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理念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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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那么，这种带有过渡形态的新兴中小盘股市场还叫不叫创业板市场？我认为仍应叫创业板市场，而且是适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创业板市场。这是因为从本质内涵上讲，它仍属于为中小创业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况且我国正处在两个根本转变时期，无论主板市场还是创业板市场既要进一步发展，但又不能不带有体制转变中的某些旧痕迹。主张不搞创业板者，无疑与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战略背道而驰，因为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能没有发达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不能没有为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平台；但是主张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而一步到位，则是脱离我国实际的理想主义和教条主义，其结果也必然是与两个根本转变相违背。中国的事情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路。既要坚持发展，与时俱进，又不能盲目冒进，实事求是搞发展，才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根据以往的主板市场开设十多年的经验和对我国民间资本强烈的投资冲动欲的认识，如果创业板确能开设，则不难预料，这将给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一是已具一定规模并具有发展潜力的大批科技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通过上市，获得发展壮大所需要的资金，将进一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并促进其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和提高管理水平，从而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创业革命，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无比强大的推动力。具有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传统精神的12亿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一旦彻底摆脱传统投融资体制的束缚，其创业的热情、智慧、聪明和才能，必将如同火山的溶浆从地心中迸发出来，势如破竹，锐不可挡。

二是大量的民间资本将会从地底下涌流出来，以前所未有的高涨热情投资具有高成长潜力的科技型项目和其他民营企业，不仅加速银行储蓄转化为投资，分散银行的金融风险，而且更重要的是引发民间投资的热潮，加快建设以民间资本为投融资主体的新型资本市场体系。这是我国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之会极大地促进产权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和加速企业产权证券化的步伐，因而也将引发一场金融领域的深刻革命。用美国著名创业管理学家杰费里·蒂蒙斯先生的话来说：“我们正处于美国及世界股权创造新时代的黎明时期”。这一个新时代的特征是“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创业革命整体的一部分，创业者创造价值并通过所有权创造资产来实现价值。”

三是为促进新兴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为鼓励和规范民间资本的投资行为，国家相关的各项政策和法规也将加速制定和配套实施，现有过时的一些政策和法律也将予以修改，一场围绕新兴资本市场发展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的革命浪潮将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各种制度创新、投融资工具创新、企业微观机制创新、宏观监管方式创新等等也将大量涌现。

四是大量的境外投资者，包括产业型的战略投资者和财务型的策略投资者，也将为追求新兴资本带来的无限商机而进入我国，包括全球制造中心向我国转移，高科技的输入、国际化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及随之带来的先进管理经验等等。他们将采取参股投资、BOT、收购兼并等方式参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并在不断壮大的民营经济与其既联合又竞争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技术的升级。为世人所注目的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将在中国大地纵深展开。

五是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有目的地大量引进外资，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并购活动将大规模持续展开。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全面流通已势在必行。本人一直坚持认为，在主板市场上，上市公司总股份额中竟然有60％多不能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这显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反映，我国股市的最大风险概源于此。我国的股市要发达，要成熟，必须尽快消融这一座“冰山”。但是，又不能用行政手段简单地抛向市场，以牺牲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让不成熟的资本市场因承受庞大扩容的压力而垮掉，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鼓励民营企业和外资机构进行并购，重点引导境内外战略投资者进行并购，对被并购的上市公司进行有机地整合，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而战略投资者出于产业经营的战略目标，必将以所收购的股权作为控制权的依据，在相当一段时期不会轻易转出去。即使转让，根据全球发生的购并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收购行为都属于并购双方自愿达成协议的善意交易，即协议并购。尽管这是一个比较漫长而阵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终究将引发一场我国资本市场结构性制度创新的深刻变革。

由此不难看出，无论近期还是长远，对创投业无疑是大的利好消息。尽管因新兴资本市场暂时还不允许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而使创业投资在短期内通过IP退出和获得高额资本增值收益还不十分有利，但总比没有新兴资本市场要好得多。一旦创业投资机构所投企业上市，其投资的价值便有了市场参数，就是协议转让，尤其是转让给追求控制权的战略投资者，其退出收益也将因上市公司净值增大和无形资产价值而比较可观。关键在于所投资企业能否在创业板上市，能否持续高成长，能否与战略投资者在产业上有紧密的关联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兴资本市场的开设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创业投资提供了新的商机，同时也是对创业投资的一场大洗礼。在面对这场大洗礼到来之际，创业投资者应当充分认识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状况，并适时调整投资经营理念和策略，不能仅仅充当这场创业革命浪潮的弄潮儿，而且要成为立于不败之地的胜利者。

如果新兴资本市场开设在即，这场大洗礼将突出表现以下方面。

首先，同业竞争加剧，投资成本增大。假如新兴资本市场开设的消息一旦正式公布，可以预料，一夜之间将冒出无数创业投资者，相互抢夺有望上市项目的竞争必然加剧，一些有望上市企业融资的要价也将攀高，投资成本注定会增大。至于高价投资的企业能否上市，何时上市，IPO是何价位，上市后转让股份能否获利等等，仍是一个未知的期望值。如果不在投融资低潮以低价位投资并精心培育被投企业高速成长，然后推向上市，而是抱着炒作市场的浮躁心理，新兴资本市场即使开设，等待它的也并不一定就是天堂。当此时期，殷切地希望创业投资家要树立科学的预见意识，尽快调整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运用理性去审时度势，沉着应战。

第2篇

1.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建立及其发展。

企业年金作为养老保险制度的第二支柱，是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公共养老金或国家养老金制度之外，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以为本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为目的，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建立的补充性养老金制度，也被称为补充养老保险或职业年金。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保障事业不断改革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1986年我国政府就开始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探索，并于1991年国务院正式发文提出建立企业年金的前身――补充养老保险。1995年劳动部出台了《关于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进行了初步规定。2000年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正式更名为“企业年金”,明确了年金的市场化管理这一政策要点，此后企业年金开始逐步发展。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确立了建立企业年金的主要规则。2013年财政部、人社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实施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为企业年金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2014年国务院正式《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了机关事业单位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应当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至此，我国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从制度上实现了覆盖全体劳动者的目标。

2.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的特殊性。

2004年5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中的第十条规定:“企业年金基金实行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明确了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采取缴费确定型(definedcontribution,DC)模式。在这种模式的运行中，职工的退休收入取决于退休前的缴费额和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收益，因此，在缴费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管理就显得至关重要。企业年金基金是根据企业年金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企业和职工按照企业年金计划规定的缴费，即企业年金基金本金；二是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而形成的收益。企业年金基金实质上是商业基金的一种，与证券投资基金相类似，但是由于年金基金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这一特点，其投资原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根据其特性加强投资管理。企业年金作为补充养老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在预测未来时期企业年金需求的基础上，确定一个可以保证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收支平衡的总平均缴费率，并将基金积累需求分摊到计划参与职工的整个工作期，使在职职工把一部分劳动收入积累起来，并在职工退休后，用基金积累兑现当初的企业年金承诺。因此，计划参与职工在工作期间的缴费积累就会形成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储备基金。但在企业年金基金的累积期间，由于金融市场上各种风险的存在，必须要求企业年金基金进行投资运营，以实现基金保值增值，让企业职工“老有所养”。

3.我国企业年金基金规模及投资管理现状。

随着企业年金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社保机构、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机构逐渐参与到企业年金的投资运营中来。2004年出台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以及2011年修订出台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为规范我国企业年金的运营与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特别是明确了企业年金基金可以进行市场化的投资运营。目前，我国使用的企业年金投资工具主要包括银行存款、债券、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2011年公布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47条规定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债券回购、万能保险产品、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以及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债、企业(公司)债、可转换债(含分离交易可转换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金融产品。从年金基金的规模来看，自2000年以来我国企业年金市场发展十分迅速。博时基金的数据显示，在2000年底，中国只有16000家企业建立企业年金，560万人参加，但企业年金基金规模已经积累了191亿美元。至2009年底，我国已有超过33,500家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与人数达到1179万人，基金规模为2533.0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226.18%，年均增长率33.27%，远远高于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人社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8月30日,企业年金基金法人受托机构管理的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为72171个,参加职工2210.46万人,积累基金7092.39亿元，投资管理机构实际投资运作的企业年金基金金额为6855.99亿元，投资组合数为2689个。2014年三季度以来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累计收益额为368.24亿元,加权平均收益率为2.46%，累计收益率为6.01%。由此可见，我国企业年金基金规模增长迅速，其投资管理体制正在逐步健全。

二、我国现行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存在的问题

1.企业年金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虽然企业年金在我国开始运作已有十余年，但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却仍未完善。例如，我国法律法规中缺乏对自我投资的限制。目前我国企业年金运作模式基本上分为三个部分,即企业自行管理、社保机构经办和保险公司经办，在这三部分中都会涉及到自我投资的问题，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除了规定企业年金的投资范围以及各种投资工具在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最大比例外，并未限制企业年金的自我投资，即并没有对养老金投资于购买基金缴费人(企业)所发行的股票和债券进行限制。而对企业年金的自我投资不加约束，一旦该企业经营发生危机，将可能严重危及企业年金资产的安全性。

2.企业年金投资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中规定，在年金基金的投资过程中必须有由受托的投资管理机构提供的，作为风险补偿的风险准备金。但是风险准备金毕竟有限，从国际经验来看，我们还可以考虑由企业年金理事会或受托人在企业年金年度投资实现收益高于最低投资回报率时，从高出的部分中提取一定比例形成盈余准备金。当风险发生，企业年金实际回报率低于最低投资回报率时，可以先用盈余准备金进行弥补，再用风险准备金弥补。

3.企业年金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

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运营涉及到财政、税务、劳动社会保障以及专业监管部门等多个监管部门，虽然相关部门联合出台了一些监管法规，但规定比较分散，不够统一，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管部门，企业年金协同监管协调的机制还不健全，这就使企业年金基金投资安全性得不到充分保障。同时，现阶段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的风险分散主要是靠政策明确投资比例限制来完成的,这就使得风险分散机制缺乏灵活性，一旦出现政策性风险，风险分散机制必将难以迅速适应，导致投资风险的增加。

4.资本市场发展水平有限，投资工具可选范围狭窄。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市场机制不完善等种种原因，我国资本市场存量远远小于世界水平，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发育均落后于发达国家，公司债和资产证券化债券甚至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资本市场上可选择的投资工具品种不多，缺乏有效的避险工具。发达的资本市场是企业年金保值增值的重要保证。根据现行制度的规定，目前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营运选择具有较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投资范围仅限于银行存款、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包括短期债券回购、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债和企业债、可转换债、投资性保险产品、证券投资基金、股票等，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金融监管水平不高，证券监管部门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等各种原因，使得本来已经受限的投资渠道变得更为狭窄。

三、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方式改进探讨

1.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对企业年金的投资运营进行规范。

目前，我国还未建立完善的专门规范企业年金的法规，企业年金基金投资市场的发展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则，不同的投资主体探索着不同的模式，市场存在无序状态。因此，我国政府部门应尽快制定统一的政策和规定，从立法角度对企业年金的投资运营进行规范，给予企业年金明确的法律地位和实施办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对基金管理机构的资质条件、基金投资方向、比例限制以及基金投资监管等方面做出更为详细、严格的规定，以法律的形式严格界定企业年金同基本养老保险的关系及其保障范围，确立企业年金的组织体系和监管体系等。同时,注重有关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配套立法。其次，在完善律法的基础上，还应制定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的缺失与年金基金收益率低下是很多企业积极参与企业年金计划的巨大阻力，税惠政策的实施已经是刻不容缓。从国外实践来看，EET税制模式最为符合我国企业年金现状。第一，在企业年金缴纳时给予税收减免；第二，对企业年金投资收益给予税收减免或延迟征税；第三，在受益人领取资金时征税，以规避税收漏洞问题的出现。目前这方面已迈出了实质性步伐，2013年底实施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为企业年金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2.建立完整的企业年金投资风险补偿机制。

我国在《企业年金管理管理办法》中提出了企业年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的概念，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由受托的投资管理机构提供的风险补偿，但在欧美等国家，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会被要求建立投资储备和盈余储备两种储备金，以防止重大风险的突然发生。因此，借鉴国外经验，我们可以建立同时包括盈余准备金和风险准备金的风险补偿机制。风险准备金由相当于基金管理资产1%的自有资本构成，盈余储备金则由基金一年的实际投资收益率超过所有的年金基金平均收益率的1.5或2个百分点以上的差额部分构成，是年金基金的资产，不属于基金管理公司。而当基金的年实际投资收益率低于所有的年金基金平均收益率的0.5到2个百分点以下时，基金管理公司首先要用盈余准备金弥补差额，如果不足，再用公司的风险准备金弥补；如果仍然不足，则公司要被强制进行破产清算，由政府来弥补基金收益率的剩余差额，个人账户余额被转移到其他基金管理公司。

3.加强投资管理人的监管，健全企业年金风险管理机制。

3.1事前预防，加强投资管理风险控制流程。

第一，由投资管理人的最高投资决策机构(如基金管理公司一般为投资决策委员会)在总体上对投资策略进行把握；第二，投资组合经理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根据研究部门提供的研究成果以及其自身对市场的分析判断，进行投资。投资组合原则上应由备选库选定的投资工具构建，超过此范围的也应由报请批准。

3.2事中监控，贯穿投资管理全过程。

第一，年金基金投资管理机构的内部监察部门应实时、全面地对投资部门的投资业务进行监控，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并出具书面反馈报告；第二，为防止操作风险，年金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内部应对一些投资品种做出限制，或者直接禁止；第三，借助一系列投资分析及风险控制软件，对投资风险做出定量化分析，做到对风险的提前规避。

3.3事后反馈，总结此前风险控制工作。

企业年金的投资管理机构应建立并严格执行监控报告制度，由内部监察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及时跟踪投资的进展情况和结果，并编制监控报告，这一环节不仅保证了投资管理风险控制流程的完整性，而且也可作为对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公司进行评估和作为业绩考核的依据。

4.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完善我国企业年金的投资组合。

4.1逐步增加权益类产品的投资比例。

从国外企业年金投资经验来看，股票及基金投资是提高养老金投资收益率的重要途径。适当提高权益类产品在企业年金投资中的比例可以增强企业年金投资的盈利性。我国经济正在稳定快速发展，我国股市也在向理性，成熟的方向迈进，因此，可以逐步加大股票及基金等权益类产品的投资，使企业年金基金充分获取投资成熟市场带来的收益。

4.2投资不动产、国家基础设施等产业经济。

以我国目前经济形势来看，产业经济方兴未艾。一般来说，当经济周期发展到成熟阶段出现通货膨胀时，债券、存款方等投资会有贬值的风险，但产业投资会出现上涨空间。因此，企业年金的投资管理机构可在对宏观经济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的前提下，投资技术含量高、产业回报率较好、继续发展和有市场潜力的产业，追逐其中市场潜力大、产业关联度高、经济效益好、有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项目，以提高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的收益率。

4.3适当进行海外投资。

第3篇

关键词:关系行纪合同诚信义务

学界关于证券公司在从事经纪业务时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说，二是行纪说，三是居间说。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是委托关系。

一、的法律概念

大陆法系强调人在权限内，以被人名义或者为被人向第三人为意思表示或者从第三人接受意思表示，且直接对被人发生效力。

我国《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概念亦坚持名义标准，强调人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

我国《合同法》第414条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行纪合同的双方主体是委托人和行纪人。笔者认为，行纪合同与间接几无区别。两者都有三方法律关系：委托人（被人）、行纪人（人）和第三人。在委托事项（事项）需要订立合同的场合，两者都有两个合同：一是委托人和行纪人订立的委托合同（被人对人的内部授权行为），二是行纪人（人）与第三人订立的交易合同。两者的法律效力相同，都是由行纪人（人）直接对第三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再依内部委托（）关系由委托人（被人）承受合同的权利义务。

我国《合同法》在第22章规定了行纪合同，但遗憾的是，《合同法》关于行纪合同的规定过于简单，尤其是没有规定行纪人不履行义务时的救济措施。根据我国行纪合同的规定，委托人只有在约定的情况下，可以行使介入权，要求第三人对自己承担责任，而第三人却不能向委托人主张权利，否则违反了合同相对性的理论。由于行纪合同是基于委托人和行纪人的委托关系而产生的，与间接制度区分不大。笔者认为，为了切实保护行纪合同中委托人和第三人的利益，在行纪人不履行义务时，委托人和第三人可以准用《合同法》第402条、403条的规定，行使介入权和选择权，从而将间接制度和行纪合同统一起来。

二、证券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关系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一）证券公司根据权而实施证券交易行为

新《证券法》第111条规定：“投资者应当与证券公司签订证券交易委托协议，并在证券公司开立证券交易账户，以书面、电话以及其他方式，委托该证券公司代其买卖证券”。这就为权的产生创设了法律依据。证券公司权的发生依据源于证券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委托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投资者向证券公司授予买卖证券的权。

（二）证券公司为其投资者而非人自己的利益而实施证券交易行为

新《证券法》第112条规定：“证券公司根据投资者的委托，按照证券交易规则提出交易申报，参与证券交易所场内的集中交易，并根据成交结果承担相应的清算交收责任；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成交结果，按照清算交收规则，与证券公司进行证券和资金的清算交收，并为证券公司投资者办理证券的登记过户手续”。该条明确了证券公司其投资者买卖证券的法律结果的归属。

（三）证券公司其投资者作出和接受意思表示

证券公司从事经纪业务活动的法律实质是其投资者作出和接受以特定价格买卖特定证券的意思表示（包括要约与承诺）。根据《合同法》第424条之规定，居间人的主要义务是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证券公司与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主要的、实质的关系是为投资者买卖证券、结算、交割、过户等关系，在这些关系中，证券公司很难说是以居间人的身份出现的。[1]

新《证券法》第141条勾勒出证券公司与其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证券公司接受证券买卖的委托，应当根据委托书载明的证券名称、买卖数量、出价方式、价格幅度等，按照交易规则买卖证券，如实进行交易记录；买卖成交后，应当按照规定制作买卖成交报告单交付投资者”。除此以外，“”一词还散见于新《证券法》提及证券经纪业务的其他情形。例如，新《证券法》第171条禁止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委托人从事证券投资”；第190条在谈及证券公司的法律责任时亦念念不忘关系：“证券公司承销或者买卖未经核准擅自公开发行的证券的”。证券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还为商事习惯所确认。例如，2001年11月5日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关于颁布试行证券交易委托业务指引（第1－4号）的通知》明确指出该指引的宗旨是“规范证券经营机构和投资者在证券交易委托业务中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此可见，运用制度梳理证券公司与其投资者之间的经纪业务关系已经被立法所确认。

（四）行为直接或间接对被人产生效力

人在其权限范围之内实施的任何行为均可依法拘束其背后的被人，这也是权限的巨大魔力。《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72条亦规定：“符合本规则各项规定达成的交易于成立时生效，买卖双方必须承认交易结果，履行清算交收义务”。此处的“买卖双方”即指作为被人的投资者而言。此外，对新《证券法》第144条的反对解释也可以印证效果直接归属投资者的结论。该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投资者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这意味着，投资者买卖证券的收益或者损失只能归属投资者自己，即使身为人的证券公司愿意为其锁定投资风险都属无效。

（五）证券公司是否以其投资者的名义买卖证券不影响关系的成立

倘若证券公司直接以其投资者的名义买卖证券，则属于直接的范畴；倘若证券公司不直接以其投资者的名义，而是以证券公司的名义为投资者的利益而买卖证券，则属于间接的范畴。

我国《民法通则》第63条继受大陆法系的传统，未规定间接，仅对直接作了规定。但我国1999年《合同法》在第21章“委托合同”中导入了英美法系中的隐名和被人身份不公开（第402条和第403条）。其中，第403条规定了被人的选择权、第三人的介入权，以及被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因此，即使证券公司的对方无从知道证券公司为其背后的被人利益而买卖证券，亦会产生与显名相似的法律效果。

虽然我国《民法通则》未规定间接，但我国一些行政规章却肯定了间接。例如，外经贸部1991年8月29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对外贸易制度的暂行规定》规定：“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人）可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另一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被人）进出口业务。如人以被人名义对外缔约，双方权利义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如人以自己名义对外缔约，双方权利义务适用本暂行规定”（第1条）；“受托人根据委托协议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签订进出口合同，并应及时将合同的副本送达委托人。受托人与外商修改进出口时不得违背协议。受托人对外商承担合同义务，享有合同权利”（第15条）。所以，我国的外贸既可以是直接，也可以是间接。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关于委托贷款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中认为，“委托贷款行为与《民法通则》的制度不同，是指金融机构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在委托贷款协议所确定的权限内，按照委托人确定的金额、期限、用途、利率等，以金融机构自己名义，同委托人指定的借款人订立借款合同的行为。”可见，金融机构发放委托贷款的行为也是一种间接。

在我国商事生活中资者买卖证券的证券商、资者买卖期货的期货商都是间接人。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期货经纪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2条把期货经纪公司界定为依法“设立的接受投资者委托，以自己名义进行期货买卖，以获取佣金为业的公司”。这与间接的特征是十分吻合的。

为进一步理顺证券公司与其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避免不必要的理解歧义，建议修改《证券法》时将“经纪业务”置换为“业务”。另外，考虑到法体系的完整性，以及行纪合同作为一种合同的局限性，有必要在未来民法典章规定间接制度，并借鉴英美法系中被人身份不公开的制度，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与《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等有关内容，规定间接中被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被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等制度。至于间接中未规定的事项，可准用行纪合同的有关规定。

三、证券公司诚信义务的常见类型

人对被人所负的诚信义务包括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也适用于证券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

（一）严格在投资者授予的权限内证券买卖，杜绝无权与越权行为

权限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到证券交易法律关系的内容以及投资者的风险负担能力。根据新《证券法》第111条之规定，投资者在与证券公司签订证券交易委托协议、在证券公司开立证券交易账户后，可以以书面、电话以及其他方式（如网上委托）对证券公司发出证券交易指令。此种交易指令的内容就是权限。未经投资者同意，证券公司不得擅自变更权限的范围。

根据新《证券法》第141条之规定，证券公司接受证券买卖的委托，应当根据委托书载明的证券名称、买卖数量、出价方式、价格幅度等，按照交易规则买卖证券。实际上这意味着，证券公司的行为必须框定在被人授予的权限范围之内。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作为被人的投资者才是证券交易活动中的真正当事人，作为人的证券公司的佣金与其带来买卖证券的数量成正比，而与被投资者的损益没有正相关关系。在投资者由于巨额证券交易血本无归的情况下，证券公司依然旱涝保收。因此，要求证券公司在权限之内买卖证券是限制证券公司滥用权力、诱导投资者作出巨大风险投资、牟取不当交易佣金的关键措施。

（二）不得接受全权委托和概括授权

权的范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类型：特定权、种类权和概括权。至于被人究竟作何种授权，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参酌交易惯例予以解释。[2]

为避免证券公司滥用信息优势的道德风险，我国新《证券法》第143条明文禁止证券公司接受投资者的全权委托而决定证券买卖、选择证券种类、决定买卖数量或者买卖价格。违反此条规定的全权委托协议是无效的。即使证券公司与投资者两厢情愿缔结全权委托协议也是无效的。而在证券市场之外的其他民事活动领域，只要法律并未明文禁止，被人可以对人作出全权委托的授权（概括授权）。

（三）及时向投资者揭示投资风险

股票市场是一个风险密集型市场。因此，新《证券法》第27条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收益愈高，风险愈大。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证券市场的商事习惯，及时向投资者揭示投资风险也是证券公司对其投资者所负的一项忠实义务。

为杜绝证券公司误导投资者的非理性证券交易活动，《证券法》第143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投资者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该条款为强行性法律规范，凡违反该条规定的承诺，一律归于无效。它的立法理念是，倘若该条款有效，一旦遇有巨额损失赔偿时不仅会将证券公司推向破产边缘，也会使广大投资者无法获得足额补偿。

（四）保障投资者资产的安全性

凡是控制他人财产的人都会产生道德风险，而不管此种控制是否具有合法性。为从根本上杜绝不法券商大肆挪用投资者交易结算资金，避免投资者在证券公司破产时交易结算资金血本无归的惨剧发生，新《证券法》第139条规定了一系列的交易结算资金安全保障措施：（1）第三方独立存管。证券公司投资者的交易结算资金存放在商业银行，以每个投资者的名义单独立户管理。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2）禁止证券公司将投资者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归入其自有财产；（3）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任何形式挪用投资者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4）证券公司破产或者清算时，投资者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不属于其破产财产或者清算财产。这就在《证券法》上第一次确认了证券公司破产时投资者依法享有保证金优先取回权。

笔者认为，新《证券法》第139条确认投资者对其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法理依据在于，证券交易保证金属于投资者的信托财产。根据2001年《信托法》和信托法法理，在信托关系中，信托财产独立于受托人的自有财产，受托人有义务按照法律规定或者信托设立人的指示，为了受益人的最大利益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该信托财产在受托人破产时不属于破产财产。《信托法》第16条确认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围绕证券交易保证金存在着信托关系，证券交易保证金的法律性质乃为投资者的信托财产。其中，委托人为投资者，受托人为证券公司，受益人亦为投资者。这种信托关系就源于证券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委托关系。

值得强调的是，投资者对其资金或者证券的优先取回权不仅在《证券法》和《信托法》上有法律依据，在《破产法》第38条中也获得了相应的立法支持：“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

由于证券公司投资者的交易结算资金存放在商业银行，以每个投资者的名义单独立户管理，一旦商业银行破产，投资者可否依然优先取回自己的交易结算资金？答案是肯定的。托管银行对交易结算资金的托管义务并非普通的储蓄关系，而是一种信托义务。相比之下，在普通储蓄关系中，储户丧失了对其财产的所有权，但换回一对银行的债权，银行则对储户交付的存款享有所有权。因此，商业银行破产时，储蓄存款均属于破产财产的范围。除有担保的债权人享有别除权外，无担保债权人只能与其他债权人一样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受偿。

（五）不得实施自己和双方行为

无论是自己行为，还是双方行为，都有一个共性：在人实施行为的那一刻开始，就孕育着人与被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自己的场合，这种利益冲突表现为人与被人之间。在双方的场合，这种利益冲突表现为两个被人之间。

从合同法原理上看，自己和双方中存在的这种两难的困境，在意思表示上也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自己和双方的情形下，意思表示的作出者与接受者是同一人。人在代表一方当事人作出和接受意思表示的同时，又代表另一方当事人（自己情形下的自己、双方情形下的另一方被人）作出和接受意思表示。一个人通过自言自语形式缔结的合同，极易由于缺乏双方主体之间的竞争性讨价还价机制、利益冲突发现机制和利益冲突调和机制，而使合同内容过分偏袒一方当事人。我国应当严禁证券公司的自己与双方行为，但纯使作为被人的投资者获得利益的行为除外。证券公司实施自己行为，或者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证券公司实施双方行为的，作为被人的投资者有权撤销行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人不得行使撤销权：（1）被人已经同意证券公司的自己或者双方行为的；（2）证券公司已经向投资者披露自己或者双方的事实，但被人在合理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的。

（六）如实报告义务

除了《合同法》第401条的规定外，针对证券市场领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新《证券法》第141条又对证券公司从事经纪业务时的报告义务作了明确规定：“买卖成交后，应当按照规定制作买卖成交报告单交付投资者。证券交易中确认交易行为及其交易结果的对账单必须真实，并由交易经办人员以外的审核人员逐笔审核，保证账面证券余额与实际持有的证券相一致”。

（七）其他诚信义务

除了履行以上诚信义务之外，证券公司还应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和证券市场中的商事习惯自觉履行其他诚信义务。如尊重投资者的隐私权和商业秘密，不得侵害投资者隐私权，擅自泄露投资者的重要数据，不得恶意修改投资者资料等。

四、强化证券公司违反人诚信义务的民事责任

在1998年《证券法》第73条的基础上，新《证券法》第79条列举了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欺诈投资者的行为及其法律责任，并且新增了第2款，证券公司的民事责任，即欺诈投资者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另外还需要澄清的两个问题是：一，证券公司由于欺诈之外的原因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是否需要根据该条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证券公司虽然由于欺诈之外的原因而损害投资者利益，主观上不存在故意侵害投资者利益的恶意，但由于过失而损害投资者利益尤其是违反作为人的勤勉义务的，证券公司也应根据委托合同的约定以及《合同法》的规定对其投资者承担违约责任。二，“赔偿责任”外延如何理解？赔偿责任应当足以覆盖投资者由于证券公司的失信行为而导致的全部实际损失，包括直接财产损失与间接财产损失。直接财产损失指投资者现有财产利益的丧失，如资金的同期银行利息、因采取补救措施而支付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失。间接财产损失指受害投资者可期待证券买卖利益的丧失，也就是如果证券公司不欺诈投资者，投资者本应获得，但由于证券公司欺诈行为致使投资者没有获得的财产利益。间接财产损失主要表现为股票买卖差价的合理损失。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