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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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研究型学习；模式；《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戏剧经典阅读讨论的缺失

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更愿意接受新媒体的新艺术，导致许多国学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戏剧受到冷遇。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关于戏剧部分包括元杂剧、南戏、明清杂剧与传奇往往介绍得简而又简，而且将其类等于小说作品进行赏析，了解其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特点、艺术成就即可，忽略了结合戏剧本身的特点通过经典阅读讨论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完全不读作品

由于课时紧，教师课堂教学中对中国古代戏剧的介绍总是非常简略。除了元杂剧中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明清传奇《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是重点讲授的，白朴的《梧桐雨》《墙头马上》、马致远的《汉宫秋》、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徐渭的《四声猿》等是稍作简介，其余的元代南北方戏剧圈作家作品、明代宫廷作家作品、清代花部雅部等作品顶多在课件中列一张表，只要求学生知道剧作家姓名、主人公名字、故事大概内容，除非学生非常感兴趣或是作为论文研究对象才会阅读作品全本。

（二）只读宾白，不读曲辞

对于重点讲授的作品，教师会要求学生阅读剧作原著，课堂上分析作品的思想、人物和艺术特点的时候结合具体文本进行例证，实现师生交流的效果。但由于戏曲的曲辞多用典雅或质朴的文言，这些对现在的学生来说都不易理解，参考注释则很麻烦，甚至仍一知半解，他们只选宾白跳着看，大致了解故事情节而已。但人物丰富复杂细腻的心理感受和变化在剧作中都通过曲辞进行抒发，剧作的辞采及精湛的语言韵律和运用技巧也都通过曲辞进行表现。因此，只读宾白不读曲辞无法全面认识戏剧文学的伟大成就。

（三）流于文本表层，缺乏整体文化的感知

对作品的大致浏览，只是了解了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稍进一步能理解戏剧中所弘扬的时代精神和道德价值观念，但缺乏对戏剧整体文化的感知。戏剧的主要特征包括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这些特征，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构成了独特的戏剧观，使中国戏曲在世界戏曲文化的大舞台上闪耀着它的独特的艺术光辉。”阅读和讨论经典戏剧作品对培育学生高雅的艺术审美趣味，提升文化品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戏剧经典阅读讨论在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改革中的实施

高校古代文学课程如果要充分利用戏剧文学的教学环节提高学生对不同历史时期时代精神和文化思潮的理解，以丰富的想象能力拓展创新思维和提升艺术审美能力，应该重视经典戏剧作品的阅读讨论，并在实施过程中注意以下几点：

（一）结合注释，通读作品，完全理解文本内容

经典阅读讨论的首要任务是通读作品。元明清时期的戏剧剧本，年代越前，语言越是艰深，学生应该选择有注释的版本进行阅读，包括宾白和曲辞。理解和积累不同戏剧剧本中涉及的不同朝代的语汇、典故、民俗、时令、物品工艺等知识，能更全面了解人物活动的环境、戏剧冲突的缘由，进而准确深入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

（二）通过现场或视频观看戏剧演出，加强艺术的形象感受

在准确而全面阅读剧作文本的基础上，可以选择优秀的戏剧演出作品来加深对文本的印象。例如，在讲授元杂剧王实甫的《西厢记》时，可以让学生观看越剧《西厢记》的表演视频，如果课堂时间有限，可以选取其中的重点部分《赖简》一出，让学生在越剧柔婉回旋的声腔中体会王西厢“花娇月媚”的语言特色，形象地观看到崔莺莺的“假意儿”、张生的“志诚种”、红娘的“机智”的形象特点。在讲授明代传奇汤显祖的《牡丹亭》时，介绍学生观看青春版昆剧《牡丹亭》的视频很有裨益。青春版《牡丹亭》思想主旨鲜明、叙事主线清晰集中，能帮助学生更准确地理解在明代心学左派思潮影响下的情理之争的思想价值；伴着昆曲缠绵婉转、柔曼悠远的行腔，能让学生充分欣赏作品中的曲辞，尤其《惊梦》一出中【绕池游】【皂罗袍】等的清丽柔婉、细腻抒情，舞台上音乐直接诉诸听觉的呈现，使戏曲语言所传达的诗意更加真切直观。以戏剧文学名著为底本的戏剧表演，以其鲜明生动的艺术表现形式凝聚了国学精华，通过现场或视频观看演出能够激发学生对戏剧的兴趣和加强艺术的形象感受，对接受和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三）以重点内容的话题讨论完成对作品整体文化内涵的认知

学生对经典原著文本进行认真阅读以及观看戏剧演出后有了身临其境般直观感受之后，对作品整体文化的认知还应以重点内容的话题讨论来进一步深化。教师可以围绕作品思想主旨、人物形象、艺术表现方法、语言风格特点、发展影响等方面设置典型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带着问题，再次回到经典原著认真梳爬剔抉、前后观照、突出重点地理解作品，通过讨论辨析找到问题的合理答案，完成对作品正确而全面的掌握。

三、戏剧经典阅读讨论对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在已经认识到课程教学存在不足的现实面前，经过思考和探讨，也能大致明确改革的方向和实施方法，但想要达到预期效果，还得看到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的应对办法，才能达成所愿。

（一）课程总课时少，需合理规划戏剧经典阅读讨论的课时安排

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文学课程一般学年，总共204/272课时，但从先秦到清代，文学史的内容那么庞博，在教学中这些课时仍然显得紧；而在历代作品中，戏剧相对于诗词文而言毕竟没有那么重要，但在元明清文学部分，因戏剧已达成熟繁荣阶段，成为该时期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或重要文学现象，则应适当增加课时，并通过经典阅读和讨论重点掌握。

（二）学生不够重视，教师对戏剧经典阅读讨论的各个环节要加强督促

由于语言的艰涩、形式的陌生、考查比重较低，学生往往不能按要求完成戏剧作品的阅读。教师应该提前给学生列出元明清时期重要的戏剧文学作品篇目，课前完成阅读，有条件的可以观看相应作品的现场或视频演出；课堂上教师围绕教学重难点设置一二个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教师给予引导和明确；课后以小组为单位将课堂讨论的情况作总结，还可通过网络查找相关资料加以补充，汇总后以作业形式交给教师进行评阅；期末考核出题时，应在论述题或分析题中占适当分值考查学生对戏剧作品的理解和掌握。

第2篇

21世纪，全球性的跨文化交流和互动日趋频繁，在不同社会和文化领域产生影响。在国际戏剧界，跨文化戏剧的演出活动成为一种潮流，而且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新格局。跨文化戏剧在双(多)语、跨文化改编、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全球演出市场、流行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有意义的尝试和创新，给戏剧理论、演出实践和戏剧教育带来新颖的视角和丰富的经验。目前，国际戏剧学界尚未就跨文化戏剧的定义和理论框架达成共识，相关争论一直存在，而且不同派别的观点分歧越来越大。在这个背景下，南京大学于2010年10月22－24日举办“跨文化戏剧：东方与西方”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德国、挪威以及我国国内和台湾省的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南京大学就跨文化戏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主要议题包括：跨文化戏剧的理论探索，西方戏剧在中国和亚洲的改编和演出，西方的跨文化戏剧演出，比较戏剧，戏剧翻译，表演与表演性等。该研讨会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中心和中国一北欧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

本次国际会议的讨论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跨文化戏剧的理论建构。德国戏剧理论家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Erika Fischer－Lichte)在她的发言《现代化：在表演中交织文化》中，质疑“跨文化戏剧”概念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她认为，“跨文化戏剧”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即认为我们可以辨认不同表演元素的文化根源，可以区分不同的文化，从而将文化看作是单一的和自足的。而在她看来，文化间的差异是不同定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变化的，相互包容的。因此她建议以“文化交织”来取代“跨文化”。通过追溯现代戏剧在两方与东方的发展历史，她认为不同表演文化的交织构成20世纪戏剧现代化的主线，并指出表演文化的交织将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戏剧舞台上有更好的发展。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孙惠柱教授的发言《布莱希特戏剧的跨文化实践与诠释》从对布莱希特有关“间离效果”的戏剧理论与中国戏曲的关系的批评出发，以他2005年在新加坡执导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为例，探讨跨文化戏剧的改编策略和本土表演文化的继承。在谈及跨文化戏剧的理论问题上，孙惠柱赞同理查德・谢克纳的观点，将东西方戏剧的改编演出、戏剧作品中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挪用都统称为“跨文化戏剧”。南京大学何成洲的发言《跨文化戏剧改编及演出的理论阐释》以琳达・哈钦等人的改编理论为出发点，强调跨文化戏剧的改编者、导演、演员与观众的互动、剧场空间等议题的重要性，提出跨文化戏剧改编是一个创造性的行为，改编的过程是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语境影响和改编者的个人选择合力作用下的产物。他从话语转换、剧场符号和戏剧观念这三个方面阐述了跨文化戏剧的理论建构。

其次，中外改编和演出的个案研究。俞湾大学彭镜禧以他与陈芳教授将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移植为豫剧《约／求》的改编实践为例，探讨了跨文化戏剧改编过程中的主题及审美挪移问题。台湾大学朱静美介绍了台湾导演吴兴国根据《李尔王》改编演出的独角京剧《李尔在此》，该剧运用后现代剧场手法，颠覆了莎剧文本和戏曲传统。南京大学张瑛从面具表演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影片《夜宴》对莎剧《哈姆雷特》的跨媒介改编。台湾交通大学段馨君以名导演罗伯特・威尔逊与台湾京剧演员魏海敏合作改编的弗吉利亚・伍尔芙名作《欧兰朵》(Orlando)、张艺谋导演的普契尼歌剧《图兰朵》(Tu-randot)为例，探讨跨文化戏剧的“混杂性”等特征。美国匹兹堡大学卡利兹(Katherine Carlitz)介绍了她和同事将粤剧经典名剧《帝女花》首次译为英文的经历，同时比较了《帝女花》与昆曲名剧《牡丹亭》在美国上演的情况：《牡丹亭》美国舞台上已先后多次演出，而粤剧《帝女花》则鲜为人知。随后，她从这两部戏剧的文化内涵探讨它们在美国接受差异的原因。湖南科技大学凌建娥讨论了近期中国舞台上的两台戏曲改编演出：汀苏省昆剧院的多媒体版《牡丹亭》和杭州越剧院的易卜生戏剧《海上夫人》，比较这两部跨文化戏剧的改编策略以及观众的接受。

第3篇

对于使用数据的动机，除了对数据对象主体的认知识别之外，还有要对数据呈现的显性和隐性规律进行发现，从自然语言上看，脑力活动对数据处理的第一步就是降低数据间的差异化，进行熵减的分析行为。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对于哲学本质的界定都属无法言说之物，应用到数据分析领域，数据存在一种由内而外的泛化惯性，不断对原有数据形成新的描述，造成数据阵营的扩张，而其信息主体则是稳定的，对描述性数据和活动数据存在吸附力，属于无法言说的本质最边缘。立足于这种思想观点，我们可以认为貌似松散无序的数据间存在一种牢固的血缘数据关系，因为所有数据都是基于信息主体泛化出的描述性和活动性数据，而这种熵减的动作其表现形式可以等同于对数据血缘关系的向上追溯，技术上则表现为一种寻找最大扇出的上层。这样，熵减的技术实现就是通过建立血缘关系而去寻找最大扇出的上层，这种分析法易于在数据发现应用中，通过检索建立模糊入口点去组织发现数据，其与扇出或扇入点的血缘关系越近，入口点对其的吸附力越强、权重越高。但这样会出现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通过活动在最外界的数据从体量上看相当可观，由外到内追溯扇出上层的劳动比较沉重，从而会理所当然地采取抽样的方式进行，此项活动的进行必须假定数据世界观上层的有限集合认定上，坚信必定会将血缘关系归集到某几个关键数据表达之上，这样才会使本项活动的实施行为具备基本的意义和价值。从效果上看，对数据进行熵减有利于我们甄别数据关系隐含的内在规律，也有利于我们建立具有良好适应性的数据生态模型，为更好地认识和利用数据打下基础。可以合理畅想一下，当我们就一个焦点议题开展讨论后，熵减让我们迅速聚焦到议题的内核，甚至直面议题背后隐含的现象实质，不必纠缠于不必要的信息干扰，对讨论内核进行强化呈现，智力活动所崇尚的方式也可以在计算活动中得以体现。熵减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对某一类数据分析所采取的手段，而是对数据认识的宏观行为，其在计算领域内的呈现方式，与我们对事物自然认知而采取的抽象和引申别无二致，如此深入下来，对熵减策略的研究更重要于对熵减活动的归纳，通过对策略模型的推演，可以有效地发挥机器学习的能力，如果在策略模型的研究上实施开展，将会极大降低加工难度。

2建立标签关系的反向工程

当我们框定了熵减的方法体系后，在数据间建立血缘关系则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数据生长动力呈现由内而外的泛化驱动，但是本身这种泛化在信息化过程中很多是无组织的行为，缺少逻辑上预先定义，所以数据生成后，大量的数据关系被衰减掉，从正向渠道难以对数据关系建立血缘，工程极其浩瀚复杂。由于血缘关系无法完全在数据生长中自然形成，正向人工干预又存在操作难度，所以反其道而行之则是唯一通道。数据加工的反向性，优势首先体现在由微观到宏观的加工难度大幅下降，因为其工作处于抽象的最底层，使采用众包模式加工成为可能。其次，这种加工模式，可以在有效建立一种数据关系的闭环管理的同时，不会抑制数据生长的空间和速率，不会因加工效率低而凝固数据资产化的进程。在反向加工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标签联结数据关系，这时候我们要关注标签的质量和复用度，由于标签定义存在难度，所以要松绑标签定义来促成数据加工的快速实施，解决的重点则迁移到标签在后期管理中的智能化上。首先，可以通过标签在关系联结中的重复出现进行跟踪，识别是标签二义性还是加工者的活动差异。活动差异标签最基本的处理方法是进行聚合，形成知识归纳；二义标签则需要改进表达。其次，依赖血缘关系建立可视化图谱，从数据结构工程里可以有效识别关系路径的黏合点，即发现重复路径中出现的一个以上的标签，消除由知识结构差异造成的人为误会，对标签进行合并。这样，通过标签的智能化后期管理就可以将加工难度上移，建立分层加工的工厂模式。这种加工存在基本准则，并要建立基本的衡量尺度来保证标签有效性，加工工艺可以从标签质量、使用度、命中率等指标进行测量。其中，质量有赖于标签本身定义成分的内涵，要确认其被受众广泛理解；使用度是在加工活动中的使用次数，是否被数据关系广泛应用，使用度较低的标签要确认其存在价值，通过标签间同时出现概率决定其含义表达是否具备唯一性；命中率则建立在使用者的自然需要基础上，如果某一标签绝少被使用者利用或调度，与整体观测结果是否存在数值上的明显差异。整体上看，通过这些基本准则建立标签管理的异常检测分析，来保证加工质量的方式具备技术的可行性，但同时更需要对后期的数据运行建立领域指标模型来校验。

3利用词条原子化推导入口点

第4篇

1.整体设计思路。“读”是一种最为便捷的语言信息输入方式，“说”是口头运用语言传递信息的技能，它需要学生开动脑筋，创造性地运用已知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本设计希望通过阅读材料的输入，搭建输出的“脚手架”，最后让学生能自如地说出自己的思想，以达到课程标准要求的将英语语言真正地运用到实际中，体现英语语言工具性的目的。因此，本人将本节课定位为读、说课型，旨在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的同时也能有创意地说出对作品的思考。

2.指导依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高中英语是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和人文素养的重要课程，阅读教学的目的除了培养学生的阅读策略、阅读技巧以及用英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能力，还要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倡导的教学方式是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因此，针对戏剧剧本情节生动曲折、富有教育意义的特点，本节课本人创设生动的语境，利用多媒体手段等，运用情境教学法、交际教学法、合作教学法和任务教学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合作精神，促进良好价值观的形成。

3.教学内容分析。本课是一节读、说结合的课型，教学内容由Reading和Speaking构成。Reading部分是本单元第一部分阅读课文的延续，讲述了李尔王在大女儿Goneril那里所受到的冷遇。材料中运用了一些表达感情的语言技巧，是训练学生体会文字后面的含义的好范本。Speaking部分，学生能利用阅读输入时获取的语言知识和信息，更深入地进行批判性阅读，分析人物台词、性格特征及情感变化，同时通过任务的设置，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4.教学目标分析。本课结束时，学生将能够：了解文本的中心大意；体会如何通过语音和语调的变化来表现人物的悲伤、失望、愤怒、友好等情绪；通过文字分析人物的情感变化，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再次思考孝敬长辈的传统美德。

5.教学过程。步骤一：Warmingup（10min）.①Watchavideoabouttheformerpartsoftheplay.②Asksomestudentstosaysomethingaboutthecharactersintheplay.【设计意图】安排学生带着分析人物性格的任务观看电影片段，一是为了提高学习兴趣，二是让学生回顾前面学过的片段。同时，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让学生关注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说话语气，为后面的教学做好铺垫。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背景知识，为学生搭建已有知识和新知识之间的桥梁。步骤二：Reading（18min）.①Studentstoglancethroughtheopeningtofindoutwherethecharactersare.②Studentstosummarizewhateachcharacterhasbeendoing.③Studentstoanalyzethecharacteristicofthethreepeopleinthetext.Studentstoworkinpairsandtrytousesomeadj.todescribethethreeper－sonsinthetext.Whendescribingthepersons,theyneedtofindoutthesupportingsentencesinthetext.④Questions:WhydoyouthinkthatGonerilissocoldtoherfather?⑤Studentstowriteoutthesummaryofthetext.Remindthemtonoticesomekeysinthetext.⑥Listentothetapeandtrytoimitatethetoneofeachpersontoexpressfeelings.【设计意图】教师首先让学生通过扫读初步了解文中有几个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通过让学生关注情节发展的几个关键点了解人物动态，总结课文中心思想。然后教师让学生画出文中的一些关键句，通过分析人物的语言，了解人物的性格，了解文字和语言背后的涵义。最后通过让学生写下一些关键词，总结文章的中心大意。为了让学生了解如何运用语音语调表达各种情感，教师还安排让学生听录音，进一步体验人物的性格特征。本步骤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深度解读文本，学会分析人物性格和特征，充分理解事件发展过程。步骤三：Speaking（16min）.Studentstoworkingroupsoffouranddiscuss:howshallwerespectourparents.Trytousethewordsandexpressionsinthetext.Wordbank:disrespectful,complain,abandon,rudely,behavecoldly,haveenoughofsb.be－haviour,behaveproperly,staywhereI’mnotwel－come.【设计意图】引导学生通过文中李尔王三个女儿对待他的态度以及最终结果，分组讨论，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尊重和爱戴父母，最后引导学生意识到：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年代，哪个文化背景，孝敬父母这一传统美德都是每个社会人应该拥有的。在进行价值观渗透的同时，教师还引导学生运用文本提供的语言素材，将所学语言运用到实践中。步骤四：Sumupandhomework（1min）.①Retellthestorywiththekeywords.②Groupworktoactouttheplayandpreparetopresenttheminthenextclass.【设计意图】家庭作业的目的是让学生复写故事内容以检验学生巩固语言运用和剧本理解情况；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的口语运用能力和其他综合素质，教师安排让学生自主合作，将课文内容进行编写并在下节课中进行展示，作为课堂到课外的延伸。

二、高中英语戏剧教学建议

1.理解人物，拓宽视野。特殊的英语题材，特殊的环境设置，必然会造就出不同的语言效果。戏剧教学绝不同于其他体裁的英语教学，教师在教学中应让学生仔细体会那些来源于日常用语且又高于日常用语的台词，以充分理解人物的性格，并且拓宽学生的视野，这也是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

2.开发思维，提高素养。阅读后的问题设置应该“能让学生进一步深化意义，对课文有一定的拓展和延伸”（RichardAmato,1996）。因此，通过人物语言和行为评价、分析人物，是极为重要的。这可以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并深刻领会文章的底蕴所在，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并实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达到课程标准的要求和目的。

第5篇

【论文关键词】现代汉语一般陈述句句子成分位置；文言文倒装句句子成分位置；对照比较；理解

在学习文言文过程中，一些学生对文言文倒装句总是感到很困惑。这个句式是宾语前置，那个句式是定语后置，那个句是又是介宾结构后置，弄得学生一头雾水，无所适从。学生出现这就情况主要是初中新课标大纲规定，中考不考句子成分的划分（分析）。在考什么教什么的教学思路的指引下，学生们本该在初中就很熟悉的一般陈述句各句子成分的划分及各个句子成分在句子中的位置竟然一无所知。殊不知这一知识点的缺失给读高中的学生学习文言文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学生学习文言文倒装句影响更大。为了解决学生在学习文言文倒装句的困惑，笔者介绍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文言文倒装句之所以称之为倒装句，主要是它的句子成分的位置与现代汉语一般陈述句的各个句子成分的位置不同，文言句式的句子成分的位置相对于现代汉语一般陈述句的句子成分的位置来说是颠倒了。要想弄明白文言文句子哪个是前置句，哪个句子是后置句，就必须熟悉现代汉语一般陈述句的各句子成分在句子中的位置。现代汉语一般陈述句各个句子成分的结构位置如下：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补语〉宾语。

具体例子如：[在和平时期]，（年轻）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祖国]建设成（一个美丽富强）的国家。

（说明：为了简化句子成分的划分，在本文中我们用符号法来标示各句子成分，主语用双下划线标示，谓语用单下划线 标示，宾语用下波浪 标示，定语用圆括号（ ）标示，状语用方括号[ ]标示，补语用单书名号〈 〉标示。）

为了让学生更容易记住这些句子成分在句子中的位置，我们可借用一个口诀结合以上给的实例去分析记忆。这个口诀是：

“主、谓、宾”“定、状、补”，

“主干”“枝叶”分清楚，

主干成分“主”“谓”“宾”；

枝叶成分“定”“状”“补”；

“定语”必居“主、宾”前；

“谓”前是“状”“谓”后为“补”；

带“的”为“定”、带“地”为“状”、“得”后为“补”。

（说明：在口诀中我们把主语中心语、谓语中心语、宾语中心语称之为“主干成分”，定语、状语、补语叫做“枝叶成分”；“‘定语’必居‘主、宾’前”，意思是说“定语”的在句子中的位置是在“主语”“宾语”的前面，用来修饰主语或宾语；“‘谓’前是‘状’‘谓’后为‘补’”，意思是说“状语”位置是在“谓语”之前，用来修饰谓语，“补语”的位置是在“谓语”之后，用来对“谓语”的性状等的补充说明；“带‘的’为‘定’带‘地’为‘状’‘得’后为‘补’”意思是说句子中后面带有“的”字的句子成分是“定语”，句子中后面带有“地”的句子成分是“状语”，句子中“得”字之后的成分是“补语”。）

教师可以多找一些陈述句，利用以上介绍的实例及口诀来指导学生去划分句子成分，让学生尽快熟悉一般陈述句各个句子成分在句中的位置。学生们只要把文言文倒装句式各成分的位置与之作比较对照，找出差异，对文言文倒装句那种无所适从的困惑就迎刃而解了。

一、文言文主谓倒装句

1. 甚矣！汝之不惠！

2. 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

这两个句子我们按字面意思直译，并用符号法分别给它们划分句子成分如下：

1. 太厉害了，你不聪明！

2. 在哪里呢，公子能急人之困！

拿这两个句子的句子成分位置与现代汉语一般陈述句的句子成分的位置一对照比较，我们发现这两个文言句子的谓语“跑”到主语的前面去了，我们就把这个的文言句式叫做“谓语前置”或“主谓倒置”“主谓倒装”。这样学生就比较容易理解。这样的句子在翻译时要调整顺序，主语在前，谓语在后，才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

二、宾语前置句

1.古之人不余欺也。

2.沛公安在？

3.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

4.微斯人，吾谁与归？

5.一言以蔽之。

文言文宾语前置句式种类较多，我们就举常见的这几类来作说明。这几个句子我们按字面意思直译，并用符号法分别给它们划分句子成分如下：

1.（古代）的人[不]我欺骗啊。

2.沛公哪里在（介词）？

3.句读不了解，疑惑不解除。

4.[除了这个人]，我谁与（介词）同道呢？

5.一句话用（介词）概括它。

拿这几个句子的句子成分位置与现代汉语一般陈述句的句子成分的位置一对照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用作动词的宾语（1、3句），还是用作介词的宾语（2、4、5）句，宾语的位置都“跑”到前面去了。我们就称这些句子为宾语前置句。这样学生也就容易理解了。翻译时要把宾语和相应的动词或介词的位置对调过来，才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

三、定语后后置

定语是修饰或限制名词的，一般放在主语中心词或宾语中心词的前面，这种语序古今一致。但在文言文中，除了此种情况外，也可以放在中心词后，常借“之”和“者”使定语后置，常用“中心词+后置定语+者”或“中心词+之+后置定语+者”或“中心词+之+定语”或“中心词+而+定语+者”的结构。如：

1. 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

2.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一石。

3. 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

4. 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

以上几个句子我们按字面意思直译并用符号法分别给它们划分句子成分如下：

1.[计策没有定下来]，寻求人（可以出使回复秦国）的，没有得到

2.马（日行千里）的，[一餐有时]吃完（一石）的饲料。

3.官员（能不改变他的志向）的。

4.蚯蚓没有爪牙的（锋利），筋骨的（强壮）。

拿这几个句子的句子成分位置与现代汉语一般陈述句的句子成分的位置一对照比较，我们也容易发现定语都“跑”到了它所修饰的中心词的后面去了，这种句式我们把它叫做定语后置。这样学生对什么叫做定语后置也就不难理解了。值得注意的是翻译时一定要把定语和中心词的位置调整过来，才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

四、介宾结构后置（状语后置）

现代汉语习惯把介宾结构放在谓语词前作状语，而文言文中介词结构“于……”“以……”常放在谓语之后。如：

1. 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

2. 乃以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

以上两个句子我们按字面意思直译并用符号法分别给它们划分句子成分如下：

1.[事情危急了]，请让我奉命求教[向孙将军]。

2.就用蒙冲斗舰十艘，载上干燥的柴草，并把油灌到里面，外面包裹[用帷幕]。

第6篇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第7篇

一、现状 

在美国约有四万户家庭安装了智能家居系统，而在新加坡有三十多个住宅小区约五千户的家庭在家中安装了智能家居系统。智能家居系统是通过网络信号和主控收发器，将家居中的生活设备、安防设备、传感器等集合到一起的一个全面的互联网家居的控制系统。 

中国在2000年出台的一项方案中提到，将建设智能化小康小区列入国家重点发展方向。据悉，国家将“智能家居”确立为技术创新重点专项计划，并投资将近15个亿用于支持该项目。国家建设部也提出要求，到2010年时，我国大中城市中，智能家居系统要普及超过半数的家庭。但在目前，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当前，市面上也出现了多种以智能家居为噱头的产品，但实现模式基本大同小异，且在“智能化”这一重点方面较为薄弱，只有极少的产品可以根据用户的行为进行自动定制，达到“智能化”。 

二、关键技术介绍 

1. 用户轨迹算法 

用户轨迹这个概念经常用于对用户行为数据的获取方面。事实上，用户的一切操作、一切行为都能反映出这个用户的行为模式与生活习惯，甚至还能推断出多个用户之间的人际关系。 

2.带权平均数 

带权平均数，或称加权平均值。它的计算方式是：将每个数乘以它们对应的权重，先将各数相加求出总合，再以综合除以总的单位数。带权平均数的平均数大小不同于传统平均数，它不仅取决于每一个数值的大小，还取决于每个数值在综合之中所占的比重，即权重。在带权平均值中，若n个数x1，x2，…， xn的权分别是w1，w2，…， wn，x=—就成为n个数的加权平均值。 

3.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是人工智能领域中一种常见的智能推理系统。专家系统由4个部分构成，即推理机（推理程序）、规则库（用户信息及专家知识归纳）、事实库（结论）、动态数据库。其中专家系统中最关键的就是规则部分，专家系统中的规则是从领域内的专家多年累积的知识与经验中提炼总结得出的，因此能够解决一些较为复杂的、因素繁多的、只有领域内的具备一定水平的专家才能解决的问题。 

三、智能家居系统中的算法与应用 

针对目前已有系统中常见的几个问题： 

（1）大部分智能家居系统不具备 “智能”功能，只能实现部分设备的远程操作、设备的定时操作等普通的功能。 

（2）目前智能家居的智能程度不足，无法适应用户行为习惯的变化，难以与用户的日常生活习惯相匹配。有时，智能算法生成的结果遇上了现实环境情况的不符，也没有进行修正，继续运行设备导致了能源上的大量浪费。 

（3）智能家居系统模式不够轻盈灵便，以往智能家居系统固化在设备之中，属于C/S架构，这种架构导致用户数据采集麻烦，软件算法版本更新迭代复杂烦琐。 

本系统针对这些问题，应用以上几种算法，提出了解决办法。以下为该系统的业务流程图。 

首先，对每一次的用户操作都会通过用户轨迹算法进行采集整理，进而产生一次用户轨迹记录。在这里采用了AOP技术，即面向切面编程，此处将它作为一个日志采集的工具。 

采集到的用户轨迹数据，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有意义的信息，例如，操作用户的ID、操作的起始时间、操作的结束时间、设备的运行时间、操作的类型、操作的设备编号等信息，并生成一个用户记录存放进数据库，用于后续的算法使用。 

算法阶段，需要对用户轨迹数据的整理过滤及生成专家系统的一阶规则，即初始智能任务的生成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在对数据处理方面，设计了采集模型对象，并从采集范围、采样周期、样本时间片、样本相似度几个维度对用户轨迹数据进行分割。 

智能任务的生成，主要就是数据中的各项时间根据操作的设备号、操作的类型进行分类处理计算，在经过了采集模型对数据的精简过滤后，带权平均数的方法就可以轻松应用，通过模型过滤得到的有效信息，可以轻松得出一份智能任务列表。 

到了專家系统的部分，专家系统负责对初始的智能任务列表进行二次筛选过滤。先通过与专家交互获取到一些有价值的专业知识，开发人员根据获得的专业知识设计出对应的合理规则，并写入数据库构造成规则库。将智能任务列表放入已写好的推理程序中，根据规则库及一些现实情况进行分析过滤筛选，最终生成一份更加精确的智能任务列表，确保每个智能任务都是有效的、合理的。 

有了智能列表之后，通过开发转换程序，对任务进行逐个转换，转换成能被硬件设备识别接收的信号，存入待执行列表，等待触发的操作。待指定的时间到达，再对设备发送执行操作。 

经过以上步骤，就可以形成一个更加智能化的家居系统，同时也解决了一些令人头痛的现存难题。 

本文主要介绍了对现有智能家居系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研究开发的系统。该系统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使用更加方便，且成本低廉。采用该系统可以构建更加智能化的生活，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加优质的生活。 

参考文献： 

第8篇

[关键词]乡村学校；中小学布局调整；教育资源

学校布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学校在空间上的分布结构，它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状况及所属地域支配阶级对学校布局的认识密切相关，而学校布局调整则是基于上述因素对学校地域分布、规模大小等进行的调适与整合。本文着重探讨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现状、问题及其负面影响的规避。

一、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状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推行及人们生育观念的逐步转变，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学龄人口逐年减少。为应对上述变化和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便开始着手进行乡村学校布局的调整工作。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1年，我国小学和初中分别由766072所和71953所分别减少到491273所和65525所，11年里，小学平均每年减少24981.7所，初中平均每年减少584.4所。”[1]2001年5月，国务院要求“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2]，此后，我国正式开始有目标、有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2006年6月，教育部先后发出两个通知，强调“农村小学和教学点的调整要在保证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进行，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须保留必要的小学和教学点，防止因过度调整造成学生失学、辍学和上学难问题”[3]。同时，为加强西部农村中小学建设，实施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年《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以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为突破口，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逐步扩大免费发放教科书的范围，逐步免除杂费，为寄宿学生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4]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乡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才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展开来。

当前，我国乡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主要表现出以下四种特征。一是在方式上以撤并为主。撤并均以布局不合理、危房数量较多且生源相对不足者为重点对象，通常做法都是将生源少、办学条件差的并入学生多、办学条件好的学校，至于何所学校停办、合并等，主观人为因素十分明显。二是在地域上以乡镇现有行政区划为单位。我国传统乡村教育被纳入到官办体系始于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在西方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的官办小学一开始就是按国家既定行政区划进行的，这种现象也是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普遍情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推行“撤区并乡建镇”后，由于撤并后的乡镇政府通常都设在交通便捷、人口集中且经济基础雄厚的地方，因而，学校布局调整通常都是：初中以现乡镇政府所在地为单位、小学以村为单位，在乡镇行政区划内进行布局，调整仅在本乡镇之内，乡镇之间的学校各自独立平行、互不合并。三是在问题解决途径上以兴建“寄宿制”学校为主。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后，许多学生不得不到村外小学就读，为解决上学期间的诸多困难，各地在学校布局调整时大多都采用“寄宿制”。如此以来，在入学方式上，许多学生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步入“寄宿”之旅。四是在推进上以行政力量为主。自国家实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以来，各地均将此视为政治任务予以落实，通常做法都是采取“成立班子，宣传开路，现场办公，经验总结，全面推广”。这种行政化的措施，虽然也会考虑学校布局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但一旦成为政府行为，盲目、偏差乃至失策便会在所难免。因为此时其顾及的已不再是学校布局本身是否科学规范的问题，而是如何按部就班、“保质足量”地予以“完成”和“落实”的问题。的确，“公共政策是自上而下地制定的”[5]，乡村学校布局调整以行政力量为主的推进方式正体现了这一点。

二、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果

这种国家倡导、政府行动的乡村学校布局调整，虽然有利于减轻村舍办学的负担和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但也给生方和校方带来许多问题。

就“生方”而言，一是增加了学生本身的入学困难。我国是一个山地、高原、丘陵占很大比例的国家，目前情形下，广大学生上学本身就已十分不易。由于撤并后的学校绝大多数设在乡镇所在地，学校服务半径相对过大，致使许多低龄入学儿童难以做到就近入学，也使许多儿童在本应入学的年龄段推迟入学时间。另外，小学生的年龄大多在6—12岁之间，如此年纪就离开父母独自住校，个人日常生活全靠自理，其困难可想而知；如果出现身体不适，其困难与麻烦就更为严重。并且，由于长期寄宿在校，许多原本应该从事的农活，此时也不用再去从事，这对于乡村学生劳作能力的培养也是极为欠缺的，也是一种剥离学生乡土情节的不当举措。二是增加了学生所在家庭的困难。撤并之前，因为小学低年级通常都设在本村，食宿均可在家解决，因此，学生花销不大。但撤并之后，走读的学生近的还行，远的则至少中餐要在学校就用，即使餐费再便宜，每月亦需开销百余元；寄宿的学生开销就更大，诸多费用一年下来至少近千元，这对一个普通村民家庭特别是贫困山区家庭来说是不堪负重的。另外，子女自幼便在校寄宿也增加了家长对子女的精神负担，毕竟子女年龄偏小，且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家长对子女离家寄宿的衣食住行、营养安全、性格、同伴关系处理等担心是不言而喻的。

就“校方”而言，一是增加了合并校的管理难度与教师工作量。学生数量的剧增与寄宿规模的扩大不仅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也为学校管理带来困难。教师们既要备课、上课，还得做饭并管理学生生活，一天下来许多教师累得腰酸背疼。在许多乡镇中心小学，绝大部分教师的日常作息时间都被喻为“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从早晨六点半起床一直到晚上备课十一二点睡觉，其超强度、超负荷的工作量超乎人们的想象。另外，由于小学生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时间相对较大，在相对封闭的寄宿学校环境中，来自地域不同的学生常易滋生矛盾，人格羞辱、语言要挟、分派打架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这也增加了校方的管理难度。二是加速恶化了被撤并学校的变迁状况。随着一些村小的停办与撤并，原有学校的财产管理与利用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其动产可能已得到相关处理，但其不动产的管理却很不理想，大部分不是闲置废弃就是迅速废弃，要么就是无故被私人窃据。此外，停办或关闭也会影响到原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致使关闭前的学校不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投资，而且校内和周边的议论也使得师生不能安心教学。的确，“关闭学校是对整合该地成为社会单位的一种破坏，并会使当地居民产生强烈的心理感受：认为是该地区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或一段时期的结束”[6]。三、如何规避因学校布局调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现有情形下，调整并完善当前我国乡村中小学校布局是必需的，因此，其问题主要不在于争论是否需要调整，而在于要思考如何进行调整。为确保当前我国乡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规避因学校布局调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有必要重视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明确学校布局调整的最终目的。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强调结果公平”和“扩张优质教育资源”两个特征。前者看似给予了所有学生以起点公平，实则只是表面结果上的平等，而非实质上的起点平等。这有悖于我国推进全民普及义务教育的初衷，因为“单纯的效率优先原则可能会妨碍到平等的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意义更应该立足于道德认同”[7]。后者则以扩大优质办学资源为出发点，普遍关注县城学校胜于乡村学校，关注中心小学胜于片小、村小，关注高中胜于初中、小学；关注县镇公办高中如何拓展优质资源、扩充生源而忽视乡村中小学为生存而奔波、分年危房改造等不良倾向。正是在上述两种价值取向的盲目扩展下，我国许多地区才会出现将整个乡村学校布局的调整简单化为单纯的“收缩”与“撤并”，进而使原本应该着眼改善乡村教育结构和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的学校布局活动异变为为少数优质学校扩充生源的行为。因此，学校布局调整应该首先考虑如何确保学生在入学起点上得到相对公平的对待，并进一步明确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调适完善，方便学生就近入学，促使教育均衡发展，而非简单的撤并和压缩。另外，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应在确保乡民渴望教育得到满足、乡村学生不因撤并学校而失学、乡村现有教育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进行调整。

其二，确立基于上述目的的学校布局调整原则和标准。国外有学者曾将学校布局的距离分为“物理、文化、时间”三类，并提出了关闭学校的三条标准。[8]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坚守三条原则。一是就近入学原则。我们可将此标准从原有的以学校距离学生入校的公里来计算转变为以学生入校就读路程所需时间来计算。按照学生步行的时速，应该将学生入学路途所费时间不得超过一节课为准，因为路途超过40分钟则表明，学生入校就读的物理距离至少会超过五公里，并且，如果考虑到该生入学前起居饮食等所费时间，所费时间可能还会更长，这种情形无疑会影响到学生入学就读的质量与效率。二是生源规模原则。如果某一人口约1500名的村落，其人口出生率在12％，且其一年级入学儿童在20人以上，那么即可确认该村校设立的必需性，即使该校设备条件再简陋，师资力量再薄弱，也不能被撤除或停办。因为孩提时代因奔赴其他村落入学所带来的不仅是文化不适，还会产生生生之间的人际摩擦，继而导致学业不良。三是“点心”式网状结构原则。我们可以中心校为中心、以村小为点、以距离为线架构出一个整体学校布局结构，未合并的乡应形成以乡中心小学为核心的单网状分布结构，已合并的乡镇应形成以合并前后两地中心校为核心的双网状布局结构，不能人为地撤除一些偏远地区的教学点，因为它不仅会影响当地学生的入学率，还会破坏整个“点心”式网状结构教育功能的发挥。

其三，着手解决当前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凸显的重点问题。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所引发的突出问题有三个，即学生就近入学难、家长对寄宿制不放心、被撤并学校各项管理及去向不明。为此，一要保留必要的村小低年级教学点。在制订学校布局调整和规划方案时，我们必须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不能搞“一刀切”，要特别关注人口密度、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三个因素对学校布局的现实制约问题。对凡在一年级入学生员数量达到一个班级规模的村落，即便采取“一师一校”或“个人包班”制，也得确保设立至少一至三年级的教学点。二要规范和完善乡镇中心小学寄宿制的设施及日常管理。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学校也要多方筹措资金，为寄宿制提供完善的软硬件条件。同时，学校要建立健全寄宿管理制度，有条件的学校应配备专职生活教师；无条件者则应为那些在寄宿生身上多花精力与时间的教师制订出相应的补贴方案。三要加强被撤并后学校的规划和利用。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的资产管理办法，明晰产权，以便依法处置上述资产；同时，不管是采取何种方式，我们都要将其闲置不动产有效地利用起来，最好是能将其办成“学校”(如农民学校、活动场所等)，以发挥其教育功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9

[2]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8-2002[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888

[3]教育部关于实事求是地做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通知[EB/OL]，(20064)6-09)[2009-05-12]，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加快农村教育发展：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36

[5]戴伊托马斯，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鞠方安，吴忧，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

第9篇

《大雪无痕》讲述故事的第一个特点体现在样式上。实际情节的内核并不复杂，是一宗以数额很大的原始股贿赂高级干部的反贪题材。可编导却运用了综合思维的结构手法将其讲得有声有色，讲的富于特点而又吸引人。创作者将反贪样式与侦破样式以及家庭爱情样式相结合、相综合，形成具有现代特征、多信息、独特的电视剧。几条不同特点的戏相互交叉、穿插、融合，增强了影片的可看性与信息量。实际上，《大雪无痕》还具有心理剧的因素，可惜未加以发展运用。比如周密这条线的后半部分，日记的因素、犯罪后心理的因素、犯罪的灵魂剖析，如何从自杀转为杀人，以及公安局方雨林等对周密的心理攻坚及双方的心理仗等。而廖红宇与冯祥龙的线也可以往心理方面发展。如果综合进心理剧因素，相信戏会更丰富更好看。而后半部分戏也不至于蹋下去。

模糊思维与悬念构置

以往我们比较强调要把故事讲清楚，强调的是明确性。实际上要讲好故事还必须强调另一方面即事物的不确定性。《大雪无痕》开局开的好就在于表现了事物的不确定性，制造了大量的悬念。第一集表现了为衣锦还乡的军区丁司令员举行歌舞升平的招待会，山庄戒备森严，通过“拦车”揭示了丁洁与方雨林的神秘关系，接着找张秘书、枪声、张秘书被害、“他杀！”点明规定情境；如何在违背常规的时间地点作案……提出一系列悬案。主人公方雨林的出现也是充满悬念，他与丁洁的爱情关系？他本人的被处分处境？他与马局的矛盾？通过这两组扑朔迷离，显影式地提出"5•25"“东钢”原始股案件的中止，接着表现了两位关键知情人的死亡。又通过方雨林与马局的矛盾点出案件牵涉到上边的复杂性。更巧妙的是让第一嫌疑人周密通过爱情线浮出，而且是在他升职为市长的背景下……编导在讲述这一复杂的故事时设置了许多“突来之笔”“悬来之笔”“神来之笔”。为观众构置了一个个悬念，形成了一个个期待，使连续剧抓人好看。悬念的基本特点在于它的模糊性，其核心内容是不确定性。《大雪无痕》的开局正是取了情节的一些非感性的点、面、线、表现了事件运动过程中模糊与不确定的波纹。这就好比将一个石子扔进湖里，我们不去表现“扑通”的中心处，而是有选择地去描述富于悬念的波纹，通过一系列跳跃式的波纹的描述以显影的方式逐渐深入到中心。悬念的运动过程的非线性及不平衡、不明确状态却显现出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曲折有致，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在有关情节的点、面、线上，都延伸着无穷的悬念魅力与韵味，而在情节的纵深角度上，采用的是点与点的跳跃，不是仅停在一个点或一条线上，形成纵深感的诱导性拓展性的悬念。而在情节的横向上，则由点、线通过相互的关连性因素扩展为面，复合的面形成开拓性，生发性和多义性。自然，模糊性思维应来自于整体性的思维，而模糊与清晰是彼此交融，相得益彰的。《大雪无痕》的悬念成果无疑是来自模糊思维的艺术观念，特别是前半部分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围棋思维与复杂形象

第10篇

戏剧冲突在作品中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下面介绍两种常见的：第一种表现为某一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冲突，有人把这种方式称之为外部冲突。第二种表现为人物自身的内心冲突，有人把它称为内部冲突。戏剧冲突的这两种方式，有时各自单独展开，有时则交错在一起，相互作用，互为因果。

目前，就中学生写作的情况来看，题材老套，结构简单，语言平淡是最突出的问题。如果把戏剧冲突的原理运用到写作中去，在展现冲突的时候把矛盾细节化，通过人物刻画的方法，调动各种感官，就能在作文中体现人物性格，凸显文章中心，推动情节不断向前发展。这对于那些平日总为写作烦恼的中学生来说，无疑是找到了一条新路子。

下面具体谈谈把戏剧冲突的理论运用到作文教学中的方法。

戏剧冲突的方式中，第一种表现为某一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冲突。如果把这个原理运用到写作中，一则可以凸显中心，二则可以彰显个性。

例如，学生在作文《那天，我看见妈妈哭了》中写道：

我放学回到家里，把书包放好，走到冰箱前找东西吃。妈妈说：“你还不快去洗了澡回房温习功课，还边吃东西边看电视。现在你已经是初三的学生了，要面临中考了，你还优哉游哉的。”我说：“刚刚回来，看看电视放松放松不行吗？”妈妈说：“行，等你考完试就可以让你看。”于是，我就跟妈妈顶了几句。

文中与妈妈争吵的片段其实就是文章的中心段落，是最能体现文章中心和人物个性的。可是这位同学却把如此重要的段落“轻描淡写”，这就使得文章的内容薄弱，中心不够突出了。那么如何修改呢？可以通过双方在矛盾冲突中的语言、神态、动作以及对立的回合（即矛盾冲突的时间）来表现：

我放学回到家里，把书包放好，径直走到冰箱前找东西吃，并随手打开电视机。（“我”的这些表现都是激化矛盾的原因）

妈妈说：“你还不快去洗澡，然后回房里温习功课！边吃东西边看电视。”

我说：“等一下！”我对妈妈的话表现得一点也不在意。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都火烧眉毛了！看你！已经是初三的学生了，要面临中考了，还成天优哉游哉的。”妈妈的语调明显比平日提高了几倍。

我气鼓鼓地说：“我刚刚回来你就罗罗嗦嗦，看看电视放松放松不行吗？”

妈妈“刷”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用手指着我，语气凶极了：“想看电视，等你考完试再说！”（到此为止，矛盾升级。“我”的懒惰、不懂事以及妈妈“望子成龙”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此处运用了语言、神态、动作上的对立以及三个回合的争执，这些都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必要因素，但学生的写作中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而直接过渡到下面，这也是造成作文枯燥无味以及人物个性不突出的一个主要原因）

“考！考！考！你就会说，有本事你考考看！”我继续迎战“暴风雨”。

妈妈二话不说，拿起鸡毛掸子在我身上乱抽，边抽边骂：“我看是你有本事还是我的鸡毛掸子有本事！”（矛盾终于白热化了，文章的也已经来到，语言及动作的描写是矛盾白热化的重要体现）

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我只有躲闪，一边躲还一边回骂。

最后，我被抽中了几下……

几个回合下来，我还是屈服在她的“严鞭”之下……（最后还多加几笔，留有余味）

这样写就比原来充实和生动多了。

又如，另外一个学生写自己因为去网吧打游戏，被妈妈打了一顿，最后离家出走而把妈妈气哭了的经历，他刚开始是这么写的：

当我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妈妈出现了。她拉着我就走。

在指导这个学生写作时，我就问他：“你的妈妈发现你在网吧时有什么反应？比如她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你的反应又是什么？你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说：“我妈妈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从后面打了我一下。我当时就被吓了一跳，赶紧买单走人。”我问：“你妈妈没有说话，这代表什么？”他说：“生气了呗！我妈每次生气总是不说话，因为好戏还在后头！”我说：“对，就把你刚才所说的话写下来。”于是，他写到：

当我玩得正高兴的时候，突然，一只手从后面猛抽了我一下。“谁呀！”，我不耐烦地向后一看，啊！是妈妈！我整个人都被吓得从凳子上跳了起来，马上到服务台买单。妈妈载着我回家，路上妈妈一句话都没说，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将会有一场暴风骤雨来临！（为后文的情节发展作铺垫）

这样一改，文章立刻就鲜活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我继续问他。他说：“我被我妈打了一顿！”“她是如何打的？用什么打？你有什么反应？”“用一条小竹藤，打了我几下。我就和她顶了几句。”“好，那你就把你妈与你之间的矛盾冲突细节化，把你跟妈妈在言语、行动、神态上的对立写下来，能写几个回合就写几个回合。”于是，他写到：

回到家，妈妈直奔客厅，拿起那条细而软，柔而长的小竹藤，那时我被恐怖的气氛吓着了，忘记了逃跑，只听见“啪”的一声，我被吓得跳了起来，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跳舞。（矛盾开始升温，这里主要写妈妈的行动以及“我”的心理活动）

“成天都去网吧玩，家里又不是没有电脑。”妈妈说。

“我在家玩你又说我，我出去玩你又骂我，你真的蛮不讲理，我玩什么做什么都给你骂，给你打。”我气愤地说。

“是不是不服气？”妈妈说。

“是！”

“好，你等着！”只见鞭子在我眼前挥舞了两下，幸亏我躲过了。

“说不赢我就打，算什么君子！”我说，“难怪孔老夫子说‘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啊？你可记得我是你妈！”又看见雷霆般的劈打。

啊！我中招了，痛极了！

我说：“你再这样蛮不讲理，我真的会发火的。整天只会骂我、打我，你还会做什么啊？”（四个回合下来，妈妈彻底被“我”的行为气坏了，矛盾白热化了。在母子的这些动作以及对话中，我们感受到了母亲以及“我”的鲜明的个性特点，正是因为如此，才为下文“我”的离家出走以及母亲的寻子埋下了伏笔，使文章水到渠成，不会有牵强附会之感）

她听了这句话，青筋都冒出来了，连忙劈打我，我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水到渠成）

所以，在作文教学中，教师一定要引导学生思考：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要把它的具体经过以及双方矛盾的重点体现出来，这样作文就不愁没有内容写了。

戏剧冲突的方式中，第二种表现为人物自身的内心冲突。其实，这就是文学上所说的“心理描写”，通过人物自身在特定环境下的内心冲突，可以体现人物性格，凸显矛盾，以达到突出文章中心的效果。

例如在《那天，我看见妈妈哭了》中，作者写到自己与母亲争吵了以后：

当我洗完澡回来的时候，妈妈已经回到房里睡觉了。我经过她的房间，听见一声小小的哭声，我偷偷地看到，妈妈哭了。看着妈妈哭，我便想起了当初跟妈妈顶嘴的话，妈妈白天干活到晚上都是为了我和弟弟的生活和学习，我居然不懂。现在我觉得内疚，不知道怎样好。我越看着妈妈就越伤心，一边看着听着一边心痛。

妈妈，我以后不气你了，不敢跟你斗嘴了。有一句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以后会认认真真听从你的，妈妈我会争气。

于是，我推开门，冲到妈妈跟前，紧紧地抱住了妈妈！

这段文字的写作有些凌乱，内容看似感人，其实不真实。我问这个学生：“经过妈妈的房间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在这种情境下，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她说：“看到妈妈在哭，在用纸擦眼泪。我当时很后悔，想到平日妈妈那么辛苦，自己却那么不争气，很想刮自己两个耳光！”“除此之外，你有什么行动？你的妈妈又有什么行动？”“我没有进去惊动妈妈，只是在门外。”“你为什么在门外？”“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可是看到自己的妈妈在哭，自己不难受吗？”“难受，就是在门外看看，想进去又不敢进去，在门口跺脚。后来，我还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那不就是你的真实表现了！你的这些行动就是最好展现你当时的心理的，不要因此去虚构一些东西。”

等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妈妈已经回到房里睡觉了。

我经过她的房间，听见一声小小的哭声。我从门缝里看到妈妈双肩一耸一耸的，两只手还不断地拿起纸巾擦拭眼睛。好不容易停了一下，仿佛想起什么来，于是，摇摇头，眼泪又出来了，又擦一下。我边看着妈妈哭，边想起了当初跟妈妈顶嘴的话，觉得自己真不懂事。

想想妈妈日夜不停地操劳，还不都是为了我和弟弟？我居然不懂！我越想越觉得内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又不敢进去安慰妈妈，只能急得在门口直跺脚。我越看着妈妈就越伤心。于是，在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11篇

论文 关键词：

    我们要寻找 法律 文化生成的根源、 发展 规律 和基本性格，就应当把研究对象放到特定社会、 历史 条件下予以考察。从 经济 、政治、伦理、社会组织结构、哲学等多种角度出发分析其现实基础。本文拟对

    这种特殊的司法形式在传统上是公认的，得到不断的阐释和实践。魏征说:“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代 理学 大师朱熹对此说得更明白些:“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店人在 总结 审判经验时也说:“凡关宗族亲谊必须问明是何称呼，系何服制。”

    司法的道德教化和情理考量尽管具有积极意义，但无疑削弱甚至是取代了证据在案件事实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司法官吏也不注重司法知识和技术的学习而一味强调伦理道德的修养，这在客观上阻碍了证据知识和技术的生成与 发展 。

  　三、

第12篇

二、每周一上午8:30进行局机关政治理论学习，学习由局机关党委副书记主持，下属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局机关干部职工参加。

三、每月第一周周一召开中心组学习会议，学习由局机关党委（党组）书记主持，学习有关政策法规及县委县政府有关文件。每季度研讨交流不少于1次。

四、分管领导要及时督促局办公室认真精心安排每周周一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党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及省市县重要文件和有关会议精神、领导讲话，行业法律法规、业务知识和近期相关文件等。

五、全体干部职工要严格遵守学习纪律，按时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学习期间不准迟到、不准早退、不准大声喧哗，更不准接打电话。因工作需要不能参加的，要提前向局分管领导履行请假手续，无特殊情况不得缺席。

第13篇

古代文学论文白居易讽谕诗的语言分析

白居易诗一向被称为“浅切”（李肇《国史补》卷下）、“俗”（苏轼《祭柳子玉文》，《东坡前集》卷三五），甚至有“老妪能解”之说（惠洪《冷斋夜话》）。这些评论和传说都是就白诗的整体印象而言，而且有夸大贬斥之意。“老妪能解”更明显出于宋人臆造，与白诗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白诗按照作者本人所划分的类别，其语言运用和风格也存在着一定区别。其中，在语言斟酌上用力最多的，当属讽谕诗和长篇排律（当然，与白居易的艺术天性更为吻合、写得最为优美的应该是《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写得比较随意的，则是闲适诗和其他律体诗。 一 讽谕诗的用典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对语言运用提出过明确要求：“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新乐府序》全篇其实都是言必有据，这里提出的质、径、直、切四条标准都有来历，其涵义与所谓“俚俗”绝不相同。《荀子•性恶》称：“少言则径而省。”《论衡•正说》有所谓“径直之文”。《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辩而不华，质而不俚”（3）。《文心雕龙•明诗》称古诗“直而不野”，“怊怅切情”，《体性》赞赏“辞直义畅，切理厌心”，《比兴》谓“比兴虽繁，以切至为贵”。根据以上典据，可知“质”的意思是质实、真实，“径”的意思是不费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 切”的意思是表达（包括运用比兴等手法）真切易晓。这四条标准都是就文人创作传统而言，并且以某些经典作品为典范。它所排斥的，仅仅是文人创作传统中的另一类华丽、空洞、繁缛、迂曲的风格；不但不排斥典雅庄重的风格，相反，恰恰要以它的方式努力达到这一风格。此外还应注意，《新乐府序》所言还不能涵括讽谕诗中的另两卷五言古诗，五言古诗中由于包含大量兴寄体作品，其风格当然更显得古雅典重。

这种风格要求直接体现在讽谕诗的修辞和语言选择上。与人们可能有的“俗”的印象相反，讽谕诗中大量使用了来自经、史、子及前代诗文的典故和书面成语。有些作品为追求特定效果，几乎句句有经典来历，如《贺雨》。当然，《新乐府》中也有少数作品几乎不使用典故，如《卖炭翁》、《阴山道》、《紫毫笔》。但这样的作品数量极少，不能代表讽谕诗的总体情况。以下是对讽谕诗中五言古诗与新乐府杂言两类作品使用典故（事典）和书面成语（语典）情况的统计结果： 《杂兴三首》：楚王多内宠。（昭七）吴王心日侈。（哀元）伍员谏已死。（哀十一）《赠樊著作》：虽有良史才。（宣二）《感鹤》：况乘大夫轩。（闵二）《赠内》：冀缺一农夫。（僖三十三）《寄唐生》：功高虞人箴。（襄四）《寓意诗五首》：白水指为盟。（僖二十四）《答桐花》：雄鸡自断尾。（昭二十二）使用其他书面成语的，约930例（4）；其中《诗经》77例，《尚书》25例，《周易》23例，《礼记》37例，《左传》40例，《论语》29例，《老子》15 例，《庄子》29例，《楚辞》29例，《史记》39例，《汉书》35例，汉代文（赋）约40例，古诗20例，六朝诗约140例，六朝文（赋）约90例（其他略）。下面也给出《左传》的用例：

第14篇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3] 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

第15篇

早在20世纪30年代，希腊学者倒萨迪亚斯在深入了解与研究了古代希腊城市后，清楚的感觉到现代城市中人们生活质量日渐恶化。其像通过所从事的专业区改善和提升人类的生活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提出人类聚居学的概念，目的在于真正地理解城市聚居和乡村聚居的客观规律，进而更好的指导人们正确地进行人类聚居的建设活动。

我国学者吴良镛先生“着眼于全球的思考，立足于地区的行动”其在“人类聚居学”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构建“人居环境科学”。人居环境科学是围绕地区的开发，城乡发展及其诸多问题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群，其是联贯一切与人居环境的形成于发展有关的学科，其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科学等。是将建筑学，景观学，城市规划三位一体的综合。其研究领域是大容量，多层次，多学科综合的复杂巨系统。

现今，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口的聚集，主要中心城市的区域面积在不断的增长。昆明市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城市，人口数量每年都在逐步增长，区域面积也在不断的像周边不断扩大。呈贡区为昆明市的一个新区，其经济在快速发展，人口数量也在急速上升。城市配套的住宅小区的数量在呈贡新区也快速的增加，而各小区在处理人与自然、建筑与自然等问题上不一而足。雨花毓秀小区作为一个新建住宅小区在规划与设计中，要求处理好人与自然、建筑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一个人居环境，达到生活舒适，邻里和睦，环境优美，服务便利的目的，进而为今后同等规模的住宅小区的建设、规划提供参考。

1雨花毓秀小区的自然系统

1.1雨花毓秀小区自然系统概况

雨花毓秀小区位于昆明市呈贡区，昆明市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地区，地处云贵高原中部，属于北纬亚热带气候，境内大多数地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繁花不断，独特是地区环境，气候条件及植物资源从而赢得“春城”的美誉。呈贡区位于昆明市区东南方，滇池东岸。地势东高西低，气候宜人，属于低纬度高原季风型，且日照充足。年均气温为14.7℃，全年无霜期达到285天，年均降水量为789.6毫米。夏季多雨，冬季多晴天，非常适宜人类居住。

雨花毓秀小区位于呈贡区大学城内昆明理工大学呈贡校区对面，紧邻景明南路，春融东路和聚贤街，与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相连。据调研，雨花毓秀小区绿化率达到40%左右，小区绿化覆盖率高，交通方便。

1.2雨花毓秀小区绿化系统

雨花毓秀小区的绿化率高达40%左右，主要以乔木为主，形成乔、灌、花、草相结合的复层绿化模式。在建筑与建筑的空地上，以种植绿化和铺地相结合形成小游园，充分利用了建筑间的空地营造人居环境。小区内多处地段造景观水池，在水池旁利用绿化，休憩空间营造亲水空间，使绿化空间更加自然化。

1.3雨花毓秀小区环境系统

雨花毓秀小区在沿入户道路以小区内机动车道路旁都设有垃圾桶，其在每单元的入户门出设有生活垃圾定点回收箱。但通过调研发现，作者发现其绿地草坪的垃圾较多，景观水池里也有少量漂浮的塑料制品等垃圾的现象。在入户生活垃圾定点回收处的垃圾存量较多，有些甚至堆满整个垃圾桶而没人来及时清扫。部分景观水池由于是人造水面，水面面积较小，水质不好甚至有的出现了蚊虫滋生的情况。建议小区物业加强卫生管理，安排物业管理人员勤加打扫。其景观水池的漂浮垃圾应及时清理进而保持水质。

2雨花毓秀小区的居住系统

2.1雨花毓秀小区居住系统概况

呈贡区雨花毓秀小区，为云南师范学，云南民族大学、师大附中附小的教师配套小区，其主要是为上述大学的教职工解决其住房等问题。小区共有建筑57栋总计4361户。其在公共空间安排了幼儿园，体育健身器具，生活超市和公共活动广场空间。建筑物的布局上周边沿城市干道建筑物以中高层为主，小区中心地段以多层为主，为小区营造了一个安静的环境。建筑物与建筑物的间隙空地安排各种空地和广场方便居民间的交流。

2.2雨花毓秀小区住宅建筑

雨花毓秀小区的住宅建筑，主要以中高层为主，中心地带有少量多层建筑，坐北朝南，适宜日常居住。但是，小区住户在阳台上自行安装风格不一的阳台护栏，部分户主将太阳能热水安装在阳台上，更有部分户主直接讲招租广告挂在阳台栏杆上，使的建筑外立面的整体感被破坏。在作者的走访调查中发现，在多栋一楼的住户中有的讲入口直接开设在阳台从草地上直接进户，更有部分住户将一层改建为商店，进而占用公共绿地。建议物业加强管理，对住户的护栏风格进行统一，应该统一规定住户安装空调或太阳能的位置。占用公共绿地的情况应严加监督，在一层改建为商店的情况应该及时阻止，进而提升建筑的整体风貌，确保公共绿地的合理使用，进而提升小区的整体环境品质。

2.3雨花毓秀小区公共设施

雨花毓秀小区内设有幼儿园，生活超市，小型商店等，各种服务设施较为齐全，方便小区居民的生活。沿小区道路旁设有社区服务宣传栏，其主要是宣传安全卫生和国家的最近政策等内容。小区内设有多个地下停车场，且在对应住宅楼处就近设置了垂直疏散口，以方便居民到达地下停车场的相应车位。但是地下停车场中所停车辆并不多，大多数车主选择就近的道路停放，地面停车数量甚至超过了停车场的停车数量。在小区中电动摩托车的数量较多，很多电动摩托车就近停放在每栋的入户单元楼前，一定程度造成道路的拥挤。建议小区物业限制地面停车数量，引导更多的居民将车停入其就近的地下停车场，进而将更加方便小区的管理。小区应增设非机动车和电动摩托车的停放场地，将其统一管理。

2.4雨花毓秀小区娱乐设施

雨花毓秀小区为一新建小区，其在多处绿地上建设了多处以健身和儿童娱乐为主题的小广场，充分的考虑到居民的休闲健身的需求。其也预留了部分空地并铺设地砖方便居民进行小规模的聚会或群体活动。健身小广场上布置了部分安全性高的基本健身器材，其主要是以安静的体育项目为主，尽量避免了人们活动是过大的噪声干扰其他居民的休息和工作。儿童娱乐广场上主要布置一些儿童喜欢玩中型设备，且在周边布置了家长休息座椅，方便家长在儿童玩耍时观察其行踪，进而提高了儿童的安全性能。在儿童娱乐广场周边多值高大乔木，减少儿童娱乐时的欢笑声干扰周边住户，其充分在考虑到小区的声环境，营造一种宜居的氛围的同时也兼顾到小区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使其各种人群的体验达到最佳。

3雨花毓秀小区的支撑系统

3.1雨花毓秀小区支撑系统概况

雨花毓秀小区，其毗邻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和师大附中附小，离大学和中小学都比较近。其距昆明地铁一号线联大街站2000米，据昆明火车南站（昆明高铁站）仅1000米，其交通方便易达。小区三面临城市干道：景明南路、聚贤街、春融东路，并在其设有出入口，多趟公交车直达，出行方便。城市配套基础设施完善，非常适宜居住和生活。

3.2雨花毓秀小区道路系统

雨花毓秀小区的小区路与组团路路况较好，路面平整，道路侧设置了一定数量的停车位满足居民的临时停车和来访人员停车的要求。小区在设计之初充分考虑了车流量对交通造成的影响故道路面宽充分满足现今车流量的影响并预留了发展空地。宅间路上铺设透水性材料，在昆明的雨季有利与雨水的排放进而不会造成雨水堆积的现象，方便居民的出行。

小区在临城市干道了三面分别开设了三个出入口连接城市干道，并在与城市干道相连处设置交通环岛，缓解了城市干道的交通压力。

4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