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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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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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theeconomygrows,whathappenstothestandardofliving?当经济的发展，会发生什么变化的生活水平？Ifpricelevelsincreasesignificantly,thenthenominalGDPmayincreasebuttherealGDPisunchanged.如果价格水平显着增加，那么，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增加，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不变。Foreconomicgrowthtobehelpfultothepopulation,thepricelevelmustremainrelativelyunchanged.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人口，价格水平必须保持相对不变。Inotherwords,therealGDPmustincrease.换言之，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必须增加。Whentheeconomycangrowsignificantlyandinflationisheldstable,theincreasedincomeisspreadtothepopulation.当经济可以显着增长和通货膨胀保持稳定，增加的收入是蔓延到人口。Thisoftenresultsinanincreaseinthestandardofliving.这往往导致增加的生活水平。Anincreaseinthestandardoflivingentailsthatpeoplearebetteroffbecausetheyhavemoremoneytospendongoodsandservicessoldatarelativelystablepricelevel.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们需要更好的，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钱用在商品和服务的销售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Whatarethefactorsthatleadtoanincreasedstandardofliving?是什么因素导致增加的生活水准？HowareincreasesintherealGDPspreadtothepopulation?如何增加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蔓延到人口？
Whenanumberofeconomiesareexaminedovertime,aninterestingphenomenonbecomesevident.当一些经济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有趣的现象很明显。GroupsofcountriesseemtoconvergeintermsofrealGDPpercapita.国家集团似乎收敛方面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Insteadoftherichgettingricherandthepoorgettingpoorer,intermsofeconomies,similarlyorganizedeconomiesapproachoneanotherinthelongrun.不是富人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在经济，同样的办法组织经济体中的一个长远目标。Whatarethefactorsthatallowthistooccur?是什么因素，允许这种情况发生？Howcananeconomicadvisorhelpacountrytoconvergewithothers?如何才能经济顾问，帮助一个国家衔接他人？
ThisSparkNotewillcoverthetopicofeconomicgrowth.这SparkNote将涵盖专题的经济增长。Withinandbetweeneconomies,economicgrowthisveryimportantbecauseitdirectlyaffectsthewellbeingofthepeopleinvolvedintheseeconomies.内部和相互之间的经济，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人民福祉参与这些经济体。ThisSparkNotewillintroducetheimportantfactorsineconomicgrowthovertimeaswellasinthephenomenonofconvergence.这SparkNote将推出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增长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在趋同的现象。Throughagroundinginthesesubjects,abetterunderstandingofhowtheeconomygrowsovertimeiswithinreach.通过接地的这些问题，更好地了解经济增长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实现的。资本-身体和智力财产，利用劳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
CapitalExpenditure-Moneyspentonincreasingtheamountofcapitalinafirmoraneconomy.资本性支出-货币用于增加资本金的公司或一个经济体系。
CapitalStock-Thetotalamountofcapitalinaneconomyorinafirm.资本库存-总额的资本在经济中或在公司。
Convergence-ThetheorythatallindustrializedcountriestendtoapproachoneanotherovertimeintermsofGDPpercapita.收敛-的理论，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做法往往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perCapita-NominalGDPdividedbythetotalpopulation.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名义GDP除以总人口。Thisindicatestheamountofacountry’stotaloutputthateachmemberofthepopulationtheoreticalhasaccessto.这表明，数额对一个国家的总产出，每个成员国的人口理论获得。
GoldenRuleLevelofCapital-Thelevelofcapitalwhereconsumptionandsavingsareoptimized.黄金规则水平的资本-资本的水平在消费和储蓄得到优化。
GrowthLevel-Thelongtermrateofgrowth.增长水平-的长期增长率。
GrowthRate-Theshorttermrateofgrowth.增长率-短期增长率。
HumanCapital-Intellectualproperty,likeeducationandscientificdiscoveries,thataffectsthelevelofoutputinafirmorcountry.人力资本-知识产权，如教育和科学发现，影响到的产出水平在一个公司或国家。
Industrialized-Describescountriesthathaveaninfrastructureandgovernmentamenabletoindustrialdevelopment.工业化-介绍国家，基础设施和政府服从的工业发展。
Infrastructure-Physicalmachineryandtransportationthatisinplacetoaidinindustrialization.基础设施-物理机械和运输，这是为援助工业化。
InternationalMarket-Themarketforgoodsandservicesthatspanscountries.国际市场-市场对商品和服务，其中涵盖国家。
Labor-Workerswhoutilizecapitaltoproduceoutput.劳动-工人谁利用资本产生输出。
LaborProductivityGrowth-Anincreaseintheamountofoutputagivenunitoflaborcanproduce.劳动生产率增长-数额增加的产出某一单位劳动可以生产。
NominalGDP-Thetotalcurrencyvalueofallgoodsandservicesproducedinanationaleconomy.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总货币价值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国家经济。
OpenMarket-Amarketforthesaleandpurchaseofgoodsandservicesinwhichallcountriesmaycompete.开放的市场-市场买卖的商品和服务，使所有国家可以与之竞争。
Output-Goodsandservicesproducedbyfirms.输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公司。
PhysicalCapital-Machineryusedbylaborintheproductionofgoodsandservices.实物资本-机械所使用的劳动生产中的货物和服务。
Production-Thecreationofoutput.生产-建立输出。
ProductionCapabilities-Thecapitalthatallowsagivenamountofpotentialoutput.生产能力-资本，允许一定数量的潜在产出。
Productivity-Theabilitytoproduceoutput.生产力-能够产生输出。
Prosperity-Thecreationofahighstandardofliving.繁荣-建立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准。
SavingsRate-Thepercentageoftotalincomethatissavedforfutureconsumption.储蓄率-在总收入的百分比是保存为未来的消费。
Standardofliving-Thelevelofeconomicwellbeingenjoyedbymembersofapopulation.生活水平-的经济福祉所享有成员的人口。
TechnologicalProgress-Theadvancementoftechnologyovertimeduetoscientificdiscoveries.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科学发现。
Trade-Thepurchaseandsaleofgoodsandservicesbetweenentities.贸易-买卖之间的货物和服务的实体。
第2篇
现有文献中，关于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具体关系的研究较多，而专门研究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传导机制的文献则相对较少，并且大都是在研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附带涉及。在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诸多研究强调投资在该机制中的重要作用。Krugman（1988）认为，当经济处于债务积压状态时，国内经济活动中投资回报的一部分将被外国债权人以税收的形式征走，因此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将会受到抑制，进而降低经济增长率。债务积压也会通过增加不确定性抑制投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OksandWijnbergen（1995）认为，高债务会对投资的期限结构产生影响，任何投资者都倾向于去投资那些期限短回报快，而不是长期、高风险、不可逆的项目。迅速的债务积累也会伴随着资本流失，因为私人部门会担心货币贬值或者是税收的增加用于偿还债务。MossandChiang（2003）认为，具有高债务水平的国家通常具有更高的违约率，使得经济环境不够稳定，影响投资信心，抑制投资；已经存有的投资者也会审慎评估经济环境慎重投资，总之会抑制投资。
Balassoneetal.（2011）等也认为，在高债务水平下，主要是通过减少投资来降低经济增长。还有一些文献强调利率在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传导机制中的作用。Cohen（1993）认为，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一条主要途径是长期利率。政府预算赤字的持续上升，会导致更高水平的长期利率，并且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会降低潜在产出的水平。ElmendorfandMankiw（1999）认为，如果政府债务融资水平持续上升，会推高国债利率，对居民和企业而言，会导致私人部门净现金流出增加流入到公用部门。这有可能使得非公共部门投资利率上升，并且消费下降。BallandMankiw（1995）和Orszagetal.（2004）等认为，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可能令投资者怀疑政府的到期偿付能力，最终会导致必须要向投资人支付更高的利率才能弥补赤字。利率水平的提升会引发金融市场的无序，影响经济增长率。
部分文献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在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有重要作用。Pattilloetal.（2002）以61个发展中国家1969～1998年的数据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债务水平翻倍会降低每资本GDP增速和TFP增速1%，并且政策环境也会影响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Pattilloetal.（2004）认为，在债务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高债务水平对人力资本积累和TFP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其中2/3是通过TFP，1/3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ElmeskovandSutherland（2012）认为，政府债务会以非线性的方式推高长期利率，增大违约风险，挤出私人投资，进而降低研发支出，损害经济增长。对政府部门而言，一方面，政府更倾向于投资期限短，见效快的项目；而不是投资期限长，投资金额大，产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高新技术项目。而且，也降低了政府提供教育的资金投入，进而降低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速度。
还有一部分文献认为，政府债务会造成资本流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AlesinaandTabellini（1989）和TornellandVelasco（1992）认为，一国通常会过度借贷，为偿还贷款会提高税率，引发资本流出，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MossandChiang（2003）认为，具有高债务历史的国家通常具有更高的违约率，而债务违约将会对一国的国际信用及信用记录带来不良的影响，国际声望下降。投资者会怀疑一国的经济实力，引发资本流出。总结现有文献，虽然也有文献提及利率在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传导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大都仅作为一种理论观点提出，而且经验研究结果也相对较少。本文将运用面板VAR方法对利率在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期对理解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所帮助。
二、研究设计
从利率—投资视角来分析，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是，首先，政府的发债行为会引发利率的上升。因为发行政府债务，会对货币市场资金造成占用，形成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对资金产生竞争，企业整体的融资成本和长期利率均会提高。其次，利率上升会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有挤出效应，导致投资下降。最后，由于投资构成总需求，投资的下降必然引起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基于以上分析，为了得到政府债务冲击下利率、投资和产出的具体反应，本文使用当前宏观经济领域较为新颖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VectorAutoregression，简称“面板VAR”或“PVAR”）来分析该传导机制的宏观经济效应。
（一）模型的设定选用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利率和投资组成一个PVAR系统。具体的模型设定形式如下。
（二）数据的选择数据选择方面，鉴于1980年以前个别国家数据缺失较多，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数据的完整性，本文以69个国家1980～2012年间33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见表1）。这69个国家分别为：澳大利亚、布隆迪、比利时、孟加拉国、巴哈马、玻利维亚、巴巴多斯、不丹、博茨瓦纳、加拿大、瑞士、智利、喀麦隆、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德国、多米尼加、丹麦、厄瓜多尔、西班牙、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加蓬、赤道几内亚、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爱尔兰、冰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肯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科威特、圣卢西亚、斯里兰卡、莱索托、摩洛哥、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拉维、尼日利亚、荷兰、挪威、尼泊尔、阿曼、葡萄牙、卢旺达、新加坡、塞拉利昂、瑞典、斯威士兰、叙利亚、乍得、多哥、泰国、乌干达、乌拉圭、美国、南非、赞比亚、津巴布韦。
（三）单位根检验及滞后阶数的选择面板VAR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变量必须平稳或者协整。如果一个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那么每一个时间序列的数据集都只是一个期间的行为，其结果无法推广到其他区间，并且该统计量的渐进分布将不再是F分布。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必须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Levin-Lin-Chu方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经检验，政府债务的数据为非平稳序列，但经一阶差分后平稳；利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本身即为平稳序列，无需调整。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在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之后，对模型的滞后阶数进行估计。根据滞后长度信息标准显示，PVAR的最佳滞后阶数见表3。
（四）PVAR估计结果本文利用stata12.0软件对4个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了PVAR分析，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L1、L2、L3分别代表滞后1期、滞后2期和滞后3期。首先来看政府债务对利率的影响过程。估计结果显示，政府债务的滞后1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利率会产生影响。其次来看利率对投资的影响过程，利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会对投资产生影响。再来看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过程。投资的滞后1期对于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VAR综合估计结果显示，政府债务—利率—投资—经济增长率的传导机制显著且有效。
（五）脉冲响应分析图1即为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200次蒙特卡洛模拟反复抽样得到的95%的置信区间，首先来看利率对于政府债务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在政府债务1%正的增长率冲击下，利率的增加第1期期末达到正的最大值，随后在第1期后会向下穿越横轴，并在第2期达到负的最大值。之后经历震荡衰减过程，并在第10期左右回归到初始稳态水平。由此可见，债务水平的提高在短期内会提升利率水平，但也存在利率超调的震荡调整过程，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利率波动。其次来看投资对利率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在利率1%正的增长率冲击下，投资成正“U”型调整，并在第5期达到最大，最后在经历约10期后逐渐收敛至稳态水平。由此可见，利率的提升在短期内对投资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再次，来看经济增长率对投资的脉冲响应过程。在投资1%正的增长率冲击下，实际产出呈“驼峰”形态调整，并在第1期期末达到峰值。然后，实际产出经历约10期的回调后，逐渐收敛至初始稳态水平。最后，来看经济增长率对于利率的脉冲响应过程。在利率1%正的增长率冲击下，实际产出会立刻出现下降，并在第2期期末达到峰值，然后逐渐回归到初始稳态水平。综上所述，脉冲响应图结果也显示，政府债务的提升会造成利率水平的提高，而利率水平的提高将直接引发投资的下降，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脉冲响应函数图直观地反映和证明了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3篇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及其理论渊源
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应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从增长机制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之分。从增长路径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外延型和内涵型增长的区别。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但也涉及经济增长的路径，两者是有机结合的。
从经济增长机制看，相对于资源的使用，存在着“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粗放”或“集约”概念，起初应用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后来才扩大到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增长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农业中的级差地租时，就阐述了“粗放耕作”和“集约化耕作”两种农业生产方式，以此将“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区别开来。历史地看，可耕地扩展的有限性，是促成农业部门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重要经济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内容，从来就是与资源有限性直接相关的。
当代意义上的“粗放型”和“集约型”概念，是扩展了整个国民经济意义上的不同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由于具有低质低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扩张，而生产要素的扩张主要是在规模、数量、产值、速度和投入等方面，较少重视质量、效益和效率。集约型增长由于具有高质高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现有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要素效率主要是依托于科技进步、节约能源投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并在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产品竞争力，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程度。
从经济增长的路径看，经济增长总是表现为生产成果数量上的增长，生产成果的数量增长取决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又是不同的，因而经济增长有“外延式”和“内涵式”之分。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时，针对固定资本折旧费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使用问题指出，折旧费既可以用来扩大企业规模，也可以用来改良机器，提高生产效率，“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可见，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能力提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一是更多地利用资源以扩大生产能力；二是提高生产效率以提高生产能力。
除了通过将固定资本折旧基金用于“外延式”或“内涵式”扩大生产这一路径外，还可以通过新增投资用于建立新企业或扩大与改造旧企业，前者为“外延式”，后者为“内涵式”，这是另一条路径，两条路径不应混同。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在第二条路径下，“外延式”增长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内含(涵)式”增长也可能是生产效率不变下的生产规模扩大。就是说，可以有“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或“集约型”增长，也可以有“内涵式”的“粗放型”或“集约型”增长，例如建设宝钢就是“外延式”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路径，不仅取决于社会的物质资源状况、经济技术水平，也与生产的社会组织和合理安排相关。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源泉看，马克思将生产力归结为促进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而生产力的内涵又是丰富的，包括劳动力及其实际劳动、科学技术、生产对象即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以及生产的社会组织等。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投入的增加，也依赖于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提高要素效率必须靠技术进步，而且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技术进步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生产形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也要重视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形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
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当前倡导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应增添新的涵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要素投入方式由资本投入为主，向资本、劳动、科技投人为主转变；需求拉动方式由投资与净出口为主，向投资-消费-净出口拉动为主转变；投入产出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
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适应生产的目的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成效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验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已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在集约型增长条件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不断缓解和克服经济增长的瓶颈。据萨缪尔森分析：“美国产量增长的大约1／3可以归之于劳动和资本的增长。其余2／3可以归之于教育、创新、规模效益、科学进步以及其他要素所导致的余留额”。他看到了经济增长的内涵所在。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迫切任务。应当看到，经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目前已难以为继。国际经验表明，用大量投资支撑的增长，很容易造成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从微观角度看，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会造成相关产品的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而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又会加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压力；从宏观角度看，粗放型的高增长方式由于对能源的大量需求，往往产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不可再生资源耗费过度的现象。一方面，粗放型增长造成资金要素投入大，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不断提高，投资效益下降，积累了大量风险。另一方面，粗放型增长能源消耗高，我国近年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呈增长态势，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国内人均资源少，人均耕地、人均淡水资源和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而国际上许多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资源产品的进口要受到运输能力等多方面制约，粗放型增长面临极大的资源压力和不确定性。发达国家在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我国目前已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甚至集中出现。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活动，一些地方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生态环境趋于恶化。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必须立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可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实际效益较差，国有企业亏损面大，不改变这种状态，经济发展就很难良性和持久。二是可以改善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我国在工业发展上过度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忽视现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内部管理，造成不少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能力闲置等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彩电生产能力闲置比例为二分之一，家用冰箱为三分之二，汽车为四分之三。这种现状迫切要求转变工业化发展道路。三是可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目前国家对农业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4%，远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10%以上的水平。这说明工业的粗放增长实质上已挤压了农业，成为农业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农业未受应有重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做法，而且工业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反哺和支持农业，从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将改善环境污染的现状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传统的经济增长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来维持。据统计，每增加一美元的生产总值，我国的能耗是日本的5倍～6倍，是美国的2倍～3倍。资源的过量消耗，也会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以集约型方式增长，资源消耗将会减少，环境污染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看，我国长期以来生产技术进步缓慢，产品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靠低价竞争。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占有率。
更重要的是，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科学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集约型增长方式有利于人们实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物质条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整体上比较脆弱。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节约发展、循环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不断改善生态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人们提供适宜居住的生活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更加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轨道。
三、客观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中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缓慢、产品质量低等一系列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客观地看到我国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不足与差距。
一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入的增加，仍具有较强的粗放型增长的特征。很多产业仍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的能源、原材料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煤炭占31%，发电量占13%，钢材占27%，铜占19.7%，水泥占45%，棉花占32.7%。而我国GDP只占世界总量的4%，2001年我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总数为8083万人，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5.48倍、9.45倍和13.4倍，但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是上述三国的31.6%，50.6%和98.1%；我国钢铁工业的吨钢能耗比世界平均先进水平高出30%，除上海宝钢外，钢铁工业生产每吨钢的平均耗水量为15吨，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2.7倍。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投入产出比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由于人口规模不同，产业结构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相互之间存在不可比的因素，但从很多技术经济指标的统计数字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摆脱粗放运行的局面。
二是我国生产技术水平偏低，劳动者素质结构改善缓慢，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如在技术进步上，我国在1952—1990年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仅为0.0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要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就要利用财政政策追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从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比较看，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趋势。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我国研究与开发支出比率也呈下降趋势。如1990年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尽管我国经济近年来增长迅速，但这种增长的背后是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不利于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是我国经济比例关系没有理顺，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仍然突出。尽管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不顺。一方面，我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合理，2000—2003年我国的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和42.3%，逐年上升；消费率却分别为61.1%，59.8%，58.2%和55.5%，呈逐年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我国部分产业如房地产、钢铁、加工等行业发展过快，拉动了上游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使能源、交通和原料等瓶颈部门更加紧张，而下游的消费类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显著过剩。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往往注重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适当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率，把两者的比例调整到35；65的水平上，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投资主体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大量投资失误和投资项目的失败，造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投资审查不严，担保和约束机制不完善，又助长盲目和恶意向银行贷款的行为，这些问题成为经济增长的隐患。从产业结构看，基础产业特别是农业长期低迷不振，制造业等行业效益下滑，失业、待业人口大量增加。有些行业的发展受到区域性因素的激励，如短期内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其新建项目的规模和生产技术水平，有的甚至低于现有先进企业的情况，加剧了供大于求的矛盾，并出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等外部不经济性。同时，这还会促使企业之间进行恶性竞争，降低了生产要素的综合配置效率。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告诉我们，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要重视价值补偿，更要重视实物补偿。在价值补偿上不仅要重视不变资本的补偿，还要重视可变资本的补偿。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劳动者收人被极度压低，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说明了“可变资本”的补偿已难以完全实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实物补偿上，要重视对自然环境、土地矿产、重要原料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利用。目前农田等重要自然资源的大量占用和被低价转让，已直接影响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因此，在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用系统论、整体论的观点看待经济增长，正确地处理好生产与消费、储蓄与投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的关系，强化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集约化生产提高生产率，以内涵式增长扩大规模。在政策和措施上，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增加对“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真正实现和保持我国经济的长期、全面、稳定、协调地可持续发展。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在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
实现集约型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基础在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和优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由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的转化，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保障增长目标的实现。
推进科技创新，必须从体制人手，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人，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力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加强科普能力建设，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推进科技创新还必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和加大科研投人。在经济运行中，科研投人应向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倾斜，集中优势生产要素，启动一批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技项目，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在体制上，要建设科技支撑体系，特别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构筑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在科技创新的主体上，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础支撑平台。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既具有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也具有重视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外在压力。企业直接面对市场需求和竞争，能够更敏锐地觉察科技创新的方向和目标，同时具有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设备、工程技术能力以及社会化的配套能力，可以解决科学技术创新与生产脱节的问题，从而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我国科技人员的分布仍然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学。目前我国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拥有的科技研究开发人员分别为52%，28%和15%。只有改变科技研发人力资源与企业生产能力及经营能力相分离的状况，充实企业科技人员和加强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企业才能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实现科技要素、经营管理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直接结合。国家对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提取应给予税收等政策上的支持和优惠，鼓励企业加强研究开发工作。
科技创新必须与管理创新相结合，没有有效的管理，管理混乱、浪费严重，甚至企业管理层搞腐败经营，科技创新的成果就难以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最终落空。加强和提高管理水平，又是提高职工劳动素质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技术工人匮乏的现象十分严重，产业工人中的高级技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比，相去甚远。提高职工整体素质和技术工人的比例，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要有能够激励职工学技术、提高自己科技和文化水平的晋级晋升制度。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企业配置的比例关系。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一般都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和资源密集，再到技术与知识密集的发展阶段。虽然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如果没有政府的约束机制，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通常并不考虑外部的经济性问题。政府应通过必要的市场准入制度，对产业结构进行宏观的调控和规划，不能一哄而上。为了减少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政府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经常现有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主要产品产销率、企业景气或破产的比例、同类企业主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状况，以作为投资主体投资决策时的依据或参考，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第4篇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实际上涉及到创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过度保护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但反过来,如果不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就会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窃者所大肆分割,严重损害创新激励。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时期,我们正好凭借加入WTO这一契机,以严格遵守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一有利背景为前提,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鼓励重大科研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准确。政府支持知识、技术创新,无庸质疑,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包含的政策含义。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有两个:一是这一主张以个人、企业完全缺乏知识、技术创新动力为前提,显然这一假定条件并不符合经济事实;二是这一主张以政府不面临财政约束为前提,这一假定也不现实。在有限的财力约束下,在个人、企业具有强烈“模仿”动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有效缩小自已的“势力范围”,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着眼于长期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Aghion,PhilippeandHowitt,Peter,1992.AModelofGrowthThroughCreativeDestruetion.Eeanometriea,March,60(2),325-351.
2.Aghian,Philippe,andHowitt,Peter,1997.AShumpeterianPerspectiveonGrowthandCompetition.InAdvancesinEconomiesandEeonometries:TheoryandApplications,SeventhWorldCongress,VolumeH,FAitedbyM.Kreps.CanbridgeUniversityPress.
3.Aghiom,PhilippeandHowitt,Peter,1998.EndogenousGrowthTheory.Carobridge,MA:MITPress.
4.Eicher,T.S.andTuroovsky,S.J.,1999.Non-sealeModelsofEcanomicGrowth.TheFeonomicJournal,109(July),394-415.
5.Grossman,GeneM.AndHelpman,1991.InnovationmadGrowthintheGlohalEconomy.Cambridge,TheMITpress,23-139.
6.Jnnes,Charlesl.,1995.TimeSeriesTestsofEndogenousGrowthModels.QuarterlyJoumalofEconomies,May,110(2),495-525.
7.Jones,Charles1.,1999.Growth:WithorWithoutScaleEffects?AmericanEconomicReview,89(May),139-144.
8.Jovanovic,Boyan,1997.LearningandGrowth.InAdvancesinEconomicsandEconometrics:TheorymadApplieatians,SeventhWorldCongTess,VolumeI1,EditedbyM.Krep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9.Peretto,Pietro,1998.TechnologicalChangeandPopulationGrowth.JournalofEconomieGrowth,Dec.,3(4),pp.283～311.
10.Rivera-Batiz,LuisA.andRomer,P.,1991.EconomieIntegrationmadEndogenousGrowth.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es,106(2),May.
11.Romer,PaulM.,1986.InereasingReturnsandl,ong-RunGrow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4,1002-1037.
12.Romer,PaulM.,1987.GrowthBasedonlnereasingReturnsDuetoSpecialization.AmericanEeonomieReview,77,2(may),pp.56-62.
13.Romer,PaulM.,1990.EndogenousTechnologicalChange.JournalofPolitiealEeonomy,98,5(October),PartH,pp.71～102.
14.Young,Alwyn,1998.GrowthWithoutSt:aleEffect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February,106(1),pp.41～63.
15.胡永远、李少斌:《“逆向选择”下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载《人口与经济》,2001(6)。
16.李启明等:《过剩经济对我国投资领域的影响分析》,载《管理世界》,1999(2)。
第5篇
从上面的对外贸易理论的发展来看，也可以看出对于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还有争论，主要存在促进论，阻碍论和折衷论。促进论的代表是罗伯特逊，他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命题，而普雷维什则以“中心—论”表示反对。
为了支持各自的理论，经济学家也对对外贸易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国内外大批学者运用我国的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大都支持外贸，特别是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因为进口贸易也是对外贸易的一方面,所以也有很多学者把目光转向进口贸易,考察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外贸易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情况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启发是:要对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重新进行审视，不能一味崇拜出口，也要重视进口贸易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出口而排斥进口，认为进口会减少GDP的增长，从中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学派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看法，包括重商主义的“奖出限入”,贸易乘数论也认为出口会带动经济的增长,而进口会抵消这种作用，而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恒等式Y=C+I+G+(X-M),明显的告诉人们净出口增加国民收入。直到近几年,才有学者看到进口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出口贸易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的一些新情况值得我们深思、重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国际原油价格、粮食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给我国加工制造业带来的冲击，使得国内的许多制造业企业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对出口加工类的企业打击更大，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退，出口增幅下降。由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多为低端产品，高新技术含量有限，我国的制造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所以出口贸易是否对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有重大的作用还值得我们去探讨，而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被重视。
二、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早要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出口带来的收益以及换回本国需求的产品没有机会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后来的大卫·李嘉图也指出，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就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降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提出美国能保持如此久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中国廉价的商品输入是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通过进口技术先进国家的产品，可以使其包含在产品中的先进技术扩散到本国，工业后发国家也可以通过进口贸易，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技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力。对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具体如下：
1．进口贸易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进口国外的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中间产品，可以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干中学”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掌握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利用技术的溢出效应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通过进口国外的产品，会给国内企业造成压力，促使他们在竞争的环境中不断学习创新。
2．进口贸易有利于稳定物价。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资源，可以抑制物价的上升，保证利润。这一点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表现的较为明显。
3.进口贸易与FDI相互促进。随着进口国进口额的加大，出口国企业为节约成本，绕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直接到其国内投资；而FDI的进入又会派生出间接的进口贸易，而且会带来技术和管理上的新理念。
无论对外贸易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增长，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尽管在现在的国际分工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会处在不利的位置，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但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对外贸易是不可避免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开放，融入全球的经济发展当中去。
当然，现在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出口贸易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然而我们也忽略了进口贸易的作用，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单独介绍了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参考文献:
张冰金戈: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28～32
第6篇
一、国外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已有所讨论。西蒙·库兹涅茨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在大量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数量和结构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趋势作了说明。他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们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先进基础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发展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揭示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制度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
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将制度视为研究的重要变量。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诺斯发展出了一种把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在诺斯看来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二、国内学者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有些学者也作了不少分析。其中将制度变迁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之一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如刘伟和李绍荣,2001;李萍,2001;韩晶,朱洪泉,2000),舒元、徐现祥(2002)甚至认为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也从制度变迁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肯定了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一些学者以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变迁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并对之进行量化分析,以我国为例阐述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由此得出一些改革的建议(唐晓云,2002;韩品,2000;黄晓兴,2002;范方志、李军波2003)等等。肯定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量化分析的文献还有:舒元、徐现祥(2000)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是遵从AK模型的,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大。也有人对C-D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制度项,用WLS回归后得到1980—1994年间,制度和技术因素总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4%,其中制度因素占主要部分(董祥海,李升,2004)。
三、现有问题之我见
(一)制度和制度变迁的作用相混淆
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因此,制度变迁作为扬弃或创新是对现有激励水平或交易成本的改变,具有动态性。而制度有优劣好坏之分,“好的制度结构促使人们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不好的制度结构则驱使人们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也就是说,只有好的制度才能给人以激励,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反之,则是经济增长的桎梏。
(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是直接动力还是间接动力认识并不统一
一个经济系统的增长能力是由经济系统的基本生产要素决定的,即由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所决定,这些要素决定了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及交易成本的大小,从而决定能否将生产推进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一个“好”的制度系统通过对技术进步、劳动力发挥、资本数量和效率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减少了对他人创新进行免费搭车的动机,使技术发明创新者进行创新和发明更有利可图。同时激励了人们对技术的投入,也可以引进国外更先进的技术;同样,资本的数量和效率也受制度的影响,如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保护了外国资本效益从而促进我国FDI等的资本涌入。而从产权角度来说,在排他性产权中效率高于非排他性产权的效率;同时,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劳动力发挥的程度,制度的演进更能激励劳动力,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如果一个社会生产已经达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等已经得到充分利用,那么,制度变迁和创新也不会带来经济的再次增长。
(三)忽视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
1、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第一,经济增长必然要求制度变迁。在经济得到发展后,技术系统发生变化时,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并且社会上的新生利益集团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上保护自己既得的利益;同时为了使自己代表的经济连续得到发展,必然对具有效率的权利进行界定,必然对社会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进行规定,进而改变制度结构推动体制变革。
第二,经济增长不断对制度变迁提出新的要求。经济不断发展,不断对权利界定、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提出新的需求;当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多过制度创新的供给时,两者就失去了均衡,供需的矛盾必然要求新的制度供给来满足新的制度需求。总之,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具有推动作用。如果制度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就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的滑坡。
2、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
第7篇
[关键词]进口贸易经济增长机制
在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进口始终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减因子，然而从长期来看，进口通过突破供给约束、创造有效需求、升级产业结构等手段对促进经济增长。
一、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1.突破供给约束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多种生产要素，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增长所需的全部生产要素，某种要素的稀缺就会造成经济增长的瓶颈。通过进口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关键设备等要素来缓解国内资源约束的压力，弥补了国内供应的缺口，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
2.创造有效需求
一国潜在的消费需求，并不总是能够由国内的生产所能满足，如果没有进口商品，有些潜在的消费需求就不能最终形成消费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国外商品的进口，尤其是新产品的进口，会培育国内消费者对该种商品的需求，当需求达到一定的水平时，会刺激进口国国内该种商品的国产化趋势，同时也带动国内其他相关产品的需求，进而推进经济增长。
3.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进口贸易可以使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产业中，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的产品通过进口获得，使本国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进口技术和设备生产进口替代品，随着对引进技术的逐步消化、吸收和创新以及规模经济的形成，产品质量得到提高，生产成本逐渐降低，再加上本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最终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竞争优势，产品由以前的进口变为出口，一国产业从无到有，再到强大。进口贸易推动了经济增长，也加快了产业结构的演进。
4.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因素,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进口获得技术,可以节省时间,减少浪费和开发不成功的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技术贸易,即进口先进的产品、技术和设备,来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还可以加速国内产业的发展,帮助当地企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进口发展现状
我国加入WTO以来对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目前的关税总水平已经从入世前的15.3%降到目前的10%左右，随着关税的降低及部分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取消进口贸易也得以突飞猛进的增长，2006年和2007年进口额分别达到7916.1亿美元和9558.2亿美元增长率均高达20%和20.8%，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以及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商品结构来看，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进口比例仍与入世前相当，保持在20%和80%左右，但进口结构却发生了变化。一是国内短缺的投资类、资源类商品进口大幅度增加。2007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口2429.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9.83%，其中原料、燃料进口增长迅速，铁矿砂增长达61.6%，原油增长达20.1%。二是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增加。以决定一国现代化程度的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为例，到2007年进口总额高达4125.1亿美元，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554亿美元，增长了15.5%。
对能源和一些高新技术产品、资本设备的进口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但从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我国经济面临的潜在国际风险。
三、对我国进口的若干建议
1.重视进口对经济的作用
要认识到进口对GDP的拉动作用,保持进口与出口的均衡发展。中国现在急需调整贸易发展战略,即不要一味地追求贸易顺差,而要在注重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重视进口贸易规模增长,要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为目标,形成双向对流的贸易增长格局,充分发挥进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2.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中国应从宏观上调控进口产品的商品结构,从而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做好稀缺资源和先进技术的进口。对于国内稀缺、生产成本高的资源型原料可用进口原料予以替代,并进行国内的战略储备。对国内支柱产业和技术落后产业则可采用进口促进策略,着重引进关键设备和创新技术,在分享国外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保证国内经济、对外贸易长期健康发展，提升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3.采取一定的扶持政策
在优化进口贸易结构、将进口政策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政府可以对有利于产业优化的进口行业给予一定的扶持政策,促进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吸收和创新。要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进口地位,通过建设多元化、规范化的进口企业,并对其监管和规范,促进中国进口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姜鸿: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对策分析[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2)
第8篇
中国经济目前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要素拉动特征。经济发展需要刺激投资需求，最终消费需求的形成也有赖于加大投资力度，投资与消费双管齐下，投资需先行。因此，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投资的持续增长。从理论上讲，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具有一种正向的关联关系。
一般认为，建设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因素。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将建设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加大建设投资的规模，既可增加就业机会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又可以直接带动当前的经济增长，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投资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中的比率甚至达到了20%(Kessedes,1995)。
我国大量的文献也讨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够揭示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极少。中国发展研究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社会需求的最积极的因素。因此，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作为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中国发展研究院，1997）。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还处在定性阶段，很少能够指出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本研究就致力于找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拉动水平的具体数量关系。
二、数据和模型
在本研究中，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指以一定速度增长的建设投资所拉动GDP的增长量或增长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方法。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的价值形态。另外本研究涉及的指标还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它同样也能够以价值形态反映固定资产建造和购买活动的总量，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根据国家的投资计划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部分。本文采用这个指标来代表宏观意义上的建设投资水平，既包括建水坝、修公路这些大型的土木工程项目，也包括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同时，还涉及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设备的修缮和改造。
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可以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其他费用三个部分。在本文中也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CI)作为衡量建设投资活动对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一个变量，它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和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比固定资产投资的范围小一些，可以代表一年内国民经济中的建筑工作量，是一个衡量建设活动水平更为合适的指标。
本研究拟采用动态计量经济学所倡导的误差修正模型来描述建设投资和国民经济的相互作用。建立经济学模型的传统方法主要是以理论为导向，依据某种已经存在的经济理论或者已经提出的对经济行为规律的某种解释设定模型的总体结构，这种建模途径对先验的经济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建模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前屡次预测失灵，促使人们寻求另外的建模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国经济学家D·F·Hendry为代表，提出了动态建模的方法，交替利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提供的信息，在协整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反映变量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的误差修正模型(D·Hendry,1998)。
一般经济变量都可以用时间序列来表示，如果它的均值和方差都不随时间变化，就称这个序列是稳定序列。如果一个序列在成为稳定序列之前必须经过d次差分，则称该序列是d阶单整。按照协整理论，几个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其线性组合可以降低单整阶数，即所谓的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的。以GDP和建筑安装投资(CI)为例，若GDP和CI具有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作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的表达式：
附图
和CI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于是GDP的短期波动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长期均衡，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般（β[,2]-1）都会小于0，因此，若(t-1)时刻GDP大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负值，使GDP[,t]减少；若(t-1)时刻GDP小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正值，使GDP[,t]增加。体现了长期均衡误差对GDP的控制。
以不变价格表示的流量指标一般是一阶单整。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都是流量指标，一般情况下属于一阶单整，它们之间可以存在这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的短期的变动又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短期的影响。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既受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短期变动的直接影响，又受两者之间长期稳定关系的调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讨论这种关系：
附图
表明如果FAI变化了1%，GDP将变化β[,1]%。α[,1]同理。可见各个系数具有很强的经济意义。
本研究中的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自1981年始，且已经折算为1981年不变价，这样可以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好地反映数据内在的规律性。在本研究中，采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各年的数据如下；
表1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
（1981-1999年，单位：亿元）
附图
注：1.所有数据均为1981年不变价；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一）方程的初步设定和简化
一般来讲，在经济数据中，以不变价格表示流量的序列往往表现为一阶单整。因此，从理论上判断，LnGDP、LnFAI和LnCI序列都应该是一阶单整。采用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1980年提出的ADF方法进行单整检验结果也表明，的确如此。
然后，可以将方程设定为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模型的右边包括被解释变量的滞后、解释变量及其时间滞后项。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首先设定为：
附图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这两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方程，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方法，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程中，LnGDP[,t-1]、LnFAI[,t]和LnFA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可见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并不显著。（由于此方程对后面的过程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因此不必剔除常数项。）其他各项系数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在建筑安装投资方程中，也是LnGDP[,t-1]、LnCI[,t]和LnC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也不显著。其他各项都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可以看到，以上两个方程中LnFAI[,t-1]和LnCI[,t-1]前的系数为负值。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它们分别与LnFAI[,t]和LnCI[,t]之间存在着共线性的关系，导致两者的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任意分配。但这对后面的研究影响不大。
（二）求长期均衡方程
下面可以用简单的回归分析求得长期均衡方程。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长期均衡方程为：
附图
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从此均衡方程可以计算ecm序列（即残差序列）：
附图
AdjustedR[2]=0.982F=980.657
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
ecm[,t-1]=LnGDP[,t-1]-3.228-9.793LnCI[,t-1]。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1.固定资产投资方程
考虑到在初步设定的方程中LnFAI[,t]、LnFAI[,t-1]和LnGDP[,t-1]都比较显著，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时引入LnGDP[,t]，LnFAI[,t]，ecm[,t-1]，以保证方程的包容性。
设定误差修正模型为：
附图
p=0.0002，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
从变量显著性检验来看，两个方程的ecm[,t-1]的显著性较低，但是，考虑到它们重要的经济意义，仍不将其剔除。
四、经济意义分析
（一）弹性分析
在以上两个误差修正方程中，LnFAI[,t]和LnCI[,t]前面的系数可以看作是GDP对FAI和CI的弹性系数，因此，可以根据方程的系数对它们进行弹性分析。
LnCI[,t]前的系数为0.324，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而LnFAI[,t]前的系数为0.317，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
这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定量地给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大致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以往的分析往往仅限于定性，没有反映出真正的定量关系。从两个弹性系数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都较大。
（二）拉动效率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建筑安装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引入一个新的系数，将其称之为“拉动效率”，它是GDP对该变量弹性系数与该变量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比值，即附图，D[,i]表示在此区间内GDP对某一变量i的弹性系数，S[,i]表示某一变量i在此区间内占据GDP的平均百分比。这样可以排除弹性系数大小中不同变量份额因素的影响。如果q＞1，这表明某一变量在这一阶段对GDP的拉动作用是积极的，超过了自身在GDP中所占据的份额，是高效率的。相反，如果q＜1，则表示这种拉动作用是消极的，少于变量自身占据GDP的份额，是低效率的。
结果如下（1981年—1999年间）：
变量D[,i]S[,i]q[,i]
CI（建筑安装投资）0.3240.1961.652
FAI（固定资产投资）0.3170.3001.057
由此可见，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为19.6%，而弹性系数达到了0.324%。这进一步验证了在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定性研究的结论，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误差修正项(ECM)的分析
Ecm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系数的估计值一般是负值。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49，由此看来，调整的力度不是很大。调整的过程大致如下：
附图
对于建筑安装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18，调整的力度也较小。因此，可以看出，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五、总结
本研究将固定资产投资(FAI)和建筑安装投资投资(CI)作为对GDP产生拉动作用的变量，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到了反映它们之间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表达式。从弹性系数可以看出，无论是建筑安装投资，还是固定资产投资，二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明显的，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国内生产总值对基本建设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综合起来，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从拉动效率来看，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
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因此，本研究的定量结果不仅验证了很多研究者的定性结论，即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给出了具体的拉动效应值，分析了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各自的作用，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分析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3-23
【参考文献】
[1]中国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38．
[2]中国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陈炳煌．当前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龙岩师专学报，2000,(6)．
[4]黄聪，李启明，申立银．中国建设推动力的计量模型与分析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2000,(4)．
[5]李子奈．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6]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第9篇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26年内只增长了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后的15年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了经济增长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关于这一点，从我们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要素的过度投入通常表现为经济过热，虽然经济过热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即使经济过热也不会使价格上升，但却会出现严重的物质短缺，这恰好说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质短缺表现为价格的上升，即通货膨胀，如果工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第10篇
1.1计算方法
1.1.1原始数据处理由于事物或因素计量单位不同，原始数据在量纲和数量级上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在计算之前首先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主要通过初值化和均值化方法。初值化是用一个数列第一个数据后面的每一个数据除以第一个数据，得到所有数据相对于第一个数据的倍数数列，称之为初值化数列；均值化是用一个数列的所有数据除以该数列的平均数，得到一个所有数据相对于平均数的倍数数列，称之为均值化数列。
1.1.2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假定已经处理过的数据参考数列和与之作灰色关联程度比较的p个比较数列分别为。对于第k个比较数列，分别记n个∆0k(t)中的最小数和最大数为∆0k(min)和∆0k(max)。对p个比较数列，又记p个∆0k(min)中的最小者为∆(min)，p个∆0k(max)中的最大者为∆(max)。这样∆(min)和∆(max)分别为这p个比较数列在各期的绝对最小差值和绝对最大差值。那么，在t时期，第k个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灰色关联系数可通过下式计算。
1.1.3求灰色关联度通过n个灰色关联系数来反映每个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灰色关联程度有一定的局限性，即难于从整体上对灰色关联信息进行把握，信息比较分散，因此，需要对灰色关联信息进行集中处理。可以采取求平均值的方法来定量衡量两个数列的灰色关联程度，则第k个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计算公式为。
1.1.4排灰色关联度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灰色关联度主要用来比较度量因素间密切程度的相对大小，其绝对数值的大小意义不大，关键是在求得各个比较数列与同一参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之后比较它们的大小。p个比较数列就对应p个灰色关联度，将这p个灰色关联度按其大小进行排列即为排灰色关联度，得到灰色关联序，其大小顺序代表了每个比较数列相对于同一参考数列的主次关系。因素分析便是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最主要的运用之一。在运用过程中，人们不能完全有效地掌握信息，加上客观事物的复杂性，经济变量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导致很难看清各因素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程度，这就需要通过因素分析对经济变量进行深入研究。而利用灰色关联度进行分析则比较适合各影响因素和总量之间数字关系不严密的情况。
1.2模型选择
1.2.1指标选取在建立模型之前首先要对模型的指标集进行选择，合适的指标集将对模型评估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在选择指标集时要考虑目标数据的可获得性、财务指标与传统非财务指标的融合性，且要切合研究目的。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定量计算子系统和母系统中诸因素的相关关系，其过程如下：（1）指标的选择问题。在分析南水北调工程与受水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GDP的增长首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可以反映出受水地区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2）以地区粮食总产量作为指标，分析受水地区农业发展与调水工程供水效益之间的关联。（3）将固定资产投资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港口吞吐量作为研究受水地区工业发展和调水工程供水效益关系的指标。（4）找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进出口总额作为指标，研究受水地区贸易增长与调水工程之间的关联。据此，通过对以上指标与调水工程供水效益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可以描绘出受水地区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与南水北调工程供水效益之间的关联程度。受水地区地方经济指标的数据可以从各个地方政府的统计年鉴中获取，南水北调工程供水效益的数据可以向相关管理部门索取。
1.2.2模型建立设参考数列为X0，代表南水北调工程供水效益增长的百分点；被比较数列（因素数列）为Xi，i=1，2，…n，分别代表选取的受水地区经济指标。
2案例分析—以通榆河北沿送水工程为例
2.1工程概况通榆河是江苏省苏北沿海地区一条集送水、排涝和航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骨干河道，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是江苏省为实施国家沿海开发战略、促进东部沿海水运事业发展而开辟的战略性水资源工程，是一项超前谋划、有利于江苏未来长远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该工程于2007年12月9日开工，并于2010年7月7日正式通水，总投资46.8亿元，包括疏港航道工程和送水工程两部分，该工程全长190km，连接了盐城市滨海县、响水县和连云港市的灌南县、灌云县、赣榆县和连云港市区，其中整治拓浚老河道103.1km，并新挖河道12.3km，输水规模达到30~50m3/s。在其建成后江苏省沿海和连云港市水源供给的安全保障能力将得到提升，沿海地区的水资源和水环境质量也将得到有效改善；同时，沿线地区的供水、排涝和水生态环境也会受其影响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沂北地区的排涝工作也将得到相应保障[9]。
2.2指标集的选择根据上文建立的模型，为揭示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供水效益与连云港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选取2008~2013年连云港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粮食总产量、固定资产投资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港口吞吐量、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进出口贸易总额和通榆河的供水效益作为指标集，对其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连云港区域经济增长与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供水效益之间的关联程度，详见表1。
2.3灰色关联度计算（1）无量纲化处理。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方法，对表1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出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供水效益及连云港港航经济系统各指标年度增加值，见表2。根据表2数据，可以计算出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供水效益增长率及连云港港航经济系统各指标年度增长率，见表3。
2.4案例分析根据表7的结论可以发现，连云港港航经济系统的发展与各影响因素的关联度均大于0.5，这表明连云港港航经济系统各参考因子与通榆河调水工程供水效益都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其中，相关性最高的为连云港港口吞吐量，说明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为连云港港口注入了新的活力。相关性最弱的为连云港进出口贸易总额，说明调水工程供水效益与当地国际贸易增长关联较低。此外，连云港区域经济系统与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的关联度相对较高的指标还有连云港地区生产总值（灰色关联度为0.8426）、固定资产投资额（灰色关联度为0.742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灰色关联度为0.8008）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灰色关联度为0.8296），均在0.7至0.85之间。可见，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与连云港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两者紧密相关，相互依存发展。连云港港航经济系统与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之间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相关性，主要原因是：（1）连云港市区饮用水供水线路单一，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矛盾。30～50m3/s的供水流量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有效保障连云港市区应急水源及沿海开发战略的实施，也保障着疏港航道通航水位以及沂北地区的排涝工作。同时，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也向里下河沿海垦区和渠北地区供水，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灌溉方面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截止2013年底，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平均每年供水量3888万m3，城市居民、工业及临港产业供水效益15708万元，并增加向农业供水，农业供水效益为1866万元，该工程的建成，不仅使得沂北地区排涝可调度，也保证了疏港航道的通航率。（2）作为连云港市的第二水源通道，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提升了江苏沿海地区对水资源安全的保障能力，也显著提高了沿海地区的水资源和水环境质量。1998～2008年，连云港的唯一城市饮用水源“蔷薇河”共发生过水污染事故11次，虽然在实施清污水分流技术的后污染指标比过去有所下降，但对城市居民饮用水、食品等工业用水的影响仍然较大。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的建设，可作为连云港市遭遇水质事故时的备用水源，从而保证连云港市城市及港口的正常生活。（3）工程的建设使得连云港市的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水质得到了保障，提高了居民用水效率，为招商引资树立了良好的城市形象，间接地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效益。
3结语
第11篇
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0．20左右，到1993年上升为0．42，这在世界所有国家中增加，而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却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情况。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1988年以前，基本呈上升趋势。在达到51．9％的高点以后，呈下降趋势，在2003年达到最低点43．4％，不仅远没有回到1988年的高点，而且比1978年48．8％水平低了5．4个百分点。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滞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我国居民消费在宏观层面上是不断趋于萎缩的。根据消费函数理论，居民消费应该随着国民收入Y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不成比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1989年以后逐年下降，这其中除了投资在是最大的。199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37，成为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社会，尽管还不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社会，但是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听任这一趋势的发展，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1．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主要是通过影响消费需求来影响有效需求，进而影响到GDP的增长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消费由收入决定，即C=a+bY，其中C为消费，a表示不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那一部分消费，即基本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表示国民总收入。根据消费函数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长的快慢决定了消费增长的快慢，而我国却出现了一种相反的情形。
由表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用支出法计算的GDP逐年GDP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社会多数成员的收入水平无法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提高，甚至可能下降，这样就会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从而导致居民的消费占GDP比重不是增加而是连年下降。
在我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农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愈来愈少，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流向城镇居民。城镇居民中，下岗职工大量存在，造成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由此，必然会使全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c下降，在a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即使Y增长很快，其增长的效果也会被c的下降所抵消，从而使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不升反降的现象。所以说，收入差距过大通过影响边际消费倾向来影响全体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经济增长
在知识经济社会，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因此，教育投资与经济的增长正相关。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教育投资具有重大的影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必然导致教育的不平等。人们收入的不同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个家庭及地区的教育投资也不同，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由以下传导机制：
收入差距过大教育投资不平等人力资本受到影响经济增长受影响
我们可以看出：收入差距过大通过影响教育投资影响经济的增长。
同时，由于中国传统体制的原因以及知识经济对人才要求的提高，通过接受教育跳出“农门”一直是广大农民后代摆脱贫困的主要方式，而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会使得广大农村子弟以及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被高等学校拒之门外，从而使他们陷入这样一种“贫困无钱读书继续贫困”的怪圈。
另外，发展经济学家也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出发，对分配不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1993年，Galor·O和Zeira·J在信贷市场不完全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可分的假设下，建立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该模型假定个人的寿命分为两期，人们在前期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将决定人们在后期的劳动熟练程度以及人们的薪金水平。在利率由不完全信贷市场所决定的假设下。存在一个初始财富的临界点g。如果一个国家的分配不平等程度严重，即多数人的初始财富低于的水平，那么在均衡状态，该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会较少，从而使该国的均衡状态是一个较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状态。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还会通过影响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社会的稳定。稳定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收入差距过大会威胁到中国社会的稳定。
在收入分配差距积累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特殊的贫困阶层。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以及与高收入阶层的生活境遇对比中，他们的心理可能会发生变化，主观地认为是改革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化，是改革使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在心底里会产生一种对改革的憎恶。长期下去，这些人的社会承受力会逐渐下降，成为改革继续深化的一大阻力。这样，我们的改革就会失去一部分群众基础，难以顺利进行下去。
另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收入分配差距长期过大，必然使聚集社会财富的极少数富人成为众矢之的。一般认为，不平等会导致穷人从事犯罪、暴乱等破坏性活动，过度的不平等会使这些暴力活动增加。由此，一方面，富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需要花费额外的社会成本(如增加安全费用等)，这不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加剧了社会不安定，从而导致国家法规不稳定和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人们无法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另一方面，富人们
为了保护投资产权，可能减少在国内的投资，把资金转向其他较为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影响本国经济增长。
二、创造条件，实现公平经济增长
发展经济学最早反映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最著名的论点就是所谓Kuznets猜想。这个猜想形成了著名的Kuznets倒U型曲线：当一种经济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时，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将随着早期的经济增长而扩大，随后平稳，最后缩小。但是，对于不平等程度是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行减少，还存在许多争议。我们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仅有少数人享有成果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使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即实现一种公平的经济增长。
1．实现参与机会平等
所谓机会均等，即每个人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追求收入，获取财富的权利和机会是一样的。但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双轨制的存在，使国民收入要素分配缺乏监控，形成一定数量通过寻租致富的权贵阶层，从而造成人们参与市场竞争和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要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必须首先解决机会不均问题：
第一，加强法制建设，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加快立法，规范经济行为，严厉打击非法收入和黑市经济，使一切经济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第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加强对要素分配的监控，做好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维持良好的经济秩序；
第三，尽快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鼓励竞争，取消各种市场准人的限制，取缔一切特权活动，以消除垄断经济和地下经济，同时，打破地方保护壁垒，推进国内市场统一的进程。
2．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当期收入之间的差距表示这一时点上的不平等状况，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可自由流动的话，那么，这一时点上的不平等状况必定会被社会的流动性所缓和。当前，现代工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前提与条件。工业化带来的城镇化以及城市化，将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缓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体来说，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消除对劳动力流动的管制，取消各种人口流动的障碍，如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减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保证外来人口享受和当地居民同样的待遇；
第二，建设统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强化市场功能，利用价值规律调节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让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第三，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如建立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协调机制，为劳动者提供信息服务，推动劳动力在更广阔范围内流动。
3．推进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
在上文提到的Calor·O和Zeira·J的模型中，人们可以在不减少富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增加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使经济收敛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均衡。当今社会，一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作用。因此，教育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同经济增长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人口数量优势之所以不能转化为人力资源质量的优势，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发达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不均。另外，即使农民可以完全自由进城务工，其在就业竞争中也必然处于劣势，因为他们的素质决定了他们再就业岗位选择上不可能有太多机会。所以，要实现我国的人口优势，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必须消除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差异，推进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
第一，重视农村和其他地区的基础教育，加大对这些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
第二，加快职业教育在农村和其他落后地区的发展，增加就业培训机会，使其获得相应的技能和资格认证，扩大他们就业行业和职业的范围；
第三，完善助学贷款机制，加强对来自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以使他们完成学业。
4．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除了通过税收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调控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低收入者和弱势人群的收入水平。因为这不仅可以改善他们市场竞争的处境，促使新一轮竞争在相对公平的起点进行，而且可以增强人们的社会承受能力，有利于社会稳定。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应当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保证农民有地耕种的前提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12篇
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国经常账户上的整体逆差一起为美元带来强大的贬值压力。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0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2562亿美元。中国经济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方面，美国必然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继续要求人民币升值和开放资本账户。如果回应这些要求，中国必然面临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的风险。但是，如果中国不理睬美国的要求，任中美贸易不平衡进一步扩大，必然推动美元危机的爆发。一旦爆发美元危机，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国经济必将遭受沉重的打击。
无论是中美贸易不平衡还是美元贬值压力中的中国因素，都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种，而且美国自身对二者也有很大的责任。中国完全可以据理力争，强调美国政府在计算美中贸易时香港地位的不合理性以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对贸易不平衡的影响。中国也可以指出美国国内的储蓄率过低，政府、企业和个人靠举债度日是导致美国财政贸易赤字的根本原因。但是，这里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无论是谁的责任，只要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美元危机的可能性就进一步增加。只要美元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就要遭受沉重的打击。
在现行的美元本位制下，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美元的背后没有黄金的支持，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的背后也没有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这种只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创造，经常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经常账户已经累计积累了3万亿美元的赤字。当这3万亿美元的货币进入拥有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国家的银行系统，这些国家就开始了一个制造泡沫的过程。商业银行开始疯狂地扩大信贷，经济空前地繁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急速上涨。由于每个产业都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它们都建造了多余的生产能力。当投资和经济成长异乎寻常地加速时，资产价格的泡沫就不可避免地出现。
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已经大打折扣。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像日本一样建立起以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是否应该继续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一直等到这个优势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的上升彻底夺走，还是从现在开始就向以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转变。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过程中，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是否有除了廉价劳动力以外的比较优势。这将直接决定中国到时候是像今天的日本还是像今天的墨西哥。
二战以来，日本在两次国际金融秩序面临危机时都没有能够处理好本国面临的挑战。第一次是在60年代末期。当时美国的贸易赤字大增，美元必须贬值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日本坚决拒绝日元升值，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尽管日本经济学家一致公认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日本却不愿作任何努力去维持这个体系的生存。第二次是在80年代中期，日本积极地、却又在没有准备的条件下回应了美国的要求，结果是日本经济产生了泡沫，并在泡沫的破灭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
二、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大量吸引外资的模式
在贸易方面大出大进的世界工厂模式使中国过早地进入与其他国家之间在能源和资源方面的冲突并被认为抢走他国的工作机会。积极吸引外资的结果是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厂甚至建立地区总部。世界工厂的崛起已经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为了维持世界工厂的运转，中国必然需要一个与其生产规模相匹配的世界级的供销科，大量使用能源、原材料和设备。尽管这可以为其他国家增加就业机会，但也可以使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和冲突骤然加剧。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应该发展，也不是说中国不应该与他国争夺能源和资源，而是说中国应该考虑资源争夺效益比，要思考在一定的能源资源争夺水平上如何能实现更高的发展水平，或者反过来说，在追求一定的发展水平时如何降低与他国在能源资源方面的冲突。
从初级能源的消费构成来看，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是以石油为主。与此相反，中国仍然以煤炭为主，煤炭消费所占的份额达到了70%，而石油的消费份额仅为20%左右。即便是这样，2007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达到了3.68亿吨（占世界的9.3%），大大超过了日本的2.29亿吨（占世界的5.8%）。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间，世界石油的消费总量增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是缘自中国日益扩大的原油需求。
中国过去本来是石油的出口国，然而随着国内需求的日益扩大，到了1993年则从石油出口国变成了石油的进口国，此后中国的净进口量不断在增加。根据中国商务部发表的报关统计，2007年中国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进口总量为1.97亿吨，扣除出口量之后的净进口量达到了1.78亿吨。加上原油价格的暴涨，2007年石油贸易的逆差超过了85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6%。在世界石油市场上，中国即将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
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将产业结构进行了巨大的调整，由资源消耗型的钢铁、造船和化工转向资源节省型的家电和汽车。而中国侧重制造加工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日益恶化的国际能源条件下必然遇到巨大的增长瓶颈。
三、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
中国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大大地提高了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并大大地增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直接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以吸引外资为手段、建立大出大进的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影响，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近年急剧上升，2002年在50%左右，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上升到70%以上。这样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起大落，中国经济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至今已有一年的时间，目前危机仍在演进深化。次贷危机与以往危机的最大不同在于，次贷危机涉及的金融机构之广、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之深、给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之大，均是前所未有的。
次贷危机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次贷危机造成美国进口需求下降，以及美国政府应对危机而导致的美元大幅贬值，严重恶化了中国出口行业的外部环境。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趋势不会改变，升值幅度已经超过12%。中国政府正在积极调整外贸政策，包括降低出口退税率、征收出口关税、取消某些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等。
中国国内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以及污染成本的上升，已经削弱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2008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延续2007年的强劲增长态势，就连绝对额也有所下降。
日本一直把对外贸易依存度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有人会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相似的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并不算太高，关键在于中国有许多与他国不同的地方。小国的经济总量也小，小国办世界工厂，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当年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冷战期间鼓励出口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很少被认为形成对他国的威胁。它们也不会受到像今天中国面对的压力。四、政治稳定与经济结构升级换代之间的矛盾
二、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大量吸引外资的模式
在贸易方面大出大进的世界工厂模式使中国过早地进入与其他国家之间在能源和资源方面的冲突并被认为抢走他国的工作机会。积极吸引外资的结果是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厂甚至建立地区总部。世界工厂的崛起已经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为了维持世界工厂的运转，中国必然需要一个与其生产规模相匹配的世界级的供销科，大量使用能源、原材料和设备。尽管这可以为其他国家增加就业机会，但也可以使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和冲突骤然加剧。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应该发展，也不是说中国不应该与他国争夺能源和资源，而是说中国应该考虑资源争夺效益比，要思考在一定的能源资源争夺水平上如何能实现更高的发展水平，或者反过来说，在追求一定的发展水平时如何降低与他国在能源资源方面的冲突。
从初级能源的消费构成来看，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是以石油为主。与此相反，中国仍然以煤炭为主，煤炭消费所占的份额达到了70%，而石油的消费份额仅为20%左右。即便是这样，2007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达到了3.68亿吨（占世界的9.3%），大大超过了日本的2.29亿吨（占世界的5.8%）。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间，世界石油的消费总量增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是缘自中国日益扩大的原油需求。
中国过去本来是石油的出口国，然而随着国内需求的日益扩大，到了1993年则从石油出口国变成了石油的进口国，此后中国的净进口量不断在增加。根据中国商务部发表的报关统计，2007年中国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进口总量为1.97亿吨，扣除出口量之后的净进口量达到了1.78亿吨。加上原油价格的暴涨，2007年石油贸易的逆差超过了85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6%。在世界石油市场上，中国即将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
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将产业结构进行了巨大的调整，由资源消耗型的钢铁、造船和化工转向资源节省型的家电和汽车。而中国侧重制造加工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日益恶化的国际能源条件下必然遇到巨大的增长瓶颈。
三、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
中国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大大地提高了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并大大地增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直接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以吸引外资为手段、建立大出大进的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影响，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近年急剧上升，2002年在50%左右，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上升到70%以上。这样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起大落，中国经济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至今已有一年的时间，目前危机仍在演进深化。次贷危机与以往危机的最大不同在于，次贷危机涉及的金融机构之广、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之深、给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之大，均是前所未有的。
次贷危机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次贷危机造成美国进口需求下降，以及美国政府应对危机而导致的美元大幅贬值，严重恶化了中国出口行业的外部环境。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趋势不会改变，升值幅度已经超过12%。中国政府正在积极调整外贸政策，包括降低出口退税率、征收出口关税、取消某些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等。
中国国内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以及污染成本的上升，已经削弱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2008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延续2007年的强劲增长态势，就连绝对额也有所下降。
日本一直把对外贸易依存度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有人会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相似的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并不算太高，关键在于中国有许多与他国不同的地方。小国的经济总量也小，小国办世界工厂，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当年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冷战期间鼓励出口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很少被认为形成对他国的威胁。它们也不会受到像今天中国面对的压力。
四、政治稳定与经济结构升级换代之间的矛盾
【摘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日本模式之间的一大区别是对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出现的若干结构性条件进行论述，通过和日本经济增长经验的对比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利弊。
第13篇
中国经济目前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要素拉动特征。经济发展需要刺激投资需求，最终消费需求的形成也有赖于加大投资力度，投资与消费双管齐下，投资需先行。因此，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投资的持续增长。从理论上讲，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具有一种正向的关联关系。
一般认为，建设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因素。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将建设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加大建设投资的规模，既可增加就业机会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又可以直接带动当前的经济增长，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投资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中的比率甚至达到了20%(Kessedes,1995)。
我国大量的文献也讨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够揭示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极少。中国发展研究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社会需求的最积极的因素。因此，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作为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中国发展研究院，1997）。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还处在定性阶段，很少能够指出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本研究就致力于找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拉动水平的具体数量关系。
二、数据和模型
在本研究中，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指以一定速度增长的建设投资所拉动GDP的增长量或增长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方法。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的价值形态。另外本研究涉及的指标还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它同样也能够以价值形态反映固定资产建造和购买活动的总量，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根据国家的投资计划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部分。本文采用这个指标来代表宏观意义上的建设投资水平，既包括建水坝、修公路这些大型的土木工程项目，也包括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同时，还涉及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设备的修缮和改造。
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可以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其他费用三个部分。在本文中也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CI)作为衡量建设投资活动对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一个变量，它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和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比固定资产投资的范围小一些，可以代表一年内国民经济中的建筑工作量，是一个衡量建设活动水平更为合适的指标。
本研究拟采用动态计量经济学所倡导的误差修正模型来描述建设投资和国民经济的相互作用。建立经济学模型的传统方法主要是以理论为导向，依据某种已经存在的经济理论或者已经提出的对经济行为规律的某种解释设定模型的总体结构，这种建模途径对先验的经济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建模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前屡次预测失灵，促使人们寻求另外的建模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国经济学家D·F·Hendry为代表，提出了动态建模的方法，交替利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提供的信息，在协整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反映变量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的误差修正模型(D·Hendry,1998)。
一般经济变量都可以用时间序列来表示，如果它的均值和方差都不随时间变化，就称这个序列是稳定序列。如果一个序列在成为稳定序列之前必须经过d次差分，则称该序列是d阶单整。按照协整理论，几个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其线性组合可以降低单整阶数，即所谓的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的。以GDP和建筑安装投资(CI)为例，若GDP和CI具有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作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的表达式：
附图
和CI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于是GDP的短期波动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长期均衡，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般（β[,2]-1）都会小于0，因此，若(t-1)时刻GDP大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负值，使GDP[,t]减少；若(t-1)时刻GDP小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正值，使GDP[,t]增加。体现了长期均衡误差对GDP的控制。
以不变价格表示的流量指标一般是一阶单整。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都是流量指标，一般情况下属于一阶单整，它们之间可以存在这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的短期的变动又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短期的影响。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既受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短期变动的直接影响，又受两者之间长期稳定关系的调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讨论这种关系：
附图
表明如果FAI变化了1%，GDP将变化β[,1]%。α[,1]同理。可见各个系数具有很强的经济意义。
本研究中的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自1981年始，且已经折算为1981年不变价，这样可以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好地反映数据内在的规律性。在本研究中，采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各年的数据如下；
表1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
（1981-1999年，单位：亿元）
附图
注：1.所有数据均为1981年不变价；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一）方程的初步设定和简化
一般来讲，在经济数据中，以不变价格表示流量的序列往往表现为一阶单整。因此，从理论上判断，LnGDP、LnFAI和LnCI序列都应该是一阶单整。采用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1980年提出的ADF方法进行单整检验结果也表明，的确如此。
然后，可以将方程设定为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模型的右边包括被解释变量的滞后、解释变量及其时间滞后项。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首先设定为：
附图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这两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方程，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方法，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程中，LnGDP[,t-1]、LnFAI[,t]和LnFA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可见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并不显著。（由于此方程对后面的过程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因此不必剔除常数项。）其他各项系数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在建筑安装投资方程中，也是LnGDP[,t-1]、LnCI[,t]和LnC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也不显著。其他各项都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可以看到，以上两个方程中LnFAI[,t-1]和LnCI[,t-1]前的系数为负值。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它们分别与LnFAI[,t]和LnCI[,t]之间存在着共线性的关系，导致两者的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任意分配。但这对后面的研究影响不大。
（二）求长期均衡方程
下面可以用简单的回归分析求得长期均衡方程。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长期均衡方程为：
附图
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从此均衡方程可以计算ecm序列（即残差序列）：
附图
AdjustedR[2]=0.982F=980.657
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
ecm[,t-1]=LnGDP[,t-1]-3.228-9.793LnCI[,t-1]。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1.固定资产投资方程
考虑到在初步设定的方程中LnFAI[,t]、LnFAI[,t-1]和LnGDP[,t-1]都比较显著，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时引入LnGDP[,t]，LnFAI[,t]，ecm[,t-1]，以保证方程的包容性。
设定误差修正模型为：
附图
p=0.0002，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
从变量显著性检验来看，两个方程的ecm[,t-1]的显著性较低，但是，考虑到它们重要的经济意义，仍不将其剔除。
四、经济意义分析
（一）弹性分析
在以上两个误差修正方程中，LnFAI[,t]和LnCI[,t]前面的系数可以看作是GDP对FAI和CI的弹性系数，因此，可以根据方程的系数对它们进行弹性分析。
LnCI[,t]前的系数为0.324，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而LnFAI[,t]前的系数为0.317，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
这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定量地给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大致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以往的分析往往仅限于定性，没有反映出真正的定量关系。从两个弹性系数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都较大。
（二）拉动效率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建筑安装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引入一个新的系数，将其称之为“拉动效率”，它是GDP对该变量弹性系数与该变量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比值，即附图，D[,i]表示在此区间内GDP对某一变量i的弹性系数，S[,i]表示某一变量i在此区间内占据GDP的平均百分比。这样可以排除弹性系数大小中不同变量份额因素的影响。如果q＞1，这表明某一变量在这一阶段对GDP的拉动作用是积极的，超过了自身在GDP中所占据的份额，是高效率的。相反，如果q＜1，则表示这种拉动作用是消极的，少于变量自身占据GDP的份额，是低效率的。
结果如下（1981年—1999年间）：
变量D[,i]S[,i]q[,i]
CI（建筑安装投资）0.3240.1961.652
FAI（固定资产投资）0.3170.3001.057
由此可见，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为19.6%，而弹性系数达到了0.324%。这进一步验证了在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定性研究的结论，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误差修正项(ECM)的分析
Ecm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系数的估计值一般是负值。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49，由此看来，调整的力度不是很大。调整的过程大致如下：
附图
对于建筑安装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18，调整的力度也较小。因此，可以看出，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五、总结
本研究将固定资产投资(FAI)和建筑安装投资投资(CI)作为对GDP产生拉动作用的变量，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到了反映它们之间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表达式。从弹性系数可以看出，无论是建筑安装投资，还是固定资产投资，二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明显的，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国内生产总值对基本建设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综合起来，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从拉动效率来看，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
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因此，本研究的定量结果不仅验证了很多研究者的定性结论，即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给出了具体的拉动效应值，分析了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各自的作用，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分析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3-23
【参考文献】
[1]中国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38．
[2]中国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陈炳煌．当前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龙岩师专学报，2000,(6)．
[4]黄聪，李启明，申立银．中国建设推动力的计量模型与分析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2000,(4)．
[5]李子奈．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6]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第14篇
（一）中国总债务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从总体规模上看，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不断扩大，社会总债务规模也在不断的增大。由图1可知，社会总债务规模由1997年77780.45亿元增长到2013年1059457.02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6.6%。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在1997年至2013年之间由78973亿元增长到568845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3.55%。截止到2013年底社会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86.24%，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另外，由图1还可以看出，我国总债务水平的增长分为两个阶段，在1997～2007年之间，我国债务总额的增长趋势较为平滑，自2008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陡峭上扬。而国内生产总值一直都表现为平滑的增长。
（二）中国分部门债务规模的变化从分部门债务角度上看，近十余年来，各分部门债务总额都出现明显地增加。家庭债务从172亿元增长到129721亿元，净增值为129549亿元；企业债务从69104.7亿元增长到599575.15亿元，净增值为530470.45亿元；公共债务从1997年的8503.75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330160.85亿元，净增值为321657.1亿元。通过图2可以看出，在1997～2013年之间，中国分部门债务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7～2007年为第一阶段，在这期间，分部门债务增长相对平缓，无论是家庭债务、企业债务或公共债务，增长曲线都比较平滑。第二阶段为2008～2013年，在这个阶段，家庭债务仍然保持较为平滑的增长趋势；而企业债务和公共债务则出现了陡峭上升。
（三）中国分部门债务结构的变化从图3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变化社会总债务中各分部门债务所占比例也在发生相应地变动。其中企业债务在社会总债务中占有重要地位。以1997年为例，企业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约为88.84%，而公共债务所占比重为10.93%，家庭债务仅为0.22%。在此之后公共债务和家庭债务在总债务中所占规模不断增大，截止到2013年底公共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为31.16%，家庭债务为12.24%，企业债务为56.59%。社会债务组成结构的变化说明我国债务结构日渐趋于合理，家庭债务所占比重的增加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信贷的增加以及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而公共债务所占比的加大则反映了政府以及公共部门逐渐重视通过信贷手段弥补财政问题。
（四）中国分部门债务增长率的变化从图4可知，我国分部门债务的环比增长率数值一直在变动，但总体处于正值，说明分部门债务每年都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家庭债务方面，1998～2001年环比增长率均超过50%，2002～2005年其增长率不断降低，2006年之后增长率呈现波动变化趋势。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环比增长率也表现出波动情况，其平均环比增长率为14.6%，相较家庭债务和公共债务而言企业债务的增长率较低，但由于其债务总量较大，仍然需要提高对企业债务的重视。我国公共债务环比增长率一直较为稳定，平均环比增长率为24.09%，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公共债务增长速度较快，存在着债务规模过大的风险。通过上文分析可知，1997～2013年间，中国社会总债务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不断扩大。具体到分部门方面，企业债务占中国总债务比重最大，而家庭债务和公共债务所占的比重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对于分部门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动态关系，下面将通过实证探求。
二、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分部门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性，选因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自变量为家庭债务、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公共债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于1997年之前国家没有正式的家庭债务统计数据，因此选取变量区间为1997～2013年，变量选择的区间较短，为了能获得更准确的实证结果，作者采用Eviews6.0软件将年度数据转化为季度数据。各变量的含义以及数据来源如下：（1）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简写为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核算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2）家庭债务（Householddebt，简写为Hd）。家庭债务是指一般居民家庭为了购买长短期耐用品以及其他消费品和服务而产生的债务。它一般由住房抵押贷款和短期消费者信贷组成，而前者占主要部分。由于家庭在民间金融市场借贷的数据难以获得，因此本文用正规金融市场上，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向家庭发放的消费信贷数据近似代替家庭债务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3）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企业债务是指企业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其生产和企业自身战略发展的需要，通过发行债券等筹资行为获得资金的行为。由于企业债务的构成项目繁多，而本文所研究的是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故本文企业债务数据选用中国人民银行对非金融机构债权数据处理后近似替代。（4）公共债务（Publicdebt，简写为Pd）。公共债务是指的是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凭其信誉按照一定程序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一种格式化的债权债务凭证。本文的公共债务数据由中央政府债务加省级地方政府债务所替代，其中1997～2004年中央债务数据由历年国债余额替代（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10）；2005～2010数据来自于中央财政债务余额（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地方债务年度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结果公告2011第35号（总第104号）计算所得。2011～2013年数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结果公告2013第32号（总第174号）所得。（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ixedAssetsIn-vestment，简写为Fai）。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评价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我国的信贷市场很大程度上是为投资所服务，债务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由投资所体现。另外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投资主导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中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容纳到模型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
（二）模型构建本文模型方面出于了解各变量之间动态变化规律的需要选用VAR模型。模型通常用于多变量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描述性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其中，yt是m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A1...Ap和B1...Br是要估计的参数矩阵，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分别有p和r阶滞后期；并且假定εt是白噪声序列。在实际运用VAR模型时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平稳性检验都需要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有多种信息准则能确定滞后阶数。本文选用赤池信息准则（AIC）以及施瓦茨准则（SC）两者来确定滞后期。系统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简单的差分VAR将损失掉许多有用的信息，同时也会使得分析结果出现误差，而VECM模型可以较好地克服VAR的不足，同时也可以反映出短期内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家庭债务、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公共债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个变量，通过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本文通过建立VECM模型来探索中国分部门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讨论
（一）实证过程1.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法包括ADF检验、DFGLS检验、PP检验、NP检验。由于本文有较多变量，所以选用ADF法检验上述5个变量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在进行单位根检验之前对所有数据取对数，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中可知，除家庭债务外，各变量的水平值均存在单位根，而一阶差分检验结果都为平稳，所以可以判定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检验Johansen检验，考虑到本文有5个变量，变量较多，所以选用Johansen检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VAR模型中需要确定变量的滞后阶数，一般采用最大似然比检验与AIC和SC准则，从表2可以看出，检验结果一致表明变量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阶。滞后阶数确定之后，对各变量进行Johansen检验，得到结果如表3。结果表明，在5%临界值水平上各变量之间至少存在4个协整方程，Johansen检验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家庭债务、公共债务、非金融部门企业债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各变量具有长期均衡关系。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由协整检验可知，5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基于此，本文构建VAR模型进行VECM检验。根据反复操作实验，当滞后期为1时拟合度最佳。VECM检验结果如下：公式（4）是由VECM检验输出的协整方程式。通过此式可知，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总债务变化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为正相关关系，即家庭债务每增长一个单位，国民生产总值上升0.268个单位；企业债务每增长一个单位则国民生产总值上升0.345个单位；公共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为负相关，公共债务比每上升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1个单位。4.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知道VAR模型其中一个随机误差项的冲击对各个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建立VAR模型之后，本文采用Generalized分解方法，分别给VAR模型中各变量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可以得到关于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横轴表示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冲击力度），脉冲响应得出结果如图5~图12。图5～图8是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公共债务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冲击。由图5～图8可以看出，给企业债务一个正冲击，在0~3期，其对GDP的影响为负相关并一直扩大，在3～8期其负相关影响逐渐减小，从第8期开始其对GDP的影响转变为正相关并且最终稳定在0.005左右；当给家庭债务一个正冲击，在0～4期其对GDP的影响为正相关但一直缩小，在第4期其之后影响转变为负相关，并最终稳定在-0.001左右；给公共债务一个正冲击，在0～5期，其对GDP的影响为负相关并且一直在缩小，在5期之后，其对GDP的影响为正相关，并且稳定在0.005左右；最后给固定资产投资一个正冲击，在0～3期，其对GDP的影响由负相关向正相关转变，3期之后转为正相关并最终稳定在0.01左右。图9～图12是GDP的变化对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公共债务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击。由图9～图12可知，给GDP一个正冲击之后，对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公共债务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都是正方向。这其中对企业债务的影响逐渐增大并稳定在0.006左右；对公共债务和家庭债务的冲击较小，分别稳定在0.002和0.001左右；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击一直增长并最终稳定在0.01左右。5.方差分解通过方差分解我们可以更好的分析各变量冲击对GPD的影响，判断各变量的冲击对于内生变量的重要性。图13～图16是方差分解的结果，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变量变化的贡献率（%）。图13～图16表示企业债务、家庭债务、公共债务及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变化的贡献率。由图可知，在短期内，给企业债务、家庭债务、公共债务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些变量一个正冲击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最大，其贡献率一直上升，贡献率由1%上升到30%；企业债务的贡献率次之，则稳定在20%左右；公共债务和家庭债务则维持在10%以下。
（二）结果讨论（1）家庭债务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家庭债务每上升1个单位GDP将上升0.268个单位。1997年以来，随着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银行等金融机构放宽了家庭借贷条件，是家庭债务规模增加的主要原因，而家庭债务对宏观经济的增长效用是积极的。实证结果与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所提出的家庭债务会妨碍经济增长的观点相违背，可能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自1997年才出现正式的居民借贷，家庭债务的负效应还未体现的缘故。（2）企业债务对经济的增长有显著影响。通过VECM检验可知在1997～2013年之间企业债务对GDP产生了正相关的影响，其系数约为0.34，而脉冲检验显示企业债务在长期将逐渐稳定的对GDP产生正向冲击，方差检验说明了企业债务对GDP冲击的贡献率在三个部门中最大（约为20%左右）。造成这一现象原因可能是因为企业债务的增长往往促进企业的投资和再生产，企业借贷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短期资金链的不足，有效合理的企业债务规模能一定程度上的刺激宏观经济的增长。（3）公共债务对GDP的影响最为显著。公共债务与GDP变动存在负相关关系，公共债务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GDP下降1.41个单位。而脉冲检验显示公共债务在长期将逐渐稳定的对GDP产生正向冲击，方差检验显示公共债务对GDP冲击作用较小。实证结果表明，长期以来公共债务积累所产生的负效应已经逐渐体现，而政府实行财政刺激政策对国家财政带来了较大的偿债压力，过多的政府支出所产生的挤出效益也导致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减少，从而引起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
四、结语
第15篇
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原来相对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缺乏，自然资源禀赋上的相对优势也因区位、政策劣势和投资收益率低下而严重削弱，即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从东至西经济走弱的区域特征。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方面。
1999年、2000年占全国国土面积56.85%，全国人口23%的西部地区的GDP比重仅接近于全国的14.8%。导致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资不足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资产总额分别为4494.32亿、5103.74亿，仅占全国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少得可怜，1999年、2000年分别仅占全国的2.8%、3.0%。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低下影响了资本形成，导致西部地区资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区域资金配置方面明显呈现东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点：1999年末西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4498.68亿元，货款余额为13886.74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存货款余额的13.33%和14.81%。这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对于资本的需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作为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偏居一隅，远远滞后于其它地区，见表2、表3。
西部地区本身资金积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资金追逐利润的情况下，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间融资体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东部，另外一部分资金又通过资本市场上购买东部大量的证券等方式流向东部。资金逆流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资金“贫血”更为严重。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然而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西部发展的资金缺口。如果单纯依靠西部地区的自身资金积累或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都是不现实的。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不利条件明显增加。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资源产品的全球性生产过剩，使西部地区寄希望于凭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设想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脆弱与恶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工业化水平扩张模式存在的条件不复存在，从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西部大开发依靠改革释放动力的难度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必须着手解决一些迫切的全局问题，如解决再就业，确保经济增长，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国防等发展难题。中央财政收支更为紧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这一比例也仅为15%。近年来，国家所直接掌握的预算内资金已经十分有限，财政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1996年的2.7%，2000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仅占6.4%。国家财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国家主要财政目标指向被迫调整，用于支持西部开发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国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西部地区若仍抱着“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是不切实际的。
二、经济增长中资本作用的理论分析
资本作为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国民产出的增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本的不断积累；二是社会分工。分工是经济增长的起点，资本积累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把资本看成是“间接的”或“物化的”劳动，是价值增长的源泉。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非常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并集中分析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储蓄率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
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资本更是被赋予了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以致唯资本是论。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高度稀缺资源，资本的形成、规模、结构是影响和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基本约束条件。
根据英国的罗·哈罗德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弗赛·多马提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由于资本——产出比例被假定不变，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从而论证了要想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有稳定的资本形成，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式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在此理论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诺克斯于1953年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将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而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的根源又在于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正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存在的“恶性循环”阻碍了经济增长。正如诺克斯所说的：“一国穷是因为它穷”。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与诺克斯理论大意相近。他指出发展中国家陷于累积性循环困境的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和收入分配不均等所导致的收入水平过低。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罗森斯坦—罗丹和利本斯坦等认为贫穷国家要摆脱恶性循环，必须在投资上努力“大推进”，通过“临界最小努力”跳出贫穷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以求得平衡增长。
美国历史学家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认为经济起飞的条件之一就是把投资率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刘易斯在所著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为5%变为12%的过程，以及伴随着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技术方面的一切变化”。
1949年～1951年，在由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W.A.刘易斯、T.W.舒尔茨所作的题为《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如何提高资本形成率是发展中国家极其紧迫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逊系统地考察了1950年～1965年间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5%。纳迪里对同一时期的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资本形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纵观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我们不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启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国或地区如何解决好资金来源问题，二是自身资金积累能力和引进外部资金能力。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经济腾飞，必须克服资金的“瓶颈”制约。三、西部融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
西部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资本要素的积累和流入，而资本要素的净流入在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关键取决于资本要素在西部收益率的高低，资金收益率的提高相应会带动技术、人才的流入。目前西部地区由于本身不能克服的区位劣势以及历史遗留的经济弱势，难以吸引资本流入。
要加快西部经济增长，解决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西部地区必须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运用新思维、新方法，依靠市场机制，培育资本市场，采取多方位、灵活有效的融资方式和渠道，通过国家资金的注入，以“四两拨千斤”，启动并诱导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社会资金，使之流向西部地区，从而带动西部经济腾飞。
（一）通过对西部财政税收的扶持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适时提高中央财政投资资金在西部地区的比例，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目的、有重点地将财政资金集中于一些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和规模效益的项目，比如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要充分发挥先导性投资作为“领头羊”的作用，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为后续的资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充分带动全社会投资。
1.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东部地区的资金向西部转移。允许西部实行差别税率制，对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关联度高、带动外部效应强的投资给予税率优惠。税收返回的政策，以扶持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或者通过一部分财政资金以财政贴息、财政参股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公共设施投资，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创造能与东部地区竞争的条件和环境，弥补市场缺失，提高西部地区的资本利润率，增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向西扩散创造条件。
2.发行长期性西部开发特别国债，保持西部经济增长。可以考虑中央赋予西部地区省一级政府一定的融资权限，以省级财政为担保，发行区域性中长期建设债券，吸引社会闲散资金，用于能源交通基础建设、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教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将一部分储蓄直接转为有效需求，发挥更好的财政扩张效应，保持经济增长，还可优化产业结构，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在西部地区或全国发行多种形式的彩票募集资金，为西部经济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发行方式，加大返还比例，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将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以支持西部大型重点工程建设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使西部经济的增长有后劲。
（二）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在金融方面，国家必须改变货币资金配置的不平衡状态和金融政策“一刀切”的做法。应考虑对西部实施有区别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1.强化信贷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融资的方便。在西部中心城市建立中国西部金融中心，成立西部开发银行，统一组织经营西部大开发所需的投资项目，信贷融资等银行业务。强化银行信贷支持，包括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投入。将筹集到的资金作为重大基础的资本金，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的配套资金，以及支持私营、个体等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贷款。
放宽投资领域，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尤其要充分利用BOT融资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这两种国际上通行的融资手段，使企业融入到国际资本大市场，学习国外市场先进的资本运营理念和管理手段与经验，加快国内外信息市场沟通的步伐，提高我国大型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外资从事农业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在配套资金、经营权、外方控股权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东部地区的“三资”企业“西进”。这对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西进企业往往是所在产业的技术领先者。他们为西部所带来的高新技术直接促进所投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技术扩散对当地的国内企业起技术创新的示范作用。
2.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越多，那么引入的资金也会越多。入世后，央行在市场准入限制上应向西部倾斜。目前西部金融机构数量偏少，应对西部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条件，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加大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在若干中心城市设立外资银行。积极引导外资金融机构“西进”，使其享有相当甚至高于沪、粤的金融政策。
设立国家西部开发专项基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多渠道筹集资金。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占主要部分，各省市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能力划分不同等级确立出资比例。将专项基金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的投资补贴，以弥补市场失效。
3.建议实行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赋予西部区域的人民银行分行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和再贷款权，对存贷款利率也可允许有适当幅度的浮动。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利率应有别于东部地区，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为了增强西部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可适当调低中央银行对西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提高其贷款积极性，支持西部企业建设。
4.加速培育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解决西部地区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具有资本聚集的功能，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企业的长期资金来源，适合大规模的西部经济开发和建设。首先，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扩大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的数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西部地区政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要在规范运作，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力争更多的公司上市。当地政府必须树立新思维，舍得“靓女先嫁”，把一批质量高、效益好的规范化企业推荐上市，而不能像过去一样以企业脱贫解困为目的“圈钱”。而且，应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支持现有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营，通过产权、股权、债权等交易实现企业资产重组和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将固有资产尽快退出并变现，并带动关联企业的发展。通过创造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示范效应，以增强国内外资金进入西部的信心和吸引力，同时也为自己及其他西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创造有利的条件，以形成“双赢”局面。其次，鼓励高科技风险企业在创业市场融资。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体系健全、资金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机构，能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提供经费支持和服务，促进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加大西部企业的科技化，提升其竞争力。对于一些外向经济程度高，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可以认真遴选，积极推向海外市场，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香港创业板市场等。一些规模较小、改制规范，但暂时不够交易所上市资格的股票，可创造条件，争取在区域内证券交易中心开展柜台业务，安排区域内尚未公开上市的股票进行柜台交易，活跃本地的资本市场。第三，建议在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开辟期货市场交易所。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大量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急待开发和利用，西部期货交易所的运行有着天然的优越条件。因此可考虑在资源主要集散地建立期货交易所。如在昆明成立中国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在乌鲁木齐成立棉花期货交易所。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西部地区应加大对期货市场的扶持，培育实力雄厚的期货经纪公司，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回避或分散价格波动的风险，以达到锁定收入成本、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发挥其作为物资、信息集散地的幅射功能，加快商品物资流通，促进区内外经济循环，稳定与发展社会经济。第四，为扶持高科技风险产业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积极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积极稳妥地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尤其要大力发展以股权方式直接投资的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投资资金不足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一直是制约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特别是中外产业投资基金是实现科技产业化和加强基础产业的有效途径。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方式日显重要，是加快基础产业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的强劲助推器。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通过规范、透明的市场化操作吸引国内外社会闲置资金，分散市场投资风险，还可以向企业注入资金，将企业从巨额债务中解脱出来，按照市场机制塑造新型投融资主体，改变以前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的软约束投资方式，因而有利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四、结论
西部大开发，是国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地区间差距的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体上属于一种投资推动性经济，保持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良好态势。资本的积累对整体经济的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资金匮乏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部大开发就是一个资本不断积累和流入的过程。当然，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以及重视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还离不开技术、人才、知识等的相关因素的推动。但是，这些生产要素最终都要归结为资本收益的高低。资金收益率提高会相应带动技术、人才收益率上升，吸引技术和人才要素。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良性互动就会将经济增长的列车推上持续增长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