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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浅予的人物画有西方写实的根底,但他的一些意笔人物画突破了写实的局限,强化了笔墨和线条的表现,其人物造型的准确性多来自写生手法,这使他的意笔人物画更接近传统文人画。较之叶浅予,黄胄更加强化了人物画的线条表现,速写式线条的迅疾多变构成黄胄人物画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黄胄的人物画以线破形,凸显人物画的线条表现,较之徐派人物画更具生动、自然之效,更促使京派人物画向传统文人画倾斜,从而构成与徐氏学派人物画不同的审美取向。
从蒋兆和到叶浅予、黄胄,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徐氏写实主义对人物画创作的观念笼罩,这标志着写实主义人物画逐渐向传统文人画过渡。但这一切无疑都仍是在写实主义内部进行的,无法从根本上冲破写实主义的框架。彻底冲破写实主义的观念,推动中国人物画的现代转型,还要依赖时代审美观念的变革和中西美术融合碰撞背景下的多元化审美价值。
“85美术新潮”在为中国现代美术带来多元化审美的同时,也促使中国现代美术创作呈现多元化态势。在当代中国美术全面经受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冲击的过程中,传统文人画也作为制衡力量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写实主义在经受了现代艺术对它的全面冲击、洗礼后,也以顽强的生命力,主动融入现代美术思潮,以新的面貌和创作形态继续占据着当代中国画坛的主流地位。
京派绘画创作开始冲破“素描为一切造型基础”的写实主义观念,开启全新的现代探索。在绘画观念方面,后京派画风打破了主题性创作的泛政治化母题的辖制,弱化了绘画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在绘画语言方面,素描写实手法已从唯一正宗的地位开始降落,西方现代派变形、夸张、抽象、泼彩、构成、肌理等造型手法成为这个时期京派人物画创作突破写实画风辖制的有效手段。西方现代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现代画风恰恰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相互融合,开创了后京派文人画创作的新格局。
后京派传统文人画的复兴主要体现在山水画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以李可染为代表的京派山水画派在画坛迅速崛起,成为写实主义山水的北派典范,与以傅抱石、钱松喦等为代表的金陵画派南北遥相对峙,两者成为20世纪中期中国写实主义山水画的两大流派。后京派山水画基本上全面抛弃了写实主义山水画的创作路子,重新回归文人画山水传统。他们的山水画不再像李可染山水画那样注重反映社会现实、表现宏大叙事和政治性母题,而是一如传统文人山水画那样强调表现心性和笔墨韵味。虽然后京派山水画家所宗法的南宗山水,使他们无法在风格图式上认同李可染,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不面对他,李可染仍然是一座无法绕开的大山。从当代新文人山水画派的审美创作倾向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山水画有忽视风格、偏重笔墨的倾向,这导致当代山水画复古风气的盛行。但仅就复兴传统山水画、重建其价值尊严而言,当代京派山水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传统文人画的复兴对于京派花鸟画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京派早期以花鸟画为宗,如齐白石、陈半丁、陈师曾、李苦禅皆以花鸟画著称。20世纪50年代之后,无论人物画、山水画皆走上写实主义道路,力求用写实主义推动中国画的现代转型,而唯有花鸟画逐渐边缘化,与写实主义相对立,成为被抑制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京派花鸟画在全面回归传统文人画的同时,也开启了花鸟画的现代性探索,除笔墨之外,其在图式、构成、风格等方面都力求追寻一种现代况味,因而在后京派花鸟画创作格局中,除大写意花鸟画外,也出现了工笔写意花鸟、现代花鸟画。这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大写意花鸟画家要数崔子范。崔子范并不是学画出身,这使其从根基上就挣脱了来自传统绘画的种种束缚,齐白石曾称他的画是真正的大写意。
就京派绘画的现代性范式建构来说,其人物画最为成功。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吸取和与传统文人画的融合,京派写实主义绘画基本完成了人物画的现代转型。在后京派人物画家中,张道兴是最出色的,他的人物画虽有写实的底子,其本人也有驾驭宏大叙事的本领,但他的画已没有多少素描的影子了,而是纯以传统笔墨线条为之,这突出表现在他的人物画的面部刻画上。他不用光影阴暗界面的素描法,而是用平涂勾线极力靠近传统笔墨,但造型的准确却来自写实的深厚功底。因而他的画虽极力强调变形夸张,但形准却成为其人物画达乎神韵的前提。
关键词:儿童艺术率真稚拙荒诞现代主义
一、引言
人们过去并未意识到儿童随意而愉快的涂抹有什么特殊意义,更谈不上对儿童艺术的发现及关注,然而,随着人类艺术史上对儿童艺术的发现及现代艺术的产生,儿童艺术在当代艺术世界的位置正日益凸显。现在,“儿童艺术”已是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儿童艺术中那种形象的简化、画面的和谐、富有表现力的线条、大胆的纯色平涂以及那种无意识的创作状态,使得西方现代艺术家怀着新奇的目光从儿童艺术中汲取营养。
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大师对儿童艺术的认识与评价
儿童的作品究竟有何魅力?为什么会吸引全世界艺术家的目光?在儿童艺术中,儿童常常以其天真率直的心态每每使我们拍手称快,是任何人为的方法都无法企及的。儿童艺术是无意识下创作的作品,是儿童心智和心绪的自然流露,往往呈现着艺术创作最初的也是最纯粹的源泉。其构图造型稚拙有趣,似无法之法,有意想不到的生动。正如黑格尔所说:“儿童是最美好的,一切个别特殊性在他们身上好像都还沉睡在未展开的幼芽里,还没有什么狭隘的东西在他们的胸中激动,在儿童还在变化的面貌上,还看不出承认繁复意图所造成的烦恼,因而在儿童绘画里表现出来的是他们对事物无意识的、天真率直的看法。”儿童艺术更具创造性和表现性,注重个人感受。儿童天性充满热情,能主动、自由地表现画面,儿童看世界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眼光,他看起人来,只看到一个人的一个大头,头上的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什么耳朵、头发、眉毛,他都没有看见,所以他不画一个人的身体,他看得不重要,只画一条线来表示。这些入眼的观察对象在儿童的心目中形象分外鲜明。儿童是画其所想而非画其所见,因此儿童画出的作品往往想象丰富,用色大胆,富有生气,有更多的灵性。西方现代派艺术中,反叛传统,追求单纯和质朴无华是其共同的目的和重要特征,因此,现代艺术家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儿童艺术,而且给予儿童艺术以高度的评价,甚至对儿童的艺术状态和儿童的艺术作品崇拜不已。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曾说过:“我曾经能像拉斐尔那样作画,但我却花了毕生的时间去学会像儿童那样作画。”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实这种对儿童艺术的新的认识和评价在野兽派那里已有所表现。康定斯基崇拜儿童艺术是因为他认为儿童艺术是对事物内在本质的直觉表现,他说:“儿童除了描摹外观的能力之外,还有力量使永久的内在真理处在它最能有力地得以表现的形式中。……儿童有一种巨大的无意识力量,它在此表达自身,并且使儿童的作品达到与成人一样高(甚至更高)的水平。”画家马蒂斯、杜飞、夏加尔,尤其是克利、米罗和杜布菲等,同样感到了儿童艺术的魅力。西方艺术家所向往的那种无意识的创作状态、“信手涂抹”在儿童艺术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三、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对儿童艺术的借鉴与模仿
从19世纪后半叶起,西方画坛发生了重大变化,眼花缭乱的西方现代画派,既受到儿童绘画在艺术形式上以及表现技巧方面的启发,更受到儿童对待绘画的基本态度无意识的强烈冲击。对儿童艺术的推崇与模仿直接反映在他们作品的形式中。克利就一直崇拜儿童的这种天真状态,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模仿。克利在绘画技巧上使用儿童那种环绕的、粗陋的轮廓线,反应在作品《动物园》、《他喊叫,我们玩》和《女舞蹈家》中,这些画中线条技法与儿童素描的线条技巧很接近,尽管它更细窄,更优美。《高架桥的革命》画面上简单的甚至笨拙的高架桥,表现出了克利对儿童画天真稚拙的形象以及符号化形象的兴趣。在米罗的绘画世界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位大师对儿童艺术的推崇,在他1948年至1953年的许多绘画作品中,人物没有身体表现,头部直接安在以球形脚为末端的直腿上,整个脸像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或圆形,这种极端单纯化的形象的变体,也就是儿童画中的“蝌蚪人”样式,如作品《在甲壳下部》、《黎明时瞪羚的哭叫》和《绘画》以及早期最有名的作品《农场》都已呈现出一种儿童般稚拙的风格倾向。后来由于战争,米罗的作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怖之感,但画面依然保持他那种天真、优美的风格。如系列《星座》及《女诗人》都是在战争的威胁之下创作出来的,但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血腥的痕迹。无怪乎有批评家说:“米罗的天才是一种返老还童的天才。”涂鸦和儿童艺术也是杜布菲的范例和灵感来源,他特别赞同用最简单的正面和侧面形象及儿童的轮廓线风格画出大脑袋粗陋人物,也赞同儿童对记忆中传达信息的细节的强调,杜布菲甚至希望以更加粗蛮、直接和确定的方式抛弃“后天学到的手段”,去探讨一条回到“艺术基本的、形成的时期,记录下儿童式的天真与好奇状态的道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如《街上的男人》画面中描绘的是巴黎的景色与生活,具有一种天真稚拙的趣味。此后,他很快摆脱了克利艺术中那种幻想、略显天真的气质,而转向一种独特的、奠定自己在艺术史上地位的绘画创作方法,创作出一些涂鸦形态的作品,如在《人间的联欢节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种以此法创作出来的令人厌恶和不安的欢乐氛围。
西方现代派艺术中的荒诞和随意性与儿童艺术中的荒诞和随意是一致的。“荒诞艺术比起优美、崇高的艺术更加深刻地表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生命力。”这是西方现代画派对怪诞艺术的看法和推崇。现代派大师马蒂斯、毕加索等人就从古代非洲的绘画和雕塑中吸取怪异而又荒诞的特点,在我们的眼中极不符合常规,但这与儿童美术中的无意识荒诞的想法极为相似。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对儿童艺术的接受主要表现在欣赏他们的天然和单纯,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稚拙的面貌,法国评论家在观看他们的画展时,曾称这些颜色不符合“客观实际”,艺术形象难以理解。虽说在现在看来有点言过其实,然而的确在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反映出画家进一步转向表现内心情感,这也是近现代以来西方绘画逐渐摆脱传统上摹写现实的主流画法的新的一步,在野兽派绘画中,马蒂斯等画家的一些人物画有一个特点,人物的形象往往有弯曲的形态和封闭的轮廓线。如马蒂斯的《浴者》和《海滨妇女》,这些作品使人想起儿童艺术的某些特点,人物的形象看起来“不准确”。上述这些对儿童艺术语言的模仿甚至直接挪用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现代艺术家们从儿童那里重新获得天真、纯朴和清新的内在品质。
四、现代主义绘画大巧若拙
现代主义绘画在许多方面更借鉴儿童艺术,但他们的目的并非简单地重创儿童绘画,在技巧、表现形式上与儿童绘画有很大差别。儿童绘画是在生命之初对世界的探索尝试,表达的是整个生命尚未展开的天性。而大师的绘画则是在生命成熟阶段对探索世界的提炼总结,表达出整个生命发展过程凝结出来的人格特征和艺术个性。所以,儿童画一张张来看,大不相同,而大面积看起来,其面貌给人的感觉大同小异。大师绘画则不同,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克利、米罗和杜布菲等现代画家在对儿童艺术的借鉴中充分展示了各自的艺术个性,他们使用儿童的符号和技法也并非偶然,而是他们比其他艺术家更需要这种敏锐的感觉力,带着激情去感受儿童的绘画世界。他们的绘画有着精致的层次和精湛的技巧,虽然绘画的最终效果有着明显的随意性,但与儿童天真的艺术并未完全融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又相得益彰。儿童的绘画作品是“原始”形态的、天真纯朴的,而又往往以“稚拙”的样式表现出来。这在儿童是很可贵的,也是许多中外画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那么艺术家追求的天真纯朴和稚拙与儿童绘画所表现出的天真纯朴和稚拙是否如出一辙呢?这对于我们更深一步了解儿童艺术是至关重要的。审美创造一般都是由拙到巧、再由巧返拙的阶段。开始之拙,是生疏幼稚的真拙,随着审美创造技巧的提高,进入精巧工巧阶段,有了丰富的经验、功夫、素养,才能落尽繁华归于朴淡,进入大巧若拙的境界。没有深厚的功底,片面为拙而拙,只会粗陋低俗。戴复古说:“朴拙唯宜怕近村。”(《论诗十绝》)即使是巧后之拙,如果刻意追求拙的外在形式,则是一种造作,失去其真正的天然本质。拙朴绝非粗率平庸之辈所能达到的,它是审美创造高度成熟的标志。追求儿童趣味的艺术家在某些方面与儿童绘画较为相似,例如:以线为主,平涂色彩,不讲焦点透视及夸张变形手法等等。但儿童艺术中的那种天真稚拙的情趣被艺术家们加以发挥、拓展,成为崭新的艺术形式。虽然他们画中的“拙”与儿童绘画中的“拙”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但却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是老子所说的“大巧若拙”之“拙”。写意大师崔子范也曾说:“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孩子只凭热情作画。在他长大之后,也应该注意使自己回到童年的心态,去重新发掘自己儿时的天性——自由地而不是造作地在画中表现自己的感情。当一个成熟的画家运用这种方式作画时,当他将艺术大师的精湛技巧与孩子般的天真烂漫融合在一起时,会感到极大的快慰。”虽然西方的克利、米罗和杜布菲等画家的作品源于儿童绘画的造型符号,但他们靠熟练精深的技巧来完成。大体上都经历了由开始的不成熟,到技法日趋精深,进而追求“返璞归真”的过程。虽然也有追求儿童“拙味”的画家未经过专门的训练,但他们也难免经受艺术传统的熏陶,前辈及同代画家的影响与个人技巧的锤炼。克利虽曾说:“无需什么技巧”,但他毕竟经过了传统艺术熏陶,其艺术风格必有传统技巧的痕迹。可见儿童的稚拙是幼稚的拙,而画家的稚拙是“拙中藏巧”之拙。“拙朴最难,拙近天真,朴近自然,能拙朴则浑厚不流为滞腻。”拙朴之拙,是大巧,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它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浓”(《东坡题跋》),在平实朴素粗散的形式中,蕴含着深厚的审美素养和丰富的情感意味。没有一定技巧的锤炼,一味片面追求儿童“拙味”,只会流于粗俗浅薄,达不到自然浑化的拙朴之境。
五、结语
总之,现代艺术家们从儿童艺术中获取到了造型符号的灵感,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作品和言论促成了人们对儿童艺术的进一步关注、承认和了解。在现代艺术中,传统的审美标准首先被打破,几乎没有什么尺度可以将儿童艺术与大师的作品相区别。当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作品与儿童的绘画作品之间的相仿程度,也不能真正完全划上等号,这些现代艺术大师的绘画毕竟是落尽繁华归于朴淡,大巧若拙,拙中藏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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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绘画材料的特性与美感
在创作实践中,我们经常接触和应用很多物理特性不同的材料,这些材料的肌理、质感及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大有不同。各种媒材总能一目了然地透过肌理表达材料的特性,如软的质感有温暖、舒适感,硬的质感则具有刚强、冷漠感。又如粗糙、荒疏的材料容易产生艰涩、困难、沉重、力度的感觉,有男性粗犷、坚毅之感。相反,在细致、光洁、莹润的质料上则使人感受到一种精心、秩序、甜美,一种女性的温柔与文静。
除此之外,丰富的材料种类同样带给观者不同的情感暗示。如彩色玻璃的晶莹剔透、华丽感;贝壳的色泽妖娆感;木材纹理别致、自然淳朴;石材光泽美观、稳重;钢铁坚硬、挺拔刚劲;铝合金轻快、明丽;塑料细腻、致密;现代纤维材料温暖、柔和、亲近。这些都是材料本身具有的独特美,是其它材料不可替代的,甚至有些材料作品还会触发观者的味觉、触觉和听觉感受。
自然界存在着许多可利用的材料,如何发现和获取则需要艺术家具备独到的鉴赏力和对材料的掌控力。面对现有的材料,我们要去把握它;面对没有被利用的材料,我们应该去尝试它;面对司空见惯的材料,我们可以将其打破重组,使之成为新材料,产生新精神。随着艺术观念的不断开阔和现成品的采用,艺术创作的媒材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有时,材料本身固然具有迷人的性能和表现力,但单纯展示材料表象特征不是目的,真正要做的是借用合适的材料表达艺术精神。当艺术家的情感和观念与材料的内在精神产生契合点时,作品的表现张力是具有相当震撼性的。
材料艺术性的探索与拓展
所谓艺术性,是指艺术家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反映社会生活、表达鲜明、准确、生动的思想情感。艺术性的高低与艺术作品的思想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艺术性作为对一件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的衡量标准,主要是指在艺术处理、表现方面所达到的完美契合程度。针对综合绘画材料而言,主要包括:材料语言的生动性和典型性;材料形式的准确性和鲜明性;艺术情节的完整性;艺术手法的精当性和多样性;材料表现的民族性和独创性等。自从毕加索在材料艺术那儿打开一扇窗,之后的很多画家便开始不同程度地在作品中探索材料表现力。分离派代表画家克里姆特,在许多作品局部大胆运用蛋彩、沥粉、贴金箔、镶螺钡、贴孔雀羽毛等特殊技巧,创造了一种“画出来的镶嵌”绘画,大大增强了画面的装饰意味和造型与色彩表现的感染力。野兽派画家马蒂斯在晚年也曾用色纸拼贴的手法代替油彩的涂绘,这一方法也使其画面变得简洁明快,呈现活泼有趣的效果。超现实主义巨匠达利为了拓展画面视觉的张力,也常实验渗入沙石和应用纸板,扩展材料自身的语言魅力。
在现当代艺术领域中,材料作为传统绘画媒介的附属作用早已消逝,脱胎换骨地成为艺术家感悟和表现客观物象的最有力的工具和武器。当下,材料作为观念和艺术语境的重要特征,逐渐突破了单纯的画种间和画材间的禁锢。通过借用和吸纳许多非绘画材料的成分,获得崭新的艺术效果和震撼的视觉张力,像裂纹漆所呈现的不同纹理变化,纸类拼贴的自然条纹,乳胶沉重的流淌感等。在材料选择上除了前面所提及的玻璃、石材、塑料、钢铁等,媒材还被广泛拓展到稻草、泥土、铅块、油漆、胶合板,甚至将洗衣粉、肥皂、火药等用于特殊效果的制作中。材料成了艺术家不折不扣的表现语言和形式逻辑主体,也成了艺术家标新立异、不断进行形式探索的核心。
但材料的应用已不仅涉及技术方面,更多地包含着艺术家创作中观念的更新和对新材料的理解。德国“新表现主义”重要艺术家基弗,成长于德国战败的沉重历史背景和阴影之下,他选择了一种彻底、纯粹的本土艺术,充分利用各种综合材料,包括使用油彩、泥土、铅、石头、模型、照片、版画、沙子、稻草、虫胶和其它有机材料,他所描绘的一系列风景画充满了痛苦与历史追索意味。巨大的画面,复杂的肌理,以及“合理”的材料语言,给人以震撼的视觉冲击力,并赋予作品主题和观念以鲜明的触感。
因为综合绘画本身具有很强的形式感和表现力,媒材的多元性又为画面增添了全新的视觉感受。因此,许多现当代艺术家在创作手段和途径方面大动脑筋。他们经常采取间接制作效果,比如使用计算机绘图软件制作样稿再喷绘成数码照片,设计制作底纹和肌理效果,应用丝网印刷技术,塑料薄膜压印手段,以及用汽油、煤油淋洒、点燃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等各种方法。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为了迎合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需要,经常利用丝网印刷进行多次复制,以此反映在美国消费文化下人们复杂的变异心态,推进了20世纪中期的材料艺术语言的探索。
有时,艺术家们发现利用间接制作手段表现出的画面效果常令人惊喜,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偶发性的存在。如材料使用后呈现的神奇的色彩层次,火药燃烧留下的斑驳痕迹,石蜡融化又凝固后的流淌状态。这些意外收获都有可能成为当代材料创作探索新层面的酵素,由此打开以材料本体语境打动和感染观者的发展新格局。
劳申伯格对材料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尤其对丝绸质地的运用手段很高明,效果让人着迷,其实此类材料作品的效果来源纯属偶然。据说一次艺术家在工作结束后,用废丝绸团起来擦拭机器上的油墨时,无意中发现油墨一层层地渗透进丝绸里,层层叠叠,扑朔迷离,之后凭着对材料的敏感,劳申伯格抓住这次偶发的灵感,经过多次试验,最终解决了丝绸、丝网印与油墨的技术难题,作品达到了理想的效果。
观念与材料的结合
何为观念,它不是一个概念、一种主意、一些可以用语言来描述的思想,而是指人在感性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思维水平和感悟能力,即充满悟性、禅机的智慧。在力透表象的反省中,观念性包含着艺术家对材料感觉的敏锐和渗透思想的醒悟,所以他们关注当下社会人的本质与价值、精神信仰与尊严,强调对现实的批判;所以他们注重艺术的情感性,通过材料形式语言中不同的暗示信息,使作品具有独特的思想情感印记,带给观者各异的视知觉感受;所以他们使材料传达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内涵,它承载着艺术家自觉反思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智慧地对待自然、对待万物的思想情怀。
艺术家呈现在综合材料创作中的感悟性和观念性的特征有两个,一是对当下生存思考和人文关怀,二是对新旧媒介的综合,两者共同构成了现当代艺术家对材料敏锐的捕捉能力,这就与传统意义上的绘画方法和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区别。除了提倡创作中应打开无意识的大门,发掘潜意识的因素之外,更强调材料探索性和手段选择性,如何让材料作品中的思想与手段有机结合,这就需要艺术家智慧地探寻到那些具有他所需要的媒材形态和艺术观念高度吻合性的材料。
材料大师塔皮埃斯认为,一件艺术品所具有的感人力量并不仅仅取决于材料本身价值的贵贱,重要的是它承载着艺术家的精神。在他看来,只有将材料作为媒介把艺术引向象征,才能创造出不可见的震撼。塔皮埃斯常利用材质的美感、简约的色彩以及肌理与刮痕等手段,表达出塔氏的神秘意境和哲学象征。《作品2号》运用水墨、石灰等综合材料,在灰蒙蒙的纸上浮现出类似茧状形态的白色图形及与之相对的黑色图形,以黑白灰和点线面的组合使一团原本杂乱无章的线条成为了开启整个画面的智慧和光明的思想。从他创作意识和思维观念中看出,他的思想具有东方审美哲学的影子,这应该与他深入研读《道德经》等东方佛道、家文化经典的个人经历关系很大。
其实艺术家在材料创作中接触媒材的动机无外乎有两种,或是带着构思去苦苦寻找他中意的材料,或源于最初迷恋材料媒介的材质美感,却渐渐发现潜藏于内的观念表达。不论是哪种情形,在选择媒材时艺术家都要先对材料及其特性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充分的探索,同时与自身经历和性格喜好相联系,找到契合点,有过此番经历的作品必定带有艺术家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感染力。但这一完满过程通常很难在短期内随着艺术家本人的意愿实现,他们总要经历一番实践探索和创作意志的考验,需要不断的培养和严格的训练,以及多个阶段与材料相互磨合。
第一阶段作为一种创作手段的补充,凭借材质的特征美感丰富加强艺术作品的外在表现力,这是材料参与创作的初级从属阶段。
第二阶段才真正进入材料本体表达的审美阶段。由于材质的本体展示有不可替代性,直接将材料特性应用于创作实体,在展示材料作品留给观者的初步记忆的同时使“视觉潜质”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和表达。但此阶段还只是媒材进入审美本体观念的确立阶段。
第三阶段是物质内涵的升华阶段。综合材料创作表达中除了要表现材料的审美功能,还要通过精神观念提升使其进入具有特殊意义的视觉语言。材料既是艺术家的记忆性物质和精神联合物,同时又具有广泛普遍的象征性,能否“读懂”材料,是否把观念和材料语言“合理”地融为一体,材料作品中是否传达着艺术精神性,这才是艺术家在材料创作中追求的真谛和此阶段最需要解决的关键。
有人说尚扬是中国美术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富于否定自己和渐进性强化材料表现的艺术家。他经常在画布面前“折磨”自己,苦苦思索,在一遍一遍的尝试中期待材料、技法中出现的奇迹来牵引自己的创作构想,从他的艺术历程看所言属实。从早期的《黄河船夫》的苏式风格到《状态》系列、《大风景》系列及《董其昌计划》系列,从单纯架上绘画到使用多种材料的“综合”,他的作品手法和创作观念变化剧烈而彻底。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表现黄土高原的拙朴、苦涩,尚扬就曾实验使用油画颜料和高丽纸,首次尝试不遵守规则的游戏。20世纪80年代末创作了《状态》系列,这一系列作品迥异于他以往的风格,纸浆、石膏、乳胶的混合物挤压在板上或布上,然后再粘上报纸,利用材料本体的审美特性表达近乎抽象的表现风格。之后,为了以更触目的视觉样式呈现后现代世界的危机和它对人类身心的挤压,尚扬的《94大风景》成了火山内部剖面中的景观,《大风景诊断》成了由人体的病理透视胶片组构的内部影像,《深呼吸》成了以医疗教学挂图式的肺部风景。尚扬将自己作品的精神性品质定位为对“世界这片大风景”的追问和思索,对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类生存前景的关注。提起《董其昌计划》,艺术家更将焦点投向了自然山水的质变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质变,以多幅图式并置的方式呈现自然的异化,材料作品中的董其昌式自然山水不仅风化,而且消失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见证。
纵观尚扬的艺术风格演变,每一次都是由有意识地关注焦点到深入创作内涵,努力探索材料与艺术观念性的“契合点”,智慧地将观念和材料语言“合理”地融为一体,赋予材料作品真正的存在价值。
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当代艺术家成功穿越传统绘画的樊篱,无论从材料实验还是观念融入都蕴涵着丰富性和多元性,有些甚至将材料转换和时空错位揉搓到作品中,使其具有超现实主义的视觉空间和观念范畴,这类作品又因创作过程的艰难引发观者的深刻感悟。日本艺术家三岛喜美代就将硬脆的陶质与柔软又褶皱的纸质进行材料置换,魔术般地将陶质作品变成“陶纸”作品:揉团折叠的报纸、各种包装纸箱和贴满印刷品的方盒变成“纸感的陶瓷”。国内艺术家徐一晖也应用过类似的智慧性表现形式,他用陶瓷把小红书做成圣经式的神圣书籍,周围布满鲜花,像祭坛一样放在展馆,体现对特定时期文化现象的反思。
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