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硕士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法学硕士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论文致谢一：
时光如梭，六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时间如流水般在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六年前，我们怀揣着梦想与热情步入了河北经贸大学的校门，四年来我们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光景之一。我不舍这所学校，又在此待了两年，继续着我美好的光景，为了更好的学习，也为了更能感受到他的温暖。但六年眨眼就过了，过不了多久，我也就要离开这个我所我曾依赖的地方，心中纵有不舍，但更多的也是感激，在这里我学到了能够使我受益终身的知识，在这里我遇到了坦诚相待的朋友，在这里我也聆听到了足以给我指引人生方向的老师的教诲，在这里我也学会了坚持。我感谢六年来在这里的点点滴滴。这篇文章也将是我在这里六年时光的一个终结，同时我也感谢，为此文作出过帮助的人。
首先我要感谢的就是刘春霖老师，刘老师作为我的研究生导师，在这两年里他对我的生活进行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在我们的学习中，他不仅对我们进行了细心的指导，还督促我们学习并且积极给我们提供能够学习的机会，让我们体会到什么是投入性的学习；他对工作兢兢业业，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责任；尤其是在该文的写作中，刘老师更是对其细心的修改，给我们留下了学业生涯中最美好的一页。
其次，我要感谢每一位老师和导员，是他们传授给了我们知识并对我们的生活进行了细心的照料。正是由于他们的教导，我才能够在和研究生两年的学到不同科目的知识，并且培养了我的法律思维，以为我这次论了充足的准备。
再次，我感谢在这里的每一个同学，正是他们的存在，才是我这两年的学习中，总会学到一些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拓宽了我的业余知识，培养了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正是他们的经常提醒，才使我能在学院的要求下及时完成任务。
最后，我也要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有他们的鼓励，我才能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坚定的完成自己的学业，也正是他们的支持，才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在这即将毕业之际我要衷心的感谢我的父母，在即将步入社会之际，我终将用我的行为来回报他们。感谢所欲为论文的评审及答辩的专家学者。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研究生生活并感谢每一位帮助过我及为该文提供过帮助的人。
论文致谢二：
一转眼两年的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马上就要离开温暖的校园，步入社会这个更大更复杂的“学校”，心中升起了阵阵的不舍和忧愁。
回想起这两年的时光，其中有快乐有忧伤，有成功时的喜悦，也有挫折时的沮丧，但这一幕幕都将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篇章。毕业论文写到这里之时，心情激动，难以言说。只能寥寥数语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感谢我的导师田宝会老师，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知识，质朴的品质，谦虚的做人原则，都使我深深钦佩并视为榜样。老师对我的论文写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不厌其烦的为我修改论文结构，对田老师的感激之情，寥寥数语难以表达。今后在工作岗位上一定会更加努力，不负老师的期望。
感谢研究生阶段遇到的所有老师，您们辛苦了!感谢父母对我学业的一贯支持，没有他们的鼓励与期望，就没有我今天论文的完成与这两年的成长。
感谢舍友郎云、黄兴、李峰，在我毕业论文的写作中与我交流探讨，对我的论文提出宝贵意见以及在学习和生活中对我的照顾和包容。
论文致谢三：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毕业的钟声业已敲响，短暂而美好的研究生阶段就要结束了。在这期间，我收获了很多学识以及做人做事的道理，结识了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研究生生活之于我，注定是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时光和宝贵的经历。
在此，我要特别向我的导师包雯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知识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深深地感染了我。从挑选题目，拟定大纲，内容撰写到格式校对，包老师多次帮助我开拓思路，理清脉络，使我的毕业论文能够顺利完成。
最后，我要衷心的感谢河北经贸大学，是您的接纳让我在学习期间获益匪浅并有机会结实到如此多的良师益友。感谢您，我可爱、可敬的母校。
论文致谢四：
研究生三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在这段快乐的学习生活中感谢我的导师田韶华教授给予我论文写作悉心的指导，从选题、开题到成稿田老师都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我写作遇到困难时老师一直给予我鼓励与指导。她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谦虚的人品让我十分敬佩，她给予我的不止传道授业解惑，更是我生活上的良师益友。另外，还要感谢法学院其他授课老师，正是由于你们的渊博的学识和对学术精益求精的态度才使学生在这段学习生涯中有了如此多的收获。同时，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对我多年的养育之恩，在人生关键路口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最后，感谢一直陪在我身边的同学们，正是有了你们我的研究生生活才会如此的丰富多彩与难忘。
论文致谢五：
春天总给人以新的希望，在和煦的春光中本文也完成了最后的定稿。
第2篇
根据我国教育部的分类，法科类研究生主要有两类：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其中法律硕士又有法学与非法学之分。两者在培养理念上存在差异，法学硕士被定位为“学术型”或者“理论型”教育，重点是培养高等学术研究人才，为高校、科研机构等储备人才，而法律硕士则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实务发展之需要。前者强调知识的学习、理论研究和创新，是一种为了知识而知识的理念；而后者则更多是为了服务政治经济等社会实践，强调职业教育，是一种为了实践而知识的理念。两者的矛盾是知识本体与其社会价值的冲突或对立。然而，一味强调两种培养定位的区分，没有对培养主体、培养过程和方式以及社会需求等一系列因素进行科学考量，一方面使得两者更多地是走向同质化，没有定位上明显区分；另一方面又造成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培养与实践之间存在明显脱节。为全面了解法科类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我们针对重庆高校法学硕士生及相关授课导师、重庆法检机关、律师事务所、公司企业以及银行等单位做了大量的问卷调查，尝试从法学硕士的教育培养到最终社会实践效果这一整个流程中去反观法学硕士的培养问题，以便发现“真问题”，从而更好地推动法学硕士的教育发展。
调查发现：第一，“理论型”法学硕士“弱理论”化现象明显。按照培养目标的要求，法学硕士应该是注重理论人才的培养，其培养的过程重点放在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上面，主要的去向也应是各大高校或者科研院所。但当前法学硕士教育，从其个人意愿到培养方式过程，再到最后的就业去向都与“理论型”人才定位相矛盾。一方面，很多法学硕士生从法学本科升至法学硕士，并没有致力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心理准备，仅仅是因为本科是法学专业而选择法学硕士，在法学硕士学习过程中，大多数也并没有选择走学术路线，更多人职业规划倾向于社会实践；另一方面，从最终人才走向看，法学硕士去向没有像培养目标设想的那样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者走向高校、科研单位等，相反大部分是走向公务员机关、银行、律师事务所和公司等实践机构。反映了师生对法学硕士“理论型”定位的看法。此外，从培养方案来看，法学硕士的教学方式与课程设置也并没有很好地体现“理论型”人才定位的要求。大班填鸭式教学、对学生学术要求的低质化以及课程设置上诸多弊端使得法学硕士强调“理论型”人才的培养定位失去意义。如：课程安排方面，就存在课程设置太少、课程设置与本科相同而没有体现研究生课程的理论深度、课程设置没有反映理论前沿和缺乏实践性课程等问题。特别是课程设置与本科课程并没有太大区分、课程设置不能反映理论前沿及热点问题，会导致授课范围非常广泛，但理论深度和创新度不够，从而使得法学硕士“理论型”定位大打折扣。
第二，“实践型”法律硕士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实践要求。法律硕士的设置，原本是为了解决我国法律实践人才的稀缺，但从近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法律硕士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我国社会实践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问题。众多单位和行业反映，法律硕士尽管有其一定的交叉学科的优势，然而在向社会输送专业“法律知识”产品时尚显稚嫩。从法检系统、律师事务所、公司企业等实践单位对于法律硕士的反馈来看，法律硕士普遍存在法学理论功底不深、法律思维方式欠缺以及法律信仰不坚定等缺陷。而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法律硕士并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实践需求，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对法学硕士的需求。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是一种专业化程度高且实践性、独立性强的职业，需要在大学教育基础上进行系统的专门职业培训后，才能进入其职业，担负起职业所要求的职责。法律硕士此等困境也正是说明法律学科是一门需要长时间专门训练的学科，没有长年累月的法律理论熏陶，仅仅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是不可能形成缜密的法律思维和具备坚定的法律信仰的，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此外，法律硕士的实务性训练也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大多数实践性的教学仅仅停留在表面形式之上，很难帮助学生取得先机。
第三，法科研究生人才“假性过剩”现象严重。一方面，法科类研究生招生规模一直在扩大，就业形势却十分严峻，《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法学本科就业率连续3年垫底，法科人才供过于求，造成形式上的“人才过剩”现象；而问题的另一面却是过度扩张培养的法科研究生并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创新型、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从公司企业等用人单位的普遍反映看，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存在诸如缺乏现代法治精神，法学教育与社会实践脱节、学生的实践能力不强等问题。这种现象凸显了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与实践的错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培养定位存在问题。具体就法学硕士来说，其主观上“理论型”培养的定位，必然会导致法学硕士人才的过剩。法学硕士理论型定位，是为高校、科研单位储备优秀的教学科研人员，但对于此种需求的具体情况（如人才需求的容量、结构、层次等）没有深入了解，使得培养教育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脱节。从当前我国法学硕士的培养情况来看，每年法学硕士的招生规模与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基本相当，而社会对实践型人才的需求与对理论型人才的需求则不成比例，实践型人才的需求远远大于理论型人才的需求，如果法学硕士坚持单一“理论型”培养定位，就必然会导致大量法学硕士与社会需求脱节，法学硕士“人才过剩”。
二、反思：法学硕士打破单一“理论型”培养定位之必然性
法科研究生教育定位上的“理论型”与“实践型”区分，反映了人们对于事物认知的传统观念，即“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认知理念。然而正如美国学者伯尔曼所说，“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渗入了一切分析形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才能在更高水准上达到辩证的综合。”法学高等教育也应有此精神，要辩证地看待职业性与学术性、理论型与实践型，不能过分强调两者之区别。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诸多的困境，不仅从法学培养过程中可以发现，也可从社会实践中得到证实。针对这些问题，考虑到当前我国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长期并存的现状，以及社会对实践人才与理论人才的需求结构的不同，我们认为有必要打破单一的“理论型”定位，在注重理论的同时注重实践性教育，强调法学硕士的培养定位多元化，在健全法律人格的基础上开展多元培养定位。
第一，符合法学硕士教育实际情况。注重法学硕士培养多元化，符合当前我国法学硕士的教育实情。首先，从法学硕士生的意愿来看，学生们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着不同打算，许多法学硕士生都是朝着实践部门进发。对于这些法学硕士生，应该鼓励他们多元化发展，加强实践学习以便更好地走向实践岗位，追求自我价值最大化。其次，从法学硕士的培养过程看，鼓励法学硕士多元化定位培养也是符合实情的，法学硕士一方面会去进行深层次理论上的学习，在导师的带领下进行科研活动，另一方面大多数法学硕士生也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而且实践时间并不短。最后，这也符合法学硕士就业需求。单一的理论型定位，并不利于法学硕士的就业，因为社会对于理论型人才的需求是有限的；现实情况是大多数法学硕士最终都会走向实践岗位，如果仅仅强调“理论型”人才培养定位，大多数法学硕士将很难适应社会需求。
第二，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实践要求。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研究生教育产生于社会对专业知识和专门人才的需求。专门人才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是促成研究生教育发生的动力源泉。法学硕士教育也应该回应社会实践的需求，而今天的社会对于法律实践人才的需求是巨大的，远远大于对理论型人才的需求。当前，法律硕士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实践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社会对于法学硕士的需求，法学硕士教育应该正视这个需求。相对于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优势。法学硕士学习法律一般都超过六年，其法学理论功底较法律硕士更为深厚，且经历长期的法律氛围的熏陶，具备缜密的法律思维以及坚定的法律信仰，这些优势都使得法学硕士在实践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反映了相关用人单位对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选择意向）。法学硕士的教育，应该打破单一的“理论型”定位模式，强调多元化培养，加强法学硕士的实践性培养，以符合社会实践要求。
第三，符合法学学科应用性和理论性双重本质属性。法学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但同时也具有实践性的本质属性，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从来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实践性是法学本质属性之一。法律从其起源、发展到最终的目的，都与实践有莫大的关系，可以说法律本质是实践性的。学习法律知识，固然要重视理论学习，但也要具有实践性的属性和使命，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实践去研究纯法学理论，更不能用脱离实践的法学理论来指导实践。“法之理在法外”，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学习法学理论是为了满足社会实践的要求，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法学硕士是掌握法律知识的专业人才，强调其多元化培养符合法学应用性和理论性的双重本质属性。第四，符合高等教育“理论型”与“实践型”相融合的趋势。19世纪至今，人类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及知识社会的巨变，高等教育从关注人的理智发展、满足学者“闲暇的好奇”到适应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从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到游离于经济社会的边沿再到走入社会的中心，其适应性在逐步增强。具体从理论型与实践型教育的发展趋势看，以二战为分水岭，二战前的研究生教育，强调两者截然区分，理论型研究生“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而实践型研究生则主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然而，二战后的研究生教育，在经历单一的学术性独霸天下的时代和职业性逐渐显现直至居于主流的时代后，进入理论性与职业性的共生融合时代。从两者最初的矛盾冲突到后来的和谐共处，是研究生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也应该顺应此趋势，加强两者的融合，在理论扎实的基础上注重实践性培养。
三、出路：法学硕士应在健全法律人格基础上实行多元化定位
高等法学教育非常重要。法治的完善、社会的进步、法治国家的理想等一切都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需要，都是法学研究生教育发生的逻辑前提。“因为这一切的实现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实现该制度的主体，……法治的实现有赖于法律家群体的才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学院对于法学人才的培养定位很重要。对此，我们认为法学硕士培养定位要辩证地看待，既要认识到培养定位的确定，有利于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定位，学生质量的提高，能对社会需求起到结构化调整的作用，也应看到定位的开放性与多元性，不能仅仅依据公权力、学校单方面的主观定位，还要兼顾学生的主体意愿、社会现实需求等因素。对于法学硕士的培养定位，应在保证具备健全法律人格的基础上，鼓励个体差异化发展，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
（一）培养定位：健全法律人格基础上的多元化定位首先，法学硕士应该具备健全的法律人格。我们认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才首先要具备健全的法律人格，不管其今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健全的人格教育，是法学院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令人尊重的法学院”的前提。无论是学术型还是职业型法律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是具备法律人的职业伦理与道德。健全的法律人格，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法律学问、法律思维和法律信仰。关于法律学问，孙晓楼先生曾说过“我以为法律人才，第一要有法律学问；其次是法律道德；其三是社会常识。”法律知识是法学硕士生所必须具备的前提素质，也是区分法学硕士与其他专业乃至法律硕士的重要标准，其本身的特点决定法学硕士应该具备较为深厚的法学理论；说到法律思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律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是不可能应对好法律问题的，因此，“像法律人一样思考”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法律信仰，需要强调的是，拥有健全法律人格的法律人应该是拥有法律信仰的。当然，法律信仰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句口号，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行动上。这就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未来在成为政府公务员以后，要学会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作为一名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应当恪尽法律职守，认真办理每一件案件；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应当依法理性表达法律诉求，依法解决面临的矛盾纠纷。此外，法学硕士生还应该承担起传播法治，让更多人认识法治意义的任务。其次，在健全法律人格基础上定位多元化。法学硕士的培养定位，一定程度上也在考验法学院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作用和功能，是培养学术型人才，还是社会实践型人才？从现代社会来看，法学院的功能应该是多元化的，任何单一的定位都可能既不符合社会实践也不足以引导社会向前发展。正如国际法律中心（ILC）在《时代变迁中的法学教育》中强调的“法学院，被视为多功能的中心，他们可以开发巩固法律体系所需的人力资源及其理念；他们可以确定研究及智力成果开发的方向；他们可以解决从到刑事司法领域的各类问题；他们可以将土著语言作为法律执行的工具以促进其发展；他们可以帮助其他机构培训法律助手；他们可以为公民在学校的普法教育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以及帮助媒体更为智慧地对待法律；他们还可以为需要取得特许技能的法律职业者组织或者帮助其组织高级的专业法律培训。”对于法学硕士的培养定位也应该多元化，一方面，现代社会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是多元化的，既需要学术型人才，也需要实践型人才。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需要理论型人才，公司、律所等单位对于实践型人才十分渴求。从发展趋势来看，传统上对人才类型需求单一的单位，现在对人才的要求也逐渐丰富起来，律所、公司等单位在青睐实践型人才的同时，也注重理论人才的储备，高校、科研单位等对实践型人才也十分感兴趣。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个体差异性的尊重。个体对于事物的看法、喜好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按照一个预先统一不变的标准去要求具有差异性的个体。法学硕士在进入硕士阶段学习后，其将来的方向应与其兴趣能力挂钩，而不是预先设定。实现法学硕士在健全法律人格基础上的定位多元化，是尊重个体差异性的表现，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各展其长，实现个体才能最大化、价值最大化。图1给出了法学硕士的1＋N定位模式。
（二）培养方式：以健全人格为基础的多元化培养
1．课程设置：法律伦理教育与专业课并重如前所述，法学院应强调人才多元化培养，但前提是保证人才输出质量，首要的是健全法律人格的培养。法学硕士健全法律人格的培养至关重要，包括法学知识、法律思维和法律信仰。首先，在法学知识方面，社会对于法学硕士首要的期望就是具备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在法学硕士的培养过程中，也一定要加强法学理论的学习，设置必修的专业课就是帮助学生加强法学理论学习。同时，开设大量的选修课，让学生有大量的选课空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我国高校对于法学硕士生的专业课程设置并不是十分合理，应该参照其他国家、地区高校先进经验加以改进。其次，在法律思维方面，法律思维就是要求学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从法律人的角度去认知世界，这是对法学知识的更深层次的要求，法学硕士的培养应该开设一些法律思维培养的课程，重点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最后，在法律信仰的培育上，法律信仰不能抽象化，而应该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将抽象的法律信仰转为具体的行为规则。如课堂上的角色模拟，让学生体验法官、律师、检察官等不同法律人角色，从而更好地把握法律信仰的深意。
2．教学方式多样化法学硕士的课程教学应该多样化，不应局限于课堂老师讲课。研究生的培养说到底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教学之中，而教学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学的效果，进而影响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当前，许多老师迫于评职称、评优等现实压力，都偏重于科研而轻视教学，对于授课没有很多兴趣。教学的方式非常单一，基本上是以老师的讲授为主，还停留在本科教学的套路上。对于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的一些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分组讨论、角色模拟等方式，都视而不见或全然不会；教学过于以自己为中心，授课的内容多半是根据自己最近研究内容来定，方式更多的是个人演绎，很难保证学生听课效果。为此，有必要创新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的听课效果，广泛地运用讨论式教学和案例教学等新型教学方式。在这一方面，澳大利亚的法学教育非常有借鉴意义。当代澳大利亚法学教育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他们强调教学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的方法应该是学生能够感兴趣的、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的方法，注重传授学习的技巧和能力，认为这个远远重要于学习知识本身。通过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方式，学习的效果得到保证，老师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案，不仅仅应体现在课堂之上，还应体现在教材的设计、教学课程的安排、教学场地的布置等各方面，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学生。
3．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法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法学教育不应该局限于学校，还应扩张到学校之外，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联系。这样既能让学校教育有更加坚实的实践基础，也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法学硕士中选择从事实践性事业或者对此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利用社会实践的机会，进一步加强对实践的了解，以便更好地走向岗位，或者通过实践来判明自己是否适合实践之路。理论指向与实践指向的研究性教学在教育过程中交融在一起，互相影响彼此促进，理论研究有利于实际问题的准确发现和合理解决，为学生的未来孕育发展潜力；而实践指向的探究又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入，为理论难题的破解寻找对策。实践与理论相互补充，彼此呼应。此外，我们在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同时，也要体现在对于法学硕士的评估上。当前我国高校对于法学硕士的评估存在形式化、单一化和片面化的问题，大多数评估手段还停留在所修课程的期末成绩上，没有发挥评估的激励作用和让学生发现自我的目的，相反很多学生为了评估刻意迎合。一个优秀的评估系统应该更多地激励学生反思未来职业道路、优缺点，指导学生获得相关的学习机会；激励并引导学生在整个法学院学习期间逐渐进行复杂的工作，积极承担更多的责任。为此，我们应该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估，以促进学生自我发现、自我激励为目的。
四、余论
第3篇
关键词： 层次分析法（AHP）；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综合评价；模糊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4-0212-030引言
法学硕士学位论文是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法学硕士学位论文也是衡量法学专业院校教学质量、学生理论水平和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1]。因此，科学、有效地评价方法，不仅关系到法学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评价，而且关系到法学专业院校研究生教育的水平。目前，我国专业法学院校都制定了一套符合自身情况的学位论文评价体系，通过校内专家和校外专家的双盲审制度，对答辩前的硕士学位论文进行评价。国务院学位办和各省学位办也通过抽检的方法，加强对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监督。这种双盲审加抽检的方式，对保证法学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但是，法学硕士学位论文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评价和决策问题，整个评价过程伴随着一定的随机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传统的论文评价方法在论文成绩的评定和评价指标的确定方面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盲审专家和答辩专家组采用平均法对学生的硕士学位论文给予评价打分，甚至于主要由答辩专家组和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确定论文成绩，这样有时难免存在客观性和真实性的问题。
在学位论文的评价体系中，影响论文成绩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每种因素的重要性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就造成了评价指标的模糊性。然而，在论文成绩评定中，专家往往直接给出一个精确的分数，这种处理方式是片面的和不可靠的。
当对学生论文成绩存在争议时，缺乏一整套完整的法学硕士论文评价标准作为参考，常常是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举手表决，对学生缺乏说服力。
同样为法学专业，但不同学科之间硕士学位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差异较大，评审专家和指导教师很难采用学校制定的分类标准对学位论文进行评价。
根据上述问题，一般的简单线性方法很难解决这一复杂的评价和决策问题。这就需要采用一套合理、有效和简便的法学硕士学位论文评价方法，从系统工程角度处理这样一类复杂的评价和决策问题。本文在传统AHP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法学硕士论文评价过程中的特点，提出了基于改进AHP的综合评价方法，该方法将群组AHP模型和模糊AHP模型引入法学硕士学位论文评价中，根据评审专家的评价体系、评审专家的可变性、指标权重值、论文属性值的差异，构建了法学硕士论文综合评价方法。通过对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的评价，表明该方法具有简便、客观、公正和准确的特点，对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的评价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1AHP决策优化模型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T.L.Satty等人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准则决策方法。这一方法的特点是在对复杂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以及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之后，构建一个层次结构模型，然后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把决策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求解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一种简便的决策方法[3]。本文将评价的有关元素分解成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用一定的标度对专家的主观判断进行客观量化，把专家的思维过程层次化、数量化，从而确定准则权重和指标权重，通过模糊算子的集结，得到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的总体评价结果。
1.1 指标权重值的确定AHP主要包含2方面的内容，一是各层次指标权重的确定，二是根据最低层次各指标的权重和各方案的属性值对方案做出综合评价[4]。如果同层次指标数大于7个，会造成判断矩阵的不一致，所以需将指标分层归类。鉴于AHP本身在求取各层次指标权重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本文采用群组AHP模型来综合确定多位评审教师的意见。
在AHP的同层次确定单权重步骤中，可以采用对数最小二乘法[5]，求Z=∑■■∑■■lna■-lnω■/ω■■的最小值，得出ω=ω■，ω■，…ω■■，将其归一化得w=w■，w■，…w■■，∑■■wp=1，其中，aij表示第i个目标与第j个目标的相对重要程度，ω■/ω■表示Saaty标度[6]。当评审的专家数n?燮6时，假设评审专家的判断较为理性，忽略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工作。在硕士论文评审时，一般都有多个专家参加评审，所以，判断矩阵中表示不同专家或小组的意见的aij可能取多个值，通过扩展Z，可得有多位评审专家或评审小组的判断矩阵Z=∑■■∑■■∑■■lna■-lnω■+lnω■■，其中b为评审专家或评审小组数目。
对扩展后的Z求ω■（p=1，2，…，n）的偏导数，令其等于0，由于lna■=ln1/a■，所以求偏导数后得：
nlnω■-∑■■lnω■=■∑■■∑■■lna■ （1）
简化后得：
ω■=■■ω■■·■■a■■=t·■■a■■（2）
其中，t=■■ω■■，归一化得w=w■，w■，…w■■，∑■■wp=1。故同层次之间指标权重值为：
wp=■■a■■∑■■■■a■■ （3）
本文利用群组AHP模型，不仅考虑了评审专家个人意见的模糊性，而且还充分考虑了专家群组的意见，对两者进行了有效地综合，解决了同层次之间指标权重值的获取问题。
1.2 模糊算子的集结利用群组AHP模型得到了多层递阶中各层次指标的权重向量。为了能够得到法学硕士论文进行综合有效地评价结果，还需要将各层次方案属性值与对应的指标权重值进行集结，将集结后的评价结果作为论文评价的依据。评判着眼于因素和评语构成的二元要素系统，而因素和评语一般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进行描述，这就需要对其进行模糊化处理，利用模糊的AHP综合评价法[7]对论文进行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评价。
设U=u■，u■，…，u■为刻画法学硕士论文的m种因素（即评价指标）；V=v■，v■，…，v■为刻画每一个因素所处状态的n种决断（即评价等级），m为评价因素的个数，n为评语的个数。
论文因素集U中的单因素ui（j=1，2，…，m）对抉择等级vj（j=1，2，…，n）的隶属度为rij，则m个因素的评价集，构成了总评价矩阵R，即每一个被评价对象确定了U到V的模糊关系R。
第4篇
选题既包括科学研究课题的选择，也包括论文题目的取舍，选定了课题，就确定了研究方向，择定了论文题目，也就决定了文章的内容。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或选取何种内容，都要注童其报定造题的要求必须具有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新”、“好”。新，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创造性研究，也就是要选择开拓性的课题，这些题材没有借鉴前人的经验可供参考，难度较大，并有失败的可能，但其学术意义大、实用价值高。
二是发展性研究，这些题材虽有前人或他人曾涉足研究过和探讨过，但作者在此基础上对此又有新的启迪，有所创新、有所前进，也就是选题有其新异之处，这类科研和撰稿的效益虽有局限，但困难较小。
好，就是指比同类的学术文章具有较高的质量，调查分析和经验介绍均有较好水平，对别人在基础医学论文或应用医学上皆有可资借鉴之处，因此，实用性强，研究方法有供别人吸取推广的价值。
选题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作者自己的特长，要与自己所攻读和从事的专业对口，深知自己的业务能力，对基础理论扎实者，可侧重于理论性探讨，对操作技术熟练者，可选择临床分析或流行病学调查。
例如在基础研究方面，选题新、方法先进，有新发现，新观点；在临床研究方面，病例更多，观察更深，诊断治疗方法有创新，效果更好，提新见解等等。创，多指前人没做过或没发表过的，即“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凡达到国际水平、国内首创，即符合创造性。新，指非公知公用，非模仿抄袭。如果是模仿和重复已有的，要仿中有创，推陈出新，即从新的角度阐明新的问题(如老药新用、古方今用)
引言(前言) ，引言是医学论文开篇的一段短文，主要介绍本文的背景、理论依据、论文的范围目的与工作的收获、结果、意义等。可根据论文的需要或长或短。要求言简意赅，点明主题。
临床资料是论著的主要内容，包括实验对象、器具、采用什么方法、多少病例(男多少、女多少)、如何分组、诊断手断、依据、治疗方法、疗效标准、观察及随访时间等等。应说明资料来源的时限、年龄、性别、职业的可比性。
第5篇
题 目：
作 者：
年 级：
专业方向：
指导教师： 姓名 + 职称
论文类型：
1.年级一栏：例：统招为“2003级”;在职为“2003级(在职)”
2.专业方向一栏选择：经济法、民事法、国际法、刑事法、宪法与行政法
3.职称：教授或副教授
4.论文类型一栏选择：专题研究、调查研究报告、案例分析报告
注意：开题报告以书面(A4纸打印，左侧订)方式向导师组提供，字数不少于3000字。请在规定时日之前，按照各导师组成员数提供相应开题报告份数并交到JM办公室。
一、开题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X X X X X X X X
第二、选题在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你个人的新见解
第三、论文的结构、基本框架、主要论点、论据和研究方法等 例：基本内容(研究框架)：
序言一、纽伦堡审判
二、法律家阶层与实证主义 3.XXXX
结语参考文献：拟参考资料(书目、文章和其他素材)及其来源
——请注意：著作部分不少于20个，论文部分不少于20个后记
第6篇
一、论文题目
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研究
二、选题意义的研究
作为一种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金融形式，对其加以法律规制，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30余年改革开放，非正式金融支持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缓解了农村地区资金的极度匮乏现象，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则，长期以来，非正式金融在中国是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一方面，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其内生性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长期体制外循环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影响。为此，我国政府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是较严苛的，但效果并不明显。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欧债危机持续不断，中国实体经济遭遇挫折、国内通胀压力不减、股市楼市财富效应暗淡的情况下，大量民间资金流向民间借贷行业有其必然性，借助民间借贷渠道，众多求贷无门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宝贵的资金“输血”。但在实体经济盈利低下的情况下，巨额高息的民间借贷，无疑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浙江“跑路”潮恐是最好的实证。民间借贷如果演化为纯粹的资金炒作，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那只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风险终会爆发。面对如此现状，正视非正式金融成为必然，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是当务之急，近年来中央乃至地方相继对民间借贷这种非正式金融形式及其组织进行规范正是现实所迫，但就法律规范本身而言，目前对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位阶过低，多集中于部门规章与司法解释，这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民间融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提出中国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与监管并行的规制路径，通过监管边界的设定，具体设计中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以希将非正式金融的风险控制在一个可承受范围内，并借此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变消极事后“管制”为积极“法律规制”和变“堵”为“疏”的理念以及监管边界设定的思路，全文贯穿着对非正式金融的宽容思想。文章创新之处在于将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机制与适度监管结合起来，设定监管边界。
同时将司法系统长期以来在非正式金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加以疏理，对于浙江省通过司法“试错”来反应非正式金融的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为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提供了路径依赖，即便是在现有非正式金融立法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地方司法的改革来适应非正式金融不断创新的路径也是可行的；司法可以第一位次的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如民间借贷纠纷等。全文贯穿着实证分析方法，并在第四章中就契约治理机制的论述过程中，对于各种具体非正式金融行为的法律规制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监管制度进行了初步构建。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不仅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同时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意义，弥补了法学领域对于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系统研究的不足。
三、课题的基本内容
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其中民营经济对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则，民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不足以说明其在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中企业数量占比为99%的中小企业，占GDP比重为55.16%，占全国新增产值比重为74.17%，占社会销售额比重为58.19%，占税收比重为46.12%，占出口总额比重为62.13%，占城镇就业岗位比重为75%左右。
但只有极小数的中小企业可以从正规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资金，如同KelleeS.Tsai所言，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却缺失正规信贷，民营企业并没有直接受益于国有银行的信贷配置。同时，证券市场的门槛又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无法从正规金融系统融入资金的情况下，多数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产能扩张期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选择了非正式金融。
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农村出现了资金逆向流出现象，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如果农村信用社全部改制成商业银行，成为与大型商业银行类似的运营模式，可能会随着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萎缩而逐渐缩容。面对此格局，在农村长期的金融体系中，非正式金融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民营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又如何陷入风波之中？非正式金融是否比正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更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否则政府何以将绝大多数非正式金融视为非法，予以取缔而快之？基于一系列疑惑以及近年来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本文试图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范进行疏理，并采取历史、经济、比较以及实证的分析方式探究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及我国民间借贷纠纷大规模发生、非法集资手段不断推陈出新、非金融企业间借贷不断地变相发展的制度动因，同时通过对境外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实践经验进行疏理与比较，最终对我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进行思考。基于这一思路，全文的研究分为五章层层展开。
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根基，从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着手，通过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的多维分析以及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为后文的法律规制确定理论基石。有关非正式金融内涵的界定是仁者见仁，但关键在于其是否受到监管、是否纳入政府金融监管体系，处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各种金融组织及各种资金融通活动统称为非正式金融。换言之，非正式金融是指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金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的总和。基于这一内涵的界定，非正式金融区别于民营金融、非法金融等，同时具体的非正式金融活动包括民间借贷、企业内部集资、非金融企业间借贷(文章并不赞成将其排除在民间借贷范围之外)、通过私人钱庄与合会进行的金融活动、钱中与银背等中介组织进行的金融活动、P2P网络信贷以及各类非法集资行为、影子银行的行为等等，只要满足其内涵均可以确定为非正式金融范畴。
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生成逻辑，文章从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的“父爱主义”入手提出非正式金融在当代中国生成的特殊环境，并且对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政策加以分析，同时对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进行深入阐述，非正式金融的变迁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权威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方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最后通过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为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与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经济学基础。文章一方面强调非正式金融生成的逻辑机理，另一方面对非正式金融长期隐蔽运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金融本身的脆弱性进行论证，从而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提供基石。
依照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一旦不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组织或者个人，只是通过不断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时，随着这种非正式金融主体的增加，非正式金融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即极易发生危机，而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即有此等因素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及垄断问题，通过政府公权力的介入，初步是可以解决的，但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监管被俘获的问题，故而如何将这种公权力的介入控制在一定边界内，即对非正式金融的监管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适度地监管成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作为外在制度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与内生演化而来的规则互补、金融法律制度的供给是否满足社会需求，这一系列问题亦成为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前提。
第二章就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现状加以阐释。通过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简要论述，引出中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此后对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寻找出如此管制强度之下，民间借贷纠纷泛滥、非法集资行为范围不断扩张的制度原因，进而为变非正式金融“管制”为“法律规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现实原因，也为后文“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规制路径的提出提供法律制度基础。
一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一般都会基于金融稳定、安全的考量，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确定具体的金融法律制度。为此，从1949年至今，我国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态度前后有所变化，从建国初期的提倡私人借贷到此后一段时间的绝对禁止，形成了非正式金融一度基本消失的状态。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而言，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基本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也就成为当时恢复经济的首要选择，这种强制性积累机制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也有所松动，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投资过热现象，以及诸如沈太福、邓斌事件的发生，和1993年-1995年期间大量金融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又适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促成了新一轮金融严管政策。故而，在20世纪90年逐步形成了行政取缔与刑事制裁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制模式，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亦成为非法金融组织。2005年，相关法律制度开始松动，中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36条，同时促进了民间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发展，而2010年有关民间资本36条的出台，更是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决定性的法律基础，从而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有所松动。
现有规制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范多集中于金融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效力位阶比较低，甚至与其他基本法律相抵触。这种将民间借贷限制于自然人间、自然人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排除非金融企业间借贷行为的规定，以及民间借贷利率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规章将其确定为“高利贷”行为，却无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等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憱就了非正式金融管制的低绩效。文章通过规范分析方法阐述了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低绩效与严管制的现状，为第四章论述私人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路径提供逻辑基础。
第三章围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与经验，为后文的论证提供比较分析的基础。本章分为两部分，即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有关非正式金融发展的经验，尤其是法律规制的经验，并且将对中国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启示融合于其中；发展中国家则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经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规制实践以及亚洲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发展为例，为我国小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简要阐述为我国民间职业放贷人的规范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抑或是发展中国家的非洲诸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既重视非正式金融固有的契约治理模式，同时考虑差异化监管，并且非正式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法制的先行。
第四章围绕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新树立、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论证展开。金融监管强调安全、稳健、有效等理念，然而在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过程中，过分强调“管制”，造成自由与效率价值的忽视，甚至是公平的丧失，并不符合非正式金融规制现实需求，更不利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化健康运作，必须重新树立理念价值，客观地认识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法律规制的区别。强调效率理念：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自由理念：赋予公民、企业一定的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公平价值：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保障安全价值：需要适度监管；最终实现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非正式金融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得以发展，除了具有多维度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情况下，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非正式金融的隐性担保机制(缘约文化)、基于长期合作与重复博弈形成的声誉执行机制，抑或是团体贷款中的连带责任(同行压力)，都是以社会资本和声誉价值为基础，其运作机理的关键在于交易者声誉信息的传递，以及对不良声誉惩罚的可置信性。但其受限于特定的社区范围内，无法应对规模化运营，对于超出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的非正式金融，这种私人治理机制的效用不断弱化。同时，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不确定性问题依然会困扰非正式金融的正常发展，再加上长期在法律体系之外运营，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非正式金融而言，缺乏有效的风控机制，这些都对非正式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利，为此，需要来自于第三方的法律治理机制来弥补这些治理空隙，并矫正这些私人治理机制失效的领域。
法律治理机制对于私人治理机制的弥合，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政府公权力的介入，需要有一定的边界，换言之，需要设定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为非正式金融的私人治理与政府监管提供一个可行的平衡点。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上，文中并不赞成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自律性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而是仍以政府监管为主，充分重视自律性监管及非正式金融领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过立法上一定程度地赋予非正式金融法律身份，从而为监管制度的具体构建提供法律基础，否则市场准入、退出及交易活动等监管制度的设计皆为惘然。
第五章探讨司法对非正式金融的保障。尤其是在现有法律规定不加以改变的前提下，对于体制外运营的非正式金融而言，在自身私人治理机制无法解决契约纠纷时，或者已经获取一定的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司法机制也是其最后的保障，同时，司法能动性是回应非正式金融创新的最可行路径。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不仅有助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持续走高问题，同时也可以弥合现有法律制度的粗疏与滞后性以及监管不足的现象。然则，完全依赖于司法规制并不是法律规制的应然之路，非正式金融阳光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尊重其自身固有的特性，更需要立法上予以承认其法律身份，并且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适时护航、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即形成全方位的规制体系。
四、课题的重点和难点
“存在即为合理”，行文伊始，笔者提到非正式金融的广泛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通过二元金融结构的分析、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分析，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者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也是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作用使然，这一系列制度经济学的阐释，为深入分析非正式金融广泛存在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然而，非正式金融长期以来隐蔽经营，甚至是近些年的异化发展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同样不可小觑。无论是从金融脆弱性角度、公共利益角度，抑或是法律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角度而言，更或是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状况而言，都需要对非正式金融加以进一步规制，将其引入规范化发展之路。如何既考虑非正式金融固有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又将法律、监管这些正式的治理机制融入其中，将二者完美的相结合，成为全文考虑的重心。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初步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问题做出回答，即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适度金融监管，伴随以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树、金融监管模式的设定以及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领域路径的探析。具体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内生自发性金融形式，具有多种存在的制度动因，并不会因为政府的严厉打击而减少，近年来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增长、非法集资手段的不断创新及其涉案金额与范围的不断膨胀、非金融企业间变相借贷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已然说明非正式金融的存在绝非是可以通过严刑峻罚来加以压制的，适当地承认其合理性与正当性是规范非正式金融的必要前提。
2.以尊重非正式金融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为基础的法律治理机制，进行适度监管是其法律治理机制的关键，尤其是在非正式金融监管缺位、管制过多的情形下，依照适度监管的理念构建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体制是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加以设定，从而为金融行政监管部门介入到非正式金融领域提供边界，进行适度地监管。
3.进行适度监管，并非是放松监管，而是正视非正式金融的特性，采取区别于正规金融监管的方式。考虑到监管主体的不同、市场自治程度、我国金融业监管传统、非正式金融发展现状等多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政府既要监管非正式金融，同时对相关监管者予以必要的限制，将政府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性监管相结合。目前阶段并不适宜以行业自律性监管为主的模式，毕竟中国的自律性传统还不足以采取这种监管模式，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行业自律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待其发展成熟，参与者的自律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可以考虑政府逐渐退出。为此，本阶段需要建立以政府的监管为主、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为纽带、非正式金融参与者的内控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体系。
4.对于非正式金融监管的各种制度设计，其前提离不开法律对非正式金融的适度承认。而现有非正式金融的立法规定极其不完备，对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的规定过于粗疏，在规制实践中，司法机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法律规范也多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为主，这种法律规制现状无法调整非正式金融异化发展的现实。为此，部分地区通过地方司法“试错”的方式对非正式金融的不断创新加以体现，例如浙江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是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性文件，作为处理非正式金融纠纷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对于这种先行先试，要有一定边界的限制，需要处理好与立法、地方行政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是一个综合规制的体系，既需要立法的确认，同时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维护，以及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从广义上而言，应该是在尊重非正式金融固有特性与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做到事前监测、事中监管、事后保障的全方位的非正式金融规制体系。
本文的研究尚有未尽事宜，譬如对非正式金融具体行为的规制论证，尤其是实证方法的运用，在文章中尚有所欠缺，虽则笔者在近两年多时间里几赴浙江省的温州市、丽水市、宁波慈溪市，江苏省的南通市、无锡市，山西省的临汾市等地市，就民间借贷问题进行调研，但仍囿于调研范围及深度，不能充分就文中相关观点进行论证，也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提出的规制路径是否能够在非正式金融活动中得到完全验证，然而，对于源自于民间的非正式金融，笔者能够确定的是全文是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收集的资料所进行的思考与写作，而且会继续这一本土化的“草根学问”。
五、论文提纲
目录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选题意义
三、非正式金融研究文献述评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非正式金融及其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一、非正式金融概念的厘清
二、非正式金融类型的界定
三、非正式金融的特性分析
第二节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分析
一、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父爱主义”
二、非正式金融：金融抑制政策使然
三、非正式金融：制度动因
四、非正式金融：交易成本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有利于竞争政策优化
六、非正式金融：个人与企业的选择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一、政治学基础：公共利益理论
二、经济学基础：金融脆弱性理论
三、法经济学基础：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准则和制度的供给需求关系.
本章小结
第二章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实需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
规制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
第一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
一、1949-1978年：从提倡私人借贷到绝对禁止
二、1978年-1995年：适度宽松，但仍对非正式金融进行抑制的时期76
三、1995-2004年：非正式金融的严格管制期
四、2005-2010年：虽有限制但法律开始松动
五、2010年至今：进一步放宽非正式金融管制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
一、非正式金融的法律地位
二、对非正式金融采取的管制措施与管制主体
三、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缺陷
一、管制强度高、绩效低
二、金融管制理念的偏差
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体系的不健全
本章小结
第三章境外非正式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第一节发达国家非正式金融发展、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一、美国非正式金融向正式金融的成功转型：社区银行
二、充分尊重合作制本色的合作金融法制典范：德国
三、日本轮转基金组织的成功转型：无尽联合股份公司互助银行一般性商业银行
第二节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实践与启示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
二、小型银行典范：孟加拉格莱珉银行
三、强制替代的代表：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泰国
四、契约治理的典范：台湾
本章小结
第四章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构想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之重树
一、效率：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
二、自由：赋予公民、企业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
三、公平：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
四、安全：适度监管
五、合作：正式规范与民间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
一、契约自由与契约治理
二、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现状
三、非正式金融契约的法律治理机制对私人治理机制的弥补与矫正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的分析
一、监管理论述评
二、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设定中的主要假设条件分析
三、非正式金融监管成本分析
四、非正式金融监管的供给强度边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监管的需求边界分析
第四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设计
一、非正式金融监管模式的选
二、监管权限的设定
三、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的具体设计
第五章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分析
第一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各地民间借贷纠纷、非法集资案件持续走高
二、现行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制度的粗疏与滞后
三、监管有效与无效论下的司法介入
第二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选择--以“先行先试”和司法能动性为视角
一、地方司法“试错“的可能性
二、能动性下的地方司法
三、地方司法与地方行政的良性互动及司法能动性对立法革新的推动
第三节地方司法“试错”边界分析
一、地方司法“先行先试权”的授权合法性
二、地方司法“试错”主体的限定与时间、范围的限制及监督救济
三、司法的能动性不能取代立法
四、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应注意的问题
本章小结
第7篇
[关键词]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区域经济协调；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號]F124
宏观调控强调通过多种途径展开社会经济控制，维持社会再生产协调状态。区域经济反映了各区域经济水平、状态、规律。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区域经济差距悬殊，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建设的核心，有责任、有义务协调区域发展。鉴于此，笔者结合实践研究，就政府宏观调控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展开分析。
1 宏观经济管理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
1.1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必要性
社会主义市场环境下，政府采取宏观经济管理主要作用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指导、促进作用，优化分配，完善生产资源，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稳定国家经济。而想要保证社会市场稳定还需通过市场自发调控与政府宏观调控，两者结合才能实现百花齐放，增加社会就业率、推动企业发展。同时，还有助于调动政府参与主动性，对促进经济体系完善起到间接性作用，使社会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水平。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宏观调控也存在管理失效风险。宏观经济是以计划指导为目标，对今后经济发展趋势的预见，政府根据经济预测展开宏观调控，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主客观影响如：决策依据信息来源真实性、准确性，决策人员专业水平，政府反应要落后市场发展变化，成为宏观调控最大影响因素。所以，及时对政府行为科学引导保证发挥市场调控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发展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发展。
1.2 宏观调控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区域经济协调是宏观调控的目标。政府想要进行宏观调控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是工作目标，也是区域经济协调有效方法。首先，社会经济总量稳定。经济总量指的是某个阶段国家经济活动总成果的数量反映，宏观经济活动指标的集中体现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宏观调控短期目标即是维持社会供给与需求稳定，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这也是区域经济协调重要途径。其次，社会经济发展。基于长远角度分析，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长期建设发展的战略性指导，及时排除经济隐患，促进国民经济进步。区域经济协调具体而言，就是城乡、城市区域的统筹协调，要求两者必须保持同步状态。
1.3 宏观调控是稳定区域经济的根本需求
首先，宏观调控的基础前提就是计划手段，要求政府对区域经济进行短期、长期计划，适应宏观经济管理计划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次，经济计划。以间接形式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间接管理指的是不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是以市场为媒介通过经济手段对经济发展主要变量施加影响，通过市场传导引导微观经济行为，确保达到宏观经济管理标准。区域经济属于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内容，以宏观调控形式进行区域经济协调。最后，行政方案。行政方案指的是行政单位利用行政权力干预社会经济的有效途径。单位以宏观经济形式综合人力、物力应对宏观经济问题，如利益问题，都要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控制。
2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发展问题也随之暴露，尤其是区域经济失衡问题。现如今，我国经济水平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特别是长江、珠江、京津冀，根据所处地理环境看呈高密集状态。但是，想要通过高经济水平地区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存在一定限制，进而出现区域经济发展不均，影响社会总体经济进步。现阶段我国主要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改革初期得益于上海工业与江浙区域农工相辅，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江苏、浙江的乡镇工业和家庭工业发展迅速。此后，汽车、石油化工、船舶产业迅速兴起，使长三角一直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3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想要通过宏观经济控制保持区域经济平衡，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第一要素是政府以宏观经济管理为方法，发挥着横幅作用。综合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与优势、问题，从而创建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蓝图。相对于个体控制，宏观经济控制更能够规避市场风险、进行市场控制，通过扩大投资、吸引优秀人才、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稳定区域经济，有助于控制区域经济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经济水平提高。
3.1 促进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就是扩大投资，鼓励科技创新、扶持第三产业。首先，推动区域经济朝市场化发展，开放市场、建立完善的法律体制和市场制度、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保证产品、生产资料等走进来、走出去，推动社会经济进步。同时，要求政府打破行政性贸易壁垒，发展多元化、互补性的区域市场。其次，鼓励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政府综合有利产业资源，健全指导机制与产业制度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在原有产业资源下以财政刺激形式带动企业走向科技创新，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水平。最后，扶持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包含各类服务和产品，有助于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的同时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政府应在制度政策上给予帮助，为第三产业谋求更多福利优惠政策，并进行劳动力教育培训，提高专业水平、生产效率。
3.2 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
关于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政府应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其中，留下来是将区域高学历、年轻劳动力、具有创新、创造意识的人留下来；引进来则是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资源。具体措施：首先，加强与金融、贸易、投资战略的互动，尤其是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贸的互动。“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现代社会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也是推动留下来，引进来的双向互动。其次，为外来人才提供更多福利政策，将优秀人才放在重点开发区，有助于达到人才流动的聚集效益。再次，政府应加大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就业支持，尽可能缩小与高经济水平区域在卫生、教育、文化、医疗方面的距离。最后，发展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专业水平，更好地适应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3.3 国家战略与地方战略协调
首先，秉承着产业承接和吸收同步、环保、产业技术适度的原则，选择利用适合的产业和技术加以承接。其次，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与自贸试验区建设协调，创建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重塑沿海开放高地优势。“一带一路”地区与自贸试验区叠加，全面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在国内大环境下实现双向投资协调发展。最后，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以政策为导向使本土产业和转移产业实现融合，避免出现转移产业同质化问题。此外，长三角区域政府推动本土产业转向中西区域，基于宏观经济调控下创建优势互补的经济开发区。
第8篇
一、运用白描手法进行环境描写把环境描写交融在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变化之中，做到人与环境的相互融合
在《阿Q正传》一文中，鲁迅先生运用白描手法来描写阿Q 所生活的未庄，描绘出一幅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风俗画。小说对酒楼、尼姑庵、菜园等景物并没有集中描绘，而是在情节发展中逐步勾勒出来。这些白描手法的运用，更能深刻展现了前后中国农村封闭落后的面貌，从而更好地为塑造阿Q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服务。在短篇小说《药》一文中，环境描写也别具一格。如小说结尾写夏四奶奶、华大妈祭坟一段，不仅准确地勾画出环境的凄凉、晦暗，而且用红白相间的花环象征了先驱者不屈不挠的斗志，显示出凄凉情景中的一束亮色。特别是最后一句，“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 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这一句用白描手法勾画出一只“箭也似的”飞向“远处天空”的乌鸦，给人一种桀骜不驯、大胆抗争的印象。
二、运用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动形象的勾勒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这种写法类似意在传神的“写意画”，不刻意追求表面的艺术效果，而是精心探究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写法，可以收到“画眼睛，勾灵魂”的良好效果。如在短篇小说《孔乙己》一文中，作者在介绍咸亨酒店的一些情况后，只用了“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这样一句话，就勾神摄魄地指出了孔乙己身份、社会地位以及性格的特殊性。而且，文中先后两个自然段对孔乙己所进行的肖像描写，就纯用白描手法，寥寥几笔，让孔乙己的神情气质跃然纸上。
再如《故乡》一文里：“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在这里，鲁迅先生用白描手法勾勒出一个月夜海边瓜地上手持钢叉的小英雄形象，简洁明快，清新美丽，仿佛一支充满童趣的梦幻曲， 回荡在读者心间。
三、运用白描手法，把故事情节 中重要的生活场景、生活片段连缀起来
第9篇
【关键词】法律硕士；实践教学；改革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21世纪法学教育的闪光点之一。2009年开始，法律硕士从仅招收非法学专业的应届学生改革为允许法学本科应届生报考，从而出现了法律硕士（法学）与法律硕士（法学）两个专业的区分。由此，法律专业硕士层次的培养就出现了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三种。
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统称为“法律硕士”，其目的着眼于培养法律实务人才，即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实务部门工作职业群体。而法学硕士则主要着眼于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主要指法学教师和法学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和教学。
长期以来，“法学研究生教育的任务都明确规定为教学科研部门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即法学硕士），缺乏研究生层次的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渠道和制度设计”。法律硕士的引进，为我国法律实务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模式。然而囿于研究生教学、培养方式的守旧思维，各大高校并没有探索出一条与法律硕士专业的学生情况和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培养模式，法学硕士、法律硕士的培养方式趋同，法律硕士的法律实务能力及职业能力要求也并未在教学及培养方案中予以体现，这一弊端可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实践教学层面予以反映。
一、法律实践性教学简述
法律实践教学是指通过讲授法律实务技能、观摩法律实际运用、分析法律事实及诉讼证据、分析案例、法律实务实习和办理案件等亲身体验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专业方法、应用能力、职业经验的教学活动。简言之，实践教学就是要通过专门的实践教学方法培养、训练学生的职业专长和职业（技能）能力的教学活动。
二、法律硕士专业实践性教学之不足
鉴于法律硕士（法学与非法学）专业与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与学生现状的不同，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上应当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主要应当体现在实践性教学活动占整个专业教学活动中的比重不同。由于教学模式僵化、传统，教学方法缺乏创意等诸多原因，我国既有的实务教学水平根本无法满足学生成长的需要和社会对法律高端人才的需求。
（一）实务型师资的严重缺乏
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的师资是制约法律硕士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瓶颈”之一。“大学之大，非因其高楼馆舍，而在于其大师也。”对于学校而言，核心的生产力在于教师，缺乏一个良好的教师队伍，很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研究生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沦为平民教育，师生比例的严重失衡成一大诟病，这一点在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尤为突出。其一，法律硕士（法学）专业招生人数较多，各大院校的招生规模基本在50人以上，政法院校的招生规模更大。招生规模的扩大速度明显快于学校教师的增长，导致师资严重不足。其二，与法学硕士不同，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的教学对实务型导师的需求较大。而受高校法学硕士理论人才培养模式和学校对教师考核制度的影响，高校教师多侧重于理论研究，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教师数量极为有限。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以学术型教师讲授所谓的实践性课程，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由此实践教学沦为走过场与纸上谈兵。
（二）大班教学效果不佳
受师资、学校教学设施的限制，加之学生人数众多，法律硕士专业的授课多为大班教学，这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升。以笔者所在的西南政法大学为例，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的一个教学班由一般三个行政班组成，上课的学生人数在100人以上。如此一来，分摊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教学资源便严重不足，教师也无法进行深入的讲解，教学之间的互动也仅有一小部分学生能够有幸参与。更为重要的是，实践性教学不同于理论讲授，只有学生亲身参与其中、充分实现教与学的互动，才能实现教学效果。否则，学生仅仅观摩其他学生的法律实践，与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庭审的效果别无二致。以模拟法庭为例，每个参与其中的学生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事前需要对案情及庭审相关程序进行学习和规划，方能熟悉庭审的流程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参与其中，扮演某个诉讼参与人才能真正地学习到庭审的相关技能，这一点是消极地作为一名“观众”的同学无法企及的。
（三）实务课程教授沿袭传统教学模式
我国高校现行的实务课程教学方式存在诸多弊病，这是制约我国法律实务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原因。其一、沿袭专题形式的理论讲授。对法律硕士的培养，除了在课程设置上有一些区别以外，在教学方法上与法学本科和法学研究生教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本科“填鸭式”理论灌输或者以法学硕士“专题教学”为主，其他形式的法律实践训练较为少有，不具常态性，无法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与职业化教育的实践要求。其二、案例教学停留在分析层面上。案例教学帮助我们了解案件事实、理清法律关系，并得出法律结论，具有深化理解的功能。然而，在对法律硕士的培养中，案例教学的运用较为守旧，仅仅停留下“分析”上。在这种案例教学中，所提供案件的案件事实是已经确切知道的，在案件描述中已经对案情做出了认定，而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仅仅在于对既有事实进行分析、定性并给出法律意见。众所周知，在司法实践中，任何裁判作出的前提都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可见，相对于根据已知事实得出法律结论而言，如何从纷繁的证据资料中提取案件事实并加以评断，显得更加重要且难于把握。传统的案例教学方法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只能教会学生做简单的法律判断，无法教会学生提取案件事实并通过举证实现诉讼目的，难以有效提升学生对案件的综合把握能力。
（四）文书写作教学效果欠佳
某法学家说过：“笔上功夫和嘴上功夫是法律人赖以生存的两项技能。”文字表达能力的一个主要体现就在于法律文书的写作水平。然而，与法学硕士一样，法律硕士专业学生也鲜有人能熟练地进行法律文书写作，更何谈深谙法律文书写作之道。原因在于，虽然各高校均开设有法律文书的课程，但多采用理论化的授课方式，讲授的内容也多是“法律文书学”，而非“法律文书实践教学”。学生虽完成一学期的课程学习后，却没有针对某个具体的案例写过法律文书，教师也不会针对学生写作的文书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没有针对性地教学和实践，学生写作的法律文书自然也难以符合规范。
三、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异化的管理体制缺陷
诚如前文对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弊端的分析，其实践形态已背离了其培养目标，这一异化反映出法律硕士培养深刻的管理体制障碍。
目前国内的法律硕士培养通常由单设的法律硕士学院集中管理，在毕业论文写作前的第一、二学年，学生所学课程完全相同，也无对应的指导老师，对学生学业的管理停留于研究部及法律硕士学院的统一行政管理与课堂教学安排，而不是个性化、体现法律实务要求的个性化指导。到了最后一年的论文写作阶段，才由学生根据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从导师库中选择相应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由于导师与学生间接触时间短、接触机会少，谈不上相互了解，更谈不上有何感情，因此对论文写作指导、实务指导都停留在较浅的层面，甚至出现个别不尽责的导师忘了自己有这么个学生、忘记指导从而影响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答辩的情形，其荒唐可见一斑。这种培养机制导致的结果是，表面上有研究生部及一个法律硕士学院管理，也有论文指导教师，但最后成了似乎谁都在管、谁都没管的状态，在这种培养体制下，其实践教学出现前述种种弊端自然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另外，这一体制下法律硕士培养毫无特色可言，都是统一的模型塑造，难以培养出创新性特色法律人才；同时导师队伍也缺乏激情，更缺乏竞争机制，很难逼出导师在培养法律实务人才方面的潜能。因此，现行的法律硕士管理体制亟待进行改革。
四、法律硕士分流至各二级学科所属学院的特色专业方向——西南政法大学的改革实践
针对前述法律硕士培养中实践教学的弊端及培养管理体制的缺陷，西南政法大学通过广泛调研、讨论，尝试进行改革，这一管理培养方式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法律硕士培养管理分流至各二级学科所属学院，以优化机制并激发学院积极能动性
各法学二级学科所属学院在研究生部统筹指导下，制订并实施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目标明确的法律硕士特色方向培养方案，主动吸引法律硕士优质生源。研究生部负责各类别法律硕士教育培养的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工作。
（二）动态竞争，提高法律硕士培养质量
各学院应以提高法律硕士培养质量为目标，根据本学院优势，开展各具特色的法律硕士培养工作。研究生部根据各学院法律硕士培养工作的实际成效引导各学院对培养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在各学院之间形成法律硕士生源的动态竞争机制，方案实施后的前三年为培育保护期，此期间由学校根据各学院的师资情况、学科发展水平，统一分配法律硕士研究生数额；三年期满后由学生报名选择各学院特色专业方向，达不到30人报名人数的学科将取消法律硕士培养授权。
（三）分类培养，凸显各类法律硕士培养特色
各方向法律硕士培养方案除对法律硕士的培养作一般性规定和要求外，还应根据法律硕士（非法学）和法律硕士（法学）两类法律硕士不同的生源特征和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实习实践、论文指导等方面进行不同的特色化安排。
以我院（刑事侦查学院）为例，我院的特色在于证据调查、科学证据及司法鉴定实务等，为此为院有针对性的制定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证据应用特色方向）培养方案”，以法律硕士（非法学）的课程为例，其特色性、实务性体现尤其明显：
基于上述分析及例证可以看出，西南政法大学对法律硕士培养方式的分流改革及特色化培养方案，不仅充分体现了法律硕士培养重法律实务的培养目标，而且推进了培养管理的实质性、竞争性、合作性与有效性，而且百花齐放，不仅发挥了各学院学科的积极性及特长发挥，更能满足实务部门多样化的人才细化需求。
参考文献
[1] 王琪，董玉庭.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及相关问题分析[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7月，第24卷第4期.
[2] 2009年国务院学位办《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适用于法学专业毕业生）》.
[3] 胡弘弘，谭中平.“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与定位”[J].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11期.
[4] 何洪奇.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研究——以我国西南地区部分法硕培养单位实践教学为视角[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第10篇
关键词 民族地区高校 法学教育 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1 学科现状
1.1 主要成绩
吉首大学法学学科自1982年创建以来，在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经过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法学学科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办学思路。法学学科立足于西部民族地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治服务，将其建设成为在湖南省同类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法学教育、研究与服务中心，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师资队伍。法学学科自创立以来，经过近些年来的不懈努力，一支人员稳定，年龄、职称、学历、学位、学缘、专业结构合理，有交叉学科优势，团结协作的学科学术梯队已经初步形成。目前学科所有成员均由本校教职工组成，毕业于全国各大著名高校，现有专任教师27人，其中高级职称15人，博士及在读博士16人。学科的带头人为湖南省省级学科带头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3人、湘西州“132”人才工程人选1人。
（3）科学研究。法学学科自创立以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9项，国家留学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基金项目4项，国家体育总局研究项目1项，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及湖南省科技厅、湖南省教育厅等研究项目50余项，科研经费达264.2万元。近5年来发表科研论文320余篇（其中CSSCI40余篇，CLSCI 10余篇），出版专著5部、高级别教材8部。
（4）人才培养。法学学科瞄准前沿领域，突出地方特色。强调教学、研究和实践相结合，以培养法律理论功底扎实、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法律专门人才，满足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及欠发达地区法制建设的急切需要。在法学本科教育方面，每届学生都积极开展法学专业辩论赛、模拟审判、法律援助、普法宣传、送法下乡、实习等实践活动。获得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省级1项，校级7项，在《法治研究》等专业刊物上20余篇。英语四级通过率平均在98%，六级通过率平均约35%。司法考试通过率2008年为31%，2009年为35%，2010年为44%，2011年为54%，2012年为64%。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前景喜人，2005年获得武陵山片区首个法学硕士点授予权，迄今共招收研究生80余人。就业率100%，所有毕业论文抽检率均达到优良以上。
（5）社会服务。学科组织专家先后参与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及由湖南省人大组织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修订案草案 征求意见第三稿）”座谈会等立法活动，以专家建议的方式积极参与到立法实践当中。
1.2 存在的主要问题
（1）区域劣势。从地缘上看，吉首大学处于湘鄂渝黔四省边区，这里素有“老、少、边、穷”之称。远离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在区位分布上的劣势状态，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对高等法学教育的需求变化，以及学科建设发展面临的形势缺乏必要的认识；优质法学教育实施的源头受到限制，很难确保优质生源和师资队伍的稳定；利用市场机制筹措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的渠道较少；迅速获取信息的能力等较为欠缺。
（2）学科竞争弱势。民族地区高校的学科专业的民族性和地方性最能凸显学校的特色和优势，比如民族学、民族经济、民族语言文学、民族艺术、民族教育、地方史、高原生态环境以及民族理论和政策等，纷纷被确定为重点支持的特色优势学科，得到了相应的建设和发展。①法学专业不但进入不了特色优势学科的范畴，反而受到这些特色优势学科的挤压，步履艰难。
（3）物质保障不力。对民族地区高校来说，政府对民族地区高校的投入生均经费只有3000元左右。而国家部委所属院校，政府则投入经费生均达7000元以上。由于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民族地区高校难以使用通过市场机制筹措必要发展经费这一发达地区惯用的手段，结果导致包括法学学科在内的民族地区高校整体发展受到极大限制。法学学科建设的经费除了用于维持正常的办公经费外，少有经费用于学科建设和发展。由此导致学科的硬件与软件建设亟需改进，如法律专业可用图书很少且陈旧，专业期刊残缺不全，这给教学科研与研究生培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2 学科建设的定位
一是类型定位。根据学校的定位，结合我校现有的专业布局，科研基础、历史渊源，学院远景发展规划及专业拓展基本思路，法学学科发展定为教学研究型。二是层次定位。以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为主体，在法学一级学科下拓展研究生教育，创造条件积极发展法学专业硕士教育（JM）。其中，本科教育以培养适应基层、特别是适应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综合性法律工作的基层应用型专业人才；研究生教育主要以培养服务于中西部地区（武陵山片区）西部基层应用型卓越法律人才。三是人才培养定位。熟悉国家的民族立法和民族政策；具有公平、公正的民主法治信念；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具有获取知识的能力、交流的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初步的研究能力、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②
3 学科建设的任务措施
3.1 学科方向的建设发展及措施
为了在2015年前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学科根据实际情况，本学科将设置四个二级学科方向：理论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刑事法学。
3.2 学科队伍的建设发展及措施
至2015年底，在教研团队建设方面，民商法与理论法学获得校级教学团队，刑事法获得省级教学团。每个学术研究团队至少打造一名在武陵山片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在学科梯队建设方面每个教研团队的高级职称达到3人，博士5名。在双师型教师建设，聘请武陵山片区实务部门的精英担任兼职教授，争取“双师型”教师达到15人左右。
3.3 科研成果的建设发展及措施
至2015年底，通过立项申报方式，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方达到15部，CSSCI学术论文达50篇，其中，举全学科之力，每年发表法学类CSSCI学术论文2～3篇。在科研课题方面，学科力争新上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项以上，给承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学术选题的团队成员从事学术研究以充裕的时间保证。在课程建设方面，至少建设好已立项的4门省校级优质课程。在教研成果奖方面，本学科至少应获得省、校级科研与教学成果获奖10项以上。
3.4 教研平台的建设发展及措施
为建好教研平台，具体措施为：建设吉首大学武陵山片区法治研究中心，使其成为湖南省民族法制建设研究的重要基地，为湘西自治州甚至整个武陵山区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献计献策。力争在2020年前将该中心成为湖南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成立吉首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湘西州法律培训基地，为湘西州司法实务和人才培训服务。建设吉首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竭力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高质量的无偿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中心凭借法学学科强大的智力资源，由精通法律理论和实践的法学专家、学者和一批专业基础扎实、责任感强、吃苦耐劳的法学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组成。这可将法律援助中心打造成宣传学校的窗口和服务武陵山片区的民间公益机构。同时也为培养兼具理论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形成教学、实践、服务三位一体的先进的法学教育模式。建设法学学科图书室，大力购买图书资料，五年内配齐所有专业期刊杂志。在整个武陵山片区力争建立5个集教学和科研一体的实践基地。
3.5 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建设发展及措施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措施为：稳定现有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在“课题培养法”的指导下，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的训练和培养。确保本学科的研究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前平均应至少发表本学科相关学术论文2篇。加强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指导和管理工作，争取在未来五年内，本学科至少有2～3篇硕士论文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完善学位课和非学位必修课的设置，使之更加科学、合理，适当减少课程的计划学时。非学位必修课可以按研究方向设置。加强硕士研究生的教材建设，在选择优秀教材和参考的同时，创造条件组织本学院的教师编写部分研究生教材。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湘教通[2013]37号）、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湘教通〔2012〕142号）、吉首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2JSUJGA21）、吉首大学实验教改项目（2013SYJG0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第11篇
摘 要：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法辨析性研究逐渐成为现代汉语语法本体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最有活力的领域，它既不同于一般的语法本体研究，又有别于纯粹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是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途径。本文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以“伴随性动作表达方式”辨析为例，对语法辨析类研究的范围、意义、写作模式、思路等方面做了深入分析，相信能够为该方向的硕士论文选题与写作提供重要的参考。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 伴随性动作表达方式 语法 辨析 硕士论文
一、对外汉语语法辨析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选择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辨析性论文写作来作为核心问题进行讨论，探讨这一类论文写作的核心指导思想、写作方式、论文思路、价值和意义等等一系列问题，以期对对外汉语教学、国际汉语教育硕士方向的教师有所启发，对学生有所指导。
在有关对外汉语教学的各项研究中，语法辨析研究最具有典型意义，它涉及到二语习得的过程考察、偏误形成的原理分析以及汉语本体的规则细化。我们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1）*我们看着电影吃爆米花。
这是留学生习得汉语过程中所产生的偏误。碰到这种问题，最简单的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纠正偏误，判断其为表达结构使用不当，应当改为：
（2）我们一边吃爆米花一边看电影。
问题是，这个偏误有没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值不值得研究？是一个偶然的失误还是有其必然的原因呢？我们发现造成偏误的主要成因有二：第一，目的语规则不明。汉语“VP1着VP2”可以表示两个动作相伴随发生，例如“听着音乐做作业”“哭着说”“躺着看书”。而汉语中还有其他方式来表示动作相伴随发生，“一边听音乐一边做作业”“一边哭一边说”“做作业的时候听音乐”“看电影的时候吃爆米花”等等。这样一来问题就出来了：“VP1着VP2V”和“一边VP1一边VP2V”以及“VP1时VP2V”“VP1的时候VP2V”这些表达格式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互相替代？在什么条件下不能相互替代，而是必须各司其职？教材、词典中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母语相关规则不明确。第二，教学误导。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没有很好的材料可以加以参考，因此可能进行随意的解释，形成典型的教学误导性偏误。在这个分析基础上，我们要有针对性地进行问卷调查，看看我们收集到的偏误材料是否是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如果经过针对性调查测试，发现问题确实广泛存在，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确实是难点，这就增强了研究这个问题的必要性，说明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研究题目。
目前很多现代汉语本体问题再次被提到研究视野中来，就是因为对外汉语教学中出现了上述类似的情况。由留学生习得汉语时产生的偏误提出的这些问题，说明目的语的规则还很不清楚。
在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中，“V起来”和“开始V”之间的比较，“不能去”和“去不了”之间的辨析，“继续V”和“V下去”之间的辨析，“一边VP1一边VP2”与“VP1的时候VP2”之间的辨析，这些辨析所涉及的内容往往不是简单的两个词，而是语法结构完全不同的两个表达式，这些表达式出现频率极高，意义极其相似，很难习得和掌握，而相关的语法规则又不够细致，很容易引发泛化使用现象。
同时，语法辨析还包括那些句法功能强大的同义词辨析。如“朝”“往”“向”的辨析，“在”“于”的辨析，“还”“更”的辨析，“马上”“立即”“立刻”的辨析，“就”“才”的辨析，“里”“内”“中”的辨析，“全”“都”的辨析，“可以”“会”“能”的辨析，“短时体”副词“就，马上，立即，迅速，即”的辨析等等。
这类选题意义在于：一是直接面向对外汉语教学。从对外汉语教学中发现问题，回归到本体研究，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将到教学实践中去验证。二是把该类格式看做一个特殊系统，这个系统内的成员均具有共性、相互重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替换，又各自有自己不可取代的功能。三是尝试对该系统从句法、语义、语用角度加以阐释，运用多种方法来全面地展开对比分析，使得其最后结论能够真正具备应用价值，为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二、语法辨析性硕士论文写作程序
（一）提出问题与综合分析
怎样发现并提出研究问题呢？我们从下面这个例子谈起。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生在学习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时，很容易出现一系列偏误。在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上遇到这么一个句子：
（3）他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老师一般会解释说这个句子的意思就是：
（4）他吃饭的时候看电视。
也就是在教学活动中老师有意无意地引导学生把“一边VP1一边VP2”临时看作“VP1的时候VP2”。这个解释在中国人来看是再自然不过的，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此解释则隐含着一系列问题。
第一，“一边VP1一边VP2”等于“VP1的时候VP2”吗？这个目的语知识点相当不可靠，因为没有人对此进行过论证，隐含诱导偏误产生的潜在危险。
第二，“一边VP1一边VP2”与“VP1的时候VP2”等义吗？对于这个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就得像马真（2004）对“还”和“更”进行辨析、刘月华（1980）对“V不得”和“不能V”进行辨析一样，只有通过辨析，才能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
第三，“一边VP1一边VP2”与“VP1的时候VP2”可以自由替换吗？现有的词典、教材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阐释，也没有现成的成果、结论供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和编写教材的时候来加以参考使用，那么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碰到这一类问题就只能是凭借自己的语感和经验来应对。
第四，“一边VP1一边VP2”与“VP1的时候VP2”的辨析到底属于一个什么问题呢？应归属到什么范畴？本体研究到现在为止没有给出可供对外汉语教学参考的满意答案。
就我们目前收集的部分相关偏误语料来看，作为目的语的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的规则阐释得不够清晰，各项格式的特征分析还不够深入细致，相关词典和教材在解释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时都不是很透彻，经不起推敲。因此，要解决与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相关的各类偏误，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要完善目的语知识，要系统、深入、细致、准确、完整地挖掘整理出一系列相关规律，用以杜绝目的语规则泛化引发的偏误，杜绝目的语教学过程中教师仅凭语感的任意解释、教材编写理论依据不足等现象。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系统中的各个成员之间关系密切，它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在特定条件下互相替换之后仍然能够表达相似意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相互印证和相互解释的手段；但是在许多条件下，各个格式之间又不能互相替换，更不能作为相互印证与解释的手段。
从句法层面上来看，格式不同，句法当然有差异，不同格式的替换实质上就是不同句法形态的转换，其规律有待挖掘，就像“把”字句和一般陈述句的转换规律一样，也是有很多限制性条件的。从语义层面来看，不同格式在一定限制性条件下可以表达相近意义，而在一定限制性条件下不能表达相近意义，发现这些限制条件是我们本课题研究的重中之重。从语用上来看，即使是在一定限制性条件下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格式A或者格式B或者格式C，但是放到特定语境中去看，又会有一些超出句法语义层面的新的制约条件，这有待于深入研究与发掘。
在确立好问题之后，第二步就是做综述。笔者认为，前期文献综述是考核硕士研究生学术能力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标准。一般在撰写硕士论文中，很多学生都是简单地将一些研究成果进行罗列，没有达到写综述的要求。真正要写好综述，就要把前期的相关成果进行一个系统的评论，哪些规律经过验证是可行的，哪些规律可以用来指导教学实践，哪些规律论证不充分、覆盖率不强、例外太多，说明不了问题，都应详细说明。
综述的写法不是简单罗列，而是对相关观点进行梳理，看看关于某一个问题都有哪些观点，最早提出该观点的是什么时候，由哪位学者提出，再看看后来的学者对该观点进行了怎么的修正和补充。
辨析型论文的综述写法要更加复杂一些，那就是往往进入辨析研究范围的几个单位（词、短语、结构）先要分别加以阐述，再将辨析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然后对这些结论进行考察分析，看看先行研究成果是否准确可靠，是否具有指导意义，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辨析研究虽然是从两三个近义语言单位入手，但是在撰写综述的时候，就不能局限在两三个语言单位的对比上。例如所举“一边V1一边V2”与“又V1又V2”的辨析研究问题，实际上通过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可以进一步挖掘到一个系列的问题，这个系列我们可以暂时命名为“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伴随”又常被解释为“同时”。所谓“伴随发生”，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作行为在同一时段相伴发生的情况，最为典型的格式就是“一边VP1一边VP2”，它还包括：“一边VP1一边VP2”“连VP1带VP2”“VP1的时候VP2”“即VP1又VP2”“VP1、VP2”“VP1着VP2”“一VP1就VP2”“VP1和VP2”等等。这些格式所表达的语义都是“伴随发生”的行为，它们之间关系密切，功能相似，类似于近义词，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近义结构。因此这些内容也应该在综述中加以说明，才能够真正凸显文章的理论价值。
（二）近义语法单位辨析的多角度思考
近义语法单位辨析的最好方法当然是转换分析法，例举转换矩阵图，如：
1．“一边VP1一边VP2”“VP1的时候VP2”
（5）他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着圈内的趣闻。 他们喝咖啡的时候聊着圈内的趣闻。
（6）他现在一边打工一边读自考。≠ *他现在打工的时候读自考。
（7）这堆人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拐进了一条小胡同。≠ *这堆人说说笑笑的时候拐进了一条小胡同。
2．“VP1的时候VP2” “一边VP1一边VP2”
（8）他喜欢吃饭的时候看电视。 他喜欢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9）小张看书的时候，认真地把重点打记下来。 小张一边看书，一边认真地把重点记下来。
（10）开车的时候聊天会影响注意力。 一边开车一边聊天会影响注意力。
（11）投篮的时候眼睛给防守队员打了一下。≠ *一边投篮眼睛一边给防守队员打了一下。
（12）急停的时候崴了脚踝。≠ *一边急停一边崴了脚踝。
（13）我吃饭的时候，爸爸正在看报纸。≠ *我一边吃饭，爸爸一边看报纸。
（14）他笑的时候露出一个浅浅的酒窝。≠ *他一边笑一边露出一个浅浅的酒窝。
只要矩阵图一列，好多问题就一目了然了。“去不了”与“不能去”的对比也是如此。
（15）我生病了去不了。≠我生病了不能去。
（16）他喝不了二两酒。≠他不能喝二两酒。
（17）放心，放冰箱里坏不了。≠ *放心，放冰箱里不能坏。
“开始V”和“V起来”也都可以通过转换分析的矩阵图来展示它们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分析就很容易发现其背后的规则。
（18）我们开始喝吧。 我们喝起来吧。
（19）明天上午8点开始上课。≠ *明天上午8点上起课来。
（20）我们是昨天下午开始比赛的。≠ *我们是昨天下午比起赛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辨析语法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转换分析法。从动作行为延续的时间条件来设计转换矩阵，从句型条件来设计转换矩阵，从意义搭配角度来设计转换矩阵，甚至从语用环境角度来设计转换矩阵，就是说可以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来设计转换矩阵。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考察不同表达方式为什么有的能互相转换，为什么有的不能互相转换，寻找其中的限定性条件，进行归纳和整理。例如，在“伴随性表达格式”中，我们就可以从动作行为的时间长度、连续性特征、主次关系等方面找到一系列限制性条件。
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而在一定条件下则转换不能成立。例如“一边VP1一边VP2”和“VP1的时候VP2”之间就有下列情形：
（21）吃饭的时候聊天。
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22）打球的时候崴了脚。
*一边打球一边崴了脚。
格式“一边VP1一边VP2”和“VP1着VP2”也是如此：
（23）一边听音乐一边做作业。
听着音乐做作业。
（24）一边填土一边聊天。
*填着土聊天。
可以看出这些格式在表达意义上有时差不多，有时则差很远。实际上，现代汉语“伴随发生”表达格式系统中的各个成员相互之间都可以构成类似关系，各个成员就像一个排列组合一样可以配对成为研究对象，共同隶属于一个系统之中，既有很多相同点，也有不少相异之处。各种“伴随发生”表达格式的特征和规律的发掘，可以帮助预测二语习得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偏误，据此再进一步研究对策，指导教学以及教材的编写。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辨析研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一般有：有针对性地建立小型的相关偏误语料库，进行一些问卷调查，注意收集测试、作业等。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把能够最后具备应用价值的规律一一列举，运用造句方式来检验这些规则实用程度。将各种格式互相进行对比辨析，挖掘细致的差异，凸显不同格式的特征，找出有应用价值的制约条件，尝试探讨不同格式背后隐藏的认知原理，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更丰富的解释。因此，对比分析法、转换分析法、分布分析、统计调查等等方法都需要熟练使用，最后提炼出最有实用价值的观点。
三、总结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硕士生来撰写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辨析方面的论文，基本上可以遵循下列步骤来进行：
a.从偏误中去发现哪些现代汉语近义语法单位最容易混淆，最难学。
b.验证相关偏误是否具有普遍性、典型性。
c.一旦确定偏误成因是现代汉语近义语法单位的使用规则不够清楚仔细而导致的，就可以进一步调动逻辑思维，来预测哪些现代汉语相关的语法规则可能会诱发偏误的产生。
d.通过收集整理相关研究成果，看看是否找得到足以区辨近义语言单位的条件，如果条件不充分，就确立自己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e.在语法辨析过程中，要以转换分析方法为核心，从句法、语义、语用3个层面来设置转换矩阵，充分挖掘和厘清各项转换细则。要充分运用一切有效方法和理论来进行辨析和分析，包括对比分析法、转换分析法、分布分析、统计调查等方法，包括传统描段、构式语法、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等理论。
f.对区辨性条件加以提炼，凸显各自特征，用以指导对外汉语教学实践。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目的语中近义语言单位都存在容易混淆的特征，语音、文字、词汇、短语、句子各个领域都有，都可以去研究探讨，撰写硕士论文。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语法方面的论文写作，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有借鉴作用。
（湖南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8YBB169。）
参考文献：
[1]陆俭明.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2]刘月华.可能补语的研究[J].中国语文，1980，（4）.
[3]马真.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第12篇
Abstract： Third-party payment solved the security of funds and goods and the credit about buyers and sellers in the online shopping process， which restricts development of online shopping.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nature，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third party payment， what kind of legal relations with other parties， deposit funds and its fruits of attribution and preservation issues； laws do not make explicit provision for these issues. Regulation in place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ird-party payment， so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analysis on these issues.
关键词： 第三方支付；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沉淀资金
Key words： third-party payment；legal status；legal relations；deposition of funds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9-0328-02
1 第三方支付的含义
第三方支付的概念是由马云在200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首先提出来的。他在会议中表示电子商务首先应该是安全的电子商务。而要解决安全问题，就必须要从交易环节本身入手才能彻底解决支付问题。①
而第三方支付由于现阶段我国法律对此并没有做出规定，学理上的研究也较少，所以对第三方支付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笔者认为第三方支付是指具有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第三方独立机构通过与银行签订服务协议的方式而提供的交易支持平台。而在此交易平台中，网络交易中的买卖双方均必须注册成为第三方支付的用户，买方选购商品后，将在其开户银行中的资金划转至其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中的虚拟账户中，由第三方通知卖家货款到达、进行发货，买方检验物品后，向第三方支付平台发出支付指令，第三方支付依据此指令将买方划转的资金划转至卖方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中的虚拟账户中。
2 第三方支付的性质以及其法律地位
2.1 银行说 支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第三方支付接收网络交易中买方所需要支付的货款，相当于商业银行的吸收存款功能，同时第三方支付也完成了网络交易中买卖双方之间的支付结算的事宜，与商业银行的功能类似，但第三方支付不具备发放贷款功能，所以不能称其为银行。
2.2 非银行金融机构 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既然第三方支付不是银行但在其支付平台上有巨额的流动资金，所以应当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经银监会批准设立的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境外非银行金融机构驻华代表处等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不包括第三方支付，所以不管从定义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类型来看，第三方支付均不符合。
2.3 仅支付结算组织说 第三方支付最主要或者最显而易见的功能就是代收代付代保管用户的资金，所以有人认为该机构只是支付结算组织，没有其他自有功能。笔者不赞同此观点，除去代收代付以及保管客户的资金以外，第三方支付还会依据用户的指令作出相应的充值、提现、付款、账户管理等行为，所以其不仅仅只是支付结算组织。②
2.4 支付机构说 2010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网站上正式公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办法中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支付业务。第三条认为“非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应当依据本办法规定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依据该《办法》中的此条规定，第三方支付本身为非金融机构，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后，即成为支付机构。笔者较为赞同此种观点。
3 第三方支付中的法律关系主体及其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
第三方支付中的法律关系主体主要有网络交易中的卖方和买方、第三方支付机构以及银行。
3.1 网络交易中的买卖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 网络交易中的买方为第三方支付中的指令的发出者，卖方则为最终的资金流向者。在该网络交易中，卖方负有及时发出货物的义务，并且需要保证发出的货物与在网站上提供的信息一致，同时卖方享有要求买方不能随意取消订单的权利。买方负有按时打款的义务，同时当卖方交付的货物不符合约定时，买方可以要求退换货，且邮费由卖方承担。
3.2 网络交易中的买卖双方与第三方支付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 第三方支付为买卖双方提供了一个交易平台，不仅提供支付结算功能还提供其他附加功能，根据用户的指令作出相应的充值、提现、付款、账户管理等行为。而进行这一系列行为的前提是买卖双方必须分别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与其签订：“个人注册服务协议”和“企业注册服务协议”，所以买卖双方分别与第三方支付建立了支付服务合同关系，三方主体必须受该协议的约束。该支付服务合同关系的内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资金转移服务中的委托关系；资金保管服务中的电子货币保管合同关系以及信用担保服务中的担保关系。
3.3 网上银行与第三方支付的法律关系 网上银行与第三方支付发生法律关系是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为基础的。支付过程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买方将款项划转至第三方支付的银行账户中，此阶段中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银行有义务审查买方网上银行及其余额的真实性。第二个阶段为在买方收到货物且发出付款的指令时，银行将第三方支付账户中的款项划转至卖方的银行账户中。
4 第三方支付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4.1 沉淀资金及其孳息的归属问题 沉淀资金的产生与第三方支付的性质有关，买方先将货款划转至第三方支付的银行账户中，第三方支付通知卖方，然后卖方再发出货物，待买方收到货物后再通知第三方支付付款，这其中有一段物流时间，于是就产生了沉淀资金。对于第三方支付而言，其账户内会存有较大数额的沉淀资金，关于该沉淀资金的归属，理论界存在不同意见。而对于沉淀资金所产生的法定孳息的归属问题则比较容易确定，属于所有权人。但在实践中，很少有第三方支付服务机构向买方支付孳息的，一来是单个的买方利息数额较少，二来则是支付孳息的成本较高。但对于第三方支付服务机构而言，大量买方的沉淀资金的孳息总额数额仍是较大的，对于这一部分资金应如何处理，法律应作出规定。
4.2 关于双方的问题 在买卖双方与第三方支付服务机构形成的资金转移的法律关系中，第三方支付服务机构同时作为买卖双方的人，形成了双方。有学者认为这是违法的，但笔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并不是完全禁止双方，且在此过程中，买卖双方的意志是独立于第三方支付服务机构而已确定形成的，第三方支付服务机构只需负责支付结算而已，所以笔者认为该行为是有效的法律行为。
4.3 关于存放于第三方支付平台上虚拟账户中资金能否被申请财产保全的问题 该账户中的资金余额是虚拟的，因为该笔资金并非实际存在于该账户中，而是存在于第三方支付服务机构在某商业银行的客户备付金存款专用账户。因此对该笔资金能否申请财产保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③笔者认为，如果不允许财产保全，那么此种方式很容易成为被申请人逃避执行的手段，但对于具体操作的技术手段，应有赖于法律作出具体规定，以及第三方支付服务机构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协议来确定。
注释：
①程喆.《浅议中国第三方支付法律监管体系的建设》，复旦大学法学硕士论文.
②朱静.《电子商务中第三方支付相关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论文.
③田郑政.《网络第三方支付与消费者保护》，山东大学法学硕士论文.
参考文献：
[1]张春燕.第三方支付平台沉淀资金及利息之法律权属初探—以支付宝为样本[J].河北法学，2011（03）.
第13篇
关键词：PBL模式 仓储作业管理 实验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11-0065-01
在高校扩招、社会对创新性型人才的巨大需求的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教学改革显得必要且紧急。培养实践能力强并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成为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PBL教学模式（全称problem-based learning，意思是“基于问题的学习”）正是符合这一教学改革目标的教学组织形式，它是西方国家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过程中探索出来的一种大型教学理念和教学组织模式。PBL提倡在教师的指导和促进下，以学习者为中心，主张从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掌握知识和培养技能同步并进，同时尊重学生自我发展并鼓励团队合作精神[1]。
1 PBL模式的教学思路
PBL模式在上世纪50年底起源于美国，于1969年由美国教授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大学首创[2]。PBL最早是在医学教育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在医学教学中开展PBL，实施的是导师制，问题由导师指定，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分组活动。在短期内PBL 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便获得了丰硕成果，同时也得到了其它领域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广泛认同。
PBL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合作学习理论、情境学习理论。在PBL模式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始终是主导，而教师的地位由主导变为辅助型，教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引导者，同时也是监督者。教师不再是传统教学模式下那个传道者后者解惑者，而是以引导者的身份，激发学生的高层次思维能力，向学生提出问题，创设问题情境，然后以学生为中心，由学生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相互交流讨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3]。
以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仓储作业管理》为例，因该门课程实践操作性比较强，在课时设计上是分为两个环节，即理论课环节和实验课环节，在PBL教学模式下，教师将实验课程的所有实验内容分解为多个任务模块，每个模块下陈列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创设问题情境，然后将班上同学分为若干小组，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实现知识的巩固和技能的掌握。
2 以商品堆码苫垫作业为例实施PBL模式
笔者在《仓储作业管理》实验课程的“商品堆码苫垫作业”教学中运用PBL教学模式，并与未采取PBL教学模式前作一个对比。
2.1 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商品堆码苫垫作业教学
传统教学方式始终是以教师为主体，以讲课为中心，学生处于被灌输的消极被动地位。在传统实验课程教学中，教师首先结合理论内容，说明本次实验课程的任务即货物的堆码苫垫作业，讲解堆码苫垫的基本要求、操作技能、作业操作的细节要点及注意事项。然后布置实验任务后让学生去完成。
2.2 PBL模式下的商品堆码苫垫作业教学
问题情境设计为某仓库要制订仓库的储存规划，当前仓库来了两批货物（康师傅方便面100箱、立白洗衣液200箱），需将货物在仓库内选择合适的位置和方式堆码存放。以这个较常见的企业实例作为出发点，引导学生运用所学仓储作业管理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学生分为6人一组，选定组长，设定实训时间。接下来就把任务交给学生去讨论、交流、实践。教师在跟踪学生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学生细分问题的能力，是否按照货物的种类、数量、养护条件等选择合适的存放区域？是否根据仓库的高度、货箱的承重、存放要求等设计合理的堆码层数、垛底、堆码方式？商品堆码是否符合“五距”要求、排列整齐、货垛稳固、操作方便？是否选择合适的苫垫材料？作业现场有没有做“6S”管理，等等。每个小组在讨论的过程中组员们的思想火花会发生碰撞，这样就化“被动地跟着老师学”为“主动地自主思考学习”。每个组设计完货物的仓储规划后，画出存储示意图、再按照示意图去完成货物堆码的模拟操作。教师在整个实验过程完成后，让学生组别之间进行互评、自评，并完成评价报告，教师就学生操作错误之处做纠正示范，最后点评、总结。
2.3 PBL模式采取前后教学效果的对比
实验证明，PBL模式下学生分组完成实验内容的用时更短，每个学生都有参与到实验中来，且每个组在课堂的最后能以PPT或其他文字形式对当次实验作出成果汇报，归纳实验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解决的方案、日后需注意的事项等等，这样就更好地加深了学生对实验课程知识和技能的掌握。
3 结语
在高职专业课程，尤其是实践性较强的实验课程上是比较适宜采取PBL模式的，一是它较符合高职学生理论水平较低、但动手能力较强的学习特点，二是高职学生相对本科生而言，创造性、自我表现的特征更强，思维较活跃、想象力丰富，PBL模式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发挥他们这些优势及长处，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积极的学习态度，改善他们的学习习惯，三是通过小组的团队协作完成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过程，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提高学生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是适宜在高职实验教学中推广的一种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 崔彩霞.PBL在《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中的应用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
[2] 陈文欣.浅谈PBL教学模式在高职教学中的应用和探究[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3，（1）：23-25.
第14篇
关键词：汽车三包；三包责任；举证责任；风险防范
2013年1月15日，国家质检总局正式《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简称汽车三包），并于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汽车三包新规的精髓在于三包责任，其打破了过去对家用汽车“只修不退换”的老规矩。在汽车日益成为普通家庭消费品、汽车消费投诉与维权事例陡增的今天，新规最大亮点在于对生产者、销售者、修理者强制制定了相关责任和义务。同时，延长了生产者承诺包修的期限，打破生产者过去对家用汽车“只修不退换”的老规矩。新规对家用汽车产品“三包”责任、争议处理等方面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重点内容概括如下：
1.“三包”责任承担采取“谁销售谁负责”与“过错追偿”原则（第四条）；
2.明确规定生产者、销售者、修理者各自具体义务（第二、三、四章）；
3.规定“包修期”与“三包有效期”判断标准（第十七条）；
4.详细规定“换”、“退”等四种具体情形（第二十、二十一条）与“三包”责任免除的七种具体情形（第六章）；
5.明晰汽车消费争议处理法律路径（第三十二条）；
6.建立“技术咨询人员库”的鉴定机制雏形（第三十四条）；
7.明确罚则（第八章）。
一、三包责任承担形式与问题
自《汽车三包规定（第一次征求意见稿）》起，汽车三包责任就明确了“谁销售谁负责”原则，即由销售者依法承担三包责任。新规增加了一项内容，即“过错追偿”原则，如果是属于生产者或其他经营者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其他经营者进行追偿。销售者在承担了质量问题汽车退换风险的三包责任后，可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条款向生产者索赔损失。此项规定将生产者义务提到比销售者更重要的位置，意在明确汽车生产者应该是汽车产品质量的“最终责任人”。将与产品质量有直接关系的生产者作为最终责任人，有利于促使其通过提升产品品质来提高市场占有率，而不是盲目追求产量。
对于消费者而言，一旦出现产品质量问题，销售者作为三包责任的“第一负责人”，可简化纠纷关系和维权路径。因此，三包责任承担制度的明晰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消费者购买存在质量问题的汽车产品后，经销商与厂家相互推诿与扯皮现象，而销售者作为直接责任人又是明确可辨的，因此，极大地扭转了消费者无法可依、投诉无门的两难局面。
三包责任承担形式在现实的法律监管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新规将三包的第一责任放在了汽车4S店身上，实质是将本该由生产者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销售者。在目前汽车生产者话语权、利益分配权远远大于销售者的情况下，由销售者作为被追责的主体，可能导致一些弱势的汽车4S店的消极抵制，使得消费者成为了最直接的受害者。
其次，生产者与销售者素来就矛盾重重、利益各别。汽车4S店在对消费者进行了退、换车等赔偿之后，生产者若不认账，就会给汽车4S店造成巨大损失，由此可能偷天换日地将不能向生产者追偿的成本损失进行违规“转嫁”，消费者由此将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二、三包责任内容要旨与借鉴
汽车三包新规第二至四章以专章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生产者、销售者、修理者各自的三包具体义务，为各环节的生产经营规范提供了法律依据。简言之，生产者责任含出厂检验、备案说明；销售者责任含进货检验、销售明示；修理者责任含质量保证、记录存档。
其中，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换、退”具体四种情形在新规第二十、二十一条做了详细规定：具体集中在发动机、变速器、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前/后桥等车身主要零件以及严重安全性能故障，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经2次修理或更换，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可免费更换或退货。该条规定特别是对于一些动辄要求换车的消费者，明确了换车的条件，避免消费者提出过分要求。
纵观美国的《柠檬法》（Lemon-Law，得名是因购买了出厂后问题不断的问题车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吃了柠檬一样又酸又苦，因此美国人把保护汽车消费者权益的法律称为“柠檬法”，而问题不断的车被称为“柠檬车”）――汽车保用法，针对缺陷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责任界定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1.生产者可以进行1次维修：产品的缺陷造成其存在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可能性的，如涉及制动或转向方面的严重安全缺陷；
2.生产者可以进行2次维修：产品存在非致命性安全缺陷；
3.生产者可以进行3或4次维修：产品存在其他类型的缺陷；
4.产品因质量缺陷进行维修导致一年中无法正常使用的时间累计达30日以上的。
消费者购买了存在上述任意条款中所描述的质量缺陷的汽车产品之后，有权向生产者提出换车或退车要求，同时厂商应当承担或退还消费者此前修理汽车的合理费用。
可见，美国《柠檬法》相比于我国的汽车三包规定，对汽车存在质量缺陷的危害等级由重到轻进行了详细分类，并规定各类危害有着1到4次的维修机会，“无法正常使用累计时间”的规定更是符合消费者用车要求与赔偿实际。总之，对于车辆仅仅出现一般性的故障或缺陷，可以由维修解决的，生产者不必都承担退、换车的成本，有效地把握消费者维权的适度原则。《柠檬法》的这些经验和做法十分值得我国汽车消费市场法律监管的借鉴与思考。
三、三包举证责任的法理释疑
举证责任是证明并确认三包责任归属的程序规则，要使三包责任兼顾各方利益、不偏不倚，必须考虑汽车4S店与消费者举证能力强弱，平衡双方的举证责任，践行“程序形式正义”是通往结果公正的必经之路。当保修期内的汽车出现质量问题时，销售者认定是由消费者超常规使用引发的，而消费者认为是汽车本身存在的问题，面对这样的纠纷，明晰三包举证责任应是有效解决矛盾的关键。
但新规出台后，我们发现，第三十条第五款“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营者对所涉及产品质量问题，可以不承担本规定所规定的三包责任：（五）因消费者未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正确使用、维护、修理产品，而造成损坏的”最后部分删去了原《汽车三包规定（第二次征求意见稿）》规定的“生产者、销售者、修理者能够证明不是由于产品质量原因造成的，不承担三包责任”一句话。至于新规为何将明示由汽车生产者及4S店承担举证责任的条款内容删除，其中的利益博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新规的个别条款内容、措词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中，我们依然能够找到明确三包举证责任的法理依据：
新规第二十、二十三条含有强制意味的载明：销售者“应当”负责更换或退货；第十八、二十一条载明：消费者可以凭三包凭证、购车发票，由销售者负责更换。显然，这并不要求消费者实质举证，仅依相关凭据即可要求汽车4S店承担三包责任。
同时，新规第三十五条载明：三包责任争议，按照产品质量申诉处理有关规定执行。而依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对产品质量缺陷的侵权之诉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消费者只要能证明侵权事实是该产品所引起的，除非生产者或销售者能够证明该产品属于法定免责情形，否则就必须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后果。另外，《侵权责任法》也明确规定，只要经销商、生产商提供不出消费者使用不当的具体证据，就不需要进行质量鉴定，销售商应首先履行免费维护、更换义务，如需做进一步质量鉴定，也应该由厂商来负责。
从举证现实上看，消费者难以掌握汽车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参数。因此，一旦出现汽车质量争议，应一律由汽车4S店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实现举证责任与举证能力相适应。涉及商品的质量标准、技术指标、安全性能等关键性证据，应提供没有欺诈、侵权的证据，从而在程序上真正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保护消费者弱势举证群体权益的立法倾向。
四、三包责任的法律风险防范
1.三包责任的合同形式约定与意思自治
汽车三包新规在确立“谁销售谁负责”与“过错追偿”原则的同时，还指出：家用汽车产品经营者之间可以订立合同约定三包责任的承担。这就为汽车4S店与生产者之间的责任划分与风险防范提供了“私法契约自由”的法律进路。在美国等国家，只要车辆出了问题，就是生产厂商的直接责任。但在我国，牵涉汽车产品退换问题，最终还是要汽车厂商拍板，销售者更多的是扮演“二传手”角色，因此，只有通过合同形式的合理约定，才能使“传递”最终得到落实，有据可依。
从汽车4S店角度看，产品质量保障是由生产者提供，生产者应先把好质量关。销售者提供的是服务和信息沟通渠道，应积极配合生产者解决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双方可通过预先订立合同，规范相关质量认证、明细“退、换”标准来划清销售者与生产者的责任，避免汽车4S店和生产者互相推脱责任的发生。
另外，汽车消费市场意思自治适用范畴还应当拓展至汽车4S店与消费者之间。就消费者无法获知订购车辆的内部识别信息，如发动机号、合格证代码等信息，这些信息应在汽车销售合同格式条款中进行标注，以便消费者在提车时核对与所定车辆是否一致，保障知情权，杜绝欺诈现象。
2.质检承诺与换退车瑕疵标记
为了将汽车消费者合法权益置于事前保护状态，汽车在出厂或销售上牌时应先进行必要的检测，一些质量问题在检测中就可以发现，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日后的争端。但令人遗憾的是，新规在第八条、第十一条仅笼统的规定了出厂检验制度、进货检查验收制度，查验结果不仅难以令消费者知晓，甚至容易造成逃避监管。
就汽车4S店销售环节，在认真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的同时，汽车产品的任何瑕疵，销售商应当向消费者明示。对于检验合格的车辆，应对消费者做出《质量承诺书》，这也可以作为今后消费者维权的最直接法律依据。
另外，在履行三包责任之后，退、换后的瑕疵汽车去向问题似乎鲜有关注，新规第四十四条也仅规定：销售“三包换退车”应当经检验合格并明示该车更换、退货的原因，其三包责任按合同约定执行。这一点将可能招致最大法律风险。汽车4S店若通过合同形式避重就轻的转化来侵害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由此将可能陷入退换、再退换的恶性循环中，三包纠纷永无止息。
当务之急应是，建议汽车4S店对已办理退货手续的汽车产品在工商总局或质检总局规定的网站上公布其退货的详细资料供消费者查询，并且明确“三包换退车”再销售的具体三包责任范围。同时，借鉴美国《柠檬法》的“回购条款”（Lemon Law Buyback），强制规定购买具有已知具有瑕疵的车辆消费者也应当至少享受1年以上的质保期，获得同样保护。可见，完善瑕疵标记制度，不仅可以防范三包责任的法律风险，更使得消费者不必担心买到所谓的“翻新车”。
参考文献：
[1]刘文娟.我国汽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C].新疆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1.
[2]叶弘.论我国汽车产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C].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2.
第15篇
关键词：课程评价；评价理念；评价方法；评价的有效性
作者简介：朱长根（1979-），男，江西南昌人，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法；曾素文（1963-），女，江西南昌人，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课题项目：本文系江西省高校省级教改立项项目“课程评价导向下的经管类专业《经济法》教学改革”（编号：JXJG-09-34-3；主持人：曾素文）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7－0062-03
一、 课程评价对课程建设的导向作用
课程评价是课程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由于研究者对课程概念认识的不同以及评价目的的不同，表现在课程评价对象上人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本文讨论的前提是基于“大课程观”的课程评价，既包括对课程标准、课程方案、教科书等的评价，也包括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师生相互作用的评价。在国外，第一个提出把课程评价纳入课程论研究的，是美国著名课程论专家拉尔夫·泰勒。泰勒认为，课程评价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确定课程与教学计划实际达到教育目标的程度的过程。继其之后，斯塔弗尔比姆提出了背景、输入、过程、结果评价模式（简称CIPP模式），强调了评价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证明，而是改善。无论何种定义，课程评价作为衡量课程建设效果的价值判断和方法是毋庸置疑的，其导向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课程评价发展和激励的体现。课程评价的内容与标准体现了课程开发和管理的指导思想。从课程目标来说，课程评价可以起到评估的作用,其应根据社会或学生的需要，以此作为课程开发的直接依据。从课程实施过程来说，课程评价对课程的实施起着重要的导向和质量监控的作用，有利于改进课程管理与决策。从教学效果来说，也要靠课程评价来衡量与检验。课程评价也是激励教师进行教学方法与手段创新的现实动力。
二、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评价中的不足
有效的课程评价，一定要立足于课程特点。由于近几年高等教育领域对课程建设工作的普遍重视，从而形成了不同行政层次下的课程评价实践活动，但其表现出高度的标准化和同一性，并没有根据课程特点来进行个性化的评价，不利于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的创新。
（一）评价理念过于重视知识标准而忽视了能力发展
评价理念体现了人们对教学活动的看法和持有的基本态度和观念，行为都是受理念支配的，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评价理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教学行为。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同一化教学不可避免。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高等教育有没有必要、可不可以实现多样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大量标准化的人才，但是创新性、特异化的人才也是必不可少且更为高端的。然而，本质主义教学观主导下的现代同一化教学在培养具有多样化知识背景与独特竞争优势的人才存在着天然的缺陷。现代教学观念的演化已体现出“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 强调对个体的注意”、“强调学习过程的创造性”的趋向。学生的主体性不再仅仅是进行自主学习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学生主体性形成本身也成为教育的目标之一。而在中国，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并没能承担起培养学生主体性的责任。我国高校课程评价在理念上过分注重评价的奖惩功能，忽视了改进与激励的功能；过分关注评价的结果，忽视了评价过程本身的意义；过分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评价。
（二）课程目标较为笼统
一般而言，课程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课程知识应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能力培养和技术训练的总体要求；二是确立课程预备知识和技能的基本要求，本门课程对满足后续课程在知识与技能上的基本需要。课程目标确定之后，课程的内容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的选择便有了明确的依据。因此，正确制定课程的目标是课程发挥最佳功能的必要前提。然而，当前的课程评价实践忽视了对经管类《经济法》课程目标的准确定位，更没有对其进行层次性的细化。比如，理论知识要达到何种深度和广度，实践能力要达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都欠缺研究。经济法是法学专业和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但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内容。法学领域的经济法，是和民商法、行政法并列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主要由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市场运行监管法律制度等部分组成。经管类专业的经济法，更多的指代与经济有关的常用法律。其教学体系既包括合同法（传统的属于民商法范畴、公司法、票据法等，也有反垄断、证券监管等经济法范畴的内容。这从相关的执业资格考试和职称考试也可以反映出来，例如注册会计师考试、会计职称考试。但这种专业背景和培养目标的差异在教学过程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从教学理念、教材到教法都没有做明确的区分，影响了教学的效果，不能很好地实现非法学专业学习法律课程的意义。如果《经济法》的课程定位目标不清晰、不细化，则会相应地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不协调。是侧重理论讲授还是应用实践能力开发，哪一方面应作为教学的侧重，不同地区、不同专业的学生的特殊偏好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
（三）评价内容不够全面
我国的课程评价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局限于对某些方面的评价，缺乏整体性。综观世界范围内课程评价发展的实践，评价的内容早已从单一的对课程方案实施结果的评价发展到对目标、过程和结果的全面评价。
虽然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指标提出“在教学内容方面，要处理好经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视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可是理论和实践在经管类《经济法》课程中的体现，是体现在理论课时和实践课时上的划分，还是教学方法上的，抑或是教学内容的设计？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对结果的评价标准模糊。是相关考试的通过率还是思维方法的改进，而这种思维方法的改进又该如何检测？是否主要依据专家评教，学生评教在其中占多大分量？对课程评价者的评价对又该如何进行？
（四）评价方法过于突出量化功能，导致评价质量不高
目前的课程评价较多地注重教学材料的齐备性、学生出勤率、多媒体的应用和教学成果的规范性等因素，评价标准偏重对学科知识特别是书本知识掌握，而忽视了在课程学习中对学生学习方法、思维方式、创新精神的培养。并且，这些因素并不能很好的通过量化指标体现出来。虽然许多学者提出应采取“质性评价”的范式，但其不可计量性也确实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例如，经管类《经济法》是非常适合采取案例教学的课程，但是当前的课程评价实践只重视了教学方法的多样化，而未关注这种多样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没有关注案例教学与理论讲授如何结合。
（五）评价的有效性仍在验证阶段
根据评价主体的不同，课程评价可以分为学生评教、教师自评、专家评教以及社会评价。囿于学生个人的认识和短期功利目标的影响，学生评教的情况往往不能真实反映课程学习的实际情况。学生对要求严厉的老师可能会评分低，对于内容深奥的课程也往往评分不高。有的教师在学生评教的压力下，较易产生功利的短期行为。部分教师为了赢高的评教分数，只讲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有的教师由于担心学生的打分，只拣简单的、学生能很快接受的知识点授予学生；甚至还有教师为迎合学生而放松要求、大给高分的情况。另一方面，以用人单位和行业团体为主体的社会评价的缺失导致当前的课程评价工作看上去还是在教育系统内循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与社会要求接轨的问题。这些现象的产生，降低了高校课程评价的效度。
三、改进经管类《经济法》课程评价的建议
（一）在科学评价理念下合理定位课程目标
现代教学观念的演化已体现出“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对个体的注意”、“强调学习过程的创造性”的趋向。学生的主体性不再仅仅是进行自主学习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学生主体性形成本身也成为教育的目标之一。经管类《经济法》在课程评价的价值取向上，应立足于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在这一评价理念下，可以对课程目标进行具体分解。《经济法》课程的浅层次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和熟悉《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规则，更进一个层次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与执行业务相适应的实践技能。实践能力又分为正确确定案件性质和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以及掌握文件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这样，可以针对分解后的目标根据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的模式逐项达标，有利于课程目标的实现。
（二）评价时要重视课程所承载的知识量
现实中的一个误区就是用课程评价替代了“去评价课程”。很多人把“评价”看作是为课程改革配套的东西，课程在前，评价在后，是对既定的课程进行具有“促进功能”的评价。这导致对课程本身的研究不足，突出表现在对课程内容的设计并没有很好的契合社会需求和学生特点。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了同一化教学的状况。反映在课程内容的选取上，有的高校甚至要求教学大纲要与所选教材大致相同（不能有过多不讲的章节），教学计划要与教学大纲完全一致。从效率的角度来讲，评价标准统一化有助于考核，但是从学科知识标准来讲，同一化也是一种代价。学术自由中教师教学的自由和学生学习的自由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笔者认为，要重视探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教学内容的设计还应考虑能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即教学内容既有基础学习领域、又有专业学习领域、还应有拓展学习领域的要求。在当前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设计上，哪些内容略讲、哪些内容详讲、哪些内容自学，往往不是根据实践技能来设计的。基于经济法的易变性，教师一方面要不断了解经济法理论与立法的最新动态，不断补充、更新教学内容，扩大学生的知识吸收量；另一方面要避免沦为不断追赶最新发展情况的介绍者，而要从立法理念与背景、思维方式与逻辑上培养学生自学新法律法规的能力，不但要向学生介绍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还要使学生掌握经济法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能具体运用法律原理和具体规范来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
（三）课程评价的内容应包含对评价者的评价
课程评价者的知识水平、兴趣及价值观等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因此，课程评价者的评教活动也应成为评价对象，其评教有效性也应归属于评价的内容。教师是对课程加以理解和设计的“专业特权者”，也是课程实践即教学行为的承担者，因此，教师也应成为评价主体。评价标准应强调认识对象的整体性、差异性和丰富性，强调真实情景中的主观感受。目前的评价标准更多地体现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统一化，把教师排除在外。应当根据授课的具体内容和授课对象来考察其教学方法，例如不是所有的内容采取案例教学都能效率最大化，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案例教学不是例子加理论的简单描述和说明，而是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网络，指导其运用相关理论自主解决问题，并不是仅仅教给学生现成的答案，更不是提供唯一的答案。此外，现行的评价模式往往将任课教师排除在课程评价主体之外，这容易使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沦为传递课程的教学机器或工具，使教学变为程序性的劳动，教学的过程成为机械地传授他人材料的过程。当前教育理念的转变中强调了以学生为主体，但以教师为主导的理念却相对失落。如果规范化下带来的是重复和雷同，这也是值得深思的。
总之，有效的课程评价，一定要立足于需要评价的课程特点。评价标准应该是能表现授课行为的丰富性、灵活性，并具有情景性的。课程既是静态也是动态发展的，课程评价应体现开放性和个性化。
参考文献：
[1]周超.课程评价理论在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中的应用研究[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