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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界在引进和借鉴国外管理科学与思想的进程中前后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拿来主义阶段。大规模翻译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管理经典,对外来管理科学与思想不经消化,全盘被动接受,虽然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管理实践进程,但陷入盲目崇拜、泥沙俱收的陷阱;第二阶段:反思阶段。近些年来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反思,社会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推进进程下新形势新问题不断的层现,资本主义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各类管理学派思潮的空前繁荣与大规模“入侵”,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管理思想内涵与外延,同时企业界也陷入前一阶段被动接受导致的问题产生阶段,对于该如何选择管理方法,该向谁学习不明确。第三阶段:创新阶段。在对西方管理科学的吸收与发展基础上融合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挖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散落的朴实管哲学思维的整理与提炼拉开了对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回归的思潮。
中国企业很多管理困惑颇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根源并非坏在管理科学方面而出在管理哲学思想范畴。管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管理是什么(what),管理为什么(why),如何管理(how)。现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管理上面,却忽略了对前两个问题的研究。
二、中国管理哲学
所谓管理哲学,就是对一般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总称,是管理学与哲学的交叉部分,管理哲学兼具二者的特性。中国管理哲学分为“古典管理哲学”和“现代管理哲学”。
古典管理哲学以“安人”为最终目的,以易经为理论基础,结合儒家、法家思想实行管理,主张从自身做起,大学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就是其具体体现,侧重于精神方面的自我实现,而对物质方面管理层则较为轻视,用佛家思想弥补物质方面的欠缺,以进行管理,达到统治目的。
现代管理哲学以“和谐”为最终目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古典管理哲学,又不是西方现代管理哲学的照搬。中国喜欢“仁”、“义”二字,喜欢“中庸之道”,是对古典管理哲学的继承,但经理过管理发展的三个阶段后,又有所创新。目前中国管理哲学为“以人为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情结合”,将西方的人性化管理发展到一种更合理的境界,也是人治与法治的结合。但这些都体现在如何管理上,而忽略了管理的本源,究竟管理是什么,为什么管理,这些都是现代管理哲学应该发展方面。
三、管理是什么,为什么管理
管理是什么,首先必须对“管理”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有所了解。“管理”是一个活动过程,这个过程的顺序是:首先通过授权形成一个明确的主客体关系,主体通过对客体自身规律的研究并结合授权者的要求形成一个方案,主体根据这个方案按自己的意志控制并改变客体,客体在自身规律的支配下进行活动,主体制定一个行为规范将客体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一段时间的互动,主体对客体的行为规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客体的行为与主体的意志逐步趋于一致,从而使主体的目标得以实现。进一步简化就成为:管理,是主体通过客体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活动。
为什么管理,组织和具有同生物体一样的局限,也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完美并非是一个组织的特征,而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的竞争性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使得组织有必要对其所拥有的资源进行配置,适应社会的竞争,而进行资源配置需要协调分工,为了使资源最优化配置,分工后又需要协作,需要进行统一调配,分析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确定局部与整体的优先级别,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因此,管理就有必要了,管理使组织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取得最佳目标。
四、中国管理哲学的改进方向
中国现代管理哲学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在其发展过程中难免存在问题。“三个有利于”和“科学发展管”对中国管理哲学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结合,但对中国古典管理哲学挖掘不够,以及对西方管理思想思考欠缺仍是目前中国管理哲学存在的主要缺陷。
中国式管理方式是不健全的,因此,从管理科学来看,中国式管理是不存在的,但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式管理又是确切存在的。中国管理哲学侧重“管”,忽略了“理”,“管”是方法和工具的集合,而“理”是使用这些方法和工具的内在道理,这些道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二是人的发展规律。中国管理哲学在寻求发展时,忽略了对这两大规律的思考,因而也忽略了对“管理是什么和为什么管理”的探索,导致了中国管理哲学的欠缺。
现阶段的中国管理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时期,中国式管理迫切需要从管理科学上得到确立,中国管理哲学发展是第一步。中国管理不仅需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与智慧,而且需要深入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模式,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科技应用于生产需要研究与实践,管理提高效率也需要研究与实践。中国管理哲学需要深化对管理本质和管理原因的理解,不能专注发展管理的方式和手段,注重效益的提高,而忽视了对其根本的探究。随着中国经济日益繁荣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中国管理哲学深化挖掘古典哲学的精髓,吸收、消化西方先进管理思想并在其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注重对“管理”本质的研究,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也将迎来其极其辉煌的时刻!
大凡成功的企业都有一套管理哲学,因为哲学基本上就像一只罗盘,能指引企业经营的正确方向,帮助企业迎接挑战,可以获得职工、消费者、社会的大力支持,从而帮助企业追求成功。“爱的循环”的提倡者吉田忠雄是YKK拉链公司的总裁,YKK拉链公司制造的拉链占世界总产量的35%,他将利润分成三份:三分之一是以质量较好的产品以及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者;三分之一交给销售我们产品的经销商和商;三分之一用在自己的工厂。“不为别人得益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如果我们撒播善的种子,那么,善还会循环归还给我们的,善在我们之间不停的循环运转,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实惠。
企业管理哲学不仅仅关系到企业一般的经营理念,而且涉及到企业对内和对外的一种生存的哲学思考,它关心的不仅仅是管理层面的因素,还有企业伦理等方面的内容,它是企业的辨证思维方式,是企业处理企业与社会、员工、顾客和相关利益群体各种矛盾的方法。不仅在国内可以适用,而且在国外也能大行其道。这也正是我们在跨国经营时代所应强调建设具有很强适应性的企业管理哲学的根本所在。
二、中国企业管理哲学建设的必要性
1.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迅猛发展的需求
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不少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具备了开展海外投资的条件。中国已被联合国评为新兴的海外投资国,其中一批优秀企业,如海尔集团、上海广电、万向集团、杉杉集团、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地走向跨国经营。在讨论企业跨国经营的有关问题时,笔者以为,中国跨国企业的企业文化与理念体系构建是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它对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更应该强调构筑自己的企业管理哲学和管理文化,以免被别的国家文化所同化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
2.西方企业在中国本土经营的成功启示
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在中国登陆,中国企业面临着全球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经验和哲学的严峻挑战。加入WTO后,形势更加复杂。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都是具有超强实力的巨型企业,它们有着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强大的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世界跨国公司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使中国处于起步和初级发展阶段的跨国经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挑战是中国的企业在西方多国公司面前是亦步亦趋还是自我崛起,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企业发展高度问题,任何一个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好,都会影响中国企业的长久生存。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鉴西方公司的做法。西方公司不仅愿意采取国际统一的标准化管理,而且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入乡随俗创立相应的管理模式。比如:把人员流动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一个不变因素;扩大招聘范围,不只局限于招收名牌大学毕业生,着眼于立足本地和长远发展的需要;改变过去的一贯做法,减少外国经理的数量,多给中国员工晋升的机会,避免中外冲突;与中国的大学合作,建立自己的培训机构等。这些做法对于中国的企业怎样在本土各地经营以及走出国门开展异地经营都是很好的借鉴。西方公司在中国经营的本土化成功,直接打压着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仍一味模仿西方公司的经营方式,不去做挖掘深层的本土和异域的生存土壤的努力,形成一种更能符合中国本土和国外文化的企业文化和哲学,中国公司的生存、发展道路将会变得比入世前更为艰难。
3.体现赋予本民族文化传统特征的内在要求
一个企业的生存发展首先应该是能够充分挖掘与利用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能够建立起符合全体国人的企业哲学。中国传统的企业文化,讲求以伦理为本位,强调社会需求和集体利益,讲求道德诚信,崇尚美德,而诞生于西方文明下的西式商业精神,在被中国企业照搬进来时,却忽略掉了一些重要而基本的前提,这使得理念变形的情况比比皆是。况且,即使这种学习不走形,以西式商业精神为视角的亦步亦趋,也很难造就出强大的可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中国企业。盲目照搬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事实上我们有太多的企业并没有很好的利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来构筑企业哲学和文化,因此,在市场竞争中找不到自己的特色、地位和方向,其成效显得非常有限。一个连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征都缺失的企业,它是不可能在国内立足的,更谈不上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三、企业管理哲学的阶段性构建分析
在讨论怎样构筑企业管理哲学时,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企业的发展有其阶段性,因此,在不同阶段企业应该具有不同的文化和哲学价值追求,给它们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赋予不同的意义,否则,我们在构筑企业管理哲学时发挥不了管理哲学的正确引导作用。
在公司创业初期,重要的是生存与扩张,是产品和市场,所以出现了索尼的开拓、独创精神和松下的饥饿精神,也出现了华为的压强精神。但当一个公司的规模扩展到相当程度,即它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已成为或即将成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时候,企业文化和哲学的探讨就被赋予更高更新的含义。对内而言,随着企业的扩大和员工的增加,企业领导者迫切需要一个发挥增强企业内聚力、形成企业思维以统一员工思想、确认工作评价标准、确认接班人标准等作用的企业自身价值体系——即企业的文化体系,对外而言,此时,随着企业在业务过程中触及的社会利益日益广泛,人们已从文化的角度评价其合理性和利益的得失,企业文化中的使命与宗旨、服务精神、社会意义等因素凸现出来,文化又成为对外营销问题,部分企业甚至以自身的企业哲学作为营销主要述求点之一,使之成为企业形象的重要标志。爱的循环精神就为企业的成功获得了国内外的强大哲学支持。
到了企业跨国经营的时期,对企业的管理哲学就变得更为迫切和重要。此时的企业经营管理哲学不仅只是关注国内的可接受问题而且也应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外认同问题。构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体现本土化全球化的实质性的企业管理哲学可以说是事关企业跨国发展时期生死成败的核心问题。世界许多成功的企业发展到跨国公司阶段时都已形成自己能被尽可能多的民族认可的独具特色的“管理哲学”,并发展出一整套“企业理念体系”。如IBM公司“尊重个人、服务、追求卓越”企业哲学;美国麦当劳的“质量、服务、清洁、价值”的理念。那么,中国众多企业面临跨国经营时,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营哲学呢?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现在国际大舞台呢?笔者以为结合中国正处于向外发展初期,中国企业的经营哲学应该体现出一种饥饿精神、自主独立的精神和敢于搏强的
精神。这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考虑一个企业经营哲学的构建:产品研究与创新性上,追求自主,我们不仅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与专利,而且更要主张自我开发与创新;生产上,要自创品牌,延长自己的生产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不能过于满足贴牌生产;营销上,可以借助国外的营销渠道和手段,但不能完全依附,否则,企业的独立性永远难以实现,在国际上仍无法展示自己的身影。总之,反映这种经营态势的企业管理哲学,应该是一种力求自主、拼搏图强的哲学观,而不是一种盲目屈从国外大公司的经营范式。随着经济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在经营时应该审时度势,及时转变自己的经营指导思路,不惧怕诸强,拼搏挤压,构筑起能反映目前自身经营特点的企业哲学理念,指导本企业打造为世界真正强大的成功大企业。
参考文献:
[1]罗长海.企业文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黄伟文.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文化准备[J].决策借鉴,2001.
[3]仇勇,张浩.中国新时代:中国企业跨国梦.
Abstract:Theanalyticphilosophyistheanalyticmethodtothelanguageandlogic,theepistemologybytheanalyticmethod,andtheontologyoftheepistemology.Astheepistemology,itboundedtheborderoflanguagewithlogicfortheword,astheontologyitcanceledphilosophyinlanguageandlogic,butdiscoveredtheappearanceprocessasthesignificanceofinsignificance.Infact,thatallarethecapabilityproblembasedontherepresentationoflanguageandlogictothephilosophicalthought.Theanalyticphilosophyitselfisathinkingactionoftheanalytics,whichanalyzesthesecomplexandprofoundrelationsintherepresentationofthelanguageandlogic.Buttheessentialrelationsbetweenthelanguage,logicandthoughtareyetoccultinanalyticphilosophy.
分析哲学起源于对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的逻辑研究之中,因此分析一词,首先只是表明人们感兴趣的只是分析的结果,即首先表明它被看作是语言表达形式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组成方式,但分析哲学的内容和性质却远超过对语言和逻辑形式分析的结果,它不仅是揭示了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最终是以对哲学思想的表达而实现的,所以对逻辑和语言的分析自身实质上是一个超越的思维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被当作一种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的方法和过程,因而被分析哲学家们称之为“治疗术”,即对语言和逻辑表达哲学思想的混乱不清的情况的清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成为基于语言和逻辑表达的认识论,而且它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观点。
二十世纪对语言的研究有两个相反的方同,一方面走向更加纯粹、抽象,如数理逻辑,另一方面则走向日常和具体,但这两个方面都要有自己的哲学化困境,一方面,逻辑与形式语言具有同语反复的性质,它不能表达哲学问题,另一方面,日常语言能表达哲学思想,但它充满了混乱,分析哲学的任务实质上是这两个方向的综合,把日常语言中的哲学问题以纯粹的方式表达出来,传统哲学中因语言误解而纠缠不清的命题可以用语言分析清除掉,但它达到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
分析哲学不等同于逻辑学,逻辑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不直接研究思维形式,也不通过对逻辑形式的研究来研究思维自身;它也不同于语言的语义、语法学,语义和语法研究语言的表达方法,而分析哲学是以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自身的形式为对象,但实质上探讨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从日常的语言中清理出这种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的纯粹形式,因此它表面上不理会一般哲学研究中的存在和认识论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化解在这种语言的形式和它们的关系之中,他们的任务只是发现和纠正以语言形式表达的哲学思想的错误,因此所有的哲学问题成为语言问题,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对哲学问题的解答,相反,他们认为用语言表达哲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实际上他们的结论是语言没有表达哲学问题的能力,在分析哲学的意义上最终将导致的结论是:哲学的最终问题是无法用哲学语言来表达的。
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最后的结果,分析哲学的意义是潜在的,首先,在人类的哲学史中它是第一次直接通过语言对思想的表达的可能性分析而指向了人类自身的一个本质——思想自身,他们至少揭示了了一个事实;语言可以呈现哲学思想过程,但人们应当对此保持在语言表达上的沉默,这是西方哲学最大的自觉,它意味着在科学的或实证的意义上它接触到了自己的非先验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为具有自身动力性和统一性中国思想打开中西哲学汇合之门。
“分析哲学”几乎与“语言哲学”相同地使用,但语言哲学强调语言表达的世界的结构问题,而分析哲学,在它的最深刻的意义上,是语言对存在论问题表达的可能性,因此更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或者说它是关于认识自身的认识论,而且在它的最终方向上,以显现的方式表达了它的存在论。
对表达的分析
虽然人类还可以用其它的方式表达意义,如手势,图像等等,但毫无疑问,语言是最精确、方便的表达方式,这主要源于二个特点:第一,语言具有标准性的语法形式,即具有表达的社会性;第二,语言具有自身本质上的逻辑性,即它自身是表达的。当然还有第三点,语言是思维的形式,这是与表达的本质有关的更进一层的性质问题。
一般语言陈述的基本形式就是主词和谓词,主词提出对象,谓词进行陈说,但人们总是在双重方式上运用语言,第一是以语言的方式表达意义,这是运用语言的主要目的;第二是运用语言自身的语法形式,即以大家都能接受的语法形式说出或写出句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成是语言表达自身。因此一个句子在日常使用时如果被认为是正确的就应当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但实际上日常语言往往是在这两重意义上混乱地运用,因此表现为语言的使用与使用的环境有关,为了能纯粹地进行表达,人们就首先应当从心理、历史环境中清理出正确的语言形式,弗芮格和罗素就是在对语言表达进行理想化努力的方向上展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也带来更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
把语言的两种表达区分开来就是把语言对意义的表与表达的形式分离开来。即把对意义的表达与对自身的表达与区分开来。实际上,这种区分由来已久,这就是从语言中抽象出逻辑型式。对逻辑的研究几乎和对哲学的研究是同时开始的,而且正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奠基人亚理士多德建立了传统的逻辑系统,并以思维的形式的研究作为逻辑学的本质。传统逻辑以日常语言作为对本身研究的工具,因此传统逻辑学是以自然语言作为表达工具所组成的逻辑型式与逻辑关系为研究对象,比如命题与复合命题,命题的关系与推理等等。
逻辑研究一开始就是在表达型式所表达的内容和表达型式作为表达的工具自身这双重意义上进行的,比如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命题既表达了它的内容,又表达了自己的形式,这种情况几乎和语言的表达一样。为了表达的纯粹化,把语言符号抽象为纯粹符号,这就是数理逻辑的方法,即以纯粹符号作为表达工具。所谓纯粹符号是只表达型式自身的符号,依靠这种符号,逻辑型式可以直接表达型式自身。
在弗芮格研究的基础上,罗素首先以对命题和命题函项的区分成功地分离了命题和命题的型式,并且可以用纯粹逻辑符号表达出来[1]。命题可以表达内容,命题函项则只表达型式,命题函项即是普通命题的逻辑型式,命题函项包含了未定成份(逻辑变元),当把这些未定成份赋予一定的命题值时,它就成为普通命题,用数理逻辑的语言说,一个命题函项是其值为命题的函项。比如,“罗素是一个哲学家”,作为普通语言,它既表达了内容,又表达了逻辑型式“某某是怎样的”,后者就是一个逻辑函项,在一定的逻辑符号系统中可以用纯粹符号表达为逻辑命题,如“p^q”等等。
逻辑分析方深入一层下去,由命题分析进入谓词分析,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把命题中的摹状词从作为名称的名词中区分开来[2]。所谓摹状词就是具有属性描述意义的词组,比如“‘数学原则’的作者”就是一个摹状词,它只表达一个属性事实,它与具有指称的名词不同,并不存在它所指称的人物或事物对象。罗素称摹状词是“不完全符号”,因为它单独出现时即不指称一个对象,也不能作为一个命题成立,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作为一个摹状词,并不指称罗素,它只表达著作与作者的属性关系,因此不具有单独的陈述意义,它只有在一个适当的陈术中才使这个陈述成为完整的,比如“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才是一个完整的陈述。日常语言中,作为具有指称的名词如“罗素”与摹状词“‘数学原则’的作者”常常不加分别,人们用“‘数学原则’的作者”和“罗素”相互代用,但是这种不加分别的混用就带来了混乱和悖论。在日常语言中,“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这个陈述如上所述具有两重表达,第一是它表达了它的意义,第二是它表达了自己,即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这样“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与“罗素是罗素”或“‘数学原则’的作者是‘数学原则’的作者”在日常语言中含混相同,但在分析意义上是不同的,前者包含了意义表达,因意义而真,后者则单独陈示自己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是一个同语反复的恒真的命题形式,它是“因形式而真”(罗素语)。这样摹状词理论就使逻辑形式可以从日常语言中清理出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被誉为分析的典范,这并不仅仅是指这种分析的结果,即不是指这个分析从名词中区分了出了摹状词,而是指摹状词理论表现了典范的分析活动,这才是分析方法的自身的呈现。
分析的表达与不可表达
真正在内心深处困扰着分析学家的是,逻辑型式虽然是从日常语言中抽象而来,但它的普遍性保证似乎不能由这种抽象过程得到,而是由这种型式自身所保证的,前者是从经验中的抽象,而后者是自身分析的,正是在后者的纯粹型式上,表现了它的普遍适用性,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幽灵是无法驱散的,分析哲学并不是像分析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能真正地超越传统哲学问题,只是真正的传统哲学问题深藏不露而已。在分析意义上,逻辑真理是命题真值函项结构性的表达,似乎是自明的,如它是不是由抽象过程产生的,这种真理性从何而来?这最终将使语言和逻辑研究进入到认识论,成为真正的哲学。
罗素的逻辑分析基于语言形式的逻辑关系,它从语言中抽象出纯粹的逻辑关系——逻辑型式,即从语言对意义的表达分离出对逻辑型式的表达,逻辑分析的研究对象就是作为形式关系的逻辑常项即命题函项,这样语言作为对语言意义的表达和逻辑型式对逻辑关系的表达而得以区分开来;而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把逻辑常项也抽象掉了,即把逻辑型式对逻辑的表达与对自己的表达区分开来,因此他最后得到的就只是分析下的绝对纯粹型式,实际上它只是分析活动自自身的影子,成为维特根什坦所说的哲学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在更进一层的意义上,已不是停留在被分析的语言与逻辑作为型式自身表达的结果,而是在分析下所显现的语言与逻辑的层次的表达关系,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分析过程,分析自身的方法和过程得到显现,这种显现不是别的,正是分析的思想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的分析本质是对透过语言和逻辑表达而表现的人的哲学思想活动。在这种意义下,逻辑连接词既不表达逻辑对象,也不表达逻辑函项,所以它们即不表达意义,也不表达自己的形式,而只是在分析中显现分析自己。这样的推广是具有终极哲学意义的,在这样的推广下,命题既不表达真值,也不表达复合关系,它们都只是分析意义上的显现。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直接做出这样的明显结论,他们的结果只是:由于逻辑命题即不是对抽象对象之间关系的描述,也不是对宇宙中最普遍事实的描述,因此逻辑命题是无意义的,也就是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重要的胡说。
在逻辑分析的意义上,逻辑命题是对自身的表达,因此无论是名词或者是摹状词的使用,它们与逻辑形式无涉,并不妨碍逻辑形式的自身表达,甚至意义上不正确的表达,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仍然在世”虽然在事实上是不真实的,但在逻辑形式上并没有错。当然在分析的情况下,这两种陈述的区别是清楚的,但在日常情况下,包括一般哲学思维中,人们并不能时时自觉到这一点,甚至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比如“存在”是在作为摹状词被使用,或作为具有指称意义的名词被使用就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对这种情况的觉察人们才会碰到了分析意义的哲学问题,但正如以上所述,分析哲学以无意义为据,不是解答哲学问题,而是取消了哲学问题。
但是,这并没有取消哲学,维特根什坦仍然深刻地察觉到,表达的无意义自身是一种显现。尽管一切逻辑命题都在同语反复,重言式却显现了证明,每个重言式都是证明的形式过程。维特根什坦的结论就是语言与逻辑表达在哲学问题上是无意义的,但它以“显现”的方式显现了它不能表达的东西——在终极推广的意义上,它们是分析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不可说”的“神秘的东西”。
分析哲学取消了企图用语言方法表达的哲学,在认识论上语言就是认识的界限,因此语言就是世界的全体,语言不能通过自己表达自己界限之外的东西,更正确地说,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表达是无意义的,这实质上就是关于认识的表达可能性,这是真正的认识论问题。虽然表达最终即不能表达意义,也不能表达自己,但仍然显现了不能表达的东西,这就是“无意义”的意义。维特根什坦的研究在“显现”上中止了自己前进的脚步,他只是以格言的形式指出了它,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它,因为它已超出了他的视野,当然他仍然以他的哲学活动显现了它,这也就是他的哲学,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地取消哲学,在分析的认识论上:“对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这也是一种哲学,它以分析的认识论表达了对世界和存在的看法,因而也就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因此分析哲学在双重意义上都是特殊的,作为分析方法的认识论和作为分析的认识论的存在论。
表达、分析与思想
以往的哲学主要都是研究客观、主观和它们的关系,哲学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从存在论到认识论,从认识论到方法,人类就像一个磨镜人,在不断清晰起来的镜子中看到自己不断清晰的自身,也看到了更多重的迷雾。当人们满怀踌躇地对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可能性,人的认识的形式、方法,包括知识的本质,以及认识的最高形式——自我意识,等等展开讨论的时候,总是发现一次又一次回到起点。比如就分析哲学而言,为了表达真理而探寻语言自身的确定性和纯粹性,分析哲学努力地摆脱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感觉和心理因素而走向表达的纯粹形式化,但当他们认为成功在即时却发现不存在可以用理想语言表达的形而上学真理,因此一切哲学问题都因分析而被取消了。分析哲学认为"存在"问题只是一个语言问题,但是如果"存在"是一个谓词,那么关于存在的命题就什么都没说;但如果“存在”不是一个谓词,它就只能是一个有所指称的名词,这样分析哲学就又回到了它的起点——日常语言。
分析哲学自己研究对象的狭窄,表面上矛盾的论说性陈述和大量的反驳的意见表明,分析哲学遗忘了什么,遮盖了什么。实际上,语言的表达,在日常活动中不仅是在语法、意义、和逻辑形式的层面是展开,它而且是在思想中进行,就是说,一方面语言以精确的方式表达了思想内容,同时思想以语言表达的方式进行思维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实际上是对以哲学思想的语言表达、表达关系、表达可能性为对象,因此它不是关注一般的语言表达,而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表达,即语言作为哲学思想的方法或工具,它的可能性问题,因此分析一词就不仅仅是对逻辑和语言分析,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对它们的表达关系和可能性的研究活动。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分析不仅是研究的方法,而且是分析自身在分析活动意义上的研究活动,这正是分析哲学家们强调的分析哲学的根本性质,这时分析哲学一词不仅具有相当于康德哲学中批判一词的意义,而且是自身的“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过程。因此分析哲学可以简捷地说:哲学就是分析,分析就是哲学活动,而哲学活动就是哲学思维,只是我们应该加上非常必要的限制条件:在语言和逻辑表达的分析意义上。
语言的本质之一是它的社会性,不同主体通过共同规则使彼此交流成为可能,这种共同的规则就是语言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中的规则一词不过是“逻辑型式”一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代称。但“游戏规则”的“游戏”一词则揭示了日常语言的另一个本质——语言的过程性,正是这一本质体现了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维特根什坦后期的哲学研究强调了语言行为,反对语言的意义与使用的分离,其实这正是在强调了基于语言表达的思想的过程即思维活动。
罗素的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把语言的逻辑结构即语言的表达形式与语言对意义表达的功能区分开来,但他没能把语言的语法过程、逻辑过程与思维活动相互缠绕、渗透的表达与表现的复杂关系精细地区分开来,也没有把语言行为与思想过程分离出来。比如在类型论中,可以用加引号和多重引号的方法表达不同的类型层次,比如罗素、“罗素”、“‘罗素’”等等,但是只有在思想中人们才能建立这种理解,并找到表达这种类型区别的方法。之所以在日常语言中存在许多混乱,真正的根源并不在完全于表达,而在于理解,在于思维。对意义的表达和对形式自身的表达在表达中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理解,只有经过思维自己的训练后才能被无误地运用,因此理解像“无意义”的自身表达即“无意义”的意义之类的问题,要在能自如地运用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把握。
我们可举一个“逻辑哲学论”中一个稍有典型性的例子:型式概念(逻辑哲学论4.126)[3]。型式概念对应于固有概念,类似于命题型式,因此也应当可以称之为概念型式,在分析的意义上,一个概念在表达它的意义的情况下不能表达作为概念型式自己,所以“问一个型式概念是否存在是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没有命题能回答这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显现作为型式概念的自己,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思维和理解型式概念,否则,一切讨论就不可能了,这才是哲学上的终极的无意义。
显现与无意义的意义
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借助于分析方法,虽然从语言到逻辑,从逻辑到分析自身,层次地分离了意义的表达与自身的表达,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问题被推向事情的反面——一切对精确、纯粹表达的最终追求都被分析的认识论取消了。但是分析的自身就是显现,那就是被分析哲学所遗忘,也被自己所遮蔽的哲学思想活动自身,这正像谚语所说,骑在牛背上寻牛,因此,虽然维特根什坦说了:“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逻辑哲学论”4.)“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阐明”(“逻辑哲学论”4.112),但他并没有深入到语言、分析与思想之间的本质关系之中去,只是轻描淡写了它们:“日常语言,是人类机体的一部份,其复杂性并不低于机体。”“人类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得知语言的逻辑,语言遮饰思想。”在这个即将跨入的最重要哲学问题前,他止住了脚步。但是维特根什坦仍然以显现表达无意义,借此可以摆脱分析哲学自身的悖论:一方面,分析用于语言和逻辑,这相当于分析的“意义”;另一方面,分析的自身,或者可以说分析精神,只能作为方法在对语言或逻辑的分析中显现,这相当于对自己的表达,所以分析哲学自身也是双重意义的,这样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即是对于分析方法的使用,也同时又显示这个分析自身,因此他不能回避来自身的诘难:“逻辑哲学论”是无意义的,但他可以回答:它显示了自己。
另一方面,虽然维特根什坦提出了显现和无意义这样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但他并没有发掘到它们在存在论上的意义,只是以预言的方式说出了“逻辑哲学论”的格言:“诚然有不可言传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此即神秘的东西。”人们认为分析哲学取消了世界观等传统的哲学问题,这只是由于分析哲学未能把对分析的分析继续深入下去,主要只是停留在语言哲学阶段。但是维特根什坦却深刻地理解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问题:“历来对于哲学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所谓谬妄,是说表达的错误,而无意义是指无法表达的。维特根什坦基于这种理解,以对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替代了哲学,而不是取消了哲学:“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应该把那些没有哲学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给以明确的界限。”罗素,卡尔纳普等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把哲学的唯一任务看成就是逻辑分析,正是以这个理由,他们才被以一种哲学思潮被归属到分析哲学的范围内。分析哲学所说取消了哲学并不是取消了作为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哲学,而只是取消了对终级问题的语言表达,他们认为分析哲学是一种治疗术,这种说法的真正用意是表明分析哲学的目的不是分析的结果,它是一种没有治疗结果的治疗活动本身,因此这正是表明他们只是在进行哲学活动,即积极的哲学思维。因此分析哲学就是哲学思想的活动方式,它的对象虽然是语言和逻辑,但它的结果不是被分析到的语言和逻辑结构,而是语言和逻辑在被分析过程中出现的表达关系,而且这种表达关系是在分析中层次递进的,也正是在这一层层的递进分析中,它们分析显现为分析意义的哲学活动。然而,语言表达和逻辑表达、表达与哲学思想,特别是分析作为哲学思想的活动,这之间复杂、深刻、本质性的关系仍然深藏不露,分析哲学只是冰山的一角。维特根什坦的后期哲学研究在非表达的意义上触及到了无意义问题,比如他曾举例如颜色样品、巴黎标准米等,问它们什么是红色或一米的长度这样的问题同样地也是无意义的,或许他企图建立一种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但仍未深入下去,他的后继者如牛津哲学家在这种意义理论方向上发展了它;而剑桥哲学家则继续在分析的方向上走下去,在承认语言是混乱的基础上,企图进一步弄清语言为什么是混乱的这个方向上做了一定的努力,引起了大量的讨论,但所有这些工作都未在一种全面、系统的意义上达到传统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也就未能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集聚起来,没有能够形成为一个公认的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般认为,分析哲学的成果不是很大,它的结论是有限的,但这只是一种近视,分析哲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发现了语言与逻辑的不可表达问题,并把它导向了认识论和存在论,因而揭开全部哲学的新的一页,虽然它没能最终在语言、逻辑与思想之间发掘出它们之间的深刻隐藏着的本质关系,但至少它以自身的哲学思想活动显现了它,这将引导哲学分析最终走向思想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再生之地。
1.罗素数理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p146
要用科学的方法对待后进生
(一)把握特点,对症下药。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既有矛盾的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就要求人们,要在矛盾普遍性的指导下,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和矛盾。毋庸置疑,每一位后进生身上,都有所有后进生的共性,但导致每一位后进生落后的原因却大相径庭。只有找出每一位后进生后进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辩证施治。
本班学生吕某和张某文化课学习上都缺乏上进心。但经了解,吕某是由于父母过于溺爱致使孩子缺乏责任心而懒散,张某是因为报考艺术类院校,认为只要学好专业课就行。对此我开具了不同处方:吕某,通过负“重”治“懒”:压担子,让他带钥匙负责每天开教室门,并担任体育委员。
承担了责任的他逐步告别了懒散,纪律观念增强了,学业成绩稳步提高;对张某则重点纠正其错误的认识:向他例举报考艺术类院校的考生因文化成绩低而落榜的事例,讲清搞艺术离不开综合文化素质等道理,使该生逐步转变了认识,提高了文化课学习的自觉性。正可谓: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
(二)理清头绪,善抓重点。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复杂事物包含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因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有主次之分。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这一观点要求人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分清轻重缓急,学会抓关键和要害,忌眉毛胡子一起抓。
一自己精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二是有钢不用在刀刃上,费冤枉力。班主任必须通盘考虑后进生的致后的各种因素,找出其致后的主要因由,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本班张某,父母离异,母亲常年在外打工,家庭负担重,无暇照顾孩子生活,更不用提学习和情感。导致该生经常自艾自怨,迟到,学习忽冷忽热,还迷上了爱情小说,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面对该生,我进行了冷静分析,抓住该生缺乏家庭温暖一点,第一步实施“温暖工程”。我约见她父母,建议其父亲按时给孩子生活费,其母亲多抽时间陪孩子,告诫她,孩子健康成长比挣钱养家更重要。第二步实施“监督工程”。将她从后排调到前排,安排学习委员与其同桌,监督其课上和自习课学习,及时提醒。第三步实施“补课工程”。与任课教师协商后,安排她利用自习课补课。经过一个学期努力,该生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学习进入了正轨。
(三)树立信心,持之以恒。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变化都是从量变开始,到一定程度才能质变。这个道理启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大处着眼,小处着力,脚踏实地。
[关键词]管理哲学特征分析阶段性构建
一、企业管理的高度——构建合适的企业管理哲学
大凡成功的企业都有一套管理哲学,因为哲学基本上就像一只罗盘,能指引企业经营的正确方向,帮助企业迎接挑战,可以获得职工、消费者、社会的大力支持,从而帮助企业追求成功。“爱的循环”的提倡者吉田忠雄是YKK拉链公司的总裁,YKK拉链公司制造的拉链占世界总产量的35%,他将利润分成三份:三分之一是以质量较好的产品以及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者;三分之一交给销售我们产品的经销商和商;三分之一用在自己的工厂。“不为别人得益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如果我们撒播善的种子,那么,善还会循环归还给我们的,善在我们之间不停的循环运转,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实惠。
企业管理哲学不仅仅关系到企业一般的经营理念,而且涉及到企业对内和对外的一种生存的哲学思考,它关心的不仅仅是管理层面的因素,还有企业伦理等方面的内容,它是企业的辨证思维方式,是企业处理企业与社会、员工、顾客和相关利益群体各种矛盾的方法。不仅在国内可以适用,而且在国外也能大行其道。这也正是我们在跨国经营时代所应强调建设具有很强适应性的企业管理哲学的根本所在。
二、中国企业管理哲学建设的必要性
1.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迅猛发展的需求
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不少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具备了开展海外投资的条件。中国已被联合国评为新兴的海外投资国,其中一批优秀企业,如海尔集团、上海广电、万向集团、杉杉集团、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地走向跨国经营。在讨论企业跨国经营的有关问题时,笔者以为,中国跨国企业的企业文化与理念体系构建是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它对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更应该强调构筑自己的企业管理哲学和管理文化,以免被别的国家文化所同化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
2.西方企业在中国本土经营的成功启示
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在中国登陆,中国企业面临着全球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经验和哲学的严峻挑战。加入WTO后,形势更加复杂。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都是具有超强实力的巨型企业,它们有着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强大的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世界跨国公司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使中国处于起步和初级发展阶段的跨国经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挑战是中国的企业在西方多国公司面前是亦步亦趋还是自我崛起,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企业发展高度问题,任何一个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好,都会影响中国企业的长久生存。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鉴西方公司的做法。西方公司不仅愿意采取国际统一的标准化管理,而且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入乡随俗创立相应的管理模式。比如:把人员流动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一个不变因素;扩大招聘范围,不只局限于招收名牌大学毕业生,着眼于立足本地和长远发展的需要;改变过去的一贯做法,减少外国经理的数量,多给中国员工晋升的机会,避免中外冲突;与中国的大学合作,建立自己的培训机构等。这些做法对于中国的企业怎样在本土各地经营以及走出国门开展异地经营都是很好的借鉴。西方公司在中国经营的本土化成功,直接打压着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仍一味模仿西方公司的经营方式,不去做挖掘深层的本土和异域的生存土壤的努力,形成一种更能符合中国本土和国外文化的企业文化和哲学,中国公司的生存、发展道路将会变得比入世前更为艰难。
3.体现赋予本民族文化传统特征的内在要求
一个企业的生存发展首先应该是能够充分挖掘与利用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能够建立起符合全体国人的企业哲学。中国传统的企业文化,讲求以伦理为本位,强调社会需求和集体利益,讲求道德诚信,崇尚美德,而诞生于西方文明下的西式商业精神,在被中国企业照搬进来时,却忽略掉了一些重要而基本的前提,这使得理念变形的情况比比皆是。况且,即使这种学习不走形,以西式商业精神为视角的亦步亦趋,也很难造就出强大的可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中国企业。盲目照搬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事实上我们有太多的企业并没有很好的利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来构筑企业哲学和文化,因此,在市场竞争中找不到自己的特色、地位和方向,其成效显得非常有限。一个连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征都缺失的企业,它是不可能在国内立足的,更谈不上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三、企业管理哲学的阶段性构建分析
在讨论怎样构筑企业管理哲学时,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企业的发展有其阶段性,因此,在不同阶段企业应该具有不同的文化和哲学价值追求,给它们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赋予不同的意义,否则,我们在构筑企业管理哲学时发挥不了管理哲学的正确引导作用。
在公司创业初期,重要的是生存与扩张,是产品和市场,所以出现了索尼的开拓、独创精神和松下的饥饿精神,也出现了华为的压强精神。但当一个公司的规模扩展到相当程度,即它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已成为或即将成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时候,企业文化和哲学的探讨就被赋予更高更新的含义。对内而言,随着企业的扩大和员工的增加,企业领导者迫切需要一个发挥增强企业内聚力、形成企业思维以统一员工思想、确认工作评价标准、确认接班人标准等作用的企业自身价值体系——即企业的文化体系,对外而言,此时,随着企业在业务过程中触及的社会利益日益广泛,人们已从文化的角度评价其合理性和利益的得失,企业文化中的使命与宗旨、服务精神、社会意义等因素凸现出来,文化又成为对外营销问题,部分企业甚至以自身的企业哲学作为营销主要述求点之一,使之成为企业形象的重要标志。爱的循环精神就为企业的成功获得了国内外的强大哲学支持。:
到了企业跨国经营的时期,对企业的管理哲学就变得更为迫切和重要。此时的企业经营管理哲学不仅只是关注国内的可接受问题而且也应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外认同问题。构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体现本土化全球化的实质性的企业管理哲学可以说是事关企业跨国发展时期生死成败的核心问题。世界许多成功的企业发展到跨国公司阶段时都已形成自己能被尽可能多的民族认可的独具特色的“管理哲学”,并发展出一整套“企业理念体系”。如IBM公司“尊重个人、服务、追求卓越”企业哲学;美国麦当劳的“质量、服务、清洁、价值”的理念。那么,中国众多企业面临跨国经营时,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营哲学呢?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现在国际大舞台呢?笔者以为结合中国正处于向外发展初期,中国企业的经营哲学应该体现出一种饥饿精神、自主独立的精神和敢于搏强的精神。这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考虑一个企业经营哲学的构建:产品研究与创新性上,追求自主,我们不仅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与专利,而且更要主张自我开发与创新;生产上,要自创品牌,延长自己的生产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不能过于满足贴牌生产;营销上,可以借助国外的营销渠道和手段,但不能完全依附,否则,企业的独立性永远难以实现,在国际上仍无法展示自己的身影。总之,反映这种经营态势的企业管理哲学,应该是一种力求自主、拼搏图强的哲学观,而不是一种盲目屈从国外大公司的经营范式。随着经济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在经营时应该审时度势,及时转变自己的经营指导思路,不惧怕诸强,拼搏挤压,构筑起能反映目前自身经营特点的企业哲学理念,指导本企业打造为世界真正强大的成功大企业。
参考文献:
[1]罗长海.企业文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一、国际私法性质的不同观点
前已述及,在当前的国际社会,各国学者对国际私法的性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具体来说,由于各国学者在定性时的着眼点不同,强调的方向不同,以至于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其一,国际私法是国际法,不是国内法。其理论根据是,国际私法产生于国际社会,其所调整的关系是国际民商事关系,其作用在于划分国家扩及的范围,其渊源主要是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而且国际私法本身所包含的原则、制度等其中不少是与国际公法一致的等等。此种主张实际上是把国际私法当作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没有把国际私法与国际公法严格区别开来,没有意识到国际私法毕竟是“私法”性质的法律,在本质上与国际公法有许多不同之处。至少目前国际私法不能称为国际法。
其二,国际私法是国内法,不是国际法。该观点认为,每个国家都可以制定本国的国际私法,断然否认有一种凌驾于一切国家之上的“超国家的国际私法”的存在,而各国国际私法只是本国国内法的一个分支。其理论根据是,国际私法调整的对象是不同国家之间的非者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民商事关系,其主要渊源是国内法,且主要是由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的,其争议也一般是由一个国家的法院或仲裁机构来处理,等等。基于此,该主张所指的国际法,仅仅是国际公法,似乎除了国际公法外就不存在其他具有国际性的法律了。这是一种狭义的观点。
众所周知,国际私法首先是从国内法产生的,在一个很长的阶段内,它的确只具有国内法的性质,但是它没有停留在这个阶段内,它是发展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它的国际法成分越来越多。对于这个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2].故这第二种观点用来解释早期的国际私法尚可,但用来解释现代社会的国际私法则有失偏颇。因为当前的国际私法是一种内容复杂的法律,不应该对它的性质作出“非国内法即国际法”或“非国际法即国内法”的结论,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它的性质作出科学的概括。
其三,国际私法是介于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一种独立的法律。该观点认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既有属于国际法方面的,也有国内法方面的;国际私法本身既涉及一国国内的利益又涉及他国的利益;其渊源既有国内法又有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国际私法是国际法或是国内法,可以说国际私法既具有国际法性质又具有国内法性质。该观点可以说是前两种理论的折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遗憾的是支持此观点的学者甚少,其影响力也就显得微乎其微。
其四,国际私法在当前主要还是国内法,但是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的不断推进,国际私法将逐渐增加国际法的成分或因素。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发生在不同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民商事关系,这是国际私法主要是国内法的最根本的因素。
上述几种关于国际私法性质的主张,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除第四种以外均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其对国际私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均有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
二、国际私法性质的辩证法分析
关于国际私法的性质,笔者认为,从历史的角度和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用哲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质量互变规律在国际私法中的体现。而之所以引用质量互变规律,是因为“在生物学中,以及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被证实了”[3].质量互变规律的内容主要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具有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通过质变和量变表现出来的。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变化的两种形式或两种状态。当事物变化超出度的范围,事物数量的变化就向事物性质的变化转变。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超过度后的必然结果;质变巩固着量变的成果,质变又引起新的量变;在现实世界中,量变和质变的表现形式都是丰富而复杂的。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最基本的状态,它对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国际私法性质的科学定性,当然也可以引用质量互变规律来加以分析。
国际私法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首先是从国内法产生的,在一个很长的阶段内,它只侧重于一国中各城市国家间或各地区间的法律冲突的研究和解决,并且认为从理论到实践,它的确只具有国内法或“区际私法”的性质。这个阶段的国际私法只是处于量变阶段,为以后向国际法的过渡作准备。但自《法国民法典》颁布以后,法国各地方的法律得到了统一,尚待解决的只是国内外的法律冲突问题,于是国际私法才真正取得了“国际”的意义[4].这时期的国际私法也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法成分,应属于一种质变。而根据质量互变规律,国际私法产生一定成分的国际法之后,国际私法的国际法成分的不断增加是质变完成以后的量变阶段。这将会是一个很长的阶段。
在目前直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私法仍将主要是国内法,这是因为:其一,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发生在不同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民商事关系,即使国家作为主体参与到这种民商事关系中,它所享有的权利、承担的责任以及司法管辖等方面是与国家作为主体参与国际公法方面的活动迥然不同的。调整对象的不同是决定国际私法主要是国内法的最根本的要素;其二,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仍将是国内法,而有关的国际条约一般只约束缔约国,至今并不存在约束所有国家的国际私法规范,并且某些国际条约中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以及任意性条款的性质可以排除条约规定的法律的适用。[5]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认为国际私法将停留在主要是国内法这一阶段长期停滞不前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根据前述哲学原理,事物发生质变以后所引起的量变过程在时间上的延续很不相同。如微观世界的一些量变,经历的时间极其短暂;而导致生物物种更替的变异因素的积累,则要以亿年来计算。国际私法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国际法成分的增加或者说从国内法向国际法转变的过程就是一个漫长的量变过程,这个过程将会是由最初的国内法的不断增多(量变)到出现国际法成分(质变)到国际法成分的不断增多(量变)及至最终过渡到国际法(质变)。因为国际私法越发达,其国际因素就越强。[6]故国际私法的性质随着国际法成分的增加而由国内法发展到国际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临界点,找到一个能科学地揭示国际私法由国内法转变为国际法的转折点。但在现有的条件下,要发现这个临界点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能认识到这一程度:国际私法现在主要是国内法,但将来必定成为国际法。[7]因为事物质变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国际私法由国内法发展到国际法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过程。
21世纪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已证明国际私法正在逐步由国内法向国际法过渡。这主要是由于科技的进步使各国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全球化的形势下各国的法律正逐渐趋于一致,而且由于从事统一国际私法的国际组织的种类、数量日益增多,再加上国际社会的合作等使国际私法的国际法法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国际的国际私法,包括国际统一冲突法和统一实体法,正在日益发展和壮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8]以欧洲联盟国际私法为例,欧盟国际私法是由各成员国共同制定或由共同体机关的立法通过并对各成员国适用的。它所规范的对象也主要是涉及不同成员国的民商事关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不妨说欧盟国际私法是广义上的国际法。欧盟国际私法具备国际法的特征,应该属于国际法。但它又不是全球性的国际法,而只是适用于欧盟的区域国际法。[9]但毕竟欧洲联盟国际私法已从国际私法的国内法性质发展到了区域国际法性质,为国际私法性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也是量变的积累,或者说是局部性的部分质变,为以后向国际法的过渡创造条件。
在理解国际私法的性质时,也应注意到,事物的发展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国际私法的发展也不例外。到目前为止,国际私法无疑已完成了由国内法向兼具有国际法和国内法性质的转变,但它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国际法,尚存在两种障碍因素:其一,统一规范从其通过程序来看虽带有国际法的性质,但并没有国际审判组织,因此即使缔结了统一法公约,也会由于它在不同国家的司法机关适用,因而并不能保证它在适用上的统一性;其二,各国在冲突法领域虽可达成统一,也因它指引的实体法往往是各国的国内法,而各国国内法是不可能完全统一的;而在实体法领域,由于它尚不可能在所有民商法领域达成统一,它总会留有空白,这些又只能借助冲突规则确立的国内法来解决。因而国际私法在可遇见的将来并不会完全脱离国内法制度。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随着趋同化进一步发展,国际私法的国际法性质将会逐步加强,而趋向于以国际法为主要性质。[1](P42)其最终的结果将会是过渡到国际法。
事物发展的质量互变规律表明事物由量变发展到质变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笔者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国际私法由最初的国内法性质发展到国际法性质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法律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一个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或要求,而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只具有短暂意义的观念不放,显然是不可取的。在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中,如果把法律视为一种永恒的工具,那么它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0]如果国际私法停留在国内法性质,那将等同于故步自封,国际私法将因其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而失去存在的意义。国际私法为了发挥其作用,就必须逐步增加其国际法成分并最终演变成国际法性质,这既是时代所需,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三、结束语
尽管目前对国际私法的性质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主张,但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进行考察,其中的有些观点不攻自破,或应当废除,或有待修改。笔者认为,在考察国际私法的性质时,应当坚持:
1.要从实际出发。当今国际私法是一个内容复杂的法律部门,其复杂性远非“法则区别说”时代所能比拟。故不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的结论对其定性,而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它的性质作出科学的概括。
(1)心血管病住院患者对护理满意度由护理部组织专人调查。患者对护理满意度调查表为我院自制,包括十个选择题,根据服务态度、应答时间、卫生环境、预防宣教、专业知识5个方面分满意、不满意2个等级,如其中有2个选项为不满意则总评定为不满意。共发放患者满意度调查表2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0份。
(2)记录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3)治疗配合情况由责任护士记录。(4)护理人员对自身工作满意度。由心血管高级别护士组成3人调查组,问卷共十个选择题,根据工作氛围、学习氛围、自身实现、沟通合作、压力与休息5个方面分为满意、不满意2个等级,如其中有2个选项为不满意则总评定为不满意。共发放护士对自身工作满意度调查表32份,回收有效问卷32份。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心血管病住院患者对护理满意度的比较观察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两组心血管病住院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观察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两组心血管病住院患者治疗配合情况比较观察组患者配合不良发生率显著低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两组护理人员对自身工作满意度比较观察组实施时期护理人员对自身工作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实施时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关键词:哲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突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学科、交叉性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竞争的局面更加活跃。这一时期兴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长为势头强劲的理论学派。它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起,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探讨的主题,考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与哲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有着鲜明的哲学特征。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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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军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美]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M]秦亚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逻辑性哲学、逻辑观点批判
逻辑性作为表征思维项目思维能行性的一般性特征,提供了判别思维项目理论价值的重要方法。基于这一方法,可以简明地通过在缘起依据方面的公认,项目要素的构成及施用具有的规范约定,项目作用范围在现有条件下的周全覆盖,以及项目要素及其演进的相互一致,直接判断一项思维项目的程式可靠性。
一、唯心论的倒错
如所周知,唯心论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中国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天”是“百神之大君”、“万物之祖”,南宋的陆九渊提出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柏拉图的“理念”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尽管有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的形式区别,但本质根源基本相似。论文百事通以下就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在其《人类知识原理》一书中提出的关于万物本原的著名命题“物是观念的集合”,借助逻辑性判别进行分析:
由于贝克莱并没有给出本命题中各观念的特殊含义,因此其含义也就只能是默认的通行含义。“物”当然是指世界万物,而且应当包括“观念”的主体;“观念”只能是三种情形中的一种:一个具体的人的观念,或者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观念,或者不仅仅包括人类而且包括神作为整体的观念——基于宗教观念的历史存在。
“集合”则是汇集、凝聚。从缘起契合性来看,贝克莱在引入这一命题时,没有依据其他命题,因此,该命题的缘起应当属于基于直觉的创设。而命题自身的复杂性,直觉的肯定或者直觉的否定,并没有强劲的说服力,这也正是唯心论之所以仍然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更为透彻、简明地考察其逻辑性,就需要根据逆否性进行识别。
考察“物是观念的集合”,这里的“观念”,首先,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观念,否则,当该个人不存在时,“物”也随之不存在,这显然过于荒谬;其次,这里的“观念”也不可能是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观念,各类非常确凿的证据已经充分显示,人类的历史远远低于自然界的历史,换言之,人类及其观念产生之前,自然之物已经产生了,要让尚未产生的观念去产生业已产生的物,也显然过于荒谬;最后,这里的“观念”只能来自神的观念,也即“贝克莱的整个形而上学都建立在上帝存在的基础之上”——这正是各类唯心论不能在人类的基础上找到自圆其说的理论依据,而不得不最终归于神的帮助的根本原因。
然而,认可这里的“观念”来自神的观念,将面临新的更严重的问题:由于现实世界的“物”显然包含各种丑陋、邪恶的物,如果这些包含丑陋、邪恶的“物”是来自神的观念,则意味着神的观念包含丑陋、邪恶——那么,“神的观念包含丑陋、邪恶”这一论断是任何信奉神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也必定是“被任命为爱尔兰南部的克罗因的主教”3的贝克莱所史料不及的。简言之,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导致与自身一贯认可的信念相逆否,因而是缺乏逻辑性的。
二、唯物论的泄漏
与唯心论有多种表现形式相似的是,唯物论观点也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中国春秋时期的管子“水者万物之本原”说,或者如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泰利斯“把水解释成是一切事物由此产生和构成的基质”说,尽管形式上存在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或机械唯物主义以及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分,而根本观点都是: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是不依赖于精神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
目今流行着的唯物主义主流观点尤其主要在中国大陆占据主流地位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主要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哲学思想,并经由列宁及俄国其他哲学研究者加以系统化(以下统称苏俄唯物主义)。苏俄唯物主义最杰出的创建是:由列宁对物质概念给出了人类哲学历史上称得上最明确的概括;而最致命的缺陷则是将世界的组成过度抽象到近乎简陋的地步,并且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哲学思想的严重偏离——并且这一偏离甚至直接导致了中国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以下简称中国唯物主义)的囫囵吞枣式的照搬继承。其偏离点主要表现为:
恩格斯基于某种原因(注意其叙述上的改动,这种改动应当不是偶然的或疏忽的),在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后5,在具体划分哲学阵营时说“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而苏俄唯物主义则在断言“我们所接触的一切现象,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物质现象,即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现象(如外部世界的事物和过程);一类是精神的、观念的现象,即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的现象(如我们的感觉、思想等等)”后,认为“凡是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哲学家,就是唯物主义者”。
不难看出,恩格斯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划分哲学阵营的,而苏俄唯物主义则采取了较为简单化的处理——中国唯物主义的观点与之一脉相承,以下仅以苏俄观点为例进行说明。毕竟“自然界”的本原性远远丰富于“物质”第一性,后文将看出这一偏离的重大差别。
问题的关键是,所有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分为存在与意识或物质与精神的根本性划分是逻辑不完备的,或者简单地说,上述划分存在过于粗略的严重遗漏。具体表现为至少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物理学中的“小孔成像”、海市蜃楼产生的影像,蓝天、白云在水面上的倒影,很显然,这类影像首先不可能属于人类(或类似人类)意识、精神范畴,并且也不应该属于物质范畴,毕竟这些影像只是临时甚至偶然存在的现象。
二是关于空间、时间的归属问题。关于空间,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解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这样(暂且撇开该观点是否存在问题),既然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自身也就不可能属于物质范畴了。然而,空间又显然不可能属于精神范畴。对时间而言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简言之,苏俄唯物论将世界过于简单地划分为“一类是物质现象”和“一类是精神的、观念的现象”,直接违背了既备性因而是缺乏逻辑性的。
三、不可知论的自我删除以及相对主义的自我否定
如前所述,“不可知论”的典型论点是“人心也不能经验到知觉和物象的联系”,如果要接受这一论断,则势必导致接受者对该论断自身也不能“经验”的结论,也即已经直接构成了自身观点不能够备接受的否定结论。换言之,“不可知论”在作出一论断后又演化出了直接否定自我的论断,从而违反了逆否性原则。类似的,极端的相对主义思维也是自我否定的。如所周知,其典型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A、古希腊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B、以及他的学生克拉底鲁提出的人“连一次也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C、其极端表现则是“一切都是相对的”。
对于A类观点,按其思路,如果“河”在“两次”是不同的,同样也应当根本就没有“人”存在“两次”的概念,因此原观点已经自我否定了。因此,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敏锐地感觉到了老师的不完全,而加以再彻底为B。然而,如果按照B类的“连一次也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思路,则又应当根本不存在“同一条河”的概念,这样B类也已自我否定了。而C类观点,如果作为命题成立,则显然其本身就是绝对的。因此,极端相对主义思维是缺乏逻辑性的。
四、传统逻辑学的缺失
如所周之,传统逻辑学,主要是指自亚理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为核心的,以真、假二值为判断(命题)取值的普通逻辑。亚里士多德在初始构造逻辑学理论框架时,没有专列篇幅对判断亦或命题的“真假值”以及“真假”本身进行严格定义性的论述。他在其《范畴篇》中首次提到“真假”时说:
所有的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必然被看作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
这似乎应当看作是,他对判断仅取“真假”二值的逻辑“必然”性的公设前提。
但是,在《解释篇》中,他也分别指出:
因为“菲罗的是”这样的表达,既不能构成一个真实的命题.也不能构成一个虚假的命题。“菲罗的不是”也同样如此。
并非任何句子都是命题,只有那些自身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
关于现在或过去所发生事情的判断,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必然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无论是关于普遍的全称命题,还是关于个别的单称命题,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总要或者真实.或者虚假。但适用于普遍的非全称命题则并不一定是这样。
但关于将来事件的单称命题则有所不同。
这一系列观点应当看作亚里士多德业已注意到对真假概念的使用,并非可以无条件的全盘套用,而是有其自身特定范围的,尽管那样的“范围”未必经受得起严格深入的区别性推敲。比如,“总要或者真实,或者虚假”也例外“并不一定是这样”,以及“只有那些自身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前者隐含了亚里士多德对并非“全盘真假二值”的预留,尽管他以后一直也未再细究;而后者隐含了亚里士多德对其未加严格定义的“真假”与“命题”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含混。因为后者将难以摆脱这样的循环:
一、无偿献血者用血返还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无偿献血用血返还准备金管理不够规范
无偿献血用血返还准备金科目设立不同,缺乏统一的提取标准,如返血比例(返还额占同期采血量的比例)因地区不同而不尽相同,再者无偿献血用血返还准备金提取标准和列支口径地区差异很大,更甚者挤占血站的流动资金,从而影响到血站采血、供血、返血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血站无偿献血者用血返还标准不统一
自《献血法》实施以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出台了具体方案,并对血站无偿献血者用血返还标准各自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下表:由表中的信息可以看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无偿献血者用血返还标准的不尽相同,这给广大无偿献血者带来很大的不公平性。例如:一名献血者在广东献血200ml。他就有享受无限量用血的终身权利。然而在辽宁、新疆则必须要满800ml,在北京则是2000ml甚至要超过2000ml才有无限量用血的权利;献血者的配偶及直系亲属用血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另外,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血液价格不统一,也造成了用血返还价格的不统一,这严重影响广大公民的献血热情,也直接影响着我国无偿献血事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三)无偿献血用血返还资金发放标准不统一
血站无偿献血者用血返还资金来源不统一。目前,我国血站的预算管理现状是全额、差额和自收自支三种预算管理方式并存。预算管理模式的不一样,造成了用血返还资金来源的不统一,即用血返还资金提取方法及标准的不统一。
二、无偿献血者用血返还资金的财务管理措施
(一)建立健全“无偿献血者用血返还准备金”备抵管理制度
设立“无偿献血用血者返还准备金”科目,对其进行财务核算管理,并用“备抵管理法”对“无偿献血者用血返还准备金”进行账务处理。因为血站的事业收入仅是公民临床用血时交付的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根据收入支出相配比原则和谨慎性原则,提取“无偿献血者用血返还准备金”时,应列入当期费用。作为血站事业收入的备抵科目,根据每期血液采集量按期进行提取,这就是“无偿献血者用血返还准备金”的备抵管理法。这样,既不挤占血站的流动资金,又能保障用血返还的资金需求,还可以根据采血量的多少对该项资金进行适时调整。
(二)落实“无偿献血者用血返还准备金”当期提取办法
根据《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者用血返要按准备金提取应:当无偿献血者需要用血的紧急情况下,可免除交血液的储存、分离、采集、检验等关于费用的规定。无偿献血者临床需要用血时都是先交付用血费用,再根据献血量来决定才学单位的。因此,“无偿献血者用血返还准备金”要按照当期采血量取决的。
(三)落实无偿献血者用血返还标准,确保其利益
西欧与中国对事物和他人或社会和国家的观点差异很大。西欧的人性始于我和你的区别。“我”和“你”在组成我们之前,首先是“我是我”,“你是你”。因此,看待事物的观点也是以我的眼睛看到的为优先,将你用你的眼睛看到的由我来接受则属于我在我的自由领域中选择的事项。进而,为了将我的想法传达给你,我所能做到的方法就是用严谨的论理传达意思。这又是因为只有论理才能保证客观性,各自所做的判断则有可能受到感情主观偏见影响,即源自相互之间的不信。在希腊智者派时代,毕达哥拉斯的相对主义哲学树立了自由与平等观,与其友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制度一起确立了当时既政治又文化的共同价值观。当然,柏拉图二元论的形而上学的理念之存在也是为了说明现象界的普遍性而设定,并非将理念看作是实在的世界。在甚至将神也用人类之扩张概念进行思考的希腊传统中,这些价值相对主义或理念只是为了说明现实问题而引入的认识方法,其本身不应看作是真理。因为,从柏拉图之弟子———伟大的经验论者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突然转向一元论的目的论形而上学这一事实中,也能看出其也并非将师傅的理念所具有的二元论予以接受。①那么,为何西欧思想整体将价值的存在问题和人类的感性排除在学问之领域,并专注于分明的认识逻辑问题?从旨在认识现象之普遍性而开始作为其认识框架的柏拉图之理念在基督教时代遇到奥古斯丁后,被理解成与恶魔之国的地上世界所对应的天国,并实在于永久真理之世界。从此,真善美成为具有自我正当化依据的最高先决条件(Postulate),在法哲学世界里当为价值(Sol-len),成为与存在事实(Sein)世界相区别的,具有自我正当化依据的最高实在。虽然基督教信仰体系所沉淀的这些思维结构形成了超越和形而上学的悠久思维传统,但是,西欧人的现实思维结构则呈现与此相矛盾的侧面,因其仅接受非常经验的,具体的,分明被检验的。即,上述的形而上学存在论的传统是处于学问领域的学者所展现的普遍思维态度,而非大部分西欧人的精神世界。尽管如此,极度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考确实是西欧人共同的思考形式。由精英来构筑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包含了知识阶级的这些思考,这与要确定价值基准的法制度之现实问题一道形成了多数困难。例如,虽然正义最重要的内容即为确定正义实质内容的价值基准,但因以对人类之极度不信为根据的相对主义,不得不将其抛弃,转向可经验、检验的程序正义领域。②在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中,重视程序正义,刑事法中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和宪法中的权力分立原则等都是因对人类和国家权力极度不信任引起的近代产物。除了通过感觉器官所经验的之外,并不能在精神世界中得以记忆或形象化。因此,西欧二分法的二元论并非是认识逻辑的科学思维方式,而是一种假装学问的问题。即,在西欧的学问史中,无论存在论还是唯物论,论议都得到多样化展开,其原因在于以一种观点统合全体的冒失。是因为要从人类多种侧面的一种观点出发,将人类的全体特性树立在普遍性之上这一难以实现的目标。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人类精神的神秘领域逐一展示真面目,世界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处于何种关系也逐渐显露出来。尽管如此,西欧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所坚持的之前学问态度并未丧失传统,因此,随着科学的发展,西欧人文社会科学将坠入桎梏中。那么,在中国的学问史中为何没有形成西欧那样多样的极端立场?为何在数千年间与同一主题相似的认识态度得以持续?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与西欧相对比的中国思维态度之特征中找到。那就是要将人类社会的矛盾和纠纷或同化的理想从外部尺度即自然秩序中达到的思维态度。中国人将自然秩序理解成单纯的因果律的机械性秩序之上,目的论的和价值性生命现象,要在这里树立完美的人间秩序之模型。这一点不仅包括对人类的理解,还包括了要确立社会和国家以及人类理想的典型之天下思想。如此,作者要从中国的思维特性查找社会的平衡与均衡,即正义的原理为何,并探索其在现代产业社会中如何发展正适合的规范原理。首先,通过自然哲学的面貌展露无遗的《周易》来审视道德善之认识依据和社会正义如何被理解,之后再审视法家的社会正义观所包含的“律”的概念。
二、中国的“正”与“义”
《周易》『坤卦之六二爻曰:“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周易》『坤卦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讲述了坤卦顺应干卦的大生之德,由此生成的所有万物便无不端正和方。既然其根本为如此,就算未努力顺应干卦之道理,并无大碍。即,坤道只要顺应干道即可使得万物生长繁荣,因此使得坤道更加耀眼。在坤卦《文言传》中,敬和义已转移至社会价值的世界。《大象传》的结构具有一定的思维框架,卦所象征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之结构意思予以分析,接着,君子将其转化成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从而联系社会成员的生活,作为反省的契机。即,将阴和阳符号重叠的卦分析称结构的官阶,将其意思予以说明时,比照认识可能的事务现象或人类之生活方式予以描述。此时,将比喻的事物之本质得到较好实现的状况设定为理想状态。换言之,《周易》的事物观不管是自然现象还是事件,多数情况下在价值的观点里予以评价和记述并登场,从而起到人类生活良好的里程标之作用。这不是给对象赋予价值后又将其作为生活指标的循环论证过程,而是自然现象和许多事物存在的关系结构自身意味着认识到在追求本质实现方面属于价值和道德的存在这一点。并非由人类赋予价值并成为人类生活指标。坤卦《文言传》的“直”是毫无歪曲天道而予以遵从,因此只要天理正确,其结果也总会正确。进而,符合存在法则的是正确的生活态度,其结果也总是在与周边的关系中适宜。如事物因直而方正,人类要反过来不断使得直,并且始终致力于达到方正。《文言传》作为这一人类实践之德目的即为敬和义。“敬”为朱子学学者非常重视的无间断和注意集中的生活态度,要求保存天理和消灭人欲,并要求时刻反省的生活。“敬”属于较为个人层次的自觉和实践的价值,相比较而言,“义”意味着理想的关系生活态度。因此,要通过内心之敬工夫使得显露在外的行动举止得以方正,作为社会价值基准的义之尺度得以内面化,从而持续性地纠正自身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以义将外部变得方正。《文言传》所完成的时期,即已开始将自然世界重新理解成道德的价值。③不将事物现象解体,以存在本身予以经验、观察并抽象化,从而认识本质,相较将事物解体和分离后经过整理构成新的假想,并把其说成是该事物的本质和普遍性的认识态度相比,是不具可比性的高难度认识方法。因为,前者是在以事物多样性和个体性为前提的根本基础上,以共同性的观点展望该事物的认识态度,其最终目的是要考虑事物本质和个别现象以及时空上与周边的关系等构成该事物的一体。所以,不仅无法严密和正确地认识事物,而且将如此构成的认识予以客观传达也并不容易。尽管如此,这种认识所具有的价值是,其与现实和实在处于最接近。中国哲学整体所展现出来的这一特征在正义之问题上也并不例外。“正”为“一”和“止”的意思合二为一的合意字。“一”意味着,所有事物在整个宇宙或社会经营中被均等地赋予各自的位置和功能,所发挥的结果在个体间或个体与整体间达到调和与平衡。“止”代表单纯到某一地步的意思,与一结合后,便具有了既不超过也不及于,并不偏向左右任何一侧,而处于最中心的意思。“正”是具有走向“一”之意思的“乏”之相对字,构成其目标和“本”。因此,“正”是所有一切的大本,是中庸和中和之状态,处于与均衡达到调和的最善良状态,是所有一切之最理想的追求对象,构成最理想之成就内容的最终目标和最高榜样。“义”曾用于指示人类容貌和行动举止的仪,后发展成该容貌和行动举止最适合的宜之当为规范,具有了行动举止适宜当为规范时予以评价的“善”之概念,具有了当为规范的规制力,从而也具有了调解行为符合规范的“格”之功能。如此看来,“正”与“义”分别具有自我完成和自他共成的一面,且具有了最善与最良的价值。若“正”具有自然内在的意思,“义”则具有较强的人为外在的意思。因此,作为规范基准的义应树立在自然的、本来的正为基础之上。④即,意味着伴随时代和场所引发的正、不正之偏差而言,义、不义的偏差要大些。结果,中国哲学中的社会正义是在各自缘起结构中经营生活的各个生命将其真面目充实发挥的时空里的存在构造。因此,中国哲学中的社会正义观具有自然主义的、经验的、历史的、关系的要素,具有尽可能向往不干涉主义⑤,并意图将人为操作性最小化的特性。这通过越接近以“大同社会”、“无为而治”、“以政去政”、“以刑去刑”或“止于至善”等来表现的理想社会状态时礼法制度和国家组织存在意义逐渐减少的反比例关系来看,可得以证实。
三、“律”的意思
“律”作为法的意思得以使用起于秦朝的商鞅。⑥虽然对此有不少争议,但重要的是律开始使用于战国时期,固定于秦朝。众所周知,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百花齐放从而导致治国策略多样化的时期。⑦其中,法家大体上通过从事现实政治的政治家或行政家确立理论,在一方面处于能够将其实质进行验证的特殊地位。改法为律发生在秦代,这分明是法家的作品。那么法家为何改法为律呢?当时具有法之意思的用语除了律外还有很多。宪、典、模、范、型、刑、命、令等等都部分地具有规范或命令、原则、根本等意思。律原先是音乐用语。⑧在古代,按照用竹或铜制作的管之长短确定音之高低和作为基准音。将长度各不相同的12个管予以排列,其中奇数的管称为律,偶数的管则称为吕。六律和六吕合称为律吕。“律吕不易”意味着这已经是得以确定的基准音,无法予以更换的基准性或根本性。⑨音“乐”是通过各自确定的音予以协调,从而达到整体调和,并给予乐趣。即,从“律吕既和”中可看出“律”本来的目的是达到“和”。⑩如同“礼之用,和为贵”,与在不丧失多样性和个体性活力的同时整体上达成和谐的根源性原则具有同一的哲学性。瑏瑡从言语始于具体事物的形象和作用,提升为抽象观念性来看,规范意味的律可称为是在后续发展中意思得以扩张而成。律被使用于法的意思,也可以同样的脉络予以理解。“师出以律”的律即为法的意思。《国语》『周语下“律吕不易,无奸物也,细钧有钟无镈,昭其大也。”瑏瑢《说文解字》曰:“律,均布也。段玉裁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也。”意味着将参差不齐的分成类,再把相同的聚集后,在各类设定基准,并以此为规范,作出一律的归一。因此,律的均布性将多样化的现象分类为“类”,并确立其体系,在各等级内作出一律处理,而不是对全体予以划一处理的武断的绝对平等主义。在彻底经验和现实的中国思想中将实际多样化的事物现象以划一的方式予以认识和处理的可能性起初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依据既存现实和本质追求最适合关系的智慧便是中国思想的卓越面貌。存在事实和道德善恶之相关问题在近百年来持续于新康德学派的存在和当为价值应予区别之大前提上的现代法学来说是无法冒失讨论的难题。虽然,西欧法学所讲的道德善之问题是在当为价值领域提出来的,但在判断对象为依人类行为所展开的存在事实这一点上,存在与价值的关系经常成为问题。现代法学的价值并不能够在因果上由存在事实予以正当化,仅依据之前的规范判断。即,依据既存现行法律,在价值领域内予以评价。存在并不能成为指向未来的当为之正当化根据,这一现代法学的确立信念是:道德价值评价的最后根据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上位价值。就这一点来看,《周易》的存在和价值的关系展示了非常有特征的面貌。瑏瑣
四、正名论与社会正义
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社会现象,正名思想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而开始呈现。若对管子一书中阐述的真伪存在疑问,那么春秋初期最早并直接提出正名论的思想家则是孔子与老子。孔子的主张是正名,而老子的主张则是无名。由于当时混乱的社会现象,名称与实质呈现出不一致。实际上这主要是因为体系的混乱或者封建政治制度的瓦解而导致等级秩序的崩溃以及权力的滥用等。在严格的身份体制一直持续的西周时期,随着各种制度的整合性崩溃,权力关系的行使与名称上的等级无关,价值体系崩溃,因此日常生活中惯用的言语严重地被瓦解,作为表象符号的言语或者名称而产生,这与实质的关系受到质疑,当时的混乱状况原样地被呈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定命论。孔子直接主张的正名则在对子路问答中,即“子路曰:为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最后,孔子的正名则是通过政治行为(为政)而实现。即,他认为政治的中心环节是所有的事物应当按照原样彻底地体现,而不是根据安排、调整来进行。孔子所谓的“正名”,从语法的构造来看,与把其定位于“名”相比,则应当把其定位于符合名称的实际。这是由于“名”不是由某个特定人制定,而是根据共同体成员自然而然地形成,并且从很久以前就一直持续。在这里,前提是根据民心事物法则进行正确的理解并命名。“名”是由“夕”与“口”而构成的会意字,这意味着冥冥之中通过言语来说明自身存在而形成的文字。因此,通过发达的语言,形成可以反映事物内在机能本质等含蓄性、象征性的意义。在这样的前提下,只有人间才接受这一内在价值的象征。在东洋各国中,避讳直接叫他人的名字也是同样的道理。正名的意义在学界中一直备受争议,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意义。正名意味着正确地进行命名。即,具有正文字的意义,郑玄的主张就相当于此。同时也可以解释为纠正错误的命名。瑏瑤并且,正名也可以解释为正确地确立名分。尤其是,孔子在其论语中严厉地斥责诸侯自封天子的各种形态,要求遵守符合自己身份的礼仪。瑏瑥这种情形下,可以解释为试图正确地确立政治性等级的名分。因生活的变化,事物的实质也在变化,名称不能反映其实质时,正名也会成为问题。这种情形下,虽然孔子以“名”为基准,试图控制“实”,但是不应只把孔子的思想视为陈旧、保守的思想。实际上孔子的正名思想包含着上述三种立场。孔子的定命论则是通过为政(即,政治行为)而形成的。这在当时的社会构造上,是为了与一切都是通过国家的统治行为而展开的社会经济环境相衔接。孔子说:“做官就是首先端正自己”。“正”不光是针对所有的人,甚至于连接人与人媒介的事物也应当在其位置上构建所有生命可以共存、最佳的状态。这不是人为地通过制度可以形成的,而是通过各种生命所具有的自然生命现象,自然地形成并维持其相互间可以共存的最佳关系,这种相互间的协调与均衡构成了社会。孔子把这称为充满道德价值的社会,并且没有任意规制与要求的状态,即“大同社会”。这意味着是牧歌式的社会,与故意使用立法制度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小康社会不同。构成小康社会的统制体制若是王道政治的话,那么构成大同社会的原理就是无为而治的状态。最后,正名只要可能,人的自然本性即使没有以上的规制与滥用,也会自然而然地呈现,相互间也可以达到共存的状态。在《大学》中,这样的状态以“至于至善”的形式而呈现。正名中的“名”在悠久的人类历史文化中自然而然地得以形成,也可以称为“实”,与之相对应的是言命。孔子的“仁”即是根据人类生命的本性而形成的社会构成原理。而仁政是可以完全实现这一点的政治行为,并且达到所有社会构成人员可以和谐共存的最佳政治状态。因此,为了实行仁政,必要时可以严厉地执行刑罚,相反,也强调用刑慎重不滥。总而言之,仁政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以仁爱的方式抚慰百姓的统治。孔子被任命为鲁国的大司寇后,最先作出的就是对当时体制的批判,少正卯被处以死刑即证明了这一点。在孔子与子路的问答中,孔子从言、事与政治层面谈论了正名,正名最终只有通过为政才可以达到。上述引文中孔子的正名未被达成的社会现象可以通过言、事、礼乐以及刑政来说明,结果礼乐与刑政的不合理正在警示动摇百姓生活基础状态的危险性。最后,正名的实现决定了通过政治行为谋求人类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可以自然呈现的状态。这不是单纯地通过法制制度或者社会制度可以达成的,人类只有把世间的存在理解为道德性价值才可以明确地认识。《中庸》把构成人类社会的圣人功德称为“配天”。即,天地完美存在的法则在人类社会中具体地得以体现。而正名由于是在同样社会状态下所呈现的事物名称,因此这通过所谓仁政的为政而达成。孔子直到最后还坚持的“一以贯之”之道,即,忠恕之道也是仁思想具体化的规范现象之一。因此,对于孔子的正名思想,不能单纯地理解,并且也不能以社会中很容易确认的习惯性形态或者阶层性等级分工原理等方式狭隘地理解。最后,人类的生活在天地自然界中与其他万物一样,根据天道的存在原理应当共存地生活,并且这样的现象是以充满崇高道德价值的生活为前提,这一事实是定命论最重要的根据。
五、儒家与法家的社会正义
社会由相互关系构成,关系伴随组织,组织以规范为手段得以存续,规范强制力的永久性产生制度化。法家明确认识到:人类历史中,各种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经历这些过程而得以形成之事实。人类生来即有的特性上,生活手段发生分业化,这导致社会的阶层分化,相互间的行为模式确立为行为规范。法家以“分”的思想对其进行说明,这又被荀子接受,成为礼的依据。因此,不管是在道德观点强调礼之身份制社会制度的荀子,还是基于“平如水”的法之平等性强调法治的法家,并未对社会的身份阶层分化表露出极度的否定。问题是,分化的社会阶层和各身份的社会责任如何才能使得基于社会结构之本来性质的弹力不至于丧失。即,留有如何确保阶层间上下移动和使得其变为可能的源泉性根据的问题。这意味着:社会阶层分化与由此引发的身份制结构包含有“分配正义”之实质正当化的客观指标是必要的。儒家认为分配的正义存在的理由是统治阶级通过道德修养而达到的人格之开放性瑏瑧,而法家则认为是法律之纯粹和大公无私的开放性。瑏瑨因此,接近社会构成原理之真面目的法制度在遇到运用主体之大公无私的灭私奉公人格时才能得以完善。这一点就是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阳儒阴法之不可分关系持续的理由。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在从人类原本的人性出发,刻画出理想化的人类面貌、社会面貌和国家观。但,前者将人类和社会以主体之内在道德心的观点审视,而后者从平均的人类面貌出发,重视制度的功效,在这一部分,两者存在差异。
六、中国的传统正义观与韩国的传统国家制度
中国的哲学是通过人类普遍的感性与理性的思维经验而形成的生活智能与原理的沉淀物,而绝不是设定像神一样的抽象存在试图判定、评价现实。中国的哲学认为人类的智慧可以被共有,要求任何人都可以实施的行为。中国的哲学由于是通过人类的一般经验而形成的生活智慧,因此,对于国家制度和各种社会制度,无论谁都可以接受,并具有可以实践的价值标准。《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幕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事物法则渗透着我们的生活,无论何物、无论何地、无论何时,都离不开这样的法则。因此,不管什么时候都应当考虑到他人。这正是意味着人间不是绝对的自我与独立主体性的存在。即,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人间的社会存在性。《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基于百姓的国家制度是详细地审视并把握人类的一般共同生活面貌后,根据中庸而形成的。这意味着国家制度应该在人人可以活动的范围内形成。如此,融入中庸原理的中国国家制度在以后的过程中广泛地传播到东洋各国,由此而形成了普遍的东洋文化圈。韩国自6-7世纪的三国时代以来就开始吸纳中央统治机构与律令制度,在10世纪的高丽王朝时代,引进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同时也借鉴了必要的唐律。如此,更进一步认识了在中国已经形成的国家制度的合理性,在把儒教作为国家统治学的朝鲜王朝时代,完全地把明律作为朝鲜王朝的基本刑律而使用。中国的儒教哲学深深地渗透进韩国社会的国民生活中,至今韩国的国民仍具有这样的意思构造。
七、结论
1.1方法
收集两组患者的血液透析结果,计算每组患者每项结果的平均值,具体包括尿素氮、血肌酐、白蛋白以及血红蛋白等指标,同时计算每组患者的高血钾率以及心力衰竭率,将两组情况进行对比。笔者所在医院信息化管理在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1电子病历的建立与管理为笔者所在医院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建立电子病历,详细记录患者的各方面信息,比如基本信息、血液透析情况、用药情况、各项检查的结果以及手术情况等,并将电子病历纳入信息化管理中,患者另外自带一份纸质病历。
1.1.2查阅患者资料将会更加便捷血液透析患者的治疗一般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因此会累积较多的临床资料。传统的管理方法比较繁琐,并且相关资料的保存还存在一定的风险,查阅起来也非常复杂,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笔者所在医院实施信息化管理之后,患者的相关资料以及每天的状态、治疗效果等信息都会随之录入信息管理系统,医生需要以前的临床资料作为参考时,直接进入患者的电子病历就可以直接找到所有关于患者的临床资料,非常快速和便捷。
1.1.3预约功能责任护士可以利用信息系统的统计功能计算患者治疗期间的耗材以及管路的使用情况,避免出现治疗被耽误的情况。在统计功能的帮助下,医务人员可以提前领取。运用信息化系统的预约功能以及自动排班功能,患者就可以根据所预约的之后的治疗时间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有利于各班的清场。
1.1.4监测功能信息化管理的实现可以监测患者每次进行血液透析期间,透析方案的变化、脱水量、干体重以及患者在透析期间生命体征所发生的变化、并发症的出现情况以及相应的处理措施。这些信息的记录起到了一定的检测功能,让医生可以更加详细和全面地掌握患者的病情以及病情的变化。
1.1.5评估功能在患者血液透析期间,责任护士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针对患者血液透析结果的变化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针对动态结果制定合适的干预措施,指导患者相应护理工作的开展。同时副主任以上级别的医生还应该定期检查患者的动态检测结果,根据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来判断相关护理措施的合理性以及透析方案的科学性,同时评估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血压控制情况、随访率、感染率、营养情况以及透析的充分性,然后再次将评估结果输入到信息化管理系统中。
1.1.6计算患者的医疗花费血液透析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实现了患者的卡片式管理,因此其在血液透析患者中的运用可以在相应患者的电子病历中实现血液透析费用的自动计算。笔者所在医院的34例患者每次进行血液透析治疗之后,其对应的患者卡片信息上就会自动计算出患者的治疗花费,大幅减少了医院医务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同时工作效率也得到了较大提高。
1.2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6.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字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笔者所在医院实施信息化管理之后,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相比,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明显更高,生活质量也更好。其中观察组患者发生高血钾1例,发生率为6.67%,发生心力衰竭1例,发生率为6.67%,而对照组患者发生高血钾7例,发生率为36.84%,发生心力衰竭5例,发生率为26.32%。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3.34%,明显低于对照组的63.16%,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经信息化管理之后,由于动态监测为医生护理以及治疗措施的制定提供了更加全面、有效的依据,因此患者各项指标的控制情况更加有效,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3.1信息化管理的实施提高了工作效率手工记录是传统血液透析患者的主要管理方式,但是由于化验的单据众多,因此相应的保管工作有着较大的难度,同时很容易出现数据被破坏以及丢失的情况,非常不利于后期对相关情况的查询。信息化管理的实施为医务人员节省出了很多的时间,同时患者的相关信息也得到了更加妥善的保管。在信息管理系统强大数据储存功能的帮助下,医务人员可以快速查询相关资料,实现管理的有序化,缓解血液透析工作人手不足的情况。
3.2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率信息化管理的实现让笔者所在医院接受血液透析治疗患者在透析期间的病情变化情况得到了更加系统与全面的观察与记录。因此医师在治疗过程中也有了更加具有参考意义的临床资料,进而在患者治疗期间根据患者身体情况以及疾病的恢复情况对透析方案进行优化,使得透析治疗的效果得到了强化,因此并发症的发生率也随之降低。
3.3防止了感染情况的发生临床感染是医师需要重点防范的情况,其会对患者的康复情况造成较大影响,所带来的后果比较严重。信息化管理的实现让患者的各方面情况得到了更加全面的监测,这对于预测并发症的具有积极作用,医生可以在患者出现异常时及时予以相应措施进行控制,有效防止感染情况的出现。
3.4提高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信息化平台的建立加强了患者和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让医患关系更加和谐。同时患者家属也可以通过信息化平台随时了解患者的情况,并根据医生的相关指导为患者疏导情绪,加强患者对治疗的信心,也让患者感受到亲人的关怀,进而激发出患者的求生欲,更加积极地配合医生的治疗。
3.5患者的满意度得到了提高在信息化平台下的帮助下,患者的各方面情况都可以得到全面地反映,因此患者与患者之间的微小差异也可以得到明显体现。医师就可以根据患者之间的微小区别对治疗方法以及透析方案进行调整与优化,不仅治疗效果可以得到提高,同时患者也可以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医生的认真和负责以及医院对每一位患者的重视,进而达到提高患者满意度的目的。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是笔者所在医院实行血液透析信息管理系统之后接受血液透析的患者,根据研究结果,患者各项指标的控制情况都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更加有效。这主要是由于在血液透析信息管理系统的管理下,患者病情的各方面信息得到了更加准确的体现,同时医师还可以掌握患者病情的细微变化,进而针对具体的变化情况在原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对治疗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因此治疗有效性得到了提高,也因此,两组患者的血液检验结果出现了差异,并且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优化对照组。
1一般资料
56例中男26例,女30例;年龄39~80岁,平均年龄(61.55±11.23)岁。其中Angioseal组22例,Perclose组34例。
2手术方法
2.1动脉鞘管选用6F或7F。完成介入诊疗术后,立即予穿刺侧股动脉造影。若穿刺点符合血管缝合器使用要求:穿刺点在股总动脉,距离分叉4mm以上则予拔管缝合,随机分为Percloser或Angioseal组,术后要求患肢制动3h。若穿刺点不符合要求则压迫止血。
2.2缝合方法采用Angioseal缝合器法或Percloser缝合器法。缝合成功后,冠状动脉造影术后患者缝合止血后2小时后下床活动;PTCA及(或)支架术患者缝合止血后要求3小时后方可下床活动。
3护理
3.1术前护理
3.1.1心理护理由主管护士向病人讲解CAG或PCI和应用血管缝合器的过程,以及血管缝合器在国内外发展的情况和应用血管缝合器的好处,以消除病人紧张、恐惧心理。同时也要避免病人存在盲目乐观的心理,认为应用血管缝合器就一定成功且无并发症的发生。
3.1.2交流沟通术前由主管护士向病人介绍本科开展此类手术的大概情况,术后出血、血肿、舒适度的情况,重点介绍具体病例,让病友间相互交流,并根据病人不同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特点,有针对性地与病人交谈,鼓励病人树立信心,以最佳的心理状态接受治疗。
3.1.3征得病人及家属的同意对病人及家属详细交代有关PCI和应用缝合器的方法,预期疗效、可能发生的各种并发症(血管径路并发症、缝合器操作失败)以及应当承担的费用等,取得家属的理解和协作,并在手术同意单上签字。
3.1.4常规术区备皮范围为脐下至双侧股骨上1/3处。
3.1.5建立静脉通路选择左上肢或左下肢静脉穿刺,术前30min静脉点滴0.9%生理盐水500ml,30滴/min。
3.2术后护理
3.2.1心理护理术毕病人返回病房后,应鼓励其进半流食,饮水600~800ml,以补充术前禁食水引起的血容量不足。告知病人随时都有专业人员满足其生活需要及进行活动指导,为其创造一个舒适安静的环境。
3.2.2穿刺部位的观察与护理由于行血管缝合的患者,股动脉穿刺部位没有象徒手压迫的那样行“8”字形加压包扎,护士应及时观察患者的股动脉穿刺点部位的出血、血肿、双侧足背动脉搏动、双下肢皮色皮温等情况,并观察病人的面色、表情、生命体征等情况,耐心倾听病人主诉,期间需记录1次P、BP。24h后停特护记录并可拆除纱布,如有感染倾向需及时通知医生处理。
3.2.3活动指导术后4h,如患者血压、心律等生命体征平稳,局部伤口包扎处无渗血等异常情况,护士应指导病人先进行床上活动5~10min,然后下床活动。并根据病人个体差异及心功能情况详细制订活动计划。避免病人因局部有伤口,怕出血而不敢活动。在避免穿刺点出血的情况下,早期进行活动可以防止全身机能低下,改善冠状动脉的循环,减轻病人术后不适症状及心理压力。
4.结果
两组平均操作时间为(6±3.5)分钟;成功率为95%。平均卧床制动时间为4.5±3.5小时,较传统的徒手压迫明显减少。术后56例病人成功53例,未能成功进行缝合的患者改用徒手压迫、加压包扎后无血肿等并发症的发生;成功予以缝合的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4例,其中2例出现血管迷走神经反射,均为Perclose组,经护士及时配合处理后症状消失;3例术后局部渗血,其中2例为Angioseal组,Angioseal组1例发生较大血肿,巡视护士及时发现后予以重新加压包扎后消失。术后2例患者发生术侧肢体酸痛,予以局部按摩、热敷2天后缓解,无腹胀、排尿困难、失眠、烦躁等症状发生。
5.讨论
1. HBP患者的健康教育
1.1 健康教育的基本概念
“健康教育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和教育活动,促进人们自觉地采取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2]。”实践证明,健康教育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
1.2 HBP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HBP是一种与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的慢性终身疾病,单靠药物有时难以有效控制血压。患者对HBP病的认知水平和遵医顺从性及执行综合治疗方案的能力等诸多方面,对HBP的控制有极大的影响。HBP健康教育就是通过多种教育手段,宣传HBP防病知识,帮助患者建立完整的自我管理体系,提高HBP防治能力,从而全面有效地控制血压,防止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发生。
1.3 教育的内容
包括:(1)HBP病的基础知识;(2)HBP病的预防保健知识;(3)HBP患者膳食和运动保健指南;(4)HBP患者的家庭急救知识和技术;(5)服用降压药的注意事项;(6)HBP知识解答。
1.4 教育的形式
门诊与社区相结合,发挥专家权威效应和环境氛围效应,采用居民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简便易行、行之有效的一切形式。
1.4.1 门诊教育形式
定期举办HBP知识系列讲座、专家门诊解答、健康教育处方、电话、医疗保健操示范、设立免费测血压服务台等。
1.4.2 社区教育形式
(1)板报、图片、宣传栏;(2)建立社区HBP病友之家,组织座谈会和集体活动(如保健操、太极拳等);(3)将HBP防治知识以快板书、顺口溜等寓教于乐的文娱形式推出;(4)在社区开展HBP防治知识竞赛活动。
2. HBP患者的管理
2.1 门诊HBP患者的管理
2.1.1 做好初诊工作,登记个人健康卡片,建立HBP专科档案并进入社区服务中心。
2.1.2 确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开出健康教育处方。
2.1.3 高危患者留院观察或住院治疗期间,病房护士负责患者HBP健康教育,做好出院指导,留存患者详细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
2.1.4 对门诊复诊患者,定期体检,包括测血压、心率、心电图、肝肾功能、眼底检查等,评估病情,指导合理用药。
2.2 社区HBP患者的管理
2.2.1 建立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对HBP患者进行跟踪监管。如家庭病床、定期上门测血压、预约门诊体检、电话咨询等。
2.2.2 制定家庭治疗护理计划,备好家庭健康日记,记录血压读数和病情变化。医护人员定期家访,评估计划实施情况并及时调整计划。
2.2.3 坚持不懈的健康教育,帮助患者树立长期保证血压稳定、保护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的意识,纠正患者及家庭对HBP病的认知和行为错误,提高患者遵医顺从性,杜绝随意服药行为。
2.2.4 社区普查及干预。每1~2年开展一次辖区居民血压普查,对居民生活行为方式进行相关调查,筛选HBP患者,评估HBP高危因素。在社区倡导科学养生,对不良生活、行为方式进行教育和干预,达到全面综合预防和控制HBP。
2.2.5 HBP患者的分类管理
2.2.5.1 老年HBP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收缩压≥187kPa及(或)舒张压≥120 kPa,称为老年HBP。血压特点为收缩压增高、舒张压下降、脉压差增大。一日内血压易上下波动,患者易发生性血压下降和低血压。脑卒中、心血管发病率高、致残率高。
治疗原则:降压治疗个体化,小剂量开始、联合用药。血压控制目标值以收缩压187 kPa,舒张压120 kPa为原则[3]。
护理要点:(1)测量直立、坐位和平卧位血压(一些自主神经功能异常者卧位增高,而立位下降);(2)注意观察脉压,脉压≥87 kPa时,要警惕心脑血管意外发生;(3)注意避免使用易引起性低血压的药物;(4)提高患者服药的依从性是控制血压的关键;(5)加强对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控制(如吸烟、肥胖、高血脂、高盐饮食、糖尿病等)。
2.2.5.2 高血压合并冠心病
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时,发生心脏意外(猝死或急性心肌梗死)的危险性增加。
治疗原则:长期降压治疗,血压控制在收缩压187 kPa,舒张压120 kPa以下,若出现心绞痛可将血压降得更低[4]。护理要点:(1)早期识别和控制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血脂和吸烟等);(2)明确和除去发病诱因(情绪激动、劳累和便秘等);(3)识别发病先兆(胸闷、胸前区不适和疼痛等),正确掌握急救方法;(4)家庭备急救药品和物品(硝酸甘油、氧气枕等);(5)让患者和家属认识寻求医疗救助的重要性和救助方法。
2253 脑卒中
脑卒中致残率高,恢复期漫长。发生过脑卒中的患者脑血管事件复发率为每年4%,与血压水平有直接关系。因此,曾发生过脑卒中的高血压患者应认真接受降压治疗[5]。
治疗原则:控制血压,预防复发,早期康复训练,最大程度地恢复功能和能力。
护理要点:(1)加强心理护理,消除不良情绪,坚定生存信心;(2)发挥家庭、社区的支持作用,创造良好的康复环境;(3)帮助和指导患者,循序渐进地进行康复训练计划;(4)将现代康复技术简单化和实用化,使患者和家属乐于接受,易于掌握。
2254 糖尿病高血压
既往研究表明,糖尿病(DM)患者较非糖尿病患者发生高血压的比例高25倍,且两者并存时,其危险性相乘,导致冠心病、心衰、脑血管、周围血管和微血管危险性增高[6]。糖尿病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患者及家属的主动参与和正确配合,在综合治疗方案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治疗原则:综合治疗(即饮食法、运动疗法、药物治疗、DM教育和血糖监测)原则,强调控制高血压与控制高血糖同等重要。目标血压为173/113 kPa。
护理要点:(1)长期的健康教育是现代综合治疗的首要疗法;(2)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遵医顺从性;(3)严格督导基础治疗,包括戒烟,减轻体重、减少盐的摄入,改变饮食结构,降低饱和脂肪,增加水果和蔬菜摄入,加强运动等;(4)加强用药知识教育和正确服药的指导。DM病人的药物治疗必须与基础治疗相结合;(5)注意预防低血糖
和直立性低血压;(6)提高患者的自我监测、自我护理和预防保健能力。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编著.社区常见病诊疗规范.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0
2 黄敬亨主编.健康教育学.第2版,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2
3 孙宁玲.重视老年收缩期高血压的治疗.中国医刊,2002;37(10):16~7
4 吕卓人.特殊人群高血压的治疗原则. 51lunwen.org/ 中国医刊,2002;37(10):3
5 吕卓人.特殊人群高血压的治疗原则.中国医刊,2002;37(10):3
我科于2004年11月4日收治1例头痛待查患者,后出现脑出血行气管切开术,其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患者,女,62岁,2004年11月4日因头痛、头昏1周收入院,查头颅CT未见异常,行扩血管对症治疗后效果不明显。于11月10日患者早晨6am上厕所时,突发神志不清,呼吸骤停,立即转入重症监护病房。查体:呈深昏迷,双侧瞳孔不等大,左侧直径约5mm,右侧直径约2.5mm,对光反射消失,T37℃,P76次/min,BP100/65mmHg。立即行气管插管,接呼吸机后,呼吸次数14次/min,BP80/50mmHg,血氧饱和度99%~100%,立即遵医嘱,使用升压药物30min后,血压升高为120/90mmHg。下午4pm体温高达39.8℃,给予冰敷、冰枕等物理降温,效果不理想。因病情危重,不能进一步完善检查,经上级专家会诊诊断:(1)脑出血;(2)高血压病3级。经禁食、物理降温、升压、抗感染、支持、保持呼吸道通畅等综合治疗,发病第3天,患者出现意识恢复,自主呼吸恢复。发病第5天9am,拔掉气管插管,于当天下午3pm突发神志不清,呼吸骤停,血氧饱和度78%,立即在病房行气管切开术,吸出大量脓痰及胃内容物,自主呼吸恢复。气管切开术后30天患者病情稳定,肺部感染控制,行气管切开封管试验,试验2天后,患者出现嗜睡状,呼吸困难,T38℃~39℃,血氧饱和度80%,肺功能衰竭,气管切开封管试验失败。在恢复期又进行过2次封管试验,均告失败,后因家属要求带气管套管于2005年4月5日出院。出院时患者神志清楚,四肢瘫痪,消瘦,肺功能衰竭。
2护理
2.1气管插管的护理患者呼吸骤停后立即通知麻醉科行气管插管,去枕平卧,头偏向一侧,及时清理口腔内、呼吸道内的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每班认真床边交接,用尺子测量气管插管的长度,从牙垫至呼吸机接头的距离,一般为9~11cm。接呼吸机后,观察患者胸廓起伏,每次翻身后检查呼吸管道是否脱落,呼吸机报警时,要注意检查是否电源中断,痰液堵塞管道或管道脱落、漏气,中心供氧压力不够。每4h放气管插管气囊内的气体,20~30min后再充气,防止气管黏膜水肿、充血、糜烂,定期湿化气道,每班交接班时向呼吸机湿化瓶内注入10ml的蒸馏水,观察患者的血氧饱和度的变化并做好记录,观察患者的自主呼吸是否恢复。
2.2高热的护理患者于发病当天下午4pm出现高热,T39.8℃,使用冰枕,并用冰袋置于腋下、腹股沟处冰敷,通过物理降温的方式进行降温,但患者血压偏低,禁用酒精擦浴。同时加强抗生素的使用,马斯平1g加生理盐水40ml每6h静推。每30min测量体温1次,至体温降至39℃以下,改为每2h测量1次。患者是中枢性高热,各种降温措施效果不理想,应做好解释工作。
2.3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患者的病情多次发生变化,笔者应严密观察神志、瞳孔及体温的变化,并做好护理记录。准确记录24h出入量,严格控制滴速30滴/min,遵医嘱使用甘露醇、速尿等脱水剂时,注意观察小便的颜色、性状,定期检查尿常规及肾功能、电解质,防止肾衰竭。患者的血压不稳定,使用升压药物时,应注意配制升压药物剂量的准确性,每小时测量血压,并做好记录。随时观察患者自主呼吸是否恢复,做好记录,以便于改变呼吸机的使用模式,及时拔除气管插管,防止气管黏膜长期受压,出现水肿、糜烂,患者自主呼吸于发病第3天恢复,这时应注意及时清理呼吸道,保持呼吸道通畅。为了加强营养,笔者于患者发病10天后置留胃管,这时应注意观察胃液的颜色、量,了解是否有消化道出血,定时鼻饲止血药物。每日进行口腔护理时,应注意观察有无真菌感染。
2.4呼吸道的护理患者于拔除气管插管当天下午3pm,出现呼吸骤停,立即在病房里进行气管切开术,笔者采用“丫”型气管套管,便于连接呼吸机。气管切开术后,吸出大量脓痰及胃内容物,同时自主呼吸恢复。在床边准备急救药品,呼吸机处于应激状态,准备气管切开护理盘、物品有:无菌手套、无菌纱布盒、无菌吸痰杯、无菌一次性吸痰管、无菌镊、无菌蒸馏水及气道湿化液。严格按照气管切开术后的无菌操作规程执行。
2.4.1病房内空气消毒室内保持一定的温度(18℃~20℃)和相对湿度(50%~60%),每班用84消毒液拖地,紫外线消毒室内空气,谢绝探视。
2.4.2内套管的消毒处理方法每6h清洁消毒气管内管,用流水彻底清洁气管内管。每次清洗后,应仔细检查有无异物,然后用0.5%戊二醛浸泡30min,用无菌蒸馏水冲洗后再放于气管套管内,放气管内管时动作应轻柔。
2.4.3气管切口的护理气管切开后,严密观察伤口有无出血现象,气管切开局部应保持清洁、干燥,根据分泌物多少及敷料的清洁程度决定换药次数。一般每天1~2次,被痰液浸渍的纱布随时更换,切口周围用0.5%碘伏消毒,每天2次。
2.4.4掌握吸痰技巧吸痰时取无菌吸痰管,动作宜轻柔,不宜插入过深,由深至浅,左右旋转,边吸边提,切忌在同一部位长时间反复提插式吸痰。每次吸痰管应更换,吸痰时间不宜超过15s,吸痰的次数应根据病情、有明显的痰鸣音,或是患者有剧烈咳嗽时而定。如痰较多时,可间断吸痰,待患者反应平稳后再吸。
2.4.5保持呼吸道湿润根据有关文献报道[1],湿化不宜采用生理盐水,而应用无菌蒸馏水。笔者采用三种湿化的方法:(1)雾化吸入,每次6h。雾化液的配制:无菌蒸馏水100ml加庆大霉素16万u、α-糜蛋白酶5mg、地塞米松5mg。(2)气道内滴药:每小时气道内滴药,每次0.5ml,湿化液的配制:无菌蒸馏水100ml加庆大霉素8万u、α-糜蛋白酶5mg、地塞米松5mg。空气干燥时,应增加气道内滴药次数。(3)湿化纱布的覆盖:用一次性注射器抽取无菌蒸馏水,均匀洒在覆盖于气管外口的湿化纱布上,定时更换。
2.4.6严格执行各种消毒隔离制度氧气管、气道湿化管、吸痰杯的每日更换,内套管每日定时清洁、消毒。吸痰管一次性使用,口腔内与气管内吸痰用物严格分开。每班用84消毒液拖地,用紫外线消毒室内空气,谢绝探视。吸引器的储液瓶每班清洁、消毒后,放入84消毒液,吸引器的连接管用84消毒液冲洗、浸泡、消毒,每周2次。雾化吸入用的螺纹管及雾化罐使用后,用84液消毒,每次使用前用蒸馏水冲洗以减少对患者呼吸道的刺激。气管切开护理盘,每班清洁消毒1次。
2.4.7气管封管的护理经过积极治疗,患者的神志清楚,生命体征稳定,肺部感染得以控制,患者于气管切开后1个月进行气管封管试验。因为患者曾发生过气管误吸,而气管误吸会导致封管试验的失败,所以应注意防范:(1)严密观察患者神志的变化,及时彻底的清除呼吸道内的分泌物,并注意观察分泌物的性状,是否有胃内容物存在。(2)注意观察呼吸、血氧饱和度并作好记录,必要时做血气分析。(3)在鼻饲时注意冷热适度,速度缓慢,并抬高头部30°,每次量不过200ml,以防止胃内容物反流,引起吸入性肺炎。(4)定时翻身拍背,鼓励患者咳嗽。(5)鼓励患者做吞咽动作,以便于可以进食少量的固体食物。患者在封管第2天,出现嗜睡,T38℃~39℃,呼吸困难,血氧饱和度80%,立即通知医生,放开气管封管、吸痰,吸出大量脓痰,因病情加重,封管试验失败。
2.5恢复期的护理患者长期带气管套管,不能说话,应做好心理护理,注意医护人员的语言行为,多与患者家属交流,如提供写字板、纸、笔,及时了解患者主诉。患者长期卧床,应加强基础护理。注意口腔的清洁,长期使用抗生素应观察有无真菌感染。加强皮肤、留置尿管的护理,因患者长期鼻饲流质饮食、大便失禁,应注意肛周的护理。加强肢体的被动功能锻炼,防止四肢变形,患者在卧床5个月的时间无口腔、泌尿系统并发症、肛周糜烂及褥疮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