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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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县乡财政负担沉重
在地方财政层面上，县乡财政作为国家财政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基层政府筹集资金、分配财力，保证基层政权运转的重要职能，县乡两级政府担负着为占全国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包括一般行政管理、农村义务教育、社会福利、公共安全、支持农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1999年以来，中国先后四次出台政策上调了干部职工工资，同时按照政策规定，农业、科技、教育支出要求按超出同期财政增长比例增加，使县乡财政中农业、科技、教育支出基数越滚越大。此外，虽然大多数的三农支出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且近几年国家财政用于三农资金的比重逐年提高，但地方财政仍然需要配套负担了支农支出中的大部分份额，其中在很多支出项目中，地方的负担比例要高于中央，这也客观上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
2.县乡财政自有财力不足
县乡财政来源单一，第一产业农业的比重较大，在实行税费改革后全国许多县乡明显感觉到财政收入紧张。目前中国许多县域经济缺少充满活力、市场前景广阔的支柱产业，民营经济比重低，经济增长缓慢，经济总量小，财政收入以农业收入为主，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县乡财政收入总量必然减少。在乡（镇）财政收入中农业税收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越是财政困难的地方，农业税占的比重越大。在中国取消农业税和除烟叶以外的契税后，县乡的财政收入情况更加紧张。大部分乡镇的财政收入只有几十万，乃至十几万，主要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过日子。
3.县乡财政收入比重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减少
1994年以来，省级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由17.1%提高到2005年的24.8%，平均每年提高0.63个百分点；县乡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则由1994年的41.8%下降到2005年的38.6%，平均每年下降0.27个百分点。
二、县乡财政收支困难的成因分析
通过上述对中国县乡财政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县乡财政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困难和问题，尤其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税的取消，县乡财政运行的很多困难和问题全面表现出来。县乡财政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
1.县乡经济基础薄弱
中国县乡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县域经济发展缓慢，造成县乡财政实力不强，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一是工业支撑不强。中国县乡缺少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高、税收贡献多的工业企业；二是农业基础不稳。中国县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产业结构调整慢，绿色、优质、高效的农业规模小，农业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农民增收的步伐缓慢；三是三产结构不优。低层次的传统产业占据中国县域经济的基础地位，占当地GDP的比重相对较大，特别是房地产、信息、现代物流、旅游、金融、保险、教育、中介咨询、社会服务等新兴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对县乡财政的贡献作用很弱。
2.县乡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分税制改革后，财权层层上收，事权级级下放，县乡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导致了县乡基层财政在政策变革中的弱势地位。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县乡基层政府的事权划分不合理，承担了许多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职责。财力层层向上集中，职能和支出责任却不断下放，而且下放的通常是刚性强、支出大的事项，还经常出现上面出政策、下面出资金的增支减收情况，使地方支出责任加大。
3.上级政府对县乡的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
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具体表现为：一是转移支付资金结构不合理。建立在基数法的基础上的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客观上仍然延续并扩大了既得利益格局，没有起到均衡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差距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均等化效果，反而扩大了相对差距，使得财政困难的县乡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二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是中央政府将转移支付资金经过省政府、市政府的渠道拨付给县乡基层政府，拨付资金链条的加长，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率，对转移支付资金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三、提高县乡财政收支能力的政策建议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是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认真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问题。“郡县治，天下安”，这关系到国家财政的振兴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关系到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展，关系到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实现。
1.发展县域经济，加强财源建设，增加财政收入
经济决定财政，解决中国县乡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县域经济，壮大财源。首先，把三农工作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着眼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强各级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夯实农业发展基础，优化种植业结构，突出发展特色农业；其次，重点发展乡镇企业，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尤其是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依托资源优势，壮大主导产业，实施项目牵动，扩大县域经济总量；第三，搞好招商引资，加快经济外向化。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加快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增强县域经济活力；最后，要抓住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机会发展第三产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搞活农村市场。
2.提高县乡财政收支质量
（1）强化收入征管。认真贯彻执行《税收征管法》，收入征管要体现公平税负，鼓励竞争和应收尽收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坚持依法征管，既严厉打击偷、逃、骗税行为，杜绝“跑、冒、滴、漏”，确保应收尽收。
（2）加强支出预算管理。要实行部门预算，提高预算的透明度；要实行综合预算，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监管，把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都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捆起来统一使用，增强财政预算的统一性；要实行零基预算，提高预算的准确性；要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3）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利益，力争做到竞争、择优、公正；要逐步拓宽政府采购范围，包括使用财政资金购买、租用、委托或雇佣等方式获取的货物、工程或服务；要切实搞好政府的采购招标工作，注重把竞争机制引入招标中。
（4）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财政投资要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投资项目，集中财力支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调整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3.改革完善财政体制，规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
一是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和层次，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科学界定县乡政府的职能定位，逐步改变县乡政府过多地承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陈荣佳，2007）。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一级的财政投入，相应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负担，提高农村基本公共产品财力的均等化程度；二是明确县乡两级政府的事权。对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建设、水利建设等事权，原则上应按受益范围确定管理对象，跨乡镇项目事权主要划归县管理，乡镇范围内项目事权主要划归乡镇管理；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办法，规范转移支付行为，尽量减少转移支付过程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增强透明度，体现政策导向，合并一些具有一般性转移支付性质的补助项目，提高具有均等化作用的转移支付比重，清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改革现行专项补助办法，实事求是地确定和降低财政困难县乡的配套资金比例，甚至免除地方配套。
4.推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通过减少财政管理层次，省级财政可以将收支划分、体制补助基数、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资金调度、专项资金补助等工作直接部署到县，方便从源头上加强对县级财政的指导、管理和监督，促进县级财政科学、合理地安排预算，调动县乡财政组织收入的积极性，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有力地促进县乡加快自身发展。此外，在县乡政府层面，大力推行和完善“乡财乡用县管”改革。
5.实施控编减员增效
加强县乡政府的人事编制管理，建立规范的管理办法。要继续有效地精简机构，减少县乡财政供养人员。对一些职能弱化、重叠设置的县乡部门和机构要进行撤并，对一些从事经营性和竞争性行业的部门单位要使之尽快与县乡财政脱钩。要利用各种途径和有效载体分流县乡在职机关干部职工，尽量减少财政供养人口，对超编人员，县乡政府可采取按比例逐年消化的办法，坚决防止反弹。
参考文献：
[1]陈荣佳.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07，（5）.
[2]丁学东，苑广睿.完善财政政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财政研究，2006，（1）.
[3]胡鞍钢，魏星.财政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挑战与策略[J].财经问题研究，2007，（5）.
[4]刘乐山，何炼成.取消农业税后的县乡财政困难问题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5，（3）.
[5]吕炜.构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财政保障机制[J].财贸经济，2006，（3）.
[6]温铁军.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J].理论参考，2006，（1）.
第2篇
一、财政改革与国企改革呈高度的正相关性
与其他经济成分相比，公共财政与公有经济尤其是与国有经济有着一种特殊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财政一方面要承担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满足不断增长的必不可少的公共需要。这些特点表明，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与政府职能的转化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息息相关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今后一定时期，国有经济将仍然是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二)从政府弥补市场失效的角度看，公共财政的建立不能排除国有企业的存在。根据公共产品的特征，可以把公共产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公共产品，如国防、外交、货币发行、空间技术等；一类是准公共产品，如交通、通讯、能源、城市公共服务等。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类是直接生产，一种是向社会其他生产部门采购。一般来讲，纯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性很强的准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以直接生产的方式提供，而政府直接生产就必然依托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具有“公共企业”的特殊功能。而政府向社会其他生产部门采购时，对象也可能是国有企业。所以，无论政府采取什么形式，都不排除国有企业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三)政府在调节和干预经济时，为了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原则，必然会进入一些垄断性行业。政府干预垄断性行业的主要方法有，由政府直接经营或者制定严格的经济措施限制这些行业的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以保护市场竞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世界各国来看，有相当多的垄断性行业是由国有企业直接经营的。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中，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公有制经济规模比重逐年降低，但是在财政收入来源中，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成分比重一直居高不下。199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为33.95％，但提供的财政收入比重却占71.15％。在传统体制当中，国家的某些目标和职能需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国有企业除了以利润和税收向国家提供财政收入外，还担负着充分就业及向职工提供福利等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因此，“企业办社会”的结果是企业效率低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日益突出的问题不仅制约了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而且减少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再加上税收监管的不力，预算外收入挤压预算内的收入以及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造成90年代以来，国家连年出现财政赤字，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财政压力的最终缓解有赖于多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政府行政改革的同步推进。同时，财政改革的推进即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和公共财政职能的履行，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因此，国企改革和财政改革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规范的、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对于推进国企改革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卸下沉重的财政负担和社会负担，使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轻装上阵。其次，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能够为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国有企业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面对改革。再次，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改革带来了各种新的实践方式，使国有企业真正能够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改革。最后，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改革创造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降低了国企改革的社会成本，减少了国企改革的后顾之忧。总之，新型的、规范的、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将为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开拓空间。
二、从公共财政收入角度看国企改革
1.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第三产业，摆脱财政和就业对国有企业的依赖，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新型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可以摆脱那种以国家所有权为基础的财税体系，改变国家财政收入对国有企业的严重依赖。重构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思路之一，就是根据变化了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状况，拓宽理财思路，调整有关财税政策，提高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的财政贡献率。
(1)发展非国有经济，摆脱财政和就业对国有企业的依赖。非国有经济的崛起使国企改革遇到了极佳的机会。随着非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比重的迅速上升，其产值和财政上缴的比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成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源泉，给了国家财政新的支援。困扰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崛起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非国有企业以它惊人的包容能力为数以千计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提高就业方面的作用在逐步提高。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拓宽财政税基。从财政收入来源的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的财政收入对工业这个国有企业密集分布的产业依赖性很大，约占50％。而信息、房地产、证券、金融、娱乐、中介等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长，利润率高，但财政贡献率却很低。因此，提高第三产业新兴部门的财政贡献率，对减轻国有企业财政负担，拓宽财政税基、增加财政收入意义重大。
(3)公平各所有制企业间税赋，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各类企业间的公平税赋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国目前国有企业税赋较重，非国有企业税赋较轻，难以形成公平有效的竞争，这样就扼杀了国有企业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因此，建立各类企业间的公平税赋意义重大。此外，还应尽量减少针对非国有经济新兴产业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政策。过多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政策，一方面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另一方面反映了行政手段对市场活动的干预，使没有获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的国有企业更加感到不公平。
2.清费立税，减轻国有企业税外负担。国有企业除了预算内各项利税的上缴外，还要负担沉重的各项预算外非税收入，包括基金、收费和摊派等，形成了税费并重，甚至费税倒挂的现象。沉重的税外负担吞噬了企业的利润，削弱了企业的活力，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而且由于这部分资金长期游离于预算之外，脱离了政府的监管和控制，扰乱了我国财政秩序。经过改革，规范、完善的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将减轻国有企业沉重的财政负担。
3.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开征社会保险税，推进国企改革。与西方的个人所得税相比，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引起的收入再分配规模较小，涉及面较窄，没有起到将国民收入应有份额从社会富裕阶层向贫穷阶层转移的作用。为此，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主要是在技术上加以完善和加强征管，使其能够实现其调节社会收入，为社会保障提供财力支持的职能。为了使国企改革到位，就必须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开征社会保险税。这样，个人所得税侧重调剂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收入不平，社会保险税侧重调剂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福利水平，防止个人在收入及福利方面的过分悬殊，为国企改革的深入进行创造稳定的环境，尽量减少国企改革引起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不满。
三、从公共财政支出角度看国企改革
1.财政从生产领域走出来，从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走出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以国家所有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行方式，要求财政尊重和维护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自，切实维护国有企业理财自，财政不再承担弥补企业亏损的责任，摆脱国有企业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性，迫使其提高自主经营意识，增强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真正做到财政和企业分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还要求财政从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退出来。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逐步到位，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资本经营由企业自主解决，财政将致力于“市场失灵”问题的解决，侧重宏观调控。
2.增加对科研、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提供，为国企改革注入活力。我国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财政支出还远远不能满足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使得公共财政的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公共物品中的行政、公安、国防、公共卫生等的供给，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每一个企业正常所需生产经营的宏观环境。而科研、教育虽然不是纯公共物品，但却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所以应该成为新型公共财政支出体制中的侧重点。增加对科研、教育的投入，加快人才培养，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查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使国有企业能够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专业，促进产品升级换代。这些都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
3.增加公共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为国企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失业问题的解决。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职工面临下岗。失业问题已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稳定。新型公共财政支出制度的建立，要求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创办再就业工程，开展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尽量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使失业职工尽快成为劳动力市场“空缺”的合适人选。
(2)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增加财政转移性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西方政府社会保障制度和个人所得税相配合，是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收入和社会福利再分配，以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水准和消费需要，缓和了社会矛盾，充当了宏观经济的“自动稳定器”。我国以往的社会保障对城市人口的福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对那些真正需要“济贫”的贫困人口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社会保障性支出在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为30％～50％，在发展中国家占20％左右，但在我国还不到2％。因此，必须将社会保障纳入财政支出规划，建立和完善与国企改革各项措施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为国企改革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国家介入社会保障有助于减轻国企作为社会保障的支付主体带来的沉重负担，弥补企业作为主体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使财政成为社会保障的坚强后盾。
第3篇
一、财政改革与国企改革呈高度的正相关性
与其他经济成分相比，公共财政与公有经济尤其是与国有经济有着一种特殊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财政一方面要承担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满足不断增长的必不可少的公共需要。这些特点表明，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与政府职能的转化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息息相关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今后一定时期，国有经济将仍然是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二)从政府弥补市场失效的角度看，公共财政的建立不能排除国有企业的存在。根据公共产品的特征，可以把公共产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公共产品，如国防、外交、货币发行、空间技术等；一类是准公共产品，如交通、通讯、能源、城市公共服务等。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类是直接生产，一种是向社会其他生产部门采购。一般来讲，纯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性很强的准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以直接生产的方式提供，而政府直接生产就必然依托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具有“公共企业”的特殊功能。而政府向社会其他生产部门采购时，对象也可能是国有企业。所以，无论政府采取什么形式，都不排除国有企业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三)政府在调节和干预经济时，为了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原则，必然会进入一些垄断性行业。政府干预垄断性行业的主要方法有，由政府直接经营或者制定严格的经济措施限制这些行业的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以保护市场竞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世界各国来看，有相当多的垄断性行业是由国有企业直接经营的。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中，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公有制经济规模比重逐年降低，但是在财政收入来源中，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成分比重一直居高不下。199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为33.95％，但提供的财政收入比重却占71.15％。在传统体制当中，国家的某些目标和职能需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国有企业除了以利润和税收向国家提供财政收入外，还担负着充分就业及向职工提供福利等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因此，“企业办社会”的结果是企业效率低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日益突出的问题不仅制约了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而且减少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再加上税收监管的不力，预算外收入挤压预算内的收入以及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造成90年代以来，国家连年出现财政赤字，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财政压力的最终缓解有赖于多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政府行政改革的同步推进。同时，财政改革的推进即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和公共财政职能的履行，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因此，国企改革和财政改革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规范的、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对于推进国企改革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卸下沉重的财政负担和社会负担，使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轻装上阵。其次，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能够为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国有企业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面对改革。再次，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改革带来了各种新的实践方式，使国有企业真正能够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改革。最后，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改革创造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降低了国企改革的社会成本，减少了国企改革的后顾之忧。总之，新型的、规范的、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将为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开拓空间。
二、从公共财政收入角度看国企改革
1.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第三产业，摆脱财政和就业对国有企业的依赖，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新型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可以摆脱那种以国家所有权为基础的财税体系，改变国家财政收入对国有企业的严重依赖。重构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思路之一，就是根据变化了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状况，拓宽理财思路，调整有关财税政策，提高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的财政贡献率。
(1)发展非国有经济，摆脱财政和就业对国有企业的依赖。非国有经济的崛起使国企改革遇到了极佳的机会。随着非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比重的迅速上升，其产值和财政上缴的比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成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源泉，给了国家财政新的支援。困扰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崛起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非国有企业以它惊人的包容能力为数以千计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提高就业方面的作用在逐步提高。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拓宽财政税基。从财政收入来源的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的财政收入对工业这个国有企业密集分布的产业依赖性很大，约占50％。而信息、房地产、证券、金融、娱乐、中介等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长，利润率高，但财政贡献率却很低。因此，提高第三产业新兴部门的财政贡献率，对减轻国有企业财政负担，拓宽财政税基、增加财政收入意义重大。
(3)公平各所有制企业间税赋，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各类企业间的公平税赋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国目前国有企业税赋较重，非国有企业税赋较轻，难以形成公平有效的竞争，这样就扼杀了国有企业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因此，建立各类企业间的公平税赋意义重大。此外，还应尽量减少针对非国有经济新兴产业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政策。过多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政策，一方面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另一方面反映了行政手段对市场活动的干预，使没有获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的国有企业更加感到不公平。
2.清费立税，减轻国有企业税外负担。国有企业除了预算内各项利税的上缴外，还要负担沉重的各项预算外非税收入，包括基金、收费和摊派等，形成了税费并重，甚至费税倒挂的现象。沉重的税外负担吞噬了企业的利润，削弱了企业的活力，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而且由于这部分资金长期游离于预算之外，脱离了政府的监管和控制，扰乱了我国财政秩序。经过改革，规范、完善的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将减轻国有企业沉重的财政负担。
3.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开征社会保险税，推进国企改革。与西方的个人所得税相比，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引起的收入再分配规模较小，涉及面较窄，没有起到将国民收入应有份额从社会富裕阶层向贫穷阶层转移的作用。为此，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主要是在技术上加以完善和加强征管，使其能够实现其调节社会收入，为社会保障提供财力支持的职能。为了使国企改革到位，就必须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开征社会保险税。这样，个人所得税侧重调剂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收入不平，社会保险税侧重调剂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福利水平，防止个人在收入及福利方面的过分悬殊，为国企改革的深入进行创造稳定的环境，尽量减少国企改革引起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不满。
三、从公共财政支出角度看国企改革
1.财政从生产领域走出来，从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走出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以国家所有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行方式，要求财政尊重和维护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自，切实维护国有企业理财自，财政不再承担弥补企业亏损的责任，摆脱国有企业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性，迫使其提高自主经营意识，增强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真正做到财政和企业分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还要求财政从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退出来。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逐步到位，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资本经营由企业自主解决，财政将致力于“市场失灵”问题的解决，侧重宏观调控。
2.增加对科研、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提供，为国企改革注入活力。我国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财政支出还远远不能满足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使得公共财政的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公共物品中的行政、公安、国防、公共卫生等的供给，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每一个企业正常所需生产经营的宏观环境。而科研、教育虽然不是纯公共物品，但却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所以应该成为新型公共财政支出体制中的侧重点。增加对科研、教育的投入，加快人才培养，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查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使国有企业能够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专业，促进产品升级换代。这些都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
3.增加公共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为国企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失业问题的解决。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职工面临下岗。失业问题已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稳定。新型公共财政支出制度的建立，要求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创办再就业工程，开展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尽量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使失业职工尽快成为劳动力市场“空缺”的合适人选。
(2)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增加财政转移性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西方政府社会保障制度和个人所得税相配合，是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收入和社会福利再分配，以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水准和消费需要，缓和了社会矛盾，充当了宏观经济的“自动稳定器”。我国以往的社会保障对城市人口的福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对那些真正需要“济贫”的贫困人口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社会保障性支出在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为30％～50％，在发展中国家占20％左右，但在我国还不到2％。因此，必须将社会保障纳入财政支出规划，建立和完善与国企改革各项措施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为国企改革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国家介入社会保障有助于减轻国企作为社会保障的支付主体带来的沉重负担，弥补企业作为主体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使财政成为社会保障的坚强后盾。
第4篇
关键词：财政收支结构，经济增长，多元线性回归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可是在市场不完善或有市场但运作低效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这时以政治决策为基础的财政通过预算以税收等形式从各经济主体集中部分资源，然后又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给予安排，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国民经济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体。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就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而言，公共经济至少占到了国民经济1/3的份额以上，所以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和，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和（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第5篇
服务业与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相比，具有污染少，资源能耗低，人力需求量大的特点，正符合绿色产业的特点，因此我国大力鼓励和支持发展第三产业。对第三产业实行按行业征收不同的营业税，税率较低。并对一些服务行业，比如医疗服务，技术服务等进行免收营业税的优惠政策。相比之下，服务业具备着更吸引人的税收优势，使更多企业从事服务业，促进了绿色产业在我国更快的发展。
二、财政税收政策在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财政税收政策实行的分税制，不利于宏观调控的实施。当前的分税制，使各地方政府独立征税，投资分散，重复建设，发展趋同，根本无法形成大宗产业链条和规模，比如，在各个城市都有汽车制造产业，但是规模大小不一，重复制造不胜枚举。其次是财政税收政策不完善，整体的税收环境还是适合于传统的产业，对绿色产业的税收优惠和税种相对较少、分散、不成体系。比如，没有“环境税”这一税种，对于排污的企业达不到惩治的目的，对于环保的企业没有大力度的优惠和鼓励。再次是政府对绿色产业的财政预算较少，重视度不够高，科目设置尚待完善，绿色产业投资难以透明和监督。比如，对环保和绿色产业的支出没有相应独立的会计科目设置。
三、财政税收政策的完善策略
（一）针对绿色农业的完善策略
首先，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支持力度应该加大，利用农业补贴对农民增产、农业增收来促进金融业的投入，为农业生产提供多元化的资金链。其次，农业基建设施的补贴应得到重视，建立健全农业基建设施对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增加农业作业的效率有很大的帮助。应加强农业基建设施的财政补贴力度，如小型农业设施以贷款等方式自行解决，中大型农业设施由政府审查，根据实际规模给予一定比例的农业补贴。并且农业补贴要有针对性，我国目前农业补贴的对象品种繁多，单一品种得到的农业补贴金额少，因此，应该合理有效的利用现有资金，直接补贴直接促进我国重点扶持的农产品的培育和生产显得尤为重要。最后，农业补贴的法律法规应得到完善，目前我国只是依赖政府出台一些指令文件进行调控引导，并没有明确的农业补贴具有法律效应的规定。应当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对现有的农业补贴法律规定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重新修订,构建农业补贴法律制度，逐步形成由政府主导,具有长远意义和统一的规划，规范完整的农业补贴法律体系。
（二）针对绿色工业的完善策略
绿色工业要求投资、能源、资源的合理利用，投入较多的人力资源，在生产和消费环节不会产生污染物。类似软件和集成电路的高新技术产业符合绿色工业的要求，这样的产业人的智力投入多，自然资源投入少。因此，财政税收政策可以向高新技术产业上倾斜，并且加大优惠力度，促进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首先，有针对性的进行税收优惠，国家重点支持的类似于生物医药产品等项目，增值税即征即退；对于高科技含量的部分产品降低增值税率；提升高新技术再投资额在所得税额中的扣除额度；对于非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产业，采取加速折旧、扩大加速折旧范围、投资抵免等优惠政策。其次，国家以税收信贷的形式向企业提供可抵免所得税的技术开发基金。增加企业技术开发的积极性，降低风险。最后，通过免征个人所得税等优惠方式，鼓励从事科研创新和技术服务的人员，提高其研发的热情，也使更多的人投入到技术创新研究工作中去。
（三）针对绿色服务业的完善策略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扩大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而逐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加快服务业发展壮大的步伐，要完善营业税及增值税制度，从而实现在政策上大力扶持绿色服务业。首先是完善税目设置，制定划分税目的合理准则，杜绝交叉税目，适当增减税目，重新细化分类，对成本和盈利迥异的行业以差别税率征收营业税。其次是营业税的征收由全额向差额转变，将收入扣除费用后的余额作为计税依据，并且将营业税由5%降至更低，减轻服务业企业的纳税负担。最后把对部分服务业征收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这样就可以进项税额抵扣，不但使增值税和营业税重复征收的现象得以扼制，还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大大提高了服务业的发展速度。
四、总结
第6篇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有效运行，都要由财政税收的保障。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持久稳定都有赖于良好的财政税收管理，它是国家财政体系的关键之所在。我国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在逐步完善，但是在目前的状态中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久而久之势必会影响我国财政事业的发展。下面简要分析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体制运行还不够健全，有效控制也没有很好地进行管理。财政税收工作同时受到业务和行政的制约，在财政税收管理进行过程中，这样就会造成一定的弊端。部分管理工作者会目无法纪，为了自己的私利违背原则，做出影响财政税收管理顺利进行的事情。有些地方，税收人员不断削减，管理机构也在日益减少，使得管理力量单薄，而且缺少了组织的稳定性，工作人员缺少工作的激情，无法带动先进的管理。
（二）、财政税收的管理的监督监管不到位。税收管理体之中缺乏有效可行的监督机制，这会造成一种无责任和危机意识的状态，导致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发生。
（三）、民主管理的形式在体制上只是空有口号并没有完全落实。部分地区不能落实民主管理制度，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政务公开，即便有形式上的民主小组形式，但是并无实际意义。选举几乎都是大领导内定，不能通过民主决定，造成管理人员不够专业，无法以身正则，起不到任何监督监管作用。没有很好地要求，财政税收工作就不能很有序的运行。
（四）、在目前的税收系统中资金效益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优化。即便在制度上将收入和支出分成两个部分，但是实际还是混为一谈，一起运行。而且在专项资金调用时需要层层过关，分批拨付，这就直接影响了资金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效益，从整体来看，各部门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没有完全有序化，分工不够明确，致使我国财政税收管理资金效益得不到提高，造成严重的浪费现象，阻碍了我国财政税收管理的快速发展和创新。
二、改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之举
（一）、财政税收的管理体制需要完善，必须要根据实际的需要整改体制。就目前状况来说，我国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依然不够健全完善，并且在这个体制的建设中始终循环着集权分权，而且影响深远。在财政税收的管理上，目前我们的状态是很疏忽的，工作人员对于管理的认知观念也是比较淡薄。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要加强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整改，并将此工作作为现行财政工作的最主要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化制度规范，加强法律权威；同时财政税收管理秩序也要稳步的落实，做好财务管理机制的完善，对于债务管理要加之强化，避免出现不正常的债务现象，使得财政税收管理关系处于健康、和谐的关系之中，能够有效的促进其适应时代的发展。
（二）、财政税收管理工作中的主要执行者是工作人员，因此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并加强绩效评估，深化体制整改的强度只管重要。税收管理工作要想取得很大的成效就需要由综合素质高的工作人员。人是管理运作的主要传达方，因此为了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必须要加强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为此，我们必须要形成成文的规章制度，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定期的培训以强化行动观念。并且对于财政税收的专业知识以及培训材料，要加强规范创新，优化知识结构，使得管理服务与理论指导相统一，提升整体的协调能力和办事效力，为大众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要做到有效的精兵简政，尽量减少繁冗机构，降低自身成本支出。绩效评估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有着良好的作用，因此在税收管理工作也实行绩效评估，会大大提升工作人员形象，提高工作积极性，提高财政管理工作的效率。
（三）、收支是财政税收的体现，收入和支出要有明确界定以避免出现混乱管理的现象。管理中会有很多的经济措施，对于收支的管理要利用好可行措施，建立一整套可行方案和体系。在人员管理上要认真做好收支项目的分配，根据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遵循一定的原则明确收支范围的定义，科学确定税负比例，并且合理配置各种税收服务领域，推进区域公共服务均衡化的发展；还要明确财政税收管理职责权限，进行相关的职责划分，逐步把财政税收管理归入预算管理范围之内，同时调整在税源转移以及跨区域分配过程中出现的不公现象，降低市场或者国家政策等因素对于财政税收收入的影响。财政税收工作要想稳步健康地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的健康机制，因此我们要为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好税收机制的运作。
（四）、资金作为财政税收的体现，必须要提高使用效益。我国的财政税收一般都是用在公共事业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提财政税收资金的有效使用，使其发挥有利的效益。财政税收管理部门要整合财政税收资源，公开化、透明化财政税收，加大对潜力事业的扶持，并为了信息的有效传递，为了资源的共享做好一个共享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管理部门要适当的照顾基层发展，现在基层发展需求的扶持比较渴望，税收资金在这一方面会有很高的效益体现。最重要整个资金的使用过程要有一个完善的监督机制的管理，以最大化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结束语
第7篇
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经历了高度集中阶段到适当分权的分级管理阶段。这是我国特定的历史、政治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与完善，我国现有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已经发挥出一定的作用，即增强了我国宏观调控能力，缓解了不同地区间的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给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支持等。但是，由于很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现有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财政税收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财政税收管理体制过于高度集权这种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特征是我国的体制本身决定的，因为我国本身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我国在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掉，很多地方经济发展并不够平衡，税权仍然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税权较为有限，从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尤其是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的有效配置。
(二)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相关法律不够完善我国现行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法治建设工作较为弱化，很少具备较为完善的法律机制，从而导致了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管理方面的权限划分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此外，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人员也缺乏必要的管理监督机制，他们在某些领域中享有过于自由的裁量权，严重损害了我国财政税收司法机关的执法权威性。这些都是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缺乏可靠的法律保障的集中体现。
(三)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中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机制我国现行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中不仅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提供可靠的保障，同时还缺乏必要的强有力的监管机制来提供监督与管理工作。此外，我国现有的财政税收管理人员的素质仍然有着较大的差异性，缺乏强烈的工作责任心与使命感，对于一些违法违纪现象常常会监督不力。当然，我国最近这些年来也在对财政税收监管机构进行人员精简工作，从而大大削弱了一些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严重影响到了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另外，我国财政税收管理机构对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方面也存在着监管不力的问题，从而无法对我国财政税收事业的均衡发展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也无法促进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四)国税与地税机构的分设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中，对于税务机构的设置是有着不同的区分的，基本上都是设置为国税和地税。但实际上，这种税务机构的分设反而增加了我国的税收征收成本提高，因为这是分设的机构必须配备一定的办公设施与工作人员。此外，国税与地税由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对纳税人有着不同的征税要求与标准，反而增加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有时还会出现重复征税的问题，大大降低了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不利于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问题的解决路径
鉴于以上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尽快对现行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选择一个合适的问题解决路径，从而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由于我国现行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从而导致了该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的各种突出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摆脱掉传统集权、分权循环的不良体制影响，强化自身的法律意识，降低人为的作用力，适当的放权，尤其是要把中央的集权适当的分散到地方政府的手中进行管理，只是地方政府在实行财政税收管理工作时，应该以中央的税收政策作为主要导向，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政策制定与实施权利。当然，中央政府在放权的过程中，也应该做到适当有度，切不可过大，也不过小，要让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一种默契的财政税收管理机制，避免出现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让中央与地方处于一种健康、和谐的财政税收管理关系之中，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税收管理权限都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从而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健康运行。
(二)提升财政税收管理人员的综合素养在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工作中，管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税收管理工作的效率与效果，因为他们是直接的参与者与实际执行者。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尽快提升财政税收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建立一个较为规范的财政税收内部秩序，强化对财政税收管理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增强这些管理人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并努力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避免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此外，我们还需要对这些财政税收管理人员实施绩效评估措施，优化其知识结构，建立相关的评估管理政策，让他们在工作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大大提升我国现有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效率与效果，为财政税收管理工作营造出一个更为宽松的财政发展环境，让这些财政税收管理人员获得更佳的工作环境，及时巩固自我发展的能力，真正为人民提供优质的财政税收服务。
(三)建立一个合理的财政税收管理与服务体系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合理界定并不断扩大财政税收的收支范围，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管理与服务体系，充分利用好各种社会经济资源来强化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并结合我国实际的经济发展状况来重新调整财政税收收支的范围，科学划定税负的比例，把我国财政税收的管理工作纳入到预算管理范围以内，调整各种不公现象，降低各种不良因素对财政税收收入的影响力，建立一个较为长期有效的健康发展的财政税收管理与服务体系，并建立一个合理的财政税收转移支付体系，让一般支付和专项支付实现二者的合理搭配，不仅可以合理分配资金，还可以稳定资金来源，并通过建立一个资金分配体系来确保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合理、公平和公开。
(四)建立资金协调机制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我国财政税收资金很多情况下都是应用在公共事业方面，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我国必须尽快提高财政税收资金的使用效益。这就需要我们的财政税收管理部门和机构整合各种财政税收资源，尽可能的对各项财政税收项目进行公开、透明化的管理，并加大对相关事业的扶持力度，利用财政税收管理的优势来实现资源和信息的共享，提升财政税收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效率与效益。此外，我们还应该建立一个相关的资金整合协调机制，通过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支持与使用来对资金使用状况进行全程式的跟踪与管理，切实让财政税收资金得到切实有效的利用。
三、总结
第8篇
二是搞好税费关系的整治与协调，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创造条件。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33%)并不高，在我国周边的14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0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所得税税率在30%以上。33%的税率在国际上处于中下水平。况且近些年来，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相距甚远。在这种情况下，若把名义税率降得过低，不仅影响其应有的财政收入保障功能，而且将使我国所得税税收的优惠空间受到局限。当前企业之所以普遍反映负担过重，其根源并不在于税，而在于名目繁多的非税负担。因此，尽管廓清混乱的税费关系，加快税费体制改革步伐，既是减轻企业负担的治本之策，也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要同时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既要考虑企业的实际总体负担，又要考虑国家财政的真实收入和可支配财力。在现阶段，如果只考虑税而不同时考虑各种费，就可能出现因低税而高费导致企业实际负担反而比过去更高的不正常现象。总之，税与费的关系只有同时解决，才有利于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长治久安”，并为进一步调整、优化我国税制结构创造基础性条件。
在复合税制下，政府赋予整个税收体系的政策目标必须在不同税种之间有所分工，不同税种在实现政府政策目标过程中必须协调平衡和相互衔接。所得税的政策协同包括所得税与整个税收体系中其他税类的协同。即与流转税的协同、与财产税的协同，还包括所得税内部各税种之间的协同。协同的目标是使政府赋予税收的各项政策职能得以全面的贯彻和实现；协同的手段机制是相关税种税制要素的设计，如纳税人的确定、征税范围（税基）的选择、税率的设计与调整、核心问题是相关税种税收负担的平衡与调整。
二、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区之间所得税的协调
在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和个人所得税法中，对企业和个人在外地获得的收入在收入来源地缴纳的所得税是用抵免法来解决双重征税和地区间收入分配问题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所得税需要进一步完善，其中包括地方所得税的开征。但地方所得税一旦开征，不同征税主体之间的所得税协调将会产生大量新的问题。
1.地方所得税对中央所得税税基的依赖与协调实行中央与地方所得税分税制以后，就得确定地方所得税的税基。但地方所得税是由地方税务管理机构自行单独核定税基，还是依据中央所得税的税基征收，或者是按地方所得税与中央所得税合并立和的税率征收入库，然后再由国库按预算级次划分收入，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选择。如果选择地方独立自行核定自己的税基，其优点是可以独立灵活地贯彻自己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如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的政策，发挥自己的地区产业优势政策，鼓励对本地区公益事业捐赠的政策，鼓励技术进步和设备的快速折旧政策等），其缺点是会增加本地区税务管理部门与纳税人的征纳手续和困难，增加税务成本。如果选择地方依赖中央所得税的税基或者与中央所得税合并税率征收的方法，优缺点正好与前者相反。对于我国未来将要分设的地方所得税，我们认为，考虑到我国地域广阔，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和收入水平、财政状况、经济结构、民族构成等差异较大，以及地方所得税新开设征管经验不成熟等多种因素，地方所得税宜选择与中央所得税共享税基，但允许地方为贯彻其社会经济政策作少量调整。
2.所得税税基的选择
在不同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计算所得税税基时是否可以扣除中央所得税税额和其他地区的所得税税额，方法是不同的。就中央所得税来说，有可以扣除地方所得税或不可以扣除两种方法可供选择，但多数国家的中央所得税税基是可以扣除地方所得税的，如美国的联邦所得税税基可以扣除州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所得税额。就地方所得税来说，也有这两种方法可供选择。从技术结果看，如果都允许互相在自己的税基中扣除其他征税主体的所得税额，除了一些地区不征所得税或收入来源地的税负低于居住地的税负之外，原则上等于各个征税主体都只实行收入来源地征税。但是受到国际税收惯例的启示，也由于所得税在地方税收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各国中央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也都行使了地域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因此，在征收地方所得税时也产生了较为突出的双重征税问题。有些国家的一些地方所得税允许扣除中央所得税和其他地区的所得税；有些地区的地方所得税则允许扣除中央所得税但不允许扣除其他地区的地方所得税；还有一些地区的地方所得税则对中央所得税和其他地区的所得税都不允许扣除。我国将来开征地方所得税后，这一问题也会十分突出。对此的选择，我们认为：(1)如果不允许扣除中央所得税和其他地区的所得税，将阻碍资本和人才的流动，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2)由于难以统一衡量各地的所得税负担，势必造成纳税人的税负不公平。所以应该允许在自己的所得税税基中扣除其他征税主体的所得税。同时，也应该采取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模式，通过全国税收征管立法的途径或由各省市参加的避免所得双重征税协定的形式，来解决地方所得税中其他征税主体所得税的扣除问题。不同征税主体均所得税负担水平的综合与选择，在实行地方所得税独立征收以后的所得税分税制下，一个纳税人的同一笔所得将可能被多个征税主体征收，这时就要综合衡量，才能合理设计各个征税主体的所得税负担。从考虑的层次和顺序来说，首先是要确定中央所得税的负担，再确定地方所得税的负担，但在确定中央所得税负担时，也应该考虑有多少给地方政府征收。
第9篇
内容摘要：我国现存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需要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本文梳理回顾了我国“十一五”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发生的积极变化，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出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的方向和路径选择。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这意味着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改革进程，由此前政府自身的制度建设开始向满足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延伸。
顺应时展的需要，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要完善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任务，更加体现了财政的目的开始向公共性转移，体现了面向平民纳税人的一种民主化财政的新起点。而要围绕这一任务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就成为其关键环节。公共财政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国家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一种活动。它的核心是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但与原来的财政制度相比，它更注重分配过程中的公共性、市场性和法制化。我国1998年开始进行公共财政建设和公共财政体制创新，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公共财政体制的雏形。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积极变化
财政支出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十一五”期间，按照建设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不断调整，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积极变化：
（一）财政保障范围有进有退
一方面逐步减少非公共服务支出项，压缩经济建设费支出，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另一方面，着重保障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正在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二）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公益性特征日益明显
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为5955.5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7.9％；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达到7253亿元，比2008年增长21.8%，主要用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拟安排8183.4亿元，比上年增加930.4亿元，增长12.8%。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981.39亿元，增长23.6%，保障教育优先发展；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96.66亿元，增长20.2%，重点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等；安排医疗卫生支出1277.14亿元，增长49.5%，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民生支出增幅明显高于财政支出平均增幅，表明国家收入分配重点逐渐向城乡居民倾斜，财政在支持改善民生方面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超收，为逐步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中央政府开始有意识的加大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08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2990.76亿元，增长26.8%，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38%，其中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平均54.4%的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09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8621.3亿元，较2008年增长了24.5%，地方财政支出的39.1%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10年，中央政府进一步将中央财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提高至30611亿元，增长7%，为更好地实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稳步推进、成效显著，但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公共财政的要求还有诸多不适应之处。
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但公益性支出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36319.92亿元，增长22.8%；2009年，中央财政支出43901.14亿元，增长24.1%。但在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7426.48亿元，占16.9%；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7253.1亿元，占16.5%。相比内地，人口不足800万的香港，2008至2009财政年度预算中，教育、社保分别占特区政府开支的23.8%和17.6%。显然，中央财政支出中公益性支出积累还很薄弱，总量依然不足，而且公益性支出在地区间、各项目间的分配也缺少科学合理的执行标准，重点项目不突出，财政支出分配的随意性加大。
中央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较差，缺少公众监督。政府浪费是影响民生投入的一大因素，政府浪费的根源在于从预算的编制到执行基本由政府部门主导，它优先考虑部门需求和利益在所难免。审计部门的审计力度虽然逐年加大，但由于审计缺少严厉的问责制度相配合，相关违规乃至违法行为仍在不断重复出现。加之现行制度下公众无法介入监督，使得各级政府部门更加无所顾忌，公众的利益就无法得到完整体现。
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其中税收返还所占比重较大，但税收返还额度取决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因此更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不仅不利于均等化的实现，反而使两者之间公共服务能力的差距更加扩大。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尽管有均等化的功能，但所占比重过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虽然较高但透明度较差。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原则
在推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过程中，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应掌握以下原则：
有法可依原则。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必须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以程序合法为要求，以规范运作为准则，即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一是要依法编制年度预算，并强化预算执行和监督；二是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关系，推进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同时对地方在转移支付的投向问题上进行合理的监督和规范。
统筹兼顾原则。统筹兼顾原则是指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安排，必须从全局出发，分清主次，适当照顾各个方面的需要，妥善安排和分配财力，以保证政府各项职能的实现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安排公共支出时要做到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应将资金力量集中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和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建设，避免出现资金平均分配的现象。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科学有效地配置政府财力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公平性、均等化的原则。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基础比较薄弱，社会保障总体上覆盖范围较窄、标准较低，且农村人口所占比例高，地区间、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财政分配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受益水平，促进社会公平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优化建议
为适应公共财政框架完善的要求，强化和提高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要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调节和分配功能，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做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一）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相结合以实现结构优化
通过存量调整改变现有项目支出规模，对各项支出有保有压，减少直至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同时保证行政性工资、福利等个人收入增长；通过增量调整，利用未来财政收入的增量部分扩大财政保障范围，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目标，继续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中西部困难地区倾斜。
（二）调整目标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求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公平分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城乡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人们享有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目标。
（三）探索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并与货币、产业等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增加的投入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要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同时，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着力支持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民生保障的长效机制。
（四）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
从我国目前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情况来看，县级基层政府承担了主要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责任，但其掌握的财力资源却十分有限，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匹配。通过一系列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所加强，基层财政困难局面有所改善，但有些措施的规范性仍然不够，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依然偏高且透明度较差，一般性转移支付又无法真正做到完全依据各地区社会、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历史差距和客观需求进行资金分配，再加上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安排缺乏总体布局，导致很多措施并没有取得良好的预期成果。因此，中央政府应在明确中央与地方责权利的基础上，明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目标，科学系统地制定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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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庆旺，贾俊雪.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视角看2009年预算报告[J].中国财政，2009（9）
第10篇
论文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对我国财政审计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给财政审计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课题，尤其在财政监督体系的不断发展壮大下，给财政审计工作带去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该文就财政审计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做出了简要分析。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审计和财政监督，决定了我国财政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取向。随着财政监督体系的逐步确立和基本完善，使我国的财政审计工作产生了巨大变化。
一、对财政监督的理解
对财政监督的理解存在着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全过程阐述财政监督的含义，以孙家琪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概念辞典》提出的财政监督的定义为代表，认为财政监督指的是通过财政收支管理活动对有关经济活动和各项事业进行的检查和督促。另一种观点是从广义的角度对财政监督的含义进行归纳，以顾超滨主编《财政监督概论》提出的财政监督的定义为代表，认为财政监督是指政府的财政管理部门以及政府的专门职能机构对国家财政管理对象的财政收支与财务收支活动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调查处理与建议反映活动。还有一种观点是从财政业务的角度来阐述财政监督的含义，以李武好、韩精诚、刘红艺著的《公共财政框架中的财政监督》提出的财政监督的定义为代表，认为财政监督是专门监督机构尤其是财政部门及其专门监督机构为了提高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而依法对财政性资金运用的合法性与合规性进行检查，处理与意见反馈的一种过程，是实现财政职能的一种重要手段。
二、对财政审计的理解
财政审计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对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收支活动及财政部门组织执行财政预算的活动所进行的审计监督。财政审计，又称财政收支审计，是审计机关依照《宪法》和《审计法》对政府公共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所实施的审计监督。根据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和审计机关的组织体系，财政收支审计包括本级预算执行审计、下级政府预算执行和决算审计，以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根据《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暂行办法》的规定，中央预算执行审计主要对财政部门具体组织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国税部门税收征管情况、海关系统关税及进口环节税征管情况、金库办理预算资金收纳和拨付情况、国务院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预算执行情况、预算外收支以及下级政府预算执行和决算等七个方面进行审计监督。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建立和完善，财政审计逐步实现了三个重要转变：一是由收支审计并重转向以支出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审计为主；二是由主要审计中央本级支出转向中央本级与补助地方支出审计并重；三是财政审计范围已由传统的财政决算审计、专项资金审计、税收和海关征管审计，扩展到预算执行审计、部门决算审计、转移支付审计、税收和海关收入审计、政府采购审计、财政绩效审计、社会保障审计等。逐步形成了“大财政审计”的概念。大财政审计是财政审计的扩展，也是财政审计的补充。
三、财政监督中对财政审计的监督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国对原有的财务会计制度进行了一整套重大改革。会计准则的重要作用不仅得到实践工作者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政府财政部门的认可。与此同时，中国又全面地推进了新税制改革，税收的刚性通过立法途径得到了保证。新税制规定，当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与国家财经规章制度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时。税收征管机关在征税时，应以国家财经规章制度的规定为准。这一规定对于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规范政府与企业的行为。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分配秩序有积极的作用。自实施财会制度和税制改革以来，理论界围绕税收原则的刚性内涵与会计准则的公允内涵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从历史发展的趋势和逻辑来看。税收原则体系同会计准则体系是一致的，二者都应体现社会资本和个人资本运行的客观要求。但从某一特定的时期看，税收原则体系与会计原则体系又是有区别的。首先，税收原则由于阶级性要求可能会做出某种强制规定，
但会计准则体系的阶级性要求相对而言并不十分鲜明，审计的准则无疑应是以各项公认的会计准则为基础的，其实我国早已有注册会计师与注册审计师合一之实。其次。财政监督有独立存在的实体一财政资金言，财政实体还应包括国有资本部分；而审计则没有独立存在的实体。财政管理的目的应是加强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运行效益；而审计则只是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审计的阶级性并不突出，国家统治的代表——各级政府需要审计，对于微观经济单位——公司、企业来说。加强内部监督管理、完善公司的内部审计功能。也是它们管理的重要职能。再者，财政监督包括人事监督和财经监督两方面内容，而审计监督只有财经监督之责，并无人事监督之权。从法律角度看，一级或上级审计机关实施监督所依据的法律准绳也只能是由立法部门或财政部门所制定的各项财经法规。我国现行的一级审计机关对同级财政的审计也只能在预算法等法规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当然在这里也可能会有新的情况出现。从长期来看，税收刚性原则不会脱离会计准则而孤立发展，税收在它的立法时，会不断地吸收会计准则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新东西来充实自己、完善自己。简言之，税收刚性既是立法的要求，也会体现会计准则演进中的精华。由于审计监督与财政监督在我们今后的财政活动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交叉，而且审计监督也有由政府内部监督模式往人大的独立审计模式过渡的趋势。探索审计监督和财政监督各自的内容、监督范围、监督手段、监督效率等也将会显得日益重要。
四、完善财政审计监督机制的必要性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都要围绕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这个目标努力推进。从内容上讲，公共财政体系包括公共财政收入体系、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公共财政预算体系、公共财政政策体系、公共财政责权配置规则体系、公共财政制度体系、公共财政管理体系和公共财政监督体系八个方面。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在2008年财税改革稳步，推进的基础上，2009年将大力推进财税制度改革。由此可见，将对我国财政审计产生了深刻影响，财政审计面临着“五新”：一是面临着新的财税管理模式和管理内容；二是面临着要确定新的审计客体和审计对象；三是面临着要运用新的审计手段，开展计算机辅助审计已经刻不容缓；四是面临着要确立新的审计的目标，更注重绩效审计；五是面临着要适应新的审计环境，要实行阳光审计。由此可见，在公共财政制度重构过程中，要解决制度缺陷，堵塞各方面的漏洞，不仅需要财政内部的检查监督，更重要的还要借助于财政审计的作用。通过财政审计和财政监督，发现问题和提出建议，促进各项公共财政管理制度的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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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佳.论转型经济时期公共财政监督体制的问题和解决途径[J].山东社会科学，2008，(12).
第11篇
摘要：地方财政风险作为国家财政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发生在局部地区和对区域性经济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地方财政系统的稳定运行间接影响中央财政的稳定与发展。
关键词：财政风险；地方政府；分税制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开始纷纷重视财政风险问题，财政风险的研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沿。地方财政风险作为国家财政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发生在局部地区和对区域性经济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地方财政系统的稳定运行间接影响中央财政的稳定与发展。
第一章 、我国地方财政风险的概念和类型
财政风险是指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不能履行其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损害到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结合我国地方政府的定义，地方财政风险的含义为：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不能履行其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损害到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体指因经济环境、社会环境、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变动，地方财政无力提供基本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给整个地方经济生活带来损失。地方财政风险表现为：财政长期持续赤字、财政支出相对于收入的过快增长、地方政府无力承担社会公共风险等。
按照世界银行对财政风险的分类和我国财政部门的实际情况，地方财政风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主动举债形成的显性债务风险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包括规模风险、结构风险和效益风险。规模风险是债务规模过大导致的到期债务不能完全支付的风险；结构风险指地方政府债务中不同种类的债务对地方财政构成的威胁；效益风险是地方政府举债后对整个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效应。
（2）地方财政收支风险
地方财政收支风险指因地方财政收入不能满足支出的需要而对地方财政平衡带来的风险，包括地方财政收入风险、赤字风险和支出风险。
（3）地方财政公共风险
地方政府具有稳定社会经济的职能，需要解决公共领域中各种不稳定因素。我国目前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风险包括地方自然性风险、地方国有企业风险、地方金融机构风险和地方社会保障风险。
第二章、我国地方财政风险的现状
1、地方政府债务加重财政负担
我国实行分税制以来，由于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事权的不清晰和中央对地方政府举债的限制，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非正规渠道举债填平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出于政绩考虑，很多地方政府不顾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大量举债搞“形象工程”， 使地方财政陷入困境
2、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风险
我国地方财政风险除政府债务负担外，还表现在地方财政财政收支矛盾激化、财政赤字规模大和财政收入缺乏稳定增长的机制等特点。地方财政巨额赤字导致地方政府不断膨胀的债务规模，地方政府债务的巨额利息支出又反过来进一步扩大赤字规模，使地方财政赤字风险和地方财政债务风险相互转化并不断提高。
3、我国地方财政风险转轨特征
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央承担的的各种风险逐渐向各级政府和居民分散。地方政府随着决策权的扩大，承担的责任更加明确，地方政府要履行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筹措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维护社会治安等职能，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权”没有与“事权”同步增大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举借债务。
第三章、地方财政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财政赤字等导致地方政府举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是财政风险的集中体现。同时，地方财政体制的落后、财权和事权不统一、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低下等原因，也威胁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行。
1、地方财政收入因素
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因此短期内无法消除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收入与增长速度的巨大反差，因此稳定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机制是导致地方财政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加上不少地区的产业结构落后、企业竞争力不强等原因造成的地方税体系不健全，因此难以提供稳固的税源。
2、地方财政支出因素
从目前我国现实来看，越是行政级别较低的地方政府，其政府预算管理制度越是缺欠，管理约束越是弱化，其催化财政风险的现象越是严重。地方政府近些年的财政支出呈刚性增长，财政职能弱化，支出管理松弛，从而使财政支出在运行中给地方政府带来风险，同时由于目前的行政和干部管理体制，不仅造成了债务的激增，而且目的性短期化。
3、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因素
（1）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
我国的分税制改革界定了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但是没有界定地方政府的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范围，未确定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造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中央介入了地方的事权范围，例如中央干涉各级地方政府的预算支出标准，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被动。另一方面，地方应该承担的某些支出责任却通过种种非正式途径转嫁给了中央，例如地方政府往往采取“跑部要钱”等手段从中央政府获得额外的资助来进行地方性的能源、环境保护和基础项目。
（2）省级以下政府财权事权
目前，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的的财权事权的划分更不规范。在我国四级地方政府中，乡镇承担着为农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重任，因此乡镇财政的困难更容易加剧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特别指出的是，地方财政一直存在上级的“拼盘、钓鱼”项目，即上级部门安排部分资金，地方财政须相应地落实配套资金，混淆了各地政府财政支出的界限，加剧了财政支出压力。
第四章、结语
本文从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以及地方财政事权财权的划分三个角度探讨了地方财政风险形成的因素，认为我国目前财政风险形成的原因在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机制缺乏稳定性、地方财政支出缺乏管理、分税制后的地方政府财权事权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等。
参考文献：
[1] 陈景耀.对当前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探讨.经济科学.2000（4）.5-13
[2] 靳俐、杨志勇.财政风险与国债管理――从国债再融资的角度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1）.29-31
第12篇
〔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资；政府投资效率；财政收支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13）02007005
一、 引言
自2012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延续及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影响，国内经济形势并未好转。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数据，2012年1—5月，CPI同比上涨3.5%，低于全年4%的调控目标0.5个百分点，比2008年同期高峰值8.1%低4.6个百分点，物价增速仍处于回落通道。2012年1—5月，中国出口7 744亿美元，累计同比增长8.7%，较上年同期下降16.8个百分点。另外，5月工业企业出货值同比增速仍位于低位，显示外需并未实质性好转。
出口大幅下降，内需无力拉动，这对于刚刚经历经济寒冬的地方政府雪上加霜，2012年5月之后，各地纷纷推出相应的刺激计划。天津、山西、黑龙江和江苏等10余省市陆续了累计超过10万亿元的地方经济刺激计划[1]。其中，贵州预计投资3万亿元，重庆预计投资10年6万亿，四川预计投资6.49万亿元。
大规模的地方政府投资势头足以盖过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本轮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是应该快马加鞭，还是应该放缓节奏，三思而后行。地方政府大规模投资应该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和条件下启动，是否应该作为刺激经济的常规手段都是本文所研究的问题。
二、 地方政府投资动因
1.国际经济形势持续恶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从美国点燃，向全球蔓延，顷刻间，全球股市暴跌，实体经济一度陷入停滞状态。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的宽松政策，各国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务来筹集资金。但是在多数延续高福利政策的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却不得不面临债台高筑而无力偿还的局面。欧洲债务危机，使世界各国对经济丧失了信心。
经济形势一度恶化，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势必对国内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自2011年以来，中国对外出口的数据就一直不乐观（如图1所示）。
图12011—2012年中国进出口商品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自2011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呈下降趋势。2012年1月，进出口总额2 726.3亿美元，同比增长-7.8%，出口总额1 498.6亿美元，同比增长-0.6%，创下了2009年以来进出口贸易同比增速的新低。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导致世界商品需求萎缩，而中国又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出口在GDP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为避免国内经济伴随世界经济持续恶化，维持地方经济正常运作，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政府大规模投资计划重新抬头。
2.国内经济二度探底，内需严重不足
受国际经济形势低落的影响，国内经济形势也并不乐观。2008 年第3 季度和第4 季度的GDP 增长率分别为9.0%和6.8%，自2001 年第4 季度（6.6%）以来第一次下降到7.0%以下。为了避免经济继续下滑，2008年11月15日，中国政府提出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即“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全面转向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增长。“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之后，国内一度进入投资“”中，各地投资项目纷纷上马。利用宏观经济预警指数宏观经济预警指数是反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景气合成指数，由工业增加值增速等10个预警指标构成的经济预警综合警情指数。可对“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后国内经济运行状况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自2008年“4万亿”计划出台后，宏观经济预警指数开始回升，于2009年触及经济趋热区域，达到经济景气指数最高值。但在之后的3年里，宏观经济预警指数开始回调，特别是到了2012年初开始出现急速下滑。宏观经济预警指数即将触及趋冷警戒线（如图2所示）。
图21996—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预警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上述分析可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国
际经济形势并没有好转，国际需求不振，传导至国内直接导致出口锐减。面对国内通货紧缩，投资刺激冷却，国内外需求不足的局势，政府理所当然地开始酝酿新一轮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希望在投资的拉动下，缓解国内经济增速下降的局面。
为缓解经济危机过后当前地方经济压力以及建立中长期地方经济新体系，本轮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更多的是出于地方经济自发需求，似乎是经济运行至此的一个必然产物。
三、 重启大规模地方政府投资的必要性
刺激力度大，能够使经济快速复苏是政府投资的特点，与此同时，政府投资也会带来低效率、挤出效应、产能过剩及地方财政收支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围绕历年地方政府投资效率、产能过剩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研究本轮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的必要性。
1.地方政府投资效率逐年下降
投资效率主要体现为投资规模与其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适宜程度，即在一定时期内，投资规模大小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衡量地方政府投资效益，可借助边际资本产出率，该指标的经济含义是一单位投资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加值，计算公式[2]为：
边际资本产出率=新增生产总值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100%
新增生产总值（GDP）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三大部分组成，由投资直接引起的GDP增长应该是GDP的资本形成部分。所以上式可以改写成：
边际资本产出率=新增资本形成额/新增地方（中央）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额×100%
计算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投资边际资本产出率逐年下降（如表1所示）。自1978—1990年，地方政府投资边际资本产出率还有一个上升的阶段，但从1991年特别是1993、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投资边际资本产出率快速下降，直到2009年已经跌破100%。地方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疲软，递增的地方投入带来的效益却一年不如一年，地方政府自主投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
2.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即生产能力超过市场有效需求，从而给经济运行带来危害。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间展开激烈的竞争，采取各种手段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由此引起市场分割、投资过热以及过度或无效行政干预等，这实际上是导致中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的重要体制性因素[3]。结合近年来国内经济运作情况来看，一些扭曲的刺激措施，往往对市场发送不正确的信号。如通过补贴（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手段增加市场有效需求，这样反映到企业就是增加生产、扩大产能。但消费只是在经济低落的时候起到快速恢复经济的作用，所以刺激不是持续性的，一旦消费刺激结束，高消费不再持续，这种一时性和寅吃卯粮式的解决方式，必然使得企业扩张的产能出现过剩。
但工信部及发改委在制定“十二五”规划和项目审批环节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担忧。以钢铁行业为例，钢铁工业“十二五”规划中指出，继续推进东南沿海钢铁基地建设。根据发改委公布的信息，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铁920万吨、钢1 000万吨、钢材938万吨，总投资为696.8亿元，并将在广东累计压缩粗钢产能1 614万吨的基础上实施[4]。而宝钢2011年产量也不过4 427万吨，其钢铁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还出口至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产能能够足够满足国内需求的水平上，又新建年产量如此大的钢铁项目，其钢铁区域产需不协调发展的解释似乎并不能站得住脚。
国家“十二五”规划针对电力、钢铁、房地产、装备制造业和煤炭等12个重点产业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划，截至2012年8月，2012年发改委审批项目约2 400个，新开工项目计划累计总投资197 119亿元，同比增长24.9%；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605 432亿元，同比增长14.2%。而2011年1—8月，新开工项目计划累计总投资不过157 821亿元，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530 311亿元。在给国内经济注入强心剂的同时，不禁让人感到后怕，药性过后，过剩的产能该如何处理。
在刺激的同时，国家在2009年9月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抑制产能过剩，但地方政府在抑制产能过剩方面却并不乐意主动地配合，因为多数产能过剩产业都是纳税大户，是拉动当地GDP的主力军。所以，地方政府在投资对象的选择上似乎没有太多新的调整，在国家“十二五”规划政策的导向下，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还是集中在基建和制造业等产能过剩领域。
3.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失衡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构成。在税收收入总额上，2011年地方税只占全国税收收入总额的45.8%。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52 547.1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0.6%；中央财政收入51 327.3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9.4%。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项目主要由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一般公共服务、农林水事务、医疗卫生、公共安全和交通运输等方面构成。其中2010年上述几项就占据地方财政收入的62.4%。2011年地方财政支出92 733.7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84.9%；中央财政支出16 514.1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5.1%。
地方政府在只拥有50.6%的财政收入下却要承担84.9%财政支出，收入与支出的不匹配必然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失衡。2002—2011年，地方财政赤字从6 766.5亿元一路攀升至40 186.6亿元，在10年间增加了将近500%。从地方政府赤字占GDP比重可以清晰地看出，自2008年起，比值快速增长（如图3所示），凸显出中国地方政府赤字状况越来越恶化。
图32002—2011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巨大的投资资金缺口，反映出近几年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和投资是极为不正常的。为了拉动地方经济，投资必须跟上去，但财政预算是有限的，只能依靠预算外资金。所以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国内贷款等手段筹措投资资金，大量的贷款积压使得地方政府时刻处在高负债危机边缘，若财政收入无法归还贷款和利息，地方政府破产一触即发。在存在巨大投资资金缺口的情况下，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必将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恶化，若不能配套出台有效风险防范措施，地方债务危机将日益凸显。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历年地方政府投资效率每况愈下，产能过剩问题依旧严重，地方政府收支极为不平衡的情况下，本轮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出台过于草率和盲目。不能否认地方政府投资对地方经济的刺激作用，但前提是应该在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充分的分析，了解本地产业结构，估算产能情况，预算当地政府财政收支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策。所以，本轮大规模的地方政府投资时机还不够成熟，而且规模过大，容易对经济产生剧烈影响，若市场无法正确捕捉正确信息，容易进一步加剧经济恶化，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一， 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
政府投资的原始目的是纠正市场失灵，对社会投资和资源配置起到宏观导向作用。地方政府投资也是如此，其出发点应该以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为原则，充当经济的监督和维护者，调节当地投资结构，引导社会投资往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代表地方政府的意愿，用投资创造地方收益，破坏市场规律，挤压地方民间投资，从而导致盲目投资，制造产能过剩。
第二，改革地方官员考核与晋升制度。
以GDP为纲的地方官员考核制度是导致地方政府投资旺盛和投资低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财政分权制度下，一方面，在收支不合理分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平衡财政收支，投资创收是一个很好的创收途径；另一方面，GDP是中央政府考核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员在任命制下，为了表现其在任期间的政绩，投资是快速增加当地GDP的有效办法。但是一旦官员升迁换任，这些巨额投资背后的债务就留给下一任官员，下一任官员为了弥补上一任遗留债务和政绩表现，必然又会大规模地投资，如此恶性循环，地方投资需求必然会飞速攀升。中央政府应设计合理的官员考核制度，改变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和投资低效的局面，让地方政府退出GDP竞赛。
第三，改革项目审批与核准制度，下放市场自主投资权利。
2004年国务院改革单一投资审批制度，将投资项目的管理分为审批制和核准制，即政府投资项目实行审批制，而企业投资项目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但事实上，审批制的改革实质上只能说是“制度的改良”，审批制的改革未能完全下放企业投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由政府管理企业投资。
政府投资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纠正市场失灵，因而其项目审批制还应该保留。并且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特别是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和审批，控制其投资的热度，将投资的机会和权利下放给市场。具体可以通过减少企业税收、建立企业投资补贴机制等优惠措施，鼓励市场自主投资。地方政府应逐步减少和取消核准制，进一步完善当地市场运作监督体系， 保证市场公平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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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篇
本论文立足于我国财政发展阶段的现实国情,从深化预算改革的要求出发,借鉴国际上成熟的绩效预算理论与实践做法,结合当前预算绩效管理发展的条件、推进的要求和改革目标等,沿循财政管理的发展趋势,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发展逻辑等方面着眼,提出并确立论文选题。本论文是在我国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在完成了财政体制改革和预算管理改革的主要任务,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目标后,对现行预算绩效管理的一次系统回顾与总结,并从国内实践、国际经验以及改革发展的角度,对进一步推进和完善预算绩效管理所作的理论构建和政策思考。(1)我国不断深化的财政改革开始要求财政支出讲求绩效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期间,也进行过一些放权让利、划分收支等多种形式的包干体制方面的探索,但基本上都属于比较稳定的时期,并没有从体制和框架上进行大的改革。这时期的财政预算制度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的特征,财政管理总体上比较粗放,财政收入规模较小,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建设性支出的需要,其关注的重点是财政收入水平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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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算绩效管理的界定:相关概念的提出与辨析
2.1主要概念及内涵
其中:“经济性”是成本与投入的关系,关心的是资源节约问题,是指以最低的资源耗费获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出,即如何实现支出最少,强调的是成本,追求花费最小化;“效率性”是投入和产出间的比例关系,关心的是手段问题,注重手段性、过程性的产出和单位产出,是指在一定的产出或投入情形下使得投入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表现为预算活动的产出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投入要素之间的比率,即是否讲求效率,强调的是产出,追求产出投入比的最大化;“效益性”是产出与目标(结果)的关系,侧重于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产品符合政策目标的程度,关心的是目标或结果问题,注重结果性的产出和目标产出,表现为预算支出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达到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预期目标,是指既定目标的实现程度或一项活动预期影响与实际影响之间的关系,即支出是否得当,强调的是效果,追求效益的最优化;"公平性”是目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即社会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能否得到公平待遇和享受公共服务,注重社会性和公众满意度,追求社会公平。四个方面相互融合,基本诠释了 “预算绩效”的内涵。其内在联系如图2-1所示。
2.2明确预算绩效管理的几个关系
预算绩效管理是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的有机融合,已经成为目前加强预算管理的重要内容,二者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结,并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和不同的特点。一是预算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预算绩效管理强调预算支出的效率和责任,针对传统预算管理存在的“重分配、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问题,采用科学的体系和方法,突出强调绩效导向,目的是进一步改进预算管理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其本身仍属于预算管理的范畴;而讲求绩效是预算管理的应有之义,其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支出效益也是传统预算管理的重要职能。从这一点上看,两者的本质是相同的。二是预算绩效管理依托于预算管理改革。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必须依赖一定的预算管理基础,近年来推进的部门预算等一系列预算改革,使得预算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不断提高,为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同时,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又可进一步促进预算管理改革的深化。二者互为依托,互相提供支撑。
3预算绩效管理的现实起点:基于我国财政改革进程与问题的分析........37
3.1从我国公共财政演进的视角分析预算绩效管理的发展脉络.........37
4预算绩效管理的理论支点:对理论基础的探源与构建..............59
4.1预算绩效管理的沿革与制度变迁.......59
5预算绩效管理的国际视点:国外实施绩效预算的基本情况(上)..........95
5.1绩效预算发展概览.......95
5.1.1绩效预算实施的原因.......95
10中长期改革方向与路径:走向绩效预算改革之路
10.1对我国预算绩效管理的路径回顾与分析
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是一个财政支出压力异常强大的国家。近十年来,财政收支规模呈现跨越式发展,从2002年近2万亿元到2012年己超过12万亿元,公共产品提供压力大,财政资金高度紧张,收入增加很难满足支出增长,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发展期,财政收入的低增长必将成为常态,通过增加收入来“开源”成效甚微,必须从支出“节流”上创新,迫切需要在收支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寻求一种使资金供给结构安排具有客观依据支撑的平衡之路。而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强调支出效率的内在制度核心,则很好地适应了现实财政形势的要求,成为提升预算管理水平、解决当前财政收支困局的一种必然选择。
10.2绩效预算凸显财政预算管理的发展趋势
由于预算上的政治较量,使得预算分配变成了利益的平衡,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在资源使用上也出现了低效循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随着预算管理的发展和技术方法上的创新,一些专家主张引入“理性”因素的预算分析,要求实行科学管理手段,尽量将政治因素排除在外,促进在政治分配的环境下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美国率先进行了一系列的预算改革与探索,如推行绩效预算、建立规划一项目一预算、实行目标管理预算和零基预算等,这些预算改革都形成了各种新的预算编制模式,目的是希望用理性的预算分析来取代根据政治判断和预算基数来分配资金的传统预算模式,并强化资金使用上的技术衡量,关注产出绩效,因而也被称为理性预算模式、绩效预算模式,使得绩效预算逐渐被视为一种促进公共服务品质和施政成果改善的过程。这些是绩效预算发展的早期阶段,体现了对绩效衡量的要求,完善了绩效评价体系和方法,构成了绩效预算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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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1997年版的《统计手册》规定，各国在编制货币供应量时，主要考虑的应当是本国经济、金融特点。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共有三个层次：第一，流通中的现金M0，即现金;第二，狭义货币供应量M1，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其所反映的是现实的购买力;第三，广义货币供应量M2，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另外，M2不仅反映了现实购买力，也反映了潜在购买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M2/GDP在改革期间不断增加。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这一比值仅0.245，到2011年增长为1.800。33年来，M2/GDP增加了7.34倍。相比于国外，印度的M2/GDP在1988年为0.402，日本为1.046，美国为0.651;到1999年印度为0.480，日本为1.237，美国为0.601。相比之下，我国的M2/GDP过高且增长速度惊人。
理论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因素有所不同。笔者从较为细化的方面分析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货币的流通速度。从国民收入货币化的角度来讲，分为货币化国民收入与非货币化国民收入。货币化国民收入的经济体吸收货币的能力较强，因此一定的货币供给量下，货币流通速度较慢。相反，在货币化程度较差的经济体下，同等货币供给量下吸收货币的能力较弱，也就是货币流通速度较快。我国之所以货币供给长期高于GDP 与物价增幅之和而没有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原因就是货币化程度较高 [1]。
第二，中央银行的货币回笼政策。当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大于所需要的货币量时，政府会通过货币回笼将剩余的货币流回到中央银行，从而使货币供给与需求相适应，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通过货币回笼的变化，可以探知当期的货币供给量是否符合市场所需要的货币量。
第三，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货币不再只流向商品市场，也向股票市场流动。而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讲，货币供应量会通过一定机制传导到股票市场，如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准备金控制货币供给量，从而影响到整个金融机构。当货币供给量增加时，人们持有的货币就会增加，相对于股票来说，持有股票的收益会更大，从而将货币市场的货币挤入股票市场，促使股价上升。另外，货币供给量增加后导致利率下降，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增加，通过乘数效应，股票价格又会上升。股价上升产生的保值意识会使流通中的货币量相应减少[2]。
第四，银行储蓄。银行储蓄总额可有效地解释广义货币中的准货币供给量。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相对于GDP的持续超高速度增长主要是由准货币的高速增长造成的，上述计算得出准货币与GDP比率的增长速度为M1/GDP增速的2.4倍。准货币的高速增长又可基本由城乡储蓄的高速增长来解释。由此看来，在居民储蓄行为不变的前提下，丰富吸引居民储蓄的金融商品结构，将减小准货币过度增长的压力。
第五，国债的发行。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政府长时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经济实力增加明显，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但难免出现财政赤字，所以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很有必要了。而国债的发行对货币供给有巨大的影响，虽然商业银行使用超额准备金购买国债会降低基础货币数量，但M1和M2并不会因此减少，反而国债的收入会扩张M1和M2的数量。
第六，经济增长和财政收支。经济增长率类似上述货币化程度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由于经济各部门的快速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会更大，必定会使货币供给量增加。而当前，财政收支均以货币形式进行，因此财政规模的扩大或缩小也会对货币的需求与攻击产生影响。
第15篇
关键词：财政学；综合能力；教学方法
课题项目：本文为2009年湖南商学院教研教改课题“专业能力导向――我校财政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温桂荣（1970―），女，陕西户县人，湖南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财税政策和财政学专业课堂教学规律。
一、财政学课堂教学方法基本状况分析
财政学是以经济学为核心，结合管理学、政治学等相关内容形成的一门课程，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都是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其课堂教学目的就是使经管类本科生能够系统掌握财政学基本理论与知识，提高学生在财税以及公共经济方面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课堂教学方法基本情况
湖南商学院（以下简称“我校”）自1994年正式开设财政学。十几年来，财政学课堂方法100%实现了多媒体教学。但是，由于财政学课程自身的特殊性，很多老师将多媒体手段简单化，出现了很多教学问题。
2.课堂教学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方法设计。偏重知识传授，忽视能力培养。财政学教学过于偏重知识传授，忽视了学生能力培养。财政学科是一门由多学科渗透而成的科学，财政研究方向和领域的成果众多，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教学内容过多与教学时间有限的矛盾。我校在实行16教学周以来，这种矛盾更加突出。课堂教学内容往往通过播放PPT，突出学科知识比较确定的一面，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和对现有体制的解释，有助于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但对学生思维能力、深层次分析能力和综合判断能力的实践训练不足，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很少有机会运用财政理论提出问题并讨论问题，只是在考试的指引下学习教材所限定的知识点，所学的知识主要是现成结论，难以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
（2）教学方法运用。
遵循传统，缺乏创新。目前，财政学的教学方式大多采用教师播放PPT、学生复制PPT死记硬背，考试大部分考PPT的内容，整堂课教学方法单一、单调，而且层次、重点不够清晰，再加上PPT和板书不同，播放结束后一般不会回头再看，学生往往学了后面忘记前面，很难将各知识点之间的脉络有效地联系起来，极大地降低了课堂教学效果。目前这种方法几乎占据了财政学不同学分课堂教学的绝大部分。
（3）教学方法考核。
只看结果，忽略平时专业积累。我校目前考试方式仍然是以笔试为主，考试内容主要是以已经确定的基本理论知识为主，成绩评定上则是以期末一次考试定结论。这样的教学和考核方式，教师省事，但缺乏创新，很难培养出高素质的综合应用型人才，有悖于我校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
二、我校财政学课堂实施案例教学的具体形式
案例教学法自1870年在哈佛法学院创立以来，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逐渐扩大到经济学类的课堂教学中，包括财政学课程的课堂教学。由于我校为地方商科类院校，财政学每年开课班级和人数都接近1000人次之多，因此，如何将案例教学引财政学课堂成为当前财政学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1.结合课程大纲合理设计案例教学整体思路
（1）总量设计。
我校财政学课程分为财政学专业3个学分和非财政学专业2个学分两种课程。案例教学思路可以设计为：3个学分的财政学课程，安排3~4次大的案例教学，2个学分安排2~3次大的案例教学。至于小的穿插案例和新闻解读可以控制在4~6个左右。从整体上看，大小案例总量控制在7~10个左右。
（2）思路设计。
按照财政学教学规律和主线设计一个案例教学体系。财政学课堂教学内容的主线可以概括为：财政收支为主线，基本分为三大块内容。第一块：基本理论。包括财政概念和职能，授课主线和契入点可以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关系展开。第二块：基本内容。包括财政收支基本理论、预算管理基本理论，授课主线主要以财政收支为主线展开，最后涉及预算管理及财政赤字。第三块：基本运用。此部分内容主要围绕财政政策展开，属于基本理论的应用和分析。
基于以上主线，大案例设计基本思路为：第一块设计收入分配职能案例，讨论式。第二块设计两个。其一是财政基础设施投资――三峡案例；其二是农业补贴可以采取辩论式，辩论家电下乡和直补的利与弊。第三块讨论现时财政政策实施背景、内容和初步效果。小案例：
我国行政管理成本的国际比较；教育支出结构分析；社会保障支出的现行改革；国债规模各项指标的比较分析；分税制改革的最新进展等。
2.案例教学的具体讲授形式
从案例教学基本方法来概括，一般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并注重前沿案例解读的基本原则，一般可以采用大案例讨论式和小案例穿插式。
（1）大案例教学一般采用讨论或辩论形式。
大的案例教学一般要求提前布置背景材料，要求学生提前熟悉和掌握材料并准备问题。可以提前将学生分组，最好是圆桌式或分组布置的实验室。上课时，老师先用5分钟左右时间提出讨论主题或辩论主题，并要求每组代表总结陈述自己小组观点，然后互相讨论或辩论（约30分钟）。最后由老师分组点评，总结观点，提出继续改进的方向（约10分钟）。建议采用45分钟，并且以小班课（45~50人）为宜。
（2）小的案例教学一般采用课堂穿插或新闻解读形式。
财政学的前沿热点很多，小案例每年的具体数据和政策也会有新的变化。小的案例建议在老师讲授完某个知识点之后，利用3~5分钟的时间穿插一些新闻或整理好的实证数据，进一步论证知识点。小案例建议短小精悍，迅速概括要点。
（3）课后案例巩固可以采取专家讲座形式。
对于某些年度热点并且对本年经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问题，可以采取邀请财税界知名学者或实践部门的专家来校给学生进行专题讲座。建议安排在课堂案例教学之后，教师可以安排学生课后充分自学相关资料，和专家面对面交流。这种形式需要学校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