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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
课堂教学活动是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双边活动,教师与学生会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进行大量的知识信息和情感意向的交流,并不是教师的个人“演说”。然而这种交流需要建立在融洽的师生关系与和谐的教学气氛的基础上。实现师生互动、双向交流的方法有很多,其中常用并且有效的就是恰当地进行课堂提问。在课堂上,有效的提问能够为学生提供畅所欲言、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这样不仅仅能够帮助学生之间相互启发、取长补短,同时还有利于让教师及时的了解学生的思维状态与内心的真实想法,以便于更好的帮助学生学习,
1.2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
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够像磁石一样将学生的注意力牢牢吸引住?是每一个教师都在关心、思考的。当教师提出问题时,基本上都能够让学生去主动的思考,从而让他们的注意力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问题提出后,学生们或进行独立思考,或进行相互讨论,从而使得课堂教学活动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但都会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良好的教学提问艺术既是一种镇静剂,又是一股凝聚力,它能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展。
1.3有利于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问题是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问题是个体在满足需要的认识与实践活动过程中,因为主客观要素的缺损和障碍而使活动中断时所派生的一种需要。在教学的过程,一个巧妙的提问可以一下子打开学生思想的闸门,让他们的思潮翻滚,能够获得启发,有所发现和领悟,从而能够收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同时有效的提问还能够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让学生能够更加积极主动的提取已有的相关信息,并且在对各种信息与观念进行加工和转换的基础上,将这些信息进行合理的整合并作出合理的推论,对当前提出的问题进行解决。从而能够使得学生的思维能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曾经说过:"向学生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可以引导学生发展智慧。"启迪学生思维,发展其各种思维能力,这是教学提问艺术最主要的功能。
1.4课堂提问能够提供反馈信息
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通过提问,教师与学生能够从中获取对对各自有益的反馈信息,从而能够调整教与学活动。通过提问教师还能够了解到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对是否掌握了那些重点内容的进行检查,对学生知识链条上的漏洞与产生错误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能够全面掌握学生的个别差异和个性特点,对自己在教学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缺陷与错误进行反省,然后再根据从问题中所获得的反馈信息,对后面的教学活动进行灵活的调整。同时,学生还能够通过答问,从老师那里获取足够的评价自己学习状况的反馈信息,从而能够不断的审视自己,对自己的学习态度、方法、习惯等进行改进,让自己后继的学习活动能更加的富有成效。因此,教师应该要充分的认识到课堂题问的重要性,并积极的用好课堂提问,从而更好的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与效率。
2努力提高问题本身的有效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2.1课堂提问应该具有明确的针对性
课堂提问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对学生进行评价、检查,并且体现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课堂教学活动的实际需要,设计出具有明确针对性的提问。例如在教学《我们周围的空气》课题2氧气中的演示硫燃烧实验时,一位教师在实验过后提问:“同学们,你们从刚才的实验中观察到了什么实验现象呢?”
学生1回答道:“硫能够燃烧,并且在燃烧时发出蓝紫色的火焰。”
学生2回答道:“我和他(她)看到的一样。”
……
教师在连续喊了多位同学后,这些学生的回答基本都一样。这样的提问因为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很难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率。而如果教师能够将问题设计为:“请同学们回想一下,硫粉在加热时状态发生了什么变化?硫在空气中燃烧和在氧气中燃烧,火焰分别是什么样的颜色?燃烧后的生物物又具有什么特征?”这样的提问,具有较为明确的针对性,学生能够从教师的提问中很快的领会出教师的意图,从而能够回答出比较重要的实验现象,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进而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来回折腾,而且还起不到相应的作用。为了能够让课堂提问更加具有针对性,教师需要做好一下几点:(1)要能够掌握学生的思维原点,对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进行掌握,从而能够选择出较为合适的切入点,对学生进行提问,以能够通过提问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2)需要把握好课堂提问的时机,课堂提问最适合的时机就是学生的思维已经展开,并急于寻找到突破口的时候;(3)提问的语言应该尽量的简练精准,好的问题应该用直接、简练的语言呈现出来;(4)不能够一味的为了追求提问的数量,而使得问题不具有针对性,提问是为了给学生创造出思考的机会,通过思考来解决各种心中的疑难,不能够单纯的作为一种课堂教学的形式。
2.2课堂提问应该具有一定的深度
在进行课堂提问的时候,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把握好问题的深度。在进行课堂提问时,如果问题设置过于肤浅,那么就很难使得学生充分掌握学习内容;而如果问题过难、过深,则又可能让大部分学生对所学的内容产生畏惧,难以深层次的进行理解掌握,从而失去学习信心。例如在教学《我们周围的空气》的课题1时,在演示了空气中氧气体积分数占1/5的实验后,直接对学生提问:“某同学实验结果小于1/5,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突兀,同时对于刚刚接触化学的初中学生来说,由于化学知识的缺乏,这个问题就显得难度过高了。学生们基本都不知道应该从哪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学生都会胡思乱想,不知道想到什么地方去了,从而起不到思考的目的。为了能够控制好这些问题的难度,教师可以在提问之前就做一些处理,例如:先让学生对这个实验中的注意点进行分析,分析应该注意那些地方;如果做实验的过程中没有把握好这些注意点,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等等。学生先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后,就能够较为容易的对开始的那个问题进行正确的回答。
2.3课堂提问应该注意层次行
课堂提问要注意问题的层次性,要尽可能的由浅入深、由简到繁。例如在《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一课中,将二氧化碳通入紫色石蕊试液中,溶液颜色由紫变红,溶液为什么会变色呢?学生们面对这个问题,往往会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知识范围。为此,教师可以将这个问题进行分解,可以这样做:先将盐酸、白醋、蒸馏水分别加入到紫色石蕊试液中,发现加入盐酸、白醋的溶液颜色由紫变红,而加入蒸馏水的溶液颜色却没有改变。教师这是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哪一类物质能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通过实验,学生很容易的就能够得出结论“酸能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然后教师可以在一瓶干燥的二氧化碳中放入浸过紫色石蕊试液的纸片,然后引导学生思考:“干燥的二氧化碳能否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通过这两个问题的逐层引导,能够让学生通过推理得出结论: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生成的酸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这里就是将一个学生难以理解、解决的问题分为了若干个小问题,并通过实验的方法,层层推进,一环扣一环地问,逐步的引导学生的思维向着纵深方向发展。同时教师的提问还不能够仅仅局限与少数的学生,一般的情况下课堂提问很难适合每一个学生,因此,要尽可能的将问题相关的分解成一串,做到面向全体学生。
2.4课堂提问可以在一定的情景的支撑下进行
如果没有一定的情景进行支撑,那么问题就有可能变得空洞乏味。在教学的过程中,好的情景不仅仅能够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还能够提高问题的趣味性和有效性,激发学生的思维。但是化学课堂上又应该如何创设出提问的情景呢?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方法:
2.4.1联系生活实际,创设问题情景
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是来源于生活之中,与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化学也是如此。人们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化学,用化学可以解释很多生活中的现象。如果利用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来创设情景,那么就可以让学生体会到化学的重要性。例如在讲解氧气在水中的溶解性的时候,先通过煮沸的水不能养鱼与人不能够在水下生存的学生熟悉的生活情景创设出问题情景,然后再让学生思考氧气在水中的溶解性怎么样?这样可以让学生很容易就能够得出“氧气在水中可以溶解,但溶解性不大”这个结论
2.4.2通过实验来创设出问题情景
化学是一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学科。学生能够从实验中获取各种知识,并锻炼自己的能力。通过实验能够激发学生的思维和想象。例如在讲解《氧气》时,有一个炭在氧气中的燃烧实验,在完成木炭在氧气中燃烧实验后,可设置这样一个问题情景:为什么可燃物在氧气中燃烧比在空气中燃烧剧烈的多?让学生根据现实生活和木炭在氧气中燃烧的实验进行讨论。在学生分析综合得出结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提出下一个问题:在空气中不易燃烧的物质能否在氧气中燃烧呢?这可使学生的兴趣进一步提高,并鼓励学生对此问题进行猜想,从而引出细铁丝在氧气中燃烧的实验。
一、设置专题,力求深入
本科阶段,一些教师讲授《中国文化概论》,往往受到学时、教材以及学生接受能力的限制,在教学过程中容易走马观花,难以深入。就教材而言,大多依据张岱年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冯天瑜等所著的《中国文化史》以及阴法鲁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等教材。这些教材各有千秋,大多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渊源、经济基础、发展历程等入手,再分章节讨论中国文化之分流如宗法制度、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历代官制、天文历法、建筑风格等,内容涉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有些教材侧重于分章讨论,但内容显得驳杂浩瀚、难以精专;有些教材则注重对中国古代文化史发展历程的揭示,分各个时段进行论述,脉络虽清晰,但宏观阐释不足。这些教材有助于学生对中国文化基本知识点的学习,但也易流于表面,讲授深度往往受到牵制。研究生阶段,如果再将这些教材的知识点复述一遍,将有悖于研究性教学的总体特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会大大降低。
有鉴于此,笔者结合研究生教学要求,设置若干专题,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深入细微,旨在提升学生的独立思考及科研创新能力。笔者给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共计36课时,大约每6个课时讨论一个专题,分“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先秦文化典籍精读”、“中国学术思想概论”、“中国史学概论”、“中国历代制度史”、“中国美学通论”这六大专题对中国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其中“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在于宏观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脉络,揭示其内在起承转合规律,探讨各阶段文化之总体特点。“先秦文化典籍精读”通过经典阅读,引导学生掌握先秦文化原典的思想精髓。具体选择《论语》、《老子》、《庄子》、《周易》、《礼记》、《诗经》等原典,采用现代比较规范的注本进行精读,追寻经典之本意,思考其中的现实参照意义。学术是中国文化的命脉,“中国学术思想概论”侧重于探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传承、士人道德操守及其中国文化之影响,分先秦诸子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进行集中探讨。“中国史学概论”在讲述中国史学史的基础上,通过精读《史记》文本,初步了解中国史学思想及文化影响。中国历代制度演变与文化发展紧密结合,因此“中国历代制度史”主要探讨某一时段政治、经济及文化制度之兴衰演变,以求通过制度反思而关照当下。“中国美学通论”则讨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宗教等审美特质,揭示中国美学的独有内蕴。之所以如此划分专题,既考虑到中国古代文化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又涉及古代文化的经济、政治、学术、思想、艺术等诸多方面,将宏观和微观结合,力求深入浅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反响较好,大多觉得上课收获颇多。通过学习这些文化史专题,他们既能宏观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进程,又能对一些文化史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二、讲论结合,互动交流
研究性教学重在引导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转变其固有思维方式并提升其科研能力。因此,在授课方式上,不能采取传统填鸭式教学方法,更要将授课、研读、讨论、互动相结合。笔者采取的讲授方式为:讲论结合,精读原典,分组讨论,课程作业。所谓讲论结合,是指每个专题先由教师讲解两个课时,或是总体论述该专题,或是论析某本典籍,或是对某个具体话题深入探讨,内容不拘,形式自由,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精读原典,主要让学生课后对中国文化史上主要典籍及经典学术著作进行阅读。具体六个专题各列出书目,如“中国文化发展历程”阅读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先秦文化典籍精读”阅读《论语》、《老子》、《庄子》、《周易》等书,“中国学术思想概论”阅读钱穆《国学概论》、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中国史学概论”阅读王伯祥《史记选》,“中国历代制度史”阅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美学通论”阅读李泽厚《美的历程》。每个专题大约要精读一到两本书,在精读原典的基础上,再让学生讨论则有话可谈,言之有物。
“学而不思则罔”,阅读经典之余,更要乐于思考、敏于答问。本课程在教师讲授以及课后阅读之后,也颇重视课堂讨论,对中国文化史诸多专题进行较为深入地探讨。先秦思想文化中儒家与道家思想存在异同,在课堂讨论时,笔者将学生分为儒家、道家两方,分别阅读儒家和道家原典之后讨论儒家及道家关于“道”的理论,有学生认为儒家思想不太关注个体而重视群体性道统,当时就有学生反驳说儒家也重视个体的尊严、道德修养等。在激烈讨论之后,笔者对双方论点进行评析,指出先秦思想的复杂性,不可仅以儒家或道家笼统论之,即使儒家内部不同学者之间也有差异性。通过大胆质疑、相互切磋,学生的视野得以开阔,研究视角日趋新颖,为日后科研及学习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课堂讨论之后,笔者要求学生将各个专题以课件的形式展现给在座同学,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独立收集材料、开展研究的能力,也活跃了课堂气氛,使得学生自身讲课水平得到提高。如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这一练习过程中,有学生做出“情迷唐代”的精美课件,讲述唐代历史文化,并解读其热衷于唐代文化的原因,受到在座学生的好评。又如阅读《史记》时,一些同学详细分析《史记》中诸多不大出名的历史人物,通过分析历史人物的命运,解读中国历史的诸多特点,令人耳目一新。再如讲到“中国美学通论”时,有同学对汉服极为感兴趣,作出“儒雅的汉服”的学术报告,整个报告图文并茂、内涵丰富,让在座的同学皆感受到传统服饰之美。通过以上诸多授课方式,使得原本单调的课堂丰富多彩,对于学生课后准备、课堂反应、积极思考等方面也作出了较高的要求,使学生得到极好的训练。
三、实地考察,经世致用
古语有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典籍记载的传统文化往往不够形象可感,学习中国文化史也要重视实地考察,充分借助博物馆、历史遗迹等资源,通过实地探访,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借助课余时间,笔者组织学生参观了扬州的寺庙、博物馆等历史遗迹。通过实地考察,学生了解到佛寺的基本布局、佛像的宗教内涵、民间的特点等,使得原本颇有距离的宗教文化变得切实可感。在博物馆参观时,笔者侧重讲解“广陵潮”、“雕版印刷馆”等几个颇有特色的馆藏。学生进一步了解到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成就,历代扬州文化的发展等知识,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刻板及印刷也有了深刻认识。这些不仅使得书本知识落实到实处,也增加了学生的兴趣,为日后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国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学习中国文化课程也当如此。在课堂上,笔者较为重视文化的传承及人文情怀的培养,呼吁学生将传统文化学以致用。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贤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平时的课堂讲授中,笔者有意识地让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载道”等话题进行讨论,试图让学生建立起文化自尊感和历史责任感。通过阅读经典,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文化反思能力。与此同时,笔者还提醒学生要熟悉民族文化精髓,从而在跨文化交流中充满底气。注重提升自身涵养及人生境界,不断自我完善与心态调整。通过学习文化经典,形成健全的价值观及家庭观,实现社会价值及人生价值。诸如此类,皆是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照出发,培养研究生独立思考、反思社会、传承文化、自我实现的能力,这些也是《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程的最终目标。
总之,笔者通过对教学内容的设置、课堂形式的改革、课外教学的拓展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对《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程进行改革创新。通过诸多尝试,使本课程既能符合研究性教学的要求,又能增进学生学养,树立起良好的价值观念,为日后的工作及生活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湖南:岳麓书社,2003.
[2]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联书店,2005.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论文摘要]中国艺术学科的成长,需要有自己的核心艺术理念支持。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当下是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关键时期二是要认真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三是要研究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建设的策略。
一、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
“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是基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而言的。比如在中国美术界,当时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性解析,从而为中国美术文化的新创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如果说中国艺术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了全新的变迁成长,主要是得力于l978年中国首次自觉地寻求变革而至。那么,从2oo9年开始应该有再一次促进新成长的自觉意识和实在行为。这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环境给予中国艺术文化的良机与使命。从中国当下在全球的态势来看,是具有新的持续飞翔的语境和条件。…中国及中国艺术文化学人当下是需要时刻明白自己已经具有了独立、健康、跨越发展的空间与条件,关键是需要在促进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成长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要不断自觉、不断提升、不断拓进。
首先,中国艺术文化本来就有自我之根脉。中国艺术文化的根脉是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认识论基础。这一点是不可忽视和缺失的。今天中国艺术文化新的自觉和新的发展之缘由与自信底气,就来源干中国艺术自己本来的根脉。不论讲中国艺术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好,还是说诉求创建中国艺术学派也好,都是由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文化之根。
从原理上看,思想是有历史属性的。当下我们审视、形成和确立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的思想,也是有厚重的历史内涵与缘由的。中国艺术文化同中国其他文化一样具有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与传统。不仅中国美术文化传统、中国的音乐艺术文化传统、舞蹈艺术文化传统、戏曲艺术文化传统等艺术形态是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就是在20世纪才兴起的中国电影艺术、中国电视艺术,也有了自己民族特性的传统内涵。为什么有学者在反思回顾论及中国画在2o世纪8o年代后出现的一些历史事项后讲:“有趣的是,‘末13论’提出之后,中国画却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笔墨等于零’说提出之后,当代中国画家们反而空前的看重了‘笔墨’,黄宾虹和他的笔墨论大行其道,使许多画家更深入的思考中国画的本质精神和文化特性等问题,有利于中国画的发展。这是要感谢‘末日论’和‘等于零’提出者的”。l2正是因为中国画有它自身深厚的传统内容,所以国画家们才不会盲从于一人之论而失去自我。总之,在者力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之时,要守候中国艺术文化的本来之根脉。
其次,“西来东失”的走出。如果从中国近现代的艺术观念、艺术术语、艺术创造方法、艺术评价标准等视点看,中国艺术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呈现出了“西来东失”局面。但是,当下是到了走出这种非常态局面的历史时期了。因此,走出“西来东失”的时刻也是促进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语境因素。换句话说:走出“西来东失”的标志,就是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赫然建构与矗立。
所谓“西来东失”,是指中国本土文化随着西方等外来文化侵蚀而衰微的社会现象。由于西学东来的声势强大,致使中国本土艺术文化遭到了时在的哲学人士、政治人物、艺术从业人员等多类人物的抨击或改良,故而整个20世纪的中国艺术文化都处于“向左走”、“向右走”的非主体性定位之行为的局面。但是,在当下,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进步和认识水平与实力的增强,那种唯他者是从的社会语境已经过去了。中国到了要向他者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艺术思想、艺术文明的时期。因此,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是必要的、是必须的,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成为了当务之急。只有构建好了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有了厚实的中国艺术文化宝藏,才有向他者推荐自己的资格、自信和实货。
再则,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30年之改革开放的积淀基础。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不可忽视的认识论基础之一的是l978年至2008年这3O年问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纵观中国艺术文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无论是艺术观念、艺术价值取向、艺术体制、艺术学术、艺术学科、艺术形态、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市场、艺术教育、艺术组织、艺术审查、艺术传播、艺术交流、艺术消费、艺术生态、艺术变迁,还是在艺术人才、艺术从业队伍、艺术文化产业、艺术受众、艺术语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迁提升、积淀起了丰厚的财富。没有这些已有的艺术文化基础,是很难去规划和设定与促进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提升与腾飞的。所以,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艺术的历程与得失,应该有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望在高妙地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系统学说。
为什么需要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为什么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这都是因为中国艺术文化在当下新生长的迫切需要。中国艺术当下的中国处境是:中国整体的发展要求中国艺术文化应该有经典性的反映与成就。所以,中国艺术当下的变迁成长,应该有与昔日之不同的取向与面貌。只有这样,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的中国艺术匹配不断崛起和强大起来的中国整体社会。另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中国艺术文化成为强大中国构成的重要内容元素。那么,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艺术与昔之艺术如何的不同?如何的变迁成长?如何的成就满足?这些都需要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做出回答。可见,中国艺术文化生长新起点的需求,是中国艺术文化再次自觉的促成因素之一。总之,中国艺术的未来是应该在中国自主的艺术价值立场、艺术价值诉求、艺术价值取向、艺术观念支持下的卓越变迂成长成就。
二、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
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伟大的民族。不仅历史久远而丰厚,而且是绵延成长从未间断过。历史除了有些巧合以外,应该还有些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华民族在公元前2l世纪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二第一个国家夏。从此,中国进人了灿烂的文明时期。而当下的中国是在公元21世纪开初便创获了新的伟大复兴的生存语境。这个历史的巧合或历史的必然,内在逻辑地注定r中国是到了应该充分自觉认知本土文化、提升本土文化、再创本土文化新辉煌的最佳时刻。在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视野里,我们ti土看到,在悠k的中华艺术历史长河中,在原始时期,我仃】先人的艺术思维认知能力就得到_『很好地形成、生长和发展。比如在“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中,是已经充分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想象思维、形象思维和艺术创造外化能力。随着中华民族先民智慧的累积,即便是在先秦时期,我国在艺术认识论、艺术创造方法论、艺术作品集成、艺术理论定格、艺术历史累积、艺术功能社会化、艺术核心价值确立等方面都有了卓尔不群的伟业建树。从“画论”视点看,在战国时期就已露中国绘画理论的端倪。著名美术学者俞剑华曾讲:“中国画论自战国时代,((韩非子》鬼魅易、犬马难之言,已开画论之端。”l3从造物设计视点看,无论是实践上的创造、作品集成,还是理论著述,都是成就斐然。商代的青铜器、甲骨文、铭文字造型、篆书形态,战国时考工记著述等等都是中华艺术文明的经典、自豪与再创中国本土艺术文明的重要学理逻辑和基础。事实上,中国本土艺术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文明的证明。仅从美术与设计艺术两个视点来看,仰韶文化中的舞蹈纹盆、河姆渡文化中的双凤朝阳牙雕、商代殷墟玉凤》、岩画、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和陶塑女神像))、良渚文化中的((玉璧与兽面纹玉琮等实在创造物,就是中国整体文明不可缺失的铁证。因此,在当下我们应该大力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创建与累积。
在20世纪中国艺术界至少有两个自卑,一个是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另一个是对中华本土艺术的自卑。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表现在:认为民间艺术是粗俗之物故不能登大雅之堂。将民间艺术的价值看低而瞧不起。殊不知民间艺术却是艺术之根。瞧不起民间艺术的不良心理反应和认识,揭示了一些人对中国草根艺术文明的可贵价值认识不足。就在当下,那种对中国草根艺术形式认识不到位的观念仍然存在而被人批评。“至少在央视春晚上,流行歌手归为音乐舞蹈类,而二人转,小品归为语言类。二人转其实就是一种说唱艺术,与美国的Rap、Hip—hop都属于一种根源性、底层的音乐。但是,美国人可以把这一贫穷黑人社区的音乐文化发展成为全球文化潮流,中国人却始终只把二人转看成为一种舞台表演或北方曲艺。”l4实践证明,对中国民间艺术文化的自卑将导致对中华文化整体认识的自卑心理与认识的产生。一些人对中国本土艺术的自卑反应在:认为中国的艺术不如西方的艺术科学和高级,故而,一味地要用外来艺术改造中国本土艺术。比如:被著名国画家潘天寿(18971971)在l957年称之为“无祖宗的世界主义者”的江丰(19l0一l982),在195O年秋天,于杭州的一次国画改革会议上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定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能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I】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将时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中国画系取消”。不过,“这种排斥其他画种的说法和做法引起一些国画家的不满。”l6I对中国自身艺术文化的自卑的结果,是导致中国本土艺术走向虚弱化。这种不良的民族艺术认识论和具体的误导性艺术民族创造实践方法论,无疑是不利于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创造和成长。在当下的语境促进和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的重要认识与行为,就是要让中国本土已有的经典艺术文化继续发挥光芒与应有作用。
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是丰厚的。仅从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看,艺术认识论的“行己之道”、吐故纳新、生生不息、写意、情理、形神、哲理、意象、立象尽意等观念、艺术价值论的“文以载道”、艺术辩证法的虚实论、“不似之似乃为似之”、艺术变迁论的“笔墨当随时代”、艺术方法论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大人达士,不拘于一家”、“搜尽奇峰打草稿”、艺术评价论的“气韵生动”和“意境”学说、“品级论”,以及绘画艺术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物在我”、“大象无形”、音乐艺术的“大音希声”、舞蹈艺术的“舞,动其容也”、园林艺术的“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漫”等众多艺术学理,都是应该不断闪亮的重要的中国本土艺术思想。只有在不断深入研究梳理和经典编码中国已有本土艺术思想之集大成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充分和完善构建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抛弃中国已有的经典艺术思想。
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从先秦至今,应该说是在不断创生增厚的。当下的历史任务是更需要中国艺术学人认真对待和重视运用自己民族的艺术学术、艺术思想的时候了。著名美术理论家水天中对著名画家吴冠中的艺术思想与创造行为的评价结论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如果以教科书的标准去衡量吴冠中的文章,会找出许多论证欠充分、推理不严密的地方,许多批评吴冠中文章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但如果看文章对突破美术习规的定势,拓展美术家思路的作用,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术理论领域中,吴冠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界,吴冠中的艺术作品与艺术观点仍然是频频引发争论的话题。因为他继续向秩序挑战,因而这正是一种价值,一种分量。因为它越过人们难以摆脱的二元对立定势,让我们看到中国绘画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着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其实,中国许多艺术学人在突破艺术习规、拓展艺术边界、丰厚中国本土艺术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下与未来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和明白这一点。及时认识到和肯定中国艺术人自有独到的艺术智慧和艺术创造力与艺术成就,是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累积的当务之急。
三、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策略
探寻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体系,不是一蹴而就和随意就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精心设计和制定确实可行的战略。因此,能够明确认识到研究制定建设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策略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是当务之急。
首先,确立大气的思想认识之策。此之大气,意即宏大开阔的思维、视野与气势。以大气的思想认识论来指导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力求避免自卑、低俗、小气、狭隘等思想意识、思维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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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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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教育学家弗赖登塔尔说过:“学习数学的唯一正确方法是实现再创造,也就是由学生把自己要学习的东西去发现或创造出来;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和帮助学生进行这种再创造,而不是把现成的知识灌输给学生”。教育不是替代、告诉,而是引导、经历、体验和感悟。开放式教学的实质就是引导学生实现自我发现问题、自我分析研究问题、自我解决问题,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而作为知识结构并不完备、身心发展并不成熟、自我约束能力还相对较差的学生,其在自主探究的过程出现偏差甚至背离教学目的的状况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小组讨论数学问题的过程中,有些学生基础薄弱,参与热情不高,出现了走神、开小差等等,有时甚至会在激烈的辩论中学生不知不觉把探讨A问题转向探讨B问题,把几何问题转向了代数问题。出现照顾如此类的情况,作为课堂主导的教师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且结合实践,增强对类似情况的预见性,提前改进教学方案,避免出现更多的问题。
二、个别问题放到课下或者以后探讨
开放式的课堂教学经常采取小组式、合作式探究学生,鼓励学生开拓思路大胆辩论,鼓励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善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全员参与的过程中寻求解决难题的不同方法。在激烈的讨论和小组竞争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偏差。比如一节数学课,本来的教学目的研究三角形全等的定理,但是在探讨解决一个有关三角形全等的应用题目时,各小组热情参与,积极发言,触类旁通,联系了很多的定理和知识点,提出了很多可行性方案,但有一组学生却联系上了代数问题,其他小组也紧随其上,顺着其思路转向了代数问题。形势逆转直下,学生热情高涨,眼看还有15分钟下课了,讨论的方向已经开始偏离目标与目的,这时就需要教师积极进行课堂控制,把问题流留到课下探讨,引导学生沿着正确的目标方向继续进行;同时要充分肯定和保护学生的创新与热情。教师可以用这些类似的语言控制课堂:某某小组或者某某同学的思路非常新颖,这种勤学善思的行为值得肯定与赞扬。今天我探讨的主要内容是三角形的全等问题,为某某同学提出的问题主要的代数问题,涉及到了方方面面,鉴于课堂时间有限,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到课下,老师将和你们一起探讨。现在,让我们继续来探讨三角形全等问题•••••寥寥数语,既保护了学生了积极性,也牢牢把握住了教学目标,抓住了重点,提高了课堂效率。
三、风趣幽默的语言艺术,改善课堂气氛
要提高课堂的应变能力,需要教师学会宽容大度,不计较学生在课堂上的失态;需要教师具有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活跃并改善课堂气氛,引导学生热情参与,化解尴尬和矛盾。数学教学不像语文或者历史,本身就显得枯燥无味,所以更需要教师改进教学风格和语言风格,增加课堂的趣味。在小组竞赛、讨论发言的活动中,可能会碰到两个学生争论的面红耳赤,各执一理,相互相让,甚至有的学生会充满敌意,出言不逊。在这种紧张的课堂氛围下,教师应该运用幽默风趣的语言,以宽容大度的心态,缓解过度紧张的气氛,给课堂增添点剂,营造积极健康的探究氛围。面临两个学生面红耳赤的类似情况,教师可以一笑了之,适当把话题引向课外,然后再导入正题,可以这样说:你们两个的激烈辩论,让我想起了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舌战群儒,你们也像诸葛亮一样显示了自己的辩论才能。他们辩论的是国家大事,我们探讨的是数学问题,所以,我们适当保持一份冷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现在让我们继续探讨某问题。在轻松幽默的氛围里,全体学生一笑而过,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学习状态。
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计算机等多媒体技术,将无法演示的实验、抽象的微观世界、一些化工生产流程和工艺制作成科学、规范、直观、形象的CAI课件,以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如北京师大开发的《中学化学微观世界》中“电子云”“晶体结构”“足球分子”等CAI,将化学世界变静为动、变无形为有形、变无声为有声、变抽象为直观、变微观为宏观,把工厂搬进了教室,实现了“鼠标一点,万语千言”,使学生既领会了知识,又增强了能力,从而为走向社会、适应社会、驾驭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变验证为引导,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在实验教学中,教师应充分相信和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凭借自己的知识、经验和能力独立地“发现”他未曾学过的知识,进而对某一问题或观点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达到在动手中锻炼、提高自己的目的。如在做CI2具有漂白性的实验时,学生观察实验发现“干燥的红色布条在CI2中不褪色,湿润的红色布条褪色”。于是我问学生“水能否使红色布条褪色呢?”“不能。”(学生回答)“那湿润的红色布条在CI2中被漂白褪色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一引导使多数学生悟到了漂白是CI2跟H2O反应生成了新物质的作用。但有一位学生有新的想法,他问是不是H2O催化了CI2的漂白作用。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我首先肯定了他的想法,接着即兴组织全班讨论,最终使大家都明白了催化剂只能催化可以发生的化学反应,而不能催化不能进行的化学反应。这样课堂上既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又融洽了师生关系;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提高了学习效果。
(二)鼓励学生大胆探索创新。
实验教学是中学化学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能力和素质的重要载体。但验证性实验对高中生来说,弊多利少,一定程度上它让学生成了“看热闹的观众”,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有时还会挫伤学生探求新知的积极性。如果在实验教学中,组织学生成立兴趣小组,开展活动课,让学生自查资料,设计实验方案,那么实验中往往一个很小的收获,也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喜悦,能够激发他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讨的兴趣。但有时,他们也会对实验中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或“意外”结果感到迷惑不解,这时就需要教师采取鼓励态度,积极启发、引导学生分析原因,加深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求索的创新精神。因为在科学发展史上不乏有意外的发展,这些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科学理论的起点,如伦琴发现了X射线,贝克勒发现了铀的放射性等。
三、变单一为综合,培养学生的整体能力
(一)认清化学在各学科中的地位
化学同各个领域的其他学科联系密切,在各学科相互交叉的知识技术网络中,它是中心学科之一。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化学的知识是多元化的,是联系物理、数学、生物的桥梁和纽带,它从物理、数学、生物等相邻学科中汲取力量,使得自身不断获得发展。因而化学教育不能再囿于狭隘的化学教育观内,只培养具有化学专长的学者,而应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二)注重学科渗透,实施化学教育的综合化
课程设计应该提前准备,紧跟课程内容,充分挖掘业余时间,在不同阶段不断地修改完善相应的内容。把课程设计与教学同步进行。这样,在不增加停课设计时间的情况下,加大了课程设计的时间跨度,从而为提高课程设计质量提供了条件。通过系统教学把设计能力的培养扩展到课堂教学与课程设计这两个教学环节中,使两个教学环节成为有机整体,有利于学生对建筑设计能力的掌握。
1.1建筑施工图方案草图设计阶段
通常的情况下,课程上完了绪论、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也就是前四章的内容后,再加上早期工程制图已上完,学生对房屋施工图的方案设计已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时可以布置任务书,任务书的内容可以按教材上的任务书,单元式多层住宅楼设计。设计之前可查阅有关资料,进行施工方案设计。先进行草图构思,解决建筑功能分区与环境协调、平面构成、平立剖相互关系等问题,可要求学生做出若干个方案进行比较,在教师的指导下确定较为合理和完整的方案,并进一步细化尺寸及构造。平面设计是关键,先从平面入手,同时认真分析剖面及立面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综合考虑三者的关系,按完整的三维空间概念去进行设计。建筑平面设计包括单个房间平面设计及平面组合设计,单个房间设计是确定房间的面积、形状、尺寸以及门窗的大小和位置,而平面组合设计是根据各类建筑功能要求,抓住使用房间、辅助房间、交通联系部分的相互关系,结合基地环境及其它条件,采取不同的组合方式将各单个房间合理地组合起来。施工图的方案设计完后,上交进行第一次修改。
1.2构造设计阶段
民用建筑的组成分为六大部分,即墙体、基础、楼板地面、楼梯、屋顶、门窗。在课程中每一组成部分分一章讲解,每讲完一章指导学生在自已的建筑施工方案图上作出相应部分的细部修改,课程上完后整个修改过程就进行完毕。这样既巩固了所学的理论知识,夯实基础,又加强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学生也能把看似松散的教学内容整合成一体。同时利用了课后时间,节省了课程设计的时间。楼梯是建筑物中重要的部件。楼梯的净高在平台部位应大于2m;在梯段部位上应大于2.2m。在平台下设出入口,当净高不足2m时,可采用长短跑或利用室内外地面高差等方法予以解决。所以在本章节中作一个楼梯的大作业,包括平面图及剖面图的设计,为以后的课程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2设计周阶段
在设计周阶段,指导老师要拿出详细的指导任务书,以指导学生完成设计任务规定的完整施工图的设计。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实践经验,不知道一套建筑施工图的完整内容,容易漏掉一些细节,并且对图纸的内容往往表达不全,不完整,并且对已学过的制图规范记得不清,画图顺序颠倒,因此画图前要作出相应的要求和规定,以便作出质量较高、幅面较为整洁的设计图纸。对于设计指导任务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2.1图纸一律用手工绘制
2.2合理的图面布置
要进行合理的图面布置(包括图样、图名、尺寸、文字说明及技术经济指标),做到主次分明、排列均匀紧凑、线型分明、表达清晰、投影关系正确,符合制图标准。
2.3绘图顺序
一般是先平面,然后剖面、立面和详图;先用硬铅笔打底稿,再加深;同一方向或同一线型的线条相继绘出,先画水平线(从上到下),后画铅直线或斜线(从左到右);先画图,后注写尺寸和说明。一律采用工程字体书写,以增强图面效果。
2.4重视尺寸及名称的标注
①外部尺寸、内部尺寸、纵、横定位轴线编号及门窗编号、标注房屋各组成部分的标高情况、从平面图中可以看出楼梯的位置、楼梯间的尺寸、起步方向、楼梯段宽度、平台宽度、栏杆位置、踏步级数、楼梯走向等内容;②注意线型的粗、中粗、细线的应用区别;③在底层平面图中,通常将建筑剖面图的剖切位置用剖切符号表达出来;④建筑平面图的下方标注图名及比例,底层平面图应附有指北针表明建筑的朝向;⑤建筑平面中应表示出各种设备的位置、尺寸、规格、型号等,它与专业设备施工网相配合供施工等用,有的局部详细构造做法用详图索引符号表示。
3注意问题
关键词:高中数学课堂;设计理念;设计原则
问题是数学的心脏,问题的解决是数学课堂教学的核心。课堂中问题的设计并不是随意的,每个问题的设计都带有鲜明的目的性,是为整个教学目标服务的。教师在钻研教材的过程中,针对学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疑惑,将教材知识转化成具有层次性、系统性的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看似是相互独立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又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从横向看,这些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像九连环一样,一环套一环;从纵向看,这些问题又像是螺旋环,层层深入、层层递进的。
一、数学教学中问题链的设计理念与重要性
问题链是指教师根据教学目标与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将知识转化为有层次性、目的性与系统性的问题。问题链的设计理念是根据皮亚杰的构建主义学习理念。他指出:“人从婴儿时期到成人总是以一定的认知结构形式来摄取知识,而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认知图式。教师的认知就与学生的认知存在差异。教师的认知由于具有经验性,因而从整体认知分解到局部,然后回到整体,教师的认知具有全局性、深刻性和细密性。而学生的认知只能从局部到整体,再通过局部的巩固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想要有效地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必须采取合理的方式与手段,那么课堂上问题的设置就极为关键了。
二、数学教学中问题链设计的原则与方法
(一)问题链的设计是教师谨慎斟酌的结果,并不是随意的。笔者认为要符合以下原则。
1.目的明确。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我们的问题设置要始终围绕着教学目标,教学目标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学质量。每个教学问题都有一定的设计目的,都在于引导学生不断思考,向我们的教学目标迈进,要做到有的放矢。
2.表述准确。教师在提问题时应该考虑到学生的知识层次和接受能力,用词准确,能快速让学生理解,而不是为了卖弄自己的学识而用一些孤僻、专业性的术语来表达。教学的目的在于能让学生自主、最大限度地理解掌握知识,所以凝练而又准确的语言更能吸引学生。
3.设计科学。课堂上具有启发性、连贯性的问题设置是一门大学问。课堂上的问题不能繁琐冗乱,要有张有弛、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对于问题的逐步思考,知识也随之掌握了,真正做到了在教学中“师生共同体”。
(二)教师在设计问题链时定要多方面考虑,不仅着眼于教学内容,还要考虑到学生的知识接受层面。笔者认为在设计问题链时有如下几种方法。
1.设计与已学知识有一定联系的问题。对于已经掌握的知识,学生会多些自信,因此我们在设计问题时可穿插一些之前所学知识相关的问题。其一,这是对所学知识结构的进一步巩固复习;其二,在回答上这些问题时,学生积极性较高;其三,这些问题可为整个教学环节增添轻松的气氛,让学生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知识学习中。比如在学习指数函数的时候,可先让复习一次函数,让学生在一次函数与指数函数的对比中,了解指数函数飞跃性的增长。
2.设计一些实践操作的问题。学习不能仅仅依靠我们的眼耳,而是需要从实践中得出知识,这样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更牢固。设置实践操作的问题链可以利用一些辅助学习的工具,比如利用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工具、图形计算机、几何图像等,让学生利用问题进行分析猜测,然后动手验证,最后得出结论。教学过程中穿插了实践性问题,会让课堂变得生动活泼,更能提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设计一些同一层次不同角度的问题。以一个知识面榛点,然后控制变量、转换不同的条件或形式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这样会使学生加深对这一知识的理解,转变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从而使学生的思维变得更灵活,让学生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抓住它的本质内涵。
三、问题链的设计过程
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的问题链的设计过程主要有四个步骤:备教材、问题链的设计、课程实践与课后反思。
教师首先要“吃透”教材,对教材内容要有整体的知识,再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及对于学情的具体分析,制定出合理的教学目标;其次,根据所设置的教学目标要进行问题设置,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具备的一定的分析总结能力;然后,在课堂教学活动的展开中,问题的提出要因势利导,随机应变,让学生主导课堂,推动教学环节的进行,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及时发现问题,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最后,上完课之后,要及时进行教学反思,找出在实践中的优点与不足,进行分析与总结,使自己的教学过程中的问题设计得以完善。这四个步骤是教师上好一堂优质课程所必备的,也是教师应该具备的教学素养。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主体是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指的是其中的积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有四个方面: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人本主义;天人合一;礼治精神。在高等院校教学中,充分挖掘学科专业的文化要素,推进特色大学文化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开展专业与梦想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研究与实践,拓展新形势下的大学文化的新内涵,具体研究如下。
一、勇于开拓专业领域中的文化新内涵
加强课堂理论教学的文化内涵并与课外实践体验有机结合,让中国传统文化走进所学专业,开展旅游文化研究、饮食文化研究、企业文化研究,从而促进学科教学,丰富大学生文化底蕴。
(一)将传统文化融入旅游专业学生学习中
如今旅游增温不下,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只有以文化为底蕴,旅游业才能有档次、有品位,常胜不衰。唐诗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李白、杜甫、王维、元稹、高适等唐代著名诗人的作品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信息。中国古典诗词范围广博,涉猎从自然到人文的风俗,作为一部精神文化史的唐诗,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部反映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记述自然风光、名川胜迹、人文建筑、服装服饰、风土人情、绘画书法、音乐舞蹈、节日庆典、传统习俗包罗万象,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资产,如能有针对性地应用到旅游专业学科教学中,则可为旅游注入新的活力。另外,从边塞诗中了解我国古时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了解丝路上的主要城镇、朔漠风光、异域风情和异域文化。借助唐诗对黄河流域的叙述,了解黄河流域的风土人情和繁华古都。从对长江流域的叙述角度出发看唐诗,看春江花月、烟雨楼台和文人雅士的江南特色。通过收看《舌尖上的中国》电视纪录片,以及阅读董桥的散文如《乡愁的理念》等感悟中国传统文化,将知识和理念、文化融入学科教学中。
(二)将饮食文化融入专业课学习中
中国自古以来重自然,爱生命,追求和谐,饮食活动注重情趣,烹饪讲究技巧的施展、饮食器具的挑选、菜点的安排,注重审美情趣。中国饮食文化具有如下特点。如风味多,南米北面,南甜北咸、东酸西辣;四季有别,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讲究美,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注重情趣,中国菜肴的名称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的命名,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等来命名。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花鸡、鸿门宴等;食医结合,药膳同源等。中国饮食文化注重人文情怀,不管是什么目的,大家都会团团围坐,举杯相敬、让菜、劝菜,分享各自内心美好的事物,分担朋友内心的痛苦。此外像孔府宴、满汉全席,席中还有诗歌答奉、百戏歌舞、投壶行令,文采斐然。其规模盛大、高贵,程式复杂,珍馐菜肴达三百多种,它拥有中国古代宴席之最的美誉。
二、寻找区域文化中的传统文化,构建特色大学文化
结合区域经济特点,深入社会实践,结合城市承办的各种博览会、文艺演出、体育盛会等形式,开展寻找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活动。以吉林省农博会为例,开展专业与区域文化融合研究。在旅游景观设计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营造大学文化,与区域文化融合,体现吉林省民俗文化特点。吉林省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人居多,是世界公认的萨满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农博会展览中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将梦想与景观设计的实践融为一体,突出区域民俗文化的特点,如汉族传统民居――土坯房子篱笆寨;满族传统民居――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出在地面上;朝鲜族传统民居――立柱支撑、纵横梁木、进门就是炕。“地窨子”“马架子”“闯关东”时的民居。现代生活方式替代了传统民俗,但是我们不该让当代大学生忘记优良精致的民俗文化。
三、开展与所学专业有关的企业文化研究实践活动
企业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结合大学所开专业的特点,引导学生关注企业文化,丰富所学专业的文化底蕴。如一汽大众企业文化研究、北京同仁堂的企业文化研究等,这样有助于学生求职就业以及职业素养的养成。同仁堂有着335年悠久历史,三百多年来,同仁堂人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严格遵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经营中坚持“德、诚、信”的优良传统,确保同仁堂招牌的熠熠生辉。改革开放以后,同仁堂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内涵,坚持诚实守信的经营观、义利观、质量观、激励观,发展观、人本观,将企业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中。
一、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已不再适应现代社会,语文课不再单单只是写写字,背背课文。要想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应先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成为了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而语文课堂教学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课堂情境是千变万化的,尽管教师在课前做出周密的安排、制定详尽的计划、做好完美的准备,但是,很难保证课堂环节能较好的按照预期的计划进行。在意想不到的情境中,只有做到因时而异,随机应变,善于捕捉课堂中的各种偶发事件,抓住教育契机,随时调整教学过程,才能和学生共同构建开放的、充满生命力的语文课堂;只有积极利用生成的课堂事件,才能在精心设计准备的基础上使得教学目标得以创造性的实现。所以,这就需要教师用更加新颖的教学方式来活跃课堂的学习氛围。例如:语文教科版二年级下册《世界上最美的是什么》一文,教师就可以将课文排练成即兴小话剧,让学生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小动物的处境、语言、和心理活动,加之老师的穿插讲解,就可以让学生在观剧演剧中将课文的寓意和中心思想心领神会,比强行向学生灌输更有效果,也更容易让学生提起兴趣去学习,更容易将知识消化和吸收。
二、课堂上加强师生互动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教师是学生的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课堂是师生互动、沟通交流的平台,当这个平台上出现不和谐的音符时,教师要恰当地履行好引导者的角色,积极引导,运筹帷幄,才能让每个意外都转化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让每一个尴尬都闪耀智慧的亮光。而传统的教学方式大多为“填鸭式,”互动的模式也以提问回答居多,让学生一直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其实互动的模式除了提问回答的模式外,也可以以小组讨论的方式来进行,如遇小组之间意见分歧,也可以以辩论赛的方式各抒己见。一方面学生在辩论的过程中会加深对课文的思考,同时又达到了提高学习兴趣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对学生的发散思维有很大帮助。
另外,在课堂上,当学生积极思考,回答精彩,表现良好时,教师应该给予学生鼓励性话语,适当的鼓励和赞赏会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其更加认真投入课堂学习中;但是,课堂上我们还经常碰到学生回答不正确的情况,有时甚至出现“冷场”,这对每个教师都是一种挑战。此时如果教师消极地应对,批评斥责往往会使学生参与课堂积极性受到很大的伤害,尤其是对那些学困生或性格内向的学生更是如此。这就要求教师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语言,积极应对各种课堂生成。
在高年级任教阶段,每位教师在课上都难免会遇到调皮、故意扰乱课堂秩序的学生,我们无法控制他们的大脑和思维,无法捆绑他们的肢体和语言,唯有在不变之中应万变才能保证课堂教学有序地进行。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时常会提出一些出乎意外的问题。教师若装聋作哑,则将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若严词斥责,将泯灭学生智慧的火花;若敷衍搪塞,将使学生疑窦倍增,如坠云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巧妙引导,把学生脱轨的思维引导到有价值的发现上来。人们都说,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处理事情、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有着天壤之别,因人而异。若是想要班级内的每一个学生跳动的思维都在教师的掌控下,作为老师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接受新知,努力地充实自己,才能与学生共成长,同进步。只有教师的桶里装满了水,才能让学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论文关键词:文化人类学,中国文化概论,教学
上世纪末,教育部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列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计划。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大部分高校以必修或选修的方式为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开设了这门课程。作为一门跨专业的基础课程,“中国文化概论”正在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现途径。学界就“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性质、体系、内容、教学手段和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推动了课程建设。然而,针对现代性危机下的大学生价值困惑,如何在一定学术和教育理念的支撑下,甄选课程内容,运用有效教学方法切实达成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彰显“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其理论方法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中的应用。
一、人类学理论方法及其课程观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性及文化的学科,在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管理的应用研究中发展起来,衍生出众多的理论流派。人类学秉承的独特理念和方法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树立了新的范式,并为诸多相关学科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借鉴。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论、主客位描写、田野调查、民族志方法和跨文化比较法等是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核心。
(一)文化相对论
文化相对论又称文化相对性人文历史论文,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有和充分的价值,对不同文化价值的评估应该是相对和平等的,没有衡量文化高低的一致标准。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宽容和理解,将文化放置到具体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和社会形态中进行价值评判。文化相对论打破了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局限,“挑战了既有文明的正统性。”[1](p16)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坚持一直是人类学的宗旨,通过对异文化和他者的探究,寻求人类文化规律,并以此在跨文化比较中反观和审视自身。引发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文化多元主义浪潮,持续讨论以美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的一体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冲突问题。
(二)文化整体论
文化整体论是指人类学对人类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认识,不同理论流派均秉持这一理念,都把其作为观察人类社会文化的手段。文化整体论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文化做历时性分析,关注文化的起源、演化、发展历史和延续性,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产物。二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对文化做共时性分析,注重文化局部和整体的关联,通过对社会制度、经济、宗教、神话、巫术等的综合研究,理解文化的整体系统。三是对人类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及其衍生现象的综合研究,即生物-文化整体论(bio-cultural holism)。文化整体论为解释文化的生成和变迁,以及文化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模式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三)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
自从早期人类学者走出书斋,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田野调查便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学科标志,规范而严谨的田野调查是一个人类学者的成年礼。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指出田野工作的三个原则:“首先,学者必须怀有真正的科学目标,并且知道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和标准。第二,他应当将自己置于良好的工作条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和其他白人居住在一起,而直接居住在土著人之间。最后,他还得使用若干特殊方法以搜集、操作、确定他的证据。”[2](p5)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有参与观察、学习语言、结构访谈、口述史收集等。民族志是通过田野调查所得的独特书写方式,是对某种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的过程和产品。它是一种文化解释文本,通常采用“深描”和阐释方法,有对话民族志、实验民族志等多种撰写模式。
(四)主客位视角及描写
人类学是关于“他者”的学问人文历史论文,致力于对不同人群及文化的理解。马文.哈里斯借用语言学家派克取自phonetic和phonemic的两个词,用词根etic表示客位,emic表示主位,创造了客位文化、客位视角及主位文化、主位视角的观点和描写理论。主位指文化承担者的认知和描述,客位代表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主位与客位视角的结合有利于研究者做出科学的判断和解释。因此在田野调查中强调人类学者要“进得去,出得来”,既能切身体验“他者”文化,又能以冷静的姿态不囿于其中。
上述理论方法以最初用于异文化的研究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课程研究也不例外。人类学有独特的课程观,认为学校“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 以人类学的视角定位课程,课程便是人类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教育之文化功能的具体化,是人们在学校场域中获得全部知识经验的实现途径。开展课程的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探讨课程内容的设计、多元文化课程、课程中的师生关系等问题。上世纪晚期,课程研究范式发生根本转换,“从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量化研究转向以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方法论为基础的立足于解释学分析的质性研究,以个别科学为基础的‘范式话语’转向了以叙事为基础的叙述性话语。”[4]从中可见人类学课程观对课程研究的影响。
二、“中国文化概论?笨纬倘谌肴死嘌Ю砺鄯椒ǖ耐揪?
“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文化研究、展示和教育的课程,在本质上更符合人类学者对课程的内涵和功能的定义,因为其根本目的在于向大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及价值,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认同感,从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在教学实践中融入人类学理念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方法的运用、课堂的构建与学生的参与和接受行为等均可在人类学视野中获得新的启示和发展。
(一)课程内容和知识选择的多元化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无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类教材也层出不穷,以张岱年、方克立编和金元浦编《中国文化概论》等为代表。面对博大精深、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内容的选择成了难题,高校和学界对这门课程的体系和结构尚未达成共识。各类教材大致将中国文化分为三大版块进行阐述,第一块是中国文化的发生机制和根植土壤;第二块是中国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如典籍、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和传统伦理道德等专题;第三块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分析,包括中国文化的类型、特征、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系统等。教材之间的差异性基本上体现在对第二块中国文化表现形式的取舍上人文历史论文,无本质区别。这三大版块按照文化的发生、表现和内涵的逻辑,描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概貌。然而不难发现,这些内容反映的是古代精英文化层面,民族、民间和地域性的鲜活文化被忽略了。
大学课程应如何选择内容和知识?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布迪厄认为课程应该是一种反思性实践,课程实践者应警惕和批判课程中隐藏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指代表统治阶级或主流社会的意志在课程内容选择和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文化专断,以强硬、武断的方式使学生接受强势文化。[5](p132-137)如布迪厄所言,我国“中国文化概论”的课程内容设置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专断性,课程知识的一元化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特征相违背。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多样性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次,中国地域辽阔,区域文化异彩纷呈。再次,中国文化是由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在全球趋于一体化的今天,对不可复制的文化多样性的坚守显得尤为弥足珍贵,“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应担负起在高校传递和传承我国多元文化的功能,增加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内容,践行教育人类学者倡导的实现多民族国家民族间文化交流和共同繁荣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6]模式。
(二)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跨文化比较视野
人类学整体论强调将文化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全面把握某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内部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也需要教师首先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文化系统,不仅构建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要关注中国文化的线性发展。我们在了解古代遗留的优秀文化传统时,也要关注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热点问题,如传统文化的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设置专题进行讨论。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代际传承的途径,其重要前提即在于激发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促使其树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从而进行了解和探究其内涵的活动。而众所周知,根据族群认同理论人文历史论文,认同感的激发很大程度上是在族群互动和族群边界的场景中得以凸显的。由此,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也应放置到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和背景中践行,在与他者文化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在课程中设置中外文化对比研究专题,以促学生从更为宽广的视域理解和反思中国文化的特征,清醒地认知其精华与糟粕。如在关于中国人民族精神和性格专题的教学中,笔者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在你的感性认识中,中西方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有什么区别,原因是什么?”引导学生从感性层面到理性层面思考中西方人性格之差异。很多学生认为西方人的独立意识犹强,自然而然引申到中国人重集体、西方人重个体的文化差异。笔者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寻找原因,结合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等中国国民性研究著作,解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对中国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在中西文化对话的视野中,使学生领悟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7]的真谛。
(三)参与观察中国文化
在西方国家,田野作业和民族志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教育实践和研究领域。课程和课堂就是一个田野作业点,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民族志的书写,一门成功的课程是行动和对话民族志的典型蓝本。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参与观察和教师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参与观察都至关重要。
首先,教师兼有教学者和课程研究者身份,可通过参与观察、结构访谈等方式融入学生的学习过程,?髡教学方法,还可撰写微型研究报告与学生共享。如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不同专业学生对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期待值差异,文学专业学生希望其是一个研究型课程,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则希望其是一个偏重知识性和实用性的课程,在教学中便根据专业需求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其次,有效课堂的创造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创造,对中国文化的把握更需要切身体验与感悟。因此笔者在教学中设置了田野环节,将学生分组,每组≡褚桓鑫幕专题,≡裉镆暗愕鞑榛蛲ü网络、文献和访谈等方式搜集材料,最后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展示,其他同学参与评价和讨论。学生们分别选择了刺绣、生肖、饮食、对联文化等小专题人文历史论文,用图片、视频等丰富的形式展示出生动的文化内容。学生们一致认为通过田野调查的文化体验活动,真正掌握了活态的传统文化,内化于心。相比纯理论的课程,参与观察法的运用使学生领悟到,体验文化不仅是知识汲取,更是一种能力的获得。在课堂营建中,教师还应注重主客位视角的转换,丰富教学手段。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倾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体悟,并以局外人的眼光进行价值中立的判断。
三、结语
在人类学者看来,学校课程肩负着人类文化传承的使命。在全球一体化、网络文化发达和现代性危机不断涌现的现代社会,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其充分发挥在大学生中传播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是一个长期的反思性实践。运用人类学理论方法,转变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手段,仅仅是一个开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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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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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5]张意.文化与符号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滕星.民族教育概念新析[J].民族研究,1998(2).
[7].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1997(3).
关键词: 新闻学 理论体系 公共性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12]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Chinese Journal of Aesthetic Medicine
主办: 西安交通大学;第四军医大学
周期: 月刊
出版地:陕西省西安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大16开
ISSN: 1008-6455
CN: 61-1347/R
邮发代号: 52-27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中国美容医学
曾用刊名:中国医学美学美容杂志
创刊时间:1992
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
CA 化学文摘(美)(2009)
Pж(AJ) 文摘杂志(俄)(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