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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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叶浅予的人物画有西方写实的根底，但他的一些意笔人物画突破了写实的局限，强化了笔墨和线条的表现，其人物造型的准确性多来自写生手法，这使他的意笔人物画更接近传统文人画。较之叶浅予，黄胄更加强化了人物画的线条表现，速写式线条的迅疾多变构成黄胄人物画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黄胄的人物画以线破形，凸显人物画的线条表现，较之徐派人物画更具生动、自然之效，更促使京派人物画向传统文人画倾斜，从而构成与徐氏学派人物画不同的审美取向。
从蒋兆和到叶浅予、黄胄，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徐氏写实主义对人物画创作的观念笼罩，这标志着写实主义人物画逐渐向传统文人画过渡。但这一切无疑都仍是在写实主义内部进行的，无法从根本上冲破写实主义的框架。彻底冲破写实主义的观念，推动中国人物画的现代转型，还要依赖时代审美观念的变革和中西美术融合碰撞背景下的多元化审美价值。
“85美术新潮”在为中国现代美术带来多元化审美的同时，也促使中国现代美术创作呈现多元化态势。在当代中国美术全面经受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冲击的过程中，传统文人画也作为制衡力量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写实主义在经受了现代艺术对它的全面冲击、洗礼后，也以顽强的生命力，主动融入现代美术思潮，以新的面貌和创作形态继续占据着当代中国画坛的主流地位。
京派绘画创作开始冲破“素描为一切造型基础”的写实主义观念，开启全新的现代探索。在绘画观念方面，后京派画风打破了主题性创作的泛政治化母题的辖制，弱化了绘画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在绘画语言方面，素描写实手法已从唯一正宗的地位开始降落，西方现代派变形、夸张、抽象、泼彩、构成、肌理等造型手法成为这个时期京派人物画创作突破写实画风辖制的有效手段。西方现代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现代画风恰恰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相互融合，开创了后京派文人画创作的新格局。
后京派传统文人画的复兴主要体现在山水画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以李可染为代表的京派山水画派在画坛迅速崛起，成为写实主义山水的北派典范，与以傅抱石、钱松喦等为代表的金陵画派南北遥相对峙，两者成为20世纪中期中国写实主义山水画的两大流派。后京派山水画基本上全面抛弃了写实主义山水画的创作路子，重新回归文人画山水传统。他们的山水画不再像李可染山水画那样注重反映社会现实、表现宏大叙事和政治性母题，而是一如传统文人山水画那样强调表现心性和笔墨韵味。虽然后京派山水画家所宗法的南宗山水，使他们无法在风格图式上认同李可染，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不面对他，李可染仍然是一座无法绕开的大山。从当代新文人山水画派的审美创作倾向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山水画有忽视风格、偏重笔墨的倾向，这导致当代山水画复古风气的盛行。但仅就复兴传统山水画、重建其价值尊严而言，当代京派山水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传统文人画的复兴对于京派花鸟画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京派早期以花鸟画为宗，如齐白石、陈半丁、陈师曾、李苦禅皆以花鸟画著称。20世纪50年代之后，无论人物画、山水画皆走上写实主义道路，力求用写实主义推动中国画的现代转型，而唯有花鸟画逐渐边缘化，与写实主义相对立，成为被抑制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京派花鸟画在全面回归传统文人画的同时，也开启了花鸟画的现代性探索，除笔墨之外，其在图式、构成、风格等方面都力求追寻一种现代况味，因而在后京派花鸟画创作格局中，除大写意花鸟画外，也出现了工笔写意花鸟、现代花鸟画。这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大写意花鸟画家要数崔子范。崔子范并不是学画出身，这使其从根基上就挣脱了来自传统绘画的种种束缚，齐白石曾称他的画是真正的大写意。
就京派绘画的现代性范式建构来说，其人物画最为成功。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吸取和与传统文人画的融合，京派写实主义绘画基本完成了人物画的现代转型。在后京派人物画家中，张道兴是最出色的，他的人物画虽有写实的底子，其本人也有驾驭宏大叙事的本领，但他的画已没有多少素描的影子了，而是纯以传统笔墨线条为之，这突出表现在他的人物画的面部刻画上。他不用光影阴暗界面的素描法，而是用平涂勾线极力靠近传统笔墨，但造型的准确却来自写实的深厚功底。因而他的画虽极力强调变形夸张，但形准却成为其人物画达乎神韵的前提。
第2篇
关键词：儿童艺术率真稚拙荒诞现代主义
一、引言
人们过去并未意识到儿童随意而愉快的涂抹有什么特殊意义，更谈不上对儿童艺术的发现及关注，然而，随着人类艺术史上对儿童艺术的发现及现代艺术的产生，儿童艺术在当代艺术世界的位置正日益凸显。现在，“儿童艺术”已是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儿童艺术中那种形象的简化、画面的和谐、富有表现力的线条、大胆的纯色平涂以及那种无意识的创作状态，使得西方现代艺术家怀着新奇的目光从儿童艺术中汲取营养。
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大师对儿童艺术的认识与评价
儿童的作品究竟有何魅力？为什么会吸引全世界艺术家的目光？在儿童艺术中，儿童常常以其天真率直的心态每每使我们拍手称快，是任何人为的方法都无法企及的。儿童艺术是无意识下创作的作品，是儿童心智和心绪的自然流露，往往呈现着艺术创作最初的也是最纯粹的源泉。其构图造型稚拙有趣，似无法之法，有意想不到的生动。正如黑格尔所说：“儿童是最美好的，一切个别特殊性在他们身上好像都还沉睡在未展开的幼芽里，还没有什么狭隘的东西在他们的胸中激动，在儿童还在变化的面貌上，还看不出承认繁复意图所造成的烦恼，因而在儿童绘画里表现出来的是他们对事物无意识的、天真率直的看法。”儿童艺术更具创造性和表现性，注重个人感受。儿童天性充满热情，能主动、自由地表现画面，儿童看世界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眼光，他看起人来，只看到一个人的一个大头，头上的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什么耳朵、头发、眉毛，他都没有看见，所以他不画一个人的身体，他看得不重要，只画一条线来表示。这些入眼的观察对象在儿童的心目中形象分外鲜明。儿童是画其所想而非画其所见，因此儿童画出的作品往往想象丰富，用色大胆，富有生气，有更多的灵性。西方现代派艺术中，反叛传统，追求单纯和质朴无华是其共同的目的和重要特征，因此，现代艺术家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儿童艺术，而且给予儿童艺术以高度的评价，甚至对儿童的艺术状态和儿童的艺术作品崇拜不已。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曾说过：“我曾经能像拉斐尔那样作画，但我却花了毕生的时间去学会像儿童那样作画。”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实这种对儿童艺术的新的认识和评价在野兽派那里已有所表现。康定斯基崇拜儿童艺术是因为他认为儿童艺术是对事物内在本质的直觉表现，他说：“儿童除了描摹外观的能力之外，还有力量使永久的内在真理处在它最能有力地得以表现的形式中。……儿童有一种巨大的无意识力量，它在此表达自身，并且使儿童的作品达到与成人一样高（甚至更高）的水平。”画家马蒂斯、杜飞、夏加尔，尤其是克利、米罗和杜布菲等，同样感到了儿童艺术的魅力。西方艺术家所向往的那种无意识的创作状态、“信手涂抹”在儿童艺术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三、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对儿童艺术的借鉴与模仿
从19世纪后半叶起，西方画坛发生了重大变化，眼花缭乱的西方现代画派，既受到儿童绘画在艺术形式上以及表现技巧方面的启发，更受到儿童对待绘画的基本态度无意识的强烈冲击。对儿童艺术的推崇与模仿直接反映在他们作品的形式中。克利就一直崇拜儿童的这种天真状态，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模仿。克利在绘画技巧上使用儿童那种环绕的、粗陋的轮廓线，反应在作品《动物园》、《他喊叫，我们玩》和《女舞蹈家》中，这些画中线条技法与儿童素描的线条技巧很接近，尽管它更细窄，更优美。《高架桥的革命》画面上简单的甚至笨拙的高架桥，表现出了克利对儿童画天真稚拙的形象以及符号化形象的兴趣。在米罗的绘画世界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位大师对儿童艺术的推崇，在他1948年至1953年的许多绘画作品中，人物没有身体表现，头部直接安在以球形脚为末端的直腿上，整个脸像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或圆形，这种极端单纯化的形象的变体，也就是儿童画中的“蝌蚪人”样式，如作品《在甲壳下部》、《黎明时瞪羚的哭叫》和《绘画》以及早期最有名的作品《农场》都已呈现出一种儿童般稚拙的风格倾向。后来由于战争，米罗的作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怖之感，但画面依然保持他那种天真、优美的风格。如系列《星座》及《女诗人》都是在战争的威胁之下创作出来的，但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血腥的痕迹。无怪乎有批评家说：“米罗的天才是一种返老还童的天才。”涂鸦和儿童艺术也是杜布菲的范例和灵感来源，他特别赞同用最简单的正面和侧面形象及儿童的轮廓线风格画出大脑袋粗陋人物，也赞同儿童对记忆中传达信息的细节的强调，杜布菲甚至希望以更加粗蛮、直接和确定的方式抛弃“后天学到的手段”，去探讨一条回到“艺术基本的、形成的时期，记录下儿童式的天真与好奇状态的道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如《街上的男人》画面中描绘的是巴黎的景色与生活，具有一种天真稚拙的趣味。此后，他很快摆脱了克利艺术中那种幻想、略显天真的气质，而转向一种独特的、奠定自己在艺术史上地位的绘画创作方法，创作出一些涂鸦形态的作品，如在《人间的联欢节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种以此法创作出来的令人厌恶和不安的欢乐氛围。
西方现代派艺术中的荒诞和随意性与儿童艺术中的荒诞和随意是一致的。“荒诞艺术比起优美、崇高的艺术更加深刻地表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生命力。”这是西方现代画派对怪诞艺术的看法和推崇。现代派大师马蒂斯、毕加索等人就从古代非洲的绘画和雕塑中吸取怪异而又荒诞的特点，在我们的眼中极不符合常规，但这与儿童美术中的无意识荒诞的想法极为相似。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对儿童艺术的接受主要表现在欣赏他们的天然和单纯，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稚拙的面貌,法国评论家在观看他们的画展时,曾称这些颜色不符合“客观实际”，艺术形象难以理解。虽说在现在看来有点言过其实，然而的确在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反映出画家进一步转向表现内心情感,这也是近现代以来西方绘画逐渐摆脱传统上摹写现实的主流画法的新的一步,在野兽派绘画中,马蒂斯等画家的一些人物画有一个特点,人物的形象往往有弯曲的形态和封闭的轮廓线。如马蒂斯的《浴者》和《海滨妇女》,这些作品使人想起儿童艺术的某些特点，人物的形象看起来“不准确”。上述这些对儿童艺术语言的模仿甚至直接挪用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现代艺术家们从儿童那里重新获得天真、纯朴和清新的内在品质。
四、现代主义绘画大巧若拙
现代主义绘画在许多方面更借鉴儿童艺术，但他们的目的并非简单地重创儿童绘画，在技巧、表现形式上与儿童绘画有很大差别。儿童绘画是在生命之初对世界的探索尝试，表达的是整个生命尚未展开的天性。而大师的绘画则是在生命成熟阶段对探索世界的提炼总结，表达出整个生命发展过程凝结出来的人格特征和艺术个性。所以，儿童画一张张来看，大不相同，而大面积看起来，其面貌给人的感觉大同小异。大师绘画则不同，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克利、米罗和杜布菲等现代画家在对儿童艺术的借鉴中充分展示了各自的艺术个性，他们使用儿童的符号和技法也并非偶然，而是他们比其他艺术家更需要这种敏锐的感觉力，带着激情去感受儿童的绘画世界。他们的绘画有着精致的层次和精湛的技巧，虽然绘画的最终效果有着明显的随意性，但与儿童天真的艺术并未完全融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又相得益彰。儿童的绘画作品是“原始”形态的、天真纯朴的，而又往往以“稚拙”的样式表现出来。这在儿童是很可贵的，也是许多中外画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那么艺术家追求的天真纯朴和稚拙与儿童绘画所表现出的天真纯朴和稚拙是否如出一辙呢？这对于我们更深一步了解儿童艺术是至关重要的。审美创造一般都是由拙到巧、再由巧返拙的阶段。开始之拙，是生疏幼稚的真拙，随着审美创造技巧的提高，进入精巧工巧阶段，有了丰富的经验、功夫、素养，才能落尽繁华归于朴淡，进入大巧若拙的境界。没有深厚的功底，片面为拙而拙，只会粗陋低俗。戴复古说：“朴拙唯宜怕近村。”（《论诗十绝》）即使是巧后之拙，如果刻意追求拙的外在形式，则是一种造作，失去其真正的天然本质。拙朴绝非粗率平庸之辈所能达到的，它是审美创造高度成熟的标志。追求儿童趣味的艺术家在某些方面与儿童绘画较为相似，例如：以线为主，平涂色彩，不讲焦点透视及夸张变形手法等等。但儿童艺术中的那种天真稚拙的情趣被艺术家们加以发挥、拓展，成为崭新的艺术形式。虽然他们画中的“拙”与儿童绘画中的“拙”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但却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是老子所说的“大巧若拙”之“拙”。写意大师崔子范也曾说：“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孩子只凭热情作画。在他长大之后，也应该注意使自己回到童年的心态，去重新发掘自己儿时的天性——自由地而不是造作地在画中表现自己的感情。当一个成熟的画家运用这种方式作画时，当他将艺术大师的精湛技巧与孩子般的天真烂漫融合在一起时，会感到极大的快慰。”虽然西方的克利、米罗和杜布菲等画家的作品源于儿童绘画的造型符号，但他们靠熟练精深的技巧来完成。大体上都经历了由开始的不成熟，到技法日趋精深，进而追求“返璞归真”的过程。虽然也有追求儿童“拙味”的画家未经过专门的训练，但他们也难免经受艺术传统的熏陶，前辈及同代画家的影响与个人技巧的锤炼。克利虽曾说：“无需什么技巧”，但他毕竟经过了传统艺术熏陶，其艺术风格必有传统技巧的痕迹。可见儿童的稚拙是幼稚的拙，而画家的稚拙是“拙中藏巧”之拙。“拙朴最难，拙近天真，朴近自然，能拙朴则浑厚不流为滞腻。”拙朴之拙，是大巧，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它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浓”（《东坡题跋》），在平实朴素粗散的形式中，蕴含着深厚的审美素养和丰富的情感意味。没有一定技巧的锤炼，一味片面追求儿童“拙味”，只会流于粗俗浅薄，达不到自然浑化的拙朴之境。
五、结语
总之，现代艺术家们从儿童艺术中获取到了造型符号的灵感，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作品和言论促成了人们对儿童艺术的进一步关注、承认和了解。在现代艺术中，传统的审美标准首先被打破，几乎没有什么尺度可以将儿童艺术与大师的作品相区别。当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作品与儿童的绘画作品之间的相仿程度，也不能真正完全划上等号，这些现代艺术大师的绘画毕竟是落尽繁华归于朴淡，大巧若拙，拙中藏巧。
参考文献：
[1]罗伯特·戈德沃特.现代艺术中的原始主义[M].殷泓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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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崔庆忠.现代美术史话[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第3篇
综合绘画材料的特性与美感
在创作实践中，我们经常接触和应用很多物理特性不同的材料，这些材料的肌理、质感及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大有不同。各种媒材总能一目了然地透过肌理表达材料的特性，如软的质感有温暖、舒适感，硬的质感则具有刚强、冷漠感。又如粗糙、荒疏的材料容易产生艰涩、困难、沉重、力度的感觉，有男性粗犷、坚毅之感。相反，在细致、光洁、莹润的质料上则使人感受到一种精心、秩序、甜美，一种女性的温柔与文静。
除此之外，丰富的材料种类同样带给观者不同的情感暗示。如彩色玻璃的晶莹剔透、华丽感；贝壳的色泽妖娆感；木材纹理别致、自然淳朴；石材光泽美观、稳重；钢铁坚硬、挺拔刚劲；铝合金轻快、明丽；塑料细腻、致密；现代纤维材料温暖、柔和、亲近。这些都是材料本身具有的独特美，是其它材料不可替代的，甚至有些材料作品还会触发观者的味觉、触觉和听觉感受。
自然界存在着许多可利用的材料，如何发现和获取则需要艺术家具备独到的鉴赏力和对材料的掌控力。面对现有的材料，我们要去把握它；面对没有被利用的材料，我们应该去尝试它；面对司空见惯的材料，我们可以将其打破重组，使之成为新材料，产生新精神。随着艺术观念的不断开阔和现成品的采用，艺术创作的媒材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有时，材料本身固然具有迷人的性能和表现力，但单纯展示材料表象特征不是目的，真正要做的是借用合适的材料表达艺术精神。当艺术家的情感和观念与材料的内在精神产生契合点时，作品的表现张力是具有相当震撼性的。
材料艺术性的探索与拓展
所谓艺术性，是指艺术家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反映社会生活、表达鲜明、准确、生动的思想情感。艺术性的高低与艺术作品的思想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艺术性作为对一件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的衡量标准，主要是指在艺术处理、表现方面所达到的完美契合程度。针对综合绘画材料而言，主要包括：材料语言的生动性和典型性；材料形式的准确性和鲜明性；艺术情节的完整性；艺术手法的精当性和多样性；材料表现的民族性和独创性等。自从毕加索在材料艺术那儿打开一扇窗，之后的很多画家便开始不同程度地在作品中探索材料表现力。分离派代表画家克里姆特，在许多作品局部大胆运用蛋彩、沥粉、贴金箔、镶螺钡、贴孔雀羽毛等特殊技巧，创造了一种“画出来的镶嵌”绘画，大大增强了画面的装饰意味和造型与色彩表现的感染力。野兽派画家马蒂斯在晚年也曾用色纸拼贴的手法代替油彩的涂绘，这一方法也使其画面变得简洁明快，呈现活泼有趣的效果。超现实主义巨匠达利为了拓展画面视觉的张力,也常实验渗入沙石和应用纸板，扩展材料自身的语言魅力。
在现当代艺术领域中，材料作为传统绘画媒介的附属作用早已消逝，脱胎换骨地成为艺术家感悟和表现客观物象的最有力的工具和武器。当下，材料作为观念和艺术语境的重要特征，逐渐突破了单纯的画种间和画材间的禁锢。通过借用和吸纳许多非绘画材料的成分，获得崭新的艺术效果和震撼的视觉张力，像裂纹漆所呈现的不同纹理变化，纸类拼贴的自然条纹，乳胶沉重的流淌感等。在材料选择上除了前面所提及的玻璃、石材、塑料、钢铁等，媒材还被广泛拓展到稻草、泥土、铅块、油漆、胶合板，甚至将洗衣粉、肥皂、火药等用于特殊效果的制作中。材料成了艺术家不折不扣的表现语言和形式逻辑主体，也成了艺术家标新立异、不断进行形式探索的核心。
但材料的应用已不仅涉及技术方面，更多地包含着艺术家创作中观念的更新和对新材料的理解。德国“新表现主义”重要艺术家基弗，成长于德国战败的沉重历史背景和阴影之下，他选择了一种彻底、纯粹的本土艺术，充分利用各种综合材料，包括使用油彩、泥土、铅、石头、模型、照片、版画、沙子、稻草、虫胶和其它有机材料，他所描绘的一系列风景画充满了痛苦与历史追索意味。巨大的画面，复杂的肌理，以及“合理”的材料语言，给人以震撼的视觉冲击力，并赋予作品主题和观念以鲜明的触感。
因为综合绘画本身具有很强的形式感和表现力，媒材的多元性又为画面增添了全新的视觉感受。因此，许多现当代艺术家在创作手段和途径方面大动脑筋。他们经常采取间接制作效果，比如使用计算机绘图软件制作样稿再喷绘成数码照片，设计制作底纹和肌理效果，应用丝网印刷技术，塑料薄膜压印手段，以及用汽油、煤油淋洒、点燃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等各种方法。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为了迎合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需要，经常利用丝网印刷进行多次复制，以此反映在美国消费文化下人们复杂的变异心态，推进了20世纪中期的材料艺术语言的探索。
有时，艺术家们发现利用间接制作手段表现出的画面效果常令人惊喜，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偶发性的存在。如材料使用后呈现的神奇的色彩层次，火药燃烧留下的斑驳痕迹，石蜡融化又凝固后的流淌状态。这些意外收获都有可能成为当代材料创作探索新层面的酵素，由此打开以材料本体语境打动和感染观者的发展新格局。
劳申伯格对材料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尤其对丝绸质地的运用手段很高明，效果让人着迷，其实此类材料作品的效果来源纯属偶然。据说一次艺术家在工作结束后，用废丝绸团起来擦拭机器上的油墨时，无意中发现油墨一层层地渗透进丝绸里，层层叠叠，扑朔迷离，之后凭着对材料的敏感，劳申伯格抓住这次偶发的灵感，经过多次试验，最终解决了丝绸、丝网印与油墨的技术难题，作品达到了理想的效果。
观念与材料的结合
何为观念，它不是一个概念、一种主意、一些可以用语言来描述的思想，而是指人在感性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思维水平和感悟能力，即充满悟性、禅机的智慧。在力透表象的反省中，观念性包含着艺术家对材料感觉的敏锐和渗透思想的醒悟，所以他们关注当下社会人的本质与价值、精神信仰与尊严，强调对现实的批判；所以他们注重艺术的情感性，通过材料形式语言中不同的暗示信息，使作品具有独特的思想情感印记，带给观者各异的视知觉感受；所以他们使材料传达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内涵，它承载着艺术家自觉反思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智慧地对待自然、对待万物的思想情怀。
艺术家呈现在综合材料创作中的感悟性和观念性的特征有两个，一是对当下生存思考和人文关怀，二是对新旧媒介的综合，两者共同构成了现当代艺术家对材料敏锐的捕捉能力，这就与传统意义上的绘画方法和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区别。除了提倡创作中应打开无意识的大门，发掘潜意识的因素之外，更强调材料探索性和手段选择性，如何让材料作品中的思想与手段有机结合，这就需要艺术家智慧地探寻到那些具有他所需要的媒材形态和艺术观念高度吻合性的材料。
材料大师塔皮埃斯认为，一件艺术品所具有的感人力量并不仅仅取决于材料本身价值的贵贱，重要的是它承载着艺术家的精神。在他看来，只有将材料作为媒介把艺术引向象征，才能创造出不可见的震撼。塔皮埃斯常利用材质的美感、简约的色彩以及肌理与刮痕等手段，表达出塔氏的神秘意境和哲学象征。《作品2号》运用水墨、石灰等综合材料，在灰蒙蒙的纸上浮现出类似茧状形态的白色图形及与之相对的黑色图形，以黑白灰和点线面的组合使一团原本杂乱无章的线条成为了开启整个画面的智慧和光明的思想。从他创作意识和思维观念中看出，他的思想具有东方审美哲学的影子，这应该与他深入研读《道德经》等东方佛道、家文化经典的个人经历关系很大。
其实艺术家在材料创作中接触媒材的动机无外乎有两种，或是带着构思去苦苦寻找他中意的材料，或源于最初迷恋材料媒介的材质美感，却渐渐发现潜藏于内的观念表达。不论是哪种情形，在选择媒材时艺术家都要先对材料及其特性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充分的探索，同时与自身经历和性格喜好相联系，找到契合点，有过此番经历的作品必定带有艺术家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感染力。但这一完满过程通常很难在短期内随着艺术家本人的意愿实现，他们总要经历一番实践探索和创作意志的考验，需要不断的培养和严格的训练，以及多个阶段与材料相互磨合。
第一阶段作为一种创作手段的补充，凭借材质的特征美感丰富加强艺术作品的外在表现力，这是材料参与创作的初级从属阶段。
第二阶段才真正进入材料本体表达的审美阶段。由于材质的本体展示有不可替代性，直接将材料特性应用于创作实体，在展示材料作品留给观者的初步记忆的同时使“视觉潜质”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和表达。但此阶段还只是媒材进入审美本体观念的确立阶段。
第三阶段是物质内涵的升华阶段。综合材料创作表达中除了要表现材料的审美功能，还要通过精神观念提升使其进入具有特殊意义的视觉语言。材料既是艺术家的记忆性物质和精神联合物，同时又具有广泛普遍的象征性，能否“读懂”材料，是否把观念和材料语言“合理”地融为一体，材料作品中是否传达着艺术精神性，这才是艺术家在材料创作中追求的真谛和此阶段最需要解决的关键。
有人说尚扬是中国美术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富于否定自己和渐进性强化材料表现的艺术家。他经常在画布面前“折磨”自己，苦苦思索，在一遍一遍的尝试中期待材料、技法中出现的奇迹来牵引自己的创作构想，从他的艺术历程看所言属实。从早期的《黄河船夫》的苏式风格到《状态》系列、《大风景》系列及《董其昌计划》系列，从单纯架上绘画到使用多种材料的“综合”，他的作品手法和创作观念变化剧烈而彻底。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表现黄土高原的拙朴、苦涩，尚扬就曾实验使用油画颜料和高丽纸，首次尝试不遵守规则的游戏。20世纪80年代末创作了《状态》系列，这一系列作品迥异于他以往的风格，纸浆、石膏、乳胶的混合物挤压在板上或布上，然后再粘上报纸，利用材料本体的审美特性表达近乎抽象的表现风格。之后，为了以更触目的视觉样式呈现后现代世界的危机和它对人类身心的挤压，尚扬的《94大风景》成了火山内部剖面中的景观，《大风景诊断》成了由人体的病理透视胶片组构的内部影像，《深呼吸》成了以医疗教学挂图式的肺部风景。尚扬将自己作品的精神性品质定位为对“世界这片大风景”的追问和思索，对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类生存前景的关注。提起《董其昌计划》，艺术家更将焦点投向了自然山水的质变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质变，以多幅图式并置的方式呈现自然的异化，材料作品中的董其昌式自然山水不仅风化，而且消失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见证。
纵观尚扬的艺术风格演变，每一次都是由有意识地关注焦点到深入创作内涵，努力探索材料与艺术观念性的“契合点”，智慧地将观念和材料语言“合理”地融为一体，赋予材料作品真正的存在价值。
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当代艺术家成功穿越传统绘画的樊篱，无论从材料实验还是观念融入都蕴涵着丰富性和多元性，有些甚至将材料转换和时空错位揉搓到作品中，使其具有超现实主义的视觉空间和观念范畴，这类作品又因创作过程的艰难引发观者的深刻感悟。日本艺术家三岛喜美代就将硬脆的陶质与柔软又褶皱的纸质进行材料置换，魔术般地将陶质作品变成“陶纸”作品：揉团折叠的报纸、各种包装纸箱和贴满印刷品的方盒变成“纸感的陶瓷”。国内艺术家徐一晖也应用过类似的智慧性表现形式，他用陶瓷把小红书做成圣经式的神圣书籍，周围布满鲜花，像祭坛一样放在展馆，体现对特定时期文化现象的反思。
综述
第4篇
创新的技法尝试
技法对于现代重彩画而言并不像传统中国绘画那样具有固定的程式，这就要求画家要懂得根据画面需要和要达到的画面效果灵活地运用绘画技法。这里的灵活不是指漫无目的地运用技法，而是本着技法当为表达画家情感和画作立意服务而创新地运用。
现代重彩画家在对绘画技法的尝试上，不仅注重将主观情感投入画作，而且十分具有创新和不畏挫折的精神，将每一次的创作尝试看做是一次实验，大胆运用各种技法，不仅采用传统的勾、勒、绘、渲染、平涂、吹云，而且常采用刷、喷、洒、刮、擦、贴、漏、拍，更有点彩法、冲撞法、发色法、透色法、堆塑法、硫化法等。通过对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延伸和创新，现代重彩画在画面效果上展示出了丰富的现代心理感受，所产生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跃然纸上与观者的心间。
多种材质的结合
现代重彩画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画面效果，与多种材质的使用有很大的关系，通过不一样的材质体验与尝试展示了丰富的时代美感。艺术家通过对绘画材料的探究、多种材质的交相呼应，充分运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发挥个性，使画面呈现出丰富的视觉效果。
多种材质之间存在的关系并非互相竞争而是一种良性的互补。如，水粉色很好地弥补了传统中国绘画没有不透明色的缺陷，各种材质之间互相呼应和补充更加衬托了现代重彩画特有的兼容性。当然还要看到现代重彩画在材质上的革新，在绘画工具上不再局限于毛笔和宣纸，大胆采用丝团、喷枪、刮刀、刻刀等，而媒介材料也出现了麻纸、潜金纸、皮纸等新型纸材。对于绘画颜料，现代重彩画画家在使用天然矿物质颜料和植物颜料的基础上还采用了金属颜料和高温结晶颜料等。对这些材质的使用极大地增强了画面的装饰性，将作品丰富的内涵通过材质所制造的视觉效果表达出来。
丰富多彩的肌理
对于现代重彩画的画面肌理效果的处理可以用丰富多彩来形容，同时因为受到中国古代和西方艺术的影响，画面也流露出意境典雅和自由奔放的气息。作为现代重彩画的重要形式，语言、肌理不仅承载了画家所要表达的艺术情感，而且更是对丰富画面效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现代重彩画所使用的技法和材质都有自身的独特性，所以产生的肌理也具有其特定的美感特征，加之肌理产生的随意性也加大了画面神奇美妙的艺术效果，大胆突破传统绘画线与水色晕染相结合的固有模式，形成了线与色块相结合的新构成模式。现代重彩画的肌理产生既继承了点、染、晕这些传统绘画的艺术表现手法，也运用了大量的肌理效果处理，这样不仅加大了画面语言的表现力度，还丰富了色彩的表现空间，展现出鲜明的现代美感。
第5篇
文化对艺术的感召是强大而无形的，人们会自觉接受并要求与其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并在潜意识中进行积淀式的自动储存。这是因为文化在人的潜意识中以“无物之阵，无形之网”强大的钳制力使其思维模式与文化母体保持步调的高度一致，显现民族共有的思维模式和审美结构，以稳固的民族审美框架自动调配其心理的意识取向和发展趋势。甘南唐卡艺术是藏传佛教文化的缩影，无论在绘画形式还是表现内容上深受格鲁派文化的影响，“法无自性，缘起性空”的龙树中观宗的思想使其无论从题材还是审美意象上都侧重于佛教诸尊的描绘，体现的是一种集精神内涵、审美格调、民族哲理等为一体的民族性。如为了体现五彩世界和大乐之境，经常采用金色作为颜料，达到梵天雨花效果，与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自然吻合，是宗教文化的外化表现。在构图上追求严谨、匀称、饱满、紧凑等效果，经常采用曼陀罗式结构以表现大圆满法的宗教精神，形成众星拱月之势，使观赏者有一种运动、均衡、优美、荡气回肠的审美感受。在人员选择上，要求画师们不但拥有较高的修养，而且都是虔敬的佛教徒，深受藏传佛教文化感悟，并通过修习拥有一颗脱离轮回苦难的菩提心，以虔诚的宗教情思为宗教崇拜和思想进行绘画创作。在审美方面，唐卡艺术家受宗教文化的熏陶把绘制唐卡看作一种宗教修行手段，表现“线房即禅房”的宗教含义，使宗教内容与表现形式达到高度的辩证统一，拥有巨大而深沉的审美价值。在功用方面，认为一幅高质量的唐卡可给众生带来无限的福祉，可增加信徒的和自信心，嘉雍群培在《藏族文化艺术》一书中认为：“如果你的作品粗糙或比例不当，你将失去已获得的善业功德，失去人们的信任。”［2］唐卡艺术论其本质是以藏传佛教文化为轴心的民族艺术，是文化必然性在主观意识上自我映射，受生活环境、、艺术氛围等客观因素影响而形成民族绘画，是宗教文化构建的民族艺术精粹。所以，绘画心理往往会在非理性状态下自然显露，是文化大框架之中自我特性的揭示，随文化的变迁而自动演变，并决定着其客观外化形式的发展轨迹。
二、民族文化决定绘画心理的构成趋势
“每一种民族审美心理结构都是由多种心理要素奇妙地排列组合而成的。从一个纵横交错的坐标系格局上发挥其动力定型的系统功能，产生独特的审美效应。”［3］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框架构成是以本民族文化积淀为基础的，受生存环境、文化传承、生理素质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会以民族特有的稳定性自动渗入到整个民族的大脑记忆库中，并以基因遗传的形式不断规范着民族心理的发展轨迹。
（一）民族文化气质影响着绘画心理的发展趋势文化以基因遗传的形式传承，并决定着民族性审美结构的发展框架。一个民族文化气质的形成是世代积淀的成果，是集复杂性、稳定性、发展性、嬗变性为一身的综合体，以相似的意识、理念、风俗、信仰等形成的民族文化涵盖整个区域内的族群，以促使民族气质的形成。文化气质可以体现出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面貌和本质属性，是在生理遗传观照下民族经验的深度积淀和高级神经性活动的自我显现，规范着本民族审美理念、审美意识、审美实践等的发展趋向和表现形式，是民族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览绘画史，在不同民族绘画作品中总是渗透着民族特有的审美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是以民族独有的气质、性格、精神等元素所构成民族审美理念的倾向性，以地域为界限世代相传，是汇集了无数次实践经验所形成心理结构固态化的集中表现。迄今为止，甘南藏区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以藏传佛教为指导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氛围笼罩下的民俗文化，并以一定的形式准则不断规范着甘南唐卡艺术的审美品味和审美心理的方向性。这种受区域性限制而在小范围进行的基因遗传，致使甘南唐卡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具有模式化、民族化、宗教化等显著特点而显得独树一帜。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美学是世代积累并不断演化的成果，是本民族在社会实践中综合了诸多审美经验而形成的民族性偏爱，与生活环境、社会文化、艺术氛围等息息相关。唐卡艺术独有的特征和功用使甘南藏族群众在审美愉悦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以独有的艺术性、前瞻性、表现性展现着藏传佛教的宗教精神、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宗教仪式等，是宗教文化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体。
第6篇
关键词：中国绘画 传统 艺术精神 文化特征
中国绘画的传统渊源流长，历数千年而不变，蔚为中外画史之奇观。而且，这种传统的深刻与持久，随着时间之推移，其内容和形式经过不断的融汇、锤炼、积淀、愈益形成一种传统的伟力，愈益鲜明、精纯而独到。以至许多方面均难乎为继，而令创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准确无误的识别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绘画已形成的独特审美符号，领略到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绘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都不约而 同地从中国的经典哲学里，找到了绘画美学的起点，看出了中国绘画所包容的哲学深度。
南朝刘宋时期 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应物…… 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 ”即是说 明了绘 画是 以物象的“形”来反映这种哲学思考的。“道”字在老庄哲学中是一个自至关重要的词 ，它作为老庄则学观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着极其复杂和抽象的哲学范畴。客体的实在不是艺术表现的 目的，而只是一个中介物，力图表现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体(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个载体，一种符号，关键在于它所表征 的“道”。而绘画则能表现一种“非方非默”的状态，能把它描绘出来。因此，中国绘画被看作是表现“道”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迹化出“道”所阐译的哲理。
因此 ，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便从来也与中国传统艺术无缘。P F杰拉德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艺术虽擅长于山水 画，但并不着眼于描画任何现实的风景，而是根据源于现实而又包含着象征和哲理的灵感，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创造。
老子哲学中所具有的某些朴素辨证法思想，如“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万物交感运动的观念 ，都曾渗透在中国绘画的表现技巧中，并被广泛的应用。在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下笔运作时，提出“存心要恭。落笔要松”：在处理客观物象与主观理性关系方面，强调“似与不试之间”，得“不拭之拭 ”：在画面布局技巧上 ，要求具备宾主 、开合、聚散、疏密……等关系：在笔墨技巧上应体现运笔的轻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浓淡枯润等等。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绘画语汇都直接起源于谈论哲学和宇宙观的用语，虚实、气理、向背、心意等。能体现这些辨证关系的经典之作是《石涛画语录 》。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实质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与天地之美的契合，这庄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晋南北朝问中国艺术史上山水题材的勃兴的思想渊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那里，充满了对天地之美的热情赞颂，和对与天地之美相牟的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倾心向往。从艺术审美意义上看 ，它集 中体现为以人情观物态、使自然人化的思维方式，并把与自然精神 的契合作为审美 的理想追 求。追求主客相融 的审美境界，注重表现 主客体 的生命精神，轻视对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绘 画追 求天地之大美，着力表现 天地万物的生机 活力，表现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调 ，表现这种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国传统绘 画注重体现生命、生机，追求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对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绘画从南齐谢赫的“随类赋彩”到剂浩提出的“水晕墨章 ”，很明显是一个 由重视色彩表现到重视水墨表现的绘画观念转变，这就是阴与阳的哲学思维主导下的特殊色彩意识。“运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墨分五色”——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无数历代画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哲学的玄想思维的作用。应该说，水墨世界从真实感上言是无色的、虚幻的，但它却因此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无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现，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对单纯的黑白(纸地 )色来表达天地万物、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概括力。
中国绘画中的儒学因素，过去人们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鉴戒”来解释儒学的艺术功能说，是很片面的。其实，孔子是把艺术更多地视为 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内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孔子儒学对 中国传统艺术的影 响是循着一条这样 的原则的：关注人伦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强调个体独立价值和个人内心情感表现，但不宣扬“个人主义”：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对忧患有 自觉 的认识和敏感的体验，但不渲染，不夸张，不愤激，而保持达观、平和的态度和勇于牺牲的现 身精神，这里面闪耀着人文理想的光辉 。作为一种传统，它对忧患意识的偏爱和对敦厚之风的执着，把艺术表现意识导向了沉郁、豁达、宁静、超脱的内在境界……这或许是孔学儒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形成的最大影响。因此 ，在中国绘画的表现中，有时既强调变化，也注重和谐，绘画语言虽有起伏，但不张狂，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打动力，但格调平和，合乎法度，显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绘画表现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绘画所表现出的空灵旷远的意境，富有哲学的思索 ，最终使人感到 自然天成 、不可言状 的生动气韵，禅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南北朝的宗炳到清代 的八 大山人 ，其中画史上重要的画家大都将禅宗封为圭臬。宗禅要求“不立文字”、“以物观物”，靠的是直觉的领悟，无需理智的分析和那种相互对立、比较的感受。这把中国土夫文人对自然、对人生的审美观推进到更奇异、更神秘、更空澈晶莹的世界。更沉迷于对宁静 、淡泊的审美境界 的探求，和对瞬间即是永恒的壮 阔幽深的宇宙情感的体验。它在对中国绘画的影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静默观照”为特 征的思维方式，借助于自然、简练、含蓄 的表现手法，使画面的意境深远、耐人寻味。以疏简、草略风格独立于中国绘画之林的“减笔”画风，其形成可以说直接源于禅宗思想。最能体现禅宗精神的是宋代的“减笔人物画。其笔势粗阔、减练豪放，墨色浓淡多变，不拘于形。但由此而表现出的视觉形象却流露出一种“笔情墨趣之外”的丰富内涵这些作品如同禅家解经，并不关注客观现实是什么，而 旨在通过疏逸 的“戏墨”追求禅的境界 ，追求自我的解脱 。所以，“画贵有禅趣”，一方面，说 明了中国绘画于禅宗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绘画品评的一种标准大大地扩展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深度。
第7篇
什么是人文画,什么是工匠画,在历史上是经纬分明的。人文画就是画中人文的特质非常强烈,就是一些大文人,在作诗写赋的时候,一高兴,随意配上图了。他们不是专业画家,所以也不需要画得很像。但他们是大文人,有着很强的思想和文字造诣,所以他们的画主要是不是能够传达他们的思想。文人画讲究笔墨情趣,并且关注人本。我们中国为什么会有人文画这个画种,它和西方绘画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中国画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早在中国的上古时期,我们的红山文化中和岩画上,那时期我们的祖先,所画的形象就是人文画的雏形,当然那时期我们祖先的智力还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就像今天10来岁的孩子所画的东西一样,但进入秦朝,我们祖先的绘画水平已经非常高了,从我们出土的秦俑中就可以看出,那惟妙惟肖,那逼真生动的造型不亚于同时期希腊的雕塑。可是这样逼真的雕塑在以后的时期几乎没有发展了,什么原因还是一个谜。从汉代墓画中,人文绘画的影子开始出现,到了唐代已经定型。唐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瑰宝,诗人王维就是一位能诗又能善画的伟大文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是一个非常美的画卷。王维所画的画面是典型的古时人文画。到了宋代,人文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化基本被定型了。波就说过,“论画贵型似,见与儿童邻”,就是似像不像是上品。也就是这样一批文人墨客把中国的文人画推向了高峰。那时画画不过是诗人的插图而已。再加上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统治,以读书为上等,以读书来做官,以读书来治国,那画就不是很重要了。画画不过是工匠做的事。琴棋书画,画也被文人排末位了,就是一个玩味,一个雅兴。清朝的他就不同意他的家人学画画,说那是雕虫小技,要学诗,那是一个文人最重要的本领。可就是这样的人文画,在近代,曾受到徐悲鸿大师的炮轰。说中国古人不懂造型,不懂透视,不懂比例。却同级两千多年,以致衰败了中国的艺术,中国艺术中没有了科学的成分,成为文人墨客的一个附庸。吴冠中也曾说过,没有内容的笔墨等于零。他指的是一些文人画家一味的玩墨,玩味。尤其是近代,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受过西方美术教育的美术大家,对中国人文画是经常诟病的。他从某种角度来说也说得对。当一种文化成为独一的时候,这个文化的环境就出了问题。百花就不能齐放。中国文化一直以来就是这个问题。而且文人画家又瞧不起工匠似的画家,我们现在的文人也绕不开这个死角。到了清朝,我们这样的文化艺术已经衰落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国力在衰败的时候,景德镇陶瓷却出现大量的文人画,珠山八友就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到古瓷一条街去看看,大量出土的瓷片和碗底,几乎都是人文画,三下五笔就是一个图形或一个人物。它不但是三下五笔的问题,而是具备了文人画所有的特质,意趣,笔墨和简练的造型。现在的定论是人文瓷画的艺术高于官窑的艺术形式。我也非常认同这一点。这也说明,国力和艺术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同步发展。当国力旺盛的时候,反而是媚俗文化当道,或官文化当道。这和我们今天又极大地相似。也就是说,在过了衰败的时候,艺术家有更多的时间在思考,官文化也没有那么强盛了,垄断地位受到了消弱,百花才得以开放。
当代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可谓百花齐放,尽管官文化一直用他们的权利来搅乱和垄断艺术市场,但民间的收藏潜力巨大,各路艺术家在尽量施展自己的才华,各种风格的艺术家粉墨登场,包括外地的国画家,油画家,雕塑家和民俗雕塑家都来到我们这个东方小镇。造就了这近十年来我们景德镇艺术上的繁荣。尤其是外来的艺术家,如云一先生,他是画人文画的安徽国画家,他画的老头就是很简练的笔法,内容完全是一个复古的画意;还有何立农先生,他把青花人物渗进油画元素,突破了景德镇以往青花人物传统;陶金先生更是把高温颜色釉当油画来画,尽管他是模仿艾青的油画,但陶瓷语言还是绚丽夺目。再加上陶瓷学院每年的大量有毕业生留在景德镇,有现代的,有抽象的,有夸张和变形的,融进了前卫元素。景德镇本土的画家更是对陶瓷语言驾轻就熟。在这繁荣的艺术市场中,我们看到了人文画艺术在景德镇兴起,不再是传统上的人文画,那种不讲究空间,比例透视和结构的现象,统统都带上很鲜明的景德镇风格。可是从繁荣的一面我们又看到另一个负面,那就是媚俗。在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有令人反感的媚俗东西,不是媚俗官方就是媚俗市场。也就是为了市场搞艺术。那已经不是艺术了。真正的艺术一定要超越市场的时代,那才有生命力,那才是真正的人文艺术。在媚俗的过程中,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官窑文化又给抛弃了。比如图案。除了在仿古瓷上可以见到以外,大多艺术瓷上几乎消失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愿意学这个工艺,的确也是很苦的,又学不出名人和名气,一辈子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所以现在的图案画工比起以前来说很土也很差了,代替的是所谓的综合装饰。当然综合装饰是我们景德镇陶瓷艺术家发明的一种新的陶瓷语言,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意趣,为现代人文画添了不少的陶瓷艺术元素。这个艺术特点是任何平面画都做不到的。这个特点可根据艺术家不同的个人修养进行不同的设计,以达到不同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景德镇的新文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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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20世纪50年代，经由图尔敏、佩雷尔曼等理论先驱的工作，形式逻辑论证理论受到反思与批判，亚氏论辩术和修辞学研究传统重新得到复兴。同时，得益于当代西方哲学语用学转向的影响，论证中的言语行为、语用功能等要素得到关注，从而使得论证研究中的语用和实践维度得以彰显。由此，当代论证理论才逐渐发展和兴盛起来，并完成了研究范式上的语用学转向:从对论证中命题结构的“形式化分析”，转向对论证行为和活动做“语用的探究”。一方面，在理论对象的界定上，当代论证研究完成了一个从“静态化、抽象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到重回实践情境中对论证做“动态性、言语行为式和活动性”解读的概念变革。与前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主要以论证性语篇或文本为对象，发展其解释、分析和评估的理论。而与后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则关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论证行为，探讨论证实践展开的特定条件、形式和过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当代论证研究突破了既往仅对论证做“规范性(prescriptive)”考察的理论局限，进而开启了“描述性(descriptive)”探究的全新视角。概览当代论证研究中的诸种系统化理论，都是力图先对论证的形态、模式、结构、程序等进行客观地认识和描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论证分析方法和评估规范。与此相应，论证活动中不同的语用要素得到了系统关注(如语用功能、言语行为、言语互动等)，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论侧面得到了更全面的探究(如论证的解释、建构、批评与改进;论证主体的参与意图、认知状态和行为方式;论证展开的程序、阶段与调控规则等)。
显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语用转换，为当代论证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论域。但严格而言，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既得益于语用研究进路的开启，也同时受制于这一特定理论进路的局限。简言之，语用的理论视角拘囿于论证所发生的特定语言环境，以其中发生的论证性言语活动为对象，并将之概括为一种特殊语境中的言语交际类型。因而，其论证研究仅注重探讨论证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与交际互动所呈现的特定性质，并致力于提供以实现某种语用功能为旨归的分析方法与规范理论。
然而，论证并不只是展现着某些语用特征的言语交际活动，它还是一种由作为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论证者，依其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特定方式，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社会文化实践形态。与之相应，论证中所涉及的话语并非仅具有单一的、认知性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与解释都将呈现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同时，论证中的语言行为和互动模式也并非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是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进而，在主体对于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论证活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论证效力与规范的理解与遵从等诸多方面，也都将展现出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念体系、习俗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当代论证研究的发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当前语用进路，从而导向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二、论证研究的概念革新
纵览论证研究的发展历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对论证概念的全新解读作为理论先导和前提条件。传统逻辑将论证理解为一种“前提—结论”结构的命题集合，数学化的现代逻辑更是将之抽象为一种具有推演关系的语句序列，这些方式将论证界定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性质的抽象实体，进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论证研究的概念基础。而正是通过摒弃“结构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并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的角度对之加以重新界定①，当代论证理论才开启了其全面复兴与发展。因而，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无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语用论证理解方式，发展一种全新的论证概念界定。
与此相应，鞠实儿从“说理”这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入手，提出了“广义论证”的概念，并阐发了论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说理活动的本质在于“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的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②。更具体而言，说理活动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参与者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因而说理活动将展现出该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次，说理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即通过该活动来辩护或反驳某一特定观点，以改变他人对之的认知态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参与者都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说理活动在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语境中实时发生，因而它受到该社会文化情境中相应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属于该文化群体所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它们确保了说理活动能够有序进行，以及其中的言说方式和最终结果能为其参与者所认同。第五，说理活动中不同参与主体依其文化隶属关系，遵循特定社会规则，逐次展开相互之间的语言表达与回应，因而它具有一个“博弈结构(game-structure)”。
为了能够更严格地刻画上述直观描述的说理活动，“广义论证”(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发展出来:“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它符号”③。以此概念为参照，可以发现，抽象化、形式化的论证界定局限于论证内部的命题关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语境与社会文化要素。当代语用论证概念尽管彰显了语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常量，因而仅刻画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活动。而广义论证的概念则明确揭示出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于论证实践的影响，并且将社会文化因素引为变量，从而将论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扩展到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
可见，对于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而言，“广义论证”为其奠定了概念基础。以之为理论对象，论证实践中所呈现的社会背景、文化要素影响才能够被系统地纳入论证研究领域当中。进而，我们一方面可以着力揭示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在论证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它们在论证发生和展开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致力探讨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差异，揭示不同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较研究。
三、论证实践的社会文化特性
当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实践形态，论证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质，对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题中之义。第一，论证活动具有主体性(agent-based)。“论证的实质并不在于命题，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体个体在人际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动形式。第二，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purposeful)。无论在何种社会文化群体当中，主体的论证行为都受到特定目标所驱使，参与论证活动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尽管其中所应用的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存在差异，但论证活动必定依赖于参与主体运用特定的语言手段和实施相关的言语行为。第四，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规则性(rule-regulated)。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态，论证的展开过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社会规范和互动要求。第五，论证活动涉及参与者的理性认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论证并非单纯的对话交流，它还要求其参与者运用理性认知能力，以证据或理由的交换(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这一特定方式来进行理性的互动。总体而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当中，论证活动都表现为一个表达观点、提供理由、建构论述、展开互动的基本过程，它遵循其参与者所共享的社会文化规范和交际准则，并以理性互动的方式来实现其特定目标和功能。
尽管论证活动总是普遍发生于一个特殊的交际语境，但它同样也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建制当中。社会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特定群体在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导着其个体成员对自身经验的认知，并制约着其行为和互动的方式。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价值原则、信念体系、行为模式等诸多因素，无疑都将关联着其群体成员对于论证行为的理解，及其参与论证活动的方式。由此，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主要议题，正是要着力揭示与探讨哪些社会文化因素、以何种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论证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展开方式，进而，更好地阐明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解与认知、参与和评价方式。
结合当代论证分析的三重向度(论证者的认知向度，它涉及信息处理和建构论证的心智进程;论证的言语行为和命题内容向度，它涉及论证性言语行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张”复合体;论证的人际互动向度，它涉及论证主体之间的交际互动过程)①，并援引认知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论证实践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加以具体阐发。
(一)论证行为与活动的基本认知
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会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体系、社会阶层结构和交际互动模式，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影响其群体成员对论证行为和活动的基本认知，并决定其参与论证的不同理智态度;进而，也将导致他们在论证的识别与界定、论证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参与论证的动机和态度方面，都会形成认知和理解的差异。
论证识别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认知，参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来认定某一行为是论证行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发生的互动是论证活动。与此相关，论证界定则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尤其在其语言系统中)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的描述、说明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语言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其群体成员会侧重于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方式，来对论证行为或活动加以确认和说明。这些差异同时也凸显和强化着不同的论证识别特征，并进而形成论证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实上，不同语言中与论证相关的术语之间，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对应，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确的翻译，比如英语中argumentation一词，以及汉语中“争辩”“说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们都体现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认知论证实践时，所关注和侧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论证的功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在展开论证行为或参与论证活动时所强调实现的基本目标，比如说服他人、获取知识或解决分歧等。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功能的基本认识可能存在差异，进而，论证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同时，某一特定论证功能即使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论证历来都被认定为一种共同解决争议或获取知识的合作;但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它则更多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对峙和争论来改变和压制对方观点的手段。论证的作用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认识和评判。尽管论证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互动形式，但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其基本社会职能的定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评定，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传统非常强调论证对于人们合理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将之确立为公民政治参与和公共决策的基本方式。与之相反，中国社会文化中更为重视传统的传承与权威的维系，并强调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和平与协调，所以，论证长期以来(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领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①。
论证动机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主动实施论证行为和参与论证活动的意愿、内在驱动力及其强度。论证态度则指个体基于其看待论证行为或活动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价值评判、情感状态和行为倾向。对于自然、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价值追求，无疑都将制约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成员看待论证行为和活动的方式，并造成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选择参与或回避论证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动机强度。文化心理学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论证中涉及主体之间在观点上的直接冲突，这与东方文化在人际关系上所崇尚的“和谐”价值相对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认定论证导致情感的伤害和人际关系的破坏，从而会常常主动选择回避论证，以避免尖锐的对峙和冲突②。
(二)论证的思维模式与说理方式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面对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情境，人类群体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习惯，进而，人类的高级认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实际上也受制于其社会文化背景。纵使应对相同问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策略。与此相应，论证行为和活动同样涉及参与者的理性思考与认知能力，因而也会展现出社会文化因素所导致的差异。具体来看，这些差异将进一步体现在论证中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方式、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以及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认知习惯，以特定的方式对其所面对的信息资料所进行的收集、整理、传递和应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方式，这进而决定着其成员个体在参与论证活动时分析、组织和运用相关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们在建构论证时所用及的信息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呈现差异。从信息的整理和分类方式来看，有研究表明亚洲人擅长借助“主题关联”(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国人则更依赖于“范畴关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样，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表现出在关注程度、解释方式和处理能力上的差异。比如，亚洲人更易于关注对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则通常会更直接地关注对象本身的信息④;当一个对象被置于一个新背景中时，日本人对该对象信息的接收、处理和判断速度就明显慢于美国人⑤。
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能够在论证中充当论说依据、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认定和分类，以及依据特定标准和方式对其证明力和价值所进行的划分与排序。基于不同的社会实践形态，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差异的合理性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而对于合理性、正当性和可靠性等规范概念的基本认识，决定着论证主体理解与回答“何种素材，基于何种缘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主体的认知状态、或者足以奠定某种可接受性”这一问题的特定方式。因此，针对同一论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选择和运用的证据与理由，可能会在形态和类型上都存在差异。同时，对于相同类型的证据与理由，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对其支持力的权重和价值形成不尽相同的认识①。
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当中对于某些特定推论方式和论证模式的特殊信任和习惯运用。认知科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和社会结构，会形成人类群体不同的思维结构、认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时，不同的主导思想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会对其群体成员惯常运用的思考方法和论说方式形成制约。这些都将进一步导致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认为亚洲人习惯于运用“辩证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则偏好使用“形式逻辑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样，逻辑史研究也表明，与西方演绎逻辑传统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论证型式是“推类”或“类比”③。
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建构和表述论证时，所使用的内容组织策略和语言表达方式。在建构论证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基于对证据和理由权重的不同理解，会在理由类型、强度和数量的选择与组织上都展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达论证时，不同社会文化的语言系统则会影响其群体成员表述论证内容的语言手段和方式。同时，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言语交际规范的不同理解，也会对该群体成员的论证表达方式形成约束。简言之，论证主体在进行论述时是着重凸显理由的强度还是数量，在转引理据时是偏重直接援引还是加工重述，在展开论述时倾向于回旋婉转还是直入主题，在表明观点时是更为直接、明确还是较为间接、隐晦，诸如此类的差异实际上将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④。
(三)论证的接收与评价
作为人际交流的一种特定实践形式，论证不仅涉及主体自身的认知、建构和表达维度，而且还涉及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展现着主体间性维度。更明确而言，它还关联到其他主体对于论证内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释、理解与接受，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态度、情感或行为改变。同样，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中社会关系、交际模式和伦理观念的特定影响，这一互动过程中也会呈现出论证接收和评价的差异方式，并尤其表现在论证的恰当性、论证的强度、论证的生效性以及论证的规则等四个方面。
论证的恰当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适合实施论证行为或展开论证活动的情形和条件的基本认知，简言之，即群体成员对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针对什么对象，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论证”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论证的主题和范围、时机与场合会受其社会规范所限制，从而使得适合于、或者被允许进行论证的内容议题和可能条件不尽相同;论证的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论证方式也会受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制约，从而使得论证得以发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开方式都存在差异。更实质而言，某些社会文化规范还会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论证活动本身的内在规范，而这些规范本身也同样体现着社会文化差异。比如，西方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师道尊严”具有不同旨趣，进而，两者对于师生之间的论证互动就会产生差异影响。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会以特定的方式约束着中国人群体中晚辈与长辈之间的论证行为，而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礼貌”要求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在公开或正式场合中论证互动的恰当方式。
论证的强度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中理据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评判和所用到的规范标准。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性观念，会影响到其群体成员对于理据之相关性与充分性的基本理解，进而，导致他们对论证品质(其逻辑性和优劣性)的不同认识和差异判定，以及对谬误的不同认定与分类。基于对论证情境、议题和目标的特定理解，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关于论证强度的不同要求，这特别体现在论证中所包含的理由类型、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亚洲人偏重论证中理由的数量，他们易于认定更多理由具有相关性，有时甚至还能容忍证据之间存在冲突;而美国人则注重理由的质量，在其论证中通常仅提供少量的(甚至单一的)、但却较为清晰和无争议的理由①。
论证的生效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在实践情境中是否实现其目标和功能的基本认知及其判别标准。相比而言，论证的强度是论证中理据所对应的内部规范性，论证的生效性则是论证在其表达与互动中所对应的外部实效性。在诸多社会文化传统中，这两者之间既显示出明确的现实分歧，也展现着特定的动态互动。事实上，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恰当性的理解，将影响其成员对于论证行为及其方式的意义把握，进而制约着他们对论证行为实际效果的判定。同时，主体对于论证实际发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对于该论证互动的即时目的与语境因素的特定解读，都将影响到他对于论证实际生效与否的分析和评判。质言之，论证的生效性更多依赖于主体对于论证实践具体情境的实时解读，而这受制于该主体对于社会关系体系和人际互动模式的基本认知，因而也会呈现出社会文化影响。
论证的规则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进行论证活动时其言语行为互动所遵循的调控性规则(regula-tiverules)。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对于交往模式及其社会互动规范的差异理解，制约着该群体论证实践的特定展开方式，也影响到保证其论证活动能够有序和合理进行的调控性规则。对于处在特定论证情境中的主体而言，这些调控性规则明确规定了他在具体的论证进程和特定的互动环节上，能够被允许(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为方式和回应方式。实质而言，正是论证的规则确保了论证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及其展开进程和最终结果的合理性。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上的不同形态，实际上所展现的正是具有社会文化差异的论证规则体系。
四、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拓展
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实践活动，论证既体现着跨文化的理论特性，也展现出在基本形态、行为方式和互动模式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全面揭示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特性，并合理阐明它们在论证行为和活动中的呈现方式和作用机制，无疑将深化和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论域，并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逻辑与认知差异，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论证协商)的可能机制。前文对于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差异体现的具体分析，建构了探讨论证中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我们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视角。实质而言，这一初步理论框架既整合了文化与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又结合当代论证研究成果，发展了诸多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检验性的理论假设①。以之为基础，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如下三个进路来展开:
第一，语言学、尤其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进路。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和言语行为，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表达技巧、文体风格和语言用法，其背后都渗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发掘、分析与比较不同语言系统中与论证相关联的语词形态、语篇特征和表达方式，是阐发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比如，中文指称论证活动的语词既具有多样性，又呈现出特殊而精微的区分(如论、说、争、议、辩、争论、论辩、说理等词)，其中无疑体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的基本认知、性质概括和形态划分。同样，与论证相关的诸多中文谚语、俗语等(如“理不辩不明”、“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等)，也都展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形态、功能和态度的特定理解。
第二，质性研究、尤其是人类学考察、民族志研究进路。论证是一种实时发生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实践活动，通过人类学考察能全面而真实地对其具体形态和特性做出描述和解释，进而确切揭示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一方面，可以选择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开展田野调查，尤其关注其实际生活中论证活动的具体发生发展过程，分析与解释其中的特定行为和互动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参阅人类学家关于他人文化的民族志研究，整理其中所记述的论证行为和活动，进而揭示其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此外，我国古代文献中记录着论证实践的诸多文本，也为揭示中国文化传统中论证实践的特殊形态和特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②。
第9篇
伦敦奥运会会徽以数字为主体的图形展现在世人面前，充分展示了伦敦奥运会会徽设计的个性所在。它以嵌入的方式把主办城市、时间及奥运五环等符号融入主体图案中，打破了历届奥运会会徽设计传统的固有模式，表现出崭新的现代视觉形象。
一、民族文化的体现
会徽设计中的民族文化气质，其体现的文化精神可以从会徽图形和色彩入手。伦敦奥运会会徽同样受到伦敦这座城市特有的气质的影响，而会徽设计则与当地的社会传统文化相适应，在不违背当地风俗习惯和的基础上，寻求贴切表达民族文化的视觉语言，使奥运会会徽艺术在文化内涵上不断延伸。伦敦这个城市具有国际性。19世纪的工业革命，经济的持续繁荣，导致人口快速增长，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建筑设计师，使伦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二战之后，欧洲难民来此寻找新的生活，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英联邦中的西印度群岛的移民也来到这里谋求自身的发展。近20年来，大批亚洲移民来到伦敦。因此，这里已成为不同种族、宗教和肤色的民族组成的城市，他们之间相处融洽。当然，不同文化的融合，使得伦敦成为一座富有活力和魅力的文化城市。比如大英博物馆、大本钟、话剧、音乐、歌剧和芭蕾等文化的积淀，为伦敦奥运会会徽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文化底蕴。
伦敦奥运会会徽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设计了不同的颜色，分别是粉、橙、蓝、绿四种颜色。粉红色代表着纯真、温暖与甜蜜，骄人而可爱的品格代表着梦想、激情与热情；橙色代表着力量、成熟、智慧，是收获与繁荣的象征；蓝色代表着宁静、深邃，是沉稳、理性的象征；绿色代表着和谐、贴近自然的感受，是运动活力、公平竞争与和平的象征。会徽对色彩的大胆应用，获得了完美的色彩效果，在追求色彩的新颖和独特性的同时，主体图形表现出运动的精神，使奥运会会徽形象主题更加鲜明、图形与色彩搭配更加生动活泼，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伦敦奥运会会徽图形与色彩的应用恰恰体现出英国是站在本国民族文化的多元化的角度上所设计的，会徽中数字的图形化和多种色彩的应用，将这个民族开放、多元的文化传统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主题文化的体现
主题文化孕育着一种特殊的文化基因，成为会徽设计的灵魂。本届奥运理念是：“伦敦2012将是每一个人的奥运会，每一个人的‘2012’，让奥林匹克精神启发每个人。”可以看出奥运会的精神将走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不仅仅是属于运动员的，更是属于世界大众的。本届奥运理念发出2012年奥运会邀请世界每一位成员的积极参与、分享奥运的快乐，共同点燃奥运的激情与梦想的号召。2012年伦敦奥运会会徽是由阿拉伯数字“2”“0”“1”“2”组成，第一个数字“2”代表亚欧大陆，数字“0”代表北美洲，数字“1”酷似非洲，第二个数字“2”代表南美洲，而大洋洲则是包含在数字“2012”中的菱形小方块中，图形化的数字“2012”与世界地图具有相似性，注重主题表现的个性和图形随意性，形成动感的视觉效果。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整个会徽将本届奥运会的主题文化即奥运属于世界每一个人包含在图形中，给人一种活力、动感、自由、开放的感觉。
本届奥运会与残奥会共同使用这一会徽，只把残奥会会徽中的色彩大小略作调整，这样的设计既节约设计成本，同时又让全世界认识到残奥会也是奥运会的重要组成，从设计人性化的角度体现了人们对残疾人士的尊重，将奥运会提倡的平等精神在残奥会上贯穿始终，也使得本届奥运主题精神贯穿始终。
三、时代文化的体现
时代文化是会徽设计的另一种文化形式的体现，是流行时尚的趋势导向，审美趣味的变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会徽设计要适应时展变化，体现时代文化内涵。目前会徽设计处在文化快餐的时代，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多形态会徽设计的出现，这种改变原有形态的图形，展现一种新的时代风貌，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此届会徽采用图形化的数字进行表现，图形外形实现了多形态，具有深邃的抽象含义和神秘感。象征伦敦奥运会将是所有人的奥运会，鼓励所有热爱运动、爱好和平的人跨越语言和地域的界限，手拉手相聚在奥运五环旗下，不断战胜自己，不断超越自己，实现心中的梦想。会徽中的“2012”是通过图形化的处理而产生的主体图形，让观者对图形化的“2012”印象深刻。由数字“2”表现图形的构成方式包含的直线和斜线，给人一种力量之感，具有抽象之美。被抽象化了的几何数字“0”，用理性的点的图形来构成，是现代感的体现。经过图形化后的“2012”， 使会徽简洁却富有深意，更加注重内部图形结构的动态平衡，形态上具有简洁性和抽象性，呈现出无穷的生命力，多种色彩的应用，使色彩具有较强的时代感，体现了一种现代、活力与创新的融合。会徽以简洁、抽象的图形化的几何数字形式作为图形主体，实现了形态上的多形化，符合时展的潮流。
结语
奥运会会徽在吸收传统文化的同时，紧随时展，在创意出发点和表现方法上力求创新和独特性，向世人展现伦敦奥运会特有的主题文化和奥运理念。2012奥运会会徽的设计不仅注重空间关系上的处理，实形和虚形的合理安排，更加突出了会徽中的文化特征。整个图形结构稳定，错落有致，具有一种动感和时尚气息，充分体现了运动的激情。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届会徽主要以图形化的数字为主体，会徽的各要素在视觉流程上进行了合理的、系统的设计，准确传递了本届奥运会特有的文化内涵；另外，有利于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交流，展示出奥运会举办国家和城市的独特魅力。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奥运会会徽不仅能将奥运会精神与本国、本地区的文化包含在其中，同时也传达一种艺术观念，促进当代设计的发展，体现出奥运会会徽独特的诉求视角，推动世界的进步。
参考文献：
[1]高谊，刘莉.奥林匹克万事通[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8．
[2]刘学.奥运图形元素[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美术出版社，2007．
第10篇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从对大自然的茫然无知，到渐渐有所了解，艺术家的视野开始回归了人本身，此时的艺术在弗洛伊德及同时期文学作品的影响下，看到了人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三位一体，让艺术家更注重发现人、理解人、诠释人。而此时的文学，“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封为鉴定文化的准绳”。西方早期的绘画可以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美术开始，古希腊与古罗马出现了辉煌灿烂的绘画艺术。古希腊的古风瓶画是实用工艺的杰出创造，而古罗马绘画的色彩更加艳丽，其壁画、肖像画都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中国绘画同样经历了一个“写实性”的发展过程。《人物御龙帛画》描绘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缰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龙首轩昂，龙尾翘卷，龙身为舟，迎风奋进。龙尾之上立有长颈仙鹤，龙体之下有游鱼。帛画中的华盖飘带与巫师衣带随风飘动，表现了巫师乘龙飞升的动势。“叙事状物，寄托情感”是早期美术作品的主要功能。
二、中世纪宗教语境中的绘画
中世纪处于古典文明的结束与复兴之间，中世纪艺术属于基督教艺术，这时的艺术，开始了从“哲学情怀”到“宗教情思”的过渡的大语境。此时艺术变得崇高、神圣，它不注重客观世界的真实描写，而往往以夸张、变形等手法表现精神世界。中世纪审美观发生了变化，艺术品不再模仿现实社会，而是注重表现基督教的威严和神秘。在人物塑造上，人体一般直立，张开双手，但是还是有罗马艺术的影子。新兴资产阶级力图复兴古典文化，在造型艺术方面，以写实传真为首务，开创了基于科学理论的表现技法，如人体解剖和透视法等。汉魏对图宣讲的传统在佛教传播中，将佛教主题与中土的手卷画形式有机结合；正如先秦许多绘画是为讲述而存在的，这些画卷也是为演讲者而创作。佛教艺术家的任务是在纸、绢上描绘佛教人物的神变，变文的讲解者在讲唱时即以此作为一种图解（在这些画卷上一般还有简要的文字提纲），按图讲说。图绘再次成为口头叙事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
三、现代绘画中与文学语境的同步发展
纵观世界艺术史，文学语境与绘画语境始终在同步发展。高明的画家往往能够在意境中把握事物独特的艺术特征和表现自己深刻而独到的人生感悟。这种意境是画家自身修为的体现，受画家的文学艺术修养的制约。文学艺术修养是难以琢磨的，它来源于艺术家心灵对世界和人生的独到感受。绘画中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1）许多优秀的绘画作品大多把文学作品的内容当作题材；
第11篇
竞争与逍遥两重维度并不是完全独立或者互斥的，相反，这二者是可以相互构成基础的。换句话说，现代社会存在两种大众文化：一种是宣扬和鼓励竞争，一种是要同情和照顾社会上大部分未取得或暂时未取得成功的所谓的弱者的需求。这两种大众文化从表面上看，二者的存在毫无逻辑问题，并且不加以深入思考的话，这两种文化还充斥着某种温情脉脉的，具有历史进步性意义的和人性关怀的温馨，但一旦对之进行深入追究与考察，其所带来的后果是不管是积极的竞争者还是被同情者都已悄无声息地被架构在现代社会当中不能充分品味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所有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来讲，在充斥在竞争与淘汰的大背景下的心灵是否能真正体会到真正的逍遥与安慰？魏晋时期的玄士在面对当时黑暗的现实与腐败的为官之道时，其在谈玄说妙中抒发自己的抱负与志向，有相关学者认为魏晋玄士不懂儒学，更不懂入世之道，但事实与此相反，正因为其对儒家文化的精通与其看到魏晋时期的为官入世之风，其才选择通过给《老子》、《庄子》、《周易》等书注疏来表达自己摆脱名利的那种逍遥与洒脱，其中的典型又是“万物与我齐一”，即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与自然的自由自觉自为的那种关系，顺应自然之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的一种共生和谐的状态。但在现代充满各种竞争的社会当中，人们是否完全体悟自然，是否能使自身与自然达到共生？处于高节奏的生活与工作中的现代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异化的抑或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和谐。当然你可以反驳说，都市的人们可以洒脱地暂时离开他生活的城市与工作的岗位，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当中，但所有的烦恼或者困惑在你离开自然的那一刻全部重新涌向你。长此以往，再美再迷人的自然风光在现代工作与生活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因为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人没有真正地领会过自然的本质或者体会过与自然完全共生和谐的一种状态。人与自然表面共生而实质为异化的集中表现无疑是现代社会的旅游模式：车上睡觉——下车拍照，购买各种地方特色纪念品。也就是对于现代人来说，使自己很好地融入大自然的方式是用相机或者摄影机将美景“占为”己有，在美景面前留下自己的倩影。但如此“占有”大自然让自己内心真正获取更多的色彩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二
在实证主义遍行天下的现代社会，人们只相信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危险的，因为人们只能看到作为整体存在的东西的一个方面，而看不到贯彻于事物或者事件始终的精神或特质，这往往会让我们陷入狭隘的见解当中，最终让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井底之蛙。如同我们与自然的交往，我们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是简单地“咔嚓”之后将风景装进自己的电脑，而是将自己的人生与自然之道相结合。在历史上，人与自然本来就是共生的，如中国古人寓情于景，寓人生意境于山水画，更通过描绘祖国山河之豪迈之势表达自己的人生旨趣。现代社会之所以说起“自然”，谈及“逍遥”就给人以消极的印象，是因为自然是完全外在于人的活动的，人是主体，自然、事物是客体，自然是外在于人存在的存在者，可以任由人类处置，长此以往的这种自然外在于人类最终会导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频繁的地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竞争作为一种被大众广泛接受的社会生活方式已经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并且竞争也是任何一个处在社会当中的人无法避免的，这也导致人们普遍相信竞争能够给自身或者给自己所在的组织甚至国家带来各种效益，更有甚者，将竞争列为一项游戏规则来摆布其他人。但因为生活的沉重与对意义的探寻，人们再也承受不住裸的、血腥的或者让人喘不过气的激烈的竞争，由此，聪明的人们想出以一种娱乐性质的形式出现，各种选秀如中国好声音、出彩中国人等等节目就是掩盖这种残酷竞争的最好例证，人们在观赏的过程当中很难体会到这个平台对于当事人来说的真正意义或者沉重的但又期盼自己出彩的心境，但不管怎样，以娱乐形式出现的竞争之所以广泛存在，就因为其能够真正凸显出一部分人的价值和意义，虽然这是一小部分人。并且，在竞争过程中，对于暂时的失落者报以一种温情脉脉的关怀。
三
第12篇
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在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时，往往会由于建设经验较少而导致出现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导致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受到一定的阻碍，影响了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而且，我国的人口、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还可能影响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以下就是对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进行的简要概述，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我国所建立起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的法律等都有一定的纰漏，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等方面都不能做出更为严谨的管理和制约，严重降低了资源的利用率，影响了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违背了我国一直秉承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另外，我国对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保护程度仍然不够，法律的制约还不成熟。这些都将会导致我国法制建设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严重阻碍了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第二，我国在对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主体认识程度不够，无法在对建设主体的教育以及培训等方面进行十分严谨的工作，这就可能会导致我国对法制建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能进行地更为彻底地解决，在建设过程中出现更多的隐患，不利于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制建设。
第三，在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所建立的法律以及其他制约性法制等都对我国环境等方面的建设提出了较为明确的措施。然而，这些法律并没有将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建设提升到较高的法律地位上，这些都不能使得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发展利用率得以提高，同时也使得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受到较大程度上地影响。
二、解决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中问题的主要措施
在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过程中，由于我国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各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制约问题的法律规定等都还不成熟，造成了一些问题的出现。因此，为了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解决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寻找出一些解决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中问题的措施成为了一项较为重要的任务，这些主要措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相关部门要建立起适当的法律法规，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我国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就是为了能够充分体现我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在法律方面做出较为严谨、科学的工作。我国需要在自然环境的整治方面做出较为完善的法律制约，促进环境的科学发展，确保环境清洁卫生。另外，我国还应在对自然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方面做出更为严格的法律制约，确保自然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将会使得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得到更为科学、合理地发展。
第二，我国要注意对国际上在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发展建设方面有所成效的建设经验等进行适当地吸取，摒弃较为落后的建设发展模式。在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时刻明确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主体，确保建设能够得到贯彻落实，避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另外，在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中，我国还要对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促进我国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方面的发展。
第三，我国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在法律等方面进行适当的修整、完善。相关部门可以制定出适当的奖惩制度等，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进行科学、有效地指导。同时，我国还应当注意避免国际上阻碍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发展的文化的影响，建立健全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
三、结语
第13篇
文化资本一词最早可追溯到Baumol、Bowen（1966）《行为艺术：经济学困境》一书的出版问世。该书虽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资本的基本含义，但却论证了行为艺术等文化产品也像普通商品一样具有经济价值，并将给传统实体经济学研究带来新的挑战。法国学者布迪厄（1990）是文化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他首次从社会学角度对文化资本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指出所谓的文化资本是指基于文化交易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可赋予人们权力和地位象征的累积文化知识；文化资本通常具有三种形态：一是个人内嵌式的文化资本，即包含在个人之中的价值观、文化知识素养、等；二是实物附着式的文化资本，如书画艺术作品、建筑造型艺术等能够以物理形态作为资本交易；三是组织制度化式的文化资本，如各类学历学位证书、从业执照等。继布迪厄之后，澳大利亚学者思罗斯比（1998）则从经济学视角进一步论述了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功能，他认为所谓的文化资本是基于文化表现出来的有形或无形财富的积累，可称之为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有形文化资本为物质文化遗产和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产品，包括建筑、遗址、油画、雕塑、工艺品等；而无形文化资本包括民众的思想意识、实践信念和传统价值等。这两种形态的文化资本均可以通过消费和服务的不断流动，如旅游、广告，激发艺术家、建筑师和音乐家的创造灵感等方式，获得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实现文化资本的增值。从上述关于文化资本的含义不难看出，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瑰宝的徽派建筑也一定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本。
首先，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来看，它兼具有形和无形两种形态：一是有形文化资本，这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主体，包含了以徽州建筑本体为单元的文化资本，如古民居、牌坊、祠堂等古建筑，也包含了所有以徽派建筑符号为元素的其他建筑实体，如园林景观、工艺品、艺术创意作品等；二是无形文化资本，包含附着在建筑本体上的文化价值，这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核心，是通过建筑形式表达出的民众共同认知的文化价值，如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教化功能等。其次，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分类来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不可移动实体型文化资本，主要是徽派建筑实体以及与徽派建筑实体相关联的徽州自然风光、地形风貌，这些都是徽派建筑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类不可移动实体型的文化资本可以用来旅游开发；二是可移动产品型文化资本，主要是根据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再创造出来的，能够像普通商品可以移动带有显著徽派建筑符号特征的文化艺术产品，包括图书、影视作品、摄影绘画等；三是意识形态型文化资本，是指那些依附在实体的徽州建筑文化资本之上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历史传说等能够带来精神经济价值的文化资本。最后，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本质特征来看，一是复杂多样性。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充满了生机盎然、形态各异的诸如审美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象征价值等文化价值，这庞大的文化价值子系统，使得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具有结构复杂多层的特点。二是边际效应递增性。
经济学著名的戈森规律认为边际效用递减。然而，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并不是简单的生产和积累，而是大量的信息符号，它能够通过文化符号的创意使用不断生产出新的需求；同时还因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的无形资本具有累积生长的能力，能够自我更新，培育发展出新的符号与财富价值体系，因而它不像一般资本通常会边际效用递减，而是呈现独特的边际效应递增性。三是溢出效应强大性。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群体如拥有相同的道德观念、传统价值等文化资本时，会产生文化认识的趋同，这种文化的趋同会带来更广泛的带动和模仿效应，从而获得外部的收益。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的文化价值所包含的道德观念、风水观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涵盖在建筑形式中的道德伦理诉求，这些均能产生强大的约束力、效仿力、凝聚力和传承繁衍力，从而获得不可估量的外部收益，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综上所述，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是指附着在徽派建筑之中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各种形式资本（具体结构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结构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部分，其中有形部分对应的是徽派建筑的不可移动实体型和可移动产品型的文化资本，无形部分则对应的是徽派建筑意识形态型的文化资本。因此，无论是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还是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及本质特征来看，徽派建筑文化资本除了具有一般资本的共性之外，还具有文化资本的特殊属性。
二、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构成要素
符号化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进化的结晶，是社会文化资本发展完善的根基。正如卡西尔（1944）所指出：符号化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社会文化的发展依赖于人类的符号化行为。索绪尔（1916）最早从语言符号的结构中提出了“符号化”理念，并指出任何符号化系统都是由“能指”和“所指”元素组成的：“能指”元素是指符号的形式，表现为可感性，而“所指”元素是符号传递的意义，表现为抽象和不可感性。皮尔斯（1873）则结合建筑文化符号的特点将建筑文化符号分为“图像”、“指示”和“象征”等三类符号，其中，图像符号是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图像相似性的符号；指示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符号；而象征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联系符号。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出经过漫长历史演变的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系统及其构成要素。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是其文化资本的有形部分，是由徽派建筑的本体构成的。诸如粉墙黛瓦、祠堂、牌坊、马头墙、水井等已成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标志性的能指元素符号，如表1所示。所指元素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无形部分，是附着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之中反映先民生活理想和愿景的符号要素（如表2所示），也是“器以载道”的典型代表，并通过谐音、联想、约定俗成的隐喻等，表达了先民们祈盼富足美满的意愿。综合表1和表2可勾勒出由各种能指和意指元素所构成的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系统结构，具体如图2所示。
三、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
符号消费理论是鲍德里亚具有颠覆传统经济学意义的理论，他在其著作《物体系》（1968）中指出符号消费是指消费对象由物的使用价值转向了物的符号价值，而符号价值其实就是物品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李恩来(2014)则认为这些符号价值不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目的，而是通过消费物品中所包含的隐喻、象征和延伸的意义，满足人更高层次的欲望，比如旅游的目的已超越了仅仅欣赏风景名胜的功能，而是达到快乐、休闲的欲望。因此，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内涵丰富多彩的“能指”和“所指”元素所构成的符号化结构系统，不仅可以极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精神欲望的需求，还可以通过多种符号化消费的途径产生巨大的文化资本价值功能。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挖掘开发的实践表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主要通过如下三大途径实现的：一是旅游消费。通过游客游览徽派建筑的历史遗址，使游客获得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实体形态的直接消费体验，从而构成了对徽州建筑文化资本的消费，整个旅游体验过程其实就是对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过程，这种体验带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符号意义。二是博物馆消费。如安徽省博物馆举办的由水口园林、牌坊、祠堂、建筑构件与装饰艺术等单元构成的“徽州古建筑陈列”，以及黄山市的“徽州三雕”博物馆、明清古民居建筑博物馆、徽商博物馆等。这些以展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符号为基调的博物馆正不断地吸引游客参观消费，使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得到传承和积累，极大地提高了徽派建筑文化软实力的经济价值。三是艺术设计消费。徽派建筑符号系统浓郁的地域风格使之成为独树一帜的民俗元素。众多设计师将徽派建筑符号的能指元素糅进园林景观、休闲度假村的设计当中，并成为显著的文化地标，如歙县新徽园、屯溪老街、黄山云谷山庄、合肥的三河镇等，而马怡西则运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将“四水归明堂，归水亦弘扬”的思想融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室内设计中，喻意良性循环，凝聚力与外向力的辩证统一，充分展示了具有徽派建筑特色的艺术符号。所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其旨趣不在经济现象的量化，也无法在消费行为与其他因素间找出数字表示的函数关系，只能做主观的判断，以满足某种消费欲望的过程。因此，人们对徽派建筑中的无形文化资本所代表的意义进行消费，是以满足或表达对生活的某种祈盼和理解，其实质就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所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例如，大量的个体企业、门面商店、家庭装修等，采用徽派建筑装饰中的蝙蝠、荷花图、葡萄松鼠图等所指元素符号，以祈盼财源滚滚，祥和美好的生活愿景。又如以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为背景的影视、音乐、图书等文化产品（如纪录片《走进西递》、电视剧《红顶商人》等）都是将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所指元素的符号系统融入作品之中，从而满足民众的精神消费需求。
四、结束语
第14篇
[关键词]网络第四媒体/媒介网络媒体第二媒介时代“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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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
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
（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
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
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
“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
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书目]：
[1]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炘炘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第15篇
对人民群众进行以“和谐”为底色的社会道德教育，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群众文化中吸纳了中华民族丰富的道德精华，诸如“寓德于乐”“寓德于文”“寓德于情”“文以载道”等，都是当前我国群众文化的传统特色。以群众性、广泛性、娱乐性和教育性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群众文化活动，在人的品质培育、人的灵魂塑造、人的精神内涵丰富、人的文化精神提升各个方面功能的发挥，使人们拥有良好的精神风貌，振奋人们的精神状态，陶冶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群众文化一直都在大力弘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社会道德传统，使得参与者自觉主动滴运用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比如，广大农村和城市社区的群众文化活动中，都结合开展了诸如“模范家庭”“模范夫妻”“道德楷模”“奉献爱心”等等内容，振奋了群众精神，激励了群众热情，增进了社会团结，营造了高尚的道德氛围，极大地提升了群众的道德水平。
二、群众文化发挥着凝聚力的作用
通过开展广泛的群众文化活动，积极创作和展示弘扬和谐理念的优秀作品，可以传播和谐社会的理想，宣传建设和谐社会的观念，使得和谐社会的建设深入人心，最大限度地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更进一步把和谐社会建设的理想和信念内化为全社会的意识，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和为真、和为善、和为美、和为贵”的共识，就会极大地提升全民族的内心凝聚力，从而引导全社会形成齐心协力共建和谐社会的滚滚洪流。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群众文化发挥凝心聚力的作用还表现在，它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和谐社会的内在精神和魂魄，在所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领地位。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领，和谐社会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失去根本。在社会结构变动、经济体制变革、利益格局调整、思想观念变化的形势下，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群众文化的广泛开展，正是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途径。群众文化的广泛开展，通过多种多样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地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转化为社会共识，并以此逐步地形成全社会的价值体系，就能够消解思想冲突，提升社会认同，社会摩擦，避免社会动荡，从而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有力的保证。
三、群众文化发挥着素质支撑的作用
国民素质的培育和提升，是教育和实践活动中实现的。提升国民素质，第一要使国民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还要培育全体国民的个性力量、人格力量，培育全体国民克服困难、面对艰难困苦的适应力、承受力和应激力等等良好的心理素质。第二要培育全体国民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提升科技文化素质。第三要培育全体公民的政治素质、法制观念、责任意识、开放意识、爱国意识。第四要培育公民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群众文化是一种多方位的、特殊的知识和能力的载体，它具有普及各种知识、传授各种能力的作用。人民群众在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可以提高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能力，可以扩大知识面，可以提高生活和工作能力。群众文化活动具有传授和交流的功能，可以使人们在参加群众文化活动中增长经验和才智。群众文化还是对国民进行终身教育的一个好途径。
四、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