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主流文化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在期求商业回报和受众认可的大潮中，坚持艺术方向，将情感作为艺术表现的核心，是主流电影进一步获取鲜明追求的钥匙。

主流电影应当多样化，但对于现实社会的表现，对于大众期望电影面对现实问题的心理满足，是主流电影首先应当注意的问题。

主流电影要积极塑造英雄人物、道德楷模的艺术形象，但需要采纳更为贴近大众的表现手法。

什么是主流电影？我认为主流电影概念包含了广义和狭义的差异理解。就广义而言，泛称我们时代潮流中具备主导因素的电影，对其包容何样类别创作也会有不同的定性理解，还需要认真讨论。但对于狭义的“主流电影”，我们其实有约定俗成相对明晰的认识，即以主旋律为中心的创作。即便对主旋律创作已经呈现出更为多样的表达，但主导指向应当是公认的，对此不妨借用“一种感觉、多种表述”来描述。本文对于主流电影的认识集中在狭义上，在我的表述中包括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国家政策倡导、主导文化价值观体现、情态表现积极向上、表现历史与现实健康的电影创作。显然，至少我们讨论的主流电影应该是以时代主旋律要求为中心的健康积极向上的时代艺术创作。

近年来，人们注意到以《云水谣》为代表的、公认属于主流电影的创作，在中国几大奖项中频频获得最高奖项的突出现象，它显示了电影艺术创作的重要走向。主流电影获得多样认同的事实，提醒我们思考其中的合理走向。

毫无疑问，主流电影的悄然兴旺，是和中国电影的整体兴旺相匹配的，而主流电影的相对成功，又是相对着三个并行的现象，即大片受挫却依然创作坚挺、小片难以担当市场支撑角色但还顽强生存、艺术性创作还缺乏大众呼应等，在这一背景下昂扬出头的主流电影，其获得的成绩实在值得赞扬。为了更好拓展主流电影，就需要研究主流电影的长远发展策略。这个策略是既能站在客观现实基础上，又能够超越现状而具有长远眼光的策略。我们需要为已经具有“良好”基础、却未必是“很好”状态的主流电影提供有益思考。

一、首先需要探讨主流电影身处的现实生存的观念变化，这也是主流电影创作得以进展和将来进一步发展所不可忽略的问题。不能不涉及全球化文化视野对于中国主流电影发展到底有何意义的判断。在探讨全球化给予主流电影利弊以及发展问题时，首先要判断前提，即全球化视野的本质何在？显然，目前主流电影的生存，已经不是西方侵扰与东方简单对峙的阶段，而进入互融、互包、互惠、互利，在竞争中寻找生机阶段。这是因主流电影具有生机的适应眼光而生发的判断，显然，和世纪初中国电影因为入世而多少有畏死而求生的排斥眼界大不一样。境界的扩大带来的创作姿态和心胸是主流电影自信的主要因素。这里的关键是观念，是取你死我活的对决观，还是取共生共荣或共济自长的发展观？实践证明后者导致的生存意识反而具有生命力：就是宽容看待文化世界而积极进取的发展壮大意识，以及自己做强做好向前发展的观念。于是：1、自身强大是第一位的生存条件成为主流电影踏出早期期望保护意识，以期实现反而不需要简单保护才可能获得进展的实绩。不依靠自身求取生存而只有简单的义愤，显然无益于自身生存，最终也会被无情的市场淘汰。但我们看到依然有一些电影在缺乏视野的卑弱中等待保护，而不是寻找强盛自身之道，这显然不能成为生存竞争的胜者。2、共生还要面对必然的抗争，本土艺术必须撑得住强大外敌的侵扰，于是，自身特色坚持是取长补短的必要基础，没有特色只能被利用而免不了被弃，也难以被生存大背景所接纳与被看重。3、全球化视野中的发展观也意味着必要的舍弃和一定的坚持，这是生死把握的重要因素。舍己之短或者暂时舍弃生存之短是必要的，一些影片奢谈狭隘的民族创作传统而其实缺乏现展意识，似乎保全了特色其实却丢弃了生存；而坚持本土策略，坚持自己国家利益与长远利益也是赢取最大价值的重要因素。但显然，这里的关键是什么需要保存什么可以放弃。《集结号》《云水谣》《张思德》等创作给予我们的启发就是：东方坚守情感的礼赞，主流大气精神的葆有，人性丰富性的把握，以及宣教意味的舍弃，直露教化语言的放逐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注重的。

二、在此基础上，关于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与发展问题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应该看到，目前一些主流电影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被观众冷落、被艺术看轻、被国域所隔的三种尴尬状态而进入新的文化认同阶段。前所述及，这一认同其实是主流电影创作观念的转变所至的结果。认同，既包括自身对于全球化视野的认同意识，扩展了主流电影的疆域；也包括外界对于主流电影改变后的开始认同，接纳了主流电影的影响力。而认同观是相互的，只有自身的开放观念与开放创作才能逐渐融入世界，外界看重接纳多少带有意识形态性状的主流电影，说明主流电影跃升到一个新平台，内涵与外延都上了新台阶，这是令人可喜的事情。

由此，在中国电影逐步爬升的历史机遇面前，已经具有开放视野的主流电影如何成为多样化和谐格局中的中流砥柱，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如何促进主流电影上一台阶的关键，是主流电影能不能在内在观念上进一步转变。中国电影应该有更高的诉求，高扬主旋律也是明确的目标，于是，下述目标需要进一步思考：

1、文化诉求。电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招牌，文化诉求是主流电影发展的关键所在。能够在物欲横流、市场主宰的大潮中坚持电影的文化传播属性，就能够确立主流电影中心的地位。不打文化牌而打商业牌的危险，肯定先是主流电影丧失领地，接着是主流电影失去特色生存。电影文化的传扬如果被主流电影承担起来，生死问题也就无需担心。文化目的一定要成为主流电影的主心骨，诉求文化比诉求政策支持来得更为迫切、正经和长远。所以，主流电影到了确认自己文化传播使命的时候了，只有如此，主流电影的艺术生命才能长久。

2、情感诉求。前面已经提到，在期求商业回报和受众认可的大潮中，坚持艺术方向，将情感作为艺术表现的核心，是主流电影进一步获取鲜明追求的钥匙。《云水谣》已经显示了成效，《集结号》更进展了情感的丰富性。在情感上下功夫，让主流电影更为加深情感主流的魅力，主流的宽泛包容性就更为地道了：从政治主题主流外在符号层面进入人心主流影响的内在层面。所以，主流电影应该扬起高张时代情感大旗，在或细腻或磅礴大气的民族情感张扬上确立自己的诉求方向。

第2篇

在期求商业回报和受众认可的大潮中，坚持艺术方向，将情感作为艺术表现的核心，是主流电影进一步获取鲜明追求的钥匙。

主流电影应当多样化，但对于现实社会的表现，对于大众期望电影面对现实问题的心理满足，是主流电影首先应当注意的问题。

主流电影要积极塑造英雄人物、道德楷模的艺术形象，但需要采纳更为贴近大众的表现手法。

什么是主流电影？我认为主流电影概念包含了广义和狭义的差异理解。就广义而言，泛称我们时代潮流中具备主导因素的电影，对其包容何样类别创作也会有不同的定性理解，还需要认真讨论。但对于狭义的“主流电影”，我们其实有约定俗成相对明晰的认识，即以主旋律为中心的创作。即便对主旋律创作已经呈现出更为多样的表达，但主导指向应当是公认的，对此不妨借用“一种感觉、多种表述”来描述。本文对于主流电影的认识集中在狭义上，在我的表述中包括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国家政策倡导、主导文化价值观体现、情态表现积极向上、表现历史与现实健康的电影创作。显然，至少我们讨论的主流电影应该是以时代主旋律要求为中心的健康积极向上的时代艺术创作。

近年来，人们注意到以《云水谣》为代表的、公认属于主流电影的创作，在中国几大奖项中频频获得最高奖项的突出现象，它显示了电影艺术创作的重要走向。主流电影获得多样认同的事实，提醒我们思考其中的合理走向。

毫无疑问，主流电影的悄然兴旺，是和中国电影的整体兴旺相匹配的，而主流电影的相对成功，又是相对着三个并行的现象，即大片受挫却依然创作坚挺、小片难以担当市场支撑角色但还顽强生存、艺术性创作还缺乏大众呼应等，在这一背景下昂扬出头的主流电影，其获得的成绩实在值得赞扬。为了更好拓展主流电影，就需要研究主流电影的长远发展策略。这个策略是既能站在客观现实基础上，又能够超越现状而具有长远眼光的策略。我们需要为已经具有“良好”基础、却未必是“很好”状态的主流电影提供有益思考。

一、首先需要探讨主流电影身处的现实生存的观念变化，这也是主流电影创作得以进展和将来进一步发展所不可忽略的问题。不能不涉及全球化文化视野对于中国主流电影发展到底有何意义的判断。在探讨全球化给予主流电影利弊以及发展问题时，首先要判断前提，即全球化视野的本质何在？显然，目前主流电影的生存，已经不是西方侵扰与东方简单对峙的阶段，而进入互融、互包、互惠、互利，在竞争中寻找生机阶段。这是因主流电影具有生机的适应眼光而生发的判断，显然，和世纪初中国电影因为入世而多少有畏死而求生的排斥眼界大不一样。境界的扩大带来的创作姿态和心胸是主流电影自信的主要因素。这里的关键是观念，是取你死我活的对决观，还是取共生共荣或共济自长的发展观？实践证明后者导致的生存意识反而具有生命力：就是宽容看待文化世界而积极进取的发展壮大意识，以及自己做强做好向前发展的观念。于是：1、自身强大是第一位的生存条件成为主流电影踏出早期期望保护意识，以期实现反而不需要简单保护才可能获得进展的实绩。不依靠自身求取生存而只有简单的义愤，显然无益于自身生存，最终也会被无情的市场淘汰。但我们看到依然有一些电影在缺乏视野的卑弱中等待保护，而不是寻找强盛自身之道，这显然不能成为生存竞争的胜者。2、共生还要面对必然的抗争，本土艺术必须撑得住强大外敌的侵扰，于是，自身特色坚持是取长补短的必要基础，没有特色只能被利用而免不了被弃，也难以被生存大背景所接纳与被看重。3、全球化视野中的发展观也意味着必要的舍弃和一定的坚持，这是生死把握的重要因素。舍己之短或者暂时舍弃生存之短是必要的，一些影片奢谈狭隘的民族创作传统而其实缺乏现展意识，似乎保全了特色其实却丢弃了生存；而坚持本土策略，坚持自己国家利益与长远利益也是赢取最大价值的重要因素。但显然，这里的关键是什么需要保存什么可以放弃。《集结号》《云水谣》《张思德》等创作给予我们的启发就是：东方坚守情感的礼赞，主流大气精神的葆有，人性丰富性的把握，以及宣教意味的舍弃，直露教化语言的放逐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注重的。

二、在此基础上，关于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与发展问题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应该看到，目前一些主流电影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被观众冷落、被艺术看轻、被国域所隔的三种尴尬状态而进入新的文化认同阶段。前所述及，这一认同其实是主流电影创作观念的转变所至的结果。认同，既包括自身对于全球化视野的认同意识，扩展了主流电影的疆域；也包括外界对于主流电影改变后的开始认同，接纳了主流电影的影响力。而认同观是相互的，只有自身的开放观念与开放创作才能逐渐融入世界，外界看重接纳多少带有意识形态性状的主流电影，说明主流电影跃升到一个新平台，内涵与外延都上了新台阶，这是令人可喜的事情。

由此，在中国电影逐步爬升的历史机遇面前，已经具有开放视野的主流电影如何成为多样化和谐格局中的中流砥柱，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如何促进主流电影上一台阶的关键，是主流电影能不能在内在观念上进一步转变。中国电影应该有更高的诉求，高扬主旋律也是明确的目标，于是，下述目标需要进一步思考：

1、文化诉求。电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招牌，文化诉求是主流电影发展的关键所在。能够在物欲横流、市场主宰的大潮中坚持电影的文化传播属性，就能够确立主流电影中心的地位。不打文化牌而打商业牌的危险，肯定先是主流电影丧失领地，接着是主流电影失去特色生存。电影文化的传扬如果被主流电影承担起来，生死问题也就无需担心。文化目的一定要成为主流电影的主心骨，诉求文化比诉求政策支持来得更为迫切、正经和长远。所以，主流电影到了确认自己文化传播使命的时候了，只有如此，主流电影的艺术生命才能长久。

2、情感诉求。前面已经提到，在期求商业回报和受众认可的大潮中，坚持艺术方向，将情感作为艺术表现的核心，是主流电影进一步获取鲜明追求的钥匙。《云水谣》已经显示了成效，《集结号》更进展了情感的丰富性。在情感上下功夫，让主流电影更为加深情感主流的魅力，主流的宽泛包容性就更为地道了：从政治主题主流外在符号层面进入人心主流影响的内在层面。所以，主流电影应该扬起高张时代情感大旗，在或细腻或磅礴大气的民族情感张扬上确立自己的诉求方向。

第3篇

摘要：当今人类已经走入“地球村”时代，人类之间的交往已经关切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历史课教学不只是学史.鉴今，而且还要弘扬人类历史文化与文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新的理念，因此，历史课教学以和平文化为主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当代中学历史课教学应以和平文化为主流的必要性

1,是中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

学史鉴今是历史课学习和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目前在中学历史课教学中的基本现状似令人忧虑，多数教师只是泛泛讲述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就事论事，对于该历史事件有何深刻的内涵与现实影响，或给中学生以怎样的启示等方面做得很不够；相反，有的教师即使想挖掘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但是不正确的教学论、世界观给中学生以极大的伤害与误导。如在对“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这一历史事件的讲述和现实愈义的挖掘上，以不同的语言和观点来处理，就会对学生产生不同的后果。

一种讲述是片面强调联军罪行，这会使学生形成狭胜的爱国主义观点和民族复仇主义，盲目排外。这不但影响当前的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不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

第二种讲述是片面强调外国实力强大，这会使学生形成崇洋的观点。中学生的鉴别力较差，听了这种论调的讲述，容易在心里造成妄自菲薄，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衣、食、住、行都讲究洋化丧失了民族自茸心和自信心。

第三种讲述：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痛恨战争，希望和平；同时，我们更要深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才能不被欺辱，才能维护世界和平”。这第三种讲述，较客观，教学观也较正确，会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爱国激情、位憬和平、向往美好的情感，培养中学生的和平发展观点。这才是我们所倡导的主题思想。

在历史教学中，弘扬和平文化的主旋律和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从上面列举的三种讲述不难看出，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以不同的教学观去讲述，会使学生形成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对他们身心成长起着积极或消极作用。一个历史事件有不同的层面，对于中学生来说，很难全面、准确把握某一事件的性质、影响，而且他们世界观尚未成熟，分析、观察问题的观点极具易变性，如果以一种片面、消极的教学观去引导他们，在其抵制错误力极低的情况下，他们会毫无防范地接受这种片面观点，一旦这种观点被他们所接受，在他们个体中产生的影响又是很深远的，因为中学时期又是他们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因此，当前中学历史课教学必须以和平文化为主流。

2,是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要求

中学历史课教学要强调和平文化，以和平文化为主旋律，不但是中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而且更是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要求。在《教学的使命一一面向21世纪的教育宜言和行动纲领)一书中指出：“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倡导国际理解教育，导通过全面教育来促进和平与民主，重申了“和平文化”的思想，反对战争和暴力，并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过去那种“只教权力史而不教知识史，只教战争史而不教文化史”的局面。又指出“和平文化是一种广泛的、多层面的和总的概念，它意味着要有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和信仰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接受的精和平文化是信息的集合体，是一种道德，一种个人和集体的精神状态，是一种为人处世和作出反应的方式。

3、是我国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当今世界已是“地球村”时代，国际关系已不是单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关系，而是全人类的问题；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不只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与自然界的关系，而是全人类的问题。因此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应尽责任和义务，也是涉及每个地球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二、如何弘扬中学历史课教学的和平文化

1、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更新中学历史课教学内容，树立和平发展的历史观，以历史的“和平文化”为主流。如果我们不顾及中学生的实际认识情况，不顾及当今人类和平发展的现状，大讲特讲权力之争、暴力战争等一些所谓“斗争文化”问题，那么就势必在中学生圣洁的心灵上打下暴力、复仇、争斗、、尚武等烙印，这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都是不利的，他们会用一种不健康的手段和观念来搞宗派、搞权术、搞争斗等，不利于形成和谐与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同时对中学生本身来说也不能形成健康的心理品格。特别是在当今改革开放接纳外国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成果时，以及国际间团结协作谋求共同发展时，强烈的民族复仇心理会对此造成极大的心理障碍，这与当前经济发展、和平共处的国际大气候相违背。

2、我们应在历史教学中适应时代需求和中学生身心发展实际，加大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知识史、文化史和发展史的含呈与比重，并贯以和平发展的理念，让广大中学生了解到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优良的革命传统，了解到世界各国的文化文明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历史的进程，以及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这样不仅充实了广大中学生的知识含量，而且还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激情、热爱人类文明的激情、热爱和平的激情，从而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第4篇

一、 主流媒体活动应该是文化的活动

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文化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个领域，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社会发展离不开文化，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离不开文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同样离不开文化。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亨廷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便提出了建设文化“软实力”。所以，主流媒体的各类活动就必然是文化的活动，是文化品位具有导向性、影响力和感染力的活动，真正担当起“传播主流舆论、推动和谐发展、通达社情民意、搞好舆论监督、丰富公众生活”的媒体使命。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一部分主流媒体在活动设计开展中出现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开始显现，且有日益泛滥之势，某些省级电视台的相亲节目、选秀活动屡屡越过道德底线，以各种出位的言论、画面来谋取收视率及其相应带来的广告利益，引起轩然大波。显然，这一类的节目已经背离了作为主流媒体的责任感，放弃了活动的文化品位的自觉追求，没有把这些活动看作是一个文化活动来设计、运做，单纯“向钱看”，这样的活动是没有前途和生命力的，必然会遭到公众的唾弃。媒体从业者、活动设计组织者，应提高对低俗内容的敏感度和判断力，净化、升华媒体活动，而不能挑战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破坏青少年成长的环境，做到坚持文化品位优先、社会效益优先。

二、 不断提升主流媒体活动的文化水准

目前，主流媒体所处的发展环境呈现出多元化、白热化的竞争格局：

1.多媒体争夺受众激烈化。现在的新闻传播渠道多种多样，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包括手机短信，都在提供信息、争夺受众，彻底改变了过去报纸、电视、电台“三分天下”、独揽传播市场的格局。

2.传播呈现无国界化。世界各地的各种活动、信息，几分钟、几秒钟内就开始在网上传播，人人都能看到。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热点问题和公共突发事件不断增多，这给主流媒体的引导能力带来考验。

3.受众群体日益对象化。随着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职业结构的差异，广大受众对媒体各类节目、报道选择的倾向性日益增强，呈现出鲜明的对象化和分众化特点，比如，出租车司机特别爱听广播，年轻人主要看网络媒体，等等。

三、 促进主流媒体活动与文化的有机结合

活动是媒体文化理念的载体，文化是媒体活动的灵魂，只有把媒体活动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提升媒体形象，实现媒体价值。如何强化、优化媒体活动与文化的有机结合？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入手：

1.把握文化主流。各级党报、电台、电视台作为主流媒体，要责无旁贷地把握文化主流，自觉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提升主流媒体文化品位。一方面，要着力于倡扬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开放襟怀的文化理念，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在活动内容、活动形式的策划和选择上，借鉴各类型媒体的有益做法，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形成媒体的自家面目，使各种媒体活动起到促进社会发展、满足人民需求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对各种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保持敏感和鉴别力，拒绝各种负面文化的侵袭，把媒体发展目标与主流媒体责任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不能简单地以利润和经营收入状况来作为媒体活动成效的体现。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我的》、《圆梦行动》、《奥运舵手选拔》等活动，都是符合主流媒体角色、体现社会公益、把握文化主流的电视活动产品的优秀代表。

2.创造活动品牌。媒体活动品牌，是受众对媒体及其活动的感受的总和。在媒体活动类型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的今天，那些仅仅追求短期经济回报的媒体活动多半昙花一现，喧嚣热闹过后除了现金收入有所体现外，并没有给媒体品牌自身带来任何有益的附加值，甚至导致品牌负增值。而媒体活动品牌化倡导的就是，通过打造活动品牌来带动媒体市场营销，为媒体形象塑造推波助澜、注入活力。一方面，要与媒体总体定位、战略相吻合，使任何活动都严格遵守媒体的发展导向，否则即使活动组织再别致、影响力再大，对媒体的整体形象反而伤害更大；另一方面，要注重活动品牌的文化个性及差异化，在信息时代，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媒体活动不再容易得到市场认可，活动差异化成为活动品牌化的基础条件，活动的文化内涵独到，表现形式精彩，才会被市场铭记、接受，媒体活动的生命力、影响力、品牌力就能得以持续提升。例如，2008年年底河南电视台举办的“首届河南电视书法大赛”就属于是2008年河南书坛的一件盛事，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收到来自全国各地8000多名作者的1万余件书法作品，2009年元月10号决赛当晚，在河南电视台1500平方演播大厅，来自全国各地的168名优秀书法家汇聚一堂，通过丰富的电视晚会展现形式，经专家评委各个环节的仔细评判、最终55名书法精英脱颖而出，这次书法与电视联姻，不仅使电视晚会别开生面，更塑造了“中原书风”这一活动品牌，促使中原书法走向了全国，河南电视台这一以丰厚的中原文化为背景支撑的地方性电视台，其日益形成的独特影响力正在跨越地域界限。

第5篇

关键词：图书馆自动化发展

1图书馆自动化的提出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真正发展是在1964年LC发起研制机读目录（MachineReadableCatalog）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编目系统为基础的各种自动化系统已经成形，同时还出现了以编目系统为纽带的联机编目协作网，例如OCLC，BALLOTS，RLIN，WLN等；当时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是由大学图书馆或有条件的大型图书馆自主开发的，如东伊利诺斯大学的联机图书流通系统，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图书采购系统等。

商品化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分工的体现，使得图书馆能更进一步地专注于资源建设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事实上，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基本上不再自己独立研制软件，而是直接购买商品化的软件系统。

随着Internet的发展，Windows图形用户界面的广泛应用，以及一系列诸如Web技术、数据库技术、Java技术的出现或成功应用，许多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厂商感觉到需要“重新设计”其产品，以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来支持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目前国外在用的许多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主体构架，都来源于当时的“重新设计”。

2图书馆自动化的发展分析

2.1基于UNIX标准，采用先进的体系结构，支持多种通用平台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全都支持UNIX平台（有的同时支持Windows平台）。目前的主流图书馆自动化系统都可运行在IBM、SUN、HP等多个厂家的服务器上，支持AIX、Solaris、HP-UNIX等多种操作系统。

作为重新设计的自动化系统，这些主流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都采用于基于客户机/服务器的多层体系结构。在这方面Innovative的Millennium系统和Exlibris的ALEPH500系统最为明显。图1给出了Millennium和ALEPH500的体系结构。

这种多层的，基于组件模式的体系结构为自动化系统的灵活配置提供了充分保证，同时这种体系结构，能够将大规模的事务处理分散到多个硬件平台之上，对于将来保持系统的高效运行，实现系统规模的进一步扩充有着重要的意义。

2.2采用大型数据库，提供全文检索和MetaSearch功能有一些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如AdlibInformationSystems公司的AdlibLibrary，使用自己开发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也有一些系统，如Aurora，Amicus等，使用基于文件形式的Fulcrum，Ctree等数据库系统，还有一些系统，如BookshelF，Lexicon等使用PICK等层次型或网状数据库系统。但从目前来看，使用成熟稳定的大型商业数据系统是一个发展趋势。

是否提供全文检索是近一两年来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发展的一个重点，许多基于大型商业数据库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同时还内嵌了文本检索软件，以实现全文检索，如InnovativeInterface.Inc的Millennium，Sirsi和Unicorn，以及Exlibris的ALEPH500都有自己的全文检索引擎。

元搜索（MetaSearch）方式也已经引起了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厂商的注意。利用Z39.50，SQL，HTML分析以及其它相关技术，用户只需键入一次检索词，MetaSearch引擎就会将自动将这一检索词广播给多个信息来源，分别检索各个信息源的内容，将各个信息源的检索结果集中整理，最后给出一个经过重排序的检索结果。

2.3提供开放链接，以实现系统间的互操作在从物理形式的图书馆转变成为虚拟形式的图书馆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图书馆认识到链接是这一转换过程中的核心部分。许多图书馆都在创建以期刊为纽带的链接数据库，通过它可以存取到期刊的到刊情况、期刊的Web站点、甚至进一步地存取到期刊目次，期刊文摘，乃至期刊的文章全文。中国

2.4提供数字内容创建和管理平台，实现数字资源的收集加工整理和应用除馆藏书目之外，图书馆还需面对类型众多、内容各异的数字资源。为了实现对这些图像、视频、及其它多媒体内容的管理，并将这些内容与传统的书目记录进行集成，图书馆自动化厂商在其自动化系统之上，开发和创建了新的数字内容管理平台。

以Innovative公司的MetaSource为例，Innovative公司的MetaSource包括了一套能够让图书馆有效管理数字资源的工具。它由三个部分组成：用以创建和存储媒体对象并实现版权管理的MillenniumMediaManagement；用以从多个服务器上搜集XML记录的XMLHarvester；以及用以创建XML元数据的MetadataBuilder。

2.5以WebOPAC为中心，构筑信息门户“信息门户”的概念正在改变着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发展方向。传统的OPAC仅提供一个图书馆的馆藏查询，或进一步提供一些外部的数字资源链接，在整个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中处于不起眼的地位。然而随着Internet的发展，OPAC已从图书自动化系统的边缘产品成为了整个系统的核心。随着检索（Z39.50），馆际互借（ISO10160），流通（NSIP）标准的应用，互操作成为可能，许多图书馆自动化厂商已经将越来越多的服务内容建立在OPAC之上，构筑一个个图书馆的“信息门户”。

2.6走上无线道路，支持移动计算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不断渗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接入网络获取所需的信息已经成为21世纪信息服务的重点，移动计算技术实现了这种服务方式。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也开始将移动计算运用到系统中，支持笔记本计算机、PDA（个人数字助理）、无线接入（WML，WAP，手机），Java设备、提款机、游戏机、传呼机等设备。无论是用户从移动电话，还是从掌上设备进行检索，服务器都能给予应答。系统可以检测到任何需要查询的客户，从基于个人电脑的桌面浏览器，到移动电话或无线手提设备，例如掌中宝、便携式PC设备等。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Millennium系统的AirPac，它能为无线信息设备，如移动电话、PDA等提供Web接入方案。

第6篇

关键词：民族主流文化；自由认同；共在本在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45－04

虽然孟德斯鸠说：“没有哪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其实，所谓自由，就是人的个性自由；人的个性自由可分为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内在自由即“我思”的自由；外在自由即“我行”(实践行动)的过程及其物化的自由。不论是内在的“我思”，还是外在的“我行”的自由都因人的民族主流文化生成而存在，无民族主流文化生成的个性的人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生成与发展。

在论证文化是人的存在之产物、是某一民族历史传承的共在现象时，文化学的鼻祖泰勒(Tylor)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丛结的全体。这种复杂丛结的全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克罗孔(Kluckhon)也说：“当我们把一般的文化看做一个叙述的概念时，意即人类创造所累积起来的宝藏：书籍、绘画、建筑等。除此以外，还有我们适应人事和自然环境的知识、语言、风俗、成套的礼仪、伦理、宗教和道德，都在文化的范围之内”；汤玛斯(Thomas)还说：“文化是任何一群人之物质的社会价值，无论野蛮人或文明人都有文化”……这说明文化是人的存在的产物，是一种历史传承的共在现象，从这一意义上说，人在创造传承文化的同时，人又是文化的产物，人的所有行动存在于文化之中。

文化是一个有层级和区域差异的存在物，这种层级可分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有全人类共在的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种族的文化、不同语系的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化等；文化区域差异的分层包括东方和西方主流文化、不同国家主流文化、不同区域的文化、不同族群的文化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族群既存在着人类共认、共在的文化，也存在着各自微观差异的主流文化。

所谓民族主流文化，就是某一民族的精神信仰、道德取向、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深层次的精髓的存在物。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排斥性，若要展现个性自由，就必须获得这一国度、这一民族的这一区域的乃至这一族群的主流文化的包容性认同，任何违反主流文化包容性认同的个性绝对自由就是在文化排斥性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只有在不同层级主流文化包容性认同中展现的自由，才是自由的真正本在。

一、“我思”的个性自由与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社会性存在就因不同种系的民族主流文化生成而呈现出思维的民族主流文化性限制性与生成性关系。“我思”的自由是在民族主流文化生成中进行的，具有特定民族主流文化的约定性意义，这主要表现在思维的承载物――语言上，语言的意义不仅包含有语音、语法、文字等的规定性意义；而且还包含非语言的规则、礼仪、风俗等的约定性意义；还包括躯体语言(态势语)可接受意义，这些语言的不同民族文化意义的存在制约、形成特定民族的内在思维，从而形成特定民族的共在意识。

“我思”，即我的内在思维活动。“我思”的自由不是无根据、无逻辑的，是以民族语言、特定形象为载体的内在活动，即使是梦境的蒙太奇式的跳跃性自由思维活动，都是以形象和民族语言为中介的，这些思维中的承载物是因个体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等民族特有的积淀与重现得以存在。我思什么、怎么思、思的结果如何，因民族主流文化的自我认同而存在，若无民族主流文化的积淀与认同即不可能形成有意义的思维，至少是无价值的思维。

我思考我的本在、我思辨我的存在，是因为我需要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在我的民族主流文化认同与生成之中。当民族主流文化的约定性认同不存在时，我的思想就失去了承载物。我的存在与本在是因为我存在于“这一个”民族之中，我只能在我所在的民族语言、风俗、道德的认同之中进行内在自由的构念(内在概念的自由思辨)。当然“我思”的自由也可以接近超验，但绝不可能是超验的我思。我思可以超越特定民族认同的宗教、知识、伦理等，甚至可以趋近还原为元初的本能的先验的我思，但是只要人存在于一定的民族主流文化之中，接受并使用着某一种系的语言，就接受着某一民族主流文化认同的存在，就受制于这一民族主流文化的生成。如：英语的语法结构是扩展式的，进而形成了英语国家的主流文化中的思维是后延性的；而汉语的语法结构是聚合式的，汉语使用者的思维就是汇集式的，如果用汉语思维来进行英语交流，就不能获得英语国民的理解与认同，就会被认为是中国式的英语，反之亦然。

二、“我行”的个性自由与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我行”的个性自由，即我的外在的自由，外在自由即“我行”

(实践行动)的过程及其物化的自由，是个体显现出来的，外在可观、可感、可悟的自由。我的外在存在既受制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也受制于特定的民族主流文化环境，“我行”的个性自由也就在这自然和民族主流文化之中。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构成了特定民族主流文化的存在形式。

(一)“我行”的个性自由与自然环境的认同

自然世界是人及其民族文化的存在基础，人及其民族文化离开了自然也就离开了存在的可能，自然界在为人提供存在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为特定民族主流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存在的物质基础。特定的人及其民族主流文化是在不断地摆脱自然的各种限制与逐步利用、改造自然中获得了生成与发展的。

在自由的物质生产方面，马克思做了一个明晰的论断：“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即就是说：自然构成了人及其民族文化存在的物质基础，从元初的人对自然的依恋、畏惧、崇拜，到现代对自然的改造和复归，从而形成了特定自然定人群的特定民族主流文化――宗教的、迷信的、语言生成的、生活方式的等的存在。对个性自由的实践，即使对自然外在有多大程度的恨与爱，任何纯先验的自由的实践也是不可能超越于这一自然界而存在的；即使为了超越地球这一特定自然的科技发明与逃避，其本源还是来自于这一自然界，因此，现代人在追求自身解放的同时，又在客观认定了自然的限制及其资源的有限性，因而，“我行”

(实践)的绝对自由必须受制于特定的外在自然，必须在自然的可承受之内。在这一点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和人通过自身的存在，对人民意识来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这种存在是同实际生活的一切明摆着的事实相矛盾的”。

(二)“我行”(实践)的个性自由受制于我的民族自然人的认同

除外在自然对我的外在自由的物质限制外，“我行”(实践)的个性自由还受制于我的特定民族自 然人的限制。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特定民族的宗教人，然后才是理性的人和社会的人。个体在追求自我的绝对自由时，总有作为类的和个体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作为类的人欲自由翱翔于天空，却没有鸟类的翅膀与羽毛；欲自由潜游于海底，却没有鱼类的生理机能；想自由驰骋于原野，却没有虎豹强健的躯体和猴猿等攀爬的灵便……作为个体客观生理条件的差异也就限制了个体展现自身自由的范围，如身高1.7米与2.2米身高的两个人的自由展现空间就各有不同……在自然人属性上讨论自由，正如马克斯・舍勒所说：“作为生物，人毫无疑问是自然的死胡同”，“世界已实在地生成为人，人应观念地生成世界”，“生物学意义上的超人是一个童话”。作为特定民族的自然人，因民族的语言、宗教、伦理道德等的文化生成的制约，个性自由的展现总受制约我这一民族特定自然人的生成性，我不可能超逾我这一民族的种系而独立存在。

(三)“我行”(实践)的自由与人类共在的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人不仅离不开外在自然，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理性存在都存在于人类共在之中，只是共在范围有大小差异而已。现代西方代表人物弗罗姆说：“儿童一从那个世界脱颖出来，他就领悟到自己是孤独的，自己是一个与所有他人相分离的个体，这一世界与人自己个体的存在比较起来，则是绝对强有力的，并且经常是带有威胁性和危险的，与这一世界相分离，就使人产生了一种无权力和忧虑的感觉。当一个人是这一世界的组成部分，还未认识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和责任时，他就不需要害怕这一世界；当一个人已经成为一个个体时，他就孑然一身，面对着一个危险和极强大的世界。”也就是说，要践行个体自由，必须在特定的某一民族之中，由于在特定民族有一系列共认的礼俗、规定与法律等民族主流文化共在性存在，因而，在这一系列共在中践行个体的自由就是自由的，超越共在的自由是受限制的。一方面，个体需要他人的存在，他人的认同与可接受是个体自由存在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个体在践行自身自由时，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如果在这一世界，要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就如同萨特所说：“他人即地狱”，因为个体“时刻都整个地处于他人的注视之下……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其实，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来说，他人是我们身上最为重要的因素”。而现实生活中，个体在实现自身自由时，往往就损害了他人的自由，这正是没有获得他人和民族主流文化认同的外显行为的结果。

(四)“我行”(实践)个体精神生产的自由与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哲学大词典》对精神生产的解释是：“精神生产(spidtual production)狭义指一切高级的意识形式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即‘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及‘科学或艺术的生产’。一般在狭义上使用，与‘物质生产’相对，精神生产是一种生产性的精神劳动。它以精神产品作为自己的直接成果。精神产品以其包含的精神和文化价值为本质特征而区别于物质产品。同时，它又必须借助物化形式表现或存在。……”

个体精神生产的自由，除个体思想、观念、意识的形成是上文论述的“我思”的内在性存在之外，这里还得进一步论述作为“精神产品的直接成果”存在的民族主流文化认同关系。我的精神生产的产品的形成过程的自由，必定会受制于特定的民族主流文化背景的认同，也就是必须“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除了全人类共在精神文化产品都拒斥褒扬腐败、、无人性之外，东西方也还有明显的民族主流文化差异：英美主流文化宣扬规则，汉族主流文化――儒家文化重视亲情；英美主流文化敬重上帝、耶稣，中国汉族主流文化“敬鬼神而远之”；英美主流文化比较看重行为的绝对因果，汉族主流文化倾向行为的“中庸”与道义；……由于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要展现个性自由，不仅要获得我国汉族主流文化的认同，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得接受少数民族主流文化的认同，至少的规避少数民族主流文化的禁忌……也就是说精神产品的自由再现，除必须获得全人类共在文化的认同之外，还必须获得特定民族主流文化认同，即使是把一些明摆着的事实用精神产品的形式再现出来也必须获得“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和当下的某一民族或地区的民族主流文化的认同。

第7篇

一、写“毕业论文”及“论文开题报告”的目的

“研究生”顾名思义就是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学生，研究生毕业以后应该具有一定的、必要的科研能力，而写毕业论文就是对这种能力的考核和验收，如同任何学校的学生通过毕业考试来检验其学习是否合格一样。应该说，写毕业论文从本科班学生就开始了，只不过要求没有研究生这么严格罢了。

写“论文开题报告”实际上就是为写毕业论文作前期的准备工作，就是在指导教师(一般讲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指导教师，通常是一位)的帮助下，对论文的选题、论证、意义、价值、依据、内容、结构、写作、创新等等，进行必要的梳理和说明，最后通过开题报告的形式，再经过更高一级的指导教师小组集体决定论文写作是否可以进行下去。所谓开题报告，是指在个别指导教师指导下具备了开题资格(即得到了自己指导教师的认可)的学生，再向指导教师小组(通常有几位教师组成)进行汇报并接受其他教师(开题时自己的指导教师一般不发表意见)集体指导的过程。在开题前，有多少指导教师学生就要提前印多少份开题报告送到教师手里以便接受指导。

如果多数教师认为，某一学生的开题报告有问题，不适合进行下去(即写论文)，就会以“不允许通过”的方式，使原来所作的前期准备工作作废，这样的学生就必须对论文构想进行调整，重新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准备下一次的论文开题报告，直到被通过为止。(现在，通常一年一次论文答辩，没有通过开题的学生另寻时间开题，尽量不耽误年度完成论文，如果有特殊原因只好推移到下一个学年度，如果再通不过，再往后推移，直至通过为止)而通过论文开题报告的学生，则继续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按照学校的要求完成论文的写作任务。

可见，写“论文开题报告”还不等于“写论文”，只是作论文的前期准备，写教育硕士论文与写别的论文也存在一定区别，应该弄清楚以下两个重要的不同。

二、写教育硕士论文开题报告应该注意的问题

1、注意“毕业论文”和“论文开题报告”的区别

这里注意两种误区：一是有的学生把写“论文开题报告”同写“论文”混为一谈，开题写的很详尽，费了不少力气，结果论文开题报告没通过，所有努力付之东流;二是有人很明白这个区别，在写论文开题时过于简单，把开题报告变成了写作提纲，结果言之无物，缺少必要的论证和说明，开题报告同样不能通过。

应该说，论文的开题报告，把论文中主要的东西进行了高度概括，让人通过开题报告基本能了解论文的主要论点、论据和大致轮廓，开题如能通过基本上论文已经完成一半，接下来就是一些细节处理了。开题报告包含“写作提纲”或“论文结构”，但它又不等于“写作提纲”或“论文结构”，而是把其内容分别进行介绍和说明。写论文开题报告，是为了通过这种介绍和说明，来论证论文选题、论据、意义、写作、创新等是否具有合理性，以期达到通过论文开题报告和最后完成毕业论文写作的目的。

2、注意教育硕士论文与其它论文的区别

一般说来，同本科班学生相比，教育硕士的论文比较专业化、深入化、要求理论深度、实践证明更精深一些，开题报告就是为此服务的，有的本科班学生甚至没有这个环节。

而同其他研究生论文比较，教育硕士论文还有自己的特殊性：一方面，在理论方面可能要求没有这么深入、专业、系统;但在实践、可操作性方面却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方面，特别是在职研究生，其论文要求必须同自己的教学实践相结合，要求所写论文对中学教学有一定(普遍)的指导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硕士论文既有写作劣势又有写作优势，劣势可能更多地是在理论方面，在理论的系统性、专业性方面;优势则在实践方面，在教学经验方面。所以，要学会扬长避短，发扬自己的长处，在实践教学方面找到研究课题，选择适宜的题目写开题报告。

三、写论文开题报告的基本要求

通过几年对教育硕士论文开题报告的指导和学生是否能够通过的经验教训，我把论文开题报告的大致要求归纳如下：

1、选题：

2、选题意义

3、国内外研究现状

4、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关键词等

5、创新点(要重点考虑)

6、论文的理论部分

7、论文的实践部分

8、实践的效果与反思

9、结束语

10、参考文献

11、论文写作提纲

我觉得，写好开题及论文的关键是先确定好“创新点”和“关键词”，有的学生写开题报告时根本就没有思考这两个问题，显然没有弄清楚写论文是为了什么，把写开题和论文仅仅当成了完成任务或应付学校的考察。

写论文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发现和解决问题就要有“创新”，如果没有创新，都是别人早就发现和解决过的问题，论文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关键词”恰恰反映了你的论文，是围绕着什么展开的，是如何解决问题的。论文写作应该围绕着关键词来写，关键词也是写作的中心问题，如果连考虑这个问题都没做到，可想而知以后的论文会是怎样了。

那么，写论文开题报告有没有好的方法呢?

四、写论文开题报告的方法

应该说方法很多，不同的人有自己的写作习惯，但无论什么方法都要尽量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来写。

第一，是确定“论文题目”。尽量选择比较小的或具体一点的题目，学会“小题大做”。一般来讲，论文题目是提前(分配指导教师之前)已经确定好的，而且被学校所认可的，如果没有极特别的原因是不允许任意改变的，可以进行小的调整，不能影响整个论文构想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没特殊原因不要任意改变论文题目。

第二，搜集材料。题目确定后，就应该围绕自己想要论述的问题去搜集材料，现在互联网比较发达，什么样的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要善于充分利用网上的材料。在搜集材料时，尽可能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为自己的论文创新点寻找出路。但切忌不可抄袭，把别人的东西不经过消化、整理，完全照搬过来算作自己的东西，这种科研恶习必须杜绝。学会利用别人的东西为自己服务。

第三，思考、整理材料。在这种思考、整理中找到自己的创新点，特别是结合自己的实习或教学经验，把所学理论和教学实际密切结合，把自己的教学实践、教学体会进行理论升华，通过论文写作对今后的教学提供有益的指导。

第四，确定关键词。找出自己论文的关键词，作为论文写作的重点，并围绕这一重点来安排自己的论文写作，写好开题报告。开题中的安排要围绕自己的关键词来确定，它们构成了论文的中心思想。

第五，建议随时编一个“开题目录”。把目录放在前面，后面所写的内容，随时检查同目录是否一致，写完开题后目录是可以删除的，但在写开题甚至写论文时是很有用的，你可以随时发现问题，对论文进行修改，不要小看目录所起的作用。

第六，论文依据。应该以主流文化、主流文献为依据，文科论文应该注重搜集、引用经典理论，许多人把根据仅仅放在非主流思想文化上，不重视主流文化，这是在写教育硕士论文中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第七，注意“有的放矢”。有人在进行文献综述、介绍国内外成果、介绍研究方法等的时候，为了介绍而介绍，没有目的性，没有把这些介绍同自己将要写的论文结合起来。有时安排写作内容、写作逻辑结构时，也不能很好地为论文中心思想服务。其实，论文的一切安排，都应该围绕着论文主题进行，要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可有可无或无关紧要的东西可以去掉。

第八，注重“参考文献”的作用。通过参考文献的搜集、整理、引用，也表现着论文的知识深度和广度，表现着研究水平和范围的不同，也表现着论文说服力和全面性，应该注重这个方面。

第九，实践部分是重点。这是教育硕士论文与其它论文相比，所具有的突出特点，学生应该把实践、操作当作自己选题、论述、创新的重点，这也是对教育硕士论文的特别要求，开题报告一定要把这部分写好，论述完整。很多学生把参考文献、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依据、方法、意义等等论述得非常详细，到了“实践探究”部分就没有什么可说了，这是不符合要求的。

第十，合理安排论文结构。这部分也可以叫列出“论文写作提纲”，这部分一般放在开题报告的最后，通过这部分使人能看到将来论文写作的大致情况，对论文的基本情况有个概述的了解。这部分内容也是对前面内容的高度浓缩，是把开题报告中的可行性论证进行一个写作规划，开题一旦通过即将按照这个规划进行写作。

第十一，多向指导教师请教，主动接受指导。这一点也是要特别注意的。作为学生要学会利用写开题报告和写毕业论文的机会，多向指导教师进行请教，充分地调动指导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中学到在平时所学不到的东西。许多优秀论文，都是和有经验的指导教师的指导分不开的。有的学生，把写开题报告乃至毕业论文当成应付差事，天天忙得被指导教师催着写，这样的论文质量是可想而知的。

作为教育硕士论文的“写作提纲”大致有以下部分组成：

绪论(导言、引言、引论等，总体情况介绍)

论文的理论部分(理论论述)

论文的实践部分(具体方法、技巧，应有创新性)

反思与对策(有一定的实践证明材料及其对材料的分析)

结束语及参考文献

第8篇

关键词：《灶神娘娘》，母女关系，身份重建，女性觉醒

 

一．引言

华裔美国文学在经历了被压抑到今日发展繁荣的曲折历程之后，在美国文坛上取得了一席之地。科技论文，身份重建。在这个历程中涌现出的华裔作家不胜枚举。谭恩美是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在蓬勃发展的华文华裔文坛中散发着特有的光芒。在小说《灶神娘娘》（TheKitchen God’s Wife）中，谭恩美准确细腻地展现了母女们因文化冲突导致的磨擦，将母女关系写得细致入微，回肠荡气。在她的小说中，“母与女”母题得到了反复的呈现，母女关系成为她关注的焦点。看似简单的母女关系中，其实充斥着种族，文化的对立、冲突和融合，挖掘华裔文学中“母与女”母题所蕴含的文化心理因素，对于建构华裔女性身份有重大意义。

二﹑小说《灶神娘娘》中的母题内涵

在谭恩美创作的小说世界里，传统的中国观念和美国的价值观念的两极矛盾通常以母女双方使用不同的语言来体现。作为一名作家和一个美国人，谭恩美可以熟练的对不同的语言加以转换，对中美两种文化习俗的符号都非常敏感。小说《灶神娘娘》，刻画了中国移民到美国的母亲和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关系。小说的叙事两个框架并行，一个框架是设立在现代化的美国社会，另一个框架设立在母亲蒋薇莉(Winnie)二战前后生活的中国。小说开篇讲述了女儿珍珠（Pearl）拒绝和批判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迫切的想要融入美国主流文化。母女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可逾越的代沟，“我看到我母亲在很多场合坐在桌边，就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孤独。我感到我们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使我们无法分担生活中的许多重大的事情……所有的这些毫无意义的姿势，积怨已久的误解，还有这些痛苦的秘密，为什么 我们要保留这一切？我简直要窒息，我想逃走。”（33）母女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鸿沟的存在，但是都没有勇气来填补。因为母亲和女儿都隐藏了痛苦的秘密。母亲向女儿隐瞒了一段过去惨痛的婚姻和在中国苦难的遭遇，而珍珠得知自己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之后，迟迟不愿意告诉母亲。不仅仅是因为不想让母亲替自己担心，更多的是因为她已经长期刻意地把自己的生活和母亲的生活渐渐疏离开来。科技论文，身份重建。好几次，当珍珠试图告诉母亲自己患病的消息时，总是被别人叉开话题，或者被母亲一长段的话语打断。每一次尝试的失败，都让珍珠觉得更加沮丧，慢慢地让她放弃了告知母亲的念头。这是因为母亲很多时候专横的指责和莫名其妙的迷信在母女之间制造了一条愈拉愈大的鸿沟。科技论文，身份重建。

作为第一代移民的母亲，蒋薇莉虽已身在异国，却仍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女性，无法抛却与祖国的血脉亲情。虽然后半生，她生活在发达的美国，但是心里时刻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归属。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她没有主动的融入新的社会，而是通过固守并强化自己的中国文化传统，坚决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移民母亲对女儿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方面希望她可以自如地徜徉在美国的主流文化的怀抱中，不受到美国人的歧视；另一方面又继续以中国传统父母的姿态，按照自己的理想为孩子们规划未来人生。而在美国出生的女儿珍珠，虽外表看来与母亲非常相像，却是在迥异于中华故国的价值观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并不得不亲身承受两种文化与价值观的冲撞。母亲的意志必然遭到在美国长大的女儿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固然有代沟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差异。由于处于美国的环境中，局限于中式的家教方法，使得母亲渐渐在女儿的生活中丧失威信。母亲的固执是出于对美国主流社会价值观和信仰的抵制，不愿意失去中国“根”而被美国化。而出生于美国的女儿珍珠，始终被如何彻底的摆脱少数族裔的影子﹑完全融入美国社会这个问题所困扰。她始终面临着与生俱来的中国“根”和如果成为真正的美国人这个矛盾。

在小说中，女儿珍珠刻意的和母亲保持距离。随着读者的深入了解，才可以渐渐得知，母亲和女儿之间渐行渐远始于蒋薇莉丈夫吉米的葬礼。当父亲去世的时候，女儿珍珠哭不出来而被母亲打了耳光，母女关系从那时候起严重恶化。母亲认为珍珠不懂事，对父亲的感情不深，辜负了父亲在世时对她的爱；而珍珠却是因为极度伤心而哭不出声。一直以来，珍珠都珍藏着对父亲的记忆，一方面是由于父亲宽容温暖的爱，让她感到放松和幸福；另一方面，对于父亲的点点滴滴的记忆的珍藏，其实代表的是珍珠努力融入美国文化的努力，因为父亲其实象征着美国主流社会，是真正的美国人。珍珠努力摆脱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逃离母亲控制的阴影。所以对于母亲身上的中国特色，她无法抗拒同时又非常厌烦。母亲只能无奈地看着女儿长大成人，却看不到她带到美国的原则和期望，在血液中世代相传下去的可能。科技论文，身份重建。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当珍珠在事业上、感情上经历挫折，逐渐成熟之后，再回过头去理解母亲时，当她用心审视母亲的悲痛的历史，尝试去了解她之前拒之千里之外真正的中国文化时，才能感到与中国文化的不可分割的血脉相连，母女关系得以缓解。珍珠才能够在之前的矛盾和困扰中寻求一种平衡，可以不再对自己的身份有怀疑和不安，两代人才能够从对抗走向沟通与和解。

所以，在小说的结尾处，母亲终于决定将自己一直隐瞒的痛苦和屈辱的秘密向女儿说出。女儿珍珠用心聆听母亲的故事之后，才真正地理解母亲。对于母亲的尊敬和理解使得珍珠终于可以鼓起勇气把自己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消息告诉母亲。女儿对病情的坦白让母亲在以后的岁月里有了新的奋斗目标，那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减轻女儿的痛苦。母女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再次紧紧地系在一起，心灵的溪流终于交汇。蒋薇莉最后特意送给女儿的灶神娘娘的雕像，并重新取名为莫愁女，也显示了母亲爱女的一片苦心。众所周知，在中国的神话体系中，灶神娘娘是没有正式的地位的，只是一直默默地奉献，不卑不亢，耐心地等待灶神的幡然悔悟。这里的灶神娘娘已经被赋予了新的身份—莫愁女—经受痛苦和孤独的女性们的保护神。女儿珍珠接受了母亲的这个礼物，不仅代表了对母亲的理解和接纳，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象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承认。

三﹑女性意识觉醒与双重身份的构建

小说《灶神娘娘》不仅刻画了曲折细腻的母女主题，还充分体现了女性的觉醒过程。科技论文，身份重建。小说中讲述的灶神娘娘隐忍善良的故事，也从侧面映射了母亲蒋薇莉的人生经历﹑女性在中国旧社会所要求具备的贤良淑德﹑忍气吞声的形象。蒋薇莉在中国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灶神娘娘的形象。从女孩子时代开始，蒋薇莉的母亲因为追求自由和爱情而出走的行为就被长辈拿来做教育蒋薇莉的反面教材。在这样的环境下，蒋薇莉相信女人生来就是没有地位的，对丈夫言听计从﹑忍辱负重才是维持夫妻情分的关键。所以在嫁给文富之后，她尽最大努力迎合丈夫的需要。文富对蒋薇莉的虐待充分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女性没有地位，没有觉悟和因此所遭受的苦难。蒋薇莉的转变始于遇到吉米的那场舞会。在舞会上吉米给蒋薇莉起了一个英文名字，这个新的英文名字，与她的父亲﹑丈夫毫无联系，它象征着一个新女性的诞生和新生活的开端。抗战胜利后，蒋薇莉开始了自己对命运的反击，她决定马上离婚，试图摆脱束缚了她八年的婚姻。当文富捏造罪名控告蒋薇莉时，她终于在法庭上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我宁可谁在监狱的水泥地，也不愿意回那个男人的屋子里去！”（477）她甚至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发出质疑，“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说孔夫子怎么好，怎么聪明，他叫每个人瞧不起另外的人，而女人是在最下面一层。”（322）。到美国寻求新生的蒋薇莉已经不再向过去那样懦弱愚昧，而是勇敢坚强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带着新的名字和新的身份来到美国后，她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科技论文，身份重建。

对于母亲蒋薇莉来说，中国旧社会的悲惨经历迫使她开始反抗，成为勇敢的新女性；而美国主流文化宣扬的女性的独立﹑坚强，也使她的主题意识不断增强。一方面是中国“根”的烙印，另一方面是美国主流文化的包围，蒋薇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双重身份。对这两个方面的正确理解和接纳才能使她的新身份获得平衡。对于女儿珍珠来说，只有认识到自己特殊的身份，承认自己的另一个自我—中国“根”，才能走出身份问题的困扰，从而建构完整全新的自我，自如地生活在多元化的美国社会。所以，在小说的结尾，作为母亲的蒋薇莉理解了女儿美国化的心态和想法，而女儿珍珠也认同了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母女二人都经历了新的身份建构过程，都认同了以前各自刻意抵制的文化，所以母女亲情失而复得。

谭恩美借助人物的述说深切表达对女性受压迫的同情和呼唤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塑造的华人女性形象是动态的，这打破了西方人心目中卑微低贱、受人摆布的华人女性的定型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灶神娘娘》可以被看成是女性觉醒的文本。因为小说中女主人公蒋薇莉从一开始毫无地位，完全失声的状态，慢慢觉醒为一位敢于说出秘密﹑勇于面对悲惨的过去﹑追求新生的女性。正如蒲若茜所说，“正是亚裔人的族性意识使其重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发出了被压抑已久的声音，正是这样的发声才引起了美国主流的重视并给予了亚裔生存及发展的机会。”（蒲若茜，2006：238）

四﹑结语

谭恩美在小说的末尾点出中国文化传承对华裔的重要性，也让她笔下的人物部分地认同了中国文化和身份。谭恩美将母女关系置于中西迥异的文化背景下，赋予简单普遍的两代人之间冲突以更加复杂深厚的内涵。谭恩美在小说的结尾，对华裔身份认同和如何在矛盾中寻求平衡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理想化的答案：只有理解并认同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处于美国主流文化包围下的华裔子女才能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和两种身份的矛盾中寻求平衡，找到归宿。随着母女关系的和解，中西文化的交融，女儿不完整的自我才能得以修复，身份的平衡才能得以建构。

参考文献

[1]Huntley, E.D. Amy Tan: A Critical Companion[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2]Tan, Amy. The Kitchen God’s Wife[M]. Ivy Books: New York, 1991.

[3]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谭岸青.论谭恩美小说中华裔女儿的声音[J] .域外视野 (10).2005.

[5]谭恩美.灶神之妻[M].张德明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第9篇

关键词：新疆外宣英译，多元系统理论，边缘性，本土化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领域的对话日趋频繁，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子系统也逐步参与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新疆外宣英译活动频繁也是史无前例的。笔者打算结合埃文·佐哈尔创立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新疆外宣英译呈现的特点进行描述。

一．理论简介

多远系统理论是埃文·佐哈尔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将翻译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1990）。随后佐哈尔的弟子，著名翻译理论家，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主要对影响译者的因素进行了描述。博士论文，边缘性。他认为译者所从事的翻译行为要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不受外界潜质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译行为并非真空，译者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来筛选文本。他提出了三类规范：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由此衍生出翻译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译选择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国内最早对多远系统理论译介的是杨自检教授，张南峰、谢天振、廖七一等也分别作了译介和评论。

三，对新疆外宣英译的解读

1. 新疆外宣英译的边缘性与发展性

多元系统内的各子系统地位不平等，有的处于边缘，有的处于中心，他们之间处于斗争和交替中。从《西域翻译史》（热扎克·买提尼亚孜，1997）和《新疆现代翻译史》（陈世民，1999）中，我们发现新疆翻译从周朝开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汉语和西域个少数民族语之间，其次是与俄罗斯，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翻译交流。英译活动在新疆翻译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博士论文，边缘性。直至九十年代，有些书籍不断被译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等。新疆也开启了英文网站，成立了一些对外翻译公司。新疆大学从2001年起，开始招收翻译方向的硕士，一部分学者开始参与全国英译汉，汉译英的探讨。期刊上不断有关于新疆的地名、旅游，饮食等英译规范探讨的文章。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外宣翻译理论发展还很弱小，翻译实践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新疆外宣英译这个子系统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张力。博士论文，边缘性。

2. 新疆外宣英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和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埃文·佐哈尔，1990)。新疆外宣英译在文本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上受到译者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博士论文，边缘性。纵向观察中国外宣英译书目名称：《神秘的塔里木》、《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译书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新疆的发展是以旅游为先锋（邓新民，2000）。而西方译者对新疆的英译因受其固有的对新疆的认识而出现片面性。如：Though 250 years ofChinese control, 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Levinson，Kien Christenson,1999)。 从译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历史。这就需要我们新疆本地的译者站在爱国，爱家乡的立场上清楚地回应，不能让我们在解读自己的文化上出现“失语”现象。

3. 部分新疆外宣英译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连城指出，外宣英译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图里在解释“翻译规范”时，将其称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2004）。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是译者在外宣翻译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大众媒介过于呆板，喜欢用华丽抒情性的文体，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国的计量单位，或使用修饰性的计量给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觉。新疆外宣英译存在此类问题，请看以下的译例:

（汉语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国人喜欢用“早些时候，什么什么事情过后，后来，曾经”，等中国人自认为的大事来表示时间段。殊不知，这只会令外国人费解，增加文本解读的信息量。博士论文，边缘性。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时间，不得而知。以及“later”，直译为汉语的随后，但在时间差上，汉语的“随后”强调动作发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强调这一点。所以该英译文本内容拖沓，简单的信息被复杂化，令人费解，其结果是削弱了英译文本的可接受性，宣传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战。

4．新疆外宣英译的“本土化”

虽然我们在外宣英译时，读者被作为影响英译的因素之一进行考虑，但作者和读者不是评判译文的唯一标准（埃文·佐哈尔，1990）。外宣还在于宣传自我，让外国的读者了解到不同于他们本国的别样的风土人情或是打破他们凭借想象捏造出来的形象。这样就让“异质的东西”（埃文·佐哈尔，1990）存在，创造一种陌生化的翻译，旨在体现“本土化的翻译”（姜秋霞，2009）。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缘政治（唐立久，2009）和新疆通用语言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宣传新疆文化时要如实地将新疆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展现给世界读者，打破部分国家对新疆的蓄意捏造，同时让新疆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汉语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a little 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 wells connected by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 unique landscape. （ Wang Hairong，2008）

该文本即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博士论文，边缘性。首先，简单明了将吐鲁番的气候状况及其成因，并在讲述气候成因过程中清晰呈现了吐鲁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让外国游客了解了吐鲁番不同于西方现代的灌溉技术。内容新颖、丰富但不刻板。其次，对吐鲁番和坎儿井的名称英译上，遵循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译名处理以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地名称谓为译名的基准。”（谢旭升，2009：112）

四.结语

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使新疆对外宣传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疆外宣英译是新疆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译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对外宣传中处于边缘地位，新疆外宣英译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识形态影响和译者解读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译若想从边缘走向中心，除了处理好原文、意识形态和读者接受性之间的关系，译者也需加强对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读。

参考文献：

1.Even -Zohar,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Today11:53-72,1990

2.Toury·G，Descriptive TranslationStudies and Other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陈世民，新疆现代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1

4.段连城，对外宣传理论初探，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

5.邓新民，推动旅游发展，促进西部开发，旅游，2000.4

6.辜正坤,当代译学建构理论略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7.姜秋霞，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

8.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9.热扎克·买提尼亚孜，西域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4

10.唐立久，崔保新，发现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4

11.谢旭升，特色汉英翻译教程，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1

第10篇

论文摘要：鲁迅和赵树理是“20世纪

    寻着这样的线索，我们建立起了赵树理与鲁迅之间“笔法”联系研究的眼光。然而，在具体的材料支撑和充分的论证基础上，我们同时在二者之间找到了更多的联系，从而使“二十世纪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着眼于生活层面的“行为”和心理，这种创作模式对文化批判开展有着深度上的限制:一方面源自实际工作的“问题”限制了作家的文化思考，这些即时的小命题 自然 缺乏鲁迅文化批判和启蒙意识对农民文化的深刻、宏观把握;另一方面文化批判命题多在 政治 、社会和民俗的层面上展开，缺乏向农民文化的深层积淀解剖、思考和开掘。当然，赵树理的文化选择是有其 历史 必然性的。在主流意识的充分肯定和鼓励下，他的这种文化选择对后来的文学 发展 产生了令人深思的影响，其小说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为农民文化的转型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构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

第11篇

    论文摘要：非主流校园文化是指各种游离于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主题之外的,以非正式的方式自发形成的各种行为及思维方式的总和。和谐的校园文化应是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和谐。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应科学地看待非主流校园文化的作用。  

    校园文化是在校园内部长期的教育、学习和生活中,将各种力量统一于共同方向所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念、精神支柱、学校传统、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生活观念的总和。校园文化是时代精神在学校的反映,是一种产生于大学、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等校园中的特殊文化现象,它依附于学校这个载体,并通过学校载体来反映和传播各种文化现象。从内容上分,校园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根据所呈现的方式不同,校园文化可分为主流校园文化与非主流校园文化。 

 

1 主流校园文化与非主流校园文化 

主流校园文化是指由学校基于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组织、支持和倡导开展的校园文化活动,它是以校园为空间、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外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群众性活动为载体的高品位的群体文化。主流校园文化体现着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成果,代表着时代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目前我国学校的主流文化生活主要表现为:学术文化活动、道德修养文化活动、健康娱乐文化活动、社团文化活动等。 

非主流校园文化是指各种游离于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主题之外的,以非正式的方式自发形成的,广泛存在于学生日常生活中,以满足学生精神生活需要的各种行为及思维方式的总和。非主流校园文化依其存在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传统的非主流文化和新生的非主流文化两大类。传统的校园非主流文化大致包括“课桌文化”、“宿舍文化” 、“厕所文化”等;新生的非主流文化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诸如“影碟文化”、“网络文化” 、“洋节文化”、“新新人类文化”、“手机短信文化”等。 

主流校园文化和非主流校园文化同时存在于校园生活中,是校园文化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从目的性上看,主流校园文化有明确的目的,它与国家的教育方针一致,以学校的教育目标为方向,以课时目标或群体活动为表现方式;而非主流校园文化缺少明确的目的性,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其最终效果或与国家的教育方针一致,或与教育方针背离。从表现方式上看,主流校园文化有较为严谨的组织形式,如学术文化活动、道德修养文化活动等,是学校文化生活的主体;而非主流校园文化的表现形式较为松散或隐蔽,既可能是课桌上随意的涂画,也可能是同学之间互发的一条调侃短信等。 

 

2 和谐校园文化的内涵 

校园文化具有原创性、综合性、独特性等重要特征,而和谐性是优良的校园文化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它是校园文化成熟的标志,是衡量校园文化是否发挥其功能的检测标准。和谐校园文化的内涵应包括:(1)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学校中的群体主要有领导群体、教职员工群体和学生群体,这三个群体之间应相互协调、互谅互助、团结友善,共同构成学校和谐的人文环境。(2)人与校园物质文化的和谐。校园物质文化包括校园环境、校园建筑、科研设备、文化设施及校园网络平台等。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使师生身处其中能增强对美的感受,陶冶积极的情感。(3)人与校园精神文化的和谐。校园精神文化包括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集体舆论、文化传统、学术风范及校风、学风、教风、校训等,它反映出学校的个性和风貌。健康向上的校园精神文化能加强集体的吸引力和凝聚力。(4)人与校园制度文化的和谐。校园制度文化既包含各种规章制度、组织机构和非正式群体,也包括固定和物化了的校徽、校标、校歌等,是学校基本特点和基本精神的历史沉积和总结。统一协调,步调一致的校园制度,会使学生对校园文化产生信赖感和威严感。 

 

3 非主流校园文化与和谐校园文化建设 

和谐的校园文化应该是主流校园文化与非主流校园文化的和谐。在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应该科学地看待非主流校园文化的作用。 

3.1 正确看待非主流校园文化 

对于非主流校园文化,有些教育者持贬斥态度,认为是市场经济下道德滑坡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的结果;也有些人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文化趋同趋势在校园中的反映。应该说,二者的认识和判断都有失偏颇。我们应该看到,社会变革不仅给校园文化注入了主流文化健康、清新的活力,同时也正是在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变革和转换过程中,又使学生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时难以适应,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行为反叛,道德失落与思想困惑、混乱,非主流校园文化现象正是这种状态的折射和投影。对于非主流校园文化中的不合谐内容,我们不能简单以其不符合健康向上的道德要求就粗暴地加以打压,而是要科学客观地分析其形成、发展的原因,积极加以引导,使之与主流文化生活互相协调,从而推动校园文化的和谐发展。 

3.2 强化主流校园文化的作用 

主流校园文化对非主流校园文化有替代、引导与升华的作用。教育者应有意识地用丰富多彩、高雅、乐观、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生活占据学生的文化生活阵地,从而使消极的、不健康的非主流文化无立足之地。教育者可以通过主流文化生活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合作精神、宽容态度、健康心理、竞争意识、坚强意志等,从而对非主流文化生活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另外,教育者还可以通过主流文化的高尚情操、价值观念来陶冶学生的心灵,唤起他们的高尚情感,改造非主流文化生活中的低级趣味,使真善美的德行和品质逐步向各类非主流文化生活中渗透,这样就能通过高尚情操的内化,促使学生种种非主流文化品位的提升。 

3.3 充分利用非主流校园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就其所产生的效应来划分,校园文化可分正效应文化和负效应文化。正效应的校园文化,有助于学生健康向上地成长;负效应的校园文化则使人陷入迷惘、颓唐,或情趣、格调不高。应该说,主流校园文化和非主流校园文化只是校园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一个运行良好的学校的主流校园文化通常是正效应文化,但这并不等于说其非主流校园文化就都是负效应文化。非主流校园文化中仍有许多积极的因素,如果教育者注意挖掘和利用,依然能起到很好的教育效果。例如,针对校园内的某一不文明现象,学生可以在校园网上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经过各个网民的各抒已见,激烈争论,学生们最终对这一现象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后也更加自觉地提高自身的修养。这种非正式的教育方式收到的效果往往比正式刻板的教育效果要好得多。 

 

参考文献： 

[1] 薛丽.隐性课程德育功能探析[d].东北师范大学,2005. 

第12篇

论文关键词：美国黑人，寻根，《所罗门之歌》

 

虽然美国黑人早在南北战争后就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在以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却为争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的平等权利而奋斗,直到20 世纪60 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才使他们在形式上取得了平等权。当20世纪60 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渐渐远去时,70 年代以及以后的美国黑人文坛掀起了一股寻根的热潮。这股热潮把黑人文化视为有着自己独立思想体系、独特形式的美国黑人自己的文化。20 世纪60 年代以前, 种族歧视使得美国黑人的文化被美国主流社会完全边缘化。在以白人为主流的经典文本中,人们很难听到美国黑人的声音。这正如托尼·莫尼森在她的《黑暗中的游戏》一书中所写的:当她“作为一名读者阅读整个美国文学史时,发现传统、正规的美国文学从未对生活在美国已有400 年历史的美国黑人有任何描述和记录,这种现象无论是文史学家还是评论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一种常识”。到了70年代，民族意识日渐高涨的黑人知识分子对黑人历史文化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缺席这一状况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这种焦虑感让许多黑人作家产生了重建黑人种族历史文化的决心。

70年代产生轰动影响的黑人历史题材作品是阿历克斯·哈利的《根》（Roots, 1976）。《根》不仅真实地反映了黑人从遥远的非洲被贩卖到美国来的苦难历程，描写了美国黑人在新大陆生活成长的历史，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美国黑人文化悠远的非洲根源。《根》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在这部小说中, 读者可以读到从非洲被掳掠到美国作奴隶的昆塔艰难地回忆渐渐从他记忆中消逝的非洲语这一难忘的一幕。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失去它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失落。哈利写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根。与哈利一样，莫里森也要表现同一主题。莫里森要寻找的根，不仅是寻找对自我的认识文学艺术论文，还要寻找美国黑人的文化传统。

在当代美国黑人文坛上，最璀璨的一颗巨星就是托妮·莫里森。1993年, 莫里森因“作品想象力丰富,富有诗意,显示了美国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是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黑人作家。莫里森是一位对美国非裔族群有着强烈民族情结的黑人作家。她的作品深深植根于美国黑人独特的历史、传说和现实生活之中，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主题。纵观莫里森的小说，美国黑人的寻根之旅是贯穿其作品的一条主线。莫里森通过寻根主题，探讨了构成美国黑人现在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根源。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杜波依斯(W·E·B·DuBois)曾注意到美国黑人的“双重意识”问题。一个人总是感觉到他的两重性—自己是美国人，而同时又是黑人；感觉到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不可调和的努力；在一个黑色身躯里有两种相互较量的理想，它单凭其顽强的力量避免了被撕裂开来。[1] 自从黑人被作为奴隶从非洲贩卖到美洲，非洲独有的文化传统也随之带入。但是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强烈冲击下，黑人文化正被日趋同化。莫里森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寻根，指出在当今美国的多元环境中黑人要保留黑人独特的文化特色，才能抵制种族主义和白人文化的侵蚀，不迷失方向，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出路。

文化价值的失落使非裔美国人产生了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但同时也在促使他们去探索和寻找自己的根。在处理认同危机时，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拥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到一起付诸于文化有关的实践。[2]莫里森小说的创作坚持不懈地探索非裔美国人对民族文化之根的追觅。《所罗门之歌》正是体现美国黑人寻根的一部力作。《所罗门之歌》围绕一个绰号为“奶人”(Milkman) 的黑人男青年的成长经历展开。小说分为两大部分:小说的第一部分讲述奶人在美国北方密歇根的城市生活, 第二部分讲述他前往南方寻宝和寻根的经历。南方之行虽然没能使奶人如愿找到金子,但他了解了家族历史,在文化和精神上得到了充实和丰富。

在《所罗门之歌》里文学艺术论文，父亲梅肯·戴德的贪婪，母亲鲁丝的懦弱，朋友吉他的极端激进，姑妈彼拉多的独立自主影响了奶人个性的成长。奶人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过着一种十分安逸的生活。他吃奶吃到六岁左右，所以得到了“奶人”这一绰号。梅肯·戴德是个“难以接近，难打交道的人，他冷冷的举止叫人不敢与他随便、自由地说话”。[3] 梅肯是一个完全受拜金主义浸染了的房地产经纪人。他幼年曾亲眼目睹了白人开枪打死他自己的父亲,抢走他父亲辛苦经营的农场。此后,他与妹妹流离失所,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人世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占有东西。让你占有的东西再去占有其他东西。那时,你将占有自己,也占有别人”[4] 。他为了一袋金子,可以与相依为命的妹妹反目为仇; 为了继承岳父的遗产,他同医生之女结了婚; 为了收敛钱财,他将年迈的房客贝恩斯太太和她的两个失去父母的孙子扫地出门,让他们流落街头。金钱剥夺了他的精神自由。他还将他的这种价值观传授给他的儿子奶人, 希望奶人能够将他的事业发扬光大。

奶人最好的朋友吉他从另一个侧面给予了他很大的影响。吉他的身世与奶人截然不同,他出身贫寒,对种族歧视有着切肤之痛。吉他怀着仇恨长大，后来加入了以暴抗暴的“七日”团,代号为“星期天”。该团体由七名成员组成, 按一周的星期顺序给每个成员编上号,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暴力事件发生在星期几,代号为该日的成员便有责任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这个团体的成员不相信白人和黑人之间有调和的可能,他们主张开展以暴抗暴的斗争。吉他使奶人意识到自己消极处世的态度, 但也让奶人产生过不少偏激的想法和自以为是的举动。

对奶人的成长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姑姑彼拉多。彼拉多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出生之时,母亲由于难产提前死去,她是自己挣扎着钻出母体,“身后拖着自己的脐带和胞衣”[3] 。长大以后,她没有肚脐眼,这使得她格外地与众不同。有些人因此把她当作不祥之物,予以排斥。久而久之,她也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顽强性格。与惟利是图、追逐权力的哥哥梅肯不同，彼拉多对金钱和地位毫无兴趣。她与自然相通，重视家庭、珍视传统、与人为善，一直是奶人精神上的领路人。在她的引领下，奶人彻底摆脱了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以全新的眼光重新认识世界和人生。临死前, 她给奶人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希望我能认识更多的人, 我将永远爱他们所有人。如果我认识的人更多, 我将爱得更多。”[3]正是因为彼拉多的指引, 才使“奶人”走出狭隘的个人世界,投向了更广阔的对人类的爱。

以上几个人物为奶人营造了一个矛盾复杂的成长环境。通过以上这三个代表性人物, 莫里森概括了美国黑人在寻根过程中所作的种种努力。第一代黑人有迫切要改变自身处境的愿望, 但他们对白人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不作理性思考、全盘接受, 直至遭受愚弄和欺骗。像奶人的父亲那样，只谋求经济出路，只会让黑人迷失自我的身份。而像小说中的彼拉多那样,如果黑人仅仅固守传统, 回避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这无疑是一种消极抵抗的做法。在小说中文学艺术论文，莫里森让彼拉多以生命为代价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爱传递给了奶人。因为她已意识到, 现代美国黑人文化必然是由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构成的, 只有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的奶人才能引领黑人民族飞翔。对吉他所采取的以暴抗暴的斗争方式,莫里森也作出了否定的回应。在以白人为主体的社会中, 黑人要想凭借其弱小的力量与整个社会机制去抗争,其结果必然造成黑人更大的损失。

奶人复杂的成长环境促成了他寻找民族和文化之根的南方之行。在莫里森看来，一个黑人男性的真正成长在于了解自己的文化，了解自己的“根”。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白人文化统治的社会正确定位，发现自我。而要找寻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之根，寻找其真实姓名非常重要。在非洲文化中，姓名是一种载体，它承载着家族、部落和种族的历史。失去姓名就是失去了个人的身份。于是奶人开始了在寻找祖先的一袋金子的过程中寻找真实姓名，寻根的过程。奶人和父亲的姓戴德(Dead) 是一个白人醉酒后乱登记的结果。就这样, 家族的姓氏被剥夺了, Dead 这个姓氏就这样强加到了祖孙三代人身上。错误的姓氏使黑人忘记了自己的真正身份, 也割断了他们与非洲祖先的联系。在经过一系列艰难的寻找之后，奶人终于揭开了有关自己祖辈的秘密：自己是《所罗门之歌》中“会飞的非洲人所罗门”的后代。这首记载黑人为摆脱奴隶制度而飞回非洲的歌曲，解释了奶人的飞翔情结。在知道自己的家族历史之后，奶人从心底发出了对自己祖先和家族的自豪感。奶人在寻找真实姓名和家族历史的道路上，逐渐成熟，他摈弃了盲目按照白人价值观生活的方式，找到了归属感。拥有了自己真实的姓名，黑人就拥有了自己的根文学艺术论文，保持了其文化传统，就不会在白人主流文化中继续迷失。

《所罗门之歌》大胆地将现实与虚幻交融，通过叙说奶人飞翔回归黑人文化，找寻到自己真实姓名和融入黑人群体之历程，描写了美国黑人认识到自己双重文化身份的这一艰难过程。美国黑人民族要真正找到自己的民族之根，不应该盲目接受白人文化的价值体系，也不应只满足于对传统文化的复归，而是要在保持黑人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其他外来文化兼容并蓄，走向世界中心的融合主义之路。

参考文献

[1]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3]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M]. 舒逊,译.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6.

[4]Bloom , Harold. Toni Morrison [M] . New York : ChelseaHouse , 1990.

[5]伯纳德·W·贝尔. 非洲裔美国黑小说及其传统[M ]. 刘捷,等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第13篇

我国音乐界及相对有限的听众群是近30年才真正接触西方20世纪“新音乐”的。这个曾一度被视作“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便触发了我国专业音乐创作技法、形态、风格的多样化变革，并引动了作曲教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学及音乐批评学等一系列相关领域的变化。伴随这种变革和变化的，同样是对“新音乐”作品及其美学理论持续不断的激烈争议。从1981年5月全国第一届交响音乐创作评奖（其中谭盾的交响乐《离骚》、罗京京的《钢琴与乐队》在稍有争议后获鼓励奖），到2008年5月上海之春“海上新梦”新作品音乐会，在这整整27年间，多次全国性的音乐作品评奖，难以计数的创作研讨会及现代音乐节，无不贯穿同一个争议的主题――20世纪“新音乐”的价值评判。尽管其间有不少中外学者及作曲家本人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各种论述可作参考，但却缺少能在“要害”问题上（“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作出全面、系统、深入剖析和研究的著作。

叶松荣的博士论文《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①，观点鲜明而又单刀直入地直指“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针对这一“症结”，透过大多数“新音乐”作品背离传统、失去听众的表象，从音乐文化发展、哲学－艺术思潮嬗变、音乐风格流派转型、音乐结构与技法变异、音乐创作与听众需求错位等方面，进行了历史的、文化的和表现技术层面的全面观照和深入剖析。通读全书，我认为作者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新音乐”的历史成因和与生俱来的弱点（局限性），作出了有相当说服力的解读：

首先是论文主导思想上凸显客观性。为避免两种对待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的极端态度（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作者则以辩证的双重立场评判“新音乐”的创新活动，认为，“新音乐”创新异化是一个本质事实（因此失去可听性，绝大部分作品失去民族特色赖以存在的基础），“新音乐”创新异化又不可避免，它虽然与受众面的矛盾日益突出，但“新音乐”创新是受当时文化思潮驱动，也是艺术创作必然经历的过程，因此，有必要从“新音乐”的创新观念和作曲新技法运用层面上扬弃它，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由此决定了“新音乐”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一方面，作者全方位分析了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新音乐”形成的社会因素和艺术因素，清晰地勾勒出“新音乐”形成的历史轨迹。论文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生活及精神世界带来巨大伤痛的覆盖性论述，为“新音乐”首先在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和战败国）崛起，提出了推论的依据；从音乐最易于与文学、戏剧、绘画等艺术相结合的美学特征出发，阐明了源于文学（诗歌）与姊妹艺术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现代艺术思潮和流派，不可避免地对“新音乐”艺术观念形成的影响；将西方19世纪主流音乐（浪漫乐派）中的非主流因素，从美学观念（以“数理逻辑”和汉斯立克的“自律论”美学观为代表）和表现技法（以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斯克里亚宾、德彪西等人的某些作品为代表）两个方面作了梳理，论述了非主流因素向主流因素转向的内外动因，特别指出20世纪初、中期一大批作曲家“强势群体”的存在，主导了“新音乐”的走向。另一方面，作者又对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深刻剖析了“新音乐”构建的理论基础、技法运用、音乐语言和审美效应的误区。其中对“新音乐”代表人物勋伯格“不谐和音的解放”及约翰・凯奇“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音乐”的核心论点，作了多维度的分辨，从而追寻“新音乐”音响效果近似雷同、形式怪异的理论根基。指出作曲技法频繁更替、极端个性化以及音乐语言弱化民族特性，造成音乐文化生态的紊乱和毁坏，最终导致创新效果与受众审美需求的失衡，作曲家与听众之间的链接断裂。

其次，论文通篇贯穿着理论思辨的思维范式并直面具体的“新音乐”作品研究。我们认为，一部成熟的音乐学博士论文，一定是理论研究与音乐本体分析之和谐的融合，特别是涉及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仅仅有理论研究是抽象的、空洞的，也是不全面的。仅仅有作曲技术分析是盲目的，也是无意义的。因此，作者一方面对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的“新音乐”创新过程中，“新音乐”作曲家们在其观念与创作实践中，将现代与传统、理性与感性、外延与内涵、作品与听众、有序与无序、无序与有序、刺耳与悦耳、破碎与连贯简单地对立，而造成的断裂与失衡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辨阐释。另一方面，又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具体总结出大多数“新音乐”代表作技法创新“失度”的四种表现：①有序有余，无序不足（如音高序列、整体序列）；②无序有余，有序不足（如音乐的不确定性、偶然性）；③刺耳有余，悦耳不足（奇异音响、喧嚣音响）；④破碎有余，连贯不足（指旋律形态）。在这里，作者对音乐本体的分析，主要是以“新音乐”作品表现出的审美情感与作曲新技法是否运用适度、得当这一标准来评判“新音乐”作品创作的得与失。并深刻地揭示了“新音乐”大多作品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被消解、作品中的情感张力和内在活力被削弱的现象，指出“新音乐”大多作品背离了“万物之存在皆由‘对偶’而生”的辩证法之规律，显然是造成“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之症结。从而有助于人们去真正触摸“新音乐”的质地。也正是在这点上，我们以为，这篇博士论文才蕴涵了它独特的价值。

第三，论文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贯穿全书的“中国人的视野”。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音乐，是作者十几年前在音乐学界首先提出的，也是作者首先加以实践尝试的。我们以为，这一视角的创新，是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能否出原创性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为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提供了新的理论源泉，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论文从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包括作者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观、价值观及无形负载的学术研究使命，去观察、分析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文化认知及音乐文化建设有各种不同关系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其中，与之关系最为直接的，是当代音乐创作观念与技法创新所引发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诸如告别调性、无调性之后，音乐极端个性化之后，音乐创新是否应有前提，音乐创新是否必然失去“可听性”等等。面对这些争议不休、难以统一作曲家与听众立场的问题，作者并不满足于所谓的片面的深刻，而是更满足于对“音乐创新本质内涵”问题作深刻的揭示，强调指出“意义”与“价值”是音乐创新本质内涵的出发点与归宿，进而提出音乐创新的最终目的：即在音乐创新实践过程中，“优化”是它的最高范畴。这一观点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成为该文衡量或评判“新音乐”创新局限性的核心基点。由此也产生了对某些现代作曲家中已成为创新标准的所谓“无中生有”的反思。在完成了对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局限性分析的基础上，作者用专门的篇幅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并就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创作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要处理好四个方面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即：民族性与国际性，可听性与创新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控制性与自由性。这为中国作曲家吸取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精华，免食其极端化带来的“苦果”，辟出了极为广阔的探索空间。作者以“中国人的视野”所取的立场，充满了艺术辩证法，无疑增强了这篇博士论文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和论点，尽管此前的不少相关论著中也多有涉及，但视角如此独特、思维如此敏锐、论述如此全面、剖析如此深入、重点如此突出、语言如此清晰，实难与叶著比肩。

20世纪西方“新音乐”的实践已成为历史，定格在人类音乐文明的创造进程中，它对世界各国专业音乐创作的影响是广泛、深远而持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这部论著在紧扣“新音乐”创新局限性分析这条主线的同时，能够有一定的篇幅关注20世纪经过时间筛选留存下来的经典作品（主要着眼于作品持久的社会影响力）及“新维也纳学派”与五六十年代左右形形的先锋派音乐之外的另一批代表性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肖斯塔科维奇、普罗柯菲耶夫、鲁托斯拉夫斯基、施尼特凯等），以他们“适度”的创新获得的成功，反衬“失度”的误区，从而正面肯定“新音乐”创新随时代变迁、促进艺术进步的历史价值，也许有助于这一研究课题论述内容及观点的全面和深化。

这部著作题献给作者的两位导师：于润洋教授和王耀华教授。两位导师在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及民族音乐学领域的高深造诣，在给作者以深刻教益和影响的同时，其相关的学术思想和睿见也融进这篇论文中。相信作者能在此高起点上，继续深化和拓展这一具有重要价值的课题研究，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第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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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研究场域;科学系谱

中图分类号:G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1-0168-01

一、新闻传播学处于何种研究场域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是学界经久不衰的讨论热点。从时空发展来看,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又是一门显学,难以与主流学科平等对话;从学科发展程度看,新闻传播学学科成熟度低,鲜有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理论,对人文科学的贡献率低,被引用量低。尚未形成具有共识的研究方法,没有属于自有领域的研究方法。

笔者以为既然将传播学定位为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其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也不能以社会科学的话语霸权排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判断一个学科发展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应包括:该学科研究方法的成熟度如何,该研究方法是否具备了科学意义上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 lity)?这些可证伪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重复性验证?这些研究路径(方法)是否受到了主流学科的普遍认可?这门学科是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核心理论(体系),并且这些理论能够为其他学科所广泛接受并加以应用?该学科的学术评价机制是否相对完善?显然,现阶段的新闻传播学科尚未具备成熟学科的条件,甚至仍处于学科起步阶段。因此,与其他主流学科的对话更无从谈起。

新闻传播学必须立志于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但方法的创新不应机械地套搬社会学、心理学等实证科学的成熟范式,要避免陷入新技术主义陷阱。技术至上却又缺乏应有的人文思想的支撑,容易导致社会科学的伪科学化,笔者以为应当发挥新闻传播学的“想象力”,即对准当下鲜活、生动的富于时代意蕴的现实问题,对接中国与世界的传播话语,少以“言必称希腊”的所谓量化方法研究一些“边角料”问题,这不仅是对学术资源的浪费,其症结更是关乎新闻传播学科能否找到本学科足够的合法性依据及发展壮大问题。

二、学科系谱与本土化路径愿景

作为一门显学或热学,这样的学术背景、学术地位与其获得的资源现状是不相符合的。笔者认为,要改变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瓶颈应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