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德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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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关键词：初中思想品德课，最优化策略
农村初中的思想品德课在学校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学生能学到本学科的文化知识,而且还是德育教育的主要阵地。但是,如果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上课,思想品德课就枯燥无味，学生对本学科重视就不够,兴趣也不大,课堂缺少活力。作为一名想品德课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扮演的是“导演”,有责任改变课堂现状,积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把科学性和兴趣性结合起来,优化课堂教学,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此,笔者结合思想品德课教学实践,谈谈优化课堂教学的几点做法。
一、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活动是一种带有很强的目的性的活动。学习的目的性会影响学生学习内在动机的形成，学习动机又会变成学习的动力。目前学生对思想品德课产生厌学情绪，就是对思想品德课缺乏正确学习动机的表现。所以要提高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效果，必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学生对思想品德课产生兴趣：首先，要让学生明确学习思想品德课与自身成长和发展的关系。中学生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开始对自己的理想和前途有所思考和打算，一旦他们认识到思想品德课对自己的成长及未来的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就会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其次，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思想品德课学习内容广泛、丰富，如果教师教学得法，学生就会产生求知需要，进而形成一种激励和鞭策自已的力量，产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教师在教学中可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通过大量的事例和生动翔实的资料，增强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
二、树立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素质教育是以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性教育，而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阵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形成良好的学习、竞争氛围；就必须尊重学生的人格德育论文德育论文，倡导师生平等、生生交流，使师生间真正成为互动、交往的动态关系；就必须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强化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并以此推动基础知识的系统传授；探讨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努力实现教学过程零缺陷。我们要改变以前教师首先针对教材提出自学提纲，并且力争求全求细的做法。这样，学生的思维被教师禁锢了，实际上也就是教师画圈让学生跳，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新一轮课程改革要求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围绕学生开展教学活动，所以笔者在教学中尝试让学生自主提出问题、自主解决问题，几节课上下来，学生提出的问题多了并且千变万化、海阔天空，对一节课的重、难点冲击很大；所以现在每一节课，只针对本节课的重、难点提出两三个问题，其他的问题是在引导学生抓住重点、突破难点的基础上自由创设，并围绕三个方面自主展开：①学生自主回答；②自主组织答案；③自主相互质疑、释疑。教师在学生互动的基础上精讲、明理，体现“导”的作用。
三、联系生活和热点，优化学习内容
生活即教育。教师要挖掘思想品德生活化的内容，这些取材于真实生活的事例将极大地启动了学生的思维，调动了学生参与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讨论、体验、参与、感悟中形成和确立起来了。比如《防范侵害，保护自己》一课，如何创设情境，激发学生更多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这一环节我苦苦思索小论文怎么写论文。设计问题。当你看到病人需要急救时，你会拨打什么电话？当你遇到火灾时拨打……以一联串的来自生活的问题进行发问，起到较好的效果。还有女生晚自习回家时怎么做可以尽量避免侵害？发生火灾时请你模拟报警等生活化情景的创设，使课堂贴进学生的生活，也有实用的价值。七年级思想品德《自我新形象》一课中，对于“追星”一事，教师让个别学生说说他们真实的“追星”经历，让同学们一起感受到“追星”背后的另一层面：浪费青少年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这种源自于学生的生活性案例更容易走近学生，引起他们的共鸣。
学习内容联系社会热点。思想品德课应关注社会大事并引入我们的课堂。四川汶川地震，让学生学会顽强，永不放弃生的希望，珍惜生命，学会坚强的面对挫折，感受团结互助，齐心协力的民族精神；关注国家新领导集体的产生，了解国家的政治体制，树立主人翁意识；关注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等等。这些发生在学生的身边，或通过传媒能够了解到的，都是品德课的内容和素材，而且最具时效性，最为学生喜欢。
四、优化教学设计，注重教学效率
教学必然要求教师要有自己的教学计划，教学设计是让教学达到高效率的一个主要环节德育论文德育论文，这离不开教师对教材的解读，只有教师将教材读通了，真正消化了，体会到了教材的真谛，才能好好运用手中的资料，设计高效的教学流程，在有效的时间内，提高课堂效率。对教材的讲解，我们要充分考虑教法，学生的学法，组织好教学流程。学生所要理解的关键地方，资料的巧妙运用，问题的设计，教材的补充，内容的深化，这都是必须首要考虑的问题。一个高效的教学设计，就为高效的课堂准备了条件，同样也为学生上课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上课的效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课所做的一切准备，都是在高效的前提下进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高效的课堂服务的，课堂是教学中最为核心的环节，是教学的中心工程。
五、利用多媒体教学,诱发学生的学习情趣
在思想品德课中,引用多媒体教学,优化课堂结构,是现代化教学的必备手段。根据不同的课文内容选择不同的图片,再配上音乐,与课文内容进行整合,在给学生以美的艺术享受的同时,又愉快的获得了新知识,提高了学习效果。如:在讲“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课的时候,利用少数民族的图片,再配上《爱我中华》这首歌引入课文,学生兴趣高涨,再插入我国的民族分布,特点、风俗、以及我国的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等。这课知识点很快就掌握了。在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时”,利用香港、时的升旗仪式,和驻港部队进入的画面,既能很快掌握本课知识,还能培养爱国思想,振奋民族精神。
总之，优化教学过程的关键在于做到学生的学习情感与训练，教师的指导和教学目标的实现都要一一到位，这就要我们在教学中不断的改进和创新。
第2篇
论文关键词：成语；中国文化
汉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成语又是汉语中的精华，具有极强的表现力。成语蕴含着宝贵的文化财富，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辉煌，了解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传统中华美德等众多方面。
一、成语中展示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成语与农业生产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黄河、长江哺育了我们肥沃的家园，农业生产是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农业成为国家赋税的基本承担者。有许多成语对古代先民农业生产生活进行了描写。“田连阡陌”，谓田地广袤，接连不断。“精耕细作”谓精心细致的耕作。“寒耕热耘”寒冷时耕种，炎热时除草。形容农事艰辛。《管子·臣乘马》：“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热耘，力归于上。”这些成语都体现了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历代封建帝王都提倡“重农抑末”，把农业看作是国固邦宁的根底，成就霸业的基础。
农业生产者也逐渐养成一种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例如，“躬耕乐道”是指亲自耕种，乐守圣贤之道。《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胡]昭乃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警世恒言》卷一七：“隐于田里，躬耕乐道，教育二子。”
还有一些成语字面上描写农业生活，现在经常使用它们的比喻义。例如，“蹊田夺牛”(牵牛的让牛踩了田地，因此，被人把牛夺走。比喻惩罚过重)，“解甲归田”(军人退伍回乡务农，现泛指离职回家)，“拔苗助长”等等。
2．成语与建筑
中国的古代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宫殿，陵墓，寺庙和园林四大类型中，成语表现了它们的某些艺术特点。例如，“堂皇富丽”(宏伟美丽，气势盛大)，多形容建筑物，特别是宫殿的宏伟华丽。又如，“雕梁画栋”亦作“画梁雕栋”，谓彩画装饰的梁栋。形容建筑物的美丽华贵。元·郑廷玉《看钱奴》三折：“这的是雕梁画栋圣祠堂。”元·王子一《误入桃源》二折：“光闪闪贝阙珠宫，齐臻臻碧瓦朱甍，宽绰绰罗帏绣栊，郁巍巍画梁雕栋。”《西游记》第十七回：“入门里，往前又进，到于三层门里，都是些画栋雕梁，明窗彩户。”《醒世恒言》卷二九：“中间显出一座八角亭子，朱甍碧瓦，画栋雕梁。”
中国古代的建筑强调群体的宏伟，如果是“独门独院”，则显出一家独住，而与四邻不相通，和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相违背。另外，建筑物形成群体结构时，屋与屋之间有很多“空”，亭池草木点缀其中，显出主次之分，虚实相间的效果，特别是楼台亭阁，总是以其“空”面向外界，达到和自然的交流，身在“琼台玉宇”(指华丽精美的建筑物。常用以形容仙家楼台或月中宫殿)，使人如置仙境。
建筑结构中的一些各称也经常用在成语中比喻人或事情。例如，“栋梁之才”(比喻能担负重任的人才。)“栋折榱崩”(栋，房屋的正梁，榱：椽子。正梁断裂，椽子倒塌。比喻倾覆。)“抚梁易柱”，传说中商纣王能手托屋梁，抽换房柱。形容力大无穷。)还有“添砖加瓦”，“偷梁换柱”，“铜墙铁壁”等等。
3．成语与服饰
从与服饰有关的成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们的衣着主要的是体现个人的身份或地位，这里主要介绍几个。例如，“高冠博带”，亦作“峨冠博带”。指带着高大的帽子，系着宽阔的衣带。形容儒生的装束，或指穿着礼服。《墨子·公孟》：“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元·关汉卿《谢天香》一折：“恰才耆卿说道好觑谢氏，必定是峨冠博带一个名师大夫，你与老夫说咱。”《三国演义》三七回：“忽人报：‘门外一先生，峨冠博带，道貌非常，特来相探。’”
形容帝王官僚阶层的有“黄袍加身”(以天子黄袍加载身上，即用为天子之意。)“凤冠霞帔”，“衣紫腰金”(衣紫，穿紫袍，紫袍为古代官服。腰金，腰间佩戴金印。指做大官。元·关汉卿《蝴蝶梦》二折：“陈母教子，衣紫腰金”。明·无名氏《精忠记·说偈》：“感吾皇，博得个衣紫腰金，朝野为卿相，方显男儿自强。”)
二、成语折射出的中国古代精神文化
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包含了教育制度，宗教文化，政治制度，古代哲学，传统伦理道德等等方面，本文主要分析成语体现出来的古代教育思想和中华传统美德。
1．成语与古代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数著名的教育家，流传下来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成为优秀的教育遗产，至今仍具有不朽的魅力。
中国古代教育家意识到教育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视个人自身道德修养的教育。古代的教育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在教授知识技能之外，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的提升，比如从以下这几个成语中，我们可以感受中华民族对气节、操守、和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立身行道”(谓修养自身，奉行道义。南朝梁·萧统《与晋安王纲令》：“明公儒学稽古，醇厚笃诚，立身行道，始终如一。”)“克己奉公”(严格要求自己，一心为公。《后汉书·祭遵传》：“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改过迁善”(认识并改正过错，诚心向善。)……这些成语在漫长的中国历代教育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古代教育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出现了一系列独特的、先进的教育方法和手段，这些优秀的教育理论，好多都浓缩为成语，脍炙人口：
公认的最优秀的传统教育方法之一就是“因材施教”(依照受教育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2．成语与中华传统美德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以“善”为核心，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有道德，有自我的约束和完善。中华民族有许多传统美德至今为人们继承和发扬，在成语中我们能充分体会这一点。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核心，仁的核心就是爱人，“仁者爱人”，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从家族内部把这种爱延伸到社会，就成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对国家也要有担当，甚至危机时刻可以“为民请命”，“杀身成仁”。
现代社会人们交往的诚信原则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待人做事都要“诚心诚意”，“言而有信”，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从古至今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的美德。如果是“背信弃义”必然会到严厉的道德谴责。
勤劳节俭，清正廉洁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三国的诸葛亮提出要“俭以养德”，“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人需自我约束，不贪求太多，才能表现出“刚正不阿”，才能正己，正心。此外，“厚德载物”“荣辱不惊“天下为公”“不屈不挠”等成语也能让我们领略崇高的民族精神和传统中华美德的精髓。
第3篇
关键词美时代调和引导审美标准
在变化更为深刻的新世纪，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艺术，作为一个体现人类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之具体变化的风雨表，更是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状态。面对这种开放和包容，寻美的艺术家相反迷失了方向：似乎越是追寻美的脚步，美却离他们越来越远，对他们而言，美成了水中捞月的代名词。于是更多的艺术家开始惶惑不安，开始怀疑传统的一系列美的法则，甚至质疑：当代还存在美吗？提美这个词还合时宜吗？面对这个问题，我只想说：任何时代都存在美也需要美，当今也不例外，而且美仍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只是我们还应看到美还会引领时代的发展。下面我就这点谈谈自己的想法：
第一，美体现时代的精神。
柏拉图讲：“美是难的。”这即是说，美是什么的问题是难以理解和回答的。wwW.133229.COm莱布尼兹说：美是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什么”。歌德认为，美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美是费解的，它是一种犹豫的、游离的、闪耀的影子”。托尔斯泰讲，什么是美的问题“是不能加以科学说明的”。由于解决和回答美的本质问题让这些智者犯难，使人们大伤脑筋，感到高深莫测，神秘费解，所以对美的诠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黑格尔、丹纳就深信美与时代是密不可分的。黑格尔曾根据时代精神（即体现在历史中的绝对精神）把艺术史理解为象征、古典、浪漫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黑格尔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其具体结论，而在于他把艺术的风格和历史与时代精神紧密地联系起来。丹纳也曾把古希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对美的不同见解归之于那个时代的特点。所以说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体，它不可避免地带上社会生活与时代的烙印。
确实在人类社会，时代不同，美亦有所不同。原始社会，存在图腾崇拜。这是因为，图腾象征氏族与血统的特性，吻合了氏族部众怀念先民尊崇本部氏族的意念指向，形成了美。奴隶社会，出现人面狮身的雕塑，出现饰有虎头纹饕餮纹的青铜器，是因为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奴隶主，崇尚兽性的野蛮和凶猛。这类形象，其特性契合了统治阶层需凭借兽性的凶猛和神异的恐怖性力量进行残暴统治的意念指向，成了当时美的形象。中国封建社会，龙凤视为祥瑞，为人心所倾慕，故龙凤图案成了美的图案。至于上个世纪毕加索的怪异绘画，荒诞派的戏剧，西方人视为美的杰作，都与这些作品的特性吻合了西方一个时期内人们变态荒诞的心理倾向有关，都能从战争的恐怖症后遗症中找到原因。凡此种种，都说明美与审美标准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美本身也参与创造时代精神。
第二，美引领时代的发展。
不可否认，美与时代就像孪生同胞，如影随形，但是当今一个“怎么都可以”的世界，一个全面解构的社会，。那么，反映时代精神的就一定是美的吗？
大家知道，我们处在一个高消费的时期。物质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被创造了出来，信息产业更是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人们的思考与选择，并进一步刺激人们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从而使我们丧失了一种简朴精神生活状态，促成了因当代物质过剩所造成的精神贫乏状态。另一方面，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所以艺术的生产化，精神的表面化，庸俗化是不可避免的。艺术品生产者们极力追求表面形式的悦目，以看似有意义的社会学及哲学性的词句来包装这些实际上内容浅薄的视觉产品。这样，到处充斥着低劣，糟糕的作品和晦涩难懂而不知所云的批评文章。一如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伪劣的产品。这些伪艺术以及投机者们在前卫艺术的标签下的一切行为都显得理直气壮，他们将浅薄无知，精神的贫乏藏在这样那样的主义和各种口号式的振振有词下面。其实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只是用“文化”，“精神”，“主义”之类的词语装点门面罢了。昨天还在大喊追求精神的终极意义，今天就转而要消解精神的终极意义，并宣称只有眼下的东西是有意义的；昨天还煞有介事的进行艺术哲学的形而上的探讨，对生存的意义作严峻的思考，今天就极力鼓吹艺术数字化的积极时代意义。他们的变化鲜明而迅速，如古谚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孰不知他们只是攀着时代潮流里的浮木，他们以为形式的刺激加上一个时髦的点子就可以做出好的作品，跟上时代就可以展示美、追寻美，其实技术的精致（现在很多人连这一点都达不到），形式的刺激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但是精神的震撼却是不能制造的，那是艺术家用心力，智慧，修养，技艺和虔诚乃至痛苦（伪劣的无效）铸就的，而非机巧所至，更非简单跟随潮流就可以体现美的。相反，越是追求表面形式的刺激，越显示其精神内核的空洞.我相信，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衡量艺术的标准只有：好的与不好的。而没有过时或时髦的。好的作品永远会绽放智慧和感人的光芒，而低劣的作品无论在聚光灯下显得多么漂亮精巧，多么时髦，却不能改变它低劣的本质。而美，它永远不与低劣、空洞为伍。
一位哲人的一段话很适合用来形容现在的艺术界：“时代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做的斗争，曾经大大的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至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所以如果有人简单而肤浅的说在当代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就是艺术，就是美，那未免太亵渎了艺术，亵渎了美这个字眼。那么是不是美与时代的关系在这里也已全面瓦解了呢？显然不是，美与时代的关系面对当今的特殊只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即我们不难发现那些真正美的、有生命力的艺术并不就是时代的代言人，它更是时代的领军人。正如康定斯基所说：“艺术家是预言家，他们开辟道路，指引方向，走在时代的最前头，拖拉着一车车彷徨迷惑、牢骚满腹的普通民众-----今天还是仅适用于内在和谐的法则，明天就会被用来支配外部世界的和谐-----艺术家是构造一种文化的强有力的国王。”
记得俄国批评家巴赫金当年在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复调性”的认识时指出,“在陀思妥也夫斯基长篇小说中,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在当时就盛赞陀氏小说开启了一个无限性的空间,因而陀氏小说比托尔斯泰的作品更为伟大,这在20世纪20年代时还显得观点突兀、激进,但在时隔70多年之后再来看,托尔斯泰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陀氏则代表了他所处的以及直到今天的时代,可以说陀氏小说是更有生命力的。所以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象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总之，不管时代怎么变，生产条件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怎样变，我们对美的追求仍会一如既往，尤其在物质日益丰富精神日渐贫乏的当代，美是我们心中的一方净土，一剂精神的良药，它将继续引导人们如何“诗意地栖居”。
参考文献
1、《艺术概论》王宏健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第1版
2、《艺术哲学》丹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美术概论》王宏健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版
第4篇
编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古诗，大多选用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作品，以其简炼、形象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幅色彩明丽、动静相宜的画面，创设了优美的意境，表达了深挚的情感，这其中不乏大量爱国主义作品，使长期“生于安乐”的我们更会是受益匪浅。因此，在教学活动中，引导学生从古诗中感受爱国精神，进行爱国教育，是老师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在引导学生理解和运用古诗文的过程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顺理成章的。
一、理解诗词意蕴，体会古人的爱国情怀
在我们学过的诗歌中，有很多充满了作者深深的爱国之情，字里行间饱含着浓浓的爱国情意。他们那伟大的爱国情怀，天地可鉴，为后人所敬仰，他们那朗朗上口的爱国诗篇，令后人百读不厌，他们那铿锵有力的字句，让后人为之感动。
陆游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一生勤学不息，有着爱国的赤子之心，写下不少爱国诗作，他的诗歌既热情奔放，又深沉悲怆。其中《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诗人的爱国忧国情怀使他夜不能寐，在梦境中也常常幻想着为国报效杀敌，纵横战场，这种情绪一直伴随诗人直到弥留之际，《示儿》堪称陆游的绝笔，“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临终之前还念念不忘被霸占的中原，热切地期盼着祖国的重新统一。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诗人的爱国激情是何等执着、深沉、热烈！这是他生命终点所爆发出的爱国火花，也可以看做他一生爱国思想及诗作的总结。教学中，我们要让学生在理解诗句意思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深入体会诗人的爱国情感，教育学生学习古人热爱自己的祖国，长大后做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升华自己的情操，培养一颗爱国的心
如果说前面的内容注重的是对诗词内容的鉴赏，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就要开始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了。
第5篇
关键词：英语教学 中国文化 失语 文化导入 跨文化交流
时代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和吸收，当今已成为多元文化的时代，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多元文化中。多元文化是与单一文化相对而言的，指在某一区域或阶层中同时有多种文化存在，这些文化相互独立同时又有着联系。在我国英语教学中融入母语文化的教学，对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还能有效地促进母语文化与英语之间的双向交流。然而，目前我国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缺失问题严重，迫切需要改变这种局面。
一、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迷失及具体表现
（一）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迷失
目前，人们已经意识到学习文化与学习语言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对英美文化进行学习。人们也不再争论在学习英语时是否需要学习英语文化，而是讨论如何学习英语文化、教师应该怎样教。然而，近年来，西方文化在我国非常盛行，尤其是在校园中。学生们已经开始适应吃快餐的生活，过西方的节日，喜欢说唱音乐。学生作为年轻人，对西洋事物感兴趣并没错，这也是因为他们学习英语时接触到了西方文化。然而，如果让学生使用英语来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介绍时，他们却哑口无言。我国之所以要对广大的学生进行英语教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我国与国际之间进行更好的交流，一方面能够学习世界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用英语这门世界语言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风俗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所以，英语教学是为了双向交流。然而，当前许多学生在与外国人交流英语文化时，能够说出一口流利的英文，能用英文侃侃而谈，但是当外国人对我国文化感兴趣时，他们却无法表达本国文化，这不仅让外国朋友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让国人感到担忧。英语教学本要进行跨国交流、双向文化交流，但是当前的情况却是单向交流，这也表明在我国的英语教学中存在问题――在英语教学中，对目的语文化的关注较多，而忽视了母语文化。
（二）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具体表现
1.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的孤立
在学习英语时，语言知识往往会发生迁移，发生正迁移时能够有效促进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而如果发生负迁移，则会阻碍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提升。在学习英语前，我国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够使用母语进行交流。所以，英语交际能力的获得必然受到母语交际能力的影响。而人类交际的手段都是相同的，所以良好的母语交际能力能够促进英语交际能力的提高，是英语知识发生正迁移的重要保障。但是在目前的英语教学中，往往没有关注这种正迁移的作用，而把重点放在了英语与汉语交际模式的差异上，在此进行研究必定会产生负迁移，导致母语正迁移的影响效果逐渐丧失。即便是英语与汉语文化相异，但是其中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从一些俗语中就能看出来这些共性，如：“花钱如流水”英语为“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血浓于水”英语为“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英语与汉语之间还是有较多相似地方的，可以此为突破点，打破英语与汉语之间缺乏往来的现象，把中国文化融入英语教学中，避免中国文化受到孤立。
2.跨文化交流的片面理解
在英语教学中，由于教材中的内容有限、教学方法需要改变等问题，英语教师在课堂上讲解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学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产生崇洋思想，日益严重。与英语文化受到的特殊待遇不同，在英语课堂中，汉语文化却受到冷落，没有获得与英语文化平等的地位。所以，学生在生活中往往谈论着国外的文化，而对我国自身的文化却了解不多。如果说我们之前在国际交流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交流障碍是由于对西方文化的不了解，但是如今当我们在英语教育中大量融入西方文化后，中国文化的含量几乎空白。在国际交流中，这种负面的影响作用更为严重。前国家副主席曾经对我国英语教学中的汉语文化缺失感到痛心，他说我们的学生无法用英语表达一个“早饭吃了什么的”简单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知道用英语如何表达“包子”“油条”“稀饭”等。而当外国人想要询问儒教文化时，我们的学生却是空有满腹经纶，但就是不能正确表达，有时候甚至都不知道孔子的英文译名。如此简单的问题都无法回答，那么，弘扬中国文化、推广中国文化的任务就更无从谈起。所以，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缺失的现象必须引起每一位英语教育工作者的关注，改变外语教育的错误观念，要坚持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目前，比较可喜的是广大英语教师以及英语教育工作者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缺失的问题，并且都积极寻找对策，开始着手解决该问题。
二、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意义
（一）英语语言学习的重要保障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之一，也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文化的传播需要借助语言的力量，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正是由于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英语教学中必须加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在教学中，对比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之间的相似点和差异点能够加深对二者共性的认识，这也利于英语学习。目前，我国的英语教学主要是将英语的语言基本技能和语言交际能力作为教学重点，并非通过英语学习重新对汉语文化进行认识。学习英语的学生基本上已经对汉语的文化有所了解，所以在学习英语时，通过英语对各种文化进行的理解都是以汉语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可借助自身对汉语以及汉语文化的理解，促进对英语的理解;可增加英语学习中的正迁移，降低负迁移，提升英语交际能力。所以，在英语学习中融入母语文化，也是英语语言学的需要。
（二）培养国际文化交流能力的需要
在英语教学中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只要能够掌握英语的听说读写技能，了解英语文化环境，对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就具备了国际交流能力，就能够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些年来，英语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巨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无意识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青少年学生，追捧先进科技，热衷西方文化，甚至产生了西方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却对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没有任何兴趣。国际交流是双向的交流，是文化的互相传递。交流的双方都应该对彼此的文化和风俗有所了解，充分尊重对方的文化，在这样的基础上，跨文化交流才能够正常进行。拥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是英语教学中一直非常注重和培养的，然而在教学中，如果仅仅重视了英语文化的教育而忽视了母语文化，那么在跨文化交流当中只能进行单向交流，而这种交流也并非真正的双向跨文化交流。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在强调英语文化学习的同时，也要融入汉语文化。另外，在英语学习中加入汉语文化的学习，学生们对母语文化的了解加深，也能够与西方文化形成对比，发现其中的差异，无意间就提升了跨文化交流意识，促进了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如果在英语语言学习中只关注到了西方文化的输入，忽视了中国文化的学习，会造成学生在使用英语时不能够表达出中国文化，或者表达效果较差，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在跨文化交流中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加入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平等、互利的跨国文化交流的要求。
（三）中国文化的继承和传播的要求
学英语不仅要学习如何使用英语，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和风俗，同时也要学会用英语将我国的文化传播到国外，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要求，不仅在于在跨国交流中能够双向交流，更在于能够将我国的优秀文化向世界进行传播。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把西方文化学习放在重要位置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尝试使用英语表达我国的灿烂文化，将我国文化传播出去。然而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在我国英语教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英语学习者在表达西方文化时比较流畅，而表达中国文化时，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一方面就是了解中国文化但不知道如何用英语表达，所以向外推广中国文化也就更加困难。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必须在英语教学中不断渗透中国文化，加强对本国文化的学习，增强学生的文化自我意识，避免学生在学习西方文化之后产生崇洋的思想。同时，广大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中要注重培养使用英语表达我国文化的能力，做到用熟练的英语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做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如果我们国人都不能够用英语向世界展现我国的文化，又怎能让世界来了解我国文化？
三、英语教学中输入中国文化的措施
（一）在教材中融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让学生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是英语教学的目的，英语教材对英语学习者具有引导作用，也是英语学习者的重要学习依据。但是，英语教材内容的设计长期以来只关注到了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介绍，教材中几乎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引荐的内容。当前的英语教材当中，所有的课文几乎都是围绕着英语国家文化而展开的，只有极少部分的文章会略微提及中国文化，造成教学中缺少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课程内容，而此方面的英文资料又比较欠缺。长此以往，英语学习者对如何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接触得较少，这就造成了无法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现象。所以，在当前的英语教学中，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英语教学单一性以及片面性的局面，让英语教材中能够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和平等性。英语教材中要增加更多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容，要涉及多个方面，如文学、艺术、历史等，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具备中国特色的文化融入教材中，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这些内容可以通过我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译本获得，也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相关英语文章获得。这样，通过英语教材中中国文化的加入，将传授文化知识与语言技能的学习统一在一起，让学生掌握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二）发挥教师的积极作用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在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就必须发挥教师的作用。英语教师一方面承担着英语教学的任务，另一方面身上还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英语教师必须加强对自身母语文化的了解，使用英语来传承中国文化。这就要求英语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时不断学习中国文化，培养跨文化交流意识。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发挥两点作用：一是在英语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课堂教学中老师的引导作用很明显。教师向学生介绍英语语言文化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还必须要将中国文化推荐给学生，引导学生发现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既要领会西方文化的精髓，同时还要学会如何使用英语正确地表达中国文化。教师要将汉语文化的英语表达方式展示出来，充分发挥汉语的正迁移作用。且教师要对学生进行课外学习的引导，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网络等多种途径自主学习如何使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教师在向学生推荐优秀英文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要鼓励学生多阅读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英译版，这样学才能了解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区别，同时也能够提升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培养平等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另外，杂志、报纸、电影等多种媒体都是学生学习中国文化英语表达方式的重要途径，教师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对中国文化表达方式的学习中。
四、结语
我国进行英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通过学习英语能够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同时弘扬我国文化。但在当今的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问题非常严重，英语学习者往往能够使用英语表达英语语言文化，但是却无法表达出中国文化，这不利于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所以，必须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教会学生学会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这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同时还促进了平等的跨文化交流，也实现了英语教学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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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美育被视为德育的辅助而受到封建帝王和儒家的重视。同时，六艺中指涉“美”的范畴的也只是“乐、书”而已。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我们所说的“美育”实际上就是指音乐教育，是德育的一部分。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关注的就是这样一种以礼乐和诗教培养君子的美育观。而这中美育观又与儒家文化中的“仁”、“天人合一”等核心价值密不可分。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特别重视诗教与乐教对道德熏陶的作用，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人格培养要从诗歌的熏陶开始，立足于礼教，完成于乐教。而乐又与礼互为表里，所以孔子更注视乐教的重要作用，他本人也擅长器乐演唱以及音乐鉴赏。君子人格的形成和实现在于对音乐的把握和领悟。孔子对乐的重视，源于他对“仁”这一儒学核心价值的深切认知。他对礼乐的教化功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反思，他十分崇尚先古帝王利用诗教和礼乐教化达到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做法，那是他理想中的人类社会，“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这是对诗教的认同；“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礼乐不仅可以实现对个体道德品质的培养，更是巩固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定的基础，至此礼乐具有了社会学的价值和意义。
“天人合一”是儒学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必须要通过音乐的形式。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常常为后人津津乐道。有一次，孔子问弟子子路、曾皙（名点）等四位弟子的志向。子路师兄弟均表示愿意从政治民，实现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只有曾点的志向有些例外：“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对此却极为赞赏，曰：“吾与点也。”曾点所描述的这样一种随心所欲，自由闲适的生活画面恰恰是孔子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即达到美与善的统一。而这种在审美中所体会到的乐趣，就是美育所要达到的无关利害的澄明境界。
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也提到了上文中的这个典故，对此，王国维评论道“此时之境界，无希望，无恐怖，无内界之争斗，无利害，无人无我……一人如此，则优入圣域，社会如此，则成华胥之国。孔子所谓安而言之，与希尔列尔所谓乐于守道德之法则者，舍美育无由矣。”尽管王国维把孔子的“安而言之”与席勒的美育观进行同比有些牵强，但都是对美育所达到的个人性格提升和社会安定和谐作用的肯定，同时也指出了所谓的“无用之用”最终还是要落脚在提升国人的趣味上。从美育的被引进到之初，就已经深深地烙上了儒学传统价值观，即通过美育来培养完全之人物，以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在这一点上，王国维与孔孟的美育观殊途同归。
“美育”当属清末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舶来品。从最初“美育”观念的引进到“美育”在中国形成一门现代教育体系下的学科，都离不开西方哲学以及美学思想在国内的传播。20世纪初前后，中国处于封建文化的没落与各种新思想兴起的更迭中，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接近崩溃，新的民主、科学等西方思想成为中国救亡图存的先驱们的选择。兴洋务，开新式学堂，变法新民，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教育，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历了这样痛苦的转变，从而产生了“美育”的西学东渐，这中间不能不提的是王国维。
王国维在十八岁前除去在私塾所受教育外，还从其父学习骈散文及古今体诗，金石书画，并长于考据。中日的爆发促使王国维产生了学习西学的欲求，最初他从日本英文教师那里获得了关于康德与叔本华的哲学论著，后来经过罗振玉的资助留学日本，回国后开始致力于康德、席勒、叔本华等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翻译了大量哲学著作例如《伦理学》（日本，元良勇次著）、《心理学》（日本，元良勇次著）、《西洋伦理学史要》（英国，西额惟克著）等书。他还在《教育世界》上大力译介西方哲学及美学思想，写出了《哲学辩惑》、《论教育之宗旨》、《孔子之美育主义》等学术论文。《论教育之宗旨》写于1903年，王国维在文中提到了美育的必要，并指出席勒“之重美育学，实非偶然”。
“所谓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王国维认识到了美育作为情感教育的独特性质，在维护美育独立地位的同时又把美育与德育和智育联系起来，始开美育独立的先河。后来王国维又通过《教育家之希尔列尔》专门介绍了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和写作背景。席勒主要的著作都是在接受了康德的哲学及美学思想，特别是《判断力批判》的影响，以此作为自己的哲学依据，展开美学以及美育的讨论。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用27封书信明确地提出了“审美教育”的概念，并对美育的社会作用、性质作了系统的阐述。他从人性的分裂着手，探讨了美和艺术的批判功能，“因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自由是美育的本质属性，应让美在自由之前先行。可见西方审美教育的目的并非立足于社会的安定有序，而且重在追求人的自由。但这样的美育观是怎样中国化的呢？
从1903年至1907年，王国维写下了《去毒篇》、《人间嗜好之研究》、《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教育偶感四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孔子之美育主义》、《教育家之希尔列尔》等一系列文章讨论美育，提出了“形式”、“审美无关功利”等现代美学观点，成为当时主要致力于美育思想传播的旗手。但第一个把“美育”观念引进国内的，却是先生。早在其作于1901年10一12月的《哲学总论》中论析各种学术之关系时指出：“人类生存其间的宇宙由物、心、神三者成立，而其研究之学问，则分别有理学、哲学、神学。哲学论究无形之心性，为心性之学，而心性有外显之心象，由作为哲学之一部的心理学研究之。心象又有情感、智力、意志之三种，相应又有审美、论理、伦理之三学。伦理学说心象之意志之应用；论理学示智力之应用；审美学论情感之应用。故此三学者，为适用心理学之理论干实地，而称应用学也。其他有教育学之一科，则亦心理之应用，即教育学中，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
先生认为美育首先是一种情感教育或者叫做美感教育，他还提出了“美育代宗教”的口号。他对“审美无关功利”美学命题极具中国特色的表述，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达到了无可企及的高度。但他对美育的社会功能则过分夸大，甚至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在《教育大辞典》中关于“美育”的条目也明确表示：“美育者，与智育相附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也。”
第7篇
【关键词】国际投资法 国民待遇 外资准入 外资经营
一、国际投资法中国民待遇概念及适用范围
国际投资法中国民待遇，是指在一定范围的事项上，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权利义务，在相同情况下应等同于已经或将要给予本国投资者或投资的权利义务。国民待遇制度主要涉及两个领域，即外资准入和外资经营方面。
在外资准入方面，特别是在设立范围上，各国基本上尚未完全实行国民待遇。几乎每个国家都会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及宏观调控的需要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控制在本国国民手中，而排除外资的进入。国际法上对于这种行为也给与了充分的肯定。
在外资的经营方面，一般而言，各国基本上都能给与外资以国民待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管理外资企业的活动。当然，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保护民族产业的考虑，在经营上除了某些方面给外资以优待外，还会施加一些额外的履行要求。比如当地成分要求、出口实绩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利润汇出与再投资的要求等。发达国家为维护本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往往要求发展中国家逐步减少乃至取消类似的履行要求。
从理论上讲，这种履行要求并不符合国民待遇。其实施目的是出于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试图使外资在经营过程中东道国以有益的帮助，而排除其不利的影响。但是，东道国对外资赋予了比国内资本更高的期望值，这实质上加重了外资的经营难度和成本，是对外资的歧视。
二、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
各国的外资立法及相关的国际条约均将能够享有东道国所提供的国民待遇的人，界定为依据东道国法律在东道国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外国人及其在东道国所从事的经东道国允许的投资经营活动。
外国投资者如果是自然人，主要依据东道国国籍法确认，如果是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主要由投资国和东道国在投资保护协定中予以明确。
同时，许多国际投资条约明确规定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为“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也就是说，东道国除了授予外国人本身国民待遇之外，还授予外国人的活动及其相关资产以国民待遇。
需要明确的是，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及其在本国境内的投资活动和财产是否给予国民待遇是其范围内的事，如果不是有相关条约明确，国家对此不承担任何义务。但实践表明，只要没有根本危机，各国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参与本国经济发展，都愿意给予外国人及其在本国的活动以国民待遇，有时甚至给予更高的优惠待遇。
三、“超国民待遇”问题
现在有的人认为，国民待遇本身是排斥给予外资优惠待遇的，也就是说，要改变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纵观各国的外资立法和国际投资条约，对国民待遇的定义主要有两种：即国民待遇是指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的待遇“不低于”和“等同于”其给予本国投资的待遇。按照前者的提法，给予外资某些优惠待遇并不排斥国民待遇，也就不存在“超国民待遇”的问题。而根据后者，给予外资优惠待遇和国民待遇之间似有矛盾之处。其实不然，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国民待遇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标准，与之相配套的，还有诸如“最惠国待遇”和“公正和公平待遇”。如果东道国对国内投资待遇很低的情况下，对一些国家的投资实行国民待遇，而不能给予更高的待遇，则该待遇水平就有可能达不到“最惠国待遇”和“公正和公平待遇”，从而导致各项待遇之间的冲突。在大多数投资保护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往往一并加以规定，并以两种待遇中对投资者更为优惠者为准。我们能说，一个国家实施了最惠国待遇，就是对国民待遇的违反吗？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给予外资一些优惠待遇，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或引进更多的外资，或将外资吸引到东道国更想引资的领域，加强其政策导向性。东道国实行国民待遇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意图引进更多、更好的外资，而实行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也是此目的。
在如今各发展中国家都在加紧吸引外资的大环境下，我国宜对“超国民待遇”问题采取柔性处理的办法，不应该过多地强调。总而言之，实现国家利益，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才是我们的最高目的。只要我国实质性的取消对外资的特殊限制，就是实现了国民待遇。
四、我国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的现状及策略
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包括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在程序法上，我国早已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有对于外商及其投资企业与我国公民同等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在实体法方面，又可以划分为私法上的国民待遇和公法上的国民待遇。在私法上，也就是民商法领域，外资企业无论从事国内经济活动，还是涉外经济活动，都具有与内资企业同等的法律地位，这表明我国在这一领域对外资已实行了国民待遇。
而在公法领域，也就是对外资的管理立法领域，我国至今尚未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这主要受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我们都知道，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国家，很难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即使有，也只是很狭窄且特定范围内的国民待遇。对于内资企业来说，尤其是对于国有企业，一方面在价格、物资供应、政府补贴等获得国家的某些特殊支持和保护，另一方面在诸如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领域对国家则负有特殊的义务。而这些义务是不可能施加给外资企业的。而对于外资企业，它在受限制的同时也会得到一些譬如税收政策的优惠等。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之时，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被扭曲了，这样就形成了法律上的差别待遇。只有一方面不断地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使内资企业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逐步取消对外资的种种限制，双管齐下，才能完全确立起对外资的国民待遇。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一些发达国家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时，片面要求东道国将给与内资企业的特殊待遇也扩大至外资企业，而对于东道国内资企业所担负的特殊义务，发达国家又依“公正与公平”原则，即违反了所谓的“最低待遇标准”而反对施加于外资企业。倘若如此，外资企业将在各个方面享受了“超国民待遇”，从而使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我国应当对这种“趋利避害”的行为保持足够的警惕。
第二，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尚且不高。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还比较落后，对于内资企业来说，外资企业在财力、技术、管理、信息等方面还具有较大优势。只有对内资企业给予某些特殊的法律保护，同时对外资加以限制，也就是采取一定的差别待遇，才能最终实现内外资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
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的长期存在决定了我国在公法领域实行国民待遇只能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
另外，国际投资领域实行国民待遇尚未成为一项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不存在绝对的，无限制的国民待遇。各国在投资领域国民待遇的实施条件、方法和步骤等问题上尚存在分歧。所以，国民待遇的推行，应遵循“有条件和逐步推进”的原则。“有条件”是指各国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接受国民待遇条款，以及接受国民待遇条款的方式、方法和合理例外。“逐步推进”是指在国民待遇还不能保障各国投资者真正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各国应当兼顾经济全球化和东道国经济承受能力，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推行国民待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今后的投资条约谈判过程中，我国应注意以下策略：1、谨慎对待外资准入阶段适用国民待遇问题，同时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较为成熟的前提下，在某些已经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领域，逐步推行国民待遇。在具体谈判中，尽量采用肯定清单法，将准入自由化的程度控制在自己手中。2、争取国民待遇的合理例外，避免国内产业受到外来资本的过度冲击。3、在投资条约中订入“发展条款”。也就是说只有在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属于同一类型企业且处于类似的环境下，才给予跨国公司国民待遇。这种“发展条款”可以遏制发达国家对国民待遇进行扩大解释，也使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外资政策时有了一定的灵活度。4、把握条约用语的准确，确保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自己有利。比如：保证适用国民待遇的前提条件是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处于“相同”或“一样”的情况，而非“相似”和“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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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证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全面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第一，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第9篇
[关键词]：文化与人格理论 中国国民性 儒家思想
所谓国民性，指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总体表现出的品性，即一个国家国民最普遍表现出的人格类型，是对一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的特征的概括，故针对正常人格而言。这种品性，既源于种族特征的不同，也可来自后天遭遇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各个国家中不同的国民性。国民性与典型人格类型不同，其分析不需太多田野调查实践与复杂数据，具有普遍概括性和笼统性，故较易实行。
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在西方二战时期曾一度兴起。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的渗入，现代中国的国民性已变得较为混杂难以表述，甚至某些已与中国古人的文化精神相背道而驰，西学的传入与过度应用更使现代中国国民性格不具有了中国本土的代表性。本文仅从中国古代儒学角度对中国人的传统国民性进行分析探讨，从信仰体制、道德准则和人格培养三方面将国民性概括为忠君爱国、仁义至上和中庸之道。
一、信仰体制：忠孝统一
从信仰体制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中主要以信仰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作为全民性的国家宗教。其宗法观念与天人合一观念从信仰层面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对国民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人普遍重视家族观念，祖先意识强烈。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人祭祖的隆重仪式上，更表现在中国人“以孝治天下”的观念上，这早在先帝舜时期就有了很好的体现。
中国十分重孝，一家中若是出现孝子，则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与赞扬。汉朝时期的选官制度就以“孝”作为最基本的选拔标准，由众人推举，称“举孝廉”。中国儒家传统“十三经”中就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孝经》，是关于孝的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人家族传统中，是以父权至上的宗法制，一般重大事情都需要向父亲请教过问，包括婚姻问题，大多是父母包办，即使是自己的意愿也需事先请示父母，征得同意方可进行，否则就会有被社会指为不孝而被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人如此重“孝”，包括统治者也宣扬孝道，以孝治天下，以得到支持与维护。中国人认为，以孝为先，有了孝，人民自然会归顺于君主，孝是忠孝仁爱信义等基本道德的根本所在。“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也。”《论语》中的此言正是体现了“孝”的一系列好处，孝子极少有犯上作乱背叛君主的想法。由此可见“孝”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前提。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忠孝二者相统一的观念，也是国民性之一大特点。
二、道德准则：仁义之上
前面讨论的中国人所重视的忠孝观念，但这种忠孝观念是以仁义的道德准则为前提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曾说过，忠孝都要“以义为先”。不符君子道义的事万万不可做，而这道义的前提就是符合“仁”。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的实现是孔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仁”是最重要的品格，万事都应符合“仁”复归于“仁”。“义”则由“仁”衍生而来。所谓仁义礼智信都是以“仁”为根本的。孔子主张回归“仁”的道路是“克己复礼”，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回到礼的道路上来。西周时期即已制定形成的周礼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应的。“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这其中就要以统治者实行“仁政”作为基础。实行仁政，人民就会温顺并且厚道，像先帝尧舜时期就是如此。
且君子也应以仁为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主张有志之士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仁义道德理念。孔子认为，“恭而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样即可实现仁。仁不仅应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统治者的根本统治手段，更是作为了百姓庶人一切道德准则的基础。
孔子还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这可谓是对接近仁的状态的外在表现的较为细致的描述了，也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普遍具有老实内敛，逢人不爱张扬，遇事不爱争抢的特征，却给人一种温和敦厚的亲近感。古代社会中的中国人中更是普遍具有“仁”的特性。辜鸿铭先生认为中国人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温良，这主要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也是“仁”在国民性格中的一大体现。
三、人格培养：中庸之道
中国古代社会中对人才的培养，不似西方教育那般重视专业技能培养，而是更重形而上的气节与道德观念的树立。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几乎是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对“君子”的推崇也成为中国社会中普遍的人格完善标准。
所谓君子，可用“中庸”来概括。“君子不器”，君子尚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经过历史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气节，体现在忠君爱国的观念中。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见中庸的品质在中国人中具有神圣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并形成一种价值趋向体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用孟子的话概括，这是一种“浩然正气”。
中国古代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后来的教育中，也体现在在童蒙教育。所谓童蒙教育，指中国古代7～12岁的教育，即洒扫应对等基本礼仪和伦理道德的学习。其作用不可忽视，是为后期儒家系统教育、为日后学习君子之道打下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人格气质初步奠定形成中的重要一环。
中庸之道同样表现在礼上。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礼节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乃至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原则。它处处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中和色彩，建立在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体现了中国人高尚的修养，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种外在表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在文化与人格理论的视角下所探见的中国人国民性具有忠孝统一、仁义至上、中庸之道三者合一的特性，不仅体现在传统的等级宗法性制度中，更体现在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普遍文化群体中。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与品格特征，区别于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包括政治思想、社会制度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如今我们更应弘扬这种文化特性，弘扬中庸之道，选择传统并适合我们国民性的东西，而不是盲目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这有中体西用，才能使中国人得以重新闪耀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辜鸿铭著.李晨曦译.中国人的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10.
第10篇
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对偶，第二是声律。关于这两件事，《文心雕龙》都有专篇讨论。《文心雕龙》第三十三篇讲声律，第三十五篇讲丽辞。所谓丽辞，就是对偶。
这两件事都跟汉语的特点有关。惟有以单音节为主(即使是双音词，而词素也是单音节)的语言，才能形成整齐的对偶。在西洋语言中，即使有意地排成平行的句子，也很难做到音节相同。那样只是排比，不是对偶。关于声律，我们的语言也有特点。汉语是元音占优势的语言，而又有声调的区别，这样就使它特别富于音乐性。
文论中对于文章的对偶特别是诗的对偶是有许多讲究的。人们容易把对偶看得很简单，以为只是字数相等，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就是了。实际上远不止此。《文心雕龙》提出了著名的对偶原则：“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对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拿今天的话来说，言对就是不用典故，事对就是用典故，反对就是反义词或意义不相同的词相对，正对就是同义词或意义相近的词相对。
刘勰轻视言对，提倡事对，这是跟骈体文的体裁有关的。从艺术观点说，这个作用不大。杜甫、王维等许多大诗人许多著名的对句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也都是言对，不是事对。这个可以撒开不提。
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这倒是一条很宝贵的艺术经验。《文心雕龙》所举反对的例子是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壮鸟显而越吟。”(“幽”和“显”是反义词。)正对的例子是张载《七哀诗》：“汉祖想粉榆，光武思白水。”(“想”和“思”是同义词。)二者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问题上，刘勰的理论是高的：他把反对认为是“理殊趣合”，这是用不同的道理来达到同一的意趣，表面上是相反，实际上是相成。这样的对偶是内容丰富的对偶。他又把正对认为是“事异义同”，因为两个句子从字面上看来虽然不同，实际上只表示了同一的意思，这样的对偶是内容贫乏的对偶。
正因为这个意见是对的，所以后人常常拿它来衡量诗的优劣。王籍《入若耶溪》“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是被人传诵的名句。但是蔡宽夫《诗话》说“晋宋间诗人造语虽秀拔，然大抵上下旬多出一意。”他举了王籍这两句诗批评说：“非不工也，终不免此病。”
正对走到了极端，自然是诗家之所大忌。所以诗论家有“合掌”的戒律。所谓“合掌”，也就是同义词相对。
因此，关于对偶，我们不要单看见古人求同的方面(字数相等是同，词性相等也是同)，同时还要看见古人求异的方面。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古人在对偶别强调相反，强调对立，强调不同。这个原理同样地适用于声律方面。
《文心雕龙》声律篇中有很重要的两句话：“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同声相应谓之韵”这一句话好懂：韵就是韵脚，是在同一位置上同一元音的重复，这就形成声音的回环，产生音乐美。但是刘勰所强调的不是这一句，而是前一句：“异音相从谓之和。”所以他跟着就说：“韵气一定，故馀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这就是说，同声相应是容易做到的，异音相从是难做到的。这和丽辞篇所论“反对为优，正对为劣”的道理是相通的。依一般的见解，异音相从应该是不和，现在说异音相从正是为了和，这也和丽辞篇所说的“理殊趣合”是同一个道理。音乐上的旋律既有同声相应，也有异音相从。假如只有同声相应，没有异音相从，那就变为单调了。
什么是“异音相从谓之和”呢?范文澜同志认为是“指句内双声叠韵及平仄之和调”。(《文心雕龙注》第559页。)这是对的。所谓“八病”，虽然旧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就是避同求异，如双声的字不能同在一句(连绵字不在此例)，句中的字不能跟韵脚的字叠韵，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一声调畅，等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夫五音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沈约在这里也是特别强调了“殊异”的作用。
律诗的平仄格式是逐渐形成的，而平仄的讲究主要还是求其“异音相从”。一句之中，平仄交替成为节奏，这是异；一联之中，出句的平仄和对句的平仄相反，这又是异。后联和前联相黏《第三句与第二句平仄相同，等等》，似乎是为了求同，实际上还是为了求异，因为失黏的结果是前后两联的平仄雷同。
严羽《沧浪诗话》批评了“八病”的戒律。他说：“作诗正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据也。”凡事一到了“拘”，就出毛病。形式美与形式主义的区别，就在于诗人驾驭形式还是形式束缚诗人。“八病”的避免，如果作为形式美来争取，而不是作为格律来要求，还是未可厚非的。董文涣《声调四谱图说》引杜审言的《早春游望》作为示范。杜审言原诗是“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蒴。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这首诗有四句是平上去八四声俱全的，其余也都具备三声(其中有两句按诗律也只能具备三声)。这样，在声调上就具有错综变化之妙。
有人说，杜甫的律诗出句末字上去入三声俱全：如果首句入韵，那就是平上去入四声俱全。我曾经就《唐诗三百首》所选的杜诗作一个小小的统计：五律十首，合干上述情况者八首：七律十三首，合于上进情况者十首。这可以说明：一方面杜甫的确有意识地追求这种形式美；另一方面，杜甫决不会牺牲了内容去迁就形式。
相连的两个出句声调相同，叫做“鹤膝”，也有人认为就是“上尾”。杜甫的律诗，特别注意避免上尾。但偶然也有不拘的。例如《客至》诗第三句末字是“扫”字，这个字有上去两读，若读上声则跟第一句末字“水”字犯上尾；若读去声则跟第五句末字“味”字犯上尾。这些地方都可以说明杜甫既讲究形式美而又不拘泥形式。两个出句末字声调相同还不足为病，至于三个出句末字声调相同，那就算是缺点了。谢榛《四溟诗话》批评杜牧的《开元寺水阁》诗：“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藤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又批评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诗：“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雨轻。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他说：“此上三句落脚字，皆自吞其声，韵短调促，而无抑扬之妙。”其实他在这里指出的就是上尾的毛病，因为这两首诗三个出句末字都用了上声。谢榛最后说：“然子美七言，近体最多，凡上三句转折抑扬之妙，无可议者。其工于声调，盛唐以来，李杜二公而已!”他的话是颇有根据的。李白的律诗较少，我没有分析过；至于杜甫，我相信他在声调美的方面是有很深的研究的。
总起来说，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不管是在对偶方面，或者是在声律方面，都是从多样中求整齐，从不同中求协调，让矛盾统一，形成了和谐的形式美。
第11篇
关键词：大众文化；现代性；消解
奥尔特加・加塞特曾经描述：“大众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且在社会上占据着优越的地位，而在过去――如果它存在的话――它却从来未被注意过，它仅仅是社会舞台的背景，一点儿也不起眼。然而，如今它越过舞台的脚灯，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在社会的舞台上，再也看不到严格意义上的主人公，取而代之的是合唱队。” 所谓的现代性，在笔者看来，它变现为一种精神气质，它注重人的个体自由与存在价值，注重人的精神提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学蓬勃兴起，它以一股强大劲头迅速占据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满足了人们的感性需求，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总体看来，现代性语境下的大众文化对社会的发展有两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消遣娱乐需求，二是消解了正统意识形态。
一、消遣娱乐与大众文化
在市场积极蓬勃发展，各行各业迅速崛起的同时，快节奏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人们的工作生活压力过大，精神紧张，患得患失。人们需要适度的精神宣泄，从而使情感放松，心灵得到慰藉。大众文化通过感性的张扬，肯定当下人的世俗生活，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消遣娱乐元素。
大众文化通过各种语境深入人们的世俗生活，远离了精英文化的圣洁理想与知识分子的终极人文关怀，它引导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吃穿住行中寻找精神慰藉。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演进的今天，大众文化以其自身的特点丰富了市民阶层的文化世界。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是它的平民精神，而大众文化的发展为平民意识提供了充分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泰戈尔所说：“如果一个人弃绝欢乐的欲念，把欢乐变成仅仅是求知和行善，其原因必然是他已失去他的青春年华和健康，从而失去感觉欢乐的能力，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古印度的修辞家们毫不犹豫地说，享乐是文学的灵魂――享乐是公正无私的。”因此，大众文化消解了它寓教于乐的存在形式，与大众的精神生活保持一致，疗养心境，释放情感。
二、消解正统意识形态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如是说：“意识形态牵制、左右、主导乃至于炮制和裁决文学，在二十世纪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不仅就文学创作而言，还有文学评论，也包括文学史，往往都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意识形态可以说几乎成了一种难以防御的世纪病，有幸能抵御这种时代病的作家，他们的文学便得救了。”
正统的意识形态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色彩，即政治的功利性，它为政府运作，极具中国特色。而大众文化彻底打破了以往精英文学中的理性意识与精神构建，以其平民化和世俗性消解了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90年代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更是将传统的主流、精英文化打得一败涂地。“新写实”作家们热衷于将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小事一一陈列，表面的凡俗实质却暗含了深刻的精神内涵。这样直白的世俗化描写在以往的正统意识形态中是没有生存余地的，但在大众看来，它确实裸地展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表现了小人物的平凡的思想，记录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境遇。因此，“新写实”小说是民众的代言人，它同时也是推动大众文化发展的强劲驱动力。
“新写实”小说似乎像我们诠释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哲理，如池莉在其《风景》引发的思考：“能有几人像四哥这样平和安宁地过自给自足的日子呢？这是因为嘈杂繁乱的世界之声完全进不了他的心境才使得他生活得这般和谐和安稳么？四哥又聋又哑啊。”同样，我们从池莉的另一部作品《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题目中就可以领略世俗社会中大众的生存态度，而这完完全全是普通民众的心声。大众文化早已将圣洁理想和人文关怀抛置一边，它解构了主流话语，实现了“由上而下”的质变。
三、总结
中国的现代性最早从西方引进，但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自由张扬的个性相悖，导致了中国的现代性呈现出“感性不足而理性有余”的特点。而大众文化的出现，极力张扬感性，强调个体的感受与个性体验，它很快赢得了大众的响应，从而迅猛发展。它是现代文明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当然，大众文化的发展也有其负面作用，一味地追求娱乐、消遣与感官刺激，势必会降低文化的教化和启迪意义。正如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评论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这部书里以《赫胥黎的警告》为标题写下的话，“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被退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作者用拉斯维加斯这座赌城为例来批评他的祖国美国：“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服用，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使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他对于美国电视文化的担心和忧虑是：公众评语的解体及其向娱乐艺术的转变，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参考文献：
[1]谭桂林：《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第12篇
关键词：影视基地 开发 文化内涵
一、河东影视城简介
（一）历史背景。临沂国际影视城是在创建“文化大省”的时代背景下，按照大思路、大规划、大基地的战略方针建设，拟建“南国古城”影视拍摄基地，日本街影视拍摄基地，巴黎街影视拍摄基地，伦敦街影视拍摄基地，民国街影视拍摄基地，村影视拍摄基地和浙江村生态大酒店以及中国影视村等景区及配套设施。
（二）河东影视城现实状况。一期工程“南国古城”项目于2006年8月18日试营业并对游客开放。“南国古城”影视旅游景区建筑面积为33500平方米，整个景区集江浙水乡之精华，融徽派建筑之风格，分为沂州城关区、店铺街市区、府衙庙会区、沂水风情区、山村雨街区、山洪爆发区，水陆社戏区，影视模拟拍摄区和宾馆休闲区等九大区域。
（三）河东影视城主要成绩。临沂国际影视城的战略目标是“集中国旅游文化之精义，打造国际化观光与休闲的梦幻之城，快乐之都”。影视城坚持视为手段，旅游为目的，休闲娱乐为配套的经营理念，着力做大做强影视旅游产业，使之成为演员的艺术舞台，游客的快乐天地，力争做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据测算分析，南国古城影视拍摄基地建成营业后，年接待游客80到100万人次，年接待剧组30个以上。
二、临沂国际影视城存在的问题
1.粗制滥造，缺乏特色。影视基地一样，重复建设以至于建筑形式没有差异性和特色，市场严重饱和，资产沉积及恶性竞争激烈。不少影视基地表面上追求大规模、大形式，而缺乏实际的优质特产，各地方基地缺乏沟通交流各自为战。
2. 产品单一，形式老套。河东影视城与我国大多数影视城一样出现相似问题。旅游产品还停留在传统的观光层面， 产品形式单一，影视城的基础设施大部分都局限于供拍摄剧组利用， 可供游客参与的项目有限，只是在影视拍摄景点立牌简单表明此地拍摄剧目、参演明星、导演等情况， 仅限于图片展示， 不能使旅游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难以满足旅游者重现荧屏经典一幕的愿望。
三、临沂国际影视城未来发展策略
1、打造品牌形象，构建创新机制。制定行之有效的宣传计划，提升品牌形象在建设方面不应该相仿，而是突出特点。在建设之前要做好建设的准备工作，做好历史研究，调查研究，根据历史记载回归历史，重回历史，做到与历史相符合，这样剧组会因为影视基地的逼真而乐意到这里拍摄；加大宣传力度，提升节目创新力度，建立健全完善可行的宣传策略，在宣传方面要凸显河东影视城与其他影视城的不同点，抓住特色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打造国际品牌；避免令游客在影视旅游产品的开发力度影视城形成的“景点+表演”的传统模式产生审美疲劳，失去吸引力，影视城必须不断创新，加大影视旅游产品的开发力度，提升产品内涵，丰富产品内容。
2、挖掘文化内涵，共建和谐旅游。提高影视旅游的文化内涵，实现可持续发展影视旅游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文化旅游的属性。提升影视旅游的文化内涵，有好的影视作品推出，好的影视作品本身就是一种旅游资源，是吸引旅游者前往影视拍摄地旅游的主要诱因。
3、文化旅游系统化，营销机制产业化。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创建一条新型的文化产业发展链。与周围的餐饮、酒店、娱乐休闲场所建立密切关系，互相合作做好沟通与联系，建立经济联盟彼此促进发展，构造一个系统化的旅游产业。产业链这方面，横店影视城在娱乐服务方面做的很好，横店影视城已成为国家AAAAA级旅游区。
4.广纳精英贤才，招揽素质人员。首先要做好人员的招聘，选择适合的员工服务人员，要做好人员的培训，对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考核。提高员工的职业素质，职业道德。娱乐表演一方面可以娱乐身心，另一方面它还能让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对人生有所感悟，如果宣传的过程中出现庸俗，低俗的文化，这只能降低人民的审美水准和审美需求。同时也会降低影视城的地位，降低文化内涵。
面对现如今层出不穷的影视旅游基地建设。总体现状令人堪忧，影视旅游文化也还有待于加强，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的一些商业投资商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以及其他社会问题舆加严重。但只要各影视旅游基地有不断探索创新的意识，在国家重视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做好宣传促销工作，应打造内涵为主线，办出自己的特色，影视旅游基地一定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影视基地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究》 季伟 中国电影出版社
[2]《前中国影视基地的发展――一横店影视城为例》魏亚萌 现代交际 20010年08期
第13篇
[关键词] 香港新高中 中国语文 课程改革
一、前言
根据现阶段教育发展情况,香港教育统筹局于2005年5月发表“334报告书”,提出香港三年高中学制将于2009/2010学年在中四级(即高中一年级)实施,同时采用改革的新高中课程。2007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联合编定《中国语文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作为2009年新高中语文的课程指导文件。同时,课程发展议会修订了《中学中国语文学习重点(试用)》,供三年制高中语文课程使用。
新高中学制对香港来说是一次新的教育尝试,而课程评估及指引的变化是教育改革的开始。本文主要分析香港新高中的语文课程指引文件,将新旧课程作对比研究。
二、课程结构
新课程结构概括为:引言,第一章概论,第二章课程架构,第三章课程规划,第四章学与教,第五章评估,第六章学与教资源。其中,前三章属课程内容,第四章讲教学,第五章讲评估,第六章讨论教材。同时,还有一本《中学中国语文建议学习重点(试用)》作参考。
结构安排上,新课程基本结构是齐全的,包括了课程、教学、评估、教材四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语文课程所要包含的内容。与2001年课程指引相比,2007年的较全面、具体。虽然两者都包括有课程、教学、评估、教材四方面,但2007年的增加了课程架构、课程规划两章,用较大篇幅叙述高中语文的课程设计原则、课程统筹等。相比2001年将初中及高中语文一起说明,2007年用独立篇章来单独说明新高中语文课程要求,显得更全面,为教师课程实施提供帮助。
2007年课程内容说明虽全面,但过于强调整体规划。比如课程评估及指引规定:出于整体规划的考虑,教师需要应学生学习兴趣、能力及方式不同来分别规划课程。按不同层次来安排不同课程,将给语文老师带来额外工作压力。结果可能各种版本课程规划效果一般,学生兴趣没得到满足。如能在语文必修课、选修课来调节,必修课学习基础知识,但在选修课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能力选择。这样使得单个语文老师工作任务减少,同时也满足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一举两得。
三、学科性质
“学科性质是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本质属性,它决定学科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体现本科之所以能独立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因此,语文科的课程性质至关重要,决定语文科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课程及评估指引在课程理念、课程宗旨、高中教育阶段学习目标都提到要兼顾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为学生学好其他学科打好基础,强调审美情趣、体认中华文化、培养对国家与民族的感情、正面价值观、国际视野等。
这些观点很多是过去语文纲要没有提到的。相比较2001年课程指引只突出语文的工具性,并没太多提及人文性,新课程强调语文的“文道合一”,这是一较大改变。过去往往忽略语文的人文性,强调语文工具性,不能全面反映语文科性质。现在两者都要兼顾,强调能力与文化并重,是一个新的发展。因此,在学科性质上,新高中语文对课程性质的定位比过去语文纲要全面。
四、教材
教材关系到课程能否顺利实施,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教材的选取至关重要。
香港新旧语文课程对教材的选取分别用“学习材料”、“学与教资源”章节来说明,名虽不同,但都讲述教材选取。两个课程指引都不设指定学习材料,给教师提供教材选取的意见,显得比较灵活。而对教材的定义,新旧课程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2001年从宏观角度界定教材定义和内涵,并从文字与音像材料提出选取的原则和具体要求;新高中语文课程则从教材作用来界定教材,但这里的教材不局限于教科书、作业等资料,自然环境和人力等资源也被列为学与教资源,突破了传统教材观点。在资源类别里,特别提到要利用互联网与科技资源,借助互联网上语文资源;同时提到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这两项资源都是过去语文纲要所没有提到的,对于教材选取是一创新点,能拓展高中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空间。另外,新课程指引还说明了学与教资源的运用、发展和管理,并提供发展策略,强调教材发展的重要性。不足的是,规范未免太多,操作起来不易,若可精简则比较好。
五、评估
香港新旧语文课程指引均有评估这项。旧课程指引包括:评估目的;各学习范畴的评估;实施步骤;评估原则。新评估则分为:评估的角色;进展性和总结性评估;评估目标;校内评估;公开评核。
新旧课程指引文件都从评估的功能性来考虑,但两者着重点不同:前者着重对学习和教学的回馈,后者着重收集学生学习表现,以此达到诊断、回馈、促进学习、甄别和选拔等功用。另外,两者评估目也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将评估回馈给学生、教师、家长,希望以此来提高学习、教学效能;后者则针对语文科“文道合一”性质,目的是为衡量学生能力、文化素养、品德情意、对国家等的责任意识。
因此,虽然两者都强调借助评估来促进学生学习、提高学习效能,但相比起来,旧评估并没针对语文课性质,而是“一般性的评估知识”,新评估较清晰且针对性强,有利于发挥评估的作用。同时,新评估将校内评估和公开评核相结合,方式更多元化,相比旧的评估方式更灵活和全面。但是,没有做到“教与学的双向评估”,如果可以借鉴其他地方则更全面,比如上海对语文评估的经验,拓宽评估范围,做到对学生、教师教学、教材质量都实行评估。
六、小结
从课程结构、学科性质、教材及评估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香港语文课程的变化。总的来说,新高中语文课程的定位还比较准确,顺应实际需要做出变化,需不断改进。新课程的课程结构齐全;语文定性上,新课程学科性质的定位比过去语文纲要更为全面,强调语文课的“文道合一”;教材组织上,新课程扩大了教与学资源选择空间,同时强调教材的发展,可谓新创新;评估方面,新高中课程方式更多元化,对评估角色定位也较清晰,但缺乏双向性,需拓宽评估范围,才能进一步提高课程学习的效能。
参考文献:
[1]教育统筹局.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学制――投资香港未来的行动方案.香港:政府印务局,2005.
[2]何文胜.港沪初中中国语文科课程的比较研究.香港教师中心学报,2007,(10):91-101.
[3]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中国语文课程指引(初中及高中).香港:政府印务局,2001.
第14篇
【关键词】召唤结构；中国古代文论；审美与接受
一、召唤结构形成背景
（一）西方文论“主体”观的改变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传统便开始重视个体的独立性，从奥古斯丁在对上帝的渴望中言说自身，到蒙田在《随笔》中追求“灵魂与肉体的紧密结合”，至笛卡尔之“我思，故我在”强调人的精神识，一种不同于中世纪把人作为神的附庸的主体观――对“主体”在世界中主导地位的强调――现代“主体”观念开始萌芽乃至逐渐确立。现代“主体”观自笛卡尔起逐渐确立，经过帕斯卡尔、狄德罗、伏尔泰等人的阐述，以及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扬，主体意识达到巅峰。
然而，当读者也作为另一个主体出现在作者的对立面时，作者与读者分享了表达客观世界的话语权，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文论家开始反思作者的定义，通过作者身份的模糊化试图重新夺回话语。从福柯的主体虚构性，到德里达解构主体，主体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几乎呈现出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至此，现代主体概念可以说基本上已被消解，或者如彼得毕尔格所说，呈现为一种“退隐”的状态。
（二）召唤结构的形成
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感召下，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中提出召唤结构概念：艺术作品因空白和否定所导致的不确定性， 呈现为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结构本身随时召唤着接受者能动的参与进来，通过想象以再创造的方式接受。伊瑟尔认为，文学文本和文学作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学具有未确定点，它是非自足、未完成的，它的存在本身并不能产生意义，意义的产生必须有赖于读者的具体化。而作品既不能等同于文本，也不能等同于读者的具体化，它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
二、中国古代审美接受理论的累积演进
如果说接受美学是从1976年产生到现代走向成熟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下，早就形成了与召唤结构相似的成熟稳定的审美意识和语言意识。通过“言”、“意”、“象”的界定划分，主张言不尽意、意在言外、言近旨远等创作方法，推崇得意忘言、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的审美趣味。著者真正表达的内容和情感越过语言的限制，以读者的感悟想象体会意蕴。这种审美趣味的形成有着一定发展历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表现，但万变不离其宗，与西方文论历史性的改弦易辙不同，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一脉相承，在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不绝。
（一）先秦时期
儒家六经之首《易传》首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命题，并引人“象”作为弥合言意之间巨大鸿沟的中介。道家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在《道德经》中开篇便表达了言不尽意的观点，之后通过“有”“无”的辩证关系让我们看到了“道”的无规定性、无限性的一面，根据“有”“无”于是便有了“妙”的概念。“妙”在魏晋之后已成为常用的审美评语。从文论观点看，古代著作所追求意在言外的“有”“无”之“妙”是不是也同时证明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特征？庄子用轮扁斫轮的故事在《天道》篇里表达了道的不可言说性。《文心雕龙》开篇便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文是道的彰显，道是无法言说的，我们用文字尽量阐述它。那么就此看来，道的多元和混沌属性用文也很难尽言，因此只能通过“妙”来体悟。
（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两汉时期“诗无达诂”观念的形成，经学微言大义、言近旨远的审美接受；魏晋时期言、象、意的界定关系在王弼《周易略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庄子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观点在魏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进一步继承发展提出文章最终之目的还在得“文外之重旨”，即要深刻理解文学作品中意象的深刻含义，但由于“言有尽”只能依靠读者的想象与联想，结合个人经验即对于“道”的领悟对文章的阐发进行诠释。《神思》：“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即通过道的辩证转化思想，将思、意、言三者的矛盾和语言的局限性转变为表达的优势。
（三）隋唐之后
隋唐之后，文人所继承的“言外之意”的审美意识已经变成行文的内在规律，文学大兴，各种文学种类随着历史演进逐步逐项地走向成熟，唐诗、宋词、元曲、小说等门类的审美接受都在之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中国古代文学成就推向一个另一个的高峰。
三、召唤结构与古典审美特征的呼应
（一）召唤结构的特征
沃尔夫冈・伊瑟尔在《文本的召唤结构》（1970年）了阐述要点如下：1.文学作品的本文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与空白是联结创作意识与接受意识的桥梁，是前者向后者转换的必不可少的"中间站"；2.不确定性与空白形成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即召唤结构，这种结构是作品被读者接受并产生效果的基本条件；3.接受过程是读者运用各自的经验，通过各自的想象填补不确定性和空白的过程，由于填补方式和所填补内容的差异，不同的读者所把握到的作品的形象和意义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意义上，接受过程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4.在提供足够的理解信息的前提下，文学作品中的不确定性和空白愈多，其含义便愈是深邃，艺术质量也愈高，反之，则不能称之为好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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