

公序良俗是民法领域的重要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是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法律规范包括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那么，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法官断案怎样才能更好运用它们，使之更好的结合呢？二者的区别在于法律规则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出现在案件审理中，而法律原则的运用比较灵活，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有的时候两个相反地法律原则也可以出现在同一案件审理中；法律规则的规定明确具体，它明确规定了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行为人一旦违背就要承担责任，而法律原则的规定比较笼统和模糊，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原则相比于规则更能给与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而法官因此而承受的压力也相对较大。法律原则的适用一般来说比较严格：只有穷尽法律规则，方可适用法律原则；如无更强理由，不得径行适用法律原则；除非为了实现个案正义，否则不可以舍弃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泸州“二奶”案的法官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个案的正义而适用法律原则的，况且《民法通则》是《继承法》上位法，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这也是法官的“更强理由”。法律是服务于社会的，它总是来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所以法官在断案应更多的考虑到法律所带来的社会效果，而不是仅仅以法论法，以法用法。

五、展望

虽然越来越多的法官认识到公序良俗的重要性并且加以运用，但是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也有很多法官担心判决结果不能服众，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就避而远之了，归根到底，还是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公序良俗原则，只是笼统的规定民事行为不能违背道德，不能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并没有写上“公诉良俗”这四个大字。

笔者认为，公序良俗作为民法领域的重要原则应该更多的运用到司法实践之中：首先应该完善立法，《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都明确规定违背公诉良俗的法律行为无效。我国立法也应当规定公序良俗的具体内容，明确违背公诉良俗的法律后果；其次在司法上，必要的时候，法官应该全面充分考虑公诉良俗原则，并合理运用；最后应当广泛宣传道德，弘扬善良风俗，普及相关教育，提升群众相关法律意识，使其认识到公序良俗的重要性和法定性。

每个人对善恶的理解不一样，每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不一样，公序良俗的运用也有弊端，这种因人而异的原则对于法官来说也是重大考验。我国在立法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定义善良风俗，善良风俗的定义应当充分考虑文化历史，群众感情，道德良知等因素，它必须满足公认性，合法性和反复适用性。一般而言，危害国家公共安全，违反社会管理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侮辱他人人格尊严，破坏他人家庭关系等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不得确认为善良风俗。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 老年人 权益保障 法社会学 道德

面对愈演愈烈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协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指，老年人在我国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应该享受的各种权益。 我国虽已颁布专项法律保全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其实施效果未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老年人权益保护问题，作为一个关系到历史传统和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具有其特殊性，如果仅以法律为调整方法，而忽视其所根植的社会和传统文化“土壤”是并不明智的举措。在解决牵连甚广的社会问题层面，显然法律的功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诚如埃里克森在《无需法律的秩序》文末所写的一样，“法律的制定者如果对于那些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社会。” 在应对老年人权益保护这个议题的层面，应当将法律与我国数千年的孝道传统以及社会规范结合起来。

一、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现状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狭义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指单行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广义的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还包括《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社会保障法》等其中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相关规定。在法律体系之外，还包括司法解释及法规规章等。如《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由于事涉老年人的案件往往都是邻里纠纷或家庭矛盾，所以法律的适用往往存在一定的“盲区”，同时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的地区的老龄工作往往也存在不平衡性的问题。

社会生活层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主要体现在国家通过行政管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大力实施养老金政策，进行社会化发放，很好地解决了养老金被克扣的现象，基本形成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和养老保险社会化。 我国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事业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养老保险的“双轨制”使得养老金待遇差距巨大，同时又存在城乡及地区差异。其次，由于不同城市和城乡居民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我国针对老年人的的医疗保险制度也仍存在完善的空间。再次，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由于法律法规的限制，使得能够为老年人服务的诸多民间公益组织难以建立和顺利开展工作，以至于在老年人权益遭到损害时不能为其伸张正义，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老龄人口权益保障的特性分析

伴随着法治现代化进程，我国一方面，极大地借鉴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国家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逐渐淡化了历史上中华法系所固有的孝道礼法传统。实际上，保护老年人的权益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孝道精神。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惯于用宗教来感化民心，顺应教化的做法不同。我国自古就将孝道思想融合进礼法，融合进江山社稷。尊亲重孝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中国古代治国纲领，孟子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汉代即奉行以“孝治天下”。 由是观之，敬老爱老在我国具有悠久的社会规范渊源与国民文化渊源。因此，现金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也应当坚持法律与道德的有机结合。

由于老年人权益保障问题一般多属于家庭纠纷或邻里矛盾，属于“不告不理”的案件，而碍于传统“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或者“儿女的恫吓以及威胁”，导致老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一般很难得到审判机关的良好处理。即便审判机关作出了调解或判决的决定，其结果也往往事与愿违。例如，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支付赡养费，虽拿到了胜诉的判决却从此与儿女感情决裂，形同陌路；有的子女则所幸将赡养费交由执行机关处理，从此杳无音信。

为了避免老年人老无所依的状况出现，社会必须给予格外关注和特殊保护，才能切实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其中包括受赡养扶助的权益，保有赖以生存的财产的权利，以及婚姻自由权等。

三、加强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社会学思路

2013年我国颁布《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将“常回家看看”等精神赡养方式写入法条。新法的颁布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一方面，通过立法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儿女探望老人等历来属于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调控的家庭事件是否应当由法律管控心存疑虑。各方争论的焦点是“常回家看看”具有浓烈的道德色彩，应属社会规范统筹管辖，将其入法是否合适。结合上文的分析，老年人权益的保护具有其特殊性，即首先我国有着悠久的孝道传统；其次，大多数涉老案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效果并不理想；再次，由于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使得对其的保护应是全方面的和社会的。仅依靠法律，或将法治作为口号并不能使老年人的权益获得更为妥善的保护。

法治，这个始自梭伦变法而流传千年的词汇，如今已经成为了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在中国也拥有着极高的号召力。现今社会，在面对不同领域的问题的时候，“法治”都会作为解决方案被提出，而忽视了其本身所应适用的区间。事实上，法律确实乃国家之重器，但是，良法却是善治之前提。 再次，我们应当对于法的局限性达成共识：即，首先，法仅仅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手段中的一种；其次，反对“法律万能论法”，应当认识到法律具有它适用的范围及区间，而非可以调整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再次，法发挥良好效用的前提是多方相互配合，当其所调控的一方未能完成自己的职责时，法的运行将遇到制约 。 由此可见，在解决老年人权益保护的问题层面，我们应当将法律与道德和社会规范结合起来，从而最全面而周到的保护老龄人口的诸多利益。诚如法社会学固有的理论一样，即便是法治最为昌明的国家，在所谓正式的国家法之外还广泛存在数量巨大的非正式法律。法律制度，仅仅是维系着社会生活有序运转的诸多手段——道德，传统，宗教，神祗，文化等等中的一种，各有自己的体系，举措与惩罚措施。

四、新思路下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基本思考

（一）法律层面

首先，完善我国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法律措施与社会规范措施并举，并非忽视法律的效力，而是正视在法律效果的真空地带，有哪些手段可以弥合损失。因此，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建立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是当然选择。要建立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主，《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等为辅的全方位法律保障体系。

其次，鼓励老年人参与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老年人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日益提高。而且，老年人是最了解自身需求的人群，让老年人参与立法，可以直接听到老年人的呼声，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效果，并且可以提高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同时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二）社会生活层面

首先，开展道德教育活动。在社会上树立“敬老”、“爱老”的风气。家中长辈要以身作则，通过自身表率教育后代要孝敬老人。利用我国的千年文化传统，在社会上营造“孝道”文化氛围。并力求在法律的调解制度中实现国家法与伦理法的高度一致和和谐。每一项社会制度的构建都不是凭空想象的，其均有着根治于社会成员内心的情感需求与理性考量，在社群心理上获得对于“孝道精神”的推崇是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最基本也是最本质的要求。

其次，注重精神赡养。现如今，物质需求已经并非绝大多数老年人最主要的诉求，他们真正渴望的是儿女的呵护与陪伴。“常回家看看”入法是法治进步的表现，但其仅仅是原则性规定，相关的法律责任却鲜被提及。这样的法律逻辑固然有“恤老”、“爱老”的精神在其中。但必须指出的是，真正让儿女常回家探望父母的绝非是冰冷的法律的约束力，而是其内心的孝义的召唤。就其效果而言，不具有约束力与惩罚力的法律的效力远不如已经长久存在于人心的社会规范对其的制约有力。

第11篇

论文关键词 见危不救 入罪 道德

一、见危不救行为入罪可行性概述

（一）见危不救行为概述

见危不救行为根据身份不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特定身份的见危不救，即负有特定职责或由先行为引起的义务或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在第三人遭遇危险时有责任相救而不予救助的行为；另一种是普通身份的见危不救，即没有特定职责或先行为引起的义务或法律规定的义务，在第三人遭受危难时不予救助的行为。由于特定身份的见危不救已有相关法律规范，本文在此讨论的重点是作为普通身份的公民在见危不救时是否应承担不利后果。所以，见危不救指的是普通身份的主体在第三人处于危难之时，能够予以救助，同时本身利益不会遭受损害时，而不予救助，导致第三人人身财产利益受损的行为。

（二）见危不救行为入罪可行性争议

目前法学界关于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应入罪的观点分为两种：

1.见危不救行为应当入罪。首先，见危不救行为入罪具有紧迫性、必要性和可操作性。见危不救事件频发，已严重影响到社会治安，亟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尽管见危不救行为属于道德范畴，但将道德行为法律化是有先例的，我国古代以及国外都有类似做法；

其次，见危不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属于刑法调整范畴。见危不救不仅仅是对受害第三人的单方损害，也是对良好社会秩序的破坏。见危不救者不仅漠视他人生命及财产的安全，也抛弃了传统美德。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传承民族美德，需要刑法的强硬手段。

2.见危不救行为不应入罪。我国目前还不适合将见危不救行为入罪，无论是从我国国情现状分析还是从法学理念考虑。贸然设置见危不救罪不仅会加重公民的义务，还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在我国刑事立法中设立见危不救罪的条件还未充足。

综上所述，虽然赞成见危不救入罪和反对见危不救入罪双方观点相反，但是关于见危不救行为频繁发生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却是亟待解决，刻不容缓。本文观点认为，见危不救行为不应入罪。

二、 见危不救行为不应入罪的法学分析

（一） 受我国国情及传统文化影响，不宜将见危不救行为入罪

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承，导致国人个人权利意识的缺失，封建皇权专制下的旧中国极度压抑国人的个性，而道德弘扬和提升的关键在于国人对真善美的辨别和认识，而不是盲目地服从。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国人迷失在经济浪潮的来袭中，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观念充斥在生活的各个角落，与此对应的是对道德领域的漠视，有些人为了个人利益甚至可以将道德弃之不顾。国人道德水平的提高需要社会引导、教育宣传等手段循序渐进地改变，这段时期或许会很长。法律作为道德的底线，只能保证最低限度道德的实现，无法干预更高领域的道德行为。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作为国人的两种高水准道德选择，法律无法强制干预。如若强行入罪化，只会拔苗助长，适得其反。

（二）受道德和法律调整界限制约，不宜将见危不救行为入罪

见危不救行为属于道德调整范畴，并非是一种法律义务。道德和法律具有天然的界限，贸然将道德和法律混为一谈，只会适得其反。美国法学家朗·L·富勒将道德层次分为“义务道德”和“愿望道德”。义务道德行为属于能够被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而愿望道德行为则属于人们出于自身对社会事件的认识和评价做出的判断和实践，不能用法律进行评判，比如见义勇为或见危不救就属于愿望道德。法律作为社会道德最低限度的保证，注定了不能干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将见危不救入罪化，必定引发社会道德恐慌。梁治平在其《寻求自然中的和谐》中提到：“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道德所蒙受的损害就必定是致命的。”

（三）受刑法理念及原则限制，不宜将见危不救行为入罪

法律只能禁止人们从事有违最低道德限度的行为，并不能强令人们高风亮节、见义勇为，刑法作为惩罚犯罪的最终手段更不能随意扩大其控制范围。学界一致认为刑法应遵从其谦抑性，刑法学家陈兴良指出：“谦抑，是指缩减或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对于某些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国家、人民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可能或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时，国家才能使用刑法予以处罚。如果依靠民法、行政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能够有效制止的话，就不需要刑法调整，没有人希望生活在一个严刑峻法的国家。将见危不救行为入罪化以期扭转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这种偏激立法行为不仅不会有效预防和整治见危不救的现状，反而可能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英国边沁曾说过：“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

（四）受操作可行性和可期待效益约束，不宜将见危不救行为入罪

首先，见危不救入罪化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第一，刑事责任难以确定。刑事立法应准确确定刑事责任人，在受害人需要救助的现场可能存在多人围观，这种情况下，刑事责任主体的不确定将导致责任追究陷入困境。

第二，见危不救证据难以固定。刑事立法应准确固定犯罪证据，在见危不救场合如何提取、锁定犯罪证据，证明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都存在困难重重。

第三，见危不救入罪化所需成本投入巨大。对于任何形式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罚都需要投入公共资源，而针对见危不救罪所需的公共资源投入尤其巨大。我国见危不救行为频发，涉及人群广泛，地域辽阔，取证坎坷，量刑困难等，种种现象都表明见危不救入罪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但即使我国现状允许加大投资力度，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吗？

其次，见危不救入罪化难以实现所期待的社会效益。

第一，见危不救入罪立法目的和实际效果或许背道而驰。社会生活中，有些人遇到他人陷入危险之时，初衷或许是上前施救，但考虑到见危不救罪的惩罚后果后，为避免可能惹上的刑事责任选择迅速离开现场。立法目的本意是鼓励人们见危救助和见义勇为，但无形中反而打消了人们最后的善行义举。

第二，见危不救入罪无法提升国人的道德水平。法律并非万能，提升国人道德水平，鼓励见义勇为行动，应从矛盾的根源找寻解决办法。道德水平的提升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社会保障的完善，法律知识的宣传，全社会广泛的参与等等手段相结合。泛刑法化的急功急利手段只会让国人生活在恐慌之中，自己的安全尚且不能保证，何来对他人伸出援助之手。

综上所述，见危不救入罪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就算强行以立法形式通过，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重重困难，而且实际社会效益有可能完全相反。美国明尼苏达州曾设立见危不救罪名，但这条法规从未被执行过；我国澳门地区也有类似规定，但法院从未做出过类似判决。

三、 解决我国见危不救行为之法律途径

（一）建立健全民事及行政法律法规保护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双方利益

首先，制定全国统一的《见义勇为者权益保护法》。通过立法形式确保救助者的权益保护，在救助者施救之后应给予相应的奖励，包括金钱奖励、公开表彰等方面，起到积极的正面宣传引导作用；如果遇到被救助者受益后反咬一口，诬陷救助者的情形，应对被救助者进行训诫、罚款、公开赔礼道歉等方式的惩罚，让公众引以为戒，避免救助者又做好事又寒心。

其次，增加《侵权责任法》关于见义勇为的条款。在《侵权责任法》中增加救助者免于或减轻承担责任的条款，救助者在施救过程或许会对被救助者造成伤害，但这种伤害如果是疏忽所致，那么救助者就应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相反而言，在《侵权责任法》中也还应增加救助者受偿的条款，救助者如果在施救时付出了一定代价或遭受一定的损失，那作为受益的被救助者也应予以进行补偿。

最后，增加《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见危不救的处罚条款。在他人明显陷于重大危险之中时，无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的人能够进行施救而不予施救，且证据确凿的情形下，应接受治安管理处罚。处罚方式可以使训诫、罚款，甚至是行政拘留。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落实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双方利益

首先，完善救助者社会评价制度。救助者在施救过程中有可能人身财产受损，也有可能救助后遭遇被救助者诬陷，及时公正地给予救助者客观肯定的评价是保护救助者权益的关键所在。通过立法形式明确地方政府或其他部门在见危施救行为发生后快速准确地对救助者进行客观评价，对救助人遭受的损害或损失予以补偿，以保障救助者的合法权益，消除救助人的后顾之忧。

其次，完善救助者社会激励制度。以立法形式落实给予见义勇为者适当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以示对其行为的肯定和表扬，具体操作中应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对施救过程中受到伤害的救助者进行及时救助和关怀，并对见义勇为事迹进行宣传。

再次，完善被救助者社会救济制度。被救助者在遇难后有可能找不到施害人，通过立法明确地方政府或基层组织应及时为被救助者提供救济。地方政府可以针对被救助者设立救济基金会，通过对基金会工作的引导和协调，动员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到社会救济工作中来，保证被救助者获得及时救助。

最后，完善被救助者惩罚制度。被救助者接受救助后如果诬陷救助人员，地方政府在查清事实后应对被救助人进行处罚，处罚措施包括罚款、训诫、赔礼道歉等，甚至可以将被救助者的行为记录在社会诚信系统，以多方位的惩罚措施保障救助者和被救助者的合法权益。

第12篇

从学术历史谱系上看,这种看法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近代自然科学的强劲发展刺激了法理学研究观念的实证转向。人们感觉,法理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像近代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中立地研究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可以而且应该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科学”②。

这种看法的一个预设前提是: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站在一个不受自己“前见”和价值判断影响的立场上,客观中立地观察法律现象。这种看法当然不排斥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实践色彩的“规范性质”(normative)的价值观念(比如主张社会应该建构何种法律秩序),但是,它显然认为,“规范性质”的价值观念可以和“描述性质”(descriptive)的观察观念相脱离③。换言之,观察判断可以和价值判断分为不同的阶段,而且,观察判断独自得出的结论可以是超越具体时空或曰具体社会语境的。

我认为,法理学参照近代自然科学而来的这种“科学主义”,可能是有问题的,甚至误导了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

阐释学的研究④已经大体表明,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不受研究主体的“前见”的影响。在说明、描述、解释研究对象时,研究主体已经是在依赖自己以往获得的“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等等。换言之,这种“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之类的“前见”的内容,总在制约着研究主体的观察和分析⑤。法理学研究者所以成为一名法理学研究者,正在于他(她)已具有了一定的习得而来的“法理学知识”,以及具有了一定的“人们称之为法律现象”的历史经验感受。当然,研究者可以反省自己的“前见”。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反省同样依赖另外一种“前见”。因为,研究者进行理论推论的时候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部分理论。这就如同研究者描述一个语词时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些语词。科学哲学的研究从另一角度表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存在“观察渗透理论”的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会也不可能不在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前提条件之下展开和推进⑥。自然科学尚且如此,遑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法理学?这意味着,应该坦承法理学研究中的因“前见”而产生的“偏见”(这里不含贬义)。这种“偏见”不是也不可能是超越他者的绝对真理。因为,“前见”也是历史形成的,是社会语境化的(这是说,它也是受另外的“前见”而形成的偏见的影响)。这决定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不可能超越时空从而放之四海而皆准。

法理学中的“科学主义”时常具有一种学术策略:汇集所有人们用“法律”一词加以描述的社会对象,对之进行概括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研究法律现象的客观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概念”或“法律基本特征”的描述理论⑦。自然,对于“科学主义”意念极为浓重的法理学而言,这个出发点是十分必要的,失其便不能开辟法理学的学科进路,建构法理学的理论大厦。然而,这种策略忽视了一个重要现象,即社会中时常存在着“法律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发生在研究者之间的理论争论中(这是次要的),而且还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主体的实践中(这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也因为人们政治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法律争议”难以避免。“法律争议”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尤其是法律实践中,不可能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法律”一词⑧。比如,在具体案件中,有人会主张“法律”一词所指的内容包括了“立法者意图”,而有人则会坚持“法律”一词仅指正式文字化的权威规则。而这两种看法包含的法律观念则显然是不同的。事实上,实践主体自然倾向于站在自己的实践立场、政治道德立场赋予“法律”一词不同的意义。即便“法律科学”宣布找到了人们最为常用的“法律”一词的用法,实践中的主体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法律偏见”。

法律争议的存在,对“科学主义”的学术策略,意味着两方面的潜层颠覆。其一,争议时常“破坏”了所谓的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使其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其二,变动不居使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会发生范式的变化,即一个时期一个地方会有一种用法,另一时期另一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会有不同用法。接下来,这两方面又左右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视域”⑨。进而言之,这又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建立的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语境化,即受当下社会存在(人们使用法律一词的方式)的影响。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的内容与结论,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且在价值观念意义上也是不可能客观中立的。

就价值观念意义上是否可能客观中立而言,法理学研究者可以宣称,自己在研究时决不牵涉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但是,研究者这类“自觉”依然不等于也无法决定研究出来的理论内容,没有价值判断的内容。如下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实践中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法律意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有关“具体法律观念”的,另一部分是有关“一般法律观念”的。“具体”是指法律的具体内容,比如法律在合同、婚姻、继承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一般”是指法律的一般概括性观念,比如认为法律的一般概念是什么。实际上,主张具体法律内容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已经意味主张了一个一般法律观念。例如,认为应该在《合同法》的规定中寻找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便是认为《合同法》一类的文字规定是法律(这是一般法律观念)。与此不同,认为不仅应该在《合同法》的文字中,而且应该依据民间的商业惯例中,来确定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便是认为不仅《合同法》的文字而且民间的商业惯例,都是法律。这两种一般法律观念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恰是时常因为利益愿望以及政治道德观念的不同。从政治道德观念上看,坚持《合同法》文字的法律效力意义,是因为认为“文字法律”的价值意义不可忽视,认为它可以带来规则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从而更好地使人们有效地安排自己的行为计划。而坚持民间的商业惯例也具有法律效力的意义,是因为认为法律规则应该和民众自然形成的规则行为相契相合,认为商业惯例有益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而市场经济会带来更多的效率和效益。

能够发现(这是十分关键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这样一类“一般法律观念”放在法理学研究的领域内,正是法律理论。他(她)们的“一般法律观念”和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其内在肌理和纹路是一致的。只是一个没有清晰地用理论表达出来,一个表达出来而已。因此,认定受制于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影响的实践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带有价值内容,也就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潜在地受染了价值色彩。我们毕竟可以看出,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实际上是实践中社会争议角色的“一般法律观念”的系统化和学理化

。 因此,无论法理学研究者如何宣称自己的研究过程可以摆脱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其所建构的法学理论的内容依然包含了价值立场。

由此观之,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不在于、不可能在于而且也不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客观中立的超越具体历史社会语境的抽象理论。实际上,其基本使命和作用正在于在具体历史的社会语境中建立一个适时适势的表达当下普遍较为有益的价值姿态(这些价值是会发生变化的)的法律理论模式。它具有实践性,而且是法律实践的话语推动器,其目的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具体社会语境中大多数人希望的法律秩序。

从反向来说,如果认为法理学研究可以建立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普遍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那么,无形中就会在价值气氛极为浓重的政治法律领域内建立一个值得怀疑的“霸权话语”,并通过法学渗入实践的方式,在法律实践中压抑其他可能具有同样存在资格的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的意义,破坏法理学推动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对话的机制,破坏具体社会语境中的法律依赖民主的政治基础。

①参见我国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及一般性的相关论文。当然,它们的具体表述有时是有区别的。另外,正如国内许多学者介绍和引用的那样,20世纪中叶此种比较典型的表述之一见于美国学者Edwin Patterson的着作。参见Edwin Patterson, Jurisprudence, Brooklyn: The Foundation Press, 1953. pp. 2-4.

②参见英国学者Dennis Llyod, The Idea of Law,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1. pp. 105-108.

③比如英国学者Jeremy Bentham认为,法理学可以分为“说明性”法理学和“评价性”法理学,前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后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应当是什么”。见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 293.英国学者John Austin也说过:“法律的存在与其功过完全分属两个不同的问题。”见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ed. Wilfrid Rumble. New York: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84.

④这里指一般性的哲学阐释学,尤其是德国学者伽达默尔的理论。这种阐释学认为:对文本(文本不仅指文字文本,而且包括了诸如社会现象等等之类的阅读对象)的解释,必然会受阐释者的“前见”影响,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合理的。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678.

⑤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英美国家语境中,“法院判例是法律的一部分”成为法理学学者研究的“理论预设”和“历史经验感受”之一,而在中国语境中没有成为。

⑥参见美国学者N.R.汉森:《发现的模式》,邢新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页22;另见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254.

第13篇

【关键词】法学教育 法律理论 教育目标 途径

众所周知，法律制度离不开法律教育，法律教育是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健康、有序的法治的形成离不开一个稳定、系统的法律教育制度。因此，目前中国大学法律理论教育问题受到学界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

法律教育属于职业性教育，但又不同于我们所认为的一般性的职业教育。大学法律教育不仅要培养社会需要的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还需要培养大学生社会公正意识。因此，大学法学教育中不仅要灌输大学生法律知识，同时还要塑造大学生法律理论意识。因此，本文以法律理论为研究对象，尝试对西北某大学法学教育中的法律理论教育的目标以及实现途径做初步的阐述。

法律理论的概念界定

“法律理论”是大学法学院课程体系中重要的一门课程，是一个具有很强包容性的概念。因此，要想分析西北某大学法学教育中的法律理论，就必须明确法律理论的内涵以及理清其外延。为了更好了解法律理论，本文将比较法律理论、一般理论以及法律职业理论。

1.一般理论。一般理论是指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积累形成的道德准则体系，它是人们维持正常社会生活的基础。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人们经过无数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逐步积淀，形成了代表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体现其民族精神传统和习俗文化的理论准则体系。因此，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产阶段不同的地域必然形成不同的理论准则体系。

2.法律理论。法律理论不同于一般理论，法律理论是具有法律性质的理论。法律理论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法律理论离不开一个国家的一般理论，它必须根植于一般理论，法律理论源于国家一般理论，但又高于一般理论，否则就不能形成法律理论。

（2）法律理论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一般理论最集中的表现。法律理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一般生活理论的强制化和规范化，因此，法律理论必须是对该民族一般理论的记载和升华。

（3）法律理论决定了法律的品质。法律制度也有善恶正邪之分，法律理论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法律品质。

3.法律职业理论。法律专业人员在其工作以及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相关道德行为准则就是法律职业理论，例如律师从业理论准则、法官职业理论准则等。法律职业理论主要是用来规范从事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要求他们在工作生活中，严格遵守自身的行为操守，要对当事人一视同仁、廉洁自律、忠诚于法律。如果说法律理论是法律制度的内在理论，那么法律职业理论就是法律制度的外在理论。

通过了解，我们发现目前西北某大学的法律理论教育中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该学校注重对受教育学生的法律一般性知识教育，而忽视对其进行法律理论教育;第二，在该校法学教育中，法律理论教育的功效十分有限，并没有突出法律理论自身的特点，使教学内容不突出、教育目标不明确。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法律职业特点的要求，重新设定西北某大学法律理论教育的目标。

法律理论教育目标的设定

本文结合法律制度的内在理论以及大学生自身素质，分析目前在西北某大学法学教育中法律理论教育应关注的目标。

1.培养该校学生法律理论的问题意识。在西北某大学的法学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教育过程就是一个填鸭式的过程，老师将已经存在的知识传授给受教育的学生就是教育的全部目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静态的法律条文并不能解决所有不断发生的新的法律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律条文要不断加以修订和解释以适应新事件的需要。中国的法律属于体系，但是我们要借鉴欧美的判例法律体系，培养该校学生的法律论文问题意识，使得学生不断对已存在的知识提出疑问，继而培养高校学生不断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发现：西北某大学法律专业学生知识丰富但见识却较少，擅长辩论但却解决不了实务问题。因此，西北某大学应该改变目前填鸭式的教育过程。法律理论教育应当首先关注学生的理论问题意识的培养。一方面在教学中应加强对学生发现理论问题的敏感性的培养，培养他们发现问题的能力，减少他们在以后从业过程中遇到理论问题的风险;另一方面，增强该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陷入法律理论困境的承受能力，使他们了解到在法律学习工作中遇到理论问题是很平常的问题，要有决心迎接理论问题的挑战，解决法律理论问题是法律从业者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是自己的责任。

2.培养该校学生法律理论的推理能力。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员，首要，具备良好的洞察能力，对法律理论问题具有强烈的敏感性;除此之外，法律专业人员还要具有精湛的理论推理能力。但是在西北某大学的法律理论教育中，我们发现：其法学教育中根本没有培养学生法律理论推理能力这一目标。本文认为导致目前该校忽视培养学生法律理论的推理能力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对法律问题和理论问题的错误理解;二是对理论问题认识不足。

理论知识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人们通常认为理论问题不属于理性知识，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重新审视理论知识，我们就可以看出：理论知识是理性知识，是可以被证明的。在西北某大学中，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如何解决理论道德问题，进而发展自身的推理能力并将自己的能力运用到解决实务中遇到的理论问题上。因此，作为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为了适应将来从业的需要，要加强训练自己的推理能力。一是要培养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二是要培养自己辩证推理能力。因此，在法律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上述能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从业人员。

实现法律理论教育目标的途径

第一，西北某大学的法学院应当将法律理论教育纳入该学校的法律教育体系。目前，该校并未单独开设有关法律理论的相关课程，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该校教育机构应当开设有关法律理论的相关课程，使该校法律学生对理论知识有系统性、规范性的了解，为后续能力的培养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我们说该校应开设法律理论相关课程并不是简单地开设一门课程，而是在法律教育中将法律理论教育贯穿法律学习的始终。因此，该校应当将培养法律学生的理论观察能力以及推理能力贯穿整个法律教学环节。

第二，提升法律学生自身的理论道德修养和其自身的发展能力。法律是一个每天都有新变化的学科，其法律条文规范不是静止不变的，法律理论同样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西北某大学的法律教育要使学生养成自我学习、掌握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该校的法律学习应为该校学生掌握知识，培养其理论道德修养以及日后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第三，必须改革现行的法学教育方式。西北某大学要改变现行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以实现将法律理论教育贯穿于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上文已经提到，欧美国家的判例教学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长时间的教学实践证明：判例教学法是成功的。因此，西北某大学要改变教学方式，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性的法律理论问题来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一方面能够引导学生对法律理论进行更具有深度的思考;另一方面，学生思考的过程也是提高其自我法律理论道德修养的过程。

西北某大学开展的法律理论教育活动仅仅是实现法律理论教育的目标，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第一步。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将法律理论道德教育扩展到法官、律师等职业实践当中。中国的法律教育起步较晚，西北某大学的法律理论道德教育更是处于起步阶段。法律理论的教育不仅关系到我国法律人才素质的提升，还关系到整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律体系的健全。因此，西北某大学必须明确法律理论教育目标，改革教育方式，为国家法律事业培养大量高素质、高修养的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1]张超：《论法律理论的方法及其性质――基于分析法理学的视角》，《北方法学》2012年第2期。

[2]周S：《当下中国学院式法律教育之惑――并及当下中国高等法学教育向何处去之问题》，《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第9期。

[3]蔡镇顺：《法学教育的定位与改革》，《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2期。

第14篇

论文关键词 权利 拉兹 张文显

“权利”一词最早出现于古罗马的“私法”中，并一直沿用至今，就目前学界所具有资料来看，单从国外引进的并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权利概念或者定义就多达十余种。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是当代重要的权利理论家之一的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所提出的权利利益论。近数十年来，中国法学界对权利也做出了各种定义。当然，在中国法学界成为通说的便是张文显所提出来的以要素综合说为基础的“权利本位论”。在此，本文就这两位当代重要法学家所提出来的权利概念进行比较，以求更全面地把握权利的概念。

一、拉兹的权利概念探析——以利益为基础的权利本位观

作为当代重要的法学家之一，约瑟夫·拉兹对分析法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他也为中国法学界所熟知。在西方的权利分析领域，拉兹的利益论成为一种主导性理论。但是，拉兹突破了霍菲尔德、哈特等人将权利仅限于法律权利的分析范式，提出了对权利的一般性解释，即不仅仅适用于法律权利，而且适用于道德权利。故本文主要从拉兹的一般性权利概念出发对其进行分析。

（一）拉兹关于权利的定义

拉兹认为从权利的定义开始讨论权利是存在危险的，因为人们或许会以一个定义结束讨论，而根据该定义，有些所谓“不重要”的东西便不是权利；与此相反的危险则是，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视为权利，从而便无法把握权利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这两种危险表明，权利的定义必须涵盖法律和道德领域中所有权利的共同本质，并有助于解释权利在实践殊作用。为此，拉兹把权利定义为： “X 拥有一项权利，当且仅当X能够拥有各种权利，并且其他事情相等，X的福祉（他的利益） 的某一方面是使其他某个（些）人承担某项义务的充分理由。”

（二）拉兹权利概念的要素

在拉兹的权利概念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有这样三个要素： 第一，拥有权利能力的权利主体；第二，权利的基础——利益；第三，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权利是义务的基础。

首先，关于权利主体，拉兹认为主体拥有权利，取决于“拥有权利能力的条件”。拉兹将“拥有权利的能力”定义为： 一个个体（ An individual）或者一个拟制的人（如法人）当且仅当或者他的利益具有终极价值（ultimate value）时，只要可以行动，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就说明它们能够拥有权利，成为权利主体。所谓终极价值，即指一种内在的而非派生的独立于其工具价值的固有的价值。拉兹认为只有“同一道德共同体”的人才能拥有权利，此即所谓的互惠论，但他指出，不应把同一道德共同体仅看作是相互作用的个体的共同体，而应把同一道德共同体的概念扩展到所有的道德行为人，把任何遵守义务的人都看成是有能力拥有权利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谈的义务（duty）和职责（obligation）拉兹认为是没有区别的。拉兹还表明事物及动物不会拥有权利，原因在于事物或动物的存在和繁荣不具有终极价值，而只是一种工具价值。

其次，根据拉兹的权利概念，权利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利益构成了权利存在的必要条件，无论道德权利还是法律权利皆是以利益为出发点的。即如果某人的利益足以使另一个人承担某项义务，那么他就拥有某项权利。具体为法律权利时便是指，如果他的利益被法律承认，并且法律使他的利益成为令其他人承担某项义务的充分依据。

最后，拉兹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笔者将在下文论述。

（三）拉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在权利分析领域，霍菲尔德通过对法律权利概念的分析，得出这样一种相依性的结论：每一项权利都与一项义务相对应，反过来也是如此。拉兹对此表示异议，他认为权利和义务之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并且两者之间存在先后顺序关系。

第一，权利是义务的基础。根据其权利定义，如果某个人拥有某项权利，那么他某一方面的利益就成为使他人负有某项义务的充分条件。即一项权利的存在通常会导致其他人负有某种义务，而这种义务并不取决于权利所有人是否渴望。权利是判断一个个体负有某项义务的理由，证明了主体所负有的义务具有正当性，而不是相反。因此，拉兹认为把权利和义务简化为一种相依性关系是不正确的。

第二，权利与义务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个权利可能会对应着很多的义务，例如人身安全的权利并不要求保护一个人免受所有的意外和伤害，但却对应着不得非法拘禁他人、不得伤害他人、不得杀人等多项义务。同时，拉兹提出权利是动态的，他认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在旧的权利基础上创设出新的义务。

第三，权力相对于义务具有优先性。首先，一个人或许知道某项权利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理由，但不知道谁由于该项权利而受到义务的约束，或不知道这些义务具体是什么。其次，由于权利的动态特征，人们在社会环境变化之前不可能事先确定某项权利的含义以及以该权利为基础的义务。从而，进一步表明，权利是义务的基础，而且优先于义务。

二、张文显的权利概念分析——以要素综合说为基础的权利本位观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数十年对权利理论的分析研究，“权利本位论”逐渐成为中国法学界的一种通说，得到了许多知名理论法学家的赞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张文显先生在他的著作《法哲学范畴研究》一书中系统地论证了“权利本位论”。他的结论是，权利或者“权利本位”是现代法哲学的基石。

（一）张文显关于权利的定义

对于权利的研究，张文显更强调的是一种法律权利，而非道德权利，他在为权利下定义时，专门加了“法律”两个字，他指出，法律权利是指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二）张文显权利概念的要素

权利作为一个内涵丰富且复杂的概念，不可简单地一语道之，要素分析法在国内外学术界被广泛运用，张文显在权利问题的研究上也运用了这种方法。

张文显提出，为了避免出现对权利的残缺不全的认识，需要在对其的各个要素（主张、利益、资格、权能、自由、规范、合理预期、选择等）进行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分析。根据张文显在他的著作中所对法律权利下的定义，可以看出，他认为法律权利至少包含四个要素：（1）法律规范，即指权利是由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2）主体，指能够享有权利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自然人或法人。（3）自由，指主体在意志自由的基础上免受一切非法干扰地行使权利的自由。（4）利益，指主体通过权利得以享有或者维护的特定对象。不难看出，实际上张文显是认同了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和利益说这四种有关权利的定义。故笔者将其界定为是以要素综合说为基础的权利概念。

（三）张文显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从法理学视角出发，张文显把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1）结构上的相关关系，即权利和义务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两者从两个对立面出发共同构成了法这一特殊事物。（2）数量上的等值关系，即社会中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是均衡，在某一具体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3）功能上的互补关系，指权利提供不确定的指引直接体现法律的价值目标，义务提供确定的指引以保障价值目标和权利的实现。（4）价值意义上的主次关系，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 权利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意义。

三、拉兹与张文显的权利概念之异同

（一）相同之处：均坚持权利本位观

通过上文对拉兹和张文显的权利概念的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所有社会成员皆为权利主体， 没有人因为性别、种族、肤色、语言、信仰等的不同而被剥夺权利主体的资格， 或在基本权利的分配上受到歧视对待。同时，两者都认为法人可以成为权利的主体。（2）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两者都认为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的实现，权利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意义。

（二）相异之处：权利本位观的基础不同

首先，表现在拉兹的权利概念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如果某人的利益足以使另一个人承担某项义务，那么他就拥有某项权利。利益是其权利概念的核心，其权利的本质可以被称之为利益说的典型代表，但针对利益的正当性拉兹并未进行关注。而张文显的权利概念则是建立在包含资格、主张、自由、利益等要素的综合说的基础之上，虽然这样得出的权利概念貌似涵盖了权利的各方各面，但没有说明权利概念的核心是什么，不利于把握权利的深层次本质。

其次，权利主体在行使其权利的过程中，张文显认为其应受法律规范的限制，而确定这种限制的目的在于保证对其他主体的权利给以应有的同样的承认、尊重和保护，以创造一个尽可能使所有主体的权利都得以实现的自由而公平的法律秩序。而拉兹的观点则是权利主体是否拥有权利以及在权利行使过程中，不仅仅有法律的规定，还有道德的约束。拉兹对权利的一般性定义，不仅适用于法律权利，也适用于道德权利。

第15篇

关键词 民族地区高校 法学教育 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1 学科现状

1.1 主要成绩

吉首大学法学学科自1982年创建以来，在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经过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法学学科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办学思路。法学学科立足于西部民族地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治服务，将其建设成为在湖南省同类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法学教育、研究与服务中心，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师资队伍。法学学科自创立以来，经过近些年来的不懈努力，一支人员稳定，年龄、职称、学历、学位、学缘、专业结构合理，有交叉学科优势，团结协作的学科学术梯队已经初步形成。目前学科所有成员均由本校教职工组成，毕业于全国各大著名高校，现有专任教师27人，其中高级职称15人，博士及在读博士16人。学科的带头人为湖南省省级学科带头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3人、湘西州“132”人才工程人选1人。

（3）科学研究。法学学科自创立以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9项，国家留学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基金项目4项，国家体育总局研究项目1项，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及湖南省科技厅、湖南省教育厅等研究项目50余项，科研经费达264.2万元。近5年来发表科研论文320余篇（其中CSSCI40余篇，CLSCI 10余篇），出版专著5部、高级别教材8部。

（4）人才培养。法学学科瞄准前沿领域，突出地方特色。强调教学、研究和实践相结合，以培养法律理论功底扎实、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法律专门人才，满足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及欠发达地区法制建设的急切需要。在法学本科教育方面，每届学生都积极开展法学专业辩论赛、模拟审判、法律援助、普法宣传、送法下乡、实习等实践活动。获得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省级1项，校级7项，在《法治研究》等专业刊物上20余篇。英语四级通过率平均在98%，六级通过率平均约35%。司法考试通过率2008年为31%，2009年为35%，2010年为44%，2011年为54%，2012年为64%。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前景喜人，2005年获得武陵山片区首个法学硕士点授予权，迄今共招收研究生80余人。就业率100%，所有毕业论文抽检率均达到优良以上。

（5）社会服务。学科组织专家先后参与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及由湖南省人大组织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修订案草案 征求意见第三稿）”座谈会等立法活动，以专家建议的方式积极参与到立法实践当中。

1.2 存在的主要问题

（1）区域劣势。从地缘上看，吉首大学处于湘鄂渝黔四省边区，这里素有“老、少、边、穷”之称。远离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在区位分布上的劣势状态，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对高等法学教育的需求变化，以及学科建设发展面临的形势缺乏必要的认识；优质法学教育实施的源头受到限制，很难确保优质生源和师资队伍的稳定；利用市场机制筹措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的渠道较少；迅速获取信息的能力等较为欠缺。

（2）学科竞争弱势。民族地区高校的学科专业的民族性和地方性最能凸显学校的特色和优势，比如民族学、民族经济、民族语言文学、民族艺术、民族教育、地方史、高原生态环境以及民族理论和政策等，纷纷被确定为重点支持的特色优势学科，得到了相应的建设和发展。①法学专业不但进入不了特色优势学科的范畴，反而受到这些特色优势学科的挤压，步履艰难。

（3）物质保障不力。对民族地区高校来说，政府对民族地区高校的投入生均经费只有3000元左右。而国家部委所属院校，政府则投入经费生均达7000元以上。由于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民族地区高校难以使用通过市场机制筹措必要发展经费这一发达地区惯用的手段，结果导致包括法学学科在内的民族地区高校整体发展受到极大限制。法学学科建设的经费除了用于维持正常的办公经费外，少有经费用于学科建设和发展。由此导致学科的硬件与软件建设亟需改进，如法律专业可用图书很少且陈旧，专业期刊残缺不全，这给教学科研与研究生培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2 学科建设的定位

一是类型定位。根据学校的定位，结合我校现有的专业布局，科研基础、历史渊源，学院远景发展规划及专业拓展基本思路，法学学科发展定为教学研究型。二是层次定位。以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为主体，在法学一级学科下拓展研究生教育，创造条件积极发展法学专业硕士教育（JM）。其中，本科教育以培养适应基层、特别是适应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综合性法律工作的基层应用型专业人才；研究生教育主要以培养服务于中西部地区（武陵山片区）西部基层应用型卓越法律人才。三是人才培养定位。熟悉国家的民族立法和民族政策；具有公平、公正的民主法治信念；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具有获取知识的能力、交流的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初步的研究能力、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②

3 学科建设的任务措施

3.1 学科方向的建设发展及措施

为了在2015年前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学科根据实际情况，本学科将设置四个二级学科方向：理论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刑事法学。

3.2 学科队伍的建设发展及措施

至2015年底，在教研团队建设方面，民商法与理论法学获得校级教学团队，刑事法获得省级教学团。每个学术研究团队至少打造一名在武陵山片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在学科梯队建设方面每个教研团队的高级职称达到3人，博士5名。在双师型教师建设，聘请武陵山片区实务部门的精英担任兼职教授，争取“双师型”教师达到15人左右。

3.3 科研成果的建设发展及措施

至2015年底，通过立项申报方式，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方达到15部，CSSCI学术论文达50篇，其中，举全学科之力，每年发表法学类CSSCI学术论文2～3篇。在科研课题方面，学科力争新上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项以上，给承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学术选题的团队成员从事学术研究以充裕的时间保证。在课程建设方面，至少建设好已立项的4门省校级优质课程。在教研成果奖方面，本学科至少应获得省、校级科研与教学成果获奖10项以上。

3.4 教研平台的建设发展及措施

为建好教研平台，具体措施为：建设吉首大学武陵山片区法治研究中心，使其成为湖南省民族法制建设研究的重要基地，为湘西自治州甚至整个武陵山区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献计献策。力争在2020年前将该中心成为湖南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成立吉首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湘西州法律培训基地，为湘西州司法实务和人才培训服务。建设吉首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竭力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高质量的无偿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中心凭借法学学科强大的智力资源，由精通法律理论和实践的法学专家、学者和一批专业基础扎实、责任感强、吃苦耐劳的法学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组成。这可将法律援助中心打造成宣传学校的窗口和服务武陵山片区的民间公益机构。同时也为培养兼具理论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形成教学、实践、服务三位一体的先进的法学教育模式。建设法学学科图书室，大力购买图书资料，五年内配齐所有专业期刊杂志。在整个武陵山片区力争建立5个集教学和科研一体的实践基地。

3.5 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建设发展及措施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措施为：稳定现有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在“课题培养法”的指导下，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的训练和培养。确保本学科的研究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前平均应至少发表本学科相关学术论文2篇。加强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指导和管理工作，争取在未来五年内，本学科至少有2～3篇硕士论文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完善学位课和非学位必修课的设置，使之更加科学、合理，适当减少课程的计划学时。非学位必修课可以按研究方向设置。加强硕士研究生的教材建设，在选择优秀教材和参考的同时，创造条件组织本学院的教师编写部分研究生教材。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湘教通[2013]37号）、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湘教通〔2012〕142号）、吉首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2JSUJGA21）、吉首大学实验教改项目（2013SYJG0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