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行政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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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对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及其行政法关系认识的析评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宣告了以“纵横统一论”为基础的大经济法的解体，尽管自此以后经济法学界仍有个别学者坚持以“纵横统一论”作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注：孔德固：《“纵横统一论”是科学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但属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个别理论现象，多数学者转向“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注：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期。），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有学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的最大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并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也符合经济法的本来含义”（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经济法学在近十多年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理论研究中，“经济管理关系论”基本上占据了经济法学研究的统治地位，成为经济法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论基础（注：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观点很多。在诸多观点中，以“经济管理关系论”最具代表性，其他的观点或难引起理论界的共鸣，或为“经济管理关系论”的不同表述方式，所以，本文以“经济管理关系论”为基础展开讨论，其他的观点不再一一评析。）。

由于“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因此，什么是经济管理关系或者说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在1992年以后，经济法学界逐渐从争执不休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从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经济管理关系，把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理解为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但是，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是否都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呢？对此，经济法学界分歧较大：有的认为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皆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注：谢次昌：《论经济法的对象、地位及学科建设》，《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有的认为笼统地讲经济法调整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是不妥的，因为经济管理关系中还包含有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经济法只应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哪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学界意见又不一致：有的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以公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纵向经济关系（注：尹中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初探》，《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有的则根据国家经济管理手段的不同把国家的经济管理划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认为在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力从属为特征的行政关系，这部分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而在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则是一种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关系，这部分经济管理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管

理经济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的仅仅是间接宏观调控性经济关系（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所以，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主张或赞同“经济管理关系论”，但学者们对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一致。

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虽然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区分开来，但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管理关系发生了碰撞，所以，经济法学界在诠释这一基础理论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讨论，力图将经济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

（一）在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大多从以下诸方面阐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1.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学者们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性质及其范围缺少统一认识，因而，在讨论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到底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和区别时其观点亦各不相同。从总体上说，凡主张经济法应调整所有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多依据管理内容有无经济性而将国家的管理关系分为经济性的管理关系和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则是经济性的管理关系，从而依据调整对象是否具有经济内容而将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开来（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凡主张经济法只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则多从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包括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不同法律属性方面去分析两者的不同和区别，他们从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出发，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的社会关系，因此，在经济管理领域，如果经济管理关系是依据行政命令而发生的，是一种直接的管理关系的话，那么，这种管理关系就是一种仅具经济外壳的行政关系，它应由行政法去调整；相反，如果经济管理关系的发生根据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间接的调节手段，那么，这种宏观的、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因为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与一般的行政管理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2.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认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调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对象，而经济法则主要采用间接的调整方式（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体现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注：李中圣：《关于经济法调整的研究》，《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从而以经济管理的方式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作为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之一。

3.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

在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引证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观念而将我国的行政法定性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认为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并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而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经济法最关注的是用以干预经济的调控政策、竞争政策是否得当，并认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视为一种实体法、授权法。

此外，还有学者从行政法与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行政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认为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国家利益，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下产生的，是政治法，而经济法则是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在我国，行政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法律代名词，它无法承担起管理市场经济的任务，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只能依赖经济法，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等等。

（二）经济法学界在讨论经济法以及其与行政法的区别时以下问题值得一提

第2篇

随着行政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从内容方面上进行分析，通过对行政法学十几年来的回顾，可以看出随着行政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较大成就，逐步走向成熟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者对管理论、公共权力论、平衡论、控权论、服务轮和公共利益本位论等相关理论观点进行研究，并对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也进一步展开了深化，强化行政法律的关系，将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的对立统一，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主要逻辑，从而构建出整个行政法学的研究体系，随着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行政法的本质特征也得到了认识上的发展。在90年代初期，学术界就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相关讨论，在行政法治原则中形成了行政合法性与行政合理性相结合。在“依法治国”观念确立为宪法原则之后，依法行政的原则的也得到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并尝试将依法行政与行政法制进行区分，从而深化法治行政的关系。并且学术界也对国外行政法原则进行了相应研究，并从国外行政法原则中进行引用，从而对我国的行政法治原则进行补充，使得行政合法性与行政合理性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结合，完善了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在行政法学基本原则研究的基础上，行政主体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反思，行政组织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便有了行政机关范式与行政主体范式之分，行政主体范式在90年代后处于主导地位，与其他行政机关反省相比，更能够确定行政行为效率，并对行政法律责任能有明确的归属。但随着学术界对行政主体理论进行研究和反思，对行政主体理论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探究，并认为行政主体理论自身存在逻辑矛盾，与行政诉讼资格的联系过于紧密。因此学者运用西方行政主体理论对我国相关理论进行调整，并逐步开始复行政组织法的研究，但整体来说，仍然较为单一。行政行为理论在近十年的行政法学研究中，得到了迅速的丰富和发展，将行政处罚作为重点内容，并在后期更为关注行政许可与行政强制的行为，传统行政行为研究的深入，使得抽象行政方位得到关注，在前期重要争论行政立法性质，后期则对行政立法的等级效力与程序规范展开研究，并开始反思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及控制，在这一段时期内，行政行为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得到了深化，并强化了行政行为分类、定义和效力等方面研究。并且随着行政方式的多样化，学术界也对传统行政行为进行到了深化研究，开始重点关注非强制政府行为，并关于行政指导、政府采购与行政合同出版了大量论著，使得人们更为深入的认识到当代行政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对西方行政法治制度和理论的研究具有重大贡献，自90年代之后，我国丰富了对外国行政法的介绍与研究，并开始全面介绍和研究各国成熟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在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我国的行政法学界也明确的认识到，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应做到传统与创新并重，也并不能一味的照搬西方行政法制度和理论，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从而研究我国法学传统与西方法学传统的不同之处，再对西方行政法理论和制度进行引用。

二、分析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的行政法学研究也从幼稚走向成熟，但通过对现有研究现状来分析，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低水平的重复研究现象较为突出;部分行政法学研究具有粗放式的特点;并且由于我国的特殊历史时期影响，行政法学的学术积累较为薄弱;研究视野较为狭隘;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根据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及不足，对我我国行政法的发展趋势进行结合，从而展开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发展意见。

(一)开拓研究领域

随着行政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领域的研究成果已较为突出，并且更多研究领域仍需进一步深入。行政法学的研究者应当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行政法学研究进行纵深发展，从行政指导、行政组织、宏观调控行为和行政许可等问题进行强化。并且行政法学研究者也应当对新问题进行关注，从而拓展全新的研究领域。

(二)勇于创新

第3篇

《行政法学》是高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中唯一一门集实体法与程序法于一体的专业课程,内容十分广泛，是法学主干课程体系中比较难学难考的科目之一，涉及到以行政、行政主体、行政权、行政行为、行政责任、行政程序、行政救济等为内容的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行政救济法等领域，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学习的难度很大，被同学们认定为最难学的法学专业课之一。

当前国内法学教育以传统教材授课为主，传统的行政法教学一般依次介绍行政法的概念、原则、体系等基础理论，然后结合一些具体法律介绍行政法学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如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救济等内容，在大多数的授课过程中往往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手段，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未能形成良好的法律思维、操作技巧，不能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所接受的知识得不到有效应用，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因此，案例教学法在行政法教学中的应用是十分必要的，具体意义如下：

（一）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行政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在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中，学生尽管能够记住所学的理论知识，但这仅仅停留在书本上的理性思维的认识和收获，是一种单一的，静止的，孤立的抽象认识。而案例教学法通过视觉材料，经过分析，将法学原理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利用法学原理分析说明复杂的社会问题，对学生而言，收获很大，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理解也会相对深刻。比如，在介绍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时候，涉及到很多有关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的理论问题，比较枯燥，学生理解起来很抽象，如果运用案例教学法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二）可以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由于案例教学法要求学生直接参与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和评价，这就为锻炼、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造能力创造了条件。学生对案例进行探究、分析、讨论、归纳的过程，既是学生运用原理、观点去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学生能力的全面培养过程。在对案例的分析中，学生必须要开动脑筋，苦苦思考，这样学生判断、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必然有所提高；学生在讨论、归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了语言概括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而且案例教学法中案例所描述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没有分析，只有事实。案例讨论的结果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没有人告诉你答案，案例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

置身于决策者的角色中，根据材料所提供的情况，作出自己的决定，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可以缩短理论与实际的距离

行政法是调整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法，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却很难将行政法的理论与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比如，行政处罚是一种很重要的行政行为，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碰到，如交通违法被警察罚款，但问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什么和行政法有关，同学们却很迷茫。而通过案例教学就可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在学习行政法基本原则——法律保留原则这一理论时，同学们感到很抽象，认为跟实际生活没什么关系，这时如若让学生分析一个典型案例，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来理解行政行为基本原则的要求，就会大大缩短理论与实际的距离。

（四）可以提高教学效果

案例教学中的案例既有实际情况的描述，又包含着问题。它采取以学生为主进行课堂讨论的方式，让学生弄清案例中出现的问题并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学生能深刻理解课文知识。而且案例来源于活生生的现实，给学生造成身临其境的感觉。内容生动有趣，没有那么多抽象的、复杂的概念、理论。因此，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比较高，容易产生学习兴趣，能够提高教学效果。

二、案例教学法在《行政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案例教学在《行政法学》中的运用，以行政处罚为例，具体实施程序如下：

（一）精选典型案例

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内容，也是案例教学的基础，所以案例的选择十分重要。案例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具体原则：

（1）所选择的案例应有针对性，紧紧围绕教学目标，应和教学内容相吻合。

（2）所选择的案例应具有真实性、典型性、新颖性和生动性。

（3）所选择的案例的应具有综合性，综合性案例要涉及行政法的多个领域的内容。

（4）所选择的案例的应具有理论性。案例教学选编的案例要将适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融汇于具体实例之中，或者明确地指出案例剖析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及准则，以便于学生掌握并善于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分析，对实务工作的各种复杂情况进行科学、系统的论证，从而有效演绎出复杂实务问题的处理程序与措施。

根据以上原则的要求，在行政处罚中运用案例教学法，我们就要在新近发生的行政处罚案件中挑选有影响的大家都感兴趣同时又有争议的典型案例。比如，就可将2014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对著名影星黄海波予以行政处罚的案例作为案例教学的内容。这一案件涉及到行政法多个领域的问题，如：行政处罚的实体与程序问题、行政法基本原则合法性、合理性、正当程序原则的问题，还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问题，这个案例兼具针对性、新颖性、真实性、生动性、典型性、综合性及理论性的特点，应该是一个合适恰当的案例。

（二）教师介绍案例，提出思考题，推荐参考文献，学生进行准备

案例教学法着眼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关的知识讲解不再是教学的重心。但是为确保教学效果，案例分析前，教师首先要简明扼要地讲授与案例相关的理论知识。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对案例的种类、性质、内容和对分析评价的要求进行必要的简明介绍，以有助于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正确分析和评价案例。学生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在课下进行准备。以黄某某案为例，老师首先要通过一定方式介绍案情，比如口头介绍或将案例进行编写打印交予学生，让学生对案例有个详细的的一系列行为是否合法、合理并分析原因以及黄某某可如何救济自己的权利等问题，最后推荐一些与此案有关的法条与文献让学生去阅读，如《治安处罚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等法条及书籍与文章。

（三）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分组讨论

要求学生从自身角度来剖析案例，阐述自己的看法，不要去猜测教师的思路、评价结论，或实际做法，不要照搬所谓权威性的分析评价结论，应要求学生通过分析和评价案例问题，掌握正确处理和解决复杂多变的实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于不同意见鼓励相互辩论，形成热烈的探讨气氛。教师在此过程中不进行任何干涉，让学生成为案例讨论的主角，只是适当维持秩序。

（四）课堂发言，全班交流

这是案例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在老师主持下案例的正式分析讨论阶段。教师一方面要启发学生积极发言，另一方面要在案例讨论中进行必要的引导，使案例讨论紧紧围绕问题展开，不要轻易参与讨论。学生是这一过程的主角，一方面要主动积极发言，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发言要求尽量做到有理有据，言简意赅；另一方面还应认真倾听别人的分析与见解，结合自己的观点，从中汲取并总结出更完善的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五）撰写案例分析报告

在课堂讨论结束后，要求学生根据讨论情况独立撰写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阐述自己的理由和根据。这是达到全体学生能力普遍提高的一个重要环节。

(六)教师归纳总结

这是案例教学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讨论和分析报告完成后，教师应对案例进行总结。首先，应对学生的讨论情况进行点评总结，肯定学生中一些好的分析意见及新颖独到的见解，指出讨论中的优点和不足，其次，教师要对案例本身结合理论进行讲解，提出自己的见解，得出经得起推敲的明确的结论，让学生对案例及案例所涉及的相关法理有一个正确清晰的认识。最后,可以再留一些相关思考题,让学生运用在本次案例教学中所学习到的知识和方法进行分析论证。

三、结语

第4篇

1996年12月10—15日，于杭州大学召开了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1996年年会，来自各高等院校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共计90余人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依法行政-行政法治的理论与实践。这是行政法学界首次以“依法行政”为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提交会议论文近四十篇。会议集中讨论的问题是：

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一般理论问题。围绕“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涵义与本质特征展开了讨论。学者们针对目前存在的泛化理解与庸俗化现象，提出了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有的学者指出，法治的主体应当是人民，法治的客体应当是国家机器，包括行政机关，故应扬弃“依法行政”而改为“法治行政”更为确切些，有的学者结合目前实践中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依法治厂”，或者“依法治路”、“依法治水”等，指出了可能推导出最后出现“依法治人”，容易产生扭曲，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所以与会学者们提出必须从理论上分析法治的真正涵义，澄清人们可能产生的模糊认识，将法治与法律权威、法律至上、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等联系起来。依法行政中的“法”不仅是管理者进行管理的法，还应是管理管理者的法，亦即是对行政权力进行规范、控制的法。

二、依法行政-行政程序。与会者认为，如果说“依法治国”的核心为“依法行政”的话，那么“依法行政”的核心则应是“依程序法行政”。主要是因为行政程序法具有独立于行政实体规范的特殊功能与作用，再则我国的程序法律制度不发达，程序概念意识淡薄。在当代中国要特别强调依照法定程序办事，按照预设的程序规则行为。尤其是行政执法领域更要求行政主体遵循法定程序。学者们在分析行政程序的独特治法的基础上，讨论了尽快制定出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行政程序法法典的社会条件和其它因素。有的学者还提出了“法即程序”的命题，认为程序比实体更接近法的本质。其理由有：1.徒实体不可以实行，徒程序却可以行使，西方判例制国家即为明证，2.实体不可以取代程序，但程序却可以取代实体；3.先有程序后有实体，任何程序都是实体的产生；4.对法律是否良法、恶法的评价，不可能仅从实体内容去评判，而更应从程序方面评判；5.一切实体上的弊端与瑕疵必须且只能通过程序解决；6.实体往往是义务性的，程序往往是权利性的，实体规范往往是孤立性的，而程序则往往是联系性的，7.实体是静态的、孤立的，是程序的“形而上学”；而程序是动态、连续性的，是社会生活的辩证，即程序是全息的（信息学上的概念）。对此观点，也有学者认为值得商榷，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应当客观，全面、辩证地分析实体-程序的关系，但在当代中国注重行政程序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5篇

第一，与法理相联系。法理即法的一般理论，特别是有关我国社会主义法的理论包括法的产生、本质、特征、发展、作用、形式以及法的制定和实施等基本概念、规律和原理。学习行政法的概念、渊源、地位、性质，应当回顾法理学的有关内容，行政法是调整行政主体与被管理人—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之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而法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行政法是法的一个分支。行政法的渊源和法的渊源基本是一致的，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在学习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时，结合法理中法律体系的内容，明确行政法是四大部门法之一。我国行政法属于社会主义法的类型。为了更好地认识依法行政的、内涵，可重新认识法理中关于社会主义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样才能深刻领会依法行政和法的基本要求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和宪法相联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主要规定国家的本质和形式，国家机构的组织，职权和基本制度，以及国家与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相对手其它部门法与宪法的关系而言，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尤为密切。行政法的许多规定在宪法中找到更高一层次的依据。在学习行政法律关系时，我们知道，作为法律关系一方的行政机关享有行政职权，并具有行政强制力，对依法成立的行政决定，被管理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有遵守的义务。而这些权利义务的规定恰恰来源于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社会的权利，并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力。此外，宪法中规定的组织形式和领导体制在行政法中作了具体的阐述，宪法中有关教育、计生、环保、劳动等问题的规定是行政单行法是:教育法、环保法、劳动法产生的依据。

第三，和其它部门法相比较行政法、民法、刑法、经济法是我国四大法律部门，它们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基本原则不同，规定的内容也不同，学习行政法，如果能和其它三个部门法相比较，则能突出行政法的特点，有助于领会行政法的实质。

我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民事活动中，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民法中除规定作为民事主体应具备的条件外，还规定大量的民事行为规则，如规则、合同成立的规则。违反民法的规定要承担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等。刑法调整的是触犯刑法产生的刑事法律关系，公民和单位可成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刑法采取的是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的原则。具体分为十章如危害国家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侵犯财产罪等。触犯刑法要承担的刑事法律责任包括管制、拘役、徒刑、死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等。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干预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经济权限和责任关系。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包括享有经济决策和调控权力的行政机关和企业单位以及进行生产经营的经济组织。经济法遵循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国家干预原则、社会本位原则、公平效益等原则。经济法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组织法、市场调控法、宏观调控法，市场分配法，确立了如证券、保险、奖励等多项行为规则，违反经济法要承担赔偿损失等经济责任。行政法在主体、调整对象、原则、内容和责任方面不同于以上三个部门法，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它调整的是不平等的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的一方是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另一方则是被管理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行政机关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角，法律赋予它权力，规定它的行为规则，行政机关享有超越于被管理人的权力，可以单方做出影响对方权利义务的决定(而不象在民事活动中，双方当亭人地位平等)，行政机关不经对方同意可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而在民亭活动中双方行为要经双方同意，如买卖行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是无条件的，行政法采取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即要求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既合乎法律又合乎情理。行政法规定了多种行政行为，主要是行政立法行为，和行政执法行为。后者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复议等。实施行政行为要求主体合法，有法律依据，内容和程序合法。行政行为违法，承担行政责任，包括行政处分，撤销违法行为、返还、承认错误，消除影响等。第四、与行政诉讼法相联系行政诉讼法是规定人民法院、诉讼参加人、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诉讼活动、及在诉讼活动中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行政法是实体法，行政诉讼法是程序法。学习行政法时，应密切注意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法中对行政行为有两种重要分类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联系行政诉讼法中的受案范围，应明确、具体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是可的，抽象行政行为和行政行为是不可的。行政法中规定了行政行为的规则，如行为应有法定依据，应有充分证据，依据法定程序等，行政诉讼法则规定，无法定依据、证据不充分、违法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将被撤销。行政法中要求行政先取证，后裁决，相应的行政诉讼法中规定行政机关应对其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学习行政法时，还应注意在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处于管理者的地位，拥有行政权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承担服从的义务。在行政诉讼中，被管理人具有原告资格，行政机关只能作被告。

总之，学习行政法还可以与行政管理、行政赔偿等有关知识相联系，为使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学生更好地学好行政法。笔者坚信，只要我们共同探索学习行政法的决窍，一定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第6篇

一

在德国行政法学中，行政主体是指在行政法上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具有一定职权并可设置机关以便行使，藉此实现行政任务的组织体。[2]理解这一概念应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一）行政主体是具有权利能力（Rechtsfaehigkeit）与法律人格（Rechtspereson）的组织体。法律规范对社会秩序的调整，是通过设定权利义务来实现的，但法律设定权利义务的前提是确定权利义务的归属者和承担者（Traeger），而这就需要在法律上明确权利能力的概念。所谓权利能力，又称权利义务能力，与法律人格的概念大致相当[3]，是指能够成为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从而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或地位。权利能力的概念就是要明确具备何种条件才能成为权利的执掌者。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享有权利能力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1、自然人。在近现代社会受天赋人权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凡生理上的人（Mensch）均具有了法律上的人格（完全的权利能力），然而在前近代社会，并非所有的生理上的人都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存在很多不具有权利能力（如奴隶）与仅具有部分权利能力的人（如妇女）。2、法人。具有权利能力者并不仅限于生物上的人，尚包括具有完全权利能力的组织体，即法人（juristischePerson）。一般所谓法人，简单地说就是具有人格的组织。它的特征有二，其一是团体性，它是人或财产的集合体而非一个个人，故与自然人不同；其二为人格性，即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从而与一般的组织不同。根据法人人格（权利能力）来自于私法抑公法，法人分为公法人与私法人。所谓公法人，在德国是指根据公法创设的具有完全权利能力的组织体。公法人的概念与私法人概念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其设定依据之不同，更重要的区别在于私法人主要着眼于从财产的角度加以限定，即要有自己的独立财产，并以其承担财产上的责任。而公法人固然有此方面的意蕴，但其在公法上的功能则不限于此，即公法人意味着该组织是统治权的主体，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承担公权利与公义务。[4]在德国，公法人包括国家（联邦与州）、地方自治组织及其他具有法人地位的公法团体、公法财团与公共营造物等。3、具有部分权利能力的组织。在德国私法上，虽有部分学者如Henckel等主张用部分权利能力的理论来代替德国民法典中的“无权利能力社团”，承认非法人团体具有一定的权利能力，但尚未成为通说，也未被司法实务所接受。[5]但在行政法学上，则普遍承认存在部分权利能力的行政组织。同是作为从权利能力角度对公法领域中部分组织的概括，行政主体与公法人二者的内涵与与外延大体相当，但有如下几点重要差异：1、公法人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而行政主体则并不要求其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具有部分权利能力的公法组织亦可为行政主体。2、行政主体着眼的是统治权作用形式中的行政权，所以作为公法人的国家只有强调其具有行政权或当其行使行政权时，才可称为行政主体，否则只能称为公法人。另外，后文尚要提及3、私人（自然人与法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有可能成为行政主体，即所谓被授权人。

前述所谓权利能力，严格说来，仅指外部权利能力，而不包括内部权利能力。外部权利能力的特征在于可以作为权利义务的最终归属主体（执掌者），从而被视作法律上的人格，所谓内部权利能力，是指能够成为内部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承担内部权利义务的资格，从而只为权利义务的中间归属主体，其所享有的权利义务的最终职掌者为具有外部权利能力的主体。传统的法理学，着眼于不同人格者间的法律关系，而对具有人格的组织体内部构造重视不足，在私法上，对法人的内部关系委由当事人自治，法律并不直接加以规范，在公法上，囿于传统的法规概念，公法人的内部领域没有存在法的余地（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的相关讨论），故并无承认内部法与内部权利能力的必要。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私法上组织不断扩大，内部构造日益复杂，对社会、市民的影响力日渐增强，国家法需要加强对其控制，其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强行法直接为其设定、权利义务，这就使得如公司的机关等传统上认为不具有人格与权利能力的组织体接受了法律的调整，在组织体内部享有一定的权利义务，成为权利义务的（中间）归属主体。在公法领域，国家内部存在法的观点亦已被广泛接受，国家内部的机关、单位、职位，具有在一定范围内代表国家进行事务管理的能力（权限），法律所赋予的权限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发生转移。这就使得传统法理学将权利能力的概念仅限于法律人格之间的法律主体关系，在理论上出现了漏洞。于是学者将权利能力区分为内、外部权利能力。[6]拥有外部权利能力的，原则上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拥有内部权利能力者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仅限于在法人内部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义务，而对外只能作为法律人格者的机关，以法人的名义进行活动，产生的法律效果最终归属于其所属的法人格，因而其仅为中间归属主体。传统的法律人格、权利能力、权利主体性（Rechtstraegerschaft）概念与外部权利能力保持一致，而与权利能力相应的概念为法律主体性（Rechssubjektivitaet）。所谓法律主体性，亦可称为归属主体性（Zuordnungssubjektivitaet），是指至少能够作为一项法规的归属主体的资格。一项或多数的法规，对一主体赋予一项权利或义务时，即存在法律主体性。这一归属，也并不需要是法律技术上终局的归属，为他人的利益对一定的权利义务享有过渡性质的归属，亦属之。[7]在行政法学中，与权利能力、法律主体相对应的概念是为公行政主体（SubjekteoeffentlicherVerwaltung）[8]，公行政主体的范围较行政主体的范围为宽，不仅包括具有法律上人格的行政主体（参见本文第二部分），还包括不具有法律人格与外部权利能力的行政机关甚至机关成员等。[9][10]

（二）行政主体为统治权主体。行政法学中的行政主体概念所要探讨者为行政的本源，即“行政所由出的主体”.行政作为统治权的一种作用形态，作为统治权的功能之一，其源自统治权的执掌者国家，因此国家当然是最主要的一种行政主体。但国家从提高效率、加强民主等方面考虑，亦常常将其部分统治权授予其他组织，如地方自治团体，职业团体等，从而亦使其取得行政主体资格，能够较为独立的进行公权力活动。这就造成了行政主体的外延呈现出多样化。为理解行政主体作为统治权主体的意义，有必要对德国公法学中几个与此密切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作一介绍。

1国家法人说。从法学史来看，作为财产权主体的国家具有法律人格的观点历史久远。在罗马法时代，虽然没有法人的概念，但国库是被法律承认具有人格的少数组织之一。但当时由于公法的不发达，罗马的法学家对作为统治权主体的国家的法律性质并未进行探讨。德国18、19世纪时所流行的国库学说，则极具特色的将国家在私法的人格与公法上的人格二元化。从公法上来说，当时，德国处于警察国家（Politzeistaat，absoluterStaat）时期，代表皇室行使统治权的行政（政府）被认为是所有公共事务的绝对主宰者而不受任何法律规范的约束，公法并不被认为是具有拘束力的法律。国家在公法上以统治权主体的身份为一法人。这个法人在国际法上，可作为缔结条约的主体；而在国内则行使统治权，不受国家法律的支配，也不接受法院审判，因在理论上法院本身即属于国家法人的一部分，不能审判自身。

另一方面，在工业革命与重商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政府希望通过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来增加税收，提高国库收入，从而也重视对人民私权的保障。同时，由于工商业的展开，国家与人民财务上的纠纷确时常发生。因而国库理论在国家公法上的人格外又承认其在私法上的法人格。这是指国家充当财产上主体时的一种身份，即国家是一个可以拥有财产并从事经济活动的私法人。国家作为一个财产集合体，其财产储于国库之内，由国家设立公务员对之进行管理。国库是一个权利义务主体，私人在与国家发生财产上的争执可以向国库请求并向普通法院提讼，在涉讼时国库具有当事人资格。因此叶律尼克形容国库为不穿制服而以平民身份出现的国家。

国库理论使得国家和人民在财产上的争讼能够有公正的法律（私法的绝对性）及公正的仲裁者来解决。君主和臣民即使在政治上有不平等的尊卑地位，但在发生财产上争议时这种不平等性即不复存在。然而国库理论将国家区分成一个公法的国家法人及私法的国库法人，在理论上存在困境，法国著名法学家米旭就反对这种将国家人格二元化的观念。米旭说，“国家的公共权力和私法上的法人共同组成为单一的法律主体。如果我们任意把它们分割开来，那么不论把国家瓜分成两个人格，还是（总要得到同样的结论）把人格观念只限定在这些表现的一个功能上，即限定在私法的观念上，都将陷入无法使人接受的结论。例如，在那时我们必定要说，国家按公共权利来说，对于国家按私人所作的行为是不能负责的，反过来说也一样……。无疑地，在国家中区别出它人格的两个方面，在某些方面上是可以有些用处的……但如果我们不坚持国家的一切行为必须是一个同一人格的行为，而这个人格却有不同的机关和不同的表达方式，那就永远得不到一种圆满的法律理论了。”国库理论还使得国家法人逸出了国家法律的约束之外。在德国进入自由法治国家（liberalerRechtsstaat）后，这种将国家人格两元化的观点已被。国家只是一个法人，即承担所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的国家法人，并无区分公法与私法权利义务而另设法人的必要。[14]而且国家即使作为统治权主体也应服从国家法律（公法）的拘束。实际上将国家作为一法人，与自由法治国保障公民权利的理念并不矛盾，只要将公法真正作为具有拘束力的法，毋宁说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国家是一个法人，故应服从法的支配，而不能任意而为，国家为有独立主体资格的法人，而非国王或其他统治者的财产，故公民可以以其为相对人提出权利主张，要求其提供权利保护。[15][16]

2、国家说。18、19世纪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而是受到英法等国工业发展刺激的结果。作为后发外生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抗衡，德国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的推进。于是在君主说与当时流行于法美等国的人民说外，国家说在德国应运而生。[17]国家说认为，国家的统治权[18]既非属于君主，亦非属于国民，而是归属于国家，但要把归属于国家，须认为国家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而赋予其人格性，所以主张国家说的大多主张国家有机体说或国家法人说。[19]德国的国家学说是在对法国学说的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法国的人民理论认为，的原始执掌者为民族，即国民全体。民族是一个独立的人格，具有人格的一切属性、自觉意识和意志。当民族委任特定的机关作为其代表来负责发挥和表达其意志时，国家才能出现，故民族先于国家而存在，无论国家是否产生或有未消亡，民族均拥有。德国学者则认为，法国的理论承认国家中存在着民族与代表的双重人格，这是不能接受的。国家人格只有一个，民族是国家人格的要素之一，而统治者（君主或民选官员）亦非民族的代表而是国家的机关，就其作为机关来说，并无人格。“象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德国的学说肯定了国家，并使国家在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成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国家虽是单一而不可分割的，同时却是由组成其人格的三种要素构成，这三种要素是领土、民族和政府。但它尽管具有这种复杂的构成，仍是单一而不可分割的；它是一种权利的主体，而它的权利便是公共的权力，即统治权。”[20]国家法人区别与其他法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享有统治权，国家对其他人格者可以下达命令让其服从，在其不予服从时，可以反乎其意思运用强制力量使其服从。凡是法律上的人格者，无论自然人还是法人，在法律上必然只有唯一的意思，统一人格，而有两个意思，与人格的性质相矛盾。统治权正是国家意思之力的体现，因此统治权也统一不可分。但统治权的不可分，并不意味着统治权的作用（或称功能Function），也不可分。近代各国，一般将国家统治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分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执掌，是为权力分立制度，国家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所拥有的并非作为统治权的权力（Gewalt），而为权限（Zustaedigkeit），即在一定范围内代表国家行使其统治权的限度，其只是（统治权）的作用，而非本身，故权限的分配与的分割不同。由于各国一般通过各种制度将国家的各个机关联成一体，因此这并不影响国家的统一。[21]

（三）行政主体概念的重心在于行政权。行政主体概念外延与公法人的概念大体一致，而之所以要在传统的公法人概念之外创造行政主体的概念，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行政主体能够凸现行政法是规制行政权的法，行政法学是研究对行政权进行规制的方式的学科。行政权虽仅为行政主体统治权的一种作用形式，但在行政法学中研究行政主体，并不是要研究其统治权的各种形态，而仅研究其行政权的作用。从而，行政主体只是行政法学对行政组织研究的起点，而行政组织发研究的重点则在于对行政机关的研究。

但这里还应指出，国家的活动并不仅限于权力活动，国家为完成行政任务常常进行许多不带有权力色彩的行政活动，在现代社会由于服务行政（Leistungsverwaltung）[22]的发展，国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这类非权力行为形式更呈多样化。在德国这种非权力行政，亦称为私经济行政，或国库行政（FiskalischeVerwaltung），一般可分为行政辅助行为（privatrechtlichehifsgeschaeftederVerwaltung），行政营利行为（erwerbswirtschaflicheBetaetigungderVerwaltung）和行政私法（Verwaltungsprivatrecht）三种类型。1行政辅助行为，指行政机关以私法方式获得日常行政活动所需要的物质或人力。这种行政活动的特点在于，其并非直接达到行政目的，而是以间接的方式辅助行政目的的达成。行政活动需要各种各样的物质条件，包括办公、用品、汽车、房地产等，这些均可以通过与私人签定私法契约的方式得到。私法契约虽不适用公务员的录用，但适用于聘用人员从事协助以及日常性事务，或与学术、技术有关的事务。2行政营利行为。指国家以私法的方式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其主要目的在于增加国库收入，有时也兼具有执行国家任务的作用。国家从事此种行为的形态有两种，其一是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以内部机关或单位直接从事营利活动，另一是国家依特别法或公司法的规定，投资设立具有法人地位的企业或公司从事营利行为。国家的经济活动与私人经营者一样具有盈利的目的，必须遵守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则，其依据也是私法。3行政私法，指行政主体以私法方式直接达到行政任务。这种行政方式适用的领域受有很大的限制，在需要以强制手段为后盾的行政领域，如秩序行政与租税行政，国家的高权不能放弃，行政私法的形式不具有正当性。行政私法只能适用于不干涉人民权利的服务行政领域，故亦有学者称之为“私法形式的服务行政”。但服务行政在原则上也应由公法来规制，只有在公法出现缺位时，国家才具有对运用私法方式抑公法方式的选择权。[24]国家及其他行政主体从事国库行政，是作为私法（私权利）主体活动，除采取私法组织形式外，并不影响其行政主体的身份，因行政主体是从组织法与抽象法律资格的角度而言的，而国库行政着眼的是作用法与具体法律关系。但行政主体从事国库行为是否及如何受宪法基本权利的拘束，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25]

二

德国的行政主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国家。德国学者所理解的国家，其法律上的涵义是由领土、民族和政府等要素构成的统一法律人格。国家的权力固然来自于人民，但除此之外，其存在及权限不能从其他组织推导出来，因而被称为原始行政主体（originaererVerweltungstraeger）。[26]德国是联邦制国家，由16个联邦州组成。州不是省份，而是本身就具有国家权力的政治组织体，具有国家的性质。组成联邦的各州在属于整个国家即联邦的同时，还拥有自己的和管辖权与自己的宪法。国家包括联邦与州，国家行政因而可分为联邦行政与州行政。作为组织体的国家，为执行行政任务，必须设置行政机关作为其手足，其典型形式为科层制（官僚制）的行政组织体系。此体系强调“行政一体性”（DieEinheitVerwaltung），即国家行政整个成为一体，由最高行政首长指挥、监督，并以此总体向选民与议会负责。行政一体性有以下两种意蕴：其一为在一个行政辖区内，尽可能将所有行政集中于一个机关或由统一的首长所指挥的机关群，另一则指国家所有行政机关的对外决定应保持一致性。[27]（二）公法人[28].国家执行行政任务可以通过所属行政机关，也可以通过或多或少独立的行政单位（Verwaltungseinheit）。如果某一行政单位在组织上和法律上是独立的，它就具有了法人和行政主体的特征，可以作出应自行负责的行政行为。但他们仍受国家的约束：其存在与职权由国家赋予，因而相对于原始的行政主体－国家，被称为衍生行政主体（derivativerVerwaltungstraeger）。[29]这种具有公法人性格的行政单位，可以区分为公法社团、公共营造物与公法财团。[30]其所具有的共同的特性是：1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法人地位，在其任务范围内为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具有为自负其责地执行任务所必需的独立性，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讼和应诉。2其设立必须有法律依据，为国家通过高权行为的创造。不存在根据事务自然性质和私人自由意思成立的公法人，至少从形式上看是如此。3属行政组织的一种，具有固定的任务，执掌，管辖权与权限。公法人执行行政任务，受法律保留原则的拘束。公法人所用人员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公务员，而不得全为普通雇员。4国家监督。公法人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但作为衍生行政主体，其行为须遵守国家法律并接受国家的监督。这种监督原则上仅限于合法性监督，但在例外情形，亦及于合目的性（相当于我国行政法学中的合理性）监督。5公法人作出行政决定时必须适用行政程序法，其针对个案对外所作的公权力处置或其他措施，构成行政处理，相关人民可对之寻求行政救济。[31]下面对德国公法人的各种类型作一介绍。[32]

1）公法社团（KoerperschaftoeffentlichenRechts）。

社团一词源自拉丁文，意指社团自治。公法社团是指由国家高权设立，以社员为基础组成的公法组织，通常在国家的监督之下以高权的方式履行行政任务。公法社团与其他公法人相比具有如下特征：1社员团体。一如其名，公法社团是由社员所组成的公法组织，而且社员必须参与社团事务的决定，公法社团作为社员或其选出的代表组成内部的组织体，在内部构造上有民主的要求。2自治行政。自治行政在法律上的意思是指，在国家之下的行政主体以自己的名义，独立的不受指示的履行概括的、或法律规定的行政任务。在自治行政之下，公法社团得以高权方式执行行政任务。对其任务的执行，可以制定自治规章，此即所谓的自治权。因此，所谓的自治权首先是指是指在自治行政内订定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自治规章而言，此与私法自治强调个人法律上的自由意志不同。[33]

公法社团可分为如下几类：1地域团体（Gebietskoerpershaften）。以在该地区居住的居民为其成员，地方自治组织如乡镇与县为其适例，其中最典型的有为乡镇。乡镇行政的依据在于自治行政原则，根据该原则，公民有权自主管理地方事务。自治行政有利于激发公民对公共福祉的责任心和参与感，也便于充分利用乡镇居民的地方知识和专业知识。乡镇除执行自治事务外，也执行国家的委办事务，此时其身份为国家的行政机关，而非独立的行政主体。对于乡镇，法律强调居民对乡镇事务的参与，除通过选举（乡镇代表会）代表外，也拥有直接参与的权利，如公民集会，公民请愿，参加乡镇代表会的听证，抗议明显透支的预算计划等。国家对乡镇的活动可通过多种方法如查询（Information），纠正（Beastandung），代履行（Ersatzvornahme），认可保留（Genehmigungsvorbehalt），报备保留（Anzeigenvorbehait）等进行监督。2身份团体（Personalkoerpershaften）。指由具有某种特定职业、身份，或有共同理念或利害关系的人，依据法律规定组成的公法社团，以同业公会最为常见。各同业公会一般依行政区域往上逐级形成，德国的乡镇规模较小，人口一般不满一万，从而最基层的同业公会以县为单位。区域同业公会与邦同业公会则以县同业公会。成员的加入通常具有强制性，身份团体且有强制收费的权力，以此确保公法团体有稳定的成员与财政收入，俾使其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根据邦法，公会大多可设置公会惩戒法庭对会员设施惩戒罚，常见的惩戒包括告戒、罚款、取消会员代表资格、暂停被选举权等，各种惩戒中最严重的是剥夺会员执业资格，并且在会员名录上将其除名。3联合团体（Verbandskoerpershaften）指以公法人为成员组成的公法团体，如联邦律师总会、联合商业总会是由各地区社团组成的团体。其实质为前两种公法社团的一种特殊形态。4其他团体。德国的疾病保险基金是由投保的劳工与雇主共同组成的组织及机关，其任务为执行疾病、意外事故与养老保险事宜，是具自治性质的公法社团法人。另外德国的大学，依照大学基准法第58条第1项的规定，其为公法社团同时为国家的设施机构。一般认为大学在学术、研究与教学的领域内具有公法社团的性质，拥有行政自治权，教授、学术研究人员与学生为大学这一社团的成员。

2）公共营造物（或称公共机构，oeffentlich-rechtlicheAnstalt）[34].公共营造物是行政法上特有的组织形态。由于营造物的范围太广，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定义。当前德国对营造物的定义一般仍沿袭梅耶的界定，即营造物主体为持续履行特定的公共目的，所成立的一个结合人与物的组织体，其为具有法律上的主体性和权利能力的非社团组织。营造物的产生于19世纪自由法治国时期，当时所成立的营造物如监狱、学校等，其利用关多半是带有强制性的高权色彩。设立公共营照物的目的，主要是为避免法律保留原则的拘束，使得行政机关能够在高度自由下完成行政任务。这些营造物可以制定内规来规范使用者，对使用者并且还拥有一定的惩戒权，司法机关对其内部争讼没有管辖权，故而传统上将其纳入特别权力关系的范畴。随着国家任务的不断扩充，国家承担了大量的服务行政任务，有些任务具有特殊性与技术性，为执行的方便，便成立公共营造物，来执行这些任务，其中最明显的是在国营企业的范围内，如邮政、银行、铁路、公路、水电事业、专卖等。可见公共营造物的大量出现是行政分权的产物，国家将其任务分散到其他独立的行政主体。但其与自治原则无关，因其虽有使用人与工作人员而无成员。

公共营造物有如下特点1、公共营造物是非社团的组织体。营造物与公共社团的区别在于，营造物与使用存在者利用关系，使用者参与营造物任务执行的权利，仅为其组织目的下的客体而已，反之，公法社团则是一种成员关系，其是众多成员组成的组织体，组织的形成与运作，成员均具有实际的参与权。2、营造物是服务性的机构，从而不能取代正式作成决策并发号施令的科层制行政机关，其与作为其母体的行政机关间存在既独立又分工、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3、公共营造物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特殊的服务，从而才须强调其为人与物的结合，其所提供的服务包罗甚广，涉及科研、科技协助、教育、民生服务、经济等，其并包括军队、看守所、感化院、监狱等机构。可见营造物的本质其实就在于为特定目的而存在的行政机构。4、公共营造物强调的是其与使用者间的关系。公共营造物与其使用者的关系不仅可为公法关系，亦可为私法关系。公共营造物的公共性是从组织上而言的，作为公法机构，其内部结构及其与设置主体间的关系应依公法判断，但从行为法上，虽其任务的执行大多采用公法的手段，但亦常常运用私法方式提供服务，此时应遵循私法的规则。在公法关系中，传统上将其纳入特别权力关系的范畴，

3）公法财团（StiftungendesoeffentlichenRechts）。是指国家或其他公法社团，为履行公共目的，依公法捐助财产而成立的组织体。公法财团的特征在于具有应为特定目的或受益人而使用的财产。其设立的最初目的主要限于贫困救济，但如今范围则已大为扩张，包括平准性基金、文化资产照顾基金、宗教文物照顾基金、残疾婴儿照顾基金、社会照顾基金等。但在德国目前公法财团已比以往要减少很多，一些以前的公法财团，如今却被纳入公共营造物的范畴，如学校和医院。[35]公法财团与公法社团的区别在于其为财产的结合体，并无社员的存在，财团设立者并非财团的成员而立于财团之外，捐助者除非通过任命董事对财团运作加以实际的影响，在法律上没有权力用指令的形式拘束其运作。公法财团与公法营造物的区别在于公法财团与设立者的依存关系不如营造物来得强。财团是依财团处理（属行政处理的一种）而设立，设立时即确定了其持续存在的目的，其捐助目的一经确定不得加以变更。而营造物组织体则除目的受营造物主体确定外，在人事安排上也受极大的影响。另外，营造物执行的任务，通常是属法律赋予营造物主体的任务，而公法财团所要达到的目的，通常不属财团设立者的任务范围。

公法财团应受到的规范包括以下诸方面：基金财产必须加以特别管理，不得有所损耗，并须妥善经营以便不断获取孳息；基金财产的经营不得违反捐助者的捐助目的或财团的设立目的，在发生疑问时以财团的章程为准；公法财团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循联邦行政程序法，人事管理须合于相关人事法规，邦的会计、审计法规亦有适用。

（三）具有部分权利能力的行政单位。在民法（私法）上对组织的权利能力一般仅依有无权利能力为标准划分为（具有权利能力的）法人与非法人社团，并不考虑权利能力是否完全。但在公法上则有所不同，对具有权利能力的公法组织还要判断其权利能力是否完全，具有完全权利能力的方为公法人，仅具部分权利能力的的则仅可能为行政主体而非公法人。所谓部分权利能力（Teilrechtsfaehigkeit）是相对于完全权利能力（Vollrechtsfaehigkeit）而言的。部分权利能力是指某一组织只在特定范围内或者只就特定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能力。享有部分权利能力的组织只能在法律专门为其设定的部分权利范围之内活动，因此它不是一个完全权利能力的法人，而只是具有部分权利能力的主体。完全权利能力可以认为是一般权利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查明相关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而部分权利能力只是一种特定权利能力，在此情况下必须首先是查明相关的权利义务是否存在。部分权利能力的行政单位根据公法设立，没有公法人资格，经授权执行特定行政任务并在此范围内具有自己的权利义务。其组织形式可能是公法团体，公共营造物，也可能采取其他组织形式。例如前述联邦邮政、联邦铁路以及公立大学的系或院等。其在权利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行政主体。具有完全权利能力的行政主体（公法人）可以对抗所有人，包括设置其的国家、地方自治团体或其他公法人，作为诉讼及赔偿的主体。如作为公法人的公立学校，可以对国家或教育部提讼。而仅具部分权利能力的行政主体，如德国联邦铁路、联邦邮政，在所辖任务范围内，得为权利义务主体并对抗第三人，但却不可对抗设立它的公法人或主管机关。

（四）被授权人（beliehene）。[36]是指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国家以法律，或经由法律授权以行政处理或公法契约的形式所授与（Beleihung）的公权力（高权）之私人（自然人或法人）。在组织上其为私法主体，但在功能上是行政主体。现代国家功能日益复杂，由于科层制行政机关人手或设备不足国家常须将一定的行政任务交由私人行使。通过公权力授予，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可以利用私人特别是私企业的专业知识、创造性、技术和实施等，从而减轻自己的负担。[37]这种类型的行政主体有如下特征：1须由公法人对私人为之。公权力授予是公法人将其拥有的公权力及行政事务托付给私人行使。此与权限委任与权限委托等行政主体内部的权限移转不同，也与国家将其事务交由自治团体的委办有异。2被授予公权力，在授权范围内可以以高权方式执行行政任务。公权力授予的目的在于与被授权人建立公法上的法律关系，并使其如同行政机关对外行使公权力执行行政任务。此高权，既包括官方高权（威权），有包括单纯高权。[38]但基于法治国家的“制度法律保留”，国家不得将其全部权限皆授予私人，而仅可授予其中的一部分。[39]被授权人的这一特征使其与“基于私法契约而独立从事公务只私人”区别开来。后者是指国家通过与私人签定私法契约（通常是承揽契约）的方式，将一定的行政任务委由私人办理，如私营建筑公司接受国家委托修筑高速公路，起特色在于该行政任务不具有高权色彩。3被授权人必须以自己名义独立完成行政任务。此与行政辅助人（行政助手，Verwaltungshelfer）不同。行政辅助人意指私人作为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时的帮手，其并非如被授权人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公权力，而是直接受行政机关的指挥命令从事活动，犹如行政机关的“延长之手”（VerlaengerterArm），如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交通警察请求在场司机协助其维持交通秩序，对于行政辅助人行为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国家。[40]4授权人须有法律依据。公权力授与虽可减轻国家行政机关的负担，但基于以下理由，仍须有法律的依据。①私人并无行政机关所具的民主正当性，从而公权力原则上只能由代表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行使，除非在特别情况下由代表民意的国会以法律的方式“同意”此委托。②公权力授予涉及行政机关权限的变更，机关权限既由法律规定，其变更自然亦应有法律规定。③行政机关若以作成行政处理的方式授权私人行使公权力，则无异于加以私人以负担，依据法律保留原则，理应由法律规定，即使是以缔结公法契约的方式授予，因此授予行为尚涉及第三人的权益，因此同样应有法律规范作为基础。[41]

通过授权，在授权行政主体（主行政主体）和被授权人之间产生公法上的委任和信托关系，被授权人除有行使公权力的权利外，同时亦有行使的义务，未经授权主体同意，不得擅自停止执行，其执行并应尽到善意的忠诚义务。被授权人因执行行政任务而发生的费用，由授权行政主体承担，因此其对授权主体享有提供费用和返还垫款请求权。被授权人有接受授权人（法律）监督的义务。撤消之诉和其他行政法院的救济形式应直接以被授权人为被告。[42]

（五）关于“私法组织的行政主体”。行政主体可以采取私法方式执行行政任务，即构成国库行政。此时国家既可以由自己的机关运用私法方式活动，也可以成立私法人，如股份公司等，由其执行行政任务，此即所谓的公企业（oeffentlicheUnternehmung）。这种企业的设立目的在于管理的灵活，但实际上其受到行政主体的很大控制，后者通常拥有其全部或部分的股权，从而影响此一私法人的运作。关于私法组织可否作为行政主体，在德国学者中间较有争议。Battis坚持认为，应将行政主体的概念限定于具有公法权利能力，即可行使公权力的行政个体。权威学者毛勒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对行政主体概念如何界定的问题。如果行政主体的概念限于依公法设立的组织和主体（高权主体，Hoheitstraeger），则公企业当然不可以成为行政主体（除非其得到国家的授权，作为被授权人，以高权方式执行行政任务）；但如果将行政主体的概念扩展到一切具有行政职能、完成行政任务的组织，则私法组织的公企业亦可以称之为行政主体。毛勒似较倾向于后者，但毛勒亦指出，由于公法行政主体具有特殊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对而这进行明确区分，私法形式的行政主体只能作为特殊情况对待。[43]

（六）关于作为行政主体的人民。行政主体概念是君主立宪时代的产物，当时流行的学说为国家理论，无论在国法学领域，还是在行政法领域，将国家作为统治权的主体并无理论上的困难，但威码宪法和联邦德国基本法都明确规定了人民的原则（基本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全部国家权力来自人民。人民通过选举和投票表决并通过特定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行使这种权力”）。行政法学中的行政主体概念面临着挑战。对此，毛勒的解释是国家法上的行政主体性与行政法学中的行政主体性应有有所不同。但其亦指出，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与宪法学上的行政主体性并非毫不相关，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各种主行政主体（联邦，州，县和乡镇等）的基石是民主，其他公法团体也具有内部的民主结构，而且，间接国家行政的民主合法性还通过国家的监督与约束得以补足。[44]

三

行政主体概念贯穿于整个德国行政法制度中，在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救济法在内的诸多领域均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行政主体概念与内外部行政法的划分。在德国，内部行政法与外部行政法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分类，其划分的主要依据及在于法律的调整对象是行政主体之间或行政主体与私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调整行政主体内部的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公务员之间或公务员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时，由于严格的法律概念，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行政主体的内部规则不是法律，国家和其他行政主体的内部领地不受法律的拘束。在拉班德，法（实质意义上的法律，materiellesGestez）的功能就在于划定各个法主体间意思领域（Willenssphaeren）及权利义务的界限。国家作为法人，其人格如同自然人，自然人有密闭性，国家亦然。因此只有国家本身之外才有法可言，国家本身的内部生活（Innenleben）是与法无关的。在国家行政领域，调整具有行政权的国家（VerwaltenderStaat）的意思领域与任何其他法所承认的意思领域关系的，也即调整行政与其他意思主体（含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规范，为法规（Rechtsvorschriften），具有法的性质。行政机关的组织规定，如果调整的是行政机关内部则属单纯的行政规则，但若及于行政机关之外部者即为法规。[45]在叶律尼克，“法不是为了它本身而存在，乃是为一切的人而存在，包括个人与国家。法的目的乃在于划定社会的界限及划定一个人自由活动的界限，如果一个规定的内容具有此种目的，即可被称为法规（Rechtssatz），这种法律也就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反之，如果法律不具有此种目的，则不是实质意义的法律。”国家如同自然人一样是法主体，国家是一个不可分的、统一的集合体，因此国家与其机关应是同一体，国家没有机关即无人格，亦即成为“法律上的乌有”（juristischesNichts），同样机关本身亦无法律上的人格。只有当国家赋予私人以权利或者当它通过为自己设定对私人的义务来划定自身的自由活动范围时，国家才进入法律领域。如此，在国家内部（包括国家与机关间、机关与机关间）无主观的法（DassubjecktiveRecht）即权利存在。但叶律尼克认为，有关机关权限之规定属客观法（DasobjectiveRecht），因为这种规定是将国家的权力分配于各机关，且国家藉机关权限的规定使其活动设有限制，也即是说，这种规定是在划定国家权能（Machtbefugnisse）的界限，并调整法主体间的关系。[46]在今日德国，拉班德与叶律尼克等的传统公法理论将法与法规、实质意义的法律等同，认为在国家（行政主体）内部原则上没有的存在的观点虽然已不再为通说，国家内部亦存在法律关系已被广泛接受，但其将国家的行为作内部与外部的划分对行政法学仍有着很大的影响。德国行政法学一般将行政法分为内部行政法与外部行政法并适用不同的规则，并且将外部行政法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重点所在，一些概念虽在逻辑上应延伸至内部行政法领域，但学者在解释和运用时却往往仅将其限定于外部行政法领域，如法律渊源（Rechtsquellen）、法律主体（Rechtspersonen）与权利能力等。

（二）行政主体概念与行政组织法。

1行政主体概念与行政组织法中的其他概念一起构成了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在实际的行政管理过程当中，行政措施由机关担当人（机关构成员，Organwalter），即具体执行行政机关权限的公务员或政府雇员采取，机关担当人所作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归属于其所属行政主体。但对外表示该行政行为者既非机关担当人，亦非行政主体，而是行政官署（Verwaltungsbehoerde），作为依法设立并就一定行政事务有决定权并表示所属行政主体意思于外部的组织，行政官署对外行文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其所属的行政主体的名义，也非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这样，行政主体，行政机关，行政官署，机关担当人就构成了逻辑严密的管理体系。其间的关系可作如下概括：行政主体是行政权的最终归属者，是具（外部）权利能力的行政组织体，享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行政机关是无（外部）权利能力的行政组织体，其中行政官署亦不具有权利能力，但拥有决定并表示行政主体意思于外部的权限。机关担当人作为自然人虽具有独立的权利能力与法律人格，但在从事行政行为时则仅为国家的工具，而不具有法律人格。[47]

2行政主体概念与与管辖权的分类。管辖权是指行政主体或行政机关掌理特定行政事务的权利与义务。管辖权的最基本的分类即为团体管辖权与官署管辖权。团体管辖权用来确定不同行政主体间管辖事务的范围与界限，机关管辖权则确定统一行政主体内部不同行政官署间管辖事务的范围与界限。行政主体的团体管辖权是官署管辖权的前提和基础，行政机关一般只能在其所属行政主体管辖权范围内进行活动，因而受到行政团体管辖权的限制和制约。[48]由于行政主体管辖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宪法学的问题，如基本法第83条及以下各条规定的联邦和州之间的关系，而且有权将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的是行政官署，而非行政主体自己，因此行政法学关心更多的是官署管辖权问题。

3、行政主体概念与行政机关管辖权的变更。有关行政机关管辖权的规定，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行政机关既不可侵犯其他机关的管辖权，也不得放弃本身的管辖权，是为管辖规定的绝对性（AusschlieβichkeitZustaendigkeitsordung.但法律亦允许在某些法定条件下变更管辖权。在德国的行政组织法中，根据管辖权的变更是发生于一行政主体内部抑不同行政主体之间，而区分权限的授予（Delegation）与委任行政（Auftragsverwaltung）、机关借用（Organleihe），并确立不同的规则。[49]权限授予是同一行政主体内部，由一行政机关将其部分权限移转于另一相隶属或不相隶属的行政机关，并由后者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该权限。机关借用与委任行政则发生于不同的行政主体间，包括国家与地方自治团体（机关借用与委办），以及国家与私人间（公权力授予）。其中机关借用是一行政主体将其机关供其他机关行使，主要即为自治团体的机关作为下级国家机关活动，其行为效果直接归属于国家而非自治团体。所谓委办，是指自治团体在其固有自治事务以外，受国家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执行国家行政任务，其行为效果归于自治团体自身。公权力授予，是指国家将其公权力托付给私人，使其作为独立的行主体执行行政任务，公权力受托人的行为的效果原则上归属于自身，但在赔偿责任上，则由国家承担，从而使受害人可以向更有资力者请求赔偿，较有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4、行政主体概念与与组织权主体的确定。所谓组织权，是指设立、变更或撤销行政主体、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组织的权限。行政组织的设立、变更或撤销是否必须根据法律或法律授权制定的法规命令，还是可以由有行政机关的内部规则规定，即所谓组织权主体的问题。这在德国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19世纪时组织权被认为属于行政权，在威码宪法时代，组织权仍然被认为是行政之家。在当今德国，组织权主体的确定随组织权之内容（设立、设置或配置）与对象（行政主体、行政机关或其内部组织）的不同而有变化。对于行政主体的设立（包括对私人授予公权力），即在国家内部创设具有公法法律人格的行政组织，因事关国家的重要决定，已对宪法的决定产生影响，必须由法律规定或有法律的授权。由于在设立行政机关时，要一并确定其管辖权，而管辖权规则必须有法律的基础，行政机关的设立在原则上亦必须受法律的调整，但在具体制度上，联邦与各州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根据基本法第87条的规定，立法机关有权决定是否设立公法团体公共设施或者行政机关，但应当由多数通过并且经参议院批准。联邦基本法第86条规定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联邦政府有权设立行政机关。由此规定，可以看出，在德国的联邦层次上，关于行政主体的组织权适用法律保留，必须由立法机关决定，而对于行政机关，则仅有法律优位原则的适用，联邦政府在通常情况下有权设立行政机关。各州宪法的规定也并不一致，但总的趋势是由立法机关决定州行政机关的设立并确定其管辖权。[50]

（三）行政主体概念与行政行为的类型化。德国行政法学区分内部行政法与外部行政法，此对行政行为发亦有重要影响。行政行为类型化，根据其属于内部行政领域还是外部行政领域设定了不同的规则，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区分行政处理与内部勤务指示，在抽象行为则区分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所谓行政处理，根据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是指行政机关在公法领域，为规制个别事件，以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为目的，所作的各种处置、决定或其他公法措施。行政处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亦即其为不同法律人格者间的公权力措施。从而作为法律人格者的行政主体针对其他行政主体或私人，以其为一法律人格者的地位，就其权利义务所作的规制，如上级政府针对地方自治团体所作的监督措施，构成行政处理，而作为法律人格者的行政主体内部，其各个行政机关间所作的公权力措施因欠缺对外效果，而不能构成行政处理。如地方自治团体执行前述国家委办事项时，因其作为国家的机关行动，是上级政府的延伸，而非作为独立的地方自治团体的机关，上级政府就委办事项所作的指示，则不构成行政处理，而仅为内部勤务指示。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间的区别亦与此相似。法规命令与行政处理因涉及不同法律人格间的关系，受到法律的调整密度较高，学者亦较为重视，其中行政处理更是学者投诸力量最多的一种行政行为形式，从奥托。梅耶至今对其概念的探究，规则的探讨已达相当完善的程度[51]，而行政规则与内部勤务指示则要逊色的多。

四行政主体概念与行政救济。

行政救济法与行政行为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行政行为的不同类型直接影响到其救济途径的差异。能够被提起行政争讼的行为一般仅限于外部行政行为，如法规命令与行政处理，而对行政规则与内部勤务指示在原则上不能够作为行政争讼的客体。

一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在影响其他行政主体或私人的权益时，相对人一般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行政机关就行政主体内部事项所作的行为，相对人原则上不能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请求司法救济，只能通过行政主体内部的行政机关系统加以解决，此即禁止自己诉讼的原则[52].然而，在同一行政主体的内部领域，各个行政机关之间的争议当涉及到权限问题时，并不排除内部诉讼的可能。具体的说，同属行政科层制等级体系的行政机关没有属于自己的管辖权与单独的组织权利，对于所谓的管辖权争议应当通过上级行政机关、乃至最高行政机关解决。但当机关之间存在法定的权力制衡关系时，一机关所享有的法定权限如果遭到其他机关的非法干预，则究其实为法律托付于行政机关的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此时机关可以如同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提起宪法诉讼（宪法机关之间）或行政诉讼（行政机关之间）[53]，从而在此范围内具有了权利主体和诉讼当事人资格。

人民对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担当被告者除在国家行政组织是行政机关（官署）外，其他皆为公职人员所属行政主体。对于因公职人员不法行使公权力而给人民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原则上也由其所属的行政主体承担[54]，即在德国所谓国家赔偿责任实际上是行政主体赔偿赔偿责任的方便说法。可见行政主体概念可以起到使公权力责任明确化的效果。

四

从本文以上对德国行政主体概念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德国行政主体概念所具有的几点特色。

1德国行政主体概念具有坚实的理论底蕴与社会基础。行政主体与德国的公法理论如国家学说，学说，法规概念等均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公法理论实际上是在德国客观经济社会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行政主体概念可以说是行政法学理论与这些政治法律学说及社会基础相联系的一个纽带。从而我们只有将德国行政主体概念置于更加广阔的背景中，才能对其有较为透彻的理解。

2德国行政主体概念强调国家统一与权力分散原则的统一。一方面，通过行政主体概念，将国家之外的众多公法组织体，甚至在特定情况下的私人，都纳入到对同一个行政主体概念中，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类型化的分析，从而有助于贯彻权力分散原则，即将特定的的、相对独立的行政公务从国家一般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交由其他的法律人格者如公法社团、公法财团与公共营造物等行使。另一方面，行政主体概念的界定，是从统治权的角度出发，以国家作为（原始）行政主体，具有原始的统治权。行政机关仅为国家法人的机关，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各个机关之间应保持协调一致，共同实现国家任务。其它行政主体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在与国家关系上仅为衍生行政主体，须受国家法律的约束并接受国家的法律监督，在某些情形下尚须接受合目的性监督，这样的概念构架保障了国家及其统治权的统一。德国行政主体概念的这一功能实际上是德国客观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

3、行政主体概念以权利能力与法律人格的概念为核心。在早期对组织体权利能力的理解仅限于外部权利能力和完全权利能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学者认识到尚存在着内部权利能力与部分权利能力的组织（特别是在公法组织），而且最初权利能力仅用于对行政实体法的分析，对行政程序法中的权利能力问题认识不足，随着行政程序法的发展，这一点也逐步受到质疑，程序权利能力（程序参与能力）的概念也被提出。权利能力概念研究的深化对行政主体概念的界定也发生了重要影响，行政主体不再与（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的概念完全等同，而是仅限于外部的、实体的权利能力，但具有部分权利能力的公法组织则被包括进来。在法理学上与发展后的权利能力概念相对应，在权利主体外另创造出法律主体的概念，在行政法学上则是提出了公行政主体的概念。通过公行政主体概念的建构，明确了行政机关等不具有法律人格但却具体参加法律关系得组织体得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政主体概念的局限性

4、行政主体概念与整个法律体系进行公私法的划分相协调。公私法的划分是行政主体概念确立的一个重要基础。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相适应，公私法的划分在近现代大陆法系法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公法的理念在于控制（公）权力，而私法的精神在于保障私人权利。行政主体究其实质为统治权的主体，其权利能力均来自于公法，其外延与公法人虽有差别但并非根本性的。行政主体的概念相对于私法主体、私人而存在。二者在主体资格、行为规则、责任承担、受法律拘束程度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区别。当然，行政主体与私人也并非可截然两分，行政主体可能立于私法（私权利）主体从事私经济活动（在此情况下仍须讨论其受公法控制的问题，尤其在行政私法的场合）。私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因授权而获得公权力，从而取得行政主体资格。

5、行政主体概念贯穿于整个行政法学体系之中，具体指导着行政法诸多制度的建构，特别是使得行政组织法领域的诸多概念之间形成整体概念构架，对确立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以及承担公权力违法责任主体也部份的发挥了明确化的功能。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专业97级研究生。本文是作者参加的“行政主体研究”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论文的写作得到了张树义教授、马怀德教授和高家伟博士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作者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注释

[1]我国行政法学中的行政主体概念，与大陆法系行政法学中的行政主体概念存在渊源关系，但在对其内涵与功能的理解上自始即保有自己的特色，近来有学者从与国外行政主体概念的界定出发，对通说提出挑战（参见薛刚凌《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检讨-兼论全面研究行政组织发的必要性》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6期），理论的论争必将有助于研究的深入，但应注意的是，既以国外的行政法理论中的相关概念为参照，自应对其在该法律体系中的确切含义与地位有透彻的了解，如此方能真正发挥比较法的功用，此也即为本文的写作旨趣所在。

[2]吴庚，《行政法的理论与实用》，第154页。

[3]（外部）权利能力与法律人格并非完全等同，因法律人格是权利义务的主体，权利能力是指能够作为权利义务主体资格的可能性。但学者在使用时一般并不加以严格的区分。参见星野音一著，王闯译，《民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载《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1版。

[4]在罗马法中，已承认部分公法组织，如国家，自治市等具有法律人格（Personalita），但由于罗马法是一个跛足的法律体系，其私法虽然极为发达，被马克思称为商品经济社会最完善的法律体系，但在公法上则乏善可陈。其对这些公法组织，均是着眼于其在私法上的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并未从公法，即统治权享有的角度加以规范和研究。参见彼德罗。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第29页，第50－54页。

[5]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1992年版，第148-149页。龙卫球《民事主体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打印稿），第104-105页。

[6]HarmutMaurer（毛勒）著，高家伟译，《德国一般行政法》AllgemeinesVerwaltungsrecht（中国政法大学教学参考资料），第219页。

[7]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第202页。

[8]作为SubjekteoeffentlicherVerwaltung的中文译名，公行政主体与行政主体（Verwaltungstraeger或RechtstraegeroeffentlicherVerwaltungs）的区别似在于一仅为公共行政的主体，另一则包括私行政主体，其实并非如此，因二词所指均为公共行政的主体，两词在德文中的真正区别主要在于对应与于中文“主体”一词的，在公行政主体为Subjekte，在行政主体为Traeger（可直译为执掌人）或Rechtstraeger（权利执掌人，权利主体）。实际上可以说，对应于中文行政主体一词的在德文有前述两个词，只是出于功能上的考量，而强作分别。

[9]参见陈敏，前揭书，第234页。

[10]在行政法学上还有程序参与能力的概念，指个人或组织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行政程序，享有程序权利，履行程序义务的资格与能力。一般而言，其涵盖范围较内部权利能力为宽。参见，蔡志方《行政法三十六讲》，第84页。

[11]参见黄异《行政法总论》，第17页，第13页。

[12]在德国法学界，公法（oeffentlichesRecht）这一用语通常仅在较狭窄的意义上使用，即指宪法和行政法，至于刑法、诉讼法等尽管在法律的分类上亦属公法，但一般并不在常用的公法一词的范围之内。参见，翁岳生，《论行政处分的概念》，载于所著《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1990年10月9版，第23页。

[13]转引自狄骥，前揭书，第445页。

[14]国家法人说在理论上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在于，法人人格必须根据法律获得，而若要以国家为法人，则必在国家之前就存在法律，然而脱离开国家又安能有法存在？对此主张国家法人说的学者的回答是，国家与法有互相不可分离的关系，并非先有国家然后才有法，而是国家一旦成立，法即同时存在。一种团体要成为国家，必须设置具有统辖国家最高统治权的中央机关，此统治权并非国家成立后方能具有，相反其正是国家成立的一构成要件。因此，国家本于其成立的事实，当然即可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参见，钟赓言，前揭书，第20－21页。而按照凯尔逊的观点，所谓法人并非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只不过是一定法律秩序的人格化，国家亦不过是国内法律秩序的人格化，所谓国家的权利义务不过是作为国家机关的个人，也即执行法律秩序所确定的特定职能的人的权利义务，国家问题就是一个归属问题，国家是各种不同的人的活动按照法律秩序归属的一个共同点，从而国家亦当然为法人。凯尔逊认为这样，即可解决因传统理论将国家与法两元化而造成的国家为何受法拘束的理论难题。参见凯尔逊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第203－205页，第222页。

[15]关于国库理论，参见陈新民《行政法总论》，第10-12页。狄骥，前揭书，第444-446页。

[16]王和雄《论行政不作为的权利保护》，1994年5月第1版，第20-21页。

[17]法国的人民（国民）说（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典型）与美国的人民说名同而实异，其差异在对人民一词的理解上可得体现。英语中的people是个复数名词，它虽是个集合名词，却有复数词的形式。而法语中的peuple（以及意大利语中的popolo，德语中的Volk）是单数名词，含有单一整体的意思。法语中的人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全体，它可以经由一个不可分割的普遍意志（公意）表现出来，从而个人极易被集体吞没；而英语的人民只是由“每一个人”的单位构成的可分的众人，个人始终是关注的焦点所在。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实际上反映了大陆理性主义民主与英美经验主义民主两种民主模式。另外，二者在对民主问题的终点，即国家（政府）的理解上亦有不同，英美学者一般用政府，即使用到国家仍不忘其背后的具体的人（掌权者），而欧洲大陆人不关心政府，因为政府是变动不居的，令他们受过理性主义训练的大脑感到不安，他们总是用国家，而且此国家是一个非人化的、与个人无关的法律形态。参见，（意）萨托利著，冯克利等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25页，第55-57页。

[18]在德国，（国家的）统治权与的概念并不做严格的区分。叶律尼克认为，并不表示国家的统治权外的另一种权力，它只表示国家的统治权比之于其他团体统治权的特质，即在国内最高，对国外独立。参见，萨孟武《政治学》，第54页。统治权与的区别主要在于主体上，即作为主体的国家可将其权力的一部份交由其他主体行使，从而使其分享统治权，但它们并不具有。德国另有高权（hoheitliche）与公权力（oeffentlicheGewalt）的名词，前者为学术用语，后者为立法用语，涵义基本相同。在十八、十九世纪时，高权的概念与统治权的概念是等同的，如拉班德认为国家的高权是指“国家对于人民个人之财产、自由、甚至于生命，毋庸获得其同意，得以强制之力，命彼等作为、不作为之处分之权能”。但自1920年代后，高权概念渐已扩充，包括官方的高权行政（obrigkeitlicheHoheitsverwaltung）和单纯高权行政（schlichteHolietsverwaltung），其中前者指以命令、强制的手段活动，为统治权的作用，后者则指国家虽基于公法的规定履行其义务，但并不立于支配地位而是立于与人民平等的地位，以类似私法的方式，如公法契约等完成行政任务。参见，罗明通《德国国家责任法上公权力概念之趋势》，载（台）《法学丛刊》总第109期，第58页，第61页。同作者《非权力行政之发展与公权力行为之判断基准》，载《法学丛刊》总第111期，第90页。翁岳生，前揭书，第19-20页。

[19]参见萨孟武，《政治学》，第52-54页。

[20]参见狄骥《宪法论》，第437页。另外，大陆法系国家公法理论中的国家不同于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国家，即（广义的）政府，用政治术语来说，即国家机器。它是一种一定地域上的全体人民组成的服从同一个政府统治的共同体，具有独立的法人格，政府仅为其一个要素，或称为机关。如耶律尼克所说，“国家作为法律的组合团体来说，它是建立在一定领土上被授予发号施令的固有权力（统治权）的一种人民组合团体。”（转引自狄骥，前揭书，第439页。）在对地方自治团体的理解上也应注意，其所指为一定地域上的人民所组成的共同体，至于具体的自治组织仅为其机关，从而依他们的观念，我国的村民委员会并非地方自治团体，而仅为作为地方组织团体的村的机关，村为公法人，村民委员会是公法人的机关，自身并无法人资格。

[21]钟赓言，《行政法总论》，第22－23页。公法学者在讨论的特征即与行政权等权力作用形态的描述，与私法学者对所有权的特征及其与权能的关系极为相似。私法学者认为，所有权是对所有物的全面支配的权利，其具有整体性，不得在内容上或时间上加以分割。占有、使用、收益等均为所有权存在与作用的具体形式，即其权能而非所有权的分割（参见，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87-189页，第213页）。这中相似性从发生学上可以找到缘由。狄骥指出，“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被清楚的了解为发号施令的权利。国王就是的执掌者。这是和所有权具备同一特质的一种权利。国王是作为他的财产权来执掌的。是一种所有权。它是一种单一而不可分割的所有权，为了特殊的理由，它也有不可让与性。它和一切的所有权一样，是绝对的权利。”狄骥，前揭书，第428页。

[22]Leistungsverwaltung一词日本行政法学界与台湾学者一般译为给付行政，因Leistung在私法与诉讼法中均有给付的涵义，但陈新民认为汉语中用给付易与行政机关具体的给付义务相混淆，故主张用Leistung的另一中文义项“服务”译之，而且此亦与强调国家为保障与服务人民的组织的现念一致。参见陈新民，前揭书，第36页。笔者赞同陈氏的观点，这里补充的一个理由是，在我国行政法学界，给付一词远不如服务能够传达出德文原词的义涵。

[23]参见毛勒，前揭书，第17-18页。翁岳生，前揭书，22-23页。陈新民，前揭书，第27-35页。

[24]这种选择自由，包括组织形式与服务或利用关系两方面。公法的组织形式可以配合私法的给付或利用关系，但私法的组织形式只可配合私法的服务或利用关系。但在例外情况下，行政主体亦可能将公权力授予其所设置的私法组织。毛勒，前揭书第18页。

[25]关于国家（行政主体）的国库行为应受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在德国已无不同观点，但于其限制的方式则是一聚讼纷纭的问题。主张“全面直接适用”者认为，国库与国家同为一体，国家并不因为是否行使统治权而有所不同，基本权利对于国家行使统治权的行为有直接的拘束作用，对于国库行为也应全面直接适用。此外，根据基本法第1条第3项的规定，基本权利应直接适用于“执行权”（vollziehendeGewalt），这里的执行权应包括国家私法形式的活动。主张“部分直接适用”者认为因根据国库行为的类型而有不同而确定宪法基本权利的效力，对行政辅助行为与行政营利行为，并非所谓执行权的行使，不受基本权利的直接约束，而如同一般私法主体仅受间接拘束（直接拘束与间接拘束在效果上的区别在于受害人有否通过宪法救济途径排除权利受侵害状态）；而在行政私法，其形式虽是国家立于私法主体的地位进行国库活动，但其目的为直接完成国家行政任务，其实质为行政，因此应受基本权利的约束，尤其是平等原则的约束。后者为德国通说。参见苏永钦《宪法权利的民法效力》，载《当代公法理论》，第181-183页。廖义男《国家赔偿法》，第37-38页。陈敏，前揭书，第582页。

[26]毛勒，前揭书，第216页。

[27]参见翁岳生，前揭书，第311页。

[28]国家是最大的一个公法人（社团法人），但此处所讨论的公法人不包括国家。

[29]毛勒，前揭书，第216页。

[30]公法社团、公法财团和公共营造物既可为具有完全权利能力的公法人，也可能为仅具部分权利能力的行政主体或不具权利能力的行政主体的内部机构。此处所指仅为其中具有完全权利能力者。

[31]参见翁岳生，前揭书，第275页。

[32]资料来源，参见蔡震荣，《公法人概念的探讨》，载于《当代公法理论》，第254－267页。翁岳生编行政法，272-281页。陈敏，前揭书，第806－824页。毛勒前揭书，第238-253页。

[33]公法社团与德国的自治行政的联系可追溯自19世纪初，即普鲁士1808年制定的市政法规奠定了现代自治行政的基础。作为国家与社会对立下的产物，自治行政被视为国家与社会间的联结要素。因而当时学者在区分国家行政与自由行政的前提下将自治行政纳入自由行政中。在19世纪中叶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行政事务因而增多，增多的行政事务大多由自治行政体来执行。当时的自治行政有两方面的特点，其一是在政治层面上，执行自治行政事务的的并非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公务员而是将其作为荣誉职的国民，其二是在法律层面上，即这种行政组织是具有权利能力的社团结构的联合体。自治行政首先产生在区域性的公法社团，随着任务不断扩充而及于社会保险领域，而后更扩及于职业性的公法社团，即所谓身份团体。在自治行政所及范围不断扩大的新情况下，为避免过度分权导致国家分裂的危险，自治行政最后被纳入国家行政的范畴，称之为国家间接行政，从而使其受到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并接受国家的监督。参见蔡震荣前揭文。

[34]公共营造物是日本学者对德文oeffentlichAnstalt的译名，民国时期的我国行政法学界和目前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采之。由于该中文译名易让人与物理上的（建筑物）概念相混淆，不能反映其为人与物的结合体的特征，有见物不见人之弊，因此陈新民主张将其译为公共机构，参见陈新民，前揭书，第108页。陈氏的译名与王名扬先生对法国行政法中I‘etablissementpublic（公共机构，公务法人）概念的翻译相同，不知是否受其启发。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20页。而黄锦堂虽亦采纳传统译法，但同时又提出一新的译名，即特定目的的行政机构。参见翁岳生编，前揭书，第272页。

[35]参见毛勒，前揭书，第253页。

[36]Beliehener一词台湾学者多译为公权力受托人，但该词词根beleihung义为授权，且译为公权力受托人易与大陆行政法学中的行政委托相混淆。台湾学者李建良译为经授权行使国家高权之私人，较为贴切，但又过于烦琐。且其刻意区分高权与公权力，理由并不充足。参见李建良《因执行违规车辆拖掉及保管所生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兼论委托私人行使公权力之态样与国家赔偿责任》，载（台）《中兴法学》，总第38期。

[37]参见毛勒前揭书，第254页。

[38]关于官方高权与单纯高权，参见本文注10.

[39]参见陈敏前揭书，第810页。

[40]参见李建良前引文，第101-102页。

[41]参见许宗力《行政机关若干基本问题之研究》，载于翁岳生主编《行政程序法研究》，第248-249页。

[42]参见陈敏，前揭书，第814-815页。

[43]参见毛勒前揭书第218页。

[44]同上注。

[45]德国学者Ossenbuehl认为，拉班德在论及法时，认为国家具有密闭性，其内部范围不属于法，可他又将行政与统一的国家分离，认为划分行政机关与其他机关意思领域的规范是法，这犯了结构性的错误。参见，萨孟武，前揭书，第243页。

[46]参见朱武献《公法专题研究》（一），第243-245页。（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等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349-350页。

[47]参见许宗力前揭文，第239页。董保城，《行政法讲义》，第201-204页。行政官署一词因被认为具有封建官僚色彩，而被目前台湾行政法学界的许多学者所抛弃，他们转用行政机关译Verwaltungsbehoerde，而用机关译德语中的Verwaltungsorgan，大陆学者亦是如此。但在德语中，Organ（机关），Verwaltungsorgan（行政机关），Verwaltungsbehoerde（行政官署）构成了位阶分明的概念体系，此种译法显然将该体系的完整有所损害，在德语文献中对Verwaltungsorgan与Verwaltungsbehoerde进行比较时，更是造成翻译上的困难。在理解德国行政法中的行政官署时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其所指一般为机关首长，而并非如我们理解的组织意义上的概念。如在德国，不是联邦的部而是部长为官署。参见平特纳著，朱林译，《德国普通行政法》，第21-22页。日本行政法学中的行政（官）厅的概念与行政官署的所指相同。参见，（日）室井力主编，吴微译，《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277页。

[48]毛勒前揭书，第223页。

[49]陈敏，前揭书，第766-769页。

[50]毛勒，前揭书226-227页。陈敏，前揭书，第772页。

[51]林明铿《论形式化之行政行为与未形式化之行政行为》，载《当代公法理论》，第342页。

[52]参见平特纳前揭书，第27页。

[53]陈敏，前揭书，第237页。毛勒，前揭书，第220页。

[54]唯一的例外是被授权人违法行使所授予的公权力造成损害时，并非由其自身承担，而是由授予其公权力的行政主体承担，这种制度安排主要是考虑到正式行政主体的财力一般较私人为充足，由其承担赔偿责任，可以更有力的保证人民的权益。参见，毛勒，前揭书，第254页。陈敏，前揭书，817页。

本文参考书目：

1（法）狄骥著，钱克新译《宪法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2月第1版。

2（奥）凯尔逊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3（台）萨孟武《政治学》三民书局，1986年增订再版。

4（德）毛勒著，高家伟译《德国一般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教学参考资料，打印稿）。

5（德）平特纳著，朱林译《德国普通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6钟赓言《行政法总论》（朝阳大学法律讲义），北平（今北京），1925年。

7（台）陈敏《行政法总论》，1998年第1版。

8（台）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1996年增订3版。

9（台）蔡志方《行政法三十六讲》，1997年增订再版。

10（台）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1997年修订6版。

11（台）翁岳生编《行政法》，1998年第1版。

12（台）董保城《行政法讲义》，1994年第1版。

第7篇

打破传统课堂单纯理论教学的方式是法学教育者们的责任，很多学校与法学教育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从案例分析法，到组织学生去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旁听与实习，再到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实施，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但是这些教学方式总是只对某些课程适用，对行政法教学还需要我们思考新的出路。

1．1案例教学法在行政法教学中适用的局限性

案例教学法是针对传统的讲授方式提出来的教学方法，教师提供真实或模拟的案例给学生进行讨论，使学生理解掌握法学理论知识。案例教学因为能引起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法学教学的基本教学方法。在行政法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乐于通过自己学习的行政法学知识来讨论行政法案件，但一些重要的基础知识，如行政法基本原则，却不太容易通过案例研讨来理解。

1．2进入司法机关或是律师事务所实习的不足

为了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一些学校提供机会让学生在暑假或平时去司法机关或律师事务所进行实习，但是此类实习，接触的都是最表面的事务，真正与行政法律有关的事务，学生很难在实践当中真正参与到。尤其针对行政法的学习，学生很难在实习的过程中学习到行政法的理论，最多只是接触行政诉讼相关的程序性的内容。同时“民告官”案件数量不多，学生也很少能在律师事务所了解行政实体法的内容。

1．3诊所式法律教育实施条件要求较高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近年来法学教育的主要发展方向。但是，诊所式法律教育要求的条件比较高，除了基本的硬件设施外，教师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论知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学生也应具备较高的法律基础，所以诊所式法律教育实施颇有难度。最重要的是，诊所式法律教育针对性比较强，不是每个法学学科都适用，对于行政法学教学，很难进行诊所式的法律教育。由此可见，以上三种法学教育方式比较难以在行政法教学中运用，所以行政法教学需要找到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方式，而角色扮演就是非常有利于行政法教学的方式。

2角色扮演在行政法教学中的运用

英语里有这样一句格言：“只是告诉我，我会忘记；要是演示给我，我会记住；如果让我参与其中，我就会明白。”传统教学方式、案例分析方式、实习以及诊所式法律教学方式对于行政法学教学有着适用的局限性，我们可以考虑采用角色扮演法来开展行政法学教学。角色扮演教学模式的理论是从美国社会学家范尼•谢夫特和乔治•谢夫特的《关于社会价值的角色扮演》中演绎过来的。行政法教学自身特点，只有让学生深入其中，才能使其明白行政法理论与具体规定乃至程序性的规定是如何运用的。

2．1角色扮演在行政法理论教学中的运用

在行政法基础理论的讲授中，总有学生觉得这些理论是泛泛而谈的空话，甚至觉得自己看看书，就可以记住内容，学生只满足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学生认为有些枯燥的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来让学生产生兴趣，使其了解不同行政法理论产生的原因。比如，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讲授过程中，原则性的规定与要求看起来简淡，但是现实中有太多真实的案例反映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比如行政程序正当原则中程序公开的内容，可以让学生演绎申请身份证或者护照的行政许可过程。这个过程对很多人来说一般都有亲身体验。让学生分组，一组扮演行政相对人，一组扮演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一种是在模拟的封闭的办公室里申请，一种是公开在办公大厅里申请，当然角色可以进行互换。整个过程演绎下来，学生就能体会到行政公开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整个程序演绎结束，学生会发现那些看似简单易懂的行政法基本原则要真正理解，并且要铭记于心有多么重要。法科的学生每年进入公务员系统的不在少数，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先生说过：“法律教育的目的，是在于培养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这种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才一88一可以认识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法律常识，才可以合于时宜地运用法律；一定要有法律道德，才有资格来执行法律。”角色扮演不但让学生记住最基本的执法原则，更能让学生从现在开始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

2．2角色扮演在具体行政行为教学中的运用

除了抽象的理论需要运用角色扮演，以便让学生亲身体会提出理论的不易以及坚守理论的困难，在具体行政行为讲授的过程中就更需要角色扮演了。行政法的内容大多是程序法多于实体法，所以涉及到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及行政强制等行政法内容时，更多的是程序性的内容需要学生记住，但如何让学生将这些程序性的内容铭记于心并且不会感到枯燥无聊，通过角色扮演，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很多具体的行政法的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在网络上可以轻易地查找，可以让学生按照程序进行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演绎。比如一个许可的行政行为，学生需要去查询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国务院关于这个事项的规定，以及地方上的规定，许可所需要的材料，行政机关是否具有许可权限，通过审批的标准等实体性的法律知识。而整个审批的程序，学生更是轻易就可以掌握，并且还可以让学生明白不同程序设置的原因。除了授益性的行政行为可以通过角色演绎，在负担性的行政行为中也可以进行角色扮演。比如可以将城管执法的过程让学生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来演绎，以了解行政强制法是如何实施的，同时也有助于使学生对城管执法中比较敏感的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让学生自己思考什么样的行政强制方式是民众可以接受的，如果让学生去修改行政强制法，哪些规定是可以更完善的。

2．3角色扮演在行政救济法教学中的运用

行政救济法主要包括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行政救济法教学里，行政复议可以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来开展教学，但是因为行政复议制度主要是书面复议制度，所以可以让学生作为课下作业来完成。而行政诉讼，可以开展诉讼模拟的方式，而诉讼模拟也主要是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来完成的。

第8篇

    “问题教学法”是指学生依据对教材内容的理解，结合自己的所思所想，采用预习笔记等形式向教师提出问题，教师根据学生的提问，选取或归纳出典型的问题，进行课堂讨论研究，养成学生自主学习习惯的课堂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旨在通过学生的主动学习，以学生的提问为研究性学习的切入点，以创新思维为突破口，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探索精神。本文就这一形式，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个人的一些认识。

     一、提出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研究性学习的起点，也是“问题教学法”的首要环节。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尤其是学生的自主问题意识的培养是学生研究、创新的原动力。陶行知先生说：“发明千千万万，起点是一问。”爱因斯坦也说：“指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通过学生提出问题，从学生的需要出发组织教学，改变了传统的思想政治课教师传授～学生接受过程，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搜寻、发现、确立、探索、解决的过程，学生也由被动的接受者、服从者、执行者变成了主动的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在这一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喜悦感将成为激发学生学习的强大动力。在《尊重价值规律，树立商品经济意识》一课的教学时，学生在预习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l）如果不尊重价值规律会产生什么后果？（2）当市场上某一商品供大于求时，会造成商品价格下跌并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此时该企业应如何面对这种困难？（3）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但我们是学生，直接去从事商品经济活动还很远，现在我们要不要尊重价值规律？从中不难发现学生的提问能充分展示他们思维的闪光点, 也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欲望。

      二、讨论问题，尤其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问题讨论是研究性学习的核心，也是“问题教学法”的关键。通过课堂讨论，培养学生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进行问题讨论会对教师提出可更高的要求，即要求教师结合学生的提问，编制出适合学生讨论的材料、引导学生讨论的若干问题。这也就要求教师必须重视问题的设计。首先，设计的问题应符合探索性、研究性、开放性的特点。这样的问题才能展现答案的多样性，这样的讨论才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从而拓展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这样的问题设计，就要求教师必须树立追求思维过程的观念。也就是说，讨论问题不仅仅是为了尽快得到所研究问题的结论，而是要宽分展现学生研究问题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断地去发现、培育并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其次，设计的问题应具有层次性。学生的知识水平有差异，难度不高的问题有利于保护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有助于激发学生研究问题的挑战性，从而调动全班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实现面向全体的教学目的。这就要求教师树立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教育观念。结合上述学生的提问我设置了新的问题情景引导学生讨论研究：某郊区一家奶牛场的工人，每天不得不把这个场日产量10％的一吨左右的鲜牛奶象污水一样处理掉，这种情形入冬后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由于新鲜牛奶不适宜储藏，只能及时处理掉。据了解，该郊区50多家奶牛场每天要倒掉数十吨牛奶。请谈谈对造成上述现象原因的看法，并为这些奶牛场出些点子以避免浪费。通过学生的积极讨论，同学们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办法，如制成牛奶副食品。送给福利院、提高牛奶质量等，又得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必须尊重并运用价值规律的结论。通过这样的问题研究，可以克服学生的思维定势，减少了学生的盲从心理，培养了学生积极的学习心态，有利于学生健康心理品质的养成。

    三、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是研究性学习的归宿，也是  “问题教学法”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好的问题情景的设计是解决问题．的催化剂。良好的问题情景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思维，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应利用好语言、设备、环境等各种手段，创设符合需要的问题情景。对于教师来说，特别要利用好语言手段，即对于学生的提问或回答，教师都要及时作出积极的回应，必须用肯定的语言加以鼓励或表扬，给予学生成功的体验，以培养或巩固学生的自信性，也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成就感。设计良好问题情景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教师积极参与学生的讨论，以拉近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采用学生上台演示或讲解，体验角色转化，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等。结合学生的第三个问题我引导学生进行拓展性研究：每年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总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当年度的热门学校或专业报考的人数较多，因此造成许多学生分数较高也未被录取的现象；有些学生虽被录取，但由于同类专业毕业生太多，就业不够理想。请谈谈上述材料对你有什么启发？经过讨论研究，同学们一致认为：只要存在商品经济生活，价值规律必然存在并起作用，因而我们学生现在就必须树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正确观念。这样，不仅解决了学生的第三个问题，也实现了学生的知识的迁移。我就让学生演示说明：商品交换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树立（平等互利等）观念（括号内为学生填写内容，以下同）——养成（平等待人、诚实守信等）习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树立（追求效率、竞争创新等）观念--养成（遵纪守法、守时守信等）习惯。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解决，使学生不仅搞懂了学科知识，更提高了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能力。

第9篇

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史只有一百多年，它的科学性很难在短时间内人们得出科学的结论。公共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非常复杂。其次，由于人们自己认识自己，其主观性也很难克服，在自己研究自己的同时，本身在心里就某个实验有了一定的预期，使社会实验有了人们的思想活动而变得异常复杂。因此，当今公共行政学正处在幼年时期，他们的某些结论或许都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性是相对的，是有一定客观条件限制的。

公共行政学如何走向科学性？笔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物质决定意识，科学原理必须来源于物质世界，必须对物质世界有真实的观察、切实的反映。科学的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反复检验。研究科学问题，必须首先对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其次对意识领域的结构进行剖析，找出意识领域与物质领域连接的桥梁和方式。因此研究公共行政学，必须对里面最主要的客观因素进行分解和确定，找出各因素之间的联系，再延伸到思想领域。公共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客观因子就是单个的人。必须对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存在、人存在有什么意义进行研究，然而这些都是哲学的终极命题，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这个基础没有统一，社会科学中答案的不唯一性也就司空见惯。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曲线研究法，避开这个最直接最基础的命题，通过向内研究。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沿着这三个已经统一的、公认的三个“公理”，可以试着构建公共行政学大厦的框架。公共行政学似乎只有首先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结构（第一物质层次），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物质与意识的重叠区域，连接真理和现实的桥梁），人的思想意识（意识领域）、人与人的互动效果（对三者关系的总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下面，我们来分述一下这四个研究结构演变。

人与人的关系结构是研究公共行政的逻辑起点。何谓公共，它是与私人领域相对的，至少涉及到两个人以上，进而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历史的脉络中，我们大概抽出人与人关系的演变路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大致折射出某种社会形态。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是政治领域，特别是公共行政领域一个特别重要的变量，研究它对于简化公共行政现象，构建公共行政互动模型具有重要意义。原始社会时期，社会中存在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奴隶直接为其私有财产，毫无独立人格可言，身体、生命都不是自己所掌握的，睡觉都要锁链锁着，防止其逃跑，体现出完全的依附和绝对服从的关系结构；到了封建社会早期，实行劳役地租，在一星期中的几天，其自身归封建主所有，其终身不得迁移，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还是有很强的依附烙印，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奴婢，在封建社会中期，实行实物地租，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动，以对于人身的控制，逐渐变为间接的以对财产的剥削；在封建社会末期，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赋税征银，直到雍正废除人头税，封建政府放弃了对其人身的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由束缚变得流动、由等级森严变得相对平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已经完全获得在法律上的人身独立，自由、平等、生命安全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劳动者完全可以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达成商业契约式的关系，然而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私有制的社会基础上，其劳动者自身必须屈服于资本，事实上的自由并没有真正达到。

在短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从根本上制约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反不是由一个人所能完全控制的行为都可以是公共行为，它涉及到两个以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式完全拥有与被拥有的关系，那么一个人完全可以随意杀死另一人（夏主把人当座椅）;如果人与人之间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那么君臣父子夫妻都有严格的等级，而且关系稳固且世袭，连婚姻都不能自主，是依附的产物；如果是自由的交换式关系，会受某种物质或精神匮乏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如果是平等协作团结的关系，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与他人应该又怎样互动的关系；如果是友爱奉献的关系结构，人与人之间不不有搭便车、犯罪等行径，取而代之的是相亲相爱的互动。公共行为长期重复着某种固定模式，不仅会形成行为惯性，而且会形成思维惯性。例如，古代君要臣死、父要子死，不得不死，不仅被当事人双方看做是正常的，而且在整个社会也是支持的；如果放在现在，就是犯法，丧失人性；再论婚姻观念，古代都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连面都没有见，就结婚，都没有自由选择过，何谈幸福，但仍然是允许的。

作者：章晓爽单位：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行政管理演变科学化走向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入展开,对日常行政的指挥、监督、控制成为强烈的必需,科学化管理的需求日益上升。实践证明管理者素质的高低,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务效率与质量。因此,对新时期行政管理科学化问题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行政管理的演变

管理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作为实践是历经无数人的努力,步步演变,才走向科学化的。从最初的经验管理发展到工业化时期的泰罗制和福特制管理,管理开始进入科学管理时期。泰罗在其《科学管理原理》中指出,科学管理是由组织、协调、合作、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等多种要素结合而成的。这使人们对科学管理开始关注,特别是现代行为科学的诞生,为管理注入了新的心理因素,而系统论的发展,为系统管理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此时,以梅奥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管理不仅仅是追求有序化、合理化,同时也追求人的需要的满足,而且谋求管理的整个系统功能的优化。这就是管理的科学化问题。

现代行政管理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趋势性变化。首先是从流行程序管理变为倡导目标管理。程序管理要求管理者对被管理者明确行动的目标,且交代每一个行动的操作步骤,而目标管理仅需对被管理者明确目标及其工作要求,具体步骤由被管理者、操作层次的人自行解决。当然,不同的被管理者应运用不同的管理方式,但在人力资源素质不断提高的今天,仍一味奉行程序性管理是过于落后了。

其次,从单一管理发展为分层管理。系统论中的结构——层次——功能理论开始在管理中发挥作用。不同人员结构的系统(单位)要运用不同的管理模式,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其管理方法不能相同。高层次的管理者仅仅关注战略性决策,而日常程序性决策都授权于低层次管理者操办。不同的管理者其管理半径不一样,其控制力、监督能力也不一样。

再次,从刚性管理发展为柔性管理。刚性管理强调硬性行政命令约束,管理思维是非此即彼,容不得权变。而柔性管理认为管理存在弹性,管理者往往根据不同的被管理者和不同的情境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从而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管理者注重对管理“柔性”因素的控制如管理风格、沟通、文化等。

第四,从无风险管理发展为危机管理。传统的管理强调对被管理者的激励与约束的对称即所谓的奖惩机制的建立。通过表扬的手段、树立典型的效应来带动一批人前进,不谈忧患,不提危机,害怕被管理者受刺激过度,产生惧怕心理,影响工作及效率。危机管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有其独特、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急中生智,置之死地而后生,都说明危机管理具有独特功能。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危机管理似乎有演变为一种经常性管理模式的趋势。如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在管理中强调“最好的软件公司离真正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正是有这种危机管理技能的运用,微软公司才会日益强盛。

不仅仅是管理模式在变,而且管理的指导思想也在变。如鲶鱼效应和木桶原理,学习型组织的理论的兴起等。鲶鱼效应是指在一批沙丁鱼的远途运输中,如果掺入几只凶猛的鲶鱼,反而会使沙丁鱼的死亡率降低,这是因为有了逃生的竞争,使沙丁鱼游动频率增高,从而生存力增强。同样,在管理中,如果多引入一些不同类型的人才,则会使单位的生命力愈加旺盛,这破除了传统的“一山难容二虎”的理念。木桶原理是指一只由几十块木板拼接而成的大木桶,其容量取决于最短一块木板。这给管理者的启示是:面对被管理者的差异与管理环节、问题的差异,其实是最薄弱的那一个环节,可能会导致管理上的麻烦与致命伤。因此,一名优秀管理者应从最薄弱环节改进入手,去提升整体的管理绩效。只有经常性检查,经常性抓落实,抓责任制的贯彻才会获得满意的管理效果。现代管理科学还告诉管理者,如何将自己所管理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已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传统的管理认为,被管理者一次充电,受益终生,知识、才能运用只须储备一次,便可应付全部的挑战。而在信息、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管理理念落伍了。只有带领组织成为持续学习型的组织,摆脱单纯的模仿,且成员之间相互学习,具有共同的愿景,一个单位、组织才会生机勃勃,不断发展,不断拓展成长空间,不断超越同行,取得成功。

二、现行行政管理的误区剖析

当前,一些人戏称流行的行政管理模式为“领导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一些管理人士甚至将其作为管理的金科玉律。这其实是行政管理庸俗化的表现,是明显的认识误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管理将贻害无穷。

首先,将开会布置任务,理解为可替代科学决策,这首先是管理者的悲哀。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会海”连绵,管理者开了会就等于任务布置了,事情完成了,长此以往,落实工作成为顽症。而没有落实的政策、措施等于一切都是空的,管理的效能无从体现。

其次,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仅仅是收费吗?把管理权限混同于单项财权行使、赚钱的所为,这是将管理极端简单化的表现。的确,好的管理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管理不是为了收费了事,这是管理导向的错误,会造成管理可有可无,机构形同虚设,人浮于事,最终断送了事业。

再次,协调就是喝醉,这是将管理极端庸俗化的表现。当然,协调是需要将方方面面的利益进行平衡,对各方倾向、意见进行妥协,但决不是一喝了事。管理既要协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使二者利益、愿望与目标等大体相一致。做到上下同心,形成组织的凝聚力。要协调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最终目标与近期目标之间的关系。也要协调管理者与工作任务相适应,还要协调被管理者与工作任务相适应,达到1+1>2的系统功能效应。还有一种管理误区就是一味多订制度,认为有了制度就有了管理,从而导致规章多如牛毛,有否贯彻执行则无人问津。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文山”现象,管理者须签阅大量的文件,哪有时间、精力去真正管理呢?其实,有了制度不等于就有了管理,有了制度,只是为管理准备了一些基本前提、准备了一些条件,这只是管理的开始,实际上,被管理者是否自觉执行这些规章,是需要监控、需要调研的,这都是管理的题中之义。制定过多的规章等于没有规章,因此规章过滥也会影响管理的效能。

三、新时期行政管理的科学化走向

决策的科学化。作出一项正确而充分的决策,有赖于准确而充分的信息,也需有一套动力机制去刺激决策付诸实施。传统的管理以领导者“拍头脑决策”为主,凭经验、凭主观决策,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导致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寻求决策的动力机制,健全为决策服务的信息系统。

办公的自动化。办公系统是决策系统与操作系统的衔接环节,是落实决策的重要一环。制度、决策的落实在于执行,它涉及到办公环节的启动,传达贯彻、督办决策的实施到位。传统管理中的这些环节都已齐备,但缺乏的是高科技手段。现代管理就是要借助于办公自动化技术,成倍地提高政务效率,建立督办网络体系,使事中、事毕都存在可测性与可控性,使决策者、管理者随时能得到确切、全面的信息反馈,以便实现全程动态管理。

管理的信息化。无论是决策,还是日常管理监督,都需要管理的信息化。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是决策的前提,反馈实施信息是管理的要求,总结反映、宣传信息是管理效能的体现。因此,信息化管理是走向科学化的必然要求。通过重视信息反馈,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在管理过程中注意管理效果的信息反馈,以便随时调整管理的目标和方式,达到优化。

第11篇

一般而言，行为财政学的实验分为以下三大类：

（1）验证型实验，主要是对已有或公认的结论进行论证和验明。（2）创新型实验，主要是指在已有理论知识体系指导下开展的创新型实验，目标是通过不断的实验得出有创新意义的结论和思想。（3）仿真模拟型实验，此类实验主要针对一些财政行为，如政法财政管理、预算编制、政府会计和纳税遵从等，通过在实验室仿真模拟实际操作流程进行实验。研究人员在做这三大类实验研究时，主要通过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针对实验目的，通过控制某些条件（假设）来改变实验的环境或规则，并观察实验对象的行为，分析实验的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行为财政学研究中取得的结论，并提供政策决策的依据。因而，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了真实地表现或模拟财税环境，如何筛选、操纵和控制众多的财税行为的影响因素。在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方法中，主要有两种设计实验影响因素的方法：一是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是指在实验中仅设置单一影响因素，研究者观察在该影响因素变化的情况下实验参与者的反应；二是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是指在实验中设置多个影响因素，研究者观察并分析多个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实验参与者的反应以及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在实际的实验过程中，根据实验条件和实验目的的不同，不同研究者会选择不同的实验方法。

（一）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

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主要是通过在实验环境中，经过每次实验检验某一种或某一类影响因子对考察目标的影响情况。其优势主要在于最大程度地简化了实验环境，研究者可以控制单一影响因素从而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实验参与者仅需要面对一种影响因素的变化，这使研究者易于观察该影响因素对实验参与者的影响。Davis　＆Hecht（2003）在研究社会制度对于税收遵从的影响时，就选择将实验中的初始资本、税率、处罚率等影响因素都设为固定值，从而观察社会制度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影响。Cumming　et　al（2006）在实验中也采用了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他为参与者给定了收入、税率，但是却设计了稽查率的不同可能，通过观察参与者对不同稽查率所做出的反应，便能够得到稽查率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影响。社会规范所包含的影响因素众多，社会规范在一定的财税环境下，对财税政策的当事人具有一定的影响。Bobek　＆Ro－berts（2007）则主要通过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将众多社会规范的子类分别设定为固定值或参照样本，考察了社会规范在纳税遵从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另外，在税收策划、申报、核查与征缴的研究中，由于个人申报的主观性相对较大，Park　et　al（2003）、Ma－ciejovsky　et　al（2007）、Coricelli　et　al（2010）等学者在进行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时也采用了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来模拟个人申报的思想活动状态和最终的纳税决策。在实验中仅设计单一影响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实验难度，但由于实验环境过于简化，与现实纳税遵从环境并不符合，会导致实验结果的精度较低。随着心理学和统计学的发展，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

（二）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

当研究者需要实验环境尽可能接近现实世界中的财税情形时，往往需要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研究人员采取设计多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主要是为了考察比较在多个影响因素变化的情况下，实验参与者对此所做出的反应。对于较为复杂的税收遵从实验来说，设计多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具有更好的适应性，我们可以通过不断调整各影响因素来对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和分析，这对于提高实验精度有很大的作用。在Friedland（1978）首次组织进行的研究偷逃税问题的实验中，就采用了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此后，在进一步检验稽查率与纳税遵从行为的研究中，McClelland　et　al（1991）通过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检验了当纳税人高估检查概率时的纳税行为以及政府服务在个人的纳税遵从决策中的影响，他们发现，由于一些实验者高估了实际较低的检查概率，所以导致所支付的实际税额高于预期效用理论预测出的理论数额。在行为财政学的各种研究中，研究者逐步考虑了各种多因素影响方面，并将各类影响因素考虑到税收实验的设计中。在现实的财税环境中，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的税收自然也成为了研究者的研究重点。由于纳税申报的主观性相对有弹性，故研究者也将心理学因素考虑到行为财政学的研究范畴中。Caroline　et　al（2001）选择了若干样本，从心理学角度去考察税收遵从的问题，利用实验数据实证得出了关于税收遵从的各类动因。而几乎在同一时期，Kirchler　et　al（2001）又将心理学作为起点，从逃税避税的影响因素出发，用问卷调查法讨论了社会对避税、逃税在道德标准和合法性方面的认可程度。Chung　et　al（2003）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了这项研究，他们调查了友好劝说中性别的不同对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一个2（男性和女性）×2（友好劝说和控制）的完全析因实验。首先，他们要求友好一组的参与者写出并且读出他们理应完全遵循的一系列理由，然后再要求两组参与者说出他们的收入和所得税情况。在这样的实验下，结果显示出了性别和友好劝说以及性别的相互影响在申报所得中的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友好劝说组中女性申报的个人所得要明显高于该组的男性申报的个人所得。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情绪，这个概念在认知科学中日益得到重视的同时也引起了研究税收遵从的学者的注意，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Murphy（2003）在对过程公平与税收遵从的研究中，就得出了情绪在过程公平中有着重要作用的结论。Cebula（2004）将美国1975－1997年间的实际数据作为基础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之后认为，公众对所得税偷逃税程度与政府不满情绪的强烈程度正相关。另一方面，Feld　＆Frey（2007）将税收遵从看作是一种心理税收的契约，在这个前提下考察了在惩罚或奖励的刺激下情绪与忠诚的相互作用。在这类研究中，情绪虽然已经被视作影响税收遵从的因素，并且分析了其对决策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情绪始终从未作为单个因素，而且情绪在遵从决策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也并未得到详细描述，而且在以情绪为主题的研究中也并未出现对税收遵从的研究。除去情绪和公平感，纳税人具有自然人及社会人所具有的很多属性，其中包括自然属性———年龄、性别及其他生理差异，也包括社会人所具有的社会知识、法律知识、纳税认知、税收道德、稽查率、价值取向、大众的认可以及税法的公平性。研究者都已经把这些因素作为影响纳税遵从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Trivede，et　al（2003）在多因素实验设计中，在控制部分特征因素的同时研究其余影响因素，通过在实验室对自愿者测试了道德推理、风险偏好和稽查率、价值取向、税制公平与否、周围纳税人所施加的影响对税收遵从的影响，在获得一手实验数据后通过协方差分析得出结论，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税收遵从决策或行为。由于宏观的税收申报数据不易获得，行为财政学的研究通常采用问卷调查或实验室方法。在此基础上，Dhami　et　al（2007）在基于前景理论的税收遵从模型中创新地使用了一种权重函数形式，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他们比较了期望效用理论模型同该模型在相同稽查率下，为了获得同样的税收遵从度所需要的罚款力度，该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前景理论模型比期望效用模型更加贴近实际情况，从而能够较好地解释人们为什么会纳税这样一个问题。同样，Bobek　＆Roberts（2007）在多因素实验设计中使用澳大利亚、新加坡和美国的纳税遵从实际情况数据检验了这三个国家中社会风尚在纳税遵从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文章运用因子分析识别出了三种不同的社会风尚结构，并发现纳税人自身及其亲近人群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公认的正确行为这两种因素可以帮助解释纳税遵从行为。他们的研究认为，这些非理性的因素可以帮助解释纳税人选择纳税遵从的动因以及为什么实际纳税遵从度要高于经济学模型中的预测水平。从此可见，多个影响因素能够最大程度地模拟真实的财政行为，从而达到研究目的。在遵从动因、稽查率和遵从水平都成为了研究的焦点后，也有学者将税收公平感与其他因素综合考虑后来考察税收遵从水平。Hanke　et　al（2010）在进行纳税遵从影响因素的实验分析时，也设计了多个影响因素，在实验中参与者需要依据不同的税率、稽查率、罚款率以及公平性来做出纳税决策。许多学者在进行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时，为了使实验更加符合实际情况，都会选择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在研究影响因素对于个人纳税遵从的作用时，有的学者仅仅设计单个影响因素的实验，而大部分学者为了使实验更加符合财税现实，往往采取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式，这样能够使实验尽可能地模拟真实的纳税状况。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对于较为复杂的税收遵从实验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可以通过不断调整一些实验要素来进行比对与分析，这对于提高实验精度也有较大作用。

二、实验对象

在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方法中，实验对象的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同的实验对象或者同一实验对象在不同时期的实验结果常常是不同的，所以在实验对象的选择方面要有严格的限定。选择合适的实验对象，不仅会简化实验，而且能够帮助研究者得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验结果。就学者们关于行为财政学的研究情况而言，在个体研究对象方面，本文将研究者所选择的实验对象分为两类，即无纳税经验的行为人和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

（一）无纳税经验的行为人

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要考察财政行为当事人（包括组织机构纳税者和自然人纳税者）和财税规则制定执行者的行为。当研究各类当事人决策过程和行为模式时，很多研究者使用了无纳税经验的参试人员。无纳税经验的行为人主要指在校本科生，在个人纳税遵从的研究中，出于对实验成本与实验可控性的考虑，以在校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是非常普遍的。利用大型税收工程软件（税收征管及稽查软件），让参试人员模拟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对企业、个人的税收申报、核查等进行实验。与针对企业的税收实验相结合，研究人员可以设计大型实验。比如将被测试者分成企业与政府两个组，利用某一大型企业的实际财务数据，分别由两个组的被测试者进行税收策划、申报、核查与征缴。实验研究人员可以对参试人员的认知进行引导，而代表政府的被测试对象则可根据税法的要求检验规避是否合法。通过税收实务的实验，能够最大程度上了解并观测财政行为当事人（包含政府决策者及纳税者）的行为模式和决策过程。Friedland（1978）首次开展了关于偷逃税的模拟实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以一些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样本量受到了较大限制，但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Alm　et　al（1992）在设计实验时，也选择了在校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就个体决策实验的精确性而言，在校学生能够与校外人员达到同样的实验效果。在研究财政学中的个体道德与行为差异对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时，也有学者在实验中同时引进有纳税经验和无纳税经验的人作为实验研究对象。Wenzel　＆Taylor（2005）在研究了税收道德的差异对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这一主题时，首先将对64名无纳税经验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将实验结果筛选比对，作为比较组（参照组），之后再对1500名有纳税人经验者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其不同的道德行为与税收遵从行为。实验对象以前是否做过类似实验也应当作为选取实验对象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参与人第一次参与税收实验时，研究人员往往能够得到更加贴近现实的实验结果。Park　et　al（2003）通过实验方法来分析韩国的税收遵从影响因素。该学者选取了一批未做过类似实验的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将实验参与人分为5个小组，每个小组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实验。McGee（2008）则为了分析比较文化差异对纳税遵从的影响，分别在美国和香港选取了一批本科学生来进行纳税遵从实验。将无纳税经验的在校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具有能够降低实验成本以及可控性高的特征，因此有许多研究者选择将无纳税经验在校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但是当实验需要参与者具有对实际纳税情况的切实了解和体会时，无纳税经验的在校本科生就不能作为合适的实验对象。因此在一些实验中，研究者选择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作为实验对象。

（二）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

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有工作经验和纳税经验的MBA学生；一类则是校外实际纳税人。如何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合适的实验对象，主要是基于实验成本的考虑以及实验对样本量的要求。选择有工作经验和纳税经验的MBA学生作为实验对象，主要是考虑到在保持较低成本的基础上，使实验参与者与实际纳税人行为更加接近。Cum－mings（2008）在调查预提条件与纳税遵从的关系时，就将一批MBA学生作为实验对象，每个实验对象具有不同的初始资本、流动资金。他在实验中所选择的实验对象就包括了一些MBA学生和有过工作经验的研究生，作者发现，与以在校本科学生相比，有过纳税经验的学生明显更加在意税后收益，而且避税的倾向也更加突出，实验所得的结果也更贴近实际纳税行为。与选择有纳税经验的MBA学生作为实验参试人员相比，也有很多研究人员选择将校外的实际纳税人作为实验研究的对象。这主要是由于，尽管选择有纳税经验的在校学生作为实验对象既能节约成本也能克服在校本科生无纳税经验的缺陷，但这样的选择依旧存在选择实验对象的范围较窄，样本容量较小等问题。因此，有许多学者在进行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时，选择将校外纳税人作为研究对象。Slemrod　et　al（2001）在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中就选取了填写过1994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纳税申报表的一些居民作为实验对象。此外，Wenzel　＆Taylor（2004）在调查澳大利亚的税收遵从情况时，选取了4500位租赁房产物主作为实验对象。另外，还有Torgler（2003）、Kirchler　et　al（2010）、Klevenet　al（2010）等在实验中也都选择有经验的纳税人作为实验对象。选择真实纳税人作为实验对象，主要是因为研究者认为这些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有直接的接触，是现实纳税过程的直接参与人，他们的行为更加具有可参考性。但这样选择实验对象同时存在着高成本、不易操作等问题，因此采用MBA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实是对两者的中和，能够实现优缺点的互补，提高实验精度。在行为财政学的实验中，大规模的实验是不可避免的，所谓大规模的实验，指实验参试者数量众多、人员结构复杂的实验。大规模的行为财政学实验，可以进一步提高实验精度。Wenzel　＆Taylor（2004）对澳大利亚的税收遵从情况所进行的调查，实验涉及的参试人员超过千名，最后的统计数据为1306名澳大利亚现籍公民，其中人员涉及面广，包括社会各阶层、各年龄层次和各层次学历教育的公民，此种具有大规模参试人员的行为财政学实验可以进一步提高实验精度，模拟更为广阔的财政税收环境，并以此研究纳税人形成道德的过程。通过大规模调查，Wenzel　＆Taylor证实了基于自我分类理论的假设，即税收道德促进税收遵从的关键是纳税人是否将社会道德内化并指导日常行为。实验对象数量的庞大也体现在财税学者们的跨国调查和实验中，跨国调查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横向比较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的纳税人的行为特征。Belkaoui（2004）横向对比了30多个国家的税收遵从度，通过实际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国际间税收遵从度与证券市场重要性程度、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竞争法的有效性呈正比。

三、实验条件

实验条件对于实验结果的精确与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就实验内部条件而言，在实验中使用高性能的计算机以及精确的模拟计算方法能够使实验更易于控制、操作和计算，对实验结果精度有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在实验过程中与外部资源的合作则能够促进实验条件的改善，实现资源共享，并提高实验的精确性。

（一）内部条件

个人纳税遵从实验的内部条件，主要是指实验室的高性能计算机使用程度以及采用的模拟计算方法，这些条件对实验精度有很大的影响。在Fried－land（1978）最初进行的税收实验研究中，由于受当时研究条件的限制，其实验只是在工作室发放问卷完成的，并不能实现很好的模拟控制。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使用合理的计算机软件，在实验结果的分析中使用高性能的计算机并且采用先进的模拟计算方法，能够节约实验时间并提高实验精度。Riedl　et　al（2001）将纳税遵从实验的场所选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CREED实验室，实验室中的数十台计算机能够实现联网，充分保证实验过程将受到较好的模拟控制。但是实验参与者的独立性没有作为考虑因素，实验允许参与者可以进行交流，这显然会影响到他人对于实验的判断和决策。Alm（2006）设计的税收实验中采用了计算机软件来决定随机稽查率，并通过电子屏展示实验参与者的阶段性实验结果。与Alm的实验类似，有的实验中会在电子屏告知实验参与者的阶段性实验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干扰参与者对于其他人的判断，参与者会自行与其他人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然后在下一阶段不断修改。这也干扰了实验参与者的独立性，会影响到实验的精度。Cummings　et　al（2008）发现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开展税收遵从实验是在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实验室进行的，他认为参与者在实验中应当是完全封闭的，于是在实验室设立了许多小隔间，而且不透露其他参与者的任何信息，完全能够实现个人空间的私密化。

（二）外部条件

实验室的内部条件固然重要，但是也不应当忽视外部资源的利用。与其他机构等外部资源的合作自然也会为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提供研究条件。有些学者会与其他学者或研究院进行合作，完善实验条件，Borck　et　al（2002）的税收实验就是在实验过程中与Fischbacher展开合作，利用其在1999年设计的一个计算机软件来运行实验程序。最终得到非常理想的实验结果。与此相比，有的学者则会通过与一些大型的税务咨询公司进行合作实验，提升实验的专业化程度和精度，Duflo　et　al（2005）的税收实验就是在H＆R公司的60个办公室中进行的，由于H＆R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税收公司，拥有全球顶级的税收咨询系统，这一点为进行税收实验提供了非常好的实验基础。另外，有一些学者则强调与其他大学实验室的交流与合作，在Cadsby　etal（2007）的实验中，有两个实验组成部分是安排在约克大学的高级实验室，有6个实验组成部分是安排在Guelph大学的普通实验室，由于不同等级实验室的实验条件存在较大区别，所以结果明显发现在约克大学的高级实验室中取得的实验成果精度更高。实验精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实验研究的结果与目的，在环境较好的、有计算机联网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往往能够很好地完成实验步骤，达成实验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实验室中是否存在干扰因素也是考察实验条件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实验允许实验参与者之间开展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干扰其他实验参与者在实验中的决策。因此，在设计税收遵从实验时，应尽量实现参与人实验空间的私密化，尽量确保参与人独立进行实验。

四、实验步骤

学者们在进行税收遵从实验时基本上采取两种方式来进行：（1）将实验分为若干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改变不同的控制因素，例如税率、稽查率和处罚率等等，从而在每个实验阶段观察不同控制因素的影响。（2）分为若干个独立实验，每个实验都在一定的税收环境下进行，最后再进行独立实验间的对比分析。根据实验目的的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设计实验步骤。

（一）分阶段实验

分阶段实验能够实现实验影响因素的动态控制，能够测试不同的影响因素对于实验的结果的影响程度，在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Coleman（1996）在调查预提条件与纳税遵从的关系时，将一批MBA学生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内部的成员将被分配至不同的税收环境来进行税收决策，通过对每个小组的考察，来分析比较不同初始资金对纳税人决策的影响。他将税收遵从实验分为以下四个部分：首先进行稽查的预先通知，这主要是测验当纳税人知道有可能被稽查之后会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其次是提高消费者服务，第三是加入纳税人信息，第四部分是重新设计表格M－1，这是为了检验纳税人发生填报错误的概率或不遵从增加的几率。Lei　et　al（2002）为了研究资本利得税的纳税遵从度，在实验中每个部分都设计有12个交易期，每个交易期都持续4分钟，在每个交易期结束时单位财产都将被赋予一定的红利。Kleven　et　al（2010）则将实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2007年的填报月份进行；另一部分则是在2008年的稽查月份进行。这些实验都充分利用了不同实验阶段，通过设计不同的影响因素，考察人们的财税行为和决策过程。研究者会在行为财政学实验的不同阶段，根据不同理论和纳税人的认知情况，人为地对被测试者释放不同的信息，从而证得行为财政学中纳税遵从方面的不同结论。Dhami　et　al（2007）从理论的角度结合行为财政学的实验方法，在累积前景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解释了预缴税款谜题，认为预缴税款能影响纳税遵从的主要原因是纳税人的损失函数并不是线性的，比起可能获得的退税收益，纳税人对损失的感受更为突出。除了风险选择框架之外，Holler（2008）也将被测试人员分组并将实验步骤分为若干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释放不同的财税信息给被测试者。其研究发现，纳税人在做出纳税遵从决策时会存在目标框架效应，税务机关可以在纳税人遵从度较高时，强调纳税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纳税人遵从度低时重点突出纳税人可能遭受的损失，用信息手段调整纳税人的预期并提高遵从程度。除了风险选择框架之外，Holler（2008）的实验研究发现，纳税人在做出纳税遵从决策时会存在目标框架效应，税务机关可以在纳税人遵从度较高时，强调纳税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纳税人遵从度低时重点突出纳税人可能遭受的损失，用信息手段调整纳税人的预期并提高遵从程度。Holler在将被测试人员分为不同的认知阶段后，发现将纳税信息以不同的表述方式传达给纳税者，可以提高税收遵从度。分阶段实验具有比较好的可控性，易于观察不同影响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程度，但是设计合理的实验阶段非常重要，实验阶段太少可能会影响到实验结果的精度，实验阶段太多则会使实验过于复杂，因此，在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中，应当根据不同的实验目的选择匹配的实验阶段。但是分阶段实验存在一种惯性效应，即前一个阶段的实验结果对于后一个阶段有着后续的影响。因此，也有学者选择将实验分成若干个独立实验。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实验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干扰的问题，能够进行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

（二）独立分组实验

将实验划分为若干个独立实验，能够很好地解决分阶段实验的惯性效应问题，因为实验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互相干扰的问题，由此能够更准确地进行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Robben（1991）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来研究预缴现象，他就采用了将实验分为若干独立实验的方法，将来自于6个国家的674个实验对象分成不同的小组，进行了10个独立的实验。实验根据国别不同来进行分组，最后进行小组间的对比分析，通过对实验进行组间控制，实验结果与前景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即处于补缴状况的纳税者表现出更多的不遵从现象。Kerschbamer（1998）在进行税收实验研究时，将实验参与人分为两个独立实验，实验中根据参与者的年龄、初始成本来进行实验分布，同时在这两个独立实验中税收环境也有较大差异（税率和稽查率都相差约5个百分点）。Slemrod　et　al（2001）在1995年调查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纳税人对于稽查率增加的反应，作者将1714名实验者按照收入和稽查率的不同分为9个小组进行独立实验，例如低收入高稽查率实验小组，低收入低稽查率实验小组，高收入高稽查率实验小组等等。另外，Riedl　et　al（2001）在研究礼品交换中的赠予税时，在实验研究中将实验对象分为公司和工人两个独立实验小组，最后进行实验小组的对比分析，这样的独立实验主要是期望能够分析针对不同的纳税对象，调整税收环境是否会造成不同的实验结果。不同的分组与相对的独立组间控制，可以使得实验发起者对实验对象的不同认知方面进行控制。在研究澳大利亚纳税人的申报行为及其态度时Ni－emirowski　et　al（2003）调查了，通过将参试人员按照不同的背景分组，并通过分组对参试人员进行同方向的认知引导（例如从基于税收的价值、信念、态度和法务知识方面引导），其研究证实了纳税人不同信念、对纳税的认知度和对法务知识的了解程度与实际的税收遵从决策之间的关联，从其关联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对某些避税行为的容忍和不遵从的意图是税收决策的两个关键因素。尽管从心理认知学的角度来看，纳税人对税务知识的了解到深刻认识是复杂及缓慢的过程，但学者们发现，通过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将纳税人的认知、纳税决策过程和最终的税收决定相联系起来。Creedyet　al（2007）所著的关于线性所得税的相关论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对于不同约束条件下怎样确定线性所得税的参数给出了非常详细讲解，为了避免过于复杂的数学推导，他给出了一个近似的算法，简化了计算过程，从而进一步提供了更好的行为财政学实验研究后的计算统计方法。行为财政学的实验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公共部门的财政预算管理为主。其目的是将公共管理部门进行财政管理的实际操作流程引入到实验室进行仿真模拟操作。目前，可以引入的仿真模拟实验包括政府预算模拟流程实验、政府采购实务操作模拟实验。每个实验还可以根据具体的实验内容细分为不同的子项目，如政府预算模拟流程实验根据政府预算的流程又细分为部门预算编制、财政收入管理系统与财政支出管理系统三个部分。部门预算编制实验模拟真实的部门预算编制流程，将被测试者分为财政部门、各个预算单位等角色，使被测试者在实践中理解和掌握部门预算的基本编制流程。财政收入管理系统能够通过系统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地方税务局、银行、国库的三方核对，有效控制税金的及时快速缴纳。而财政支出管理系统以细化的部门预算为基础，将所有财政收支全部纳入国库单一账户。这三个部分既可单独作为实验科目，又可以联系起来组成一个综合实验。实验研究人员可以将被测试者分组，赋予各组不同的财政角色，如预算组、国库组、预算单位组、政府采购组等。在实验过程中，实验研究人员可以针对不同的组分配不同的任务，使组内部工作协调起来，并通过业务的串联，使组和组之间形成业务的协作关系。一次试验完毕，被测试者可以进行角色互换，使研究人员能够获得不同组的全面的财政行为的实验结果及各类模拟。分阶段实验能够实现实验因素的动态控制，能够测试不同的实验因素对于实验的结果的影响程度，但并不是实验阶段越多越好，实验阶段应根据实验的目的来匹配。但是分阶段实验存在一种惯性效应，即前一个阶段的实验结果对于后一个阶段有着后续的影响。将实验分成若干个独立实验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实验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干扰的问题，能够进行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

五、结语

我们主要从实验方法、实验对象、实验条件以及实验步骤四个方面分析比较了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方法，从这四个方面分别对学者们在个人纳税遵从研究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进行了对比。财政学实验以理论知识为基础，理论与实验相结合。行为财政学实验的突出特点是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才能自由运用模拟软件、实施大型财政学实验项目。例如税务实验，参加实验之前参试人员必须要对税法相应的知识点熟练掌握或对纳税规则有所了解和认知，才能进行税收规划、申报等科目的实验。如果参试人员对于企业所得税的抵扣条款或个人所得税都一无所知，就不可能完成一项完整的企业税收申报或者个人所得税的申报。研究人员应在实验之前，反复强调理论知识的重要性，督促参试人员做好各项知识储备，才能达到实验的基本目的。根据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并结合我国目前纳税遵从的现况，我们认为关于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在实验中选择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我国正处于税收征管大力改革的时期，分析相关税收政策的改革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使实验更加符合实际纳税情况，能够更好地分析比较在多个影响因素下个人纳税遵从实验所取得的结果的变化，从而为我国税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在行为财政学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研究人员长时间地对纳税遵从模式所进行的分析，得出了影响纳税遵从的主要因素包括：基于自利性的影响因素，纳税遵从主体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基于道德性的影响因素，纳税遵从主体较为注重社会的评价；基于社会性的影响因素，纳税遵从主体注重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和对自身利益的有效保护，以及由此产生对税务机关的政治信任等。如此一来，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可以扩展到很多个，同时研究者还需将心理学以及个体差异等因素考虑到行为财政学实验中。

2．合理选择实验对象，扩大样本容量。实验对象是影响个人纳税遵从实验精度的重要因素，选择合理的实验对象，不仅能够很好地控制实验成本，提高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精度，也能够保证实验结果更加符合实际纳税人行为，使实验结果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研究人员在对行为财政学的研究中，难免会随机邀请不同专业背景的实验人员，差异化安排实验内容。财政学中的税收遵从是所有公民的必修课，但每个个体所认知的内容的多少和程度的深浅是有差异的。研究人员可以利用和针对这一现象，对不同的参试人员进行考察，根据其不同的认知结构，设计不同的实验方案，以验证和考察所需要的行为财政学结论和观点。比如认知结构不清晰和认知程度不深的参试人员，所了解的财政学或税收的内容原本就少，在上机实验环节就可以少安排一些综合性的实验，只安排一些基本的实验项目。而对财务、会计和财政学了解较专业的参试人员，可以被直接安排参与和税收相关的实验，他们的上机实验就可以增加复杂度或难度，以验证更为复杂和全面的行为财政学观点。对于大规模的行为财政学实验，可以采用分组形式进行的实验项目，应将单个学生的考核与小组的考核相结合，以全面考核参试人员的认知过程和决策程序。实验考核可以将研究实验问卷的结果与在填写问卷或在税收游戏答题时的决策过程想结合，主要根据参试人员的综合表现或状态来确定，如参与情况（心理变化、认知后的情绪变化等）、个人能力（如财税知识的应用能力、对其他人员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等）、实际结果的情况等综合评判。综合后的实验结果评判也从单一的由单向打分制，转变为多维度的全面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3．内部实验条件与外部实验条件有机结合。实验条件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精度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进行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时，应当尽量保证参与人实验空间的私密化，保证参与人不受外界影响的条件下进行实验。另外，在对实验结果进行处理时，应当采用更精确的计算方法和处理手段，确保结果的精确性。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财政学的实验环境非常优越。近年来，通过装备先进的计算机和网络设备，实现了从传统手工操作、沙盘模拟一跃跨入先进的计算机模拟，网络化管理的CAI环境。如今80％的实验项目可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和操作，60％的项目在互联网或局域网环境下进行，传统的技术实验也可以由挂图、教师手把手、面对面的辅导方式，转向多媒体、电子幻灯、视频以及电子教室系统实现的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方式。先进的技术使实验内容的广度深度从量到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验效果和质量都会有明显的提高。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的行为财政学研究人员可以进一步运用现代化实验手段，采用多元化的实验模式。除了采用传统实验室方式让参试人员被动认知和现场指导外，还可以大力采用电子计算机化的实验手段，一方面，利用多媒体技术、投影技术制作多种财税认知课件，增强参试人员主观认知的能动性，利用这种方法可及时补充相关学科最新发展的新信息等等，增强实验的信息量；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网络辅助实验平台，向广大参试人员提供该实验的课件、实验网络资源、设计实验及答疑讨论区等内容。参试者可以从中下载获取该实验对应部分的教学资料、实验数据等。答疑区可以使参试者克服羞涩，促使其主动、大胆地暴露自己最真实的财税行为（在讨论区还由实验研究人员担当主持），由参试者进行自由的讨论与交流。

第12篇

海洋是富饶的资源宝库。也是地球上生命的摇篮和支持系统，人类是从生存在海洋中的有机物，经过千百万年的发展，逐渐演变而来的。从那时起，人类就没离开过海洋。可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越来越认识到海洋对人类的重要价值，并且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逐渐地把这种认识转化为生产活动。到目前为止，人类对海洋的利用活动可分为如下几种:1.航海活动;2.水产养殖及捕捞活动;3.国防与行政管理活动，4.海底资源的开发活动;5.环境保护等。上述活动从产业的角度讲，可作如下种类的划分;

第一，按产业属性划分，可分为:海洋第一产业，指海洋水产，包括海洋种殖业、海水养殖业和捕捞业;海洋第二产业，指海、海水淡化、海洋油气、采矿、矿砂、海洋能利用、海洋建筑业、海洋食品加工和海洋药物产业等。海洋第三产业，指与海洋开发有关的流通、服务部分，包括海洋运输、海底仓储、滨海旅游、海洋信息业;海洋服务业(如预警预报、环境监测、防灾救灾、教育科技、技术推广服务、海底考古、海洋文化业等)。

第二，按海洋产业的形成时间划分，又可分为:传统海洋产业(如海洋捕捞、海洋运输、海洋盐业等)，新兴产业(海洋油气、海水养殖、滨海旅游等);未来产业(如海水化工、海水淡化、海洋能利用、海底采矿、海洋药物、海底建筑、海底仓储业等).

除上述主要生产活动外，还有非生产活动的海上科学考查、国防及海上秩序的维持活动.为规范人类的海上活动，调整由该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关系，沿海国家都制定了完备的海法体系。所谓的海法，是指规范人类从事海域活动，并调整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由于海洋为连续不断的水域，人类在其领域内的活动自然会超出一国的范围，所以各国往往采取协调的行动，制定并实施统一的海法规范。因此，各国的海法体系均由国内海法和国际海法两部分构成。关于海法，可从如下不同的角度作不同的分类:

(一)国际海法与国内海法

按海法的适用范围，可分为国际海法与国内海法.国际海法为规范国际社会中有关海域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指海洋法).国内海法，是指一国以内有关规范海域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海事公法与海事私法

就其调整对象，可分为海事公法与海事私法。海事公法，为调整国家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海事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通常称为海事行政法或海运行政法;海事私法，是指调整私人间海事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通常称为海商法.在海法形成的初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海上运输多为国内运输，海事公法和海事私法多呈国内法，随着船舶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及海上交通的发达，海上交往日益频繁，海法中的国际性规则日渐增多。即所谓海法的国际化倾向.以至于出现了包含公法和私法内容的国际海法和包含公法和私法内容的国内海法。

20世纪中叶，因经济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社会安全和环境保护思想渐处于主导地位。海法中的海事行政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中主要为两个方面，一为海上交通安全方面的立法一为船员福利及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此外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的立法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海事行政法，是指规范相对人的海域活动，调整海事行政机关在行使其职权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海事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中包括海运行政法、渔业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法等。其中海运行政法为主要内容，所以，国内在很多场合多使用海运行政法这一概念，则不使用海事行政法这一概念.所谓的海运行政法.是指规范相对人的海上运输行为及与海上运输有关的行为，调整国家海运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海运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为了明确海事行政法在海法体索中的法律地位，本文将海法的结构以下图的形式予以表示:

二、海事行政法的特点

抽象出某一学科领域各组成部分的共性，是该学科体系建立的理论荃础，本文的第二部分对海事行政法的特点予以阐述.海事行政法是行政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备一般行政法的特点.但同时又有其独有的特点.其特点是:

(一)海事行政法无统一的法典.虽然行政法无统一的法典，但并不排除某些部门行政法或其子部门法已有统一的法典，如土地法、环保法、森林法等都有统一的法典.海事行政法虽为行政法的一个分支，但无统一的法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事行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广泛而复杂，各种社会关系都有自己的特点，管理对象专业性、技术性较强，难以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典.所以该法是由各个单行的规范性文们拒斤构成的。如海上交通安全法、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航道条例等.

(二)海事行政法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每一种行政管理活动都有自己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但海事行政管理活动与其他行政管理活动相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因而，海事行政法中存在着大量的技术性规范，许多法律规范是国家对技术规范的确认。如船舶建造、吨位丈量、检验等方面的法律.都是以技术规范为主要内容的，违反这些规范就构成违法，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三)海事行政法的稳定性较差。海事行政法的稳定性欠佳，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即有我国整个国家法制发展水平方面的原因，也有立法者对海上事业的重视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原因，具体为:其一，海事行政法的表现形式绝大多数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同时也包括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效力等级较低，其制定程序相对简单快捷，因而，其废除和修改频率也较高;其二，海事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本身具有变化较快的特点，与其相适应，海事行政法自然就变化较快、稳定性较差.虽然行政法都具有这一特点，但海事行政法在这方面的特点尤为突出。

(四)海事行政法的内容具有国际性.海事行政管理关系中的相对人是以海上为主要活动舞台的，而海洋在地理上的相通性和其法律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本国相对人的活动领域会超出一国的管辖范围，外国的公民或法人也会成为我国行政管理关系的相对人。因此，规范这种行政相对人的海事行政法律规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谋求一致，这种内在的要求表现在法律内容上，就是海事行政法律规范包含许多国际规则，表现在形式上就是海事行政法不仅包括国内的法律、法规、规章，还包括国际条约。既使国内法也要考虑国际条约的内容，力求作到与国际相接轨。

(五)海事行政法的政策性较强。从法理的角度分析，法要体现政策的精神，但海事行政法与其他部门行政法相比，具有更强的政策性。许多法律制度都直接来源于政策.如造船方面的政府补贴、船舶登记的条件、海域的管理和开发等都要体现一国的海事政策.这是由于海洋这一法律关系的客体，涉及到一国的国家，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密切相关。因此，海运、海域使用、海上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都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转

综上，本文对海事行政法的学科体系及其特点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在我国，由于行政法学科的研究起步较晚，作为其分支学科的海事行政法更是鲜于研究，本文只是对其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文中的观点难免浅陋，论述也可能有欠周延，希文章的发表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13篇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证券市场;投资方法

1行为金融学理论

行为金融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综合现代金融理论，它是金融经济学家在研究金融市场“特异性”过程中形成、完善并把人的有限理性引入其中的理论体系。它从微观个体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心理、社会动因来研究、解释和预测资本市场的现象和问题，本质上，行为金融是深入研究被标准金融理论忽略的决策黑箱，它把投资决策看成是投资者在一种心理上计量风险与收益并进行决策的过程，是经济行为科学化研究方法的一种价值分析回归。长期以来，传统金融理论是以投资者理性、市场完善、投资者效用最大化等作为假定前提，认为证券市场的价格不仅是理性的，而且包含了所有市场信息。

行为金融学和传统金融学主要存在以下区别:

2对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偏差的分析

2.1过度反应

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研究最早是由德邦特和撒勒(1985)进行的，他们发现投资者对于近期的好消息倾向于过度反应，致使股票价格超过其内在价值。

中国股票市场不仅波动幅度大，而且波动的频率也相当高。股市的剧烈波动导致了投资者的过度交易与市场投机心理，而市场浓烈的投机氛围则反过来会推进股价波动幅度与频率。因此，中国股市的频繁大幅度波动性从侧面反映了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过度投机行为。

2.2处置效应

斯特曼和谢弗林研究发现，处置效应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投资者认知偏差，表现为投资者对投资赢利的“确定性心理”和对亏损的“损失厌恶心理”，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急于卖出赢利的股票，轻易不愿卖出亏损股票的现象等。实际上，处置效应正是前景理论的应用，因为赢者呈现给投资者的是盈利前景，投资者此时倾向于接受确定性结果，而输者呈现给投资者的是损失前景，投资者此时倾向于冒险，于是投资者持有已套牢股票更长时间，持有已获利股票较短时间。

我们认为处置效应反映了投资者回避实现损失的倾向，在很多情况下，处置效应主要是受到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会削弱投资者对投资风险和股票未来收益状况的客观判断，非理性地长期持有一些失去基本因素的股票，使得投资者盈少亏多。

2.3噪音交易

行为金融学家对噪音交易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噪音交易者和短期性投资者存在的市场中，交易者都拥有自己的信息。在他拥有的信息集合中，利用其中某一信息的投资者越多，他就越可能利用该信息获利，这些信息可能是与基础价值有关的信息，也可能是与基础价值毫无关系的噪音，这就是所谓的信息聚集正溢出效应。而这一效应可能使努力获取新信息的交易者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不利于信息搜集与资源配置。

中国股市中噪音交易者太多，1999年纽约交易所的年平均换手率在20%—50%之间，而1998年—2000年我国沪深股市流通股的年平均换手率分别是395%、388%和477%，噪音交易太多导致股票市场系统风险所占比例太高，同时总风险太大。平均而言，沪深股市系统风险占总风险的比例为39%，这一数字显著高于美国、英国、香港等成熟股市。

2.4羊群行为

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并模仿他人的决策。行为金融学家从人类的从众心理、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有限理性等角度来探讨其内生机制。在股票市场上的羊群行为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两种:(1)基于信息的羊群行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金融理论的一个前提假设，但事实上，即使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投资者的决策往往不完全是依据已有的信息，而是依据对其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的判断来进行决策。这样就形成了羊群行为。我国证券市场中存在的大量的“跟风”、“跟庄”的投资行为就是典型的羊群行为。(2)基于名誉与基于报酬的羊群行为。这种现象在基金经理中相当普遍，由于雇主不了解基金经理的能力，同时基金经理也不了解自己的投资能力，为了避免因投资失误而出现的名誉风险和自己的报酬，基金经理有模仿其他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动机。如果许多基金经理都采取同样的行动，羊群行为就发生了。我们股市中投资基金投资风格雷同显示出羊群效应的普遍存在。

3基于行为金融学的投资方法及其在我国的应用

3.1反向投资策略

反向投资策略是行为金融理论针对羊群行为而产生的一种积极的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当庞大的个人投资者群体的联动推进投机性正向及负向泡沫放大时，基金经理可以利用能预期的股市价格反转，采取相反投资策略进行套利交易。行为金融理论认为反向投资策略是对股市过度反应的一种纠正。

由于市场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基金经理不但需要良好的洞察力和应变力，更需要直面市场以及同业压力的勇气。基金经理在投资理念中融入行为金融的投资理念，一方面防止自身的羊群行为，一方面利用大多数投资者的行为偏差对市场整体走向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并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出基金经理们的投资运作水平。

3.2利用行为偏差策略

行为金融学认为市场是非有效或不完全有效的，由于投资者受经验法则的谬误和情绪因素的影响，将会导致证券的市场价格偏离理论价格。通过发现这些偏差，买入低估的股票，卖出高估的股票，可以获得超额的收益。例如，根据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市场中的投资主体可能会对市场中的信息反应迟缓，在利好消息造成某种证券价格上涨后，这种上涨的趋势就有可能会持续一定的时间。因此，买入价格开始上涨的证券，卖出价格开始下跌的证券的惯易策略就成为基金经理可以选择的投资策略。惯易策略是首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股市收益和交易量满足过滤准则就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行为金融定义的惯易策略源于对股市中间收益延续性的研究。Jegadeeshkg和Titman(1993)发现，资产股票组合的中间收益呈连续性，即中间价格具有向某一方向连续的动态效应。事实上，美国价值线排名就是惯易策略利用的例证。基金经理只有对投资者的心理，对市场延迟反应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以及证券价格变动的趋势和持续时间有深刻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才能在合适的时机买入和卖出证券。此时，对于投资者大众心理的研究和把握就成为优秀的投资基金经理必备的一项能力。

3.3投资组合策略

行为金融学认为，证券市场并不是有效的(一般指半强势有效)。这就意味着传统的证券组合投资理论中，“在有效市场中，投资者不可能获得与其所承担风险不对称的额外收益”的提法在实践中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通过选择合适的组合投资策略，投资者将可能获得额外收益。

3.4购买并持有策略

个人或者机构投资与股票应执行几种能帮助控制认识错误和心理障碍的安全措施。控制这些心理障碍的关键方法是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都要实施一种严格的交易策略——“购买并持有”策略。投资者在为组合购入一支股票时，应详细记录购买理由，而且要指定一定的标准以利于进行投资决策。长期采取“购买并持有”策略，通常业绩将超过高周转率的短期交易策略。

3.5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

行为金融理论下的投资者应该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超前的信息优势，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二是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三是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资者受传统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而降低。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进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大的收益。

4结语

行为金融学虽然在国外产生并发展起来，但由于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许多规章制度都不完善，基本上是个无效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进行研究，要结合中国的自身特点加以发展和利用，探索出适合中国广大股民投资行为、投资策略，以更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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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胜刚，刘昊拓.金融噪声交易理论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挑战[J].经济学动态，2001，(05).

第14篇

本文针对目前高中学生天真烂漫，思维活跃，思想激进，追求时尚的特点。根据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广大学生爱好上网这一特点，提出充分发挥网络的正导向作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班级舆论。提出了“学生为主，教师引导，家长参与，网络纽带，焦点主题，展开讨论”的做法。并作了一些初步尝试探索，取得了一定效果。

[关键词]

网络 班级舆论 正导向作用 论坛 留言板

一．提出问题

1．中学生中上网人数的比重不断上升，随着电脑网络技术的发展，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关于互联网对青少年影响的报道很多，一时间人们谈网络色变，许多家长根本不让学生上网。其实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科技是把双刃剑，对于网络，我们应发挥其正导向作用，尽量克服其负面的影响。而不能一叶障目，因噎废食。我们认为可以疏导为主，运用互联网这一手段来为教育服务。

2．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形成了正确的班级舆论。青年学生接受事物的能力强，模仿能力强，思维活跃，追求时尚。我现在带的文科班学生更是思想激进、天真浪漫，还有少数同学盲目追星。如何让学生更健康的成长呢，在自我教育中成长，方为上策。而正确的班级舆论对于学生的自我教育是非常关键的。让班级舆论制约不规范的行为，有时比教师的苦口婆心更为有效，让班级舆论弘扬正气比教师的简单表扬更具影响力。

正确班级舆论的形成，运用互联网技术将如虎添翼。因为网络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二．网络教育具有的特点

公平性。在网络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都是可以平等交流的。这也正是网络的迷人之处。在互联网上，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亲师之间平等交流，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开放性。互联网上是开放的，因此网络使得利用时空范围大大拓展。

共享性，网络教育资源是可以共享。在网络上，同学们的精彩论点大家可以共同分享，智慧的火花会在交流中得以碰撞。

即时性。反映快。这使得网络成为影响人们生活最大的媒体之一。

三．班级舆论对于班级建设的意义

（一）班级舆论与班风建设意义重大。如果班风不好，歪风邪气上升，学习气氛不浓，班级里没有正确的舆论，也会对好学生造成压力，使一些意志薄弱者随波逐流。所以，教师要十分重视良好班集体的建设，致力于班级优良班风和正确舆论形成。形成正确的强势舆论。正确的班级舆论对于违背纪律、不良道德行为有巨大的约束力。有道貌岸然是众怒难犯。人们都怕舆论压力，这种惧怕感是一股自我教育力量。所以教师不但要致力正确的班风建设，还要善于运用舆论力量的威慑作用。

四． 网络形式

（一）网站形式。首先确定网站主题，如召开班会讨论主题：首先确立，家园的名称：“奋发向上高一（七）”。

（二）网上论坛。选定话题，正确引导，家长交流参与讨论，老师与学生和父母心连心，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奇迹不能创造。

（三）留言板。可以通过校友录等的留言板。充分发挥留言板的作用。

五．操作步骤

1．提出论题。一个好的论题，对于正确班级舆论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抓住时机，针对同学们关注关心的问题，确立主题。

如确立为文科班后，同学们念念不舍，确定了另一个话题，“永远的高一（七）”，大家还在网上相约，相互鼓励，不断进取。高二（文）科班，我又建了一个新的网站定为，走向成熟高二（七）。现也交由学生轮流主持。同学们也没有因制作这些耽搁时间而影响成绩，相反，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奋发向上。高三已经来临，时间紧，同学们一致确立班级主页的主题为“追星赶月高三（七）”。

2．发动组织。利用班会等作好动员工作，尤其希望代表正确舆论的一方作出自己好发言。

3．学生舆论。学生的参与程度是成功关键，只有学生的充分参与，让学生感到以理服人，让整个班级形成正确的舆论。针对文科班有部分学生追求打扮，追求时尚，我提出让同学们讨论，什么是中学生所需追求的时尚。让学生、家长、教师都参加，以理服人，形成共识：青年学生应拒绝成人化的时尚。

4．家长支持。只有争取家长的支持，让学校与家庭形成合力，让学生在更为理想的环境中成长。家长都是关心自己的孩子。

5．教师总结。每一活动最好都要有教师总结。只要认真总结，让每一活动都既开花又结果。教师通过参与学生的讨论，在思索的海洋上领航，使学生沿着正确的航向，顺利地驶向理想的彼岸。

六．注意的问题

学生为主，教师引导，家长参加，以学生为中心，以网络为纽带，以焦点为论题，展开讨论。防止“德西效应”出现。

第15篇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取2015年4月至2015年10月收住我院重症医学科患者50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所有患者病情均符合重症医学科收治条件。对照组25例，男15例，女10例，年龄45～73岁，平均年龄（50.5±10.4）岁；脑血管意外患者20例，普外科术后患者28例；观察组25例，男18例，女7例，年龄44～74岁，平均年龄（52.5±10.2）岁；脑卒中患者21例，脑血管患者27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研究方法

1.2.1对照组：采用重症医学科常规护理。

1.2.2观察组：在采用重症医学科常规护理同时，给予人性化护理，人性化护理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2.2.1对患者进行人性化服务首先，护理工作者要亲切称呼每位患者，对入住重症医学科的患者，护理人员应在2小时内，对患者进行自我介绍，同时向患者介绍管床医生及责任护士，让患者了解相关医务人员，让患者充分获得安全感及信任感，为进一步沟通奠定良好基础。对患者进行人性化服务，要求护理工作者以公正的态度、客观的语言，亲切和蔼的医德医风，耐心、细心、热心的解答患者提出的问题，避免出现重大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

1.2.2.2实施护士长负责制及弹性倒班制对于工作在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而言，护理工作具有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繁琐等特点，重症医学科护理工作更是如此，同时，重症医学科还具有患者病情危重、需要较细致的为患者护理等特点，因此在临床工作中，我院采取护士长负责制和弹性倒班制结合，在充分保证医疗护理安全性的同时，让护理人员有较充足的休息时间。我院重症医学科在科主任和护士长的领导下，在护理工作中配备一、二、三级护士负责制。一级护士由科室护士长担任；重症医学科内建立2到3个护理小组，护理组长由主管护士和高年资护士组成，由护理组长构成二级护士组成，负责主管本组护理质量，指导低年资护士开展工作。三级护士由低年资护士组成，每个小组由3～5个护士，由护理组长领导开展工作。所有护士均需按时上下班，由护士长统一安排管理，护理组长配合工作。同时，由护士长制定相应工作规则，统一安排工作。在保证护理工作规范化、秩序化的同时，保证为患者提供高质量、人性化的护理服务。

1.2.2.3安排轮休制度充分保证护士休息时间护士工作强度大、工作任务繁重，为保证护士休息时间，应充分考虑护士个人需求，安排轮休制在保证护理工作者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外，有时间可以进行进一步自我提高，强化业务水平。

1.3统计方法

采用SPSS14.7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采用t检验，率的比较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我院重症医学科为患者进行治疗，在开展人性化护理后，观察组对整体护理满意度明显提高，比对照组满意度有大幅度提高。经问卷调查，观察组总体满意度为100%，对照组满意度为92%。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的比较，见表1。

3.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