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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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参考文献：
第2篇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参考文献：
第3篇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 斯图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图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 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政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图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参考文献：
[1]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94.
[2]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19-120.
[3]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5）：2-7.
[4]侯鑫.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研究[D].天津大学，2004.
[5][美]马文・哈里斯著.张海洋，王曼萍译.文化唯物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3.
[6][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9.
[7]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06）：22.
[8]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0.
[9]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
作者简介：
第4篇
在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思想的演进中，我们发现:在中世纪之前，人确立了对除神以外的其他存在者的主体性地位;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主体性地位有所扩展，人已确立了对包括神在内的所有存在者的主体性地位。然而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主体性思想并不占统治地位，其统治性地位的确立，是从笛卡尔开始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由于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这种哲学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把自然界人为地分为主体和客体:人是绝对的主体，是自然的主宰者、征服者、统治者;自然界是客体，是为人的存在，是人所支配、处置的对象，它除了具有“消费性价值”之外，在人的眼中不具有诸如“生态价值”、“系统价值”等任何其他价值。也就是说，自然界整体及其自然物如果不是为了人而存在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存在着的无，它只有依赖于人才能获得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样，在自然界面前，人就成了不需要任何约束的高高在上、狂妄自大、为所欲为的主体，自然成了可以任人统治、践踏、宰割的对象。正是在这种对象性思维的统治下，自然不断地被征服、被掠夺并正在逐渐地走向终结。
二、以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西方管理是反生态管理
以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为指导，在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管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只看到了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都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忽视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纵观西方管理思想史，各种管理理论几乎概莫能外地聚焦同一中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泰罗的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工作效率，而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代替旧的经验管理，因此科学管理理论重点解决的是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提高生产现场的生产效率问题;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组织结构和管理原则的合理化，管理人员职责分工的合理化问题，以确保效率的提高;行为科学学派试图通过行为科学的研究，掌握人们行为的规律，找出对待工人、职员的新手法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新途径;管理科学学派的主导思想是使用先进的数学方法和管理手段，使生产力得到最为合理的组织，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决策理论学派以统计学和行为科学作为基础，力图在管理领域寻找一套科学决策方法，以寻找到实现最佳效益的最佳方案;社会—技术系统学派认为，组织不仅是一个社会系统，而且也是一个技术系统，只有把二者协调起来，才能解决组织矛盾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西方管理思想的终极旨趣都是为了追求本单位经济效益、利润的最大化，而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自然的破坏和影响，没有考虑到自然的生态价值和生态平衡问题。这种片面追求效益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联的管理是当前迫切需要反思的。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人们皆自觉不自觉地在行为上忽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管理学家指出各行业中管理工作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为了实现本单位的既定目标，通过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进行着任务、资源、职责、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协调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现代管理实践仅仅是为了实现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目标，在社会系统内部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排除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在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指导下，西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组织和组织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这就使组织形成了以片面追求效率为核心的功利的、反生态的管理观。这样，西方管理理论对人掠夺自然的事实视而不见，在客观上放任和加速了这种掠夺的进程，从而造成了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危机，这种危机本质上就是人的生存危机。因此，为了人类的永续生存，用一种新的哲学和管理理论来指导管理实践，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这种新的哲学就是生态哲学，新的管理理论就是生态管理理论。
三、生态危机时代需要生态哲学指导下的生态管理
哲学具有时代性，任何哲学都是其时代的产物。生态哲学是以生态世界观为基础而构建的新哲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主体性哲学所尊崇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新哲学，是以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为基础的整体论哲学。生态哲学是一种整体论的生态世界观。一般认为，世界由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所构成。而社会是人的社会，思维也是人的思维，因此世界就是由自然界和人所构成的世界，世界观就是关于自然和人的总的看法和态度。生态哲学所坚持的生态世界观在对人、自然的态度上坚持整体论、系统论的观点。人作为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一员，是自然界高度发展的产物，但人无论怎样特殊，都与自然具有同一性，其生存须臾离不开地球生态系统整体平衡所提供的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充足的食物、清洁的饮用水等。目前，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终极原因就在于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没有把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而是把统一的自然界人为地割裂开来。生态管理就是在生态哲学的指导下，合理吸收生态学、系统论、经济学、管理学、现代技术科学等学科知识，反思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在管理理念和管理目标上，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维护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的前提下，实现人的可持续生存。生态管理的内容十分广泛、庞杂，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从不同的视阈进行研究，可以构建出不同的生态管理理论体系。从国内的研究状况来看，以“生态管理”为关键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都很少。笔者才疏学浅，暂无力构建系统的生态管理理论。这里，提出几点有关生态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一，实行生态管理，要坚持整体论的管理观。
由于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基础，因此为了人类的生存，必须更新管理理念，重新审视现代的片面追求利润、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管理目标，把维护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作为当代乃至未来管理的基本理念和目标，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等都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理念和目标。今天的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领导者，必须从忽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现代管理理论中“超拔”出来，充分认识到现代管理理论及其指导的管理实践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危害，认识到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人类就将走向不归路。
第二，实行生态管理，关键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是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不同的自然物不仅具有供人消费的“消费价值”，而且具有维护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的“生态价值”，这两种价值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然而，这两种为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价值却是正相反对的:对于同一自然物来说，实现它的“消费性价值”，就必须牺牲它的“生态价值”;而实现其生态价值，又无法实现其消费性价值。面对这种窘境，人类只能有一种选择，即必须对人类改造自然的管理实践进行必要的规约和限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从而保证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保持，是人类管理实践活动的底线。
第三，实行生态管理，各国应“各行其是”，并且积极进行国际合作。
第5篇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第6篇
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学科，其终极目标在于重置人类对与自然关系的前提支点，自然是将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予以一定程度的扬弃，但并非一味地回到过去的自然主义，而是构建一种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框架，并形成一种用以取代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从以规模化工业生产对自然界的“失度转移”转变为以文明、集约、高效的新型工业生产方式对自然界的“限定性改造”与“适度性反哺”相结合，这是一种文化转型，而环境伦理学在其中的应用既有反思的元初性，又有思考的针对性，更有改革的实操性。从这个意义来讲，环境伦理学在促动工业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其内核深层始终在努力协调“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各执一端、非此即彼的价值冲突，而确保一种适度的、既发展传统又否定后现代的文化构建思路存在。民族地区作为工业生产方式的相对滞后区，在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巨大矛盾张力方面不仅不滞后，反而以一种“溯及案例”的形态凝聚为一个社会问题。因而，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构建不仅同样刻不容缓，反而更加需要环境伦理学视角的自觉介入和理性推进。
二、基于环境伦理学视域的民族区域生态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一）工具理性的“去生态性”效应
因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决定了在工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往往容易缺少足够的反思，受经济增长、城镇化、脱贫致富及相关政绩愿景的驱动，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将工业生产方式全盘引入，并在短期内构筑成的相对完整的工业生产系统，加之少数民族地区因缺少开发而固有的丰富的工矿资源，决定了该地区工业生产系统实现了对自然生态系统高速的“过度转移”。出于尽快实现全国统一的工业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少数民族地区在工业生产开发自然资源方面自然少有考量，一切以经济增长为最高判别标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西南、内蒙古地区丰富的林地、草原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土地沙化现象严重。对工业化缺乏顾及的全盘引入，体现了建立在工业生产体系基础上的工具理性，即将工业生产视为实现有用性、最大功效的唯一路径，而将发展视为单线程的经济指标增长和人的功利目标实现。以工具理性引导下的生产方式，必然是以毫无节制地迎合现有生态资源的“失度转移”，不假思索地以促动高速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为己任，从而形成了“工业财富登场、生态资源谢幕”的去生态化效应。
（二）现代主义的“去民族性”效应
少数民族地区之所以保留着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与少数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落后于汉民族地区，在内地工业化基本完成之际，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还停留在农耕、游牧阶段，而这种特有的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构筑了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与风情。可以说，当代少数民族风情文化具有一定的“考古再现”价值，是研究任何民族族群曾经建基于前工业生产方式之上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面貌的活化石。而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朝阳产业———旅游业，也是主打两大品牌，一是自然生态，一个是民族风情，而这两个品牌往往是共生共荣、互相交融的资源结构，少数民族独特的风土人情、习俗文化和精神面貌也确保了生态文化的个性和民族性。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讲求的是整齐划一、标准规范，为求高效率和高效益而忽视个性，在以技术上的对自然资源“失度转移”的同时，又在思想意识上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的标准化改造，脱离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而失去生命力。这种建基于工业文明的现代主义的自负，以压倒性的态势对少数民族区域生态文明体系中的民族文化属性进行干预、消解和驱逐，也正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反思内容之一。
（三）功利主义的“去文化性”效应
工业文明有着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体现在对物质利益的无止境攫取、物质欲望的自觉培养和满足上。相较而言，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力量的多形式体现，表现为一种长期、稳定而滞后的物质利益产能模式。这也就决定了现代社会文化在物质利益面前的非独立性困境，即文化的价值已经消失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自我把握、本质力量对象化之中，蜕变为刺激消费、迎合市场、拉动内需的动机要素。在全国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区位中，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要服从战略性布局，要在统一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规划上贡献出自己的多类型资源，以支持全国化的工业生产，这里就包括独具特色又亟待呵护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而在工业生产的视野中，通过转移资源、生产产品、创造利润等一系列环节实现功利价值，自然就将代表少数民族精神本质的民族文化也单纯地视为产品或者是消费动机，将这种文化更多地赋予了物质和功利的属性和效能。比如，西南少数民地区独具魅力的歌舞，虽然通过现代化的营销模式扩大其在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收获的巨大经济效益足以用于改善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并为其文化业态的延续和发展确保了资金支持，但代价却是纯质态的民族文化基因遭到了工业化异变而成为一种橱窗化商品，其自身固有的文化属性也慢慢退场，代之以深层次的商品观念和营销逻辑。又如，很多参加青歌赛的西南少数民族歌手，取得名次后被收编至部队文工团，经过正统训练后，包括演唱风格、作品内涵，均丝毫看不到原生态的意味，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体现着少数民族独特个性的“敬畏自然、万物有灵”的生态文化的典型的失落。
三、民族生态文化建设的环境伦理学视域构建路径
（一）立足生态事业与产业
民族生态文化是社会意识，它所竖立其上的社会存在，即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生态建设，包括生态事业和生态产业。环境伦理学并不是一味地、不加节制地反对现代化，更不是拒绝、停滞工业化生产而退回到农耕时代，而是扎实深入工业化过程中人类生产行为与生态资源之间应有的对象化、非对象化关系，自觉地诊断并克服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构建符合新型的、集约工业生产方式以及工业反哺生态、复归生态的文明类型。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就要推进国家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政策性保护和资金扶持，并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支持生态视野、协调现代经济发展与民族区域生态资源平衡的最佳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生态循环经济。生态循环经济倡导的循环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完全符合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要求，有助于民族地区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把依赖资源消耗的传统线性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循环的经济发展，使民族地区走上发展循环生态经济的轨道。应大力扶持民族特色发展低碳特色产业，立足少数民族的族情、地方区域的区情和发展现代集约化经济的商情，选择适合本民族区域特色和实际的低碳特色产业。这种循环生态产业立足的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目标，往往是在维护和优化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使少数民族获得发展，人民获得实惠。而这种产业模式所奉行的也正是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积极反思”价值理性的表现，即并不是把生态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将生态建设与克服贫困融为一体，形成真正的可持续的经济与生态双赢。
（二）立足文化事业与产业
针对现代工业生产对民族区域生态资源尤其是文化资源的“去文化效应”，就要站在文化重建的高度上，推进国家对民族地区极富民族生态个性的资源进行保护、合理挖掘并进行品牌宣传、营销，使其保留文化业态的形式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点。因建基于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历史与内地的巨大差异，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发生的生态文化往往奉行的是一种人类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从文化层面上表现为保护环境、敬畏自然的生态思维及其文化意识，这一点在其伦理价值层面是与现代生态伦理价值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文化基因在少数民族当代生态文化构建中往往能够起到正确引导、积极促进的作用。少数民族往往是歌舞之乡，、新疆、内蒙古、云贵川等都是输出歌舞文化的特色区域，而这些歌舞文化都有着天然、直接而弥久的“回归自然、崇拜自然”的朴素生态文化观。因此，可以通过现代文化产品生产、营销的手段，将少数民族歌舞文化进行适度的、保存其生态文化内质的包装，从而辐射全国、国际，继而通过实有的产业、市场手段将相对符号化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行实体化、流行化和日常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发扬并总结少数民族文化中优秀的生态观念和意识，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合理而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及生态文明的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提供鲜活生动的文化氛围。国家各级文化管理部门也应确立文化产业的政策倾向性，强化宣传教育，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把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每个方面。
（三）生态民族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
第7篇
摘要：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态伦理道德属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的范畴，自然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外在的附加任务”。所以说语文教学在环保教育方面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大有作为，是培养学生良好生态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就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开展生态伦理道德教育谈点粗浅看法。
关键词：语文教学生态伦理生态道德
一、教师思维方式的转变及文本解读方式的变化
语文教师思想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作为语文教师，应该率先树立自己的生态意识。教师自身对生态文明、生态文化、尤其是生态文学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这样才能把研究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而不是只有感性的认识。因此教师必须多读书，广泛涉猎国内外生态文学范畴的著作及最新研究性成果，大量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用一种全新的生态意识去观照中学语文教材，然后在教学中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去贯彻这种生态意识。
二、以教学活动为契机引导学生主动树立生态意识
1.开展以环保为题材的写作训练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环保题材的作文及其他语言表达训练非常多，如“我与自然”、“保护我们的家园”、“生命之水”“拯救地球”等等，教师可以以此为契机，抓住一些典型的习题进行有效的引导，从中不仅可以品味到文字之美，而且使学生对于环保问题在思考中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
如学生写作的节约用水公益广告：
水是生命之源，请大家节约用水。--------王瑜
主啊，让龙王感冒吧，打几下喷嚏吧。----刘诗豪
又如学写中央一台的广告语“我喜欢小草笑、我喜欢松鼠笑、我喜欢爷爷笑。”积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还有为保护环境写警示语，如，“我怕疼”、“我们是朋友”等保护草坪的警示语。“共建美好家园”、“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绿色生态”等警示语。
我县地处猫儿山生态景区。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动植物的王国和物种基因库，是漓江、资江、浔江的发源地，连接着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素有“漓江的心脏，桂林山水的命根子”之称。我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生态资源，在学生中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指导学生围绕“保护猫儿山，呵护漓江源”这一主题进行了系列写作，参加 “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生态文明”“猫儿山GEF杯”中小学生作文大赛，学生均获得了奖项。其中，唐凌云的《绝唱》获特等奖，李星星的《天问》获一等奖。
2.开展以环保为话题的演讲、辩论活动
我校每年都举行纪念“五四”运动演讲活动。今年的主题为：“爱家乡，争做文明小卫士”。通过演讲学生进一步受到教育，增强了热爱家乡的情感，也坚决表示爱护环境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环保意识深入人心，演讲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班曾举行过以“环保”为主题的辩论赛，
辩题一：西部开发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哪个更重要？
辩题二：三峡工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学生通过收集资料，在辩论中既指出三峡工程利国利民的优势，又看到了大坝造成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100多万人大迁移，肥沃的河岸土地被淹没；珍稀濒危物种可能面临灭绝的威胁。在辩论中，学生充分认识到了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密切联系，在不知不觉中确立了生态意识。
3.举行生态文学类读书及摘抄交流汇报会
语文教学离不开阅读教学，除了阅读课以外，我们鼓励学生课余广泛阅读。为了使阅读更有针对性，我们特意给学生规定了阅读几大类别，如经典阅读、时尚阅读、杂志阅读、报刊阅读，就内容分文学类、史学类、艺术类、美学类等，开设了几大专题：亲情、环保、哲理等。其中在有关环保的文学类经典阅读中，我向学生推荐了一些经典的权威著作，让他们摘抄自己喜欢的句子，交流内容与感受。如“当人类自野蛮踏过了文明的门槛时，他从一个混沌的自然世界，迈入了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于是那些原先与他生命相依存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渐渐地变得与他相疏远、相隔绝了。
阅读体验：比喻手法的运用形象表现了人类与自然相脱节的二元对立学说。“大自然全幅生动的山川草木、云烟光色，跟人类的生命绝不是不相干的存在。每一片飞花，每一线星光，都在提醒着人类的心灵与宇宙的关系。任何一个真正在大自然山水中受过感动的人，都理解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论：每一片风景，都是一种心境。”
第8篇
关键词： 动态问题 三重生态 理论引用 尝试教学 初中数学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良好思维品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三重生态”理论中得到的启发运用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探析初中数学动态问题的教学策略，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有效性的目的。
一、“三重生态”理论的阐释及对教学的启发
在“三重生态”理论阐释中，其主要包含三个动态因素，即自然生态、类生态及内生态。所谓自然生态就是维持每个人生存的物质资料，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所谓类生态就是人们生活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内生态则指的是每个人内心得以栖息的居所。专家认为：每一个不同的生命体都处于三重生态的相互作用中。综合来看，自然生态和类生态最终反映内生态，并通过内生态表现出来。其实，课堂教学也在三重生态关系的作用下呈现不同面貌，取得的教学效果也是各异的。
“三重生态”理论应用于几何数学则表现为用运动的观点看图形的变化，具体特征为探索点、线段、面或几何图形运动中的规律，这些元素在变化过程中相互转化，最终实现有机统一，科学阐释数学问题由“变”到“不变”、由特殊到一般及变繁为简的辩证法思想。这种理论涉及数学领域的概率论、几何等众多知识，并蕴含数形结合、函数方程、有效转化等极其重要的数学思想，因而此类问题更具综合性和开放性。由于此类包含动态思想的问题符合新课改的课程要求，因此数学问题中设置动态问题是数学考试中考查学生数学思维的重点。素质教育崇尚学生自主性的发挥，上述提到的初中数学中的动态问题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出较高要求。本文将以“三重生态”理论为基础，多角度阐释解决上述问题的科学方法，进而研究这类问题的有效教学策略，有利于教师更好地找准教学方向，也有利于培养学生较高的解题素养。
二、利用“三重生态”理论尝试解决初中数学动态问题的教学策略
从长期课堂教学实际情况来看，学生对解决动态性数学问题没有比较成熟的思路，考试中这类题目的得分情况不是很乐观。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此类题目本身难度系数较高，二是在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三重生态”理论没有得到恰到好处地应用，在师生中没有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自然生态元素作用不明显。
数学动态性问题重在描述题目中涉及的基本元素的变化和运动过程，为了让学生能直观清晰地理解各项元素的变化规律，我们需要在学生脑海中创设具体的情境。
2.类生态元素作用不明显。
在解决动态数学问题的过程中，教师的教学通常会陷入一种固定的、单一的模式，即对学生的思想培养缺乏一定的关注，从而导致学生形成思维惰性，习惯按照同一种思维方式思考问题。长此以往，如果学生接触的题型种类有限，这种思维定势将更明显，当遇到新题型时，思维转换速度和敏感度都将急剧下降。尤其对于一些需用新方法解决的“旧问题“，学生通常会根据以往习惯和模式解决问题，以至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懒于深究问题背后的原理。类生态元素未发挥良好作用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即学生并未用心体会点的运动和变化规律，也没有认真分析动态数学问题的实质，从而只能按照既有经验思考和解决问题。
3.内生态因素作用不明显。
内生态因素主要表现为学生觉得所学内容很有难度，且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学生所做的习题往往是一大堆字母、图形、数字的组合，很难让学生产生兴趣，所以教师应在设置题目时，选择趣味性叙述方式，并尽量让学生在解题中体会成就感，让其意识到所学内容是很有意义的。
三、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1.深入理解动态型问题，发挥自然生态元素的作用。
尽管动态型问题复杂多变，但有其自身规律，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两大规律。
（1）无变量条件：无变量元素的问题基本都是较简单的几何问题，运动变化形式基本围绕点、线、面展开，主要考察运动中的规律性。例如，在解决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相似三角形，或平行四边形、等腰梯形等问题时，在无变量的前提下，解题方法都相对简单和固定，主要采用相似或全等等规律。
（2）有变量条件：如下图：P在等边三角形ABC的AC边上运动，AC=6，P从点A向点C运动，Q是CB延长线上的一点，以同样速度由B向CB方向运动，过P作PEAB于E，连接PQ交AB于D。当∠BQD=30°时，求AP的长。
此题主要运用到直角三角形的知识点，根据题目已有条件，易判断出∠QPC是直角。根据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当∠BQD=30°时，QC=2PC，设AP=x，则可以得出方程：6+x=2（6-x），解方程即可。可以看出引入变量元素后，题目变成综合型。综合型问题通常包含函数、几何等多个知识点，因而难度系数较前者大，考生在解决此类问题时应具备综合型思维。
深入解读题干要求，合理分析图形，应成为学生解决动态数学问题的必要步骤，这是对“三重生态”中自然生态元素的科学注解。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题目要求，并从中探索出一般的规律性东西。学生需要重点理解的因素有：图形中运动的元素、运动的特殊点，进而将其转化为一个点的特殊运动过程。
2.引导学生体会解题思路和数学思想，发挥类生态作用。
在具体指导学生时，要确保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避免“背答案”。只有学生真正掌握解题思路和数学思想，才能彻底掌握这一题型。
如初中数学动态型问题的解决需要学生提高内在修养及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数形结合”和“分类讨论“两方面的能力。根据这一特点，教师可多寻找一些需要运用到这些能力的题目，开展针对性训练。
如下图，在正方形ABCD中，AB长度为6厘米，M点从A点出发以单位速度沿直线向B点运动，与此同时，点N也从A点开始运动，运动路线为AD―DC―CB，速度为6cm/s。设AMN的面积为y（cm■），运动时间为x（秒），则y与x的函数关系式是（？摇？摇？摇？摇）
许多学生见到这种问题就觉得无从下手，其实运用“数形结合”和“分类讨论”两种方法是很容易解决这一问题的，由题目易知，从N点正好能走完折线AD―DC―CB，根据分类讨论思想，可将AMN的面积计算情况分为，在AD、DC、CB三条线上的三种情况，并根据数形结合的思想，写出每种情况下AMN的面积计算公式，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3.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发挥内生态元素作用。
教师要善于创设情境，将学生带入情境，使他们感受到动态问题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
如这道题我用两个小虫子代替P、Q点，这道题立马变得有意思：两个小虫子小P和小Q同时发现了A点的实物，此时，他们与食物的位置呈三角形ABC，小P离食物的距离是20cm，小Q离食物的距离是12cm，已知小P的速度是3cm，小Q的速度是2cm，请问两个小虫子立即沿最短路径奔向食物，问：小P和小Q何时与食物成等腰三角形。
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使得整个题目令学生眼前一亮，解题过程变得趣味化，能够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使得学生意识到所学的内容是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综上所述，课堂教学活动应将激发学生的内心感受作为重要考量，而不是单纯地说教。“三重生态”理论中内生态元素是其他两种元素的落脚点和归宿点，意味着任何形式的教学活动最后都是以服务学生、开发学生潜能、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为出发点的。长期的教学实践使我深深明白教师担负的职责是多么重大，使学生充分参与教学活动并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特体验是多么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第9篇
关键词：生态学；理论问题；应用性：设计
一、生态学的教学地位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既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前沿性强的学科。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利益，但同时加深了人口、资源、环境间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客观上要求生态学承担起协调人地关系的重任。
生态学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基础之～。生态学研究内容深入而广泛，理论内容丰富复杂，指导性强。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把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实践化、生动化，实现意识形态的灌输与实践能力培养的双重效果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教学对象无论是未来的教师，还是生态系统的管理者、实践者，都应通过生态学的学习形成高度完备的生态观、科学的管理观与可持续的开发利用观。
生态学是与其他学科具有广泛交叉的活跃学科。生态学理论、技术、方法的日新月异，从生态学教学与应用领域而言，已从传统的生物学科渗透到包括社会、经济等非自然科学领域。本研究以地理学科体系下生态学教学内容的科学建构为目的展开研究，旨在地理学人才培养体系中充分发挥生态学的作用，实现人才培养效益的最大化。
二、生态学理论问题的表达特点
(一)重视分层表达
生态学研究层面多，内容广泛。其研究对象包括分子一细胞一器官一个体一种群一群落一生态系统一生物圈等几个层次，且以各层次研究的生态学进行独立表达。因此，教学中应注意强化理论问题系统性、逻辑性及其理论问题的内在联系。
(二)重视模型表达。在地理专业的生态学的教学中侧重于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生态学的研究。对不同尺度的研究内容用数学模型对事物的变化及内在关系进行科学的表达更容易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但应加强模型的生态意义与应用性的阐述。
(三)重视结果表达。生态学各研究层次中均有重点和难点理论，目前，多数生态学教材对理论问题的表达偏向强调结果，而对内在机制分析不足。因此，教学中应注意过程及内在机制的分析。
三、生态学理论问题的应用性设计探讨
(一)种群的动态变化问题
种群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种群的动态变化，该问题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其中，在讲种群的逻辑斯谛增长规律的应用时，我们例举了人口数量与地球的承载能力的关系的三种变化模式：
第一，理想模式：指人口数量按指数增长，缓慢的以“s”型曲线增长，并以渐近线的形式接近人口承载力“K”，这种温和而非过激的增长不会造成对环境的伤害，是理想的发展模式。
第二，不理想模式：指人口数量的增长先超过地球承载能力，然后又由于资源环境的胁迫而降到承载能力之下，再经波动后接近承载力K，最终人口数量才趋于稳定，是一种动荡的、波浪式的增长。
第三，极不理想模式：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增长情况，即人口数量的增长远远超过地球承载能力K，致使生态系统中的某些要素受到严重破坏，从而导致承载能力下降至较低的承载能力K’，人口数量也迫降到K’容许的新的地球承载能力。
对该问题的分析，既揭示了种群J增长与S增长间的关系，又反应了人类种群管理乃至生物圈管理的深层次问题，实例恰当的应用与选择可以使知识得以深化、升华，让学生站在更高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问题。
(二)群落生态学问题
重点讲授植物群落的结构及其动态变化等知识。群落生态学是农业、林业、畜牧业发展的必要的理论基础，在土地利用、自然保护等诸多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1 群落的空间结构
生物群落作为一个有机实体，它在空间结构上表现为群落的垂直分层现象和水平镶嵌现象的特点。以群落垂直结构为例，群落的垂直结构保证了生物对空间和资源的充分利用，促进了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提高。茶胶模式是对群落垂直结构理论的成功的应用，兼备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介绍茶胶模式是群落结构教学的基础，教学中更应重视的是对茶胶结构内在机制，及对群落垂直分层生态特征的分析，这样才能激活并引发学生更广泛的思考。
群落的生态设计问题。所谓生态设计是将系统中矛盾的事物转化为和谐一致的事物。群落中人类的需求与自然的给予间总是存在多种多样的矛盾，协调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这是生态设计的宗旨。如桑基鱼塘模式是生态设计的成功范例，他们将人与水之问的矛盾转化成人水之间的和谐。教学中我们提出了黑龙江省三江平原资源利用中的矛盾问题，提出了大庆地区水污染、水资源匮乏与环境需水量大等环境保护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形成一系列有创意的探讨。增强了学生责任意识与使命感。
2 群落的动态
任何一个生物群落都是一个动态实体，按动态变化的时间长度可分为：群落日变化、月变化、季相变化、年际波动与演替等。动态变化的现象是教材所体现的内容，我们将现象分析与生态系统管理联系起来则增加了学习的目的性、生动性与理性的升华。以日变化为例，结合植物生长特点，在温室、大棚的管理中，科学地利用植物在白天的光合作用能力同化更多的有机物，同时注意控制夜间温室温度减少植物自身的呼吸与代谢，以形成更多的净积累，达到提高生物生产力的目的，并要求学生举一反三的应用群落的动态变化规律指导生产实践，这样的教学可形成良好的互动。
群落演替顶极理论是群落动态理论的难点，在讲授三个顶极理论的基本内容时，引进了时间尺度的概念，这一概念虽超过了生态学的研究范畴(尺度为景观生态学中的研究内容)，但在揭示单元和多元顶极论间矛盾的根源问题上确有拨云见日、一语见地的功效。同时在讲顶极格局说时，让学生分析与三个顶极理论形成有关的群落性质思想的继承特征。使学生从根源上认识三个顶极理论的本质，把握三个顶级理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表1)，教学效果很好。
3 生态系统生态学理论
生态系统研究是现代生态学研究的主流。重点介绍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
(1)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生态系统作为以太阳能为能量基础的系统，它完全符合研究能量转化的物理学中的热力学定律。讲授中我们介绍了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及耗散结构理论。并通过分析推演将三个独立的理论有机的联系在一起。
特别是当介绍耗散结构理论伟大贡献时，将热力
学第二定律的局限性与耗散结构的创造性及二者的研究前提(孤立系统、开放系统)的本质差异做了很好的说明。耗散结构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成功地解决了克劳修斯和达尔文的矛盾。即退化与进化的矛盾。克劳修斯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一个孤立的系统会向均匀、简单、消除差别的方向发展。然而，我们所观察到的生物界的进化恰好与之相反，即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耗散结构的研究对象处于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区内的开放系统中。这个矛盾在明确了研究前提后得到了科学的解决，使两个根本对立的矛盾得到了统一。即在有足够的负熵输入的情况下系统会出现从无序向有序的方向发展，符合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耗散结构理论为研究复杂系统的演化，特别是研究演化中的突变行为，提供了科学根据。“探索复杂性”是耗散结构理论的重要任务，研究系统演化中的突变行为是系统研究中非常令人困惑的棘手问题，耗散结构理论则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堪称科学奇迹。如激光这一现象的形成很好地诠释了系统由无序到有序过程中的突变行为及系统发展中的阈限问题，这一研究使生态系统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巨大的飞跃。该问题虽是理论分析的延展，但教学效果甚好。
能流分析中生态效率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教材上直接给出几个基本的效率公式，这种表达方式学生不容易把握生态效率研究的重要性及意义，缺少亲和力，学生只能机械地记忆几个效率比值，知识得不到升华，鉴于此我选择了几个生动的例子讲解各效率公式，如以组织生产效率为例，变温动物的组织生产效率远大于恒温动物(蝗虫37％，鼠3％)，同样喂食蝗虫和田鼠50千克食物，蝗虫增重6.85千克，而田鼠只长0.7千克。那么，在以生产动物蛋白为目的的生产管理中，增加变温动物的生产有利于节约能量，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2)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在全球变化问题引起人的高度关注的情况下，碳循环成为全球变化中的研究重点。如何将这一问题讲深、讲透变得非常重要。我们采取了以机制探讨为突破口的思路。调动和引导学生用所学的地理学基本理论推衍全球变暖后全球大气环流形式的变化。由陆地降水分布、温度分布及水热组合模式，分析了在我国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条件下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生态后果，并结合玉米、水稻、小麦等大宗作物生长特性与未来新水热组合的气候特征间的关系，探讨和揭示了未来农业生产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对林业生产进行了全球变暖后正负效应的辨证分析。这样组织的一节课让学生学得主动，学得痛快，既是对已有知识应用一次实战检验，又是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的理性分析与思考。这样的教学设计教师讲的入境，学生听的兴奋，效果甚佳。
4 对概念的诠释及其应用性思考
以生物量与生产量为例，这是两个很简单的概念。教学中我们设计了几个开发学生分析能力的问题。如：以单位水体(池塘)为例，1)如何实现底栖生物的最大现存量?2)如何实现底栖生物的最大生产量(以年为单位)?3)在水产养殖中如何结合所学生态学理论对水体进行科学设计与管理以实现效益最大化?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只要不向系统外输出底栖生物即可实现。第二个问题则需要一个调查结果来说明，即水体中当有底栖动物的捕食者时，每年底栖动物的生产量是无捕食者时的17倍之多。这一问题也可结合逻辑斯谛增长规律进一步说明，即当生物的现存量在K／2左右时，种群个体数量NO较大，环境剩余空间也较大，根据逻辑斯谛增长模型：
dN／dt=NO×r(1－N／K)
这时种群的自然增长速度很快，应用在生产上则种群的生产效率很高。第三个问题则是一个涉及对水体生产结构进行生态设计的问题，包括对垂直结构的科学配置及对水生生物的适时捕捞，以实现PN／PG的效益最大化等。这虽是对简单概念的学习，但通过教学设计，即可极大地提升学生的认知与思考空间。
三、结论与思考
1 成功的课程内容组织与内容设计，不仅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更重要的是能开拓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想、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创造力，启迪学生的探讨真理，揭示规律的灵感。
2 科学的教学设计要求教师本身对课程内容有深入的理解。要在教学上舍得花心思、花力气，并在教学和科研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与认识水平。
第10篇
从当今大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学生处于未成熟到成熟的敏感成长期，易受外界多元文化的冲击，一些不正确的思潮影响着他们的心理成长，左右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个体价值观的矛盾、混乱、社会转型期的复杂、多变，需要传统文化的精华从根本上荡涤存于大学生头脑中的不良思潮，克服不良嗜好，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汲取传统文化中的营养，已是国内学者的研究共识，就两者间的关联性、应用性研究，国内学者开始了有益的探索，围绕传统文化运用于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就实践的具体路径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为本文论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
二、泰山文化与驻泰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契合
(一)泰山可视可感的物质文化渗透着人的生存理念
泰山物质文化主要是指泰山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两者相互映衬、相互充实，宫室、植被、摩崖石刻、题字、庙宇、道路、溪水、山谷、建筑、悬石、碑坊、亭台、松柏等等，山水交映、盘道崎岖，历来有“步步不离地，步步是登天。一寸不着力，一寸天相悬。亲到绝顶者，步步乃慎焉。”的说法，通往山顶的路上，“登高必自”、“从善如登”、“努力登高”类题刻醒人耳目，给登山者以积极的心理暗示。这些和谐的自然美景，既有静谧安然之处，又有古树参天、风清云静之所，移步异景、苍松翠柏、溪水潺援、高崖深谷、怪石嶙峋。登临之处，无不荡涤心灵、振奋精神，不亚于在这空灵幽深的美景中进行一次人生冥想，灵魂得到洗礼，心胸豁然旷达;“门辟九霄仰步三天胜迹，阶崇万级俯临千嶂奇观。”，遥望攀登之路，真真切切、曲曲折折、喧嚣纷争，连绵起伏的群山、滚滚流动的白云，都变成了旅途中多彩的风景，这种登山实践，人们始终处于欣慰和奋发向上的情绪之中，抛却了烦恼，振奋了精神，催人奋进，置身积极心理状态中。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自古以来，各阶层的泰山朝圣者，把攀登泰山比作启迪人生的精神之旅，历代名人宗师对泰山仰慕而至，泰山成为了一种精神具象，一种精神存在，一种心理象征。
(二)泰山精神蕴含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和教育价值
通过泰山文化凝练形成的优秀品德称作“泰山精神”，泰山的厚重、博大，世代敬仰，不断给人以启迪、激励和力量，而人的意志、追求、性格、理想，又恰与之契合，为驻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带来新的发展。
1．勇于攀登、登高必自、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从古至今，人们不光流连于泰山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而且热衷于一级级台阶不畏艰险的攀登过程，在过程中体验与时俱进、勇于攀登、积极向上的心理境界，表达不畏艰险的情怀，昭示着一个人要实现人生理想，达到人生目的，就必须在确立远大志向的同时，正确对待不幸和挫折，充分的投入到生活中去，发奋努力、克服困难、不断超越、持之以恒。这些泰山攀登精神的意义，可以通过积极心理学的关注视角，引导驻泰高校的大学生，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强烈进取心的心理诉求，最大限度的激发自身潜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敢于面对挫折和挑战，勇往直前，塑造积极人格，促进全面发展。
2．宽容博大、包罗万象、居高不傲的包容精神。泰山“五岳独尊”，有着“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纳百川”的博怀，在泰山之上，无论儒、道、释，还是古往今来各种文化，总能互相包容，兼收并蓄。分散于各个寺庙宫观的泰山石刻上，能清晰地看出儒、道、释三教合流的现象，虽然从内容上难以梳理出明显的教派合流的发展线索，但毋庸置疑的打上了儒、道、释多元崇拜印记。诸多景点也涵盖了经济、民俗和其他宗教派别等信息，印证了泰山文化的博大、包容，“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正是泰山文化胸怀博大、包容万象、谦虚谨慎的包容精神的真正写照，包容精神的培养，有益于帮助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上懂得宽容待人、忍让克制，在人际交往上易于培养良好的情绪和情感，容忍别人的过失，合情合理的向周围的人们表达自己的心理诉求，接纳别人，悦纳自我。
3．敢于担当、扶正压邪、勇于承担的担当精神。我国自古就有灵石辟邪和崇拜的民俗，泰山石也不例外，海内外常把泰山石、泰山石敢当碑碣赋予“保平安”、“镇宅”、“辟邪”的灵石。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泰山石敢当在人们心目中成了正义的化身，赋予了新的信仰理念，延展了灵石崇拜功能，包含了“扶正压邪”、“悬壶济世”、“敢于担当”的担当精神。马克思曾告诫我们，“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是无所谓的。”。人是社会的人，其社会本质决定了一个心智成熟的人要敢于承担相应的人生责任，这种敢于担当、勇于承担的责任感注重强调个体的自主、自觉，强调认知、情感、行为内心体验责任意识的自觉承受。培养勇于担当、敢于担当的担当精神，有助于健全学生人格，引导学生自主、自觉、知行合一，以积极主动的心态承担自身言行产生的一切后果。
4．物我两忘、融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泰山作为登临圣地，不同于一般自然风光，如果仅仅局限于自然特征，泰山也就谈不上“五岳独尊”的显赫地位，“离开了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任何自然地理环境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泰山的自然物景和艺术风格浑然一体，从众多的人文景观、丰富多彩的泰山文化遗存中，可以发现置身泰山中人与自然那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融洽关系。尤其在泰山的多元文化要素中充分体现着和谐的思想，既保持了自然本身的和谐，又解决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和谐，以及景观与游客生理、心理上的和谐。推及心理健康教育，这种和谐理念，涵盖人与国家、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强调个体的修身养性，强调尊崇生命的本源。和谐理念的推行，有助于大学生的和谐成长。
5．凝重沉稳、维护自尊、重如泰山的价值取向。泰山山脉形体浑厚、沉稳，给人以安稳感的视觉感受。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于鸿毛”。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用了“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更是赋予“重如泰山”以崭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历经风雨洗礼，泰山便有了平安之山、稳定之山的文化内涵，蕴含了泰山的人格价值，并把追求“国泰民安”、“重如泰山”的价值取向同人类最高精神境界、价值理念和人生理想融为一体。当代大学生正处于多种形态的人生价值观，少数学生没有远大抱负，没有生活目标，缺乏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精神。“稳如泰山”的人生理念渗透，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克服各种急功近利、不切实际、盲目攀比、好高骛远的浮躁情绪，营造脚踏实地、稳健务实的学习风气;“重如泰山”的价值取向，有助于引导大学生认识到人的存在价值，利于培养志向高远、稳健务实的合格人才。
三、结束语
第11篇
众所周知，资源、人口、环境、发展的难题既是自然科学的，也是社会科学的，还是人文科学的，协调四者的关系，维系它们的平衡令我们绞尽脑汁而焦头烂额。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的人口是可控的，人类居住的环境是可以改变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必然而应该有序的。那么，在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很好地控制人口，改善居住的环境，实现最大的发展的问题上，其实质是一个人类文化走向的问题，即人类未来的发展要朝着一个正能量和进化论的方向前进的，那就是越来越美好。因此，一定意义上，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美学的问题，即追求人的生命美化的美学，如何为人类未来的前景描绘一幅鸟语花香、莺歌燕舞和鸢飞鱼跃的美景。那么，这个生态学的问题又回归为一个美学问题［3］。如果建立如此的理论体系，站在了这样的理论高度，我们就会发现，不论是文化还是产业，也还是文化产业，要做到可持续发展都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话题。从文化战略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管理的角度来看，很多理论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那么，如何在生态学的视域下，建立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观呢?一是只有做好资源的合理开发才能做到环境的保护利用。文化建设尽管不像经济建设那样必须依赖自然资源，甚至要靠损耗、耗费，乃至耗尽资源来发展———当然，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乃至恶果就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被破坏。然而，近年来，在打着文化建设、旅游开发和城市规划的旗号下，一些地方随意立项、恶性竞争，破坏性的保护的事例屡见不鲜。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大量浪费文化资源，像采矿一样滥采或者盲目开发、过度开采，竭泽而渔，不计后果。我们知道，对于文化资源就像对矿产资源一样要利用，要开发，如果不利用就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和经济效益，但滥采是野蛮行为，只能破坏资源的整体价值。不管是自然景观还是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资源，都是独一无二的稀缺资源，容不得半点大意，更不能胡乱开采。它们所处的地方也往往是自然风景区或人文环境处，一般而言是无法再生的，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眼前的一丁点利益而断送了子孙后代的发展前途。二是只有调整目前的局部利益才能收到长远的全局效益。由于我们国家文化资源的管理权限，分布在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如旅游资源属于旅游局管理，体育资源属于体育局管理，传媒资源在广电局，艺术资源在文化局等，造成政出多门，各个部门都看到的是目前的局部利益。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在经济一体化、信息快捷化的时代，所有的文化资源其实都是一个整体。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互相打架，常常有一些单位或部门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而相互扯皮、相互拆台、相互争夺各种文化资源，要不就以自我为中心实行地域保护;有些文化开发单位满足于小打小闹，不思进取，浪费文化资源，既缺乏公平竞争意识，又没有相互合作精神，为了蝇头小利可牺牲全局大利。三是只有强化产品的质量意识才能扩大产品的营销数量。质和量的关系在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定的量变产生质变，对于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而是恰恰相反，只有树立了质量意识，具有了竞争优势，形成了品牌效应，才能逐渐扩大规模，举一反三，连锁加盟，实现整体效益的提高［5］。但事实是有些文化企业只片面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把庸俗当好玩，把低级当个性，把搞笑当幽默。如在娱乐节目中，有的主持人扭捏作态，随意调侃，自作多情，缺乏一定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文化产业首先重在产业的文化内涵，必须走以提高质量来换取数量的路子，否则，损害的不仅是眼前的文化产业，而是长远的文化事业。
二、循环式的效能观
“任弱水三千，我一瓢饮之”是传统哲学的辩证法表述，“一滴水反射太阳的光芒”是现代科学的形象性说法。这就是“以少总多”观念，它们共同说明的既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典型理论，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理想状况。即是说，一次性投入的资源不会随着使用的完毕而成为废物，而是将剩余的物质，或者投入本身产生的成果，再一次作为新的资源继续发挥作用，如此不断地使用，在循环生产的概念中没有传统意义的废物，而是变废为宝。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循环经济”，就是指我们在生产系统过程中，用最新的循环模式来替代传统的线形模式。这是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核心，促进资源利用由“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模式向循环模式转变，并以尽量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实现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相互和谐。文化产业由于几乎不耗费自然资源，不但可以重复生产，如现代出版印刷、风情歌舞表演、影视艺术播放等，还可以带动其他产业或行业的发展，如广播电视、网络通讯和旅游观光等，因此，它比工业生产更具有循环式的效能观。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应该从传统的一次性的单一资源的开发，如历史文物和遗址、自然风光和景色、民间习俗和工艺等，转向多次向和多元化的复合利用，由一种资源衍生出相关的资源，由一种产品演化为更多的产品，形成所谓的有机产业链。在目前的现代服务业中，文化产业是其中的核心产业，起着引领市场的带动作用。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文化产业服务领域，如数字媒体、手机视频等，加上三网融合，对经济的贡献率大幅提高。目前，在国内著名旅游景区兴起的大型实景歌舞表演，就较好地做到了资源———开发———效益———新的资源的循环式效能。如由杨丽萍任总编导、阿宝任艺术总监的《云南映象》，给我们呈现了生动而丰富多彩的云南民族风情。我们知道，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这些民族能歌善舞，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情，将原生态的民族风情搬上舞台，给我们以艺术享受，不仅带来了审美体验，更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其效果是非常好的:一是实现了杨丽萍个人艺术生命的循环延续———完成了由舞蹈到编导的转变，从而使她的艺术生命得以青春永驻;二是实现了民族风情向艺术表演的循环延续。随着云南旅游的日益火爆，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改变，而这台常年演出的节目，促使这些年轻的民族后生更好地延续自己的传统。这方面，张艺谋策划导演的《印象•刘三姐》，还带来了当地农民产业的转型，其意义已经超出了狭义的文化产业而扩大至广义的文化经济。
三、和谐性的价值观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一幅人与自然其乐融融的图景，名之曰“天人合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是一幅人与社会其乐融融的图景，名之曰“四海之内皆兄弟”;身泰心宁，顺其自然，这是一幅人与自我其乐融融的图景，名之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就是和谐———人与自然及其环境的和谐，人与社会及其他人的和谐，人与自我及其内心的和谐。赫拉克利特说:“和谐产生于对立的东西。”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和谐中的对立不是势不两立的冲突，而是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相同相成。和谐性是在和谐基础上升华而成的辩证性、转化性和恒久性。可以说，和谐与和谐性都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概念。生态学视域下文化产业和谐性发展的价值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化”:一是资源的优化利用。从和谐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源情况、生产要素、资金流动和生产主体产品的完成，再进入流通的环节，最后被消费，其间从决策者的顶层设计到管理者的实施运作，都必须根据市场的需求和生产的需要，进行恰到好处的资源调配，做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和谐性的文化产业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谐经济、双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型经济。企业内外荣辱与共，人与自然互相依赖，人与人互相信任，从而实现各方利益的共生共荣，和谐统一。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名人故里之争”，就充分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对文化资源的高度重视和片面理解。很多地方在争夺名人故里，就是经济利益在作怪。其实，名人的出生地只能有一个，而这样无休止地争吵的结果，已失去了对名人的应有尊重，纯粹沦为提高地方知名度的一种炒作。二是市场的优化配置。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形式。其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有着独到的魔力。但在一些领域和方面，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有调节的盲点，如对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看不见的手”是一根失灵的杠杆，需要运用“看得见的手”来调节。因此，市场不是万能的，这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中观调整和微观调配。我们要吸取过去发挥的行政干预文化市场的优势长处，又要避免纯粹的市场经济对文化资源和产品的自然配置，研究与探索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相结合的政府主导型文化市场体制，做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比翼齐飞。还是以“名人故里之争”为例来说明市场的优化配置。关于“夜郎古国”究竟在哪里，先后有湖南、贵州、云南在争夺。其实，古夜郎的核心虽在今贵州黔西南一带，但它东至湖广，西及黔滇，北抵川鄂，南达东南亚各国，地广数千里。与其争夺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地方，不如好好开发本地更好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系统性强、特色鲜明的地方旅游文化市场。三是效益的优化实现。文化经济学的资源优化利用，不仅要看到交易，更要看到效益，不能“只赚吆喝不卖钱”，这个效益不仅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更是所有参与文化产业活动的人的归属感、成就感、荣耀感。生态学视域下的文化产业经济要着眼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序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文化企业，不能只看见眼前利益，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文化建设的今天。因此，文化企业和从事文化产业的人员应该具有全局观念，不能为了部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要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出发，既不能竭泽而渔，更不能拔苗助长，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可行规划，合理开发，精心布局，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的发展空间。
四、结语
第12篇
（一）旅游地理的概念
旅游地理作为一门人文性学科，重点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类旅游的影响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旅游地理学是一门交叉边缘性学科，教学内容涉及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民俗学及经济学等内容。旅游地理学的学科特征在于实践性与综合性，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旅游发展对区域地理环境的影响、旅游资源的分类、旅游地理信息系统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等。
（二）生态文明教育的内涵
生态文明教育理念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推广生态文明教育。生态文明教育重点在于培养人们的生态文明理念与意识，从而实现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保护。通过生态文明教育，建立起人与人、人与自然及自然生态内部的和谐关系，为生态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在旅游地理教学中渗透生态文明教育的意义
（一）当前我国生态状况堪忧
当前，我国生态状况不容乐观，经过以牺牲环境为前提发展经济的阶段，我国环境承载力逐渐降低，污染物总量远远超出环境容量。旅游地理学发得以发展的前提在于地理环境的优化，而当前我国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阻碍旅游地理的发展，如水土流失、沙尘暴、空气污染、土地荒漠化及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匮乏等。这些都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渗透生态文明教育理念，为环境优化奠定思想基础。
（二）中职旅游地理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
传统中职地理教学重视对学生的专业知识教育及实践技能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对学生综合素养与职业道德修养的提高。传统教学方式将学生束缚在课堂上，使学生学习旅游地理的兴趣降低，从而影响学生专业水平的提升。中职学校学生有其特殊性，如学习习惯不良、学习能力不足及学习态度较差等，因此，通过在旅游地理教学中渗透生态文明理念能调动学生积极性，并通过现代信息教学手段的应用，将课堂理论知识与实际需要紧密结合，做到学以致用，从而实现教学水平与质量的提升。
（三）中职学校学生生态观念滞后
对于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而言，全面健康的生态观念的树立是非常必要的。而当前中职学校学生生态观念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尚未树立起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传统教育重视学生分数，而忽视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的教育。其次是学生的生态责任感薄弱，中职生在未来的从业过程中需要用强大的责任感作为积淀，而责任感的薄弱则使学生难以从自然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从业。再次是学生生态情感道德缺失，通过教师的有效教学为学生建立起一个关于生态评判的道德标准，从而实现道德教育的升华。最后则是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缺乏生态文明行为，如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不乱扔垃圾及杜绝使用一次性餐具等，都需要通过生态文明教育加以规范。
三、生态文明教育与旅游地理的结合
（一）生态文明教育是落实旅游地理教学目标的前提
中职旅游地理的教学目标对生态文明教育进行了明确指示，要求学生运用旅游地理的专业知识与所学技能解决与实际相关的问题，并就环境与人类的和谐相处进行深入探究，以展开更进一步的地理实践活动与专业研究。通过教学中生态文明观念的渗透，正确引导学生树立起生态文明理念，并在从事旅游相关活动时能够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立角度出发，这是符合当代旅游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观的。除此之外，旅游作为与自然环境联系紧密的产业，在其人才培养理念之中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是实现旅游地理教学目标的必然要求。
（二）旅游地理教材中涉及的生态文明知识
当前中职学校旅游管理专业的旅游地理教材中涉及生态文明的相关知识，除旅游相关基础知识、景区景点介绍、旅游地概况及导游知识之外，对生态文明进行深入探讨。教材以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理念，以旅游者、旅游资源及旅游业为主线，涉及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自然生态环境具有客观性，人类在从事旅游及相关活动时必须尊重自然的客观性、遵循自然规律，而这一切都基于正确生态文明理念的树立。
四、关于旅游地理教学中生态文明教育的策略研究
（一）增强课堂教学的开放性
旅游地理教学中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增强课堂教学的开放性，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的应用实现学生思想的解放。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占据主导地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难以发挥，因此，课堂开放性首先要转变师生的课堂地位，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掌握课堂学习主动权，这是旅游地理教学的灵活性、兼容性及多样性等的综合体现。开放性的课堂教学可以采用探究式、讨论式、活动式及专题式等方式，切合旅游地理教学的多元化与灵活性。基于开放性课堂，教师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生态文明教学，能够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同时在注重地理实践的基础上更好地培育学生的生态文明观念。除此之外，开放性课堂更注重课堂教学与生活实际之间的联系，学生能够切实感受到生态文明之于生活的重要性，使学生主动参与到生态文明教育之中。
（二）学生生态文明理念的落实
落实生态文明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指导学生的日常行为活动，而对于旅游地理教学而言，通过二者的有效结合达成教育目的。教师教学工作的开展是循序渐进的，首先通过生态文明教学帮助学生树立起生态文明理念，其次需要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从而实现从知到行的有效转变。旅游地理教学能够让学生认识到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从而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如学生可以自发组织课外地理环保小组，对人们旅游出行进行环保宣传，将生态文明理念与地理教育与旅游行为有机结合起来。
（三）充分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
传统地理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甚至严重阻碍生态文明理念的落实。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及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在旅游地理教学中的应用能够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更广阔的、信息丰富的平台，为学生自主探索生态文明知识提供可能性渠道。教师在进行生态文明理念教学时借助多媒体手段，可以充分运用多媒体课件、电子教科书、网上公开课及专业教学论坛等，学生可以有效拓展教师讲授的生态文明知识，同时培养起探索与创新精神。滞后的教学方式必然影响教师的教学，难以培养出现代化专业人才。因此，生态文明理念教学只有借助多媒体技术才能得到深化与拓展，同时实现地理教学的跨越式发展。
（四）转变教学评价体系
中职学生通常由于学习成绩不好才会就读于职校，而教师、家长及社会都对中职学校的学生存在一定的评判偏差，使学生产生自卑情绪。在自卑情绪的支配之下，学生对旅游地理的学习缺乏积极性。教学改革需要从教学评价体系的转变入手，建立起更科学完善的教学与成绩评价体系。无论是教师的教学质量，还是学生的学习成绩，都需要重新衡量。生态文明理念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看重学生成绩，而要从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及生活实践活动的改善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除此之外，学生学习信心的树立还需要在教学中深入浅出及灵活考察。
五、结语
第13篇
关键词：生态学;德育;德育管理
20世纪教育思想的发展中，一个显著且重要的表征是生态意识的引入。伴随着文明的进步，生态觉悟已不仅仅意味着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觉醒，追求自然生态的平衡，而且在更深层意义上带来了整个人文精神、世界观、价值观的觉醒，引起对人的精神的重新建构。…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思索将生态意识吸纳到教育领域中，将生态思维模式应用于教育研究。受生态学原则的启示，以生态的视角来考察德育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当前德育中存在的新问题。笔者认为，德育管理概念的重新审视及改革，可能是德育改革另一路径。
一、学校德育管理及其种种困境
一直以来，学校德育的理论研究者把德育管理看作是对德育工作的管理。并把管理学理论视为德育管理的基本理论依据，如“学校德育管理是依据现代管理的基本原理以及德育过程的基本规律进行的”，“现代学校德育管理．即现代学校组织系统中的管理者根据现代社会需要，在现代管理思想的指导下，运用现代管理科学方法，对德育工作进行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和评价……以达成德育和德育管理目标的活动过程”。笔者认为，德育管理应把德育过程纳入并以之为核心；德育作为一项教育工作与其它生产领域的活动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德育的一切工作与机制均指向受教育者，因而其管理也指向受教育者且以之为目标归宿。另外，现代管理理论产生于企业，而生产领域的管理虽也包括了劳动者，但其终极目标始终指向利润，所以借鉴现代管理理论必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在传统观念中．管理的功能是独立的，管理被人们界定为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最小的代价获得最佳的效果，决定了管理只是被视为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伦理、道德及价值观念在其中并不多加考虑。然而在学校范围内．管理服务于教育活动的特性，使得管理与教育不但无法分离．而且处处关涉价值与伦理。综上所述，本文目的在于批判在以往学校德育管理概念下的学校德育的弊端．并讨论改进的可能。
当前，在现代管理理念下，学校德育在管理上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刻板化。现行的德育管理中，体制上惯常是集权化、统一化的，有各种各样的条款，从多方面限制、控制住学生。恰如鲍曼所说的，手段本倒成了关键，学校环境及其严格的规章制度，倒是意想中的教育内容本身。学校讨论的最频繁、最详尽的话题就是如何制定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以及如何观察。规范、标准齐全且划一，但学生道德基础却有差异．刻板化管理使学生沦为标准模具的翻版．鲜活的生命个体变成了驯顺的躯体。
其二，规训化。在“科学”管理的理念下，制度更多地体现为对学生的规训和惩戒，而缺失了指引．自我教育与自我约束逐渐淡出．受教育者的行为被规约着但德性并没有培养起来。
其三，封闭化。当前学校德育在管理环境上往往过多地囿于校内．造成了一种封闭的管理体系。而学校德育要发挥管理的效能，需要一个系统工程，调动多方面的力量，动用各种德育资源，才能完成育人的目的。然而现实情况是，学校、家庭、社会相互配合的有效机制无法真正建立，学校既缺乏校外德育途径的参与，又不能与外界进行合理的信息交流，对学生德性培育的合力便难以形成。
二、在生态学视角下探析学校德育问题的根源
“现实的教育问题和现象很难用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进行满意的解释，也很难用单一的因果关系或矛盾关系的原则来解决。生态学的方法论与和谐价值观对教育研究有很强的适切性。”在生态学的视角下分析德育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
(一)生态学的基本观点
生态学一词源于希腊文．其本意是“研究住所”的学问，1868年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将其定义为“研究动物与其无机环境和有机环境的全部关系”的一门科学。但到20世纪初，生态学还只是一门初具理论体系的学科．此后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到人类社会问题的研究上，才使得生态学迅速发展，成为了多学科背景下进行跨学科综合的一个典型代表。
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1935年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明确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整体，各有机体之间及各环境组成要素之间处于相互联系中。澳杜姆提出，生态学的视角不满足于对系统各部分及其功能的描述，而是着眼于各系统问的相互作用。如果只埋头于各子系统的内部构造和功能解释，无论向前探索多深、测量多精确，永远不可能理解系统的整体行为。由此可见，生态学强调的是“关系”、“适应”、“互动”，“生态系统”、“整体性”、“共同体”是生态观念的核心。
(二)学校德育管理困境的生态学诠释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当前学校德育出现的危机，主要原因如下：
1．生命个体的多样性受到漠视。生态体系的完整、稳定．是因为所有生物体共同作用，每一个物种都发挥了存在的价值。生态伦理学创始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一切事物趋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当的；而当它与此相反时，就是错误的。西方深层生态学的代表耐斯也指出．具有一百个物种的生态系统显然要比仅有三个物种的生态系统具有更大的丰富性和稳定性，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正是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基础。但是，当前的德育管理往往强调了规则的严厉，却淡忘了对生命的关注。管理体制的集权化、刻板化，淡漠了管理对象鲜活的主体性，淡漠了生命个体的尊严。
2．德育共同体的关系遭遇破坏。自然界各种物种生生相息、互生互补，构成一种相互适应、相互需要的平衡共生状态。每一种物种都具有独立性，同时又需要别的物种的支持，彼此之间相互依赖，不可或缺。当学校德育以扼杀个性差异的模式实施时，就带来了教育生态的恶化，破坏了受教育者生存与发展的生态体系，导致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制度之间的紧张与冲突。
3．德育生态系出现断裂。在生态学中，环境被看成是一定地域范围内所有生物体彼此互动并与非生命物质相关联而构成的生命网络。学校德育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也离不开依存的环境。在德育生态系中，其构成因素包括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卫生等各个方面构成的社会因素，也包括家庭、人与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等等因素。学校德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封闭的特点，就造成了德育系统的生态断裂，学校、家庭、社区及其子系统难以做到环境优化和教育协同，道德教育的系统放大效应无法实现。
三、生态视角下学校德育管理的变革
将学校德育管理视为目标、决策、计划、制度等没有学生在场的观念，其弊端昭然若揭。德育的本质是为人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教育活动都应该始终围绕着促进人的发展这一目的。单纯以管理为本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德育的要求，传统的德育管理思想应该进行革新，应该重新构筑起符合时代特点的理念。在把握德育的伦理特质的基础上，将德育过程作为德育管理的核心，纳入生态学观念，是今天的学校德育改革的可行之路。
第一，借鉴生态学中“适应”的观念，摒弃管理规训化的做法．注重对学生自我生长的引领。管理不是为了束缚、控制学生，而是为了促进学生的成长并赋予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虽然也应有必要的规章制度，但更应该是从积极的、肯定的角度出发，采取鼓励的、倡导的形式。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应该关注学生的适应性．让学生融入德育活动，发挥学生自身的积极性，使学生在德育过程中得到发展，推动和引导他们自我成长。
第14篇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只有保证生物多样性，才能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但水利工程建设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影响也分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水利工程建设的完成会提高水库周围地面的湿度，那些水生植物和草本植物就会大量繁衍，数量大大增加，这是有利影响；但在水利工程的建设当中，在工程施工的过程中要修建桥梁、修建道路，有时候还要进行移民迁建，这些都会占用大量的居民地面，造成周围土壤和植被的严重破坏，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另外水利工程建设会阻断动物的道路，特别是一些水生、需要回游的动物，它们需要长期生活在江河之中；在水利工程的建设当中，会淹没鱼类原本的产卵地，改变原本的鱼类产卵水文条件。这些都是水利工程建设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很多无法抗拒水利工程建设的物种就会绝种，物种灭绝会最终导致生态平衡被破坏。
2解决措施
1）做好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工作。做好生态环境的评价工作是解决生态环境影响的基础，我国是重视水利工程环境的大国，并且有早已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法律对建设项目的规划实施和环境评价做了具体规定，必须开展环境评价，必须扩大环境评价范围。做好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工作，可以保护好水生态环境的开发和平衡。
2）建立生态提防工程。在水利工程建设当中，不能引入太多其他地区的工程所需材料，在堤线布置当中，要根据当地河流等情况，设计出原生态样式的堤型。要善于借助河流本身的斜坡做出大提的形状，因为这样不仅能保证水系统的完整畅通，还不会破坏江河中的水生物，另外，要以整改和修复为基础原则，综合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对提防进行生态修复，还要注意在工程施工结束之后，对相关场地进行植被绿化。
3）在考虑生态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施工。在水利工程的规划、建设、施工三个阶段当中，都需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在水利工程的规划建设阶段，相关人员要对施工地区进行严格的监督和考察。对堤坝周围的水生态环境状况进行了解，对施工有可能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提前的科学分析，获取真实的相关资料，设计出一套最符合水生态发展需求的水利工程方案。
3结束语
第15篇
教育生态学中的生态系统论和生态平衡论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威斯康星理念的内涵和影响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教育生态学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教育系统内部规律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以教育与其生态环境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为重点考察对象。教育生态学认为高等教育体系是“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的，以生态系统形式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是以教师、学生、行政辅助人员构成，不断与外界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动态和开放的生态系统”。[3]随着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密，高等教育的生态环境逐渐成为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相互融合渗透的复合生态系统。威斯康星理念提出从人才流动、信息交换和物质循环等方面加强大学与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推动高等教育系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1人才的流动
在威斯康星理念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专家服务是一种重要的形式。19世纪后期，威斯康星大学设立了大学推广部，派遣大学教授作为巡回教师前往乡村、商店和工厂进行技术指导，同时采取函授教学的方式向广大学生传授各行各业的技术知识。麦卡西在1912年曾作过统计，发现在大学推广部中“大约有5,000名学生接受函授教育；98名教授和讲师对他们进行授课指导；还有57个巡回教授定期授课的学习班”[2]。此外，高校教授还走进政府各机构充当顾问、提供政策咨询甚至直接参与州的立法工作，为州内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此同时，专家服务作为双向的活动，不仅指大学选派本校高级知识分子到农村和工厂中讲授知识或作为政府顾问到州政府提供政策咨询，还包括大学从威斯康星州和其他州邀请各领域专家到学校来指导工作或开设专题讲座，以加强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威斯康星州州长、州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社会人士都曾经到威斯康星大学开办专题讲座，与大学进行不断的相互交流。
1.2信息的交换
根据威斯康星理念的基本思想，大学应该利用自身的知识优势为社会服务，与其周围的社会建立起频繁的信息交换。因此，威斯康星大学一直致力于通过函授课程、学术讲座和公开辩论等方式向本州公民传递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帮助他们解决经济、政治以及生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威斯康星大学建立了旨在将科学知识传播到所有公民当中的大学推广部，组织了多种多样的教育活动，如大学专修课程、短期培训实习班和公众问题辩论等。该部下设的一般信息和福利系在一年内就解答了全州许多农民和城市居民所提出的1500个问题，举行了近500场讲座，为民众送去了他们迫切需要了解的各方面信息。一般信息和福利系曾与肺结核防治协会合作举办关于防治肺结核病的展览会，使全州近112,000人了解到如何防治肺结核的医学知识；该系甚至还与面包师协会合作举办以面包师为主要受教育对象的140场会议和讲座。[2]
1.3物质的循环
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大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将为大学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威斯康星大学与美国社会，尤其是威斯康星州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物质循环。正是获得了美国政府拨赠的大片土地，威斯康星大学才迅速发展起来。同时，该州的民众对教育事业充满热情，相信“本州资助的大学应该直接有助于农耕的改善、更有效的工业和更好的政府”[4]。因此，从这一信念出发，不仅是威斯康星州的公民积极资助威斯康星大学的发展，州政府也“慷慨大方又心甘情愿地承担着为这所大学提供财政支持的沉重负担”[2]。在社会为大学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威斯康星大学也从物质方面为社会提供服务。该校组织了公共图书委员会，为本州居民提供各类图书，将成箱成箱当时最新最有价值的书籍和其他印刷品直接运送到每一个社区的每一个家庭，以使人们能够接触到最新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此外，大学也主动提供其他设施供社区使用，满足社会的各方面需求。这种物质的循环使大学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增长源，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供应站和社会服务站。
2生态平衡论视角下的威斯康星理念
从教育生态学的生态平衡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威斯康星理念对教育生态环境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系统能够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相互交换保持其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稳定。同时，由于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运动之中，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也在不断地进行，因此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而非静止的平衡。高等教育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与环境之间、不同教育生态主体之间的运动变化过程也是由彼此的平衡到失衡以至达到新的平衡的动态发展的过程”[5]。根据教育生态平衡的观点来考察威斯康星理念，我们可以看到该理念及其实践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以及大学社会职能即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者之间的相对平衡状态，有利于高等教育系统的长远发展。
2.1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平衡
威斯康星理念是关于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高等教育哲学，强调高等学校应担负起推动区域经济、解决社会问题和增进民众福利的重大责任。因此，威斯康星大学在其发展过程别重视农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等应用性较强的科学研究与实践。但是，威斯康星大学在重视应用型研究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强调传统基础学科的研究意义。虽然范海斯校长曾公开表示应当把加强应用研究、为社会服务看作大学的重要理想之一，但他同样坚持在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之间保持一种均衡发展的状态。他在1904年的就职演讲中提出：尽管越来越多大学教授走出校门直接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但“一所大学所能企及的最高高度在于其创造性成就，不仅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还包括在艺术、文学、伦理学、政治学以及宗教学等领域”[6]。也就是说，人文学科、应用学科以及其他创造性研究都应当共同发展，使兴趣各异的学生从这些密切相关的学科中得到益处。
2.2大学社会职能即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者之间的相对平衡
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于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类似于行会的一种组织。当时的大学以教学为唯一职能，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一定专门知识的人才。19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JohnHenryNewman）在演讲中多次强调：“我对大学的看法如下：它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这意味着“它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为目的”，[7]这种以知识教学为唯一目标的社会职能就是大学的实质所在。到19世纪，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VonHumbold）提出的“洪堡思想”拓展了大学的社会职能范围。洪堡把大学看作具有研究性质的高等学术机构，强调大学应将科学研究即知识的发现和创新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之一，由此提出“教学与研究统一”的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逐渐从经济社会的边缘走向经济社会的中心，而其社会职能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演进和扩张。威斯康星理念最早提出大学直接服务于社会的系统思想，使高等教育的职能从教学、科研扩展到社会服务，最终形成当今大学的三大基本职能。
3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