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医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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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医思维能力的形成，必须以扎实的中医基本功为基础。按照中医学人才成长规律施教，中医学知识、理论以“够用”为度，强化基本实践技能培养，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中医理、法、方、药进行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具备对急、难、重症病人的初步诊断及处理的能力。为此，在高职中医学专业教改过程中，设计并实施“521能力工程”作为对本专业学生的最基本要求，即要求学生熟练掌握50种常见单一或相兼脉象的特征及主病，200种中药的功效和主治病证，100种农村、基层常见病证的中西医诊断与处置，100个方剂的组成、功效及应用，100个腧穴的定位、主治及手法，100首民间土单验方的适应证。

2采取“双导师制教学”，实施个性化中医思维培养

“校院一体、双导师制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依据中医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结合中医学自身特点，在现代院校教育基础上，融入传统中医师承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达到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互为补充。学生从入校开始，除要完成正常中医高职教育所要求的学习内容以外，同时在附属医院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中医骨干医生中，为其选配临床指导教师，让学生在跟师实践过程中，零距离感受带教老师的职业道德、临床技能和学术魅力，一对一实施个性化培养，提升中医思维能力和临证悟性；尽早接受医院环境熏陶，潜移默化地受到专业实践教育；尽早与患者接触，通过亲眼目睹患者的痛苦，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激发学生专业兴趣和学习动力，提高其刻苦训练专业技能的自觉性；增强感性认识，不断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诊治技术水平，有效缩短学生临床实习期的岗位适应时间，提高毕业生岗位适应能力，实现人才培养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岗位需求相对接。

3结合课程特点，凸显中医思维特色

在中医专业基础课、临床课教学中，要善于结合不同课程特征，加强中医思维方法教学，学会用中医方法解决临床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的哲学思维、类比思维、整体思维，中医诊断学的辨证思维、司外揣内思维，中药学、方剂学及临床课程的形象思维、中和思维，重视农村常用草药、单验方的介绍，突出中医药在治疗功能性疾病、心理疾病、免疫缺陷性疾病、代谢疾病、病毒感染性疾病等方面的特色与优势［3］。围绕教学内容，针对不同课程特点，在传统讲授法的基础上，可设计问题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等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突出“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理念，让学生用课堂学到的知识、内容，用中医思维方法去分析讨论问题，提高中医思维综合运用能力。

4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着力培养中医思维运用能力

（1）连贯性病案教学。高职中医学专业的专业技能培养，最终应与今后顺利通过国家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和较强临床能力相对应，其中病案教学是必要的环节。根据不同课程特点，收集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一定复杂度的病案作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实训使用，形成连贯性的中医案例教学体系，系统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和综合分析应用能力。中医基础类课程通过简单病案分析，使学生了解中医学的特色思维和方法，逐步形成中医思维方式，学会用中医的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帮助理解中医学理论，培养中医专业兴趣；临床课通过案例分析，边学边练，学生从最初的思维程式化模仿，逐渐过渡到娴熟运用，循序渐进，其临床诊疗水平就会发生质的飞跃，并萌发出新的思维。（2）系统性临床技能训练与考核。充分利用校内实训室、教学医院，通过实验实训课、实践技能强化训练、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等环节，开展临床综合实训课程，融教学做一体，实行项目驱动、情景教学等多种形式的“做中学、做中教”教学模式［4］，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动手能力和临床思维。编写各门专业课程的实训大纲和实训指导书，制定各门专业课程操作技能考核项目及标准。课终对各门专业课程进行操作技能考核并将成绩按30％～80％计入总分。（3）台阶递进式病历书写训练。病历书写是中医学专业学生的基本功，也是训练学生中医思维能力的重要手段，直接关乎到毕业生临床工作能力。对学生分阶段从处方书写、门诊病历到专科病历、完整病历等各种医疗文书进行强化训练。一年级完成处方书写，熟悉门诊病历书写；二年级掌握门诊病历书写；三年级通过临床实习完成10份完整病历，要求甲级病历80％以上。（4）反复临床实践。提高中医学专业学生临床能力，让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5］，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通过双导师制教学、课间见习、暑期见习及毕业实习等一切临床实践教学环节，由浅入深，不断强化中医思维方法在临床实践中的综合运用能力，从了解中医，到感悟中医、领略中医，直至学会中医。

5传承中医文化，建立系统中医思维模式

中医学是在浓厚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具有理性思辨和哲学睿智的医学科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在校学生是在现代科学知识环境下成长的，经过严格的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的熏陶，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不足。依托学校地处医圣故里的人文优势，以传承与创新中医文化为切入点，营造科学严谨的校园文化氛围，推进校园中医药文化建设，提升学生中医文化底蕴，让学生感受中医文化的魅力，领略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传承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读懂医学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加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课程学习，使学生举一反三，逐步建立中医思维模式。分两个阶段开设中医思维方法课，低年级以中医思维基本知识为主，高年级加强中医思维综合训练，从而形成系统的中医思维体系。

6多元化学生成绩评价，加强中医思维方法运用的考核

围绕高职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积极改革学生成绩评价办法，建立多元化、形成性和终结性相结合的全过程评价体系。形成性评价加强对中医专业基本功考核、中医思维方法运用考核、学习态度考核等，并根据评价结果，不断修正教与学的方法、内容；终结性评价主要采用理论考试、实践技能考核等形式，加大中医思维能力考核内容；毕业综合考试侧重于考查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及临床思维能力。

7体会

第2篇

表型是个体发生发展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受生物基因型和环境等因素影响，机体内存在的许多分子生物过程、机体所处的环境改变均会影响疾病的表型。在COPD发生发展过程中，每位患者均有各自的特点，或表现为肺气肿、或表现为频繁的发作加重、或表现为FEV1的急速下降。从中医学角度看，疾病的发生、发展同样受体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一个疾病可能表现为不同的证候类型，疾病表现出不同的证型时对健康的损害程度可能存在差异，且中医证候存在一定的演变过程，环境、体质、遗传因素等均对证候表现有影响。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谓“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大荣，民乃厉，温病乃作，身热，头痛，呕吐……”，表明病证的发生发展与外界环境密切相关。有研究者就体质与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表型相关性的研究表明，疾病不同的表型特征与体质类型有一定关联，体质类型对证候类型形成有一定影响，亦可制约证候的转归和传化，而证候发生后的表现又受体质类型的制约。另外，对生物而言，部分基因结构的改变能引起复杂疾病、影响疾病表型的改变。且具有同种基因型的生物在不同环境下可表现出不同的表型，具有相同基因型的生物可因基因表达谱和表达程度不同而呈现不同表型，所以表型本身是复杂的，表型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如同证候的形成、确定需同时具备几个必备的要素。一个症状不可能构成一种表型，也不可能据此明确一个证型，多个互有联系的症状、体征等组合成一种表型或一种证候。同时，证候类型亦会随着疾病的发展而演变，证候之间也往往存在兼夹，使疾病的诊治更加复杂。所以，有必要将COPD的证候研究与表型研究相联系，通过对复杂问题的分析，梳理出更清晰化的脉络。

2基于表型异质性的个体化治疗与辨证论治个体化诊疗的良好契合

医学对表型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发现具有独特预后或治疗特征的患者组别。COPD作为一种具有肺和多种肺外效应的多系统疾病，在临床表现、生理学、影像学、对治疗的反应、肺功能下降速度和死亡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目前普遍认为应根据不同的临床分型采取更具针对性的个体化治疗，也就是以每个患者的信息为基础，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患者进行详细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类别实施个体化的治疗和预后判断。深入认识COPD的表型及其异质性，有助于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中医学体现了一种个体化的医学模式，辨证论治是实现个体化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每位患者四诊信息的采集和分析，将COPD这个复杂疾病进行分型论治，在此同时，又针对每位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方案调整。而且，与其他个体化诊疗不同，中医辨证论治方法的有效性经历了数千年的临床检验，这些先验性的知识，为疾病治疗提供了丰富的方案和展示了实际的效果，至少在短期内，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在表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表型与中医辨证的相关性，并将表型与中医证型有机结合起来，将会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3小结

第3篇

1.温通心阳《灵枢•五味》曰：“心病者，宜食……薤”，这是最早用薤白治疗心病的文献记载。薤，即薤白，俗称小根蒜，味辛、苦性温，该品辛散苦降、温通滑利，善散阴寒之凝滞，通胸阳之闭结，为治胸痹之要药。《金匮要略》在此基础上创制多首以薤白为主药的方剂，如瓜蒌薤白半夏汤、瓜蒌薤白白酒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等，均以温通散寒为立方主旨。张仲景以“阳微阴弦”高度概括了胸痹胸阳不振、痰浊瘀血乘其位导致阴乘阳虚、血运不畅、胸痹而痛的病因病机。《伤寒论》温通心阳之主方乃是桂枝甘草汤，经云“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方中桂枝用量大于炙甘草，取桂枝辛温通阳，甘草甘缓补虚，两药配伍，辛甘并用，振奋心阳，温通血脉，治疗胸痹心痛，有如阳光普照，阴霾自散。心阳得通，阴寒、瘀血、痰浊尽皆消除。

2.温经散寒在《素问•调经论》中认为胸痹心痛的病机为“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归纳本段文字可知，本病疼痛的病机为寒、瘀痹阻心脉，不通则痛。此外，寒邪还可损伤阳气，兼有导致气虚的趋向。所以治疗方法当以散寒、活血兼顾，并同时配合补益之品为法。从此角度分析，则《伤寒论》中当归四逆汤最为适宜。当归四逆汤在《伤寒论》中治疗血虚寒厥证，其临床表现为“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虽未提及心痛的症状，但从症状上分析体现了血虚、寒凝血脉的病机。根据“异病同治”，病机相同则治法相同的原则，则本方可用于治疗血虚、寒凝心脉的胸痹。目前也有应用本方治疗冠心病的研究。如杨传印应用当归四逆汤原方，根据症状加减治疗42例寒凝心脉型冠心病患者。根据《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制定疗效评价标准，则病情好转38例，有效率为90.5％。

3.回阳救逆汗为心之液，血汗、津血异名同源。《伤寒论》指出大汗大下、火逆烧针等误治因素可损及心阳。轻可出现“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重则出现“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以及“厥逆汗出，脉微细，但欲寐，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等阴阳格拒或阴盛阳衰的危重证候。此时病情危笃，全身脏腑衰竭，虽同为少阴虚寒，但仍以心阳暴脱、君火亡竭为主要病理基础。肾阳虚损虽属必然，然不致如此凶险，故为其次。冠心病心绞痛四肢不温及四肢发凉的表现，其共同发病基础为血液循环障碍。其即中医的“四逆”，四逆是指四肢逆冷，由指端向心方向发冷。芳香温通心阳之方剂多以回阳救逆的干姜、附子为君药，多配合补气药，回阳救逆，阳气运行，则血脉通畅。《伤寒论》中有云：“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雷蕊娥等以本方加减治疗32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在改善临床症状、心电图及心排血量（cardiacoutput，CO）、左室射血分数（leftventricularejectionfractions，LVEF）、射血前期/左室射血期（PEP/LVET）方面优于对照组（32例西医常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患者），P<0.05。且对照组有7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而四逆汤治疗组无不良反应，优于对照组（P<0.05）。

二、气血双补、健脾化浊

中医认为冠心病病位在心，与脾胃运化失常有密切关系。“治病必求于本”。因此，重视脾胃，并通过调理脾胃防治冠心病才是治本之法。“心胃同治”法标本兼顾、通补兼施，既能补脾健胃启生化之源以固其本，又能助心血运行通其络以治其标，补而不助其阻塞，通而不损其正气，辨证合理，比单行活血化瘀或理气止痛之法疗效更佳。《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开创了从脾胃论治胸痹心痛之先河，其论述：“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人参汤即理中汤，其次如橘枳姜汤等，都是从中焦论治。郭立恒等指出冠心病的根本原因是脾虚气血乏源。在治法上应健脾益气，“标本同治”更有利于机体内有害物的清除（氧自由基），使血脂、血黏度降低，心肌供血状态改善，血栓形成的不利因素消除。曹洪欣等通过对150例胸痹心脾两虚证患者的36项指标进行逐步分析，指出益气养心、健脾化痰法是治疗心脾两虚型胸痹的基本治疗法则。王香存、赵国定、李浩等治以补中气、健脾胃，以香砂六君子汤加减，中气虚弱甚者以补中益气汤为主方加减。张映梅应用归脾汤加减，益气活血，气血双补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气虚弱型56例，结果为显效28例，占50%；好转24例，占43%；无效4例，占7%；总的有效率为93%。于归脾汤中适当加入赤芍、川芎、丹参、三七等活血化瘀通脉之品，诸药合用，使心脉通畅、心气得补、脏腑功能恢复而获效。

三、活血化痰，宣痹通脉

“痰瘀互结”病机是正气亏虚，脏腑功能失调，生痰生瘀，导致气机升降失调，气血失和。痰凝气滞，津运障碍，因痰致瘀；血运失调，痰阻络脉，瘀闭不通，继而痰浊与瘀血交结，而形成痰瘀互结的病理变化结果。沈绍功认为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中有胸闷、胸痛、痞满、痰多黏稠、舌边有瘀斑、舌苔厚腻浊、脉弦滑等，辨证既属痰瘀互结，又有脾运化不及的症状，提出从痰瘀论治，予以痰瘀同治之方剂，药物组成为瓜萎、薤白、水蛭、石菖蒲、郁金等，诸药合用具有祛痰通络、活血止痛之功。邓铁涛认为冠心病早期以“痰”为治，祛痰兼以活血，治以邓氏温胆汤，药用：枳壳6g，竹茹10g，法半夏或胆南星10g，橘红6g，茯苓12g，丹参12g，党参15g，甘草6g。痰湿偏重加浙贝母、薏苡仁等；若口干，改党参为太子参30g，加桃仁、红花、田七等。到了疾病中后期，则以痰瘀互结甚至瘀血征象更为突出，此时可用失笑散、血府逐瘀汤、桃红四物汤、少腹逐瘀汤等加强活血化瘀之力，配伍半夏、瓜萎、薤白、胆南星、浙贝母、橘络等兼以祛痰；痰瘀互结较甚者，可用温胆汤酌情配伍三棱、莪术、虫类药等活血散结之品。

四、调肝活血

冠心病血瘀证的共性已为临床及实验研究所证实，而肝气郁结在血瘀证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情志失调，肝气郁结，瘀阻心脉乃为冠心病的重要病理基础。肝气刚劲失柔，疏泄无度，郁滞不行，“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瘀滞心络，乃发心痛。明代彰潢云：“肝为凝血之本”。李东垣《医学发明》说：“血者，皆肝所主，恶血必归于肝”。《辨证录》曰：“夫肝气最喜条达，一遇忧郁之事，则涩滞而不可解”。唐容川《血证论》中说：“以肝属木，木气充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通畅”。以上均为肝郁血瘀的最佳论述。国内外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陈可冀院士在《冠心病论治》中也指出，老年人心绞痛的发作常与情志抑郁不畅有关，主张应用具有疏肝解郁、活血化瘀的药物治疗。王行宽等提倡“如人病心痛不可止治心痛，必须兼治肝”，其系列研究表明自拟的从肝治心组方（人参、郁金、柴胡、熊胆、白芥子、九香虫、鸡血藤等）可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减轻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促缺血心肌血管新生、改善心功能等。现代药理研究亦表明，疏肝行气活血治法可抑制血小板黏附、聚集性，抗血栓形成，降低胆固醇及甘油三酯含量，减轻主动脉及冠脉内膜斑块的形成和脂质沉积，扩张冠脉，增加冠脉流量，改善心肌供血等作用。综上所述，肝郁血瘀不仅具有理论基础、临床疗效，也有一定的药理学佐证。王进自拟疏肝通瘀汤（柴胡、香附、枳壳、延胡索、丹参、红花、当归、白芍、川芎、郁金）治疗中医辨证为肝气郁滞、心脉瘀阻型冠心病稳定性心绞痛患者83例，取得良好疗效，观察显示可以缓解心绞痛发作，明显改善症状。

五、结论

第4篇

1.1临床资料

本组一共有7例胰腺-实性假状瘤患者，男1例，女6例，年龄均在20～5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2岁。7例中有2例出现腹部疼痛而就诊；有1例患者因为感觉腹部内含有块状物就诊；有2例是CT影像学检查发现左肾上腺占位；2例患者进行B超检查发现胰腺占位而就诊。本组的7例患者腹部均未有过手术史、外伤史以及胰腺炎病史。检查患者的身体：其中有3例患者在触诊可扪及腹部肿块，却均无明显的阳性体征。7例患者的糖苷类抗原19-9（CA19-9）、糖类抗原125（CA125）、血清癌胚抗原（CEA）等肿瘤的标记物检查均未发现任何的异常。7例患者通过B超、CT以及MRI等检查发现腹部包块，卵圆形或圆形，呈实性、囊性或囊实性的肿物，界限清晰。7例患者在术前的诊断：胰腺囊腺瘤有2例，胰腺囊腺癌有1例，左肾上腺占位有2例，腹膜后占位有1例，有1例确诊为小肠间质瘤。

1.2方法

本组的7例患者均采用手术治疗。手术过程中发现有1例患者因为肿物的浸润致使脾脏的动脉静脉被包绕；有3例患者因为肿物与脾脏发生了粘连现象，因此必须实行胰体尾切除术和脾脏的切除术；其他的患者均进行单纯的肿物切除术。其中有2例患者在手术中经过使用细针穿刺细胞病理学的检查证实为该病。手术完成之后切下的肿物均采用病理学检查，并进行免疫组化分析。使用10%的福尔马林固定标本，在脱水之后用石蜡包围，做切片为4μm，采用苏木素-伊红进行染色。免疫组化分析使用链霉素抗生素蛋白-过氧化物酶染的方法进行。所使用的抗体有孕激素受体、波形蛋白、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角蛋白等。

2结果

2.1病理检查

2.1.1巨检

7例患者中有2例患者的肿物位于胰腺的头部，有2例位于胰体，3例位于胰尾。肿物直径为4～15cm，平均为8cm。其中有4例患者的包膜比较完整，3例患者的包膜不完整而且还和脾脏发生粘连现象。肿物的切面囊实性，囊性区为灰褐色，实性区为灰白色，在囊性区还能见渣物样，还有2例患者的囊壁出现了钙化。

2.1.2组织学检查

肿瘤由不同比例的实性、假和囊性结构混合组成。肿瘤的实性区由形态一致，中等大小的细胞组成，瘤细胞呈巢状、片状和一些不规则的梁状排列。细胞质较为丰富，呈透明状或嗜酸性，有时还会含有过碘酸雪夫染色阳性的嗜酸性小滴。细胞核呈卵圆形或圆形，其中的染色质细腻、均匀，还能见到凹陷或者是核沟，核分裂很少见。在肿瘤间质内有较为丰富的血管，在距离血管较远处的细胞常出现坏死、变性，致使残留在血管旁的细胞环绕着血管形成了假状的排列，纤细的血管轴心常常呈明显的透明变性和黏液变性。假状结构之间的空隙内充满大量的红细胞，呈血管瘤样改变。实性区或出血灶周围可见胆固醇裂隙和泡沫细胞积聚。

2.1.3免疫组化分析

免疫组化是诊断肿瘤的关键，诊断此瘤须辅以免疫组化。本文7例SPTP报道中，PR阳性的有5例(5/7)；NSE的阳性有7例(7/7)Vientiane的阳性有4例(4/7)；CK的阳性有4例(4/7)；Sin的阳性有2例(2/7)。

2.2治疗及随访

本组的7例患者在手术之后有1例出现了胰瘘，进行了保守治疗之后痊愈出院，其他的6例患者手术疗效甚佳，痊愈之后出院。

3讨论

3.1临床特点

胰腺实性假状瘤是发生在胰腺或胰腺周围的比较少见的肿瘤，发生在胰腺周围罕见，可能起源于异位胰腺。该瘤细胞既能表达上皮性标记物和间叶性标记物，且能表达内分泌和外分泌标记物，因此多数学者认为来源于胰腺的潜能干细胞。该病的发病率较低，临床上并无特异性的表现，长以体检发现或腹部肿块为首发症状，但同时由于部分医生在检查上的认识不到位，常会将该病误诊，进而以过术后的病理检查能确诊该病。本文报道的7例胰腺SPT发生与胰腺的任何部位，并未出现很明显性的倾向，2例位于胰体，2例位于胰腺头部，3例位于胰尾；有3例出现包膜不完整且与脾脏粘连，2例囊壁钙化。WHO把SPT定性为具有低度恶性潜能的肿瘤，因此术前正确诊断是至关重要的，对手术范围起决定性作用。Pettiness等认为,SPT术前及术中细针穿刺细胞病理学是诊断这种少见胰腺肿瘤的可靠依据。由于诊断有不确定性和肿瘤细胞可能因穿刺而播散，也有学者认为不宜穿刺活检。鉴于SPT绝大多数为良性，我们认为穿刺细胞病理学可行，以提高术前正确诊断率。

3.2鉴别诊断

①胰腺内分泌肿瘤：临床上此瘤常伴有神经内分泌紊乱症状，组织学上肿瘤一般无完整包膜，多数伴不完整且和脾脏发生粘连现象，易伴出血、坏死及囊性变。②黏液性囊性肿瘤：此瘤常见于胰尾，体积较大，呈囊性，单房或多房囊腔内含胶状混浊液体，伴明显纤维性包膜。③胰母细胞瘤：此瘤多发生于男性儿童，肿瘤由上皮成分和间叶成分构成，在肿瘤中总可找到似胰腺的腺泡、腺样结构，若以腺泡排列的上皮细胞巢为主，常可见鳞状小体，无假状瘤结构；免疫组化结果显示胰酶阳性而Vientiane阴性。

3.4治疗与预后

治疗的本病采用手术切除，依照肿瘤的形态、所处位置、有无出现转移或者是浸润而确定手术的方式。至于肿瘤发生了恶变的病人，在手术中要适宜的扩大切除的范围，使患者术后预后良好。肿瘤的转移并非标志预后不良，有关学者总结，每当肿瘤被切除了以后，其预后和SPT未发生转移相当。通过切除术治愈的高达96%，仅约4%的患者在术后会复发或局部转移，如少数病例生物学行为活跃，侵犯周围组织与器官，提示具有低度恶性，甚至有发生淋巴结、肝、结肠转移。所以建议密切随访，加深对此瘤的预后判断。

第5篇

历代医家在中医学教育实践中对人才的选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在《黄帝内经》就指出不同水平的中医人定位“圣人”、“上工”、“粗工”等;至南朝阳泉《物理论》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历代医家对于中医学人才培养的观点，大多集中在医德和医术两方面，作为一名优秀的中医人才，首先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其次是掌握精湛的医疗技术。清代云南医学堂对中医人才的选拔上就认为“则医也者，明天道，达人事，关人祸福，司人性命，本其灵明之天授，极其心志之艰苦，而后能为之。岂愚鲁之质，薄弱之材，贪诈之夫之可尝试期间乎?……反以稚鲁而有妄想，以鄙诈而有希冀，以浮泛而治学力，以矜夸而见孟浪，以刻薄而少体恤，以计巧而取财物，有是六者，决不可以入斯门。……苟无聪明之资，勤苦之力，影响者多，心悟者少，不茫然自欺，必悍然不观矣。……果有聪明之姿，诚实之诣，仁慈之德，勤苦之志，活泼之机，充满之学，备此六者而后可也。”这些均显示出医学堂对于人才培养提出了极高要求。第一，自医圣仲景就提出中医乃“玄冥幽微，变化难极”的专业，“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遍览我国传统中医教育不难看出，中医学不是寻常人所能从事的职业，没有足够的悟性，达不到精深的水平，便不能委以救死扶伤的重任。第二，对名利物欲不可贪求，殚精竭虑研究医术，对身患疾病的大众均应一视同仁，达到淡泊的境界。第三，身怀一颗仁爱之心。《黄帝内经》云“圣念慈悯，欲济群生。”南朝阳泉也曾说过“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这也是中医执业者所必须具备的优良品德。第四，勤勉不倦的毅力，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身为中医人，理应有着持之以恒的毅力和对中医学的热情及严谨的工作态度。第五，对于中医习医者要求心思灵变，不仅要遵循法度，更要富有创造力，不拘泥于古。“医之为术，全赖心思转变，刻舟求剑，终无一验也。”注重加强思维能力的培养，临症时做到胆大心细，心圆志方。第六，具备丰富的文化修养，全面的临床知识。《黄帝内经》最早提出为医者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完整的学习中医知识理论，切忌追求片面，做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2医学堂立志有恒、以德统医的中医德育观

医学堂专用教材中没有单列出关于医德品行教育的专卷，而是将医德品行教育贯穿于各门课程之中，书写于诸多卷教材序言之中。据笔者统计，在20个序言中(其中卷九序已佚)就有14个序论述了从医者所应具备的医学品德。例如:卷八序中“为之医者，其将淡以寡欲，静以和神，智以养机，仁以处物，庶几不干天地之和，而能立万物之命也乎!”卷十七序又云“故凡学者必以正心术，济民命为重。”卷十八序“近世术士，铁骨石心，无恻隐羞恶动于中，玉屑金箔，胜布锦菽粟之致其用，无补饥寒，生人奇病。其贻害于人也，虽不觉其获罪于天也，其可幸免乎。”卷十九序中“古之学者内欲不出，外欲不入，勤力苦心，周知百物，是以精神蕴蓄，智慧清明，体含巨细用该本末。”

第6篇

        一、引导寻找疑点，启迪思维的灵活性

        “疑”是学习的需要，是思维的开端，是创造的基础。我常采用以下方法，引导学生存疑、生疑、质疑。

        1、设问式引疑。就是教师在知识的关键处或需要加深认识的地方提出问题，启发学生开动脑筋、积极思维。

        2、自学式引疑。就是让学生通过阅读课本上的例题，找出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想不出的原因，激发学生形成渴求新知识的欲望，积极投入到学习中去。

        3、悬念式引疑。就是教师在知识的重点处设置悬念，让学生存疑、生疑，从而引导学生积极学习，形成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

        二、鼓励提出问题，提高思维的深刻性

        学生对知识产生了疑问，就想要释难与解疑。如在学习了地积的计算后，新授例4时，学生看书后提问：        （1）前面我们学地积时都是先求出面积，然后再乘0.0015就可以求出亩数了，而今天算的为什么要用亩数除以0.0015，才能求出问题呢？（2）书上的《想一想》问我们：还可以怎样算？我思考过了，但想不出其它的想法了，到底是怎样做呢？学生的这些提问不再就事论事、细小锁碎，而是能抓住新旧知识的不同点来思考问题，这正是本节课要解决的重点与难点。学生敢于问、善于问，为下面环节的继续学习开辟了道路。

        三、组织参与议论，形成思维的开阔性

第7篇

【关键词】中医学；辨证论治；唯物主义

中国医药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基本理论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历代中国人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但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中医本来的诊治疾病病种及就诊人群逐渐被“蚕食”，中医原有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那么中医学如何应对目前既成事实的局面？中医学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都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从中医学现在所处的境遇分析，发展要重于继承，在发展中求生存，本文试图从中医学亟待发展的几个领域谈谈笔者的一点点薄见，以飧同仁。

1中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亟待性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基石是《黄帝内经》，其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成就和医疗经验，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籍，尽管距今历时近两千年，其基本理论对当今中医学的发展仍旧起重要的指导和导向作用，其吸纳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气象等多方面科学成就，渐渐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以气血为物质基础，以经络沟通内外，配以六腑、形体诸窍，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辅以“天人相应”，“自身统一”的辨证法思想，来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同时突兀“辨证论治”为特色的诊疗体系，其理论博大精深，堪为当时的医学奇迹。后世中医学临床实践证明，《黄帝内经》及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中医理论体系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就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讲具有一定的超前意义，其间活人无数，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

但中医学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深刻影响，以“阴阳学说”来概括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矛盾双方的对立，以“五行学说”来阐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关系，进而拓展到人体的“五脏”“六腑”“五官”、形体、情志等的关系，因而在思维逻辑上难以摆脱表面性、直观性、机械性和猜测性，并且对人体错综复杂的生理病理变化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和随意化，同时理论又抽象、晦涩，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称“华盖之脏”，那么就有了“伤于风者，上先受之”的“肺为首当其冲”之说；又因肺叶娇嫩，不耐寒热，故易被外邪侵袭，故肺又为“娇脏”，至于肺叶何以“娇嫩”的更深层次原因则无以说明。再者，如果对只有大脑才有情志活动这个常识不曾持否定意见的话，那么肝、心、脾、肺、肾的在志归属分别为怒、喜、思、悲、恐的观点，就不能不让当代之人费解不已。中医学对很多组织、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称，为六腑之一，对于它的位置张介宾在《类经·藏象类》中是这样定义的：“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府也”，这种定义未免有些牵强。又如，最具中医学特色的经络理论，它是人体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质实体至今无从定论，尽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达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为藉口，但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表明中医学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测性之所在。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发展都是建立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之上，从那时至明清时期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应该承认中医学理论一直在逐渐发展和完善，其间著名医者层出不穷，医学典籍可谓是汗牛充栋，但从本质上讲中医学基本理论仍未从根本上突破《内经》范畴。真理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发展的，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中医学亦然。毕竟《黄帝内经》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具有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法色彩，那么时至21世纪的今天应该对中医基本理论的继承采取“扬弃”的态度，只有如此中医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2中医诊断手段的局限性

中医学诊断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闻、问、切”，简称“四诊”，就是通过医生的感觉系统来察知就诊者的正常和异常表现，收集病情资料，通过医生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中医学辨证思维的运用，获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等材料，力求透过现象来抓住本质，给出正确诊断，其诊断疾病的重要理论支撑就是“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知常衡变”。“司外揣内”就是通过审察患者外部的表现来推测机体内在的病变，此与现行的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见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论；“知常衡变”也是现代哲学认识事物及现代医学诊断鉴别疾病常用方法。同时，中医学在疾病诊断过程中重视整体审察，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资料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重视诸多外在表现在反应疾病内在本质的作用和地位，综合权衡，防止以面盖全；疾病诊断力求“病症结合”，既注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又不忽视疾病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特点和规律。因此，中医学在病情资料的采集及诊断思维过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资料的客观性（依赖患者的客观表现）、思维逻辑的合理性、诊断结果的正确性等等积极因素，这正是中医学历经两千余年一直被视为人类健康保护神的有力保证。

尽管中医诊与断的科学性毋容质疑，但其局限性也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而日益凸显。首先中医诊断学诊断手段的落后性。中医学自其诞生之日至今的漫长岁月里，诊断手段几乎无任何革命性变化，即望、闻、问、切。在科学发展仍处于落后、萌芽时期的古代，用望、闻、问、切尚可理解，且在当时应该说尚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在科学已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医病情资料的采集手段还墨守陈规、对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仍无动于衷，仿佛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与科学同步，势必被科学所淘汰；可作对比的现在医学主流――西医，在其发展之初，医生耳朵贴近患者皮肤来了解患者体内的声音的变化，接着改良为听筒、听诊器，乃至发展为X线透视、CT、核磁共振等技术的应用，可见西医的诊断技术紧紧跟随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采用一切能利用的技术手段来延伸医生的“眼睛”、“耳朵”，因而西医随着科学技术的革新而革新。直至目前，西医诊疗手段与其产生发展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相比之下的中医，仿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自保一方“净土”，因此其诊断手段自其始至今无突破性进展，那么其相对于西医的落后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中医以“四诊”为主要手段的“诊”法，以中医辨证思维为逻辑方式的“断”法具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中医诊断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就是“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表明中医诊断的方法就是捕捉疾病的外在临床表现而揣摩机体内部病变的本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其实质就是通过医生的感官系统去体会疾病的外在表现，那么感觉器官对疾病外在表现的感受往往因人而异，医生的心态、临床经验、身体健康状况、感觉的偏差、环境变化等等不确定的因素均可影响，因此在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下采集的病情资料很难确保是基于客观、疾病本质的检查所得。而且，中医学的“断”就是在中医逻辑思维的指导下的“辨证”，寓于其中的主导因素仍难以摆脱主观因素的羁绊，也就是说中医学整个诊断过程过多地依赖人的主观思维活动，而客观因素的制约度很少，其结果势必导致主观臆断的可能性增加。

给疾病诊断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做到反映疾病本质，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但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断往往也过于表面化、肤浅化。因为其诊断的病名基本是疾病某个临床症状或病位，如水肿、内伤发热、癃闭、眩晕、黄疸、泄泻、不寐、肺痈、心悸、腹痛、胃痛、头痛等等，故此这些诊断很难反映疾病的本质，因而对制定治疗方案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因此中医学就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理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同一个疾病可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或不同的疾病可采用同一治疗方案，那么这样的诊断还有多大的价值？

3中医治疗措施的保守性

中医学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辨证基础之上，其治法涵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方法，而且此八法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对于具体方药讲究“君、臣、佐、使”，既可针对主证进行治疗，同时又兼顾次要表现或兼证，并且在同一方剂中可以运用药性完全相反的药物，达到“佐制”作用，这是西医治疗难以想象的，正是这些方面的优势，使得中医药有时产生不可思议的疗效，治愈了许多西医界颇感棘手的疾病，这也是中医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佐证。而且，中医药还有一个重大优势就是中药（除少数外）基本都是天然药物，副作用少，这也是中医药为许多患者青睐的重要原因。

中药不是一点毒性都没有，这个观点慢慢为医患双方所共识，但比起化学药物，其毒副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少数剧毒中药除外），因而中药比西药要更安全，除了中医药可靠的疗效外，正是由于这方面的优势，中医药是许多患者就诊的重要选择。但中药汤剂入口太苦，使许多患者望而却步，尤其是年轻患者，虽然中药剂型还包括片剂、针剂等等，可目前中药主要给药途径仍就是汤剂，这也是中医药就诊人群逐渐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药方剂剂型改革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市场上能购得的中药丸剂、片剂、膏剂、散剂、丹剂、针剂等也不少，但仍没有形成中药给药的主流，而且质量也良莠不齐，很多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另一方面能打入国际市场的中药丸、片、针剂更是凤毛麟角，严重影响中医药行业的国际化进程。

众所周知，与西医比较中医药在治疗急性疾病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药可选择针剂太少，因为水针剂在体内作用时间要比口服药要快，口服药通过胃肠道的吸收、肝脏首过作用，达到血液循环至少需要20min的时间，而且中药的煎煮又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急性疾病患者的治疗往往是争分夺秒，20min或更多时间的耗费往往为病情不能容许；另一方面，中药方剂所含成分复杂，因而作用效果较为广泛，所以又被称为中药的“散弹效应”，但“散弹效应”带来负面代价就是疾病治疗的针对性不强，中医药理论中本来就有“力专则效洪”的说法，作用面广泛就无异于“无的放矢”了。因此，如何提高中药方剂作用“靶点”的准确性和缩短单次用药的起效时间，是中医药治疗方面突破的重要指针。

4中医人要迫切加强创新思维

纵观中医药两千来的发展历程，中医药一直没有摆脱《内经》的思维模式。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现代科学知识更是以加速度的形势发展，人们形容为“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而中医药的发展似乎永远处于“量变”之中，而且这种量变的步伐过于缓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医人思想观念的保守性、封闭性、排他性。

中医药的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摆正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没有继承的创新中医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导致中医的灭亡；但没有创新的继承中医学就会固步自封、泥古复古，知识渐老，最后为时代所淘汰，渐渐消亡。因此，中医学的发展之路在于继承和创新双管齐下，缺一不可，但从目前中医的发展来看，是创新不足，继承有余。其实中医学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传统，太注重经典及考证，如《内经》《伤寒论》等的注者达数百家，考身世、考故里、考学术渊源、考流派、考字句文法等等。汉代医学宗师张仲景有一句名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至今为许多中医人视为座右铭，因而绝大多数历代中医人对于“古训”，敬若天命而不敢轻易“篡改”，现在依然。目前，在中医论文或理论探讨文章中，动辄“《内经》云……”或“仲景云……”等，从古代医家古籍中寻章择句，断章取义，寻求理论依据，仿佛《内经》就是终极真理，与《内经》不同“政见者”，就值得怀疑或否定。“中医治病往后看，查查古人怎么办；西医治病向前看，看看有何新进展”［1］，这句话是目前中西医思维最大不同之处，也是西医逐渐“蚕食”中医就诊人群和治疗病种的重要原因。

现在又有人倡议加强中医学人文因素的研究。诚然，中医学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医学是在悠悠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因此研究中医学的人文因素对于揭示中医学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如果把中医学归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无异议的话，那么其发展就应该遵从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单从中医学文化层面去咀嚼、挖掘，很难想象能揣摩出什么中医学的“突破”来；另一方面，中医人文因素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课题、新思路，自古有之，从某个角度说中医学发展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多少年来不是研究太少了，而是研究的够透彻、够详尽了，还能研究出什么“新大陆”？

以上是笔者对中医发展存在问题的一点点拙见，但不意味着否定中医，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局限性，提出中医的不足，目的是希望中医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总之，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只有不断的创新、发展，才能渐近完善，西医亦然，中医亦然。

第8篇

目前大多数中医院校的西医诊断学教学通常采用传统的灌输模式进行，而且教学内容陈旧，更新缓慢，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性较差，无法开发其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考试多以笔试为主，学生感觉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所学知识，使得所学基础知识在临床实践中无法应用。

2提高中医院校西医诊断教学质量的对策

2.1转变观念，增加学时

中医诊疗源自丰富的哲学内涵和人体认识，西医诊疗则源于精细的人体解剖学知识，中西医诊断的共识都源自远古时代的对人体的基本认识[3]。西医诊断学是解决中医院校理论与实践分离、基础与临床脱节等弊端的最佳途径。因此，有必要加强认识，了解西医诊断学教学在中医院校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性，保证足够的教学时数；转变学生观念，使其充分认识到学习西医诊断学的重要性。

2.2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西医诊断学教学中引入情境教学法，有机结合问题式（PBL）与授课式（LBL）教学模式。情境教学是培养全面型人才教育理论的指导下的一种创新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多种手段，模拟或恢复教学内容情境[4]。LBL教学法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将学生引入问题后激发其积极思考能力，通过自我讨论、探究及总结，在教师的引导下掌握知识[5]。PBL教学法则以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中心，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在学习中解决问题并在解决问题中学习[6]。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基础知识的传授采用PBL与LBL教学模式进行，临床实践中准备典型案例让学生模拟患者或选择标准化患者，教师让学生通过询问病情、采集病史、书面记录达到教学目的。学生通过对教学过程的参与，激发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而提高临床实践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2.3教学与临床相结合

教学过程别是体格检查和症状学部分应尽最大可能地将书本知识与日常的常见病、多发病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学生自身患过或接触过某种疾病的患者，很快会将书本知识与实际认知相结合；讲完症状及体征后，可选择常见病例，包括患者病史、实验室检查、体格检查及器械检查等，以提问的方式让学生进行疾病判断等，不但巩固了学生的课堂知识，而且锻炼了其诊断能力。

2.4充分利用多媒体

多媒体教学技术是将网络、多媒体等计算机技术充分结合的综合教学技术，是理论知识最好的教学形式。具有内容丰富、直观、高效的优势，通过多媒体演示视频、图片及动画，将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直观、生动，对学生学习热情的激发、学习主动性的调动都具有重要意义。课堂上采取教师讲解一段后，再播放正确的及错误的操作录像，正常的及异常的体征对比，使学生加深印象。诸如，教师可以将心脏杂音和心脏搏动的动画、心电图利用多媒体同步播放，再与其他各类型杂音进行比较，帮助学生加深感性认识，提高教学质量。

2.5建立临床技能培训室

第9篇

关键词重症医学医学伦理学问题

重症医学是捍卫重症病人生命的重要阵地，随着重症医学的发展发展，ICU治疗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医疗单元，但是在重症医学发展过程中依旧存在不少的争议。对于病情不可逆转的病人或者脑死亡的病人是否应该放弃ICU治疗，亦或者在患者终末期是都要尊重患者意愿让患者尊严死？这些都是重症医学不可避免所需要讨论的伦理学问题，也是重症医学在实际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医患之间的伦理问题

医患之间的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病情本身的知情以及资源分配和患者自身治疗意愿上。从医疗领域来讲，医生和患者之间必须要确保信息沟通与共享，让患者知道自身的病情是患者固有的权利。然而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对生命生活理解的差异，现如今临床实践中医生与各种重症患者谈论病情时，都会有所保留。

多数医生认为如果将所有情况都告知患者，尽管患者可能处于插管状态，但依旧会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导致患者出现精神紧张，这不仅会影响患者自身的情绪，还会影响治疗工作的开展，更有甚者会有不少患者拒绝治疗。因此，多数医生都会选择与患者的家属进行沟通解释，而对患者实施保密制度，或者是避重就轻。然而，随着群众文化水平的提升，终末期患者对自身病情的治疗需求发生变化，医生对重症患者诊断告知的状态也有所改变，总体趋势是要有所保留，但尽量告诉患者诊断结果。

资源分配不合理的伦理学问题在于当前，有些有希望救治成功，却因为自身原因或是医疗体制影响而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患者，其所享受的重症医疗服务较少。而一些相对富有或是离退休的公费医疗病人却能够轻易享受到ICU医疗服务，这些都违背了伦理理论的公正原则以及卫生资料的合理分配利用原则。

2护患之间的伦理问题

护理工作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接触更多，其在实际工作中也会面临很多伦理学问题。首先是对患者的心理疏导护理问题，多数患者入住陌生环境，由于严格的探视制度，其多数时间都处于疾病的痛苦以及内心的孤独中。各种管道所带来的不适，各种噪音的刺激都会影响患者的心理。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会与患者进行沟通，但很难及时疏导患者的心理问题，由于对自身疾病的恐惧，患者入住时间越长，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越大。

其次，人格尊重上的问题。入住ICU的患者都是因为病情危重及随时需要抢救，因此，为了方便时就往往都会将患者的衣服脱去，在操作过程中会暴露患者。呼吸机进行治疗时，为防止患者拔管，护理人员会约束患者的双手，以避免患者坠床。这些护理措施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患者好，但是在没有医学背景的患者及家属看来则是有悖伦理，由于我国现阶段的临终关怀护理不到位，导致ICU护理工作备受争议。

最后，护理需求上的伦理问题。在ICU病房中，多数患者都知道自身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所以非常恐惧，各种维持生命的治疗工作如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都会降低患者的生命质量，所以患者所需的是一种舒适宁静的环境，重症医学病房所提供的护理以及治疗工作所造成的身心伤害更大。不少进入ICU治疗的患者，其情绪往往处于消极状态，他们希望的是提高自身生命质量和减轻身心痛苦，且患者作为一个具有道德意识的主体，有选择是否接受治疗的权利，多数情况下放弃治疗不能得到理性的道德辩护。但是，重症患者如果明确选择放弃治疗，医生就应该遵守自主性原则，尊重患者放弃治疗的决定，并且尽可能地满足患者的各项需求，将延长生命治疗转变为提高患者生命尊严和质量的护理工作。然而，在实际ICU治疗过程中，医生为了达到挽救患者生命以及延长患者生命的目的，不得不采取各种医疗措施，这些措施给患者带来无尽的伤害，不仅插满各种仪器导管，且身体就像动物一般被摆布，此时的护理与治疗就成为了一种折磨，降低了患者生命质量，其生命尊严遭到了无形的践踏。

3对重症医学中医学伦理学问题处理的思考

就当前所存在的医学伦理学问题来看，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核心的部分还在于医生。医生不仅是患者治疗的主要负责人，还是重症医学伦理学问题解决的关键，都需要加强自身的专业知识素养，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积极学习医学专业化理论知识，在处理繁杂临务的同时还要学习新的技术。因为重症患者常常病情较重且变化较快，涉及到多个系统及多个器官，这就要求医生在治疗重症患者的同时，需要对病情变化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快速作出反应，制定最为确切的治疗措施。

第10篇

关键词:中医精神医学中国哲学

一、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二、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三、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四、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五、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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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光兴1心理禅—东方人的心理疗法[M]1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1

第11篇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

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的就是反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第12篇

[关键词] 翻译伦理；他者；归化；异化；文化霸权

“忠实”还是“背叛”？直译还是意译？同化还是异化？究竟可译还是不可译？对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的讨论是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永恒的话题。然而，无论是探讨译文是否应忠实原文，抑或是纠结于应选择尽量保留原貌的直译抑或改头换面的意译，乃至质疑原文的可译与否，这都体现出翻译活动无法逃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面对他者？

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民族性与翻译性已经呈现水融的态势。如何处理语言文化的异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就已经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翻译论。

1813年，施莱尔马赫发表了《论翻译的方法》，他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翻译观点，认为翻译活动的实现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二是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而其更倾向于“把读者送到国外”的翻译方法，认为真正的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之异，体现他者的异质性。

他的这一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法国当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学家安托万・贝尔曼进一步上升到了“翻译伦理”的概念。贝尔曼对长期统治西方翻译界的以“意义的传达”为中心的翻译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在其《异的考验》一书中，通过对从路德到荷尔德林这一历史阶段的翻译史研究，探讨了翻译在德意志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翻译的本质就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翻译要么处于关联之中，要么什么都不是”，同时他还指出翻译的目的事实上是完成一种伦理行为，而“伦理行为是指认可和接纳作为‘他者’显现的‘他者’”。 由此可见，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观就是尊重原作，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彰显差异，认可接纳他者，通过对他者的传介来丰富自身。

贝尔曼的的翻译伦理观进一步启发了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一书中，韦努蒂明确表明他受贝尔曼思想影响至深。他通过对17世纪以来西方翻译史的考察，指出流畅译法或透明译法抹掉了原文里的语言、文化差异，而翻译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差异，包括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政治差异、伦理差异等等。而要真正引进并保留这些差异，则必须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非同化。韦努蒂在贝尔曼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政治因素。在他看来，归化翻译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试图以自己的文化同化他者，为本民族的利益服务。而与之相反，异化翻译反抗和消除文化自恋，帝国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思想的核心，即在翻译中抵制译入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彰显外国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翻译，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翻译上，还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材上。他主张选择边缘化和少数化的文本，即选择在话语或流派上与当时已获得经典地位的叙事形式背道而驰的文本。至此，韦努蒂在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方法和贝尔曼尊重吸纳他者文化异质性的翻译伦理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翻译差异伦理。

翻译自古以来在促进人类的语言、文化的进步上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研究从对语言文本的研究，过渡到对文化的研究，而又进一步进行伦理转向，这与每个时代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的提出，是处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语言文化统治德国的背景之下。作为一名爱国者和政治激进主义分子，施莱尔马赫希望德国能保留住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尊严，因此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而保留外国文本在语言及文化上的差异，通过差异的凸显来丰富德国的语言和文化，挑战法国的霸权主义。无独有偶，韦努蒂在对17世纪以来的翻译进行研究之后，发现英美国家和非英语国家之间的翻译活动交流极为不平等，在英美国家同化的流畅翻译占主流地位，而在非英语国家，英语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则大多采用异化的策略。因此，其之所以大力发展施莱尔马赫和贝尔曼的理论，也不无出于抵制当今英美霸权主义文化的入侵的目的，避免弱势文化被予以同化。

贝尔曼曾指出，每种文化都具有骄傲自满的特性，因此在本质上都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然而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有关文本的字面转换，其更是有关两种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性格的交流与争锋。王东风先生说过：“翻译，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或者意味着异质增加，活力增强。强势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利话语反过来利用这外来的破坏力，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本土文化的强势地位；弱势文化则常常在这外来的破坏力前显得束手无策，最后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颠覆。而拒绝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则只能是封闭、保守、落后，最后走向灭亡”。

纵观中国历史，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面对外来的他者，中国译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于不同的目的而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正体现了文化的强弱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指出，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翻译。第一次是公元2世纪到7世纪盛行的佛经的传播，第二次则是16世纪基督教的盛行，最后一次则是19世纪西方思想的输入。在这三次大规模的异域文化输入过程中，翻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勒菲弗尔看来，大多数译者在这三次翻译中，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同化的翻译策略，尤其是前两次宗教的传入。面对根植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译者们在翻译佛经及基督教经典时，不得不对原著进行适当修改，使其顺应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家道德观，以便便于中国人民接受。譬如佛经中关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的原本阐述为：“双亲养大我们，我们养双亲；为了他们（双亲），我们要做应做的事；保留家系；承继财产；在适切得时候供奉祖先。”而在翻译成汉语之后，则补充了“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儒家思想。而利玛窦在传播基督教时，将耶稣翻译成“天主”以及后来的“上帝”，则是在翻阅儒家经典后，发现“天”以及“上”与“帝”在中国人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含义。

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翻译过程中，异化与同化同时并存。以鲁迅、、梁实秋和徐志摩为代表的“西方模式”派，就主张以西方为本，不作任何抵抗，利用异化的翻译来全面改造本土文化。鲁迅在给其朋友的一封信中便这样写道：“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虽然近代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已明显处于弱势文化，但当时的人们仍然自豪于五千多年的古老文明，主观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所以这些译者入严复、林纾、傅东华等为了更好地迎合读者的口味采用了归化策略。但是在民族文化输出上，由于清政府闭关自守，中国的辉煌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译者们在翻译时也主要以翻译外来作品为主，而很少将中文翻译成英语，并且在翻译时由于担心西方读者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就尽量采用了通顺流畅的同化翻译。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中文进入了英语。由此可见，翻译作为对话的手段，采用“异化”还是“同化”，如何面对他者，基本上由国力的强弱和文化的强弱而定。

当儒家思想强势不可的情况下，弱势的佛教及基督教教义便需要将自己同化，以更好的渗透于强势思想中。而当中国文化处于弱势之时，有识之士便采用异化的策略，基本保留强势文化的全貌以向读者指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差异性，借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同时抵抗文化霸权。对他者的态度，对差异的处理，随着时代背景国家强弱的不同而不同，同样也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融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今，国与国之间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而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世界舞台上拥有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同时也备受实行霸权主义的质疑。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译者，在翻译中如何调和我国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关系，如何面对文化实力迥异的他者，把握翻译的“度”，是每个译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面对更强势的文化，输入文化时采用异化？而面对文化实力薄弱的文化，采用同化，抹去它的异质性？其实，国与国的相处，文化与文化的碰撞，便如同人与人的相处。孔子曾说过“和而不同”，这一观念莫不显示着对他人的存在，对他人价值观的尊重，无论对方强弱与否。

因此，当代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讨论的实质不是关于何者更能忠实传达原意的翻译策略或方法问题，而是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他者的伦理态度问题。面对文化他者，译者应该寻求差异、发掘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求同，这是当代翻译研究对翻译的人文价值所作出的价值评判。所谓求异，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所谓求同，就是在他人文本中取其所需， 利用他人文本来实现自身价值和目的。对差异的尊重就是对他人的尊重。贝尔曼曾提出一个历史翻译的概念，在他看来，那些创造了一个时代，创造了历史的翻译，无论是个人翻译还是集体翻译潮流，都应称之为历史翻译。我们希望在的原则下，中华民族能够迎来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在尊重异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他者的精华，传播自己的特色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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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篇

万事开头难，怎样讲好第一堂课关系到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激情和态度。中医学和现代医学是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学科，且学生已有2年多西医基础知识，现代医学的理念早已先入为主。怎样消除学生的排斥心理，让其相信中医、走进中医，激发对中医的兴趣，精心设计第一堂《绪论》课显得至关重要。例如，从一个轻松的话题开始：“大家看过中医、服过中药，印象中的中医是什么？”当学生七嘴八舌的讨论时，一副清晰的画面展现出来：一位神情严肃的白胡子老者，右手指放在一位表情痛苦老妪的左手腕上，下面有一个蓝色的小枕头。采药、煎药，实施针刺、艾灸、推拿，炼丹，创伤手术等一幅幅画面展现出来，学生一下子明白，这就是中医。自然而然地引入正题，变枯燥乏味的中医学的概念和理论为通俗易懂的生活现实，不仅仅完成了对内容的理解和记忆，更为重要的是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和热情。

2引入生活情景，化解教学难度

中医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沉淀，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天地人，与文史哲，与儒道佛，与政经社等形成了一个带有明显人文内容的，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医学理论、哲学与传统文化为一体的综合体系。中医学吸收了古代哲学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将气的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内容来阐明中医学的一系列问题，构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哲学的内容以“抽象深奥、晦涩难懂”而著称，五行学说是先民们认识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怎样将复杂抽象的五行生克关系直观地展现在学生们面前？通过情景教学引入大家生活中熟悉的“金木水火土”5种具体物质，联想现实生活中木材点燃产生火焰，即木生火；火燃尽后变成灰烬即火生土；大量的矿石通过冶炼变成少量纯的金属，即革土成金；金属熔化后变成液体类似于水，即金生水；雨水充足，树木生长茂盛，即水生木。即为五行中相生关系。水可灭火，即水克火；高温燃烧可使金属熔化，即火克金；金属制成的工具斧子可砍树，制成各种模具，即金克木；大量的植树造林可防止水土流失，即木克土；都江堰解释了土克水。而且生中有克，克中有生，达到制则生化。自然界就是按照五行之间生克制化关系达到动态平衡，生生不息，变化发展。学生恍然大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理解掌握了五行的生克关系，激发了其学习中医的激情和兴趣。

3再现历史画面，丰富教学内容

中医学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典故，如神农尝百草，一天而遇七十毒，反映了当时先民们积累药物学知识的艰辛。在讲《黄帝内经》这部医学巨著时，为了加深学生对其历史地位的认识，穿插“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的典故。古代大的游牧部落黄帝联合炎帝，与九黎族大酋长蚩尤决战于涿鹿，即逐鹿之战。蚩尤战败而亡。黄帝打败炎帝，两部落融合为统一部落。同时发现中原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特别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他们决定定居中原，统称为华夏族，用龙作为图腾，故其子孙后代被称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龙的传人。在面对外国强敌侵略而处于亡国亡种的危机下，以“炎黄子孙”为旗帜凝聚中华力量，驱逐侵略，战胜列强。这样再现历史画面，既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又潜移默化地激励学生们发奋图强，传承和创新中医，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

4创设问题情景，激发学习动力

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思维是从疑问开始的，一番疑问，一番长进。”设疑能使学生从原有的知识结构中产生矛盾，激起思考的欲望。课堂中教师恰当地设疑能让学生产生悬念，不仅可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还培养观察、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有利于提高他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课堂中教师设疑及释疑不仅能让学生在成功的喜悦中掌握知识，还能培养科研的思维能力。教学中运用问题将多个知识点连贯起来，层层设疑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引发一个又一个的学习。例如在讲肝功能时，防止与现代医学的肝脏生化功能相混淆。设计了如下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肝病的患者心情急躁，为什么人生气后食欲下降、头晕眼花、两胁胀痛，带着疑问，在讨论中，学生明白了肝藏血，因为肝为血窦，储存一定的血液，调节外周血量，又能防止出血。现代医学认为，肝也是人体的外周血液的储备库，能合成一定的凝血因子以防止出血。而肝在五行属木，具有木行的喜调达，恶抑郁，主动主升的特点。这是肝主疏泄在调畅情志方面的功能体现。当肝气郁结则心情郁郁寡欢、喜叹息等症状，为肝气升发不及的表现；若肝阳上亢或郁而化火则升发太过致气机上逆，故头晕眼花、耳鸣甚至昏厥。肝经布胁肋、循、绕阴器，故肝失调畅时其循经部位出现胀痛。木克土，病理情况下肝木乘脾土，致脾运化减弱，故患者出现纳差。随着一连串问题的解决，学生也明白了中医要求高血压患者调畅情志，情绪波动易致卒中偏瘫的缘由。课堂中学生们热情高涨，接连提问，那怎么治，前者柴胡疏肝散加减疏肝，后者天麻、钩藤饮加减平肝。这样通过设疑、讨论、释疑，使学生轻松地理解和掌握了难点内容，又有培养了中医辨证的思维能力，激发了学习中医的热情和信心，创造了师生互动的良好氛围。

5虚拟自然环境，增强教学效果

虚拟一定的环境，启发学生大胆设想，使抽象的理论和概念赋予生命。在方剂学的教学中，要求学生记忆几百首方剂的药物组成、功效主治等，量大、易忘、易混淆，怎么办？采用虚拟场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例如，讲“三仁汤”时，让学生想象在一个天气炎热、雨水充足的长夏，杏仁、薏苡仁及白蔻仁3个好朋友去郊游，走进一片茂密的森林，湿气很重，地面很滑，大家不小心，脚下一滑，扑通一声倒在湿地上，这时互相帮助，终于克服湿热，重新站起来了。这样大家轻松地记住了“三仁杏蔻薏苡仁，竹叶朴通滑夏存，宣上畅中又渗下，三焦湿热尽能除”这首方歌，而且记住了湿热壅于上中下三焦的主治，清泄三焦湿热的功效。

6引入临床病例，培育思维能力

第14篇

从客观角度来看，差异教学理念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学生进行弹性分层方法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都能够学有所获，改变对学习的错误认识和态度，以激励、促进的策略来让学生从心底真正的喜欢上学习，而不是盲目的为了考个好成绩而学习。差异教学是对现行班级教学模式的一种改革，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未来趋势。教师在进行差异教学时需要注意的是如何让“差异”成为推动学生进步的动力，而不是让“差异”成为学生学习的负累。

二、高中数学差异教学实践

数学是科学学科的基础，相对于初中数学而言，高中数学的学习难度上升了不止一个层次，这使得已经习惯初中数学学习模式的学生在刚步入高中学习阶段时会非常的不适应，这种情况一般会在高中第一次期中考试当中有所体现。原本在初中数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不再是“尖子生”，原本在初中数学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学习起来变得更加吃力，原本在初中数学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干脆就放弃了数学学习，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由于学生没有做好初中到高中学习阶段的角色转换、学习压力增大、学习自信受到打击而导致的。为了使学生能够对数学学习和自我学习水平有正确的认识，改变对数学学习的错误看法，重拾他们学习数学的信心，以差异教学法来进行数学学科内容的教学是最好的办法。

数学学习需要学生具有严密的思维敏捷性和逻辑性，为了培养学生的思维敏捷性和逻辑性，使学生能够在大学及以后的学习阶段中更好的学习数学知识，就必须要保证学生对数学学习的积极性，建立起他们的学习自信心。然而学生之间是具有差异性的，他们每个人的学习能力不同，基础知识扎实程度也不同，对于数学的学习态度和热情更是不同，所以想要激发出每一个学生对数学学习的热情，用同一个标准来要求学生明显是不切实际的。只有站在每一个学生的角度上，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才能够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将他们分为3层，（3层最好，少了体现不出差异性，教学效果不好；多了授课难度加大，容易适得其反）其中学习水平较差的学生为A层，学习水平适中的为B层，学习水平较高的为C层。在学习过程中笔者会根据他们的实际水平来进行习题要求。

三、高中英语差异教学实践

在进行高中英语的差异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应该将激发学习兴趣作为首位。因为英语语言和汉语语言之间存在的很大的不同，所以想让学生完全抛开汉语语言在他们脑中形成的认识来客观的学习英语语言是非常困难的，也正因如此很多学生都对英语学习不感兴趣。英语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在学生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必然少不了英语，所以教师必须要激发出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让他们真正的喜欢是英语课程。当然学生之间是存在差异性的，所以在进行英语教学过程中，也需要用差异教学模式来进行。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水平仍将他们分为3层，分层方法同上。

四、总结

第15篇

【关键词】朗读；延伸；多媒体；创设；情景

古文因为历史久远，时代隔膜，虽然有巨大的艺术价值、思想内涵，但因语句精练、语意难以把握而导致很多学生对古文没有什么兴趣。教师在教学中颇感苦恼，学生也学得很苦恼，古文教学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怎样改变这种现象呢，最重要的是教师要注意古文教学的艺术，使学生对古文发生兴趣，自觉学习，从而达到古文教学的目的。笔者认为，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古文的教学艺术。

一、要注重朗读，以朗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朗读即清清楚楚地高声读诵。朗读能使诗文语气连贯而见情意，是一门语言艺术，也是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之一。它有利于发展智力，获得思想熏陶，朗读有助于情感的传递。课本中选用的经典古文，往往是艺术价值很高的。很多篇章，尤其是诗歌往往具有很强的音乐性、节奏感和巨大的情感力量。如果一个教师如都能用标准的普通话，在每篇古文开讲之前，感情纯正地用抑、扬、顿、挫的声音给学生范读一遍，让学生受到感染，得到美的享受，那么，学生对古文的兴趣自然会得到提高。在古文教学活动中，想象是学生进入作者审美世界的有力翅膀，因为想象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活动，韵味幽回、声情并茂地朗读，能使学生，浮想联翩思维活跃，对于学生想象力的提高也是大有帮助的。此外，好的朗读，能使学生在轻重有致、跌宕起伏的感情变化的波浪中领会到作品的美，受到美的陶冶，可以使人进入耐人寻味、动人心魄的境界，从而达到学生对古文作品的意蕴层面的把握。我在教学中，经常给学生范读，把学生带入美妙的境界中，取得了理想的教学效果。如学苏轼的《赤壁怀古》时，以奔放磅礴的气势，使学生品味到追慕古人的豪情美；陶渊明的《归田园居》时，我以舒缓淡静的节奏使学生感受到作者过田园生活时的心境美。

二、注重古文的延伸

在教学的过程中，对词句的讲解和语法的教学往往是最枯燥乏味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时穿插一些相关的古代的生动有趣的小故事，这既有助于学生对古文背景的把握，也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古文的兴趣。这样的课堂往往因为学生处于兴奋之中，词句的教学效果会很突出。有次，我在讲《论语》时讲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时，学生不好理解词句，课堂气氛很沉闷，我就给同学们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学生一听，都来了精神。于是我讲了《老人妄语》的故事，摇头晃脑地给他们表演了一番。这是一个笑话，我讲完，同学们都大笑不止。问我这故事在哪里有，我说是古书中的，并告诉了书名，他们说一定要找来看看。然后我趁热打铁，问他们，为什么那道人要说老子说假话？同学们都很活跃，纷纷发言。最后，我帮他们总结，是这人没思考，所以不能成功，同学们一下子明白了思考的重要性，我接着再讲“学而不思则罔”，他们就很容易理解了，对这句话也有了深刻的记忆。因为，我经常在讲古文的时候穿插小故事，所以学生对古文课有了一种兴趣和期待，一改过去古文教学课堂的沉闷气氛。

三、利用多媒体技术设备

美国现代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最好的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可见兴趣在教学中所起的作用。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其特有的科学性、形象性、快速性显出独特的内在魅力，给古文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像、影像、声音、动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而产生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情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古文教学中，若恰到好处地使用多媒体技术，能适时地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使学生受到良好的思想教育，感情得以升华，自然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我讲《童趣》一课前，我将从电脑上下载的关于《童趣》的幻灯片做了修改和完善。在课堂上一放幻灯片，学生就很容易领略到主人公明察秋毫的观察力，特别是容易感受到那颗鲜活生动、充满奇异思想的童心。因为这篇课文和学生的童年生活很接近，很容易通过教学幻灯片的鲜明图案引起共鸣，所以学生学习这篇课文的兴趣很高，取得了理想的教学效果。我趁机引导他们回忆自己的童年趣事，同学们思维很活跃也很配合，于是很顺利地进行了《我的童年趣事》的写作。

四、创设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