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机制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诉讼机制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我国经济诉讼的现状分析

由于经济法的学科体系受不同时期经济政策的变化影响，再加上制度上实证法律规范的缺失、诉讼机制以及司法实践的诸多障碍，因而导致了经济立法上的迟滞，随之也就影响了经济诉讼管辖案件范围的确定，与这种不确定性相伴生的则是没有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目前，对经济纠纷的处理是借助于现存三大诉讼制度来实现的。而现有三大诉讼制度的实现模式，能否适应经济法的特殊性，体现其价值，发挥其特殊功能，已日益受到挑战。法具有可诉性的前提在于一套健全的诉讼程序能保证其实现。经济法在理念和制度体系上已形成基本共识，能够成为一门法律学科。然而，“经济法为满足经济性———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用公法的规制，同时也采用私法方面的规制。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这两者相互牵连以至相互交错的现象”［1］(P33)，正是由于经济法是界乎公、私法之间和跨部门的综合性的法律，导致了“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不可诉的规范较多。［2］(P49)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律纠纷数量急剧增加，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假如某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不力时，则无法对其提讼。类似于这些缺陷的大量存在，一方面迫切需要建立一些弥补缺陷的诉讼制度来息诉;另一方面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是否建立独立经济诉讼制度之争。

当前学术界对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的观点及评析

(一)学术界对当前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的观点

现有诉讼模式的局限性以及所谓的“现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学术界早已是争得沸沸扬扬，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将这些观点大体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肯定说。以“独立经济诉讼说”和“综合经济诉讼说”为代表。这两种学说致力于建立区别于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的经济诉讼制度。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学者就以专著的形式探讨了经济诉讼问题，认为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将会应运而生”。［3］(P2)这些学者的理由是:一是经济法作为实体法客观上存在着需要之相配套的独立的经济诉讼法;二是实践中大量现存诉讼制度所无法解决的纠纷客观上要求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二是否定说。以“大民事”诉讼说和完全依附说为代表。他们的主张大致概括为现存的诉讼制度基本上是可以处理经济诉讼纠纷，“我国应建立‘民众诉政府’的民诉制度和‘政府诉民众’的公诉制度，通过正当且及时合法有效的途径，来处理包含有行政及公共因素的经济纠纷。”［4］(P53)这一学说的理论前提是认为经济法仅为民事法律制度或行政法律制度的一个分支。三是折中说。以经济公益诉讼说和特别诉讼制度说为代表。这两种学说又有较大差异。前者认为“经济法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违反经济法，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要通过法院追究违反经济法、侵害社会公益行为的法律责任，就必须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诉讼制度上的变革。［5］(P85)后者认为“在现有的诉讼制度的基础之上构建一套与经济法相适应的诉讼制度，通过创设若干特别诉讼制度明确规定相关的诉讼程序把经济诉讼案件交由普通法院审理”［6］(P365)。前者的理由是:在经济法领域内，出现了大量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差异明显且与社会公益相关的案件而现有的三大诉讼制度却无法解决，进而产生了对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进行改革的需要。后者的理由如下:①特别诉讼制度并不影响经济法这一独立部门法的地位;②现有的诉讼制度经过改良可以基本满足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要求;③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诉讼制度资源，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7］(P85)这两种学说的共同点是在现有三大诉讼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

(二)对学术界关于当前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观点的评析

笔者认为，“独立经济诉讼说”这种激进式的做法很难协调好与三大诉讼制度的关系，如果建立，很可能在实践中产生的混乱。“大民事”诉讼说对法的性质及其社会关系的调整作“一刀切式”的划分，主张凡“刑”之外的法都是属于“民”，而不局限于“私”的关系或“私事”，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我国的许多制度是建立在我国现有的法律部门的划分的基础之上的，采用“大民事”制度与我国国情不符。“综合经济诉讼说”因欠缺对经济诉讼的特有属性及与其他诉讼的区别研究，因此，对经济法的诉讼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完全依附说与经济法学界所认同的经济法是区别于民法、行政法的一个独立部门法的观念存在实质性分歧，难以被学术界所接受。“经济公益诉讼说”的合理性在于指明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之处。经济公益诉讼的重要特征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因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公益受到侵犯时，可以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代表国家经济违法行为的侵权主体。该学说设定了较低的原告资格，设立了奖励制度等相关制度，从而体现经济法理念，适应经济法纠纷的特殊性，这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无法与三大诉讼制度并列的诉讼形式。其弊端主要表现在经济公益诉讼极易发生“滥诉”现象，避免“滥诉”现象的发生又必须对条件从严管制，那么其适用面将会变得非常窄。特别诉讼制度说是现行制度下的一种改良，这种模式既能满足经济法纠纷的特殊性对其诉讼机制的特殊要求，又可以很好地与三大诉讼制度衔接，具有较大的可行性，最大可能地利用既有司法资源。它有以下优点:(1)恰当地将特别诉讼制度与现有的三大诉讼制度衔接，避免制度上的重叠，既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又有利于降低制度成本。(2)巧妙地绕开纠纷类型性质的识别和诉讼程序选择这一难题，有利于实施。这一模式明显要比移植或重新建构一套诉讼制度在实践上更为可行。

关于当前我国经济诉讼模式选择的探讨

(一)经济诉权理论的发展仍不成熟

大多数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规定的比较详细，但对权利救济的相关规定则极为稀少;使诉权的实现陷入困境。在适用法律过程中，行政机关经常参与司法事务，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行政与司法混同，这妨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相对人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讼，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则不能提讼。尤其是在宏观调控领域中，行为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因此，对于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往往无法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实体法的发展总是要引起程序法的发展，经济诉讼所解决的经济纠纷应当是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以及强制性规范所导致的冲突;而民事诉讼所解决则应是违反民事法律规范所导致的冲突。此外，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的特殊性也严重影响了经济法的可诉性。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有大量的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并存的特点，尤其是偏好采用提倡性规范。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国家经济调节行为的指导性、提倡性的作用下经济纠纷产生的可行性减少，运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的需求并不急切，这对经济法的可诉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制度成本的增加

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并不为某一人的利益服务，它总是为一个群体所拥有。任何制度的兴替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是对本国现行的诉讼制度进行改良和修补从而解决当前经济纠纷，我国若打破现有的诉讼制度进行重构，必定增加制度成本，此外，诉讼法学界亦未形成通识也影响了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的建立。那么，当前我国应该寻求哪一种最佳的经济诉讼模式呢?笔者认为，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不应该采取上述诸种模式中的一种，搞“一刀切”。毕竟，经济法在我国现在的历史背景下的发展以及经济法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了现在对经济诉讼模式探求应该是“博采众家之长”，所以，笔者建议:应该以特别诉讼制度为基础，把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具体来说，当前经济诉讼模式的构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层次(见图1):首先，作为解决经济纠纷重要救济渠道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应明确规定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之间签订仲裁协议或在发生经济纠纷之后可以选择仲裁。其次，经济纠纷中的案件能由既存的三大诉讼法来调整的，则不将其归入经济诉讼的范畴。再次，值诉讼法修改之际，笔者建议，应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经济公益诉讼。也许有学者会认为，既然股东派生诉讼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是有违实体公正价值的，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列入民事诉讼法之中与前述分析岂不矛盾?值得说明的是，笔者认为，股东派生诉讼的性质是属于经济公益诉讼，但目前经济公益诉讼与既有的三大诉讼制度不能相协调，此建议是从归类角度出发，把经济公益诉讼划归到某一程序法的考虑。法律的核心理念是权利。“无救济就无权利”。因此建立一种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使缺损的权利得到及时的救济，意义特别重大。［8］(P445)经济分析法学认为，决定法的内容和发展的因素不仅确实存在，而且不能在法的内部而必须在法之外去寻找。因而它主张去分析和研究现行的实在法中所内含和体现的经济效益问题。它认为，经济效益是法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法为之服务的目标，法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做出有效益的选择。法律的目的就是使行为的社会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社会最佳效益。对于权利救济而言，一种合理的救济制度可以有效地配置各种救济资源，使其效用达到最大化，既可以满足社会对权利救济的潜在需求，又可以防止盲目寻求救济，从而节约救济资源。所以笔者认为，在经济诉讼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既能保证股东权利得以救济，又能节约制度成本。当然，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设立经济公益诉讼，只是适应当前需要，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这种制度配置不能给经济纠纷提供充分的救济时，独立经济诉讼制度的建立是有可能的。维护私人的权益始终是诉讼最根本的动力源泉。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受案范围包括以下9个方面:(1)环境污染;(2)消费者权益保护;(3)侵犯国有资产;(4)政府;(5)政府不作为;(6)侵犯社会福利;(7)侵犯平等权;(8)破坏社会公益事业(主要包括文教医卫等);(9)侵害其他经济公益等。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学者提出任何公众、社会团体、人民检察院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②笔者则认为应当由公民个人向法院提讼，法院经审查后通过一定期限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判决不服公告期限届满，由这些利害关系人推选一定数额的代表参加诉讼，不服一审判决的还可以提起上诉，终审判决以公告的方式公布，以避免以后他人针对同类纠纷再次提讼，另外，如果原告一方胜诉还应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这种方式的优点有四点:(1)既节约了制度成本又有效地防止了“滥诉”;(2)有利于防止单个公民因势单力孤难以与公益损害主体相抗衡，承担败诉的后果;(3)有利于防止公民在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提讼时，因检察院怠于行使或不予受理，导致公民申请救济途径无门;(4)以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可以使法院了解公众对此类公益损害案件的关注程度，还可以形成一种舆论压力，避免公益侵权的发生。最后，对于现行的三大诉讼法和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仍不能解决经济纠纷的案件，人民法院内部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若干专门法庭如反垄断庭、反不正当竞争庭等来审理此类案件。

第2篇

我国环境法在公益诉讼适用方面的缺陷

既然我国与其他国家缔结了国际环境法各公约，我国就应当在法律实践中履行各公约中所规定的内容。然而，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和我国法律制度的滞后性，我国环境法中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尚且存在一些缺陷。

（一）主体资格的局限性

传统理论认为，诉讼中原告必须是被侵害的实体性权利的享有者，且这种权利必须是属于原告“专属性”或“排他性”地享有，即使是那些与案件有关但并非有直接厉害关系的人也是没有的权利的。公民只以与自己权利或法律上利益有直接关系为限。公民资格的限制，成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迟迟不能完善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诉讼时效的局限性

环境侵权诉讼时效的起点，与大多数民事侵权的诉讼算点是相同的，但环境侵权具有间接性、积累性、复合性和潜伏性等特点，认定谁是加害者、判断自己所受到的损害达到何种程度，都需要经过大量和长期具体的调查取证才能加以证明。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如果这段时间能控制在3年内，受害者就可能得到赔偿，反之，就只能自食其果。因此，这样起算环境诉讼的时间起点以及二十年保护期间的合理性值得重新考虑。

（三）调解制度的局限性

环境污染损害具有不可逆转性，因此，受侵害一方的利益遭受破坏之后是无法通过恢复原状等补救措施弥补的。然而，我国现有环境法律法规规定环境诉讼可以采取调解制度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调解，调解的结果自然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对污染行为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方式对待。但是，环境已经遭受污染，生态已经遭受破坏，调解制度在弥补损失方面略显苍白。

（四）普通民众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不高

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来，我国公民对环境公益诉讼多处于不甚了解甚至根本不了解的状态，对于环境损害救济措施也还停留在“打官司”的朦胧想法中。这个“官司”该怎么打，通过什么方式来打，怎样做更有可能在最大限度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国公民还没有充分地做好准备。

（五）公益诉讼制度不健全

在我国，没有专门的立法来支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的推行实施，单靠挂靠我国三大诉讼法是不够的，由于这三大诉讼法自身涉及范围的宽泛性及环境诉讼本身的特殊性，环境公益诉讼在很多方面亟待一部专门的立法来予以规制。

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解读了国际环境法中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加之总结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的缺陷与不足，笔者将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几点看法总结如下。

（一）建立原告奖励制度，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

由于环境公益诉讼费用不同于一般的环境诉讼,虽然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通过环境公益的维护可能最终会受惠于此,但总没有自身私人利益的维护更能引起人们进行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如果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来进行环境公益诉讼,而自身从中受益甚微,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做出此种选择。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进行奖励不失为一个好方式。我们可以在《环境保护法》和各个单项环境法规中设立专门条款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同时,规定民众进行环境公益诉讼可以获得奖励的比例。通过经济上的激励机制来调动民众对危害环境公益的行为提讼的积极性,引导、鼓励民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行为。

第3篇

行政诉讼调解的原则

诉讼案件调解的原则是指适用于调解过程的始终，调解主持人、诉讼当事人和参与人都应当共同遵守的准则，它是调解活动顺利进行和调解结果公正有效的保障。行政诉讼调解的原则须能反映行政诉讼的自身特点。

（一）自愿原则

这是任何调解都应当遵循的原则，是调解的首要原则。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是调解合法成立的基础，双方当事人自愿是开展调解的前提条件。行政诉讼中，法官不得违背或强迫当事人的意愿强行开展调解，可以提出调解建议，但须取得双方当事人的一致同意后才能启动。对违反自愿原则而进行的调解案件，法院可依职权终止调解程序，对已结调解案件，经当事人申请，法院查实后应宣布原调解协议无效。调解自愿不仅指自愿接受调解，还包括自愿接受调解达成的协议，前者是程序的自愿，后者是实体内容的自愿。行政诉讼调解程序的启动也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合议庭根据案情提出调解建议；二是由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提出申请，但不管以哪种方式启动调解程序，以及运行与终结都必须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方可开展调解。

（二）合法原则

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权益、监督行政权的目的的实现离不开调解的合法性原则的保障。行政诉讼调解的合法原则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调解的案件范围须符合法律规定，法律禁止调解的案件不能进行调解；其次是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最后是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对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在诉讼中可以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有条件地处分实体权，变更或撤销原行政行为，以换取与相对方的和解，达成的和解协议有效。反之，放任或鼓励行政机关超越职权达成调解协议，则纵容了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造成行政管理混乱，也损害了国家、社会公众和其他组织的根本利益，达成的协议当然无效。因此，只有在调解中坚持合法性原则，才能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保护国家、公众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有限调解原则

行政诉讼只能采取有限调解制度，且不能将调解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项基本形式。第一，由于行政主体的职权范围受到法律的明确规定，因此调解也必须严格限定于被告的法定职权范围之内，任何超越职权达成的调解协议都是无效的。在行政诉讼调解中，原告通常可以对其诉讼权利自由地做出处分或放弃的决定，但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则不能对其法定职权做出任意处分，只能在法定范围内做出变更或撤销原行政行为的决定。第二，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规定行政主体不能随意处分手中的行政职权，不同的行政行为可以处分的形式和范围也不同，与其相对应的行政案件受到的调解限制也就不同。因此，并非所有的行政诉讼案件都可以适用调解。第三，行政诉讼立法的宗旨就是对行政机关手中的行政权进行监督和限制，要防止调解权被滥用的情况发生，就必须对调解的适用范围做出严格的限定，确保立法宗旨的有效落实。由此可见，但凡涉及限制性规定的行政行为，须严格在法定范围内进行调解，不涉及限制性规定的行政行为，调解也不能损害国家、公众和第三方的利益，这就体现了行政诉讼的有限调解原则。

（四）保护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原则

行政诉讼调解不得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凡是涉及公众权益或第三方利益的调解，人民法院都应加强审查，通知有关组织或第三方参与，以确保公众利益或第三方利益得到保护。

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

行政诉讼调解的一方为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政机关，明确界定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对顺利启动调解、确保调解的合法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一）适用调解的行政诉讼案件

1．牵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案件。指行政行为分为羁束和自由裁量两种，其划分标准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时受法律、法规约束的不同程度。由于法律、法规对羁束性行政行为的内容和方式都做出了非常明确而详细的规定，行政主体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不得做出任何更改，只能依法执行，因此，羁束性行政行为不适用调解。自由裁量性行政行为允许行政机关在规定的范围内做出自由（多种）的选择，因为法律、法规对它的方式、程度、内容等只规定了一定的种类和范围。在自由裁量范围内，行政主体所做出的决定都是合法的，只不过这个合法的决定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是否最合情合理。由此可见，自由裁量就是行政机关寻找最合情合理决定的过程［3］。对涉及自由裁量权的案件进行调解，改变行政主体备受争议的行政行为，使其行为更加合情合理，为行政相对人所接受，符合行政诉讼的根本宗旨。

2．合意行政行为的案件。指因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履行行政协议或行政合同的过程中引发的诉讼案件。由于行政合同是经双方自愿协商达成的合意，因此，在遇到此类案件时，双方当然可以就争议内容再次进行协商，调解解决。

3．处置民事权益导致的行政案件。指行政机关依职权或应相对人的申请，对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民事权益做出裁决，或许可行政相对人的一定行为，或对行政相对人的民事实体权利做出确认，而被利害相关人至法院而引发的诉讼案件。此类案件可参照民事纠纷调解形式，由原告即利害相关人和行政相对人互相协商，行政机关依协商结果，对原行政行为做出变更或撤销的决定，从而化解行政争议。

4．不履行或懈怠履行法定职责，但仍有履行必要的案件。指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拖延履行职责、拒绝履行职责或对相对人提出行政申请不予答复等而引发的诉讼案件，这类案件大部分牵涉到土地、环保、公安、规划、工商等行政执法领域。对于因行政机关拖延或者拒绝履行职责而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法院经过庭审调查后认为仍有履行必要的，可以主持诉讼双方进行调解，促使行政主体自觉地尽快履行职责，避免以判决的形式强制要求行政机关在一定的期限内履行职责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节省相对人的诉讼成本。如果被告已无继续履行职责的必要，且其不作为行为直接对原告利益造成了损害，原告则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法院应根据行政赔偿诉讼的有关规定处理，也可以进行调解，较便捷地结束诉讼。

5．适用了错误的法律、法规的案件。指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适用了错误的法律、法规而引发的诉讼案件。其具体表现为：适用了废止无效的法律法规；违反适用规则而导致了法律冲突；本应适用此法而错误地适用了彼法；错误地适用了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文；有规章以上的规范性文件却适用了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等等。对这类诉讼案件，法院可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在双方就正确的法律适用达成共识后签订和解协议，从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也使行政主体的不当行政行为得到纠正。

6．滥用法定职权的案件。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故意违反法律赋予其职权的权限和程序，在法定范围内做出违反法律精神和原则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引发的诉讼案件。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种“合法”行为，是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做出的行政行为；从主观上看，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出于不正当的动机而故意实施的行为；从本质上看，严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精神和原则，严重背离了法定行政目的的行为。因为滥用的职权是行政主体的法定职权，这就为行政主体更正自己的原行为奠定了基础，也使调解适用成为可能。

（二）不适用调解的行政诉讼案件

1．行政行为合法合理的案件。指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在执行程序、适用法律和处置结果等方面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假如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引用证据确凿、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恰当、选择自由裁量正确，并严格遵照法定程序运行等情况，则属于合法合理的行政行为，原则上不适用调解，法院在查明案情后应当做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判决。对合法合理的行政行为，都应该得到坚决的支持和执行，没有任何退让的理由，因为行政机关的一丝退让都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给社会公众利益造成损失，所以，行政行为合法合理的案件缺乏开展调解的理据。再者，司法权对行政权不仅是监督和制约，还有一定的配合关系。行政诉讼中，法院通过判决对合法合理的行政行为给予进一步的确认，对维护行政权的权威，增强行政机关对社会的管理是非常有帮助的。

2．事实不清楚、主要证据不全面的案件。指行政主体在对某一行政事件做出具体行政决定时，对事件的事实调查不清楚，对关键的证据材料收集不全面，未能充分证明行政相对人行政违法行为的成立。法院进行案件调解前，必须先查明案件事实，分清各方责任。对证据不全、事实不清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不能分清原告与被告行为的合法性和正确性，因此，这类案件的合法性和正确性也就无法判断，那么也就不能适用调解，即使原被告双方形成合意，调解也不能成立。

3．行政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程序的案件。指行政机关在进行具体的行政行为时没有严格遵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步骤等程序性规范，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但要遵守行政实体法，还要受到行政程序法的制约和规范。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违反了法定程序，尽管最终处理的结果正确且合法，但人民法院都应依法做出撤销该行政行为的判决。因为行政职权的行使程序由法律法规做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必须遵守，不存在协商的余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也就缺乏调解的基础。

4．超越职权（没有管辖权）的行政案件。指行政机关的职权都受到法律规定，必须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和幅度内行使权力。超越职权的行为，通常是行政主体在职责上，或者权力上，或者地域范围上，或者时间时效上超出了法律规定的限度。行政机关实施了不属于自己权限范围内的行政行为，该行为理应无效，其当然也不能再次对该行政行为进行处置，只能由法院对该行为依法判决撤销。

5．牵涉公民身份关系的行政案件。指像户口登记、婚姻登记、身份证发放等这类牵涉公民身份关系的行政行为，只有“违法无效”与“合法有效”两个选项，因此不适用调解。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操作程序

建立最适合行政诉讼特点的调解程序结构模式，是行政诉讼调解制度顺利实施的关键。其操作程序既要借鉴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成功做法，也要突出行政诉讼的特殊性。

（一）调解启动的庭审阶段

如前述所述，“六类行政诉讼案件”是适用调解的，另外“五类行政诉讼案件”是不适用调解的。因此，法院只有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案件的类型和性质等做出准确判断后，也就是经过了庭审中或庭审后判决前的阶段才能做出启动调解的决定，而不能在庭审前还不了解案情的情况下就随意启动调解。经过法庭审理程序，案件的事实和法律关系才能清晰地展现出来，当事人经权衡利弊后才能明确地做出是否接受调解的决定。如果在诉讼的开始阶段，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矛盾还是处于异常激烈的状态，互相都比较抗拒，贸然进行调解，不仅违背了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的原则，而且还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使原本能够调解成功的案件调解失败。因此，只能在庭审中或庭审后判决前的两个阶段启动行政诉讼调解。

（二）调解程序的启动

启动调解程序必须由当事人书面提出调解申请。法院根据案情，也可以提出调解建议，诉讼双方接受建议后也要提出书面的调解申请。

（三）调解的组织形式

行政诉讼审理采取的是合议制的组织形式，行政诉讼调解的组织形式应与其相一致，也由审理该案的同一合议庭法官共同主持调解，这样既可以使审判和调解得到较好的衔接，又能发挥合议庭的集体智慧，还可以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进一步确保调解的公正性。

（四）调解的时限与次数

调解中往往容易出现久调不决，或以拖促调的情况，因此规定调解的时限是非常必要的。调解时限应在行政诉讼的审理期限内，即不超过3个月，调解失败的，应及时转回审判程序。同时为了节约司法资源，防止原被告意见反复，无休止地随意提出调解，对调解的次数进行限定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既节约司法资源又保障当事人必要权益的角度进行考量，调解的次数设定为不超过两次比较合适，两次调解可在庭审中或庭审后判决前各进行一次，当然也可以在其中的某一阶段集中进行两次调解，但同一案件的总调解次数不能超过两次。

（五）调解协议审查的内容和标准

由于调解的范围只能限定于行政主体法定的职权范围内，任何超越法定职权的调解都是无效的，因此法官必须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包括：调解协议的内容有无超越被告的法定职权范围；调解协议是否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或损害国家、公众及第三方利益等。经审查符合规定的，法院制作正式调解书。

（六）调解书的生效

为体现法律的严肃性，避免当事人在调解时的随意性，增强调解成效，行政诉讼调解不应再设立反悔权制度，而当事人在协议生效后的期限内对调解有异议的，可通过再审程序解决。即：当事人经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并在法院制定的调解书上签名确认后，调解协议即产生法律效力，任何一方不得反悔［3］；任何一方当事人认为调解协议或过程存在错误的，可在调解书生效之日起10天内，参照行政诉讼上诉程序，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

第4篇

关键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行性

对于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传统法律制度采取的是单轨制保护模式,即由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来维护环境公益。然而,对于没有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公共权力,其权力本身的扩张性和腐蚀性,是每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仅仅依靠道德力量所无法改变的。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其利益的保护同样受到制约。尽快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的巨大潜力,是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趋势。

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

环境公益诉讼指致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公民、环保组织或特定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1.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方为特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个人。此处所指的特定国家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它最有权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及个人可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讼。

2.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为管理环境的政府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也包括按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3.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是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

4.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提讼当事人自己的私利。

二、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依据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将成为鼓励公民参与环境管理,加强对破坏环境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减少因环境纠纷导致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建立,主要理论依据体现在以下两点:

1.环境法中的环境权理论认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拥有享有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具体而言,就是有在良好,健康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有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权利,有在环境保护方面监督、检举、控告和诉讼的权利等。因此,公民的环境权利遭到行政行为侵犯的时候,不管是否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均有权提讼,要求相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环境权理论的兴起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2.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环境资源就其自然属性和作为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要素来说,乃全体公民的共享资源和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对其任意支配、占有和损害;国家是基于全体共有人的委托而行使管理权的,因而政府作为委托人有责任管理好这些财产。

当行政机关只注重本地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对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现象漠然视之,行政机关在防治污染方面不依法履行职责时,任何公民、组织或国家特定机关均可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政府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履行其职责或管理环境的义务。

环境作为一种社会公共利益,与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环境法是一种社会法,从社会法理的观点而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社会法思想为底蕴,具有社会法理基础。

三、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且可行的。

(一)必要性

在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环境问题的危机不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遭受到严重侵害,而且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针对环境公益问题,我国实行的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单轨制保护体制。这种体制下,不可避免的存在行政体制紊乱和软弱、行政监督缺位与低效、环境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另外,政府环境管理行政部门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的片面性,甚至行政权利本身对环境公益构成侵害,不能实施保护环境的行政行为。可见,这种单轨制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寻求解决这种弊端的方法就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积极吸纳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以期改变环境保护不力的状况。

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预防为主,在立法上,法律有必要在环境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时就容许公民采用诉讼等司法手段加以解决,阻止环境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侵害。由于政府的力量不足以保护环境,民众必须参与环境行政行为和环境司法过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是公众参与保护公民环境权和环境公共利益的需求。

因此,基于我国单轨保护体制下,政府对环境保护的不力以及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需求,我国有必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政府行政行为上,进行监督制约,在立法上,肯定公民参与保护和监督环境公益的程序,在渠道上,畅通环境公益诉讼,以便更好地保护我国的环境。

(二)可行性

我国已经存在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是可行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基础

《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时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这些在法律上给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环境保护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就体现了公民有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这些规定体现了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的精神,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精神依据。由此可见,人民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程序对政府机构行为和权力形成强制性约束,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管理。

2.民众法律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随着我国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空前提高。另外,社会的各种民间环保组织和非政府环保组织将一定范围内个人的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对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政府环境行政权力具有一定的监督性。民众法律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民众基础。

3.国外经验可以借鉴

国外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为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例如,在美国,环境法中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称作公民诉讼,即公民可以依法对违法排放污染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出诉讼。这种诉讼方式完全废除了原告适格理论,原告没有必要证明自己受到违法行为的直接侵害。在英国,检察长是唯一在法庭上代表公众的人,是公共利益的保护人。私人不能直接提起组织公共性不正当行为的诉讼,只能请求检察长的同意,以检察长的名义提起。德国、法国的“越权之诉”“客观之诉”实际上也是类似于美国集团诉讼的模式。

实践证明,国外的公共诉讼对于维护公民的环境权、提高环境质量、实行法治发挥了极大作用,而且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也积累了经验,我们可以吸收其中的精华,并与我国的本土资源相结合,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法。

另外,我国已有公益诉讼的案例,这些案例从程序上、实体上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提供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奠定案例基础。

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政府单轨保护环境不力的状况以及民众要求参与环境管理与监督的社会现实,有必要尽快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而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软环境,具有可行性。从保护公民环境权和环境公共利益出发,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绿中美.环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张明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刍议[J].法学论坛,2002;(6)

[3]赵慧.国外公益诉讼制度比较与启示[J].政法论丛,2002;(5)

第5篇

我国证券基金市场随着中国股市的火爆而迅猛发展，但与此同时，与庞大的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相适应的诉讼机制并没有确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投资者诉讼方面所存在的不足，与国外相关制度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应建立证券投资持有人诉讼机制，以适应当前的实践需要并减少和国外的制度差距。

法律的可诉性是为法律文本的脉搏，可以激活法律条文的生命。如果缺乏司法的救济，一切制约都是软性的，就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而言，基于信托法律关系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享有以知情权为基础的监督权，而持有人大会则是持有人行使监督权的基本方式和重要场所。因此应当赋予基金持有人民事诉权，作为他们抵抗基金管理人的最后一道防线。《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持有人有权对基金管理人损害其合法利益的行为依法提讼。这表明我国立法已经赋予持有人广泛的诉权。引讼的情事很多，如管理人未尽信息披露义务、发生关联交易行为等等，给基金持有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基金持有人均有权利提讼，请求损害赔偿。但是由于投资基金纠纷有受害人数众多且多为小额损失受害人的特权利。

因此，基金纠纷诉讼的模式选择至关重要，合理的诉讼模式，有利于节约成本，使持有人真正享受到司法救济的保护。在证券市场，通常存在个人诉讼(DirectAction)与集体诉讼((ClassAction)两种模式。由于证券纠纷的一般受害人数量非常多，由个人分别单独提讼难度很大。而集体诉讼模式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体现了对群体性纠纷的有效救济，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在我国构建证券基金持有人集团诉讼机制的可行性

基金市场一旦发生管理人员违规操作侵害投资者权益，牵涉的受害者将成千上万或者更多，其中散户型持有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就导致一般的集体诉讼制度无法应对这类纠纷给诉讼带来的巨大困难。相比较代表人诉讼、选定当事人诉讼而言，集团诉讼制度是更为适于解决基金纠纷的一种诉讼机制。一旦达成和解或得到法院的判决，所有参诉的成员(甚至包括未参诉的受害者)都不可以再以同样事由对被告方提讼。

(1)集团诉讼中牵头原告的适格条件较代表人诉讼中的代表人及选定当事人诉讼中的选定当事人要宽松。代表人与选定当事人一般都要求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在当事人人数不是太多的时候，这种方式尚可行，但在受害者数量庞大的情况下，集中全体成员的意见并须达成一致有相当的困难，导致代表人与选定当事人的确定常常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而集团诉讼中，由法院挑选最合适的原告代表诉讼(一般情况下采用先入为主的方法)，其他当事人(将成为缺席原告，AbsentMembers)对该牵头原告的接受适用默示授权的原则，这样就节省了大量成本。

(2)集团诉讼的诉讼主体容纳空间大于代表人诉讼制度与选定当事人制度。无论是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还是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实际上都是一种封闭状态，那些因为未获得消息而未能进行登记的受害者被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因此，对诉讼主体的容纳是有限的。在对诉讼主体的容纳性方面，集团诉讼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集团诉讼的结果(和解或法院判决)之约束力及于全体的受害者。那些对诉讼甚至自身利益受损的事实都毫无所知的受害者同样可以享受到胜诉带来的利益。从另一个角度讲，它能对受害者最大限度地涵盖，有效地避免了重复诉讼以及由重复诉讼带来的一系列弊病:对社会成本与投资者个体成本的无端耗费、造成同一案件结果不一致的现象等。

(3)集团诉讼特有的退出机制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兼顾了少数受害者的利益。集团成员可以选择在法院公告期间或和解阶段申请退出集团诉讼，据此可以不受诉讼结果的约束。这一退出机制的实行，实质上是对集团诉讼在诉讼主体自动包容机制方面的一种必要的修正，兼顾了一般性与特殊性，既保护了大多数受害者利益，又体现了对少数派意志的尊重。

3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诉讼机制的具体构建

3.1具体诉讼程序的构建

（1）原告确定程序。法院在决定受理案件之后，即应对该诉讼事实进行公告，以保障更多的受害人直接参与到诉讼程序中来。法院依照职权选择最合适的当事人担任首席原告。首席原告资格的获得与保持适用默示授权原则，即只要其他原告没有在法院公告期间明确对首席原告的人选提出异议，该首席原告的资格就有正当性。

（2）法院审查程序。法院应当对案件的各方面进行确认，主要是对本案是否适用集团诉讼模式以及首席原告的资格是否具有正当性进行审查。由于集团诉讼关涉甚巨，其启动与否应当谨慎行事，稍有差池便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法院的主动审查可以在源头上将这种危机化解掉。

（3）和解或判决程序。当事人之间可以达成庭外和解，而不进入判决阶段。事实证明，在集团诉讼中，和解往往是十分有效的一种解决机制。1998年超过百万的纳斯达克投资者从JP摩根、美林证券、万全证券等华尔街28家知名券商处，获得了1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该宗集团诉讼的案件就是以和解结案的。但需注意的是，和解不应当成为必经程序。

（4）成员退出程序。成员选择退出集团诉讼，必须以明示的方式进行，并且只能在和解阶段结束之后、判决之前作出。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法院公告阶段与审查阶段赋予受害人退出集团诉讼的权利自然是为了尊重受害人的自主选择;而之所以规定集团成员可以在和解阶段行使退出权，是为了防止首席原告与被告进行协商达成的和解事项侵害其合法权益。

对首席原告滥用权力的制约：

实践中，常常出现被告贿赂首席原告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首席原告可能会在利益的驱动下，滥用其他集团成员的信任，与被告达成侵害全体原告的和解协议。对这一情况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加以防范。

(1)首席原告与被告达成的和解协议必须公开。不仅协议的内容应当向全体原告公布，而且和解的整个过程也应当最大程度地透明化。缺席原告可以选择退出集团诉讼，也可以在法院进行的和解审查过程中表达对和解协议的意见，或者提出更换首席原告的人选。

(2)法院应当对达成的和解进行审查，主要是调查首席原告是否有与被告合谋侵害其他原告利益的情形。在审查阶段，法院应当广泛听取缺席原告的意见。审查完毕，如没有上述情形存在，则批准该和解协议;否则，则认定该协议无效，由此可以引起重新和解或直接进入判决阶段。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取消现任首席原告的资格，另作他选。

3.2律师费用的负担

在普通诉讼中，各方诉讼当事人各自承担自己的律师费用。然而在集团诉讼中，由数额庞大的原告共同分担律师费，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而由首席原告独自承担巨额的律师费用有失公平，只会导致无人愿意担任首席原告的现象。美国实务界实行的“成功酬金”制度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原告可以不预付律师费用，或是由首席原告垫付部分费用。待胜诉或是达成有利和解之后，从所获赔偿金中支付律师费用;如果败诉，则原告不承担支付律师费的义务。在该制度中，律师实际上代替原告承担了败诉的风险，有利于鼓励权益受到侵害的基金持有人积极通过诉讼程序寻求司法救济。

3.3积极发挥基金持有人大会在诉讼中的作用

基金持有人大会作为基金持有人行使对管理人监督权的重要组织，理应在基金持有人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积极推动基金持有人诉讼的提起。一般说来，散户型基金持有人因为管理人的违规操作受到的损害都是小额的，因此缺乏提讼的动力，更由于不愿投入过多的时间精力、怕受诉讼之累等心理的存在，散户持有人怠于行使诉权比较常见。基金持有人大会可以通过决议对管理人提讼，并可以选出人选负责此事务，其所需费用由持有人大会的会费中支出。

（2）监督首席原告的诉讼行为。首席原告的人选是由法院依照职权确定的，不过应当允许持有人大会向法院推荐候选人，而法院一般也会乐于采纳持有人大会的建议。持有人大会（可以选出监督上作的负责人)应实时监督首席原告的诉讼行为，一旦发现牵头原告有与被告之基金管理人合谋损害广大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情形，可以通过大会决议更换该牵头原告，并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经过调查认定确有上述合谋行为，如无正当理由，即应当采纳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建议、更换牵头原告。

（3）应当承担起传递诉讼信息的责任。在集团诉讼中，很难保证原告都能充分获取到诉讼信息，而在例如法院公告阶段，信息的获取是相当重要的，关系到受害人是否能够知道案件诉讼这一事实进而能否亲身参与到诉讼中来(当然，大多数的基金持有人只能成为缺席原告)。虽然，法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使消息的传播范围尽可能地广，但鉴于基金持有人大会与基金持有人的密切联系，通过持有人大会传递诉讼信息能够大大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

［1］赵开辉.开放式基金理论、实务与投资［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2］石少侠.论股东诉讼与股权保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02.

［3］陈志武.证券集体诉讼在美国的应用，证券法律评论，总第2期［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70.

［4］高如星，王敏祥.美国证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56.

［5］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3.

第6篇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 公益诉讼 存在问题 对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日趋多样化，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日趋多元化，此时，在经济法框架内就经常出现一些损害社会经济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如垄断案件纠纷、环境公害纠纷、侵害消费者权益纠纷等，而为保证利益各方的权益，就需要更为完善的经济法作为保障，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作为经济法框架内重要的组成部分，公益诉讼在保障市场经济顺利运行，保障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当前的角度看，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制度方面都面临一些难题。

（一）当事人适格理论的限制

所谓当事人适格，亦即我国诉讼法理论所谓的正当当事人，是指当事人就特定的诉讼，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成为原告或被告，因而受本案判决约束的当事人。无论何时，满足诉讼当事人资格，是获得司法救济的前提条件。我国公益诉讼遇到的最大障碍，恰恰就是传统当事人适格原则要求原告必须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这种规定的理论基础是：救济是与权利密切相关，那么只有自身权利受到威胁的人，才具备资格获得救济。

但是，这项制度没有考虑到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当事人适格理论是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的，也不能适应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因为，这样的限制性规定，从法律层面上限制了公众接近公益诉讼、公共利益享司法保护的机会。

（二）行政机关权力干预过度

从当前的情况上看，经济法纠纷的判断权力倾向于行政机关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这是权力配置失当的催化剂，是导致法院维护公共利益的能力有限的病根所在。由于体制的原因，我国行政机关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具有相当大的权力，不仅拥有对社会经济最主要的调控规制权，还具备对经济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罚权。

而事实上，我国对经济法违法行为的监督、处罚，主要是各级政府的经济管理和监督检查机构实施的。尽管行政机关对经济违法案件的查处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从某种层面上看，照现行的权力分配机制，行政机关有权对经济法违法行为进行罚款、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处罚，而法院依据民事审判只能作出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裁决。

而且在处理经济公益诉讼案件时，法院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审判后必须将案件移送行政机关，或者案件先由行政机关处理后再由法院进行司法审判。这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和法院判决产生冲突，同时这种诉讼程序之间的转换将会耗费司法和执法成本。

（三）公益诉讼配套保障措施不完善

与一般诉讼相比，公益诉讼显然更为复杂，这就意味着诉讼人必须要具备高超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并投入更大的资金和精力。但是，因为公益诉讼活动所产生的效用通常会变成一种公共物品，致使公益诉讼因“搭便车”而陷入困境，因为集体利益是集团的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这就意味着任何集团成员为集体利益作贡献所获得的收益必然由集团中所有成员共同且均等地分享，而无论他们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

二、解决措施

（一）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放宽

事实上，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放宽在国外已经得到运用。在国外，许多国家对“利害关系人”作出了更为宽泛的理解，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有关组织和个人就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向法院起诉，而事实证明，这样的措施对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破除传统理论对原告资格的限制，适时适度的淡化利害关系因素，有条件、有步骤地逐步放宽原告资格，允许与社会公共利益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体、社会团体和国家特设机关为维护公益提起诉讼。

不过，这里也必须强调，对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放宽，不是无条件、无范围的放宽，而是存在一定限制的，不是彻底废除原告适格理论，“原告仍然有可能应主张相当程度的利益关联”。所谓的“相当程度的利益关联”，主要是指原告与案件至少应有间接利害关系，绝不可以一点利害关系都没有。起诉人不能只是代表个人的利益，而要代表包括自己在内的广泛同类人的共同利益。假如经济公益诉讼，由个人和社会团体提起，那么只要诉讼人符合标准，那么法院在审查原告起诉资格时，只需要从形式上审查其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

（二）保障公益诉讼配套

要让公益诉讼制度得到更大的支持，就需要构建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这是确保公益诉讼制度有效运行的核心所在。

1.公益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的处理

与普通的个人诉讼不同，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这类诉讼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公益，不是获取个人利益。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在起诉的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比如诉讼费用及不菲的律师费等。由于起诉人不以谋利为目的，所以这么沉重的费用负担，肯定会让社会团体及个人产生疑虑，假设诉讼过程中所付出的费用最终不能得到有效补偿，那更是影响整个公益诉讼的执行。

所以，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完善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把对公益诉讼的法律援助列入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计划中，为这些起诉人免费提供法律帮助。此外，还必须要建立公益诉讼基金，但是为了避免出现当前原告向未来原告的权利 “透支”现象，在执行此项制度的过程中，必须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尽可能地避免负面影响的出现，确保公益诉讼的起诉人真正从中受益。

2.奖励胜诉原告

就像前面所说的，对大部分人来说，公益诉讼不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但是却会耗精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那么，要激励人们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积极主动诉诸法律，同时尽可能减少诉讼人耗费，可以考虑原告在胜诉后应得到国家的适当奖励。这方面，美国的《反欺骗政府法》就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其规定败诉的被告将被处以一定数额的罚金，而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后有权从被告的罚金中提请15%-30%的金额作为奖励。

3.举证责任的倒置

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一般情况下，举证责任都由原告承担。但是，在经济公益诉讼中，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经济实力、信息获得，还是社会地位等方面，原告实质上都不如被起诉者。假如是能力有限或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原告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种不公平砝码更加倾斜。所以，法律部门应该尽可能的从程序上保证双方当事人的平衡，救济弱势群体的原告，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是对原告举证能力的保障。

（三）协调行政机关和法院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司法是法律适用或实施的主要方式，也是经济法责任实现的基本途经，虽然司法程序能够保证法律公正与正义的实现，但是在经济法纠纷案件处理的过程中，司法程序却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行政执法与司法程序结合适用可以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行政机关在无人告诉的情况之下，可以主动调查取证，并直接对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制裁措施。我国经济法在这方面的规定已经比较详尽，基本上体现出了行政机关的主动性和经济法的目的。由于行政机制的主动性、灵活性、快捷性、强制性以及我国行政依赖的法律文化传统，我国经济法的实施任务主要由行政机关实现，但行政执法并非万能，过于倾向于行政，容易导致行政偏私，对行政恣意也缺乏制约。所以赋予行政机关诉权，让其参加经济公益诉讼，这不仅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也是对行政裁量权的良好制约。

第7篇

    关键词:非诉讼,行政执行,审查,强制

    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是具体行政行为自身效力的要求(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执行力),也是公共利益的体现。在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受阻的情况下,需要使用公共权力强制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对于强制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我国目前采取两种做法:一是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二是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又有两种形式:一是诉讼强制执行,即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以后,法院经诉讼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并判决维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行政相对人仍不履行法院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种执行的依据是法院的判决和被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故称为诉讼强制执行或诉讼执行。另一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里作为执行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未经过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经行政机关的申请,对未经过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就是非诉讼行政执行。在我国,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主要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形式。本文旨在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有关理论和实务问题展开分析。

    一、 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内涵和精神剖析

    我国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各行政管理领域单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二是《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前者主要是就该法律、法规所涉及到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问题进行类别列举规定,其中绝大多数规定了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形式;后者主要是在前述列举规定的基础上,对所有可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作统一和原则性安排,并认可了以非诉讼行政执行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主要形式。[1]

    针对上述法律规定和实务中的做法,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非诉讼行政执行提出了不少见仁见智的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种:

    第一,申请法院执行说。[2]该说突出行政机关的申请,并以此同行政机关依法自行强制执行相区别。

    第二,与诉讼执行对照说。[3]该说突出法院作为行政执行主体的地位,并以执行程序和执行内容的不同,将非诉讼执行同诉讼执行相区别,且将二者统归为行政诉讼法学上所研究的行政执行。

    第三,诉讼外强制执行说。[4]该说将诉讼执行以外的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和人民法院依申请(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都归入非诉讼行政执行,故称为诉讼外强制执行说。

    上述三种观点对“非诉讼行政执行”这一称谓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第一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称“非诉讼行政执行”,第二种观点称“行政诉讼法学上所研究的行政执行中的一种”。为与诉讼执行相区别,有学者进一步解释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不是诉讼,不需要经过诉讼程序”。[5]

    需要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新《司法解释》)第93条使用了与非诉讼行政执行有关的“非诉行政行为”以外,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从未使用过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提法,非诉讼行政执行纯属于学理用语。非诉讼行政执行当指符合下述条件的强制执行:(1)执行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但法院作为执行主体实施强制执行,必须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的申请下实施;(2)执行的依据是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且是未经过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3)法院依申请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是有条件的,概括地讲,条件就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重大违法情形;(4)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未经过诉讼审查,但不是不经审查就予以执行。很明显,非诉讼行政执行不包括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在内。

    非诉讼行政执行本质上是在剥夺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权情况下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目标追求,当主要是为了阻止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进入执行过程,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致因其未提起诉讼而受到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同时,采用非诉讼的形式,一方面是为了表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诉权启动诉讼程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简化程序,确保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用较小的成本,完成合法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我国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同美国和法国的法院执行行政行为的制度比较接近,其所具有的制度内涵主要是,先由处于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地位的法院, 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法律评判,[6]然后再决定是否予以执行,这充分体现了优先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对于制约行政权力滥用,弥补因种种原因造成的行政案件数量少,法院难以通过诉讼审查否定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不足,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内涵作如下揭示:非诉讼行政执行,是在行政机关或生效具体行政行为权利人的申请下,人民法院经过与诉讼审查不同的审查,裁定执行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的活动或制度。非诉讼行政执行的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执行依据的行政性。法院非诉讼行政执行的依据不是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也不是仲裁裁决书或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文书,而是行政主体作出的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即有执行内容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二,执行方式的强制性和准用性。非诉讼行政执行都是在义务人不履行生效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义务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行政机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的申请实施的强制执行,因而其执行方式对义务人具有强制性,《行政诉讼法》和新《司法解释》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执行方式未作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原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原《贯彻意见》),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执行方式作了一系列规定。另根据新《司法解释》第97条和原《贯彻意见》第114条规定的精神,非诉讼行政执行可以准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方式。

    第三,执行对象的广泛性。非诉讼行政执行所要实现的内容是具体行政行为为行政相对人确定的义务,而义务的内容是广泛的,可能是款、物的交付,也可能是迁出房屋、拆除违章建筑和退出土地等行为。所有这些款、物和行为,都可以成为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执行对象,因而,执行对象具有广泛性。

    为进一步界定非诉讼行政执行的范围,还有必要理清以下两组关系:

    一是非诉讼行政执行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关系。考虑到执行依据的同一性和目标追求的共同性,我们可以将行政机关的自行强制执行和法院依申请所实施的强制执行统归为行政强制执行。换言之,行政机关依职权实施的自行强制执行和法院依申请实施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共同构成行政强制执行或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因此,可以将非诉讼行政执行视为行政强制执行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从字面含义理解和认识行政强制执行的习惯。我国有不少行政法学教科书就把涵盖行政自行执行和法院非诉讼执行的行政强制执行划归行政行为的范畴。[7]这种理解和认识,对于从总体概况上把握行政强制执行是有帮助的,但也存在过于粗疏和界定不准确的问题。将非诉讼行政执行与行政自行强制执行共同置于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之下,主要是从确保行政义务实现、从执行依据和执行内容相同或一致的角度考虑、设计的,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对二者的差别、甚至属性上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基本无异议,对法院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属性,却存在较大的争议,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决定(行为)强制执行就其内涵来说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不应该是其他国家机关的行为。人民法院依申请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理决定,是行政强制执行的继续和延伸。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执行,在某种意义上是受行政机关的委托,代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8]依此观点,既然法院是应行政机关的申请,受行政机关委托,代行政机关强制执行,那么,法院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就理当属于行政行为。依此观点,也极容易导出法院在非诉讼行政执行中不必进行审查,只需径行执行的结论。这显然与新《司法解释》的思路不相符,与非诉讼行政执行本身的属性也不一致。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院实施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属司法行为。其理由主要有:其一,符合《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立法本意。相对人不起诉,并不能说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对相对人不起诉的具体行政行为,除非相对人自愿履行,行政机关要想强制执行,原则上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其二,如果将法院的非诉讼行政执行理解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继续,那么,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就成了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法院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就实属没有必要。这同建立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排斥或阻止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进入执行过程的初衷不相符;其三,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作为法院诉讼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一种审查方式、一种审查制度,可以体现突出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精神。[9]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第8篇

论文关键词 证券集团诉讼制度 证券市场 代表人诉讼制度

一、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综述

(一)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历史沿革

1.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产生。证券集团诉讼制度是对集团诉讼制度的应用,用以应对证券市场上存在的证券违法行为。集团诉讼制度的最早起源是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英国衡平法院,即英国的“衡平法”,它是对当时英国衡平法院的大法官创立的“和平法令”的演变与发展。“和平法令”中规定,允许合规的诉讼提起者可以代表所有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原告向衡平法院提讼,且无论被代表的适格原告是否本人亲自参与诉讼活动,判决结果都对其具有约束作用。

2.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发展。自“和平法令”创立后,世界各国纷纷开始效仿。集团诉讼制度在美国得以发展和完善,美联邦最高法院于1842年颁布的“联邦衡平规则”中沿袭了集团诉讼制度的主要内容,并在其中引入法律程序。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中采用了独特的“选择退出”规则,因其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容纳空间规模的当事人,可以在证券市场中为受到侵害的众多小额多数权利人提供最直接有效的权利救济。有效杜绝了证券市场中存在的各种证券违法行为,从而使得美国集团诉讼制度在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集团诉讼制度当今在产品责任、环境污染和证券投资者保护等等诸多领域中广泛应用。证券集团诉讼在美国经过无数司法实践的检验,并进行了数次改革,使其最终成为对世界各国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项诉讼制度,也为当今解决证券市场中证券欺诈等不法行为造成的群体性纠纷提供了最合理、最有效的救济途径。

(二)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主要内容

1.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含义。学术界对于集团诉讼的定义较为一致,我们可以总结如下:集团诉讼是指在处在同一法律关系中的一个或数个代表人,以维护集团成员共同利益为主要目的,代表全体集团成员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法院对集团所作的判决,其判决效力涉及集体中的每个成员。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代表人具有约束力,且无论被代表的个体本人是否亲自参与诉讼活动,判决结果也对其具有适用效力。证券集团诉讼指的是,在股东的群体性合法权益遭到非法侵害等证券违法行为发生后,其中的少数股东作为代表,为了部分群体或者全体股东的利益,针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向法院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诉讼的结果对所有利益受损相关股东均具适用效力。

2.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特点。由于个人投资者的相对损失额很小而单独的成本又很高,大多数利益受损的单个投资者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一般都不会首先提讼,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因其独具特色的制度设计,为这些情况提供了合理的解决方案。其特点如下:

(1)利益的间接实现性与诉讼中律师的主导性。在证券集团诉讼中,由于诉讼集体人数众多,因此通常情况下仅由少数代表人代表着整个集体向法院提讼,借以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来反应诉讼集体每位成员的诉讼权利表达,其他成员实质上间接的参与了诉讼,并实现了自身的权利。在诉讼过程中,往往是律师成为诉讼中的主要角色,律师几乎了全部诉讼过程,从开始的案件诉讼费用的垫付一直到最后案件判决,在这种情况下,证券集团诉讼的主导权会一直掌握在办案律师手中。

(2)通知与和解环节具有重要作用。在证券集团诉讼制度中一般采用的“明示退出”规则,使得在诉讼中集团诉讼的通知程序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因为通知程序可以保证所有集团成员都能自主行使诉讼权利同时还可以充分反映其自身的诉讼主张,都享有正当程序的保护。而学者们对于和解环节这部分内容在证券集团诉讼制度中的存废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因其证券集团诉讼高额的诉讼成本和制度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原被告双方更愿意采用和解制度作为解决的办法之一。但是和解环节在实践中可能到时诉讼滥用现象的发生,“专业原告”大量出现,挤占诉讼资源。某些律师受到利益驱动,变身为一些不法行为人敲诈勒索大公司的诉讼工具,使得证券发行人等众多大型公司的利益受损。理性且正常的和解对于原被告双方以及法院来说都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不仅节约时间、节省开支、提高诉讼效率,而且腾空了大量的诉讼资源。所以笔者认为在证券集团诉讼制度里合理保留和解环节还是有必要的。

二、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具备的优点和功能性分析

(一)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优点

在一般的证券侵权民事诉讼时,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优点有以下三项:

1.证券集团诉讼制度更利于对大量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更利于在诉讼上对其实现权利救济,为他们在诉讼上争取更多的权利。在证券侵权行为中,侵权行为受害人的特点是量大额少,这也说明往往人均侵害赔偿额可能很少,但侵害赔偿总额却是巨大的。各国法律一般都规有定小额侵害诉讼的最低标准,广大单体中小投资者的受损额可能相对很小,但单体成本却十分高,这样会使受侵害个人并没有太大的动力去主张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证券集团诉讼制度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拟制集团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容纳大量中小投资者,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权利救济。

第9篇

关键词：询问笔录；证据能力；证据性质

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穷尽其他手段所获取的证据仍无法形成优势证据时，恰当的引用询问笔录[1]，能够帮助法官及时拨开案件迷雾，查清案件事实定纷止争。但在民事诉讼实践中，一方当事人经常会对对方所提供询问笔录的证明能力及证据性质产生质疑，此时作为居中裁判的法官应当如何进行判定？笔者试图从证据学理论角度来对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该问题进行探讨，期许对民事诉讼实践带来裨益。

一、询问笔录在民事诉讼阶段的证据能力

关于询问笔录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是否具备证据能力，实践中一直存在不同见解：即一种认为询问笔录不应当出现在民事诉讼中，除非该笔录经过刑事判决明确认定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否则法院不应当采信；另一种则认为公安机关与作为裁判机关的法院具有同质性[2]，支持公安机关所制作询问笔录的有效性，并坚信笔录的证明力应当高于或大于民事诉讼中的其他证据。

对此，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询问笔录在符合证据能力的条件并经过庭审中双方举证质证后依然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我国，证据理论上通常将证据能力称为证据的法律性或合法性，即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取决于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从证据能力的定义来看，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符合证据合法性的材料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

一般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形式合法及证据提取方法合法。证据形式的合法性不等于用于证据使用的材料名称必须符合法定的证据种类，否则就犯了形式主义错误。证据形式合法性是指法律对其有形式的规定，该证据必须具备该形式要求。例如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书必须要有单位的印章，且要有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签名（或盖印章）确认，否则该证据文书就没有证明能力。询问笔录同样需要符合公安机关关于制作笔录的程序及形式要件。就询问笔录而言，证据提取方法合法尤为重要。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公安机关如果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外的第三人所制作的询问笔录是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刑事诉讼程序所获取非法证据不仅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予以排除，同样在民事诉讼中也不能得到适用，另外公安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过程中采用违法手段而形成的询问笔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第68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也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因此，询问笔录在符合相关制作机关关于笔录的形式要件和制作程序的同时，制作方法合法即可以在民事诉讼中具备证据能力。

二、询问笔录的证据性质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证据包括：（一）当事人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可见，民诉法并没有将询问笔录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也因此在实践中对询问笔录的证据性质认识存有异议，笔者在下文中将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阐述自己见解。

【案例一】甲原系A公司的员工，A公司在筹划车展时安排甲、乙值班，并将车钥匙交由甲、乙保管。甲在凌晨转移车辆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一人死亡，甲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承担了对受害人家属的赔偿。乙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向A公司作出了书面说明，一段时间后又向公安机关陈述事故过程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但内容几乎完全不同。甲提供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主张执行公司职务导致事故发生应当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而A公司则提供乙的书面说明辩解系甲的个人行为。乙的书面说明和询问笔录是查明案件事实的唯一直接证据，询问笔录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双方的责任承担。

【案例二】丙、丁因建房问题发生争吵打架受伤引起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公安机关在处理纠纷过程中制作了询问笔录，丙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但丁则认为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与对方存在利害关系，在笔录中记载了对已不利的事实，之后又强迫其在笔录上捺印。

（一）询问笔录不是书证

书证是指能够根据其表达的思想和记载的内容来查明案件情况的书面记载或其他物品，包含了一般书证和公文书证。根据书证的内涵，书证应当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自然留下来的，一般在案件或纠纷发生之前就已经形成，内容固定，具有相当的客观性。笔者认为询问笔录是公安机关在纠纷发生时或之后根据特定人员的陈述所制作的笔录，笔录内容随着被询问人陈述的变化而变化，不具备相当客观性，而且是在纠纷发生之后才形成，不符合一般书证的基本内涵。虽然询问笔录系由特定国家权力机关经过法定的制作程序，并形成规格化的文书格式，外观上符合公文书证的特征，但公文书证制作者和证明者应当是同一主体，且公文书证内容是文书出具机关对待证事实的说明或意见，具有客观性和中立性特点。而询问笔录采用一问一答来记录内容，虽然询问人在问题设置时可能存在主观见解，但询问笔录更多的是表现被询问者的主观思想和意见，并非笔录制作者对于待证事实的意见和思想。如果认定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属于公文书证，具体到案例一，因公文书证的证据力高于书面说明，则会忽视乙在陈述相同事实时的矛盾性而直接导致A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难以实现公平正义。

从反面来看，如果认定询问笔录属于书证，则在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仅需对询问笔录形式真实性进行质证，如果形式真实，就相当于一方当事人认可了询问笔录中所记载的内容，考虑到被询问者的主观意思易变性，这并不利于查清案件或纠纷客观事实。因此，询问笔录在证据形式上既非一般书证，也非公文书证，在司法实践中无法适用《证据规定》第77条中“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的证明力判断标准。同时，将询问笔录排除在公文书证之外可以有效避免当事人在“人情社会”为了一己利益而寻求公权力的帮助，能够保证双方在民事诉讼中平等的举证能力。

（二）询问笔录原则上属于证人证言

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民事诉讼的证人证言是证人以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因而实践中就因为询问笔录中被询问人不是向法院做陈述而多被认为是书证排除其民事诉讼中的证人证言形式。这其实是对证人证言含义的误解，广义上的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自己所目睹或感知的案件事实向司法或执法机关所做的陈述。虽然询问笔录制作过程中是被询问人向公安机关所做陈述，但询问笔录只是特定人员就特定事项陈述的记载，笔录只是特定人员陈述的内容载体，在证人证言的外延范围内。在具体案件审理中，并非被询问人所陈述的人员对象具备证明力，而是被询问人所陈述的内容可能证明待证事实。

其次，我国法律并没有对书面证言予以禁止，只是规定法院在审查认定案件事实时，如果证人未经允许而不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的书面证言，且无其他证据相互佐证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这是法院关于证人证言证明力的判断，并非对于证人证言形式的界定。在案例一中，乙属于民事诉讼上的证人，询问笔录是乙在公安机关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属于刑事诉讼中的书面证言。如果未经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认定，乙在公安所陈述的证言并不能当然的证明事发当时的过程，而应当申请乙作为证人到庭接受双方质询，其证言才能作为定案依据。

故避开询问笔录的外在形式，而从其形式掩盖下的实质内容考虑，原则上将其归类于证人证言更加符合证据学理论。

（三）询问笔录的其他性质

在案例二中，公安机关在处理纠纷中对丙、丁双方均进行了询问并制作相应的笔录，但出于当事人趋利避害本性对事发过程陈述存有差异。丙、丁作为纠纷相对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已经由被询问人转变为案件当事人。

此时询问笔录的实质是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将自己在纠纷过程中的行为及思想向公安机关进行陈述，本质上这同当事人当庭直接向法院进行陈述并无差异。因此询问笔录除了具备证人证言性质外，在特定条件下还可能转化为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的陈述。由于当事人陈述的易变性及趋利避害心里，该询问笔录在证据力上判断上只能说明双方经常发生本案纠纷，除非丙、乙在询问笔录中自认的事实，否则无法证明丙、丁在纠纷中的过错程度，法官仍然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佐证才能认定案件事实及过错程度。

三、结语

经过公安机关合法制作且形式合法的询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或当事人陈述，非经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案件或纠纷事实，不能当然的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应当根据询问笔录的证据性质，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及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

注释：

[1] 询问笔录广义上泛指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对相对人就某一问题进行询问所制作的笔录，狭义上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或公安机关处理民事纠纷中，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以外的人或民事纠纷相关人员就相关案件或纠纷事实进行询问，并对其陈述所制作的笔录。本文以狭义的询问笔录为讨论对象。

[2] 同质性是指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司法机关主要指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因而认为公安机关制作询问笔录的行为具备司法性。

参考文献：

[1] 于荣年：《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能否作为证据使用》，载《法制与社会》2009.2（中）。

[2] 张卫平等：《司法改革：分析与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6-47页。

[3] 吴高庆主编：《证据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第10篇

【法学毕业论文范文】

论文题目 浅析超期羁押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对策

毕业论文写作提纲

[摘要] 我国刑事诉讼中超期羁押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已经出台了的有关纠防超期羁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实.为此，本文在阐述了超期羁押的概念，危害性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的基础上，着重提出了一些解决超期羁押的对策:转变执法观念，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填补现行法律漏洞，完善羁押立法规定;完善对超期羁押的监督机制和救济程序;建立羁押的替代措施

[关键词] 超期羁押 概念 危害性 原因 对策

前 言

一， 超期羁押的界定

二，超期羁押的危害性

(一)超期羁押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

(二)超期羁押严重妨害了刑事司法程序公正的实现

(三)超期羁押妨碍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增加诉讼成本

(四)超期羁押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

三，超期羁押形成的原因

(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较为严重

(二)过于强调惩罚犯罪刑事诉讼目的而忽视了人权保障目的

(三)立法存在着一些明显缺陷

(四)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救济机制

(五)落后的侦查手段和模式的制约

四， 解决超期羁押的对策

(一)转变执法观念，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1，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2，转变"重惩罚，轻人权"的观念

(二)填补现行法律漏洞，完善羁押立法规定

1，完善《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前羁押的规定

2，完善《国家赔偿法》中关于超期羁押发生后的国家赔偿的规定

(三)完善对超期羁押的监督机制和救济程序

1，完善检察机关监督机制

2，建立超期羁押的救济程序

3，建立羁押的替代措施

结束语

注释

参考文献

第11篇

论文题目：民事裁定救济的研究

一、选题缘起、目的及意义

(一)选题缘起

由于裁定依据既判力与执行力的扩张，裁定措施外观推定的特点，均可能对裁定当事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法侵害。如果不为裁定当事人和第三人提供救济，那么，他们在裁定过程中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将成为一纸空文。但我国的裁定救济制度规定较为粗糙，在救济范围、救济方式、救济程序等方面规定极为简单，存在理论上难以弥补的缺陷，难以实现对裁定程序中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救济。同时，裁定救济制度的不完善，也是裁定实践“乱裁定”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民事执行救济具有独立的价值、功能和地位，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现行执行救济存在严重不足。

我国现行法只规定了执行异议和执行回转两种救济方法，且执行异议只授予对执行标的物有排除执行力的第三人享有救济权，而对裁定过程中其合法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缺乏相应的保护。这不利于确保裁定公正，提高裁定效率，也远远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现实的需要。就执行异议而言：1、对执行异议的审查制度并不能充分地保护案外人及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案外人对裁定标的主张实体权利而提出裁定异议时，案外人与执行当事人就裁定标的的实体民事权益产生争议，而依据诉讼法的基本原理，民事主体之间就实体上权益发生争议的，就应当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即诉讼程序予以解决，裁定人员仅仅通过审查就来处理民事主体之间的实体问题，这与诉讼法的基本精神是相悖的。因为审查程序本身毕竟不是诉讼程序，不能促使各方提供全面、真实的证据，不能保证充分听取争议各方的意见，也无法进行公正的裁判，这在事实上剥夺了争议各方应当享有的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获得救济的权利。司法实践中，多发生裁定法院仅凭案外人的一面之辞，便确认异议有理而中止执行程序，使申请裁定人的合法权益再次受到侵害。对异议理由成立的中止裁定，不能保护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的规定，经审查异议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裁定。这是对提出执行异议有理由的案外人的最基本的保护方法。但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对该裁定标的的强制执行，或对已裁定的部分恢复到裁定前的状态，以确保其对裁定标的实体权利，并不是中止裁定，因为中止裁定以后仍要恢复执行。根据现行法规定，案外人对裁定标的物主张部分或全部权利时，只能向执行机关提出异议，而不能直接起诉，而执行机关以裁定的方式解决实体问题，这在法学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原因在于，裁定机构的任务就是以国家强制力确保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的得到实现，裁定人员只能就案外人在裁定程序中异议情况作出裁定，无权就案件的实体权利进行裁判，这是其一；其二，以裁定的方式解决实体权利无异于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使当事人无法通过举证、辩论、质证等开庭审理程序请求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这种裁定实际上是一裁代替了一审、二审和再审。

将审判监督程序和裁定救济制度混为一谈，而且第三人异议制度不能仅仅依靠审判监督程序来解决。审判监督程序又称为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或者很可能有错误时，依法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执行救济则是执行当事人、案外人因强制执行行为而遭到损害时，按照一定程序对受害人予以保护的方法。二者的目的、内容、作用等方面各不相同，不能互相混淆。案外人寻求裁定救济，只能限于因法院的执行行为受到的侵害；因裁定依据错误给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不是裁定行为错误，案外人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错误的法律文书，或者另行起诉保护自己的权利，但不能通过执行异议寻求保护，因为这时案外人所称的损害不是由裁定行为造成的。但《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的规定却把执行异议与审判监督程序直接联系起来，即：只要经审查异议有理的，决定中止裁定，便要对裁定依据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再审，如果经审查认为裁定依据确有错误并决定再审，便是异议理由成立；如果经审查认为裁定依据无误，便是异议理由不成立，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关于金钱债权的裁定案件中，案外人对裁定标的异议与裁定依据是否正确毫无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只存在异议有无理由的问题，不存在是否应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的问题。

对程序上违法及不适当的裁定行为缺乏相应的救济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裁定救济制度就是一种程序上保障制度，对裁定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来说，则更是如此。当其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赋予其可行的救济途径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必然手段，否则，一切所谓的权利都是虚无的，不真实的。正是在这个意义英美学者认为“救济先于权利”。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8条也规定，对于案外人的异议，由裁定人员执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但是，这种法定程序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以，我国的案外人的异议制度其实处于一种虚无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某些裁定机关和裁定人员想依法办事，却又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致使同一案件或同类案件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现象时有发生；更有甚者，某些别有用心者就可能利用这一制度上的缺陷，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任意作为，损害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

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的不够健全，致使裁定救济制度还存在一些制度性的缺陷，最为明显的是裁定机关的裁定行为还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机制。

(二)选题目的

民事裁定是运用国家公权力实现私权的一种国家强制力。国家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保护公民私权的同时，也同样存在着对公民权利的危险或侵害，既是个人权利的保护神，又是个人权利最大危险的侵害者。随着权力制约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两种模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企图在国家权力大厦内部形成一种自我控制的良性机制，以便防止专制和集权的产生。二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即赋权予公民制约国家权力。具体到民事裁定过程中，赋予裁定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裁定程序中获得裁定救济权利，为强制裁定权设定必要的限度，维护国家权力体系内部的平衡。

裁定中出现错误时，裁定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针对出现的错误进行抗辩，具体而直接，利于裁定机关发3现导致错误的原因而易于纠正。同时，裁定救济应当在裁定程序中提出，使得错误的裁定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受到的损害也能及时得到补偿。因此，裁定救济在规范民事强制裁定行为方面表现得有力且有效，成为维护法律尊严和法院形象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一切程序都含有对程序安定的价值追求。强制裁定中，强制裁定权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确实易于滥用而导致侵权，权利受害者往往对侵权表现出相应的回应以避免侵害。若无裁定救济，受害人积极或消极的回应性行为必然表现为“私力救济"。很可能造成程序上不安定因素的产生而影响裁定的顺利进行。由于“私力救济"的不可预见性，很可能将裁定中的争议事项升级为社会冲突，现实存在大量的涉法上访案件便是实证，会给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危害。因此，必须从制度的角度规范裁定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救济方法与救济行为，维护裁定程序的安定，预防社会冲突。

(三)选题意义

法具有公正、效率、效益、自由、秩序等若干价值。从总体上来说法应当是这些价值的完美结合，但就具体部门法而言价值追求会有所侧重。民事审判程序功能是确认权利、定纷止争、以公正为其价值所向。民事裁定程序功能不是在于确认权利，解决纠纷，而在于实现执行依据所确认的权利。如何实现执行依据所确认的权利，是民事执行程序的根本任务之所在，其价值取向应当为效率。所以，有人认为效率是执行的第一价值取向。当然，强调高效执行并不能否定执行对公正的追求，公平与正义一直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如果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民事执行就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公正也是民事执行程序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只不过在执行程序中更加侧重于效率而已。

由于民事裁定强制性以及效率的内在要求，决定了执行措施必须迅速及时，所以执行时只能就裁定依据的外表加以判断。裁定程序具有侵害当事人和案外人实体权利的特点。裁定工作所追求的效率与公正地保护当事人案外人合法权益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裁定瑕疵即冲突产物。但是效率是以公正为边界，效率如超越公正边界，只是速度。民事裁定救济程序作为执行程序中纠正瑕疵裁定行为和排解有关利害关系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的程序装置，首先对瑕疵裁定行为予以纠正，保护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促使执行机关依法、合理执行。即纠偏和救济双重职能。其次，对裁定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和纠纷进行解决，包括程序争议及实体争议，依法排除执行程序的障碍，确保执行顺利进行。最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人们对司法的信赖度。民事执行救济程序价值取向仍在于富于效率地实现对公正的追求，在效率与公正辨证关系上，对公正则应当更为侧重。民事裁定救济程序的公正包括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必须坚持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参与、程序公开，保障执行人员及裁定法官独立审查、审理裁定程序中出现的违法和不当裁定行为，保障当事人救济权的行使不受贬损和压制，保障民事裁定救济体系的完备，保障法官准确认定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而在程序效率方面则应当尽量缩短民事执行救济周期，简化民事执行救济程序，提高救济的效率，保障当事人及时获得执行救济。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对民事裁判救济机制问题的研究是零散杂乱的，很多学者侧重于对我国立法上规定的裁定补正程序的研究，从适用范围、权力保护、缺陷弥补等入手，提出设想，完善裁定补正的具体程序。有的学者则从脱漏判决的现行救济机制入手，分析该机制的缺陷，提出应然的救济机制。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我国学者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规定，开始对民事裁判瑕疵救济机制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主要有：2004年邵明在《人民法院报》发表的《民事判决更正要论》；2008年陈晓君在《法律适用》一书中发表的《缺陷的弥补与权力的补充救济一民事裁判瑕疵的补正程序》：2009年占善刚在《法商研究》一书中发表的《我国民事判决脱漏应然救济探究》。还有学者注重对民事裁判瑕疵问题的研究，界定民事裁判的内涵以及种类。若是对民事裁判瑕疵的内涵以及种类形成相对统一的观点，对于其相应的救济机制的研究也会变得简单许多。各理论学者的观点可说是真知灼见，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的珍贵的资料，学者们的研究针对的是某一种救济程序，并非整体的救济机制。

国内学者早在1994年，就提出我国诉讼保全制度在对象上的不完善，建议将行为纳入诉讼救济的范围，而对诉讼保全进行简介评析的文章就更多。另外，也有些学者对我国民事诉讼体系中财产救济和先予执行制度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对之提出完善的构想。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在制订《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修订知识产权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时均引入了与国外相关法律中类似的法律制度，如海事强制令和诉前临时措施的建立。理论界也对立法上的新变化做了很多探讨，如：《论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禁令制度》(张成立，《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美国禁令制度研究——兼评我国知识产权诉讼中临时禁令制度》(李澜，《科技与法律》2003年第2期)、《浅析海事强带怜与玛瑞瓦禁令的异同》(赵彤)、《美国商业秘密法中的禁令救济》(彭学龙，中国私法网)等。归纳起来，对如何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临时性救济措施，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在保持现有的财产救济和先予执行不变的基础上，确立行为救济制度，使之与前两者成为并行不悖的制度；二是以临时性救济措施的直接目的为标准将民诉中临时性救济措施划分为两种类型，保全性措施和暂时状态方面的措施，三是将海事诉讼中的强制令引入—般民事诉讼中，同时确立财产保全、行为保全、强制令和先行给付几种并行的制度。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工作方案和进度计划

(一)研究思路

第一章选择了民事裁定的涵义、功能以及民事裁定的类型等三个基本问题进行阐释。首先，通过对我国民事裁定概念的历史追溯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相关规定介绍，厘清民事裁定概念的法律涵义，为下文对民事裁定救济制度的论述做好铺垫。其后，简要分析我国民事裁定本身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如保证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等等。最后，就我国民事裁定的类型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为在后文详细阐述我国民事裁定救济制度打下基础。

第二章是对民事裁定救济制度的概述，通过对民事裁定救济制度的概念、特征以及内在机理的阐述，剖析我国民事裁定救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法院时常随意运用判决或裁定、裁判类型适用比较混乱，注重判决的效力、缺乏对裁定效力的应有尊重等等。同时，以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裁定救济方式的规定为基础，对民事裁定救济途径进行了分类，即复议、上诉审以及再审。

第三章是对我国民事裁定救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完善进行了完整论述，本章紧密承接第二章内容，对民事裁定救济从复议、二审上诉、再审制度三种制度上分别加以剖析。在民事裁定复议制度中，主要论述了民事裁定复议的缺陷以及完善。在民事裁定上诉审程序中，不仅阐述了我国民事裁定二审上诉程序的目的以及法理基础，还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裁定二审上诉制度进行了介绍，在对上述立法例有较为全面了解的基础上，阐述我国民事裁定二审上诉制度的弊端及其完善措施。民事裁定再审制度是程序完善的基础，其后以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裁定再审的规定为线索展开对民事裁定再审问题的研讨，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于我国民事裁定再审程序中的弊端及其完善。

(二)研究的方法

1.文献查阅法。运用文献法，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2.比较分析法。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有关民事裁定救济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民事裁定救济对现实社会的意义和局限性。

3.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在民事裁定救济理论做较为系统、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把民事裁定救济置于社会背景下，对其理论本身的价值做探讨，来确证其民事裁定救济在现实社会的应用中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意义。

(三)研究的进程

1.20XX年8月——20XX年2月，查阅文献，收集资料。

2.20XX年3月——20XX年5月，撰写开题报告，并参加开题。

3.20XX年6月——20XX年12月，完成论文初稿。

4.20XX年1月——20XX年3月，修改论文，完成论文第二稿。

5.20XX年4月——20XX年5月，论文定稿，并参加答辩。

四、前期研究基础及主要参考文献

(一)前期研究基础

本文以民事裁定救济的目的及意义为切入点，分析了民事裁定救济的涵义、分类、存在的原因以及效力。机制问题上的缺陷，并针对笔者界定的民事裁判瑕疵完善相应的救济机制。民事裁定是人民法院执行机构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运用国家强制力依法采取裁定措施，强制负有裁定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完成一定义务，实现裁定权利人权利的司法活动。执行程序的职权性和强制性决定了债务人必须容忍并服从裁定行为。

(二)主要参考文献

1.著作类

[1]李浩主编：《强制执行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

[2]童兆洪著：《民事执行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

[3]黄金龙著：《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实用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版。

[4]谢怀拭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

[5]于喜富主编：《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创新与争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第1版。

[6]齐树洁主编：《民事程序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2版。

[7]肖建国主编：《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邓辉辉著：《既判力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法]让文森、塞尔日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10]邓辉辉著：《既判力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梁启明、邓曙光译：《苏俄民事诉讼法典》，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

[12]EdwardD.Re&JosephR.Re，Remedies，FoundationPress.[M].At2(5thed.，2000)，page78.

2.论文期刊类

[1]石洪彬：《论强制执行救济》，载霍力民主编《民事强制执行新视野》，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2]黄伟：《论完善我国的强制执行救济制度》，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3]黄胜春、韩俊：《民事上诉权的法理透视》，载《江西法学》，1994年第4期。

[4]马登科：《程序上的执行救济与实体上的执行救济》，湖北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

[5]张卫平：《论民事诉讼法中的异议制度》，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

[6]李霞：《论执行救济制度及其重塑》，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l期。

[7]童兆洪、林翔荣：《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刍论》，比较法研究2002年03期。

[8]金瑞林.环境侵权与民事救济～兼论环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环境科学[J]，1997第3期：38页.

[9]邱聪智.公害与环境权.载台湾：法学评论[J]，第42卷第1期：58页.

[10]陈泉生.环境侵害及其救济.中国社会科学[J]，1992年第4期：76页.

[11]蔡虹，梁远.也论行政公益诉讼.法学评论[J]，2002第3期：103页.

[12]温世扬、廖焕国.论物权的民法保护之范式——以物上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为中心考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4年第1期：28页.

[13]赵梅生：《关于专利侵权救济的国际比较分析载学术研究》2004年第11期.3.优秀硕博士毕业论文

[1]刘润发.论环境侵权及其救济[D]，中南林学院硕士毕业论文.2003年6月，23页.

[2]钱怡：<论专利侵权救济中的临时禁令制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五、拟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通过对民事执行、民事执行权以及民事执行救济的相关理论研究，借鉴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执行救济制度的经验，分析我国执行救济方面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措施。

(二)本文论文拟研究的主要内容

民事裁定救济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设计之一，是民事诉讼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对之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有用性。通过分析民事裁定救济的基本理论，对其的价值、分类、存在原因以及效力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借鉴日本、德国、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裁定救济制度的成功经验，从民事裁定基本内涵出发，提出我国现行民事裁定救济制度的不足，从而以程序性裁定救济和实体性裁定救济提出了相对的应对措施，并对其予以完善，是本文的研究的主要内容。

六、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本文在研究梳理民事裁定救济理论的基础上，对民事裁定其救济对社会的现实意义等进行整合和进一步的归纳。

1.研究的重点

本文力图在充分和合理借鉴中外有关对民事裁定救济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民事裁定救济思想所包括的内容进行重点阐述，从民事裁定救济理论的域外考察的分析论述中，对民事裁定救济在日本、德国、法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的救济进行了剖析总结，这是本文所研究的重点。

2.研究的难点

我国民事裁定救济的缺陷不足是本文研究的难点。

3.研究的创新点

通过对民事裁定救济的解读，为解决国内外社会现实问题，探寻民事裁定救济实际应用中的措施。

七、论文写作提纲

拟论文题目：民事裁定救济的研究

导论

(一)民事裁定救济的目的及意义

1.民事裁定救济的目的

2.民事裁定救济的意义

(二)我国民事裁定救济的特征

(三)民事裁定救济的研究现状

1.国际上对民事裁定救济的研究现状

2.国内对民事裁定救济的研究现状

(四)本文的基本思路

第一章民事裁定救济的基本理论

(一)民事裁定救济的内涵与价值

(二)民事裁定救济的分类

(三)民事裁定救济的存在原因

(四)民事裁定救济的效力

第二章民事裁定救济的域外考察

(一)日本民事裁定救济

(二)德国民事裁定救济

(三)法国民事裁定救济

(四)台湾民事裁定救济

第三章我国民事裁定救济的的缺陷及构建措施

(一)我国民事裁定救济的的缺陷

1.缺少债务人救济

2.缺乏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

3.民事裁定过程中没有全面的程序保障

(二)构建我国民事裁定救济的措施

1.程序性裁定救济

2.实体性裁定救济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浅谈本科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

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培养本科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有机环节，是大学本科生今后就读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的前期训练。开题报告是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毕业论文写作中举足轻重。笔者拟就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撰写和答辩问题进行探讨。

一、开题报告的含义

本科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是大学本科生在完成文献调研(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文献综述的撰写)后写成的关于毕业论文选题与如何实施的论述性报告，是开题者对毕业论文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开题报告主要说明选题应该进行研究，自己有条件进行研究以及准备如何开展研究等问题。本科生作开题报告的时间一般在第七个学期末或者第八个学期初，即基础课程学习完成之后，研究工作实施之前。开题报告一般为表格式，它把要报告的每一项内容转换成相应的栏目，便于评审者一目了然，把握要点。

二、开题报告的意义

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一般没有硕博研究生开题报告要求严格，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小于科研课题的开题报告。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主要意义在于使大学生通过毕业论文的开题，熟悉科研工作的一般步骤、流程和解决科研课题的思路与方法。同时，在本科毕业论文的形成过程中，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是提高毕业论文选题质量和水平的重要环节。开题者可以通过开题报告把对课题的认识和想法加以整理、概括、提炼，并通过开题报告的答辩明晰解决课题的思路，纠正一些可能错误的方法，以使具体的研究目标更加明确，解决的方案更加切实可行。

三、开题报告的内容

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选题研究内容、选题研究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调研计划及主要参考文献。由于开题报告主要体现论文的构思和写作的大致思路，因而篇幅不必过长，一般以2000字左右为宜，但要侧重把计划研究课题的题目、研究的大致思路、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等说清楚。

1.选题目的和意义

选题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课题？研究这个课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其主要内容包括研究的有关历史背景，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或现实应用中存在这个问题，有研究的必要性。要写得具体、精炼，有针对性，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

2.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这一部分内容的写法与毕业论文的文献综述大致相同，但更加精炼。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总结三部分。

3.选题研究内容

基本内容一般包括研究的对象和问题，主要介绍与课题研究有关的基本基础理论以及研究内容的确定。重点写研究过程中的主要理论、方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包括对解决问题的一些假想或构思，可以问句的形式进行陈述。

4.选题研究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研究的技术路线”主要涉及研究中需要的一些基础理论，包括收集的文献中的一些论点或论据；“研究方法”一般指归纳、分析、证明、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等方法，确定研究方法时要叙述清楚“做些什么”和“怎样做”；“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论文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开题者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构思。

5.调研计划及主要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一般应以文献综述部分所引用的第一手资料为主，以创新性强、可信度高、科学性强的核心期刊文献为主，且一般要引用新文献，这些文献相对来说容易反映选题的研究最新进展和争论焦点。参考文献格式的写法可参照一般正式发表的学术期刊上的格式来写。

调研计划中，方案的制定要做到切实可行，操作性强。因为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周期偏短，在这一部分一般不提倡难度较大的调研方案。相反，一些电子文献的查找、简单的实验或就某个问题的问卷调查，这些方案都是可行的。

四、开题报告的答辩

关于开题报告的答辩，研究生的答辩时间一般是一个小时。由于每个教师指导的本科生较多，同时其要求没有研究生的标准高，因此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答辩的时间较短，一般是陈述10分钟，然后评委提问和学生回答问题约10—20分钟。因此，文献综述部分宜精炼，不能为求全面而掩盖了综述的重点；同时，应该把报告陈述的重点放在拟研究的内容或关键问题上，并在陈述时对拟研究的内容进行必要的阐述，尽量解释内容的含义，以及自己对此的观点或打算着手解决的构思，使人容易明白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和创新性。另外，在评委提问过程中，要注意倾听，认真思考，对不能回答的问题最好明确表示不懂，不能糊弄评委。要认识答辩的目的，答辩不是为了蒙混过关，而是通过答辩，从评委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中明白研究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使课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受到启发。

五、开题报告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般来讲，学生在写开题报告时，往往只是知道开题报告要填写的表格及需要填写的内容，但难有一个可以参考的范例。所以，在写作中仍然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1.文献综述部分力求精练

简要介绍选题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主要存在的问题，切忌长篇大论。关于这一部分的写作，很多同学常常是将文献综述的内容直接粘贴到开题报告中来，冲淡了开题报告的主题。正如前面所述，开题报告的重点应放在陈述拟研究的内容上而不是陈述文献综述。因此，这一部分的写作其实是单独文献综述的“综述”，即浓缩或提炼。另外，学生在写作中，要注意一些叙述的术语表达。例如，许多学生往往在开题报告中作如下的叙述：“本文主要对……问题进行了……研究”。须知，开题报告是在毕业论文形成之前就要写的，而文章还没有形成，因此建议改成“本选题主要对……问题进行……研究”。

2.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部分，在写作中要简短醒目，叙述清楚

很多学生在写作此部分时，常常叙述得很多，而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也成了其研究的关键问题。有同学在写作时，把一些概念的定义也作为研究关键问题，给人一个无论什么问题都是关键问题的感觉。关键问题一般应是解决问题的突破点，在这部分要把关键问题和选题用到的基础理论分清楚。

3.关于开题答辩进行中的问题

为了使评委能对开题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在开题时最好能用幻灯片进行演示。在演示时，应重点展示研究的思路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必要的时候可以边展示边口头阐述，以便评委能对方案的可行性有一个较好的把握。

4.关于开题答辩之后的问题

这一部分往往被大家所忽略，很多学生只重视开题答辩之前和进行过程中的准备工作，而对开题答辩之后的工作则极不重视，把开题报告当成了一种“期末考试”，答辩完毕后就不再考虑开题报告的问题了。实际上，开题答辩是对选题是否恰当、研究能否如期进行的一个初步检测，在答辩过程中，答辩评委往往会提许多不曾想到的问题，纠正一些可能错误的认识，帮助同学们理清解决问题的思路。答辩完毕后，应该根据答辩情况，再次修改开题报告，有时甚至可能要重新选题，并且将答辩时的一些思想贯彻到今后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去。

第12篇

中国期刊投稿热线，欢迎投稿，投稿信箱1630158@163.com 所有投稿论文我们会在2个工作日之内给予办理审稿，并通过电子信箱通知您具体的论文审稿及发表情况，来信咨询者当天回信，敬请查收。本站提供专业的服务和论文写作服务，省级、国家级、核心期刊快速发表。

【摘要】对我国对我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国内保护《TRIPS 协议》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较高的保护， 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国内保护《TRIPS 协议》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较高的保护， 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

【关键词】 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 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

【本页关键词】教育论文 职称论文 职称期刊

【正文】

对我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国内保护《TRIPS 协议》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较高的保护， 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如地理标志、传统知识、技术秘密、遗传资源等却没有给予应有的保护， 我国如果希望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本国具有知识产权优势产品的竞争力， 不为他人轻易获取、模仿， 只有依靠本国完善的国内立法。只有通过对我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国内保护制度， 才能使得我国的知识产权在相对滞后的状态下获得相对优势， 保护国内市场， 支持相关产品的国外竞争;同时也可获得他国的尊重， 使得外国对我国设置知识产权法律障碍时有所顾及。首先， 完善我国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改变目前地理标志保护双轨制下立法冲突、管理冲突的状态， 应当以专门立法模式保护地理标志，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法》， 对地理标志实施全方位的保护。， 国外许多具有地理标志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各自的地理标志保护专门立法。如果我国产品以自然品质特点与完善的立法保护相集合， 发挥品质优势、环保优势、与易于识别的标志优势， 则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突破他国贸易壁垒， 参与竞争的能力将得到很大的提高。第二， 对传统知识通过技术秘密法、商业秘密法严格保护。目前发展中国家拥有宝贵的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被发达国家不断窃取、盗用或以低廉价格利用着。而我国对传统知识的保护方面的多处于立法空白状态， 使得我国含有传统知识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如同没有保护的婴儿， 随时面临被剥夺、盗窃、复制、侵犯， 使得多少年传承下来的知识瞬间失去。因此， 希望使得我国外贸增长具有持续性， 传统知识的保护刻不容缓。第三， 建立严格、完善、可操作的遗传资源保护制度。我国的生物遗传资源曾令人骄傲。我国拥有高等植物30000 余种， 居世界前列。但我国目前遗传资源在管理、获得、管理方面都存在着空白， 而一些发达国家扮演着“生物海盗”的角色。为保持我国在遗传资源上的知识产权优势， 应立即产生有关专门立法，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政府批准， 不得向国外提供遗传资源或进口遗传资源， 并规定专门的管理机构、进出口程序与渠道。对国内私人应对外国知识产权司法或准司法程序的支持机制缺失及弥补如果希望依靠国内私人的力量来跨越外国以国家力量， 行政的量设置的知识产权法律障碍是不现实的。但目前我国企业面临外国设置的知识产权法律障碍时， 都是凭借的私人的力量去面对， 结果是极少数能够成功跨越， 大多数是黯然离开。实际上应对贸易摩擦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十分紧迫的系统工程， 需要我们的政府、进出口企业和各种中介组织紧密配合， 共同努力。其中政府的引导、服务、协调、补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制定、实施其知识产权战略时， 政府对与知识产权发展有关的产业公权介入，资金支持、服务咨询的特点十分明显。发达国家尚且如此， 我国政府、中介组织更是应当加大投入。我国应对外国反倾销贸易诉讼中的“四体联动”机制值得借鉴， 在“四体联动”工作机制中，企业， 进出口商会、行业协会， 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联合行动， 应对外国的反倾销诉讼。实践证明“四体联动”机制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上述机制仅适用与反倾销诉讼。对于国内私人应对外国知识产权司法或准司法程序的支持机制缺失的问题， 我国不能等到大量案件扑面而来时， 才考虑对策。应当尽早建立由较高机构负责并资助， 行业中介、服务咨询机构广泛参与的支持机制; 且该机制应制度化， 具有长期性与可靠性。综上所述， 我国只有本着对内自我完善， 对外积极反击的方针修缮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 才能做到私人、社会、国家协力合作的机制， 才能有力地支持我国的相关产业突破国外法律障碍， 使我国与知识产权有关产品通行于国际市场， 取得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的最大化__

【文章来源】/article/83/7505.Html

【本站说明】中国期刊投稿热线:专业致力于期刊论文写作和发表服务。提供毕业论文、学术论文的写作发表服务；省级、国家级、核心期刊以及写作辅导。 “以信誉求生存 以效率求发展”。愿本站真诚、快捷、优质的服务，为您的学习、工作提供便利条件！自05年建立以来已经为上千客户提供了、论文写作方面的服务，同时建立了自己的网络信誉体系，我们将会继续把信誉、效率、发展放在首位，为您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联系电话: 13081601539

客服编辑QQ：860280178

论文投稿电子邮件: 1630158@163.com

投稿邮件标题格式：投稿刊物名 论文题目

如：《现代商业》 论我国金融改革及其未来发展

声明：

本站期刊绝对正规合法

并带双刊号(CN，ISSN)，保证让您轻松晋升

第13篇

论文提纲：

一、问题的提出（当前影响税收执法监督的若干问题）

第一、计划任务管理与依法治税矛盾突出

    第二、外部自发的、主动的监督十分缺乏

    第三、监督制约机制内容过于繁杂，不便操作

第四、有力的监督贫乏

    二、影响税收执法监督制约的因素分析

    （一）、不敢、不愿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的纳税人

    （二）、发育不健全的中介机构

    （三）、不愿涉足税务行政诉讼的法律工作者

  （四）、缺乏监督制约动力的税务机关

三、税收执法制约机制的内容和应当注意的问题

四、当前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的具体建议

（1）、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

（2）、建立可操作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3）、建立以纳税人为核心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第14篇

[论文关键词]捕、诉、监、防一体化；少年司法；理论依据

以承办检察人员在审查阶段所作出的附条件不决定为例：在决定作出或者决定不作出附条件不决定之前，检察人员已通过批捕阶段的接触，帮教预防中的互动，以及社会调查所反映的情况，对未成年犯的犯罪原因、悔罪态度、再犯可能等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由此做出对未成年犯施以不同于刑事处罚的其他替代措施，将未成年犯放置在社会中进行考察帮教，并据此最后做出不决定——这与普通刑事程序中的法定及相对不制度，具有根本意义上的不同。而这些对个案处理的经验积累，将有助于检察人员在今后的其他预防工作，持续推动一体化工作机制不断发展完善。

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所表述的：“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机制的运行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将“适格”的未成年犯剥离其走向最严酷的刑事处罚之路的过程，该机制不仅仅与我国少年司法所确立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相吻合，更加重要的是，其暗合少年司法转处主义这一“耐心而节制的法学理论基础，一种制度的承诺。”

（三）彰显了我国现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思想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我国的重要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司法活动的全过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和必要之需。未成年人案件一体化工作机制在对未成年犯的实体处理及适用的诉讼程序上，实行区别对待，注重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彰显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实际运作中具体体现在下面五方面：

1.综合考量下的少捕。逮捕是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涉未批捕案件中需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尽量减少逮捕适用。即，应首先综合考量是否是在校学生、初犯、偶犯、主观是否等情况，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在完全符合了“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用其他强制措施的则应尽量使用其他强制措施，对于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将逮捕率控制在最小。

2.充分考虑后的慎诉。审查及出庭公诉，是重要的检察职能，其正式启动刑事审判程序并对刑事审判结果具有重大影响。未成年人公诉案件的办理，需要充分考虑未成年犯自批捕阶段以来的涉案综合情况以及案外其他因素，检察人员应当做到“能不诉的不诉”；对于确实需要提起公诉的，可以将未成年犯的社会调查报告等材料随案提交人民法院，在庭审时据此提出从宽处理、适用缓刑等量刑意见。

3.贯穿着始终的监督。在未成年人案件办理过程中，未成年案件检察机构可以借助一体化的机制优势，将诉讼监督工作贯穿于刑事案件的诉讼全程。对相关司法机关在对涉未案件中处理“当严不严，当宽不宽”的情况，可以依法履行诉讼监督职责。例如对未成年人犯人民法院量刑畸重的案件依法提起抗诉等。

4.持续帮教中的预防。“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机制下，最为明显的工作之一，就是可由同一名检察人员持续对未成年犯进行持续帮助、教育：在批准逮捕阶段，在审查阶段、在法庭审理阶段，甚至在不决定宣告之后，都仍需落实对未成年犯的帮助教育措施，以减少其再犯可能性并促进其回归社会的步伐——这是对未成年人个体的在特定时段内持续的特殊预防，是为了尽可能“教育、挽救、感化”而采取的工作方式。

三、结语

第15篇

论文关键词 刑事直诉 未逮捕案件 刑事诉讼

“刑事直诉程序”一般是指对犯罪嫌疑人未适用逮捕措施的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在刑事追诉进行的过程中，被追诉者未被逮捕。近年来，随着刑事直诉案件数量的快速增长，实务部门对于刑事直诉程序的关注正在增加，但以直诉程序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尚少。因此，研究和完善我国刑事直诉程序意义重大。“直诉”一词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内部一直被广泛使用，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尚没有出现过。很多普通公民，乃至一些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对“直诉”一词都比较陌生。使用网上搜索引擎查找与直诉相关的资料时会发现，来自普通公民的关于“直诉”的疑问非常多。在一些律师对网民的答疑回复中，甚至常常能够看到“刑事直诉就是自诉”的回答。这些现象或许告诉我们，对刑事直诉概念进行梳理、对其司法实践过程进行比较全面的了解和分析已经非常必要。

一、直诉程序的基本含义

“直诉”是一个由基层办案人员在办案实践中总结而成的词汇，最初为何人、何地所使用，现在已经无法求证。虽尚未登入学术的“大雅之堂”，也尚未出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但其在形成之后即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确是事实。至今，不论是在办案实践中，还是在公、检机关工作人员所作的总结报告、工作经验介绍等资料中，“直诉”一词已被广泛使用。豍2011年5月，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各地媒体争相对本地的“酒驾入罪第一人”进行报道，报道中普遍使用了“直诉”一词，使得“直诉”更频频出现在普通公众的视野中。

从其使用情况来看，“直诉程序”一般是指对犯罪嫌疑人未适用逮捕措施的案件的诉讼程序。豎也就是说，除被适用逮捕措施的案件以外，未经逮捕的刑事案件所适用的刑事诉讼程序都可以被称为“刑事直诉程序”。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在刑事追诉进行的过程中，被追诉者未被逮捕。“直诉程序”的直接依据是刑事诉讼法，故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不予批准逮捕的规定、关于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规定、取保候审后继续侦查、侦查终结、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规定，都可以视为“刑事直诉程序”的具体内容。

二、刑事直诉概念的形成背景

在实务部门，与“直诉”同时诞生的一个词是“捕后再诉”。不经过逮捕的案件的诉讼程序被称为直诉程序，与之相对应地，先逮捕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的诉讼程序则被称为捕后再诉程序。二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直诉”一词形成的原因：这两类案件的办理工作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据此，办案人员将案件分为直诉案件和捕后再诉案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是否被逮捕对侦查、审查起诉工作的影响非常大，因此，直诉案件和捕后再诉案件的办理工作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例如，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之后，侦查人员不但可以更容易地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且被逮捕案件几乎都能够被起诉定罪。与捕后再诉程序相比，直诉程序是不受“青睐”的。只有在一些轻微犯罪案件中，犯罪人取保脱逃的可能性非常小的情况下，直诉程序才会得以适用。“直诉”与“捕后再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区分开来的。在理论上而言，直诉与捕后再诉在实质上仅仅是强制措施适用的不同，并不应当因此而产生两种不同的诉讼程序。但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来看，逮捕对于刑事诉讼的影响与意义已经超出了强制措施的范畴，逮捕案件和非逮捕案件的诉讼程序尽管在刑事诉讼法中被统一规定，但在办案实践中却明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所以，在实务部门诞生这样的词汇与分类方式是具有合理性的。

从其形成背景可以看出，“直诉程序”是对不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条件下进行的刑事诉讼程序的概括，因此，它包含了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等各个阶段，故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诉讼程序，而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移送审查方式豏。从这个意义上说，直诉程序应当具有其相对独立的程序价值，即保障不逮捕的刑事案件按照法定程序通畅、高效地完成追诉过程，保障未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直诉程序”的概念或许是欠缺理论基础的，但本文认为，这一概念为全面地、系统地了解和研究不逮捕案件的诉讼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刑事直诉概念的扩展

近年来，随着刑事案件数量的急剧增加，羁押场所人满为患，办案人员不堪重负。对此，各地公安、检察机关纷纷针对轻微犯罪案件实施了一系列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由于直诉程序不经逮捕羁押环节，有利于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因此，各地围绕直诉程序探索形成了各类直诉案件的新型办理机制。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福建地区检察院探索实施的“不捕直诉机制”豐，郑州市检察院的“取保直诉备案审查机制”豑，以及北京地区对醉驾案件形成醉驾直诉机制。这些机制从效率着眼，创新的视角各有不同，但都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实践效果。例如，在高晓松涉嫌醉酒驾驶一案中，负责该案的北京东城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称，“基于程序的‘简化’，公安机关必须在高晓松刑拘期满前，将案件经过检察院向法院起诉。”豒2011年5月10日，高晓松被刑事拘留，在没有依法申请延长拘留期限的情况下，拘留的最长时间是7天。5月17日，北京市东城法院对高晓松醉驾案做出一审判决。案件仅用7天就完成了整个诉讼过程，直诉机制对案件办理的提速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直诉机制不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固有的制度形式，不同地区的直诉机制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均是在直诉程序的基础上所形成。

上述关于直诉的新型工作机制使“直诉程序”的含义得到了扩展。具体地说，这种扩展是目的或者功能方面的扩展。最初的直诉程序并未将诉讼的效率作为首要目的，而各类直诉机制诞生之后，直诉程序在提高案件办理效率方面的优势被发掘，简化诉讼环节的功能被强调，办案人员在适用直诉程序时往往出于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至此，“直诉程序”不再仅仅是指不逮捕案件的诉讼程序，还具有了出于提高诉讼效率，将轻微犯罪案件不经逮捕直接移送审查起诉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