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师教师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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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教师是教科研活动的主体。只有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依靠教师，群策群力，教科研活动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反之，教科研活动则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以往的教科研活动中，教师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心态与情绪都是很消极的，究其原因有三点：一是教师对教科研活动意义缺乏正确的
认识。认为幼儿园接触的是3—6岁幼儿，把孩子带好，用不着花很多精力搞教科研。再说，幼儿教师毕业于幼儿师范学校，虽专业素质好，但理论功底薄，研究水平低，没法搞教科研。二是教科研活动形式单一，总是业务园长或教研组长说、念、讲，教师则一味地记录、听讲。三是教科研活动内容经常跟着“流行风”走，外面流行研究什么，幼儿园也就跟着模仿照搬，不会在分析别人之长和自身特点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搞得教师随“风”摇摆不定，兴趣不大。!
为了调动教师参加教科研活动的积极性，我园着力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积极鼓励教师参加教科研活动，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充分发挥教师在教科研活动中的主体作用。
一、加强思想管理，强化教科研意识。
教育科学研究是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对教育领域中的现象与问题进行研究的认识活动。通过教育科学研究，能探索和认识教育教学规律，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动教育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教育科学研究是新世纪教育工作的需要，是培养未来人才的需要，是提高教师素质的需要，也是教育管理规范化的需要。作为园长，应把教科研放到幼儿园工作的重要位置上，优先考虑和安排，树立“科研兴园”的工作指导方针，加强教科研思想管理，反复宣传教科研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消除教师的畏难情绪，帮助教师从教育发展、自身发展的角度去认识理解教科研的必要性，从而唤起教师投身教科研的自觉性。园领导要身体力行，带动骨干教师进行示范，结合实际工作，扎实开展教科研工作。如：园领导参与进行了“幼儿一日活动中保教结合思想的渗透”、“如何开展幼儿体育教育活动”、“幼儿珠心算教育”、“幼儿听读游戏识字教育”等研究，从而激发了教师参与教科研的热情。
二、创设民主、平等、和谐的研究氛围。
首先，园领导和教研组长作为教科研活动的管理者，应树立正确的教师观，尊重教师，了解每一个教师的实际水平与需求，允许教师之间存在个体差异。在教科研活动中，与教师保持人格上的平等，既做指导者，又做平等的参与者，与教师共同研讨，虚心听取意见，及时鼓励和肯定教师的创见，善于提出教师存在的问题，启发教师思考。在这种宽松、和谐的研究氛围下，管理者与教师之间心理上的距离缩小了，使教师产生被认同感和自我价值感，乐于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第二，管理者应从实际出发，了解教师研究的需要，以解决教师工作中的难点、困惑为重点，将研究的需要融入教师的需求之中，以教师不断增长的需要为研究的“突破口”。我园常采用现场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小组讨论法来了解教师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疑惑和对教科研活动内容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确定的教科研活动内容受到了教师的欢迎，因为它切合了教师的实际需要，增强了教师主人翁意识。比如，以前我园的教研观摩活动，基本上都是由园领导确定观摩内容与人选，在调查表中，许多教师认为这样做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因此，园领导根据大家的意见，将指定观摩与“自报观摩”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层层竞争选拔，选出优秀教师参加教研观摩活动；另一方面，对于能力弱一些的教师也要提供机会，通过个别指导，为她们参与教研观摩活动并取得成功打下基础。
第三，改变以往管理者的“一言堂”、“独角戏”的教科研活动方式，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教科研活动，注重发挥群体的智慧，集思广益，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研讨，提高活动的质量。我园的教科研活动形式有：
1、运用集体学习与自学相结合的方法，组织教师学习研究幼儿教育学、心理学、教育科研知识等基本理论。!
2、邀请有关幼教专家来园作教科研专题讲座或是现场观摩，就教师存在和提出的问题进行释疑与指导。
3、教师围绕一定主题进行轮流主讲，主讲人事先要做好准备工作，熟悉主讲内容，设计出讨论题目，组织大家开展讨论，最后并进行总结。
4、经常开展教研观摩活动，并认真进行评析，提出合理建议。
5、有计划分期分批地组织教师到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幼儿园进行观摩活动，回来向大家传达他人的经验和做法，开展研究和讨论。
6、向家长或同行开展教科研成果汇报评比活动。
三、鼓励教师积极实践、主动学习、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努力发挥自身的潜力。
教研的过程是教师将正确的教育理论转化为教育实践的过程，是教师将日 常教育活动向研究性实践活动转化的过程。因此，管理者要鼓励教师主动学习，将教育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中，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努力发挥自身潜力，促使自己从经验型教师向学者型教师转变，成为适应二十一世纪幼教事业发展的教育工作者。比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教师怕开展体育活动，在活动中求稳怕乱，竞赛时总让孩子排着长长的队伍在等待，活动内容
第2篇
与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进展相类似，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
巴拉萨(Balassa，1981)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阶梯比较优势论。他预期各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着生产要素积累的状况而改变。与传统的发达与落后两极划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萨认为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更新发展阶梯的过程是连续的而非中断的。按发展阶梯划分，当今世界经济中大致存在以下几类国家和地区：属第一阶梯的发达国家；属第二阶梯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属第三阶梯的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各国(新加坡除外)、中国和印度；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根据这种阶梯划分，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出口，能够取代已发展至更高阶梯的国家原来的出口。在阶梯式发展的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分别发展起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就能够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针对阶梯比较优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外贸增长前景持悲观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的主要依据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攀登比较优势的阶梯。恩斯特和欧康诺(ErnstandO’connor，1989)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国际间产品竞争的加剧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维持原有的国际分工。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生产低品质和低成本的制成品取得的。对外贸易曾经是他们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相似的经济发展策略时，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在日益增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厂商虽已试图以产品升级和分散出口市场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但这种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出口市场的集中化倾向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市场能够弥补北美市场进口量降低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所造成的损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举出部分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被迫限制服装产量以缓解来自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的例证，说明落后国家进入出口主导型的发展阶梯是十分困难的。
多勒尔(Dollar，1993)把比较优势的技术和制度分析延伸至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尽管关于技术差异的讨论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并不居于技术创造的前沿，但技术进步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事实表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已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于技术引进以及适应既存技术的制度。一些关于增长的实证文献确实对这些观点给予了支持(Barro，1991)。研究表明，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教育变量(如中小学入学率)以及在外贸和外资方面的开放政策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这些实证工作说明了落后的优势在于引进别处的先进技术。但是，对这个潜在优势的利用要求相应的制度支持，如强有力的教育体制和在外贸外资方面的开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续性，例如能持续几十年，将会对社会的真实收入增加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会获得知识资本积累的长期收益。多勒尔实际上强调了制度激励和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获取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这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争论一样，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引起了相应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应用比较
优势理论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林毅夫等(1999)在批判赶超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应依据比较优势制定发展战略。他们指出，赶超战略最终并没有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久快速增长，却使发展中国家经济付出惨重代价。赶超战略的失败主要因为这种战略是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资源结构的升级或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部门，由于不符合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只好完全依赖于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才得以生存。在赶超战略下，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结构形成矛盾，使大规模的人口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而陷入贫困。他们认为，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遵循比较优势是一种更有效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就是使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使资源禀赋结构随之不断提高。他们的比较优势战略实质上是对李嘉图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继承和应用。
但是，对于这种比较优势能否作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依据，另外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如洪银兴(1997)认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由于发达国家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造成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出现“比较利益陷阱”。他认为要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就应当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转换的关键是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高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左大培(2000)则从技术进步的另一角度表述了对中国遵循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怀疑和否定。他提出应当把产业技术密集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为此应当制订促进技术进步的贸易政策。他强调通过扶植处于幼稚期的高技术产业来获取内生比较优势。
二、近年来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进展
比较优势理论近年来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对外生比较优势这一主流理论的完善和挑战。在近年来关于比较优势的诸多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为代表，在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体系批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新主流(HelpmanandKrugman，1985；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学者们又在批评这一新主流的基础上，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HelpmanandKrugman，1985)。他们发展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产品多样性数目很小，而贸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如果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那么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也能改进。这样，单个厂商通过规模经济作用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实际上，克鲁格曼更早时候(Krugman，1980)就提出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他论述了在几种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国市场的厂商更能有效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内销的厂商规模更大，厂商和产业的规模与出口量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沿着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R.Tybout，1993)进一步总结并集中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increasinginternalreturnstoscale)作为比较优势的源泉。他认为具有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优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一是该模型建立了一个从专业化中获取收益的新基础，即使贸易伙伴们具有相同的技术和要素比例这种专业化也存在。第二，该模型认为具有大的国内市场的厂商在世界市场中有竞争优势。第三，该模型有助于理解贸易、生产率和增长之间可能的联系。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规模经济并不是对比较优势的充分解释。多勒尔(DollarandWolff，1993)等提醒我们，用规模经济来解释比较优势主要是针对近年来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产业内贸易。这些国家的贸易模式体现了很高的专业化程度。但是，他们认为，生产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专业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数产业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贡献了一个国家的出口成绩，并且每个公司又有很多工厂，因此公司或工厂的规模经济不能解释全部的国家专业化。他认为技术差异是对发达国家专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释(Dollar，1993)。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许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术产品，是因为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研发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员工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尔也认为，尽管技术差异能很好地解释比较优势，但这种解释只是针对短期有效，对长期比较优势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任何一门专有技术最终会变成国际性的公共产品。那么，什么才能成为高技术产业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呢?多勒尔认为是在现有基础上产生新技术和训练补充性技术劳动力的制度。
对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研究思路，有的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质疑(HummelsandLevinsohn，1993)。质疑从赫尔普曼(Helpman，1987)的论文《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入手。赫尔普曼在该文中发展了一个简单的产业内贸易模型，用以说明国家规模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该文最重要的理论洞见是指出了，当每一种产品仅仅在一国内生产时，国家的规模是世界GDP构成的惟一决定因素。并且赫尔普曼在OECD的资料基础上分析并得出，当国家的规模越来越相似时，贸易群体之间的贸易量也不断增加。该文中模型的假设是：每一种产品只在一国生产；所有的贸易是产业内贸易；所有国家的偏好一致。对此，哈迈斯和莱文森认为这一假设过于苛刻，该模型不适用于每年的每对贸易国。他们认为，距离会增加差别化产品贸易的摩擦成本。距离相近的国家从事产业内贸易是因为喜好多样化。远距离国家中的消费者愿意消费国外的多样化产品，但高运输成本将限制这种贸易。此外像边界贸易、季节性贸易、贸易限制以及语言文化因素都会影响产业内贸易。而且他们还进一步用OECD和非OECD(14个国家)的资料作对比，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产业内贸易占总贸易量的比例在OECD国家为25.3%，而在非OECD国家仅为0.5%。他们认为这一实证结果也说明产品差别、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进而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并不充分，可能有别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从研究与开发(R&D)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将原来盛行的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扩展到动态分析。他们发展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通过R&D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在他们的模型中，公司引进新产品会发生资源成本。前瞻性的生产者引导R&D进入具有获利机会的市场。新产品不完全代替老产品，并且当更多的商品可买到时，价格、利率和贸易模式会跨期演进。贸易有产业内的和产业之间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资源禀赋。国际资本流动用来为R&D融资，在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出现。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动态分析尽管是建立在许多原有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如克鲁格曼(Kmgman，1979a)与狄克西特和诺曼(Dixitand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献相比较又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仅推进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而且就动态分析而言，他们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早些时候对具有产品创新的贸易的动态研究。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对贸易均衡(当产品由北方最初开发后来被南方模仿)的稳态性质提供了有用的洞见，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响和驱动产品创新率的经济因素，从而使分析不够完全。而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R&D的激励和R&D活动的资源要求。资源通过分配到R&D部门，会导致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的生产，然后就会形成沿着贸易均衡动态路径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发展。
杨小凯和博兰(Yangand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
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关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被置于一个将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之中。按照这一框架，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AnynYoung)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专业化带来的收益流的贴现值低于由专业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导致的现期效用的损失，因此专业化水平将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应当强调的是，他们的框架不同于标准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对比较优势的分析主要基于规模经济，而他们的框架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严格区分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发扬了斯密关于分工和内生比较优势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罗斯曼和麦吉，(GrossmanandMaggi，2000)还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发展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当所有的任务被相当好地完成时，要比一部分任务被极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务完成得很差时的有效产出更大。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资本匹配，这在有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相对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务，而另一些任务由才能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公司来完成。那么，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特征的国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将会在对杰出人物敏感的产业中占有比较优势。
第3篇
论文摘要: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把比较优势看作是静态的、不变的，强调依据资源禀赋状况确立主导产业；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变动的，强调有选择地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实践中要立足现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创造动态比较优势，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比较优势的转换。
一、引言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把比较优势看作是静态的、不变的,包括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论。而近现代的比较优势论强调产业政策和外贸政策的重点是扶持新兴的幼稚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比较优势的转换,把比较优势看成是动态的、变动的,更贴近国际贸易的现实。
二、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依据资源禀赋状况确立主导产业
（一）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
比较优势是与绝对优势对应的概念。绝对优势建立在生产的绝对成本的比较上。如果一国生产单位数量的某种商品使用的资源绝对量较少或效率较高，那么它在这种商品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例如巴西能以较低成本生产咖啡和香蕉，美国则能以较低成本生产飞机和紧密机床。因而，巴西在咖啡和香蕉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美国则在生产飞机和紧密机床上具有绝对优势。于是，各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他们很难生产的产品：加拿大需要进口咖啡，日本需要进口石油，科威特需要进口飞机等。
比较优势建立在生产活动的机会成本基础上。如果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国家，则该国在该生产上有比较优势；反之，如果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机会成本高于其他国家，则缺乏比较优势。作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比较优势原理的中心命题是：一个国家即便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上都不具有绝对优势，它仍然会在某些领域享有相对比较优势；不仅各自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有可能通过交换增加福利，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同样可以通过贸易增加福利。
(二)传统比较优势理论
第一个说明不仅绝对优势而且比较优势也能成为贸易源泉的人，是19世纪早期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在仅需要一种生产要素的假设条件下，用几个数字为例简要阐述了这一原理。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俄林在考虑多种要素作用的基础上，重新表述了比较优势原理，认为决定比较优势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要素稟赋。要素是对生产过程发生作用的各种有形、无形因素，如自然资源、知识资本、物质资本、土地、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等，要素稟赋则指一国（或地区）实际拥有的要素总量和结构。某种产品或行业的生产活动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取决于它们能否比较密集地利用该国相对丰裕的要素，取决于它们生产的成本比例能否与该国结构相一致。越是能密集利用一国丰裕要素的生产项目，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越是需要密集投入一国相对丰裕要素的生产项目，则越是缺乏比较优势。
总之，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国家由于生产技术先进或要素稟赋丰裕而在某些产业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该国主要生产并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就可以与别国取长补短，提高本国的国民福利水平。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则可以促进世界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全世界的福利水平。
三、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有选择地培育新的优势产业
(一)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实践上的缺陷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虽然有完美的逻辑体系，但理论本身存在如下缺陷：1.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模型是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构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前提提出了挑战。2.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有限。二战后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化发展历程，都不是遵循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起来的。3.比较优势法则是一个静态的理论。
无论是李嘉图提出的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禀赋理论，二者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均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从而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特征。比较优势是一国的天然禀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国的生产技术可能会进步，或者要素禀赋的积累会改变，那么原有的优势和劣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可能相应地改变。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显然忽视了这些可能的变化。
在实践上，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容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因为在按照静态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技术水平低，其比较优势产品一般是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选择这样的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则很容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即将本国经济锁定在低技术的专业化生产模式中，结果只能生产和出口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不仅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盘剥，并且被置于世界经济二等公民的地位，同时还面临产业竞争力无法持续发展的问题。
(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有选择地培育新的优势产业
目前，被广泛的接纳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基于未来发展战略的动态比较优势是需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去培育的，或者政府的产业政策可以加速这一进程。典型的解释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雁行模式”理论－日本为领头雁，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亚洲四小龙”则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雁行模式形成东亚区域内产业循环和连锁变化的机制，使东亚各国或地区产业不断向更高层次转换，带动经济的依次起飞和持续发展。以及后来的外贸优势转移学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均说明了一国比较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会随着世界经济形势转变，会随着一国要素禀赋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发生变化。就政策而言，动态比较优势观点表明：一国有可能通过适当的产业和贸易政策来改变其天然具有的比较优势，即比较优势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内生比较优势”是指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专业生产某种产品，它可以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内生地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和绝对优势。如在一个原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占比较优势的国家来说，其比较优势并非只能固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通过扶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可以实现本国比较优势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从而改变本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因此，按照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一国应该着眼于未来有选择地去扶植和培育战略产业作为新的主导产业，树立新的比较优势，以保证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持续发展和提高。
四、立足现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创造动态比较优势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在现代贸易格局下的发展和延续。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被动适应”的主张，强调一国应利用要素稟赋结构等天然形成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主导产业，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则是一种“积极改变”的主张，强调一国从适应比较优势向创造比较优势，通过产业升级、学习积累等经济活动来培育本国新的比较优势，在更高级的产业领域形成产业国际竞争力。
在实践中我们也要看到，虽然遵循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较为理想的产业政策选择，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脱离现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去进行。尤其是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飞速发展、世界生产资源有效整合的背景下，这为不同要素稟赋的国家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提供了契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现阶段发挥静态比较优势，才能积累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然后通过将资金和技术用于培育未来战略产业，才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成功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
参考文献：
[1]胡昭玲.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M]，2006，(3).
[2]林毅夫.比较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J].经济前言，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