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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慈鑫)2009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分会将于12月7日~9日在东京召开年会。
日前,经过国际博协亚太分会专家委员会多轮筛选,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宣教部青年学者王莉的论文《传承地缘文明遗产,构建良知驱动文化———浅谈21世纪国际博物馆界的社会使命》脱颖而出,入选此次大会专业学术会议。
国际博协的专业学术会议是国际社会文化遗产保护与交流的最高殿堂,26岁的王莉成为中国大陆“80后”青年学者中获得在这一会议上发表演讲资格的第一人。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一种哲学,并且是一种实践哲学。西方实践哲学传统源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首先在区分理论哲学、技术哲学与实践哲学基础上,将实践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实践”(Praxis)一词原指一切有生命体的活动,后来亚里士多德用此概念专指人的实践行为,但又不是专指人的具体的行事,而是在不同于理论知识、技术知识的实践知识上,将实践看作是关于人类实际活动与生活的反思行为,以此而建立起的实践哲学就是要通过对人类实践行为的反思指明人类存在和生活的善的、合适的、有价值的理论基础与趋向目标。这样一来,实践哲学就成为了专门探讨人类实际存在行为的一门理论反思性学问。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理解一脉相袭,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明确指出,“实践意味着所有实践性事物,涵盖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组织自身的全部方式”。“实践与其说是生活的动力(energe-ia),不如说是与生活相联系的一切活着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bios)所引导的生活”。
伽达默尔晚年在与杜特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什么是实践的含义和实践哲学。他认为:“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Praxis)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当然啦,我们所熟悉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使‘实践’与对理论的‘实践性运用’相去弗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我们的实践。但是,这并不就是一切。‘实践’还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在这一意义上的‘实践’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的主题。”由此反映出,伽达默尔的重大理论贡献就在于,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统一起来,认为实践是人们的存在形式,是一个理解和确定存在本质与意义的理论反思性活动。反观现代人类文明,则可谓“生活形式”或者说“生活世界”问题丛生,危机四伏,而一切问题和危机之根源就在于传统实践智慧和实践哲学笼罩于近代以来的以求真为特征的理论哲学之下隐而不显甚至完全丧落,从根本上失去了关于人类行为、存在的实践理性反思,失去了实践哲学的引航。科学也成为了一种进入一个既不对人也不对神公开的未知领域的行动,科学的方法论研究就意味着理性的自我确信。质言之,科学不再被视为认知世界、把握真理的一种方式,而是从中升起了一种傲慢和自信,认为科学技术能够把握一切、控制一切。建立在这种科学观基础上的新世界观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活的形式和理想,“科学的技术运用渐渐地控制了文明进程和社会生活”。
在伽达默尔看来,要真正恢复对理性的信念和理性的力量,现在最为重要的就是重新激活和复兴西方实践哲学传统,重建实践哲学,确立起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对于人类生活世界的核心地位。那么,从解释学的这种实践意义上又怎样来看待中国哲学的性质和中国实践哲学的地位与作用呢?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国度,在人类发展史上曾谱写过辉煌的篇章。但自近代以后,由于科技的落后和科学理论认识的不发达,在遭致西方列强的侵占、西方强势文明的打击下,中国处于一种“弱势”的求生存、求振兴、求发展的漫漫征途之中,其社会发展主题就是如何才能“救亡图存”、“富国强民”、“重塑辉煌”。显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决不仅仅是一个科技发展的问题(当然就此而言,历来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视为“雕虫小技”的科技和技艺是需要重新得到重视和大力发展的),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改造问题,同样十分重要的,是一个人们拥有什么样的哲学文化与思想观念的问题。文化的改造、国民性的改造,这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前提,也一定会作为一种理论先导而表现出它的重要作用。因此,倘若论及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实现一切反封建的文化改造都是必不可少的,要大力倡导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但在这种相对“弱势”的文明发展之中,由于必须强调科技和科学理性的发展,由于必须主张反封建的经济工业化、全球化,所以科学精神就极易得到迅猛膨胀,在文化上,则会导致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神的漠视和淡忘,也将造成某些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之风。实际上,当现代科技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文明弊端日益暴露之时,恰恰又让我们需要重新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重新去发现它有可能贡献于人类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是有贡献于西方文化的,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在文化传播上就有一个“东学西渐”的运动,比如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思想就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尤其是伏尔泰发生过重大影响。应该说,中国哲学文化之所以能在西方产生影响,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中国哲学文化的特质,这就是历来贯穿于中国“经学”、“子学”、“史学”等学说中的“实践哲学”。强调和研究实践哲学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特色一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实践哲学”始终未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究。中国实践哲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特色突出,然而,由于中国的哲学研究蕴含于“经学”、“子学”、“史学”和“文学”等具体人文学科之中的,也由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提出完全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并按照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几大块来整理的,所以,因为西方哲学发展史长期的对实践哲学传统的遗失也造成了人们对中国实践哲学传统研究的不足,致使“太注重形而上学意味较浓的理学,尤其是心性之学的传统,而对更本源的实践哲学的传统较少涉及”。可以说,在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阶段,谢无量、、冯友兰等都是按照西方对哲学的理解及哲学的几大块而对存在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相关内容加以梳理和归类而编写出中国哲学史的,其问题在于强调共性而失去对中国哲学特色的研究和强调。正如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所指出的,“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hy,其涵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正是基于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后来冯友兰对“哲学”也做了这样的理解:“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甚至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而不再定位为自然现象学。新时期的诸多中国学者更是突出“德性”问题研究,将“德性”视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和根本精神。显然,中国哲学文化的这种特质与伽达默尔的以思考和探究人类存在意义与行为价值为诉求的实践智慧或者说实践哲学具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相通性。尽管有学者为了从学术形态上将明清学术与以往各个时期的学术区分开来,将其解说为“明清实学”,但这只是从理论的“实体达用”、“经国济世”即运用性上而言的,并没有将实践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来阐明其性质、任务、方式与目标。从历史上看,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或者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正是中国实践哲学文化中所体现出的“中国智慧”,因为这种智慧恰恰是欧洲近代科学文化所缺乏的。伽达默尔曾这样来评说西方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但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与伟大的高度发展的亚洲文化作比较,则它的厄运也许就在于这种科学概念之中”。应该说,莱布尼兹、沃尔夫等西方大哲学家,虽然很难说他们对中国哲学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但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特质所做的判断则是深刻的,也是准确的。在他们看来,从根本上说,中国思想是一种反思人类实践行为与生活智慧的实践哲学,就此而言,要比西方更有成就与特色。伽达默尔就指出,“于是当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以自己的著作投身于‘Sapientia sinica’(中国智慧)时,‘中国智慧’在18世纪便首次在欧洲思想中得到了特殊推崇”。伽达默尔本人在他超出百岁高龄时声称,他是一直很注意政治的实践智慧的,甚至他还从中国语言的形象性上感到远东科学今天的发展已有可能促使西方人认识到需要很好地学习中国语言。他做过一个令人振奋的预测,“200年后很可能大家都学习中文,有如今天大家都学习英文一样”。“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和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特别是要从远东找寻养料。”这样一来,我们认为,今天加强伽达默尔实践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哲学文化的精髓与精神实质,也会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中国哲学文化重新走向世界的信心和力量。
二、走向实践哲学:实现中西真正交流与融合之路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们厘清、肯定和强调了实践哲学,那么,将会为我们重新确立起中西哲学交流与对话的真正“交合域”(mutual fusion horizon)或者说“会通地”,这个“交合域”就是实践哲学。或许正像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所言,“复兴中国实践哲学的传统也许是恢复中国哲学原创性和实践性的第一步”,抑或是实现中国哲学现代复兴的真正的必由之路。中国历史上,正像“科学”一词一样,原本没有“哲学”一词,“科学”与“哲学”术语是在19世纪下半叶通过日本学者对西方“Science”和“Philosophy”的“科学”与“哲学”翻译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1902年《新民丛报》有文章开始以日本人西周在《百一新论》中所翻译的“哲学”译名来指称中国传统思想,这表明,在中国学术史上,虽然也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它往往是在“经学”、“子学”等学科中来进行研究的,始终没有把“哲学”从“经学”、“子学”甚至“史学”、“文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照此理解,从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是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因为西方的“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它与西方的“科学”概念密切相关。由此如果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这也是近些年来学界热议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那么,中西哲学交流又何从谈起?这也正是从根本上存在于中西哲学交流上的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并且由于这一问题造成了中西哲学交流始终进展不大,要么是做简单的比附性研究,罗列出它们在具体见解上的异同,要么是单纯地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概念和问题来机械地套用于中国哲学研究,或者是以中国哲学的传统思想来刻意地图解西方哲学。这里的问题在哪儿呢?就在对中国哲学性质的理解上,就在两者的交合域上,换句话说,已有的中西哲学交流未能确立起使之交流成为可能的真正的交合域。因为完全照西方的哲学框架来分析,那就很难说中国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退一步说,即便有,那么在此意义上也是很难有超出非常体系化逻辑化的西方哲学之处的。这样一来,中西哲学交流就难以展开,中国哲学也就不能以自身的独特魅力对人类哲学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实质上,如同王国维所言,哲学就是一门“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的学问。中国是有哲学的,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又是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的,并且这种特色恰恰表现了西方哲学近代以来所忽视的另外的理解,因而中国传统思想仍然可属于西方的哲学科目与领域。应该说,张岱年先生对东西方哲学以及什么是哲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指出:“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作哲学了。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以叫作哲学。”
实际上,哲学就是人类的精神反思,就是关于世界存在意义的理解与解释,既然是理解,当然就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就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和表述,因而,存在的不是只有一种哲学,而是具有不同特色与样式的哲学形态。正是在此理解上,如果我们回到实践哲学上来,可以看出,在西方,实践哲学就是与理论哲学平行的一种哲学形态,它没有精确的概念定义,它不以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本质规律为目标,而是以实践理性反思的形式去理解世界和人的真正存在与生活的意义,要从哲学层面上对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生活世界作出思考,进而为人类的存在和生活提供某种意义、价值、目标与理想,为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社会生活奠定理论基础。返观中国哲学同样如此,尽管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式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形态,但实践哲学的东西是根本性的,是大量存在的,并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鲜明的特色。莱布尼兹就曾经指出过,中国的实践哲学要领先于或者说优于欧洲,但遗憾的是中国实践哲学传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将它作为中西哲学交流的真正交合域来看待。中国哲学要实现现展,要走向世界,进而有贡献于人类哲学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它是离不开西方哲学的影响,如果继续完全地坚持传统思想的语言、形式、内容和方法,就会造成其发展的障碍和制约,而必须使其从内容与表述方式上实现向现代的转换;另一方面,既然是中国哲学,它就无法脱离与传统哲学的内在亲缘性,否则就不叫中国哲学。这表明,中国哲学的发展,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如何批判继承与吸收重建的过程,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在“交流与对话”中的对新意义的理解和追求过程。也正如陈寅恪所指示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干涉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真正使中西哲学交流与对话起来,真正使它们之间走向融合贯通,创造出有现代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就必须改变“研究传统思想的未能超出传统半步;研究西方哲学的只是研究西方哲学”这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从根本上,就是要将中西哲学交流重新奠定于(置于)“实践哲学”这一交合域上来。中西哲学是两种在性质、概念、形态与方法等方面十分不同的思想体系,正因如此,有着东西文化之分,也有着中西哲学之别,有时甚至连最基本的对应概念都没有。但在实践哲学中,中西哲学却能从最基本的概念到思想主题、精神实质上找到它们之间最大程度的共同性和融通性。在中国哲学中,依张汝伦教授看来,“行”这个概念就是十分普遍也是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而这就十分类似于西方哲学所称的“实践”概念。在中西哲学中,“行”和“实践”概念都被用来指称人类的有理性反思的有目的的活动,而此种概念正是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作为实践哲学,中国哲学从精神实质上就并不以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为己任,而是将天象与人事统一起来,把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作为印照人事行为、人化的迹象与征兆。换言之,在中国哲学中,“格物致知”是以服务于人事即人的实践行为和生活为目的的,中国哲学是一种入世哲学,就是要从根本上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善,怎样去行善,怎样去处理实践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学习和认识事物只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做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贤者”成为中国实践哲学的核心主题;“谦谦君子”、“内圣外王”则是中国实践哲学所描绘的一幅“人格蓝图”。显然,中国哲学的这种实践精神和行善性质是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以及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相通的,尽管它们在概念、问题域乃至形态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存在于两者中的精神实质与理论内涵的共通性却是基本的、普遍的方面,因为“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所研讨的问题就是那些决定所有人类认识和活动的问题,是那些决定人之为人以及人对善的选择最为至关重要的最伟大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加强对中西实践哲学的研究,加强对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现当代实践哲学复兴思潮的研究,唯此才能以实践哲学为交合域,促进中西哲学的真正交流,才能使中国哲学既照顾到自身传统的特殊性,又关注思想理论的普遍性,在融会贯通中西哲学智慧精华的基础上为中国哲学的现展开辟出新的路向,为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走入当代世界人类文化的建设之中确立起新的以实践哲学、实践智慧为最大特色的可能路径。
三、结语:文化交流中的中国思想开放与进步
为大四“松绑”,大二着手毕业论文写作
到了大四,学生又是实习又是找工作,最后还要忙毕业论文,否则不能毕业,这往往让一些大学生分身无术,毕业论文最后不得不东拼西凑完成。为此,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一改学生到大四才开始写毕业论文的传统,要求学生从大学二年级即开始着手准备毕业论文的写作。
该校新近出台的《学籍管理规定》和《素质学分制暂行规定》中,把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时间从大四提前到了大二,要求学生在大二下学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选题,大三开题并开始搜集资料,大四上学期要完成初稿的撰写,大四下学期进行结题答辩。答辩委员会则从论文选题、撰写过程、论文质量、答辩情况等4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论文抄袭成为常态,没时间写作系主因
据了解,大学生论文抄袭的现状在高校中较为普遍。在中国调查网一项有660余人参与的调查中,承认有过论文抄袭行为的占54.7%,承认论文全抄的占35.7%,承认抄袭的论文通过的占60.2%。
武科大中南分校艺术学院素质导师邓华杰分析说,当前部分大学生毕业论文存在抄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于缺乏论文写作的训练;二是由于毕业实习等原因,论文写作时间难保证;三是部分学生专业功底比较差,无法完成。
高年级学生叫好,大一学生反应冷淡
计算机专业大四的学生陈诚认为,大四时专业课扎堆不说,还面临考研、考证、找工作、考公务员等一大摊子事,这个时候在去写毕业论文,“质量上不去”。商学院会计专业大四学生小胡认为,此举在保证论文含金量的同时,也给学习带来一定压力,“只有学精,才能写好论文顺利毕业”。
文法学院法学专业大二学生梅高强认为,把毕业论文写作时间前移,既有助于广大学生提前意识到毕业、就业等问题所带来的压力与困难,也有助于防范论文剽窃、抄袭等问题。武汉科技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研究生孙志说,此举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进行研究性的学习。
与高年级学生对把论文写作时间前移广泛持赞成态度相比,不少大一学生由于入校才2个月的时间,对于校方此举反应并不热烈。据了解,武科大中南分校今秋首次在大一本科学生实行按学科大类进行培养,学生大一时不分专业,学生大二才开始再按专业(方向)培养。
加大抄袭处罚力度,学术不端可开除学籍
武科大中南分校教务处负责人介绍,把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时间提前到大二,只是该校今秋在深化成功素质教育、推行教学改革的一个方面,且这只在2009级本科生中试行,坚持“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
在此,提供毕业时,参考文献的范例一则,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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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包括《人性论》,《人性论》第一卷改写而成的《人类理智研究》,《人性论》第三卷改写而成的《道德原则研究》和《人性论》第二卷改写而成的《论情感》,以及《<人性论>概要》和宗教哲学方面的《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其中,《人性论》是目前较为公认的休谟最重要的哲学代表作,也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
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介绍休谟著作时提到了两部著作。第一部著作就是休谟的大部头专著《人性论》。但黑格尔概述休谟哲学时没有从《人性论》引用一句话,而是引用布勒写的《近代哲学史》和邓尼曼写的《哲学史纲要》。如果黑格尔读过《人性论》,那么即便他反对其中的观点和论证,在谈休谟哲学内容时也应该会引用《人性论》中的原文。所以,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但似乎并不太冒险的判断—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时没读过休谟《人性论》。同时,我们似乎还可以再做出一个类似的判断—黑格尔了解休谟哲学主要是通过他所引用的布勒的《近代哲学史》和邓尼曼的《哲学史纲要》。
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介绍休谟著作时,除了上面说过的《人性论》,还有一部《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黑格尔介绍时说这本书的“第一卷包括《道德,政治和文学方面的试论》。而实际上1742年休谟出版的是《道德和政治论文集》(或译为《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试论》)。在休谟的理解中,“道德学和批评学研究人类的品味(tastes)和情操(sentiment) ",而“政治学研究结合在社会里且相互依赖的人”。基于对“道德学”和“政治学”异于常人的理解,休谟把他的4篇哲学史论文与论及品味与情操的短文,加上政治方面论及政府的第一原理等主题的文章一股脑儿编人了他1741和1742年分两卷出版的《道德和政治论文集》中。这本“论文集”1748年再版时内容虽有删增修订,但题目未变。直到1753到1756年出版《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时,休谟才为了更好地适应大众对书籍内容范围的理解,把《道德和政治论文集》改成《道德,政治和文学方面的试论》。所以,黑格尔介述他所知道的这部休谟著作时在时间或书名上是出了差错的。虽然存在黑格尔读过休谟这部分原著而对原著标示的出版信息记忆有误的可能性,但似乎更可能的情况是黑格尔参考引用的二手资料误导了他。
黑格尔对休谟哲学著作介绍的文字中仅提了上述《人性论》和《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而且很可能没有读过《人性论》。至于休谟的《道德原则研究》、《论情感》,以及《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黑格尔似乎根本不知道。当然,简要概述《人性论》的《<人性论>概要》是黑格尔去世之后的1938年才重新被发现并确定是休谟著作的,黑格尔就更不可能读过了。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风险较小的推断,即黑格尔介述休谟哲学的内容时,自己没读过休谟的《人性论》《道德原则研究》《论情感》《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主要哲学著作。至于黑格尔是否读过《人类理智研究》,不能确定,但总体上他不够了解休谟哲学是确定的。黑格尔自己不了解休谟哲学,所以述评休谟哲学时也就不得不依赖和借助二手资料了。
关键词: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批判;当代意义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14-02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随着马克思实践哲学观念的确立,各种哲学流派以不同的方式冲击着体系化、政治化、贵族化、独断化的传统哲学理念,从而把哲学彻底从“天国”拉回“尘世”。现代哲学通过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卢卡奇的西方等思潮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开始把目光专注于人在其中现实的交往与生存、现实的创造价值与意义的生活世界。不管是研究经典中的关于日常生活的思想,还是研究西方者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这些都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建设起着极大的启示作用。
一、日常生活的理论范式
在探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日常生活”这一概念范畴进行简要的界定。
日常生活是与每个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领域,我们每天生活于其中,但是要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内日常生活批判大师衣俊卿教授认为,为构建日常生活的理论范式,必须同时构建起非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只有在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相互关联中才能对日常生活做出合理的界定。他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日常生活的理论范式。
(一)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衣俊卿教授对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定义是:“日常生活是同个体生命的延续,即个体的生存直接相关的,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总称。……非日常生活是同社会整体或人的类存在相关,旨在维持社会再生产或类的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1]就外延而言,日常生活包括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日常消费活动是获取和消费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旨在维持个体生命延续的日常生活资料的活动,是人类生活最为基本的层面。马克思认为,“人们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行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
(二)时间与空间的界定
每个人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具有特定的时空框架,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也同样具有各自独特的时空特征。从时间角度看,日常生活表现为相对凝固、恒常少变、均匀流逝的特征,而非日常生活则更具有节奏多变性、延伸性和拓展性。从空间看,日常生活表现为固定、狭窄、封闭的特征。虽然现在的城镇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但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在相对固定和狭窄的圈子里进行。
(三)结构与图式的界定
相比较对日常生活的内涵与外延、时间与空间的界定,对日常生活的结构与图式进行说明则更能够进一步深化日常生活这一范畴。日常生活相对于非日常生活自由自觉的存在不同,其表现为一种自在性、自发性和天然性。日常生活的结构与图式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以重复性思维与重复性实践为主的自在的活动方式;(2)以传统、习惯、常识、经验等为基本要素的经验主义的活动图式;(3)以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天然情感为核心的自然主义的立根基础;(4)以家庭、道德、宗教为主要组织者和调节者的自发的调控系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关于日常生活的概念: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实践和重复性思维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
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概况
通过对日常生活概念的一般界定,我们把握了日常生活的特点,同时也看到了日常生活的主要缺陷:自在的日常生活是人们熟悉、安全、亲切的家,但也成为或保守或滋生和助长异化的温床。尤其是现代化的进程中,沉重的日常生活作为传统文化的基本寓所,成为现代化的巨大文化阻滞力。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成为众多学者共同的心声。
基于此,国内外的哲学家们把目光和研究重心转向生活世界,特别是日常生活世界的时候,也对日常生活世界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视角将注意力聚焦到生活世界上,提出了关于生活世界的构想和批判理论。所谓批判,就是分析、反思、追问的意思,具有否定的意义,并在对现存合理性追问的同时,进一步探讨其被超越的根据和条件。
(一)国外方面
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列菲伏尔的西方及东欧新等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哲学流派有一个共同的学术取向,即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他们各自提出了关于生活世界的构想理论和批判理论。这表示着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与这一转向相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极大地拓宽了当代哲学的视野。
(二)国内方面
目前,中国正处于重大的历史转变时期,一方面,现代化的进程呼吁对传统日常生活的批判与重建,呼吁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西方高度工业化过程所带来的日常生活世界萎缩、破碎的消极后果和负面效应也清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如何兼顾两方面因素,寻求一条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从传统向现代协调擅变的途径,是需要我们深思的课题。衣俊卿教授曾说:“促使我进行日常生活批判的原动力并不只是现代哲学、人类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以及西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进展,而主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进展。”[3]凭借他对哲学生命激情的投入和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关怀,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基本建立起一套中国特色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体系。
在日常生活批判领域,衣俊卿教授先后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教育部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五个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三十余篇,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套日常生活批判丛书,其中包括《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日常思维与非日常思维》、《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透视》、《走向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
此外,众多国内学者也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世界,参与到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研究和构建当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三、日常生活批判的意义
把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世界确定为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的重要范畴,其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
(一)有助于我们克服传统思辨理论哲学和纯粹意识哲学范式的抽象化弊端,使哲学理性真正回归生活世界
传统哲学理性主要表现为生活世界的一种外在教化,是普通民众的“立言人”和“代言人”,而不是生活世界内在的文化启蒙。传统社会历史理论往往只关心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政治经济运行规律等宏大问题,而实际上,正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的文化图式,从深层次上影响和制约着特定时代的个体的行为方式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机制。
(二)以日常生活批判形成人的发展的内在动力,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
在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下,实践是一种既有目标追求又有价值准则的主动创造活动,是在对现实的批判中改造客观现实,进而不断生成新的能力,达到新的境界的过程。日常生活批判对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现代化中实现实现人的发展的必然选择。[4]
(三)日常生活批判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迟缓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性的生成遭遇到异常发达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图式的严重的文化阻滞。因此,在中国语境中,开展日常生活批判,就有了特别的现实意义。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要实现文化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必须经历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重建过程,使人超越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对人的创造活动的束缚,由自在自发的日常生存状态向自由自觉的非日常存在状态跃升。这是日常生活批判的宗旨,也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的内在机制,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四)日常生活批判是大众化的重要视域
大众化就是要使以抽象系统理论化形式存在的渗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化为人们的习惯性日常意识,直接支配人的选择和行为。影响大众日常生活的范围大小、程度深浅、时间久暂是衡量其大众化程度的基本标准。要真正将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就要从对理论本身和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入手,一方面,要使面向大众的日常生活,在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结合中实现的通俗化;另一方面,由于日常生活世界的保守性和重复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成为现代化的文化阻滞力,需要对日常生活世界展开全面的批判,使人们由自在自发的生活状态向自由自觉的生活状态转变。因此,面向、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是大众化的必然要求和选择。[5]
综上,日常生活世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领域,是个人生产与再生产的活动总称,处于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地位。因而,这是一个不容被忽视的领域,只有对日常生活进行分析、反思和重建,即日常生活批判,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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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9.
[3]衣俊卿,欣文.日常生活批判:一种真正植根于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衣俊卿文化访谈[J].学术月刊,2006,(1).
〔关键词〕 马克思;博士论文;哲学;宗教批判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8-04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篇就宣告:“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宗教批判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批判中,依然充满着对宗教问题的阐释与批判,诚如洛维特所言:“马克思走向政治世界批判的步骤并没有简单地把已经作出的宗教批判甩在身后,而是在向批判尘世世界的这种进步中同时也为批判‘天国’世界亦即宗教获得了一个新的立场。”〔2〕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高扬的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和哲学的拯救行动就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甚至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原始点。
一、哲学征服宗教的“政治活动”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所研究的主题是关于两位古希腊先哲的自然哲学学说。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末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明确表明,研究两位自然哲学家的学说,不是哲学兴趣,而是政治兴趣,“[较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3〕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内容上看,他出人意料地用了大量的篇幅着墨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生活和写作方式之不同;从博士论文的结构形式上看,在论文的序言、附注和附录中他都在慷慨激昂地批判宗教和阐扬哲学的卓越。就此而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展开的不啻是一场以哲学征服宗教、救赎自由的“政治活动”。
伊壁鸠鲁说:“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会获得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4〕但世间哲学类别众多,选择为哪种哲学服务才能获得自由呢?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是选择服务于伊壁鸠鲁哲学。这种选择的重要原因在于伊壁鸠鲁哲学是对实在的解释与对政治自由的肯定。美国学者维塞尔认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是伊壁鸠鲁哲学提供了一条哲学救赎的道路……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兴趣意味着他对作为一种救赎方式的哲学本身感兴趣。”〔5〕此处,“救赎”一词实有“解放”的韵味。联系到伊壁鸠鲁是古代最伟大的宗教批判家与启蒙思想家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认为“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曾对宗教提出过完整的解释和批判,几近毁灭性地打击了古代宗教,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救赎方式的哲学”获得了一种超出宗教之外的批判视野,希冀通过哲学对宗教的批判以及哲学的意志拯救行动能够实现真正的解放的政治旨趣。 一般认为,古代的宗教批判是为消除恐惧,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快乐,而现代的宗教批判则是为了彻底消除宗教这一最大的欺骗形式,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马克思在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的对立意义上,充分彰显出哲学的救赎功能。
马克思宣告哲学与宗教的誓不两立,他承继伊壁鸠鲁反叛宗教、护卫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精神,高调地声明哲学“痛恨所有的神”,宁可像普罗米修斯一般做“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6〕,也不愿屈辱地苟活于阴郁幽暗的宗教“洞穴”。在博士论文的开篇序言中,马克思即批判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明言普卢塔克把哲学带上宗教法庭的立场,“令人想起一个被指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7〕,同时指出,“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
〔8〕宗教无疑正是作为“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力量,它致使“众人所崇拜的众神”并不是“众神”的本相。在伊壁鸠鲁看来,众神避开世界,居住在世界之外,对世界漠不关心,与众人毫无关系,“人们崇敬它们是由于它们的美丽,它们的威严和完美的本性,并非为了谋取利益”〔9〕这与“众人所崇拜的众神”毫无一致之处。何况,马克思认为,对于哲人来说,“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0〕“神学化的理智”和宗教比哲学更重要的描述是极端错误的。
作为“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自我意识哲学,必然要质疑和批判作为各式各样的偏见与错误意识的种种宗教和神圣,“哲学”和“宗教”根本上是存在冲突的。为解决这个冲突,在苏格拉底事件之后,哲人的态度呈现出两种路向:其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张对民众采取一种“高贵的谎言”的政治哲学,审慎地对待人们的宗教信仰,改善而非颠覆受宗教主导的人类社会,防止哲学对社会的“疯狂”侵袭;其二,伊壁鸠鲁摒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遮遮掩掩、暧昧不明的态度,坚决地采取了站在宗教对立面的立场,以巨人般的勇气复兴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用哲学对抗宗教的明确立场。〔11〕伊壁鸠鲁这一大无畏的精神为后来的启蒙哲人所接受,而在近代启蒙背景中成长的马克思,几乎具备启蒙哲人的所有抱负和激情,毫不犹豫地扛起了以哲学征服宗教的大旗。正如伊壁鸠鲁的所有自然哲学均服务于其反宗教的动机一样,马克思对希腊原子论的研究也服务于其反对宗教的政治旨趣。
作为哲人的马克思,其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从偏见、迷信和宗教中引导、“救赎”到“哲学”的“真理或光明世界”,走出柏拉图的“洞穴”,由此反抗宗教在神的名义下把人“救赎”到晦暗不明的黑暗中去的荒谬举动。因为依照启蒙哲人的预言,凡是在人们开始按照哲学的理性进行思考的地方,宗教和迷信就不再有活动的余地;而哲学的理性思考也只有在超出恐惧和无知的地方才能开始。当然,这个过程是艰辛的,面对的压力也是严峻的。所以马克思说:“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12〕。 方式选择及原子偏斜理论的本体论意义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一方面生动地描绘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者的研究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映现出两个不同的思想家形象;另一方面也详述了两者学说上的差异与对立,着重强调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理论把伊壁鸠鲁同德谟克利特思想的实质区别。深刻凸显出伊壁鸠鲁的自由意志哲学能够挣脱众人的意见与宗教精神的限制,甚至能够征服世界,实现绝对自由的本体论意义。
关于研究方式的选择。马克思描绘道:“德谟克利特不满足于哲学而投身于经验知识的怀抱,而伊壁鸠鲁却轻视实证科学,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种科学丝毫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善”〔13〕;德谟克利特说“我发现一个新的因果联系比获得波斯国的王位还要高兴”,而伊壁鸠鲁则认为,探讨客体只在于使那进行解释的主体得到安慰,目的在于追求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而不在自然知识本身;〔14〕“德谟克利特由于对知识感到绝望而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伊壁鸠鲁却在感到死亡临近之时洗了一个热水澡,要求喝醇酒,并且嘱咐他的朋友们忠实于哲学”〔15〕。因此,研究方式的选择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自然哲学不单纯是对外在世界的客观研究,也是关乎人的自我意识,关乎人的生活方式的学说。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相比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才是真正的哲人,只有在伊壁鸠鲁那里,哲学成为救赎的工具,摆脱了大众意见的束缚与宗教精神的限制,从而在哲学中感到满足和幸福,由此得到真正的自由。当然,马克思的自由已经不仅仅是伊壁鸠鲁的对恐惧的摆脱与自我意识的宁静,更是指人真正征服世界的能力,尤其是哲学对众人的宗教生活的征服能力与救赎能力。维塞尔认为,马克思使用的“征服”一词是bezwingend,这个词意味着强迫(forcing)。也就是说,普罗米修斯精神“强迫”世界成为人类自由之所。只有通过征服世界,人才能够创造自己的文化宇宙,才能创造自我神性的保护而战胜死亡。〔16〕人成为宇宙的理想生活的创造者,正是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终极目标。
关于原子偏斜理论的意义。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王国所展示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世界,凸显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绝对性与自由。原子作
为抽象的、个别性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表征的实际上是个体的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解读其实包含着对人之生存样态的洞悉。原子在必然性的直线运动中丧失了个体性与独立性,如同个体的自由在外在的划一行动中丧失了自身,但原子的偏斜运动打破了这一“命运的束缚”。原子由于脱离直线,偏离直线,从而从自己的相对存在,即从直线中解放出来,如同表征着人的自我意识的原子经历否定之否定,以偏斜运动否定直线运动,通过独立性和对同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脱离了限制性的定在,从而摆脱外在之束缚与羁绊获得独立自由的特性。〔17〕而这一点对于马克思来说,正是人们逐渐脱离宗教的偏见与魅惑,洞察到人拥有神性般的自我意识而确证人的自由和平等的过程。“原子偏斜理论”构成了伊壁鸠鲁哲学与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差异。原子偏斜是对实在的解释,藉此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原子的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将这一思想应用于人类的自我意识,则“偏斜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18〕。原子的偏斜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并形成了原子的相互排斥这一自由意志的最初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强制的运动与盲目的必然性行为,这正是作为理性之光的哲学对作为幽暗泥塘的宗教的摆脱与胜利,彰显出具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人才有可能挣脱宗教的束缚的事实。伊壁鸠鲁提出的哲学学说是一种作为救赎方式的哲学。
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研究方式的差异及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理论的运用,实质上是本体论与物理学的差异。德谟克利特将原子作为客体进行研究,把握的是原子客体的必然性,没有涉及主体本身,只具有物理学意义;伊壁鸠鲁通过原子发现了自由意志主体,并确立了自由意志主体的性质与自由意志摆脱宗教的本体论意义。
三、自我意识哲学的内在之光与外在之明
马克思批判了“关于神的存在的证明”,指出这些证明“不外是空洞的同义反复”〔19〕。一切关于神的本体论证明都是不成立的,它们只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直接证明。彻底扫除了“神”这一宗教的最高基础之后,马克思阐述了自我意识哲学如何实现对世界的救赎,这是伊壁鸠鲁的“救赎方式的哲学”对宗教批判的完成。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附录中指出,历来关于神的本体论的证明无非就是说,某人现实地想象的东西,对于某人来说就是现实的表象。因为我的想象是由某东西作用于我,所以当我现实地想象神,神对于我来说就是现实的表象,这一“现实的表象”将证明神具有一种实在的存在。马克思指出,人如果相信自己想象的表象,这一表象就会起作用,如古代的摩洛赫和阿波罗神都曾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现实的力量一般。但是,马克思接着论证到,如同某人将纸币带到不知纸的这种用途的国家去,必将被人嘲笑他的主观表象一样,要是将某人所信仰的神带到信仰另一些神的国家去,必将被人嘲笑他受幻想的支配。“一个特定的国家对于外来的特定的神来说,就同理性的国家对于一般的神来说一样,是神停止其存在的地方。”〔20〕由此,马克思指出,“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例如,本体论的证明。当我们思索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识。”〔21〕对神的本体论存在的一切证明歧视都是对神的不存在的证明,是对一切关于神的观念的驳斥,如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沉思一般最终只是证明了人的自我意识的最高神性。维塞尔的论断也许是可信的:“从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看来(假如没有更早的话),那种超越了人的所谓上帝的存在(即使如人一样的客观存在也能在他那里被构建)对他而言也许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对马克思来说,价值意味着人的存在——最高的神性的自我意识。……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是人的理想的完美,不需要指向一个所谓神圣的父。”〔22〕既然神已经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宗教已经被证明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形式,那么救赎世界,实现和护卫人类自由的责任就要依靠自我意识哲学。 场救赎运动,“哲学必须成为尘世的(现实的)哲学,而世界必须成为哲学的(观念的)世界。哲学既是救赎的工具,同时也是救赎的内容。为此,对马克思来说,哲学拥有一颗‘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的心’。”〔23〕马克思认为,“征服世界与绝对自由”是哲学的本性,哲学是救赎意识的认知形式,它必须面向世界,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绝对自由的自我意识
。“当哲学作为意志面向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总体,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世界的另一个方面与它相对立。体系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反思的关系。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欲望所鼓舞,就同他物发生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和完整性被打破了。”〔24〕哲学要面对世界,而不再只是解释世界之所是的内容,不再只是沉思根本存在的内容;哲学必须把世界变成哲学欲求的应该所是的内容,成为救赎行动的自我意识。
只有如此,哲学的本质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新的理论和新的自由世界才有可能在暴风雨中诞生。“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25〕
假如认为伊壁鸠鲁的哲学处境是由亚里士多德体系造成的,而马克思的哲学处境则是由黑格尔体系造成的这一相类似的哲学处境之下,我们有理由信服美国学者沃格林的如下一段话:“意识的主权与反有神论的反叛是在一个开始就有的,它们作为动机进入到了马克思对由黑格尔体系造成的哲学处境的反思之中。在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哲学‘封闭自身成为一个完整的、全体的世界’,像这样的体系乃是哲学中的‘节点’,它们中断了哲学的直线发展。要在沉思中来进一步完善这样的体系是不可能的,其继承者将转向哲学实践和对时代的批判。”〔26〕我们也更能体会到马克思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其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的深意所在,那就是把哲学当成一种救赎方式,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宗教魅惑的人们。
四、结语
就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的“救赎方式的哲学”所拥有的超越宗教的批判视野而言,其哲学的“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之心”还只是在自我意识中跳动,只是以“理性的自然之光”照亮了幽暗诡秘的宗教世界,彰显了哲学的救赎意志。这种批判仍然只是思辨式的批判,依然局限于斯宾诺莎和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性精神启蒙,它本质上仍是以“精神的批判”来消灭或以“自我意识”来消融宗教的“幽灵和怪影”,虽然批判的锋芒很犀利,但还略显缺乏浑厚的根基,因为尚未寻找到合适的中介让自身成为革命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从哲学上批判宗教只是宗教批判的序幕,而不是其最终的完成。这种批判无疑具有理性启蒙的价值,其巨大的政治意义就是促成政教分离,让国家尊重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严格限定公共权力的支配范围。然而“犹太人问题”已经使这一解决方案出现裂隙,哲学式的理性启蒙既不能消灭宗教,也无法化解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价值冲突、“诸神之争”依旧存在于世间。因此,宗教批判必须要走出自我意识哲学的视野,摆脱在“思辨王国”中的“纯哲学批判”式的范围限定;必须反思哲学批判的前提,不能单纯地将自我意识哲学作为宗教批判的前提和归宿,不然,根本无法消灭宗教的神秘性。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宗教批判的理论性质总体上还囿于大卫?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思想传统;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期尚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不过,马克思已认识到其宗教批判的局限性,从而坚决地清理了自己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关系,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 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27〕。在转入政治和经济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在新的层次上提出了对宗教的批判,即对宗教的世俗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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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艺术论文
摘要:由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而引起的网络艺术,标志着在新的文化时代,科学与艺术的又一次完美的融合。网络艺术的发展和特点的形成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重要的关系。本文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分析和解读网络艺术的特点。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网络艺术 特点
随着社会的进步,信息技术迅猛的发展,这一发展带给人类文化的推动力量是难以估计的。当电影叩响艺术大门的时候,人们并未意识到它将成为21世纪所有人的艺术宠儿,随后广播电视艺术的蓬勃发展,使现代声、光、电技术一举步入艺苑中心,从而使历史久远的传统艺术为之失色。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6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和80年代以来的网络艺术,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挺进人类的艺术领域,使艺术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来源
1966年,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文图里发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他肯定了现代建筑对人类居住空间的贡献,但指出国际主义风格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不同于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想,来满足社会生活多样化的需求。[1]
20世纪70年代,英国艺术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最早在设计领域提出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出版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建筑语言》等著作。
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斯特恩在他的《现代主义运动之后》一书中提出“所谓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新的侧面,并非抛弃现代主义,建筑要重返‘正常的’途径在于探索一条比现代主义运动先驱者们所倡导的更有含蓄力的途径。”[2]
罗伯特文图里、查尔斯詹克斯和罗伯特斯特恩这三位大师的学说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
2 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
受哲学思潮与社会文化趋势的带动,后现代主义有着独特的美学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传统构件的非传统组合。对传统的题材采用各种非传统的工具、技巧进行非传统的重新组合。二,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三,历史主义。对传统的要素实行“戏弄之”的原则。四,俚俗化倾向。通常表达的主题往往倾向于通俗文化和市井文化。例如将七个小矮人的形象作为建筑立面的浮雕。五,接受美学的特征。艺术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著作《本文的召唤结构》中提出了“召唤结构”的概念。他认为,“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
3 网络艺术所体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网络艺术由于其独特的艺术样态和传播手段,呈现出其不同于传统艺术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3.1 无限重复创造性
网络艺术作品的题材往往都来源于传统的题材,但是以新的方式进行重新构思,通过网络传播后,具备了被无限次重复创造的可能性,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传统构件的非传统结合”特点。在传统艺术中,艺术作品一旦被创造出来,就被永久的固定下来了。但是在网络艺术中,艺术作品被人们进行各种重新创造,得出一些异于原始作品的新作品。例如,艺术大师杜尚在蒙娜丽莎的脸画上两撇胡子,这幅新的作品被命名为《LHOOQ》。
3.2 嬉戏性
网络艺术的“嬉戏性”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对被奉为经典题材的戏弄,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特点。在网络上,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操作,将作品随心所欲地涂抹和删改。例如《CEO李煜的悲惨世界》、今何在的《悟空传》,众多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都在网络文学中被改写和戏弄。约翰杜卡斯在《艺术哲学新论》中说:“有些美的东西并非是艺术品,而有些东西是艺术品但却不美。依此看来,无论美与艺术这项活动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多么密切,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本质的关系。”[3] 可见在网络艺术,不美的艺术品越来越多,显示出当代人的审美范围不断扩大的倾向。
3.3 大众化
在传统艺术中,精英文化处于主导地位。网络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为网民提供了自由平台,网民可以相对自由地畅所欲言。网络艺术不再是艺术家的专利,一元话语霸权被解构。
网络艺术的大众化特点使公众成为艺术的主体创造者,同时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俚俗化倾向。创造者考虑到作品要面向大众,网络艺术的主题往往倾向于通俗文化。例如在第17届韩日世界杯期间,大小网站遍布足球的“酷评”。当中国队冲击16强出线未果时,网上出现戏仿任贤齐经典歌曲《心太软》的球评:“你总是腿太软,腿太软,把所有好球都射不进网,头脑总是简单,配合太难,不能出线,就别勉强。”
3.4 互动性
互联网结束了艺术审美的私密空间,却创造了交互共享的网络艺术。在作者、作品和欣赏者这个三角形中,欣赏者不再是被动的,是形成作品的又一股力量。
弗杰姆逊曾说,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性的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空间性的模式,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变使时间的历史感被挤压到平面中,导致历史深度感的消失。[4]这种后现代时空观的变化在网络文学中得到鲜明的印证。网络文学没有时间的概念,它将时间化为空间,用在线空间改变或延伸时间。网络文学没有终止的概念,因为作者失去了终止自己作品的权力,而是把这种权力交给了在线空间的网民。
这种互动性同时还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接受美学”特点。接受是读者的审美经验创作作品的过程,它发掘出作品中的种种意蕴。创作者通过作品与欣赏者建立起对话关系。网络艺术的互动性引起读者的接受审美,引起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总之,网络艺术所独特的无限重复创造性、嬉戏性、大众化和互动性,都在各个方面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可以说,在上述的这些特征中,网络艺术是后现代主义的必然延伸。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去看待网络艺术,更加有利于认识和分析网络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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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罗伯特斯特恩.《现代主义运动之后》,原文见《建筑师》15,第204页
我们在引用他人的研究内容时不能把别人论点都写出来,只要在引用的地方做上标注,最后在论文的末尾依次列出来即可,这样节省的篇幅也使文章内容不那么繁琐。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商法案例论文参考文献供大家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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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书法,包装,设计,原则
包装设计既是大众传媒活动,又是智力创造过程,或者说是艺术化的智力创造。在现代社会,包装设计一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大众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由于“既是文字语言,又是视觉语言”的书法艺术广泛运用于现代包装设计,从而使现代包装设计因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而走向广大民众,走向国际市场。
无数成功的现代包装设计事例证明,现代设计所具有的强烈文化特征吸引力来源于古老的民族艺术文化特色。“泸州老窖”和“日本食品”包装(见图示)设计的创新实践就是一个现代设计与传统书法文化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的例子。在这两个成功的现代包装设计中,体现民族文化特质的中国书法艺术成为现代包装设计的重要艺术元素———或者说深层文化根基,为现代包装设计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现代包装设计也使古老的传统书法美学特质在新时代焕发出夺目的光辉。
只有从文化的视角深刻理解包装设计与书法艺术的内在联系,准确把握书法艺术与现代包装设计的关系,掌握书法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生成原则,才能把书法艺术与现代包装设计有机融合,从而使现代包装设计焕发迷人的文化魅力。鉴此,笔者拟对上述问题作一粗略的探讨,诚请读者参考指正。
1 书法艺术与包装设计的内在联系
从艺术学角度讲原则,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包装设计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只要深入考察便会发现二者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为什么二者能在现代社会中相融相生?其深层根源就在于二者都包含着对民族文化的归同与价值选择上的趋一。
1. 1民族文化的认同
书法艺术之所以能融入现代包装设计,关键在于书法艺术与包装设计二者在文化上的归同。中国书法艺术几千年的发展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在其艺术形质表象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深厚的华夏民族文化,正如学者所谓“书法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讲,书法是文化的载体或者表现形式。
包装设计从本质上讲,同样是文化的载体或者表现形式。包装设计要赢得市场和民众,离不开思维想象和创造,更离不开对传统民族文化的理解、吸收与发挥。包装的色彩、造型只能给予人们视觉的感受,而包装设计体现的文化则能激起民众心灵的共鸣论文格式范文。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认同了包装,实质上是认同了文化。没有文化内涵的包装必然是苍白的。因此,书法艺术与包装设计的内在结合点在于文化,是二者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1. 2价值追求的趋一
从整个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发展长河去考察,不难发现,中国书法,不仅是传情、寄感、造意的艺术手段,更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价值追求的折射。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虽然百家并存,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主导地位当属儒家和道家。儒家倡导“天人合一”;老子主张“清静无为”。两种主流思想的碰撞,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儒道互补,刚柔相济,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构成了书法艺术的“中和美”、“和为贵”的价值观。
同样,“天人合一”、“和为贵”的传统价值追求也是现代包装设计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在包装设计实践中,一样讲究和谐之美,追求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内在统一。从价值角度讲,包装要创造更大的附加值,必须充分尊重和考虑人们的共同价值追求,必须依托其所包含的国度文化、企业文化、哲学思考、消费心理等文化信息的传递,实现价值观的趋同,才能赢得消费者。从工具角度讲,包装是产品营销的工具,设计者必须充分考虑给予消费者更多的人文关怀,使包装产品既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又能满足人们的精神价值追求。因此,书法艺术与包装设计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追求,这也是二者能够相融相生的内在联系。
2 书法艺术与包装设计的关系
书法艺术成功运用于现代包装设计实践,使现代包装设计获得了迷人的文化魅力,也使古老的书法艺术焕发出时代的青春。从一个包装设计的整体构成来考察原则,二者的形式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我国的文化发展正处于重要时期,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大众文化和消费心理等因素息息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角度有很深刻的联系。国内对于大众文化消费心理和艺术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还不具有充分的认识,对于文化经济类的理论研究也并不多见。结合艺术产业分析和研究大众消费心理的理论和论文还太少,还需要专家和学者进一步补充和思考。国内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足,已经逐渐引起了学者的重视,笔者认为应该换一种一种角度思考艺术产业发展中的隐形或者潜在的因素,为艺术市场的市场营销提供新的艺术思路和探索空间。
关键词:
大众文化;消费;心理;艺术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步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提高让人们逐渐更注重精神需求,艺术文化消费成为了当前国内中小城市精神生活消费的主流。当前国内的艺术产业发展与国外相比还略有不足,消费者对于文化产业的心理认识还不够,内心对于文化艺术消费的真实渴求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满足。笔者针对这样的文化背景试结合理论和实际对于当前国内艺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深入研究大众文化消费心里对艺术产业发展的影响。
1大众文化消费研究的发展现状
大众文化实际上就是文化和工业的结合。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模式就是利用文化消费为手段为企业或者公司创造一定的收益。其中可以看出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和消费性以及通俗性等特点,在市场化的运营环境下大众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大量的文化精神产品随之涌现出来,社会上群体或者个人抓住大众的精神希求来创作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步伐的逐渐推进,我国的文化产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文化的繁荣既能促进商业的提高,也能优化文化内部的体制,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主导文化和民间文化等呈现出竞争和互补的趋势,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在其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影响了国内文化市场和新兴媒体传播技术,通过传媒艺术和时尚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的影响和融合,呈现出更高的精神追求。大众文化正在往大众媒介新和信息的迅速高效传播方向发展,成为了高科技时代备受群众喜爱的文化。在这一基础上文化产品的商业性被凸现出来,成为了社会的时尚和流行的趋势,在大众认识和接受新文化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趣味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体现出了人们不同的精神追求状态。公众对于文化消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广义上的娱乐性。娱乐化是大众文化传播和发展必须要具备的特性,通过改进艺术的发展形态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文化娱乐的发展中人们把享受当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在文学艺术等的精神活动再造中文化艺术产业正在往教育性和娱乐性方向综合发展。在大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了追求个性和感官刺激的趋势。在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环境下,精神的消费具有挑战权威的特点,在无终极的文化消解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辨意识[1]。特别是网络时代的推进,让大众文化的心态更加的具有个性和叛逆,无意义的大众文化也初露端倪。总而言之大众文化想飞能让现代人在物质生活丰富时调整好自己的自我心态,回归人性和感性,形成潜移默化的文化习惯和文化习俗。
2利用大众文化消费心理促进艺术产业的具体方法
艺术消费的主题是人,是具有审美认知和艺术鉴赏能力的人体和群体。一般来说具有欣赏美和追求美的主观想法,还需要有独立自主的鉴赏能力和实践能力。才能通过艺术文化消费获得美的享受,投入到完善自我和美化自我的境界中。优秀的审美的意象才能让艺术消费主体主动消费,产生愉悦。不同的人对于美和丑的感受是不同的,体验美的感受也有区别。在具体的艺术文化活动中需要针对特定的审美群体因人而异的制定方案,才能共同获益。在发展艺术产业的时候,企业既需要迎合大众文化的审美趋向,也需要引导消费者追求更高端的、内容更加积极的文化产品。科技和市场在文化领域的融合发展让现代呈现出文化和审美泛化的趋势,大众文化审美趋势逐渐多元化,人们的审美旨趣更加丰富和多远,消费者对于文化精神产品的审美需求和艺术期待也需要文化产品的逐步引导。现在的大众文化发展比较通俗,更注重的是消费者的感官感受,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影响不足,不能达到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在文化企业营销时应当制定好高效的发展企划,获得主流消费群体的认可,才能让文化产品达到持续输出。企业生产出的艺术产品既要能参与市场竞争,也需要更严格的把控它们传递出的文化特性。经过选择的产品通过市场的进一步选择才能有效的为人利用。艺术产业的经营者需要时刻注意到艺术产品的特殊属性和商品归类,符合大众文化消费的心理需求才能时刻把控住市场的脉络,获取更多的经济文化效益。在文化产品推入到市场时还需要时刻关注市场反馈,才能及时把握住文化产品的销售动向,不至于陷入文化市场的恶性竞争,良性的市场消费才能为企业的文化发展打下进一步的基础,发展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艺术市场多样和复杂,在本土的艺术文化与国际文化交融的过程中艺术产业正在更快速地发展。艺术消费的自由基指让人们对于艺术消费的需求更加多变,不同的时期大众的艺术追求是不同的,产业需要时刻注意消费体制中的反馈,才不至于造成艺术资源的浪费,节约更多的艺术成本来发展和更新艺术产品[2]。文化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只有逐渐提高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力,提高顾客的忠实度和满意度。
3结束语
在网络和信息科技化的大环境影响下,艺术市场随着信息的快速发展传播而更加具有导向特点。在信息技术中文化市场的信息传播让艺术消费领域的提升空间越来越大,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不仅能碰撞出更多的优秀文化产品,还能进行文化间的互相传播。在艺术体验越来越被重视的现在,消费者在文化消费过程中获得的艺术感受也越来越重要,艺术消费背后的经济和文化效益也越来越大。企业将文化艺术产品与信息科技相结合就能提高文化产品的市场关注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拓宽消费的领域,增加企业的软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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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艺术普及率
上世纪英国主流传媒杂志《旁观者》的创办人在杂志中发表杂志创办目的,是为了让普通人也能了解社会百态,并从生活中发现哲学乐趣,使高深的哲学思想从书本中来到茶楼酒肆,走入普通人生活。而新媒体在艺术传播中也起到同样作用,使普通人通过随处可利用的科技终端欣赏了解艺术。很多媒体传播平台都会提供艺术专栏,如微博公众账号:电影学人、陶艺视觉、艺术派等。通过制作一些有趣的图片与小视屏,勾起浏览者阅读兴趣,进而引导浏览者了解相关艺术历史、演变由来、艺术特色等,让大众在日常浏览中接受艺术熏陶,从生活点滴中发现艺术①。
(二)提高民众艺术鉴赏水平
大众在使用新媒体过程中,会通过两方面不断提高艺术鉴赏能力。首先,者在时会利用一些应用软件对内容进行美化,如常见图片修复,改变图片色调突出图片主题,或是改变一些色彩配置,提高分辨率,这也可以看做是艺术创作过程②。人们长期接触这些艺术作品,本身就会提高艺术鉴赏能力。第二,如上文提到的一些公众账号,这些账号会艺术鉴赏类文章或是视频,向大众介绍不同艺术家对同一类艺术研究角度与独到见解,浏览者在学习过程中也会提高艺术鉴赏能力。
(三)增加艺术欣赏角度
2006年,央视《百家讲坛》推出了一些列文学艺术鉴赏类节目如“易中天品三国”、“刘心武解密红楼梦”,在全国掀起了一阵文学艺术评述热潮。很多新媒体用户、开发商也通过学习将自己的见解与产品融合传播在新媒体中。如一些新媒体用户会录制个人评述MV或是编写剧本拍摄《红楼梦》微电影,;而开发商依据小说内容将其制作成游戏,也受到了许多新媒体用户的欢迎。虽然个人用户与开发商对艺术阐述不够专业,但也有其独到之处,而且激起了大众兴趣,有助于艺术传播与学习③。
二、艺术学视域下新媒体与传播学关系探讨之正影响
运用新媒体传播艺术,自然也应保留艺术原本特质,借用人们对翻译艺术定义:信、达、雅三个角度来探讨新媒体对传播学的正影响。
(一)信
信,就是要真实。传播者在将高深艺术学理论翻译成被大众所喜爱的媒体作品时,主要在两方面体现了真实,第一方面是忠于原艺术理论,这类新媒体传播者主要以介绍为主,将艺术起源发展过程通过简化语言以小段章节呈献给浏览者,类似于翻译中直译;第二方面是忠于原艺术理论基础上再忠于者思想。常规如一些艺术公开课、TED演讲等这类媒体传播者本身对于艺术具有较深研究,在不断学习过程中会有一些新发现,通过一些艺术趣闻作为引入,阐明见解。使浏览者不仅丰富了艺术见闻,还掌握一些新兴研究成果,不论是入门级别还是专家级别都可以通过这些新媒体传播提高艺术素养,加深艺术学习④。
(二)达
达,就是通达流畅。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式传播手段,拓宽了艺术传播范围。首先,现代人利用手机、电脑这些新媒体终端浏览网页,刷新朋友圈时都会接触艺术相关内容,这点如前所述提高了大众艺术普及率。在旧媒体时代,人们了解艺术方式不过是电视、书本、博物馆。这些传播方式知识信息量高,但趣味性低,不便学习者记忆⑤。但新媒体传播则侧重便捷性与趣味性,很少会看到冗长的微博论文,相反都是短小精悍的文字评述与视频讲解,不仅不会耗费浏览者太多时间,还可以下载保存,使艺术传播顺畅、方便。
(三)雅
雅,是清雅,有趣,能为接收者带来愉悦享受。这点不仅是所有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也是新媒体在传播学中广泛应用原因之一⑥。从两方面阐述其为接收者带来愉悦感受。首先,内容方面,除了上述提到的艺术公开课、TED演讲,一些知名学者也会通过微博、微信发表艺术见解文章,提高大众艺术鉴赏能力,了解一些有趣艺术作品的深层内涵,而非单纯觉得搞笑。第二,新媒体使用方便且免费,既新潮又贴近生活,使用过程中,本身就会为用户带来愉悦感受。
三、艺术学视域下新媒体与传播学关系探讨之负影响
(一)负影响方面
任何事物在应用过程中都会产生两极分化,新媒体在传播学应用中同样也存在瑕疵,在信、雅两个方面体现较为明显。第一,信。一些自发艺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为了增加关注度或是过于发挥,反而曲解艺术内容将艺术传播 变得功利化。第二,雅。一些新媒体艺术传播不仅不雅,还体现了浏览者“审丑”心理。诺贝尔获奖者赫伯特•西蒙曾对不断进化的媒体传播作出预测:“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审丑”心理传播者正因如此随意歪曲艺术作品,提供大众娱乐。随意涂改名画名品,篡改名著内容丑化作者原意,并以此为乐持续更新,以提高网络知名度。
(二)对负影响现象反思
由于新媒体中艺术传播门槛低,且艺术诽谤所造成的恶意影响规模小,并不能动用法律条文来解决。就必须从者自身修养和开发商内部审查来进行控制。首先,者应正确认识有趣与恶搞的差异。有趣富有内涵,能给人带来愉悦感;恶搞则相对肤浅,如同跳梁小丑。而且优秀见解一样会带来关注度,并且体现出作者思考深度,艺术传播者应不断提高艺术涵养,通过学习提升艺术分析能力,发表独到见解。而开发商也该对一些恶搞艺术行为进行审查,对一些严重恶搞者,进行封号处理;并鼓励一些优秀艺术传播者,提升其推广度与公众关注度,扭正艺术传播风气,提高艺术传播品位。
四、结语
新媒体是一种新式传播方式,拥有速度快、范围广、易上手等传播优势。在传播学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其重要实践工具。艺术视域下新媒体传播,符合了艺术本身对信、达、雅的追求,使公众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学习艺术,提升艺术鉴别能力,加深欣赏品位。然而在运用中,仍存在不足,需要传播者提升自身修养来改变这一现象。
作者:孙乔 单位: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①马宁.传播力与媒介使用者的关系变迁——新媒体语境下对传播学经典问题的再思考[A].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第七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传媒大学,2013:13
②高启光.传播学与艺术学视域里的新媒体与当代艺术[J].艺术百家,2014,03:122-126
③徐婷婷.刍议传播学与艺术学视域里的新媒体与当代艺术[J].新闻传播,2015,01:117
④宁迪.传播学视域下的微电影广告研究[D].广西大学,2013
论文摘要:20世纪出现的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化,催生了试图通过理论建构和案例分析来打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分野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诞生。该领域经历了强纲领、社会建构论、社会学有限主义时期后日渐衰微,但科尔以“实在论的建构主义”为其在理解科学与人文关系上展现了生机,该学说对构建适合于当代的科学传播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20世纪,随着科学在理论和应用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科学由小变大,成为一种“大科学”。当科学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时,就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科学主义信念在政府、公众、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中不断强化,科学在现代文化中处于一种近似霸权的地位;而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60年代生态主义的兴起,又使科学的负面效应日益暴露,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们,都对科学和技术提出了反对意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提供了一个发展契机。
SSK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上溯到19世纪德国的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他们倡导把正统的思想与非正统的思想都客观地对待。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欧洲哲学跟社会学相结合的旧知识社会学,对SSK也具有一定影响。以196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发表为发端,科学哲学领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此外,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以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思也对SSK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SSK在其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众多的亚研究纲领和学派,如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巴斯学派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等。尽管在各个要素的评价和关系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各学派在认识论上都具有相对主义的倾向,因为它把科学与宗教、迷信等其他社会文化都看成一种信念系统,认为它们没有本质差异,也没有正确与谬误之分。而与之相关的在社会学领域,在当时发展的状况也是多元的。正如赵万里和李军纪所指出的:“当今社会学有三种建构论:一种是所谓社会建构论,倾向于记录看似‘客观’的社会事件与结构的社会起源,强调展开这些事件的参与者们的互动,以及散布于结果和情景中的意义与定义,代表人物主要是伯格(P. Berger)和拉克曼( T.Luckmann);第二种是经验性的以知识为中心的建构论,它把科学实在论从事实证明逻辑的哲学分析拉回到对事实产生的禁言分析,认为研究事实的构成也即研究认识实践;第三种是源自认知心理学的认知建构论,强调系统和自组织,鲁曼( N. Luhmann)是这一派的代言人。这里我们会发现,在SSK发展过程中“建构论”与“建构主义”有着深厚的渊源。
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建构主义”概念与皮亚杰( J. Piaget)不无关系,即使英国学者吉尔德·德兰遨重新阐释了自韦伯开始的社会科学诊释学派为建构论,并以此类推把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理论称为现代建构论。皮亚杰首次尝试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站在这个角度再理解20世纪50年代斯诺提出科学与文化分裂的“两种文化”问题就更容易了。
而SSK的相对主义有一定新意,这体现在它主要反对的是绝对主义,即反对绝对的划界。从这个角度说,SSK的相对主义除了具有认识论意义以外,还有其上的一些人文、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意义,即它意味着平权。所以,SSK特别强调,科学与其他文化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反对科学至上的极端主义观点,但并不反对科学知识和科学结论本身。
林建成在《建构主义科学观的新发展—科尔的实在论的建构主义》一文中介绍了以实在论的建构主义为指导的科尔的理论。科尔正是针对西欧建构主义的过激倾向,提出了一种“实在论的建构主义”。按照科尔的这种实在论的建构主义的看法,科学是在实验室和实验室以外的群体中社会地建构出来的,不过这一建构多少要受经验世界介人的影响或限制。“科尔认为,自然界对科学的认识内容不是没有影响,而是有某些影响。较之社会过程的影响而言,这种自然界的影响的重要性程度是一个变量,这一变量只有通过经验研究才能得以确定。科尔并不认为来自外部自然界的材料能决定科学的内容,但他也不同意说前者对后者没有任何影响。”这种理论既承认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制造出来的,又承认自然界对科学知识的作用。科尔认为,要说明社会和自然界在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必须区分“核心知识”和“外围知识”,在此基础上对它们进行具体的考察,并注重经验分析的作用。而这种对科学知识的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我们:依据一种适合的分类选择适合的科学传播模式。
尽管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眼中,大众文化是受大众传媒操纵的傀儡文化,大众是孤独的、被动的,是文化工业标准化生产中失去个性的零件;但是,随着科学的传播针对不同的群体的复杂化,伴随传播手段的技术翻新,传播的目的、效用以及结果等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就像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黛安娜·克兰看到的,“科学发展是一个认识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其理由是:如果科学的增长代表许多细小创新的积累,如果作者在产生这些创新的时候真的依赖于彼此的著作(正如分析他们彼此引用文献的情况),那么这就可以认为这些作者是采纳了其他人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一种传播过程”。显然克兰在此提到的传播没有把主体局限在科学家群体内部。
所以,如果我们把广义上的科学传播按受众对象划分的话,“它包括:(1)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传播;(2)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前者又可以细分为:la本学科的科学教育与培养,1b同一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lc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1d科学领域与非科学领域之间的交流(这一项放于此处虽然不够恰当,但是个自然的延伸)。后者又可以细分为:2a基础教育中的科学教育,2b学校教育之外的科学传播。”这里的科学传播与“广义的科普”是等同的。
与之相关的科学传播也具有了不同的模式和发展阶段。“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模式归纳为三类:传统模式、对传统模式的修正及媒体独立化背景下的一些新模式。……总体来说,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研究经历了从线性模式到发散模式,再到网络模式的过程。”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科学知识在“核心知识”和“外围知识”的不同层次上,对受众对象的不同要求。由于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核心知识可能会转化成外围知识;反之,随着科学的深人研究,原有的外围知识又能形成新的核心知识。模式发展背后的各种背景和假设都将成为值得关注的影响因素。
SSK正是在完全的社会语境下,重新审视科学和科学主义,将各种社会性因素,如信念、研究传统、实验室、科学争论等都视为构成科学产生的要素。显然,它客观上消解了科学的客观性基础,把科学看做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大众与科学之间的隔膜,为科学的传播拓展了新视野。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学界兴起的“科学的社会研究”(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SSS)就是希望通过引人“公共领域中的科学”( the science in the public domain)这一概念来解决科学决策的合理性等基础问题。
在“学术论坛”栏目中,毕节学院唐宁昆在《社会经济转型期我国体育市场监督管理体制发展研究》一文中,面对社会经济转型期我国体育市场监督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探讨了建立我国体育市场监管体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体育市场监督管理体制提供理论参考。中国矿业大学张玉超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体育人文观研究》探讨了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面临的现实困境。在“中小学体育教师园地”栏目中,来自中小学体育教学科研一线的老师们,聚焦于体育教学领域某一方面的矛盾和疑难,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陈昌回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王治郅事件”给学生的启示》,以教学叙事的手法呈现了如何在体育教学中实施人文教育的生动场面;沈杲宇、樊利杰、唐宁昆等人的论文都是从教学实践中细小的问题出发,以“小”见“大”,通过“现实的追寻”探索体育教学的基本规律。
在“社会体育”栏目中,夏道娥等人在《探讨体育品牌赛事命脉的培育》一文中从大众传播学受众心理学的视角,探讨如何培养忠实的体育受众,从而掌握体育品牌赛事命脉。在“学校体育”栏目中,《课堂运用体育游戏的技巧》、《科学实施冬季长跑》等论文针对体育教学如何开展、课程资源如何配置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满足了体育教学中的现实追寻。
在“训练与竞赛”栏目中,篮球运动训练与竞赛成为了本期《体育网刊》的重头戏。当前,体育学术界在现实追寻下,以学术为核心来重新梳理体育学学术脉络、组织学术研究是一种破解思路的举措。许多学者基于我国体育现实语境的苦苦追寻,试图重构体育的学术框架,为优化体育的学术生态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文科高校林林总总的专科课程中,写作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实效性很强的学科。覃可霖教授长期从事写作教学工作,不辞劳苦,敢于担当,从本学科特点出发,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断探索写作思维技巧,著书立说,取得显著成果。新近发表的《写作思维技巧探秘》系列论文(载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4期,2013年第1、2期),就是这方面的新成果之一。它对当今时代“改文风”的需求会产生导向性的影响,也有助于启迪青年学子提高从平常看到不平常的能力,从复杂看到简单的观察力、分析力和亲和力。
覃教授系列论文(下简称覃文)强调了写作技巧的重要意义。写作要掌握一定的技法:立意选材、谋篇布局、完善表现、锤炼语言、润饰修改,一般经过师传即可领会,但技巧则“可悟而不可传”。仅懂得规则并不等于掌握了“巧”的策略。覃文举例说,工匠从师傅那里很快就学会了木工的规矩,但并不等于学到了“巧”。心灵手巧,思维敏捷,才有可能登至“巧”的高度。这就是写作创新性思维的发挥运用。覃文引用艺术家石涛“手法无法,乃为至法”的体会来证明技巧的高妙和魅力,细析了作家巴金《随想录》所言的“有法之时求其化”的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并从苏轼、鲁迅、茅盾的写作经验中告诫青年学生要树立正确人生观,关注现实,潜心学习,以求达到“熟能生巧”的高度。
覃文认为,好文章立意要“深”,选材要“巧”,并要有层次地表达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巧构情节、画龙点睛等多侧面的有机配合,这样才能创作出富有魅力,感染大众的精品来。无疑,覃文的论述从容不迫,深入浅出,启发性大,说服力强。覃文还就文章(作品)的剪裁、线索、呼应、悬念的构建和对比、衬托、白描、象征等写作技法,详尽阐明了具体写作路径,辩证体现了当今写作操作性极强的写作思维原理。由于这些原理融入了著者几十年教学实践的宝贵经验,为当今高校写作学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马悦评说莫言是“善于讲故事”的作家。依我理解,“善”就是“巧”,经过作家大脑消化之后用智慧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作品,就有新颖的独创性。探究写作技巧是大学写作学的基本课题,是时代创新之所需。覃文结合自己长期进行写作教学实践的经验,提纲挈领,深化了写作思维规则,归纳提升为写作思维技巧。系列论文理论结合实践,把许多操作案例巧妙地穿插于理论探讨之中,所举的案例可操作性很强,用覃文中的话来说,读者在写作时,可以“依样画葫芦”,借鸡生蛋。时代在前进,高校的写作使命更加艰苦,愿今后能读到更多更好更新的写作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