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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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制度学派的金融制度创新的主要观点,利用金融制度创新的理论分析了我国在一体化进程中金融制度创新的步骤和内容安排。

一、金融制度创新的含义

20世纪初,奥裔美籍着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把这种组合归结为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的质量;引进一种新技术或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实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他提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非技术概念。创新可以模仿和推广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出发,来理解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的含义:“金融创新是指那些便利获得信息、交易和支付方式的技术进步,以及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金融组织和更发达更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出现。”

不同的金融制度提供了不同的降低交易成本、处理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管理的功能,从而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空间。适应经济增长要求的金融制度能够较好地实现储蓄动员和投资转化,从而决定了良好的金融发展态势。落后的金融制度必将导致金融发展的停滞或畸形状态,使经济增长受到来自金融因素的制约。如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无疑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革就是一个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的过程,转型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事实上就是金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问题。

金融制度与其他范围宽泛的制度体系一样,金融制度体现为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政治乃至道德、习俗的约束。所有合法的金融活动都是在一定的金融制度框架下展开的。也可以说,一个金融体系的本质与特征完全取决于其制度架构。金融制度存在的目的就是对社会金融活动进行规范、支配和约束,以减少金融行为中的不可预见性与投机欺诈,协调和保障金融行为当事人的利益,金融交易过程,从而降低金融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效率,协调金融发展与经济社会进步的进程。显然,金融制度作为所有合法金融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具有十分复杂和广泛的内涵。如果我们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金融制度上来考察创新,则金融制度创新可被定义为:引入新的金融制度因素或对原金融制度进行重构。这包括:(1)金融组织变革或引进;(2)新金融商品被引入;(3)拓展新市场或增加原金融商品的销量或市场结构的变化;(4)金融管理的组织形式创新;(5)金融文化领域的创新。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发现金融制度创新的范畴是比较广泛的。

二、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

制度学派对金融创新的研究较多,以戴维斯、诺斯、沃利斯等为代表。这种金融创新理论认为,作为制度创新的一部分,金融创新是一种与经济制度互为影响、互为因果的制度变革。基于这种观点,金融体系的任何因制度改革的变动都可视为金融创新。因此,政府行为的变化会引起金融制度的变迁,如政府要求金融稳定和防止收入分配不均等而采取的金融改革,虽然是以建立新的规章制度为明显特征,但这种制度变化本身并非“金融压制”,而是含有创新的成分。

1.制度学派关于金融制度创新的步骤安排的观点。戴维斯和诺斯指出: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即潜在利益的现成制度的变革。他们认为,制度创新存在一个时滞效应,需要由那些可以预见潜在利益,并首先发起制度创新者组成的“第一行动集团”以及那些可以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利益的单位和个人组成的“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完成。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把“第一行动集团”具体划分为个人、团体和政府三个层次,由此建立了三级水平的制度创新模式。并在分析研究后得出政府的制度创新较优的结论。制度创新理论的提出为金融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基础。金融制度的创新是金融在制度层面上的创新,金融制度的创新也遵循制度创新的五个步骤,即:第一步,形成“第一行动集团”;第二步,由“第一行动集团”提出金融制度创新的方案;第三步,由“第一行动集团”根据最大利益原则对方案进行比较选择;第四步,形成“第二行动集团”;第五步,“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实现金融制度的创新。金融制度创新可以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上层开,即在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企业两个层次上展开。因此,金融制度创新也就相应地分为由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业担任“第一行动集团”的制度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微观组织担任“第一行动集团”是合理的,但在以下情况下,由金融监管当局(政府)担任创新主体的选择更可行:(1)金融市场尚未得到充分发展;(2)存在私人微观金融组织进入的障碍;(3)潜在收益不能量化带微观主体,即外部性强;(4)制度创新涉及到强制性分得收入再分配;(5)制度创新的预付成本过大。

2.金融制度创新面临的风险。金融制度创新必须克服对已经形成的金融发展路径的依赖性,这需要产生巨大的沉没成本。一般来说,已有的金融制度形成、运行的时间相对较短,在金融制度变更中形成的沉没成本相对较低,金融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就会小一些,其实施难度也不会太大。反之,金融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就会很高,难度也会相对更大。另外,大规模的金融制度创新还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制度创新风险问题,新的金融制度可能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替代原有的金融制度成熟、有效地运行,这样,在制度转换过程中总是会或多或少地产生某种制度真空,如果这种制度真空不能迅速地填补,金融混乱必然会产生并形成巨大的转换性损失。金融制度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越大,创新主体对其所持的态度就越谨慎、保守。

三、我国金融制度创新的内容

1.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中长期贷款占比居高不下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自2004年底以来银根的紧缩,贷款增幅有明显的下滑,但是中长期贷款却依然保持十分稳定的上升,压缩的贷款大多是短期贷款,使得部分企业的流动资金显着短缺,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有所加剧。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的商业银行还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特别是风险定价的能力。

2.从融资结构人手解决目前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的融资格局。过渡依赖银行贷款导致中国的M2/CDP持续上升,提高了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为长期融资不发达,使得银行体系不仅承担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承担的短期融资的功能,还不得不承担长期融资的功能,在有的领域实际上类似股本融资功能,例如在转轨时期银行对于一些无资本金企业的贷款,以及期望银行对本来希望进行股本融资的中小企业进行债务融资。无论是压缩中长期贷款,还是发展中小企业融资,可能更多地需要从银行系统之外找解决的办法,特别是要发展中介融资市场、股权融资市场。如果这些市场不发达,大量的银行贷款新增的部分用在长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使中长期贷款压缩的余地十分有限。:

3.从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人手解决中长期贷款居高不下导致的资产负债错配问题。为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可以采用资产的证券化、允许商业银行进行主动的负债(例如允许商业银行根据资产运用的期限发行大额长期存单等主动的负债工具),使得商业银行可以自主管理资产负债的匹配,降低资产负债错配带来的风险。另外应提高金融决策效率,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都是建立在大量金融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基础之上的。

4.许多金融决策依赖的市场信息没有统计。最近中国的大豆期货投资者遭遇了一次因为统计信息缺乏导致的“大豆危机”,中国目前的期货投资者进行大豆期货的投资决策,依靠的是美国有关机构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美国的期货投资者就可能会利用这个缺陷,在对美国的期货投资者有利的时候调整自己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数据,使得中国的大豆投资者遭受损失。类似的惨痛教训显示出,金融统计信息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也应当是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文版。

2.鲁志国:“制度变迁的绩效传导与绩效曲线”,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第2篇

根据North(1990)的制度变迁理论，一种经济制度由于某些历史性事件的发生而形成，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付出了巨额的成本，即使其他的经济制度更具有经济的合理性或更有效率，要废除这一由历史性事件的先行发生而形成的经济制度，选择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具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特征。

对于各个经济主体，对新形成的经济制度适应得越快，越能从中获得制度租金，从而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阶层。新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有利于维持制度的稳定性，但同时也会由于担心失去既得利益而抵制制度变革，使经济制度本身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劣化，这就是经济制度的适应效率(adaptiveefficiency)问题。既得利益主体对制度变革的抵制越强烈，制度的适应效率就越低下。因此，即使原来的经济制度在原来的经济环境下具有经济合理性，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经济制度就不再能够有效地发挥其积极作用，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灵活的、能很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经济制度能够通过自身的变革而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僵化的、适应效率低下的经济制度会在变化了的经济环境中日趋劣化，直到最后被新的经济制度所代替，而此时国民经济往往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

二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特征，从金融制度结构的层面看是以银行为中心，银行与企业之间保持长期的和多方面的关系。从金融管制的层面看，银行业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而在30年代之前，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与银行业在企业融资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对银行实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自由银行制度)。决定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特征的关键因素，一是1927年的银行危机，二是战时的金融管制政策。

1．1银行中心型金融制度的形成

1927年(昭和2年)日本发生了大规模的存款挤兑和银行破产风潮，一年之内共有45家银行破产，这一事件在日本金融史上称为昭和银行危机。虽然银行危机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发行的“震灾票据”得不到妥善处理而导致存款挤兑和银行破产，根本性原因是政府对银行业的自由放任政策。1890年的银行条例没有最低资本金和贷款风险控制方面的规定，银行业的特征是数量多、规模小。

与美国政府在30年代的银行危机后建立以存款保险制度为核心的银行监管和金融安全网不同，日本政府采取的危机处理对策是银行业的集中。1928年开始实施的银行法要求普通银行的资本金达到100万日元，资本金不足的银行只能通过与其他银行的合并方式增加资本金，自我增资不予以承认。大藏省提出了“一县一行”的银行合并目标，由于有些银行不愿失去独立的经营权力，当时的合并并不顺利，直到进入战时金融管制后才真正实现了“一县一行”的目标，这些银行就是二战后的地方银行。同时，国民储蓄不断向属于财阀系统的大银行集中，这些大银行就是战后的都市银行，作为战后日本银行体系主体的都市银行和地方银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1931年发动侵略我国的满洲后，日本进入了战时金融管制时期。金融管制的核心是控制资金分配，以保证军需企业的优先资金供应。1944年开始实行“军需企业指定金融机关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军需企业与银行“配对”，银行不仅保证“配对”军需企业的资金供应，还积极参与“配对”军需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监督。旧财阀体系解散后，形成了以都市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列企业，战时“配对”体制下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保存了下来，战时军需企业的指定银行大多成了战后这些大企业的主银行，这就是战后日本主银行制度的形成背景。

战时金融管制严重地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政府完全控制了公司债券的发行，而“公司利润分红及资金融通令”(1939年)对股票分红和股东权限的规定严重限制了股票市场的发展。

1．2银行保护政策的形成

由于战时金融管制严重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战败后的经济重建只能依靠银行体系，通过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制度实现经济的增长，日本政府对银行业的保护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控制发放新的银行执照严格控制新的竞争者进入银行市场，二是通过利率管制(低利率政策)限制银行与银行之间的价格竞争。

实行利率管制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当时国内的利率水平明显高于国际上的利率水平，如何通过降低利率来降低企业的借款成本，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当时重要的金融政策课题。战败后的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国内储蓄，严格的外汇管制又限制了外国资本的流入。因此，要降低利率，只能采取利率管制方式。

利率管制包括存款和贷款利率管制两个方面，由于当时的日本国民除了银行存款之外没有其他的金融资产可供选择，政府对存款利率的管制是非常有效的。

一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没有法律上的限制，一年期以内的短期贷款利率虽然受到管制，银行可以通过低利率的企业存款等办法调整实际的贷款利率，因此对贷款利率的管制并不如存款利率管制有效，这意味着低利率政策为银行创造了获得垄断利润的机会。吸收的存款越多，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由于严格禁止赠送礼品等隐性价格竞争，要扩大存款唯一的途径是扩大营业网点。

2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

战后的日本金融制度为银行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动力，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企业的投资需求旺盛而国民储蓄不足，这种动力无疑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大企业投资需求减少，贷款扩张的冲动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银行贷款组合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一旦泡沫经济破灭，金融制度本身的危机也就在劫难逃。

2．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与高速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50～70年代初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大企业对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投资需求旺盛，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的主银行。80年代以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从主银行制度入手对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和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研究，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主银行制度下银行和企业之间长期的、多方位的密切合作有利于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但是迄今为止，主银行制度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学术界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试图在金融约束(financialrestraint)理论的框架下分析战后日本的金融制度对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以麦金农和肖为代表的新古典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会损害经济的发展。但是，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金融自由化以及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的现实，对新古典金融发展理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金融约束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虽然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都包含利率管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在金融抑制下，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从民间金融机构获得制度租金，而在金融约束下政府让民间金融机构保留制度租金。第二，在金融抑制下，实际利率(由政府制定的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往往是负值，而在金融约束下，利率管制相对温和，实际利率为正值。

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使民间银行获得一定的制度租金可以从两个方面改善银行的激励结构。第一，制度租金和特许权价值(银行存续期内制度租金的现在价值之和)的存在可以有效地控制银行的道德风险，促使银行加大在企业监督方面的投资。因为一旦由于银行的资产组合风险太大，或者对企业的监督不力而导致银行破产，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二，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越多，银行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为了吸收更多的存款，银行就会积极地增设营业网点，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银行对营业网点的投资有利于动员更多的国民储蓄，抵消存款利率管制对国民储蓄的负面影响。换言之，银行部门对营业网点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效应，投资的社会收益大于银行自身的收益。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政府的利率管制相对温和，实际利率依然为正值，加上银行营业网点的发展，使得日本的储蓄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抑制。而银行获得的制度租金(特许权价值)又促进银行加强对借款企业监督，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可以认为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是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的。

2．2经济成熟期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劣化

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进入成熟期。但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通货膨胀使名义的经济增长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上。进入8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的终息，名义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大企业的投资需求开始减少，国民经济从储蓄不足变成了储蓄过剩。尽管如此，银行业的目标依然是要维持贷款规模的高速增长，为此，大银行开始转向高风险的中小企业贷款和商用房地产贷款市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从70年代的70％上升到80年代末的110％，正是这种贷款规模的扩张冲动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

扩张冲动的根本原因是战后初期形成的银行保护政策。有政府的严格保护，没有银行认为自身有破产的风险，而在低利率政策下，贷款规模越大，银行的利润也就越多。因此，虽然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特别是政策层面的金融管制促进了50—70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发展，当经济进入成熟期后，原来的金融制度赖以发挥效率的经济环境已不复存在，这样的金融制度的继续存在就开始扭曲银行激励结构，损害国民经济的健康成长，而金融制度自身也一步步地走向危机。

2．390年代的金融制度危机

进入90年代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和股票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中小银行和住宅金融专门公司的经营困境和破产问题就开始出现，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银行都没有意识到这是金融制度危机的开始。银行一方面通过持有公司股票的资本利得的会计处理来掩盖经营上的亏损，一方面强烈抵制对外公开不良债权信息。

1995年大和银行纽约分行在美国国债投资中心的巨额损失事件动摇了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业的健全性和政府金融监管能力的信心，其重要的标志是日本溢价(JapanPremium)的出现。

到1997年金融危机从周边地带发展到了中心地区，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和三一证券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破产，虽然在1998年3月日本政府向21银行(以大银行为主)注入了1兆84日元资本金，日本溢价还是大幅上升。到1998年秋，作为日本长期信用机构核心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已濒临破产。

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日本政府制定了包括60兆日元的政府资金援助在内的金融制度安定化计划。该计划以“金融再生法”和“早期健全化法”为核心，根据“金融再生法”，设立了特别政府管理制度(一时国有化)和金融管财人制度。根据“早期健全化法”，政府通过购买银行的优先股和次级债券增加银行的自有资本。政府暂时接管了日本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银行，并对18家大银行注入了7兆4592亿日元的资本金。同时，根据“金融再生法”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设立了债权整理回收机构(日本版RTC)。

这些紧急对应措施避免了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对日本金融制度安定性的信心也开始恢复，日本溢价开始消失。但是，金融危机的最大隐患——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并没有由于政府资金的投入而改善，不良债权不断增加。

到了今年3月，受美国经济减速和股市下跌的影响，日本的股价指数也急剧下跌，日经平均指数曾跌破12000点。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由于日本的银行持有大量的公司股票，股市的持续下跌将使银行无力处理不良债权，使银行达不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甚至破产，而日本大银行的破产不仅会严重损害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对国际金融制度都将是严重的打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提出了紧急经济对策，通过成立专门的“股票购买机构”缓解因银行减持公司股票给股票市场造成的压力，同时要求大银行对实质上已破产或濒临破产企业的不良债权，在两年之内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以恢复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业的信心。

3市场竞争与制度变迁的适应效率

日本金融制度危机的一个这样教训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金融当局并没有改变对银行的严格保护政策，从而扭曲了银行的行为。实际上，低利率政策到1994年才完全废除，而且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即为了减少日美经常收支不平衡和贸易摩擦，日本才同意开放境外日元交易并分阶段取消利率管制。而银行业与证券业的“放火墙”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推倒，银行和证券公司只能通过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业务渗透。

如何解释日本金融制度和金融管制政策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非效率性呢?CoastandMorris(1995)从更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制度惯性(政策惯性)问题，认为抵制制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主体不愿失去旧制度带给他们的制度租金；二是制度变革需要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而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bargainingcost)往往高于维持旧制度的交涉成本；三是在旧制度形成之初，各利益主体的适应性投资具有沉淀成本的性质，当制度变革后，当初的投资就可能变得没有价值，对当初适应性投资的保护也就成了抵制制度变革的力量之一。

具体到战后初期形成的日本金融制度，由于担心失去垄断利润，银行业自然会抵制金融制度的变革，垄断利润越大，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也就越高。为了适应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日本银行业在组织体系和人力资本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比如负责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计划部门在银行内部组织结构中最为重要，因而在计划部门配置了最优秀的人才。而当金融制度变革后，这方面的投资就很可能失去其价值，对这部分投资价值的保护也成为制度变革的抵制力量之一。

在日本的一个惯例是，金融当局(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官员退休后往往到民间银行部门担任重要职务，银行保护政策下的一部分垄断利润就以“京官”再就职的形式转移到了金融当局，其结果是金融当局也有积极性维持原来的金融制度。

给定一个健全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和金融制度危机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损害，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那么，决定一国金融制度适应效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做出完美的答复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对半个世纪以来日本金融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最后走向危机的历史考察，我们的一个强烈直觉是，竞争程度是决定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因素。新的竞争者的进入可以减少既得利益阶层的制度租金，可以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均衡，从而使金融制度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更好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因此，市场竞争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还在于提高制度资源的适应效率。

4结语

第3篇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定义为：“内部控制是商业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这是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作出的明确而科学的界定，同时也为各商业银行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提供了比较一致的标准。从该定义中，我们应该把握三个重点：1.内部控制是为了一定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的集合或者说是体系，仅仅满足于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以为各项制度建立或完善了，内部控制就确立或完善了的观念是错误的。不重视制度的执行与执行的方法，内控体系就是不完整的；2.内部控制应当涵盖业务的全过程，从事前、事中直到事后，防止因为在制度中没有规定而忽视对某些行为的控制与监督，这些行为有可能导致风险的失控。3.内部控制是连续动态过程与机制，至少包含这样两方面的意思：内部控制时时刻刻都必须执行，任何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控制的失效或无效；内部控制是动态变化的，它应当随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变化的要求，相应地做出调整，不能墨守陈规。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由五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即包括管理监督与控制文化、风险识别与评估、控制活动与职责划分、信息与交流、监管活动和错误纠正。结合管理学的一般原理，可以通俗、简洁地把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因素概括为五个，即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监督管理。如果将内部控制视为一个“系统”，则更能真切地反映内部控制是有特定构成要素、各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整体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明确的目标，有特定功能的系统本质；同时，强调内部控制的系统性还在于防止孤立地、片面地看待内部控制的各构成要素，将内部控制的各构成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发挥内部控制的整体功能。

从组成内部控制系统各要素的关系看，（1）内部控制环境是整个系统的基础，是影响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作用发挥的各种内部因素，表现为银行管理者对内部控制的态度以及经营风格、从决策层到作业层的每个层次都有明确职责分工的组织结构、独立于银行的决策层和管理层的监事会和审计稽核机关的机构、监管当局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及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支持程度的外部影响等方面；（2）风险识别与评估旨在发现和计量商业银行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为控制活动指明了具体的方向，内部控制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在此。所以，商业银行在构建内部控制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并将其纳入到有效的内部控制之中，保证有充分的程序和资源来进行风险评估。同时，还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及条件做出反应，包括对内部控制制度加以可能的修改，及时涵盖任何新的或以前未进行控制的风险。（3）控制活动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的核心，是具体实施内部控制的过程，这些活动包括审批、授权、核实、会计控制、资产保全及其职责分工等。控制活动通常包括三个因素：制定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执行这些规章制度程序；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按照报告程序的规定及时反馈，并督促其采取纠正措施。（4）信息与交流为各个要素的沟通，引导内部控制系统有效运行，确保控制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商业银行内部信息系统包括反映经营管理状况、遵循相关法规制度的情况、财务报表资料的情况，也包括反映外部环境、提供决策支持的各种信息等。这些信息应当及时可靠并具有连续性，此外，有效的交流对内部控制体系的运行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5）监督管理是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业务部门对内部控制的管理监督以及内部审计稽核部门或外部监管机构的再监督、再评价与纠正偏差活动的总称，处于内部控制系统的最顶层。一般在下列方面提供监督服务：评估管理制度的效率和效果，评估资产风险，针对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查验经济交易的合规性与合法性。

随着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推进，我国商业银行越来越感到强化控制的重要性，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先后出台了许多内部管理措施和文件。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内部管理不善、风险未得到很好的控制而引发的违法犯罪事件屡见不鲜，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估其数。而与此同时，内部控制的理论和实践在国际上已经取得很大的发展。1992年，美国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199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框架建议的十三项原则；2004年，coso在1992年《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的基础上，结合《萨班斯—奥克斯法案》的相关要求，了《企业风险管理：总体框架》的研究报告。这一国际化趋势引起了中国金融界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广泛关注，开始在银行业加大内部控制的推行力度，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规范性文件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办法》等，这些文件吸收了内部控制的国际先进理论成果，也充分考虑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现实状况。

尽管在相关法规的要求和指引下，我国商业银行在建立健全资金经营、信贷管理、财务核算、稽核监督等内部控制上逐渐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在制度设计和实施操作等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内控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防范风险的需要，主要表现为：（1）内部控制的组织形式还不合理。从外部组织形式讲，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明、分支机构设置不经济等问题比较严重；就内部组织机构而言，机构设置重叠、部门和岗位职责不清、相互之间信息互动不畅等现象也比较突出。（2）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例如，有的商业银行还没有按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的要求建立健全以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有的商业银行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重合，导致内部控制机制的丧失；有的股东大会及监事会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3）内控制度不健全，不适应现代业务发展的需要。（4）内部控制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有的商业银行作为对内部控制进行再控制的审计稽核部门直接接受行长的领导，工作不够超脱，独立性或权威性不够，经常监督大多流于形式，不能起到查错防漏、纠正违规、强化管理、控制风险的作用。（5）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对内部控制的评价与监督不够。

为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充分认识到自身在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正确估价潜伏在业务经营发展过程中的风险，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内部控制。其中，最主要的是：（1）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积极推进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的改造或完善，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的相互控制的公司治理结构，为内部控制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解决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明、制衡机制失效等问题。（2）建立经济、高效的分支机构网络，解决内部控制机构重叠、控制效力低下、控制成本高等问题。（3）建立和完善董事会结构，确保董事会履行其受托职责。（4）强化监事会的建设，提高监事会对银行经营管理的监督作用。核心应是：提高监事会成员的资格要求，应力求选择那些具有正义感、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的人担任监事；要确保监事会参与银行经营管理决策的全过程，以便实施过程监督，并知晓经营管理情况，为更好地实施监督提供信息基础。（5）改革内部审计稽核组织体制，按照独立性原则，将对行长负责的审计稽核体制改为隶属于董事会，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6）以资产质量、经营效益和风险状况为核心，从新调整对各分支机构业务经营活动的授权授信权限和资源配置，撇弃以往的按规模大小或按人头的多少分配资源的做法，以此塑造内部控制的激励机制。（7）提高内部控制的效力和效率，加强以电脑为基（根）点、网络为渠道的信息流通系统建设，增强内部控制信息的采集、交流，以此提高内部控制的效力和效率。

花旗银行总裁沃尔特.维斯顿这样说：“事实上银行家从事的是管理风险的行业。简单来说，这就是银行业。”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直击问题要害。风险无处不在的市场经济中，银行因为承担风险而生存和发展，银行因为经营风险而精彩和繁荣。毫无疑问，未来银行业的竞争将集中在风险管理能力上展开，内部风险控制能力成为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核心元素。

参考文献：

[1]赵其宏.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2]吴玉峰，董芷苓.银行管理会计工作指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审计司.商业银行审计指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4]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文献汇编（中文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

第4篇

(一)日本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

日本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高度平行并列与对称，把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二者严格划分开来(机构分离、业务分离、管理分离、法律分离)，并自成体系。各种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单独立法予以监督、保障与制约，并多次修改和完善。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法》、《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日本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法》等。虽然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国内被归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一类，但它们并不受主要适用于普通商业银行的《银行法》的约束。在日本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中，政策性金融机构受到政府许多相关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尤其是受财务省(原大藏省)资金、财务方面的协调与制约的力度较大，但限于政府授权和法定的范围之内，金融公库受主管大臣的干预程度也很大(如公库每季度经营计划必须经主管大臣批准，并定期报告资金运用情况)，但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受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督厅的监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监管体制在经过了一番大的改革和调整后，于2000年7月在金融监督厅的基础上正式成立金融厅，其职能定位为负责对民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统一监管，而政策性金融机构仍不属于其监管。同时，所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都要接受独立的审计部门即会计检察院的审计检查。日本政策性金融监督的特殊权力结构集中体现为董事会或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几乎所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都设有董事会或理事会这种最高的决策权力机构。

(二)德国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特征

讲究秩序的德国，政策性金融由政府依法单独监督。德国是最早建立金融综合监管机构的国家，联邦银行业监管局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金融监管当局(因德国银行业可以同时经营证券和保险)，但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则不属于其监管之列，而是依据独立的法律由政府职能部门监督制约其行为的，《德国银行法》和德国有关的商法典也不适用于它们。《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第1章规定，该银行是依据公共法设立的法人团体；第12章规定，该银行由联邦政府指定财政部门进行监督，监督当局有权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该银行的业务运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政策性金融机构奉行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的补充性原则和中立原则。依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规定，作为一家政府的政策性银行，其业务范围必须是商业性金融机构因无利可图不愿意做，或自身能力不及而做不了的业务(补充性原则)。同时还规定，该银行有政府支持，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在金融市场上就必须保持中立，不能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否则就违背了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中立原则)。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该行发放贷款原则上都必须通过商业银行转贷给借款人，基本不直接发放贷款。但它的具体业务却不受政府干预，始终保持经营决策的独立性、稳定性和灵活性。政府还给予政策性金融机构长期享受税收减免的特殊政策。德国住房储蓄银行的存、贷款本息免征所得税，德国住房信贷协会的住房贷款也长期享有免税特权。

(三)美国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特征

美国对政策性金融单独立法授权。美国是一个善于并且主要利用间接手段来干预调节经济的国家，对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政府主要是通过立法决定其活动宗旨、基本原则、政策方向等一系列“框架”，而具体业务活动、日常管理则不必政府事无巨细统统过问。美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监督体系是建立在如下三部法律的基础上：1916年的《联邦农业信贷法》、1923年的《农业信贷法》和1933年的《农业信贷法》，据此分别建立的美国土地银行、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和合作银行，在还清政府的投资，成为独立的合作金融机构后，仍受联邦农业信贷管理局的监督和检查，因此其农业信贷业务不自觉地遵从了政府的政策意图，成为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中的骨干力量。政策性金融机构依法定位制约。以美国进出口银行法为例，该法包括银行设置目的、基本权限、内部组织机构、与政府的关系、银行融资的条件、融资出口商品的重点及种类限制、融资国别限制、融资公正性(反补贴)目的，以及其他一些禁止融资的限制等等。1978年，参众两院又通过了《进出口银行法修正案》，还陆续制定了一些其他相关法律。通过对进出口银行详尽的法律定位、限制与说明，使银行的运行建立在明确的法律基础之上，以便于政府对其进行监督、管理。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是由与其业务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监督、协调与制约，政策性金融监督的权力结构也主要体现于董事会的组织形式上，并由总统直接任命其主要官员。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由5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确认。美国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体系依据《1932年住房贷款银行法》建立，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负责监督和协调，该委员会3名负责人均由政府任命，任期4年；每个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的领导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由12名成员组成，其中4名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任命，任期4年，8名由会员选举产生，任期2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由一个3人组成的董事会负责管理，成员由总统任命。

二、建立健全我国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的建议

借鉴世界各国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及运作机制的经验，我国应尽快构筑有本土特色的政策性金融监督体制。当务之急是从监督的法律依据、监督的主体结构和监督考评指标体系等方面尽快建立健全中国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和结构。其中，特别是要加强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导向作用的引导，尽量减少其片面追求盈利的动机，有所限制其兼营商业性业务的规模和范围。

(一)尽快出台专门而特殊的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规

实现依法监督、制约和引导的规范性要求。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既包括对不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单独立法，也有专门的政策性金融监督条例，以及具体的业务管理制度，如《政策性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政策性银行贷款通则》、《政策性银行不良贷款划分及认定办法》等规章，使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和考评有法可依。

(二)在政策性金融监督主体上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并体现为不同的监督机制和治理结构

通过这两个监督层面或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有机统一，形成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机制、决策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自我调控机制等相互结合的良好的治理结构，进而为其业务行为提供行动界限和激励机制。宏观层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主体应该是国务院“政监办”。即建立一个由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参与和共同组成的权威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办公室”，负责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总体性协调、规划、考评、人事安排、经济处罚和依法监督。微观层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主体，是由不同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构成的特殊形式的董事会(或理事会)。董事会主要负责日常经营决策、政策执行和内部稽核监督控制。之所以称其为特殊的董事会，主要体现在有别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由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的成员构成上。即政策性银行的董事会成员结构必须是经国务院批准和任命的、由业务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商业界的代表以及学术机构的专家等有关人员共同参与组成。

(三)制订一套适合政策性银行业务特性要求的科学的业绩考评标准并自成体系

考核指标要定量化和具体化，含义必须明确，可统计和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要超越类似于或雷同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盈利性考评要求，在注重评价政策性金融的政策实现度的基础上，将其政策性贡献同其工作业绩和工作报酬也同时挂钩和制度化，体现规范、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有机统一。一般而言，衡量和评价政策性金融的效果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财务稳健度，主要参考资产质量和利润两个指标，综合考察经营管理水平。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一种金融机构，也要求其资产安全(风险大的政策性项目，应该由政府财政或相应决策部门提供担保或贴息)，以及至少是保本微利基础上的非竞争性盈利。这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二是政策实现度，包括政策性银行与政府的沟通协调度，政策性信贷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联度，贷款、担保和保险对形成现实生产和出口能力的贡献度，对社会投融资安排的便利度，产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度，地区发展目标的实现度等具体指标。当然，要严格准确地认定和区分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对于政策性亏损，应该由政府财政兜底；对于经营性亏损，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四，要注重发挥国家审计监察和新闻媒介的社会舆论监督作用。政策性金融机构也要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开、公布财务报表和业务活动情况，增加透明度，以尽可能地防止“内部人控制”和寻租现象。

第5篇

关键词：金融制度移植创新大区行

一、金融制度的移植与创新

健全的金融制度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作为一个必须随货币资金流动客观需要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金融制度健全与否又取决于其能否针对金融发展而及时、准确地作出适应性的更替，因而，金融制度总是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一般来说，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大致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金融制度移植，二是金融制度创新。

我们可以把金融制度移植理解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制度中的一部分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使其成为接受国或地区的金融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什么是金融制度创新，有不同的理解。本人认为，金融制度创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只有从无到有地形成某项全新的金融制度，才能称之为金融制度创新，但这种情况很难出现；从广义上讲，只要是对原有的或从国外移植来的金融制度作局部调整或某些更新，以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就可以认定为金融制度创新。本文所探讨的是广义上的金融制度创新。

之所以要进行制度的移植，是因为制度的移植对于移植国家来说有很多的好处。它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成本，W·拉坦说，制度创新的引入，不管它是通过扩散过程，还是通过社会、经济与政治程序所进行的制度转化，它们都会进一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当中，有必要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及一些被市场经济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这其中就包括金融制度在内。

但是，单纯的制度移植只能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无异于舍本逐末，其后果可能使自己的发展永远受制于别人。只有在自我创新的前提下进行制度移植，才能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二、金融制度移植的约束条件

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是某种金融制度取代另一种金融制度，制度的移植还存在着两种不同制度是否相容的问题。对于“移植”的部分，必须经过一些相应的变更，以使外来制度本土化才能实施，也就是说金融制度的移植并非是无条件的，在移植的过程中会存在许多约束条件，若对这些约束条件视而不见，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有可能失败。

文化因素。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约束，而我们所移植的金融制度属于正式约束，它与一国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民族精神等有着广泛的联系。萨维尼认为，一国的民族精神决定一国的法律制度。显而易见，民族精神这一文化因素对一国的法律制度的影响是不应被低估的，正式规则中包含了大量的隐性的非正式规则。新制度经济学也认为，正式规则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规则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别国的某项金融制度若与本国的文化存在重大冲突，那么金融制度的移植就会失去效果或产生移植不适应症。这就要求我们在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时，既要对来源国的金融制度的文化背景作深入细致的了解，又要对准备移植的金融制度与本国文化的适应性作科学的、真实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对金融制度的移植，其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金融制度体系的结构。二是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不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已经高度发达，而我国的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因此，当前我国在融入WTO的过程中，金融制度层面上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原有的金融制度在许多方面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这与WTO的许多规则存在一定的冲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并非是WTO规则这一正式制度的制定者，使我国入世在事实上就成为强制性变迁的金融正式制度的执行者，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却是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因此，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金融制度就有一个在我国改造的过程。这也是我国当前许多金融制度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原因。

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指国体、政体和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大部分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仍然起一定作用。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直接来源于政治权力的主要载体——国家，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市场本身。由于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金融制度供给和需求的主体都是政府，这就决定了在我国金融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政府带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我国金融制度移植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金融制度的移植在我国很活跃，这与我国融入WTO后金融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而原有的金融制度不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关。但是，由于我们在金融制度的移植过程中，缺乏成熟的经验支持，存在不少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金融制度移植实效的发挥。这主要表现在：

对金融制度移植的性质、特点和规律把握不是很准。表现在对移植的理解就是“拿来主义”，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是否相容，没有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和全面了解，以至于移植来的金融制度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实效不大或出现负效应。如在我国设立大区行制度就是从美国移植而来的，当时我们只考虑到为了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减少地方政府对央行各分支机构执行货币政策及银行监管方面的干预这一因素，而没有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大区行并不具备美国地方联储较强的研究能力和政策制定、执行能力。因而这一制度移植进来之后，原有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产生了新的问题，由于省会中心支行的地位降低，影响力较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使得中央政府近来又不得不重新考虑将大区行的制度进行改革。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央行分支机构工作的开展是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的，大区行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但在做法上有些超前了。

表面文章做得多，没有抓住本质性的东西。一些金融制度的移植基本上只是引进了一张皮而已，对于深层次的内容却没有深入领会。如银行服务业收费制度的推出就是如此，华厦银行南京分行的一位副行长说得非常好：收费服务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过硬的特色服务，一旦某银行收费了，就等于拱手把自己的客户让给了别人。一些银行在引入这项制度时，只看到了服务收费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却忽视了在收费的同时是以提高服务质量为前提的，结果导致这项制度在国内推出后遇到了很大民众及某些行业的抵制。:

金融制度移植，实质上是一个外来的金融制度本土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对待金融制度移植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对要进行移植的金融制度进行筛选扬弃，择优汰劣，寻求最适合我国目前金融业发展现实状况的金融制度作为移植的对象，并结合内外环境约束加以改造和具体化；另一方面，要辩证地否定本国原有金融制度上不合理的地方，保留其合理成份，在此基础上走向融合创新，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体系。

参考资料：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籍庆利、田永丰，制度变迁中的创新精神探析[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2)

第6篇

关键词：金融制度移植创新大区行

金融制度的移植与创新

健全的金融制度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作为一个必须随货币资金流动客观需要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金融制度健全与否又取决于其能否针对金融发展而及时、准确地作出适应性的更替，因而，金融制度总是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一般来说，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大致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金融制度移植，二是金融制度创新。

我们可以把金融制度移植理解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制度中的一部分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使其成为接受国或地区的金融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什么是金融制度创新，有不同的理解。本人认为，金融制度创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只有从无到有地形成某项全新的金融制度，才能称之为金融制度创新，但这种情况很难出现；从广义上讲，只要是对原有的或从国外移植来的金融制度作局部调整或某些更新，以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就可以认定为金融制度创新。本文所探讨的是广义上的金融制度创新。

之所以要进行制度的移植，是因为制度的移植对于移植国家来说有很多的好处。它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成本，W·拉坦说，制度创新的引入，不管它是通过扩散过程，还是通过社会、经济与政治程序所进行的制度转化，它们都会进一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当中，有必要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及一些被市场经济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这其中就包括金融制度在内。

但是，单纯的制度移植只能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无异于舍本逐末，其后果可能使自己的发展永远受制于别人。只有在自我创新的前提下进行制度移植，才能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金融制度移植的约束条件

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是某种金融制度取代另一种金融制度，制度的移植还存在着两种不同制度是否相容的问题。对于“移植”的部分，必须经过一些相应的变更，以使外来制度本土化才能实施，也就是说金融制度的移植并非是无条件的，在移植的过程中会存在许多约束条件，若对这些约束条件视而不见，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有可能失败。

文化因素。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约束，而我们所移植的金融制度属于正式约束，它与一国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民族精神等有着广泛的联系。萨维尼认为，一国的民族精神决定一国的法律制度。显而易见，民族精神这一文化因素对一国的法律制度的影响是不应被低估的，正式规则中包含了大量的隐性的非正式规则。新制度经济学也认为，正式规则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规则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别国的某项金融制度若与本国的文化存在重大冲突，那么金融制度的移植就会失去效果或产生移植不适应症。这就要求我们在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时，既要对来源国的金融制度的文化背景作深入细致的了解，又要对准备移植的金融制度与本国文化的适应性作科学的、真实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对金融制度的移植，其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金融制度体系的结构。二是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不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已经高度发达，而我国的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因此，当前我国在融入WTO的过程中，金融制度层面上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原有的金融制度在许多方面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这与WTO的许多规则存在一定的冲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并非是WTO规则这一正式制度的制定者，使我国入世在事实上就成为强制性变迁的金融正式制度的执行者，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却是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因此，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金融制度就有一个在我国改造的过程。这也是我国当前许多金融制度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原因。

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指国体、政体和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大部分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仍然起一定作用。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直接来源于政治权力的主要载体——国家，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市场本身。由于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金融制度供给和需求的主体都是政府，这就决定了在我国金融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政府带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国金融制度移植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金融制度的移植在我国很活跃，这与我国融入WTO后金融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而原有的金融制度不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关。但是，由于我们在金融制度的移植过程中，缺乏成熟的经验支持，存在不少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金融制度移植实效的发挥。这主要表现在：:

对金融制度移植的性质、特点和规律把握不是很准。表现在对移植的理解就是“拿来主义”，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是否相容，没有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和全面了解，以至于移植来的金融制度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实效不大或出现负效应。如在我国设立大区行制度就是从美国移植而来的，当时我们只考虑到为了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减少地方政府对央行各分支机构执行货币政策及银行监管方面的干预这一因素，而没有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大区行并不具备美国地方联储较强的研究能力和政策制定、执行能力。因而这一制度移植进来之后，原有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产生了新的问题，由于省会中心支行的地位降低，影响力较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使得中央政府近来又不得不重新考虑将大区行的制度进行改革。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央行分支机构工作的开展是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的，大区行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但在做法上有些超前了。

表面文章做得多，没有抓住本质性的东西。一些金融制度的移植基本上只是引进了一张皮而已，对于深层次的内容却没有深入领会。如银行服务业收费制度的推出就是如此，华厦银行南京分行的一位副行长说得非常好：收费服务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过硬的特色服务，一旦某银行收费了，就等于拱手把自己的客户让给了别人。一些银行在引入这项制度时，只看到了服务收费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却忽视了在收费的同时是以提高服务质量为前提的，结果导致这项制度在国内推出后遇到了很大民众及某些行业的抵制。

金融制度移植，实质上是一个外来的金融制度本土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对待金融制度移植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对要进行移植的金融制度进行筛选扬弃，择优汰劣，寻求最适合我国目前金融业发展现实状况的金融制度作为移植的对象，并结合内外环境约束加以改造和具体化；另一方面，要辩证地否定本国原有金融制度上不合理的地方，保留其合理成份，在此基础上走向融合创新，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体系。

参考资料：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籍庆利、田永丰，制度变迁中的创新精神探析[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2)

第7篇

(一)西部金融发展的现状

1.金融机构资金不足且结构单一。西部金融机构发育程度不高,其中大型国有金融机构仍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其他金融机构进驻、发展比较缓慢。在国有商业银行等我国正规金融构成体系中,除受制度安排平均布点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合作制小银行外,其他股份制银行很少把总部设在西部。

2.证券市场发育薄弱。从总体来看,西部地区尚无较大的区域性中心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证券市场容量小,无论是上市公司数量还是证券市场的筹集资金额,均远落后于东部。此外据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全国性的融资中心都设在东部,西部上市公司数量也远少于东部,2007年上市公司数量仅占全国上市公司的17%左右。且存在地区、行业的不平衡性,仅四川、重庆就占全国西部上市公司的46%;传统产业较多,新兴产业少,基础设施产业缺乏,资源优势产业太少,不能体现西部的优势。

3.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水平低。从客观上讲,开发性投资属于中长期投资,由于预期的不确定性,成为风险性投资,因而需要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予以保障。然而指标和数据表明,西部保险业发展不足,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水平低。据《2008年统计年鉴》显示,2007年我国东中西部金融保险业发展情况的对比为:GDP占全国的比重,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55.2%、19.0%、17.3%;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70.6%、17.6%、11.9%;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4.70%、2.71%、3.58%;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东部、中部、西部依次分别为11.87%、7.59%、9.47%。

4.金融监管政策不健全。现行的统一监管政策对西部的监管主要表现在:(1)央行的监管内容以合规性检查为主。由于新设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所以对东部地区的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层面,对金融机构运营的监管有所忽视;相反,对西部地区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层面。(2)东部地区金融发达,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众多,监管力度相对较小;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较少,国有银行占相当大的比重,监管的力度相对较大。(3)由于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东部,因而西部地区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干预强于东部。

(二)西部金融对经济的制约

1.国有银行提供的产品不能满足西部地区的金融需求。国家在构建其金融体系时,没有根据经济结构及时调整金融体系的结构,从而使金融体系结构不能更好地适应于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设置在西部的国有商业银行是整个国家银行的一部分,无论资金计划还是信贷安排上都要受上级控制,很难实行针对区域经济现状分区运行的多元模式。

2.西部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造成西部金融抑制进一步增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采用总分行制度,总行出于全行资金收益最大化的考虑,必然会统一调度其各分支机构的资金。由于发达地区贷款收益率在同等风险下比欠发达地区资金收益率高,或在同等贷款收益下,发达地区的金融风险要比欠发达地区小得多,因而各银行总行必然倾向于以不同的形式从贷款收益低的欠发达地区集中资金,支持经济发达地区,而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渠道“虹吸”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投向经济发达地区。

3.西部金融发展滞后阻碍了西部区域经济技术结构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快速发展得益于金融先行这个条件,金融先行极大地促进了资源流动和技术创新。西部经济技术资源相对水平与东部比并不差,但由于缺乏技术创新的微观机制,在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源配置上忽视工业生产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使得西部技术开发与工业生产活动缺乏有机联系且效率不高。

二、西部金融发展的政策

(一)建立适应西部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体系

1.建立针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性银行。在西部大开发初期,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但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私人投资很少涉足,因而成立西部大开发的政策银行来筹措建设资金,是有效率的选择。

2.适当撤并效益不好的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网点。西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比重较高,在改革开放初期,其对于集聚社会建设资金用于重点地区和重点项目,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难于基层营业网点效益低下,不良资产比例较高,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桎梏。因此,应当撤并效益不好、扭亏无望的基层营业网点,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中心城市分行的作用,集中资金和人力支持大中型企业向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及跨国经营方向发展,实现规模收益。

3.结合西部地区发展的特点,建立地方性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服务。西部大开发应当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作用,以效率优先来发展经济,因而建立地方性商业银行,提供小额信贷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必然的选择。

(二)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健全区域金融协调机制

1.充分利用和发挥西部中心城市的优势,打造西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可考虑依托西安和成都的经济、技术和人才优势,建立沪市和深市的证券交易所的异地交易中心,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同时,利用西安和成都两个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驻地的优势,发挥政策资源和信息集聚中心的优势,培育西安和成都成为西北和西南区域金融中心。

2.健全区域金融协调机制。在培育西安和成都两个西部地区金融中心的同时,应当尽快完善区域内部的金融资源和政策的协调,以统筹区域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区域外的合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大力吸引外部资金投资西部大开发。

(三)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施有区别的金融政策

1.货币市场方面。(1)实行与区域外有差别的存贷款利率。西部地区应适当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以充分集聚资金,吸引区域外的企业投资,存贷的利差由国家财政贴息支持;(2)降低西部地区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以抵消西部地区经济货币化进程对货币的吸纳,增加货币供给量,满足西部的资金需求;(3)加大信贷政策支持力度,根据西部产业结构特点和产业的比较优势,制定相应的产业金融政策,加大金融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4)放松市场准入限制,鼓励地方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外资银行的进入,共同为西部大开发提供资金支持;(5)在西部地区成立开发银行,有效地促进该地区的发展。西部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受总分行制和一级法人制的制约,很难制定具体的存贷款政策和利率政策,因此,可以考虑设立一家或几家西部地区开发银行,这些银行应采取国有民营、股份制的运作模式,主要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同时,国家应给予西部银行更多更为主动灵活的政策手段,如利率,以保证其资金的来源。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实际利率对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都有不同的效果,特别是西部地区,出现了实际利率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均为负相关的现象。因此,允许利率地区差异化,推进致力于利率市场化的金融体制改革,对促进西部金融中介发展和改善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都具有重要意义。

2.资本市场方面。(1)设立西部大开发基金。西部大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单靠国家的信贷支持远不能满足资金的需求,因而设立西部大开发基金,以吸引社会闲散资金而达到集聚使用,对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2)加大对西部地区股票及债券发行政策的倾斜力度,提高西部地区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3)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增强地方政府干预地方经济的能力。地方政府债券也叫“市政债券”,它是指地方政府或其下设机构为提供地方公共品的需要而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的活动。目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利用金融创新,在实践中借助地方政府所属的综合性投资公司发行企业债券。西部地区现阶段应积极学习东部地区经验,挑选资产负债比率合格、信誉良好的国有投资公司或信托投资公司成为“准市政债券”性质的企业债券发行试点,积累经验为将来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打好基础。西部政府债券不仅可以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增加地方政府的经济自,同时,有利于资金在西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和分配。

参考文献:

[1]吴寒光.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67-69.

[2]张敦富,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56,77.

[3]司正家.几种非均衡发展理论的比较与启示[J].实事求是,1999,(6):15.

[4]吉利斯.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64.

第8篇

关键词：农户；融资需求；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的目标，离不开持续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中，信贷资金是很重要的方面。但近年来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农户贷款难的问题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就成为关注的热点。有什么样的金融需求，就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制度安排与之相适应，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必须源于农村金融的内在需求。

一、农户融资需求的现状与特征

(一)农户融资需求现状。农户融资需求可从需求的满足程度、需求的用途、需求金额大小等方面予以揭示。农村金融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户融资需求的满足程度不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调查表明，2001～2004年获得借款的农户占有借贷需求农户数的51.5％。2007年农村有6成的农户有借款需求，但真正借到款的农户大约是一半，其中47.4％来自非正规渠道。2006年调查农户中49％有借款需求，需求满足率为75％，但其中来自民间借贷的高达70％。另外，不同层次的农户金融需求满足程度不同。传统农户的信贷需求能及时得到满足，信用好的简单多种经营农户(同时进行小型种植、养殖经营的农户)的信贷需求满足程度较高，大型规模化种植(养殖)专业户信贷资金需求不能完全满足，外出务工人员和个体工商户信贷需求满足程度较低。农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因此，融资需求必然包括生产性融资和消费性融资两个方面。农户的生活性借款占借款总额的比重为40.9％，而生产性借款占借款总额的比重为54.6％。汇丰——清华农村金融发展研究项目组调查结果是生产性贷款占需要农户贷款的45％。李晓明、何宗干基于安徽省农户借贷行为的调查表明，农户借贷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用途。关于需求的金额大小，不同时期和针对不同样本地区的调查，农户借款以小额为主，5000元以下单笔借款占所有借款的67.3％，而万元以上的大额贷款仅占14.6％。表明随着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及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农户对资金需求越来越大。

农户借贷需求的满足渠道：一是以银行和信用社为主的正规渠道，二是以民间借贷为主的非正规渠道。目前民间借贷是农户借贷需求的主要渠道。但民间借贷范围有限、金额较小，根本无法保障实现“三农”目标所需的资金投入。

(二)农户融资需求特征。一是分散。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户居住的特点，农户融资需求在地域上的分布很不集中；二是金额小。与工商信贷和城市居民的消费信贷相比，农户信贷的单笔金额明显较小；三是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家庭收入和人力资本不同，对信贷资金的需求程度和金额大小存在明显差异；四是信息不对称。在农村的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基于亲情纽带或长期观察交往所形成的认识。因此，农户资信能力的获得更多地基于地缘和人缘关系，信息具有高度人格化特点；五是家庭资产的变现能力不足。农户所拥有的资产主要是房产、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木、牲畜以及农机具，这些资产很难变现和流转，由此导致信贷需求缺乏有效的第二保障；六是生产性借贷和消费性借贷在实际使用中很难区分。农户的借贷需求中，消费性借贷需求占很大比重，甚至以消费性借贷需求为主。生产性借贷所产生的现金流有可能用于家庭消费，生产性借贷和消费性借贷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很难区分。

二、农户融资困境的原因

首先，交易成本高的问题。对于在地域上分散而居的农户和网点相对有限的金融机构而言，完成一笔交易要付出很多的搜寻成本、谈判签约成本以及合约执行成本，为保证合约的履行也要付出很多的事后监督成本。单笔金额小的特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导致单笔交易成本高。过高的交易成本必然限制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的积极性，也抑制了农户从金融机构获取信贷的积极性。其次，风险管理问题。由于农户信贷需求的信息特征，金融机构很难对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评估，家庭资产的不易变现也降低金融机构通过抵押担保补偿和转移风险的有效性，加之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农户贷款面临较高的违约率。最后，效益难以保证的问题。目前面向农户的银行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都是商业性机构，有内在的盈利追求。由于成本高，风险难以有效防控，其盈利难以保证，必然制约信贷投入的积极性，进而导致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

三、以需求为导向进行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农户融资困境的形成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金融机构主观方面的原因。因而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实现“三农”目标，必须针对农户融资需求的现状和特征，以需求为导向积极进行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可持续的外部政策和制度环境。金融机构从产品供给、流程、运作机制和内部管理等方面进行调整，着力解决金融供给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保证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持续性。

(一)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要进一步放松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引入竞争机制，允许更多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建立和融资需求相适应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工、中、建行已股改上市，对农业银行，国家已明确“面向‘三农’、商业运作”的总体要求，要在积极推进其股份改造的同时，促使其尽快建立适应农村金融需求的内在商业运作机制，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用市场化的方式改革农村信用社，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其真正成为自我约束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机构。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其低交易成本优势、市场效率优势、信息优势和经营灵活的特点，拓宽农户融资渠道。同时，积极引导民间借贷发展，以满足农户不同层次的融资需求。

(二)建立引导资金回流农村的有效机制。一要综合运用贴息、差别准备率、支农再贷款及所得税减免等多种手段，加大政策的正向激励和引导作用，使支农金融服务成为一种能盈利、可持续的业务领域。二要适当扩大利率的浮动幅度，使农户贷款利率可完全覆盖风险和成本，在商业上可持续，进而调动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投入的积极性。三要通过政策进一步明确县域内各金融机构为“三农”服务的义务。在县域内设有吸储机构的金融机构，都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服务三农的义务。为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积极在国有商业银行和服务农村的中小金融机构建立分工合作关系，由国有商业银行以参股、提供长期资金等方式支持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担保公司的发展，由其直接面对农户的融资需求。

(三)加强农村社会信誉环境建设，创建适合农村金融的失信惩戒机制。积极推进信用村镇建设，加大信用宣传，使农户了解到按时还款所带来的以后融资便利性和声誉增强所带来的切实好处，同时要将违约农户的情况公之于众，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增大其违约的社会惩罚力度。要从政策上鼓励金融机构建立正向的还款激励机制，如允许金融机构对履约还款的农户给予一定的利息返还，以强化农户的信用意识。

(四)创新信贷产品。要以还款来源为基础，积极开发不限定单一生产用途，期限相对较长，具有循环使用特点，同时根据收入来源分期还款的信贷产品。在评估农户信贷产品的还款来源时不仅要考虑该项信贷投入所带来的现金流，还要充分考虑贷款期限内家庭总体的现金收入以及消费支出。另外，正视农户的消费性信贷需求，扩大贷款范围尤其是增加消费贷款的种类，积极探索农户消费性贷款的发放方式。

(五)创新担保方式。一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农户联保贷款。二是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好的地方，积极探索推广龙头企业+农户的担保方式，充分利用龙头企业掌握农户信息，控制农户资金流的优势，有效解决金融机构和农户信息不对称和贷款使用、回收的问题。三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创办一些专门面向三农的担保公司，或者赋予村镇银行对外担保职能。但创新担保方式，在认识上不能过分夸大担保的作用，要重视对农户贷款第一还款来源的评估，对于长期合作、信用良好且收入来源稳定可靠的农户在一定限额内要积极发放信用贷款。

(六)建立还款激励机制。在这方面可借鉴印尼人民银行的做法，如果贷款客户能按期偿还贷款可给予贷款金额一定比例的奖励或利息返还，再次贷款时给予更简便快捷的审批和更多的信贷支持，如不能按期偿还，则明显提高利率。以此激励农户维系良好的信用记录，并起到好的示范作用。

第9篇

[关键词]金融创新；制度；经济体制；产权；法律制度

从宏观上讲，金融创新是金融当局或金融机构为更好地实现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目标，利用新的观念、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法或组织形式，来改变金融体系中基本要素的搭配和组合，推出新的工具、新的机构、新的市场、新的制度，创造和组合一个新的高效率的资金营运方式或营运体系的过程。

金融创新的制度环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经济体制环境。不同的经济体制下，金融创新活动在动力、制度、工具及技术方面所表现的特征各不相同。第二个层次是产权制度环境，它和经济体制环境密切相关。产权制度是金融创新的内生变量，是我国现阶段金融创新的核心。第三个层次是正式的法律制度以及在法律制度的原则指导下，由行政监管机构结合法律原则和行政裁量权拟定的相关监管措施，包括各种规章、指引、意见和劝告。其作用为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市场的基本关系和市场的竞争秩序，这些制度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对金融创新的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一、金融创新与经济体制环境

经济体制是一国金融创新制度环境的核心内容，经济体制是金融创新的外部制度环境和运行载体。不同的经济体制下，金融创新活动在动力、制度、工具及技术方面所表现的特征各不相同。计划经济时期，银行是财政的收支机构，接受中央指令对社会再生产资金进行分配，单一的信贷制度使得金融企业具有鲜明的行政色彩。利率基本无弹性。这时的金融创新动力来自上层政府指令，因循自上而下的政府指令型创新路径。但外部经济环境僵化，金融企业职能严重退化，权力控制缺乏刺激因素，金融创新领域基本是死水一潭。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微观经济主体开始焕发出活跃的生命力，金融领域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加决。在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加快了四大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化，发展了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初步引入竞争机制；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利率恢复弹性，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极大激发了金融创新的活力。不但有金融制度和机构上的重大改革，金融工具和业务也不断推陈出新，如各种银行卡业务、各类债务的发行、存款工具多样化……直到网络银行的兴起。这时金融创新的动力不仅来自总行自上而下的推动和部署，各基层分支机构也有了市场调研和研制开发的能动性，“单向”金融创新开始呈现出“双向”特点。但由于转轨经济带有较多计划体制特征，这期间的创新活动停留在表层状态。政府供给型的制度创新占主导地位，只是对旧框架的修补，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而金融工具的创新也显得弱小无力，各银行主体间充满了恶性竞争。转轨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并存，两种体制的冲突和摩擦使金融创新本体也充满了矛盾，尤其是国有银行的制度创新明显受到政府、企业、居民以及内部职工等利益集团的左右而处于“锁定状态”。要想使金融创新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间，必须加决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提高金融创新实力，早日实现国际金融一体化，真正融入WTO体系创造一个宽松、充满激励的外部环境。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产权制度环境

在中国，并未对金融业进行真正的产权改革，1995政府在银行中的所有权比例高达99．45％(见表1)，远远地超过世界平均水平41．57％，就是与主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它也基本上是最高的，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更是达到60％以上。

资料来源：LLSV(2002)。其中，GB95是指1995年一国前lO大银行中由该国政府所拥有的资产份额，GC20、GC50、Gc90分别表示一国政府控制该国前10大银行20％、50％、90％以上的资产，GB70表示1970年一国前10大银行中由该国政府所拥有的资产份额。

1979年以来，中国金融业出现许多改革举措并带来金融格局的重大变化，其中重要的改革举措有：(1)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存贷业务与结算业务转移给国有专业银行，同时明确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稳定币值、对金融业实施监管。1986年，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引进市场化调控手段，如法定准备金制度、再贴现制度。(2)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3)1994年起，中央银行开始形成自己的货币政策目标与中介目标，并取代原有的信贷计划与现金计划；中央银行相继通过几部重要的金融法规，根据流动性高低确认并公开中国的MO、M1、M2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指标；国有专业银行开始实施以商业银行为目标的改革；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先后进入金融体系。(4)1998年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

上述改革措施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而且为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拓与扩大、为微观金融主体的形成以及金融主体未来的创新活动作了铺垫。问题在于，这些改革措施中看不到丝毫微观金融主体的能动作用，全部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带有明显模仿印迹的变革，我国微观金融机构至今从未扮演过金融主体或创新主体的角色，而只是充当了政府金融改革的一部分载体，政府由自身的效用函数出发决定了对金融机构的控制，使金融机构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意识。由于金融机构难以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这使得创新的“内在因素”差不多被淹没。国有金融产权的背景下，微观金融机构不具备创新的“内在因素”或原始的创造冲动，原因在于国有金融产权的外部性太大，这种产权结构的自身又无法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国有产权制度及其外部性完全掩盖了金融机构的主体意识，压制了金融机构对利润最大化合理追求的冲动，也淹没了金融机构创新的“内在因素”与“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动力源。这表明现代金融创新与金融产权制度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或者说，只有合理的金融产权制度才是金融创新的最基本前提。

易纲认为，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环境，使得金融机构中的每个人都成为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源泉。问题的关键是要改革激励机制，要使得创新的人有好报，创新的人有个市场价。要想改变机制，就得改变体制，改变体制的最基本方面在于改变产权制度，国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中介机构、保险公司都必须改革机制，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也就是说，这些金融机构的改革都应该朝着股份化的方向发展。产权制度的改变最终会落实到激励制度的改变，有了激励制度，才会有人的创新。

三、金融创新与法律制度环境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法与金融学认为，金融的发展不仅需要明晰的产权安排，而且法律制度在金融发展中同样起着关键作用。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IJSV)对此做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法律制度是投资者权利的最重要来源，他们通过对49各个国家的股东权利指数、债权人权利指数以及法律执行质量的测量，发现法律制度在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程度上随着法律渊源的不同而有规律的变化，其中普通法国家对投资者权利进行了最强的法律保护，法国法系国家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则最弱。在LLSV研究的基础上，大量的经济学家分析了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对一国金融发展的影响，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一国的法律制度越完善，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越充分。同时，一些经济学家还发现，运用对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程度不同来划分金融体系，能更好地解释国别之间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用法律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水平能够更好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

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的修改以及《证券投资基金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出台，为金融业的创新和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开了方便之门。2004年9月以后，监管部门为增加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数量，扩大资金来源，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金融创新的政策。如，200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规定，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从11月1日起，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向合格机构投资人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短期融资券。该办法的实施有利于提高证券公司融资行为的市场化程度，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

第10篇

根据North(1990)的制度变迁理论，一种经济制度由于某些历史性事件的发生而形成，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付出了巨额的成本，即使其他的经济制度更具有经济的合理性或更有效率，要废除这一由历史性事件的先行发生而形成的经济制度，选择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具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特征。

对于各个经济主体，对新形成的经济制度适应得越快，越能从中获得制度租金，从而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阶层。新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有利于维持制度的稳定性，但同时也会由于担心失去既得利益而抵制制度变革，使经济制度本身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劣化，这就是经济制度的适应效率(adaptiveefficiency)问题。既得利益主体对制度变革的抵制越强烈，制度的适应效率就越低下。因此，即使原来的经济制度在原来的经济环境下具有经济合理性，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经济制度就不再能够有效地发挥其积极作用，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灵活的、能很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经济制度能够通过自身的变革而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僵化的、适应效率低下的经济制度会在变化了的经济环境中日趋劣化，直到最后被新的经济制度所代替，而此时国民经济往往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

二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特征，从金融制度结构的层面看是以银行为中心，银行与企业之间保持长期的和多方面的关系。从金融管制的层面看，银行业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而在30年代之前，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与银行业在企业融资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对银行实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自由银行制度)。决定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特征的关键因素，一是1927年的银行危机，二是战时的金融管制政策。

1．1银行中心型金融制度的形成

1927年(昭和2年)日本发生了大规模的存款挤兑和银行破产风潮，一年之内共有45家银行破产，这一事件在日本金融史上称为昭和银行危机。虽然银行危机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发行的“震灾票据”得不到妥善处理而导致存款挤兑和银行破产，根本性原因是政府对银行业的自由放任政策。1890年的银行条例没有最低资本金和贷款风险控制方面的规定，银行业的特征是数量多、规模小。

与美国政府在30年代的银行危机后建立以存款保险制度为核心的银行监管和金融安全网不同，日本政府采取的危机处理对策是银行业的集中。1928年开始实施的银行法要求普通银行的资本金达到100万日元，资本金不足的银行只能通过与其他银行的合并方式增加资本金，自我增资不予以承认。大藏省提出了“一县一行”的银行合并目标，由于有些银行不愿失去独立的经营权力，当时的合并并不顺利，直到进入战时金融管制后才真正实现了“一县一行”的目标，这些银行就是二战后的地方银行。同时，国民储蓄不断向属于财阀系统的大银行集中，这些大银行就是战后的都市银行，作为战后日本银行体系主体的都市银行和地方银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1931年发动侵略我国的满洲后，日本进入了战时金融管制时期。金融管制的核心是控制资金分配，以保证军需企业的优先资金供应。1944年开始实行“军需企业指定金融机关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军需企业与银行“配对”，银行不仅保证“配对”军需企业的资金供应，还积极参与“配对”军需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监督。旧财阀体系解散后，形成了以都市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列企业，战时“配对”体制下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保存了下来，战时军需企业的指定银行大多成了战后这些大企业的主银行，这就是战后日本主银行制度的形成背景。

战时金融管制严重地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政府完全控制了公司债券的发行，而“公司利润分红及资金融通令”(1939年)对股票分红和股东权限的规定严重限制了股票市场的发展。

1．2银行保护政策的形成

由于战时金融管制严重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战败后的经济重建只能依靠银行体系，通过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制度实现经济的增长，日本政府对银行业的保护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控制发放新的银行执照严格控制新的竞争者进入银行市场，二是通过利率管制(低利率政策)限制银行与银行之间的价格竞争。

实行利率管制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当时国内的利率水平明显高于国际上的利率水平，如何通过降低利率来降低企业的借款成本，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当时重要的金融政策课题。战败后的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国内储蓄，严格的外汇管制又限制了外国资本的流入。因此，要降低利率，只能采取利率管制方式。

利率管制包括存款和贷款利率管制两个方面，由于当时的日本国民除了银行存款之外没有其他的金融资产可供选择，政府对存款利率的管制是非常有效的。

一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没有法律上的限制，一年期以内的短期贷款利率虽然受到管制，银行可以通过低利率的企业存款等办法调整实际的贷款利率，因此对贷款利率的管制并不如存款利率管制有效，这意味着低利率政策为银行创造了获得垄断利润的机会。吸收的存款越多，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由于严格禁止赠送礼品等隐性价格竞争，要扩大存款唯一的途径是扩大营业网点。

2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

战后的日本金融制度为银行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动力，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企业的投资需求旺盛而国民储蓄不足，这种动力无疑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大企业投资需求减少，贷款扩张的冲动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银行贷款组合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一旦泡沫经济破灭，金融制度本身的危机也就在劫难逃。

2．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与高速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50～70年代初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大企业对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投资需求旺盛，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的主银行。80年代以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从主银行制度入手对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和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研究，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主银行制度下银行和企业之间长期的、多方位的密切合作有利于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但是迄今为止，主银行制度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学术界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试图在金融约束(financialrestraint)理论的框架下分析战后日本的金融制度对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以麦金农和肖为代表的新古典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会损害经济的发展。但是，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金融自由化以及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的现实，对新古典金融发展理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金融约束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虽然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都包含利率管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在金融抑制下，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从民间金融机构获得制度租金，而在金融约束下政府让民间金融机构保留制度租金。第二，在金融抑制下，实际利率(由政府制定的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往往是负值，而在金融约束下，利率管制相对温和，实际利率为正值。

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使民间银行获得一定的制度租金可以从两个方面改善银行的激励结构。第一，制度租金和特许权价值(银行存续期内制度租金的现在价值之和)的存在可以有效地控制银行的道德风险，促使银行加大在企业监督方面的投资。因为一旦由于银行的资产组合风险太大，或者对企业的监督不力而导致银行破产，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二，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越多，银行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为了吸收更多的存款，银行就会积极地增设营业网点，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银行对营业网点的投资有利于动员更多的国民储蓄，抵消存款利率管制对国民储蓄的负面影响。换言之，银行部门对营业网点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效应，投资的社会收益大于银行自身的收益。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政府的利率管制相对温和，实际利率依然为正值，加上银行营业网点的发展，使得日本的储蓄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抑制。而银行获得的制度租金(特许权价值)又促进银行加强对借款企业监督，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可以认为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是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的。

2．2经济成熟期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劣化

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进入成熟期。但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通货膨胀使名义的经济增长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上。进入8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的终息，名义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大企业的投资需求开始减少，国民经济从储蓄不足变成了储蓄过剩。尽管如此，银行业的目标依然是要维持贷款规模的高速增长，为此，大银行开始转向高风险的中小企业贷款和商用房地产贷款市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从70年代的70％上升到80年代末的110％，正是这种贷款规模的扩张冲动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

扩张冲动的根本原因是战后初期形成的银行保护政策。有政府的严格保护，没有银行认为自身有破产的风险，而在低利率政策下，贷款规模越大，银行的利润也就越多。因此，虽然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特别是政策层面的金融管制促进了50—70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发展，当经济进入成熟期后，原来的金融制度赖以发挥效率的经济环境已不复存在，这样的金融制度的继续存在就开始扭曲银行激励结构，损害国民经济的健康成长，而金融制度自身也一步步地走向危机。

2．390年代的金融制度危机

进入90年代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和股票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中小银行和住宅金融专门公司的经营困境和破产问题就开始出现，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银行都没有意识到这是金融制度危机的开始。银行一方面通过持有公司股票的资本利得的会计处理来掩盖经营上的亏损，一方面强烈抵制对外公开不良债权信息。

1995年大和银行纽约分行在美国国债投资中心的巨额损失事件动摇了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业的健全性和政府金融监管能力的信心，其重要的标志是日本溢价(JapanPremium)的出现。

到1997年金融危机从周边地带发展到了中心地区，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和三一证券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破产，虽然在1998年3月日本政府向21银行(以大银行为主)注入了1兆84日元资本金，日本溢价还是大幅上升。到1998年秋，作为日本长期信用机构核心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已濒临破产。

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日本政府制定了包括60兆日元的政府资金援助在内的金融制度安定化计划。该计划以“金融再生法”和“早期健全化法”为核心，根据“金融再生法”，设立了特别政府管理制度(一时国有化)和金融管财人制度。根据“早期健全化法”，政府通过购买银行的优先股和次级债券增加银行的自有资本。政府暂时接管了日本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银行，并对18家大银行注入了7兆4592亿日元的资本金。同时，根据“金融再生法”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设立了债权整理回收机构(日本版RTC)。

这些紧急对应措施避免了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对日本金融制度安定性的信心也开始恢复，日本溢价开始消失。但是，金融危机的最大隐患——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并没有由于政府资金的投入而改善，不良债权不断增加。

到了今年3月，受美国经济减速和股市下跌的影响，日本的股价指数也急剧下跌，日经平均指数曾跌破12000点。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由于日本的银行持有大量的公司股票，股市的持续下跌将使银行无力处理不良债权，使银行达不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甚至破产，而日本大银行的破产不仅会严重损害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对国际金融制度都将是严重的打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提出了紧急经济对策，通过成立专门的“股票购买机构”缓解因银行减持公司股票给股票市场造成的压力，同时要求大银行对实质上已破产或濒临破产企业的不良债权，在两年之内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以恢复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业的信心。

3市场竞争与制度变迁的适应效率

日本金融制度危机的一个这样教训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金融当局并没有改变对银行的严格保护政策，从而扭曲了银行的行为。实际上，低利率政策到1994年才完全废除，而且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即为了减少日美经常收支不平衡和贸易摩擦，日本才同意开放境外日元交易并分阶段取消利率管制。而银行业与证券业的“放火墙”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推倒，银行和证券公司只能通过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业务渗透。

如何解释日本金融制度和金融管制政策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非效率性呢?CoastandMorris(1995)从更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制度惯性(政策惯性)问题，认为抵制制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主体不愿失去旧制度带给他们的制度租金；二是制度变革需要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而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bargainingcost)往往高于维持旧制度的交涉成本；三是在旧制度形成之初，各利益主体的适应性投资具有沉淀成本的性质，当制度变革后，当初的投资就可能变得没有价值，对当初适应性投资的保护也就成了抵制制度变革的力量之一。

具体到战后初期形成的日本金融制度，由于担心失去垄断利润，银行业自然会抵制金融制度的变革，垄断利润越大，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也就越高。为了适应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日本银行业在组织体系和人力资本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比如负责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计划部门在银行内部组织结构中最为重要，因而在计划部门配置了最优秀的人才。而当金融制度变革后，这方面的投资就很可能失去其价值，对这部分投资价值的保护也成为制度变革的抵制力量之一。

在日本的一个惯例是，金融当局(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官员退休后往往到民间银行部门担任重要职务，银行保护政策下的一部分垄断利润就以“京官”再就职的形式转移到了金融当局，其结果是金融当局也有积极性维持原来的金融制度。

给定一个健全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和金融制度危机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损害，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那么，决定一国金融制度适应效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做出完美的答复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对半个世纪以来日本金融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最后走向危机的历史考察，我们的一个强烈直觉是，竞争程度是决定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因素。新的竞争者的进入可以减少既得利益阶层的制度租金，可以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均衡，从而使金融制度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更好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因此，市场竞争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还在于提高制度资源的适应效率。

第11篇

论文关键词：企业制度创新，金融成长

 

作为经济发展载体的企业成长与金融成长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金融成长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有利于新企业的建立和已有企业的成长；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本身具有成长的动机和激励机制，更多表现在企业制度的创新。企业制度的创新改变了其融资需求，从而激励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业规模的扩大、金融结构调整、金融效率的提高等。即企业制度创新引致金融成长，而金融成长又会促进企业成长，企业制度进一步创新。

一、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基本理论分析

（一）制度与制度创新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主体的交易活动需要稳定、客观的预期机制，交易主体根据这种预期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当这种行为成为习俗或惯例，并通过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则成为制度。然而，当交易主体（组织或个人）由于认识到改变现有制度或创造新制度中蕴含的潜在利益，通过建立并推广获得认同所需要的规则、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模式，从中创造、开发和利用盈利性机会[①]，则出现制度创新，从而形成新的制度。即一方面制度使交易主体的行为和社会系统的稳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潜在利益以及成为制度领导者的诱因导致制度创新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从而引发行为和社会系统的变革，推动制度变迁，社会进步。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自发形成内部组织管理体系，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此时的企业制度是利益和影响力与技术条件、产业结构等社会经济环境均衡的结果。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突破现有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建立新的企业制度的潜在收益逐渐显现。而企业本身具有成长的动机和激励机制（艾伦和盖尔，2000），此时，有行为能力的企业，即充分了解新的目标、拥有事先新目标的技术和能力的企业，必然进行企业制度创新。

（二）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

早期的企业制度采取家庭制或合伙制。由于生产经营活动以手工作坊为主，家庭制或合伙制即能够满足这种简单的生产经营活动，资金以家庭自筹或合伙出资，间或向钱庄借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作坊式的家庭制以及合伙制的不稳定性特征均不能满足产业的迅速成长。此时，经济交易规模的扩大要求企业具有稳定的组织机构和资金来源，股份制则既有利于大股东的经营管理，又能够吸收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股份制的建立必然要求发行和流通股票的市场，股票市场应运而生；适应这种变化，钱庄的业务活动也由原来的货币兑换和简单的资金借贷逐渐采用股份制扩大金融业规模，建立现代银行制度。股票市场的建立和现代银行制度的确立为企业的融资提供了便利，更多的家庭制或合伙制企业转向股份制，生产的规模扩大，效率提高，从而企业成长。

进入工业化大发展时期，制造业的地位不断提升并居于主导地位，从而机床装备起来的大规模生产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是：互换性、标准化和装备作业[②]。规模生产产生了“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也促使企业为保证资金投入而形成产融结合（即产业和金融相互控股）。因此，原先以小企业为主的产业成长已转变为巨型公司为主的产业成长，企业巨型化带来了“科学管理”，也创立了企业内部R&D机制以及高度产业集中率，从而企业进入产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也对金融成长提出新的挑战，银行业必须联合和集中才能满足企业资金需求，而企业巨型化所发行的新股票、新债券既为金融市场成长提供了载体，也为其成长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伴随企业巨型化，银行业和证券市场也得以联合和集中。

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物资生产与分配所必需的技术知识的增加必然引发企业管理革命。一个大企业的大股东已不再能够单独的负起制订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责任；一般股东大多已脱离公司的实际业务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此时，专业性的管理人员——经理产生了。这些经理人员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他们的工作如果不成功，便会被解雇；如果成绩卓越，不仅获得晋升，而且提高自身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市场价值。由此产生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这场“经理的革命”将事业置于专家之手，而不是交给事业的所有人指挥。其次，解决了企业长期生存问题。企业不会因某一股东的退出而重新组合或调整经理，从而保持企业经营战略实施；大公司的管理作用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的审查，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管理已取代了市场需求，协调问题使管理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情况就构成了无须财产（所有权）所拥有的权力。因此，企业所追求的就不再是最大的短期利润，企业市场价值更为重要。第三，这场革命也建立了企业成长的内在激励机制。股东、经理和职工都会预期从中获得收益。企业的成长显然是股东所期待的，企业成长，公司市场价值提高，股东的收益增加；企业成长为高层管理者提供更多的现金流——依靠留存收益获得成长意味着把企业视为一种竞赛（Nalebuff and Stiglitz，1983）;而且，高层管理者可以此增加自己的收益，提高自己的经理者市场价值，在与股东的谈判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企业成长使股东可以承诺给经理晋级的机会；对经理层的激励机制和晋级竞赛使企业本身具有成长性，而且只有在具有成长性的企业中才能够吸引新的、年轻的管理者进入企业；职工在具有成长性的企业中工作，既可能会增加薪水、奖金等奖励，也包括身居成长性企业所带来的精神满足感[2]。股东、经理层和职工对企业的预期使得企业本身具有强烈的成长性，而企业成长又进一步激励了企业内部的竞争性、晋级机会和福利增加。激励机制创造企业成长，企业成长又产生更好的激励机制，从而企业成长更快。

与产业的企业管理革命一样，金融业同样进行着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的革命；在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购买大量债券为企业成长提供了巨额资金。机构投资者提供风险资金，从而企业更多投资于新兴产业，形成企业成长，新兴产业成长。因此，金融成长具有了载体和推动力，而金融成长又可为企业成长提供更多资金，金融效率的提高使更多新企业进入新兴产业。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逻辑关系：

金融工具创新

企业制度创新→企业融资需求变化→金融结构调整 →

金融制度创新

金融成长→ 企业成长→企业制度创新…….

二、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基本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具有互动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促使我国出现大范围的企业制度创新，股份制、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与之相匹配，我国金融成长出现新的特征，如金融结构的多元化、金融业规模的扩大、金融效率的提高等。但从现实来看，我国金融成长仍落后于企业制度创新。因此，我国应加快金融成长，促进企业制度创新，从而企业成长。

首先，调整发展战略，实行金融优先发展。目前，我国金融成长相对滞后于企业制度创新的现状，亟需提高金融地位。我国应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实行金融优先发展，加快企业成长，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

其次，改善金融成长外部环境。产权明晰是金融成长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法律制度是金融成长的制度保证，而非正式制度——社会信用环境和微观规制对法治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我国要实行金融优先发展战略，就必须改善金融成长所依赖的外部环境。

第三，构建企业制度创新的金融服务平台。金融服务于企业成长，其重要的职能就是引导资本的优化配置。这就需要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即有效的金融市场、充足的金融工具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组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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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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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林．股权融资偏好模型分析与治理改进设计[J]．金融研究，2006，10：49-64．

第12篇

一、现行会计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

1、应计贷款和非应计贷款分类的差异性

按照《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贷款本金或利息在逾期90天没有收回的贷款应作非应计贷款核算，其已入账的利息收入和应计利息予以冲销。但由于该制度未对计息期间做强制性规定，可能会导致同样的贷款由于计息期间的不同，银行披露的会计信息存在差异，从而削弱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如甲、乙两银行同时在1月1日向丙企业发放贷款，甲银行采用月度计息，乙银行采用季度计息，倘若丙企业在1月31日不能支付利息，那么，在4月末该笔贷款在甲银行业已归入非应计贷款核算，但该笔贷款在乙银行仍然处于正常的应计贷款科目核算，虽然该笔贷款在两行状况并无差异：均不能支付利息且呈连续状态。从而导致银行在会计信息披露的差异性，不能正常反映自身的经营状况。

2、措辞不严谨导致会计处理的无所适从

根据《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短期债券投资的利息，应当于实际收到时，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可见短期债券投资利息按照收付实现制核算。同时该制度又规定：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这样，减值准备的计提确认的权责发生制与短期债券投资利息确认的现金收付实现制形成了制度反差，在同一制度中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确认标准导致了会计处理的无所适从。例如银行在3月投资A债券30万元，4月A企业宣布支付利息3万元，并于5月收到，此时A债券的账面价值为27万元，倘若6月末A债券的市场公允价值为28万元，那么此时银行对A债券价值的核算则陷入两难局面：会计报表列示27万元则不合会计制度的规定；若列示28万元则不合谨慎性原则。其实我们只要将短期投资的期末计价改为“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账面价值和市价孰低计量”则可以很好的解决短期债券的期末计价问题。

3、债券收入的归类问题

按照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债券投资同发放贷款一样是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同时从商业银行资金的运用情况来看，不外是发放贷款和投资两种，因此，银行业债券投资收益采用同一般企业的列示方法（投资收益归属于营业外收入）则有不妥：一则商业银行运用资金一般为信贷投放和债券投资，债券投资的收益占收入多为20%以上，将其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容易让人误解为我国银行业主业不突出；二则银行业的利息支出为最重要的营业成本，其间有相当部分为债券资金的占用成本，如果将债券收益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则容易导致收入与成本不配比，不利于进行损益分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修改会计报表的格式来解决债券收入的问题：在利润表中将投资收益上移至利息收入后面，同时将营业利润的公式修改为：营业利润＝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利润总额+其它业务收入-营业成本-营业费用-其它业务支出。

4、资产减值导致的利润调节问题

由于现行金融会计制度明确规定：当期应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如果高于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按照其差额补提减值准备；如果低于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按其差额冲回资产减值准备。同时，我国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则退市处理，由此导致了不少上市银行利用资产减值作为利润的调节杠杆，通过“计提”和“转回”的账面游戏，误导投资者的选择。在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通过明确规定“已经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以后年度不得转回”来避免企业利用减值准备来调节利润，但这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规定减值准备不得转回则不符合资产自身的定义，其实我们通过严格规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条件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条件则可以使利用减值准备来调整利润的情况得以改观。

5、短期债券投资收益的入账时间问题

对于非金融企业来说，由于短期投资一般金额较小，流动性较强，投资收益于实际收到时确认无可厚非。但对于银行业来说，为保持资金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其拥有的短期债券投资较多，如果采用收付实现制确认投资收益则不太符合实际：一来银行业持有的短期债券多为国债或金融债券，违约风险较小，且利率多为固定，适宜按期计提收益；二来短期债券投资所承担的存款利息支出多为按期计提，债券投资收益采用收付实现制则明显收入成本不配比；三来短期债券投资收益采用收付实现制容易造成银行业利润的期间波动起伏太大，不符合银行业稳健经营的原则。因此，我们根据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性”原则和银行业“稳健经营”的原则，可以对短期债券投资收益采用按期计提的权责发生制原则予以确认。

6、短、长期投资的划转条件不明确

《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金融企业改变投资目的，将短期投资划转为长期投资，应按短期的成本与市价孰低结转，并按此确定的价值作为长期投资新的投资成本。拟处置的长期投资不调整至短期投资，待处置时按处置长期投资进行会计处理”。按照制度的理解：短期投资的划转的条件在于“改变投资目的”，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现实标准，在实务操作中难以把握。而在现实中，由于短期投资在期末必须按照成本和市价孰低提取减值准备，相对来说长期投资计提准备的要件严格得多，因此，银行的财务部门会在短期投资市价持续下跌时完成短、长期投资的划转来规避短期跌价准备的计提，从而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

7、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关注程度不够

金融衍生工具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的产物，种类繁多，结构复杂，会计处理难度较大，同时具有收益不确定性、高杠杆性、高风险性等特征，已经成为银行业新的利润增长点和风险规避工具。但在现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中只是简单在第一百四十条提及“对于外汇交易合约、利率期货、远期汇率合约、货币和利率套期、货币和利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应说明其计价方法”，并未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计价和披露做出统一的规定，因此，国内银行一般将其作为会计报表的附注作一般性披露，难以客观的确认银行业的风险。

8、与税收制度的衔接问题

2001版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遵循会计的稳健性原则规范了银行业对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但现行的税收制度仍然按照“期末贷款的1%差额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可以在计算所得税中扣除，对实际计提超过1%的部分调增应纳所得税额”，由此导致不少金融企业出于利润考核的考虑对金融会计制度执行不严。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国家税务部门对税前的“呆账准备金”抵扣额进行调整。但目前我们可以通过在金融会计制度中明确：对由于会计政策与税务规定不一致产生的所得税差异允许单列科目“递延所得税”处理，同时将该科目归属于利润分配项下做增项理，以此来激励银行采用金融会计制度的规定。

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对策分析

2001年度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基本适应了当时银行业发展的需要，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银行业在加入WTO时关于银行业开放承诺的逐步兑现，现行会计制度的不足之处便显示了出来：外资银行的加入带来的国际会计准则接轨问题；衍生工具的计量问题等等。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在理论和制度上予以完善，做到与时俱进适合银行业发展的需要：

1、减少金融企业的选择权，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末，在美国的会计理论界就展开过“会计艺术论”和“会计制度论”的争论，前者认为应当给予会计人员更多的会计判断权和选择权以促进会计学理论的发展；后者认为应当减少会计人员的判断权和选择权以维护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相关性。2001年的“安然会计造假”事件让这次争论划上了句号：美国国会2002年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现行的公司和会计法律进行了多处重大修改，以减少会计人员的价值判断来强化了当局的监管。而我国近年来上市公司年报的不断调整和不断出现的会计差错也从侧面映射出会计判断和会计政策选择权过多会削弱会计信息的质量。美国会计学界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2、注重银行体系的特殊性，如实反映金融企业的财务情况

与一般工商企业比较，金融企业的行业有着自身的特性，如果单纯地按照一般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套用在银行上，则容易令人误解银行体系的财务状况，尤其在涉及到主营业务上。例如对投资收益按照一般工商企业属于非主营业务，归属于营业外收入是正常的；但投资收益原本就是银行的主营业务之一，倘若套用一般企业的归属方式则会影响外界对银行的公允评价。同样，在对短期投资收益的确认上也有必要考虑银行的特殊情况。

3、完善会计制度、准则建设，适应银行业发展状况的需要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并不为过，尤其是在外资银行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关注程度后更加带动了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同时，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导致现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计量和披露的关注程度不够，而金融衍生工具大多只是一种合约，它只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实际的交易事项可能尚未发生，从而与历史成本计量原则不符，因此在资产负债表内不能够具体量化，企业多在资产负债表的附注中提及，进而掩饰了银行业的潜在风险，难以为投资者提供全面的财务信息。因此，银行业的发展对会计制度的同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目前情况下，可以通过根据新出现的情况进行新准则的制定来予以补充。

4、明确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强化职业判断水平

第13篇

关键词：金融稳定；存款保险制度；逆向选择；道德风险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 而金融稳定则关系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处于能够有效发挥其关键功能的状态。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相继出现金融动荡,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有的甚至引发政治和社会危机。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日益重视金融风险的评估和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建设, 着力构建能够抵御金融风险威胁、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安全网”, 提高防范金融风险、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一、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合法利益, 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而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机构, 作为投保机构, 各存款性金融机构向保险机构强制或自愿按照存款的一定比率缴纳保险费, 当投保机构面临危机或破产时, 保险机构向其提供流动性资助或代替破产机构在规定的限度内对存款者支付存款的制度。

在我国, 长期以来并不存在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 但从近年来发生的金融机构破产案中可以看出, 我国的存款金融机构与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存款保护。隐性存款保险在保护存款者利益以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性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隐性存款保险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

首先, 不利于公平竞争。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 我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虽然服务好、不良资产率低、效率高,但由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用作保障, 存款者不用担心银行倒闭会给自己带来损失, 这就加大了股份制银行的筹资成本, 由此造成了大银行与中小银行不公平竞争的局面, 抑制了新兴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不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体系的活力。

其次, 不能合理处置问题银行, 加大了处理的成本。由于隐性的存款保险没有明显的规定制度, 缺乏市场化的机制, 因而在处理中机制不够灵活。一般是在发生危机后, 人民银行、地方政府等机构才实地商量解决的对策, 而且因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作支持、各种专业人员的配合等原因, 大大延迟了处理有问题银行的时机。

第三, 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相悖。当前我国所采用的以国家信用为保证, 对个人储蓄存款实行全额保险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一是额外加大了国家财政的负担, 二是不利于形成正常的市场退出机制。随着入世保护期的结束, 外资银行的纷纷涌入, 中国未来的金融体系将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如果仍采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 就会使民营银行不能健康发展, 而且会出现外资银行“搭便车”的现象等。

因此,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对银行体系改革的深入, 以国家信用担保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已渐渐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 建立对经济主体的合理激励机制, 推行公开公平、设计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以及推进金融改革有着积极的作用。所以, 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迫在眉睫, 也恰逢其时。

二、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措施建议

虽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现行条件还不完全具备, 但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步伐却并未减慢。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在积极进行改革和调整, 已初步完成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 并稳步实施上市计划, 大批中小银行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它们迫切需要存款保险的服务来提高信誉, 寻求更深层次的发展, 而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隐性存款保险已经不适合当前金融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因此, 成立国家存款保险机构, 在事前采取防范风险的管理措施, 事后引入风险责任判断标准, 引导商业银行向着健康的方向开展业务积极创造条件, 在当前显得尤为必要。

1. 深化银行改革, 完善监管机制。存款保险机构主要是为了保护存款人, 而不是为了保护银行不破产, 为了代表存款人更好地运用专业化手段来监督银行的风险状况。因而, 不能片面强调存款保险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 也不能高估其风险承担能力。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金融业快速发展的要求, 无论是监管手段还是能力, 都无法满足有效监管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需要。因此,应尽快建立金融机构监督管理协调机制, 对银行业实行全方位监管。央行要发挥维护金融稳定的主导作用, 对商业银行开展“窗口指导”, 引导信贷投向, 减少道德风险。建立新的监管方法和程序, 提高监管质量以及完善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 积极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保障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央行还可以通过完善征信管理, 向银行和银行监管及存款保险部门提供风险预警; 银行监管及存款保险部门根据央行预警限制信贷资金向高风险行业集中。在处置金融机构风险上, 存款保险机构在保持相当的独立性的同时, 加强与央行和银监会的协调。存款保险机构与央行、银监会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机制是否有效, 将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对问题银行的处置速度和成本。

2. 为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和机构设立提供政策与法律支持。我国政府应制定和出台“存款保险法”, 使存款保险规范化和制度化。用法律来保证存款保险制度的贯彻实施, 保障存款保险机构的独立性和存款保险业务的安全动作。中央政府应对存款保险制度提供政策支持, 以提高存款保险制度的公信度。

第14篇

一、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某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较以往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也仍然存在以下主要质量问题：

1.选题空、大、泛的现象较突出

学生在选题上过分追求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对于选题的难度和深度把握不足，难以从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出发，所选的题目偏大、空泛或难度较大。如三农问题、金融自由化、民间金融、风险管理等，学生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和有限的篇幅内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述又如有关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政府投资项目的风险控制、金融产品的投资行为等由于选题难度较大学生难以收集到足够的资料，因而很难围绕主题深入展开论述。

2.资料堆砌现象比较严重

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还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充分结合与运用。但是不少学生难以准确把握研究的切入点对于需要阐述的观点缺乏有针对性的金融理论支撑和研究方法对自己所学的金融知识表现出不知如何应用的现象。因此不少学生在论文撰写过程中，过分地依赖网络资料，对收集的材料进行剪辑、粘贴、堆砌，缺乏自己的观点知识点罗列现象较普遍。

3.论文呈现一定的教材化现象

论文教材化是当前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一个普遍现象，主要表现在理论阐述的多、实证论述的少概念性观点多，实践性观点少；论文的结构体系与教材雷同化等方面。由于多数学生缺乏实践，又难以把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关键，论文的论述都只是一些简单的字和句缺乏有力的论据支撑导致论文内容空泛，理论性强于实践性、操作性。如对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学生只能从简单的概念、特点、意义等方面论述论文出现明显的教材化现象。

4.论文的写作规范性较差

部分学生提交的初稿逻辑混乱语句不通、词不达意、错字连篇甚至大量借鉴、引用他人的观点，不作标注。甚至出现少数学生的论文排版都会出现错误，整篇论文出现多种字体、字号，论文的规范性较差。

二、影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因素分析

通过对近年某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调查与分析，发现影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有以下方面：

1.学校的教学管理存在漏洞

学校或院（系）的教学管理部门在本科毕业论文的教学管理上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毕业论文的教学安排上与其他教学任务脱节。毕业论文是全面检查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和知识程度也是对学生专业素质和能力培养效果的综合检验。因此，其质量的提高应该是建立在日常教学管理质量提高和学生专业素养提高的基础之上。但目前只是将‘论文指导’作为一个独立的教学环节没有将毕业论文与低年级的一些课程相联系或是开设此类的选修课程。而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仅仅靠教师三、四个月的突击指导是很难见效的。二是毕业论文（设计）的经费投入不足。有些选题需要进行实地调研，如大学生使用信用卡的调查与分柝某地区银保合作的调查与分析、某村农民理财问题的调查与分析等；有些需要查找大量的文献资料如住房消费信贷风险防范、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运用及效果分析、利率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等。但由于教学经费紧张学校在学生设计毕业论文方面投入过少，严重影响了毕业论文的质量。三是毕业论文的考核标准不统一。从2006届和2007届某校金融学毕业论文的成绩看（由于该校2008年5月是本科教学评估时间2008届的毕业论文成绩与评估前两年相比，可比性较差因此，本文选择评估前两年的成绩进行对比），2006届金融学毕业生人数95人其中毕业论文成绩为优秀占3.2%；良好占56.8%；中等占38.9%；及格占1.1%。而2007届金融学毕业生人数为96人其中毕业论文成绩为优秀占0%；良好占9.38%；中等占69.79%；及格占20.83%。从这两届毕业论文的成绩比较看，都没有不及格成缋2006届论文成绩明显高于2007届论文成绩，而实际上2007届论文质量要高于2006届。由此可见，学校毕业论文考核制度不规范，考核标准不统一，指导教师评定成绩带有一定的随意性。

2.教师指导论文的有效性缺乏

某大学金融系共有教师13人，近年平均每位教师每届要指导30位学生（其中包括金融学双学位和东方学院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指导的学生明显过多，再加上教师自身的教学、科研任务繁重指导的时间又集中在三四个月内，指导教师不堪重负，极大地影响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部分指导教师自身的学术水平不够也影响了所指导的毕业论文的质量。同时，金融学本身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而多数教师缺乏实践，在对应用性和实践性论文的指导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另外一些指导教师的责任心不强对学生毕业论文指导不认真也影响了毕业论文的质量。如指导教师与学生之间联系不够密切，教师对所指导的学生的了解仅限于几次见面辅导，有的还是网上辅导，有的甚至在学生的整个论文写作过程中只辅导两次，不能真正起到辅导的作用。

3.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不充分

学生是毕业论文写作的主体，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第一要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生的写作能力较差。首先，随着近几年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某大学金融学生源质量也难以保证，学生的写作功底有明显差异。其次，学生缺少学术研究的基础和论文写作的锻炼与培养再次，由于金融机构对学生实习往往是不欢迎、不配合，很少学生真正能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实习，致使实习流于形式。学生缺少对银行、保险等工作的感性认识，理论与实践脱节，从而影响到论文的写作。二是学生的写作态度不够认真负责。学生对毕业论文不够重视在写作中，有相当多的学生缺乏紧迫感或时间概念，持应付态度。实际上金融系在第七学期就开始布置毕业论文工作，也就是从学生选题到论文定稿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但很多学生往往“拖’到第八学期实习结束后回校才开始动笔，造成论文写作时间安排上的前松后紧，导致论文质量较低。三是毕业生就业的冲击。由于毕业论文写作时间安排与学生就业有一定冲突，加上近几年就业形势特别严峻，金融学专业的毕业生也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致使学生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寻找就业单位上，对毕业论文的投入明显不足。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毕业论文的质量。

三、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管理的对策

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管理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涉及学校、学院（系）、教师和学生等方方面面质量管理的根本目标是不断提高论文质量。结合近年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实际情况，论文质量的管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1.充分发挥学校对毕业论文质量管理的保障作用

学校、院（系）的教学管理部门是作为质量管理的职能部门是毕业论文质量提高的基础和保证。首先学校应该明确指导教师和学生的责任和权利。如论文抄袭现象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学校要有明确、合理和操作性强的制度界定抄袭的标准，及指导教师应承担的责任、学生应受到的处罚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抄袭现象其次，应将毕业论文的教学安排融合到整个教学环节。论文的写作能力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应从低年级开始培养学生的写作技巧和研究能力。学校应鼓励教师开设一些有关论文写作方法的公共选修课。针对金融学专业的课程安排，目前只有在第七学期开设一门《现代金融理论专题》介绍理论前沿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应在第五学期安排诸如《金融学学术论文写作方法》的课程和一些前沿理论课程。另外还可面向大三、大四学生在课外多举办一些学术讲座介绍学术前沿，拓展学生视野，创造学术气氛，提高学生对本专业的兴趣。通过上述经常性的论文讲授和写作训练，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把握，而且能培养学生在专业上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与写作能力。再次，学校应允许论文形式的多样化。根据金融学专业应用性强的特点其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如实习报告、调研报告等只要能够达到培养精神、强化素质、提高能力的作用，都应被认可和采甩实际上言之有物的实习报告、调研报告比较之简单抄袭他人观点的所谓“论文”，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强化素质、实践能力上更为有效，而且可以借此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最后应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奖惩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在学院创办内部刊物或建立专门网页教师将学生的优秀课程论文、毕业论文推荐发表在内部干刊物或网页上，以对学生产生一种激励，在此刊物或网页上还可以定期刊登一些教师的示范论文，从而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另一方面学校可以每年将优秀毕业论文汇编结集出版既对学生起到激励作甩又可以作为以后写作课程的教学参考。此外，学院每年评出论文优秀指导教师并给予一定的奖励但也要对于不负责任的教师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同时，还要注意，不应完全以所指导学生论文的最终成绩为标准应充分考虑到所指导学生的基础即应从提纲、初稿到最终定稿的改进程度以及导师为此付出的努力来客观地评价指导教师的成绩。

2.切实加强指导教师的师资队伍建设

指导教师的责任心、能力和水平直接关系到毕业论文的质量，指导教师的队伍建设是毕业论文质量管理的关键。

其一，可以尝试高校与社会单位联合指导毕业论文。考虑到金融系师资较欠缺，因此，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可以选聘一部分校外金融机构部门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担任，这样既能减轻金融系指导教师短缺所造成的压力弥补多数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又可以促进指导教师队伍多层次格局和多元化模式的形成，实现高校与社会单位联合指导毕业论文，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

其二，可以尝试低年级导师制。即金融学专业的每位学生在第五学期末选择一位导师，并将学生按照导师分组，每一组学生都有一个指导教师，负责指导学生的课程论文、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学生与指导教师交流、沟通的机会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就可以有意识地向导师学习如何写学术文章、如何做科研，从而提高学生论文写作技巧。学生也可以与导师商讨将毕业论文的选题、开题等准备工作提前避免与考研、就业相冲突。另一方面指导教师鼓励学生参与自己的课题研究，能够更加了解自己所指导的学生更好地做到因材施教。

其三，改变传统的指导方法。指导教师在指导论文写作过程中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要尽量提供清晰、具体的思路，避免给出模糊的指导。如：不能仅指出学生论文什么地方写得不好，而应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写，并提供一些可参阅的期刊资料或书籍，这样才能够提高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论文质量。另外，指导教师在与学生确定选题时，就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优化选题设计。从2007届金融系学生毕业论文来看，一些注重通过社会调查来完成的论文，质量较高。因此在选题上可以考虑设计一些社会调查类论文，以提高论文质量和学生的专业素养及各方面的能力。

3.不断增强学生的写作主体性作用

第15篇

论文关键词：农村产权，农村金融生态结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深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原本给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演变成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如何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农村金融资产质量，化解农村金融风险，深化农村金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金融论文，尤其是金融生态成为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农村金融生态的基本理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诸多基础理论分支中，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和C．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在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法经济学，是对农村金融生态运行最具解释力的理论。

（一） 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交易费用理论。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然而现实的农村金融生态中，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农户、农村企业和县乡政府等)都是有限理性的，并且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导致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交易费用大幅增加。当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发现进行金融交易的费用太高或超过收益时，就会选择停止交易。在放贷之前，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要调查农户的信用状况和经济状况、借款用途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贷款进行时，要发生谈判、签约费用;贷款发生后，放贷者要跟踪借款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监督借款投向等。而且农户以小额信贷居多，单位产品金融机构要付出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庞大的信息费用构成了金融交易中的巨大成本。当这种费用成本过高时，交易将无法进行。

制度的有效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作用旨在节约交易费用，人们对制度进行选择与改革的动因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在农村金融生态中，作为金融生态主体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在特定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行为，农村金融信用环境的相对落后使得与农业金融支持相关的制度安排无法实施，即推广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成本极高，导致农村金融生态主体资金供给缺乏，而由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一旦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资金供给缺失，农村金融发展就会无所适从，反过来也影响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整个农村金融生态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信用缺失的背后是信用制度的缺失，由此引致农村资金来源与资金需求之间的制度缺失，也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供给和制度需求出现失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制度的需求源于经济主体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制度供给则是经济体系出现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并不存在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均衡，突出表现为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制度需求过剩金融论文，这种制度供需的失衡是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论文格式范文。

（二）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林毅夫首先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概念，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历史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一直居主导地位。上世纪50年代，信用合作社在政府推动下开始兴起;60年代，国家指定当时的人民公社接管信用社;80年代，信用社划归中国农业银行管理;90年代，又实行行社脱钩，实行在国家管理下的自主发展的合作金融发展模式。然而，合作金融的框架虽已确立，但远未达到农民广泛参与的合作金融宗旨。从表象来看，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是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和降低金融交易风险的一些必需的制度安排，事实上这种强制性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广大农户的投资冲动，大大减少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交易数量，导致了农业金融支持的弱化，政府是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行为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一股独特而重要的力量，对金融生态主体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

制度因素作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变迁受诸多因素影响，也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生态运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金融领域一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单一的局面，农村金融生态主体逐渐多样化，如四大国有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开始在农村开展商业化经营金融论文，国家建立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等，在农村并未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上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落后的小农经济，典型的苟元结构购统窍绶指钍沟门褰鹑谥贫戎秃笥谂寰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政府从非正规金融生态主体中寻求金融产品和服务实为无奈的选择，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勃兴也就水到渠成。因此，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农村经济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农村非正规金融或者民间金融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带来的新问题是民间金融缺乏制度的规范而可能隐藏金融风险。

二、关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路

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落脚点。要跳出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必须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抵押物，成为中国农民贷款难的最主要原因，长久以来，中国农民最大的资本———耕地，以及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因为没有与城市一样的产权，均为抵押禁区。因此，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应从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着手:一是赋予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建议将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改革为土地使用权，由国土部门发给土地使用证，使之具有土地的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而农村房产也应该与城市房产一样拥有完全产权，可以自由流转，尤其是对城市居民的流转。二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的交易机构。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运作的立法、执法和仲裁，保护农村土地市场的正常运作。在进一步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法的自由交易。三是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出台农村土地产权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出让、继承出租、人股等流转形式。四是建立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修改现行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使之可以进入市场，完善房产权属登记、发证、流转制度。要建立城乡统一住宅市场，使农民住房资产资本化，可用于抵押或交易变现，改善农村融资难的现状。目前对国有和私有的物权、产权边界已经比较清晰，唯独对于集体物权、产权界定、计价、流动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确定，导致巨额的物权不能定价、流通，置身于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之外金融论文，成为顾拉沟淖什，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使农民与农村的资产可以有较好的表证。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要逐步建立农村生产要素计价、流动、配置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按照国有、私有和集体三种方式界定。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

（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构建符合国情的农村金融体系。首先要正视和承认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变对其持有的漠视和敌视的态度，并认真研究其特有的发展规律。民间金融不完全等同于非法金融，要尊重民间金融，客观认识民间金融，注意学习和研究民间金融，依法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合理竞争和良性互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购戏ɑ沟姆绞嚼垂娣睹窦浣鹑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要积极鼓励正常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给民间金融以合法的空间，以使规范意义的信用合作拥有温床和土壤。

三、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结构的建议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性工作是搞好农村地区的产权建设，农民财产权的建设与发展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无产权则无金融，只有做好这个基础工作才能使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可持续发展论文格式范文。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农村的产权有了彻底的改革之后才发展农村金融，而是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结构。

产权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变量，已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增强农村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有利于缩小农村金融生态主体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信息差距，促进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信息交换和资金循环;有利于改善农村司法环境金融论文，保障农村债权人利益，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央行和银监会就下发《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提出农民增收的来源要发生改变，关键是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性收入。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增加农村财产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