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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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宪法与法律方面，我国《宪法》第21条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十九条规定:“学校必须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对学生在校期间每天用于体育活动的时间给予保证。”定:“开展课外体育活动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生动活泼。普通高等学校除安排有体育课、劳动课的当天外，每天应当组织学生开展各种课外体育活动。”地方规范性文件方面，河南省教育厅于2013年8月颁布实施了《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十项规定》，文件第4条规定，“学校应建立一年级新生出早操制度，引导其他年级学生积极参加早操”。河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郭蔚蔚介绍，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公布的2010年国民体质监测结果表明:中小学生身体素质已经出现了“拐点”，而大学生身体素质已经连续25年下降。针对我省高校课外体育活动开展情况不容乐观的现状，我省出台了这“十项军规”。这也是国内首个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体育进行的专门规定。以上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高校应承担起相应义务引导与规范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同时，大学生享有法律规定的学生体育权利。学生体育权利是体育权利的发展与补充，学生体育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学生在各种有关体育的活动中可以作为或不作为或要求学校、家庭、社会做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以获得利益的一种自由和资格。”就高校开展的早操而言，学生有权利，也有义务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这项活动。

二、高校早操的软法理论基础

1.软法概述软法的概念软法目前尚未有一种明确、统一、权威的关于软法概念的界定。代表性的观点有，法国学者FrancisSnyder(1994年)认为:“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程信和教授认为，软法是指不在国家法范围内，但是却在社会现实中调整人们之间关系，具有约束力、强制力的规范就是制度意义上的法，正是关于人们权利、义务和各种规则(规范)的总称。关于软法的外延，有不同的观点，但在达成共识的范畴中，姜明安教授认为，行业协会、高等学校等社会自治组织规范其本身的组织和活动及组织成员行为的章程、规制、原则，这属于软法的范畴。软法的效力与实施“法律效力最核心的本质内容是法律的确定力、约束力和强制力。法律效力就是通过确定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去约束或指导人的(也包括各种组织的)行为，发挥法律的控制作用和影响。”软法同样具有这三种效力，只是其内涵有所不同，尤其是强制力方面。软法在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情况下，同样实现了法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那么在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情况下，软法约束之下的人们为什么要遵守呢?理查德·A·波斯纳教授解释认为:第一，有些社会规范是自我实施的(selfenforcing)。第二，有些社会规范是依赖于他人的情绪行为来执行的。第三，有些社会规范由认可、讥讽、驱逐、信誉等执行。第四，有些社会规范内化为个人道德，人们处于负罪感和羞耻感而自觉遵守。

2.软法与治理模式公共治理是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众参与二者整合而成的公域之治模式，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依据多样化、治理方式多样化等典型特征。软法与公共治理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软法必将适应和推动公共治理模式的确立。软法与早操制度1978年，在法国教育家保罗·郎格朗等人的倡导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体育运动国际》，其中2．1提及:“体育运动作为教育与文化的一个基本方面，必须培养每个人作为与社会完全结合的成员所应具备的能力、意志力和自律能力。必须由一项全球性的、民主化的终身教育制度来保证体育活动与运动实践得以贯彻于每个人的一生。”早操制度是普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以及学校的传统或实际情况自行制定的体育制度，属于软法的范畴。一般意义上，软法在社会上广泛存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规范着人们的权利与义务。就教育领域而言，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工作条例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讲比法律即硬法更能影响着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与生活。就个人实际工作中所了解，长期坚持出早操的同学中均有理查德·A·波斯纳教授解释的四种原因。

3.河南理工大学的早操规范概述河南理工大学的早操制度是学校的优良传统，是常抓不懈的一项重要学生工作。自在新校区恢复并坚持早操制度以来，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生自觉进行早操的良好氛围已基本形成，效果显著。近年来，我校形成了特有的工作思路与基本做法。学校制定了《河南理工大学早操早读工作管理办法》和《河南理工大学学生早操早读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阐释了早操早读的重要意义，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提出了总体要求，规定了实施对象和实施时间，明确了奖惩制度，强化了督导检查制度，为保障早操的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之后，制定了《河南理工大学早操早读计入＜大学英语＞和＜体育与健康＞课程平时成绩考核办法(试行)》，在新修订的《河南理工大学学生综合评定办法(试行)》体育综合成绩中，增加了早操出勤率这项并占有一定权重。在学年度评选先进时，进行“早操早读先进班级”的评选。以上提及的软法规范实际上影响着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以及年度评选先进，关乎着学生的切身利益。这些规范的形成以及实施是多方主体的共识与合意，体现了公共性，关注了多元利益诉求，是公共治理的结果。同时，该校在实施早操制度过程中还是有问题需要解决的，相关问题因为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故不在此讨论。

三、结束语

第2篇

根据我国近年来法学研究情况，在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我国存在着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脱离问题，法学理论显得无力。尽管后来法社会学的出现为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结合做出了努力，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

以后我国法学研究有所起步。由于我国法律的移植背景，所引借的国外法条与法学理论面临本土化过程与问题。当时法学理论研究状况是部门法学的研究主要关注法律规则与解释，而法理学的研究则主要包括一些政治性和道德性的问题，并且研究水平较低，基本上处于一种靠法理学者的感性认识和经验来对法理学研究。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出现了一些关注实际的法社会学研究，使法学开始注重本土的司法实际运作知识和理论，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法学理论与法律实际严重脱离状况有所改善，法治转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包括依法治国、法制建设等主题受到关注。然而，在学者研究报告中，对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问题的总结仍然是我国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脱节的状况在根本上还是没有改观。

二、法学理论的“无用”论

对理论“无用”的说法既来自法律实务工作者，也包括一些学者本身。法律实务者总抱怨当实践寻求理论指导的时候，总是找不到相应的理论来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实务工作者对司法实践中所做的理论研究能否产生有效的作用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有些学者直言：“中国当代法学院所提供的理论知识有许多不是法官所需要的，而法官需要的又并非法学院所能提供的。”近三十年来学者的理论研究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法学教授与法官各自为营，从自己的角度来研究。对于理论“无用”的偏见，我们应谨慎看待。

导致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脱节出于多种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国的法律移植背景。由于我国法律的移植主要是翻译，中国近现代法学在理论知识生成过程中忽略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法学理论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断裂，法律的理论规范和社会现实之间不相适应。与其他学科相比，当代法学研究更缺少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也因为法学不能深入社会，以及缺少对社会其他学科的了解等，显得比较落后。即使是关注实际的法社会学研究，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状况。有人认为，理论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书面的资料，而不是出于对现实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这是发生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脱节的首要原因。

导致理论“无用”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法律实务工作者要求的理论与法学学者面向实践所做的研究存在一定距离。有实务工作者认为法学理论不能为法律实践给出明确的答案，当实践寻求理论指导时没有具体理论指导，因而更加轻视法学理论，甚至对法学理论产生抵触。甚至更有学者认为，理论只有与实践相分离，才能保持学术独立的品格。法学理论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法学理论如果不高于法律实践，那就不能称为法学理论。虽然法学理论来自法律实践，但并不一定都面向法律实践。第二，理论“无用”与法律实务工作者法学理论素养不高有关，也与法学理论比较高深有关。比如，法律方法论书籍，几乎没有几个法官能真正读懂。这使部分法官怀疑理论研究的实际作用。此外，法学学者的研究也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限制，所研究的法学理论不一定能满足法律实践需要，是导致法学理论“无用”的客观原因。

上述对法学理论的批评说明：我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法学理论难以在法律实践中发挥作用，法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受到了轻视。如果长时间这样下去，必定导致法学理论的实践功能被贬低，甚至把法学理论视为无用的，最近有学者呼吁法学家与法律家之间要加强沟通，将学者们的理性思维变为法官的办案经验。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年会把人民法院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理论与实践作为主题，说明在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互动关系中，我国已开始关注法学理论在法律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问题。因此，从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关系的角度，对法学理论的实践品格给与肯定，对于改善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脱节的情况，发挥法学理论的作用至关重要。

三、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互动与结合

在实际生活中，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是不可脱离的，就法律实务者而言，首先应了解和把握法学理论。第一，实务工作者应了解和把握理想法层面的理论，使法律实践能体现人道主义，实现公平正义；第二，了解和把握面向实践的可操作性知识，使法律适用有可用的方法和手段。庞德认为：“对正义的判断就是一门艺术。但是要研究判决依据的那些权威性资料，这些资料实际上是如何被运用的，它们可能被运用以及应当如何被运用的问题，就需要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了。法律实务者只有了解和掌握法学理论，才能将理论的实践功能运用于实践。比如，法律实务者如果熟练掌握法理学说，掌握法律解释学、法律论证等方法理论，便能用来解释和适用制定法，使具体个案论证更客观和准确。其次，法律实务者应在法学理论的指导下从事法律实践活动，使理论与实践形成互动。法学理论能够扩展法律实务者对世界的认识，增强调查和探究能力，对于实务者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具有重要意义。再次，法律实务者应正确认识法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不能将面向法律实践的法学理论当作是具体的行动方案，更不能因法学理论不是具体的行动方案便轻视法学理论，认为法学理论“无用”。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的联系是不直接的，要正视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关系。最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需要法学学者将法学理论研究扎根于法律实践，使所构建的法学理论要合乎实际，也能经得起法律实践的检验。同时，学者所构建的法学理论，应当让法律实务者能够看得明白。如果法学理论太高深，使大多数法律实务者都难以看懂，这样就更容易造成理论“无用”。实现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互动，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同努力。

第3篇

刑罚的目的作为国家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要达到的目标或效果，在刑法理论体系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既是整个刑罚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整个刑罚制度的精髓。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刑罚目的在总体上主要有惩罚说、改造说、预防说、双重目的说、预防和消灭犯罪说、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等学说。从根本上讲，惩罚说是单纯报应说的体现，改造说是单纯特殊预防说，双重目的说、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等是报应和预防结合说的不同表达;预防说、预防和消灭犯罪说都属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结合说。尽管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关系究竟应如何安排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是，从总体上讲，目前学界认可刑罚目的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个方面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讲“双重预防目的说”是现阶段我国刑罚学界的通说。③此外，对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发展趋势，我国刑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赞同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化的趋势来看，两个预防的关系是朝着特殊预防作用不断强化的方向发展的观点，认为“特殊预防强化，一般预防弱化，应该是一般发展趋势”已成为国内学者的共识。有学者研究了严重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危害性，认为环境侵权行为不仅可能侵害单纯的公私财产、公民的人身权利及相关的环境管理法规，还可能会影响到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人群的生存条件，如不采取更加有效的遏制措施，有时甚至会影响到人类的存续，因此，认为“国家在对环境犯罪科处刑罚时理应更加重视的是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而不是特殊预防作用;环境刑法的立法旨趣更应重视的是对规范的维护，而不仅仅是对法益的滞后补偿。”④相应地，在实务领域，有学者对相关实际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性的改进建议。

⑤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对于环境法对法学理论提出的挑战也有论述，例如，虽然我国大部分学者仍然坚守传统的观点，①否认环境是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②但是，有学者对传统法学理论中的主客体关系对象论提出质疑，认为环境法不仅像传统法律那样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还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蔡守秋先生的“调整观”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③再例如，对于环境法的本质属性，有学者认为环境法不同于一般的权利本位的法律，它应该是义务本位的规范;④在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虽然很多学者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中心主义”颇多质疑，⑤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主张在环境法之中要改正以往的过于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甚至有人开始主张环境法的人与自然环境观应当是“共进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⑥

二、对于环境法三个“超越”的分析

前述学者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从法理学的角度对环境法学给传统法学所带来的所谓挑战做一个系统的分析。接下来，笔者将尝试着从宏观层面上将环境法对传统法学可能的挑战做一个理论梳理，如果我们将环境法对传统法学的挑战理解为是对传统观点的超越，那么相应地，环境法对于传统法学可能的挑战可以被归结为三个超越。

(一)超越人类的界限———主体之维区分主体与客体是传统法学理论思考的一个基本范式。一般认为，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客体是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近现代科学的研究范式是以笛卡尔、培根和牛顿为代表的“主、客二分法”为主要模板的，这种范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物二分”方法的适用。“人、物二分”法的基本含义在于:首先，这个世界分为主体与客体;其次，人是主体，不能是客体，物是客体，不能成为主体;再次，人有内在价值和意志自由，有法律主体资格或法律主体地位，享有法律权利并承担法律义务;最后，人是第一性的，物是第二性的，人的思想、精神或意志形成物并决定物。这种范式体现在传统的法学理论中就表现在将法律关系的主体界定为在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个人或组织，将法律关系的客体界定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指向、影响和作用的对象。⑦将这样的观点带到环境法领域，人类理所当然地是主体，而自然因素，包括动物、植物在内的因素都统归为客体。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已有的法律制度在解决环境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环境状况并未根本改善，人们开始反思原本的法学理论，认为需要提高环境本身的地位。欧洲绿党的兴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并正在影响和改变着欧洲的政局。⑧中国的学者也在开始关注诸如动物的权利，如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发生以后，学者们以自然物(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的名义提讼。⑨如果说环境问题的被提上议事日程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的话，那么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界限则是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当前，这个超越可以被视为是对我们主流法学理论的一大挑战。

(二)超越国别的界限———空间之维一般来说，法律是一国之内的，国际法在传统法学理论中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环境问题绝大多数是超出一国国界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所带来的温室效应是任何国家都逃不开的;阻止臭氧层的稀薄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事务。要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有全球的视野。环境法作为应对环境问题的社会手段，必须要求超越传统上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的立场。一般认为，国际环境法是用来调整国际法主体在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与资源中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①从该定义可以看出国际环境法的全球性和跨国性。即便是各国的环境法，也离不开与国际环境法协调的问题，如果说关注一国之事是我们传统法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的话，那么环境法的兴起对我们的挑战之一就是要超越这种国别的界限，放眼世界。有学者认为，这种超越国别性还导致了全球的环境立法具有了一种“趋同性”，每个国家的环境立法都是在国际环境法的指导下制定的。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让全球面对共同的挑战，引导我们摆脱国别界限的限制。

(三)超越代际的界限———时间之维关注当下的事情是一个无可厚非的立场，传统法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以解决当代人的事情，甚至当代人眼前的事情为根本切入点与目标。虽然立法的原则之中有所谓的适当超前的要求，但是这种超前归根结底是为当前利益服务的。③环境法的发展对我们的长远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这个星球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栖息之所，以后的人类是我们基因的延续，我们自己仅处在这种绵绵不断的基因延续的一个极短的时间段上，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后代的生存。④“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就清晰地反映了这样的精神，“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在这里，我们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自身了，还考虑到了后代人生存的需要。这对于传统法学理论而言，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代际的隔阂是我们需要超越的一个界限。

三、难以避免的尴尬———另一种视角

环境法对主流法学理论所构成的上述三个挑战是否可以被圆满解决?我们是否可以实现这三个超越?已有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过探讨。笔者认为，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应对挑战”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一)从孟子的“不忍人之心”看人类的主体意识超越主体的维度，不仅将人类自身当作是主体，还要将自然的因素当作和我们一样的主体，这需要我们对包括其他生物在内的自然环境抱有同对人类自身相当的关心。然而，人类是否真有这样的情怀?尽管亚圣孟轲很早就提出来过“不忍人之心”的观点，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同情心更大程度上是局限在人类自身的范围之内的，人类的这种同情心是来自于一种所谓的“弱者情怀”的。无论从生物学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社会实践经验的角度来看，人类总是可以将自己置于弱者地位的。这种弱者意识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人们那么容易对于经受苦难者表现出足够的同情心。也就是说，同情心的来源是因为我们害怕自己也会处于与受苦难者相同的境地。这种类似于移情、通感的能力，让我们对可以想见的痛苦感同身受。“借由想象，我们把自己摆在他的位置，我们设想自己正在忍受所有相同的酷刑折磨，我们可以说进入他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合而为一，从而对他的感觉有所体会，甚至我们自身也升起某种程度上虽然比较微弱，但也并非与他的感觉完全不相像的感觉”。①我们甚至会将我们的同情心扩展到动物身上，动物在应对痛苦时的反应也可以使我们的心灵被触动;但是，我们当前还很难对植物保护主义者的宣传怦然心动，因为我们还无法感受其痛苦。②我们如何才能切身地理解和体悟到资源被消耗殆尽、环境被破坏给自身带来的痛苦?赋予自然以主体资格，不仅仅是说我们认识到它们的价值，还要从它们自身的角度来看待这种价值。这种将自然因素与人类自身平等看待的高度，我们目前恐怕还难以达到。

(二)民族国家的界限当今世界中最稳固的组织恐怕还是国家，超越国家的组织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其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国家的。在我们看来，民族、民族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会消失的。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还是依赖于生产活动的。这种生产的基础不可避免地决定于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矿藏资源，地球上不同地方的人们所处的生活情况必然是不同的，这种地方性最终会形成民族性。当今世界上的国家大部分是以民族和地域为主要因素建立起来的，国家的这种地方性、民族性就很难消除。只有当人类的生存不需要依靠任何地球上的资源的时候，这些差异或许可以消失。国家、民族的存在不仅仅可以从自然的区别的角度来找其原因，其更为根本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它的人性基础。单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的，为了生存必须要结成群体而生活。③人类需要一种归属感，而现代社会中国家就是最好的身份认同，在民族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是我们最好的栖息地，是我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④民族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会消失的，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国家也是无法消融的。人类在考虑问题时还是以国家为出发点。如果说人类组成国家是为了抵御共同的危险的话，那么从理论上来说，似乎也存在着走向全球统一的可能性，那就是人类遭遇了共同的灾难，若真的像电影《2012》所表现的那样，⑤在面对着全球共同的灾难的时候，世界人民应该会走到一起的，但是这个结论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在灾难之下形成的共同意识是不会太长久的，一旦灾难过去，相关记忆会逐渐消退，国家意识肯定还会复苏;第二，这样的共同灾难是无法预测的，果真遇到，灾难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或许根本就不需要法律。有人认为目前的全球环境恶化提供给了这样一个契机，人类会在此基础上找到共同的利益，抛弃一己之见。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还为时尚早，全球气候问题算是一个全球环境问题了，可是这并没有将全球人民团结到一起来。⑥国家的区别在目前仍将存在，超越空间维度的具有很强的无国界特征的统一环境法能否真得成为在各国通行的法律，着实让人怀疑。

(三)软法是不是法?我们的主流法学理论认为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①即便我们放眼西方，情况也是差不多的。在奥斯丁的眼中，法律是者的命令，强制力是法律的基本特征，因而奥斯丁也否认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具有法律的性质。②像企图在国际范围内实现统一价值的国际环境法这样的“法律”，显然是不符合法律的特征的。即便是凯尔森这种承认国际法的学者，其赞同的理由也更多是因为“将国际法和国内法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③没有强制力的法律还是不是法律?超越国别界限的国际环境法能否发挥法律的功能?仍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近来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的学术热点———软法。④学术界对此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取得了很多的学术成果。“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⑤有学者进一步做了说明，指出软法不具有约束力，指的是法律上的约束力，而实际上并非是说软法不具有任何约束力。环境法学界、尤其是国际环境法学领域很多学者借用“软法”来论证国际环境法的法律性质，软法的概念似乎是天然地符合国际环境法的，有学者大胆地判断“环境软法就是环境法的未来”。⑥笔者认为，无论使用什么名词来支持国际环境法的法律性，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其法律后果无法被合理地承担。一个不遵守国际环境法的国家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由其本身承受，同时也让其他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来承受，而目前并不存在相对有效的手段来改变这一现状，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环境法与政治性的宣誓、出于伦理的振臂高呼又有何异?⑦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气候问题而达成的《京都议定书》，面对美国的不批准能有什么样的惩罚措施?因此，试图用“软法”来给予国际环境法以传统法律的地位，进而淡化国际环境法的非传统性的做法，在笔者看来是很困难的。因为，国际环境法本身就与传统法学理论不相协调。

(四)我们真的有那样的长远眼光吗?追求享受或许不能说成是人类的一个弱点，很多时候正是一些享乐的欲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⑧所以短视就难免成为人类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那么多地去强调要有长远眼光，要有大局意识，要为后代人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是在强调我们去关注长远的利益。传统的法律至少不是以未来的事情为中心、出发点和归宿的，我们主要是考虑当下以及有限的、对我们有现实影响的将来，考虑过去也是为了学习经验以服务当下。⑨之前倒不是我们不愿意去考虑子孙后代，而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资源是足够的(在当时的开发能力下)，或者说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资源和环境的有限性。但是随着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我们有了日益加重的紧迫感，意识到自然和环境资源的有限性，考虑到了环境恶化的严重性。瑏瑠我们会为了将来的发展而限制当下的欲望，但是这样的理性能达到怎样的水平?我们已经习惯了很多便利，如冬日的暖气、无尽的水资源(对于南方的人民而言)，为了节约而放弃这些享受吗?我们不抱太高的期待。在国际视野下，我们不会为了环境而停下向欧美靠近的步伐，西部山区人民不会为了保护森林而放弃致富的梦想，非洲人民不会愿意永远这样落后下去而停止对于资源的高度开发。可以说我们现在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重视环境保护了，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战略已经被强调了将近10年了。即使是放在国际的视野上我们也不逊色，因为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会对环保形成如此的共识。即便是“绿色GDP”被提高到再高的程度，其本质还是GDP，我们根本无法卸下发展的重任。没有了基本的发展，空谈环保是很难行得通的。在外国学者眼中，我国的环境立法起步较晚、发展快，基本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已经构建起来，但形势依旧严峻:“仍然是一个有着严重不足和缺陷的体系”(itremainsasystemwithseriousflaws);在本质上还是一种行政而非法律制度，法院的作用未得到很好地体现;地方利益经常影响规则的实施等等。①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