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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里,将传播的路径抽象为两类——“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传播的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引喻,被认为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内拓展信息的一种模式,这是传统传播研究的一种重要思路;而凯瑞更为认同的传播路径是后者,他将“传播的仪式观”定义为“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提出传播实质上是一种通过符号来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
从本质上讲,国际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跨文化的交流是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国际传播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己方的价值尺度去评判他方的行为,常常会引发歧义、曲解,甚至造成冲突。
文化差异制约着文化交流的有效进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实际上就是克服文化差异的过程。国际传播中影响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一是传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物的判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这会影响到对新闻事件的取舍和报道中的态度;二是传播过程中会因为语言、文化习惯不同,带来表现方式和风格的不同,从而造成认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异,也会带来主观评价的多义性。
要建立一套适合全球的话语体系是十分困难的。任何国际传播都承担着弘扬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双重责任,同时还要克服传播的消极因素。目前,国际传媒通常采取两种态势: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实行本土化的传播版图扩张策略,不但内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实行本土化,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特点,提供不同形态、不同面孔、不同包装的内容产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心理。即以文化的融合来适应跨文化传播的原则要求,力求在全球化语境下报道世界。
事实上,任何从事跨国界传播的全球性媒体,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文化,成为“无国籍”的“世界公民”。任何媒体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独立生存,而且传受双方均处于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使得在许多情况下,对国际事务的评价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沟通与理解将会长期并存。
二、单向度的媒介帝国主义
加拿大经济史家、传播学家英尼斯于1950年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他没有给“帝国”下定义,而是将概念建立在传播媒介的性质偏向上,对历史模式做出了有深度的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媒介、传播、时间、空间、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都有各自的偏向。主导媒介的时间偏向表现在它对文化和制度产生的影响上。倚重时间媒介的文明固守传统,强调连续性,突出社会的黏合力,紧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传统。相反,所谓空间偏向的文明是:强调地域扩张,强调中心对边缘的控制,世俗制度发达,宗教体制薄弱,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区生活逐渐瓦解,甚至衰亡,个人主义盛行。
国与国之间不能不交往,然而这种交往并不总是平等的关系。以美国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依赖/全球系统论”(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认为,在全球系统中,所有国家通过交往而相互依存、联系,经济一体化将各种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经济力量的差异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总是利用自己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将一些不平等的新闻交流条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头上,并对发展中国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从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依赖。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国际网络。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导致了国际关系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因此,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动实际上便是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1971年,美国学者嘎尔滕提出的“中心-边缘结构”(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认为,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这种结构实质上是全球帝国主义的表现。
国际传播领域的帝国主义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传播、文化五个方面。其中,传播作为当今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围内信息交流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话语关系。在信息时代,传播科技的跨越时空特性使得中心国家能凭借雄厚的财力和科技成果,通过全球性通讯社来操控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从而达到新的殖民主义。最明显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边缘国家倾销传媒产品,形成了以单项流通为特色的媒介帝国主义。
中心国家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充当主角的表现形式有两种。首先,作为产品形式的国际新闻传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关於中心国家的报道;其次,作为国际新闻传播领域最大的传播者,在国际新闻输出和期刊贸易的数量上占据著中心地位。边缘国家由于没有占据全球传播系统的中心地位,任何产生于或关於这些国家的报道都得通过更多关卡的过滤,方能在国际新闻中聊备一格。
按照通常的分类法以及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新闻中心等因素,现在的“中心-边缘”国家划分情况是:美国、西欧(特别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为中心国家;其他欧洲国家(如瑞典、瑞士、俄罗斯)、亚洲的中国、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为半边缘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独联体的一些国家)则被划为边缘国家(Chang,1998)。
三、重构文明的全球化走向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写道:“地球是圆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摊平或铲平,全球化也正在进入继国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时代,即个人全球化时代。”
处于全球化时代,媒体将为人类呈现一个无比透明的地球,不同地域的距离将被极大地拉近,人们朝夕相处,不分彼此,合而不同,欣赏和关心着对方的文化和现状。这时,媒体将很难分清对内、对外,而是要具备人类共通的价值取向。
实际上,自全球化理论出笼之日起,西方学者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质疑。赫兹和汤普森认为,现代社会充其量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某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巧妙地利用技术进步,在制造贸易和资本流通全球化假象的同时,事实上拉大了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为自身积蓄着统治世界的力量。《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夫尖锐地指出,全球化是人们在兴致勃勃地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全球化便利时,面对斑斓世界所产生的错觉,其实它是政治家宣传的结果,全球化进程将永远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
全球化不是单极化、西方化、同质化,不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在每一个层次上,全球化都是一个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实现的目标。全球化不应该也不可能磨灭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异,更不能消解各个国家的。
全球化与多元化既是对立的两极,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历史进程。只有超越二元对立的僵化思想,寻找两极之间的平衡,才能创造一种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种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而不是武断地以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作为全球文化的中心或主导。
其实,广义的全球化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进程。全球化是人类文明重构的过程,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审视、判断、筛选和定向。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给自足走向世界市场,由相争、相搏走向多元一体,在各种矛盾对立中走向和谐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全人类的唯一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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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关氏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了中国学者的国际传播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使用模式来描述和解释传播现象。目前关于传播的模式已有数十个之多,但很少中国人提出的模式。由于国际传播比较特殊,不能简单的使用一般的传播模式,因而关于国际传播的模式并不多,较重要的有诺沃特尼(EricJ.Novotny)于1981年提出的“跨国信息流动模式”(Novotny1981)、美国美利坚大学著名国际传播学教授莫拉纳(HamidMowlana,曾于1995-2000任“国际媒体与传播研究协会”主席,现为该组织名誉主席)于1986年提出的“国际信息流动模式”等,②其中莫拉纳的“国际信息流动模式”具有代表性(见图2a、图2b)。“关氏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的崛起并跻身于国际传播研究的前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2、突出了国际传播的跨国界跨文化特点。国际传播具有跨国界跨文化的特点,但很少有国际传播模式能将这一特点既简明又突出地表现出来。在“关氏模式”中,两个大方框表示国际传播中有信息交流关系的两个国家或两种文化。与莫拉纳模式相比,关氏模式更突出地揭示了国际传播的这一特点,而且十分简明形象。
3、揭示了影响国际传播的国内外因素:同国内传播相比,国际传播要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如何表现影响国际传播的各因素,是各种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一个难题。莫拉纳模式突出了技术因素,并揭示了国际传播机构内部与外部的影响因素,但却忽视了民族文化、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关氏模式”弥补了莫拉纳模式的这些不足,它突出了政权和文化等国内因素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等国际因素的影响。
4、体现了国际传播的互动和反馈方面。同国内传播和同文化中的传播相比,国际传播的难点在于互动性差,反馈困难。但国际传播中的互动和反馈是存在的,而且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互动和反馈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以前的国际传播模式,包括莫拉纳模式,都忽视了国际传播的互动和反馈方面。“关氏模式”中的双向交流模式,将国际传播的这一方面体现出来。
5、反映了国际传播中的不平衡问题。两国之间的信息流动基本上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氏模式”中两国之间的双向交流,用粗细不同的箭头表示不同的信息流量,将国际信息流动不平衡问题表现出来。
总之,“关氏模式”更全面更完整地揭示了国际传播现象,有许多创新之处,极有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关氏模式”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关氏模式”虽然对以前的模式作了重要改进,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这表现在以下几点:
1、忽视了莫拉纳模式所强调的技术因素。国际传播的发展,尤其是国际大众传播的出现和发展,技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国际广播;没有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卫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国际电视和国际互联网。正因如此,莫拉纳将技术因素最突出的体现出来,将“技术轴”作为构成其国际传播模式的两轴之一,是很有道理的。可惜“关氏模式”丢掉了技术这一关键因素,尽管补充许多其它影响因素,但仍有因小失大,舍本求末之嫌。
2、忽视了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地位越来越高,已上升到与政治同样的高度甚至更高。③这是因为,国际电视和国际互联网等新的国际传播方式需要大量的投资,因此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不行的。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其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节目、书刊的出口贸易成为其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跨国传播公司迅速发展,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角色。西方国家文化产业和跨国传媒公司主要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而不是为了政治目的从事国际传播活动的。因此,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的因素异常重要。可是经济因素在“关氏模式”中没有得到足够反映。
3、过高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关氏模式”将政治作为影响国际传播的首要因素,认为国家机关在国际传播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在冷战结束以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在冷战后政府在国际传播的作用明显下降。这表现在以下方面:a、西方国家对东欧国家的政治广播是冷战时期的主战场,但在东欧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东欧政治广播大大减少了;b、国际电视媒体如CNN、MTV、HBO等主要是商营的,很少受政府操纵,虽然接收国政府可以对其入境进行限制,但随着微型天线和互联网的出现,接收国政府的控制也受到削弱;c、互联网是开放的媒体,政府是无法彻底控制的;d、冷战后东欧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媒体商业化和自由化,对媒体解控,其对外政治宣传也大大减少;e、跨国传媒公司的发展也削弱了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因此可以说,在冷战结束后,国家机关的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大大下降。而“关氏模式”仍将其作为影响国际传播的首要因素,已经有些不符合新的国际传播形势了。
【关键词】国际传播;英语强势;影响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用一种语言即英语相互交流和传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欢英语,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趋势和信息化浪潮,并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或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学家,那么你必须(至少学会)能够用英语进行国际传播。“英语语言的这种强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雪球,几乎无法阻挡”。[1]
一、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表现方式
首先,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表现为使用英语的人口数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用作第二语言。而学习英语的人数则更多。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10亿,另有15-20亿人口每天使用接触英语。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会较熟练使用英语。[2]
语言学家把上述使用英语的人口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把英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的人们,通常也是他们惟一的语言。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南非。第二类是指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人们,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或美国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的香港。第三类是指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与美国和英国没有十分密切关系。[3]
虽说把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口目前也要超过13亿(包括海外华人),但讲汉语人口多限于中国人和华人,外国人把汉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毕竟凤毛麟角。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增强,也出现了汉语热,但与英语热相比,还不能同日而语。
其实,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不但体现在使用的人口数量上,更多体现在英语的应用范围之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英语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等。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4]有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世界上有75%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都是用英语出版和的。[5]英语强势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中尤为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语曾替代英语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语言。但是随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20年中)美国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确立,英语的强势已势不可挡。据科学引用指数(SCI)的创始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教授对1997年全世界几千份主要科学期刊调查发现,1997年全球共发表925,000份科学论文,其中95%是用英语撰写,而且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半是由来自英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也即有一半的论文是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撰写的。英语的强势可见一斑。[6]
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在我国也较为明显,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国英语媒体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到目前为止,我国以传播新闻为主的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外语电台、9家英文日报和周报、10家英语杂志和9大英文网站。这对于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已足以显示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语言的重要性。[7]上述的统计中还未包括全国各地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报纸。
除英语媒体的发展外,中国的英语学习人数之庞大也足以说明英语强势的影响。据估计,我国约有3亿人口在学习和使用英语[8],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英语热,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我国英语热的出现与国家的开放政策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更是如此。现在,我国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学生必修英语,从2001年起,还要求在有条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9]。英语也是我国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还是提拔干部和晋升技术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人的英语能力还可以决定他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化人才的标志。
二、国际传播中形成英语强势的成因
英语语言的强势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语还只是英格兰的“下等人”所说的语言到1500年以后,现代英语才开始形成,主要指英语已拥有相对稳定的拼写、发音和词义[10]。但英语真正作为国际性语言的出现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语的国际性地位。
1.从宏观角度讲,英语强势并非语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语强势在国际传播中的出现并非只是这种语言本身的强势。正如牛津大学教授琼·艾奇逊(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样,一种语言的成功或失败与语言的内在特性并无多大关联,而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关系。[11]
就英语而言,这一点最明显不过了。在18-19世纪中,工业革命使得大英帝国的影响力开始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英语也随着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士兵和商人开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语言的目标迈进。英语不光在英国的殖民地使用,就连非英语国家的外交谈判也用英语进行。1940年,德国和日本两国在商议建立反英美的联盟时,两国的外长(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语进行谈判。[12]
不过,无论英语的适应性有多强,也不管英语势力曾覆盖多大面积,目前英语的国际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战以后讲英语的美国的大国地位。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意识到大英帝国的没落不可避免,于是设想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随着全球影响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转移,一种新的英语(美式英语)在全世界流行[13]。美式英语的流行与英式英语稍有不同:美式英语主要不靠政治和军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体市场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广,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现了“可口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的术语来描绘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
除上述原因外,20世纪末,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种“国际性”的通用语言,于是,英语语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为首选目标。
2.从语言层面讲,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与英语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关联。首先,英语与印欧语系的所有语言都有联系。对于东方人而言,英语也许会很难。但对于西欧人、俄罗斯人甚至伊朗人来说,英语也许不那么难学,因为他们会发现英语的语法和词汇与他们的母语有相似之处。
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英语又独具“世界语言”的特性,即英语的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尽管英语强势源于英国和美国英语,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国家把其列为官方语言。同时,英语虽然词汇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至少有50万个单词,比德语(近20万)和法语(10万)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个英语单词就可以用英语有效交流。
此外,英语能允许非英语人士进行“本土化”,创造出适合他们的英语,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西式英语(西班牙文加英语)、日式英语(日文加英语)、克里奥耳语(西印地语加英语)、甚至法式英语(法语加英语)和德式英语(德语加英语)等[14],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现的“洋泾浜”英语。总之,英语的强势表现为其“能容忍非英语人士用蹩脚的英语使用英语”,进而使他们觉得英语的便利性和亲近性[15],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语的这些“世界性”当然与其文化价值体系有密切关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价值观能更多地鼓励创新、能容忍“异己”。也许正因为如此,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现在美国,他不太可能出现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东方国家。
其次,英美媒体强大的市场化倾向和技术强势也足以使英语在国际传播中占主导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效应”和“硅谷现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包括英语媒体、电影等娱乐产品;后者主要是指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在世界的风靡必然导致产品所包含的英语语言流行到全世界,这些产品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当然也会帮助英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取得强势。
最后,英语强势的形成还因为现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数已以英语语言形式出现。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献是用英语撰写的。要把这些文献转化为其他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如世界语、汉语或德语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语的强势的形成就成了一个轮回逻辑:英语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本来已经具有世界性了。[16]
、英语强势的特点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三大特点。
1.首先,英语强势的实质是讲英语国家的强势。这在英语国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语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语也只是对美国在世界格局中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语言虽然还被称为“英语”,但它携带的内容却是美国文化。[17]
2.这种英语强势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时期内较难改变。非英语国家可以选择顺应这种强势还是拒绝,但无法阻挡这种英语强势的出现。
3.由于语言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等领域是紧密相联的。英语语言强势必然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上的强势。也就是说,英语强势不是简单的语言世界性的问题,它会通过其强势地位运用各种手段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产生影响。
四、英语强势的影响
英语强势的影响像把双刃剑。它们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同时出现,即一个看似是负面的影响往往也会伴随着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这一点不但适用于非英语国家,也同样适用于英语国家本身。
1.对英语国家的影响
对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而言,英语强势所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正面、有利的影响要多于负面、不利的影响。首先英语强势使得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强势进一步强化,这些强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强英语的强势;其次,英语强势还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国民自然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使他们觉得作为英语人口的荣誉感。从长远讲,这是英语强势给英语国家带来的最大好处(或有利影响),因为这会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一种高昂姿态并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当然,这种优越感和荣誉感在各个英语国家中的表现程度也会有差别,实力最强的美国可能表现最为强烈。
但是,这种强势所带来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有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数英语国家的国民没有兴趣去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较少关心国际新闻,也不想学习外国语。据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其他语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中,只有9人毕业,而英国是欧洲使用语言最单一的国家。这种惰性使得他们会越来越封闭,思维方式也会逐步僵化。[18]
此外,英语强势及其普及性也会导致英语的变种,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这种变种不但会引起某种语言交流障碍,同时对英美两国的英语语言本身也产生了影响。《金融时报》指出对英语的真正挑战来自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因为目前这些人口不但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英语母语人口,这些人口人数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长。该报预言这种情况必将对英语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19]
2.对非英语国家影响
英语强势给非英语国家带来的影响可能与英语国家正好相反,其负面不利的影响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响。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流,但是语言并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身份的标志。面对英语强势的不可抗拒性,许多非英语国家觉得无可奈何,但对英语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又表示担忧,因为这些文化入侵所带来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这些殖民宗主国过去炮舰政策的延续,只是现在殖民的手段相对文明了一点。[20]
尤其是对那些少数语种和民族而言,英语的强势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意味着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语言的消亡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只是现在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说到本世纪中有一半的语言会消失,而有人说是90%。[21]
对于那些也想成为语言强国的非英语西方国家(如法国)而言,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更为明显。现在,法国尽管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来推广法语文化,但是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语的衰落仍到处可见。法国的科学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要么用英语发表文章,要么说着法语默默无闻地死去”[22]。
于是,非英语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现代化,还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会对于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变化。从目前情况看,能否成功地走出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有效处理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问题。
3.对中国的影响
英语强势对我国来说正面和负面的作用都有。从正面角度讲,英语强势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语在我国的大范围的普及,从而有效提高了我国国民的素质和国际化程度,改善了我国与世界接轨的软环境。试想:如果在过去20年中没有英语这座语言桥梁,我国改革开放的结局会怎样?如果我国不引入英语强势,不重视英语学习,不把英语水平与接受教育、晋升和就职等方面挂钩,那么过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英语热:从新概念英语,到3L,到《走遍美国》,到疯狂英语,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英语经济”,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国莘莘学子赴国外留学,也不可能出现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语媒体。
总之,没有20多年来对英语强势的有效吸收,就没有我国现在具有初步国际化程度的大环境,而没有这样的大环境,我国要能够加入世贸、申奥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能把英语强势处理得当,只把英语当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们就能用较少的成本较快发展本国现代化,缩小落后的时间,为尽快进行“赶超”打下基础。
当然,许多中国学者对目前的英语强势和普及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表示担忧。199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技术进步和当今世界发展”研讨会上,他们认为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语言的强势必然会触发文化强势,从而产生新的不公正。[23]
这种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语在汉语中的渗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口会说出WTO、PNTR、APEC等英语缩写,仿佛说自己家乡话一样。年青人中更是满口TOEFL、GRE、NBA。即使你问一位老太太去医院干吗,她会回答:“我做CT”。
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认为这是汉语的奇观,奇在没有任何红头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英语单词会如此自然地出现在汉语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为何义但照说无妨。[24]
那么,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在带来积极作用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负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对汉语甚至我国文化可能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本文认为首先我们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正如陈原教授所说的那样,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从来不怕异物的“入侵”。任何语言都不是自给自足的,时不时会搀杂一些异物才能丰富和发展自己。[25]从另一个角度看,汉语在英语强势面前能够有效吸收众多的英语单词,正是汉语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现。因此,面对英语的强势和我们汉语的弹性,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满怀忧虑感。
语言如此,文化当然也如此。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之所以能源远流长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过英语强势必然会影响我国的文化。但是,从长远讲,我们如果能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文化也一定会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更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五、结束语:英语强势的未来
在英语强势之前,其他语言(如拉丁语、世界语、法语和德语)也曾出现过强势,但是随着讲这种语言的国家影响力的下降,这些语言的强势已经不复存在,有的甚至已经死亡。那么,英语也会沉浮吗?英语会像其他语言一样出现颓势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然其他语言都会沉浮,英语也不应该是个例外。那么英语颓势的标志是什么呢?《英语的未来》的作者大卫·格雷多尔(DavidGraddol)认为科学技术是一大标志,他认为英语出现颓势的标志可能是当重大技术发现不断出现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时候。这个时候英语的重要性可能会大幅度下降。[26]
科学技术当然是一个标志,但笔者认为英语出现颓势肯定还会在其他方面(如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等)有所表现,毕竟一种语言的强势是靠其他强势来支撑的。事实上,英语国家公民中对国际新闻缺乏兴趣、对世界事务缺乏了解以及学习外国语言所表现出的“低能”都表明了这些英语国家(至少在这些方面)的不灵活性甚至僵化趋势。从长远来讲,这也许是英语走向颓势的开始,但是应该承认这一过程将是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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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heDominanceofEnglish:Collegesworldwideabandontheirnativelanguagesforacommontongue.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September8.2000.p.1.
[7]郭可:《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趋势和传播效果》,2002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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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hinaBoostsEnglish.21stCentury.March29.2001.p14.
[13]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88.
[14]《地道英语将不复存在》,《参考消息》,2001年3月29日第6版。
[15]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91.
[16][20]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