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心理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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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计算机及其软件发展之快，应用之广，大有令人头晕目眩之感.1991年香港大学病理教研室已经把思考题、考试题及其答案存储在计算机内，供学生复习和自我测验之用.1996年美国加洲大学Davis分校病理系已开始用计算机作为教学工具，其中有大体及显微镜图像、思考题及病例.1998年美国新津西大学口腔病理系主任Trelstad教授来我校访问，介绍了以计算机为主要教学工具的病理学教学改革，基本上废除了讲大课及观察标本的实习课.用计算机或VCD盘存有数本教科书的内容、主要参考文献、供各章节教学用的典型的大体和镜下标本图像、各章节的思考题、考试题以及临床病例讨论的病例及图像;学生10人～20人1组，由教师简单介绍病理学名词和概念后，学生利用教学计算机自学，熟悉理论，认识标本，进行思考，浏览文献并进行病例讨论.启发学生思维，使其主动地进行学习，从而提高了学生独立自学和独立工作的能力，达到掌握专业知识和识别标本能力的目的.目前在病理教员思想中总有一个问题在矛盾着，这就是计算机图像能替代真实的大体及切片标本吗？理论上及实际上两者都是视觉模拟图像，在人脑中的反映应不存在丝毫差别，所以不能让这个问题拖着我们的后腿.我校图书馆、网络中心以及计算机教研室都配备有较多数量的计算机，发挥它们在教学中的潜力和作用，专业教学的设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关键的问题是要建立相应的教材.目前国内尚缺乏成套的病理多媒体教材，国外教科书的价格昂贵，目前教研室已初步制备了教学VCD光盘并已投入使用.教科书、镜下典型彩色图像及黑白的典型的大体标本图像都不难得到，但由于尸检率急剧下降，获得齐全的新鲜的典型大体标本图片是困难的，限于知识产权，要使我们制备的VCD具有市场竞争能力，需要向国内外有关学者合作.

2完善国内外远程病理体系

目前在互联网上，已出现了远程教室等以资源共享为特点的网络教育.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在临床病理工作中的应用是多方面的，档案管理是重要的方面.一所上千张病床的医院，活检病例及细胞学检查常超过万例，每例都有实物切片及大量文字档案，用计算机储存，通过医院网络发送报告到有关科室，既快速方便，又节约大量人力，是现代化医院管理的必经之路.

在病理学诊断方面，瘤细胞DNA定量分析，核型分析，倍体分析，流式细胞分析及分离等，以及免疫组化结果分析都是临床病理的深入发展，均离不开计算机的帮助.

在临床病理工作中，最最重要的还是远程病理体系的建立.即使一个先进的病理科，其人力及诊断水平总是有限的，必然为一些疑难病例的诊断所困惑；即使是诊断明确的病例，有条件的患者或其家属，为了争取更可靠的诊断意见，往往携带标本，长途跋涉去外地会诊，既浪费人力、财力，还会延误治疗.而对于边远落后地区，或者县一级医院的病理科，长期一个人工作，诊断水平及工作经验受到很大限制，以上等等都可能而且可以用计算机向远处的较先进的单位发送病理资料和图像会诊.鉴于远程病理会诊需要多幅清晰的彩色图像，因而需要更高的设备及技术基本要求.通常需要一台质量较好的显微镜，带有照相机接口，以便安装上一个摄像机，将显微镜中的影像输入计算机中.为了使计算机上图像高度清晰，严格使用Koller照明，使进入显微镜的光线按物镜的孔径进入镜筒，而不外露，以增强成像的清晰度.这样由低倍到高倍采取足够数量的图像，压缩储存在计算机内，然后将病史及手术所见写在电子邮件（E-mail）上，插入或粘贴上的图像，一起发送到远方会诊单位.我们自行设计和安装了一套远程病理会诊系统，已向美军病理研究所发去了会诊病例的清晰图像.该所有125名各专科病理专家队伍，不到10小时即可发回免费的会诊意见.所以远程病理的建立，可以借助外界力量，使医院的病理水平迅速提高到先进水平.

另外要考虑的是设备的费用.我们用还不到8万元人民币自行设计的远程会诊系统，可以发出清晰的图像（反馈意见）.相应的设备在美国据说要13万美元.所以研究一套廉价而性能好的标准设备以便推广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3科学研究

对于科学研究，利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显得特别重要.因为科学研究出发点和立足点是要解决新问题.要了解所研究的问题是新的、前所未有的，必须得到世界上的最新信息.国际互联网上(Internet)有各方面的数据库，从医学文献文库Medline上可以查阅到世界医学文献的摘要，在期刊的目录中免费或交费查到全文，甚至进一步查阅其中引用的文献.将克隆的基因序列送到基因文库，可以得知该基因是否为一个新基因.网络上还有各种文库，如蛋白文库、肽库等，都可以与研究的物质进行对比，从查到的某物质的序列设计合成引物，就可以扩增出相应的基因进行研究.计算机确实能使“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站到科学研究的前沿.过去对待科研资料的统计，常用手算或辅以计算尺.有了计算器就方便多了，用计算机通过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就更方便了.为了学术交流，要把统计表格、图表及图像等制成幻灯片、磁盘应用.论文本身可直接应用计算机打印，不必书写，甚至可用电子邮件将论文及图片送往杂志发表.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对科学研究的帮助和促进比对其它工作更加全面，更加有用，更加方便.信息科学，特别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已经进入到病理学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将迫使病理学工作者，必须适应新的形式，对病理学工作进行较彻底地改造，把病理学推上信息高速公路.发展信息病理学，这不仅是对病理学工作者的挑战，也是对新世纪医院和学校领导能否站在高瞻远瞩的地位，采取高屋建瓴措施的考验.

关键词：计算机信息网络病理学

第2篇

以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心理学踏上了科学的道路，人们开始围绕人的行为和心理历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各个学派也相继产生，并发展出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和学派观点。

冯特的学生铁钦纳创立了构造主义心理学派，该学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类的所有知识来源于感觉印象，而感觉所提供是一些简单的观念或元素。这是一种元素主义的学派观点，使心理学更加科学化的同时，也成了其他学派争相反对的目标。

机能主义学派是第一个与构造主义学派相对立的学派，以意识为研究对象，大力提倡意识流的学说，强调动物与人之间的连续性，并对动物进行了大量研究。该学派的基本观点强调意识具有适应性。

1913年华生发表《在一个行为主义者看来的心理学》宣告行为主义学派诞生，将机能主义心理学推向了极端。行为主义学派反对构造主义学派，主张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行为。

作为反对构造主义学派的另一个学派是格式塔学派，该学派反对元素主义的见解，主张整体观，以直接经验和行为作为该学派的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整体的观察法、实验现象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精神分析学派的产生无疑让心理学的研究焦点从意识层面的研究转入潜意识层面，掀起了另一个研究热潮。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异常的人和他们的潜意识，主要采用自由联想法、释梦、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等方法。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他的潜意识决定的，这与传统心理学对于是否以意识为研究对象的争论形成鲜明的对照。

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皮亚杰对儿童心理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独创的见解。皮亚杰提出“建构观”，认为应该研究儿童的动作，并一再强调建构是通过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皮亚杰也对儿童的认知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了重要的区分。

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认知心理学派模拟计算机，以人的内部信息加工过程为研究对象。该学派主张认为人的信息加工是在已有认知结构中的信息选择、接受、编码加工、储存、提取和使用的过程，强调研究的整体性和内部心理机制。

人本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斯洛主张把个体内在的意识体验或经验作为心理学的首要研究对象，认为人性本是善良的，人是有尊严的人，是有价值的人，是有自我实现的需要的人，主张要以人为中心进行研究和讨论。

二、心理学的分裂

(一)从学科的意义谈心理学的分裂

在英文中是用discipline表示“学科”的，这个单词还有纪律、规范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学科要称之为“学科”，就需要有它的规范和标准。这点在库恩的学说中也得到体现，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的概念，范式指的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而在现存的各个心理学派别中，每个学派都各执一词，各有各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所持的基本观点。每个学派虽然看似都在深入地研究人的心理的发生发展规律，但是实际上都只是在孤立地前行，这种深入更多的是对自己学派的深入，对自己的学派的发扬。所以心理学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分裂的。

比如早期的行为主义学派，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行为，完全排除对意识的研究。到了20世纪早期，新行为主义者在坚持可观察实证的基础上，提出实证不仅可以采用直接实证的方法，还可以采用间接实证的方法。这对行为主义学派来说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新突破，使新行为主义者可以开始探究关于人体内部的因素。但是无论行为主义怎样改进自己的理论，他的理论基础都从未动摇过，也从未真正承认过其他的学派。

(二)企图融合心理学各个学派的一些人的尝试和局限

1909年，美国心理学会邀请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参加克拉克大学校庆，并做专题报告，使得精神分析和机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融合；1929年苛勒出版《格式塔心理学》，使得格式塔心理学家与行为主义者取得一定程度的沟通……虽然这些人试图融合心理学各个学派，但是由于他们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非常有限，所以对于整个心理学的融合来说，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对于融合心理学做出更多贡献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们从心理学两种基本范式的对立——科学心理学和人文心理学的对立出发，倡导以整体论为基础，坚持经验(或心理)是主观的东西与客观行为的共同体，明确提出融合两种心理学范式的构想。这种企图融合心理学的思想虽然实质上只是实证主义与现象学的折中，但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从整合两种范式来整合心理学的思路。

三、心理学的发展趋势——进化心理学

(一)进化心理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的进化心理学派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进化心理学派主要以人的心理起源和本质以及一些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认为人的心理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适应装置，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发现、理解和详尽描绘人类心理。

进化心理学似乎是为整合心理学各个学派而生的，该学派的学者认为心理是由大量特殊的、解决某种适应性问题的心理机制构成的，不同的适应问题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个观点是针对主流的心理学观点提出的，主流的心理学观点认为心理机制具有普遍性，在不同的领域以本质上相同的方式产生作用。进化心理学的这个观点似乎在表明每个学派都有自己正确的一面，人的心理现象是可以通过各个方式去解释的，只是这些解释的方式都是以生物进化学说为基础的，也就是无论是行为主义学派研究人的行为而衍生的各个观点，还是精神分析因研究无意识而发展出的一系列理论等都是在经过了自然选择的人类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为基础的，而经过了自然选择的人类所表现出来的现象都是由大量特殊的、解决某种适应性问题的心理机制作用而成的。

进化心理学同时注意到了心理学理论的两种倾向——实证主义和现象学。实证主义强调心理学对象的可被观察性，所得出的理论观点都必须从经验观察中提炼和抽取。而现象学则主张将直接经验作为心理学的对象，强调对人及其独特性研究，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作为研究的重点。这两种心理学的视角的差异随着他们各自的发展而日趋显著。进化心理学正是看到了这种差异对于现存心理学的威胁，提出人类有一个普遍的内在本性，即进化而成的心理机制，希望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统合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众所周知，新进化主义心理学是以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原则为基础的，认知心理学将人比作计算机，更倾向于一种实证的方法，而新进化论认为人的心理是由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大量的功能专门化的信息加工机制所组成，而不是所有的心理过程都是按照同样的信息加工原则进行反映的。从新进化论的这个观点看出，该观点在实证的基础上，更强调了心理活动的能动作用，是一种后经验主义的心理学观点，使得心理学的两种理论倾向趋于统一。

(二)心理学的新发展趋势

从进化心理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心理学的一个整体的发展趋势——心理学的融合。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提到这种趋势，即库恩提出“范式”说，所谓的范式，就是一种“理论框架”或“认识模型”，规定了在某一领域中应当研究些什么问题，采用些什么方法。范式使得心理学的研究更为规范化，更为一致。

但是库恩的范式说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因为他的学说更多的是建立在相对主义的基础之上，很容易使人们陷入唯心主义的漩涡。

四、对心理学发展史的展望

从学科的角度来说，心理学正面临四分五裂的状态，如果没有一个更好的，或者更能融合心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出现，各个学派仍然处于一种各自为政的状态的话，那么心理学的发展只能算是一种涉猎广，但不深刻的心理学。很多思想敏锐的心理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美国学者斯塔兹便提出要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统一心理学。他认为心理学的统一需要有统一的哲学，而这个统一的哲学就是统一的实证主义。我国学者车文博先生、葛鲁嘉先生和叶浩生先生也曾撰文探讨过心理学的整合(统一)问题，在整合心理学问题上都认为心理学的整合应该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上。这些都是在心理学发展棱角分明时期的一种融合的姿态，似乎是在研究一种溶化剂，使得心理学各个学派的对立不要太尖锐，能够更为相互接受。

从心理学史的角度来看，心理学的各个学派的诞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而当今的历史似乎正在无声的宣布心理学需要走向一种更为复杂的融合。笔者认为，虽然心理学目前的分裂状态仍然难以消解，但是能看到这种融合的趋势似乎是心理学从分裂走向融合的一种新气象。如果各个学派的支持者都能够以一种更兼容的方式去承认其他的学派，那么心理学的统一将成为可能。

五、结束语

第3篇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一、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三、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