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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传教士；印刷媒体；文字传教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2-0184-02

我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活跃，无一不是由于广泛流传的新兴出版物所引起与促成的。受时局所迫，早期来华传教士无法直接传教，他们致力于各项文化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印刷和医学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并且在传播的过程中流露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的心态。

一、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对印刷媒体的重视

最先把西方铅活字印刷术传到中国的是 19 世纪初期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他是基督教新教派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人。由于当时我国实行禁教政策，根据清政府“禁止西人传教，查出论死，入教者发极边”的命令，因此，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后来，马礼逊和其助手英国人米怜认识到，仅靠口头说教并不能对中国深厚的儒家文化造成什么冲击，而且在各方面都会受到中国官吏的阻挠，因此，他们向伦敦差会提出了一系列传教方针，其中之一就是出版书籍报刊。在传教士看来，文字传教是向中国传播基督福音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米怜曾说道：“不管以何种洗练的语言来表达，在传播人或有关神的知识上，印刷媒体显然要比其他媒体更占优势。作为加深理解的手段，中文书籍之重要性也许要比其他传播媒体还要大。”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也认为，印刷的书刊比口头的讲道对中国士大夫更合适，借文字来宣传基督教比其他方法较能直接接触更多的人，也接触的更快、更有效。为了传教的需要，马礼逊派米怜和中国人梁发、蔡高到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印刷宗教宣髌罚并在 1819 年第一次用活字印成了中文《圣经》，这也是最早的中文新式铅印书籍。1843 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另外，该馆出版的《六合丛刊》也是我国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

在近代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之前，中国还没有一本公开刊行、能供公众阅读的中文圣经译本，这就成为传教士来华传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传教士建立出版印刷机构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传教士要与中国的官员接触，深入民间传道，就要精通中文，而要翻译、出版中文圣经和各种宗教读物，就需要借助字典、词汇等工具书才能完成。当然，这也同国内禁教政策有关，在欧洲会汉语的人极少，而在中国，教授汉语是一件杀头的事情，所以，要让后人到中国传教或通商取得更多的语言便利，在华传教士有责任编撰华英工具书。再次，在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中，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一个是传教，另一个就是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早在 18 世纪，法国的传教士就编纂了大量关于中国古文化的著作，而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以及文化、艺术早期在欧洲的传播，也为欧美国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近代，随着传教士所设立的出版机构出版的大量关于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也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二、来华的传教士的文字播道

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长期闭关自守的国家，西方传教士深知，在文化上要想同化、征服这个国家，只能采用最简易、最广泛、最能改变人们灵魂的工具――出版报刊来征服中国人。因为这是“一个更迅速的办法”，“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中说：“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报刊，我们就控制到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帝国主义者为了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他们在中国建立出版机关。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由传教士独立创办经营的出版机构，如格致书室；专门出版传教图书的出版机构，如美华书馆；服务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出版机构，如广学会。

传教的过程可以看成是传教士―传教媒介―受传者这样一个过程。基督教新教入华以马礼逊1807年来华为开端。马礼逊译《圣经》、编字典、办报刊、设印刷所，终其一生致力于基督教文字工作。而马礼逊的文字传教策略多为后来的传教士所效仿。从传教媒介看，当时的传教士所采用的除文字布道，还有通过口头布道、教育、医疗、慈善等方式，相比之下，文字传教更有其独特的优势。第一，汉字的广泛应用性，使文字作品可以在大范围内流传。英国传教士米怜曾这样说道：“我发现中国的方言非常之多，而且语音各异，常常无法互相交谈，唯一的办法是可以写中文字和别人交流。”第二，文字作品的渗透性可以到达传教士所不能到达的区域。广泛使用印刷品来传播知识，会比教师的说教传播得广泛。第三，文字作品自身所具有的问文化性可以更深刻地改变一个社会。

为了让中国民众接受基督教，来华传教士试图出版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书刊，从观念上改变中国人。因为清政府的限教政策，新教传教士曾在广州隐居。他们发现中国官方直至民间有着强烈的天朝自大的心理，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看不起外国人的心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传教士裨治文等人在1834年发起创办 “益智会”。顾名思义，目的就是要向中国人传播“实用”的知识，以帮助中国取得知识进步和社会进步，将西方近代科学文明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介绍给中国人。“益智会”出版了一部分中国书籍，包括郭实猎的《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广州方言中文文选》，以及后期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等。裨治文编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是第一本中文美国史著作。裨治文在书中塑造一个可与大清媲美的富强、广袤、文明的美国形象，为中国人正确认识美国奠定了基础。裨治文在书中表达了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代表，文明程度之所以不逊于中国，得益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他在书中表达了“四海为一家”的意愿，目的在于瓦解中国人的“天下”、“中国”和“四夷”观念，使中国人抛开大中华文化优越感而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传教士利用多种方式进行文字传教，也使中国的文献形式逐渐多样化。近代报纸和期刊因其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价格低廉的特点而被传教士引入到中国。报纸和期刊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传播领域的重要媒介，打破了图书媒介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报纸、杂志更以通俗易懂的内容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推进了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所进行的文字传教工作，客观上直接催生了中国新闻出版业，并影响了出版业的方方面面。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统计，时期出版的350部西书中，外国人翻译的139部，中外学者合作翻译的123部，中国人翻译的只有38部。而这些外国人大都是传教士。随着西学的传播，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主动参与引进西学，并逐渐成为主要力量。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20世纪初中国民营出版业纷纷崛起，在文化传播上逐渐掌握了自，传教士的作用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参考文献：

第2篇

[关键词]　钱存训　中国出版史　述评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0)06-0011-05

钱存训(Tsuen-Hsuin Tsien)先生，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州市，193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52年、1957年分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钱先生赴美前曾先后担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馆长、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图书馆南京及上海办事处主任等职。赴美后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兼图书馆学研究院教授、远东图书馆馆长和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等职，现任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荣誉教授、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英国李约瑟科技史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美国中国出版服务公司董事长等职。

钱存训先生是海内外闻名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专家，著有《书于竹帛》《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东西文化交流论丛》《留美杂忆》等著述。钱先生对自己的研究曾有一个总结：“我的研究范围主要环绕两大主题：中国图书印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而两者的结合，从高度和比较的观点出发，所得出的结论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在中国出版史这一研究领域，钱先生在海外为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具体成就表现在下列方面。

1　对纸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及对中国书籍制度的影响做了全面研究

在印刷术发明前，世界各国的文字记录可谓丰富多彩。中国也是如此。王国维先生《简牍检署考》(1912)、罗振玉与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1914)等对简牍实物与文献记述进行了研究，但并没有涉及书籍制度的所有方面。《书于竹帛》的出版，对纸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做了全面研究，探讨了纸前记录方式对中国书籍制度产生的影响，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书于竹帛》的底稿是钱存训先生1957年提交给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印刷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和图书》(ThePre-printingRecordofChina：A Study of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dons andBooks)，经过修改后以《书于竹帛》(WrittenonBambooand Silk：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Inscriptions)为名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62年正式出版。该书共分9章。第一章是《绪论》，对中国古代文字记录方式进行了总体上的介绍。第二章是《甲骨文》，介绍甲骨文的起源和性质、甲骨文的形势和契刻、卜辞的内容及排列等。第三章是《金文和陶文》，对金文和陶文的性质、用途、款式等进行研究。第四章是《玉石刻辞》，对石鼓文和古代刻石、玉器刻辞等进行研究。第五章是《竹简和木牍》，对简牍的形式、整治、行格和书体、编装方式等进行了研究。第六章是《帛书》，对帛书的起源、发现、材料、形式等进行研究。第七章是《纸卷》，对纸的发明与改进、古纸的材料和制作、卷轴制度等进行研究。第八章是《书写工具》，对毛笔、墨、书刀等工具进行研究。第九章是《结论》，对中国书籍的起源与发展、书写和复制技术、文字的演化等问题进行研究。该书英文本出版后，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好评，除不断重印外，还被译成中、日、韩等其他文字。2004年，该书的英文第二版也再次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于竹帛》指出：“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及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和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在纸发明以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且在中国历史上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更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作书写。”“竹简和木牍是中国最早的书写材料，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简牍制度有其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不仅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和自右向左的排列顺序渊源于此，即使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后，中国书籍的单位、术语，以及版面上的所谓‘行格’的形式，也是根源于简牍制度而来。”这一观点，理清了书籍的源头，可以避免将早期“书籍”的范围无限扩大。

目前，《书于竹帛》已有4个不同的中文译本。1975年，根据周宁森博士译稿修订的《中国古代书史》，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再版：1987年，由郑如斯教授增补的《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由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1996年，台湾汉美图书公司以《书于竹帛》为名，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2002年，上海的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以《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为题，出版了该书的第四个增订本。这些不同的译本，充分显示了该书具有的不朽生命力。尤其是“世纪文库”本的《书于竹帛》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二版英文本“Written onBambooand Silk”，以近年出土的考古实物为主，补充了新发现的殷墟以外和周初的甲骨、战国及秦汉墓中出土的竹简、帛书、各类古地图、敦煌遗书中最早的抄本等内容，更使该书具有新的生命力。

此外，收录在《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汉代书刀考》，对简牍时期整治书写材料和删改文字的书刀做了全面考证与分析，认为“书刀的功用在删除写错的简面，以便改正重写，或者削去旧简已经书写的旧面，取得新的简面，以便再行书写”，从而纠正了以往文献中认为书刀或刀削是简策上刊刻文字的工具这一错误说法。2对中国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做了全面研究

在《书于竹帛》一书的基础上，钱先生应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先生之约，为李氏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造纸和印刷》分册，198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刘祖慰教授的译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1995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拓、汪刘次昕的译本《造纸和印刷》。2004年，该书由北京大学郑如斯教授编订、增加了新材料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为名出版。

《中国纸与印刷文化史》堪称《书于竹帛》的姊妹篇。该书对印刷术发明后的中国书籍和文字记录进行研究。全书十章。第一章是《绪论》，从宏观上对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发明造纸和印刷术的

原因等进行介绍。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有关纸的研究。第二章是《纸的性质和演变》，对纸的定义、造纸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第三章是《造纸的技术与方法》，对造纸的原料、工序等进行介绍。第四章是《纸的用途和纸制品》，对各种纸的用途进行介绍。第五章至第七章是对印刷术的研究。第五章是《中国印刷的起源与发展》，对印刷术的发明及历展进行宏观介绍。第六章是《中国印刷的技术和程序》，对雕版印刷的材料和工艺、活字版的种类和方法、中国书的版式和装订等进行了研究。第七章是《中国印刷的艺术和图绘》，对木刻版画、年画、套色复印技术等进行了研究。第八章至第十章是有关纸与印刷的传播史。第八章是《纸与印刷术的西传》，谈论纸与印刷术传向西方的过程，以及西方现代印刷术起源的中国背景。第九章是《纸与印刷术的东渐和南传》，谈论纸与印刷术传向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过程。第十章是《纸与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探讨纸与印刷术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作用。

《中国纸与印刷文化史》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全面探讨纸和印刷术的专门著作。虽然此前已有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1908)、贺圣鼐的《近现代印刷术》(1933)、美国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1925)、日本中山久四郎著的《世界印刷通史・支那篇》(1930)等书问世，但钱先生的这一著作，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要比上述著作深入。

《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收录了一些因篇幅受限而未能在上述书籍中展开论述的文章。如《纸的起源新证》，对1975―1976年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战国秦墓出土竹简中所见的“纸”字做了考证，认为它同1935年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漆马内的纸胎，可以作为战国时代有纸的证据。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实物》，对1966年韩国庆州出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该印本“为唐代中国所印制”。钱先生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有力地驳斥了韩国有人认为印刷术是韩国发明的论调，维护了中国是印刷术发明国的国际地位。由于韩国庆州出土该经时，中国国内正开始“”，对韩国的这一发现一无所知。1979年，钱先生回国访问时，特意将他自己收集的该经的复印本全份和有关报道、研究资料等赠送给上海图书馆保存，以供国内专家研究，更体现了钱先生博大的胸怀。

3　从世界文明比较的高度，阐述了中国出版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钱先生国学修养深厚，又受过严格的西学训练，因此，善于将中国出版史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进行探讨，通过国际比较，揭示文字记录与中西文明之间的关联。这种比较方法，大大拓宽了出版史的研究路径。

在《书于竹帛》一书中，钱先生特别提到中国文字的排列方式。中国文字的竖排、自右及左与西方文字的横排、自左及右完全不同。钱先生在《书于竹帛》一书中认为：“这种直行书写的原因虽不可确考，但可推测这一特点应和中国文字的构造、书写材料、应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关。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如人体、动物、器皿，大多纵向直立而非横卧；毛笔书写的笔顺，大多是从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狭窄的简策，只能容单行书写等等，都是促成这种书写顺序的主因。至于从右到左的排列，大概是因为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的习惯，便于将写好的简策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因此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这一解释，合乎情理，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钱先生在《上海版新序》别指出：“中国古代的书籍和文字记录的多姿多彩、源远流长，是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寄，也是世界文明有的奇迹。可是由于近代中国所受的外侮和屈辱，使中国人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丧失自信而盲目自贬，甚至现在还有人认为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是文字演进的规律和迎合世界的潮流，却没有深思汉字的特殊功能。假使没有汉字形体所独具的延续性和凝固性相维护而采用拼音文字，中国早已成为许多以方言立国而分崩离析的国家了。近代欧洲各民族以方言立国，足资证明。”钱先生的告诫，对保存中国传统出版文化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很早就出现了印章，但为什么没有发明印刷术?钱先生同样从比较的高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很早就应用印刷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很早就发明了纸，对印章和墨拓的运用奠定了印刷技术上的基础。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书写复杂性造成对机械复制的需求，由于科举而需要标准的儒家经典，以及手工抄写无法满足社会对大量佛经复制品的需要。在西方，纸到了很晚的时候才传入，印章没有移用作复印的用途，拓印到了19世纪才传入，印刷工人被形形的行会所束缚，字母拼写文字的相对简易性减轻了对机械复印的需求。……在欧洲不存在诸如和佛教有关的那种对大量复印品的需要作为动因；西方对书籍的需要手工抄写就能满足。直至15世纪中叶所有因素才有所改变”。中国的印刷术和西方印刷术在社会发展中产生了不同作用，其原因何在?钱先生认为：“在西方，印刷术同时激发理智思潮，促进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发展以及在文学上的应用，并鼓励了民族主义和建立新兴民族国家的行动。相反，在中国，印刷术帮助书写文字的连续性和普遍性，成为保持文化传统的重要工具。”此外，“中国的印刷事业一般由政府机构或私人主持，重在‘传先哲精蕴，启后学困蒙’，并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欧洲的印刷业则多为谋利经营，因此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出版工业。这些不同的动机，使得印刷术的发展与应用对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钱先生的这些论述，为更好地理解中国印刷术对社会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中，钱先生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16世纪末开始的西书中译活动进行研究，分析了“译书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反映出来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化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人文和社会科学在过去的译品中占主要地位，其总数达70％，而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仅占27％。……翻译的素材代表25个国家以上的著述，以英、日、俄文的作品为最多，其中有些是转译而非译自原文……。这一结论，也有助于了解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过程以及出版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4　指导了一批从事中国出版史方面研究的博硕士论文，丰富了中国出版史的研究

钱先生在身体力行从事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同时，还在芝加哥大学指导了一批博硕士生从事中国出版史研究，写成了多篇研究中国出版史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多个层面，丰富了海外的中国出版史研究。

在博士论文方面，潘铭粲(Poon Ming-sun)197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Books andPrinring in SungChina,960-1279”(《宋代图书印刷史》)，对宋代图书印刷史进行了研究。许丽霞(Lee-Hsia Hsu Ting)

196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GovernmentControlofthePressinModemChina,1900-1949(《现代中国之出版自由》)，就晚清和民国政府对新闻出版业的管理进行了专门研究。该文1974年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正式出版。蔡武雄(DavidTsai)197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A Study of Chines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1912-1949)(《中国政府公报研究，1912-1949》)，对民国政府出版的政府公报进行了研究。何凯立(Herbeit Hoi-Lap Ho)197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1912―1949：A studyoftheirprograms operations andtrends，对1912-1949年间在华传教士的角色和活动、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历史及其组织、出版物的内容及其特色等作了探讨。该论文1988年由香港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Chinese Church Research Centre)出版。2004年由陈建明、王再兴翻译为《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中文本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3篇

【关键词】 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中德双学历;学位授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对于知识的发现、研究、传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学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市场发育和社会需要也对大学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高等学校的国际化特征是他从中世纪创建初始就具有的特性，并且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人才资金的国际流动，表现出新的形式，具有崭新的内容。这种高校国际化的发展有利于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中心地位，有利于高校教育体制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变更。通过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能起到不断优化教育资源和教育条件的作用。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留学生教育事业开始快速发展积极践行扩大规模、优化结构 、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发展方针，加强对国际交流学生的研究意义重大。[1]

西安理工大学与德国斯图加特媒介大学友好合作历史开始于1985年，1999年签署了共同培养中德留学生计划的协议。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工程专业创建于1974年，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印刷工程本科专业，1993年取得国内首家印刷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德国斯图加特媒介大学（Hochschule der Medien Stuttgart）是世界著名的印刷媒体领域高校，其与印刷相关的历史可追溯到1853年。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在顺应时展需要的情况下，开始了中德两国双学历学生培养工作的探索。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已经从普通本科生的培养慢慢过渡到高水平的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教育是现行教育培养机制中的最高环节，它重点在于培养人才的科学研究才能，它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由于研究生具有培养周期时间短，与国民经济发展结合容易，匹配性强的特点，成为发展教育结构调整的重点。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研究生的数量有了大幅增加，但是随着这种补偿性数量的增加凸显出教育质量的问题，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已经不是发展的重点，如何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已经成为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系统质量刻不容缓的问题。

中德双学历硕士培养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它的培养质量先天存在一些问题：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接受同一文化背景的教育，或者同一文化背景的学生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师教育，不管是老师与老师、学生与学生还是老师与学生之间，必然存在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各种差异。②授课教师很多是使用母语进行讲授专业知识，课程对学生入学时的外语能力有较高要求。③留学生在学习上和管理上都处于边缘化状态，很难进入学校主流学习状态中。[2]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对留学生的学习管理和生活管理一般都相对集中，集中学习、就餐、休闲，与中国师生的交流接触只在上课时有短时间接触，更多数时间都封闭在个人或同国籍学生圈子里。④中外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差异比较大。

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和德国斯图加特媒介大学经过多年的合作总结摸索出一套完善的选拔制度。通过层层筛选选择出外语水平比较高，并且专业课学习比较好的学生相互选派，并且在出国留学前由具有留学经验的老师专门进行辅导，有助于解决语言问题。同时两校学生的交流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上的课程学习，均会安排社会、文化的了解，如在中方安排有汉语和专业汉语的课堂内容讲解，同时有全国印刷会议的参加等活动，从而整体提高留学生的学业、学识、知识、能力以及综合素质。西安理工大学一直进行的弹性学分制，学生可以自行选择课程和所修的学分，这样也有利于减少中外教育上的差异，也有利于两校互派学生的课程学习中学分的认定。

研究生教育水平最关键的体现在于学位论文，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时间只占整个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更多的是对独立完成科研项目研究能力的要求，学位论文的撰写正是这一能力的体现。目前中德双学历教育中的学位论文的评定采取在本国取得学士学位后可以在对方国家申请第二学历的学士学位。

目前在国内学位论文评定中主要针对论文中的理论应用价值、论文的创新性、科学态度与写作水平以及社会应用价值方面进行考察从而综合评分。[3]针对于目前的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申请中德双学历论文的评定方法采取的工作有：首先通过广泛和导师座谈，通过对全院导师调研，了解导师认为双学历学生目前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的问题，我们分析处理，提出一个监控评价论文质量体系的方法。其次，重点和双学历学生的导师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对培养这些学生存在的问题，和对这些学生的期望，通过在初步建立的监控评价论文质量体系的方法上进一步修订，做出专门针对双学历学生的论文评价指标。同时要专门跟参加双学历教育的中方学生和德方学生进行座谈，了解学生在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和论文撰写中存在的问题，讨论解决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评价论文质量体系的方法。最终通过请一些专家评审双学历学生论文，检验建立的双学历学生学位论文评价体系是否合适。

通过这样的方法确定的论文评价体系比较适应两校目前的培养现状。但是双学历教育的发展是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还在不断开拓更深层次的国际交流合作，力求在新的时期发展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双学历教育之路。

【参考文献】

[1] 戴宝印，查芳灵.刍议美国海外学历留学生对我国发展学历留学生的启示[J].学术论坛，2014.10.

[2] 殷君.外国留学生学历教育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与对策[J].高等理科教育，2007.4.

[3] 王欣，殷阿娜，段亚敏.硕士学位论文全过程质量管理与评价方法[J].大家.2011.5.

第4篇

关键词：数字出版；稿件采编系统；网络监督；期刊推介；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1-0067-03

技术决定论者坚信传播技术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深刻改变[1]。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正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许多方面。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印刷版中国科技期刊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在许多环节进行了各种积极尝试及措施以应对网络的深刻影响，并正在发生着各种发展转变。

一、对科技期刊传统稿件处理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中国科技期刊在网络应用及普及前，对稿件的投稿、审稿、退修、编校等环节均在纸质稿件上进行，并通过邮局邮寄方式联系，费时费力。

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网络的运用逐渐推广并在近十余年得到迅猛发展和普及，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科技学术期刊稿件的处理方式也悄然而不断发生改变。

在21世纪初，有期刊就开始尝试通过网络，利用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作者、专家进行稿件的传送，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稿件的处理时程；之后，逐渐出现专业的开发软件公司，制作并推广使用期刊网络采编系统。

该系统借助互联网技术构建期刊门户网站和期刊采编业务集成化信息平台，将在线投稿、查询和在线审稿、流程监控等采编业务整合在一个系统平台上，以实现传统平面期刊的数字化存储、网络化传播和个性化利用的目标[2]。

目前采用稿件采编系统的期刊已较为普遍，这种方式易于实时查阅稿件处理进度，而且快捷、方便，提高了稿件采编流程的效率，有效缩短论文编审及发表时滞[3]。

二、对科技期刊编辑策略及传统印刷出版方式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互联网不受地域、时间限制及方便快捷和可主动选择等优点，正在深刻影响着科研工作者查阅文献的方式，即不只是受限于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获取科研学术信息，而是充分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或各种专业数据库，主动检索并查阅所需内容。科技期刊编辑必须积极改进并提升编辑策略，以应对这种转变。如对网络检索频率较高的关键词、篇名及摘要等正投入更多精力，编修中不断提升其关注度，以便于科研工作者查找到相关单篇文献，提升论文的传播效果[4]。

同时，网络普及也促使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发生着深刻转变。由于网络的即时快捷，可避免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发排、印刷装订等过程延搁。为了使科研论文及时与传播，现今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正处于印刷版期刊与数字出版并存的阶段，并逐渐走向定量印刷或全部数字出版的未来。

目前，有些科技期刊在保存传统印刷版期刊的同时，自建期刊网站，应用网络即时论文，随后再按期印刷出版。2007年，我国上网期刊已有6000余种[5，6]。也有利用网络平台，建立网络数字化期刊或论文平台。自20世纪末以来，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这种全新的学术论文传播模式大规模兴起，促进了学术期刊的网络化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取得长足发展[7-8]。如中国科研界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http：），即通过网络即时来自不同作者和不同领域的电子版论文，并逐渐开始尝试同时也出版纸质期刊。

此外，优先数字出版也是一种迅速发展并得到认可的科技期刊网络化数字出版模式。这是以印刷版期刊录用稿件为出版内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出版的数字期刊。目前大多数期刊选用的优先出版模式是录用并完成编修的经编辑定稿的稿件，一般以期或单篇论文为单位出版。目前，国际上许多著名学术期刊都有优先数字出版期刊，如Springer创办了“Online First”， Nature的“AOP”（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Science的“Express”， Elsevier的“InPress”；国内期刊大多采用中国知网平台进行优先出版。这种即时发行且灵活的出版方式，节省了等待期刊版面时间、排版印刷时间、邮发邮寄时间、图书馆编目上架时间，作品一般可以提前半年与读者见面[9-12]。这些不同的网络数字化出版方式，顺应了科研工作者在网络上查阅信息并阅读的现状，也便于利用互联网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读者主动推荐、推送，有力促进了期刊论文影响力的提升。

三、科技期刊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监督的发展转变

随着网络应用及对期刊出版方式的影响，逐渐出现了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出版是否是正式出版以及缺乏相关法规制度等方面的新问题，并进一步产生了大讨论和新的思考[13-17]。例如，互联网普及之前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仅在答辩后收藏于学位授予单位和相关图书馆，学术期刊和司法界都将之视为未公开发表。因此，国内外学术期刊传统上并未将学位论文内容再次发表认定为重复发表。但近年来，随着网络出版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建立了硕博士学位论文库，读者可以检索并阅读全文，这一传统认识已受到挑战。张小强等[18]认为学位论文被收录进网络数据库属于正式出版——网络出版。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统一法规或规范，但中国科技期刊界的很多编辑工作者，已对其学位论文内容的研究论文投稿采取尺度不一的拒绝。很多科研工作者及硕博士研究生对此不能理解，或产生不满而抱怨甚至责问期刊编辑部，或者对毕业时学校要求上传电子版学位论文并网络产生抵触情绪，但为了顺利毕业而委曲求全并被动放弃投稿期刊。这些均对科研工作者的情绪、工作热情等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此，中国科技期刊及相关各方均急需重视并积极应对这一系列的新变化。如完善规范制度和机制，形成共识，达到有据可行，避免混乱；目前也并非所有高校都提供研究生毕业论文电子版全文，故是否应全面考虑各方利益，如研究生只提供毕业论文摘要或应有自主决定权提供全文，或数据库按研究生论文下载支付给研究生费用等措施，以期达到互利共赢。这些均需进一步深思并转变。网络普及在提升中国科技期刊所刊发论文质量方面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网络数据库检索的广泛性及文献不端检索软件的应用，均有效避免了刊发抄袭、文字复制等不端行为，保证期刊的原创性和首发性，提升了期刊论文质量和传播效果。

四、中国科技期刊利用网络不断提升国际传播和影响力并有望促进学术交流

利用网络的无地域、时间限制的优势，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占主要份额的中文科技期刊走国际化之路并减少知识产权外流，是一个有利时机，必须积极利用互联网，寻求走出国门的方法和途径。

目前侨居海外的华裔科学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近三十年来迁往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新时期移民逐步增长，这一时期的移民大多具有高学历或为技术移民。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推进中国科技期刊（含中英文版）的国际化进程，可为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科研工作者提供方便查阅和了解中国科研成果的机会，也利于增进国际化传播。

中国知网数据库正在积极探索将中国科技期刊推介到世界各地，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此外，科技期刊也应进一步开拓各种方式，在国际范围内拓展更广泛的读者、作者和审稿专家。如高校科技期刊应充分利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国际间校际交流和科研合作优势，将其科技期刊网站在对方院校或研究单位的互联网站上建立广泛链接；或借助海外科研工作者及编委等，在其名片、电子邮件末尾签名处或博客主页等，标注上相应中文科技期刊的网址等，通过其与其他科学家交流或参会等机会，便可以使中国科技期刊得到积极推介，并逐步扩大国际传播及影响力。截止到2006年，已有超过500家的大型海外机构用户通过互联网使用中文期刊，中国的传统期刊在通过互联网发行到世界各地。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外知名院校及皇后图书馆、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等海外大型图书馆的借阅者们，可通过互联网阅读到了中国的科技期刊。而且，很多中国科技期刊也已拥有国际编委或审稿专家，正是利用了网络的便利，使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也促进了期刊的国际化进程。

随着中国科技期刊通过互联网的这种广泛传播，也将对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产生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国内科技期刊以这种方式走出国门，特别对不容易收录入以英文为主的SCI等国际知名数据库的中文版期刊，通过利用网络的各种方式推介，将极大促进中国科研成果的传播，并为世界各地掌握汉语或以汉语为母语的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提供一个了解中国科研发展的窗口。在增进国际科研工作者了解中国科研成果及期刊发展的同时，也必将吸引更多海外华裔科学家将其科研成果以其熟悉的中文撰写，并投往中国科技期刊，从而形成科研成果共享与期刊发展共赢的良性循环。随着其在国外推广力度的加大和提升，对国内科技期刊发展将会有巨大的推动；而且也方便世界各地华裔或他国的科研工作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开辟并寻找更多与国内同行的相互合作与交流。

中文版科技期刊还应进一步重视并提升论文的英文摘要的编辑加工和规范，为不掌握汉语的国际科研工作者提供了解中国科研进展的窗口。相信科技期刊在传播科研成果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发挥其促进交流的作用，这也顺应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到中国声音“走出去”的需要，避免科研领域购买国外试剂、仪器而将科研论文成果发表在国外英文期刊的“两头在外”的弊端。中国科学院院士金振民等知名学者建议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重视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改革旧有的片面追求SCI评价体系的奖励和职称评定体系，对国内外期刊一视同仁，承认中国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同等重要性，不采取双重标准。在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深刻影响及积极应对转变的进程中，这些无疑又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要坚持世界一流和国家需求方向，要关注科学前沿和热点问题，妥善处理好国内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中国科技期刊是国际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并采取各种应对方式，不断转变思路和运营模式，建立自己的科技文献品牌体系及学术期刊评价的国际话语权。目前，利用网络平台，将以往小而散的期刊进行整合并实现集约化发展，也是目前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又一个趋势，并正在不断发展。这必将使中国科技期刊经历深远而有历史意义的发展阶段，更高效地发挥科研成果的传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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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论文摘要：浙江印刷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借助长三角的地理优势和地区经济优势，已逐步形成了健康有序的印刷市场，然而印刷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本论文阐述了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义乌地区印刷行业的现状，分析了印刷生产过程产生环境污染的根源，探讨了治理污染的相关措施，提出了绿色印刷是浙江印刷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的观点。

Key words: Zhejiang printing；environmental pollution；green printing；developing countermeasures

Abstract: Zhejiang printing industry， with geographic advantages and economic advantage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as gradually grown into a healthy and orderly printing market after 20 years’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sue posed by printing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is pap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rinting industry of Hangzhou， Ningbo， Wenzhou and Yiwu in Zhejiang Province have been introduced， the roo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printing production process has been analyzed， and the correlative measures to treat the pollution have been discussed. What’s more， the idea that green printing is the inevitable wa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industry has been put forward.

印刷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印刷产品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制造产品并为产品提高附加值的同时，该行业也毫无例外地面临了环境、资源等问题。如何走环保和效益双赢的道路，已经成为一个行业长盛不衰的关键。

从2007年7月到2009年2月期间，笔者一行对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影天印务有限公司，杭州中粮美特容器有限公司，宁波三和印刷有限公司，宁波厚业印刷厂，宁波翰诗印刷有限公司，温州海宝印刷有限公司，温州龙港信睿印刷厂，义乌雅昌印刷有限公司进行了参观走访，并在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影天印务有限公司，宁波三和印刷有限公司，宁波翰诗印刷有限公司进行了实习。

1浙江印刷工业现状概述

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省印刷企业共有300余家，总产值约2亿元，利税约400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2007年上半年，浙江省已有各类印刷企业20575家，数量居全国第二。其中，出版物印刷企业297家，包装装潢印刷企业7666家，从事年画挂历专项印刷的企业125家，其他印刷品印刷企业5633家，复印、打印、影印企业6854家。浙江印刷企业年产值约450亿元，约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6%，从业人员36万人[1]。从《印刷经理人》最新公布的“2007年中国印刷企业100强排行榜”来看，浙江有13家企业进入排名，数量位居广东与香港特区（29家）、上海（19家）之后的第三位。其中，10家为包装印刷企业，3家为报纸及出版物印刷企业。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浙江印刷工业蓬勃发展的现状，而且，在温州、宁波、义乌等地，印刷已经成为地方政府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

浙江印刷行业主要以民营印刷企业为主，无论是在报刊印刷、商业印刷还是包装装潢印刷，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面对区域分布不匀、产业园区分散的现状，浙江印刷行业积极发挥地域特色和区域优势，致力于产业区块的建设，增强产业集聚效应，壮大产业链结构。

1.1杭州以出版物为主

“亚洲包装中心”2003年3月落户杭州，这是一个集制造、科教、研发、信息、贸易、会展、金融、服务为一体的世界性产业中心。该中心凭借自己独特的优势，吸引了众多包装龙头企业的集聚，形成了集成效应和集聚辐射功能。国际资本和行业巨头也纷纷抢滩浙江，使浙江印刷业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巨大亮点，培育了一批世界品牌和跨国公司，形成了资源共享、产业集中、科技领先的整体优势，带动了浙江乃至全国印刷产业的飞速发展。

2003年杭州市工业兴市大会上，市政府提出了杭州要打造国家级、乃至世界级制造业基地的口号，确立了五大重点产业，印刷产业位列其中。

随着2008年浙江义务教育教材综合出版生产基地的成功建设，完善了以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为龙头的书刊出版物生产基地，使杭州成为国内一流的现代化出版物综合生产加工基地。同时，也造就了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杭州钱江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杭州东联印刷有限公司等众多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新生代印刷企业。杭州中粮美特容器有限公司、浙江曙光印业有限公司、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连续在2006、2007两年入围“中国印刷企业100强排行榜”。

1.2宁波以文具、纸塑、扑克、邮件票据为主

目前，宁波已形成以宁波市区、鄞州区、慈溪市、余姚市为四大核心区域的五大特色产业区块，即：以宁波市区、北仑、大榭、镇海区域为主，形成了纸箱包装和塑料包装印刷区块；以鄞州区、宁海县区域为主，形成了文具印刷区块；以慈溪市、宁波市区、奉化市区域为主，形成了扑克牌印刷区块；以鄞州区、余姚市、慈溪市区域为主，形成了邮件、票据印刷区块；以宁波市区为主的金属印刷区块。浙江广博集团有限公司和宁波亚洲中华纸业有限公司成为2007年“中国印刷企业100强排行榜”的上榜企业。

1.3温州以食品包装、商标印刷、挂历、笔记本为主

印刷产业是温州市政府重点扶持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企业规模以中、小型居多。全市从1998年开始在印刷企业较集中的县（市、区）建设发展印刷工业园区，并凭借“中国印刷城”提升区域品牌。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已建成数个印刷园区，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企业单体规模普遍较小、行业问题较多、发展周期较长和印刷业务来源不足等问题。有“中国印刷城”美誉的龙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截至2005年，包装印刷已经占当地工业总产值的34.4%，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行业结构。1997年以来，先后规划和建设了苍南县包装示范印刷工业园区、小包装印刷工业园区、城东综合工业园区和塑编工业园区。其中，包装示范印刷工业园区规划5平方公里，目前已完成一期项目，用地560亩，19家入园企业全部建成投产；二期用地330亩已经开工建设；三期550亩，正在加快园区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城东综合工业园区一期、二期、三期项目2300亩用地，正在开工建设，入园企业已达41家。小包装印刷园区用地205亩，有180多家企业已迁入生产[2]。总之，包装印刷已经成为龙港镇的第一大行业，该地区的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立可达包装有限公司成为2007年“中国印刷企业100强排行榜”的上榜企业。

1.4金华义乌以年画挂历、包装装潢、文化用品、工艺品为主

伴随着中国小商品市场的稳步发展，也推动了义乌及周边县市的服装袜业包装、纸制品加工、挂历印制等印刷市场的发展。据统计，目前金华地区拥有大小包装印刷企业3000多家，包装印刷企业数量和包装印刷业产值都在逐年持续增长。无论是在平版印刷、柔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及标识印刷，还是在数字印刷、纸业及其他特种印刷方面，发展都相当均衡。义乌目前拥有828家印刷企业，从业人员5万余人，年产值达60亿元[1]。印刷产业已成为义乌十大支柱产业之一，并成功取得了“中国商品包装印刷产业基地”的称号。

2浙江印刷发展中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

在印刷产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背后，存在着许多的环境问题。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印刷企业采取相应措施，来减少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2006年9月，日本印刷界率先审定绿色印刷工厂的标准，并使用绿色GP（Green Printing）作为绿色印刷的认定标记。相比之下，我国在这一方面相对比较滞后，目前还没有形成一部专门的法律条文，来控制印刷污染物如挥发有机物等的排放。浙江印刷产业在不断推动浙江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环境污染问题。

以下几点是笔者对浙江印刷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初步探讨。

2.1 印刷材料污染 2.1.1油墨

油墨是印刷的主要原料，油墨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是目前印刷工业最大的污染源之一。

目前，世界油墨年产量已达300万吨，每年由油墨引起的全球VOC污染排放可达几十万吨。我国油墨工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每年约为22万吨，居世界第4位。油墨中大量采用有毒的芳香类溶剂（如苯、甲苯、二甲苯）等作为稀释剂，一方面直接导致了印刷作业场所VOC超标，危害从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挥发到臭氧中的VOC与NOx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形成氧化物和光化学烟雾，刺激人体肺部，损害人体的神经系统，甚至形成比二氧化碳更严重的温室效应，严重污染大气环境。另外，残留在溶剂中的某些有毒物质会从食品包装物迁移到食品中，间接损害人体健康。

第6篇

论文摘要：书是人所阅读的，人通过各种书籍得到不同的信息，书的设计必然要围绕人而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我们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

《辞海》中对“人文主义”的解释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即“人文科学”；另一方面，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对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古代中国作为礼仪文明之邦，对于“人文”有着独特的理解。《易·贲》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化成”基本上是规范家庭、社会、国家各种人际等级关系的伦理概念。这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注重人的文化教养的精神，即按当时社会的标准塑造教养有素的、多才多艺的人。同样的概念在西方社会也存在。在古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起，就开始为培养自由的成年公民而实行全面的文科教育。在经历了封建教会势力的千年统治后，人们开始挣脱精神上的束缚与奴役，被禁锢多年的古典文化又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驱散中世纪黑暗，建立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武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不仅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也确立了个人的价值，肯定了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与宗教神权文化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

上述历史语境下的人文精神之旨趣，在于强调人的尊严，注重人的感性生活追求以及自由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现在，人文主义已泛化成一种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文主义在中国书籍形态演变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中国书籍设计历史就是体现人文关怀的最好例证。

装潢工艺的产生、自右向左的阅读方式、简牍装被卷轴装取代、卷轴装被册页形式取代等，都表明了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的作用及意义。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简牍始于周代，至秦汉最为流行，直到东晋末年才被纸取代。中国古代许多著作都是写在简策上的，如《诗经》、《礼记》、《春秋》等，但由于竹木的分量很重，长篇的文字翻阅和携带很不方便，并且时间长了编绳容易折断，易产生脱简和错简的现象，很难复原。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寻找其它用于书写的材料，这样就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使用最久的书籍形式——卷轴装。为了方便人们查阅，卷轴装的结构更加明确，分为卷、轴、、带四部分，并且每个结构上都进行充分设计，以满足阅读的不同需求。但卷轴装同样存在不易查阅中间部分的缺点，由此又产生了龙鳞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等，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与现代书籍形态结构几乎没有太大区别的包背装、线装。

从以上可看出，书籍形态的更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需求。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不可忽视，怎样将二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既是创新的基础，也是设计之源泉所在。在现代书籍设计过程中，应遵循人类发展的规律。人是社会的、自然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此为人的设计不是一种片面的行为，而应充分总结前人经验，不能认为书籍设计是一个简单的包装过程，装个封面，美化了事，应充分考虑“为人的设计”，以人的需求为设计的出发点，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去创造和满足人的更高需求，创造出消费生态和观念的有序化。人文主义精神在设计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应以此为基础进行思考、设计、创新，其创造性则更能够给人以启发，进而引导人们赋予生活以不断更新的内容。

成书的手段一般是通过印刷，而纸是印刷的载体之一，但不是惟一的载体。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印刷系统被桌面系统所取代，使以前种种不可能印刷出的效果成为可能，印刷方式的发展使得能够印刷的载体更加丰富，在书籍设计过程中，可根据内容选择纸、布、皮革、海绵、有机玻璃、塑料等。只要是能够运用于不同印刷手段，使读者更易于理解所讲授内容的材料都可应用。在现代印刷中，单是纸的种类便十分丰富，要考虑诸多要素选择纸张、确定开本，不同的主题，都有其适合的纸张。

一本书不单单是几十张或几百张印有文字的纸装订在一起，而是一个“活体”，并且是一个极富“表情”的“活体”。在这个活体中承载着写书人和做书人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合体”，可如君子之交般的淡然，可如暴风骤雨般的猛烈，可如清泉流淌般的平稳，亦可如浪花拍打岩石般的碰撞。写书人已运用文字将内容、思想、情感表达出来，做书人则要充分运用书籍的要素，构成人们享受这些内容的特有空间。书籍是人们交流的平台，实现这种交流，就要使读者融入其中，而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书籍的结构设计。可以通过一些独特的设计，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走入这个“世界”。在设计过程中，通过一些行为、动作使阅读成为一种互动，使读者的阅读方式成为主动接受。

在书籍这个“舞台”上，文字、图形、色彩都是其中的角色，它们的不同组合、搭配能够达到各种效果。在文字、图形、色彩的编排过程中，则要符合人的一般视觉习惯，并设计出与同类书籍不同的视觉流程，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读者接受信息的程度，营造该书特有的阅读氛围，使阅读成为一种享受，并在享受过程中实现对知识的把握。不同种类的书籍，视觉流程的特点是不同的，如文学类的小说，其视觉流程应具有连贯性，在设计过程中应把握其“单线条”的整体性 ；而信息较多的杂志，其视觉流程可以是多条的，可并列而行、可主次有别、可正反相对。这其中的种种变化，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提高人的阅读效率。另外还需考虑版面的调性变化，通过调性的变化使人的视觉得到调节，达到松弛有度。

书是人所阅读的，书的设计必然要围绕人而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我们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如今“超文本”的出现，提供了一种颇具发散性的技术。这种技术具有相互沟通和多声渠道的性质，从而有利于对确定词语的多元对话，并使读者从作者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超文本的读者和作者被称为是互相学习者、共同创作者。由此可看出它同样是以人为本位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永存。

第7篇

【论文摘要】：版画这一绘画门类的发展自古以来受到了科技发展的极大影响，科技发展导致印刷术进步，印刷术的发展决定了版画的前行。正是由于科技的发展使得版画摆脱了作为一种印刷手段的禁锢，大踏步地登上了艺术舞台。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绘画艺术看起来和科技发展、工业革命之流的事情一点直接联系都没有，然而有一门隶属绘画范畴的艺术——版画，却恰恰出自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它出身自印刷技术。版画依其印刷原理可分为凸、凹、平、孔四种，按制版材料通常分为铜版、木版、石版、丝网版。

我们都知道，活字印刷乃是我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和纸张的发明更推进了世界文化传播的行程，加速了文明的传播与进化，更让我们得以告别蒙昧，照见真知。仅以此文略述印刷术及脱胎自印刷术的版画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

大概在四千多年前，最早的凸版模型诞生了。据《汉书 祭祀志》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此时冶金技术尚不发达，主要以玉石篆刻（古时写作“瑑”，从玉字旁。凡属在玉石上雕琢凹凸的花纹，都叫做“瑑”）为主，后来青铜器冶炼技术逐渐发展，到了周代时，以青铜器为主的“周玺”逐渐兴起，到了汉代印章到达兴盛，史称汉印。汉印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西泠八家的奚冈曾说：“印之宗汉也，如诗文宗唐，字文宗晋” 。大约到了公元3世纪的晋代（公元265年～公元420年），随着纸、墨的出现，印章、拓碑也开始盛行起来。同时，雕版印刷术也正在逐渐萌芽。东晋时期的一位道人葛洪在其所著《抱朴子》一书曾经记载：“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这说明在此之前雕版印刷雏形就已形成。到了隋唐时期，雕版印刷开始流行，目前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雕版印刷作品是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经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由七个印张连接折叠而成，图中释逝牟尼坐在“邸园精舍”的莲花宝座上，对弟子菩提长老及一千二百五十名信徒说法，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价为两亲敬造普施“的字样。到了北宋初年，由于经济的发达，四川地区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即纸币的最初形态，宋仁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具体记载，远早于德国人谷登堡1440年发明的铅活字。活字印刷术是世界印刷术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改革，极大的促进了文明的传播和发展。此后中国的木刻版画迅速发展，出现了不少有规模有影响的版画印制组织，比较著名的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等。

一直到明代，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工具都由我国率先掌握，欧洲人最早掌握的印刷术是木刻印刷。欧洲木刻印刷始于何时，目前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是一个标志。十字军从中亚带给欧洲大量的纸张印刷品，包括纸牌以及带有插图的宗教印刷品。具有确切记载的出现在公元1400年前后，欧洲出现了宗教肖像和政治领导肖像木刻印刷，这些圣像与文字编排在一起，成为具有插图的宗教书籍。到了15世纪中叶，意大利的金银器匠发明了铜版制版印刷，用来大量复制小幅圣像及书籍插图，同时也用于精细复制油画，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石版印刷取而代之。

到了近代，中国陷入战乱与闭关，无论经济还是科技发展都停滞不前，而欧洲正在大步的进行着科学改良试验。自炼金术诞生以来，欧洲人在化学研究上颇有成效，德国巴伐利亚松尔堆芬采石场特产一种质密和细腻的浅色石灰岩板， 18世纪后期，塞内菲尔德发明了石版印刷并于1800年在德国奥芬巴赫开设了第一家石版工坊，他用油脂性笔在石板上面作画后，用阿拉伯树胶与硝酸的混合液涂覆，于是石版中的碳酸钙在被硝酸腐蚀之后会和油酸化合而得脂肪酸钙，具有亲油抗水的特性，而非油脂部分和硝酸反应生成亲水的氧化钙，之后滚筒上墨，油墨就会被图形部分所吸附，从而把图形转印至承印物上。正是由于这技术的革新，使得石板一发不可收拾，一路攻城略地，迅速的在欧洲取代了木版和铜版在出版业的位置，后，石印技术传入上海，对中国传统木版画产生了极大冲击，苏州桃花坞因离上海最近最早受到影响，甚至连桃花坞最负盛名的吴嘉猷（吴友如）和他的弟子也被上海《点石斋画报》聘去担任美编了。石版印刷的高质量和低成本，对于我国传统木刻雕版印刷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自明嘉庆年间开始逐渐衰退的传统版画自此一蹶不振，直至鲁迅先生大力提倡中国新兴木刻才得以复苏。

一直到石版印刷诞生，之前的木版印刷和铜版印刷所印制的画面内容无非就是用于传播宗教故事，进行风景或肖像的写实绘画，或者干脆就是对当时写实油画的复制，很少有画家能够使用摆脱出来进行独立的艺术创作，甚至石版印刷诞生后也很少有石版画作品可以独立的被画家用来进行个人创作，这种窘况一直持续到摄影术诞生。

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Daguerre）发明了以碘化银为感光材料的摄影术，法兰西院士，当时著名的画家德拉罗士院士即席发表讲演，他的中心议题是：“从今天起，绘画艺术死亡了，而摄影术诞生了。”可以看得出来，这位院士兼画家很可能可以代表当时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心目中绘画的地位——就是再现现实，仅此而已，就如当年达芬奇在《论绘画》中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细述透视、解剖、构图等等一切绘画原理，在他心目中绘画就是一门严谨的科学：“画家的心应当象一面镜子，将自己转化为对象的颜色，并如实摄进摆在面前所有物体的形象。应该晓得，假设你不是一个能够用艺术再现自然一切形态的多才多艺的能手，也就不是一位高明的画家。”在摄影诞生之前一切都很好，自文艺复兴后画家们的技法越发纯熟，精品叠现，无论肖像或是风景都能轻车熟路的再现出来，版画不过是对此再现过程进行一个转换，把它更多的印制传播出去，仅仅是个复制工具而已，或者说，起到了今天复印机的作用？不过这个时候摄影术诞生了，忠实再现一个场景只要摆弄一下机器然后钻进暗房把显影过程做完就可以了，那么，画家们该做些什么呢？是否该思考一下自己的退路呢？于是暗流涌动。以同时期最晚诞生的石版画为例，石版画艺术的真正开创者当属戈雅，他80岁时创作的石版画《波尔多的公牛》宣告了创作石版画这一艺术的诞生，其产生的影响深远，对其后的艺术家如德拉克洛瓦、契里柯、杜米埃等人的石版画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此时，科技又在不断的进步着，1869年，珂罗板（collotype）技术发明了，是由德国人阿尔倍脱发明的，清朝末年光绪年间逐渐传入我国，我国最早是由上海徐家 汇土山湾印刷所于1890年首先采用它印教会图画，这是最早的印品。过去都以为珂罗版由是日本引进的，实际上不是，它是从欧洲引进的，日本跟我们国家一样，也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是在日本技术比较发达，“珂罗”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日文的“胶质”的一个译音，所以珂罗版也叫玻璃版。珂罗版印刷原理就是以玻璃为板基，然后在玻璃上涂上明胶印刷质，在这个上面通过照相制版，把图象反映到胶质上，再通过采用油水不溶的这个着墨原理，使用无网点印刷的方式，把印品印出来。商务印书馆1907年开始用珂罗版，用它复制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和书法真迹，效果特别好，因而非常被重视。直至今日，珂罗版还在国内被使用着，进行水墨画的复制，比如荣宝斋的作品。

终于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变动发生在法国，印象主义诞生了，尽管此时的印象派巨头们的画面依然是描绘自然，但此时的画面已经不再是机械的重现，而是画家本人情感的忠实体现，从此以后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彻底的实现了欧洲艺术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摄影这一科学发明的诞生促成了这场变革，也使得版画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伦勃朗、戈雅到毕沙罗、惠斯勒、德拉克洛瓦、毕加索、马蒂斯、蒙克、梅庸、蒙克、劳特累克等等这些巨匠们的版画作品的演变，绘画艺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画家们真正得以用画面表达自己自由的想法，绘画重归艺术的轨道，版画托工业革命的福从枯燥单一的工业印刷用途中解脱出来，真正的为艺术家所用，正式的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手段。

今天科学技术仍然在进步，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艺术创作手段不断出新，由于感光技术的进步，丝网印刷正式被西方人用来进行艺术创作，安迪沃霍尔、罗伊?里程斯坦使得波普、硬边成为时髦的名词并深深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如同本雅明所说“各种复制技术强化了艺术的展演价值，因而艺术品的两极价值在量上的易动竟变成了质的改变甚至影响其本质特性”，杜尚后来更摒弃了架上绘画，改用现成品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这一切都可看作是拜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所赐。今天的技术更加先进，设备更新，创作手法更加多种多样，比如用电脑的普及和软硬件的强大使得今日的图形处理能力空前强大，多媒体艺术得到了发展，版画领域里电脑辅助制版简便易行，石版印刷由于石材的笨重和稀缺已经逐渐被PS版所取代，数码版画正逐渐兴起，可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版画的创作手段只会越来越丰富，相信会不断的有新的制版手段取代陈旧的技术，我们眼下真正要做的就是时刻提醒自己，如何避免不会迷失在技术革新的浪潮里，如何保持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和纯粹性。

第8篇

【论文摘要】：版画这一绘画门类的发展自古以来受到了科技发展的极大影响，科技发展导致印刷术进步，印刷术的发展决定了版画的前行。正是由于科技的发展使得版画摆脱了作为一种印刷手段的禁锢，大踏步地登上了艺术舞台。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绘画艺术看起来和科技发展、工业革命之流的事情一点直接联系都没有，然而有一门隶属绘画范畴的艺术——版画，却恰恰出自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它出身自印刷技术。版画依其印刷原理可分为凸、凹、平、孔四种，按制版材料通常分为铜版、木版、石版、丝网版。

我们都知道，活字印刷乃是我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和纸张的发明更推进了世界文化传播的行程，加速了文明的传播与进化，更让我们得以告别蒙昧，照见真知。仅以此文略述印刷术及脱胎自印刷术的版画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

大概在四千多年前，最早的凸版模型诞生了。据《汉书祭祀志》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此时冶金技术尚不发达，主要以玉石篆刻（古时写作“瑑”，从玉字旁。凡属在玉石上雕琢凹凸的花纹，都叫做“瑑”）为主，后来青铜器冶炼技术逐渐发展，到了周代时，以青铜器为主的“周玺”逐渐兴起，到了汉代印章到达兴盛，史称汉印。汉印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西泠八家的奚冈曾说：“印之宗汉也，如诗文宗唐，字文宗晋”。大约到了公元3世纪的晋代（公元265年～公元420年），随着纸、墨的出现，印章、拓碑也开始盛行起来。同时，雕版印刷术也正在逐渐萌芽。东晋时期的一位道人葛洪在其所著《抱朴子》一书曾经记载：“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这说明在此之前雕版印刷雏形就已形成。到了隋唐时期，雕版印刷开始流行，目前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雕版印刷作品是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经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由七个印张连接折叠而成，图中释逝牟尼坐在“邸园精舍”的莲花宝座上，对弟子菩提长老及一千二百五十名信徒说法，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价为两亲敬造普施“的字样。到了北宋初年，由于经济的发达，四川地区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即纸币的最初形态，宋仁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具体记载，远早于德国人谷登堡1440年发明的铅活字。活字印刷术是世界印刷术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改革，极大的促进了文明的传播和发展。此后中国的木刻版画迅速发展，出现了不少有规模有影响的版画印制组织，比较著名的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等。

一直到明代，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工具都由我国率先掌握，欧洲人最早掌握的印刷术是木刻印刷。欧洲木刻印刷始于何时，目前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是一个标志。十字军从中亚带给欧洲大量的纸张印刷品，包括纸牌以及带有插图的宗教印刷品。具有确切记载的出现在公元1400年前后，欧洲出现了宗教肖像和政治领导肖像木刻印刷，这些圣像与文字编排在一起，成为具有插图的宗教书籍。到了15世纪中叶，意大利的金银器匠发明了铜版制版印刷，用来大量复制小幅圣像及书籍插图，同时也用于精细复制油画，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石版印刷取而代之。

到了近代，中国陷入战乱与闭关，无论经济还是科技发展都停滞不前，而欧洲正在大步的进行着科学改良试验。自炼金术诞生以来，欧洲人在化学研究上颇有成效，德国巴伐利亚松尔堆芬采石场特产一种质密和细腻的浅色石灰岩板，18世纪后期，塞内菲尔德发明了石版印刷并于1800年在德国奥芬巴赫开设了第一家石版工坊，他用油脂性笔在石板上面作画后，用阿拉伯树胶与硝酸的混合液涂覆，于是石版中的碳酸钙在被硝酸腐蚀之后会和油酸化合而得脂肪酸钙，具有亲油抗水的特性，而非油脂部分和硝酸反应生成亲水的氧化钙，之后滚筒上墨，油墨就会被图形部分所吸附，从而把图形转印至承印物上。正是由于这技术的革新，使得石板一发不可收拾，一路攻城略地，迅速的在欧洲取代了木版和铜版在出版业的位置，后，石印技术传入上海，对中国传统木版画产生了极大冲击，苏州桃花坞因离上海最近最早受到影响，甚至连桃花坞最负盛名的吴嘉猷（吴友如）和他的弟子也被上海《点石斋画报》聘去担任美编了。石版印刷的高质量和低成本，对于我国传统木刻雕版印刷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自明嘉庆年间开始逐渐衰退的传统版画自此一蹶不振，直至鲁迅先生大力提倡中国新兴木刻才得以复苏。一直到石版印刷诞生，之前的木版印刷和铜版印刷所印制的画面内容无非就是用于传播宗教故事，进行风景或肖像的写实绘画，或者干脆就是对当时写实油画的复制，很少有画家能够使用摆脱出来进行独立的艺术创作，甚至石版印刷诞生后也很少有石版画作品可以独立的被画家用来进行个人创作，这种窘况一直持续到摄影术诞生。

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Daguerre）发明了以碘化银为感光材料的摄影术，法兰西院士，当时著名的画家德拉罗士院士即席发表讲演，他的中心议题是：“从今天起，绘画艺术死亡了，而摄影术诞生了。”可以看得出来，这位院士兼画家很可能可以代表当时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心目中绘画的地位——就是再现现实，仅此而已，就如当年达芬奇在《论绘画》中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细述透视、解剖、构图等等一切绘画原理，在他心目中绘画就是一门严谨的科学：“画家的心应当象一面镜子，将自己转化为对象的颜色，并如实摄进摆在面前所有物体的形象。应该晓得，假设你不是一个能够用艺术再现自然一切形态的多才多艺的能手，也就不是一位高明的画家。”在摄影诞生之前一切都很好，自文艺复兴后画家们的技法越发纯熟，精品叠现，无论肖像或是风景都能轻车熟路的再现出来，版画不过是对此再现过程进行一个转换，把它更多的印制传播出去，仅仅是个复制工具而已，或者说，起到了今天复印机的作用？不过这个时候摄影术诞生了，忠实再现一个场景只要摆弄一下机器然后钻进暗房把显影过程做完就可以了，那么，画家们该做些什么呢？是否该思考一下自己的退路呢？于是暗流涌动。以同时期最晚诞生的石版画为例，石版画艺术的真正开创者当属戈雅，他80岁时创作的石版画《波尔多的公牛》宣告了创作石版画这一艺术的诞生，其产生的影响深远，对其后的艺术家如德拉克洛瓦、契里柯、杜米埃等人的石版画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此时，科技又在不断的进步着，1869年，珂罗板（collotype）技术发明了，是由德国人阿尔倍脱发明的，清朝末年光绪年间逐渐传入我国，我国最早是由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于1890年首先采用它印教会图画，这是最早的印品。过去都以为珂罗版由是日本引进的，实际上不是，它是从欧洲引进的，日本跟我们国家一样，也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是在日本技术比较发达，“珂罗”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日文的“胶质”的一个译音，所以珂罗版也叫玻璃版。珂罗版印刷原理就是以玻璃为板基，然后在玻璃上涂上明胶印刷质，在这个上面通过照相制版，把图象反映到胶质上，再通过采用油水不溶的这个着墨原理，使用无网点印刷的方式，把印品印出来。商务印书馆1907年开始用珂罗版，用它复制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和书法真迹，效果特别好，因而非常被重视。直至今日，珂罗版还在国内被使用着，进行水墨画的复制，比如荣宝斋的作品。

终于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变动发生在法国，印象主义诞生了，尽管此时的印象派巨头们的画面依然是描绘自然，但此时的画面已经不再是机械的重现，而是画家本人情感的忠实体现，从此以后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彻底的实现了欧洲艺术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摄影这一科学发明的诞生促成了这场变革，也使得版画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伦勃朗、戈雅到毕沙罗、惠斯勒、德拉克洛瓦、毕加索、马蒂斯、蒙克、梅庸、蒙克、劳特累克等等这些巨匠们的版画作品的演变，绘画艺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画家们真正得以用画面表达自己自由的想法，绘画重归艺术的轨道，版画托工业革命的福从枯燥单一的工业印刷用途中解脱出来，真正的为艺术家所用，正式的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手段。

今天科学技术仍然在进步，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艺术创作手段不断出新，由于感光技术的进步，丝网印刷正式被西方人用来进行艺术创作，安迪沃霍尔、罗伊?里程斯坦使得波普、硬边成为时髦的名词并深深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如同本雅明所说“各种复制技术强化了艺术的展演价值，因而艺术品的两极价值在量上的易动竟变成了质的改变甚至影响其本质特性”，杜尚后来更摒弃了架上绘画，改用现成品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这一切都可看作是拜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所赐。今天的技术更加先进，设备更新，创作手法更加多种多样，比如用电脑的普及和软硬件的强大使得今日的图形处理能力空前强大，多媒体艺术得到了发展，版画领域里电脑辅助制版简便易行，石版印刷由于石材的笨重和稀缺已经逐渐被PS版所取代，数码版画正逐渐兴起，可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版画的创作手段只会越来越丰富，相信会不断的有新的制版手段取代陈旧的技术，我们眼下真正要做的就是时刻提醒自己，如何避免不会迷失在技术革新的浪潮里，如何保持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和纯粹性。

第9篇

今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又恰逢法国汉学研究主力机构——法国远东学院百年诞辰，双喜临门，法国学者不会毫无举动。于是他们推出了这卷由戴仁主编的《远东亚洲丛刊》第11卷“纪念法国远东学院创立一百周年敦煌学新研”专号（Jean-Pierre Drège edit :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11 :Nouvelles êtudes de Dunhuang Centenaire de 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Kyōto : 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section de Kyōto，2000.），而专号的主体论文，又特别标出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纪念”（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 la grotte aux manuscrits de Dunhuang）的字样。该刊的主体共刊出敦煌学论文八篇，除了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特约稿之外，其余七篇的作者均为法国第三或第四代敦煌学研究队伍中的中坚人物，堪称当前法国敦煌学界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本文拟先对法国远东学院及《远东亚洲研究纪要》稍作介绍，接着按本专辑目录顺序逐一先列篇名，次为作者简介，然后是论文主旨，并略加点评。

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成立于1900年，其前身为法国在越南的考古研究中心。学术上受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领导，行政上隶属于国民部。总部现座落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之间，附设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分部则遍布京都、东京、河内、金边、曼谷、万象、雅加达、汉城、蒲那等亚洲各地，在我国的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台北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均设有派出机构，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设有常驻代表。在法国汉学研究机构中，远东学院以其悠久并在亚洲扎根而引人瞩目。几乎所有著名汉学家都在远东学院工作过，或与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专职研究人员（membres）并不多，仅32人，但会萃了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建筑学、语言学、学等各领域的精兵强将，因而能量极大，每年出版大量丛书和期刊：《法国远东学院丛刊》（已出近两百种）、《考古论丛》（已出20卷）、《印度支那著作与文献》（已出18卷）《专题研究》、《法宝义林》、《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已出87卷）、《亚洲》（已出55卷）以及《远东亚洲丛刊》等等。

《远东亚洲丛刊》（Cahiers d'Extrême-Asie）是法国远东学院京都分部的法文、双语刊物。1985年创刊，第一任主编索安（Anna Seidel）女士是一位道教史专家。它是一种年刊，但有时两年合出一卷，譬如我们要介绍的11卷就是如此。每卷篇幅约三、四百页，刊出十余篇论文，印数为1000册。编委会成员以远东学院研究人员为主，也邀请一些院外的法国学者。刊物特色为东亚宗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尤其注重从人类学角度考察宗教现象的研究成果。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刊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极具特色的领首刊物，影响力绝不低于已有百年传统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

翻开卷首，是本卷特邀主编戴仁（Jean-Pierre Drège）用法文和英文撰写的《致读者》。戴仁是法国当代汉学界的主将。他是苏远鸣（Michel Soymié）的弟子，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八十年代后，他进入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89年被任命为“中国图书与铭文史”研究导师，并曾担任敦煌写本研究组的主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从1998年起出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戴仁以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书籍考古学”而著称，与已故的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一样，在敦煌文献的物质形态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戴仁的研究涉及到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具体制作的所有细节，并试图阐述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纸张的纤维、装帧、文字分析、印刷术、写本和刻本的断代与辨伪、图书馆学、书籍的插图及其与行文的关系、书籍的发行流通、书籍商品化的过程及其文化和社会意义等等。其代表作为《中国写本的藏书》（参看荣新江书评，《九州学刊》第六卷第四期，收入《鸣沙集》），另著有相关论文数十篇，还出版过几部有关丝绸之路的著作，其中一部已被翻译中文。此外，他还主编过多部敦煌学和书籍史、印刷史的论文集。

戴仁在这篇卷首语中指出，一百年前王圆籙的意外发现，产生了惊人的后果，那就是促使我们对有关中古时代中国原有知识的一切领域进行彻底重估，这一重估已体现在了的汗牛充栋的论著中。接着，他简略地回顾了近三十年来法国出版的几部重要的敦煌学论文集。然后分别用寥寥数语但却画龙点睛般地对本专辑所发表的每篇论文作了评介。

苏远鸣《敦煌画中的供养人》

苏远鸣和谢和耐一样，是师出“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见谢和耐同题文章，《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主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98年，119－133页）的得意门生，是当下法国敦煌学界的元老级人物。他也是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曾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中国中古及近代史学与文献学”研究导师达二十余年之久。他是《敦煌学论文集》第1、2、3卷的主编，并主持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3、4、5卷和两卷本的《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这两个大项目的编撰工作。除了对敦煌文书的释读、编目、字体演变和断代以及敦煌绘画深有研究之外，苏远鸣还致力于中国道教和佛教互动关系的研究，如佛教疑伪经和道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佛教仪式与道教仪轨之间的对比分析等，开辟出许多新的学术领地。他的学术兴趣甚广，还涉猎宗教地理研究、中国解梦书研究、河西宝卷和明清小说的类型学研究等等。

苏远鸣六十年代即开始运用图像学和敦煌写本研究结合的范式探讨地藏菩萨诸弟子，敦煌壁画中的瑞像图，明王和金刚，壁画和纸画、绢画、幡幢上的题记等。因此本文可看作他系列研究的新尝试。他使用了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的275窟、西魏时期的285窟以及数十幅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收集品和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的伯希和收集品中的纸画和绢画，从八个方面考察了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像：1、资助绘制壁画的目的；2、家族世系；3、新婚夫妇；4、香炉；5、僧尼；6、亡人；7、服饰和头饰；8、画匠。苏远鸣认为之所以要绘制这些壁画，是为了敬献给亡灵，而不是生者为了祈求保佑。

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像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像经变图、佛传、本生故事图、瑞像图、生产生活图那样丰富，但由于它在考证石窟修造年代和河西史实方面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因此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王国维先生早在1919年所作的《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本，999－1001页）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论著。八十年代，国内出过一本有用的资料集——《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附收了万庚育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179－193页）、贺世哲的《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造年代》（194－236页）两篇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关友惠《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段文杰《供养人画像与石窟》（《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等，但大多比较简略，而且讨论的对象仅限于壁画中的供养人像。因此正如戴仁所言，这一课题虽然不是很新鲜，但本文的研究非常“系统而清晰”（本书《卷首语》）。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对中国国内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够关注，上述论著和土肥义和的近作《九·十世纪の敦煌莫高窟を支えた人人——敦煌研究院编の数量的分析》（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の都市と》，汲古书院，1992年，425－446页）、《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図像题记について——その配置を中心に─（一）》(见《东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唐代史研究会编，刀水山房，1999年版，337－373页)均未见作者征引。此外，敦煌壁画中供养人的头饰和服饰，段文杰、暨远志、诸葛铠、苏莹辉均发表过多篇论文；关于香炉，有李力的《从考古发现看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香炉》（《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300－307页）；关于新婚夫妇的形象，则有蔡伟堂的《关于敦煌壁画“婚礼图”的几个》（《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亦未见作者提及。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经济增长；电力供应；印刷业发展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电力供应，不仅仅是关系到电力行业发展市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能源结构和能源消费状况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动力的重大问题。从当今世界发展瓶颈来看，能源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种生产要素，如何有效利用能源也成为了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所以研究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自然必须从能源能否及时足量的供应开始。印刷行业作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印刷业的发展需要有足量的高质电能的供应，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就成为今天我们讨论的内容。面对我国目前部分区域出现电力供应普遍不足的局面，这也提醒了相关部门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在电力系统内部建立健全的应急保障措施。做好印刷行业的电力供应和谐的前提就是增加对电力行业需求和印刷行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和预测。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目前，各国都在积极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电力需求预测，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综合，各需电量终端部门的划分也越来越细致，预测值也越来越精确。综合中外研究动态，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电力供应的研究一直是电力产业研究的热点问题，而且研究的方法也越来越科学合理，且更加偏向于实证分析，所以本文也将用计量经济学的新方法来研究电力供应与印刷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印刷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电力消费快速增长。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电力消费。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增长，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印刷行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业，不仅在行业内部细分的领域多样，还涉及到很多相关行业，可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而且历史悠久的产业体系。从古代印刷术发明以来，印刷的发展就一步一步深入到生产、生活中，一步一步成长、发展，而形成一个大行业。

改革开放后30年来的稳步发展使中国的印刷行业已经完全能够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印刷业的基本格局呈现以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为中心点状分布。在整个印刷行业内部有，已经发展出最快的包装印刷，包装印刷依赖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的持续发展。

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三大印刷产业带:为广东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与印刷行业，以上海、江苏、浙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印刷行业，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印刷行业。

2009年1月到11月，中国印刷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5，457，261，000元，同比增长13.58%，实现累计利润总额17，300，217，000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27%。

2010年1月到11月，中国印刷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92，261，749，000元，同比增长22.45%，实现累计利润总额22，187，366，000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5.46%。

三、电力消费与印刷业发展的关系分析

一个行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电力供应结构的变化，如果不能保证电力的有效供给，将给这个行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以此肯定会对我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冲击。从印刷业的发展现状不难看出，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导致用电量的快速拉升，这也带来了电力需求量的急剧上升。面对电力需求紧张的局面，相关部门亟待积极发展“无污染、绿色”的电力服务业。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配电网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的问题愈发突出。在印刷行业进入电力需求紧张的时候，如不能保证电力的有效供给，将进一步限制国民经济的发展。

为了得到充分的改正依据，首先我们根据对电力供应和工业发展的模型关系，得出电力供应在印刷业的重要地位，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对应的电力消费量会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转贴于

其次，我们也可以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电力供应和印刷业发展的关系。当前我国印刷行业的稳定快速发展已经离不开供电的保证，同时带来的经济实力发展也为我国电力发展提高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广阔市场。综合各方资料，电力供应和印刷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既证明了前面模型和科学合理性，也表明电力行业的发展可以很好促进我国印刷业的快速稳定发展，或者说电力工业发展需要具有超前性。

四、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本文采用针对系统工程的研究方法，以我国电力供应与印刷业发展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从理论方法、各种实证分析和模型分析三个角度进行了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观点：

1、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产业结构逐步优化调整，在国家鼓励发展文化产业，印刷行业也必将迎来新一轮的挑战，面对产业的升级换代，必须做好电力的有效供应才能保证印刷的稳定快速增长。

2、本文通过理论研究验证了电力供应和印刷行业之间具有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印刷业创造的生产总值每增加1%，用电量就增加1.38%。这个结论说明我国已经进入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的时期，从国际范围看，并结合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是一些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进程中普遍经历的现象。以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无论是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还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增长方式转变、协调生态环境和建设，都将会推动电力消费增长超前于经济增长，所以电力供应必须紧跟经济发展的步伐，才能保证对印刷行业的电力需求的有效供给。

3、为了反映我国电力消费结构未来的动态变化，本文也通过引用灰色预测模型的理论，分析了我国印刷业发展趋势预测和趋势关联，并做了进一步的比对之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印刷行业快速崛起和发展的明天，只要能有电能的有效供给，印刷行业乃至整个经济局势都会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二）对策建议

为了更好的保证电力的有效供应，我们首先可以通过改善电源布局，通过关停小机组，对设备相对先进、规模较大的可以考虑进行改造兼并，加装一些去污设备，使电源真正做到节能高效；其次，可以改善电力消费结构，在印刷业中，需要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增加高科技技术的应用，降低能耗，同时还要发展印刷业集中地的绿色能源的建设，只要通过以上一些措施的集中体现，完全可以实现电力工业与印刷业发展的平衡。在人们的环保意识越发强烈的今天，只有通过区域绿色电能的自给才能保证区域的稳定供电。利用特定的发电设备，如风机、太阳能光伏电池等，这些设备能把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的能源转化成电能，这就是绿色电力的概念。相关部门可以就近发展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地热发电、生物质能汽化发电和小水电等绿色能源发展区域的供电，这对整个印刷行业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第11篇

关键词：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期刊影响因子；文化传播载体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2）16-0001-03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网络的普及化，新型出版方式——数字化出版得到了快速发展。与传统出版方式相较，数字化出版具有以下特点：（1）写作、编辑的便利性，缩短出版周期；（2）可以同步出版、印刷、发行，做到按照发行数量决定印刷数量，从而减少库存；（3）节约出版发行的开支，方便检索，绿色出版。本文结合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现状，浅析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发展思路。

1　目前国内外期刊数字化出版发展现状

1.1　国外期刊数字化出版发展现状

在国外，数字化出版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初露锋芒。数字化出版运作主体主要是期刊出版大集团，在当时数字化出版虽然与印刷化出版是并存的，但是数字化出版已经开始在网上相关信息，这也就标志着印刷化出版已经慢慢向数字网络化的趋势发展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如Wiley-Blackwell等国际科学出版商（社）都相继建立了期刊的网络采编和平台、引文链接、全文数据库等各网络平台，并且还创建了链接多种资源的一站式网络服务出版平台。据有效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国外大约总共出版了6000多种高水平的学术期刊，ISI已经收录了超过50%的期刊。所以我们已经可以得出，当前数字网络化出版已经几乎覆盖了国际主流科技期刊。

1.2　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情况

在我国，期刊的数字化出版一直都得到政府的重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就有一项是推进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出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以数字化内容、数字化生产和网络化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新兴文化产业，积极发展电子书、收集报刊、网络出版物。鼓励自主研发数字内容、数字传播、数字服务终端的产品和装备。即将的“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中出版业及出版社的数字化改革是重点

内容。”

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数字化出版已经得到了飞速发展，2010年我国数字出版业的整体收入大约为799.4亿元人民币，较之2009年的404.4亿元人民币增长了50.6%；2011年的收入又比2010年增长了40.2%。据统计我国总共有4800多种科技期刊，超过八成的期刊已经通过知网、维普、万方这三家大型信息服务数据库实现了期刊的数据网络化出版。在我国按需印刷（POD）、期刊同步数字化上网、纸本期刊数字化等形式都是期刊数字化出版的主要形式，然而与国外同行业的相比较，我国的数字化出版仅仅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2011年数字化出版的收入只达到了传统印刷化出版收入的4%，然而在国外，数字化出版的收入与传统印刷化出版之间的比例已经可以基本达到持平，甚至数字化出版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传统印刷化出版的收入。

2　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中现存的问题

2.1　期刊学术水平偏低

在我国，虽然科技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科技论文，然而这些论文却普遍缺乏学术质量，无论是在国际学科影响力方面，还是在论文的引用率方面都不高。据有效数据统计得知，从2001年到2011年6月，我国科技论文的引用率为6.2，而在国际上，科技论文的引用率已经达到了12.03.按照论文的引用率进行排名，我国只能屈居第14位。期刊学术水平较低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因为我国科技期刊发展比较迟，所以在国际学术影响力较小；（2）根据现有的科技评价系统，学术质量高的科技论文一般都鼓励向国外期刊投稿，这是导致我国科技期刊学术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从21世纪开始，我国科技研究论文越来越少选择发表在国内科技期刊上，其数量从2000年的42.6%跌落到2010年20.2%；（3）数字化出版的科学评价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与传统纸质期刊相比，数字化科技期刊的社会肯定度不高，很多学者认为利用网络发表学术论文缺乏制约性，其论文的价值认可方面没有权

威性。

2.2　缺乏建设科技期刊数字化的自觉意识

目前，信息传播的方式日益增多，而主要的传播方式必然是网络传播，然而很多科技期刊并没有达到这个认识，很多科技期刊主要负责人至今对数字技术缺少认识，而科技期刊的工作人员的数字技术水平也普遍较低，所以缺乏建设科技期刊数字化的自觉意识，局限于已有的出版方式及出版形式，大家都在观望数字化出版的发展形势，与国外传媒相比较，我国的数字化科技期刊在动力、效果、方法方面都明显存在较大的距离。

2.3　人才与资金缺乏

如果推行数字化出版的方式，在前期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然而目前我国的大部分期刊，尤其是科技期刊，经营效果都不是很好，面对这笔较大的前期资金都只能望而却步。另外在人才方面同样也是一个较大的问题，如今数字出版方面的工作一般都交由具有计算机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但是这部分工作人员却普遍缺乏出版编辑学方面的知识，所以我国的数字化出版一直都举步维艰。

2.4　科技期刊的网站格局缺少创新性

现在虽然很多科技期刊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但是却缺乏创新性，很多网站无论在格局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出现了“千网一面”的现象。大部分科技期刊的网络版只是其纸质版的附带形式，常常忽略了对网站上的信息进行维护及定时更新，其传统品牌的效力在网络空间没有办法得到延续。网络服务、技术力量、信息量及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紧缺，所以根本就没有力量维护大访问量。很多科技期刊网站缺乏时效性及交互性，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在我国，只有不到30%的科技期刊网站具有在线交流互动的平台，也正是因为缺少这个平台，读者进入网站之后，只能浏览文章，不能与网站的后台人员进行交流互动。同时，为了不影响传统期刊的发行销售情况，大部分科技期刊故意推迟网络的时间，对期刊数据库的光盘发行也是一拖再拖，最长的时间可以达到4个月，甚至更迟。缺乏时效性。

2.5　数字化出版缺少统一的技术标准

如今，我国知识信息的检索方法及期刊的网络格式都缺少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知网、维普、万方这三家大型的信息服务商都有各自的技术标准。知网及维普在页面打印、页面原样浏览的方面都是采用自己公司开发的系统软件，只有万方是使用国际上通用的浏览器。因为有不同的存储格式，所以在进行期刊维护、资源共享、数据交换的时候没有办法使用统一的全文管理系统，从而为资源的传播带来难度。这样对于资源交流、共享、监督、整合方面都是不利的。

3　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发展思路

上面所提到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进程，所以我们应该运用有效对策为数字化出版的发展摈除阻碍，让我国科技期刊以更快地速度实现网络化、国际化及现代化的

转变。

3.1　改变理念，加强建设科技期刊数字化的自觉意识

如今，科技期刊的传统出版形式正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变革，它们必然要面对信息化、数字化的问题，每一个科技期刊的工作人员都要开拓自己的思维、扩大视野，加强建设科技期刊数字化的自觉意识，主动寻找适应数字化出版的运营管理模式，从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出版业出谋

献策。

在推动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发展的进程中，很多科技期刊都做了不少有效的探索。例如，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就与很多科技期刊结成战略合作关系，就像是中华医学会所属的系列期刊的结盟，这一结盟标志着重复出版、资源的多方授权的局面的结束，这是我国首个与信息服务商达成的独家合作。而广东省出版集团也在2009年1月开辟了新传媒的商业化运营的新局面，该集团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独立运营的数字出版公司，探索了数字出版新的运营模式。

3.2　加大资金量的投入，重视数字化出版相关人员的培养

在人才方面，数字化出版比传统出版方式要求更高，它需要的是既懂得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对计算机技术、现代化传媒技术、网络技术方面等方面的知识都有涉猎的综合性的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需要投入更大的力量。而无论是人才的培养，还是在硬件设备的采购上，资金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加大资金量的投入，才能为数字化出版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条件。

3.3　建设科技期刊新颖的网络系统，积极建设数字化编辑部

据统计，已经有1000多家科技期刊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各个网络编辑部要紧跟国际数字化出版的技术，利用好网络的便捷性，构建网络编辑、产业整合等平台，提高编辑工作的时效性，从而实现编辑工作的现代化。建立网站互动交流平台，提高读者间、读者与编辑间交流的便利性。利用网络平台，将最新的科技信息传播给读者。

3.4　促进科技期刊国际技术标准的建设

数字化出版的发展是依托于网络的，所以在处理信息的时候最好要采用国际技术标准。如知网、万方、维普这三个信息服务商的管理都是采用信息的集成化，也就更要求一致的标准。在制定及执行技术标准的时候，要将灵活性和适应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合作性和国际性几个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让标准更具可操作性及兼容性，从而确保了网上资源信息开发利用的效果及水平。

3.5　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现今虽然我国数字化出版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但是它正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在发展中出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多相关法律法规已经跟不上形势，严重落后于数字化出版的发展。为了建设更优良的发展环境，推动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出版，要求更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无论是在评估标准、行业规范，还是在版权有偿使用机制或版权登记制度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健全，从而保护数字

版权。

3.6　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

不论出版业出现怎样的变革，质量优先的原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信息的生产及传播是期刊的生存之本，相对于其他因素，质量是期刊的核心竞争力。无论是传统纸质化出版，又或者是数字化出版，只要掌握了质量，就把握住了竞争的优势地位，所以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是谋求期刊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不断提高期刊的创新性和学术性，才有可能得到持续发展的力量。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网络的普及化，数字化出版已经成为期刊发展的必然趋势，科技期刊只有顺应这个趋势，及时改变办刊理念，才能在出版业中求得生存，谋得发展。

参考文献

[1]　徐佳宁．我国图书情报学与化学期刊信息化现状对比分析[J]．图书馆学刊，2008，（1）.

[2]　李娜．高校期刊数字出版现状与前景分析[J]．辽宁警专学报，2008，（6）.

[3]　何丽．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建设动因、现状及对策[J]．科技创业，2009，（5）.

[4]　王书柏．新形势下我国科技期刊办刊理念探索[A]．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第7届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论文集[C]．2009．

[5]　龙秀芬，等．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10，（15）．

第12篇

关键词：平面广告；招贴；边缘学科；经济学；传播学；艺术学；信息学

现代广告作为当代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形象化的趋势尤为明显，成为当代广告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当今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中，众多的产品已经大大的超过了社会大众的需要，为了推销过剩的“人造物”，只有利用“形象”的魔力来撑大消费者的胃口，以便创造更多的商业利益。而在这个过程中，广告形象的魔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在的广告世界是一个完全视听化的世界，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形象世界，广告形象的煽情无时不在，我们正生活在被广告形象包围的世界当中。

广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传播手段的革新，广告设计的空间正由二维向着三维扩展，现代广告运动正以“广告策划为生命，广告创意为灵魂，广告文化为躯体”的大趋势迈进。广告活动伴随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因此广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中外社会发展的轨迹、生产力、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状态的不同，所以各国广告的发展史也具有不同的特色，但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形态：广告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早期，洞穴壁画不仅是为了记录而创作的。也兼有“公告”的效果。原始人岩画中的动物形象，造型简练，富于标志化，是最早用于视觉传达的图形。人类早期文字——象形文字，是最早的图形符号。文字的应用使传达方式走向发达。距今约10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社会生产大分工已经出现，比如这一时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便出现了农业，制陶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生产的分工，出现了新兴产业——制酒业。

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的形成，产品交换逐渐形成，黄帝时代出现了货币交换形式。奴隶社会，商品进一步发展，城市和集市开始出现。在早期的商业活动中实物陈列和叫喊是最早的广告形式。据记载古代地中海地区曾有繁荣的商业贸易活动，雅典人曾在大街小巷以顺口流的形式叫卖化装品。所有这些古老的广告形式都是利用听觉和视觉扩大商品宣传，招徕顾客。

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原始形式的广告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丰富的繁荣程度，幌子，招牌，旗帜，门匾，电堂等都是沿用于各朝代的广告形式。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木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广告也出现于商业广告之中。印刷述的发明为平面设计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中国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到北宋毕发明活字印刷术，先有刻印的佛经、佛像，后来又有印刷用的历书、文算、医书、书籍。随着印刷品的产生，文字、插图和版面设计的雏形也就出现了。

中国最早的招贴出现于11世纪（北宋时期济南刘家针的广告），是功能和形式完备的真正意义上的广告。广告媒介大众化时期，近代广告——以印刷报刊为主要载体，1450年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这一新的科学技术在广告传媒上的应用使人类的广告活动由“原始状态”的准广告行为挺进到印刷广告的新时代。论文毕业论文

广告媒介的大众化时期是随着现代形式的广告媒介——报纸的出现而到来的。西方的第一份印刷报纸是160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刊的，这一年里，这份报纸载有一份书籍广告。杂志也陆续出现。世界上最早的杂志是创刊于1731年的英国杂志《绅士杂志》，同一时期的1706年，在德国也出现了印刷招贴广告的形式。

报纸在我国的问世也比较早，唐代初期便诞生了最早的报纸《邸报》。宋代《邸报》开始定期发行，明朝使用活字排版，清朝被改为京报。但这份报纸只在宫廷和官僚中流传，不允许刊登广告。首开中文刊物刊登广告之先河是1853年由英国传教士在香港创办的《遐迩贯珍》中文杂志。到了1922年我国的中外文报纸达1000多种。报刊广告的发展使广告传媒介迅速走向大众化。“广告经纪人”最早出现于英国，但广告经纪人组织最早创建却最早始于美国。当时，广告经纪人全权为客户购买版面。现代广告时期的重要标志：电子广告问世，媒体多样化。

进入20世纪以后，广播、电视、电影、计算机等高科技的发明创造，使现代广告进入现代化的电子信息时代，由于行销市场的激烈的竞争，世界广告必将向着电子化、现代化、艺术化、网络化的方向迈进。

美国人认为在信息社会，新的权利的来源不仅是少数人手中的金钱，而是多数人手中的信息。1945年美国研制成功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标志着信息时代的起点。20世纪50年代美国又首创了彩色电视机，使电视广告又获重大突破。而后，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形成了网络，使得广告业如鱼得水。当代广告信息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的信息量，它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社会的一种文化。20世纪90年代，除了传统的四大广告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仍然在传播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外，电子广告、激光广告、飞船广告、卫星广告外，网络广告已经在当代社会上亮相。

广告一词在现代生活的使用率及高，几乎尽人皆知。所谓广告从汉语上理解就是广而告之，就是把某一项信息向公众广泛传达。具体的说：“广告”是一种由某个特定的出资人发起的，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非个人化的有偿沟通方式，其目的是说服或影响某类受众。

广告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称边缘学科，它所涉及的学科跨越了经济学、传播学、艺术学和信息学等领域。所以，从不同的学科的属性来看它，具有既相互联系又各不相同的意义。历史环境、地域差异、经济条件及传统文化观念等不同，各国在广告设计方面必然要形成各自的特色。德国招贴作为世界招贴的重要学派之一，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如德国包豪斯的主要教授纳基的组合照片形式的招贴设计，强调功能性和构成主义风格，应用象征意义的手法，使人产生新的联想。

美国近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世界头号广告大国的地位，并以纽约为中心，其招贴也是世界招贴的重要学派之一。美国人较少的传统束缚，其招贴设计注重商业功利性，讲求实际，追求功能第一的原则。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广告不以商业为目的，而作为一种社会教育得形式出现，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世界广告招贴的重要流派之一。法国平面广告设计则较注重优雅和自由的表达，设计语言的探索从属于美术范畴的探索，有时则注重古典主义，人文注意的表达。英国在二战后，开创一种合理主义图形设计风格，其创作注重哲理的分析，他们认为一切为人的需要服务，风格是次要的。英国的设计形式的表现具有国际影响力。总的看来欧洲的招贴比较注重人情味和文化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全球广告对话时代的到来，平面广告正超越国家的界限，各国的平面广告设计师正在取长补短，比如，20世纪50年代占优势的招贴四大学派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国家属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的随心所欲的自由设计对欧洲的影响，欧洲的纯粹的几何构成及有人情味的设计文化已经渗透到五洲诸国。而亚洲特有的东方色彩，构图也被美国设计师所接受。

试想一下，如果广告设计遭禁，或者一夜间突然消失。没有了书写的文字，没有了报纸，没有了杂志，没有了互联网，没有了科学可以谈论，没有了设计的过程与要素——结构与组织，语汇与图像，差异性，那我们只有靠口语来接受所有信息，我们将进入一个无知、偏见、迷信而人生极其短暂的千年。广告设计绝不是琐碎无用的多余之物，它的运用与目标对现代世界即文明社会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董春晓.现代设计[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李巍.广告设计[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13篇

论文摘要：在浙江印刷蓬勃发展的今天，环境保护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索。每个企业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绿色发展规划，深入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印刷之路。这不仅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更有利于行业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本论文阐述了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义乌地区印刷行业的现状，分析了印刷生产过程产生环境污染的根源，探讨了治理污染的相关措施，提出了绿色印刷是浙江印刷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的观点。浙江印刷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借助长三角的地理优势和地区经济优势，已逐步形成了健康有序的印刷市场，然而印刷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印刷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印刷产品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制造产品并为产品提高附加值的同时，该行业也毫无例外地面临了环境、资源等问题。如何走环保和效益双赢的道路，已经成为一个行业长盛不衰的关键。

从2007年7月到2009年2月期间，笔者一行对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影天印务有限公司，杭州中粮美特容器有限公司，宁波三和印刷有限公司，宁波厚业印刷厂，宁波翰诗印刷有限公司，温州海宝印刷有限公司，温州龙港信睿印刷厂，义乌雅昌印刷有限公司进行了参观走访，并在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影天印务有限公司，宁波三和印刷有限公司，宁波翰诗印刷有限公司进行了实习。

1浙江印刷工业现状概述

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省印刷企业共有300余家，总产值约2亿元，利税约400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2007年上半年，浙江省已有各类印刷企业20575家，数量居全国第二。其中，出版物印刷企业297家，包装装潢印刷企业7666家，从事年画挂历专项印刷的企业125家，其他印刷品印刷企业5633家，复印、打印、影印企业6854家。浙江印刷企业年产值约450亿元，约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6%，从业人员36万人[1]。从《印刷经理人》最新公布的“2007年中国印刷企业100强排行榜”来看，浙江有13家企业进入排名，数量位居广东与香港特区（29家）、上海（19家）之后的第三位。其中，10家为包装印刷企业，3家为报纸及出版物印刷企业。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浙江印刷工业蓬勃发展的现状，而且，在温州、宁波、义乌等地，印刷已经成为地方政府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

浙江印刷行业主要以民营印刷企业为主，无论是在报刊印刷、商业印刷还是包装装潢印刷，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面对区域分布不匀、产业园区分散的现状，浙江印刷行业积极发挥地域特色和区域优势，致力于产业区块的建设，增强产业集聚效应，壮大产业链结构。

1.1杭州以出版物为主

“亚洲包装中心”2003年3月落户杭州，这是一个集制造、科教、研发、信息、贸易、会展、金融、服务为一体的世界性产业中心。该中心凭借自己独特的优势，吸引了众多包装龙头企业的集聚，形成了集成效应和集聚辐射功能。国际资本和行业巨头也纷纷抢滩浙江，使浙江印刷业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巨大亮点，培育了一批世界品牌和跨国公司，形成了资源共享、产业集中、科技领先的整体优势，带动了浙江乃至全国印刷产业的飞速发展。

2003年杭州市工业兴市大会上，市政府提出了杭州要打造国家级、乃至世界级制造业基地的口号，确立了五大重点产业，印刷产业位列其中。

随着2008年浙江义务教育教材综合出版生产基地的成功建设，完善了以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为龙头的书刊出版物生产基地，使杭州成为国内一流的现代化出版物综合生产加工基地。同时，也造就了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杭州钱江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杭州东联印刷有限公司等众多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新生代印刷企业。杭州中粮美特容器有限公司、浙江曙光印业有限公司、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连续在2006、2007两年入围“中国印刷企业100强排行榜”。

1.2宁波以文具、纸塑、扑克、邮件票据为主

目前，宁波已形成以宁波市区、鄞州区、慈溪市、余姚市为四大核心区域的五大特色产业区块，即：以宁波市区、北仑、大榭、镇海区域为主，形成了纸箱包装和塑料包装印刷区块；以鄞州区、宁海县区域为主，形成了文具印刷区块；以慈溪市、宁波市区、奉化市区域为主，形成了扑克牌印刷区块；以鄞州区、余姚市、慈溪市区域为主，形成了邮件、票据印刷区块；以宁波市区为主的金属印刷区块。浙江广博集团有限公司和宁波亚洲中华纸业有限公司成为2007年“中国印刷企业100强排行榜”的上榜企业。

1.3温州以食品包装、商标印刷、挂历、笔记本为主

印刷产业是温州市政府重点扶持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企业规模以中、小型居多。全市从1998年开始在印刷企业较集中的县（市、区）建设发展印刷工业园区，并凭借“中国印刷城”提升区域品牌。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已建成数个印刷园区，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企业单体规模普遍较小、行业问题较多、发展周期较长和印刷业务来源不足等问题。有“中国印刷城”美誉的龙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截至2005年，包装印刷已经占当地工业总产值的34.4%，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行业结构。1997年以来，先后规划和建设了苍南县包装示范印刷工业园区、小包装印刷工业园区、城东综合工业园区和塑编工业园区。其中，包装示范印刷工业园区规划5平方公里，目前已完成一期项目，用地560亩，19家入园企业全部建成投产；二期用地330亩已经开工建设；三期550亩，正在加快园区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城东综合工业园区一期、二期、三期项目2300亩用地，正在开工建设，入园企业已达41家。小包装印刷园区用地205亩，有180多家企业已迁入生产[2]。总之，包装印刷已经成为龙港镇的第一大行业，该地区的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立可达包装有限公司成为2007年“中国印刷企业100强排行榜”的上榜企业。

1.4金华义乌以年画挂历、包装装潢、文化用品、工艺品为主

伴随着中国小商品市场的稳步发展，也推动了义乌及周边县市的服装袜业包装、纸制品加工、挂历印制等印刷市场的发展。据统计，目前金华地区拥有大小包装印刷企业3000多家，包装印刷企业数量和包装印刷业产值都在逐年持续增长。无论是在平版印刷、柔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及标识印刷，还是在数字印刷、纸业及其他特种印刷方面，发展都相当均衡。义乌目前拥有828家印刷企业，从业人员5万余人，年产值达60亿元[1]。印刷产业已成为义乌十大支柱产业之一，并成功取得了“中国商品包装印刷产业基地”的称号。

2浙江印刷发展中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

在印刷产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背后，存在着许多的环境问题。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印刷企业采取相应措施，来减少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2006年9月，日本印刷界率先审定绿色印刷工厂的标准，并使用绿色GP（GreenPrinting）作为绿色印刷的认定标记。相比之下，我国在这一方面相对比较滞后，目前还没有形成一部专门的法律条文，来控制印刷污染物如挥发有机物等的排放。浙江印刷产业在不断推动浙江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环境污染问题。

以下几点是笔者对浙江印刷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初步探讨。

2.1印刷材料污染2.1.1油墨

油墨是印刷的主要原料，油墨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是目前印刷工业最大的污染源之一。

目前，世界油墨年产量已达300万吨，每年由油墨引起的全球VOC污染排放可达几十万吨。我国油墨工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每年约为22万吨，居世界第4位。油墨中大量采用有毒的芳香类溶剂（如苯、甲苯、二甲苯）等作为稀释剂，一方面直接导致了印刷作业场所VOC超标，危害从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挥发到臭氧中的VOC与NOx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形成氧化物和光化学烟雾，刺激人体肺部，损害人体的神经系统，甚至形成比二氧化碳更严重的温室效应，严重污染大气环境。另外，残留在溶剂中的某些有毒物质会从食品包装物迁移到食品中，间接损害人体健康。

除VOC之外，油墨颜料中不溶于水和介质中的铅、铬、锡、汞等金属的毒性也不容忽视。

2.1.2胶片及显影液

虽然目前已有许多企业采用了CTP（ComputertoPlate，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和数字打样技术，但是，在绝大多数的地区，为数众多的企业仍然在沿用传统的CTF（ComputertoFilm，胶片制版技术），照排机还是占据着印前制版的主要市场。而照排机中银盐胶片的使用必然会带来环保问题。定影液中的银离子随废液排出后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尽管业内有少数人在做定影液回收工作，但回收的总量却相当有限。显影剂中的对苯二酚等也是对人体有害的药品，长期接触容易造成毛发脱落、皮肤发红等问题，严重的还会引起眼部疾病。

2.1.3承印材料

纸张是最主要的承印材料，目前造纸业广泛采用工业造纸法，不但消耗了大量的森林资源，造成水土流失、气候变差，而且需要大量采用烧碱、有机溶剂等化学物质，制造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液等，对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近几年来,塑料包装材料的用量在不断上升，也对环境构成了威胁。

2.1.4印刷及印后加工工艺

胶印凭借在阶调层次复制方面所独有的优良性能，以及相对低廉的制造成本，在我国整个印刷工业生产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事胶印的企业需离不开相关的化学药液，环境压力日渐突出。主要的危害来自油墨、润版液、调墨剂和清洗剂等，使用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液，加上这些物质大多是专利配制的产品，其化学成分一般不会在原装容器上标明，所以对环境的污染更不容乐观。在美国，行业规定截止到2008年1月清洗剂在使用过程中挥发的有机物不能超过100gL[3]。凹印不仅油墨挥发性强，而且塑料、装饰纸等主要的凹印产品都需要经过一些特殊处理工艺，如装饰纸的浸胶工序，对人体和环境都有一定的损害。丝印油墨种类繁多，有了丝印，印刷品的色彩效果可以用“惊艳”来表示，但究其制作过程，却是付出了辛酸的代价。

印后加工所使用的覆膜材料、上光油材料等也会造成环境污染。

2.2设备噪音污染

在印刷生产过程中，机械设备如印刷机、折页机、模切压痕成型机，与直接制版机相配套的空气压缩机等，都会产生噪音，从而对周围环境造成噪声污染。噪音有损听力，影响人的心血管系统和人的神经系统，使人急躁、易怒，长期在噪音环境下工作的人，还会引起神经衰弱症候群，如头痛、头晕、耳鸣、记忆力衰退、视力降低等。目前，噪声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公害，许多国家已把噪声治理列入劳动保护的重要内容。

2.3废品、产品回收污染

现在，消费者对印刷产品的外观装潢要求越来越高，塑料等有机高分子材料的应用也随之越来越广泛。

在书刊印刷和包装印刷中，人们广泛使用覆膜工艺，来提高印刷品档次和商品附加价值。覆膜确实可以有效地提高印刷品的外观效果、表面光泽度和强度，还可起到保护作用，使之具有一定的耐高温、防水、耐磨、耐酸碱等特性，延长印刷品的使用寿命。但是，大量采用覆膜工艺造成的结果是，在废品回收处理过程中，由于无法很好地将纸张和塑料薄膜进行分离，特别是即涂型覆膜材料，造成回收困难，再生率低，加快了资源的消耗。另外，塑料不溶于水，在自然环境中极难降解，如果不加任何处理便直接抛弃，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废弃物就近烧毁，就会产生大量的毒性气体，造成环境恶化。

总之，与塑料相关的印刷产品基本上都是固体污染源之一，都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对象。

3印刷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源分析

浙江印刷产业借助经济强省、市场大省和文化大省的平台优势，以及处于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有利条件，近十年来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果。但我们还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广东、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相比，浙江印刷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环保治理方面亦是如此。

3.1市场工价偏低，环保投入不足

浙江省的中小印刷企业数目偏多，低水平印刷能力相对过剩，高水平印刷能力相对不足，导致了低水平平台上的激烈竞争。而竞争中的主角就是价格。由于同质化现象司空见惯，差异化却因专业人才的溃乏而十分困难[4]，直接导致了价格大战愈演愈烈，印刷工价越来越低，整个行业进入了一个微利时代。在这种企业为了生存相互肉搏的情况下，绿色印刷的推广必定会遇到重重的困难，毕竟，为环保买单势必就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许多印刷企业为了节约开支，降低成本，不断削减预算，从而导致了污染治理的投入不足。

3.2技术设备落后，污染超标普遍

浙江的众多中小型印刷企业，由于受企业规模、技术设备、生产成本、人员资金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未能及时引进比较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前沿的生产技术，技术设备落后。这些传统的、繁琐的、落后的印刷工艺，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印刷过程中有毒化学物质的过度使用和排放。

3.3管理人才欠缺，资源利用率不高

中国政府提出，力争在2010年把中国建成“全球重要的印刷基地”。中国印刷业要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关键就是人才的培养。浙江印刷业同样面临着人才紧缺的严峻考验。印刷企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已经成为决定企业发展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据统计，德国高技能的技术人员一般占印刷企业员工的40％，在中国却不到5％，浙江的比例尤其严重编低。相对于浙江省印刷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言，存在着很大的人才缺口，尤其是随着新技术新工艺在印刷行业的应用，更需要大量的具有专业知识的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5]。生产管理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新技术推广困难等因素，将直接导致印刷生产工艺中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生产资料的过渡浪费。

3.4企业环保理念不强，员工环保意识淡薄

一个企业的理念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管理、经营水平，决定了企业文化的性质与方向，规范着企业的生产行为，影响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许多企业只顾着追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却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将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液未经处理，就肆意地排放到江河、湖泊中，造成水体和土壤的污染。企业长期保持这样的理念，势必会影响到员工的认知水平，使员工的环保意识淡漠，并在将来的生产过程中形成恶性循环。

3.5行业管理不到位，未发挥应有的监导作用

全省各级印刷行业管理部门，尚未颁布和实施切实有效的行业管理制度，行业协会也未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缺少对浙江印刷行业的整体化、系统化调控。由于他们对生产过程中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企业，没有进行详细调查、劝导并上报环境局和政府部门，从而滋长了这些企业的侥幸心理。

4实施绿色印刷的发展对策

以上是我对浙江印刷工业中存在的诸多环境污染问题的简单探讨。那么，作为印刷的主体，印刷者应该担当起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我们又应该为改善环境、减少污染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呢？就这两个问题，笔者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能为有效地控制环境污染，实现印刷企业经济和社会效益双丰收提供一定的参考。

4.1发展新型油墨，提高环保力度

油墨在印刷中必不可少，而且用量很大，如何减少油墨对环境的影响，关键在于开发、使用无污染的新型油墨。目前的环保油墨主要有水性油墨、辐射固化油墨、生物油墨、醇溶性油墨及其它新型环保油墨。例如，水性油墨以水和乙醇为溶剂，VOC的排放量极低，对环境污染性小，对人体健康无危害，是目前所有印刷油墨中唯一经美国食品药品协会认可的油墨；紫外光固化油墨利用不同波长的紫外线照射使油墨从液态变为固态，并成膜干燥，这种油墨的污染物排放也几乎为零，绝对是节能环保型的绿色材料。

国内的印刷企业可以借鉴美国生态印刷公司（Ecoprint）的做法。该公司在长期的探索中，通过与油墨生产商、造纸厂和其它一些材料供应商的协作，创建了自己的生态油墨生产线，从油墨中去掉了危害环境的成分，并开发了无污染的润版液替代品。

4.2推进产业进步，加大技术改造

印刷企业如何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印刷质量的同时又能兼顾环境保护，关键在于加大技术改造的投入，充分利用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按照新闻出版署制定的“印前数字网络化、印刷多色高效化、印后精美自动化、器材高质系列化”的十一五发展规划，大力发展CTP、直接成像印刷、数字印刷等前沿技术。尤其是CTP技术，与传统印刷技术相比，减少了生产程序，缩短了工艺流程和作业时间，使印刷生产更加绿色化，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而且，企业从现有的CTF走向印前全数字化的CTP，技术上并不困难，只要有专业人员在改造过程中加以适当的指导即可。高校与企业联手，就是一条非常好的路子。

4.3充分利用资源，加强循环利用

印刷生产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资源不合理利用（如油墨、纸张、溶剂等）的情况，某些落后的生产工艺也会产生大量的废品废料，如何减少这些废料的数量，有效地提高重复利用率、回收再生率，有效地降低废料的处理费用，已经成为衡量企业生产效率的尺度之一。无论政府或企业都应该对资源回收再利用工作给予重视，如日本为了强化容器包装回收利用法的实施，除成立了容器包装回收利用协会外，凡是与容器包装相关的行业和产品也都建立了协会等机构[6]。

印刷企业回收物流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1）直接回收使用。对于包装材料，如木箱、编织袋、纸箱、纸带、捆带、捆绳等，都可以直接加以回收利用。

2）回收后再生使用。对需要再生利用的排放物，印刷企业可以直接将其分拣、出售，由物资回收企业收购后进行统一的再生处理，重新制造原物品，也称回炉复用。比如印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印品；纸张、塑料、金属等各种承印材料经裁切加工形成的切屑；使用过的印刷版材；报废的机器设备等。在日本等印刷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印刷厂的废料、废水和垃圾都得到了很好地再生和利用。废水经过净化处理后，可在厂内循环使用；下脚纸是100%再生使用；各种垃圾分类集中后由厂内的废品处理站进行处理。如果这些设施能够在设计工厂时就一次到位，势必会后惠无穷[7]。

4.4贯彻环保理念，规范企业行为

自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开始逐渐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ISO14000成为衡量外贸印刷企业取得环保水平的标准。作为印刷企业，应当深入贯彻环保理念，树立资源环境危机意识，努力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积极利用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来改善环境和防止污染，运用循环经济规律推进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管理论证，努力做到环境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

第14篇

一、朦胧的法意识：“立言”的创作动机与精神权益的追求

“无传播也就无权利”，目前已成为著作权学界的通说。东西方的知识产权法学者，大抵认为著作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而据人种史学者的考证，智力作品的所有权这一概念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几百年就得到不同方式的承认，在最早的历史时期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某种“文学产权”的思想。

在中国，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是文化史上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先是诸子百家争鸣于朝野。后是儒学佛道风行于社会。先进的造纸术问世，带来人类书写材料的革命；图书市场的形成，推动了信息超越时空的广泛传播。它们的次第产生，既是中国文明走向繁荣的梯航，又是中国著作权观念萌发的母土。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发明家，竞相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经验、教训、见解”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而简册、缣帛、纸张的出现和采用，则为他们的精神产品转化为物质形态并广为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著书（创作）—一抄书（复制）-卖书（传播）的活动中，古代士人在其作品的财产权利 得到承认以前。已率先察觉到其所拥有的人身权利。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作品署名权利观念的朦胧。先秦诸子著书，不及言利，意在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所说，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事主”。为了表明自己的作者身份或学术派别。古代士人已注意到作品上的署名问题。他们或是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姓名或学派始祖的姓名，如们仑语》就是孔子的受业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记叙的孔子言行录；或是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学派始祖的姓名作为作品的名称，如{老子}、《韩非子》、《孟子》等著述。这种署名方式亦为后世士人所沿袭，它不仅具有区别不同流派著作的功能，而且昭示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其二，作者身份权利意识的萌动。在古代士人那里，抄袭他人陈言被视为偷盗他人财产，因而受到舆论的谴责。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编撰的《诗品》中收录了诗人宝月的诗作《行路难》，曾记载：“《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廓子赍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五百家注柳先生集》卷四《辩文子》中记载：“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其辞时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数家皆见剽窃。无论是文子剽窃孟轲、管仲之言，还是宝月抄袭柴廓之作，都是一种窃取他人精神产品的行为，因而受到古代士人的鄙夷。

古代士人这种幼稚的权利意识，为何拘泥于精神领域，而未涉及经济内容？究其原因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古代士人著书立说，耻于言利，重在立言，其作品或立训垂教，济世救民；或胸怀抱负，托书言志；或有真知灼见，要公诸于世。《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孔颖达注疏说：“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更申言之：“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苦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可见，“立言”以垂诸史册，就成了士人追求的目标和创作的动机。

第二，古代著述的传播方式限于手抄复制，因其数量有限。尚不能严重损害作者财产权益；反之，由于手抄复制易于脱简、漏字，甚至窜改、伪托，却往往侵犯作者的精神权益。西汉刘向校勘《战国策三十三篇》，称“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据《后汉书。蔡邕传》载，“邕以经藉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因此，自西汉起至隋唐，历代重视典藉整理、校勘与编辑，以防“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从而维护了先人作品的完整性，这说明，古代士人未能提出自己的财产主张，更为专注的是精神权益的追求。

第三，中国古代虽有作品原件的出让，但一般应看作是“物”的买卖关系，而不是无形财产权的转让。自汉朝起，为人作文，往往收取一定的实物或钱币，谓为“润笔”，这是古代文人讳言功利而臆造的雅称，西汉时期陈皇后求助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以求宠于君王，因而，“相如卖赋得黄金”。《隋书。郑译列传》，记载郑译所言：“出为方岳，杖策而言，不得一钱，何以润笔。”唐代诗人杜甫有诗曰：“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闻斛斯六官未归》）。这种“卖赋”作碑钱“以至”润笔“，非著作权意义上的稿酬，而是基于物的私有观念之下的物物交换，

二、权利者的抗争；文化专制的禁锢与特许令状的保护

第15篇

数字化是科技期刊发展的大势所趋

数字化是实现全媒体传播的前提条件，也是包括期刊在内的各种传播媒体发展的基本趋势。数字化期刊具有一系列纸质期刊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表现手段丰富多样。文字和图片是纸质期刊可以选择的全部表现手段，而数字化期刊不仅可以有更丰富多彩的文字和图片，还可以采用音频、视频、Flas等新型表现手段，更生动、更形象、更直观地向读者传递信息。

版面、容量自由。纸质期刊由于每期开本、页数和版面的限制，常导致一些优秀的稿件不能及时刊用，或不得不为了篇幅、版面的需要而删改文稿。而数字化期刊则不必承受这类“削足适履”的痛苦，数字化期刊几乎没有篇幅和尺寸上的限制，可以完全放开手脚，从论文内容本身的完整性、逻辑性和相互关联出发，自由流畅地编排所有页面。

简便迅捷、低成本。读者浏览数字期刊，只需打开相应的信息终端就可以阅读期刊内容，网络信息全天候驻留，读者对所需信息可以随时选择，而不必受出版、地点、邮发时间的限制。在阅读数字期刊时，读者可以通过期刊的搜索工具快速、准确地找到当期和以往各期刊物中符合自己兴趣的所有文章，可以实现信息检索与直接阅读的一体化，进行更深层次的主题检索，更方便读者获取利用信息。这个特点是数字化期刊相对于传统期刊的―个重要突破。

数字化期刊进行组稿、审稿、编辑、排版之后，即时、直接地向读者，可以保持很高的信息时效性，同时还省去了印刷、装订、搬运、寄送过程，节省大量成本，数字化期刊相比纸质期刊，性价比优势非常明显。

交互性、扩展性。数字化期刊的即时交互性，使得传播者和接受者随时可以进行交流。数字化期刊可以利用超文本链接，将一些文字和图形元素设为可用鼠标点击的链接指针，使得具有某种逻辑关联的信息之间相互链接，而对这些链接的点击将把读者带入另一个论文或同一论文的另一部分，使读者非常便捷地进行关联阅读。如果结合扩展型期刊搜索工具，还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搜索相关信息。通过超文本链接实现的这种关联阅读方式，更加适合人类思维方式非线性和扩散性的特点，这个功能是数字化期刊相对于纸质期刊的另―个重大突破。

纸质期刊要还是不要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科技期刊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数字化书刊表现出的巨大优势是人们对纸质书刊的前景产生怀疑，一些著名学者甚至预言纸质书刊将在几十年内走向消亡。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867种，平均期印数16767万册，较上年相，比，种数增长0.18%，平均期印数下降0.67%，总印数增长1.91%，其中数字化期刊收入达10.83亿元的新高。这些数据表明数字化的确是期刊发展的大方向。美国老牌杂志《新闻周刊》2012年10月份宣布于2013年停印纸质版，全面转向数字版。这进一步印证了期刊数字化发展趋势的迅猛和纸质期刊面临的生存挑战。

但现在就断言纸质期刊的消亡还为时过早，据消费者数据公司GFKMRI近年的调查，尽管大多数数字化期刊读者喜欢在平板/电子阅读器上进行阅读，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承认，数字阅读所带来的阅读享受远不及纸媒，也就是说，纸质期刊在阅读体验上依然有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喜爱纸质书刊的读者坚信，读纸质书刊是一种文化生活，文化生活不会消失，纸质书刊当然也不会消失。

就科技期刊而言，纸质版除了带给读者独特的阅读体验之外，基于多年积淀形成的权威性、可靠性、实在性，是其生命力持续的另一重要支撑。纸质期刊经过长期经营积淀，形成了严谨细实、精益求精的优良传统，优秀的编辑人才队伍和作者资源，拥有严格的选稿、审稿、编辑、审定制度，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画龙点睛的编辑专业技巧。稿件经过层层把关，反复雕琢，内容严谨可信、品质卓越，具有很高的公信力。这是纸质期刊长期积累形成的优势和品牌效应，而这种品牌效应已经非常深入人心，难以轻易被撼动。即使在一些信息技术非常发达的国家，许多学者仍倾向于使用纸质期刊。

尽管纸质期刊还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全媒体时代，期刊的数字化发展是大势所趋，纸质版期刊出版的必要I生在日渐衰减。尤其是国防工业系统专业性很强的科技期刊，因为发行量普遍不大，单本印刷成本较高，经济上很不划算。而近些年开展的技术条件建设，又使得国防系统数字化期刊的利用条件大为改善，对纸质期刊的实际需求量明显减小。随着国家对国有企业成本控制方面要求的提高和精细化管理的逐步深入，这个问题将会凸显，对一般单位来说，纸质版期刊要还是不要将是个问题。

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按需出版模式，为纸质期刊要还是不要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希望的解决途径。按需出版是指采用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数字印刷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将出版物信息全部存储在计算机系统中，按照需要随时直接印刷装订、满足读者需求的新型出版方式。它突破了传统出版模式的限制，实现出版全流程数字化，重新组合出版流程中的编、印、发各环节，是充分结合数字印刷与数字出版技术而产生的新型出版形态，可满足读者对纸质期刊的个性化需求，非常适合小批量专业科技期刊的出版印刷。

制约按需出版广泛应用的主要因素是数字印刷设备和软件成本还比较高、不够普及。但近年来，数字印刷在国内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我国按需出版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在相关核心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些新型设备，比如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喷墨数字印刷设备可以显著降低数字印刷成本，国内已有厂商推出“按需出版”业务解决方案。随着数码印刷技术的发展，成本将持续降低，按需出版很有可能成为纸质专业科技期刊发展的归宿。

科技期刊的作用更加强化，工作模式与时俱进

有种观点认为，全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者，科技期刊编辑的作用将被边缘化。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正是因为信息越来越便捷，门槛越来越低，使得各种莫衷一是的信息充斥网络空间，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再属于有效资源，而成为信息垃圾和噪声。这种情况下，科技期刊内容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公信力愈发显得珍贵，科技期刊的作用不但不会弱化，还会变得更为重要。

科技期刊在全媒体时代继续保持优势地位，首先是基于“内容为王”的理念，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表现手段，高品质的内容永远是科技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在编辑工作的各个环节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保证期刊内容的高水准，这是科技期刊永远不变的立身之本。

全媒体时代，科技期刊编辑仍然代表读者完成评价、证实、过滤、建构、呈现内容的任务，对信息进行甄别、判断与优化选择依然是编辑的―个首要任务，信息技术的发展并不会使科技期刊编辑的功能和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必然会使编辑的工作方法与工作角色发生改变，甚至可能彻底改变编辑出版工作的模式。

全媒体时代的科技期刊编辑从专业知识型转向综合管理型是大势所趋，工作模式的发展要求编辑人员不仅要甘于为人作嫁衣，更要善于进行贯穿于出版工作流程各环节的全程选题策划，从收集选题信息、设计选题内容开始，到选题最后完成，包含各个环节的策划和设计，并有效运作。全媒体时代科技期刊编辑要成为多面手，具备三重角色功能，即科学守门人、科学中介人、科学经纪人。科技期刊的任务不仅是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更担负着传播科学知识、提高民族素养、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光荣使命。科技期刊编辑办刊人员要强化使命意识，积极主动地完成这种转型，尽快适应全媒体时代期刊发展的要求。

全媒体时代，编辑的划分将有新的变化，可能从传统的编辑中划分出新的编辑类型，如策划型编辑、论坛编辑、视频编辑、博客编辑等，对编辑的全媒体策划运作能力要求越来越高。科技期刊编辑要熟悉各种媒体的特点与要求、掌握不同媒体的编辑出版技能，从单纯的信息提供者转变为全方位的信息管理者，要求编辑在全媒体时代信息爆炸甚至是泛滥的条件下，具备良好的信息鉴别、整合能力。科技期刊编辑传统的内容把关功能依然至关重要，但方式会有所不同，可能变得更加具有隐蔽性、即时性和互动性。深刻认识、理解并主动顺应这些变化对于科技期刊编辑成功应对全媒体时代的要求，保持科技期刊的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全媒体不仅指不同媒体类型，也指同一媒体类型下面各种形式的组合，就科技期刊而言，除例行出版的纸质期刊外还可出版其他形式的产品，如专题、增刊、合订本等，只有综合运用不同出版形式的相对优势，使不同出版形式间相互呼应和互为补充，才能达到一次投入、多次使用，最小投入、最大收益的效果。我们在《隐身技术》《航空航天科技信息》等期刊的编辑中，根据不同需要，综合运用合订本、专题、特刊等出版形式，取得了不错的实际效果。

在全媒体时代，不同媒体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是改进工作的有效途径。比如在《航空工程》信息与动态栏目编辑过程中，我们借鉴时下流行的微博，将“航空航天要闻精选”编辑成类似微博的百字文形式，反映最近一段时间最值得科技人员关注的航空航天业界动态，由于内容经过广泛搜集、反复筛选、精心提炼，并且采用了科技人员非常乐于接受的微博文体，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成为受到读者欢迎的一个特色内容。

科技期刊要努力成为全媒体时代的整合者

在全媒体时代，媒体间的融合变得不可避免。不同媒体间的边界逐渐消融，读者、作者、编者间的边界逐渐消融，甚至是出版者与IT营运商间的边界也在逐渐消融。科技期刊要顺应这种发展要求，应该改变传统的编辑模式，模糊纸质版和数字版之间的界线，统筹策划，构建新型编辑加工平台，根据不同媒体终端和受众特点进行资源整合，实现“一元制作、多元”，即内容的创作是一元化，但是出版物可以有多种形态和载体。可以是传统的纸质媒介，也可以是个人电脑、电子书阅读器、掌上电脑、手机等阅读终端。这样形成多样化产品，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根据不同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将多样化的产品有针对性地提供给特定读者，实现更高层次的按需出版。

全媒体时代缺少的不是信息，而是对信息的整合与深度挖掘。可以说，全媒体时代更是“内容为王”，无论终端产品形式多么丰富多彩，读者最终需要的还是高水准的、可信赖的内容，媒体之间竞争的核心依然是内容资源的竞争，新技术只不过给“内容为王”赋予了新的内涵，谁对内容资源拥有更强的集约整合能力，谁就拥有更强的控制能力，谁就更有希望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