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诉讼费用制度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股东派生诉讼；诉讼费用；诉讼激励

一、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概述

股东派生诉讼，是指当公司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等侵犯了公司利益，而公司怠于追究其责任时，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讼。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公司经营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已经被大多数国家采用。其在规范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维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我国也在不断的发展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于2005年我国公司法明文确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二、诉讼中的费用削弱原告提讼

由于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立法准备时间短、立法内容简略、司法实践经验不足以及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不够，导致我国在实施的过程中面临重重困难。其中首要问题便是诉讼费用负担重，削弱了股东提讼的积极性。根据现有法律，我国没有对股东派生诉讼费用进行单独规定，因而，在我国提起的股东派生诉讼的费用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办法》）的规定，由原告股东个人承担。但是从此制度的规定来看，股东后胜诉的结果归公司，全体股东受益。这样一来对原告股东就显得不公平。也会造成搭便车的现象泛滥。再者，股东派生诉讼的诉讼标的额通常数目很大，依照现行的相关规定，原告股东必须支付相当高的诉讼费用，这对于中小股东而言，大多都无力承担。从而将会使的一些中小股东因高额的诉讼费用而放弃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股东派生诉讼费用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是一个或者几个股东提讼，维护的是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1）按件收取诉讼费用。股东派生诉讼不像普通的财产案件，其原告胜诉后的利益获得者是公司，并且诉讼标的额不确定。依旧适用《办法》的规定，将增加原告的负担，即不管是高额诉讼成本的胜诉还是高额赔偿的败诉都将严重阻碍股东提讼的积极性。为了激励股东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勇于提讼。1993年日本《商法典》第267条第4项规定：“应当将诉讼请求看成是非财产权上的请求。”可见，将派生诉讼案件收取成为多数国家激励股东提讼的措施，但是单靠此措施并不能完全解决派生诉讼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但可以在此基础上，配套其他措施，减少原告股东的负担。（2）实施诉讼激励措施。当股东派生诉讼胜诉时，公司将得到被告的赔偿，利益获得维护。原告股东间接的从公司获得赔偿。再者，除了《办法》中规定诉讼费用，原告还需支付诉讼过程中的律师费以及其他的费用，胜诉后，获得的赔偿还需要归公司所得。对此问题，美国司法判例首创了诉讼费用补偿制度，即只要诉讼结果给公司带来了实质性的财产利益或者成功地避免了公司所可能遭受的损失，原告股东就其诉讼行为所支付的包括律师费用等在内的合理费用可以请求公司给予补偿。可见，在我国可以分情况建立诉讼补偿制度和奖励制度：第一，设定诉讼提起的补偿费额。当确定股东是为了公司利益而善意提讼，只要提起了诉讼，不管结果如何，公司都要给与股东一笔补偿费用。第二，设定奖励费用。当股东提讼，并且获取胜利的时候，给与股东一定的费用。此费用因案而异，是诉后获取赔偿金的一定比例数额。当出现股东起初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提讼，并且按照诉讼激励得到了补偿费用。在诉讼过程中，现实证据证明并不存在的事实，可股东为了胜诉得到另外的奖励费用，而在诉讼中掺杂使假，故意拖延诉讼时间，让被告深受损害的。总之，在解决股东派生诉讼的诉讼费用问题上，不能单一的规定按件收取和补偿。对于每一个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只要不是股东滥诉，公司就应该给与原告股东一定的补偿。以防止“搭便车”的现象和鼓励股东提起派生诉讼。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自产生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股东派生诉讼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接受，成为维护中小股东权利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在2005年修改公司法，确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然而，由于我国缺乏在此方面的实践基础，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导致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诉讼费用的完善将可以打开原告提讼的大门。期待我国法律今后在这方面能够更进一步的完善。

参 考 文 献

[1]夏毅.论我国公司法上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N].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4）

[2]许美丽著.日本商法上股东代位诉讼之和解[M].财经法专论：赖源河教授六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第2篇

论文关键词 诉讼费用救助 弱势群体 社会公平

一、概念及现状

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主要是指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时如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或支付诉讼费用后将造成显著的生活困难，则国家可通过一定的程序允许当事人缓、减、免交该费用的司法救济制度，亦可简称“诉讼救助”制度。

我国的诉讼费用根据现行《交纳办法》第6条，界定为“民事诉讼当事人向法院交纳的为进行诉讼所必需的法定费用，具体包括以下几项：第一，案件受理费。第二，申请费。第三，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这正是从狭义角度定义。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发达国家由于实行律师强制主义，败诉的当事人必须承担胜诉当事人的律师费用，律师的费用包含于诉讼费用中。而我国实行本人诉讼主义，法律并未要求一定要通过律师进行诉讼，律师报酬不包含在诉讼费用中。因而，严格意义上说我国的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费用范围比德法等国家小。

另外，我国的诉讼费用救助与法律援助属不同概念。在我国，诉讼费用救助是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相关法律的规定，直接向法院提出救助申请，由法院进行审查并批准给予诉讼费用的救助，其经费渠道主要是法院经费。而法律援助制度主要依据《法律援助条例》（2003年通过）等规定，由法院之外的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来运作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经费来源是财政支持和社会捐助。法律援助的提供主体是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人员、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和社会组织志愿人员，其着眼点是解决诉讼当事人的律师费用。当事人提起诉讼时，直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由机构对其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

我国现行《交纳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依照本办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的司法救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2005年修订，以下均简称《救助规定》）第二条规定，“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但经济确有困难，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由此可知，我国的司法救助可以认为是诉讼费用救助。

二、存在的问题

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完善到正常发挥功效，势必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如下问题：

（一）救助适用对象方面：排除部分法人、组织的救助权利

我国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适用对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1989年的《收费办法》中未明确规定适用对象。1999年《补充规定》和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救助规定》中规定了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缓交、减交或免交的适用对象：第一，当事人为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的，如福利院、孤儿院、敬老院、荣军休养单位、精神病院、SOS儿童村等；第二，当事人是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的；第三，当事人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或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第四，当事人根据有关规定正在接受法律援助的；第五，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进行司法救助的。2007年实施的《交纳办法》又将社会福利机构和救助管理站排除在免交的适用对象外。至此，笔者通过对上述法规总结，只有自然人和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为适用对象，除此之外的机关法人、企业法人等法人和其他组织都不能够作为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适用对象。

在德国，除了自然人以外，对于职务当事人（破产管理人）、法人和有当事人能力的社团（如无限公司）都可以是诉讼费用救助的适用对象，还规定外国人与本国人一样可得到诉讼费用救助。日本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适用对象有两类：（1）对于没有财力支付准备及进行诉讼所必要的费用的人、或者因支付费用而造成生活显著困难的人；（2）因诉讼费用的支付将给事业的继续发展造成显著障碍的法人。在法国，只要以其自己的收入不能应付诉讼的费用，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可申请民事诉讼救助。

可见，德日法三国普遍的做法是，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自然人和法人或组织都可以是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适用对象。然而《交纳办法》的释义将其解释为“只有自然人才有人权可言，把救助对象扩大到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缺乏理论依据”，把人权的保护框定在最表面的对自然人的保护，而忽视了保护法人和组织的利益亦是最终体现了自然人权利的保障。

（二）裁判救济方面：欠缺独立的救济机制

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作为一种人为的制度，必然存在着缺陷，包括程序设计与适用的误差以及人为的失误。应当为当事人提供救济手段来释放不满。司法的多方参与性原理亦要求法院作为案件裁判权的人格化代表，应当保证当事人有表达己见的救济手段。

我国没有对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处理结果不符的独立救济机制，《收费办法》中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单独就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出上诉。”法院和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申请人作为利益关系的双方，救济机制是申请人表达意见的重要方式，有必要对其进行规定。而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27条第二款第2句：针对拒绝申请的裁定可提起即时抗告；第127条第三款：如果没有确认应付份额而批准了诉讼费用救助，则只能由国库在该裁定被公布的一个月内提起即时抗告，并附“受益人依其人身或经济关系应支付应付份额”的理由。在法国，对司法援助办事处、其科室及主任做出的决定可以向法院的院长提出申诉，若对院长的决定不服，不得再申请。提出不服申请的期限为1个月。在日本，对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决定不服的，亦可以提出即时抗告。

第3篇

关键词：诉讼费;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

一、传统诉讼费制度中调节功能的缺失

1.传统诉讼费制度的调节功能体现。在国务院《人民诉讼诉讼费用收费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实施过程中，上述所谓“很少的场合”使诉讼费发挥调节功能的包括：(1)应当按期预交诉讼费而未交纳又未提出合理正当的缓交申请时，法院可按自动撤诉处理。这对于当事人而言，虽只是被动的接受司法程序的决定，但实际上仍是当事人自行决定是否启动司法程序的意思表示;

(2)因考虑到驳回并不能退回诉讼费，当事人可退回一半案件受理费而选择撤诉，但这并不是指撤诉的目的，而是当事人在考虑到裁判结果可能对其不利时采取的“明智”的选择。

2.传统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在各程序中的缺失。除上述体现外，在《收费办法》所确立的诉讼费制度下，诉讼费在民事、行政审判的各个程序中都缺乏应有的调节功能，具体包括：

(1)立案阶段。由于我国传统民事、行政诉讼法的立案阶段仅体现审查是否符合立案条件而予以形式审查为内容，因此诉讼费在此阶段除未按期交纳外则没有任何其他调节作用的体现。原告的诉讼是否正当或存在恶意、被告对诉讼的态度以及当事人对司法资源动用的程度均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2)审前阶段。审前程序是整个诉讼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随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与自主行为在审前程序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法官控制各种程序发生的能力却越来越减弱，在明显不应当进入庭审程序或当事人恶意拖延诉讼的行为发生时，法官并无明显正当性理由加以制止或修正。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被告利用管辖权异议引发上诉的手段以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而法官对此无力制止的情形。如果能在这一阶段引入诉讼费调节机制，提高法官对程序的控制能力，将会极大提高诉讼的效率。

(3)庭审阶段。由于原告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随时改变诉讼请求数额，尤其在减少数额时，使被告陷于不能选择、不能对抗的不利境地，当被告为应付原告的诉讼而付出大量人力、财力以及其他各项法律资源并达到了明晰双方的争议内容目的之后，却会因原告轻易作出的改变而使其努力付之东流，这显然有违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平等之原则。但如果对原告的这种行为课以诉讼费项上的义务，既可以达到制止或惩戒的目的，亦可达到对其他当事人利益的平衡。

(4)裁判阶段。由于我国诉讼费的构成之缺陷，裁判并不能在确定原告诉讼的非正当性情况下对原告课以诉讼费的惩戒，原告虽理所当然成为诉讼费的承担者，但被告因被动的应诉而支出的费用不能因此获取任何经济上的补偿，尤其在某些如非财产性诉讼、小额索偿诉讼等情形下，被告更会注重这些利益的补偿;而调节中双方当事人对诉讼费负担的心态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案件最终不能达成调节协议的瓶颈。

(5)上诉阶段。上诉费的征收标准按一审诉讼费实际收取确定，这样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形：在上诉费数额较大时可能会因上诉人的财力等原因而抑制正当的上诉行为;而在上诉费数额较小时上诉人则可以利用不当的上诉行为以达到拖延其义务履行之目的。

(6)再审阶段。再审不收取诉讼费的规定，使我国的诉讼变相成为三审终审制。与需收取上诉费的上诉程序相比，当事人宁可选择再审程序，会出现当事人不上诉而选择申请再审的情况。

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所体现的诉讼费调节功能及存在的缺陷

1.除对传统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的承继外，《办法》中的部分规定已经体现出更多的诉讼费调节功能，包括：(1)调节及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鼓励当事人达成和解及在较短的审限内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以减少讼累，缩短审理周期。

(2)对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时于诉讼费负担上的限制，即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前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退还，法庭调查终结后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减少请求数额部分的案件受理费由变更诉讼请求的变更当事人负担。

(3)授予法官在调节过程中对诉讼费负担的决定权。《办法》第31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诉讼费用的负担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议”。

(4)为再审案件设定收费标准，抑制一部分不正当的再审案件的发生。

2.《办法》仍没有转变传统诉讼费制度调节功能缺失的情况，却尚有部分新规定亦存在矛盾之处，具体表现：

(1)单一的诉讼费征收方式与低成本诉讼制度相结合，增加了当事人缠诉的可能性，甚至导致滥诉现象。

(2)申请支付令案件有及时方便、节省费用的特点，但《办法》规定申请支付令比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的1/3交纳，与原来按每件收取100元的标准相比较，在大额支付令案件中，申请费大大增加，但同时却没有规定当债务人提出异议时申请费是否退还的问题，只要债务人提出异议程序即终止且得有申请人承担申请费，因此更多的债权人放弃了申请支付令这种快捷诉讼方式。

(3)驳回、驳回上诉以及对驳回和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案件不需交纳诉讼费，但撤诉却仍交纳一半的案件受理费，一方面是已耗费司法资源的案件勿需承担诉讼费，另一方面没有动用或耗费较少司法资源的案件却仍需交纳诉讼费用。这样不仅不能起到息诉的作用，反而鼓励当事人动用更多的司法资源来达到其不正当的目的。

三、进一步完善诉讼费的调节功能

在对诉讼费制度的完善设计中，诉讼费的调节功能理应得到加强，配合以其他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诉讼费理应在诉讼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其积极而有效的调节作用。

1.立案前建立登记立案制度，并配有完善而广泛的替代式纠纷解决机制。任何原告可到法院领取立案登记表，按表格填写其所需进行诉讼的基本内容，并领取登记文书、登记编号以及诉讼指南，表明登记的完成。此时并不代表诉讼的开始，法院向当事人发放的诉讼指南，可以明确告诉原告如果他选择诉讼，则应当按怎样的标准交纳诉讼费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但如果用替代式纠纷解决机制，法院可将案件委托至或由原告自行委托至相应机构如民调中心或由职权的行政机关等寻求和解方案，并告知这一程序是免费的、快捷的且调停人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分流相当一部分案件。

在立案过程中设置灵活的诉讼费调节机制。在立案程序中即发挥诉讼费调节功能，设立强制答辩制度。强制答辩制度亦称答辩失权制度，指在法律明确规定诉讼中的被告没有在规定的期间内实施答辩行为而丧失以后的答辩权。

因原告交纳诉讼费是作为诉讼成立与否的标志，但是由于并不知晓被告对诉讼的态度，所以原告交纳的诉讼费用可以作为其在恶意诉讼下的惩戒担保金，如果被告的答辩可以证明原告的不能为法院所接受，法院可以直接驳回原告并不退还诉讼费用，这样可以使任何一个原告在时需尽谨慎地注意义务，并防止恶意诉讼的发生。为节约诉讼时间，立案庭法官在诉答期间可以要求当事人和解，如和解后撤诉或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按现有规定退回一半诉讼费，另可将另一半诉讼费奖励给原告或经协商确定的一方当事人，只收取必要的诉讼工本费。

另外，在经过诉答程序后由立案庭法官作出的没有争议的即时判决，应限制当事人上诉行为，如败诉当事人声明要上诉的，应规定其必须交纳与判决金额及其他诉讼成本相等的保证金或等值的担保，如判决没有金钱给付义务，由法官根据案件的标的性质、价值作出书面指令，责令败诉方交纳一定标准的保证金或提供担保。

3.小额财产索偿案件中设置诉讼费用奖励制度。对适用简便程序审理的小额财产索偿案件在收费上实行低成本标准。小额案件采规定收费程序，如10000元以下的小额案件均收取50元工本费及诉讼费50元，但当事人的其他任何成本费用均不在裁判范围之内;简便程序时间非常短，至多45天，只要原告不申请转入其他程序，法院可将诉讼费50元奖励给原告;并且可以告诫原告，如其败诉，不仅不退回任何费用，上诉后对方的诉讼私人成本包括律师费将计入诉讼费负担;同时告诫被告如其败诉上诉的，须得提供与一审败诉金额相等的担保金额，否则上诉意见将不被采纳，这样当事人多会选择和解而非判决。

审理过程中诉讼费的调节功能。在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诉讼费的功能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继续奖励制度，为促进和解，在审前程序中当事人和解的，可由主审法官决定给予当事人按该案适用程序应交诉讼费的1/2的奖励，在庭审中或庭审后和解的，给予当事人诉讼费1/4的奖励;另一方面是惩戒制度，为保障诉讼的流畅，当出现人为的拖延诉讼现象，可以用加重诉讼费的办法加以抑制。

5.以诉讼费为手段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为解决部分当事人因其经济特别困难不能支付诉讼费的，应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诉讼发起时，当事人可以申请缓交、免交诉讼费用;在诉讼进行中，主审法官可以指令经济地位优势明显的一方当事人代付诉讼费或垫付诉讼费;因经济地位优势明显一方当事人的故意行为造成困难方诉讼困难的，主审法官还可指令对方当事人支付一定的成本费用;另外，法院可以设立专项救助基金，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一定的费用补偿，但仅限于诉讼用途。还可以引进诉讼费保险制度，原被告均可以向保险公司缴纳一定的保险费，保险公司以实际发生的诉讼费用的一定比例为标准对由投保人应当负担或实际负担的诉讼费进行赔付，包括律师报酬在内的诉讼费用均可以保险金支付。

参考文献：

[1]蔡虹.非讼程序的理论思考与立法完善[EB/OL].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12月30日

[2]傅郁林.诉讼费用的性质与诉讼成本的承担[J].北大法律评论，第4卷第1辑.

[3]韩波.论我国诉讼费用管理制度的变迁与改革[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4]何文燕，廖永安.民事诉讼理论与改革的探索[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5]柯友阳.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理念转换与总则的制度重构[J].当代法学，2007，(9).

[6]廖永安，赵晓薇.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与司法公正关系考——兼论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立法缺陷[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3).

第4篇

[论文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 现状 完善建议

一、环境公益诉讼概述

（一）公益诉讼的概念

研究发现学术界对公益诉讼的定义较为模糊，学者们持各种不同的观点。其中大部分学者将其界定为依据相关法律，特定的机关、组织或个人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侵害社会和多数人利益的现象进行起诉的行为。公益诉讼的实施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以国家机关的名义进行公诉，二是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及其分类

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的一种，具体针对损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违法行为或潜在违法行为的诉讼。国家机关、个人和社会团体等均可根据国家法律，对上述行为向法院起诉。诉讼的对象可以是政府机构、企业、公司和个人等。环境公益诉讼包括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两部分：前者是对造成环境污染和潜在环境污染主体的诉讼，后者是对政府环境管理和监督部门在其职责履行中疏忽的诉讼。

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一）国际发展形势的需要

在国际层面，我国参与了多数关于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6条教育、培训和公众意识中规定，各缔约方应：在国家一级并酌情在次区域和区域一级，根据国家法律和规定，并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促进和便利；拟订和实施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教育及提高公众意识的计划；公众获取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信息；公众参与应付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和拟订适当的对策。本公约不得作任何保留。

此外，联合国大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每一缔约国均应承担：（1）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2）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3）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

再者，环境工作做得好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的消费绿色化的意识不断提高，我国商品欲保持竞争优势而不败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不得不提高对环境的重视。

（二）公众的环保意识要求对环境公益进行保护

近年来，沙尘暴、泥石流、大气污染和土壤破坏等生态环境恶化现象尤为严重，影响到了人类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而且现在人民不仅局限于物质生活的丰富，也追求良好、健康和安全的生活环境。公民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使环境保护成为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当人们针对损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进行维权时，现有的制度无法满足相应的需求。因此，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凸现出来。

（三）有关部门管理环境的机制存在局限性

1.政府失灵。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较为广泛和复杂，有关部门的力量不足以涉及全面的环境公益问题。因此，仅依靠有关部门进行环境公益保护存在局限性。

2.受地方利益限制。由于传统的发展模式，一般将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主要目标，而经济的飞速增长经常会伴随有环境污染问题。当环境污染问题发生时，一些地方政策往往会做出牺牲环境或后治理污染的决策。这种只顾及短期利益的决策会加速生态环境的破坏。

3.管理方式不当。一直以来，我们对环境管理多采取“突击检查”的方式，这就导致污染制造者有机可乘，从而也使得我国的治污工作出现治时好、不治时坏的现象。

三、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现状

（一）我国现存诉讼制度对环境公益诉讼没有针对性，不利于保护环境公益

我国的实体法对环境公益保护做了明确的规定。例如，《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程序权利是实体权利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没有完善的程序予以支持，实体权利没有任何意义。

1.环境公益诉讼有关原告的规定存在欠妥当之处

从以上有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分类可知，根据环境公益诉讼对象的不同，所适用诉讼法亦不相同。但无论是适用《民事诉讼法》，或者是《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要求都过于严格，以致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过窄。例如，《民事诉讼法》要求原告必须与诉讼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规定，只有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利益时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

不可否认，如此规定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而言是极其合理的，但对环境公益诉讼而言，多数情形下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具体的行政行为也没有直接侵害其利益。按照《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起诉主体的要求，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不能够为环境公益而起诉的。

2.诉讼费用的承担方式不利于开展环境公益诉讼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29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并且一旦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诉讼费用，还有律师费用和专家作证等其他费用，再者就是与环境公益诉讼相关的费用相当高。对于原告来说，即使胜诉自己获得的利益都不及此等费用，甚至会倾家荡产。所以诉讼费用的负担方式挫伤了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3.诉讼时效短暂

《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虽然该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时开始起算，但由于环境污染的潜伏期较长，即使当事人知道遭受侵害，在侵害的效果没有显现或者尚不明显情况下，此时的赔偿并不能对将来的侵害后果加以补足，甚至只能起到预防侵害后果的作用。可能在很多年后，侵害效果才显现出来，但已不能得到相应的赔偿。

另外，有诸多论文还提到了举证责任倒置亦有不合理之处，应该将部分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笔者不太同意此类观点。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因是侵害方的各方面能力往往要比受害方强，而且举证责任倒置的前提是原告要对损害事实予以举证，如果后面还有很多需要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地方，环境公益诉讼就变成无人诉讼了。因为承担举证责任需要大量的信息和财力，受害方是无能力承受的。所以，不宜再把更多的举证责任转移到原告身上。

（二）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是保护环境的有效方法

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所以对司法系统人力和财力的消耗是巨大的，而且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说损失也都很大。所以设置一个前置机制，适当削减那些不必提起诉讼就可以解决的纠纷，不但可以缓解司法工作量大的问题，而且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解决纠纷的好办法。

四、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完善与环境公益诉讼相关的诉讼制度

由于环境公益诉讼自身的特殊性，在原告资格、诉讼费用以及诉讼时效等方面需要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变通使用。

1.扩大原告的范围

由于环境公益诉讼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它侵害到的是国家环境利益、社会环境利益以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所以为了使环境公益诉讼工作能够顺利展开，需要将“直接利害关系”和“直接受害人”改成“与本案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也是很多国家的成功做法。

2.制定有利于原告的诉讼费用承担制度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而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不能由于诉讼费用的缘故而打击其保护环境公益的积极性。在诉讼费用的负担上实行有利于原告的原则极其必要。首先，在原告虽然没有胜诉，但提出合情合理的请求对保护环境公益有贡献时应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其次，在律师和专家方面，可以由国家派遣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进行辩护，提供免费咨询的专家团队对其进行帮助。再者，在原告胜诉时，应给予其适当的奖励。与环境公益的损害后果相比，国家机构为环境公益诉讼付出上述人力、财力是相当值得的。

3.适当延长诉讼时效

现今我国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为3年，时间过于短暂，应该延长到一个合理的期限。但也不能规定过长的时间，甚至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因为如果规定的诉讼时效时间过长，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还有时间，一直没有提起诉讼，导致侵害范围扩大。加之社会发展如此迅速，到原告打算起诉维权的时候，侵害主体可能早不复存在了。这样规定过长的诉讼时效有时反而害了受害一方的当事人，不能达到诉讼时效内保护受害人的目的。

（二）设置事先告知义务程序

第5篇

论文摘要:由于缺乏民事公诉制度，我国的民事公益在受损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因此得不到应有的救济，这与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显然是不相符的，因此，本文拟从民事公诉的必要性方面来谈论我国建立该制度的必要。

一、民事公诉的概念和特征

民事公诉是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一种形式，是相对刑事公诉而言的一种表述。具体是指检察机关在法定情形下，为维护公共利益，以国家名义将特定的民事案件提交人民法院审判的一种诉讼活动形式。

一般而言，民事公诉具有以下特征：提起民事公诉的主体是检察机关，这也是与民众公诉的重要区别之一。民事公诉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民事实体活动的一种监督形式，这有别于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民事公诉是检察机关以国家名义代表国家提起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是维护本机关利益或者其他个别人的利益。民事公诉只针对特定的侵犯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提起。民事公诉不是独立于民事诉讼的一种制度，而是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特别规定外，其他都受民事诉讼的法理、基本原则等约束。

二、建立民事公诉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民事公诉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共同发挥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可靠的司法保障。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检察机关是法律的守护人，其职责除了追诉犯罪、司法监督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保障民权。民事公诉就是检察机关保障民权的一个重要体现。构建民事公诉制度，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要求。

(二)建立民事公诉制度是由检察机关的性质和特殊地位决定的。针对我国目前国情，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对解决重大侵犯公共利益的案件有着明显的优势：一是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有责任对任何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另外，当群体性公共利益受到侵犯后，若无任何公民、团体组织提讼，或者无能力提讼，或者基于某种原因不便提讼，岂不是造成了诉讼主体的缺位?二是基于检察机关的职权和特殊地位，无论是从诉讼能力、诉讼条件，还是从诉讼效率、诉讼结果以及案件执行的角度来看，检察机关都有着明显的优势，这对解决重大侵犯公共利益的案件和维护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都有着巨大作用。当然，民事公诉的范围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只有从制度上建立由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公民、法人、团体组织均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制，即将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范围扩大，才会更好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三、我国民事公诉制度构建的几点设想

(一)拓宽资格的范围。民事公诉的检察机关并不与民事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以检察机关原告不适资格为由拒绝受理案件，严重影响了民事公诉工作的开展，因此，突破我国传统民事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范围，是构建民事公诉制度的首要问题。现代各国民事诉讼理论已将当事人范围从传统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扩展到非直接利害关系人，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基于实体权利人的信托而享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民事公诉，就是一种法定的诉讼信托。检察院提起民事公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通例。在我国，必须突破现有原告资格范围，否则，不可能构建民事公诉制度。

(二)赋予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充分的权利。建立民事公诉制度的重点，就是要赋予检察机关充分的权利。我国应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在民事公诉中，赋予检察机关如下主要权利：(1)调查取证权。检查机关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可以通过民事调查令的方式，要求任何“人”，包括公司、团体、合伙等法律实体以及自然人，提供有关民事调查的一切书面材料。(2)优先审理权。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法院应优先尽快审理。(3)和解权。在民事公诉讼中的检察机关可以和被告就案件的处理和诉讼费用开支的方法达成和解协议。

(三)改革诉讼成本制度。诉讼成本直接影响、制约检察机关行使民事公诉权的力度。可以从两方面入手：(1)强化诉讼费用缓交、减交或免交的权力。根据我国现有的诉讼费用的有关法律，诉讼费用可缓交、减交、免交的范围中有一条是当事人为社会公共福利组织的。检察机关虽不是社会公共福利组织，但其为公众利益提起民事公诉，显然具有维护社会公共福利的职能，应规定其可以享受一定限度的诉讼费用缓交、减交、免交的权力。(2)诉讼费用外的诉讼成本由被害人承担。检察机关在进行公益诉讼前，有一个前置程序：征求被害人是否；当被害人放弃，请求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时，胜诉仍然会给被害人带来赔偿，这样可以约定胜诉后从被害人所获赔偿中拿出一部分，来支付诉讼费用外的诉讼成本开支，由于受害人自行时将付出更大的诉讼成本，从而能为被害人所接受，这样也能防止被害人怠于而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

(四)确定民事公诉的范围。为使公益诉讼体制更加高效和顺畅，在我国现阶段，由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有一定的范围限制，主要限于：(1)侵犯国有或集体所有财产的案件；(2)环境污染和严重破坏自然资源的案件；(3)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案件；(4)扰乱社会市场经济秩序和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案件。

参考文献：

第6篇

公司的目标是追求股东利润的最大化，而股东和公司又是不同的法律实体，现实中公司的经营权和股东的所有权往往是分离的，尽管股东因投资于公司而获得一定权利，如参与管理权、享受公司终止时的剩余资产分配权、分红权、获得有关公司信息权等等，然而股东并不直接拥有公司的资产，多数情况下也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在公司权益受到他人不法侵害时，尽管因股东的公司利益终极所有者地位，其利益必然会间接受到损害，但由于公司是独立于股东存在的法人实体，对于公司是否和如何追究侵害人的法律责任，股东一般无权干涉，而只能交由公司(通过其董事会)自行决定。当侵害公司权益者为完全与公司无涉的第三人时，董事会关于是否对其提讼的决定，通常不会招致股东对其合理性的怀疑。但若侵害公司权益者为具有特殊身份之人，特别是公司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控股股东时，由于利益冲突等因素的存在，董事会关于不予的决定是否公正、合理就很值得怀疑了。事实上，董事会肆意豁免上述人员应对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怠于的情形在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正是(或者说主要是)针对这种情况，为矫正和预防上述人员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给广大股东造成的间接损害，法律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其诉因主要有：

董事、监事、高级职员的违法越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诉讼，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收受贿赂、侵占公司财产、挪用公司资金、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的公司同类的营业活动；公司为董事支付过高的报酬，致使公司利润下降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违反对公司所负的诚信义务或因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诉讼，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重的、浪费公司资产、出卖公司控制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控股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诉讼；为股东提供担保等。为了有效保障股东的合法权利，当今世界先进国家都相继引进、完善、改良各自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以期在董事会和经理人员权力El益膨胀的环境下，实现对公司股东，尤其是弱小股东，更充分和有力地保护。

二、股东派生诉讼主体资格

英国公司法通常只允许股东提起派生诉讼。但当公司进入清算程序时，个别股东便不再被允许提起派生诉讼。这时决定公司是否向违反义务的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提讼的是清算员。另外，提起派生诉讼的股东不一定在董事实施不当行为时拥有股票。可是，在提讼时，该股东必须是公司的登记成员。由于公司派生诉讼制度是从衡平法引伸过来的，法院对这样的诉讼有裁量权。如果提起派生诉讼的股东参与了不当行为或者从中受了益，法院会不让该股东代表公司提讼。

在美国的大部分州，提起派生诉讼的原告，必须在不当行为产生时和在诉讼过程中拥有股东身份。大多数州既允许登记股东也允许受益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美国修改后的公司法允许在其它托管登记或在表决信托机制中拥有股票的股东提讼。尽管有人认为债权人应该有权提起派生诉讼，但是法院通常拒绝给债权人提起派生诉讼的资格。

在我国，根据修订后的《公司法》第15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l％以上股份的股东，在公司的E当权益受到控股股东、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侵害时，经过一定的前置程序即可提起股东派生诉讼。

三、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

为防止股东滥用诉权，避免原告以外的股东重复提起相同的诉讼．加之股东提起派生诉讼所要维护的实体权利属于公司，各国立法均要求股东在前首先应向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以公司名义对侵害人提讼，未获成功时方可向法院提起派生诉讼。同时也规定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原告股东可不必经过前置程序直接提起派生诉讼。然而，由于两大法系国家公司法的规定不同，股东向公司提出正式请求时的要求不同。

美国公司法要求股东提讼之前向公司董事会提出相应请求，且等待期为90日，除非他能够以确切的证据证明这种请求是徒劳的。英国公司法对此无要求，但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草案中规定原告股东在28天前通知公司。日本商法第267条规定，股东必须向公司(通常为公司监事)提交诉前书面请求，且等待期为30日，且没有豁免请求程序的情形。我国台湾地区仿效日本，在公司法第214条规定了诉前请求程序。值得注意的是，诉前请求程序并不能阻却派生诉讼，当公司或有关权力机构拒绝该请求时，或等待期届满，股东可以提起派生诉讼。

在我国，根据修订后的《公司法》第152条规定，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必须经过以下前置程序：

1．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讼；如果是因为监事的违法或越权行为需要提起派生诉讼的，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讼：

2．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股东的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讼的；

3．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的；

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对股东派生诉讼也采用了书面请求前置程序，等待期为30日，当有关权力机构拒绝该请求时，或等待期满，股东才可提讼，同时也规定了例外情况，在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时，股东可不必经过前置程序直接提起派生诉讼。

四、诉讼费用补偿制度

虽然原告能从被告赔付公司的行为中获得间接利益，但如果这要以巨额的诉讼成本作代价的话，对股东来讲是缺乏激励的；再者，由原告股东个人承担诉讼费用，但胜诉结果却由全体股东共享，也是不公平的。不解决这个问题，派生诉讼将难以发挥其各项功能。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对此未作任何规定，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公司法应吸收国外公司法先进经验，对股东派生诉讼费用补偿制度作出以下特别规定：

1．胜诉时公司补偿诉讼费用

各国都普遍实行了股东胜诉后，由公司补偿其诉讼费用的制度。当派生诉讼给公司带来金钱赔偿时，从其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原告股东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但有时候，即使诉讼没有给公司带来任何形式的金钱赔偿，如果公司从诉讼中得到了实际利益，股东仍享有费用补偿权。在一般的民事案件中，原告胜诉时是无权要求被告偿还其所支付的律师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的。但倘若机械地将这～规则适用于派生诉讼，必将极大地挫伤股东的积极性。此，我国应导人美国的司法判例首创的诉讼费用补偿制度，即只要诉讼结果给公司带来了实质性的财产利益或者成功地避免了公司所可能遭受的损失，原告股东就其诉讼行为所支付的包括律师费用等在内的合理费用可以请求公司给予补偿。

2．按非财产诉讼同等标准收取法院诉讼费

由于股东提讼是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其胜诉也只能以持股比例从公司权益中间接受益，而且还存在败诉的危险。如果按目前根据诉讼标的额收取诉讼费的方法，不利于股东派生诉讼的展开。因此，为平衡股东胜诉所得利益与败诉所承担责任的不对称性，我国宜参照日本的立法例，将股东派生诉讼案件按非财产诉讼同等的标准来收取诉讼费用。

3．允许律师采用胜诉收费安排

所谓胜诉收费安排是指律师在接受顾客的案件时同意，如果的案件败诉，分文不取；如果胜诉，则按一定的百分比或法院判决金额的比例收取律师费。胜诉收费安排并不能改变诉讼的成败。但是由于胜诉收费安排将诉讼成败的风险转嫁给了律师而使股东当事人无需再承担因败诉而支付自己律师费用的风险。律师由于法律的专业训练和通过一系列的案件而比顾客更能分散风险。正因为这些原因，许多股东派生诉讼案件是采用胜诉收费安排的。这样，如果派生诉讼失败了，提起派生诉讼的股东无需支付自己的律师及其它费用；如果诉讼成功了，那么法院将判决公司支付一定的费用给股东的律师。

第7篇

内容提要: 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法院的财政保障构成了司法成本的主要问题。从长远的观点看应建立中央统一的司．法财政与决算制度。此外，为了有效遏制司法腐败和从根本上提高司法公信力，通过渐进和配套的制度改革，将法官从一般公务员系列里独立出来并给予相对高的报酬仍应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努力方向。

一、法院的财政保障问题

总之，从收入报酬的角度来考虑对法官激励的话，无论依照的是“级别”还是“绩效”，看来都存在某些难以和司法审判本身的性质特征相适应的难点或问题。但目前在 中国 的法院，短时期内要扬弃或者仅是弱化这两种激励机制，恐怕都还不具备条件。现在的相关改革大都是在作为基本激励方法的两种机制之间选择或是进行增减式的调整，或者突出某一机制，或者以其中一种为主再适当辅以另一种，等等。这些改革在当前的语境之下确实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就应该看到，把法官这个具有特殊性的职业群体从一般的公务员及行政级别中独立出来并给予其相对较高的报酬，很有可能构成从根本上防治司法腐败和提高法院公信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诸多条件的配合，或许需要经历一段不会很短的过程。这些条件既包括法官从事的审判业务不仅是纠纷解决，还包含更多的创制规则或引导“秩序形成”等内容，⑩也包括法官在 法律 职业自尊感及职业操守或自律能力方面的建构，还包括法官资格及员额的限定等带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条件，不一而足。WWW.133229.CoM如果把上述每一条件的具备都作为某个特定改革之目标的话，对于法官的 经济 性激励又构成了达成这种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通向整个司法制度改革完善的道路还很曲折而漫长，但考虑到一个真正独立的司法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 政治 体制改革中可能具有的“平衡器”功能，或者，考虑到一个真正享有公信力的司法在遏制腐败及社会不公正中可能发挥的“最后一道防线”作用，任何有益于建构这样一种司法的努力——包括本文所关心的改善法院财政保障和对法官的经济激励机制在内——都是我们决不该轻言放弃的。

注释:

⑴就我国一般的公共财政而言，可以说更加透明完整的国家及地方预决算体制也仍在改革和建设过程之中。关于中国公共财政制度的一般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参见[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赵扬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394页。

⑵作为笔者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一个批评及有关该法规实施状况的评论，参见王亚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须有公共财政支撑》，载《法制日报》，2007年1月27日；《诉讼费用与司法改革——〈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施行后的一个“中期”考察》，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6期。

⑶综合各种信息渠道得到的数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这种专项资金2007年为30亿元，2008年为40亿元，2009年也为30亿元。例如2007年的数据可参见高绍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后的问题与对策》，载《中国审判》2007年第5期。

⑷近年来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争取，中央出台了为所有具有审判资格的法院工作人员发放“法官津贴”的政策。不过仅为一、二百元的这笔费用提高法官待遇的作用仍十分有限，且因还要看同级财政是否切实执行该政策而在不少地方处于不甚稳定的状态。

⑸从比较法角度来看，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从上个世纪开始逐渐建立司法会议、司法行政局和司法管理中心等机构，虽然有资深法官参加管理，但这些具体执行司法行政工作的机构都设置在法院之外。就大陆法系的一般情况而言，除了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几个例子，大部分国家法院系统的司法行政都由法院外的机构（多为行政机关）行使管理权限。即便是司法行政管理由法院自身负责的日本和韩国，也都是最高法院统一对全国法院系统行使该项权限。参见苏永钦：《司法行政组织的 发展 趋势——从审判独立与国家给付司法的义务的紧张关系谈起》，载《法治与 现代 行政法学：法治斌教授纪念 论文 集》，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

⑹关于中国法院内司法行政管理与审判业务管理交织混合的状况，参见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 科学 》1997年第6期；张卫平：《论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法院体制改革的一种基本思路》，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与上述两位学者对这些所谓“法院行政化”的现象持尖锐批评的观点有所区别，苏力则对此类现实情况表示了更多“同情的理解”。不过他也指出，“法院的行政管理制度可能侵入、侵蚀审判制度，造成正式审判制度的变形”。参见苏力：《论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

⑺这种情况在当下的中国不仅为法院为所独有，而是几乎在所有公共权力机构都可看到的日常情形。关于这种量化目标或责任的指标体系在行政机关工作中起到的正面作用、负面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悖论，参见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⑻在中国这样的情形同样并不限于法院，不妨说法院只是“理所当然”或“不言而喻”地运用了通行于公共权力机构的一般管理模式而已。一些外国学者通过观察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地方政府行为而提出的“地方政府 企业 说”，也能够被视为从一定侧面反映了这样的管理模型。参见jean 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45 world politics（1992）．

⑼“阳光工资”从2004年前后在北京和广东等地开始推行。关于对这项改革内容更全面的介绍以及“阳光工资”推行以来的正面效果、可能伴随的负面作用等，可参见祁光华、孙竹君：《北京市“阳光工资”实施效果的调查与分析》，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⑽目前法院正在推进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就可以理解为拓展司法审判在创制规则方面空间的一种改革。关于这项改革的内容、含义及进展情况，参见张骐：《论寻找指导性案例的方法——以审判经验为基础》，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

[1]苏永钦：《司法行政组织的发展趋势——从审判独立与国家给付司法的义务的紧张关系谈起》，载《法治与现代行政法学：法治斌教授纪念论文集》，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

第8篇

论文摘要 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刚刚起步，制度建设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如何构建一个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体系，发挥这一制度在保护环境、恢复生态方面的效用非常关键。而作为美国公益诉讼制度之一的公民诉讼制度经过四十多年的实践，已有数百起判例经验，在保护环境方面取得了实证的效果，可以作为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的参照。本文拟从公民诉讼的角度，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论文关键词 公民诉讼 公益诉讼 原告资格 环境保护

公民诉讼制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美国国会为了弥补政府在治理环境中的失灵现象，规定了公民诉讼制度。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和1972年的《清洁水法》以公民诉讼条款的形式规定了环境公民诉讼。现在，大部分美国联邦环境法律都规定了公民诉讼制度，在保护环境方面发挥了制度价值，值得我国借鉴。

一、 公民诉讼制度

公民诉讼没有统一的概念，归纳总结为：美国联邦或者州法律、行政规章中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的，为了维护该法律的实施，依公民诉讼条款的授权，任何美国公民有权代表自己对违反该项环境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或者机构（包括政府机构）提起诉讼。

（一）公民诉讼的原告

公民诉讼的原告资格范围较为广泛。法律规定公民诉讼的原告是“任何人”，不同的法律对“任何人”的界定范围不同。如《资源保护和再生法》把“任何人”界定为包括个人、信托基金机构、商号、合股公司、公司、法人（包括政府法人）、合伙、社团、州政府、市、镇等市政当局、州委员会、州政府机构、任何洲际法律实体（包括所有的部门和机构）和美国联邦政府的任何机构 。1986年最高法院在一个判例中将美国政府排除在原告范围之外，所以在公民诉讼中，原告主要是除政府和政府机构以外的私主体，这与公民诉讼制度以公众监督、公众参与的立法目的一致。

（二）公民诉讼的案件范围

哪些案件可以提起公民诉讼？美国的公民诉讼可诉范围受到法律严格界定，美国公民或者组织只能在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的法律领域提起公民诉讼，没有规定公民诉讼条款的法律领域就不存在公民诉讼制度，即只有《清洁空气法》《濒危野生动物法》等包含了公民诉讼条款的16部法律领域存在公民诉讼可能，而在《联邦杀虫剂、杀真菌剂和灭鼠剂法》等法律领域不存在公民诉讼制度，因为这些法律没有公民诉讼条款。公民诉讼条款所规定的可以提起公民诉讼的案件包括：（1）针对违反授予公民诉讼的联邦或州环境法律条款和依据该法授权颁布的任何行政规章的行为 ，包括针对污染者提起的公民执行之诉和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起的“司法审查诉讼”。（2）针对行政机关的“督促履职之诉”是以联邦或州环境法律的行政执法机关的不作为违法行为提起的公民诉讼。

（三）被告和诉讼类型

公民诉讼的被告由法律明确规定。一般来说，公民诉讼的被告包括了私主体和公主体，即个人、民间组织和美国政府、政府机构都有可能称为公民诉讼的被告，具体范围由每一部法律具体规定。美国的诉讼类型划分与我国不同，公民诉讼的属于美国法律制度体系中的“民事诉讼”。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体系中，“诉讼”分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两类。刑事诉讼指依据刑事法律提起的诉讼，而民事诉讼则是指除刑事诉讼外，在美国法院提起的其他所有诉讼。美国的民事诉讼不仅包括私法领域内的侵权、合同或其他民事纠纷等普民事诉讼，还包括属于公法领域内的涉及公共利益的诉讼 即行政诉讼。

（四）公民诉讼的限制

美国法律对公民诉讼的提起设置了一定的限制。公民诉讼的提起受到前置通知程序的限制。在美国联邦法律的公民诉讼条款中规定了前置通知程序。前置通知程序是指如果公民诉讼的原告有提起公民诉讼之意图，首先应该在起诉前将被控违法行为以及自己起诉之意图向违法行为人和政府主管部门发出通知，在原告发出通知之日起一定期限内，任何人不得提起环境公民诉讼。

公民诉讼还会受到行政机关勤勉地实施法律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联邦环境法律的执行机构或违法者针对符合公民诉讼条款可诉范围的违法行为，已经或正在采取一定的实施法律行为，那么，公民诉讼将会受到阻止。

（五）管辖法院和诉讼费用的负担

公民诉讼由被控违法行为发生地或其他被控事项发生地所在区域的联邦地区法院。在诉讼费用的承担方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796年基于公平、正义理念确立的“美国规则”，规定诉讼当事人无论其是胜诉方还是败诉方均需各自承担诉讼费用。公民诉讼中，诉讼费用一般比较高昂，有些公民诉讼案件长达十几年的审理过程中，当事人支付各项诉讼费就达到百万美元。严格适用“美国规则”会使美国公众对公民诉讼望而却步。为了激励、促进公共政策的私体执行，国会规定了公民诉讼的“律师费转移制度”。即法官可以根据案情在有合适的理由的情况下，将诉讼费判由任何一方当事人承担，或将胜诉方或实质胜诉的律师费判由败诉方负担。突出和激励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构建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作为司法机关和公民行为的指引必须明确具体，法律模糊带来的弊端会导致实施障碍，最终影响法律的威信，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正面临这一状况，有必要完善之。借鉴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构建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应当从立法上完善一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环境公益诉讼在诉讼主体资格上明显区别于其他私益诉讼，基于此特点该制度所采取的诉讼程序等也会异于私益诉讼，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即哪些案件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可以适用公益诉讼特别程序非常重要。我国的诉讼程序法都规定了相应的案件范围，作为原告起诉和法院受理的依据，进行法律的适用。

美国的公民诉讼是在法律中直接规定公民诉讼条款，通过授权进行公民诉讼的公民诉讼条款明确相受案范围。我国立法可以参考这一模式，立法机关可以针对相关法律进行修订，在《环境保护法》等环境资源法律和民诉法、行政诉讼法中添加环境公益诉讼条款。通过法律条文授权具体的环境损害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如在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的中规定：第九条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公民或者社会团体可以对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标准的排污单位或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又如在《环境保护法》中可以规定“为了保护本国的空气、水、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等环境公共利益免受污染、损害或破坏，任何公民或社会团体可以对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或则将会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依照公民诉讼条款所制定的环境公益诉讼条款受案范围明确、具体，公民或社会团体只有在环境法律规定环境公益诉讼条款时才能救该法依据该条款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没有环境公益诉讼条款的授权则不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避免了案件范围的模糊性，指引性和可操作性强。法律修改压力下，值得借鉴。

（二）突出公众参与，扩大原告主体范围

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是在公众大规模的环境保护运动中诞生的，公众参与、公众监督是这一制度的特色。环境公共利益本身涉及广泛的社会公众，构建这一制度必然以公众参与为核心，否则就失去了其本来的价值。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原告范围较为广泛，我国的环境法和诉讼法对公益诉讼的原告并没有做明确的规定，仅是《环保法》第58条对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作出了规定，没有涉及其他原告。造成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同一原告态度不同。参照美国公民诉讼制度，突出公众监督、公众参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原告：

1.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范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针对污染环境、破坏环境、降低环境价值等侵权行为进行的损失赔偿诉讼，通过诉讼获得环境赔偿金或者补偿金可以用于生态恢复和补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应当尽量广泛，增强社会监督，弥补政府执法不足和行政罚款的数额过低等缺陷。另外我国现阶段信息公开不足也要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广泛。应当包括公民、社会团体、对自然环境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

2.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针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侵害环境公益的行政违法行为所提起的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的被告特定为国家机关或授权行政行政权的组织，在原告范围上略窄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包括公民、法人、社会团体等私主体。

在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中，检察机关也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越来越多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并不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佳主体。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代表环境公共利益的国家机关并非检察机关。如《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环境保护的代表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资源管理的代表是法律授权的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的机关。而且根据宪法、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检察机关的主要工作职能是负责刑事公诉和法律监督，它应当从打击犯罪和监督法律实施领域维护公共利益。如果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不仅会加大检察机关的工作负担，而且会使其自身即担任原告又担任法律监督者，造成权力体系混乱。在法律专业化时代，检察机关相对于其他主体不具有环境保护专业知识优势，所以，不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原告资格。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与诉讼类型

美国公民诉讼的被告既包括了普通民事主体，也包括了美国政府机构等行政机关。由于美国的诉讼类型与我国不同，所以美国公民诉讼属于“民事诉讼”范畴。我国是依据被告以及适用法律不同将诉讼划分为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三种类型。依据公民诉讼中的被告不同，按照我国法律分别适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以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依据被告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四）设置环境公益诉讼前置程序

公民环境诉讼中，为了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防止无意义的诉讼，对公民诉讼作了限制。在我国《环境法》修正案的审议过程中，立法机关没有赋予公民原告资格，主要出于防止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况。为防止滥诉情况，可以借鉴公民诉讼中的限制条款，为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设置前置程序。

对于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设置提前通知程序和勤勉地执行法律的督促程序。

1.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在提起公民诉讼前，必须向违法行为人、当地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发出通知，告知将要对违法者的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在通知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不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通知程序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可逾越的，如果公益诉讼原告没有履行通知程序直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可以拒绝受理。起诉前的通知程序可以是违法者知晓其即将被起诉的情况，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同时可以弥补政府的执法漏洞，加强行政监管。

2.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设置提前通知程序和勤勉执法督促程序。公益诉讼原告针对行政侵权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当提前60天通知作出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可以及时的纠正其违法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如果行为机关在通知期限内，完全消除不良影响，原告不能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再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对负有相应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提起公益诉讼，必须先提起勤勉执法督促程序，原告提前60天通知不作为行政机关，如果行政机关在通知期限内积极作为，履行监管职责，原告不能针对不作为行政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法制与社会

在我国环境侵权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现有诉讼程序法中仅涉及案件受理费的负担，通常律师费用由双方当事人各自负担。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案件本身复杂、取证难、鉴定费用高、律师费用高，由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社会团体负担这笔费用不仅会造成实质的不公平，还会打击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可以借鉴公民诉讼的“律师费用转移制度”，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转移制度”，即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法院可以依法律规定，将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律师费、鉴定费等）判由一方当事人承担，或依据法律规定将诉讼费判由实质的败诉方承担，一方当事人或者实质败诉方通常是污染行为人。

三、 结语

第9篇

一、公益诉讼概述

公益诉讼是指在国家行政机构或其他公权力机构、公司、企业、团体和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行为使社会公共利益遭到危害的情况下，任何公民和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有权就该行为向法院提讼的制度。

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的罚金诉讼制度，又称为民众诉讼制度，罗马《大法官法》中规定有“堆置、悬挂物件的责任”，即大法官为了维护通行的安全，规定只要有人在房屋堆置或悬挂物件，即使尚未造成损害，任何市民都有权告发，称“堆置、悬挂物件诉”，法官可以据此直接追究房屋所有人和管理人的责任。然而，当时的罚金诉讼制度因本身有着诸多的缺陷，以致后来消亡，没有被各国所传承下来。在20世纪后，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相互间影响增强，出现了更多的公共领域，有了更多的公共利益需要保护，但却缺乏对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机制，出现了严重的“公物灾难”问题，公共利益被蔑视，弱者权益被，社会迫切需要加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基于这一现实，西方国家纷纷开始对公益诉讼制度做出立法。

二、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已成为学界一个热门问题，众多学者纷纷以大量论文证实了其可行性。笔者认为，一种新的诉讼形式在形成的初始阶段，应把它作为原有诉讼程序的特别程序，不必追求一步登天，以避免太多的变动导致工作上的失误。因此，应把公益诉讼制度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程序。

（一）公益诉讼的启动。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和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设定公益诉讼可由三种原告发起：

1、检察院。检察院作为国家的公权力机关，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社会公益的护卫者。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32、638和646条的规定，检察官可以提起婚姻无效之诉、确认婚姻存在与否之诉。在一切情形下，上级州法官可以申请禁治产，检察官还有权代表国家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重大民事案件提讼。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和非诉案件程序法的规定，日本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主要是作为公益代表人参加与公益密切相关的民事诉讼案件。在我国，由于检察机关长期担任刑事公诉职能，不涉足于纯粹的民事纠纷领域，并且基于检察机构设置的现状，如果使其承载太多的职能，必然导致诉讼效率下降和经费、人力的不堪重负。因此，在我国对检察机关应赋予这几类案件的管辖权：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有关的公害案件；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等与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的损害公共利益的案件；涉及其他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案件。这些案件涉及的企业地位高于其他团体和自然人，对社会公益的损害具有极度的广泛性和普遍性，由检察机关行使救济权比一般自然人和团体更有优势。

2、团体。在我国，发挥着保护消费者权益作用的公益性团体主要是消费者协会，其作用在于面对一些垄断企业的不平等格式条款，代表大众的利益对其进行指责，而在如今的社会形势下，这些企业和部门均以沉默相回应，让消协机构陷入尴尬境地，症结便在于消协对这些霸王条款并无的资格，而遭受实际损失的人往往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不愿意。假如赋予消协这样的社会团体于诉权，制定霸王条款的企业们如果不改变横蛮的强加给消费者的义务，将会陷入官司缠身的不利境地，这样就很大地起到了保护消费者的作用。

3、私人。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作为权益所有人的自然人个体当然是最有权利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在放宽主体限制的情况下，主要应考虑怎样避免恶意诬陷的情况发生。因此，要对主体责任明确规定，当事人诉讼应有明确的事实及证据，如当事人恶意诬告，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令其赔偿企业应诉所造成的损失。另外，应明确适案范围，即该案件的标的必须是公共利益，自然人只能在法律准许的公益案件范围内。

假如的自然人有多人，我国在这种情况下为代表人诉讼。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诉讼人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英美法系的规定则为集团诉讼，采取“默示参加、明示退出”的原则，有效地解决了由于原告的不确定性和广泛性造成的困难，因此是处理存在共同利益案件的一种高效而经济的方法，值得我国借鉴。

（二）案件受理。案件受理是能否进入司法程序的一道门槛，鉴于公益诉讼是一种新类型的诉讼，为防止人对它的认识出现误差，以导致日后撤诉等事由发生，应该在案件受理时严格把好关。在案件受理时应严格审查案件是否属于公益诉讼的范围、人是否有正确的诉讼动机，其使命在于将滥诉和恶意诉讼挡在门外。这样，既可以避免使企业卷入无谓的纠纷中，保障了企业的利益，也避免热心公益的人士错误提讼，浪费诉讼成本。

（三）审级。有人认为，由于公益诉讼涉及的利益有关社会全局，并且这种新型诉讼案件在立法和实践中都缺乏依据，技术性、专业性强，因此需要有较高素质的法官来审理，认为由中院审理较为合适，并且设置专门的审判庭来行使审判职能。在由哪一级法院审理的问题上，美国环境公益诉讼中法院的管辖权根据被告的不同而不一样。以环境保护署为被告的诉讼案件经法律特别规定由哥伦比亚特区的巡回法院管辖，而其他的以企业、机关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则由被告所在地法院或者违法行为发生地的法院管辖。笔者认为在公益诉讼制度得到一定的推行后，可能会产生大量的这类案件，并且一些公益诉讼案件标的额较小，如果全由中院来管辖，会给中院造成较大的负担，不利于其上诉审职能的行使。参照美国做法，将一部分特别公益诉讼案件由中院审理，其他的仍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由中级法院审理的应当是技术性较强、社会危害性大、取证相对困难的案件，包括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环境污染案件等国家机关为被告的案件，而以其他企业为被告的案件，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四）诉讼费用。各国的司法实践都对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做出了一些特别的规定，如美国实行胜诉薪酬制，律师费用从胜诉所获赔偿中支付，法院如认为合适，也可将诉讼费用判给诉讼的任何一方。德国实行“败诉者负担主义”，诉讼费用由败诉人承担。法国规定当事人提起越权之诉时，事先不缴纳诉讼费用，败诉时才按标准收取，数额极为低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鼓励公益诉讼，保护受害人权益。我国的诉讼法中为了使有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能充分保障自己的权益，有缓交、减免诉讼费用的规定。针对公益诉讼的特殊性质，从培养公益意识、鼓励当事人对抗不公正待遇的角度出发，可以对公益诉讼的费用适用诉讼法上的特别规定，即在当事人提起公益诉讼时，可不事先缴纳诉讼费用，待案件审结时如果被告败诉，由败诉一方承担律师费、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如果败诉一方是公益诉讼的原告方，应酌情减免。

（五）举证责任。我国对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当事人双方的诉讼规定的是取证责任倒置，即举证责任由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他们比一般公众掌握更多的信息，举证也较容易。公益诉讼案件亦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在公益诉讼中，原告仅就被告违法行为或不作为行为危害公共利益进行举证，被告对本身行为的免责事由进行举证，如被告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可以免责，则应遭到败诉的后果。

第10篇

论文摘要:在整理有关诉讼效益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司法制度现存的问题，提出一些相应提高我国司法制度效益的建议。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基于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主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公正与效率是新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诚如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所说，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地讲，就是效益。如何提高我国司法制度的效率或效益，主要是诉讼程序的效益或效率，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在整理有关诉讼效益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司法制度现存的低效益或低效率的问题，相应提出一些提高我国司法制度效益的建议。

1成本政策是提高诉讼效益的理论基础

效益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经济学中的效益是成本(投入)与收益(产出)的比例关系，经济学的理想是用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取尽可能大的收益。

诉讼效益是诉讼行为过程中产生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包括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两个要素。诉讼的经济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错误成本。直接成本是指程序主体在实施诉讼行为的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司法资源的总和。这个司法资源有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力资源。指一定数量的法官、书记员、翻译、法警、陪审员等。二是物力资源。指办公设施、法庭设施、办案器材、监管场所建设、通信及交通设备等。三是财力资源。指司法人员的工资福利、办案经费等。四是时间资源。指办案花费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法院在单位时间内审判活动效率的高低和耗费司法资源的多少。因此时间也是一种司法资源。这里有必要区别诉讼效率和诉讼效益的概念。前者只是后者的1/4，指诉讼主体以最快的速度终结案件，强调时间上的最少消耗，等同于“诉讼及时”。错误成本是美国法学大家波斯纳提出的概念，强调人们在追求正义、实现客观真实过程中不可避免所犯的错误所支付的成本。例如错判的国家赔偿，上诉或再审改判时所支付的多于一审结案的成本。诉讼的经济成本也可分为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两类。公共成本即国家为完成其社会管理的义务，维护统治秩序而投入的司法资源。国家握有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关系的主动权，可以通过各种灵活措施调整公私成本的负担利益分配。当诉讼案件数量激增、司法资源供给不足时，国家可以增加诉讼费用，提高私人成本以抑制滥诉;当诉讼涉及公共利益，或者诉讼程序成为民众不可企及的奢侈品时，国家可以减免诉讼费用，简化诉讼程序，增加公共成本投入，以换取民众对司法的信赖。这就是所谓的“成本政策”。在现代社会，成本政策已经成为国家对诉讼效益进行调节的有力杠杆。在运用成本政策提高我国司法制度效益时应强调两个标准:努力实现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解决争端的程序应迅速。

2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2.1诉讼收费过高及结构不合理

诉讼收费是国家将诉讼成本向当事人转移，提高私人诉讼成本，从而降低国家公共成本投入的方式。对民事案件收取费用是国际通例，问题是我国的诉讼收费标准过高。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我国的诉讼收费高于发达国家。第二，我国诉讼收费增长远远高于我国同期GDP的增长。以财产案件为例，1989年我国当事人支出的案件受理费平均增长3.5倍，而同期我国的GDP只增长了1.3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增长了1.3倍，国家将大部分的审判成本转嫁给了当事人。第三，我国诉讼收费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存在严重的超比例征收情况。人民法院往往规定各类案件的最低收费和加征收费。以湖南湘中某基层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为例，法定的收费为50元一案，执行中却收费达700元～800元，超标14倍～16倍。

我国诉讼收费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第一，一审和二审中实行同额收费而非差额收费。由于二审当事人的请求标的额和争议范围普遍小于一审，法院在二审中的判决也往往只是一审的一部分。这样，二审的诉讼费用应小于一审。例如，一审中原告要求被告给付100万元，一审部分胜诉，获赔80万元，法院收取诉讼费用3万元。原告上诉时又对另外20万元提出给付请求，这时法院收取诉费只应就这20万元征收相应款项3 000元。这是国际通例。但我国现在的做法是再收3万元。这无疑不合理地加重当事人的负担。第二，调节制度与裁判结案的收费不分。各国的做法是为了鼓励调解或和解机制，一般调解的收费明显低于裁判。实际上由于调解制度的简化便利，法院应用调解的成本本来比裁判结案低得多。第三，法律援助制度中律师承担了全部义务。法律援助通过将弱势群体的诉讼成本向第三者如国家、律师等转移而充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我国的法律援助现阶段无法满足广大民众对其现实的渴求，原因之一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是将当事人的私人成本转移给律师。而后者显然单独难以支撑整个援助制度的庞大费用。

2.2部分诉讼程序的周期过长

时间也是一种司法资源，不合理的拖延与成本的最小化追求相悖。诉讼周期越长，当事人投入诉讼的人力、物力、财力越多，纠纷在社会上存续的时间也越长。这既造成当事人难以忍受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负担，又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鉴于此，西方各国在二战后普遍将缩短诉讼周期作为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有的国家如美国、日本把“迅速审判”规定为当事人的宪法权利。

我国的诉讼拖延主要表现是刑事诉讼的超期羁押问题严重。例如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按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最长可达7个月之久。而我国还存在着因审查起诉和审判合一而导致的无限期羁押问题。且不用说超期羁押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这种时间的拖延就足以使我国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荷。看守所、监狱的硬件设施建设无法得到保障与这种司法资源超负荷运作有直接关系。

2.3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仍待进一步完善

简易程序就是对某些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特定案件不采取普通程序审结，而将普通程序简化便利，从而达到诉讼的效率。针对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制度不足，结合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立法经验，学界的共识是引进“辩诉交易”和“处刑命令程序”。

所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是指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在对抗式审判开始前对被告人定罪和量刑问题所进行的协商和交易。通过这种协调和交易，被告人放弃获得对抗式审判的权利，检察官则降低对被告人所控罪行的严重程度或所请求的量刑幅度，这样就使案件不经法庭正式审判而得到迅速处理。

处刑命令程序(the penal order)是大陆法系国家在一些简单、轻微案件中所适用的简易刑事审判程序。在这种程序中，法院或法官只对检察官提出书面申请和案件进行审查即可对被告人处以罚金等轻微刑罚，而不再进行正式的法庭审判程序。目前，这种简易程序被德、法、日、意等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

2.4我国诉讼的替代程序不完善

由于诉讼程序负荷过重，西方国家普遍在诉讼程序以外设计了大量替代诉讼解决纠纷的程序。如仲裁、调解、和解、行政裁判等民间的或行政性的替代程序。替代程序的特点是将法院解决纠纷的公共成本转移到其他纠纷解决机构身上，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我国现阶段对这一制度的利用还方兴未艾。

3实现“效率优先”的改进措施

如上所述，我国司法制度实现“效率优先”的主要思路是成本政策，就是在“兼顾正义”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小诉讼成本。

(1)完善诉讼收费制度，促进诉讼收费结构合理化、低额化。国家财政应考虑适当加大对法院系统的诉讼投入，法院内部应完善收费制度，禁止地方法院违规滥收多收诉费的做法，适度降低适用二审和调解程序结案的当事人的诉费，国家设立专项基金抵偿律师在法律援助活动中的部分遗物支出。

(2)严格规定和切实执行刑事羁押的最长期限，对确需延长羁押的情况建立严格的审查机制，赔偿被错误超期羁押的公民时考虑追究事实羁押措施人员的责任，加大看守所和监狱机关的硬件设施建设。

(3)完善我国现有的刑事简易程序，引进辩诉交易程序和处刑命令程序，实现对简单案件的简易化、高效化处理。

(4)学界应进一步展开关于替代程序的讨论。通过完善和建立如仲裁、调解、和解等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将诉讼成本从国家和当事人移向民间组织，降低诉讼成本。

4结语

近5年间，从我国受理一审刑事案件来看，平均每年上升7.9%;从受理经济一审案件来看，平均每年上升12.2%;从受理民事一审案件来看，平均每年上升9.9%。我国的诉讼案件数量急剧上升。而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富裕，对司法资源的投入总是有限的，总是跟不上案件上升的速度。况且司法资源具有高消耗的特点。特别是刑事审判，要耗费巨额财政收入，要比一般国家机关日常活动的耗费大。因此，探讨我国的司法制度或诉讼制度如何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探讨如何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加快审判活动的速度，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拖延，对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效率优先”在诉讼制度中的实现必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樊崇义.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第11篇

论文关键词：产品质量；公益；公益诉讼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产品数量和品种的日俱增多，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中所出现的产品质量纠纷的可能性也增大。然而，现有的诉讼机制并不能高效的解决此类纠纷。因此，在产品质量领域内引进公益诉讼，对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产品质量纠纷公益性分析

（一）公益诉讼的特点

从实质上来说，公益诉讼是保障公共利益而形成的新型诉讼方式和手段，它的出现符合了现代社会对诉讼的需求。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追求的目的具有公益性。较私人利益而言，公益性是指保护社会整体公共利益，并不只是为了维护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少数群体的利益，也不是多个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公益诉讼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受益主体具有不特定性。

2、诉讼主体范围具有广泛性。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不限于直接利害关系人。只要加害人做了侵害社会利益的行为，那么无论是否直接受到违法行为危害的组织或者个人都有权提起诉讼。但相较于私益诉讼中，起诉主体只能是与此危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或者组织。

3、诉讼作用预防性。传统的私益诉讼具有一定的事后性，其是对特定纠纷进行的一种事后解决方法，是为了使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得到有效的实现。而公益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预防性。公益诉讼的一大特征就是不以公共利益的实际损害为诉讼前提，一旦国家组织、社会团体或者个人发现有实际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发生或者有潜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时，均可以代表社会起诉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后期用来损害莫不的成本费用降低，有效的防止了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的再发生。

4、判决具有扩张性。对于一般诉讼来说，判决结果一般不具有对世效力，即其效力仅仅及于当事人，对诉讼以外的其他人并没有约束力。但对于公益诉讼来说，判决的效力具有扩张性，对社会所有成员都有效力。例如，轰动一时的“三鹿奶粉事件”中，据保守估计管过潜在受害者超过三万。有的受害者正在使用二未发生损害，或有的受害者还未开始使用。所以，若等到每一个受害者遭受带损害后再诉至法院，不仅受害者受到了损害而且大量的受害人的单个诉讼也会给法院带来负担。因此，公益诉讼的判决具有扩张性的特点就能很好的解决此类问题，受害者可以直接适用该案件的判决结果。这样一来，不仅减轻了法院的负担也更好的维护了全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产品质量纠纷公益性体现

1、产品质量纠纷数量多，涉及到的利益也是关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

而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消费品批量生产的幅度也不断提高，催生出的消费者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所以，纠纷发生的可能性也不增大。目前很多产品质量纠纷中的被侵害对象很少会是单个个体，很多时候被侵害的对象都是一大批的人群，因此很多产品质量纠纷到头来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产品质量中设立公益诉讼，使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可以有效的保护被侵害的消费者的利益和潜在被侵害消费者以及社会公共利益。

2、产品质量纠纷的处理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提高经济效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是人类社会赖以寻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有些居心不良的企业所生产出的产品属于低质量或者假产品在市场中流通，使产品的使用价值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样一来使广大消费者对购买的产品失去信心，同时对企业的信任度开始降低，消费者和商家两者之间融洽的关系被破坏，导致市场经济的恶性循环，最终会造成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降低。因此，想要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就要有效解决产品质量纠纷，打击厂商们不正当竞争行为，使广大已受损害的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的权利得到有效保护。此外，由于具体的产品质量纠纷不仅会影响到企业的名誉，而且久拖不决的纠纷处理方式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使企业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因此，一次性解决产品质量纠纷的公益诉讼能使企业受到应有的惩罚，也能早日恢复生产，同时也可以使我国市场经济能过正常运行。

二、产品质量公益诉讼在我国建立的价值

我国对产品质量方面的保护先后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但这两部法律主要是为了保护单个人的利益，而且在执行力较弱。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纠纷日益增多并且复杂化，很多厂商为了牟利生产出低质量、假冒的产品，这样一来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危害可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建立产品质量公益诉讼是十分具有价值的，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价值：

（一）降低诉讼成本

诉讼成本是指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诉讼过程中对象化的，以货币表现的为为达到一定诉讼目的应当或者可能发生的各种经济资源的价值牺牲和代价。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来看，消费者和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区域跨度之大，交易次数之频繁，同一产品被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购买。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就可能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例如，近期出现的“圣元奶粉激素风波”，有资料显示广东四个宝宝因喝此奶粉而导致性早熟，江西一对龙凤胎出现腹泻的情况，广东湛江一男婴因喝此奶粉被查出雌激素超标。如果这些婴幼儿的家长均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就会出现法院诉讼资源的浪费、诉讼成本的提高的现象。因此，若某一国家组织、社会团体、个人代表整个社会来起诉圣元国际，那么就可以为受害者家属减少诉讼纠纷的同时也保护了受害者的利益。

（二）唤醒消费者的民主意识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不再专属于政府所有，这一点已经在全世界各国达成了共识。吸引包括公民、社会团体在内的社会力量的参与到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中，既迎合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也关注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产品质量纠纷中设置公益诉讼，就等同于使个人通过一个正当合法的途径参与到国家行政事务中去。因此，产品质量公益诉讼可以强化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以实现法治国家关于人民主权的主张，换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因此，在产品质量中增加公益诉讼更能够唤起消费者的民主意识，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很好的保护。

（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体现社会正义

“公益”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社会全体成员的整体的利益，既区别去某一个社会成员的单个利益，也不同于社会成员利益的简单相加。当今中国，民主的实现、平等的实现和法治国家的实现都呼唤着公益诉讼的建立。从产品质量纠纷角度来说，公益诉讼能够保护社会中已买到产品或者即将要买产品或者正在使用产品的消费者的利益，其所要保护的范围较为广泛。因此，若有一个特定主体能够提起诉讼来维护社会整体公共利益，就保证可市场秩序不会出现紊乱。产品质量公益诉讼制度的诉讼理念和司松形式无不体现着对公共利益的救济，对消费者基本人权的尊重，同时也为社会正义提供了强有里的机制保障。

三、我国产品质量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

产品质量公益诉讼在我国属于一个较为新鲜的概念，尚未在立法中体现。但随着我国产品质量纠纷的多元化，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况日益突出，建立产品质量公益诉讼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扩大原告资格

在我国，传统观念认为，为了防止公民滥诉，只有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这种做法在产品质量纠纷中并不适用。因为可能受到侵害的人群较为广泛的影响，可能出现诉讼无门的现象。为了维护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扩大原告资格是十分必要的。从我国国情出发，产品质量公益诉讼的原告应主要包括以下三种：1、公民个人。随着我国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参与处理国家政治的愿望就越来越迫切，公民个人为了公共使用产品的利益庭审而出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只要公民在提起诉讼中能够提出确切的证据证明所提起的诉讼具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就可成为设个的当事人；2、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为了维护公共事务而成立的非盈利性社会组织，通过借助社会力量来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这类社会团体在我国如消费者协会，其通过消费者的授权来提起产品质量诉讼。由于消协对我国法律较为熟悉，在处理产品质量纠纷时不仅能够很好的保护特定受害人的利益，也能防止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3、检察机关。在我国，检察机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可以作为原告，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民事诉讼中。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产品质量纠纷所导致的社会利益的损害并不亚于刑事案件的损害程度。检察机关涉入产品质量纠纷，能够促使纠纷有效的解决，减低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二）设置产品质量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

扩大原告资格，虽然能够帮助广大民众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但不能排除个别公民对诉讼的滥用，从而不仅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而且也会给法院带来不必要的负担。根据外国的经验来看，主管产品质量的是国家专门设立的机构，在此机构中有专业的操作人员也有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当有产品质量纠纷时，率先交给此机构处理，此机构做出的解决方案若仍不能让公众所满意的话再向法院提起诉讼。外国的这种方式是能够被我国吸收并借鉴的。这样的筛选方式，不仅能够节省司法成本也能节约公民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害，而且能够使诉讼到法院的产品质量纠纷诉讼价值有所提高。

（三）改变举证责任的方式

传统的纠纷解决的举证方式是“谁主张，谁举证”，这种方式用在双方举证能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还算合理。但对于产品质量纠纷，消费者与生产者和销售者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消费者由于对产品的认知不够全面，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再运用原告举证的模式似乎并不能很好的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例如，2011年发生的云南白药牙膏导致消费者口腔溃疡的事件中，南京一消费者诉至法院要求云南白药集团及其代言人濮存昕赔偿并道歉，但云南白药集团亮出牙膏是“国家保密配方不宜公开”的声明。若在此时再要求受害者提出证据是云南白药牙膏造成的损害就难上加难。普通公众在面对产品质量纠纷时收集证据的能力较弱，实行举证责任导致，有利于产品质量纠纷的公平、公正的解决。从国外立法来看，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较为发达，美国法律《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第三条就提出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四）改变诉讼费用收取方式

诉讼费用的支付一直都是原告提起诉讼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传统诉讼方式中一直都是“谁败诉，谁支付诉讼费用”的模式。这就造成了很多消费者不愿去冒支付诉讼费用的风险，这样一来使产品生产者便肆无忌惮生产低质量、假冒的产品。而且在产品质量诉讼中，原告可能是与本案毫无利害关系的人，其提起诉讼只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在让原告冒付诉讼费用的费用，似乎不太公平。参照外国立法来看，我国在处理产品质量公益诉讼可采取以下方式：1、为此类纠纷的原告律师一定的补助。这样的方式能够为原告减少律师费用的负担，从律师的角度来讲，合理的律师费用也使其工作质量有了保障；2、摒弃传统的“谁败诉，谁支付诉讼费用”的方式，全国范围内设立“产品质量公益诉讼基金”，资金来源可以是国家、社会组织或者个人的赞助。这种方式使原告在提起产品质量公益诉讼时无任何金钱方面的忧虑，任何需要与原告支付的费用均由“产品质量诉讼基金”提供。

第12篇

论文关键词：公益诉讼；特征；意义；构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人们的经济交往日益增多。各种法律关系越来越复杂，民事争议、民事侵权日渐增多。由于种种原因。现实生活中一些合法权益或者受不到法律保护或是法律保护不力，致使国家和公众利益遭到重大损失。如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环境污染案件和垄断案件等。对此，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极大关注，见仁见智。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建立一种新型的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制度。

一、公益诉讼制度的概念和特征

公益诉讼制度是指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的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同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有以下特征：

第一，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同现有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不同。公益诉讼的目的不是对特定的法人、公民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而是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主持社会正义。所谓国家利益，包括国家的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利益，其中经济利益的内容主要是对国有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而社会公共利益，应解释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条件、环境、秩序、目标和道德准则及良好的风俗习惯。

第二，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可以是与案件本身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公益诉讼中的原告既可以是直接受到侵害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是自身权利没有受到任何侵害的组织和个人。也就是说。只要有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合法权益。除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第三．公益诉讼具有国家干预的成分，根据私权神圣的传统理念。国家和个人均不得介入他人私权领域，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始终存在。契约自由与公序良俗原则同生同长，基于个性的张扬不能否定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绝对的自由必然造成权利的滥用。维护公序良俗是私权得以自治的前提，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国家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他人的行为提起诉讼。特别是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权，以公权介入私权。无疑具有国家干预的色彩。同时由于公益诉讼的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在其诉讼过程中，要对当事人的一些权利进行限制，如撤诉权等。这些无疑都具有国家干预的存在。

二、公益诉讼的宪法依据及其意义

1．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建立公益诉讼的宪法依据。实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首先要有法可依。我国目前尚处于转型时期，一些体制上的因素使国有资产和社会公益受损，有些官员利用手中的资源配置权进行权力寻租或怠于对国有资产进行保护管理乃至故意侵吞国有资产。有的公司只顾自身效益而置环境污染不顾，有的经营者恶意垄断市场，侵害广大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在一个法治社会，有损害必有救济。为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利益损害及时提供法律救济。正是国家司法制度设立的天然本能。但对于上述案件，在当事人不愿起诉，其他人又不能起诉的情况下，根据现行诉讼制度，只能导致诉讼主体的缺位。建立公益诉讼，正是为了弥补法律的漏洞。防止此类案件的发生。

2．公益诉讼制度是宪法关于民主、监督原则在诉讼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公益诉讼制度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为人们参与国家管理、实现民主权利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起诉权，使得检察机关能够更好履行宪法规定的监督职能。这样人民群众通过公益诉讼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并通过这种权利的行使来监督法律和权力的实施，人民检察院通过公益诉讼制度行使法律监督权，二者有效结合。使违法者得到制裁。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得到保护。

3．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有益于增强国有资产的保护力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新旧体制并存，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产权关系不清与产权管理缺位并存，使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日趋严重。我国目前平均每年流失、损失的国有资产高达600多亿元。这意味着我国每天流失国有资产达1．3亿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没有起诉人，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司法保护。实务界为此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在浙江发生的浦江良种场违规低价拍卖房产一案中。检察院诉请法院判其房产买卖行为无效。笔者在为检察院之举叫好的同时，心中不免疑问，检察院起诉依据何在?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为保护国有资产免受损失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法律依据。

4．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对完善我国司法体系，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必定对各国的法律产生更大影响。国际侵权的增多对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完善法律提供了压力和动力，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益诉讼制度，无疑会增大社会经济的保护力度。目前，绝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规定有公益诉讼制度，对这些制度的有益借鉴，有利于加快我国法治化进程。

三、对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若干设想

1．适格之原告。一般认为，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有三种：一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二是任何组织、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三是由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赋予检察机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公益诉讼起诉权，行政机关不宜作公益诉讼的原告。这是因为，检察机关充当公益诉讼代表并提起诉讼是各国通例。检察官在代表公益方向，尤其在司法和诉讼活动中被视为直接的、当然的公益代表人。在美国、法国、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检察官均有权参加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在我国，人民检察院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由检察院以国家公益代表人身份提起诉讼，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最佳途径。当代立法的趋势是不断放宽起诉资格的要求，使更多的人能够提起诉讼，在确认原告资格上经历了从受害人诉讼，到利害关系人诉讼再到公益诉讼的发展过程。可见，赋予任何公民、法人、组织公益诉讼权，不但能鼓励公民的参与意识，提高法制观念，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而且符合当今世界的立法趋势。至于行政机关，担负着执行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的职能，可通过行使职权制裁违法行为，没有必要通过诉讼方式，而且赋予行政机关公益诉讼提起权，会与检察院发生冲突，造成起诉制度的混乱行政权的过分扩张。其结果会使行政权过多介入私权，使私权受到侵犯。所以，行政机关不宜作公益诉讼的原告。

2．案件范围与立法模式。公益诉讼毕竟不同于私益诉讼，应对其案件范围加以适当限制，以防他人假公益之名侵犯私权。笔者认为，应采用单行立法的列举式，即在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中仅提及这种制度，但对何种案件可提起公益诉讼，要视单行法律具体规定。一般认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侵犯国有、集体所有资产的案件，如非法占有、转移公有资产、渎职损害公有资产案。第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如垄断、不正当竞争案件，侵犯消费者权益案，价格违法、非法经营案。第三，妨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案件，如违反统计法、违反税收征管秩序、违反金融法的案件等。

第13篇

关键词：公益诉讼利害关系人，民事公益诉讼立法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及特征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周楠在《罗马法原论》一书中指出“私益诉讼乃保护个人专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公益诉讼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1]。笔者认为，所谓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的团体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并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裁判的活动[2] 。由于这一概念较为清晰地概述了公益诉讼的主体多元性、公益性和法定性三个本质特征，因此较为可取。免费论文。

二、民事公益诉讼宪法思考

从根本上而言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人民更为广泛行使其政治权利提供了基础，为人们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公权力提供了新的途径。一方面,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民主在诉讼领域的体现,它为民主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途径和司法保障，也为公民监督公权力的运行提供了手段。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给人们广泛而真实的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途径。另一方面,民事公益诉讼也是推进我国法治进程的必有阶段。法治应包含两种意义: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3]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不仅可以遏制行政机关救济失效的问题，促进其更好的行使其自身的公权力，也可以实现全民掀起更为主动遵守法律和利用法律维护社会公益的热潮，加速法律之治的进程。

三、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体例与立法模式思考

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我国法学界的共识，但是，就公益诉讼的立法体例还有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为，单独制定的公益诉讼法，第二种观点为，制定公益保障法，第三种观点为，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来规范民事公益诉讼，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公益诉讼类型，笔者更为赞同第三种观点，这是因为，一方面，公益诉讼并非独立的诉讼形态，无需专门的法律予以规制。免费论文。另一方面，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立法的方式已经足以实现制定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根本目的。所以，无需单独制定的民事公益诉讼法，也没有必要绞尽脑汁去创造公益保障法。所以，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来规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更为可取。

那么，究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散见于先行民事诉讼法之中，还是单独设立民事公益诉讼一章呢？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确立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原则，而民事公益诉讼的其他部分则采取单独设立一章的方式更为可取。因为，一方面，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存在，最好不要打乱现有基本结构，从而维护现有民诉立法的科学结构。另一方面，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同其他制度相比较，本身就有其特殊性，特别是社会团体以及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诉讼程序上也与其他类型的诉讼存在明显差别，所以，从模式上而言，将其具体规定单独列为一章更为合适。

四、民事公益诉讼立法草案

“诉讼程序是一种技术，又是一种关系，也是一种规范，这种技术、关系和规范都是由立法者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来进行创造和设计的。”[4]公益诉讼立法也不例外，作者在提出自己并不成熟的民事公益诉讼立法草案时，在考虑程序立法本身的内在要求的同时，笔者始终将最大的限度的保护民事公益为价值取向，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尽可能的防止借维护公益之名损害私人利益。

公益诉讼原则

检察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依据本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法院起诉。

民事公益诉讼法具体立法草案

第一条 检察机关为维护公共卫生、环境、生活质量、文化财产、国有财产、行业垄断等公共利益，可以针对侵害人或单位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讼。

社会团体可以就本身职责范围内侵害公益的案件，以自己的名义为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法院起诉。社会团体对于非自身职责范围内的简单公益案件提起诉讼的，须经检察机关同意。

公民经利害关系人同意，可以就行为能力缺失、严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等其他违法侵害公益的案件，以自己的名义为受损害的个人向法院起诉。公民不得对他人的婚姻诉讼案件提起诉讼。

第二条 检察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提起公益诉讼案件的，检察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第三条 涉及范围较广的公益案件，法院应当在确定举证期限时，向公益案件影响范围内的公众公告。

法院在审理公益案件时应当充分考虑一切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在发现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未得到代表时应当为其指定代表人。

第四条 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告知利害关系人有关事项，以让利害关系人选择是否参与诉讼。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的，应当将同意的意思表示以及是否同意起诉人或者诉讼中已选定的代表人的意思表示以书面形式提交法院。利害关系人不参与诉讼应当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不参与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可以不受法院判决的拘束。

第五条 对于检察机关和社会团体提起的保护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案件，公益胜诉判决的效力及于所有的利害关系人。

已经生效的公益胜诉判决依法公告，利害关系人可以向判决法院主张参照使用该判决内容。

第六条 起诉参照使用该公益判决内容的主体，必需证明自己与该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以及自身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法院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可以确定简易庭审程序，直接依据已经生效的公益胜诉判决作出判决书。

第七条 检察机关起诉的纯粹型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败诉实体后果，由国家设立的专门公益基金会承担。但是，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所导致的败诉实体后果，由检察院自行承担，检察机关可以向相关责任人追偿。

对检察院起诉的民事公益案件，如案件是因享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的违法作为或不作为引起的，败诉的实体后果由该行政机关承担。

因“利害关系人”无法起诉或不能起诉，利害关系人请求检察院支持起诉的案件，败诉的实体后果由“利害关系人”承担。

第八条 公民提起公益诉讼案件的，应到检察机关备案，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支持起诉的，可以派员支持起诉，但社会团体已经派员支持起诉的除外。

公民提起民事公益之诉非经利害关系人同意，不能撤诉和处分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利。免费论文。

第九条 社会团体提起的涉及利害关系人的民事公益诉讼，败诉的实体后果由“利害关系人”承担。但是，社会团体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所导致的败诉实体后果，由社会团体承担。社会团体可以向相关责任人追偿。

第十条 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同级以上的政府部门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一条 对于案情复杂的公益案件，除双方当事人书面同意外，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得少于二个月。

第十二条 在法律以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公益案件的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公益案件的举证责任承担。

第十三条 起诉人以维护公益为借口恶意诉讼的，导致被诉人受到损失的，人民法院除可以判决恶意诉讼人赔偿被诉人的损失外，并可判处恶意诉讼人给予被诉人一倍到二倍的补偿。

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对恶意滥诉的当事人处以20万元以下罚款，罚款一律划入地方公益基金会。

第十四条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自然人或社会团体可以向法院申请免收诉讼费用。经法院审查属于公益诉讼案件的，法院应当在立案时免收诉讼费用；对于被告败诉的公益案件，法院应判决被告全额补缴原告在起诉时免交的诉讼费。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胜诉的，被告应支付原告因此所受的律师费、保全费等办案费用支出。

第十五条 本章没有具体规定的，一律适用本法的其它规定。

参考文献：

[1] 周楠.罗马法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886.

[2]【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3] 俞雄武.激情与理性：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反思――从法律职业的视角剖析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年02期。

[4]陈桂明. “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五期。

第14篇

论文关键词　示范诉讼　群体性纠纷　代表人诉讼　诉讼经济

一、示范诉讼概述

（一）示范诉讼的内涵

示范诉讼是指法院从存在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且事实与证据相同、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亦相同的数个案件中选出一个案件，经全体当事人同意，作出相当于合并审理的裁定，对该案件首先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全体当事人均受该裁决约束的诉讼制度。”

（二）示范诉讼的特征

1．采用个案审理的方式

示范诉讼的特殊之处体现在其采用常用的一对一诉讼模式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共通性事实和法律问题，很好的避免了对行为的违法性、因果关系、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等事实性问题的重复审理，既节省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又提高了诉讼的效率。

2．示范案件的典型性及代表性

在示范诉讼中，案件的个性问题通过个案审理解决，所有案件均具有的共同争议，通过对典型性及代表性的示范案件的审理进行解决，实现了司法的统一与诉讼经济。

3．示范诉讼进行的程序性

示范诉讼的程序可概括为两步:第一步，审理示范案件，其他的案件暂时停止进行；第二步，示范案件审理完结，若原告胜诉，被告与其他原告间无需就自己的责任进行争辩，其应按裁判结果对其他原告应进行相应的赔偿。若原告败诉，判决生效后，其他原告就无权向被告提出索赔请求。

4．示范裁判效力上的扩张性

在法院示范案件进行审理期间，其他案件暂时停止诉讼程序。如果示范案件审理后胜诉，对其他诉讼原告诉请的审理将产生积极效应——被告不得在后诉中作出相反陈述，但其在前诉中未作出有利陈述由正当理由支持的除外。如果示范案件审理后败诉，对于后续诉讼原告在心理上起到了极大预警作用，有助于他们作出是否起诉的正确判断。

二、示范诉讼制度的价值

（一）促进民众接近正义

示范诉讼中，诉讼当事人以费用分摊的形式承担诉讼成本，且当事人均可适用示范判决的结果，实现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使民众真正体会到正义的存在。

（二）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示范诉讼以审理个案的程序解决具有共同争点的多个诉讼请求，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应当说，群体性纷规模越大，示范诉讼实现诉讼经济的优势更能得到发挥。

（三）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

示范诉讼有助于避免同类纷争在法院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理结果，从而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统一、维护司法的权威。

（四）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国司法政策中，以社会稳定作为群体诉讼处理的基本原则和尺度已经取得了法院的普遍认同。示范诉讼的个案先行审理机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正在发生中的群体纠纷和解，使尚未走上诉讼途径的群体纠纷自然消灭，既缓解了法院的案件压力，又避免了事件升级，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

三、我国构建示范诉讼的必要性

（一）群体性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现实需求

当下中国，由同一起或同一类事件引起涉及大批人利益的群体性纠纷多发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法谚有云：“有救济才有权利”，出于保护民众权益以及维护良好秩序的需要，我国处理群体纠纷的方式亦需要实现多元化。联系我国现状，代表人诉讼是解决群体纠纷的法定方式，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不仅达不到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要求，而且造成了民众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地保护。利用我国现有的基础构建示范诉讼制度，为群体性纠纷的当事人提供更多的程序选择，是实现群体性纠纷多元化解决的有效方式之一。

（二）示范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表人诉讼的弊端

示范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表人诉讼的弊端，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示范诉讼的突出特征在于从众多同类案件中剥离出典型的个案，回归到传统的一对一诉讼模式审理中，由此诉讼结果作为同类案件的示范。这就使得示范诉讼在程序启动上较代表人诉讼更为容易，仅对少数个案的示范审理，也可使得程序因规模获得轻减而大大提高效率。另外，由于示范诉讼在程序规则上与传统诉讼模式差异不大，使其更方便操作，易于为法院接受。

其次，示范诉讼较好地解决了“代表人难产”这一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代表人诉讼需要选出2-5名代表人。一般来说，人数确定的群体性纠纷人数较少而且相互熟悉，信任感相对较强，因此当事人往往能够较为顺利地选出代表人。而人数不确定的群体性纠纷因人数极多且大家互不相识，彼此之间缺乏信任以及存在利益博弈，常常会出现当事人不愿意担任代表人、难以就选举代表人达成一致意见的现象，法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当事人商定代表人事宜，大大影响了诉讼效率。为什么会频频出现“代表人难产”？因为代表人具有双重地位，其诉讼行为不仅代表自己，而且对其所代表的其他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加之当事人如对选定的代表人有异议，则有权亲自参加诉讼，造成了代表人可有可无，代表人诉讼的价值也就无法发挥。示范诉讼中，法院兼顾大多数原告的意见以及赔偿标的的大小依职权确定的示范案件原告，具有充分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并且赋予非示范案件当事人以听审权、异议权保障其权益，避免了因当事人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代表人难产”的弊端。

再次，我国代表人诉讼存在的又一不足之处就是未参加诉讼的受害人可在他人胜诉后通过一纸裁定适用生效判决，促使许多受害当事人产生了“搭便车”的心态，不愿适用代表人诉讼程序。究其原因，主要是群体性诉讼中多数人一方在败诉时需要负担所有诉讼成本，即便是胜诉，也不代表不需承担任何费用，按照现行规定，聘请律师、调查取证等产生的费用是无权向对方主张。诉讼费用既是诉讼成本又是潜在的诉讼风险承载体，受害人会尽可能地避免承担，谁行使权利谁负担费用是公平原则的必然要求，“搭便车”行为实际上是对公平原则的损害。示范诉讼当中，诉讼费用的规定则更为合理，其规定第一审诉讼费用，由全体当事人按其占案件标的的比例共担。抗告费用由抗告人和参加抗告人分担，并且关于证人、鉴定人费用预纳的规定，在示范诉讼中亦不适用，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示范诉讼的吸引力，而且还减少了受害人的诉讼风险。

三、我国构建示范诉讼的可行性

（一）司法实践中法院已开始探索适用类似示范诉讼的审判方式

尽管我国缺乏示范性诉讼相关法律规定，但法院在处理群体纠纷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一套类似国外示范诉讼的做法。此种纠纷处理模式在环境纠纷、拆迁纠纷、劳动争议、业主与开发商、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争议等群体性纠纷中得到了较大的推广。在审理此类纠纷时，通常做法是，法院会选取具有较高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案率先进行开庭审理，具有类似情况的潜在诉讼当事人或者已经起诉的类似案件当事人都会到庭旁听庭审，在他们对案件胜负已经有相当预期的情况下，通过法官的协调（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对案件法律观点的释明），案件的大多数当事人会选择与对方达成和解或调解。

（二）我国具有接纳并更好发挥示范诉讼价值的条件

任何制度的构建，都需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做支撑，否则无异于“平地起高楼”，示范诉讼在我国的构建亦是如此，需要一定的配套条件为其打好“地基”，方才能站得稳、站得久。具体来说，我国具有接纳并更好发挥施示范诉讼制度价值的现实条件体现在：

1．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管辖制度有利于示范诉讼的运行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审民事案件原则上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考虑到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立法要求以及一些案件的特殊性，又分别规定了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其中《民事诉讼法》第19条第二款规定，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群体性纠纷在人数上具有众多性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集合性，并且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一旦其负面效应波及开来，影响重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社会秩序和正常社会关系的大面积失衡和倾斜，后果相当严重。从立法上看其符合“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因此适用示范诉讼的群体性纠纷符合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标准。

2．审限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应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民事诉讼法》有关审结期限的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促使示范诉讼的受案法院及时审结民事案件，实现诉讼经济，而且有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鉴于某些民事案件(例如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在法定的期限内审结困难，《民事诉讼法》授权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的需要，可以适当延长时限，并为此规定了批准延期的权限和程序。这样既保证了人民法院及时审结民事案件，同时又使《民事诉讼法》对结案期限的规定符合客观实际，尤其是审理人数众多、案情复杂的群体性纠纷。

第15篇

论文关键词 股东代表诉讼 公司法 合法权益 公司权益

随着世界范围内公司立法的不断发展，我国在2005年颁布了全新的《公司法》，针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152条结合我国公司实际发展国情就行了全新的规定，这在我国公司立法方面属于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在具体的条文中针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经营管理监督、股东合法权益公司权益保护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发展还处于刚起步的阶段，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问题，这对该制度功能的发挥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需要实现进一步的完善。

一、我国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概述

（一）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概念

股东代表诉讼顾名思义，是一种股东代表公司而提起的诉讼，具体是指在公司的权益受到侵害但公司自身怠于或者是不能提前诉讼的前提下，可以由股东以自己的名义来起诉。这种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法系中有不同的称呼，包括衍生诉讼、派生诉讼和代位诉讼。虽然在称呼上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其基本含义还是一样。笔者比较倾向于股东代表诉讼，主要是为了强调在该类诉讼过程中股东对于公司的代表人地位。

（二）股东代表诉讼的差异特征

这种特征主要是体现在和一般民事诉讼之间的差异性，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诉讼主体资格的特殊性

由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诉讼原告要求是股东，也就是说这类诉讼只能是股东的身份才能提起，而不是一般的民事主体，同时从我国新公司法以及世界范围内各国相关立法上可以看出，并不是公司所有的股东都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这里的股东必须要满足一定的法定条件才能成为股东诉讼中的原告，这就充分反映出诉讼主体资格上的特殊性。

2.股东自身的名义而不是公司的名义

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但是在提起诉讼的过程中股东却不能以公司的名义提前，只能用自己的名义提出。原因在于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后，股东代表诉讼要求的前提是公司不能或者是怠于起诉，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要求以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就没有实际的意义，在造成对公司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同时也会影响到股东的权利，所以立法上才规定必须是股东以自己的名义来提起诉讼。还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原告可以是一个股东也可以是几个股东的联合，如果是多个股东可以采取共同诉讼的方式来提起诉讼。

3.胜诉的获利归公司所有

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如果原告胜诉之后其所得利益自然是归原告所有，但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虽然股东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但是如果胜诉之后所获取的利益是归公司所有，当然原告股东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间接利益。

二、我国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所存在的不足

（一）立法方面

我国虽然在2005新公司法中对于股东代表诉讼进行了规定，但是由于属于起步和尝试阶段，表现的过于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同时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1）体现在对原告股东的资格限定方面，体现的不合理和不全面，这样都会造成滥诉或者是破坏最初股东代表诉讼的本意，包括缺乏对不当股东的排除、对持股时间以及持股比例上限制的不合理，最后还缺乏对我国目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持股情况的正确认识；（2）在被告范围上的相关限定存在问题，具体条文中所规定的“他人”含义不明，容易导致出现无法确定被告的情况；（3）在条文中针对可诉行为所规定出的范围并不明确；（4）无法正确界定公司在诉讼中所处的位置等等。

以目前对于原告股东资格的限定方面为例：虽然我国在新公司法中对于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股东资格进行了具体的限定，在持股比例上要求单独或者是合计持股要达到1%以上，而在持股时间上要求连续持股180天以上，我们不去分析立法者当初在立法时具体的考虑，只是从目前司法实践中来看，目前我国很多中小企业股东想要达到这两个要求都比较困难，具体原因在于：（1）从持股的时间上来看，最近几年股市表现最好的是2007年，广大股民持股时间平均只达到了20天，而即便是股市表现最差的那几年，股民持股时间最长的才能达到180天，这还是股民的中的小数；（2）从持股比例上来看，我国很多企业股东可以达到1%以上都是大型的社保基金、证劵投资基金等等大型的投资机构，此外很多中小股东在持股上都没有这样的实力；（3）虽然在持股合计上，很多股东在合计上可以达到所要求的1%，但是在连续持股时间超过180天的股东都很少，也就是说既满足持股时间超过180天、持股比例超过1%的股东太少了，最终可以达到起诉要求的股东太少了，这样就导致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失去了根本意义。

（二）司法方面

1.司法机关对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认知程度不足

由于我国在新公司法没有制定之前并不存在股东代表诉讼的相关政策，因此在司法实践并没有过多的时间来积累经验，对于法院而言股东代表诉讼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制度，同时由于公司诉讼本身相较于一般民事诉讼会出现更为复杂的关系主体，这些主体以及相关关系上的复杂性都会导致法院在对该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无法对案由进行深入的分析，有些地区针对这类案件都是区分为一般股东纠纷、股东权益纠纷以及其他纠纷等等，同时不同的法院针对股东代表诉讼又没有统一的规定，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域对于该类案件在审理、认知、性质理解以及结果上的不一致。

2.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由于股东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为了是更好的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股东可以提起诉讼的主要原因就是建立在股东和公司之间特殊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在代表诉讼的过程中最终如果胜诉获利的是公司而不是代表股东，股东仅仅只是一个名义上是胜诉方，只是获得一点间接利益。股东在诉讼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以及时间，但是仅仅依靠股东对于公司利益的公益性维护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很多股东往往不愿意去提起代表诉讼。而我国目前很多公司对于这种诉讼而产生的激励机制根本没有考虑，导致很多尤其是中小股东在公司权益受到侵害时，对股东代表诉讼存在很大顾及，因此代表诉讼形同虚设。

三、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完善

这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建立属于立法上的创新和突破，对于公司自身利益的维护以及长远发展发面都有十分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导致这项制度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则会非常的可惜，针对上文中笔者所总结所的几点问题，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对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完善：

（一） 立法方面

笔者在上文中针对立法方面已经说了，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实体上所确定的问题，包括原告资格上的确定、被告范围以及公司在代表诉讼中地位确定问题，如果想要实现对代表诉讼的完善，首先必须要确定相关制度的实体问题。

1.原告资格的确定

这里主要针对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每个国家都针对股东的身份问题没有异议，但是不是所有的股东都有权利去提起代表诉讼在具体的规定中并不一致。我国新公司法在152条中针对持股时间以及持股期限上进行规定，即180天和1%的规定，其他方面都没有具体的规定。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上看，在原告的资格方面，应该是一种股东权和单独股东的结合，如果公司的某个股东想要提起代表诉讼，为了避免出现恶意诉讼和滥诉，法院可以首先要求股东为所提起的诉讼进行担保，如果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那么按照合计所占股份上来算，达到1%应该是比较容易的，法院可以不用要求提供担保。而在持股时间上来看，可以相应的参照目前日本商法中的相关规定，可以将180天改为6个月以上的连续持有，在法律上这两个期限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样的限制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恶意第三人依靠购买公司股权、或者是不了解公司具体情况的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概率，同时另一方面这一期限也比较符合目前我国广大股东的持股时间。

2.被告范围的确定

在对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确定过程中，由于一直采用的是“他人”，因此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也是美国采用的扩宽被告范围。而股东代表诉讼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对“他人”进行这样的界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包括公司董事、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对公司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产生违约以及侵权行为的其他公司和第三人。

3.代表诉讼中的公司地位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往往无法对公司具体的地位进行判定，有些人认为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人认为是原告，还有人认为应该是被告。而笔者认为的，由于该诉讼是一种代表诉讼，原告股东实际代表的是公司的利益，公司本身无独立请求权，因此应该将其确定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样在诉讼过程中也能更好的对公司的应属地位进确定。

（二）司法方面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得知，我国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后，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的发生相当少，究其原因，其中也司法方面的原因。我们应进一步在司法方面进行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1.法院加强学习股东代表诉讼知识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个新鲜事物，这要求我们法院要加强学习股东代表诉讼的有关知识，争取在一些关切的问题上统一步骤。各级地方法院应以更宽容的姿态对待股东代表诉讼，降低投资者的起诉门槛。为达到监督公司内部治理的效果和维护股东利益，我们司法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2.司法在防止防范恶意诉讼方面发挥作用

股东代表诉讼赋予股东提起诉讼权利同时，有时也会出现权利的滥用，从而影响公司的运营，甚至会造成一个公司的毁灭打击。所以法院在起诉原告资格、被告的范围、公司诉讼地位、诉讼和解、前置程序、诉讼担保、诉讼管辖权等方面的审查需要审慎。审理股东代表诉讼的法院应该是高一级的，可以规定在中级法院或高级法院；法院应该将公司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法院应将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的管辖权进行明确，避免被告利用管辖权异议来拖累原告等等。

3.建立股东股东代表诉讼激励机制

首先，明确股东代表诉讼为非财产诉讼。前面在立法方面己经谈到诉讼受理费。股东在提起代表诉讼时，应依法向法院预缴案件受理费。公司诉讼诉讼受理费一般比较高，对于中小股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股东在起诉时都会有所顾虑。从而在客观上阻却一部分股东代表诉权的行使。对此应该把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的受理费作为非财产案件来收取案件受理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