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体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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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商业人身保险社会保障险种结构经营战略

商业人身保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关系

社会保障制度与商业人身保险都是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因生、老、病、死、残等人身风险而遭遇不幸或困难的人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二者并行不悖、共同发展，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一）社会保障制度对人身保险发展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人身保险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社会保障的范围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越窄，人身保险发展的空间相对越大；反之亦然。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范围越小，即使社会保障标准和待遇维持原有水平，用于社会保障的总费用就越少。而社会保障费用和工资均来源于消费基金，社会保障费用的减少意味着工资部分的增多，即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加，人们参加人身保险的能力也相应增强。

社会保障的保障项目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保障项目越不齐全，人们对人身保险的需求相对越大。因为在人们的保障需求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的项目越少，需要由人身保险进行保障的就越多，参加保险的愿望和积极性就越高。同样，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项目越少，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越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加，对保险的有效需求上升。

社会保障发展程度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是指社会保障的给付标准。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定和人们保障需求一定时，社会保障发展程度越低，对人身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二）商业人身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日益加深，商业人身保险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基本保险管理，可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许多国家都尝试在社会基本保险的运作，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主要途径是在国家监督之下选择保险公司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政府通过投资限制、绩效评估等办法对其进行监管。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由于其产品特征、资产结构、对长期资本投资管理的丰富经验等，成为基金经理人的首选目标。在美国，许多保险公司都是公立养老保险计划的主要基金管理人。实践证明，由保险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等私营机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作效率比政府有较大幅度提高，在确保基金安全性的同时获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

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力量，可以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被雇主视为增强企业凝聚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引导和鼓励自愿性职业年金计划、企业养老金计划等各类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的发展，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保险公司在数理计算、资产运用、缴费记录管理、养老金支付等方面具有专长，在补充性养老保险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在美国，职业年金计划最初由人寿保险公司提供全过程服务，在普及到一定程度时，信托和银行等机构才开始参与。目前，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的职业养老保险计划，占美国职业养老计划资产的四分之一。日本在企业养老金制度运行的初期，也采取了由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提供全过程服务的方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的企业养老金业务主要由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经营。

多样化的商业养老与健康保险产品和服务，可以丰富社会保障体系层次。基本的社会保险只能是低水平的，满足社会保障最基本的需求。同时，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提供的保障水平也是有限的。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的增长，社会成员对退休后生活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较低的社会保障标准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商业人身保险可以弥补社会养老保障和社会医疗保障供给上的不足，有利于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省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现状分析

**省社会保障体系的沿革和变化与全国大体一致，到2002年全省已建立了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助，和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一系列带有地方特色的做法。

养老保险制度获得重大突破。在参保范围和对象上对非公企业参保作了有益探索，出台了“低门槛准入”，“低水平享受”的办法；在基金征缴方式上，开始由税务部门征收；在统筹上，坚持以县市为统筹单位，建立多元、稳定的基金筹措机制；积极探索农村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思路和对策。失业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1995年率先出台了《**省城镇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暂行条例》，后又进行修订，使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征缴率和人均月征缴额等几项主要指标均有所上升。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管理工作不断加强，管理体系建设步伐加快，覆盖范围开始向城镇全体劳动者拓展，并在农村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存在问题

目前，**省社会保障体系运转基本良好，保障水平也逐年提高，但由于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实际具体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较弱。由于缺乏政策和国家财政支持，加上农民收入较低，参加社会保障观念落后，意识淡薄等问题，**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相对薄弱，目前除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社会救助等方面有所探索外，在最核心的社会化养老保险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不同居民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格和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城乡人口能否参加社会保险主要取决于是否拥有城镇户口；城镇职工能否享受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主要取决于企业性质和所从事的行业，如在**省内已经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中，大多数企业属于垄断性或资源性行业。

保障资金支付存在较大潜在风险。实现企业养老保险全覆盖后，部分企业存在拒缴、欠缴现象；基

本医疗保险政策体系不够完善，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难度加大；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政府资金到位率比较低，造成基金支付存在较大潜在风险。

社会保障体系运行效率不高，难以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性。政府承担了大量本应由市场来承担的职能，例如各地社保部门对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进行管理运作，强制主办补充医疗保险，不仅效率不高，还存在资金混用等管理风险。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个人帐户基金迫切需要金融机构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服务，以及通过保险企业提供年金化领取方案；在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个人养老与健康保险方面，由于缺乏税收优惠政策，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的选择空间，不同企业和个人差异化的保障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

完善**省社会保障体系的途径及措施

（一）具体途径

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要使社会保障和人身保险既相互配合又充分发挥各自不同的保障功能，必须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就具体途径而言，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现阶段居民养老的主要形式有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社区养老主要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因经济基础较好，有能力提供一定的退休金或建有老人居住的敬老院。从**省具体情况来看，社区养老事业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非常有限，家庭养老仍是最主要的形式。

从人口结构来看，**省老年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和非农业生产部门流动，加快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与“四二一”型家庭结构的大量涌现，将更难满足老年人的供养需求。原有的养老保险不能适应发展的需求，购买商业养老险逐渐成为实现家庭成员“老有所靠、老有所养、自主养老”的一种重要理财方式。**省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发挥商业保险的网络机构和风险管理优势，为地方政府提供精算技术和资产管理服务，同时在企业年金保险和个人养老保险等领域有所作为，特别是为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群体提供养老保险服务和相关咨询服务。

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当前，**商业健康保险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时机。随着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地位和作用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相关政策。例如：保监会将继续加强与财政部、税务总局的联系，争取减免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所得税，进一步鼓励和吸纳更多的居民个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加快健康保险专业化进程；同时，明确商业健康保险地位，准确界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界限，规范市场经营环境。《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健康保险发展，支持相关保险机构投资医疗机构；积极探索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有效方式，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健康发展。因此，**保险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努力发挥自身优势，通过细化市场，研究制定发展战略、确定经营领域与服务种类、设计合理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加快健康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来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二）具体措施

开发适销对路的商业人身保险险种，优化险种结构。人身保险发展的生命力，关键在于险种的生命力。保险公司应审时度势，根据居民保险需求的变化与差异，加快开发人身保险新险种的步伐，同时要努力调整优化险种结构，以满足居民的不同需求。建议加强以下方面险种的完善和开发：

完善具有储蓄功能的人身保险。多数居民认为，如果投保寿险而在保险期内未出险，保费便白交了。但如果到期还本，还能返还较高的利息，居民往往较容易接受。当然这需要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的支持。

加强对医疗市场的开发。对大多数居民来说，就医看病所需要的开支还是比较高昂的。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居民自然而然会寻求医疗保险作为保障。目前，**省医疗保险开发很不完善，尤其是65岁以上的居民医疗保险，在所有的寿险公司中基本都是空白，可小规模探索或试办。

团体寿险应加强有储蓄性质的终身险开发。目前的团体寿险除团体养老保险外，几乎没有终身保险的险种，而人们往往更关心退休以后的保障问题。

适度提高保险金额，拓宽保险责任范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以及保险公司经营实力的增强，居民愿意获得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都大为提高和增加，保险公司应顺应形势，适度提高保险金额，如灾害性人身保险的保险金额就应适度增加，同时要拓宽保险责任范围，特别是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责任范围。

适时调节经营战略，积极稳妥地开发农村地区业务。国家实施的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为保险公司的业务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积极稳妥地开发农村地区业务，在对原来的乡镇保险办事处（站）和营业所进行改造与更新的基础上，采取新的营销体制，占领农村市场，赢得先机。**省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在全国的排名情况一直在中游徘徊，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各大寿险公司均忽视了农村这一块重要领地。在抓牢城市客源的同时，涉足广阔的农村客户，不但是省内寿险保险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更是人身保险市场完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加大人身保险的营销网络构建力度，提高业务管理体系方面的创新力度。**省地区的信息分布和传递极不平衡，信息来源渠道有限，保险对于广大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村居民来说，仍属新鲜事物，这给保险销售和服务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推进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加强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不断探索、创新适合**省人身保险发展的组织形式，也成为推动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目前**保险业普遍存在重视开展业务而管理不足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客户服务工作不充分，在客户回访和续期收费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各家保险公司应健全客户服务体系，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尽快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续期收费和客户回访制度，并不断提高营销人员的素质。此外，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应考虑设立专门的农村保险部门，由专人专岗负责，提高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第2篇

社会保险是通过国家立法，并由国家成立的专门机构进行资金筹集、管理和发放，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基本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商业保险是通过签订保险合同，由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企业和个人自愿投保，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形式。

①保障功能的互补性

社会保险，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必要时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由于受到投保金额、投保对象的限制，这种保险的保障水平非常低。而商业保险的保险范围则包括公民所面对的所有可保风险，并可根据个人情况，满足社会上不同层次的保障需求。因此，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是并行不悖的，两者相互配合，取长补短。

②保障范围的互补性

社会保险主要是在社会成员遇到年老、工伤、疾病、生育、残疾、失业、死亡等社会风险时，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商业保险涉及的险种之多，范围之广，则可以满足人们生活消费各个层次的需要。通过与社会保险的配合既满足了人们基本的、普遍的保障需求，也满足了人们多层次的、特殊的保障要求，从而更好地完善社会保险保障水平。

③保险技术与保险方法的互补性

社会保险需要借鉴商业保险的精算专业技术，商业保险也需要制定一些满足社会需要而绝非利益优先的保险品种，以树立其良好的社会形象。此外，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都是保障劳动者的生活稳定，并利用专业技术和保险方法使资金保值增值，从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商业保险可以融入到社会保险中，承办部分社会保险，让湖湘群众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保障。

2国外社会保险的发展模式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就社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来说，构建医疗保障体系，避免因重大疾病医疗支出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公共卫生政策的基本共识。大体上来看，国外的医疗保障模式主要有如下3种：

①商业保险为主，社会保险为辅

这种医疗保障模式主要根据商业保险的运作模式，由雇主和雇员自主筹资资源选择购买商业保险以防范重大疾病风险。商业保险公司根据不同保费水平和保障标准，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保险保障需求。同时，当医疗费用自付金额达到一定标准时，个人将不再自付医疗费用，超过部分由商业保险公司承担，从而有效降低了重大疾病医疗支出的财务风险。采用这种模式主要有美国和南非等国家。

②社会保险为主，商业保险为辅

这种模式的医疗保障模式是通过国家立法规定由个人、单位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个人和单位按比例分摊，政府则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由三者共同筹集资金。这种医疗保障模式带有强制性，并根据参保人的年龄、收入水平划分不同的组别，设置不同的医疗起付线和自付最高限额。参保人的门诊次数和住院次数越多，其医疗起伏线和自负最高限就越低。这种模式的代表国家主要有德国、法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韩国。

③国家医疗保险的主导模式

这种模式带有明显的福利色彩，并且主要由国家以征收社会福利税的方式筹集资金，因此，也称之为全民免费医疗保险模式。这些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主要由政府负责筹建，其经济收入也来源于政府预算拨款。这种免费的医疗保险保障制度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等。从发达国家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时间来看，依靠单一的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很难达到公平与效率兼具的效果。

3湖湘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的对策创新

①商业保险应提高专业经营能力

商业保险公司需要树立专业的经营理念，以提高其专业经营能力。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发一些补充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险种，填补社会保险在这些方面的空白，以丰富社会保障的层次和内容，从而让广大湖湘群众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要引进和培养具备精算技术以及产品开发的专业化人才，提高专业经营能力和服务能力。

②加强合作，降低风险管理成本

通过商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有效融合，以降低风险管理成本，提高保险保障水平。由于商业保险以营利为主要目标，决定了其对风险防范的意识和能力较强。因此，通过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合作，可以有效利用商业保险先进的信息系统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提高社会保险的风险保障水平。

③商业保险应加大保险产品的研发

商业保险公司应该致力于为不同消费者提供不同层次的多元化险种，以弥补社会保险的空缺。由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的比例较低，商业保险公司可以为这类群体量身定做保险产品，如按大病补助等。因此，通过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有效融合，改善当前的保险现状，对湖湘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4湖湘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的具体运行模式

截止2013年末，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41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372元。城镇恩格尔系数35.1%，农村38.4%。全湖南保险公司2013年原保险保费收入为508.6亿元，比上年增长9.3%。而赔款和给付支出为192.8亿元，增长35.1%。根据湖南省的省情和实际情况，立足现有的保险资源,并参考“湛江模式”，提出湖湘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应建立互动关系。从而提供优势互补的服务，发挥经济补偿功能，弥补社会保险的缺失，满足湖湘消费者多元化的保险需求。

①构建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生存保险的互动机制

一是，个人养老金账户赤字导致了资金占用和资金运营问题，商业保险可以利用其自身优势管理法定养老基金，与基金公司一同管理养老保险金。二是，人口老龄化趋势导致支出增加，随着退休队伍的日益壮大和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商业养老保险为退休金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三是，企业年金制度尚不完善，目前，我国部分事业单位尚未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因此，商业养老保险制度成为其重要补充。

②构建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的互动机制

公共医疗费用高涨导致看病难，看病贵。药价上涨加上湖湘地区小型卫生机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城镇居民的就医需求，导致大医院的就诊人数增多，从而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因此，需要商业保险开发并推广短期健康险种等，以补偿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和健康意识的增强，湖湘地区的消费者更加注重日常的健康护理，通过健体强身来预防疾病的发生。因此，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长期护理保险等相关险种成为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农民工异地医疗报销难，商业保险公司也可以据此推广出适合这一群体的保险品种。

③构建五险互动机制

第3篇

[关键词]商业保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分析；模式选择；协同发展

当前的中国农村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社会保障缺失和不足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广大农民及农村特殊群体的基本利益，也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但由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在各地尚处于摸索阶段。由于商业保险与其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发挥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的功能上存在一致性，因此探讨商业保险如何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商业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发挥商业保险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这无疑对商业保险进行了定位。2006年6月《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提出要努力发展适合农民的各类商业保险，要积极探索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有效方式。但事实上商业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是否能发挥重要作用，还是有一些不同看法。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商业保险是属于所谓的“高端”保障商品，并不适合收入不高的农民，商业保险在农村发挥作用不大，农村保障基本上只有依靠政府保障和农民自己。应当说，这种观点并非毫无道理，但由此断言商业保险难以有效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最多只发挥很次要的补充作用，这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虽然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提倡建立以社会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与商业保险为基础的“三支柱”社会保障模式，但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第一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险严重缺失和保障能力低下，由于缺乏像过去那样的集体经济的支持，第二层次的补充保险在全国多数地区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处于各自为政的探索阶段，普及面窄，保障程度低，保障的有效性取决于当地政府的主导能力、当地财力以及制度设计的科学有效性。与其相比，商业保险受到的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就要小得多，即使是收入不高的农民也可以选择适当的保障。由于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等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在其他社会保障严重缺失和不足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应当发挥其重要作用。

其次，提及商业保险，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商业保险是“贵”的，是高档品，收入不高的农民买不起。无可否认，有一些保险产品，比如高额的养老保险等产品，一般农民确实难以承受，但仍然有不少保险产品是农民急需而又可以承受的。比如，农民及农民工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两三万元的保额一年保费不过百元左右，青壮年农民担忧万一意外身故二老的养老问题，那么可以投保定期寿险，即使10万元保额每年也不过交二三百元保费，即使某些保费费率较高的产品，保险公司也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和营销，比如中国人寿河南林诸支公司一名营销员创造性地按半份向农民销售某终身寿险，半年就销售了152份。同时，由于地区之间以及农民内部收入的差异性，也有很多收入较高的农民对商业保险既有消费需求也有消费能力。因此商业保险并不是农民享受不起的“奢侈品”，而是农民风险保障的“必需品”。

第三，商业保险的介入可以使得其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更有效地运行并发挥其功能。从经济学角度讲，农村社会保险等大多数保障项目是一种优效品，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虽然这类物品主要应当由政府提供或主导，但一般并不需要由政府直接运营或主办，而是委托或者特许商业机构经营。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在社会保障管理上已经将一部分由政府统一承担的职能让渡给市场来执行，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由于商业保险机构在产品开发、风险管理、精算等方面具有政府管理经营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具有介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先天条件，从当前的农村社保建设的经验看，那些纯粹由政府一手包办的项目，多数都存在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大，运营成本高，效率低下等制度障碍，而商业保险介入的多数制度运行效果相对较为良好。

综上所述，商业保险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应当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二、商业保险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们可以将商业保险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区分为两类不同的制度安排，一是商业保险作为二级制度安排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称之为直接参与式；二是商业保险作为其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发挥其独有功能，可称之为间接参与式。

(一)商业保险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分析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和舒尔茨关于制度模式的分类，商业保险属于影响所有者配置资源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可以较好地促进农民之间，农民和保险公司之间配置风险。由于制度可以为合作创造条件，而农民缺乏风险分散和转移的渠道，且农民自发组织建立某种风险分担制度的交易和谈判成本很高，而商业保险制度则可以大大降低这种成本。

1.商业保险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需求分析

从农民群体的制度需求看，随着中国农村的非农化、市场化、城镇化，在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保障个人化和土地保障能力日益下降的今天，传统的“土地家庭”这种保障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新情况。由于农村第一、二层次的社会保障的缺失或严重不足，各类农民群体对保险保障的潜在需求很高，大量的农村保障与保险调查报告都得出类似的结论。当然，要将名义保险需求转化为农民的实际需求还受到诸多条件尤其是支付能力的限制，但这种潜在的巨大需求对促进商业保险在农村的制度安排有效实施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从保险公司的制度需求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只有当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大于变迁成本从而带来正的潜在利润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才会发生。而当前商业保险公司正面临着这样的机会。首先，随着经营商业保险主体的不断增加，大中城市的保险竞争日趋激烈，城镇市场的保险开发已经逐渐趋于阶段性的市场饱和状态，而广大的农村保险市场长期以来为多数公司所忽视，保险资源远未得到开发，潜在市场机会较大；其次，虽然从总体上看，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但由于地区差异以及农民群体收入结构的不平衡，东中部地区及收入较高的农民既有强烈的投保需求，也有一定的支付能力；第三，一些特殊农民群体，比如农民工、失地农民等对一些特色保险有强烈需求，收入不高的农民也希望能购买一些低保费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可以在农村市场取得较好的业绩。

2.商业保险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供给分析

在农村建立商业保险制度是一种由市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影响保险公司制度供给的因素主要是制度安排的实施成本以及现有制度障碍的约束和路径依赖。农村商业保险市场开发程度低，这是潜在市场机会，但也正因为如此，保险公司的经营也面临着较高的制度实施成本，前期的投入成本较高，包括设立农村营销部，宣传推广、设计开发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而且可能面临农民群体相对更高的赔付风险；其次，虽然传统的家庭式保障已经难以为继，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养儿防老”、“有灾难找政府”等观念仍在部分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而原有的“土地家庭”模式虽然保障程度低，但风险小，成本也低，再加上注重眼前利益得失的农民厌恶风险，很多不愿以当前确定保费支出“损失”换取未来不确定的保障，再加上对保险的不了解以至偏见，农民宁愿固守那已经并不可靠的保障，这种对传统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将严重制约新的商业保险制度供给。

综合而言，目前建立农村商业保险的制度安排，农民和保险公司的制度需求都是较强的，制度需求主要受制于多数农民的经济能力，从制度供给上看，主要受商业保险制度实施成本以及现有制度路径依赖的影响。

(二)商业保险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分析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政府和市场就是两种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但任何单一的制度安排通常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具体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以商业保险为中介有几大优势。

首先，实施一项农村保障制度安排，制度设计成本和未来的制度运行风险较高，政府必须基于审慎原则进行全方位调研与分析，政府虽然在宏观制度设计上有优势，但对于具体的技术性项目的设计则缺乏专业经验，而商业保险公司作为长期从事风险管理的专业机构，在制度设计、费用测算、未来偿付能力评估等方面可以参与制定方案，这一方面可以增加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制度设计的成本，从而促进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安排的供给。

其次，通过商业保险作为中介可以有效疏通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的其他制度障碍。比如目前的农民工社会保险项目，由于现有的社会保障实行城乡分割、区域统筹的政策，造成农民工的频繁流动与保险关系转接困难，导致不少地区的农民工无奈选择退保。据统计，农民工集聚地广东东莞市2005年有105万农民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但当年就有高达40万农民工选择退保。上海市针对这种情况实施的“农民工综合保险”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做法是政府负责征缴保费，为外来务工人员向一家全国性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养老、医疗、工伤等一揽子保险，一旦农民工离开，其养老保险等关系可转入户籍地所在地的商业保险分支机构，这样就打通了现行社会保险保障区域分割、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有效发挥了社会保险的功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三，以商业保险为中介可以有效减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实施成本。比如重庆市政府主导建立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就是由政府主导，将部分补偿安置费加上政府补贴的部分保费委托保险公司统一建立保险基金，利用保险公司在保险技术、网点、资金运用等方面的优势，由保险公司按照与政府的代办协议管理和发放养老金，政府不再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而主要进行制度监控，这样充分发挥了政府和保险公司各自的优势，这种商业保险“代办型”模式的制度实施成本明显小于政府“主办型”的实施成本。

三、商业保险介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选择与利弊分析

按照政府与商业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各自的职能和责任，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有四种介入方式与模式作为选择。

(一)商业保险独立经营模式

在该模式之下，商业保险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直接向农民提供风险保障。这种制度安排的优越性在于其运行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一方面，它体现了市场意义下的“公平”，这对于一部分支付能力较强的农民特别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农民群体可以根据自己的保险需求偏好和支付能力选择合适的产品和保额，也有权选择不投保，避免了其他社会保险违背“一致同意”原则实施强制性制度安排的弊端。但是，由于商业保险只具有市场意义上的公平，而不具有福利价值评判上的公平，会导致部分农民由于支付能力受限而无法享受保障，也无法实现不同经济水平农民之间的财富互济效应。从保险公司角度看，其好处是可以根据各地农村市场状况自主确定业务发展目标。

一般而言，农村商业保险制度安排主要应当侧重三个方面，一是针对东中部发达农村地区和农村中高收入群体；二是针对农村中低收入群体设计销售一些他们急需的低保费基本保障产品，比如定期寿险、低额住院保险等产品；三是针对特殊农民群体需求开发和销售一些度身定做的保险产品，比如农民工意外伤害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等产品。

(二)商业保险委托代办模式

在该模式下，保险公司受政府委托管理和经办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包括政策咨询、业务管理、费用报销支付、管理专项基金等，其管理服务费用由政府财政支付，不从保障基金中提取，基金透支风险由政府承担。

这种模式可以发挥商业保险所具有的社会管理功能，政府也能减轻新设经办机构和增加人员编制的压力，节省制度实施的运作成本，而集中精力专门从事资金筹集、政策调研和业务监控等工作，实现政府从办农保向管农保的职能转变。同时，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独立于政府的市场主体，可以有效地防止各种外部干扰，充分运用商业保险的风险管控技术，对资金运作、保险金给付制定严格的风险管控措施，有效降低挪用保障资金、虚假给付保险金等人为风险。而且保险公司较丰富的客户服务和理赔管理经验以及较多的网点也方便农民的费用报销与支付。从保险公司角度看，可以利用自身业务平台取得中介业务收益，而且经营风险不大。

但是，在该委托模式下，由于保险公司自身不承担风险，保险经营的专业性又较强，政府可能难以有效监控保险公司行为。因此，有必要引入专业监管，对保险公司接受委托管理业务的信息披露、运营标准等作出强制要求，并按照常规保险业务实施定期不定期的现场检查，以减少和避免“委托—”关系中常见的道德风险；从保险公司角度，由于经营的连续性要求，最担心出现政府由于财政压力而无法及时足额拨付管理费用，从而造成保险公司的长期“负债”经营的不利情况，因此，有必要以书面协议形式从法律上明确委托代办双方的责权利，降低单方“赖债”风险。目前，重庆市开展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正是采用该模式，取得了较好效果。相对各方而言，这是商业保险介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较好方式。

(三)政府主导的商业团体保险合同模式

在该模式下，政府以投保人的身份将所筹集到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为农户投保团体保险，与保险公司就保障条件、保险责任、赔付限额等一系列项目达成一致协议，签订保险合同，由保险公司按约定事项向农民提供保障，并承担全部风险，政府不再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与基金透支风险。

这种模式的一个明显好处就是政府、保险公司、农民三方之间责权利分明，政府与保险公司就是投保人和保险人的保险合同关系，避免了保险代办型和保险合作型模式所出现的责任关联和不易区分而导致的双方发生纠纷的困境。由于投保农民群体风险相对特殊，通常缺乏准确的经验损失数据，双方都不易合理确定保费，如果保险公司为争取业务低价承保就极有可能造成该业务亏损，保险公司将承担全部赔付和赤字风险，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公司为减亏而将赔付标准控制过严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同时，由于政府已经将保障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可能导致保险经营缺乏基层政府的支持，不利于农保业务的有效开展。

(四)政府与商业保险合作管理模式

在该模式下，政府负责政策制定和农保费用的筹集，保险公司负责经办农保业务和管理农保基金，有的规定可从基金中提取一定的管理费用，基金发生盈余时公司可在一定限额内按比例提取，如发生赤字，由政府和保险公司分担。这种模式目前应用不多，但仍有一些案例，以保险业参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截至2005年6月，在江苏、山东等六省68个试点区市县中，按上述标准分类，使用代办模式的有36个，团体保险合同模式的有22个，合作管理模式的有10个。

该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发挥政府和保险公司各自在政策管理和业务经营上的优势，由于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双方都有动力积极支持和协助对方，这对共同搞好农村社保工作十分有利。但这种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较为复杂，不像前两种模式那样双方责任明确，尤其是出现基金赤字的情况时，政府可能归咎于保险公司管理不善，风险控制不严，而保险公司则会归咎于政府拨付的保费过低，如果制度设计考虑不周，就很有可能造成双方互相推诿责任导致合作失败。

综合来看，上述模式各有优缺点，相对而言，从控制风险的角度看，委托代办模式相对较好，其次是保险合同模式，而合作管理模式则必须要求合作机制设计科学合理，但在严格风险管理的情况下，从长远来看，合作管理模式值得推广。当然，具体采取哪种模式，还要考虑各地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保障项目和保障群体，根据有关政策法规加以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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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秦士由.商业保险参与建立失地农民保障机制调查分析[J].保险研究，2005，(9).

第4篇

一、我国失地农民规模和社会保障现状

根据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全国耕地面积18.27亿亩，全年耕地净减少460.2万亩。按照—全国平均减少耕地620万亩和全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1.89亩计算，“十一五”规划期间将新增失地农民1640万，中国失地农民总量已超过4000万。—2030年的25年间全国占用耕地将突破6700万亩，新增失地农民将超过3545万[1]。失地农民的出现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除少数发达地区对失地农民建立了相应的社会保障以外，大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就已经建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而言，由于大部分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就业安置不到位，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结合长寿区的情况，当前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补偿不到位

目前各地征用土地的补偿只是对失地农民的现象性补助。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六至十倍，安置一个失地农业人口的费用为上述标准的四至六倍，征地补偿标准明显偏低。土地征用补偿费在经过乡（镇）提留、村社留存后，剩余部分再按一定的方法分配到农户。我国东部地区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在2万—3万之间，中西部地区更少一些。这样的补偿标准显然没有考虑到土地的市场价值和土地的增值价值。对失地农民而言，补偿水平过低，在目前的物价水平下，这样的补偿标准只能够农民维持2—3年时间，之后生活难以为继。

（二）就业安置缺乏，就业问题突出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在国有企业为失地农民安排就业岗位，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国有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为失地农民在国有企业安排就业岗位的渠道越来越狭窄甚至不可能，同时受城市下岗职工和外来打工者的冲击，城市中的就业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失地农民寻找就业岗位越来越难。加之失地农民整体素质偏低，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从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角色和技能的转化，择业渠道更为受限，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突出。

（三）社会保障缺乏，生活水平下降

在征用农民土地的过程中，我国各地政府普遍采取了一次性货币化安置。这样虽然极大地减轻了各级政府和用地单位的压力，失地农民基于眼前利益也易于接受，但事实上，发给农民的征地补偿安置费根本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失地后的长远生计问题。土地是农民最稳定、最安全的就业岗位，失地后他们昔日所熟悉的农业生产技能都失去了用武之地，在寻找新的就业岗位过程中，又无法与城镇中其他就业群体竞争。待征地补偿费“坐吃山空”后，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未被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生活水平较之以前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2942户失地农民所作的情况调查，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前人均年纯收入2765元，失去土地后人均年纯收入为2739元，约下降了1％。从各地的情况来看，43％的农户人均纯收入有所提高，11％的农户持平，46％的农户纯收入下降。[2]在重庆市长寿区，以前的征地中，由于补偿标准过低，也存在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四）医疗保障被边缘化

随着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近年来不少地方农民就医难问题得到了初步缓解，而失地农民在被转化为城市居民后，多数人不再享受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优惠政策，而城市中的医疗保险体系又大多未延伸到失地农民，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失地后又失医保，在医疗保障方面被严重边缘化。他们所得的数万元征地补偿费，除了维持基本生活，还要支付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往往由于一场大病就有可能让一位失地农民跨入城市贫民的行列。

（五）土地补偿费管理混乱

虽然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对征地补偿费做出了规定，但由于配套政策不到位，土地入股分红、养老保险以及留用地等操作性不强，矛盾多，难度大，因此政府部门和用地单位都较为倾向于一次性的货币安置。但有些地方政府和用地单位经济实力不足，资金落实到位难，不得已给农民“打白条”，造成对农民征地补偿费的长期拖欠，致使失地农民群体上访不断。同时，现行土地补偿费产权不明，管理混乱，许多村组领到征地补偿费后乱上项目，导致巨额集体财产流失，最终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

（六）子女上学受影响

子女的未来是所有为人父母者最牵挂的大事，因此也成了失地农民最大的心头之痛。在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困境中，他们凭借所得的征地补偿费供子女上小学、初中尚可，但上高中和大学便力不从心了。过低的征地补偿费及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位，不仅影响了失地农民自身的发展，而且也严重影响到他们子女们的未来发展问题。

二、造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源分析

造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遗留因素形成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经济发展中一些体制性的

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一）城乡二元割据体制影响的延伸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割据体制使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形成了不平等的待遇和严格的界限。由于这一体制的存在，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让农民付出了6000—8000亿元的代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又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拿走了约2万亿元的资金，形成新时期更为严重的土地征用、出让价格“剪刀差”。[3]所以说，当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实际上是城乡二元割据体制下“三农问题”的延伸。

（二）是市场机制下不合理的产物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补偿关系，这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合理和适用的，也广泛地被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接受，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不合理。首先，城市土地（划拨除外）及其他所有的生产要素均已采用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充分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而唯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征用和补偿。其次，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都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则被征地主体以较低价格拿走。第三，土地的财富价值没有得到体现。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特殊资源，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很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进程中，土地不仅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和发展的生产资料，更应该成为农民的一大财富，而实际上他们在土地被征用后却没有得到这些财富。

（三）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负面影响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总体趋势是，中央和省级政府所占比重逐渐上升，而县乡政府所占比重却逐渐下降。仅有的几个大税种如消费税的100％、增值税的75％、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60％都归中央和省级政府，留归县乡政府大都是零星分散，征收成本高的小税种。县乡政府财权小了，而事权并没有减少，甚至更多。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不少地方，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方的县乡政府普遍成了“吃财政饭”，有的甚至成为“要饭财政”。为了在经济上打翻身仗，或确保重点财政支出，一些地方政府更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来充实其“钱袋子”，有的甚至把经营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第二财政”，而对随之产生的大量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无力顾及，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失地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四）地方政府政绩观的扭曲

一些地方政府的管理者在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上存在偏差，曲解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方针，急功近利，最求局部的、短期的经济利益，以发展城市为名，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大搞开发区、工业园，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甚至零地价把土地送给投资者，争相以最低廉的条件获得招商引资的成功。由于政府对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不科学，存在过分看重gdp的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忽视了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大量农村土地被地方政府用来进行工业开发，从而导致了失地农民大量产生。

（五）征地监管机制的弱化

其表现在：一是违规征地屡禁不止。据媒体报道，元月至五月份，国土资源系统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25153起，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涉及的土地面积却比同期上升了近20％，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比重达50％，有的甚至达90％以上。[4]这些现状已对国家土地调控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是对违法批地占地行为查处不力。目前我国查处的大量违法批地占地案件，绝大多数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以租代征等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大量耕地甚至基本农田。而对这些案件的查处，多是责成检讨、补办手续做善后手续，最终使违法征地“合法化”。过轻的处罚力度，不仅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对违法批地占地行为的责任者难以起到威慑作用，而且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土地的流失和浪费。三是一些地方政府对村级组织在征地补偿费分配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等行为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这也直接导致了失地农民的大量上访，影响了社会稳定。

（六）有关征用土地的法制不健全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里的土地是指集体所有土地。《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意味着因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即使用土地的目的并非为“公共利益”，也必须申请使用政府统一征收为国有后的原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与《宪法》规定的精神相抵触。由于法律规定上的矛盾，在征用实践中就难免不出现土地征用权滥用问题，一些商业性质项目用地也必须由政府低价征用后再高价卖给开发商，对农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七）失地农民整体素质上的弱势

对失地农民来说，充分就业是他们最积极、最稳妥的生存和发展保障。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在教学环境、师资力量、投入等方面与城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当农村一代的中小学生相继成长为青壮年农民时，和城镇同龄人相比，他们的整体素质无疑有相当大的差距，加上城镇中各类就业岗位劳动力素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以及大中专毕业生、转业军人、下岗工人等对就业岗位的强烈要求，最终使失地农民中的绝大部分在寻找就业岗位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弱势。

三、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思考

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千方百计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居有住房、就业有岗、社保有份，真正成为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受益者，这不仅是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措施，也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针对当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形成的原因，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

在征地补偿内容上，除了补偿土地价值、劳动力安置、青苗损失及地面附着物外，还要增加农民在30年内土地正常收益损失、土地的潜在收益损失、相邻土地的损害、土地增值的价格损失，以及农民因失去土地的各项间接损失等项目[5]。即使按现行补偿内容进行补偿，也应参照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标准，提高补偿标准。以笔者所在的重庆市长寿区为例，在最近两年的桃花新区征地补偿中，按征地人口每人60000---80000元的标准一次性货币补偿。提高补偿标准，可以确保农民失去土地有能力再创业、再就业。

（二）建

立健全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事实表明，低水平的一次性现金补偿方式容易导致失地农民今后生活无保障，容易在农村社会产生新的贫困阶层，不利于小康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因此，对于土地被全部或大部分征用的失地农民，应该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应主要从征地补偿费、土地出让增值提成中列支。同时，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应坚持“分年龄、多层次、全覆盖”原则。比如杭州市规定，对征地时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失地农民，实行一次性货币安置；对征地时在劳动年龄段内的失地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5年的，给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满15年的，给予参加杭州市政府规定的“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简称“双低”）基本养老保险；对征地时年龄在50—60周岁的妇女或者又不符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双低”基本养老保险的，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对征地时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建立基本生活补助制度。[6]总之，长寿区应积极借鉴外地有益的经验，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将对社会稳定和促进失地农民自身的“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

在我国农村，由于生产力普遍较低，经济水平整体较差，农民面临养老、疾病和贫困的巨大风险。医学的进步在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保障居民健康的同时，医疗费用也大幅度攀升，致使农村医疗风险凸显，因病致贫已成为人们重返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医疗风险还对生活质量造成冲击。因此，医疗保障也应该成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方面。要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基金，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基金的来源以失地农民自愿缴纳为主，政府、征地主体、村集体三者也应该分担一部分。同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为社区失地农民购买大病医疗保险。总之，解决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多个部门的参与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四）重视失地农民安居工程建设，解决好失地农民的住房问题

房屋和土地是农民一生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财产。当失地农民在失地同时又失去房屋的情况下，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便成了穷的只剩下兜里“卖地钱”的无业游民了。有的地方虽然为失地农民建造了安居房，却因楼房价格偏高，远远地超出了失地农民的购买能力，少有人问津。在现阶段，比较切实可行的是修建针对失地农民的定向安置房，同时房价要控制在失地农民可承受的范围内。例如，重庆市长寿区为化工园区、晏家工业园区、新重钢工业园区三个园区被征地农民修建了定向安置房，—建成的定向安置房房价在500元∕平方米左右，同时在修房、分房的过程中邀请公证处介入，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受到了失地农民的欢迎。搞好失地农民的安居工程，不仅是保障失地又失房屋农民的合法权益，更是体现政府执政为民的民心工程。

（五）不断完善就业优惠政策，把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落到实处

实现失地农民的充分就业，促使他们由农村居民尽快转型为城镇居民，是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为此，各级政府应努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放宽失地农民就业扶持政策。对于因政府行为而失地的农民，应一律将其纳入城镇社区管理和就业范围；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在税收减免、贷款、场地等方面给予其与城镇职工同等的扶持政策。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安置失地农民就业。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积极开发准入门槛低、适合农民就业公益性或生产性岗位；加快市场建设步伐，为更多失地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创造条件；对吸纳失地农民就业达到一定数量的企业，应给予贷款、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建立安排失地农民就业数量与用地单位用地规模相挂钩制度；对“零就业”的失地农户采取特别措施重点给予照顾。三是建立健全失地农民技能培训机制。搞好失地农民技能培训是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治本措施之一。在培训费用方面，应全部由当地财政列支；在具体技能培训方面，应通过订单培训等多种形式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就业，建立健全以职业教育为主，面向县、乡、村三级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加大以职业技术、岗位技能为重点的就业培训，提高失地青壮年农民的转岗就业能力，促使失地农民实现充分就业。四是完善失地农民基本情况信息库，开展求职意向调查，为失地农民及时提供有效价值的就业信息，免费为他们提供中介服务，在闲散劳动力较多的地方定期举办劳动力市场，免费为他们进行职业介绍，积极组织劳务输出；设立专门的就业服务热线和网络，为实现失地农民充分就业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

（六）对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

失地农民与进城农民工、城镇下岗工人一样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经济能力有限，在征地过程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当他们的合法权益收到侵害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没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因寻求司法救济所需要的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精力等），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他们身上无法体现，同时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隐患。因此，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多种方式的法律援助，为其能够平等地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建立畅通的渠道。比如长寿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全年就为失地农民提供了15件（次）法律援助，[7]使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七）建立和完善干部考核机制，把党和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有关专家认为，当前失地农民问题的形成有三大诱因：一是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吃饭财政”，迫使他们不得不以地生财，再去搞城市建设；二是搞农业富不了，要想在有限的任期内发展经济，一些地方官员共同的选择就是牺牲农地搞工业；三是gdp等经济指标是各级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把维护失地农民权益与规范政府部门行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把全面落实党对失地农民优惠政策纳入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范围，把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农民是否满意和拥护作为对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从而使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得到全面而稳妥的解决。

第5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系;体系重构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2-0046-04

2006年,各地社保基金挪用案件频频暴露。2006年上海社保大案中,社保资金被挪用34个亿,2007年11月,国家审计署对全国29个省(区、市)社保基金进行了专项审计,审计出71.35亿违规社保基金,其中1999年前发生的违规金额为23.47亿元,2000年以来发生的违规金额则高达47.88亿元。审计还发现,有些行业主管部门存在截留社保费的问题,如建行贵州省分行与工行贵州省分行少申报缴费基数,在征得贵州省社保局的同意后,对已提取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6,422.64万元予以截留。[1]而糟糕的是,被审计出来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的“巨颚”没有浮出水面。

我国社保基金积累速度迅速,截至2008年底,我国五项社保基金累计收入1.38万亿元,支出1.03万亿元,累计结余1.41万亿;就企业年金看,到去年底积累1,911亿元,比2007年增加了近400亿;此外,我国战略储备的社会保障基金达5,131亿元。也就是说我国社保基金累计结存2.1万亿①。

数据来源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基金各年度报告(基金权益总额和基金收益额采用四舍五入进行处理)。

从表1可以看出,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不稳定,在成立后的大多数年份其投资收益率明显偏低,若再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因素,其结果会更糟,2004年亦为-0.58%,2008年则达到-12.69%。也就是说这两年不但没有实现保值增值,反而基金大幅缩水。而分散于各地的社保基金只能将其存银行或购买国债,收益率只有2%,若考虑通胀率,情况会更糟,存在严重的贬值风险。这与作为战略性储备基金的属性格格不入,势必影响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

面对如此巨额的资金存量,如何加强对它的监管,实现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和保值增值,既是一项重要的业务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责任。

一、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系框架

1997 年,我国实行社会保障基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模式,财政部介入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行,并承担相应的财务监管职能。1998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设立了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司,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也设置了相应的基金监督机构。审计署也成立了社会保障审计司专门审计社保基金。绝大多数省份设立了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截止2007年底,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建立了省级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全国绝大部分地市设立了基金监督机构并开通了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电话。2001年12月我国颁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作出一些限制性规定,也对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作出了规定,同时规定了信息披露制度。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制定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暂行规定》、《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审计暂行规定》、《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暂行办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等社保基金管理法规,有些省份出台了《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办法》、《反欺诈条例》来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监管。我国初步建立起以行政监督为主,财政、审计、金融等专门监督,社会监督和基金管理机构内部控制相结合的基金监督组织体系。社保基金的监管体系初步确立。社保资金运行的安全性得到加强,基金管理有所改善,重大的挤占挪用的情况得到初步遏制。

二、现行的监管体系下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2006年上海社保案发生后,我国加大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各地社保基金案件频频暴露。为什么在现有的监管体系之下,社保基金的基本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这就说明我们现行社保基金监管体系存在着种种弊端,我国的监管体系不健全,监管手段软化,导致监管效率低下。

(一)我国的社保基金的监管体系是非常脆弱的,甚至是无效的

我国社保基金监管职责是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等部门共同承担,这种分散型的监管呈现出以下缺陷:监管效率低下、监管主体间协调成本高、缺少整体负责的权力责任中心,易形成监管真空,各监管部门之间缺乏信息共享和协调配合的制度设计,大大影响了监管的实效。如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行政监管主体是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都设立了基金监管机构,构建了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管体系。我国负责社保基金管理的是地方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基金监管的主要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基金监管部门,两者在行政上都隶属于劳动保障部门。这使得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多年来集政策制定、费用收缴、投资运作、监督查处等权力于一身。这种“左手管右手”社保基金监管模式,难以保障社保基金的安全。如在制定社保基金监管政策时,总是不会太为难自己,制定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在执行监管政策时,也不会严厉到用“左手”去斩断“右手”。同时劳动保障部门又隶属于各级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在社保基金管理上,既当监管者,又同时成为委托人、投资人和资产管理者,角色模糊不清,使得养老基金缺乏独立和足够的行政监管。[2]也就是说让隶属于劳动保障的基金监管部门去监督地方政府,无异于“儿子管老爸”。因此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机关和基金管理机关合一、只对上级负责的行政架构,使得我国的社保基金行政监管体制非常脆弱,是当前一些政府官员贪污挪用老百姓“养命钱”能够得逞的体制漏洞。

虽然社保部门有内部监管规定,但却形同虚设。如在社保资金的运营方面,多年以来,社保资金的运营情况即使在社保局内部,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而其决策程序、投资方向,以及投资方式,更是只有少数几个经办人和个别领导才掌握的“核心机密”。

(二)监管法律法规缺失,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监管力度薄弱

目前我国尚为出台《社会保险法》,谈不上专门的社保基金监督法规,更只有关于社保基金监管的行政法规、规章和政策,其制定的主体主要是国务院各部委。并且其中大部分都是部委以“通知”、“暂行规定”或“办法”的形式的行政规章,社保基金监管的法律层次非常之低,权威性不足,法规之间缺乏衔接,难以形成严密有效的监管网络,而且对各种社保案件的惩处不够严厉,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比如,管理着 5,000多亿资产的社保基金,确保其安全运作的却仅仅是两个早前制定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规定》,根本就没有建立起基本的社保基金投资管理制度体系,遑论完善和改革。[3]而各地统筹的养老基金,在投资管理上基本处于无章可循的状态,近几年所出的大案要案,多发点基本是地方养老基金。

同时,基金监督力量薄弱,机构不健全,人手配置少,也是问题,社保基金累计结余已达2.1万亿元,且基金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这对于全国基金监管人员约100人左右来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挑战:监管负荷严重超载(监管机构官员人均与参保人数或资产数量之比:如我国的监管负荷为每个官员人均管理625亿人民币即62亿欧元,而在国外,监管负荷远低于我国,如具有墨西哥“国家退休金储蓄监管委员会”人均管理3.2亿美元。[4]我国每个监管官员平均管理上千万参保人员,是国外的上百倍上千倍,如阿根廷“退休和养老金管理总局”人均管理5.1万人),不仅谈不上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三段式监管,甚至连日常工作也难以完成。面对那么多可能的风险源,苦于人手缺少,而无法进行大范围检查,一些问题可能因此而被掩盖,从之前发现的一些案子上也是如此。

(三)社保基金统筹层次低,监管成本高,监管难度加大

目前虽然有17个省份称已经实现省级统筹,但实际上真正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和资金流在省级层面大收大支的省份只有四五个,其他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5]我国绝大部分社保基金仍然以县(市)级统筹为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分散在二千多个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这就意味着实际控制社保统筹基金的决策者和操作者是全国2,000多个县市地方政府,每个统筹单位在资金上是“五险”资金自我封闭和独立运行,从全国来看,等于是社保基金潜藏着成千上万的“风险点”。由于监督体系不健全,事关老百姓“养命”的社保基金,往往在个别领导的签字批条中被挪作他用,而作为负有基金监管职责的社保部门既不敢顶,又不敢向上一级反映情况。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不仅使基金管理层次过多,管理费用过高(我国的管理成本高达3%,而国际一般只有1%),[6]而且导致基金的平均规模过小,难以实施较大规模、较为稳健的组合投资方略,投资风险和经营成本增大,基金链条很长,监管难度很大。

(四)社保案件频发,基金管理透明度低,信息披露不健全

2006年上海社保案发生后,国家加大了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力度,基金的挤占挪用现象得到了遏制。当前我国的社保基金监管体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这种政府主导的模式基金管理的透明度低,信息披露不充分,社保部门在基金管理和投资运营方面都处于封闭的状态下运营,社保当局几乎没有向工薪阶层等利益相关者披露任何信息,参保人员的利益被完全漠视了,在这种没有市场化的监督制衡,更无受益人对于委托人的自由选择权,导致基金运营黑箱作业,效率低下,违规投资、腐败受贿也就接踵而至。

三、重构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系

建立科学的社保基金管理和监督体系,确保基金的安全完整,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没有基金监督,社会保障制度就缺乏安全保障。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信贷紧缩,支出不断增加的宏观环境下,社保基金很有可能会被一些地方政府当作第二财政进行支配。要维护参保人员的利益,实现基金的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就必须建立基金监督的长效机制,重构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系,构建起独立而又各部门相互制约开放有效的监管体系。使社保基金成为谁都不敢去碰的“高压线”。

(一)建立健全社保基金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解决基金监督中法律缺位、层次低、效力差等突出问题

由于我国社保基金的法律基础不够稳固和完善,对社保基金的整个监管制度缺少足够的刚性,要弥补这一致命缺陷就必须尽快制定出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并依法重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系,使社保基金的监管、投资等根据法律规定进行。首先尽快向社会公布《社会保险法》,社保基金的管理和监督是该法的重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筑完善、科学的监管体系,以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左手管右手”的监管框架。倘若没有一部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作为基础,目前的监管体系只能是修复性变化,而不能从根本上加以完善。其次加快《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条例》的立法进程,在基金征缴、管理、支付等方面予以细致规定,杜绝各类违规使用社保基金事件的出现,实现社保基金监管有法可依。再次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修改完善,对地方社保基金(主要是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制定具体的规则,从而形成完善的投资管理法律体系,使各地统筹的养老基金,在投资管理上基本实现有章可循,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最后出台《社会保障基金反欺诈条例》,对各种骗取,冒领或恶意拖欠社保基金的行为规定严厉的制裁措施。通过这些法律法规,设定相应的处罚权,增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刚性,从法律上加大对各类社保基金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最严厉的制裁,解决基金监督中法律缺位、层次低、效力差等突出问题。

(二)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队伍建设,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实现行政监督、专门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高效的监管体系

社保基金的“左手管右手”模式,是社保基金不安全的先天性因素。医治体制的先天性不足,必须对原有的体制动“手术”。要改变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使社保基金的监管机构从劳动和保障部门分离出来,实行垂直管理,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招收一些专业人士进入社保基金监管机构;加强对基金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和业务人员的培训;对社保基金监督管理人员开展警示教育,使维护社保基金安全完整成为大家的自觉行为。

各级社保基金监管部门要强化对社保经办机构业务办理的行政监督。要加强财政审计专门监督: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基金收入户、支出户及财政专户基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保证基金的财务收支按规定有序进行。各级审计部门也要定期对社保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加强对基金的监督。逐步建立起以行政监督为主,实现行政监督、专门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高效社保基金监督体系,形成基金监管合力。

此外还应加强由人大、政府、政协、工会等多方人员组成的社保监督管理体系,通过听证会形式提高公民的参与度。

最后加大违规违纪的处罚力度,对任何打社保基金主意的权力部门或个人,予以最严厉的惩处,确保社会监管的刚性原则真正成为不能碰的“高压线”。

(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快捷、准确、高效的基金监督信息系统

落实责任,健全社保基金监管工作机制。各级政府层层签订责任书,并把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纳入行政问责的范围。明确劳动保障、财政、税务三个部门在社会保险基金征收、管理、支付各环节中的责任,形成了 “税务征收、财政拨付、社保发放、全程监管”的社保基金监管三方工作机制。

加大基金的日常管理和执法检查力度。一方面,切实加强基金的日常管理:一是建立了经办机构内部控制机制;二是加强基金财务管理,严格基金拨付手续;三是严格划分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之间相应的职责和权限;四是实行严格的岗位分离制度;五是加强对重点岗位的监督。另一方面,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执法检查活动,严肃查处挤占、挪用、贪污社会保障基金等违法违纪行为。[7]

加强信息化建设,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实现有效的信息公开化,逐步建立起信息共享、实时监管、公开透明的社会保障资金征收、使用和管理运行新模式,基本实现依法监管、科学监管。 运用现代化的计算机网络信息工具,充分利用 “金卡工程”发达的信息网络优势建立社保基金网络体系,为各个监管部门提供连续、系统、动态的信息服务。通过信息共享,节省各监管部门监管信息搜集成本,保证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从而提高监管效率。同时建立社保基金网上实时监控系统,就是将各类社保基金的资金流向、流量的信息集中,及时地反映到统一的信息平台上,对其实施严密、有效和实时监控,以保证社保基金始终处于可控状态,防止暗箱操作,确保各项社保基金的安全运行。通过这一手段既可以保障公众对社保基金的知情权和监管权,促进社保基金管理使用的透明化,有效实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

(四)提升统筹层次,降低监管难度,积极探索基金保值增值渠道

从社保基金审计情况看,地方政府是违规主体,绝大部分违规决定是由当地政府作出的。或是挪用于扶持困难企业,或是发放各种生活补助,或是直接用于产业投资等,他们作为基金监管的地方行政部门,既是社保制度运行的执行主体,又是资金风险的主要源头。因此要从源头杜绝防范风险,我们必须逐步提升社保基金统筹层次,使社保基金脱离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提高统筹层次要实施分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真正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和资金流在省级层面大收大支,这样在干部管理和资金管理上都将减少两层,统筹单位风险源也将从 2,000多个减少到30多个,资金风险几率也将大大减少,这样也既可以降低管理费用,又可以降低监管难度。还可以使基金形成合力,有利于实施较大规模、较为稳健的组合投资策略,降低投资风险和经营成本,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8]第二步是由省级统筹上升到国家统筹,真正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和资金流在全国层面大收大支。这样可以进一步降低监管的难度和管理费用。

同时,还要不断研究基金保值增值新办法、新机制的运行,实现无差错和公开、透明、阳光管理的理念,使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不变成只有少数“核心人物”才知道的秘密。社保基金的管理部门要定期向社会公布社保基金的征收、支付、运营和基金结余的情况。在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的各环节,社保基金的托管人,托管人运用网络化“强制性信息披露”系统,提高监管效率。

[注 释]

①依据《2008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得出。

[参考文献]

[1]个别地方社保险基金管理混乱 四地被审计署点名[M/OL].新 闻报业网,2006-11-24 省略/xhby/content/ 2006-11/24/content_1472701.htm.

[2]徐经胜.社保基金,“左手”管不了“右手”[N].河南工人日 报,2007-01-18(3).

[3]马光远.加快社保立法 完善社保基金管理[M/OL].中国网, 2009-03-16 省略/review/txt/2009-03/16/ content_17448276.htm.

[4]郑秉文.企业年金和社保资金究竟风险何在[J].中国审计, 2007,(3):13-16.

[5]陈圣莉.社保受制低层次分割式统筹[N] .经济参考报,2009- 03-12(6).

[6]冯玉国.社保基金监管体系需要推倒重建[N] .上海证券报, 2007-01-17(3).

[7]李 江.建立科学社保基金监管体系[N].人民日报,2008-12- 04(16).

[8]丁文杰,周立权.社保资金管理存漏洞 有效监管体系亟待建立[N].经济参考报, 2008-01-10(6).

On Problems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Supervisory System

of Social Security Funds

Li Chungen,Zhu Guoq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第6篇

【关键词】失地农民；农民工；农村社会保障；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3-0086-1.5

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内涵

农村社会保障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是指国家或社会在农村这一特定区域范围内，为了保证农村社会成员个人及其家庭的经济安全和提供必要的福利，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而实施的一种公共计划。但是，目前其覆盖面极小。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较低，而其中大部分资金又用于城市社会保障。国家用于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只集中在救灾、特困户生活救济和优抚补助上。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短缺成为影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社会保障初步具有向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对接的趋势。但由于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以及长期以来农村社会发展的滞后，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还处于缝缝补补的非规范化、非系统化阶段，仍然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新形势下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发展缓慢，并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家庭及土地保障功能弱化。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家庭社会结构出现了小型化和核心化的趋势，传统大家庭结构的消解以及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抚养比例迅速上升，而家庭的收入水平却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家庭保障功能出现退化。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打工经济”，造成农村无子女共处、只剩下老年人独自生活的“空巢家庭”增多，使农村养老问题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另外，土地是农村社会的核心要素，随着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规模不断扩大，失地农民数量持续增加，大大降低了土地对农民生存发展的保障能力，导致了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

农村居民老龄化趋势加剧。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目前，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增长速度快于预期，并且以年均3.2%的速度持续增长。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劳动人口减少、社会负担加重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养老的压力。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存在诸多问题。在我国农村，农民没有退休金，没有养老保险，其生活保障由其所承包的土地承担。土地既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料，又是提供农民社会保障的基本财产，当农民失去土地时，也就失去了这一基本保障。但现阶段，大量失地农民又未被纳入城市三条保障线的救助范围，他们的生存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失地农民往往面临着就业和养老的双重压力，主要表现在：失地人口中劳动年龄内人口占的比重大，并且农业人口素质普遍较低，转为城市人口后谋生能力受到削弱；由于得到的失地补偿只是一种一次性的短期收入，许多农民无法正确，或者说有效地使用这笔资金，出现短视的消费行为。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社会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缺陷。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大约有1.2亿人，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长期以来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其社会保障程度较低。除社会保险外，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也很差，最突出的表现在住房和子女的教育福利等方面；在社会救助方面，现行城镇社会救助体系只覆盖城镇户籍人口。诸如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权益，农民工根本享受不到。另外，农民工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缺乏信任。由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而农民工流动频繁，如果不能实现转移接续，多数很难达到该年限标准。有的地方还规定退休前5年必须到该地参保，这实际上把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排除在外。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

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加强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主导作用。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至少要起到四个作用：一是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减少而不是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因此，在制度设计方面应当体现出社会共济性；二是要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使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响应国家各项号召的农民要实行积极的政策予以支持和保护，对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因病、残、或缺少劳动力而致贫的家庭实施积极的保障；三是要加强政策设定的科学性和稳定性，并积极引导农民爱惜权益、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四是利用政府的强制力为农村社会保障提供一个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

强化家庭和土地保障功能。国家在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增加农业补贴的同时，应加强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管理，完善和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加快经济较发达的乡村地区城镇化步伐，实现农业人口在短期内显著下降，将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纳入到农村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将那些通过卖出土地的农民在获得合理土地收益的情况下纳入到城市人口保障体系。农村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应考虑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兼容性，避免日后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运行机制的偏差与分离。

建立因地因人制宜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发展比较快，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着手建立比较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采取国家强制的养老保险方式，同时鼓励农民进行自愿储蓄为补充；在一般农村地区，可将国家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和强制性的养老储蓄结合起来，养老储蓄作为一种储蓄不仅比养老保险灵活，而且易于农民接受；对于经济条件落后的地区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在许多地区更应该考虑的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农民得到基本生存

走社会化和家庭化相结合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针对农村“三无”老人，实行农村“五保”制度，并对其加以完善；根据各地经济情况和农村老年人的意愿兴办农村敬老院，为那些不属于“五保”供养之列无法参加家庭养老的老人提供养老支持；对那些有义务而不愿赡养老人的农民，政府除在农村广泛开展法制教育和道德宣传，要制定规章制度，到期组织赡养的双方签订赡养协议，明确赡养协议的范围、约束，并予以监督；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农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并予以优厚政策。

【参考文献】

[1]叶建斌.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的问题与对策[J].前沿，2005（11）.

第7篇

论文关键词：农村  社会保障  制度创新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中，统筹城乡发展居于首位，要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然而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高福利状态与农村居民的救济型低水平的保障并存；二是城乡隔绝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才资源优化配置难以形成。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建设的重点在于：在加大对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完善力度的同时，应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着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努力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1我国农村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1．1制度体系不健全，保障项目较少

一是社会保险制度严重缺位。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步履维艰，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尚在全面推广阶段；工伤、生育、失业三大社会保险制度至今尚未在农村建立。二是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不完善。目前农村主要局限于基本生活救助，医疗救助制度基本没有建立，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不普遍。三是社会福利体系残缺不全。目前只有部分经济实力好的地区还依稀保存一些敬老院和福利院，大部分地区该项制度体系已经瘫痪。

1．2保障标准低，总体水平不高

新型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不高，而且由于是保大病住院，使得相当部分参保居民由于交不起首次人院费而不能住院，进而无法享受医疗保障，新型合作医疗能否真正解决农民因病致贫致穷的问题不容乐观。

2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迫切性和可能性

2．1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人口流动增强，要求尽快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已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2．2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广大农村居民的迫切需要和期待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显现，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日益严重。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农村养老风险不断加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无着落。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和身体健康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前提。

2-3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

第一，专题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如北京市建立了农民工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体现了“低费率、广覆盖、保当期、保大病”的原则，适应了外地农民工“年纪轻、流动性大”的特点。第二，加强农村医疗救助，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矛盾。江苏省常熟市出台了新的医疗救助实施办法，重点解决困难群体的医疗保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矛盾。

3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创新的重点

3．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需要重新定位与制度创新

今年国内已有部分省市率先启动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这意味着，政府将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部分“买单”。建立“低费率、广覆盖、能接续、可持续”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3．2继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分类保障，适时与城镇合作医疗保险接轨

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政府积极投入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体现，有效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遏制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基本达到了“政府得民心、农民得实惠、卫生得发展”的目标。

3．3加强服务网络平台建设，实行网络化管理

在乡镇(街道)设立社会保障综合管理服务机构，统一负责所在地社会保障事务，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的相关事务。

第8篇

社会保障税的征收要与一国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时代相适应，相关研究文献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国外早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保障税存在意义的研究，而当代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税这种筹资方式是否为最佳、社会保障税应达到何种程度为最佳以及如何对社会保障税进行改革以达到最佳等方面。现阶段，我国国内研究的重点为关于是否应该开征社会保障税、现阶段开征社会保障税条件是否成熟、开征以后税收制度应如何设计、相关制度应如何完善等问题。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早期研究

早期研究首先涉及到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从否定社会救济到主张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过程。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否认社会救济制度，而随后德国的历史学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社会保障税存在的基础和意义。

2、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马克思(1885)则从社会必要扣除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设立社会保障基金的必要性，他认为社会总产品在分配前必须扣除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扩大生产的部分和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马克思的必要扣除理论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实践确立了指导思想。

(二)当代对社会保障税的研究

第9篇

论文摘要: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处于加快推进阶段，本文通过分析面临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思路与切入点。

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面临的形势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农村经济社会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农村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近年来，国家以及社会各界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重视，建设目标逐步明晰，工作力度逐步加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处于加快推进阶段，虽然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是总体形势是良好的。

(一)当前面临的优势。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国家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8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3%左右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至2008年的300670亿元;财政收人从1132亿元增长到61330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增长了700多倍。而且这一高速增长的趋势还没有明显放缓的迹象。社会保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国家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为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基础。2.经济社会政策的转型。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单纯强调经济发展乃至只论GDP}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追求全面、协调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正成为历史，而促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并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时代已经到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农民福扯的重要保障必然得到重视。3.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社会进步的成果已成为社会共识。我国长期实行的二元经济社会政策使“三农”问题突出，加大反哺“三农”的力度，弥补欠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情理之中。4.后发优势。一方面，有选择地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另一方面，不断总结吸取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可以使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少走弯路。

(二)当前面临的劣势。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农村经济社会整体基础差、底子薄。与此相适应，农村社会保障主要建立在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的基础上，农村传统社会保障局限在社会救助方面，整个体系面临着很大的欠账。2.城乡经济社会二元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尽管近十几年来，国家一直强调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但是实际上这一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虽然增幅有所放缓)，农村发展的滞后对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一个制约。3.农村人口众多，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有限。我国农村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城市化水平不足50%，在这一基础上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难度很大。4.地区间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差距较大。目前，我国不仅东中西部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同一省(区、市)内部也存在较大差距，统一推进社会保障的难度大，给社会保障的统筹性、流动性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5.相关国家基本政策的制约。制约最明显的主要是土地政策和户籍政策，前者降低了土地的保障功能、低枯了土地的价值;后者是人为的歧视性政策，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割裂了就业形式与社保形式的内在联系。

(三)当前面临的机遇。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需要。我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既处于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同时又处于社会风险调整积累的时期，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受到更多的重视，它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2.政府对农村社保的持续支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医疗救助制度、完善五保供养制度、推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彰显了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重视和支持，而且呈现出持续增强的态势，政策环境是优越的。3.政府财政收人的持续、高速增长。1994年中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税收收人呈现跨越式增长，近年来增长势头更为明显，2003年首度突破2万亿元，2004年突破2.5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再到2006年接近4万亿元，2007年突破5万亿元，2008年突破6万亿元。持续、高速增长的财政收人为改革带来了机遇，其中也包括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4.农民收人增长，参加社会保险成为可能。虽然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慢于城市居民收人的增长，但是绝对值增长还是很快，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人达到4761元，这使广大农民对社会保险支出具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5.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随着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广大农民出外打工，开阔了眼界，对社会保障有了切身感受，农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变得强烈。6.近年来改革探索形成的制度基础与经验。全国各地，特别是发达地区近年来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探索，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模式，部分回答了能否建立和怎样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为全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和制度借鉴。 (四)当前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受财力制约。虽然近年来财政收人高速增长，但面对巨额的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全面保障)还是力不从心，特别是短期内全面推进，在财力上还难以支撑。2.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村家庭小型化、农村人口老龄化、农村劳动力外流等，都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造成不利影响，即期享受社保的人多而能作贡献的人少。3.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金融危机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又凸显出来，我国制造业的国际优势很大部分来自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劳动力成本低的部分原因是社保不健全，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保不健全。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热情势必降低。4.具体制度缺乏衔接和统一性。主要是各省市，甚至县，社保制度不尽相同，制度缺乏衔接和统一性，难以适应农民自由流动的要求，影响农民参加社保的积极性。而这一问题很难协调。

二、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切入点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底子薄、欠账大，目前体系建设已从单纯的原有制度修补完善阶段发展到核心制度的创建阶段，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项目众多、地区间保障差异较大，总体而言，我们仍然面临着原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拓展和具有现代意义的核心制度的创建的双重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农村改革相结合、与提高农业生产力相结合、与促进农民就业和适应农民生活方式转变相结合，并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相呼应，形成一体两翼、相互衔接的大社保体系(由城市与农村两个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社保体系组成)，而不是建立完全割裂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可能一跳而就，而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我们既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投人，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协调发展;也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承受能力、农村现实状况和其他客观约束条件，以农民最迫切的社会保障需求为重点，针对有限项目以有效途径提供有限水平的保障。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传统项目(五保供养制度、临时救济制度、扶贫开发制度等)得到了巩固和完善，实践中是比较成功的，对于这些项目应当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提高其保障水平，制度安排上不应有大的变化。当前的重点工作，一方面是进一步推行和巩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另一方面是加快探索和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具体而言: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这一制度的重点已不是赋力问题，而是各级琢疗机构如何创新，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如何适应合作医疗制度。提供适当、便捷的医疗服务；此外，合作医疗收费、报销等具体管理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使之更科学、合理，贴近农民的实际情况。

(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方面要拓宽低保覆盖面，提高低保标准;另一方面要完善管理制度，体现公开、公平、公正，要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针对性;实现分类施保，提高保障效率。

(三)农村社会养考保险。其重点是要解决缴费来源问题，旧的农村养老保险中确定的“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它缺乏必要的利益引导机制，几乎转变成了农民的个人强制储蓄。目前开始试点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初步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推进这一项目时，还应在划分各级政府责任，建立基础养老金的自然增长机制，健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制度，做好与其他社保政策的转换、衔接，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第10篇

一、理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及分歧

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问题的研究，理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政府关注的重点领域基本一致，并伴随着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推进而发展。目前讨论的热点如下：

1.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在改革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社会保障制度？中国需不需要建设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学术界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客观上存在着分歧。不过，绝大多数学者对社会保障制度持肯定态度，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必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利国利民的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从事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宋晓梧、冯兰瑞、郑功成、何平、胡鞍钢等多数专家、学者均主张中国应当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中国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成为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亦已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层面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也有陈平等人对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短视国策”。

在赞成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前提下，不同学者的具体看法亦不尽一致。刘福垣主张大一统论，即以国家财政为基础，提出应尽快统一全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将农民纳入这一体系之中，宋晓梧是城乡有别论，他将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列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中长期目标；冯兰瑞主张尽快通过实现省级统筹来过渡到全国统一；何平坚持长期持续发展论，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艰苦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大约需要30-50年”郑功成则是渐进统一论，他认为需要在化解养老保险历史债务、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强化国家财政与劳动者个人的责任并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差距的条件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在探讨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时，必然涉及到对社会保障制度如何界定的问题。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大社会保障论，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等各种保障国民生活系统的总称，这一界定最早是由民政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的，以后成为官方的正式界定，并为理论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所认同；一是大社会福利论，认为社会福利制度不仅不应当纳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而且社会福利制度应当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和社会福利服务体系，这一观点主要是窦玉沛、尚晓援等的新主张；郑功成在赞同大社会保障制度论的同时，则提出应当分理论与制度层面来展开讨论，即在理论上探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差别具有必要性，但在制度层面上尊重已经约定俗成的界定并无问题。上述讨论并非纯学术探讨，而是隐含着重新界定中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及框架之争。

2.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优先考虑的领域。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全方位改革，但受各种因素的限制，客观上不可能全方位推进，因此，优先考虑哪些制度变革是改革进程中必须抉择的问题，理论学术界已有的成果表明在这一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由于城镇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事业的重心所在，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亦成为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它反映在理论学术界就是绝大多数论著均着眼于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是其中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承办的书报资料复印杂志《社会保障制度》的备选文章中，研究社会保险改革的论文约占总数的60%以上。在众多研究者的论著中，社会保险事实上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这种倾向与国家近十多年来对社会保险改革的特别重视及社会保险改革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特殊地位基本一致。

在大多数学者主张优先考虑社会保险改革时，也有部分学者对此并不完全赞同。景天魁、杨团等人在其有关著作及论文中提出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就强调以最低生活保障、社区保障为重点而不是以社会保险为重心来构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唐钧亦特别强调社会救助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郑功成则从全球范围出发，将社会保障发展进程划分为以社会救助为核心的社会救助型社会保障阶段、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阶段和以社会福利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型社会保障阶段，他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它既需要着重考虑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又必须以改造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为基础，同时还面临着如何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社会福利需求问题，从而主张整体协调发展。

3.政府在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责任。有的论者将其提高到宪法所确定的权益保障层面强调政府责任，有的论者则强调个人及家庭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主流的观点则是建立社会保障责任共担机制，即政府、企业、个人乃至社会均应当分担相应的责任。例如，刘福垣就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责任，它应当通过税收来解决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何平则认为社会保障不能搞成一个纯粹的国家福利和政府行为，主张政府扮演最后出台的角色，一部分入主张政府财政只承担社会保障基金收不抵支时的兜底责任。郑功成认为无论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政府均肩负着主导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

4.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国新型的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对此，多数学者认为有创新意义，较单纯的现收现付式或单纯的个人账户式制度更能够适应发展需要。但也有人认为个人账户并不适合，如刘福垣基于社会保障是公共物品的原理而反对建立个人账户，莫泰基基于经济、社会乃至个人的客观风险也反对采取个人账户制；在国际上，国际劳工组织也是反对个人账户模式的，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经济组织却推崇个人账户制，这些组织的专家还向中国政府提供专门的政策研究报告。在承认统账结合模式的专家中，有的人肯定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紧密结合在一体，有的主张实行板块状结构（即分开管理），有的主张将这一统账结合模式改成两个独立的支柱。在统账结合的比例上，亦存在着统账均等、大统筹小账户、小统筹大账户之争；在个人账户的缴费责任方面，有人主张雇主分担，有人主张个人承担全部责任。还有人从长远目标出发，提出将其改造成普惠式的国民养老金和差别性的职业养老金结构。

在筹资手段方面，单一渠道的资金来源已经被摒弃，主张多元化筹资方略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在社会保险筹资方式上，却存在着费税之争。除刘福垣是将社会保障看成是国家或政府的完全责任而自然完全需要依靠税收外，包括吴树青等许多学者均主张尽快开征社会保险税以替代现在的社会保险征费制，唐钧、杨良初等人甚至对如何开征社会保险税进行了政策设计；郑功成则通过对中国现行社会保险统账结合模式的考察，明确主张社会保险费改税缓行，并将这一主张提交给决策层；后来邓子基、厉以宁等从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角度亦认为中国目前不具备开征社会保险税的条件。

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鉴于农民工作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传统户籍制度冲突中出现的—个特殊群体规模庞大，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应当给农民工以社会保障，北京等地甚至制定了专门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也有一批专家认为农民工因为有土地保障，加之政府承受能力不强而主张不必考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上述两种观点均较流行；第三种思路则是主张分类分层保障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在肯定农民工需要社会保障的条件下，认为应当优先考虑农民工的工伤保障、特困援助等，养老保险则在其后且应分类展开。

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多数专家主张农村居民应当享有社会保障，但也有人认为农民有土地保障和传统的家庭保障，现阶段可以不考虑。在主张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不同的学者亦存在着观点分歧，宋晓梧持城乡有别论，王延中主张分区域推进，郑功成仍然持分类分层推进的观点，认为应当承认农村人口不断分化的现实并采取有区别的社会保障政策。

二、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综合评论

1.价值评判。基于社会保障是以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进而达到特定政治目标的制度安排，制度变革的实质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研究并解决这一问题显然不是单一学科能够完成的。因此，近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精算学等学科的专家均有一些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问题，专门的社会保障学者也需要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多学科合作与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这一领域的重要取向，它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前社会科学学科尤其是处于应用层次的学科发展的新趋势。

从中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社会保障要受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历史文化等多种国情因素的深刻影响，研究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在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早已成熟但又面临着一些问题的条件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和一个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全面变革的国家，有着非常独特的研究价值，这种价值揭示出立足中国国情来研究并解决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问题，将为各国改革、完善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新的启示和经验，从而可以对国际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正是中外学者普遍关注中国社会保障改革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推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这一制度健康发展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基本目标。在近几年的社会保障改革历程中，可以发现学术界的研究及其成果对这一改革实践的影响。如1998年以来，国家的重大社会保障改革方案或政策出台，大多数均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作为决策依据，决策层对国内外学术界意见的重视，揭示了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日益理性化和极高的应用价值。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贡献，还表现在对社会保障学科发展的推动方面。尽管社会保障作为一门学科还缺乏必要的、稳定的内核，但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

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研究，因其具体内容（包括国民的养老、疾病医疗、失业、工伤、贫困及各项福利措施等等）均涉及到国民的现实生活，必然促使着学者与学术走出象牙塔，进而推动着理论学术研究更加贴近现实和更富人性与人文关怀精神。

2.值得注意的一些倾向。第一，创新不够，学风堪忧。尽管研究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的书籍与文章日益丰富甚至有一片繁荣的景象，但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论著并不多见，部分人过于急功近利，在创新不够的同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学风问题。

第二，不做深入调查，照搬国外学说。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可以发现相当多的研究缺乏深入的社会调查，一部分研究成果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或者过分迷信某些国际组织与国外学说，甚至将社会保障政策视同为经济政策，以至于给社会保障改革的深化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对深层次理论问题关注不够。相当多的研究成果缺乏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宏观背景及现阶段各相关因素的了解与分析，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制理念的发展和特有的人文关怀精神视而不见，对经济领域中的效率优先与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优先认识不清，只是针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中的局部问题开出“头痛医头”的药方，这一倾向直接损害了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

第四，研究中的失衡性。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主要集中在体系构建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面，对同样重要的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如对规模庞大的贫困人口的救助）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研究却较少；对经济保障研究多，对服务保障与情感保障研究少；对城市保障问题研究多，而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少；对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研究多，对非国有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少，对改革中出现的农民工或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保障更少；对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研究多，对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少；对政府责任的控制研究多，对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研究少；对中央政府的责任问题多，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以及中央与地方责任划分研究少；等等。

3.可以预见的走势。首先，多学科交叉研究中国社会保障研究将趋向深化。多学科交叉融合将既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内在需要，也将推动着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当然，在肯定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同时，各学科关注的重点肯定存在着差异，这种格局表明社会保障政策选择过程中对改革研究成果的取舍是否合理，将取决于决策者的政治智慧与魄力。

其次，价值取向与建制理念的研究将更加引起重视，社会保障改革研究将更富人道主义与人性化。以往的研究多从经济效率角度出发，忽略了社会保障制度固有的伦理基础与人文关怀精神。近年来的趋势表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效率至上观念和慈悲意识遭到抨击，社会保障公平理念正在回归，这将使研究成果更加接近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追求，同时更加富有现实价值。

第11篇

关键词:农地流转;规模经营;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村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323.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3007902

1农地流转的概念明晰

农地流转是指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动和转移。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可分为农用地使用权和非农用地使用权。本文的农地流转重在考察农用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农地流转是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加快农地流转,对解决农村人地矛盾,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我国农地的特殊功能

2.1生活保障

虽然当前农民就业的方式和谋生的手段越来越多样化,但是,绝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仍依赖于土地的产出,土地的基本产出能力决定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说,农民拥有多少土地、土地肥沃或者贫瘠决定了农民能否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

2.2就业保障

由于在均田承包制下每个农民都拥有一定的土地,因而农民总能就业。也就是说,土地为农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在我国农村,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但是城市的就业机会与自己手中土地相比,都具有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出于寻求保障的心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

2.3养老保障

现代化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尚未建立。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依然保持着以土地为依托的家庭养老方式。迈入老龄的农民,如果自己还能劳动,“土地+劳动”就是他们的养老保险。农民因为年老、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时,他所分得的土地交由子孙,同时养老的重担也由子孙接过。

由于承包土地是农民身份所特有的权利,加之农民没有养老和失业的保障,而农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所以我国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一再保持稳定,但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现代社会农地的收益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农业人口8.6亿,耕地面积14.2亿亩,人均农业用地仅为1.7亩。最重要的是,拥有农地并不能预防贫困。事实证明我国人均年收入低于国家规定的农村居民贫困线的大多数农业人口拥有农地,可见农地可以保证农民“就业”却无法保证农民能有起码的收入,这种保障能力无疑是低层次的、狭隘的。

3农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的关系

就土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经济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要实现农地流转的顺利运行,必须先在农村建立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否则加快和规范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只能是一种空想。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村社会保障不应该是孤立于土地制度变迁之外的封闭体系,而应该建立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完善土地流转方式才是提高农业生产绩效的有效途径,从而使农民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为在农村建立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物质基础。

这两种观点在对待农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因果关系上的看法是不同的。前一观点只是简单将农地流转问题和农业生产效率不高问题归咎为农村社会保障缺位造成的,而较少考虑到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现实困难,忽视了农民较弱的承受能力。照此观点,农村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在当前农业低效率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后一观点考虑到了在农村建立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难度,更加重视了农业生产绩效的提高对建立农村现代社会保障的关键作用。我较认同后一观点,认为,不应当将农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看作是简单因果关系,而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3.1增进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目的在于引导土地适度集中,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此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从根本上促进农业的发展。农业现代化必然要求土地适度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只有规模化经营才能有效地利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才能集中应用资本、技术,并且能更有力地抵御自然灾害或市场竞争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收益才能真正获得提高。农民收益的提高自然减轻了农村社会保障的负担。

对转出土地的农民来说,发生土地流转时一方面他们可以从土地交易中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另一方面其身份也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们身份的转变使得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保障人口数下降了,减轻了农村社会保障负担。这部分脱离土地的人可以就地就业,或者是迁往小城镇,并被纳入到城市人口的保障范围。同时,他们通过就业又可获得劳动收入。

对于转入农地的农民来说,经营规模的扩大让他们大大节省成本,实现规模效应,带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因此收益也成倍增加,这时他们完全能够从其农业生产中拿出部分作为个人保障账户的启动资金,有助于农村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尽早实现。

3.2促进农地有序流转需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

对于转出农地的一方来说,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将农地转出去后,能否在非农产业中取得稳定的收入,使自己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一旦由于种种原因,如暂时的失业、年老、生病、事故等丧失了取得收入的能力,或因病致贫,或其他的生活困难,能否有其他的制度性保障。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农民就不会轻易地将赖以维持生存的承包农地流转出去。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就可以解决农民这些方面的后顾之忧。

对于转入农地的一方来说,他们在经营流转来的大片农地上投入大量的资金,从事规模化、专业化经营,期望取得规模效益。但他们也会同时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既有可能受到自然灾害、自然条件等自然风险的影响,也会受到农产品生产的市场价格、市场供求的影响,可能生产出来的商品在市场上卖不出去,难以实现利润目标,这都会对转入农地的一方造成沉重打击,影响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应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给农业生产造成的巨大损失,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正是由于当前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最薄弱环节,加上农户对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又存在不合理的认识,认为只有固守农地本身,才能获得社会保障,决定了农地不能作为单纯的生产要素和经济因素,以效率为标准自由流动、优化配置。这严重影响了农地流转的进行和农业规模经营,造成“有人无田可种”与“有田无人愿种”并存的不正常现象。毫无疑问,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农地有序流转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对流转双方都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农村农地流转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

3.3创新农地流转模式将成为农村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新的推动力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归根到底在于农业和农村的快速发展。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在于规模化、在于市场化,在于充分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益,那么就需要加快土地流转,而土地合理流转的关键在创新土地流转方式。

我国法律规定,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农地流转模式的创新,不仅能使种粮大户因大大提高农地产出率,实现农业的高产、高效而得益,同时转出农地的农户和农村集体同样也能从中受益。只有充分利用农地资源,实现农地流转模式创新,才能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才能保证有充分可靠的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并进而成为农村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新的推动力。

4农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联合构架

基于农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的关系,我们应当使农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实现互动和谐。可以说健全和完善土地流转的市场机制是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核心,而建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民土地权益的终极保障。因此,一方面要推进农地流转,依托农地流转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要建立和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弱化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以加快农地流转。

目前,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已经进行了有关农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联合构架的探索,以浙江省为例,在嘉兴市农村,出台一系列规定,实行“土地换社保”,在土地被征用后,失地农民“农转非”,并进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按月领取养老金。土地流转后,农民凡是非农就业的,3年内必须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对已进入老龄阶段的农民,逐步提高养老保险待遇。到2012年嘉兴市将基本完成新型户籍制度管理改革,该市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将向城镇和中心村聚集,流转土地100万亩以上,50%以上的农田实现规模集约经营。

还有部分农村依托股份合作社,建立农地流转定额保障金制度。将集体土地通过股权化,折股量化到每个农民头上,农民集体是土地股份制的董事会,它由股东构成。土地股份合作社使土地得以流转、兼并,并与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实现优化配置,从而大大增加土地的投入产出比,具体实践中,一些地方将土地折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配给农户,用于日常基本生活;另一部分则直接进入个人社会保障账户。

这些都是农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联合构架的典范,但是这些模式得以施行并且保证其稳定性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政府的支持力度和相关配套政策的完善程度。浙江省农村经济发展较快,水平较高,为其能够率先进行农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的联合构架提供了支撑。

5总结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又不完善的背景下,农地客观上提供了对农民的保障功能,但它却阻碍了农地的流转和效率的提高,抑制了农民增收,弱化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紧迫性。当前,应该逐步淡化农地的保障功能,由农地保障转变为农地保障与社会保障并举,并最终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必须认识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创新不是孤立于土地制度变迁之外的封闭体系,而应该建立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为此,国家一方面有必要完善农地流转的相关立法,以法律的形式,系统规范流转农地的目的、程序和原则等;另一方面要承担起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责任,最终达到促进农地资源合理化配置和保障流转各方主体合法利益的双赢目的,使促进农地流转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并行不悖,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陆红生.土地管理学总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2]岳浩永,梁冬,徐文全.基于完善农村流转制度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创新[J].农村经济,2005,(10).

[3]顾益峰.中国农村开征社会保障税问题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第12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 居民消费 储蓄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制度被看作是经济的“内在稳定器”和“减震阀”，发挥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增进国民整体福利水平还被认为可以改变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行为，进而对经济发展起到相应的刺激作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正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由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转变。这种变化和发展必然会使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呈现出新的特征，给学者提供更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保障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一）经典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在西方经典理论文献中，涉及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理论主要有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永久收入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理论。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Keynes表述了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将收入由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者转移给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者，会提升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Modiglian的生命周期假说和M.Friedman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基本上同时发展起来。前者以在一生中平滑消费来解释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认为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水平越高，人们的储蓄意愿也就越弱，消费率就会越高。后者则将社会保障视作永久收入，并以此为基础，推断以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来改变居民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居民消费，要比减免税收等暂时性的措施效果要好。1968年，Leland提出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具有社会保险方面的功能，可降低居民或家庭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谨慎性储蓄，主动扩大消费。

（二）后续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尽管各种学说构建研究框架的假设、分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都得出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与居民消费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但西方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持谨慎态度。1974年，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发表了论文《社会保障，引致退休，资本积累》，提出了社会保障的“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资产替代效应”是一种“挤出储蓄”的力量，而“引致退休效应”则会迫使人们为退休时期的延长进行更多的储蓄。他认为社会保障体系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将取决于“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的净效应。

经验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一）得出正相关结论的经验研究

在提出了“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后，Feldstein还以美国1929年至1971年的数据对此观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计划使储蓄降低了大约50%，显然在美国“资产替代效应”大于“引致退休效应”。1994年，Jonathan Gruber对失业保险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研究的方法十分独特，分别考察了有失业保险和没有失业保险两种条件下失业期间消费的下降情况。根据他的研究，如果没有失业保险，失业期间消费将下降21%，如果有失业保险，消费仅下降7%。1999年，Ndikumana与Allene利用67个国家七个年份的截面数据，对收入分配和消费规模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收入分配均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和消费总水平也相对较高。而社会保障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转移收入，有利于提高消费。2005年Wouter Zant在荷兰所做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二）得出负相关结论的经验研究

1965年，Phillip Cagan利用1958-1959年消费者联盟中15000位会员的数据来分析养老金对储蓄的影响，发现参加养老金计划会唤起人们的退休欲望，从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1975年，Blinder运用美国1949-197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收入分配调整对居民总消费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这也就意味着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提高消费水平的渠道在这一时期并不顺畅。

综上所述，国外学术界对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仍是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虽然主流观点倾向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并未取得结论上的完全一致。这一方面源于模型的框架、解释变量的选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各国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存在着重大差异。

我国关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

1999年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分水岭，而关于社会保障与我国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也自1999年分为两个阶段，具体如下：1999年之前，学者们大多以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为理论框架，1999年之后，学者们一般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研究基础。1994年，臧旭恒考察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居民消费行为，认为居民消费和传统福利保障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1999年，赵新安、程义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和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二者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研究的内容相对简单、直观。1999年，宋铮对1985-1997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中国居民储蓄的最主要因素，而要想启动居民消费，首先要启动居民未来的收入预期。2000年，龙志和、周浩明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对1991-1998年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这九年间，居民储蓄的预防性动机明显，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越大，储蓄的规模也就越大，消费也会随之萎缩。这两项研究均从谨慎性储蓄的角度肯定了社会保障对消费的积极影响。2006年，韩冰等利用2002年全国各地区消费和收入的横截面数据，得出了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71125，仅排在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影响因素之后。

除了对全国的情况进行分析外，学者们也考虑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二元性，做了具有针对性的研究。2001年，王丽娜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传统福利被打破而新的社保体系还远不完善，农村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1年的50.1%。2004年，冉净斐以2000年和2001年全国农村住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得出了农村社会医疗保险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即期消费的结论。2007年，陶纪坤指出，农村居民收入偏低是制约我国农村市场消费潜力的主要因素，而农村社保网络的建立与完善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消费。

虽然大多数研究都肯定了社会保障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如赵卫华（2004）、杨天宇和王小婷（2007）。他们均认为在我国，社会保障的“引致退休效应”要大于“资产替代效应”，因此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净效应应该是负的。

我国关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研究的不足

最近二十多年，发达国家对社会保障和消费的理论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给我国相关研究提供了模版和范例。而我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体制改革背景也要求我国学者不能照搬国外的理论，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研究。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长期处在学习和探索阶段，存在着一些不足和薄弱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兴消费理论在国内的适应性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缓冲库存储蓄理论和目标储蓄理论相继出现，把收入冲击、流动性约束、目标性消费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内，这不仅丰富了储蓄理论，也延展了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2002年，朱国林等曾经从生存性消费、遗赠储蓄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出发，建立了一个研究消费的理论框架，但这三大动机和目标性消费动机在内涵上有不小的差距。因些可以说，国内对预设消费目标和流动性约束条件下社会保障影响消费的机理分析还很不成熟，并且也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二）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研究

从1991年到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由708.6元增加到4760.62元，农村市场也就自然而然的被看作是危机之际拉动内需的主要力量。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网络，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2010年的中央财政预算，已经把农村社会保障作为拉动内需、保障民生的重点来投入，中央财政安排的农村低保、新农合、农村医疗救助等方面的补贴资金有较大幅度增加，也为新农保试点预留了资金。但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仍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也缺乏对农村低保、新农合、农村医疗救助等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方式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比较研究。

（三）社会保障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2006年，世界银行认定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越过了0.4的警戒线。而在理论研究中，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Keynes的经典理论认为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但炫耀性消费理论却给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增的消费函数（Walther，2004）。因此，对社会保障与我国各阶层消费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一概而论。但由于社会阶层的界定比较复杂、各阶层社会保障数据可得性也较差，国内不论是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展开的长期研究，还是利用截面数据进行的短期研究都比较薄弱。

参考文献：

1.Wouter Zant.Social security wealth and aggregate consumption:An extended life-cycle model estimate for the Netherlands[J]. De Economist,2005

2.Levchenko A.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Consumption Vola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 2005,(2)

3.Feldstein.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ried and Aggregate Capital Form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

4.Cagan, Phillip. The Effect of Pension Plans on Aggregate Saving:Evidencefrom a Sample Survey[M].New York:Columbia Univ. Press,1965

5.臧旭恒.中国消费函数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1994

6.宋铮.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J].金融研究，1999（6）

7.冉净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消费需求增长的关系研究[J].南方经济，2004（2）

8.陶纪坤.论农村社会保障与扩大内需的关系[J].当代经济管理，2007（3）

第13篇

论文内容摘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备受各界关注，保险与社会保障有着密切的渊源，发挥商业人身保险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保险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积极实践的课题。本文结合山西省目前的发展现状，分析发展商业人身保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就促进两者相结合的途径及措施，以及如何共同发挥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减震器”作用做探讨。

商业人身保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关系

社会保障制度与商业人身保险都是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因生、老、病、死、残等人身风险而遭遇不幸或困难的人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二者并行不悖、共同发展，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一）社会保障制度对人身保险发展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人身保险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社会保障的范围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越窄，人身保险发展的空间相对越大；反之亦然。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范围越小，即使社会保障标准和待遇维持原有水平，用于社会保障的总费用就越少。而社会保障费用和工资均来源于消费基金，社会保障费用的减少意味着工资部分的增多，即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加，人们参加人身保险的能力也相应增强。

社会保障的保障项目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保障项目越不齐全，人们对人身保险的需求相对越大。因为在人们的保障需求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的项目越少，需要由人身保险进行保障的就越多，参加保险的愿望和积极性就越高。同样，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项目越少，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越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加，对保险的有效需求上升。

社会保障发展程度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是指社会保障的给付标准。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定和人们保障需求一定时，社会保障发展程度越低，对人身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二）商业人身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日益加深，商业人身保险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基本保险管理，可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许多国家都尝试在社会基本保险的运作，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主要途径是在国家监督之下选择保险公司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政府通过投资限制、绩效评估等办法对其进行监管。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由于其产品特征、资产结构、对长期资本投资管理的丰富经验等，成为基金经理人的首选目标。在美国，许多保险公司都是公立养老保险计划的主要基金管理人。实践证明，由保险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等私营机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作效率比政府有较大幅度提高，在确保基金安全性的同时获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

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力量，可以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被雇主视为增强企业凝聚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引导和鼓励自愿性职业年金计划、企业养老金计划等各类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的发展，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保险公司在数理计算、资产运用、缴费记录管理、养老金支付等方面具有专长，在补充性养老保险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在美国，职业年金计划最初由人寿保险公司提供全过程服务，在普及到一定程度时，信托和银行等机构才开始参与。目前，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的职业养老保险计划，占美国职业养老计划资产的四分之一。日本在企业养老金制度运行的初期，也采取了由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提供全过程服务的方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的企业养老金业务主要由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经营。

多样化的商业养老与健康保险产品和服务，可以丰富社会保障体系层次。基本的社会保险只能是低水平的，满足社会保障最基本的需求。同时，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提供的保障水平也是有限的。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的增长，社会成员对退休后生活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较低的社会保障标准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商业人身保险可以弥补社会养老保障和社会医疗保障供给上的不足，有利于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现状分析

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的沿革和变化与全国大体一致，到2002年全省已建立了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助，和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一系列带有地方特色的做法。

养老保险制度获得重大突破。在参保范围和对象上对非公企业参保作了有益探索，出台了“低门槛准入”，“低水平享受”的办法；在基金征缴方式上，开始由税务部门征收；在统筹上，坚持以县市为统筹单位，建立多元、稳定的基金筹措机制；积极探索农村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思路和对策。失业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1995年率先出台了《山西省城镇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暂行条例》，后又进行修订，使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征缴率和人均月征缴额等几项主要指标均有所上升。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管理工作不断加强，管理体系建设步伐加快，覆盖范围开始向城镇全体劳动者拓展，并在农村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存在问题

目前，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运转基本良好，保障水平也逐年提高，但由于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实际具体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较弱。由于缺乏政策和国家财政支持，加上农民收入较低，参加社会保障观念落后，意识淡薄等问题，山西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相对薄弱，目前除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社会救助等方面有所探索外，在最核心的社会化养老保险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不同居民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格和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城乡人口能否参加社会保险主要取决于是否拥有城镇户口；城镇职工能否享受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主要取决于企业性质和所从事的行业，如在山西省内已经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中，大多数企业属于垄断性或资源性行业。

保障资金支付存在较大潜在风险。实现企业养老保险全覆盖后，部分企业存在拒缴、欠缴现象；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体系不够完善，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难度加大；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政府资金到位率比较低，造成基金支付存在较大潜在风险。

社会保障体系运行效率不高，难以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性。政府承担了大量本应由市场来承担的职能，例如各地社保部门对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进行管理运作，强制主办补充医疗保险，不仅效率不高，还存在资金混用等管理风险。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个人帐户基金迫切需要金融机构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服务，以及通过保险企业提供年金化领取方案；在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个人养老与健康保险方面，由于缺乏税收优惠政策，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的选择空间，不同企业和个人差异化的保障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

完善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的途径及措施

（一）具体途径

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要使社会保障和人身保险既相互配合又充分发挥各自不同的保障功能，必须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就具体途径而言，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现阶段居民养老的主要形式有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社区养老主要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因经济基础较好，有能力提供一定的退休金或建有老人居住的敬老院。从山西省具体情况来看，社区养老事业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非常有限，家庭养老仍是最主要的形式。

从人口结构来看，山西省老年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和非农业生产部门流动，加快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与“四二一”型家庭结构的大量涌现，将更难满足老年人的供养需求。原有的养老保险不能适应发展的需求，购买商业养老险逐渐成为实现家庭成员“老有所靠、老有所养、自主养老”的一种重要理财方式。山西省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发挥商业保险的网络机构和风险管理优势，为地方政府提供精算技术和资产管理服务，同时在企业年金保险和个人养老保险等领域有所作为，特别是为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群体提供养老保险服务和相关咨询服务。

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当前，山西商业健康保险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时机。随着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地位和作用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相关政策。例如：保监会将继续加强与财政部、税务总局的联系，争取减免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所得税，进一步鼓励和吸纳更多的居民个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加快健康保险专业化进程；同时，明确商业健康保险地位，准确界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界限，规范市场经营环境。《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健康保险发展，支持相关保险机构投资医疗机构；积极探索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有效方式，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健康发展。因此，山西保险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努力发挥自身优势，通过细化市场，研究制定发展战略、确定经营领域与服务种类、设计合理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加快健康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来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二）具体措施

开发适销对路的商业人身保险险种，优化险种结构。人身保险发展的生命力，关键在于险种的生命力。保险公司应审时度势，根据居民保险需求的变化与差异，加快开发人身保险新险种的步伐，同时要努力调整优化险种结构，以满足居民的不同需求。建议加强以下方面险种的完善和开发：

完善具有储蓄功能的人身保险。多数居民认为，如果投保寿险而在保险期内未出险，保费便白交了。但如果到期还本，还能返还较高的利息，居民往往较容易接受。当然这需要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的支持。

加强对医疗市场的开发。对大多数居民来说，就医看病所需要的开支还是比较高昂的。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居民自然而然会寻求医疗保险作为保障。目前，山西省医疗保险开发很不完善，尤其是65岁以上的居民医疗保险，在所有的寿险公司中基本都是空白，可小规模探索或试办。

团体寿险应加强有储蓄性质的终身险开发。目前的团体寿险除团体养老保险外，几乎没有终身保险的险种，而人们往往更关心退休以后的保障问题。

适度提高保险金额，拓宽保险责任范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以及保险公司经营实力的增强，居民愿意获得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都大为提高和增加，保险公司应顺应形势，适度提高保险金额，如灾害性人身保险的保险金额就应适度增加，同时要拓宽保险责任范围，特别是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责任范围。

适时调节经营战略，积极稳妥地开发农村地区业务。国家实施的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为保险公司的业务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积极稳妥地开发农村地区业务，在对原来的乡镇保险办事处（站）和营业所进行改造与更新的基础上，采取新的营销体制，占领农村市场，赢得先机。山西省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在全国的排名情况一直在中游徘徊，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各大寿险公司均忽视了农村这一块重要领地。在抓牢城市客源的同时，涉足广阔的农村客户，不但是省内寿险保险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更是人身保险市场完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加大人身保险的营销网络构建力度，提高业务管理体系方面的创新力度。山西省地区的信息分布和传递极不平衡，信息来源渠道有限，保险对于广大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村居民来说，仍属新鲜事物，这给保险销售和服务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推进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加强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不断探索、创新适合山西省人身保险发展的组织形式，也成为推动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目前山西保险业普遍存在重视开展业务而管理不足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客户服务工作不充分，在客户回访和续期收费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各家保险公司应健全客户服务体系，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尽快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续期收费和客户回访制度，并不断提高营销人员的素质。此外，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应考虑设立专门的农村保险部门，由专人专岗负责，提高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第14篇

    论文摘要: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一直未能完全建立，农村老年人正面临着十分严峡的生活风险，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本文认为，在中国现阶段应该建立“家庭保障为主、社会保障为辅、商业保障为补充”的多层次保障模式，促进我国农业的规模化和中国的社会转型。

    共和国诞生至今，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农村社会保障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尤为突出的是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后，在原有的一些针对农村老年人的保障项目被削弱的同时，新制度却又未广泛建立，农村老年人不得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生活风险。毫无疑问，滞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如果长期无法充分发挥它“安全网”与“稳定器”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会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在改革开发日益深人的今天，建构合理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便日益显得迫在眉睫和至关重要。

    一、现状

    (一)设计有误，难以普及推广

    现行《方案》规定了“坚持自助为主，互济为辅”的原则，实行“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扶持”的政策。但由于没有规定集体缴纳养老保险调剂金的义务，对国家的责任也没有具约束性的具体规定，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以个人缴纳为主”变成了“完全由个人缴纳”，农民的个人社会养老保险账户形同个人银行储蓄账户，甚至还不如银行储蓄账户。银行储蓄由个人保管，可以随时支取;养老账户由养老保险机构管理，必须在退休年龄后才能支取。农民还不得不承担养老保险管理机构的运行费用和保险基金被违法挪用的风险。这样的制度设计明显与减轻农民负担的大原则相违背，许多农民不愿也无力接受，导致农村养老保险始终无法真正推广。据统计，到1997年底，全国投保人数仅为8200万人，人均缴纳保费仅为231元，无论从覆盖面还是从保费额来说，都很难满足21世纪农村老年人口的需要。

    (二)范围笼统，阻碍社会发展

    现行《方案》将农村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全部纳人保险对象，如同一道无形的绳索，将已经实际脱离农业生产的务工、经商人员再次束缚在了土地上，使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离土不能离乡”、“只能进厂不能进城”。迄今为止，我国农业劳动力以不同方式实现的向外转移在2亿人以上，但据有关资料，其中80%以上是兼业型转移。这种转移方式，一方面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1984年承包农户平均土地规模0.55公顷，目前内陆地区户均0.46公顷，沿海0.26公顷一0.33公顷。更有甚者，部分农民“只承包不耕种”，一面进城务工，一面任承包地荒废，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粮食供应。这种情况若不及时扭转，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与现代化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首先，农业的长期滞后必然使我国还不十分强大的工业体系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其次，就业、户口等政策与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固化，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最终导致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结构的转型速度大大放慢。由此可见，只有对农村社会保障对象进行科学划分，为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建立适合自己的保障体系，才有可能割断他们与土地的联系，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和社会转型。

    (三)对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和贫富差距作用不大，不利于社会稳定

    从实施状况看，由于制度设计的问题，《方案》的主要参保对象是务工、经商人员。虽然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越来越大、保费越来越高，但由于经济承受能力不足，收人最低、最需要保障的农业从业人员参加保险的却不多。这样，由于再分配最重要的客体的缺失，社会保障无法充分发挥它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职能，对缩小贫富差距作用不大。另一方面，由于《方案》仅覆盖在部分地区，农民更愿意在保险覆盖的区域内流动。这样，经济发达的、能够推行养老保险的地区能够吸引愈多的人才，而经济欠发达的、未推行养老保险的地区人才日益流失，业已存在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越来越严重。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现行《方案》不仅没有缓和这种不公平现象，反而加剧了差距的扩大，对社会稳定十分不利。

    二、对策

    (一)范围划分合理化

    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必须合理划分农村社会保障的涵盖对象。笔者认为，应该将已经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小城镇居民和进城务工、经商人员划离农村社会保障系统。

    1.构建相对独立的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现行(方案》将小城镇务工、经商人员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做法，构建相对独立的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这个保障体系必须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相区别。这样做能够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让他们将小城镇作为安身立命之所，避免其向大中城市的盲目流动，减轻“城市病”;同时又可以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另一方面，小城镇多是二、三产业从业人员，遭遇的风险结构与农民不同，理应为他们设计适合于他们自身的保障项目。其次，小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必须与城市的相区别，因为小城镇的主体乡镇企业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还难以承受以城市为参照系的标准高、项目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小城镇的兴起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社会结构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实现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实选择。只有迅速构建相对独立的、合理的小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才能真正发挥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在我国的独特作用，促进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2.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纳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现行的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作法，不仅不能够减弱农民流向城市的热度，反而睁强了他们流动的盲目性。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过的所谓“过度城市化综合征”，苦如北京市1995年抓获的犯罪分子中，外地人占近一半。“大禹治水，堵不如疏”，与其弹精蝎力地阻止农民进城，不如通过制度设计正确引导农民进城的热情，让他们的流动更趋理性。将进城务工、经商人员纳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后，能否定期支付社会保障费用，成为每个进城农民必须考虑的问题。对于已在城市居住多年，且有相对稳定经济来源的进城农民，能够也愿意支付这笔费用;而对于进城时间较短，且求职不易的农民来说，这笔费用的支出有利于限制他们的盲目进城。这样做，不仅可以拓宽城市社会保险金的筹集渠道，更重要的是，如果为中国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进城农民踏入了城市社会保障的大门，他们与土地的联系更易被割裂，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和中国的社会转型。

    (二)制度设计科学化

    小城镇从业人员与进城务工、经商人员的脱离，使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主体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那么如何构建一个既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农村具体情况，又适应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呢?笔者认为，在中国现阶段应该建立“家庭保障为主、社会保障为辅、商业保障为补充”的多层次保障模式。

    1.家庭保障为主

    以家庭保障为主的原因在于:一、虽然社会保障的国际趋势是以国家责任而非家庭责任为主，但我国农村目前生产力水平低，国家和集体无力扶持，农民也没有多少能力参加完全积累制的养老保险，要求农民参加国家养老保险只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罢了。在现阶段强调以家庭保障为主更具现实性。二、家庭养老在我国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子女对家人的赌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且受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保障。家庭保障为主的养老保险是具有可行性的。具体考虑是以遍布农村的农业银行分支机构代替保险机构，以个人养老储蓄账户代替现行《方案》规定的个人保险账户。这样做的优点是:一、可以省却保险机构的营运费用;二、可以避免保险金被娜用等违法现象;三、农民可以拥有一个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支取的个人账户，有利于市场经济下人力资源的流动。

    2.以社会保障为辅

    强调家庭责任绝不等于推卸社会的责任。恰恰相反，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仅依靠家庭，难以为老年人提供足够保障，这时就濡要社会责任的辅助。首先是国家责任。农村的养老参保可以是自愿的、也可以是强制的，但关键是由国家出面，提供一个优惠、合理的利率保证。如果农民参保是强制性的，这样的保证有助于实现社会公正;如果参保是自愿的，那更斋要这样的保证以争取农村人口中的较大比例人群参加。其次是集体责任。集体可以模仿城市社区大力发展养老院、义诊等社会服务事业。另外，还可以考虑发挥土地的保障作用。如果农民能够获得一份长期的、有保证的土地承包合同，即在土地承包期间，政府官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废止的合同，那么土地的价值就能够为农民发挥保障作用。譬如，农民可以在承包期将土地租给他人耕种，以租金作为补充养老金，或在农民退休后将土地退还集体，以获得集体的养老补助等。

第15篇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述评

农民工正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使工人队伍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近年来随着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农民工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还正视不足，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还关注不够。比较分析发现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现有研究中在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有进行总结的现实需要。鉴于此，笔者采用内容分析的文献研究方法，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其滞后的隐患和原因

通过整理分析发现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表现出以下两个基本特征，这集中显现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紧迫性。

第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低，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群体近乎游离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有人研究发现，只有很小部分农民工有一至两项非均衡的、水平极低的社会保障，而且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其中社会保险各险种的参保率都在10%以下，其余75.2%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1].还有人分析指出，农民工完全处在城市社会保障网络之外，尤其在失业救助、医疗看病等方面农民工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社会保障待遇和保障机制[2].另有人认为农民工虽然进城创造了财富，但大量农民工都没有社会保障[3].

第二，某些地区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做了一定的规范，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但政策执行和实施效果不佳。有人分析指出，部分地区虽然出台了与农民工有关的一些社会保障政策措施，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4].另外有人调研后指出，面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位及其对工伤、医疗保险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尝试和制定了一些面向农民工的参保办法，但问题是效果难如人意[5].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这种滞后现状，会导致一系列的隐患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是社会稳定的隐患。农民工绝大部分处于中低层职业，还面临着失业风险，所以在陷入生活困境时容易铤而走险，从而积蕴社会不安定因素[6].其次，不利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目前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已推进到逐步将城市户口各类劳动者涵盖于其中，是否能进一步将符合条件的进城农民包括进来，关系到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能否最终形成；再次，不利于实际推进我国城乡社会结构的转型。进城农民工如不能为相应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所吸收，就将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由此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第四，不利于推进城乡居民实质平等地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7].第五，不符合市场分配的基本原理。农民工在市场初次分配中只能获得较小的份额，在再分配中应得到适当补偿，但城市再分配却基本将农民工排除在外，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没有被考虑到[8].

有些学者对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障滞后现状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比如有人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流动性、雇主的不自觉以及农民工自身权益保护意识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9]，还有人认为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有社会地位方面、认识方面、资金方面和操作方面的原因[10]，另有人提出农民工社会保障迟迟没有大的进展主要是因为研究视角和工作方式还没有从制度和用人单位转移到需求和个体上[11].鉴于农民工社会保障滞后原因与本文将要在第三部分中仔细予以介绍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障碍因素有着互相交融的特征，故在此对其只是点到为止。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理论界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已有广泛共识，虽然有人存在异议，但认为有必要注重并加紧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研究和探索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第一，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具有其政治意义：（1）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全面小康社会要求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城市居民同时要为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提供应有的保障[12].（2）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政府着眼长远的要求。如果因农民工的流动性与劳动关系不稳定而不考虑其保险问题，那么今后再解决比现在就应对成本要大得多[13].（3）社会保障是国家赋予每个劳动者的一种权利，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保障农民工基本公民权的需要[14].

第二，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表现在：（1）发展农民工社会保障事业有利于增进社会的整合与稳定，是社会顺利转型的客观需要[15].（2）是城市化战略推进的需要。合理解决我国城市化的难题，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要给农民工相应的社会保障[16].（3）农民工得失悬殊、进退两难的处境使社会主义的公平机制没有得到应有体现，亟待为其建立相应社会保障机制，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17].（4）是新时期社会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农民工作为农村“精英分子”的身份和责任使得他们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对其家庭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极有可能导致因伤、因病而致贫甚至于返贫[18].

第三，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可以产生一定的经济意义。（1）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有利于引导农民工放弃兼业型转移、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从而可以改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2）为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必须建立一个不分所有制、不分用工形式、涵盖所有劳动者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要求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19].（3）可以引导农民工对劳动力流动的投资。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减少了他们流动的心理成本，增加了流动的间接收益和净收益现值，从而有利于农民工的流动投资[20].（4）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可以提高农民工抗风险能力，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对于拉动内需和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21].（5）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有利于维护雇佣农民工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以及企业的发展与长期利益最大化[22].

第四，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对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具有积极意义。（1）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在一定时期弥补国有企业职工可能出现的保险金支付不足，有利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23].（2）农民工虽然持农村户口，但他们已与城镇职工一样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体现其公平性[24].（3）农民工作为社会边缘人，他们应有社会保障制度来维护自身权利，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25].（4）从长远来看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既能减少改革的阻力与成本，又不会扭曲社会保障一元化目标，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长期目标的必然要求[26].

第五，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对农民工自身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1）数量众多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基本社会保障与他们为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完全不对称，这是绝对不合理的；（2）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是苦、累、脏、险的工种，受工伤、疾病困扰可能性非常大，社会保障是农民工实现基本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求；（3）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关爱和保护农民工中妇女、儿童这种生理与社会双重弱势人群的需要，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更为迫切；（4）有利于对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引导，使他们在满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兼顾其长远利益[27].

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可行性与障碍因素

有效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事业和制度建设，需要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状况和问题有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解。这就要求在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作用与意义有充分认识的同时深刻剖析该制度安排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要探讨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阻碍因素，也需要对其有利条件进行必要把握，在辨证分析中探索有效的解决之道。

（一）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弊端

有人认为在我国真正建立城乡一体社会保障体系需要相当长的路要走，如果盲目推行城乡接轨，很可能会增加企业和农民工的负担，国家也将付出太大的监督成本[28].

另外有人表示反对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因为对农民工来说现在首要任务是增加即期收入而非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二是近年来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都没搞好，而且农民工流动性很大；三是让农民工加入社会保障体系会增加企业成本[29].还有人认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具有负效应表现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对我国城市化会产生负面影响，对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有不利影响，也不利于农民工的就业[30].

（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利条件

有学者指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二十年，国家财力和政府承受能力已逐步增强。而且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中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过分强调国家财力不足和过高估计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代价是一种思想上的误区，应分类分层对农民工进行保障[31].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一是具备相应的政治条件，二是具备相应的社会条件，三是经济条件也已基本具备[32].

还有学者认为，建立初步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时机已经逐渐成熟，政府应该着手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机制，更好地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道主义精神[33].

（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障碍因素

首先存在主观方面的因素：（1）农民工没有得到基本的身份认同，一部分人单纯站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忽视农民工自身的基本权益；（2）大部分的农民工雇主缺乏自觉保护农民工的意识，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对农民工的保护；（3）农民工自身由于主客观原因不敢或还没有意识到需要维护自己应有的基本权益，维权意识缺乏[34].（4）城市居民对对于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有较强的抵触心理，担心会引来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35].（5）一些地方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往往是按照上级政府规定的扩面指标层层向企业进行安排，也不管农民工是不是真正需要，这种行政强制的工作开展方式让农民工心生反感[36].

其次是体制方面的因素：（1）现有制度安排的障碍。主要是国家为保证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制定的严格的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37].（2）社会保障立法不健全。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相应的立法，使相应的的社会保障工作难以实现强制性原则；（3）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甚至是缺失。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远未形成，与城市社会保障存在严重脱节，这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的有效开展[38].（4）农民工虽然人数众多却由于其弱势地位和较低的组织程度使得其争取社会保障等合法权益的能力不足，他们的诉求和意愿难以引起决策层的应有重视[39].

再次有客观方面的因素：（1）农民工表现出的极大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不仅反映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也表现在职业及单位之间[40].（2）作为保障对象的农民工规模巨大且构成复杂。我国农民工数量非常庞大且还不断增长，而且层次不

一、构成复杂，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别[41].（3）农民工经济收入上的障碍。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和收入很不稳定，这种状况使其难以取得进入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格[42].（4）社保资金的障碍。近年来社会保障资金短缺状况使得维持原社会保障体系尚力不从心，如果再把农民工纳入其中将会不堪重负[43].

四、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框架体系与基本思路

前文中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必要性以及可行性等问题的论述，最终还需归于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框架体系与基本思路上，这也是化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落脚点。

在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框架体系构成上，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分析。从横向构成看，主要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工社会保障应包括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三个基本组成部分[44]，另一种观点是将农民工社会保障基本等价于当前的城镇社会保险，即包含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以及生育保险等五大部分[45]，较第一种观点增加了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

从纵向构成看，大多观点认为当前由于主客观方面条件的制约，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不宜也不可能求大求全、齐头并进，而应坚持分类分层分阶段逐步推进的策略和基本原则，依次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尤其是大病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失业和生育保险制度，积极而有效地逐步维护和实现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权益[46].尤其绝大多数观点都指出工伤保险问题的解决尤显必要和迫切，应该首先建立针对农民工的以普遍性为原则的工伤保险制度，解决好关联农民工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及其全家幸福的工伤问题。

另外有人认为农民工社会保障还应包括其他保障项目。有人提出农民工的无保障状况是引发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在大城市建立“公共劳动”形式的社会救助体制[47].还有人认为应该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并通过职业福利和社区服务等方式建立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制度[48].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没能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更没有能为大家基本接受的成熟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将农民工纳入到现有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有人提出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应将农民工纳入其中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问题，但鉴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多元化要求只能适时地分层分类将农民工纳入[49].还有人认为应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可供选择的两条途径是通过户籍改革将其变成城镇居民进而纳入镇社会保障体系或者通过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扩面将农民工直接纳入[50].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对农民工实行相对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人认为仍将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既不现实也不可靠，但对农民工一开始即推出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缺乏财源及其他资源，因此现阶段应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51].另有人指出农民工身份的过渡性要求必须建立有利于城乡衔接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其勾勒了一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架构和中长期发展目标，并从该制度的保障对象、保障项目、基金筹集与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52].

第三种观点认为可将农民工纳入到一种“低门槛、开放式与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新计划”中，搭建中国社会保障新平台。其认为近年部分城市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的做法可能剥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是一种短视甚至是歧视，但如果把农民工纳入到这种社会保障新计划实行全国统筹则不会发生这种问题，而且这种做法具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53].

第四种观点认为应将农民工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其认为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和参照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两种模式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具备可行性，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应把农民工纳入到应加快改革和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最终向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制过渡[54].

除了以上的四种观点，有的解决思路中没有明确提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归口问题。有人认为农民工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关注的社会弱势群体，其具有客观、正当而迫切的社会保障诉求，应采取分类分层保障的办法依次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55].还有人基于现实权衡考虑提出了“低起点、多层次、土地换保障”的农民工社会保障设想和解决办法[56].

五、结语

现有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除了本文论及的几个方面外，还有一些从其他视角进行了探讨，鉴于其研究比较稀薄以及本文构思和篇幅的考虑，在此不再赘述。

综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已有研究尤其是专业性的论文，可以看到该问题已逐步受到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去年以来论文数量有了较大增加，认识也日渐由感性走向理性、走向深入，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拓展，这必将为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化解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同时，笔者觉得研究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与不足，有待今后注意或改进。

首先，研究在总体上还很不深入。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由来已久，但从对其研究的数量上看，笔者搜集到的该方面文章不过三十余篇，其中比较正规的专门性研究就更为稀少；从研究的拓展情况来看，现有研究大部分着眼点还很笼统，分化和展开不够；从研究的氛围来看，虽然有过一些论争，但总体还很薄弱，离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这样的重大社会政策确立还不相称。

其次，研究的实证性有待加强。已有的研究基本限于纯理论和经验研究范畴，实证成分稀缺。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以及相关情况的调研不足和缺乏第一手调研资料使得对现实状况的把握不够精确、肯定和深入，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尤其是构建方案的可行性与说服力不强。

第三，研究中存在一些偏颇。首先表现在研究中的结构性偏差，即对作为农民工社会保障重要部分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很少涉及，尤其是对后者忽于关注。另外对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分析不够，重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阻碍因素探讨而轻有利条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