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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传教士；印刷媒体；文字传教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2-0184-02

我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活跃，无一不是由于广泛流传的新兴出版物所引起与促成的。受时局所迫，早期来华传教士无法直接传教，他们致力于各项文化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印刷和医学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并且在传播的过程中流露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的心态。

一、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对印刷媒体的重视

最先把西方铅活字印刷术传到中国的是 19 世纪初期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他是基督教新教派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人。由于当时我国实行禁教政策，根据清政府“禁止西人传教，查出论死，入教者发极边”的命令，因此，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后来，马礼逊和其助手英国人米怜认识到，仅靠口头说教并不能对中国深厚的儒家文化造成什么冲击，而且在各方面都会受到中国官吏的阻挠，因此，他们向伦敦差会提出了一系列传教方针，其中之一就是出版书籍报刊。在传教士看来，文字传教是向中国传播基督福音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米怜曾说道：“不管以何种洗练的语言来表达，在传播人或有关神的知识上，印刷媒体显然要比其他媒体更占优势。作为加深理解的手段，中文书籍之重要性也许要比其他传播媒体还要大。”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也认为，印刷的书刊比口头的讲道对中国士大夫更合适，借文字来宣传基督教比其他方法较能直接接触更多的人，也接触的更快、更有效。为了传教的需要，马礼逊派米怜和中国人梁发、蔡高到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印刷宗教宣髌罚并在 1819 年第一次用活字印成了中文《圣经》，这也是最早的中文新式铅印书籍。1843 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另外，该馆出版的《六合丛刊》也是我国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

在近代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之前，中国还没有一本公开刊行、能供公众阅读的中文圣经译本，这就成为传教士来华传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传教士建立出版印刷机构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传教士要与中国的官员接触，深入民间传道，就要精通中文，而要翻译、出版中文圣经和各种宗教读物，就需要借助字典、词汇等工具书才能完成。当然，这也同国内禁教政策有关，在欧洲会汉语的人极少，而在中国，教授汉语是一件杀头的事情，所以，要让后人到中国传教或通商取得更多的语言便利，在华传教士有责任编撰华英工具书。再次，在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中，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一个是传教，另一个就是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早在 18 世纪，法国的传教士就编纂了大量关于中国古文化的著作，而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以及文化、艺术早期在欧洲的传播，也为欧美国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近代，随着传教士所设立的出版机构出版的大量关于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也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二、来华的传教士的文字播道

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长期闭关自守的国家，西方传教士深知，在文化上要想同化、征服这个国家，只能采用最简易、最广泛、最能改变人们灵魂的工具――出版报刊来征服中国人。因为这是“一个更迅速的办法”，“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中说：“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报刊，我们就控制到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帝国主义者为了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他们在中国建立出版机关。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由传教士独立创办经营的出版机构，如格致书室；专门出版传教图书的出版机构，如美华书馆；服务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出版机构，如广学会。

传教的过程可以看成是传教士―传教媒介―受传者这样一个过程。基督教新教入华以马礼逊1807年来华为开端。马礼逊译《圣经》、编字典、办报刊、设印刷所，终其一生致力于基督教文字工作。而马礼逊的文字传教策略多为后来的传教士所效仿。从传教媒介看，当时的传教士所采用的除文字布道，还有通过口头布道、教育、医疗、慈善等方式，相比之下，文字传教更有其独特的优势。第一，汉字的广泛应用性，使文字作品可以在大范围内流传。英国传教士米怜曾这样说道：“我发现中国的方言非常之多，而且语音各异，常常无法互相交谈，唯一的办法是可以写中文字和别人交流。”第二，文字作品的渗透性可以到达传教士所不能到达的区域。广泛使用印刷品来传播知识，会比教师的说教传播得广泛。第三，文字作品自身所具有的问文化性可以更深刻地改变一个社会。

为了让中国民众接受基督教，来华传教士试图出版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书刊，从观念上改变中国人。因为清政府的限教政策，新教传教士曾在广州隐居。他们发现中国官方直至民间有着强烈的天朝自大的心理，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看不起外国人的心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传教士裨治文等人在1834年发起创办 “益智会”。顾名思义，目的就是要向中国人传播“实用”的知识，以帮助中国取得知识进步和社会进步，将西方近代科学文明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介绍给中国人。“益智会”出版了一部分中国书籍，包括郭实猎的《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广州方言中文文选》，以及后期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等。裨治文编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是第一本中文美国史著作。裨治文在书中塑造一个可与大清媲美的富强、广袤、文明的美国形象，为中国人正确认识美国奠定了基础。裨治文在书中表达了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代表，文明程度之所以不逊于中国，得益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他在书中表达了“四海为一家”的意愿，目的在于瓦解中国人的“天下”、“中国”和“四夷”观念，使中国人抛开大中华文化优越感而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传教士利用多种方式进行文字传教，也使中国的文献形式逐渐多样化。近代报纸和期刊因其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价格低廉的特点而被传教士引入到中国。报纸和期刊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传播领域的重要媒介，打破了图书媒介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报纸、杂志更以通俗易懂的内容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推进了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所进行的文字传教工作，客观上直接催生了中国新闻出版业，并影响了出版业的方方面面。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统计，时期出版的350部西书中，外国人翻译的139部，中外学者合作翻译的123部，中国人翻译的只有38部。而这些外国人大都是传教士。随着西学的传播，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主动参与引进西学，并逐渐成为主要力量。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20世纪初中国民营出版业纷纷崛起，在文化传播上逐渐掌握了自，传教士的作用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参考文献：

第2篇

[关键词]　钱存训　中国出版史　述评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0)06-0011-05

钱存训(Tsuen-Hsuin Tsien)先生，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州市，193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52年、1957年分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钱先生赴美前曾先后担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馆长、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图书馆南京及上海办事处主任等职。赴美后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兼图书馆学研究院教授、远东图书馆馆长和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等职，现任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荣誉教授、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英国李约瑟科技史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美国中国出版服务公司董事长等职。

钱存训先生是海内外闻名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专家，著有《书于竹帛》《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东西文化交流论丛》《留美杂忆》等著述。钱先生对自己的研究曾有一个总结：“我的研究范围主要环绕两大主题：中国图书印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而两者的结合，从高度和比较的观点出发，所得出的结论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在中国出版史这一研究领域，钱先生在海外为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具体成就表现在下列方面。

1　对纸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及对中国书籍制度的影响做了全面研究

在印刷术发明前，世界各国的文字记录可谓丰富多彩。中国也是如此。王国维先生《简牍检署考》(1912)、罗振玉与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1914)等对简牍实物与文献记述进行了研究，但并没有涉及书籍制度的所有方面。《书于竹帛》的出版，对纸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做了全面研究，探讨了纸前记录方式对中国书籍制度产生的影响，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书于竹帛》的底稿是钱存训先生1957年提交给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印刷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和图书》(ThePre-printingRecordofChina：A Study of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dons andBooks)，经过修改后以《书于竹帛》(WrittenonBambooand Silk：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Inscriptions)为名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62年正式出版。该书共分9章。第一章是《绪论》，对中国古代文字记录方式进行了总体上的介绍。第二章是《甲骨文》，介绍甲骨文的起源和性质、甲骨文的形势和契刻、卜辞的内容及排列等。第三章是《金文和陶文》，对金文和陶文的性质、用途、款式等进行研究。第四章是《玉石刻辞》，对石鼓文和古代刻石、玉器刻辞等进行研究。第五章是《竹简和木牍》，对简牍的形式、整治、行格和书体、编装方式等进行了研究。第六章是《帛书》，对帛书的起源、发现、材料、形式等进行研究。第七章是《纸卷》，对纸的发明与改进、古纸的材料和制作、卷轴制度等进行研究。第八章是《书写工具》，对毛笔、墨、书刀等工具进行研究。第九章是《结论》，对中国书籍的起源与发展、书写和复制技术、文字的演化等问题进行研究。该书英文本出版后，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好评，除不断重印外，还被译成中、日、韩等其他文字。2004年，该书的英文第二版也再次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于竹帛》指出：“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及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和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在纸发明以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且在中国历史上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更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作书写。”“竹简和木牍是中国最早的书写材料，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简牍制度有其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不仅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和自右向左的排列顺序渊源于此，即使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后，中国书籍的单位、术语，以及版面上的所谓‘行格’的形式，也是根源于简牍制度而来。”这一观点，理清了书籍的源头，可以避免将早期“书籍”的范围无限扩大。

目前，《书于竹帛》已有4个不同的中文译本。1975年，根据周宁森博士译稿修订的《中国古代书史》，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再版：1987年，由郑如斯教授增补的《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由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1996年，台湾汉美图书公司以《书于竹帛》为名，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2002年，上海的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以《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为题，出版了该书的第四个增订本。这些不同的译本，充分显示了该书具有的不朽生命力。尤其是“世纪文库”本的《书于竹帛》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二版英文本“Written onBambooand Silk”，以近年出土的考古实物为主，补充了新发现的殷墟以外和周初的甲骨、战国及秦汉墓中出土的竹简、帛书、各类古地图、敦煌遗书中最早的抄本等内容，更使该书具有新的生命力。

此外，收录在《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汉代书刀考》，对简牍时期整治书写材料和删改文字的书刀做了全面考证与分析，认为“书刀的功用在删除写错的简面，以便改正重写，或者削去旧简已经书写的旧面，取得新的简面，以便再行书写”，从而纠正了以往文献中认为书刀或刀削是简策上刊刻文字的工具这一错误说法。2对中国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做了全面研究

在《书于竹帛》一书的基础上，钱先生应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先生之约，为李氏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造纸和印刷》分册，198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刘祖慰教授的译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1995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拓、汪刘次昕的译本《造纸和印刷》。2004年，该书由北京大学郑如斯教授编订、增加了新材料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为名出版。

《中国纸与印刷文化史》堪称《书于竹帛》的姊妹篇。该书对印刷术发明后的中国书籍和文字记录进行研究。全书十章。第一章是《绪论》，从宏观上对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发明造纸和印刷术的

原因等进行介绍。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有关纸的研究。第二章是《纸的性质和演变》，对纸的定义、造纸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第三章是《造纸的技术与方法》，对造纸的原料、工序等进行介绍。第四章是《纸的用途和纸制品》，对各种纸的用途进行介绍。第五章至第七章是对印刷术的研究。第五章是《中国印刷的起源与发展》，对印刷术的发明及历展进行宏观介绍。第六章是《中国印刷的技术和程序》，对雕版印刷的材料和工艺、活字版的种类和方法、中国书的版式和装订等进行了研究。第七章是《中国印刷的艺术和图绘》，对木刻版画、年画、套色复印技术等进行了研究。第八章至第十章是有关纸与印刷的传播史。第八章是《纸与印刷术的西传》，谈论纸与印刷术传向西方的过程，以及西方现代印刷术起源的中国背景。第九章是《纸与印刷术的东渐和南传》，谈论纸与印刷术传向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过程。第十章是《纸与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探讨纸与印刷术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作用。

《中国纸与印刷文化史》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全面探讨纸和印刷术的专门著作。虽然此前已有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1908)、贺圣鼐的《近现代印刷术》(1933)、美国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1925)、日本中山久四郎著的《世界印刷通史・支那篇》(1930)等书问世，但钱先生的这一著作，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要比上述著作深入。

《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收录了一些因篇幅受限而未能在上述书籍中展开论述的文章。如《纸的起源新证》，对1975―1976年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战国秦墓出土竹简中所见的“纸”字做了考证，认为它同1935年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漆马内的纸胎，可以作为战国时代有纸的证据。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实物》，对1966年韩国庆州出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该印本“为唐代中国所印制”。钱先生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有力地驳斥了韩国有人认为印刷术是韩国发明的论调，维护了中国是印刷术发明国的国际地位。由于韩国庆州出土该经时，中国国内正开始“”，对韩国的这一发现一无所知。1979年，钱先生回国访问时，特意将他自己收集的该经的复印本全份和有关报道、研究资料等赠送给上海图书馆保存，以供国内专家研究，更体现了钱先生博大的胸怀。

3　从世界文明比较的高度，阐述了中国出版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钱先生国学修养深厚，又受过严格的西学训练，因此，善于将中国出版史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进行探讨，通过国际比较，揭示文字记录与中西文明之间的关联。这种比较方法，大大拓宽了出版史的研究路径。

在《书于竹帛》一书中，钱先生特别提到中国文字的排列方式。中国文字的竖排、自右及左与西方文字的横排、自左及右完全不同。钱先生在《书于竹帛》一书中认为：“这种直行书写的原因虽不可确考，但可推测这一特点应和中国文字的构造、书写材料、应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关。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如人体、动物、器皿，大多纵向直立而非横卧；毛笔书写的笔顺，大多是从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狭窄的简策，只能容单行书写等等，都是促成这种书写顺序的主因。至于从右到左的排列，大概是因为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的习惯，便于将写好的简策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因此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这一解释，合乎情理，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钱先生在《上海版新序》别指出：“中国古代的书籍和文字记录的多姿多彩、源远流长，是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寄，也是世界文明有的奇迹。可是由于近代中国所受的外侮和屈辱，使中国人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丧失自信而盲目自贬，甚至现在还有人认为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是文字演进的规律和迎合世界的潮流，却没有深思汉字的特殊功能。假使没有汉字形体所独具的延续性和凝固性相维护而采用拼音文字，中国早已成为许多以方言立国而分崩离析的国家了。近代欧洲各民族以方言立国，足资证明。”钱先生的告诫，对保存中国传统出版文化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很早就出现了印章，但为什么没有发明印刷术?钱先生同样从比较的高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很早就应用印刷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很早就发明了纸，对印章和墨拓的运用奠定了印刷技术上的基础。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书写复杂性造成对机械复制的需求，由于科举而需要标准的儒家经典，以及手工抄写无法满足社会对大量佛经复制品的需要。在西方，纸到了很晚的时候才传入，印章没有移用作复印的用途，拓印到了19世纪才传入，印刷工人被形形的行会所束缚，字母拼写文字的相对简易性减轻了对机械复印的需求。……在欧洲不存在诸如和佛教有关的那种对大量复印品的需要作为动因；西方对书籍的需要手工抄写就能满足。直至15世纪中叶所有因素才有所改变”。中国的印刷术和西方印刷术在社会发展中产生了不同作用，其原因何在?钱先生认为：“在西方，印刷术同时激发理智思潮，促进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发展以及在文学上的应用，并鼓励了民族主义和建立新兴民族国家的行动。相反，在中国，印刷术帮助书写文字的连续性和普遍性，成为保持文化传统的重要工具。”此外，“中国的印刷事业一般由政府机构或私人主持，重在‘传先哲精蕴，启后学困蒙’，并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欧洲的印刷业则多为谋利经营，因此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出版工业。这些不同的动机，使得印刷术的发展与应用对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钱先生的这些论述，为更好地理解中国印刷术对社会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中，钱先生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16世纪末开始的西书中译活动进行研究，分析了“译书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反映出来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化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人文和社会科学在过去的译品中占主要地位，其总数达70％，而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仅占27％。……翻译的素材代表25个国家以上的著述，以英、日、俄文的作品为最多，其中有些是转译而非译自原文……。这一结论，也有助于了解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过程以及出版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4　指导了一批从事中国出版史方面研究的博硕士论文，丰富了中国出版史的研究

钱先生在身体力行从事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同时，还在芝加哥大学指导了一批博硕士生从事中国出版史研究，写成了多篇研究中国出版史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多个层面，丰富了海外的中国出版史研究。

在博士论文方面，潘铭粲(Poon Ming-sun)197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Books andPrinring in SungChina,960-1279”(《宋代图书印刷史》)，对宋代图书印刷史进行了研究。许丽霞(Lee-Hsia Hsu Ting)

196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GovernmentControlofthePressinModemChina,1900-1949(《现代中国之出版自由》)，就晚清和民国政府对新闻出版业的管理进行了专门研究。该文1974年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正式出版。蔡武雄(DavidTsai)197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A Study of Chines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1912-1949)(《中国政府公报研究，1912-1949》)，对民国政府出版的政府公报进行了研究。何凯立(Herbeit Hoi-Lap Ho)197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1912―1949：A studyoftheirprograms operations andtrends，对1912-1949年间在华传教士的角色和活动、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历史及其组织、出版物的内容及其特色等作了探讨。该论文1988年由香港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Chinese Church Research Centre)出版。2004年由陈建明、王再兴翻译为《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中文本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3篇

【关键词】 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中德双学历;学位授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对于知识的发现、研究、传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学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市场发育和社会需要也对大学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高等学校的国际化特征是他从中世纪创建初始就具有的特性，并且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人才资金的国际流动，表现出新的形式，具有崭新的内容。这种高校国际化的发展有利于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中心地位，有利于高校教育体制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变更。通过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能起到不断优化教育资源和教育条件的作用。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留学生教育事业开始快速发展积极践行扩大规模、优化结构 、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发展方针，加强对国际交流学生的研究意义重大。[1]

西安理工大学与德国斯图加特媒介大学友好合作历史开始于1985年，1999年签署了共同培养中德留学生计划的协议。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工程专业创建于1974年，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印刷工程本科专业，1993年取得国内首家印刷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德国斯图加特媒介大学（Hochschule der Medien Stuttgart）是世界著名的印刷媒体领域高校，其与印刷相关的历史可追溯到1853年。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在顺应时展需要的情况下，开始了中德两国双学历学生培养工作的探索。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已经从普通本科生的培养慢慢过渡到高水平的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教育是现行教育培养机制中的最高环节，它重点在于培养人才的科学研究才能，它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由于研究生具有培养周期时间短，与国民经济发展结合容易，匹配性强的特点，成为发展教育结构调整的重点。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研究生的数量有了大幅增加，但是随着这种补偿性数量的增加凸显出教育质量的问题，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已经不是发展的重点，如何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已经成为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系统质量刻不容缓的问题。

中德双学历硕士培养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它的培养质量先天存在一些问题：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接受同一文化背景的教育，或者同一文化背景的学生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师教育，不管是老师与老师、学生与学生还是老师与学生之间，必然存在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各种差异。②授课教师很多是使用母语进行讲授专业知识，课程对学生入学时的外语能力有较高要求。③留学生在学习上和管理上都处于边缘化状态，很难进入学校主流学习状态中。[2]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对留学生的学习管理和生活管理一般都相对集中，集中学习、就餐、休闲，与中国师生的交流接触只在上课时有短时间接触，更多数时间都封闭在个人或同国籍学生圈子里。④中外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差异比较大。

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和德国斯图加特媒介大学经过多年的合作总结摸索出一套完善的选拔制度。通过层层筛选选择出外语水平比较高，并且专业课学习比较好的学生相互选派，并且在出国留学前由具有留学经验的老师专门进行辅导，有助于解决语言问题。同时两校学生的交流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上的课程学习，均会安排社会、文化的了解，如在中方安排有汉语和专业汉语的课堂内容讲解，同时有全国印刷会议的参加等活动，从而整体提高留学生的学业、学识、知识、能力以及综合素质。西安理工大学一直进行的弹性学分制，学生可以自行选择课程和所修的学分，这样也有利于减少中外教育上的差异，也有利于两校互派学生的课程学习中学分的认定。

研究生教育水平最关键的体现在于学位论文，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时间只占整个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更多的是对独立完成科研项目研究能力的要求，学位论文的撰写正是这一能力的体现。目前中德双学历教育中的学位论文的评定采取在本国取得学士学位后可以在对方国家申请第二学历的学士学位。

目前在国内学位论文评定中主要针对论文中的理论应用价值、论文的创新性、科学态度与写作水平以及社会应用价值方面进行考察从而综合评分。[3]针对于目前的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申请中德双学历论文的评定方法采取的工作有：首先通过广泛和导师座谈，通过对全院导师调研，了解导师认为双学历学生目前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的问题，我们分析处理，提出一个监控评价论文质量体系的方法。其次，重点和双学历学生的导师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对培养这些学生存在的问题，和对这些学生的期望，通过在初步建立的监控评价论文质量体系的方法上进一步修订，做出专门针对双学历学生的论文评价指标。同时要专门跟参加双学历教育的中方学生和德方学生进行座谈，了解学生在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和论文撰写中存在的问题，讨论解决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评价论文质量体系的方法。最终通过请一些专家评审双学历学生论文，检验建立的双学历学生学位论文评价体系是否合适。

通过这样的方法确定的论文评价体系比较适应两校目前的培养现状。但是双学历教育的发展是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还在不断开拓更深层次的国际交流合作，力求在新的时期发展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双学历教育之路。

【参考文献】

[1] 戴宝印，查芳灵.刍议美国海外学历留学生对我国发展学历留学生的启示[J].学术论坛，2014.10.

[2] 殷君.外国留学生学历教育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与对策[J].高等理科教育，2007.4.

[3] 王欣，殷阿娜，段亚敏.硕士学位论文全过程质量管理与评价方法[J].大家.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