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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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发起新乡村运动的社会背景和科学依据
韩国山多，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公顷多。韩国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最为显著。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人才资本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项至关重要：（1）国民的科技水平；（2）国民的生活伦理（workethic）水平。1945年韩国光复后，国家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速度。毁灭性的朝鲜战争，加上长年的政治动乱，以及循环往复的通货膨胀严重地破坏了韩国国民勤俭节约、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因贫富差距爆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加上频繁，社会不断动荡，民愤一触即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一到政界选举之际，政治家们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腐蚀了农民健康、淳朴、自助、自立精神。
韩国的学者们认为，要想提高人力资本两个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须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比翼双飞，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见图）。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科技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水平，如勤勉、诚实、节俭、自助、协同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具有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树立与提高的本质特征。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的社会伦理再次迸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图：新乡村运动与韩国国民科技水平和生活伦理的关系（缺）
二、新乡村运动的发起过程、主要内容和社会效益
（一）新乡村运动的发起过程
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第一个5年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7.8％，而农业发展速度仅为5.3％，第二个5年发展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10.5％，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2.5％，前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1962年的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而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70％降到1971年的46％。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
为解决这一农村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它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在此期间，韩国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和机制尚不健全，加上农民立足家乡，改变家乡面貌的信心不足，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意识匮乏，导致资金投入效益并不明显。根据这种实际情况，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新乡村运动先在农村开展以后，以振兴国家为动力，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
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的所有农村免费平均提供了300袋水泥，并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水泥，而要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当时韩国的农村平均每村有80多户农民，每户4袋水泥，按当时的市价计算相当于4000韩圆的政府支援。地方政府为了利用好这些物质，设计了近20种建设项目，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村级公路等。
村民们得到这些援助物质后，纷纷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出力合作完成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发起新乡村运动的第一年，村民的反映比政府预期的还要好。第一年，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第二年，政府对这些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援助物质，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农村中的约1/3被划成基础村，此后，基础村迅速减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二）新乡村运动的发展过程
韩国政府在组织实施新乡村运动的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目标，至今已开展30年，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1，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
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果、蓄禽品种等。自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质，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乡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乡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乡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共鸣，调动了他们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2，扩散阶段（1974－1976年）
在这一阶段，新乡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原来划分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3，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
在这一期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乡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在这一阶段，国内政治不断动荡，新乡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以后，新乡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
4，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
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乡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乡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5，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派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乡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乡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昂然地传承着新乡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三）新乡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形式和社会效益
新乡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其理由是：（1）农民当时最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2）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更容易启发农民并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新乡村运动就是在这种农村社会背景下发起，又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1，改善农村公路
当时的韩国农村，从地方公路到村级公路既狭窄又弯曲，没有桥梁，各种车辆和农机具无法通过，交通十分不便。新乡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000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又自发起来，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了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新乡村运动发起后，很多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村里选出男女各1名担任新村指导员，妇女活动在新乡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改善住房条件
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在苫有稻草的茅草屋，但到1977年，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由于改善了农村周围的公路，水泥和钢筋等物质的运费也大大降低，很多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和沙子，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农村的事业，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3，农村电气化
60年代末，在韩国的农村只有20％的农户按上了电灯，其余的农户还在传统的煤油灯下生活。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新乡村运动初期，政府鼓励竞争，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乡村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由政府补助一部分，农民借用低息贷款，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电得到了普及，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4，农民用上自来水
自古以来，韩国农民饮用井水，而传统的井水既不卫生又不方便，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和时间。当时，能喝上自来水，对农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夙愿。新乡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动员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因地势高，不宜引水的村庄，深挖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厨房，用抽水泵取水。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5，推广高产水稻品种
新乡村运动初期，政府开始推广“统一系”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们在水稻生产中，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水土条件相近的10－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6，增加农民收入
在韩国，农户收入由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部分组成。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预计到2004年，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35％增加到50％。韩国农民收入的明显提高是从70年代开始的。1970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25.6万圆（当时可折合成824美元），按每户6口人算，人均收入137美元；1978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3893美元，人均649美元，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户的实际收入也大大提高。韩国农民的收入急剧提高，得益于如下几个因素：（1）自1973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2）自70年代中期，政府为保护“统一系”水稻新品种的价格，给予财政补贴；（3）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4）政府以新乡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7，农协组织的迅速发展
70年代的新乡村运动，对于韩国农协，尤其是基层农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自古以来，韩国农民因贫困交加而没有多少储蓄的习惯，但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到农协金融机构储蓄，而且储蓄额也不断增大。1971年每户农民的储蓄额只有4300韩圆（时价12美元），而1978年增长到24.5万韩圆（500多美元）。随着农民储蓄额的不断增加，由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也不断增多。60年代中期，由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中，70％来自政府的财政资金或金融资金，而到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到25％。农协的信用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的储蓄，农协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妇女组织在发展农村储蓄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新乡村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金融业外，在流通方面，农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民在种植水稻高产新品种的过程中，施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质也都由农协来组织提供。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大。70年代，全国基层农协数为1500个，大致与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一个基层农协的工作人员从1972年的6名增加到1980年的18名；一个基层农协受理的资金从1977年的4300万圆增加到1980年的23.4亿韩圆（330万美元），其中180万美元来自信用事业，100万美元来自经济活动，50万美元来自公共福利保险事业。由此可见，基层农协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兴建村民会馆
新乡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所以，从开展新乡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为在农忙期间节省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村民会馆中办起了公共食堂。妇女会在村民会馆中还举办了公共交易场，降低了产品的流通费用，节省了村民的购物时间。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不是只通过书本，而是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三、新乡村运动遇到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其中，果农、菜农占较大比重的汉城市郊和济州岛的农民收入最高。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也显著提高，每100户农民所拥有彩电率达到123.6％，电冰箱105％，燃气灶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
新乡村运动在国家发展和社区经济开发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出现了各种问题，遇到了种种难关，如新乡村运动的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在城镇开展此项活动并不理想；因过分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依赖行政手段，助长了农民依赖政府号召和组织的思想；农村劳动力后继乏人日趋严重；对乌拉圭回合以后开放农产品市场缺乏研究；对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发展效益农业、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没有更为有效的对策等。在这一期间，韩国的新乡村运动组织也组织开展过一些有效的活动，如“一区一社一村一品运动”、“农产品直销”、“城乡姊妹联系”、“文明市民和家庭活动”，以及敬老、环保、交通安全等活动。这些都无非是城乡、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内容，尽管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资金投入、科技教育、民间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有直接关系，但是农民通过新乡村运动树立的勤勉、自助、协同精神和意识仍鼓舞着韩国农民积极向上和奋发进取的主人翁意识和勤劳致富的精神，值得学习和借鉴。
韩国开展新乡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先后有130多个国家派出12000多人参观、学习和取经，有些国家的总统、各部部长亲自带领考察团组学习、考察。中国农业部、中国农学会在绿色证书培训、科教兴村活动、农村科教扶贫、农村综合开发等项活动中，与韩国新乡村运动组织机构、全国大学教授新乡村研究会有着广泛深入的联系、交流与合作，据2002年4月统计，在全国开展科教兴村活动的村庄已有3000个。韩国在推进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社会问题与我国目前遇到的社会问题极为相似，韩国的新乡村运动发起过程、主要内容、社会效益及经验教训，对我国调整农村政策和产业结构，研究农村与农民问题都会有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水山、许泳峰著，《韩国的农业与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12
2，王广忠、李水山著，《中韩农业教育与区域开发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9
3，韩国全国大学教授新乡村研究会，《新乡村运动论文集》，新乡村运动中央协议会，1982.6
第2篇
1.进一步走“生态可持续发展道路”
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发展永恒的话题，它“所涉及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环境逐渐变得丰富多元，并且朝向平衡状态演变的过程。”然而当下，我国乡村正在面临这个过程中所迸发出的各种“干扰”元素。乡村，原本有着丰富多样的资源能源，但却因为发展不平衡、开发不合理等因素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发，生态平衡受损，以至于不能长久应对未来的发展。当代乡村环境设计，应当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可持续的环境氛围，以保证其在空间与时间中持续发展。除了必须要掌握的:对土地和植物的理解;对气候条件的掌握;对水流的通晓;对能源资源的节约方式;等等。之外，还要发展文化可持续，将建筑景观中注入可持续文化，例如:利用乡村景观设计带动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利用废弃材料通过科学技术再创新。
2.城乡一体化、互补化
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在发展中本应是互补的，而非矛盾的。乡村拥有城市所没有的:广阔的土地、富足的农渔产品、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民间技艺，等。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已经出台一系列关于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决策与措施，确定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策略。但是，政策的主题只强调了城市对于乡村的作用，而忽视了乡村本身的优势同样可以优化城市。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人就提出了“都市农业”的概念。可见，在未来的乡村景观建设中，只有实现城乡的优劣互补才能够真正促进城乡共同发展。上海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院长娄永琪则将乡土景观与创意文化品牌相融合，带领学生下到农村，组建“设计丰收”团队，将新鲜血液注入到农村，用现代人的眼光和意识引导农民利用地域特色创建属于自己的乡村文化，不仅提高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吸引城市人回归农村，缓解“城市化”带来的压力。
3.乡土地域性资源的整合与“再利用”
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并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景观设计应该顺应时下发展潮流，突显本土化的同时敢于创新。乡村需要的不仅仅只是文化，还应该极力发展创意、创新产业，将乡村的乡土地域优势通过跨文化设计的力量注入当代乡村景观设计中去，资源整合，将集结村民的智慧、政府的政策、城市的互助、产业的改造升级、品牌的打造、网络的推广，等方式，充分保护乡村乡土地域景观特点，传承乡土精神。
二、当代乡村环境设计的意义
1.传承土地文脉，传递场所精神
传递当地“扁担精神”，进行大峡谷传送，通过美术馆及周边景观的设计提高石板岩乡的地域识别性。
2.推动生态可持续建设
对地域资源能源进行保护和创新性利用，保护传统技术工艺，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开发类型。
3.丰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提高乡村生活适应性
置入展览、教育、休闲等体系，改善和丰富村民和游客的生活娱乐空间，将农田与景观同时纳入公共活动空间之中，将传统乡村中晒场、集会地公共空间融和现代设计和现代人需求，使之成为新乡村环境的新景观。
4.整合资源，促进共同发展
创立文化品牌，确定衍生产业。吸引外出移民回乡置业，进一步解决乡村社会遗留问题;农村产业置入文化整合之后进入城市市场，促进城乡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三、结语
第3篇
我国传统的乡村聚落是劳动人民通过长期奋斗创造的，是以自然-社会-人关联起来的居住单元，是由相对单纯的城乡关系，经过自我循环模式和自我发展经历形成的社会形态，它的结构既复杂又广泛。乡村和城市的景观形成背景不同，不是经由专业设计人员设计的，没有基础的“理想的规划”，它是由当地村民根据地形和农耕文化这些特定元素，充分发挥了其独立自助、精神思想自由的主观能动性设计并建设的，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乡村最大、最吸引人的特色就是乡村田园风光中那种恬静、优美的愿生态建筑特色。如果这种原始的自然风光能够被保留，田园环境资源特色被合理的开发利用，让传统的民居和农村特色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农耕之美的魅力也将被充分释放[1]。不管是一望无尽的稻田，还是层层叠叠的丘陵，在景观中，都是给人视觉的一种强烈冲击感。
二、乡村景观设计的原则
（一）城乡差别化协调发展原则
就乡村景观特色来说，农业、乡村元素的关键词语是自然、宽广、传统，而城市景观特色的关键词则是现代、娱乐、多元。我国乡村文化是一种纯粹的文化，主要是由于我国当前乡村文化受农耕文明的影响很深，整个村落和都是以姓氏为纽带的，如有些村子里的祠堂、宗族长等，乡村社会中的熟识的人际关系，相较城市而言有很大的不同[3]。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乡村发展可以给我们以借鉴。以法国为例，其乡村布局一般围绕教堂聚集密集分布。而且，其民居大都被农田和树木所包围。其他一欧洲国家以及日、韩等国的乡村景观和城市之间也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乡村生活非常惬意，许多乡村地区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最佳人居环境。结合国外城市及农村的发展的经验，采用城乡差别化协调发展原则符合我国的城乡发展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生产发展模式、生活的富余状态、民风文明、乡村整洁干净、有高效的管理”这一发展要求，不断实现社会主义农村的新建设，使城乡实现差异化、协调性发展模式。
（二）整体性原则
乡村的景观设计与计划应当坚持区域经济建设的组织形态，在设计规划中必须有整体性意识。也就是说，景观设计时，首先要对乡村的地区情形、地理位置、基础设备建设、旅游性能、乡村发展状态机竞争形势、未来发展需要、上级政府要求、自身定位等不同角度实行全方位、多思维及深层次的研究与分析。在取得充足系统的资料、在保障设计方案的可执行性前提下，确立目标和整体架构。一是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设计乡村景观的功能布局，做到从整体布局出发，加强其有机整体的协调性与连接性，尽量使功能、属性各不相同的各个乡村空间在整体形象、风貌上保持和谐一致；二是全面系统分析农村生态资源，在景观布局及生态建设中，不断完善生态景观的整体性与持续稳定发展。
（三）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原则
所有乡村都有自身的特质。因为地域差异，其自然条件的景观资源也不同。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对自然山水等地形特点、人文典故、民族风情等因素的通盘考虑，在全面挖掘挑选过程中，通过优势特征的结合，建立各自全新的主题[4]。这一主题一般都是建立在景观规划与设计的基础之上的，其立意通常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创意，景观情感与主题建造凸显得更为真实。乡村间的差异和自我特性将丰富旅游资源，使旅游者将有更多的兴趣体验，旅游品质将有更高的保障。如川西农耕文化建设，这个主题中就包含了很多内容。根据“耕”“渔”“读”“樵”这四种涵义不同的农耕思想，就可以从四个角度做相应的主题景区规划与设计，使其景观设计有鲜明的特色，整体形象更具创新性。
（四）保护生态环境持续发展原则
由于工业污染与高强度的农业耕作生产，加之资源过度的开采，目前我国部分农村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因此，要想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建设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环境是非常重要的[5]。
三、小结
第4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发展理念评价机制循环体系
从资源流程和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是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载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创新观念，奠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基础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更新发展观念，理清发展思路，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在发展思路上要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切实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1.树立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要减少物料的使用，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建立生态工业网络，把不同的工厂联结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和再利用。
2.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彻底转变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狭隘观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对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逐步建立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树立新的经济增长观。要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二、科学评价，引导循环经济健康发展
1.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机制的基本思路。一是理论评价与具体操作相结合。建立评价机制包含两种类型：理论评价主要从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原理入手，从各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反映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潜力、资源利用的节约程度及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水平。操作型评价偏重于研究区域的实用性，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评价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状况。二是经济和资源环境指标相结合。循环经济更加强调资源的节约和高效率利用。因此，从“3r”准则出发，设定三个类指标，建立评价机制：(1)减量投入指标、污染减量排放指标和资源再循环利用指标，旨在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效率和减量化投入水平，改善环境质量。(2)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旨在评价经济和社会效益，在经济总量上实现高速度增长的同时，提高就业率，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科学文化水平。(3)生态环境质量指标，则是利用各项环境质量指数，从侧面反映出当地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
2.构建循环经济评价机制。构建循环经济评价机制应考虑五个方面的指标。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应包括人均GDP（绿色GDP），低能耗、高产出行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以工业废弃物和垃圾为生产原料的循环类型企业产值，循环经济增加值（指循环经济部门总产出扣除总消耗后所创造的新增价值）。这一评价体系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状况。二是资源减量投入指标。应包括单位GDP能耗，单位GDP能耗降低率，单位GDP耗水量、耗电量等。用以表明单位能源利用率。三是污染减量排放指标。主要包括废气排放率，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工业烟尘达标排放率等。主要说明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四是资源再循环利用指标。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处理率、回用率，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利用率，城市垃圾回收和综合利用率等，这一指标体系主要反映资源回收利用水平。五是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主要应包括环保投资指数,噪声达标区覆盖率,空气质量指数,绿色能源占总能源比例,这一指标体系主要反映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投入和保护情况。
三、完善机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1.坚持制度创新。发展循环经济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将生态环境纳入到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改变外部不经济这一长期困扰的问题，使企业自觉“循环起来”，构建资源再利用和再生的生产环节的赢利模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其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政策、合理的费用机制。如政府投入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收费和税收机制等。只有通过制度安排，通过市场机制，企业才会去追求经济的循环。
第5篇
1引言
乡村有景观吗?乡村有园林吗?乡村需要景观园林吗?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在大地景观开始深入人心的现代，对于中国规划建筑界，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众所周知，乡村既是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细胞，也是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区。乡村园林以乡村景观为背景，乡村景观在客观方面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水、土、气候、动、植物、人工物等，在主观方面包括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生活习俗，乡村园林正是在这种综合的景观中孕育、演变、发展、生成，所以乡村园林与乡村景观密不可分，故而，乡村景观园林也就成为本文的论题。根据人类聚居环境学理论(刘滨谊1999)，作为乡村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背景，乡村景观园林作为乡村规划的基础背景，它对整个村落的布局、特色的塑造和生态环境的保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面貌、格局、规划、建设决定着乡村环境的生死存亡。合理而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表面看上去朴实无华，然而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其内在却是丰富多彩、形态各异、耐人寻味的，其中，不乏有许多优点而令今天的城市人神往。当今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景观园林在乡村人类聚居环境规划建设中的作用、地位日渐重要。对于迅速城市化的乡村地带，乡村景观园林正处于十字路口，迫切需要予以定位、定性、定向、定型，而对于当今那些步入病态衰败的城镇，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无疑将成为“治病”“健身”的一帖灵丹妙药。
在学术界，德国、荷兰、奥地利、美国、日本、韩国等工业先进国家早已关注乡村景观园林这一领域，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2乡村景观园林的含义
“乡村景观园林”(RuralLandscapeandGarden)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其研究的范围和研究的对象，目前还尚无完整而确切的定义。单单从字面上看，它由“乡村”和“景观园林”两个概念组成。这里用“乡村”而没用“农村”一词，主要因为农村是与农业产业联系在一起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如今在农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民，有一部分并不一定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非农事活动，因此，用“农村”来界定范围具有一定的难度域概念，泛指城市和原始无人聚居地带以外的一切地域，特指城市(包括市和镇)建成区以外的地区，是一个空间的地域系统。“景观园林”的定义可以分解为“景观”和“园林”两个方面。对于“景观”，从景观规划设计学科角度，笔者曾有阐述:扼要地讲，景观包含着地球表面自然的、人工的人类聚居环境，并且与社会、文化、习俗、人类精神、审美密不可分(刘滨谊1990，1996，1999)。对于“园林”，张家骥先生在《中国造园论》一书中汇总了许多专家学者对“园林”的理解和定义(张家骥1991)，并在此基础上对“园林”下了定义:“园林是以自然山水为主题思想，以花木、水石、建筑等为物质为表现手段，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视觉无尽的，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因此，广义的乡村景观园林是非城市化地区人类聚居环境，其以大自然真山、真水等自然材料而形成的具有审美价值、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乡村景观园林的界定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过去许多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目前已成为城市园林，它们不在笔者所研究的范围内。
3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目标
乡村景观园林存在着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传统乡村景观园林伴随着农耕文明而出现，随着工业文明及当今后工业文明的进化，乡村景观园林同样也在走向现代。其演变的根本动力是乡村人们生活的演变，乡村景观园林始终与广大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学术界和规划设计界的关注重视。
从历史的演变着眼，就乡村景观园林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系而论，乡村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地位也不容低估。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以为中国传统园林起源于古代帝王的苑囿，这是极为片面的。根据不断的考古发掘和对古代诗歌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其实全世界最早的园林应该是原始聚落中及周边的园圃和树木绿化等实用性的园林化的土地，它也是中国园林最早的雏形，并对后来发展起来的恬淡素静的文人村居园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就是明清之际的文人园，也不断从乡村园林中得到启发，从中汲取营养(刘天华1994)。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乡村园林在中国园林发展历程中，起着基础和源泉的作用，尤其是乡村园林为江南文人园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素材、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现代人类聚居环境建设入手，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增长的进程中，村镇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截止1998年底，全国有建制镇17015个(不含县城关镇)，集镇29118个，村庄3557700个，随着撤乡建镇和拆村并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建制镇比上一年增加480个，集镇减少1206个，村庄减少101635个(1998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这种乡村城市化不是意味着把乡村变为城市，而是在于节约用地和提高乡村居民的素质和生活质量。因此，随着乡村城市化的不断进行，乡村居民的居住方式、居住文化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许多传统的聚居村落也将随之消失。乡村城市化使乡村景观园林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一方面，一些有研究价值的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已经或将要遭到扼杀的命运;另一方面，乡村城市化已经或将要产生出新型的乡村景观园林。新一代的乡村景观园林应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乡土文化，创造出具有乡村特色而非城市发展模式拷贝的现代乡村景观园林，以改变当今新建村落的平庸无味、千村一色的状况，这是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基本目标。
4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动态
国外许多工业先进国家在这一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德国、荷兰、奥地利以及美国和日本在乡村景观(RuralLandscape)、乡村地区的规划与建设方面都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但由于现有的资料和技术手段有限，对当前国外在乡村景观园林领域的研究成果没有更详尽的资料，但仅此还是可以看出，国外非常注重对乡村景观的系统研究。
在国内，有关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几乎都是一片空白。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是关注中国传统园林的研究。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与之相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4.1传统地方性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结合农村园林的实例对江河流域的农村园林的产生原因及其特色分别进行了阐述(舒楠1997，陈志华1999)。此外还有对徽州古典园林有较为详细的研究(程极悦1987，肖国清1988，殷永达1993，张浪1996)，这些文章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例。
4.2传统乡土建筑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彭一刚院士的《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一书(彭一刚1994)为代表，该书的视点不只停留在乡土建筑上，而是切入到传统村落的研究，对村镇的景观进行了分类和分析，其中包含了构成乡村景观园林的一些要素。此外，陈志华教授等人编写的《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和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持的《诸葛村乡土建筑》两套乡土建筑丛书的有关章节也阐述了乡土文化和乡村景观的关系(陈志华1998)。
4.3历史文化传统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两本书为例(刘沛林1995，1997)，作者从风水的角度阐述了风水思想与风景、园林、建筑及城市设计的关系，在风水对园林规划的启示”一节中，着重论述了乡村园林的一种类型—水口园林。在中国古村落的景观建构中，分别就村落“八景、“十景、水口园林、村落点景建筑等进行了阐述。
从上述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有一些与乡村景观园林有关的研究成果，但不成系统、很不完善。乡村景观园林尚未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课题来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调查、分析论证。
4.4空间格局演变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从人类聚居环境学的角度，选取从古至今的村落实例，分析乡村景观的构成元素，对空间化、时间化等可以量化的元素予以量化，分析其演变发展(刘滨谊，毛巧丽1998)。
4.5现代人类聚居环境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一书为例(刘滨谊1999)，以生态意识、大地景观等现代思想为世界观，以“设计结合自然、现代宏观区域景观规划等理论方法为导向，书中重点分析阐述了欧、美等国现代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与实践。
5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内容
虽然乡村景观园林只是乡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却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各方面。乡村景观园林所要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历史、地理、建筑、民俗、社会结构、景观、环境、艺术等等。综合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了下列乡村景观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5.1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5.2乡村园林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地位和作用。
5.3乡村城市化和现代化对乡村景观园林所造成的影响冲击。
5.4乡村景观园林与社会形态的内在关系。
5.5乡村景观园林与乡村经济的内在关系。
5.6乡村景观园林与乡土文化的内在关系。
5.7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
5.8乡村景观园林的空间格局特点。
5.9乡村景观园林的艺术处理。
5.10乡村景观园林的未来发展模式。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重点不在于保护传统的乡村园林，而在于寻求乡村景观园林规划建设的规律和特点，尝试地探索未来乡村景观园林的发展模式，以便能切实有效地指导今后乡村规划中的乡村景观园林规划设计，创造出超越城市的自然而和谐的乡村人类聚居环境。
6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方法
国内有关中国造园理论的论著很多，在此基础上采用文献资料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文献资料是了解乡村景观园林形态构成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包括地方史书、地方志、家谱等，这些文献资料对村落的选址、布局、发展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目前乡村景观园林需要大量的基础性研究，这就必须建立在大量实证的基础上，然后从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来进行分析、比较，找出规律。由于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大多遵循自然法则，随着村落的布局而形成，很少受到来自外界人为规范的约束。因此，选择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实地调查和测绘，并结合对当地居民的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在居住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变化，以及他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受到来自村镇规划标准和农村土地使用政策的影响，因此，还需要认真领会政策、法规的精神。通过对乡村景观园林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通过实证对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和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内容和形式的演变;总结归纳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分析乡村景观园林的构园特色;找出乡村景观园林成园艺术的规律和特点。乡村景观园林研究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它在景观建筑学、生态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综合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方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7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意义
乡村景观园林有别于城市景观园林，城市景观园林是通过人工再现自然，而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运用自然，更为朴素地保留着更多的自然真迹，从艺术追求而论，如果说，城市景观园林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那么，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虽由天作，宛自人开”，各自的艺术倾向不同，并无艺术的高下之分。但是，倘若从自然美的角度来看，乡村景观园林远比城市园林自然优美。“师法自然”只有从乡村景观园林中才能获取第一手的灵感源泉，而目前国内的景观园林规划设计界在这一领域几乎还处于一片空白，因此，对于乡村园林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7.1建立乡村景观园林的观念意识
乡村园林虽然早就出现，但是由于人们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对乡村园林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以致于长期以来没有人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通过建立乡村园林的概念，使人们对乡村园林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从而激发更多的人从事乡村园林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以填补国内在乡村研究领域的空白。
7.2发掘保护传统乡村景观园林环境
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大多为明清时遗留下来的，而乡村园林由于长期以来受外界干扰少，因此，有的乡村园林还保留着宋元时期的风格，这对中国传统园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713创造现代中国乡村景观园林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探讨乡村居民对园林的需求，以及乡村园林对大地景观环境和改善生态的重大作用。乡村园林不仅具有朴素的自然美，而且它和人们的平凡生活保持着最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因此，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根据乡村的功能要求、景观要求和经济条件，创造出优美的乡村园林艺术形象，这对于我国未来乡村规划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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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刘滨谊等译，图解人类景观——环境塑造史论1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③刘滨谊，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④张小林，乡村概念辨析.地理学报，1998，[6]:365～370
⑤张家骥，中国造园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⑥刘天华，中国古典园林之美—画镜文心.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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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程极悦，徽商和水口园林——徽州古典园林初探，建筑学报11987[10]
⑩肖国清，论徽州古典园林艺术1中国园林，1988[2].张浪等，徽州古典园林的研究1中国园林，1996[6]
ω彭一刚，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1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ξ陈志华等，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1台湾省建筑师公会
第6篇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我国开始致力于推动农业产业化，以实现农业生产、产品加工和销售一体化。在这种情况下，有利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农业资源优化配置。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能促进农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经济的增长，从而使农民获得更多的收入，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农村城镇化。实现农业产业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促进我国城市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农业产业化道路，才能实现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为使我国农业的发展更具国际化，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转变以往的农业经营模式，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农业产业化的实现，能突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将市场作为农业生产的导向，充分利用农业生产资源，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基于，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以满足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
2农业产业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2.1农业产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农业产业化是发展新农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产业化的实现，能使农业的发展更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农业粗放型经营模式向集约型经营模式的转变。实现农业产业化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优质产品数量增加，促使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实现规模化经营。在农业产业化的推动下，农业开始慢慢转型，注重企业内部管理，形成产业链，以增加农业经济效益，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2.2农业产业化是农民增产增收的重要保障
农业产业化打破了传统小农经济模式，让农民的生产更具有导向性，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以使其生产更具有针对性。农业产业化将农业与其他产业有效的结合，将小农户团结在一起，减少风险指数。通过产业链的形式，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发展，进而保障农户的收益不受到损害。农业产业化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以提高农业生产中的技术含量，减少农业生产劳动时间，提高农业生产劳动率，创造更多的利润。其主要是通过企业和农户或是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来进行农业生产，以使企业和农户共同承担生产过程中的风险，一同享受所获得的利益，以实现产业经营一体化，扩大农业的收入来源，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保障农民的生活质量。
2.3农业产业化是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手段
农业产业化的实现，能加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交流，将农业与市场相结合，以实现城乡结合，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由于农业产业化是将农业与工商业融合在一起的新道路，其能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形成，进而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
3促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形成的有效途径
3.1由龙头企业带动农村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业产业化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前提便是拥有专业的生产基地，以形成区域化生产。生产基地的建设要结合当地的农业生产特点和基本情况，要以当地的市场需求为依据，以此发展特色的农业产品，开拓产品市场，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实现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农业生产要重视龙头企业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大力发展龙头企业，以通过龙头企业来带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3.2不断地创新科学技术，将先进的技术引入农业生产中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农业的发展中也不例外。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必须不断地创新科学技术，尤其是精加工技术和降低耗能的技术。深入农业改革，创新农业生产模式，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以保障农业生产能与时俱进，具有现代特点。要做好农业技术示范工作，教会农民如何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来进行农业生产，大力宣传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保障农业产品的高质量，促进农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3.3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
农业产业化的实现，要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要做好指引工作，制定科学的相关政策并贯彻落实；要在各地区之间做好桥梁工作，加强协调作用，以保障各地间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要建立健全的信息网络服务体系，以为农业生产提供重要的技术指导，进而为农业产业化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4结束语
第7篇
【关键词】环境教育；存在问题；转变方向
在百度词条中输入“环境教育”，会瞬时弹出数千条关于其的定义，汇总梳理后不难发现，环境教育始终离不开两个关键主体，即人类和环境。简而言之，环境教育就是围绕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而进行的一种长期、系统的教育活动。既然关键主体是人类和环境，那么就不可回避的要谈谈现在的环境问题。
跨入21世纪的人类社会，由于人口激增、科技进步及生产力迅猛发展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日益加剧，人类对环境恶化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处于对自身的保护，环境教育必须委以重任。环境保护，教育先行，环境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人类获取环保意识和环境道德价值的重要途径。
一、环境教育概述
环境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维和理念是教育内容外延的重要补充领域，马桂新在其《环境教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环境教育是一个涉及整个教育过程的教育新领域，它以生态、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以全新的教育思想、教育途径与方法，实现受教育者情感、态度、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一系列转变，使受教育者成为具有环境综合素养的新人类。”
具体包括以下四大类，第一类环境科普知识，顾名思义即感知外部环境并获取环境知识；第二类环境法律知识，例如，通过学习新《环境保护法》来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法律对于政府、企业及公众都有赋予什么权利和义务，让广大民众自觉遵守环境法律法规，不断强化环境法律意识；第三类环境体验知识，例如，通过参观“绿色主题”环境教育基地来丰富和填补书本上的环保知识。让环保知识更加贴近生活、服务生活；第四类环境道德伦理，即在掌握一定的环保知识和环保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用环境道德伦理做支撑来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合理利用外界环境。
二、环境教育存在的问题
回顾我国环境教育的发展史，清晰可见，环境教育突出贡献在于“传道授业”，即传播环保知识、培养环保意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环保知识予以普及化、大众化和全民化。与此同时，环境教育也存在着形式单一、方法简单、内容碎片化及城乡差异大等诸多问题。
第一，环境教育形式单一、方法简单
单纯依靠说教的方式很难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课堂固定的一对多的信息接收模式剥夺了学生们户外体验的感受，过多发挥环境教育中“传道授业”的作用，势必会影响环境教育陶冶情操的功效。
第二，环境教育内容碎片化
目前，环境教育主要采用渗透式教育法，通过学科交叉来导入环境教育，缺乏系统、完整的环境教育体制，无法充分挖掘环境教育的相关结合内容来满足学生们强烈的求知欲。
第三，环境教育城乡差异明显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连环保基础设施都不健全，谈何环境教育？此外，缺乏接受正规环境教育培训的老师也是造成城乡环境教育差距大的重要原因。
三、环境教育转变的方向
第一，环境教育形式多样、方法灵活
深入挖掘教材内在的环境教育因素，在潜移默化中开展环保教育工作，配合植树节、世界环境日、世界地球日等开展环境体验活动，让学生亲身参与到环保活动中，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把从环境教育中获取的环保知识内化为环保道德情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环境意识真正转变为自觉行为。
第二，环境教育内容独立化、系统化
渗透式的环境教育模式，短期内可以满足孩子们的环境知识需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不足以把环境教育向普及化、大众化和全民化推进，环境教育应作为独立开设科目，列入中小学教育大纲，通过学习环保知识、掌握环保技能、了解国家法律法规来提高孩子们的环境意识，让环境教育真正成为实现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环境教育从加强农村基层设施建设为切入点
全面提高素质教育，必须注重农村人口素质提高，只有农村人口素质有了质的飞跃，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目标。广大农村地区的环境教育，应首先从加大环保设施的投入为切入点，只有改善环保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环境教育才有存在和发展的沃土。除此之外，培养并输送更多从事环境教育的专业教师也是促进农村地区环境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
环境教育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摸索、开拓和创新。环境保护，教育先行，环境教育是人类获取环保意识和环境道德价值的重要途径，更是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马桂新.环境教育学（第二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张敦房.浅谈我国大陆中小学环境教育[J].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19）
[3]周敏.论青少年环境教育与环境意识培养[J].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02（1）
第8篇
一、工程项目审计存在问题分析
（一）工程项目审计管理体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建设工程实行的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常常出现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和权责不清等问题，导致施工、监理、造价、管理和审计等环节无法有效地联系起来，违背了建设工程的内在规律。部分建设工程甚至没有充分的可行性分析研究，有的甚至没有足够的工程建设资金，具有严重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此外，许多单位的工程审计人员由于受到项目负责人、主管领导甚至单位负责人的制约，使审计工作难以保持其应有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这些现象都表明工程项目审计工作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缺失。
（二）重视事后控制，忽视事前、事中监督
长期以来工程项目审计已形成事后控制的传统习惯，对于工程超预算或者工程差错等现象往往无法挽救。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招标方式不规范，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工程审计工作人员缺乏对施工过程的跟踪监督，对建设工程没有进行及时计量，造成集中计量、重复计量等问题，导致对建设工程的计量不够准确。
（三）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存在问题
在工程竣工结算时，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审计机构与审计人员及时发现并处理。例如，施工企业利用合同缺口多计工程量，进而虚增工程造价；由于计算单位不一致以及对计算规则的不了解，造成工程量计算出现误差；忽略对定额的综合解释、高套定额或重复套用定额，造成结算价款虚高等。
二、解决工程项目审计问题的对策
通过对工程项目审计中常见问题的分析，审计人员应该探索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以合理解决建设工程审计中常见的问题，保证建设工程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建立健全工程审计监督制度
1.建立工程监理监督机制
由于工程项目投资较大，对施工技术要求较高，从建设工程立项开始监理工作人员就应对工程进行监理。包括对建筑工程图纸的汇审、建筑材料的选定、建设工程合同的签订和修改以及对竣工结算的审核等。监理工作人员通过对建设工程施工的全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充分发挥监理的公正性和专业性职能，不仅能够保证建设工程的建筑质量，而且能够促进建设工程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2.完善内部审计监督机制
审计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立项之前应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可行性测试，对投标的监理企业和施工企业进行评估，保证工程监理企业和施工企业的资质和诚信度。在施工过程中，审计工作人员还要对施工工程进行检查和监督，保证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由此可见，建设工程单位建立完善的内部审计监督机制，可以提高审计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能够有效的防止不规范的招标方式发生，保证投标的工程监理企业和施工企业的资质和诚信度，提高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
3.建立健全预算和核算审计监督机制
由于建设工程单位审计工作人员对建设工程审计工作的经验不足，在进行审计工作过程中要对每个工程项目进行审核和测量，对各种建筑材料都要进行调查核实，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审计效果也不佳。因此，建设工程单位应该让各个部门先进行预算和结算的审核，审计工作人员再将各个部门的审核结果进行审计把关，对整个预算和结算过程进行监督，不仅能够减轻审计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而且能够保证预算和结算数据的准确性。
（二）完善审计范围，注重全程跟踪审计
开展工程项目审计必须着眼于建设工程的整个过程，注重开展全程跟踪审计，紧紧抓住基建活动的各关键环节，确保对许多关键的问题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项目开工前，审计人员应及早介入，注意抓住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设计、招投标、合同签订等关键环节，运用询问、审核、现场观察等方法，以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降低检查风险。项目建设期间，审计人员应深入施工现场，跟踪审核建筑设计、建筑预算以及施工计划的执行情况，严格审查隐蔽工程，重点加强对施工用材料的质量和价格的审计，还要注意开展对工程变更的相关审计工作。审计人员应重点做好工程竣工预决算审计和投资评价，特别要注意施工图与竣工图是否混淆、变更签证手续是否规范、材料价格与用量是否虚报等关键问题。
（三）提高工程项目审计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
工程项目审计具有专业性强、工作量大、难度大等特点，因而对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也更高。审计人员是否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将直接影响审计工作在基本建设过程中的实施效果。在组成基建工程审计队伍时，应注意考虑审计小组内部人员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专业结构的合理性；在选派基建工程内部审计人员时，应优先考虑那些具备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基础、具备基建相关专业知识、具备相关审计经验的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还应注意加强对审计人员的学习要求，通过参加培训班、经验交流会以及内部审计协会的相关科研项目等多种途径，不断提升基建工程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总而言之，加强工程项目审计的监督和管理职能，对审计工作人员顺利完成工程审计任务，提高工程企业投资效益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朋才.风险导向模式在高校基建审计中的应用[J].财会通讯，2012（3）.
[2]童燕军.工程建设项目跟踪审计探析[J].商业会计，2011（10）.
[3]田华.工程造价审计的实施[J].中国内部审计，2012（5）.
第9篇
【关键词】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发展方向；问题；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2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颁布，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制定的规划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对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环境影响评价的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并研究。本文就从结合这些不足，对相应的对策进行分析。
1 环境影响评价综合论述
1.1 环境影响评价概述
所谓环境影响评价，就是指规划项目建设实施后对环境产生的可能影响，对此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防治措施，降低、减缓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以便保护自然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环境影响评价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和手段，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结合在一起，主要目的是既要保证经济发展，又要防治环境污染，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对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的研究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也就是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实践性评估研究，这在一些重大决策上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2 环境影响评价的特点
随着环境影响评价理论的不断丰富以及不断的实践研究，环境影响评价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评价对象越来越宽。一开始是对单个的建设项目进行评价，主要是环境影响的评价，慢慢地转化为对综合项目的累积评价，并且扩大到整个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二是评价方法越来越多元化。从开始的单一评价转化为综合性评价，并且应用了现代信息技术，使得评价越来越科学、客观。三是评价范围越来越广。开始单纯只要对自然环境影响的评价，慢慢地发展到对整体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并使评价、规划、管理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2 目前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
环境影响评价法的颁布，确实给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帮助，对我国环境质量的提升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实践调查表明，我国的环境污染仍然十分严重，不容乐观。从某种程度来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没有落到实处，很多时候仍然是“走过场”，只是一个空架子。这些问题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落实不到位。虽然很多建设项目都有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但是，还有一些项目应该进行评价但是却没有评价的，如政府部门的宏观规划项目，一些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专项规划等，这些都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导致工作出现疏漏，没有落实到位。但是这些项目建设时工程量大、施工周期长、意外情况多，往往会对环境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由此可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必须要落实到位，对相关项目进行评价，避免疏漏。
其次，监管不到位。主要表现为：一是组织机构管理缺位。我们应当看到，很多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发展并不成熟，尤其是在基层环保部门，管理缺位现象很多，甚至会出现违法违规现象。二是职能部门配合不当。在评价工作中，政府职能部门权责不明确，工作衔接不妥当，监管过程形式化，走过场、走流程，配合不到位，导致出现很多违规现象。三是环境监管职能部门对监管工作认识不足。很多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认识不到位，思想上不重视，重审批、轻监管，监管工作常常一罚了之，以轻视的态度对待环保工作。
再次，质量和管理有问题。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存在很多质量和管理上的问题，比如评价报告不合格，评价工作管理较差，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不按规章办事出现违规的行为，等等。当然，很多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本身存在很多问题，评价工作走过场、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监管不到位等等。
最后，市场混乱，恶性竞争严重。目前，环境影响评价市场比较混乱，一方面很多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将环境评价业务承包出去，为了谋取私利，收取一定的费用，不管对方有没有资质，都委托这些承包方进行评价工作，这给工作质量带来了不确定因素，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另一方面，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恶性竞争严重，相互拆台，导致评价质量没有保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 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几点建议
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大背景下，我们不仅要满足当代对环境资源的需求，也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良好的环境资源，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1）加强规划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对违法行为严格控制。对规划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对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风险进行防治和预估，并提出解决方案。为了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做好对规划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其一，做好对单个项目的评价工作。各部门要在思想上给予重视，对建设的单个项目按照科学程序进行严格的评价工作。其二，做好对整个项目整体规划的评价工作。也就是说，对项目的整体发展规划进行评价，对可能出现的环境风险多方评估，考虑，进行科学评价。其三，对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的违法行为严格控制。一方面加大监管力度，对违法行为及时查处，追究责任；另一方面，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格审批，严格控制环保竣工验收程序，如有环保不达标之处，一概不允许通过竣工验收。
（2）严格把关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质量，对违规行为严格整治。要想确保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质量，首先，确保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由有资质的机构承担。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必须是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不能与环保部门、建设项目之间有任何的利益纠葛，否则，将会影响环境评价工作的客观性。其次，加强对环境评价机构的管理。避免出现为了利益弄虚作假的现象，对环境评价报告质量低下的机构也要淘汰。再次，提高环保审批人员的综合素质。环保审批人员的素质对环境评价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要加强监管和宣传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是涉及到子孙万代的千秋大业，不能被眼前利益蒙住眼睛，从而杜绝乱用职权、暗箱操作等违法行为。最后，必须对违规行为严加整治。如果出现违规行为，如转包、卖证、借证等，必须要坚决禁止，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3）强化职能部门的配合度，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建立健全联动机制，使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相互配合，协调工作，更好地发挥对环境的管理、监测职能。同时，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吸引社会大众参与环评工作，以便更好地发挥环评的重要作用。
总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意义重大，不仅能够对环境污染进行有效地治理、控制，而且也对经济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我们必须要重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深入研究探索，提出更好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第10篇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虽为美国首创，但在我国已经实行好多年了。这么多年来，对缓和和防治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改善我国环境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上还是任重而道远，所以说及时发现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问题，在最短的时间内行之有效的将其解决，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民生的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关键字：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完善的对策；
中图分类号：B845.6 文献标识码：A
1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探讨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主要体现的是“预防为主”的原则，是保证社会安定，人民群众健康发展、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虽然我国在环境影响评价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环境保护上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但置身于21世纪严重污染的环境中，这些工作还是显得存在了很大的问题，以下将具体讨论之。
1.1公民环境保护意识差、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度不够高
我国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民环境保护的意识太差，对身边的环境不能好好的保护，在环境影响评价活动中也表现的尤为突出。执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高，在环境影响评价活动中不能积极有效的完成评价工作，大部分的工作流于形式化，不能让公民真正参与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来，这样一来，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工作的有利展开，以及对我国日益恶化的环境进行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而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是极为不利的。
1.2环境影响评价缺少替代性的方案
环境影响报告是将环境影响工作的过程以及结果进行书面化，也是环境影响评价的最终表现形式。在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缺少必须有替代方案的规定，这样导致了大多数单位的环境影响评价只有唯一的一个可供选择方案。使得公众在评价的过程中选择性太过低，只能按照一套评价方案来评价，这样就使环境报告制度的作用降低。
1.3没有规范的法律法规以及健全的管理体制
在法律上有关于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相应的惩罚措施，但是法律的责任不是很明确，导致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在实际的操作中对环境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还是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不受任何的处罚。这样造成了环境影响评价没有了法律的约束，致使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的工作责任心大大降低。其次，很多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没有完整的管理体制、评价制度，在评价过程中畸形的操作严重影响了环境影响评价活动的正常开展，在环境影响评价的结果上可信度大大降低。
2如何完善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环境影响的评价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不仅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之上，以及当代人民对环境资源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后代对环境资源的要求。针对以上提出的问题，就如何完善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更好的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而提出几点具体的建议和对策。
2.1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公众参与是一个项目的计划和实施的主要基石之一。环境评价能否有效大部分取决于公众的参与程度。因为他们能够从积极主动的方面，最好的帮助环境评价单位从实际社会需求，以及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决定。这些决定在帮助评价单位均衡项目政策做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和贡献。
2.2可供选择的方案机制
环境影响评价进程的主要目的在于找出任何情况下在环境方面和社会经济方面都是最佳的项目选择方案，这也就是说，可供选择的方案在项目开始之前就必须制定出来，并且要经过合理的分析和审定，达到环境影响评价小组的一致通过，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未雨绸缪，在具体的评价过过程中不管出现任何问题都能够自如的解决，提高工作效率，优化环境影响评价过程，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可靠度。
2.3完善环境影响评价的评审体制
为了使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发挥真正的作用，不受地方主义的干扰，有必要在评审活动中采取两级的体制，即受中央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管理，同时又有地方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管理，双管齐下，加强对我国环境影响评评审制度的假设。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群众的健康以及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社会活动。很多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已经通过立法或国际条约采纳来实施环境影响评价，评价对象和范围早已涉及到具体的工程项目、规划计划、经济政策等宏观活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我国作为经济建设活动所必须遵循的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工业发展的合理布局、对污染源的强化治理等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对环境影响评价要全面的重视起来，让其发挥有效的作用，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大力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楠；浅谈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M]；中国校外教育；2009
[2]吕楠；向鹏；周天源；浅析我国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A]；当代法学论坛；2011；
第11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材 问题 解决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作为中央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是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为了保证教材结构的完整性，每门课都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因此，教材本身在编排上存在着一定的内容重复现象以及其他问题。
一、教材内容存在的问题
第一，同一门课程内部内容重复。例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在中国化、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部分，都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内容。
第二，不同的课程之间内容重复。例如：“概论”课中第三章理论和第四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内容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和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内容重复较多。
第三，高校课程和中学课程内容重复且部分内容不一致。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和中学政治课程和历史课程内容重复较多，另外有少部分内容不一致。例如：“基本原理概论”中第四章第一节：“货币具有五种基本的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中学政治教材对这部分的论述为“货币具有五种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其中基本职能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二、教材内容存在问题的原因
为了保持教材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出现了无法避免的内容重复现象。另外，高校政治教育与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各自为政，没有有效的衔接。各个阶段教学在具体规划和实施过程中缺少沟通和交流，因此出现了高校和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教材内容的重复、脱节和内容不一致等问题。
三、解决教材内容存在问题的途径
第一，完善教材体系。首先，对于高校教材体系中内容重复的问题，在编写中应注意主次分明、详略得当。针对不同的课程及不同内容需要有不同的侧重点。其次，应对中学教材和高校教材进行整体性规划，使课程内容之间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中学教材的编写主要为了应对高考，内容主要是基础理论，理论性较强。高校教材的编写主要注重育人，注重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增加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不说空话、不讲大道理，帮助学生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思想困惑。在内容重复的情况下，应保持中学和高校教材内容的一致性，避免学生知识混淆。
第二，促进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课程体系包括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完善课程体系，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需要促进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首先，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对整体性的理解是跨学科和跨专业的，需要打造一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团队，通过教学团队的共同研究和努力协同完成。对于重复的内容，根据不同的课程特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解；或是有些课程详讲，有些课程略讲；再或是采用专题教学法，各自设计内容不重复的专题，进行教学。其次，转化教学重心。从涉及理论观点的实际问题入手，讲授重心由知识传授向思维能力训练和具体问题解决转化，促进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可以让学生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或让学生参与课程讲授，将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转化为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再次，采取分级教学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公共课，学校和教师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分级教学。例如：可以将不同地区的生源、不同的专业的学生、中学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划分为不同的层次。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成为教学的设计者，针对不同的学生特点，因材施教，使每一个层次的学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杨乃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部分重复及其解决之道[J].高教论坛.2008，（3）
[2]王忠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1，（4）
[3]包双叶，陈锡喜.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及其转化—从大学与中学思想政治教材内容重复现象谈起. [J].邯郸学院学报.2010，（6）
第12篇
2020年4月，我省印发《持续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2020年工作要点》及任务清单的通知，旨在持续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进一步增创“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有利、百姓受益”体制机制新优势，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该文件规定，亩均税收=税收实际贡献/用地面积，税收实际贡献是指企业税费“实际入库数”合计，即“净入库数”合计。“实际入库数”中包含13 项税（费）种：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其中：增值税实际入库数=增值税直接净入库税收+生产型出口企业发生的“免抵”税额（含应调未调部分）。基层在实际操作中发现，由于税收口径存在几方面问题，或将影响企业评价结果，需关注。
一是企业“净入库数”税金与企业所属期实际缴纳的税金不一致。企业待征税款入库销号后，税款状态由待征变为入库状态，由于存在时间差，企业所属期实际缴纳的税金未能在当年度全部入库。以浙江XX有限公司为例，根据税务部门数据显示，2019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净入库数”合计为2342万元，2019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所属期实际缴纳合计为3190万元，而分类评价中税收口径为“净入库数”，由于未入库部分税金未能得到体现，拉低了企业亩均税收24.6个百分点。
二是新办企业进项税额抵扣多，增值税产生难度大。由于企业购进机器设备、不动产等固定资产所产生的进项税额都能够全额抵扣，新办企业前几年建设厂房及设备购买所产生的进项税额也大部分用于抵扣，故企业当年或者近几年很难产生增值税，甚至净入库税金会出现负数的情况，对亩均税收指标有较大影响。以浙江XX有限责任公司为例，企业成立于2017年11月，2019年度新增房屋建筑及购买机器设备所产生的进项税额160.4万元全部用于抵扣，当年实际缴纳的增值税仅为0.9万元。根据税务部门数据显示，企业2019年增值税净入库数为-58.3万元（增量留底退税59.2万元），导致2019年13项税种净入库数合计为-39.7万元。
三是税种口径存在差异，影响企业最终评价。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39号)规定，自2019年4月1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连续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的企业均可以申请留抵退税。”以浙江XX地板有限公司为例，根据税务部门数据显示，企业2019年13项税种净入库数合计40.8万元，但根据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该企业2019年海关入库税收53.6万元。由于我省文件中规定的13项税种口径未包含海关入库税收，故在评价中海关入库税收不能计算在内，导致企业亩均税收不足3万，综合评价结果为D类。
第13篇
关键词：半工业化；华北乡村；近代中国
本文以近代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个案，分析半工业化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衰退的全过程。半工业化是相对于工业化而言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工业化是指非生物动力取代生物动力的过程，西方传统工业化史论者认为，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是工业化的开端，德国经济史学家鲁道夫．吕贝尔特在其名着《工业化史》一书中就曾经典性地指出：“在机器时代破晓以后，随着纺织的机械化，随着蒸汽机作为一项新的能源，随着从单件生产过渡到系列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人类社会才开始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工业化的这种变化．”[1](P1)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界强调制度变迁重于技术进步，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把工业化的历史追溯到大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农村手工业经济内部，着重探讨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第一阶段、即纺织工业之间的联系，美国经济史学家门德尔斯于1972年发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并不断修正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最后将它表述为“为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如果从人类工业生产活动的整体而言，原始工业化对工业化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工业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义。但如果从单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能导向工业化，反过来说，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在工业化启动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便销声匿迹，尤其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工业化基本上是移植外来工业文明的结果，原始工业化甚至传统乡村工业仍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不过，这时候的乡村手工业作为工业化进程第一阶段的“原始”意义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业、若干地区，工业化早期的乡村手工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手工业确实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变，笔者主张用“半工业化”来描述这种现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业化”包括以下内涵：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进步的、分工明确的专业性手工业乡村的兴起与发展。在一个时期中，乡村手工业在地区经济总量及家庭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手工业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转向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华北织布业中的若干区域，如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就是半工业化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
首先，从技术进步层面分析．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机的铁轮机，在整体上形成规模生产，如高阳，在1908年以前还使用双手投梭的老式木机，生产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阳旅外人士从天津引进铁轮机，到1914年，“高阳有织机2500—3700架之数，其中木机约十分之一二”，铁轮机已开始占据绝对的优势，此后高阳区内铁轮机迅速增加，1915年，为5726架，1917年突破l万台，1920年超过2万台，到1928年达到29631台，其中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篓子提花机4056台(P9-18)。改良机的应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种、提高了土布的标准化，高阳手织布的“最初制品仅有16支纱织成之白粗布、粗斜纹布两种，宣统二年(1910—1911)间，添用20支及32支纱织标布、市布、细斜纹布、提花条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国元年更添用42支纱织造爱国布及各种袍料，民国七八年间更添用人造鸶造各色提花缎(俗名法麻缎，花色极繁)．”同样，定县在清朝末年，“于引进机纱之外，定入复将投梭改良为拉梭式，生产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输入铁轮机，纺织两方面技术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县织业，方能迅速发展。”潍县织布区半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也离不开机纱的使用和改良织机的输入，民国初年潍县东乡有人从天津携机数架回乡推广传习技术，改良出品，该机“系铁轮木架之铁木机，通称铁轮机．亦名脚踏织布机，各种轮轴系以生熟铁制成，其架框则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长l公尺l寸，宽2公尺，计重250公斤，能织白粗布、蚊帐布、斜纹布、线呢、哔叽及各种提花布、白细布等．”该县东乡潍河沿岸各村庄手织业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织机，1915至1916年间发展到500台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东乡传人南乡、北乡、西乡，遍及全县，布机达5万台以上，成为一个后起的半工业化地区。
其次，从市场层面分析，华北乡村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费，而是为市场生产，尤其是为区域外市场生产．宝坻、高阳、定县、潍县等地区所生产的土布大多销往本县以外的市场，其中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区土布的主要市场，如宝坻土布业较为发达的1923年，棉布销售额的92％和销售值82％都在当时河北以外地区，具体销售区域如表1：
表1 1923年宝坻棉布销售区域
销售区域|数量(匹)| 百分比|价值(元)| 百分比
热河|3303000| 72|7392000| 6l
东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总计|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资料来源；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2期。
高阳棉布销售区域更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销售高阳布共计515581匹，占全国销售总额的42．95％，销售值4283301元，占全国销售值的40％。无论是销售量还是销售值，高阳棉布的主要市场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阳织布业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销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仅为149889匹，销售值为1379077元，在全国销售额中的比重分别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阳布匹销售区域分布情况
区域名称|销售数量(匹)|百分比|销售价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东| 6700.0| 0.56| 82006.4l| o．76
绥远|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尔|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陕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肃|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苏| 1168.5| 0.10| 13157.04| 0.12
广东| 1965| 0.16| 37751.03| 0.26
贵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总计|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资料来源：据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236—238页表重新计算编制。
19世纪90年代初，定县棉布开始销往境外，后，专营口外贸易的晋商在定县开设的布店日多，定县土布输出也日益增多，据估计，1913年达200万匹，1914年达260万匹，1915年达400万匹，约值2494000元，是定县土布输出的最高记录．另据估计，潍县织布区，“每年出布约1000万匹，约值7500万元以上。其销路遍及全国，而且以河南为最。”（P132）后起的潍县织布区也是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
最后，从乡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来看，手工织布业在近代华北乡村尤其是河北高阳、宝坻、定县、山东潍县等地区经济总量及其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显着上升，对传统农业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转而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地区，农户从事乡村手工业所获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如1924年，河北宝坻织布业经济区内织户每家依靠织布的平均纯所得为105．1l元，依靠农作物的净收入．佃农平均为26．38元，半自耕农为86．62元，也就是说，佃农农户的织布收入约占总收入的80％，半自耕农的织布收入占总收入的55％，高阳织布区1932年共计50793人从事织布，据对344家织户的抽样统计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织布工资75．11元，占49．12元，自织布匹净利45．60元，占29．82％，两项合计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户耕地净利仅27 96元，占18．29％，副业及其他工艺收入4．24元，占2．77％。”(p142)可见，手工织布业在高阳农民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定县、潍县两大织布区的情形与上述两地大体相似。
明清史学者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是否存在着原始工：业化现象歧见明显，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纺织业中没有出现原始工业化的迹象。也就是说。直到前夕，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仍然处在家庭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之中，华北地区也不例外。那么工业化发生之后，为什么没有摧毁手工棉织业?相反，是什么力量导致乡村手工棉织业某种程度的发展呢?
首先，华北乡村手织业的半工业化得益于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我国农村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主要是受到农业生态环境恶劣、人均耕地严重不足的影响，直到前夕，以家庭为生产与消费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仍然广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来经济势力的推动，一切仍如从前一样，那么相信它还会继续下去的．”(P11)在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我们不必讳言外国先进技术的客观作用，“倘无外国之货物与
技术之输入，中国经济社会恐犹是二千年来之社会，而不能有丝毫之改变．今日之得有新式工业，岂非受外国工业品之刺激而始然乎?”(P390)所谓“外来势力”就是大机器工业的全球化浪潮，对于传统的手工业来说，工业化尤如一面双刃剑，它既给传统手工业以致命一击，又在一定意义上激活了乡村手工业中的某些生产环节。对棉纺织业来说，遭受致命打击的是传统手纺纱，质优价廉的机纱剥离了手纺纱与手织布的紧密联系，剥夺了它赖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织布业，长期因纺纱的供不应求而得不到发展的手工织布业，因此解除了发展的“瓶颈”，它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要求改良织机，提高效率。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相继出现了改良的手拉机与足踏机，“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P682)，比起老式的木机来，手拉机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铁轮机的输入，该机“每日可织布80至100尺之多，且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p11)改良织机的输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织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质量，增加了花色品种，使其更适于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的机纱与改良织机的输入与使用激活了乡村手工业，“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布机及洋纱输入之影响”。华北其他乡村织布业的半工业化亦莫不如此，这是就客观条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观上，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发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大力兴办工艺局，培养了一批适应半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力量，这批乡村技术人才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们回到乡村，推动了半工业化的发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隶工艺局，所设实习工场从1903年至1907年，“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工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10](p526—532）。这些毕业生成为直隶乃至华北乡村手工业的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亦复不少。”[11](P1—2)“实习工场对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12](p4—6）宝坻也同样受益，直隶织布工场织染部设立后，“宝坻学生之来津习纺织者，即传人日本机器及新式织布方法……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山东各属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13]
民间组织与地方能人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以高阳县为例，该县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阳商务分会肇始，1906年“高阳商会集资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购买织机，试办工厂，是为高阳布实行改良之始，光绪末年商会诸人所办之织布工厂已养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实习工厂及各县工艺局养成之工徒，亦多散归乡间辗转传习，因之高阳附近农民熟悉织布新法日渐增多”，高阳商会还针对手织业者无力置机和购纱的状况，“又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向天津购买大批织机，规定贷机并领纱织布之办法”，同时“选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给织布客户，改织宽面土布，推广实行，日增月益”[14](p225)，该会还曾多次开会集议推广乡村手织业，仅在1910—1912年间就14次集会研究与土布有关的扩充铁轮机、劝立织布场、筹议减免税、设立工艺研究所等事宜，工艺研究所旨在“提倡织纺，振兴实业，研究工艺，改良布质)”[14](p233)。正是由于该会“在事人员提倡织纺，悉心筹划，调查本地之情形，因时度势，煞费苦心，竭尽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计”[14](p227)。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高阳织布区已扩展成为包括高阳、蠡县、安新、清苑、任邱等五县共计414村、43万人在内的以高阳县城为中心的手织业经济区。民国时期的高阳县志载：“张兴汉，字造卿，以商起家．……与韩伟卿、杨木森、李秉熙等创办商会，改良织布．二十年来，附高百里间，赖织布以营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阳留祥左村人王士颖仿造改良机的示范效应也十分明显，高阳购进东洋铁机之初，“行之数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适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县机声相接，布货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阳织布业最兴盛时期，“本县李叔良、李希古诸君赓续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国初年，苏子权将提花机引进高阳。为高阳产品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还应指出，在高阳布业发展困难时期的1921—1925年，农村中一部分“能人”(一乡或村中殷实而经验丰富的机户，在乡里中较受人敬重)应商人之请，担任“机领”或“机头”，他们的职责：“(1)遇有商号须添雇机户时，介绍新机户；(2)指导督察他所领的机户，努力工作，按时缴布；(3)如机户有领线后，不能缴布的，代商号追索原料或偿金．”(p22)“机领”或“机头”的出现为高阳布业渡过困难时期作出了贡献。
乡村手工棉纺织业本来就是传统农民家庭经济的重要部分，是应对人口压力、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在农业的经济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业门径尚未开辟之前，农民不会轻易放弃传统手工业，这并非农民保守使然，实乃生存所必需。机器棉纺织业发展的趋势本来是要摧毁乡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它也确实摧毁了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纺纱环节，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场空间，使乡村手工业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织业，没有使失业的手工业者得到新的工作机会，相反，它的畸形发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织业的基础之上，因此客观上激活了手工织布业。近代华北若干地区的民间组织、地方能人在这种困境中利用早期工业化所造成的客观上的技术进步，引进先进工具，培养技术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径，道路虽然崎岖不平，但终究是一种进步。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华北若干区域的乡村手工棉纺织业进入半工业化发展阶段。
但是，除个别地区外，近代华北乡村手织业大体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有些地区的衰退出现得更早，其表现主要是生产萎缩、产量剧减、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数相应下降。如宝坻布业高峰时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织机8180架，1933年减为375架，减少了96％，织户由7620户减至360户，减少了95％，产量则由3222920匹减为105000匹，减少97%。又如高阳织布业在1929年时开工的平面织布机约25000架，提花机约4300余架，使用棉纱约80000包，人造丝约20000箱，1930年，仍在生产的平面机约20000架，提花机约2300架，1931年平面织布机更减为15000架，提花机约1100余架，使用棉纱约25000包，人造丝约4000箱，衰落趋势十分明显(p27)。潍县是一个后起的乡村织布业经济区，1937年后，织布业跌人谷底，据调查，此前潍县织布区拥有织机10万台，此后，布机数量大帽下降，潍县织布区仅存5000台，其它布机或被严重破坏，或被迫拆卖、或流往济南、青岛、徐州、烟台等地，所使用的棉纱从全盛时期的10万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万捆，潍县土布业从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时论认为“手工业因为技术的缺乏科学基础，生产的不经济，制品之缺乏标准，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来之衰落，实由于此”[17]，这是从手工业生产内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业化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不同，相对而言，高阳、潍县等地织布业的生产技术与花色品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织户不仅使用了技术冰平与效率均较高的铁轮机和篓子提花机，而且所生产的布匹种类与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满足用户的所有需要，如棉布类包括白布、色布、条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纹布、宽面床单布、格纹布、斜纹条、罗纹布、小提花布、电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类有葛、绸、缎、罗纺、绨、麻丝格、衬里绸等。所以，调查者曾指出：高阳“所出各种布匹，名目过多，实举不胜举，且花纹颜色，日新月异”(p217—221)。还应指出，分散的农民织户和富裕的农民已经出现了联合开办作坊、甚至手工工场的趋势，以高阳最为典型，1926年至1932年，“兴起了一种主匠制的家庭工厂和增加了许多织卖货的织户……工厂的厂主，大都就是织布工人出身，见织麻布的获利，以他历年的经验和积蓄，自己或合伙开办小规模的织布工厂，购织机自数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过十架，招收工人学徒，代他做准备及织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监督指导，但很少再亲自动手了。”[10]有些织布工场甚至开始了向小型织布工厂转化的的尝试，如“民国22及23两年(1923、1924)之间，同和工厂曾首先购置电力络经机3架，整经机2架，纬线机1架，电力提花铁木机1架，电力条纹铁木机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动发电机再转动各机，试验成绩，已有可观．”(P30)这表明，华北乡村织布业中的半工业化已经显露出向工业化过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区都无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处于衰退之中，可见，技术与效率等内部因素并非是半工业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乡村半工业化现象的萎缩是否是由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已到了近代乡村必须放弃传统增长方式的地步呢?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乡村织布业来说，机织布与手织布生产效率及生产成本的比较，调查中的分歧较大，据严中平考证，“普通力织机。织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时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码，可管理二台至六台，即以四台计，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码，约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织机，每人每十一小时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码，是即一人使用力机的产量，为使用手机产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过也有考证者认为，以人力为动力的铁轮机与以电力带动的铁机每日(以12小时计)最高生产能力相等，均能织成长5丈2尺宽2尺4寸至5寸的32支头等布一匹[20]。再比较生产成本．王子建曾对高阳织布区手织业与东南各省华商纺织厂作过以下对比，在高阳，每一机(铁木机)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华商纺织厂，每一力织机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阳织100尺布的工资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厂里却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动力设备等统加上去，后者仍站在优越的地位上(p141)．实际上，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对比，人工成本之外，机织布的间接生产成本(如间接人工、折旧、辅助物料、动力费、税捐、修缮、保险费、职员薪金、职工伙食、文具等)、推销及管理费用等均作比较。我们仍诉之于王子建对七省华商纱厂的调查，表3是各种规格机织布每匹总成本：
表3 各种规格机织粗细布每匹总成本(单位：元)
成本分类| 细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间接生产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销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总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贸料来源：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第216页．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进一步核算，以12磅细纱为例，每匹布除浆质外，约用纱u．1磅左右，假定经纬纱均为22支，每磅纱价为0．54元，那么原纱成本即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项成本，共计8．121元。按上海货价季刊所载，1932年12磅细布，全年平均每匹卖价，折合成银元为9．378元。这样，每销售棉布一匹，可获毛利1．257元。在此基础上减去应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则所得纯利益为0．260元。如按折合成银元后的最低价、即7．832元售出，则又当亏损1．286元之多．因此，当时“若干布厂工程师，咸谓每织布一匹，当亏本一元”[21]（P218），看来，并非夸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乡村手织业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计成本的劳动力)、及无需付出管理费用的事实，那么，即使按力织机四倍于手织机的生产效率算，机织布在竞争中也未必能占据绝对优势。这也就说明，乡村织布业中的传统增长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乡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城市低度工业化状况所造成的，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乡村半工业化与城市低度工业化将共处共存．
从王业文明进化史看，近代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不过昙花一现，但它却留下了绚丽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传统手工业，也非工业化前的原始工业化，而是在大机器工业已经产生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传统手工业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积极方式。尽管在种种外力的干扰下，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进程被迫中断，但就已经出现的向工业化转化的趋势来判断，半工业化实际上是传统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一种动态现象．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城市低度工业化与乡村半工业化将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相互依存，如何促进半工业化向工业化转化，是全面实现工业化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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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ising and Declining of Village’s semi—indUStrialization of Modern China
第14篇
关键词：半工业化；华北乡村；近代中国
本文以近代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个案，分析半工业化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衰退的全过程。半工业化是相对于工业化而言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工业化是指非生物动力取代生物动力的过程，西方传统工业化史论者认为，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是工业化的开端，德国经济史学家鲁道夫．吕贝尔特在其名著《工业化史》一书中就曾经典性地指出：“在机器时代破晓以后，随着纺织的机械化，随着蒸汽机作为一项新的能源，随着从单件生产过渡到系列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人类社会才开始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工业化的这种变化．”[1](P1)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界强调制度变迁重于技术进步，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把工业化的历史追溯到大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农村手工业经济内部，着重探讨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第一阶段、即纺织工业之间的联系，美国经济史学家门德尔斯于1972年发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并不断修正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最后将它表述为“为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如果从人类工业生产活动的整体而言，原始工业化对工业化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工业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义。但如果从单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能导向工业化，反过来说，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在工业化启动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便销声匿迹，尤其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工业化基本上是移植外来工业文明的结果，原始工业化甚至传统乡村工业仍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不过，这时候的乡村手工业作为工业化进程第一阶段的“原始”意义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业、若干地区，工业化早期的乡村手工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手工业确实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变，笔者主张用“半工业化”来描述这种现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业化”包括以下内涵：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进步的、分工明确的专业性手工业乡村的兴起与发展。在一个时期中，乡村手工业在地区经济总量及家庭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手工业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转向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华北织布业中的若干区域，如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就是半工业化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
首先，从技术进步层面分析．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机的铁轮机，在整体上形成规模生产，如高阳，在1908年以前还使用双手投梭的老式木机，生产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阳旅外人士从天津引进铁轮机，到1914年，“高阳有织机2500—3700架之数，其中木机约十分之一二”，铁轮机已开始占据绝对的优势，此后高阳区内铁轮机迅速增加，1915年，为5726架，1917年突破l万台，1920年超过2万台，到1928年达到29631台，其中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篓子提花机4056台[2](P9-18)。改良机的应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种、提高了土布的标准化，高阳手织布的“最初制品仅有16支纱织成之白粗布、粗斜纹布两种，宣统二年(1910—1911)间，添用20支及32支纱织标布、市布、细斜纹布、提花条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国元年更添用42支纱织造爱国布及各种袍料，民国七八年间更添用人造鸶造各色提花缎(俗名法麻缎，花色极繁)．”[3]同样，定县在清朝末年，“于引进机纱之外，定入复将投梭改良为拉梭式，生产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输入铁轮机，纺织两方面技术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县织业，方能迅速发展。”[4]潍县织布区半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也离不开机纱的使用和改良织机的输入，民国初年潍县东乡有人从天津携机数架回乡推广传习技术，改良出品，该机“系铁轮木架之铁木机，通称铁轮机．亦名脚踏织布机，各种轮轴系以生熟铁制成，其架框则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长l公尺l寸，宽2公尺，计重250公斤，能织白粗布、蚊帐布、斜纹布、线呢、哔叽及各种提花布、白细布等．”[5]该县东乡潍河沿岸各村庄手织业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织机，1915至1916年间发展到500台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东乡传人南乡、北乡、西乡，遍及全县，布机达5万台以上，成为一个后起的半工业化地区。
其次，从市场层面分析，华北乡村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费，而是为市场生产，尤其是为区域外市场生产．宝坻、高阳、定县、潍县等地区所生产的土布大多销往本县以外的市场，其中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区土布的主要市场，如宝坻土布业较为发达的1923年，棉布销售额的92％和销售值82％都在当时河北以外地区，具体销售区域如表1：
表1 1923年宝坻棉布销售区域
销售区域|数量(匹)| 百分比|价值(元)| 百分比
热河|3303000| 72|7392000| 6l
东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总计|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资料来源；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2期。
高阳棉布销售区域更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销售高阳布共计515581匹，占全国销售总额的42．95％，销售值4283301元，占全国销售值的40％。无论是销售量还是销售值，高阳棉布的主要市场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阳织布业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销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仅为149889匹，销售值为1379077元，在全国销售额中的比重分别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阳布匹销售区域分布情况
区域名称|销售数量(匹)|百分比|销售价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东| 6700.0| 0.56| 82006.4l| o．76
绥远|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尔|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陕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肃|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苏| 1168.5| 0.10| 13157.04| 0.12
广东| 1965| 0.16| 37751.03| 0.26
贵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总计|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资料来源：据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236—238页表重新计算编制。
19世纪90年代初，定县棉布开始销往境外，后，专营口外贸易的晋商在定县开设的布店日多，定县土布输出也日益增多，据估计，1913年达200万匹，1914年达260万匹，1915年达400万匹，约值2494000元，是定县土布输出的最高记录[4]．另据估计，潍县织布区，“每年出布约1000万匹，约值7500万元以上。其销路遍及全国，而且以河南为最。”[6]（P132）后起的潍县织布区也是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
最后，从乡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来看，手工织布业在近代华北乡村尤其是河北高阳、宝坻、定县、山东潍县等地区经济总量及其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对传统农业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转而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地区，农户从事乡村手工业所获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如1924年，河北宝坻织布业经济区内织户每家依靠织布的平均纯所得为105．1l元，依靠农作物的净收入．佃农平均为26．38元，半自耕农为86．62元，也就是说，佃农农户的织布收入约占总收入的80％，半自耕农的织布收入占总收入的55％[7]，高阳织布区1932年共计50793人从事织布，据对344家织户的抽样统计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织布工资75．11元，占49．12元，自织布匹净利45．60元，占29．82％，两项合计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户耕地净利仅27 96元，占18．29％，副业及其他工艺收入4．24元，占2．77％。”[2](p142)可见，手工织布业在高阳农民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定县、潍县两大织布区的情形与上述两地大体相似。
明清史学者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是否存在着原始工：业化现象歧见明显，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纺织业中没有出现原始工业化的迹象。也就是说。直到前夕，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仍然处在家庭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之中，华北地区也不例外。那么工业化发生之后，为什么没有摧毁手工棉织业?相反，是什么力量导致乡村手工棉织业某种程度的发展呢?
首先，华北乡村手织业的半工业化得益于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我国农村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主要是受到农业生态环境恶劣、人均耕地严重不足的影响，直到前夕，以家庭为生产与消费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仍然广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来经济势力的推动，一切仍如从前一样，那么相信它还会继续下去的．”[2](P11)在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我们不必讳言外国先进技术的客观作用，“倘无外国之货物与
技术之输入，中国经济社会恐犹是二千年来之社会，而不能有丝毫之改变．今日之得有新式工业，岂非受外国工业品之刺激而始然乎?”[8](P390)所谓“外来势力”就是大机器工业的全球化浪潮，对于传统的手工业来说，工业化尤如一面双刃剑，它既给传统手工业以致命一击，又在一定意义上激活了乡村手工业中的某些生产环节。对棉纺织业来说，遭受致命打击的是传统手纺纱，质优价廉的机纱剥离了手纺纱与手织布的紧密联系，剥夺了它赖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织布业，长期因纺纱的供不应求而得不到发展的手工织布业，因此解除了发展的“瓶颈”，它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要求改良织机，提高效率。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相继出现了改良的手拉机与足踏机，“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9](P682)，比起老式的木机来，手拉机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铁轮机的输入，该机“每日可织布80至100尺之多，且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2](p11)改良织机的输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织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质量，增加了花色品种，使其更适于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的机纱与改良织机的输入与使用激活了乡村手工业，“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布机及洋纱输入之影响”[7]。华北其他乡村织布业的半工业化亦莫不如此，这是就客观条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观上，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发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大力兴办工艺局，培养了一批适应半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力量，这批乡村技术人才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们回到乡村，推动了半工业化的发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隶工艺局，所设实习工场从1903年至1907年，“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工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10](p526—532）。这些毕业生成为直隶乃至华北乡村手工业的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亦复不少。”[11](P1—2)“实习工场对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12](p4—6）宝坻也同样受益，直隶织布工场织染部设立后，“宝坻学生之来津习纺织者，即传人日本机器及新式织布方法……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7]山东各属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13]
民间组织与地方能人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以高阳县为例，该县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阳商务分会肇始，1906年“高阳商会集资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购买织机，试办工厂，是为高阳布实行改良之始，光绪末年商会诸人所办之织布工厂已养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实习工厂及各县工艺局养成之工徒，亦多散归乡间辗转传习，因之高阳附近农民熟悉织布新法日渐增多”，高阳商会还针对手织业者无力置机和购纱的状况，“又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向天津购买大批织机，规定贷机并领纱织布之办法”[3]，同时“选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给织布客户，改织宽面土布，推广实行，日增月益”[14](p225)，该会还曾多次开会集议推广乡村手织业，仅在1910—1912年间就14次集会研究与土布有关的扩充铁轮机、劝立织布场、筹议减免税、设立工艺研究所等事宜，工艺研究所旨在“提倡织纺，振兴实业，研究工艺，改良布质)”[14](p233)。正是由于该会“在事人员提倡织纺，悉心筹划，调查本地之情形，因时度势，煞费苦心，竭尽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计”[14](p227)。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高阳织布区已扩展成为包括高阳、蠡县、安新、清苑、任邱等五县共计414村、43万人在内的以高阳县城为中心的手织业经济区。民国时期的高阳县志载：“张兴汉，字造卿，以商起家．……与韩伟卿、杨木森、李秉熙等创办商会，改良织布．二十年来，附高百里间，赖织布以营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阳留祥左村人王士颖仿造改良机的示范效应也十分明显，高阳购进东洋铁机之初，“行之数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适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县机声相接，布货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阳织布业最兴盛时期，“本县李叔良、李希古诸君赓续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国初年，苏子权将提花机引进高阳。为高阳产品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还应指出，在高阳布业发展困难时期的1921—1925年，农村中一部分“能人”(一乡或村中殷实而经验丰富的机户，在乡里中较受人敬重)应商人之请，担任“机领”或“机头”，他们的职责：“(1)遇有商号须添雇机户时，介绍新机户；(2)指导督察他所领的机户，努力工作，按时缴布；(3)如机户有领线后，不能缴布的，代商号追索原料或偿金．”[2](p22)“机领”或“机头”的出现为高阳布业渡过困难时期作出了贡献。
乡村手工棉纺织业本来就是传统农民家庭经济的重要部分，是应对人口压力、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在农业的经济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业门径尚未开辟之前，农民不会轻易放弃传统手工业，这并非农民保守使然，实乃生存所必需。机器棉纺织业发展的趋势本来是要摧毁乡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它也确实摧毁了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纺纱环节，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场空间，使乡村手工业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织业，没有使失业的手工业者得到新的工作机会，相反，它的畸形发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织业的基础之上，因此客观上激活了手工织布业。近代华北若干地区的民间组织、地方能人在这种困境中利用早期工业化所造成的客观上的技术进步，引进先进工具，培养技术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径，道路虽然崎岖不平，但终究是一种进步。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华北若干区域的乡村手工棉纺织业进入半工业化发展阶段。
但是，除个别地区外，近代华北乡村手织业大体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有些地区的衰退出现得更早，其表现主要是生产萎缩、产量剧减、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数相应下降。如宝坻布业高峰时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织机8180架，1933年减为375架，减少了96％，织户由7620户减至360户，减少了95％，产量则由3222920匹减为105000匹，减少97%[7]。又如高阳织布业在1929年时开工的平面织布机约25000架，提花机约4300余架，使用棉纱约80000包，人造丝约20000箱，1930年，仍在生产的平面机约20000架，提花机约2300架，1931年平面织布机更减为15000架，提花机约1100余架，使用棉纱约25000包，人造丝约4000箱，衰落趋势十分明显[2](p27)。潍县是一个后起的乡村织布业经济区，1937年后，织布业跌人谷底，据调查，此前潍县织布区拥有织机10万台，此后，布机数量大帽下降，潍县织布区仅存5000台，其它布机或被严重破坏，或被迫拆卖、或流往济南、青岛、徐州、烟台等地，所使用的棉纱从全盛时期的10万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万捆，潍县土布业从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时论认为“手工业因为技术的缺乏科学基础，生产的不经济，制品之缺乏标准，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来之衰落，实由于此”[17]，这是从手工业生产内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业化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不同，相对而言，高阳、潍县等地织布业的生产技术与花色品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织户不仅使用了技术冰平与效率均较高的铁轮机和篓子提花机，而且所生产的布匹种类与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满足用户的所有需要，如棉布类包括白布、色布、条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纹布、宽面床单布、格纹布、斜纹条、罗纹布、小提花布、电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类有葛、绸、缎、罗纺、绨、麻丝格、衬里绸等。所以，调查者曾指出：高阳“所出各种布匹，名目过多，实举不胜举，且花纹颜色，日新月异”[2](p217—221)。还应指出，分散的农民织户和富裕的农民已经出现了联合开办作坊、甚至手工工场的趋势，以高阳最为典型，1926年至1932年，“兴起了一种主匠制的家庭工厂和增加了许多织卖货的织户……工厂的厂主，大都就是织布工人出身，见织麻布的获利，以他历年的经验和积蓄，自己或合伙开办小规模的织布工厂，购织机自数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过十架，招收工人学徒，代他做准备及织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监督指导，但很少再亲自动手了。”[10]有些织布工场甚至开始了向小型织布工厂转化的的尝试，如“民国22及23两年(1923、1924)之间，同和工厂曾首先购置电力络经机3架，整经机2架，纬线机1架，电力提花铁木机1架，电力条纹铁木机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动发电机再转动各机，试验成绩，已有可观．”[2](P30)这表明，华北乡村织布业中的半工业化已经显露出向工业化过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区都无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处于衰退之中，可见，技术与效率等内部因素并非是半工业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乡村半工业化现象的萎缩是否是由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已到了近代乡村必须放弃传统增长方式的地步呢?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乡村织布业来说，机织布与手织布生产效率及生产成本的比较，调查中的分歧较大，据严中平考证，“普通力织机。织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时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码，可管理二台至六台，即以四台计，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码，约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织机，每人每十一小时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码，是即一人使用力机的产量，为使用手机产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过也有考证者认为，以人力为动力的铁轮机与以电力带动的铁机每日(以12小时计)最高生产能力相等，均能织成长5丈2尺宽2尺4寸至5寸的32支头等布一匹[20]。再比较生产成本．王子建曾对高阳织布区手织业与东南各省华商纺织厂作过以下对比，在高阳，每一机(铁木机)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华商纺织厂，每一力织机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阳织100尺布的工资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厂里却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动力设备等统加上去，后者仍站在优越的地位上[6](p141)．实际上，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对比，人工成本之外，机织布的间接生产成本(如间接人工、折旧、辅助物料、动力费、税捐、修缮、保险费、职员薪金、职工伙食、文具等)、推销及管理费用等均作比较。我们仍诉之于王子建对七省华商纱厂的调查，表3是各种规格机织布每匹总成本：
表3 各种规格机织粗细布每匹总成本(单位：元)
成本分类| 细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间接生产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销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总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贸料来源：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第216页．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进一步核算，以12磅细纱为例，每匹布除浆质外，约用纱u．1磅左右，假定经纬纱均为22支，每磅纱价为0．54元，那么原纱成本即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项成本，共计8．121元。按上海货价季刊所载，1932年12磅细布，全年平均每匹卖价，折合成银元为9．378元。这样，每销售棉布一匹，可获毛利1．257元。在此基础上减去应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则所得纯利益为0．260元。如按折合成银元后的最低价、即7．832元售出，则又当亏损1．286元之多．因此，当时“若干布厂工程师，咸谓每织布一匹，当亏本一元”[21]（P218），看来，并非夸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乡村手织业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计成本的劳动力)、及无需付出管理费用的事实，那么，即使按力织机四倍于手织机的生产效率算，机织布在竞争中也未必能占据绝对优势。这也就说明，乡村织布业中的传统增长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乡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城市低度工业化状况所造成的，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乡村半工业化与城市低度工业化将共处共存．
从王业文明进化史看，近代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不过昙花一现，但它却留下了绚丽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传统手工业，也非工业化前的原始工业化，而是在大机器工业已经产生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传统手工业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积极方式。尽管在种种外力的干扰下，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进程被迫中断，但就已经出现的向工业化转化的趋势来判断，半工业化实际上是传统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一种动态现象．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城市低度工业化与乡村半工业化将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相互依存，如何促进半工业化向工业化转化，是全面实现工业化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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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ising and Declining of Village’s semi—indUStrialization of Modern China
第15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鄂西；特色经济
一、循环经济与特色经济论文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以物质闭环流动为特征的生态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为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属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形态。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体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我国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从源头上治理污染、持续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也是切实改善环境质量、建设生态城市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
特色经济是一个区域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利用比较优势原则，通过竞争形成的，具有鲜明产业特色的经济结构。特色经济的构成要素是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特色企业、特色产品。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以公平竞争为生命线，而区域经济发展又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因此，特色经济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利用比较优势原则和市场原则，通过竞争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产业特色和产品特色的经济结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特色经济是相对于特色经济而言的，是在鄂西地区依据现有的社会经济基础、资源禀赋、文化状况和生产力水平，在竞争中充分发挥区域经济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文化资源优势和主导产业优势，进而形成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产业特色和产品特色的经济结构。
循环经济要求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与可持续发展。因此，保持特色资源的优势、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是一个地区特色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一个地区特色资源开发与保护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而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和最佳模式，是21世纪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循环经济的理论思想非常切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对于资源环境依赖性与主要资源的可重复利用性等固有特性和发展要求。
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经济体系构建的基础分析
根据鄂西不同市州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生态文化旅游业发展情况及资源禀赋，我们选取了若干指标，经过对指标进行数学处理将鄂西8个州市划分为如下三个圈域：即第一圈域为“宜昌襄樊”圈域，包括宜昌、襄樊2市；第二圈域为“荆荆十随”圈域，包括荆门、荆州、十堰、随州这4个市；第三圈域为“恩施神农架”圈域。包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神农架林区。
(一)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不同圈域特色经济优势分析
“宜昌襄樊”圈域特色经济发展优势一是区位优势明显。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川鄂湘三省交汇点。襄樊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地处我国地形的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地带，历来为南北通商和文化交流的通道。二是旅游资源丰富。宜昌市共有景点350多处，是一座集自然风光与名胜古迹于一地、融现代化和文化历史于一炉的旅游城市。襄樊市共有各类名胜古迹和景点70余处，国家A级旅游景区13个，是一个同时具备旅游资源丰富性与独特性的旅游大市。三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宜昌是中国巴文化、楚文化的发祥地和交融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襄樊是一座有2800多年建成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山川灵秀，文化悠久，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汇合地。四是产业集聚初具规模。近年来，襄樊、宜昌作为鄂西北、鄂西南区域中心城市，积极融入全省经济发展大潮，在与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相互合作和竞争中较快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襄樊、宜昌经济对全省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稳步提升。
鄂西生态圈第二圈域包括十堰、荆门、荆州、随州4个市。其特色经济优势一是文化底蕴深厚。圈域内拥有炎帝神农文化、楚文化、三国文化、武当文化等优质文化资源。二是旅游资源丰富。圈域内自然山水瑰丽秀美，人文景观奇特壮观，遗址遗迹保存完好，建筑设施古朴精致，种类齐全。三是旅游资源级别高，品种齐全。武当山这一世界级旅游景区位于该圈域，特别是武当山古建筑群、钟祥明显陵两处世界文化遗产，江陵纪南城、随州擂鼓墩等古文化遗址，荆州、随州、钟祥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历史文化品牌，优势明显。
“恩施神农架”作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第三圈域。是实现鄂西圈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分层指标显示本圈域生态环境、旅游资源禀赋条件优越，未来以旅游业为带动的产业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其特色经济优势一是生态环境良好。其中恩施州森林覆盖率达62％，被称为“鄂西林海”、“天然氧吧”、“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并且有中国“三大后花园”之一的美誉。神农架是我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素有绿色宝库之称，森林覆盖率达88％。物种极为丰富，有“植物王国”、“物种基因库”之称。二是文化特色鲜明。圈域民族、历史、民俗等文化特色鲜明，恩施州拥有数量众多的自然人文景观。神农架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使其具备了发掘和开展观光揽胜、度假休闲、探险猎奇、体育健身、科学考察、科普教育等旅游项目的独特优势。
(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特色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宜昌和襄樊作为湖北省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旅游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日渐明显。其主要表现：一是旅游资源开发中保护不足。在对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出现了旅游规划与开发依据不充分，资源数量和承载能力不符，资源价值特别是潜在价值把握不准而造成旅游资源不合理开发或低水平开发等问题。二是市场运作乏力。在对外宣传和旅游策划上是单兵作战、各自为政、手段落后，缺乏高水平的市场化包装和营销，没有形成统一鲜明的主题形象。三是旅游经济快速增长与粗放经营并存。反映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缺乏，旅游商品趋同，富有特色的晚间娱乐活动严重不足，旅游产品结构简单，更新缓慢。不能满足多层次旅游市场的要求，旅游产业结构的粗放经营特征明显。
“荆荆十随”圈域的主要问题：一是产业环境友好程度不高，工业发展水平跟宜昌、襄樊还有较大差距，而且圈域内工业主要集中在传统工业上，资源消耗大、环境友好程度不高，离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的要求有较大差距。二是旅游及相关产业体制障碍突出，圈域内产品路线各自为政，市场集中度不足。三是旅游业资源整合不够充分，如随州、谷城和神农架都有炎帝神农旅游资源，但缺乏一定的整合，难以形成品牌。“恩施神农架”圈层内基础设施、工业及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底子都较为薄弱，圈域内生态保护、文化保护及生态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还面临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旅游业带动效应不强、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力度不足等问题。
三、构建以循环经济为基础的鄂西特色经济体系的基本思路
(一)建立资源节约引导机制
为了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循环经济体系，必须最大限度地节约自然资源，建立自然资源节约机制。自然资源的节约主要表现在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上。节约资源，降低自然资源消耗，原材料的消耗是自然资源的节约：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即将工业废弃物及生活废弃物加以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也是自然资源的节约。因此，节能降耗，污染减排，统称自然资源的节约。
(二)建立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联动机制
为了保证环境质量的“生产和再生产”，必须建立资源耗费和环境治理的联动机制，将环境保护与治理结合起来。制定环保法规，建立法律机制，用环保法规规范环保行为，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建立税收机制，根据污染物排放量的大小和相应税率收取环保税，以此收入作为治理环境的投入：建立行政审批机制，限制污染严重的企业的开办；建立行政监督机制，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社会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运用经济手段推荐污染治理的市场化进程。
(三)建立生产活动影响的评估机制
建立生产活动对自然和社会影响的评估机制，以便配和调节这种影响。对于每一项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所产生的近期和远期影响，要组织相关自然科学专家进行评估，依靠专家进行决策，以使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的改变为人类目标服务：对社会生态所产生的近期和远期影响，要组织相关社会科学家进行评估，以便采取相应措施，发挥它们对社会生态的积极影响，限制对社会生态的消极影响。
(四)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
结合投资体制改革，调整和落实投资政策。加大对构建循环经济体系的资金支持。把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循环经济体系作为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对一些重大项目利用国债投资或进行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的支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对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进行投资。同时要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健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和收费政策，积极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要进一步完善财税政策，通过财税杠杆的调节，促进循环经济快速发展。建立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加大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四、着力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特色经济模式
基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已形成的经济发展水平，整合其工、农业和文化资源，借助于旅游产业发展平台，致力构建以“创新中循环，循环中增效”为主要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一)务实工业基础，探索生态工业模式
以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为主线，以科技、体制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形成从企业内部到企业之间、再到全社会的物质能量循环生态系统，构建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生态工业。把废物综合利用与建设循环经济型产业结合起来，把企业清洁生产、产品结构调整与技术改造、解决结构性污染结合起来，建设生态工业园区。以循环经济理念为规划建设主导。形成污水、固废、废气资源化综合利用三大循环系统，实现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合理循环和配置。逐步建立鄂西循环经济发展体系。
(二)以原有农业为依托。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将农业结构调整与增加农民收入、防治农业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建立生态农业产业体系。探索适合鄂西自然和经济发展要求的生态农业模式，突出区域生态农业特色。目前，鄂西地区形成了以柑橘等为特色的水果产业、以草食动物为特色的畜牧产业、以库区特种养殖为特色的水产业、以无公害反季节为特色的蔬菜产业、以优质绿茶为特色的茶叶产业和以乌红天麻为特色的中药材产业。把这些特色产业纳入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大量开发参与性、体验性的产业农庄，将达到双向促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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