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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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1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双满意调查法”实施后患者对护士接诊态度、住院环境舒适、产前产后健康教育、沟通交流、服务态度、陪同检查、穿刺技术、巡视病房及时性、满足需求及时性、患者隐私保护、费用合理性、出院指导内容等各项护理工作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实施前（P＜0．01），见表1。

1.2护理人员自身工作满意度“双满意调查法”实施后，护理人员对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绩效考核、薪水分配、人际关系、个人发展机会、职业成就感、工作自主性、科室管理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实施前（P＜0．05），见表2。

1.3护理质量“双满意调查法”实施后，病房管理、健康教育、基础护理、母乳喂养指导、专科护理、技术操作、护理文书、消毒隔离等护理质量明显高于实施前（P＜0．01），见表3。

2讨论

一所医院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及生存发展，取决于良好的医患关系。而产科是医院的一个特殊科室，产妇是一个特殊的就医群体，出于对自身及围生儿健康的关心，她们对健康的需求日益增加，因而常对医务人员提出过高的要求。有报道指出，全国医患纠纷中妇产科约占1／3［5］。戴爱秀［6］对本院医患纠纷调查发现，妇产科发生的护患纠纷占全院护理纠纷的29．21％，指出护患纠纷不仅影响医患关系的和谐，对护理人员也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职业倦怠感，影响工作积极性。护理人员与患者接触最多，患者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取决于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意识及服务水平。有研究表明，产科护患纠纷发生原因主要包括护理技术操作水平不高、服务态度不佳、护患沟通不善以及患者或家属本身的因素等［7］。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的高低对护理工作的评价具有可靠性及参考性［8］。“双满意调查法”就是患者满意、医务人员满意，而双方满意的原则是“一切为了患者”“提高医护人员的职业认同感”。

开展双满意调查活动，有助于在了解医患双方需求的同时，尽可能改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缓解医患矛盾，提高患者满意度［9］。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产科实施双满意调查后，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护理人员对自身工作满意度以及护理质量均较实施前明显提高，表明该护理模式是一种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并改善护患关系的方法。通过发放双满意调查表，医院及科室能够通过患者的反馈及时掌握护理人员的工作情况及医患关系情况，通过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了解患者对护理人员的需求，对护理工作中存在的缺陷及时进行整改。对表现好尤其是患者点名表扬的护理人员，科室除通报表扬外，还在绩效考核方面予以充分体现，体现“多劳多得，干好多得”的绩效考核原则，并直接与评优、进修、晋职等挂钩，使护理人员个人发展机会增多，获得职业成就感，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主动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努力改善工作环境［10］，搞好与医生、护理人员及与患者的人际关系，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主动提高操作技术水平，从而提高患者满意度。

有研究表明，无论是物质激励还是口头表扬等精神激励，对护理人员都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激励模式，促使护理人员发挥自身工作潜力，主动改善工作细节，提高科室管理水平，更圆满完成护理工作，从而使护理人员对自身工作满意度提高，患者满意度亦相应提高［11］。而对患者投诉较多的护理人员，除给予通报批评，按照绩效考核规定扣除相应的绩效工资外，还应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查找发生纠纷的原因，寻找更好的途径去解决问题，将消极事件转变为积极结果［12］。若护理人员再犯同样问题时，应取消评优、进修、晋职资格，从而有效督促护理人员严格执行各项护理工作规范，提高护理质量。

第2篇

在中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医疗服务是通过自费或者大部分自费获得的，所以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就会有着较高的期望和要求，一旦医疗服务不能满足这种期望和要求时，患者就会极为不满。这正是导致医疗纠纷和医患暴力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同样，这也导致了社会各阶层对医疗服务的不满，中低收入者抱怨“看病难，看病贵”。高收入者也在为花钱也无法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而不满。这些都是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所致。

多年以来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公费医疗长期集中于少数领域，未能惠及普通民众。医疗保险未能达到全民覆盖，以及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健全，也是使我国医患矛盾不断加深的重要原因。只有通过完善医疗卫生体制，实现医疗保障体制的全民覆盖，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医疗纠纷，真正缓解逐步恶化的医患关系。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善医患关系的现状，不太现实，但是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医患关系的长期和谐发展，我们仍然要继续努力。

(一)要加大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投资，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增加医疗保障体制，尤其是对医疗意外的国家补偿救助机制和医疗意外保险机制，减少患者因病致贫情况的发生。

(二)提高医疗机构的管理效率，聘用专业的医院管理团队，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吸引更多的优秀的青年人学习医学，从事临床工作，为国家的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储备高素质的医疗人才。

(三)认清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在立法时脱离“大民法”的视线，提供保护医疗行为的裁判机制，如医疗过错达到50%以上时才由医院提供赔偿的机制。

(四)发挥新闻媒体的正面宣传作用，弘扬社会正气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崇尚感恩，给予和回报社会。普及医疗卫生和科学文化知识，抵制伪科学，虚假宣传的非法药品广告。

第3篇

1.1医院的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问卷调查中有67%的病人认为医疗质量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高低是患者选择就医的首选因素，有的医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不够，业务素质不高，难以取得患者的高度信任，一些医疗纠纷的发生与诊疗技术不高存在误诊漏诊有关。在问卷调查中有60%的病人反映医务人员沟通意识比较淡薄，对病人缺乏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服务不够，语言生硬，态度冷漠，难以沟通交流；“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制度落实不到位，“看病难，看病贵”合理的现象依然存在，改善不多；由于医疗质量监测分析和安全预警机制不够健全，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力度不够，加上有的医务人员技术操作规范执行不力，引发甚至产生造成不必要的医疗安全事故。

1.2医院在内部管理方面，制度还不够完善

医疗服务项目药品耗材等收费标准和手术检查安排等公开透明度不高。群众的投诉机制、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等渠道还不够顺畅。医院内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有待于进一步落实。

2对策和建议

2.1加强组织领导，营造创建氛围

应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创造良好医疗环境，促进医院平安稳定科学发展的思想认识高度，把平安医院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到医院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医务科及其相关职能科室层层抓。医院成立创建平安医院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平安医院建设工作，并将平安医院创建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内容，医院要定期召开会议，认真分析研究创建工作开展情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重视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积极参与创建工作的积极性。为努力打造平安医院的氛围，结合实际制定活动方案；召开全院职工动员大会，部署创建活动工作；通过横幅、板报、电子屏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营造浓厚的氛围；全职员工进行法律法规、医疗安全、医患沟通、医德医风及病历书写规范等方面培训；定期进行“三基”培训和护理操作技能竞赛活动，让平安医院的创建活动有力地推动医院各项工作开展。

2.2提高医疗质量，提升服务水平

医疗质量是医院工作的核心，医疗安全是医院永恒主题。重视加强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安全的提升工作，按照平安医院建设的要求教育引导进一步重视对全体职工的医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医德医风规范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加强医患沟通，完善沟通内容，改进沟通方式，注重沟通效果。医患沟通的形式内容在逐步提高。切实加强医院基础管理，建立健全医疗安全管理组织，落实各项核心医疗工作制度和安全措施，重点落实院内感染控制措施，严格技术准入制度，规范医疗执业行为，坚持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治疗。保证医疗仪器设备合法、合理、安全使用。认真执行医药价格政策，建立完善医疗费用查询制度，重视减轻人民群众的医疗费用。

2.3重视患者的投诉，妥善调处置医患纠纷

针对我院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医务部将医疗安全（不良）事件上报工作列为维护医疗安全的重要措施，真抓实干、扎实的推进。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把医患纠纷处置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加强了与司法局医调委、公安、保险、法院等部门的联系，加强联络沟通，主动上门听取相关部门对做好医患纠纷调解工作的建议，积极参加有关部门研讨会，努力争取相关部门对医务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形成工作整体合力。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内部沟通、应急处置、第三方调解、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救助的“五位一体”工作机制，科学有效的处理我院医患矛盾纠纷。

2.4构建内部安全防范体系，落实安全保卫措施

全面执行安全保卫工作规范，定期组织开展安全工作重点岗位人员的学习培训。落实各项内部安全保卫措施。落实义务消防员等，维护医院安全平稳运行加强医院内部消防设施建设。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经常性安全检查，加强消防安全工作，及时消除内部安全隐患。制定和完善防灾害事故和防等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加强医院内部重要部位和重点科室、部门的安全管理，安装监控设备，进行监控管理加强对各类毒麻药品、危险化学品的监管，严防发生流失事件。积极争取公安等执法部门的支持，整顿医疗秩序。

3效果

第4篇

临床实习阶段是医学生教育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是由医学生向医师转变和过渡的桥梁，这期间病人是最宝贵的学习资源。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和病人对医疗服务要求的提高，使得临床实习资源日趋短缺，也造成了现阶段“实习医生不觉得自己是医生，患者及家属拒绝接受实习医生的服务”的尴尬境地。因此，表面看来，实习医生与患者之间没有出现紧张或恶劣的正面冲突，但今天的“平和安静”，却正是明天“医患纠纷”的隐患。临床带教教师为了保证教学效果，提前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安排好他们与实习医生配合的学习项目，但是最终得到的效果充其量也就是一出“表演”，而非真实的诊疗过程，无法从根本上调动起双方的主动性和相互需求，使得临床实习教学流于形式。医患关系的改善不仅要注重于当前，更应该着眼于今后。从临床实习阶段就应该教育实习医生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树立为病人服务的思想，为其在以后走上实际工作岗位时，能够正确处理好医患关系并真正地贯彻和体现医学医疗“以人为本”的理念打下坚实的基础。

2在临床实习阶段对实习医生进行建立正确医患关系教育的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病人的权利和法律意识增强。传统的以医生为中心，只注重疾病本身，而忽视病患的旧生物医学模式已经跟不上时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思想观念转变的步伐，因此，除了指导学生要掌握专业的医学知识外，还应该强化学生的服务意识，对病人要从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进行诊治，使学生力争做到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为人服务为中心的服务方式。针对这一教学目标和要求，初步尝试了“一站式跟踪服务”的临床带教模式。

2．1从门诊开始教育实习医生树立“患者至亲”“以人为本”的理念让实习医生从门诊开始接触病人。带教教师选择合适的患者，让实习医生协助完成基本的查体项目，并在之后的检查和住院过程中陪同患者及其家属，一方面帮助患者更快捷有效的完成入院程序，同时为实习医生提供了与病人接触和了解的机会，使双方建立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从而顺利过渡到住院后的问诊和查体等环节。当然，需要提前告知实习医师医疗行为是一种以人和人的健康为对象的行为，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必须贯彻“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原则。在临床工作中做到痛病人所痛，帮病人所需，贴近病人，认真仔细对病人进行检查治疗，取得病人信任，让患者放心，倾吐自己的心声。带教教师在指导实习医生学习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患病过程的同时，还应该帮助其进一步了解患者及其家属的思想与态度，如对所患疾病的看法，内心的感受，尤其是对疾病的担心与恐惧感，疾病对生理与心理的影响，病人对医生治疗方案、措施与态度的期望等。

2．2在住院部进一步强化实习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有了门诊的初步接触，进入住院部，开始第二阶段的培训与渗透。避免让实习医生管理超过2名以上的患者，在患者及其家属面前多肯定实习医生的工作，当面给实习医生布置任务，告知家属实习医师是最直接照顾患者病情的医生。进一步教育实习医生应该摒弃“以医为尊”、“重病轻人”、“患者求医”、“医不叩门”的思想，耐心地向患者多解释、多倾听，增加人文关怀与情感交流的投入，交往中要注重沟通的技巧。心理学研究表明“人际关系中，相似的态度、信念、价值具有吸引性”，医生的语言贴近患者生活、适合患者心理，就可取得相似的吸引。语言内容因人而异，根据病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文化程度、习惯与患者关系亲疏等社会属性的不同，运用适当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的患者等，尽可能注意医学语言的通俗易懂、简明扼要，而对文化程度较高的则注意语言的条理性和适当的医学术语，能够用数据说话的尽量使用，不可含糊、模棱两可；特别注意减少支配和强加的意识，把治疗方案等选择交给病人（家属），不轻易说“不”，用期望与引导实施医疗行为。

2．3将患者（家属）对实习医生的满意度纳入考核指标针对实习医生作为学生的角色，对其各方面的教育和要求都应该有一个量化的考核指标。将患者及其家属对实习医生的满意度纳入考核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强学生对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重视，使其认识到医患沟通能力的高低与医学知识技能的多少一样，是考评一名医学生合格与否的不可或缺的标准，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分割。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著名的《福岗宣言》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共鸣（同情）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力的表现”。这种“一站式跟踪服务”的代教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实习医生与患者的疏离关系，强化的双方的需求关系，提高了实习医生的责任感，使其能够切实体会到真实的医疗行为中医患之间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实习医生与患者产生摩擦的概率，因此，作为指导教师，应该做到“放手不放眼”，及时发现隐患问题，指导学生正确处理和对待。

第5篇

医患关系是因健康需求而在诊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对相辅相成的特定关系，是医疗服务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人际关系，主体是医患双方，现逐渐扩大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团体与求医相关社会群体的双方。医患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方面，它是医生和患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依赖、亲密合作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医患关系却因多种原因变得相互对立，剑拔弩张。据中国卫生法学会统计从1997年开始，医疗纠纷以平均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发展，这正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据上海医科大学医院管理处对全国7所医院528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医患关系比较紧张与紧张的占29.22%，比较和谐与和谐的占24.23%。数据中可窥一斑，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比例高于认为和谐的比例，医患关系紧张趋势正在加重。党的十七大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后，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诊疗水平逐步提高，特别是医疗技术显著提高，但同时，医院存在不合理收费、不合理用药、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生硬、冷漠等行为在个别医务人员身上还能看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存在，导致医患矛盾产生、甚至是激化而出现一系列的不和谐现象。总体而言，医患关系正趋紧张状态。

二、影响和谐医患关系的原因分析

医患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社会联系之中。表面上看，医患关系紧张是发生在医与患之间的，但其背后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1.制度原因是根本。“看病难，看病贵”，制度成根源。由于当前的医保制度，患者看病绝大部分报销比例较少，自付比例较高，患者把就医行为理解为消费行为，导致认识上的错误。现行的政策对于大型的综合医院给予了一定的经济支持，但医疗体制的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医院的补偿机制尚未理顺，补偿严重不足；同时大部分的医院包括基层的医疗机构都需要院方自己解决职工工资、福利等成本，以致“以药养医”和医疗服务的价格服务偏高的情况仍然存在，导致看病难、看病贵，加深了社会舆论以及老百姓对医疗行业的不满和误解。同时，医疗服务资源不足和配置不合理现象并存。

2.院方责任意识渐淡薄。医方出于生存，同时也在利益的驱动下，将医患关系物化，“开大处方”，甚至“收红包”，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责任意识淡薄。同时针对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医院未采取有利措施，对医生也疏于管理，对医护人员的医术、伦理教育欠缺。同时医院缺乏人性化施医的理念。资源出现短缺，优秀人才比例少，全科医生缺乏，医学法学复合型人才稀有，以及医疗设备的稀缺等医疗资源也成为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的瓶颈。

3.医务工作者忽视了人文关怀。作为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不能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也不能谨记人文主义的精神，在利益的驱动下，个别医务工作者甚至触犯法律；个别医务人员工作态度冷漠，对患者缺乏人文关怀，不能做到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更加深了医患双方的误解和鸿沟；现行医疗服务行业人员素质、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理解，不能换位思考，几乎没有沟通，医生为躲避责任，保护自己，采取“小病大检查”，开不必要的检查单，加深患者对医生的失望；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医生凭借自身在医学知识技能的优势，忽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此外，由于医患双方的立场不同，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缺乏沟通，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现有的服务模式也无法得到正常沟通。

4.患方医学常识需加强。患者方面由于在医患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一直倍受同情，在提到医患矛盾时，大家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医方。所以现实中，由于患者的期望值过高，对医学的局限性不了解等将医生神化、医术神化，认为医术万能与现实产生落差，因此，产生失望等消极情绪。根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部的调查统计，由于患者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对医疗期望值过高而引发的医疗纠纷占93.8%，希望少付医疗费用的占51.5%，无理取闹的占49.5%，对治疗不满意的占37.6%。另外，随着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维权意识增强，更加重了医疗纠纷发生的频率。此外，现有的关于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仍有漏洞，立法不健全；社会民生问题多，高房价、难就业、收入不公平等现象，加深了矛盾激发的可能；社会新闻媒体为博取眼球，追求效益，故意挑事端，进行不实报道，以点概面，对医患紧张关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对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普遍存在不理解现象等原因也成为了造成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三、从生态文明视角探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

中国将严肃查处医疗卫生领域乱收费，、以医谋私、收受红包、开单提成和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严肃行业纪律。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一直是一个热议话题，如何建立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政府、医院、医生、患者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很多，因此，缓解的途径也有多方面的。从生态文明视角来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主要有三点。

1.政府应加快相关制度建设。政府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相关制度建设，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为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具体要求，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医患关系的战略任务与重要支撑。这就要求政府对医院要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保证医保制度有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扩大社保基金筹资渠道，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进入医疗卫生行业，增强了公共医院的竞争力和运行资本。完善社会救助体系，鼓励社会办医。政府要采取切实可行、有的放矢的办法缓解医患矛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解决看病难问题。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迎难而上，扭转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上不适用公益性目标的现状，加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力度。积极推动医疗信息生态建设。目前，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患者个人的就诊信息也能全面反映出来，有利于更准确、全面的诊断，也免去了患者各种不必要的检查，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缓解了医患矛盾，增进了医患互信，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尽快调动各相关机构、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信息生态建设。政府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找到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狠下决心，共建和谐医患关系。要畅通群众请求渠道，广开言路；聘请社会监督员，监督医院的医法医风；设立投诉中心，医学法律咨询中心，让患者有地方可说话；开展患者满意度调查，可效仿电信公司进行打分制，督促医方的责任的担负；改变原有的评价模式，将生态环境建设、文明环境建设纳入到考核模式，调整医院的办医目标。政府要加大生态文明道理的宣传以及和谐社会目标的宣传，积极通过舆论化解医患矛盾，鼓励换位思考；引导媒体宣传医患之间美好的情感，为医护人员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提高其职业荣耀感。

2.医院要转变观念，树立文明意识。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要求医院要转变观念，加强管理，推进文明医院建设。医院要将自身定位为公益性质，改变原有的单一的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评价体系和业绩考核，更加注重对医法医风医术口碑的考核，加强医法医风建设和医学伦理教育，尊重生命。医院是社会为民办实事的平台，是群众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惠及的地方之一，不能成为追名逐利的场所，医院要真正确立自身公益性质和地位，从机制上消除或逐步消除医患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真正保证“病有所医”。同时合理利用一切资源，节约资源，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也避免加重患者的负担，改变“开大处方”的现象；在医疗垃圾的处理上要遵循保护环境的原则，进行垃圾分类，减少对自然的消极影响，从而保护生态环境；院方为患者提供干净整洁的就医环境，使患者舒心。另外，政府想要构建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信息化体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院等医疗卫生部门的配合，所以，这些机构需要梳理大局意识和生态文明的观念，主动、积极的将自己的信息拿出来共享，推进中国卫生行业的信息互通和信息化，带动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和现代化。

第6篇

医学生在基础部学习的两年多时间里，多以医学基础课程的学习为主，医学心理学及医学论理学通常是作为选修课来学，因此在医学生的潜意识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临床课程的学习是与患者的配合分不开的，临床知识掌握的程度及对疾病的认识程度也与具体的患者有很大关系，有很多时候，在实习期间学到的病例可以终生难忘，并且可能对今后的临床工作有所帮助。因此，应该加强对医学生的医德教育。具体方法可分为：

1.1增加医德教育课程

在基础课学习的过程中，特别是进入临床之前安排专门课时学习医德、医风，增加爱伤意识教育，一切为患者着想，要求学生换位思考，开展“如果我是患者会怎样？”的讨论，观看有关医德教育的影片等等。

1.2请医学专家讲座

在医学生刚刚进入临床的初期，分次邀请医学专家开展讲座，通过老一辈专家的亲身经历，让学生们了解作为一名医生应该面临的专业性、社会性等方面的问题，使他们心理上有一个适应过程。

1.3请社会工作者讲座

近年来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种各样的医患纠纷有所增加，从目前医疗服务过程的总体上讲，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加，是当前医疗服务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不容乐观。通过讲座可以使学生们了解社会大环境及医疗小环境，更多地让他们知道如何处理临床学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1.4带教老师把关

带教老师在临床工作中引导学生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真正把好关，以免因为教学工作引发医患矛盾，给患者和学生都造成不好的影响。

2加强医患沟通

2.1带教老师进行医患沟通

在教学之前由带教老师和患者进行沟通，以取得患者的理解和配合。卫生部部长高强曾就加强医患沟通，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发表了讲话。他指出，要充分认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能否建立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的和谐关系对于能否实现战胜疾病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只有患者很好的配合，教学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为此在教学中要加强对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教育，可以请临床专家开设专门的讲座，学生与老师进行模拟训练等，尽可能的消除隐患、防患未然。

2.2加强医院对教学的重视

作为教学医院，每个患者在来院就诊时都有可能成为教学的病例。通过完成教学工作，可以使整个医院的工作更加进步和完善。任何一个医学院学生，要成为一个正式医生，都要经过医院临床实习阶段，实习医生把患者作为标本来观摩，目的是为了学到更精湛的医术，将来更好地为患者治病。因此，医院应该把教学的目的向患者讲明，以取得患者的理解。同时医院也可以对参与教学工作的患者给予一定的照顾，例如缩短等候时间、优先检查等。

3社会环境和氛围

3.1加强宣传及引导

加强正面宣传，正确引导舆论，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当今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大环境下，这一点更为重要。很多时候普通患者是不了解医院的工作流程和医生的上下级关系的，加之有些文艺作品的误导，更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纠纷隐患。因此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增强群众对我国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解和支持，营造良好的卫生工作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让患者了解医院、了解医学院工作程序和内容，取得患者的信任、支持和配合；并且从实际出发，切实保护好患者的权利和利益，解除患者的后顾之忧。同时可以引入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利于对医患双方的保障。

3.2加强保障机制的建立

在教学医院中，针对教学过程中的医生、医学生和患者应该建立一种有效的保障机制，对于参与临床教学的医患双方都要有所保障，比如引入临床教学相关的保险，让医患双方都能解除后顾之忧。另外对于参与教学的患者采取优先就诊、专家会诊等优惠措施，从而既能调动患者的积极性又能对医疗质量加强保障。

4结语

第7篇

帕特南指出，在社会资本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中，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因素，而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是相互加强的，它们对于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都是必不可少的⑧。纽顿进一步分析认为，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纽带⑨。可见，高信任度会使人们产生对未来良好的心理预期，使人们基于互惠、互助基础之上的社会团结与合作成为可能，进而创造出一种无障碍的、低交易成本的、高合作度的社会生境。这种社会生境为和谐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必要前提，其中包括赤脚医生和农村居民医患关系。梁立智等在北京村落问卷调查表明，在村民对赤脚医生的主要态度中，信任排在第一位，该项调查也揭示出相对于赤脚医生的技术，村民对赤脚医生的人品更为信任⑩。村民对赤脚医生的信任不仅取决于治疗效果的彰显，还取决于对医生本乡本土资格的认定，以及由此引发的口碑和评价11。农村居民对赤脚医生的信任大致表现为政治信任、“本地人”身份信任、以及文化技术三个方面。在政治信任方面，当时对赤脚医生的选拔条件要求是家庭出身好、政治思想好，尤其优先选拔具备上述条件的贫下中农子女，村民特别是贫下中农对赤脚医生在思想感情上非常信任。在“本地人”身份信任方面，除了医患关系之外，赤脚医生和病人之间还具有其他在共同生活的社区中所形成的多重关系，如乡亲关系、邻居关系、亲戚关系、熟人朋友关系等。可见，赤脚医生和病人的交往已经远远超出了医患关系的范畴，形成复杂深厚的人情网络。在这网络中，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12。基于乡土的人情网络，村民形成了对赤脚医生传统角色和身份的习惯性认同。在文化技术方面，赤脚医生时代的很多农村群众由于自己没有进过学校，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对医生非常相信，对“公家”选派培训出来的从医者的能力毫不怀疑。当时农村普通老百姓对医生（哪怕是只受过很短时间的培训、医术极为低级的人）的相信几乎近于盲目13。

二、规范与农村社区医患关系

规范是人们创造的、用以约束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从其构成看，它包括正式的约束或制度（如政策、规则、法律和宪法），以及非正式的约束或制度（如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早期关于社会资本的内涵往往被限定在关系和关系网络层面，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还应该包括制度、规则等，把正式制度也纳入社会资本范畴之中。从关系网络到制度规范，是社会资本研究内涵的一种拓展，也是人们对社会资本认识的一种深化和发展。由于社会资本研究内涵的扩展，有学者就把社会资本分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把规范分为道德性规范（如舆论、习俗、道德）、契约性规范（如组织规则）和行政性规范（如法律）三种形式。“互惠”对于规范社会资本具有核心价值和意义，人们往往用“互惠规范”代替“规范”进行表述。纽顿认为，互惠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形式，是一个恩惠风水轮流转的社会及其公民的一个一般化的特征：即个体为他人提供便利并不是因为他希望立即并且以对方曾经受益的方式得到报答；而是如果他有不时之需，将会在未来不确定的时间被一些不确定的人（很可能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给予回报。因此，一般而言互惠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风险和自愿14。埃里克森（Erikson）也认为，社区内部成员通过长期重复的博弈互动，会产生互惠合作的规范：关系紧密的群体内的成员们开发了并保持了一些规范，其内容在于使成员们在相互之间的日常事务中获取的总体福利得以最大化15。由此可见，这种互惠规范相当于“恩惠银行”，它意味着在建立了长期互惠关系的人们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称性。这种对称性的人际关系不仅有利于抑制人们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动机和行为，克服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困境和集体行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人际关系运作中信任产生的社会基础，可以促进“普遍主义信任”观念，遏制和抵消各种狭隘的、封闭的“特殊主义信任”观念。这种道德规范的力量迫使人们把自身的社会行动纳入规范的轨道，促使人们之间普遍信任的形成，最终使得集体行动成为可能。正如科尔曼（Coleman）所言：在某些自治体的村庄、公社以及部落社会中，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规范，限制某些行动，鼓励其他活动。规范的功能是相当于法治社会中法律的作用，社区实施的惩罚相当于在政府职能完善的社会中，由政府实施的合法惩戒行动16。从规范角度观察赤脚医生时期的社区医患关系，不难发现该时期呈现出的是一种强道德性规范、弱行政性规范、以及契约性规范付之阙如的规范格局。首先，除了和生产大队这一类行政型组织外，该时期几乎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经济型和社会型组织，更遑论由后两类组织制订的规则和与服务对象达成的契约。其次，赤脚医生是中国在社会经济不发达情况下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解决农村基本卫生保健问题的一次尝试17。受政治观念和政治动员的影响，行政性规范主要体现为一是按照政治观念选拔和培养赤脚医生，二是通过媒体宣传和社会表彰来鼓励和制约赤脚医生，使其按照社会对自己的要求来塑造、表现和发展自身行为。除此之外，缺乏对赤脚医生行医条件和行医职责的专门管理规范。与之形成鲜明反照的是，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由于受到血缘、地缘关系的影响而表现为熟人社会下复杂的藤蔓关系。这种藤蔓关系网中的社会道德制约因素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道德性规范不仅呈现向度上的相互性特征，而且具有身份上的平等性特征。在这种熟人社会中，赤脚医生的服务不仅获得一种天然的支持系统（即村民的配合与理解、大队和家人的支持），还受到相应的监督与社会道德制约18。由于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亲戚关系，二者之间自然也具备了某种相互的亲情与家庭道德情感，这样赤脚医生一方面易于得到亲戚的配合与支持，另一方面其行为也会受到亲戚的监督和大家庭内道德的约束。由于赤脚医生和村民是基于村落地缘的乡亲关系，两者具有共同的语境、文化和道德背景，这样既易于形成建立在具体人格、品性、修养的相信和认可基础上的信任关系，同时也易于受到村落内道德舆论及文化习俗的约束。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的道德性规范不仅呈现向度上的相互性特征，而且具有身份上的平等性特征。这种道德性规范既是天然存在于村落社会的，也是在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平等的医患交往、频繁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而来的。同样是农民出身、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身份在心理上弱化了与村民之间不平等的劳作地位，同时赤脚医生并不完全支配着病人、治疗方式也不完全是由医生决定后命令和强加给病人，而是通过谈话让病人知情，与病人取得了一致性，所以病人对医生给自己的建议都比较乐意采纳并服从，对治疗一般疾病较为满意。在选择治疗方案和用药时，赤脚医生不仅仅依据“必要”，往往还会考虑“可行”，所以病人感到很“贴心”19。除了医患关系之外，赤脚医生和其治疗对象还有其他一些在共同生活的社区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病人和医生之间在心理上的很容易取得较为平等的认同20。

三、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村社区医患关系

布迪厄（Bourdieu）指出，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21。科尔曼延续这个思路，把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进行研究。在这之后的许多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本时，也都是强调关系网络的意义，只不过有的学者强调正式关系，而另一些学者更加强调非正式关系。正式关系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契约等正式的形式在个人或者组织间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相互联系；非正式关系则是指个人或组织通过一些亲缘、地缘等因素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不具备强约束力的相互联系。前者是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利益和期望自觉构建而成，而后者则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但无论是正式关系网络还是非正式关系网络，它们都具有互惠交换、强制信任、价值内化与动态团结这些基本特征，正是这种由于受到理性驱动和文化、规范驱动而形成的不同特征，使得嵌入于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的形成具有了特定的基础22。帕特南认为，关系网络可划分为两大类：即横向为主的关系网络和垂直为主的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而垂直关系网络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对共同体而言，横向关系网络越紧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而垂直关系网络无论多么紧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威胁社会信任和合作23。受帕特南的影响，伍尔考克（Woolcock）将社会资本分成紧密型（bonding）、跨越型（bridging）和垂直型（linking）三种类型。紧密型社会资本指家庭成员和其他具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纽带，跨越型社会资本指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较弱一些联系纽带，而垂直型社会资本指贫困人员与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员之间的纽带24。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根据关系双方的互动时间、感情强度、亲密（相互信任）度以及互惠交换的表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区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无关系。他根据劳动力市场中信息传递的过程和特点提出，主要是弱关系纽结而非强关系纽结才是信息传递的真正桥梁。这是由于弱关系分布范围很广，比强关系更可能充当扩约社会界限的桥梁，弱关系桥梁为人们提供了接近超越所属社会圈子可以利用的信息和资源的通道25。林南（NanLin）进一步深化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认为弱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在建立异质性关系上更有优越性。异质性关系建立在工具性行动（instrumentalaction）的基础上，大多经由弱关系达成；而同质性关系建立于情感性行动（expressiveaction）的基础上，多经由强关系达成26。与弱关系理论相对，边燕杰在中国特定环境下提出了强关系假设，他认为中国人更经常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渠道，强关系较之于弱关系更能找到工作27。通过关系网络观察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的关系，会发现该时期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同质性的、以横向参与网络为主的非正式关系。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的多重关系除了医患关系，还有乡亲关系、邻居关系、亲戚关系、熟人朋友关系等具有先在性、稳定性和无强制约束力。从层次划分来看，这种关系属于个体社会资本，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国差序格局社会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网络是一种基于传统血缘、地缘、业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的网络体系，主要通过血缘、地缘、家缘、姻亲、宗族、家族等网络进行沟通和互动，中国人能动用的社会资本其实也就是这诸多按亲疏排列的关系集合28。赤脚医生和村民在这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等编织而成的藤蔓关系网中，易于形成医患间的相互信任、包容与协作，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共识与共荣。此外，由于赤脚医生和村民在身份地位上的相对平等性，他们之间构成了一种横向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越紧密，人们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就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而言，横向网络要比垂直网络的作用大29。因此，这种具有同质性的横向关系网络为赤脚医生和村民提供了信任和互惠的基础，便于网络内部的合作和协调。以社会资本的三个基本要素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来阐释和分析我国赤脚医生时期的社区医患关系，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而且是一个具有强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它既是望远镜，使我们能够观察到特定历史时期农村社区医患关系的真实情景；它更是显微镜，使我们能够窥见到那些常常为人们忽略的、被历史尘埃深深掩藏的“宝藏”。

四、赤脚医生时期的社区医患关系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王绍光认为，学习源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实践，二是系统性实验。前者包括本国的政策与制度遗产、本国内部各地区不同的实践和外国过往与现实的经验教训30。在新医改背景下，我们发现中国改革的决策者和政策倡导者更倾向于学习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制与机制安排，也习惯于从中国各地区的基层实践、尤其是一些改革试点的创新举措中寻找灵感和动力源，却唯独相对忽略了从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源中挖掘被尘封的、至今仍闪耀着不朽光芒的政策与制度“遗产”。近年来，随着医患关系的持续紧张与不断恶化，伤医、弑医案例层出不穷，人们开始怀念赤脚医生时代的医患关系，并反思如何让医患关系回归正常，如何重塑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可以肯定地认为，虽然赤脚医生制度及相关制度环境与当前复杂的改革语境千差万别，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出对当前新医改、尤其是对农村社区医患关系重塑具有重大价值的启发。

（一）社会相似性信任Zucker的信任源理论认为，信任产生机制有三种：一是由声誉产生信任根据对他人过去的行为和声誉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二是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根据他人与自己在家庭背景、种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多少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三是由法制产生信任即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等的保证而给予信任31。利用该理论来分析赤脚医生时期的信任产生机制，可以发现村民对赤脚医生的政治信任和“本地人”身份信任直接来源于社会相似性信任，而文化技术信任则是由社会相似性信任衍生而来（正是由社会相似性产生的人格性信任，投射到对其所拥有的“技”的技术性信任）。赤脚医生与村民的社会相似性越多，他们之间的信任度也越高。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如果社区医生和居民拥有相似或共同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那么他们之间也必然具有较高程度的信任。对这个判断作进一步的引申，社区医生只有脱胎于并内嵌于他们所熟悉的社区，才能获得所在社区居民的习惯性认同和信任，也才能营造并维系一种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显然，由社会相似性所产生的信任也具有以下局限性：（1）信任半径覆盖狭窄、信任“圈子”相对封闭。在“熟人社会”中，“差序格局”是其社会关系网络最突出的特征。差序格局中的“差序”并不仅仅是由“己家家族”所体现的“血缘差序”，也是由交往程度和心理认同程度所体现的“情感差序”。中国乡土社会的信任格局产生于“血缘差序”和“情感差序”两个同样以“己”为中心的“圈子”32。同时，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发生在人口密度较小的条件下，是一种“稀薄的人际关系”。这就决定了赤脚医生时期的人际信任辐射半径非常有限，也同样决定了信任只存在于熟人“圈子”之间而不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信任也很难从最具体的人际信任扩展到对社会客体的更抽象的信任。（2）信任具有浓重感性（或人格化）特征。张康之从历史的视野划分出三种类型的信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这一时期的信任是与习俗一体化的，是一种习俗型的信任33。正如先生所说：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34。因而，这种信任是直觉的、感性的和习俗性的。（3）信任基础上的非理性合作。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由于习俗型信任主要具有浓重感性特征，因而基于这种信任的合作也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出于情感需要，属于满足情感需要或使情感物化的合作。基于习俗型信任的合作既是非理性的又是极其脆弱的。一旦合作的一方做出失信的行为，合作行动中的另一方会产生被背叛的感觉，信任关系也就随之解体，合作也就走向了对立面35。从总体来看，转型期现实生活属于典型的“陌生人社会”，产生于“熟人社会”的社会相似性信任表现出逐渐衰减的趋势。但是，在农村地区，社会相似性信任仍然坚守在人际关系之中,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与乡村社会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相对应的若干变化，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差异性特征36。在转型期人际关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起有效的乡村社会信任机制，更具体而言，如何促使农村社区医生和居民信任关系从“特殊信任”走向“普遍信任”并进而建立起“合作型信任”关系，这一系列新的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二）互惠性社会道德规范指出：从社会观点来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37。与具有外在限制性的法律不同，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长期浸染于某种道德教化之中的人们会由敬畏而形成合乎规范的“个人习惯”，从而产生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更进一步，要使某种道德规范成为社会普遍认可和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规范，必须要以“互惠”作为人们的基本行为准则。社会系统的稳定性，部分依赖于相互之间可能的满意交换，即作为交换的互惠38。既然互惠构成社会系统稳定性的根本性成因，那么互惠就不仅仅只是一种行为策略，即以合作对合作，以惩罚或威慑对背叛，它更是一种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39。互惠不是单纯的利益算计，而是信任、情感、义务和算计等要素的混合。互惠也不是为谋求即时的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在长期交往中建立强大的社会网络，并且在需要时得到各种有价资源与无价资源的帮助40。正如科尔姆所说：互惠由三种更为根本的要素社会平衡义务、爱的相互作用、利益的相互性推动，而这三个要素本身又是由一系列更为基本的心理要素推动的41。由是观之，赤脚医生时期的医患关系是由互惠性社会道德规范来维持的。在这种道德规范模式下，赤脚医生时刻受到来自患者及周边村民的舆论压力，使之不敢逾规，久而久之逐渐养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使之不致逾规。与此同时，赤脚医生也获得了村民们的普遍理解与信任、尊敬与爱戴、支持与合作。这种基于身份平等性的互惠性道德规范不但使医患双方均能够从中受益，而且他们之间情感上的交流与融合事实上也培育出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平等互助的社区精神，这种精神即使是在法治、制度健全的社会当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毋庸讳言，赤脚医生与村民形成的互惠性社会道德规范具有消极性、缺乏制度支撑等局限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绝大多数赤脚医生以道德完善为人生追求，以博得好名声为心理满足。无论是受媒体宣传和社会表彰的“绑架”，还是受父老乡亲明星似的“追捧”，推动赤脚医生行为的动力来源是外在力量。它促使赤脚医生不得不按照社会对自己的要求来塑造、表现和发展自身的行为，以使自己的表现和社会期望相符合42。也就是说，赤脚医生是以“己”为出发点、以“不逾规”为基本行为逻辑，它与现代意义上的以“他人权利”为出发点、旨在“增进他人福祉”的积极性道德规范要求显然不相符合，因而是一种原始朴素的消极道德规范。其次，该时期的道德规范明显缺乏法治和契约等制度性支撑与配合。有研究证明，克服医患关系紧张局面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居民之间建立长期合同或伙伴关系（即签订预约服务），以及居民与团队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感43。如果说契约性规范在熟人社会中还显得不那么重要，那么随着利益分化时代的来临，契约应该成为构建中国现代互惠规范的基础。法治是在各个自由社会中始终被当作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法治与规范社会资本紧密相连，甚至在广义上被认为是规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法治中国，推动法治建设无疑是培育规范社会资本的必然选择。唯有当法治成为一种扎根于民众内心深处的价值追求，才能具备顽强持久的生命力，并使规范社会资本由手段上升为目的，变成一种非人格的至高主宰44。概括起来讲，社会道德、契约和法治应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从不同层面共同构筑成互惠规范的完整理论体系。

（三）同质性横向关系网络同质性关系是指处于相似社会位置上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而异质性关系则是处于不同社会位置上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虽然以异质性为基础的弱关系理论在美国或西方世界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移植到中国来却有很大的局限性或者说“失灵”，这揭示出中国人更经常地运用同质性的强关系来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自我利益。作为信息和资源流动主要渠道的同质性关系，更有可能是人们最主要的物质和情感支持来源45。正是这种同质性的横向关系网络将赤脚医生和农村居民的利益和情感紧紧纽结在一起，使他们双方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维护人们的健康而集体行动。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是：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使人们结成横向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有助于实现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将会最大化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将会充分实现人们的自我利益。这一逻辑推理的结果对于日趋“原子化”和关系疏离的农村社区而言显然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共同情感和集体意识对于农村社区建设而言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应该着力培育和提升，使之成为现代农村社区建设的精神纽带与灵魂。同样，农村社区的医患关系重塑也应以扩大共同利益、培育共同情感、树立共同目标为方向，为实现稳固持久、协作共赢的医患关系而努力。赤脚医生时期所形成的同质性横向关系网络有两大缺失：即个体意识的缺失和异质性的缺失。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时期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个体意识的隐褪和集体意识的彰显。如果说在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中可以依赖强制压抑个人意识从而保持社会一致性，那么在人们利益和观念高度分化的当代中国继续忽视和抹杀个体意识显然不合时宜了，这就需要由尊重不同个体意识的有机团结取而代之。其次，虽然同质性关系网络是农村医患双方获取利益和情感支持的最主要来源，但是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异质性关系网络的重要性。理论与实践均已证明，异质性关系比同质性关系在获取资源方面更有优势，行动者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高，所获得的社会资源就会越丰富。只是建立异质性关系会面临诸多困难，因而异质性关系被个人利用的机会也比较低。同理，强调赤脚医生和农村居民建立同质性关系网络并不意味着异质性关系网络可有可无。相反，建立以农村社区居民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协同服务网络可以更好地进行健康服务。这就表明社区医生虽然是农村社区服务的主体，但是还应整合与协同医疗卫生资源以及社会、社区多方面的资源，拓展包括公共卫生机构、二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在内的整个服务提供体系，以及外部基层行政力量、民办非营利组织等中观组织和宏观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46。

五、结论与讨论

第8篇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推动了科学进步，也影响了医学观。当时用机械观来解释一切人体现象，人们认为疾病就是机器某部分的机械失灵，医生的任务就是修补机器。这一医学模式忽视了人的生物性、社会性以及复杂的内部矛盾，因此这是以治疗为主的机械医学模式。在这一时期医患关系仍是处于领导和被领导的阶段。

2.生物—医学模式

18世纪下叶到19世纪，医学家开始广泛地采用先进的技术对人体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生物学的蓬勃发展促使人们对健康和疾病有了新的认识：健康是宿主（人体）、环境和病因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便会发生疾病。这就是生物—医学模式。在这种医学模式下，医生是关注的是对疾病的处理和技术的运用，而患者则是被动地遵从医生的判断和决策。随着各种诊断设备的不断完善，医生诊治疾病越来越多的依赖这些设备所提供的检测资料，对患者的关注就越来越少，医患感情日渐削弱。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和消极影响逐渐暴露出来，新的医学模式也应运而生。

3.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医学的进步，慢性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逐步成为人类的主要疾病和主要死亡原因，这时人们发现生物医学模式在这些疾病面前显得束手无策。美国医学家恩格尔提出了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即综合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与疾病影响的医学观。

3.1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新的医学模式下，医患之间是“共同参与型”而不再以医生为中心。医生和患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共同为患者的健康努力。医生除了发挥诊断者和治疗者的通常作用外还同时应当尊重患者的自利，重视患者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并给与积极的理解和支持，进行适当而正确的引导。这样一来，患者的遵从性和配合性都会得到提高，且有助于消除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有利于疾病的康复。相关统计资料证明:70%到80%的医患纠纷不属于医疗事故,而是由医疗服务质量引起。所以有学者提出“服务者—消费者”的医患关系，这一新概念中，患者被看做有能力作出合理决定的人，医生将更多的选择和控制权交给患者，使患者在医疗活动中有发言权并共同承担责任。这样一来，医患关系就建立在更为平等的基础上，更强调了人的主动性。

3.2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对医患双方的要求

（1）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对医院的要求：

在新的医学模式下，对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要以“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贯穿到医院的各项方针和决策当中，加强医德医风的建设。建立相关的医患关系协调部门，加强与患者的联系，从而树立和维护医院良好的社会形象，培养患者对医院的信任度。

（2）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对医务工作者的要求：

在新的医学模式下，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不仅懂的药物或手术等治疗手段，还应该学会掌握心理治疗。这包括尊重患者的尊严、自和知情权。要深入了解患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心理状态，并给与他们充分的理解和同情，鼓励和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除此之外，医生还应积极的投入到预防保健等工作中，加强患者的愈后追踪服务，使得医疗的目的逐步转移到预防医学，提高人们生命质量上来。

（3）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对患者的要求：

虽然患者的地位在新的医学模式下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患者不能盲目的视自己为中心，还应该了解医学的高科技性和高风险性，对疾病的预期应符合医学发展的规律，要遵守医院的管理，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积极配合治疗。

4结语

第9篇

1.1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在医疗结构目前存在的问题中，医患纠纷属于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医患关系既直接体现了医务工作者和病患之间存在的关系，又间接反映出医疗行业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关系。为了改善目前形势下的医患关系，必须加强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让所有医务人员认识到医患关系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并通过加强自身的服务能力，确保医疗机构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较强的医疗服务水平。此外，还应该注重开发标准化、规范化的就医制度，创新服务理念，摒弃传统的服务方式。

1.2坚持以人为本策略:

尽管这几年的医疗保险行业正处于稳定发展状态，但是相对而言部分患者所要承担的医疗费用过高，这一现象造成患者对医院的信任值与期望值逐渐下降，如果医疗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存在疑问，容易出现医患关系紧张状况。产生医患纠纷事件的因素既有主观方面，又有客观方面，但是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因素都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将这一理念渗透到每一项工作之中，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充分发挥出凝聚、导向、培育的作用，提高医院工作人员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强化医院所具有的凝聚力量，以保证患者及其家属对医院服务水平的认可与满意。

1.3坚持医院公益性:

根据目前最新的医改立案中确定的医药卫生体系改革条款，第一是遵循以人为本原则，将人民的健康安全置于首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所涉及到的包括思想政治以及整体大局，只有将医疗的业务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效的结合到一起，才可以保证医院的干部工作者自觉、主动地坚持公益性，从而保证医务人员的个人工作行为。通过提高整体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工作，适当的调整医疗费用，来建立和谐共生的医患关系。

1.4创新思想政治工作:

认真贯彻医疗机构思想工作的核心理念，培养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耐心、爱心、责任心，大力开展医疗调研活动，调动医疗人员对医疗技术研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确保医院整体的医疗水平得以提高。医疗质量能够直接决定医院发展的成败，一所医院最基本的价值与意义在于服务病人，所以必须不断地创新加强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以达到构建和谐共生医患关系的目的。

2.发挥人文培育功能，构建医患和谐平台

2.1加强医患沟通:

医务人员在医患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为了保持良好的医患关系，医务人员应该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向患者讲解疾病的致病因素、治疗方法、注意事项等方面，让患者对自身的疾病有所了解，同时消除患者的心理压力与负面情绪，使患者能够以积极心态来配合治疗。

2.2转变服务观念:

由于每一个医务人员的工作经验与专业知识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而且就新入院接受治疗的患者及其家属而言，往往对医务人员的差异性毫不知情，因此在医疗效果无法满足患者与家属的要求时，就会导致医患纠纷事件的发生。通过利用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来转变医务人员的服务理念，使医患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从而降低医患纠纷的发生率。

2.3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第10篇

非理性因素主要包括主体的目的、行为习惯、意志、信仰、情感、需求等意识形态。非理性因素具有调节人的认知活动的开始和结束，控制主体的认知能力的发挥、抑制和对比的重要作用，也是对特定价值追求的良好体现。放眼当今医学领域，人的非理性作用更是日益凸显。可以说，凭借现代科技来实现全民健康的美好愿望，就是当下医学理性的重要体现。理性与非理性这一矛盾体相生相随，若在面对各种医学选择时，医患双方没有做出客观的抉择，将最终导致许多医疗事件在求真与向善两者之间出现显著的价值取向的偏离。事实上，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断刺激人的情感、需求、意志等非理性因素，也全面解放了人的非理性。但是非理性具有两面性，即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受到良性刺激时，可表现出积极方面的作用;受到不良刺激时，则表现出消极方面的作用。本文重在强调，医患双方应在理性因素为主导的前提下，有力遏制非理性因素的消极作用，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的美好愿景。

2非理性因素对当前医患关系的影响

就医生而言，其面临改善病患健康状况的职业修养与实现个人利益需求两者间的抉择。不可否认，物质利益的刺激提高了卫生事业发展的效率，但不健全和生硬的医疗体制机制，又导致利益需求得不到满足。“医者仁心”的职业素养日益降低，导致医生非理性的复杂化和多向化问题凸显。医生盲目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滥用激素、抗生素，对病患进行不必要的检查，忽略了自身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属性。医疗活动中，医生大量使用专业术语，加上冰冷的权威态度，使医患关系间平添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强势的医学科技，减弱了医学本身的人文关怀，掩饰了医学的内在。加之监管不到位，假药、过期药品遍地，医托横行，某些检查报告不真实，某些医护人员职业道德水平不高的现象时有发生，给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埋下了隐患。就患者而言，其实现康复的迫切希望与病急乱投医的信任危机并存。一方面，人们寻医就医的需求激增，医疗费用支出所占日常消费的比例大幅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转型发展期的和谐进步。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多种价值观并存、医护人员职业道德偏离、盲目追求个人利益等现象，使患者就医出现各种不愉。这种不愉积少成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感。如果这种不安定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就会使患者产生对医者的误解和不信任，以及对医院的不满。这时非理性因素将导致紧张或极端的医患纠纷的发生，不仅增加了医师的从业风险，还催生了职业医闹这一新型产物。其原因在于医患双方的非理性因素未能有效发挥积极作用，而是消极作用在不断累加。另外，更为复杂的情形是，表面上看似紧张的医患关系尚存在深层次的原因，如基层医院和综合医院间医疗质量的差异、医疗资源的地域性和城乡间差异、患者和医院之间的利益差异，以及各医疗单位的性质差异等，这些复杂因素，导致医患关系更是难以厘清。

3优化医患关系中的非理性因素

解决和协调好当下医疗活动中的价值观差异和非理性困惑，关键在于把人的非理性因素进行优化，使非理性因素服务于理性活动，成为其内在动力，达到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充分发挥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有效控制潜在的医患矛盾及可能爆发的恶劣医患冲突，使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和良好医疗氛围的形成成为可能。

3．1创新制度功能，完善以控制和引导为特征的社会规范

科学的制度管理是当前医院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现代医院软实力的良好体现与基本要求。健全的体制可以平衡利益关系，化解利益冲突，制度的力量可将无序冲突转化为有序的医疗活动。规范的制度管理不仅表现为人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要求，还可通过既定的法律法规形式表现出来。制度的创新与优化，旨在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与运用，弥补现有制度的不足，将以传统的经验为导向的状态转化为以合理的规章制度为导向，促使医患双方从差异中寻求统一，以有效规避冲突的发生。要进行制度创新，关键在于要加速推进现有公立医院的制度改革，健全相应的管理机制、监督机制和运营机制，并保证制度执行到位，以化解公益性与利益性冲突。首先，要完善医院的法人机制和内部监管机制，提升医院的办事效率。其次，要建立和完善财政贴补和医疗保障制度，在一定范围内提高医护人员的收入，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再次，推动私营医院及其他机构的快速发展，与公立医院进行市场竞争，使之成为推进公立医院提升服务品质的动力。

3．2加强宣传力度，培养以认同和信任为特征的社会情商

应加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宣传力度，培养人们健康的社会精神，建立医患双方的交流渠道，使其能进行有效的意见交换和意愿表达，相互理解，换位思考，增加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和认同感，培养认同与信任为特征的社会情商，调节医疗过程中的矛盾。医护人员既要规范和约束其个人行为，又要注重加强其职业道德修养，实现医者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无私奉献高明的医术，体现细致的人文关怀;要在执行规范治疗的同时，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制定个性化医疗方案;在采用延长患者寿命方法的同时，注重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严格规定新药物、新技术的使用，让患者真正感受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提升患者的幸福感。医院应建立风险控制机制，对医疗服务品质进行有效监管，加强医护人员的医疗安全知识培训。作为患者，应自我约束和制度规范约束相结合，充分信任医院和医护人员，以积极的心态配合医院的医疗活动，最大限度地争取医护人员的高品质医疗服务，充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只要医患双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才能逐渐改善医患关系。

3．3强化组织建设，拓展以疏导和支持为特征的社会支撑

第11篇

1．1临床资料

883例受访者为2009年10月至2013年5月于我院门诊或住院接受检查治疗患者或配偶、子女；其中，患者本人接受调查602例，配偶或子女281例。病例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疗与预防全球策略（2011年GOLD）》诊断标准，排除肺结核及肿瘤等其他慢性肺部疾病，男761例，女122例，平均年龄（59．32±7．67）岁。

1．2调查内容

采用自制调查问卷，重点访谈患者或家属对医护人员综合满意度，包括服务态度、医患沟通、治疗效果、健康教育方式、对医护人员信任情况和院外是否按《出院证》中防治建议（包括戒烟、预防用药、呼吸功能锻炼、氧疗及注意事项）执行以及对医务人员建议等内容。

1．3方法

门诊或出院时详细登记患者或家属联系方式，由门诊接诊及管床医师每1～2个月电话跟踪随访1次。

1．4评判标准

根据问卷结果综合评判患者及家属对医务人员满意程度，并以此评价医患关系。分为满意、相对满意和不满意，不配合调查者视为不满意；总体满意度＝满意人数＋相对满意人数／受访总人数。将依从性分为完全依从：积极采纳医师建议并主动执行，从无中断；间断依从：对医师建议病重则依，病缓则止；未曾依从：从未遵从医师建议。

2结果

2．1满意度

883例受访者中，满意者674例，占76．3％；相对满意194例，占22．0％；不满意者15例，占1．7％；总体满意度98．3％。

2．2依从性

满意者中完全依从者为576例，占85．4％；间断依从59例，占8．8％；未曾依从39例，占5．8％。相对满意者中完全依从127例，间断依从43例，未曾依从24例，分别占65．5％、22．2％和12．4％。不满意者中完全依从2例，占1．3％，间断依从4例，未曾依从者9例，分别占26．7％和60．0％。其中，178例间断和未曾依从患者中因疗效而影响依从性者为120例，占67．42％。

3讨论

COPD患者对防治建议依从性受心理和社会两大因素影响。其中，医患关系是影响心理因素的重要内容，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患者对防治建议的依从性。剖析原因、探讨对策成为对COPD患者实施院外管理的重要课题。

3．1成因剖析

医患关系是医疗活动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其本质是认同与信任；医患关系与院外防治建议依从性密切相关。本组资料显示，868例满意和相对满意者中，703例患者能够完全遵从防治建议，占81％，不满意者中依从性仅为1．3％。表明医患关系对COPD患者防治依从性产生着重要影响。文献报道，受年龄和知识结构的影响，COPD患者对疾病认知普遍存在不足。因此，充分发挥健康教育平台的作用，对增进医患感情基础、帮助患者脱盲、和谐医患关系和有效提升防治依从性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然而，虽然目前临床对健康教育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但患者从中获益程度尚不理想。本调查显示，由健康教育而提高疾病认知度者仅为80．75％。究其根源与医务人员专业知识、沟通技巧、教育方法、人文素养、服务理念有关，健康教育仍是目前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们对106例间断依从和72例未曾依从者调查发现，有57例和63例患者／或家属对治疗的预期效果不甚满意，分别占53．8％和87．5％；提示治疗效果已成为影响COPD患者院外防治建议依从性的直接因素。疗效固然与医疗水平有关，但亦不能忽视病情与期望值之间的差距。调查还发现，有71例患者或家属建议增强医护协同性，以提升工作效率和患者安全感，值得反思和改进。此外，COPD患者反复住院而产生的医疗费用，特别是重复检查而产生的医疗费用，也是影响医患关系和患者院外防治建议依从性的重要原因，需予以重视。

3．2对策建议

第12篇

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和城乡之间的较大差异促进了中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9亿人，外出农民工约为1．66亿人。人口流动不仅给流入地带去廉价劳动力，同时也带去了健康红利。健康红利是指一定时期内某个地区年轻人口比重较高，疾病风险较小，医疗卫生资源使用较少，则该地区医保基金结余较多;在既定的缴费条件下，参保患者可以获得较高的保障水平，进而有利于该地区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健康红利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口流动，即一个地区主要是经济落后地区年轻劳动者，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从而使流入地人口结构年轻化;一是国家整体人口结构中年轻人口比重较高，疾病风险较小。健康红利实质上只是在时间纵向上和地区横向上的一个特殊节点。因为随着时间变化，国家整体上非劳动人口比重会大幅度上升，即老年人口比重越来越大，而老年人口疾病风险较大，健康水平较差，花费医疗资源较多，医保基金支出较多。此外，中国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在退休后不需要缴纳医疗费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中国医疗保险基金面临巨大的挑战。而地区的人口红利，会造成不同地区之间的健康剪刀差，即流出地年轻劳动力流失，老年人口比重较高，疾病风险较大，医疗支出较多，基金收支平衡压力大。加之中国较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口红利时期的劳动者，年老退出劳动力市场后，主动或者被动地返回原户籍所在地，即流出地。这样进一步加剧了流出地的医疗服务负担，而且这些流动劳动力年轻时往往从事技术含量低、工作环境较差、工作时间较长和健康损耗大的工作，职业病风险较大。在中国医疗卫生行业实行分级管理，地方政府承担主要的责任。流出地往往是经济落后地区，本身财力有限，投入的医疗卫生资源较少，这会加剧落后地区医疗资源供求矛盾，进而影响到当地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造成新的不公平。健康的公平是全民医保中重要的内容，而健康红利导致医疗卫生资源的剪刀差，尤其是在中国医疗保险统筹层次较低的情况下，会进一步扩大地区之间优质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使得患者看病就医行为非理性化。

二、医师成长过程中的成本

由于医疗服务和医师岗位的特殊性，医师的成长也会产生成本。医师的工作实践性很强，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而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就有可能成为医师成长的成本。即实际中由于医师技术水平、经验等导致患者病情加重甚至死亡。Brennan等对大量随机抽取的纽约住院患者进行研究，发现有3．7%的人遭遇逆向选择，即由治疗过程导致的伤害，其中13．6%的伤害导致了死亡。因此，在医师成长的过程中有不少患者成为医师技术提升、经验积累的隐性成本的承担者。尤其在中国缺少很好的责任承担机制的情况下，只有出现重大医疗事故或死亡时，才有可能通过制度的渠道追究医师或医院的责任。因而作为一个理性的患者，在合理避险的动机下，不会主动选择基层医疗机构就诊。这就造成中国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使用率不高的现象，如2012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病床使用率为54．6%，卫生院病床使用率为62．1%。随着医师经验的积累，技术水平的提升，对患者病症的判断能力提高，治愈效果也大大提升。由于患者对健康的特殊偏好，其治愈后获得的健康效用往往高于其支付医疗服务的价格，而且中国的医事服务费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整体上价格偏低，因此，患者的边际收益要大于边际成本，从而导致患者过度利用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如果医师不存在流动的话，在其成长过程中同一个地区的一部分患者承担成本，另外一部分患者受益，那么整体上该地区在时间纵轴中能实现均衡。但是中国医疗资源存在较严重的向上集中趋势，即当医师经验增长、技术水平提升后，其会向上一级医院、大城市流动。如庾波等采取分层抽样方法调查全国5219家乡镇卫生院，发现2012年有1135家存在非离退休人员流出现象，共流出2918人，并且流出人员中高素质人才比例相对较高。这样原来时间纵向上的平衡由于医师的流动而被打破，尤其当医师流出了医保统筹地区后，在异地报销制度的约束下，患者不能随医师流动，否则患者需要承担较低报销比例的后果。因此，流出地的患者虽然承担了医师成长过程中的成本，但无法充分获得医师成长后的较高收益。相反流入地区得到了医师成长后的较高收益，而不需要承担医师成长过程中的成本，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流入地获得一定程度的健康红利，而流出地承担了健康红利的成本。由于健康红利的存在，对于具有风险规避倾向的理性患者来说，在经济成本允许下一般较少选择在社区、基层医院看病就医，而是直接找最好的医院和级别最高的医师。这实质上也是患者避免承担医师成长过程中的成本，而希望直接获得医师成长后带来的收益的一种理性选择。若患者都采取这种避险行为，选择去级别高的大医院看病，就会造成这些医院的拥挤、排队，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看病难问题。因此，看病难实质上是优质医疗资源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

三、“看病难、看病贵”的交易成本

大医院特别是三级医院挂号难，排队时间长，会增加患者的交易成本。患者“舍近求远”也会产生各种间接成本，如路费、食宿费等，此外，部分患者还要承担异地就诊导致报销水平下降的成本。但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善、有效的双向转诊制度，以及家庭医师或者全科医师的守门人机制，尤其是在门诊个人自费较高的情况下。由此可见，难以从经济和制度的方面约束患者。患者寻找一个最佳的医师，会产生大量的搜索信息的交易成本，但目前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评价医师个人技术水平的机制。因此，对一个普通患者来说，要寻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医师，实际要花费的交易成本非常大。这样就促使患者从搜寻最合适医师向搜寻好医院转变。因为相对医师来说医院的数量要少得多，搜寻医院信息的成本也大幅度降低。而且，中国医院存在明显的分级制度，医院级别的高低由政府按照一定的标准综合审核、评定，这样根据政府公布的信息，患者收集医院等级信息的交易成本几乎下降到零。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好医院如三级医院、三甲医院的拥挤，加剧了看病难问题。此外，中国医师医疗服务的价值并没有完全通过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医师技术服务费明显被压低，与医师的人力资本投入不匹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医师收入往往是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3～5倍。而中国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显示，2013年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57991元，略高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1474元。即使按照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中国医生平均年收入为67516元，约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1．31倍，也仅为发达国家的1/5～1/3。此外，在中国，不同级别医师技术服务的价值没有通过货币方式充分体现出来，即不同级别医师医事服务费没有形成合理的梯度，在价格上几乎不能实现病人的有效分流，增加了患者就诊级别较高医师的排队时间，进而加剧了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些患者的很多疾病可以通过次优级医疗资源得到解决，但由于患者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又缺乏有效的制度引导，其过度挤占了本应用于那些更需要的患者身上的优质医疗资源。而这些优质医疗资源对急需它的患者来说不具有弹性，即价格不能影响这部分患者的需求量，因此，这些患者愿意花费更多排队时间成本来换取这些服务，这样看病难问题进一步严重。由于医师的工资与其人力资本投资不匹配，医师提供的医疗服务的实际价值和工资存在一个较大的差值。医师为了弥补差值，获得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就会采取其他方式来补偿，如缩短给患者看病的时间，开大处方和让患者做许多不必要的检查。这样实际上是减少了和病人充分交流的时间，降低了服务的质量。医师通过服务水平下降(服务时间减少)和给患者多做检查得到的提成等方式弥补其损失。而患者虽然获得了差值，但是排队产生的成本，大处方的费用，各种不必要检查导致的额外成本，以及服务时间缩短，服务质量下降，其得到低于市值的差价被这些方式抵消甚至超出。最终显性的医师医疗服务市场价值失衡通过隐性的方式得到均衡。而这个过程造成租值消散、社会损失，如医疗费用不断上涨、医师声望不断下降，医患矛盾不断加剧，进而使中国医疗保障发展陷入困境。

四、医患冲突的外部性

医疗服务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医师水平、技术以及病人的体质和病情都可能影响医疗结果。随着国民对健康和治疗效果期望越来越高，医患关系氛围越来越紧张，医疗风险引发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多，而政府采取的压制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患冲突。因为医患关系紧张，暴力不断的根本原因不是患者单方面造成，而且医患冲突的受害者不仅仅有医师，也包括患者。导致医患冲突的原因有:卫生服务向消费主义转移，患者要求和期望更高;医院公益性较弱，医患双方信任不足;信息严重不对称，患者期望值过高，治疗达不到预期效果。随着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冲突中暴力事件不断，医师对医疗风险较大的患者可能会采取不治疗的消极对抗方式，来避免自己承担不利后果。因为医师掌握绝对信息优势，病人及其家属没有能力判断病人的病情是否严重以及能不能治疗，这样导致高风险患者会被医师的消极对抗而失去抢救的机会。同时为了避免不利的后果，医师一般会主动或者被动运用“防御性的医术”，也就是说让病人做一些只对减少医师风险有用而没有医学价值的实验测试和程序。在中国出现的“以械养医”现象，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而做大量价值并不大的检查将加大患者医疗负担，又进一步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五、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一)提高统筹层次，成本内部化

对于因为不同地区人口流动产生的健康红利和成本，可以通过内部化的方式化解。首先，提高统筹层次。使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劳动者属于同一基金支付范围，这样医疗保险基金在横向上可以实现健康的均衡。流入地和流出地同属于一个医保统筹区域，健康的成本和受益都在同一个范围内得到了分担和共享。最理想的统筹层次是全国统筹，这样既有利于全国人口的流动也有利于实现公平，但是目前各地经济条件相差较大，筹资和待遇无法短时间内实现统一，因此，可以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如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推进省级统筹，目前省级统筹具有有利的条件，因为中国流动劳动力省内流动的比例开始反超跨省流动，2013年外出农民工中，7739万人为跨省流动，8871万人为省内流动，分别占外出农民工的46．6%和53．4%。在实现省级统筹的情况下可以推进区域医疗保险调剂，根据劳动力人口流动的情况和集散程度，实现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统筹。其中区域统筹不仅仅是流动劳动人口个人医保权益的统筹，更重要的是其家属尤其是儿童医保权益的统筹，保障其家属能够合理分享流动劳动者对流入地的劳动贡献价值。这也是在中国户籍制度短期内无法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降低户籍制度上所附着的社会保障权益的权宜之策，当条件成熟时可以取消户籍制度对国民权利的限制，使得劳动者年老后愿意且有能力在流入地生活和居住，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和其他福利，这样通过对劳动者生命周期的调节，实现健康红利和成本的均衡。

(二)明确产权，完善转移接续制度

医疗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有利于实现健康成本和受益的均衡。但是医保关系的转移接续不是简单的关系确认，而是医保权益的转移和承认，而影响医保转移接续的核心是医保基金的转移。如何实现基金公平和高效率转移涉及基金中个人产权的界定。科斯认为，不管产权归属谁，只要产权明确，都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也就是效率最高。转移接续过程中基金的转移问题，主要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中产权的界定。由于个人账户中基金产权较为明确，虽然个人账户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产权属于个人。因此，在实践中个人账户资金的转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关键的是社会统筹部分。因为制度设计时并没有明确产权归属，这样就导致转移接续的冲突。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在实现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实现对不同主体(参保人、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公平。因为社会统筹中有一个隐性的产权，这个产权是职工退休后的医疗保险权益对应的产权。中国《社会保险法》第27条明确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的年限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这实际上确定了社会统筹基金中有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劳动者退休后的产权。如果不能计算一个合理的比例，流入地和流出地都没有动力积极实现劳动者医疗保险权益的转移接续。因此，需要中央政府通过大数据计算劳动者劳动年限和健康之间的权重，引入质量调整生命年，它实质上是一个权重系统，它对每年的生命质量q进行赋值，赋值范围从1(完全健康)至0(死亡)。质量调整生命年是卫生经济学中用来进行成本－效用分析的最基本的方法，科学确定劳动者转移接续资金的比例和大小，使得流入地和流出地达到合理的均衡。

(三)增加医师显性收入，惩罚隐性收入

医疗服务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需要政府进行积极干预，如行医资格考核，颁发许可。行医许可是保护患者免于承担无行医资格者所造成成本的一种手段，即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由于提高了进入医疗服务的市场门槛，会增加医师人力资本成本，也需要对其较高的投入进行补偿。发达国家医师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3～5倍，这其实是对医师价值和人力资本投入的认可。而在中国，医师的显性收入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导致其需要通过其他隐性方式获得弥补，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损失。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或者增加医事服务费的方式提高医师的收入水平，使其获得一个正当的收入水平，与其人力资源投资匹配。同时制定严格的监管制度，对在有较高收入保障下，继续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利益的医师，采取严格的制裁措施，如5年、10年甚至终身禁止从医等。总之，通过制度和经济手段增加医师违规的成本，使其不敢也不需要通过开大处方、多做检查等途径来获得收入，保障医师回归到以治病救人为本的角色中。

(四)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减少不信任因素

减少医疗事故导致的医患冲突和暴力事件，一方面需要在治疗前充分告知患者及其家属相关的情况和后果，降低对医疗技术的过高期望;另一方面由于医疗风险在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因此，需要建立多方筹资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通过医师、医院、社会等多方筹资，建立医疗风险基金，用来分担医师成长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改变患者单方面承担的局面，减少患者向上集中的避险倾向，缓和医患关系。美国的经验显示，单一依靠市场来解决医疗事故风险，会导致商业医疗事故保险的失灵，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医疗事故保险市场的瓦解，就因为医疗事故保险金无法与上涨的医疗事故索赔并驾齐驱，这导致了许多保险公司完全从市场上撤出。由此可知，建立中国独特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也是完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的有效途径，但是医院调解机制需要改变患者信任度不高的现状，建立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在调解之后作为申请医疗风险基金或者医疗事故基金赔偿的依据。而医疗风险基金可以交给非营利性的组织管理和运营。只有建立合理有效的医疗风险分担和化解机制，医患互信才能得以加强，病人充分信任医师，医师能够更有效和高效率地治疗病人。

六、结论

第13篇

1.医学生行为存在严重的失范，影响和干扰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

比如缺乏公德、论文造假、不尊师重教或者考试作弊等，这些问题和现象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医学生良好职业行为习惯以及伦理规范意识的形成、培养，继而进一步影响其今后上岗操作。

2.教学和课程设置中过于重视技术忽略了伦理教育

很多医学生在学习期间简单地认为只要熟练掌握专业操作技术即可，对于医学伦理学方面的知识不够重视，认为其可有可无，其实不然当医学生进入到实践工作岗位以后，若缺失良好职业人文素养，很容易迷失在价值困惑或者道德困惑中，影响和干扰其人生道路。

3.缺失无私奉献的意识和竞争，同时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以及单纯经济主义等现象严重。

因受利己主义的干扰以及影响，部分医学生以及医生在学习和工作中多做一点就会抱怨，遇到困难或者加班等退缩，再加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部分医学生和医生过于追求个人经济利益，而使得医疗服务逐渐商品化，自愿奉献的人逐渐减少，一味追求个人利益以及经济指标，而缺失作为一名医生应有的素养以及道德。

二、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教育的分析

1.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教育的必然性与重要性

医学伦理学所研究的内容主要为医学道德，经医德现象研究，将其所表现于医德关系中各种问题矛盾和其发展规律揭示出来，医学伦理学着重从三个方面对医务人员提出了要求，即医德伦理、医德实践以及医德规范。目前就国内医患关系来看，普遍都比较紧张，医患纠纷事故频发，所以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教育，使其成为一个技术精湛以及具有良好医德的医生应变得尤为重要。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教育的必然性与重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和其他行业工作者相比，医疗工作自身的特殊性要求从事该项工作的人要更为严格地按照职业伦理要求和规范操作

在工作中不仅要及时缓解患者疼痛，同时还应保护好患者隐，尊重其人身权利，若忽略了这些很容易发生医疗纠纷。对此，只有医务工作者具备良好职业伦理素养和规范意识，自觉约束自身行为，才可更好地担负起自身工作使命，减少和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

（2）因医疗工作自身比较繁杂

一旦出错很容易引起医疗纠纷，严重时还会引起医疗事故，在这种形势下对医务工作者的伦理规范意识和技术水平所提要求也就更高。只有具有良好伦理规范意识以及道德操守，同时具备高水准职业道德的医务工作者才可更好担任起作为医师的责任，本着对患者负责这一态度，严格按照规定和要求操作，且甘于奉献，能够和他人进行密切配合，以此最大程度避免和降低错误、医疗事故的发生。

2.对策

基于上述医学生伦理教育所存问题和加强伦理教育必然性的分析，下面就如何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教育提出相关对策：

（1）改变以往陈旧教育观念，加大伦理教育重要性的宣传，正确引导。

不管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均应改变其以往的陈旧教育观念，将专业理论知识、实践技能以及人文素养的学习与培养有机结合，强化医学生人文意识。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媒体技术宣传医学伦理教育重要性，比如网络、报纸以及电视等。同时树立先进榜样和典型，正确引导学生，从而帮助其提升自我修养，使其伦理规范意识得到增强。

（2）合理且有效地应用各种教育方式和培养方法。

在教学中应避免照本宣教和教条主义，综合考虑学生自身情况和当前医学行业的需求，和临床实例有机结合，经具体实例的分析，使学生认识到伦理教育重要性。或者设定相应的医疗工作场景，要求学生来扮演病人，以此实现换位思考。构建合理且有效的课程体系，大力实施课外教育，比如讲座、心理咨询、卫生服务、知识竞赛以及社会时间等，充分利用网络实施现代化教育，加强学生人际协调交往能力、心理素质、沟通能力、应对突发问题能力、创新能力、相关法律法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等的培养。此外，还应健全医学伦理教育方面的评价体系，综合考核与评价学生各项素养和能力。

三、小结

第14篇

为了使医院能够真正建立起完善的后医疗管理系统，可考虑引进爱生医院患者关怀服务平台(一般称为hcs)，以现有的医院经营管理方案为基础，将患者的个人档案资料经专人导入至为患者服务的部门从而展开以医院全体患者为对象的多样化、全方位的服务项目。具体的服务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对已经出院的病人进行问候和随访工作；第二，为病人提供可靠的医疗信息；第三，为方便病人接受医疗服务，还应专门设立一个服务平台，供病人通过电话预约获得医疗服务；第四，服务平台的功能应包括方便快捷的复查方式;第五，病人可通过平台咨询医疗信息；第六，为了能对医院的工作进行有效的评估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还应定期进行满意度调查以及健康知识教育、康复指导等。

二、后医疗管理平台的运行

1.宣传、推广作为一种日益受到关注的全新医院管理理论，后医疗管理的有效实施不仅能够增强医院的竞争实力和品牌形象，更能够保证众多的患者从中受益。站在医院的立场来看，医院的任何一项举措都需要考虑到对医患关系的维护，因此医院有必要使患者充分了解医院能够为患者提供的服务内容，从而建立起更加合理有序的医疗工作秩序，以更加科学优化的方式对医疗资源加以利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医院可借助舆论宣传手段对本院的独特优势进行扩大宣传，传播方式可包括多种，如当地电视台、城市宣传栏、医院网页以及hcs平台等等，主动将信息传递给患者，从而使更大规模的患者及其家属对医院的hcs平台有所认识并自觉利用。

2.问候、随访出院病人如果患者在住院期间症状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缓解，病情暂时得到了控制，考虑到经济或其他因素，有时会选择办理出院，但此时患者的治疗过程并未随之结束。这在许多慢性疾病的患者中表现尤为明显，他们往往需要得到更长时间的治疗过程。为了使患者感受到来自医院的贴心服务，医院应根据这类情况，对住院一星期左右的患者及其家属进行问候。随访平台专门对问候工作进行了内容上的安排，包括病情好转情况、有无进行过复查、目前是否打算继续治疗等等，这样就能够对患者出院以后的信息进行实时掌握并在此基础上给患者提出康复指导意见。在这项工作的展开过程当中，医院需通过对随访平台的有效利用，把握更多与患者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在帮助患者战胜疾病的同时鼓励他们树立起信心。尤其当面对长期卧床的患者时，应在为其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积极采取一定的心理疏导方式，对其病情进行关心。这样一来，随访平台就能够在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方面发挥真正的实效，并逐渐使其成为良好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从而维持并加深医患之间的感情。经过大量的事实调查，可发现被随访对象往往倾向于选择原来的医院就医，并在对医院的感恩中将医院的良好服务形象宣传给更多的人。

3.对病人相关的医疗信息要想与患者维持长期良好的关系，应保证患者能够充分了解当前医疗市场的最新资讯。为使已经出院的患者在继续治疗的阶段获取可靠的动态化医疗资讯以及进展情况，还可打造方便的短信平台、微信平台等，这样就可在平台上信息和通知，例如可为糖尿病患者俱乐部、脾胃病风湿病患者俱乐部等俱乐部会员听课通知，再如还可对出院患者发出费用结算的通知。由于医患之间的信息沟通因此而变得更加方便，因而能够使医患关系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4.病人通过平台电话预约服务由于随访平台在医院日常工作中的应用，使得医患间的信任与理解得到了增强。许多患者或家属可通过服务平台来寻求自己信得过的医生进行预约，为广大患者提供了许多方便，尤其对骨科患者的益处最大，骨科患者由于行动不便，因此利用服务平台进行预约就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可足不出户就可确定好医生的出诊时间。病人还可将自己的病情症状在电话中进行反映，并由平台的工作人员将病人的描述反馈给接受预约的医生，这样医生就可通过分析病史资料，再次使用随访平台对病人提出治疗意见，明确告知其复查内容。这样病人进入医院后可立即接受复查，不仅避免了长时间的就诊准备程序，给就诊病人带来了真正的实惠，从而在无形中提高医院的信誉形象。

三、结论

第15篇

目前，医学生接受的是学校教师传授的知识、技术和价值观。学校环境塑造了学生，强调专业能力与临床技巧而忽视人文素质，背离了医学的目的。具体表现为：在课堂教学中，重视专业知识的传授，忽视人文教育，致使学生缺少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课程设置中，人文社科课程门类偏少、学时比重偏低；在教学过程中，忽视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和熏陶，致使学生缺少对医学本质的理解及对生命意义的深刻体验；忽视校园文化建设，缺乏良好的人文环境。

1加强人文教育是实现医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石

人在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学习、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和技能，还应当注重社会人文知识的学习，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与人文精神。否则，将不可能全面发展。对于医学生来讲，要确定正确的人生目标，实现自己的追求和梦想，就需要在掌握专业知识技能的前提下，加强人文素质修养，具备良好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感，以此为将来从事工作与实现奋斗目标打下坚实的思想、道德、文化、知识基础。

2加强人文教育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前提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多起患者或其家属打砸医院、殴打甚至杀害医务人员的恶性事件。2005年10月1日，新华社报道称：医患关系紧张主因在医务人员。其中所说的根本措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属于制度因素，但是良好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医患之间的沟通是每个医生能够做到而未做到的。提高医务人员人文素质需要从源头上抓起，从医学生人文教育抓起。医学人文教育就是培养医学生对人性、情谊的感知，让他们能够以了解人的整体性、尊重人的尊严及追求人的完整性作为基点来解除患者痛苦。唯有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才能使其在将来的医疗实践中主动关注患者的生存质量、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关心患者的生活环境，尊重患者的人格和尊严，发自内心地关心、爱护患者，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

3加强人文教育是适应现代医学模式的需要

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学人才培养由培养只懂医学专业知识的单一型医生向培养掌握治疗、康复、保健等卫生服务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转化。要求医学生（医生）不仅懂得医学知识，而且掌握社会、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不仅掌握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还有对人性的关怀、对他人的同情心等人文情怀；不仅关注疾病，而且关注有思想感情的患者，充满爱心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医学教育必须重视对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使其既有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又有高尚的医德修养和美的情感，在未来的工作实践中，实现医学的最大价值，满足患者需要。让医学科学充满人文关怀，这才是我们应当遵循的医学教育理念。

二提高医学人文教育水平的策略

1发挥第一课堂的主渠道作用

（1）积极探索医学人文教育形式

构建与专业教育相适应的医学人文教育体系，加强医学人文社科类课程建设，建立开放式医学人文教育体系。在课程建设中要注重内涵而不是一味地增加课时，要借鉴医学专业课程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身特点尝试实施“以问题为中心”的医学人文课程教学模式，对相关课程进行整合。要将人文教育的内容与专业课程和各个阶段的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

（2）学校应构建合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将人文课程纳入医学教育体系中，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应包括3个层面：①以学科构建的人文社科类课程，主要有文学、历史、哲学、音乐、美术、心理学等。②人文社会科学与医学交叉产生的边缘学科课程，主要有医学哲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史、卫生法学等。③由多学科融合形成的综合课程，主要有社区卫生保健、医院管理、人口学、运筹学等。3个层面课程相互联系，第一层约占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50%~60%，主要是让医学生树立对人、社会、自然和自身的正确态度，树立科学世界观，培养道德情操和人文品位。第二层约占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20%~25%，使学生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探讨与医学有关的若干问题，引导其重视生命与健康的价值。第三层约占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10%~15%，融人文素质培养于医学实践中，提高医学生的综合素质。这就意味着课堂教学要从工具性转向人文性，课堂应该是体现人格尊严并不断提升人格尊严内涵的地方，是实现人之自由的场所，是学生在认知、交往和审美等活动中丰富自己生命意义的地方。

（3）要根据21世纪对医学人才的高要求

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做到“三结合”，即师生结合、教学科研结合、课堂与社会实际结合。具体要求是在教学活动中做到师生互动，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在教学内容上结合研究成果，理论联系实际，同时关注各种与医学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有关的社会问题，使医学人文教育的内容既脚踏实地又有前瞻创新性，既探索研究又解决现实问题，克服过去医学人文教育内容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弊病。

2积极开展医学人文教育研究要以科学求真的精神

开展医学人文教育研究。医学人文教育同医学教育一样，有许多问题要研究，如教育的形式与效果、教学内容是否符合培养目标要求、在有限的课时内课程如何设置、如何把社会实践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研究以找到其中的规律。

3发挥校园文化的渗透作用

校园文化指的是学校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具有物质和精神两种形态。具体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学校传统、校风、学风、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定的行为准则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对于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主要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对医学生人文素质产生作用。具体表现在：

（1）校园文化为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使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人文知识不会被束之高阁，而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生存土壤，从而得到应用与发展。课堂知识与校园文化相通融合，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进而达到良好的人文教育效果。

（2）校园文化建设使学生直接参与到人文活动中来

学校举办的艺术活动以及学生社团活动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载体，使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加深了对人文知识的理解，特别是一些艺术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观，提高审美能力。

4发挥教学医院的引导和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