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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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通过新疆地区大众传播活动的范围来看，对民族习俗的应用应该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新闻活动中。2）广告活动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活动要突出的一个重点就是民族团结。新闻活动的传播者为汉族，受众却是包含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所以说传播方式必须要结合少数民族的习俗。有些习俗性的传播方式可以直接被新闻媒体加以采用。例如服饰和色彩使用习俗。比如说电视台在对少数民族的节庆活动进行的采访中，记者可以穿戴少数民族的服饰。哈萨克族女子的服饰多姿多彩，她们喜用白、红、绿、淡蓝色的绸缎、花布、毛纺织品等为原料制作连衣裙，女记者穿着这种哈萨克姑娘特有的服饰会给哈萨克族以亲切感，自然就在心理上易于接受，传播效果势必要好的多。
电台节目由于更突出语言，所以在进行传播活动时应注意结合当地的语言习俗。针对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受众的电台节目一般采取以汉语播出，少数民族参与的方式进行。例如2010年在古尔邦节期间，新疆伊犁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905天天说事》制作播出了一期特别节目——《快乐的节日》。节目以电话连线、直播间访谈的形式为穆斯林群众营造了喜庆的节目氛围。这是一档以汉语主播的节目，但是由于伊犁是哈萨克自治州，主要住民是哈萨克族，因此新闻传播活动在宣传党的政策、指导人民生活的同时也需要也结合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因为是一档轻松快乐的节目，所以主持人在使用语言时适当使用了口语化的语言，也就是内地人常说的新疆话。比如新疆人喜欢把“你在干什么”说成“你干撒的呢”，把“我没理他”说成“我没尔视他”。诸如此类的新疆方言更有助于加强维吾尔族群众对节目的亲切感，切实感受到这是为他们而办的节目。因此这一期特别节目很好的将汉族和少数民族统和在了一起，对各族同胞来说都是一次美的听觉盛宴。对语言习俗的应用使得这档节目更加受当地人民的喜爱，比起单纯的用标准汉语主持节目来说，此次节目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新疆地区有许多的特产，新疆地区的商品营销包括对内和对外。对内指对新疆本地人进行营销，对外指对新疆以外的地区进行营销。对内和对外营销都需要注意语言习俗的应用。这样对内营销时，受众有利于产生亲切感、归属感和成就感，就会倾向于购买此类产品。这体现了语言习俗之为特定人群所喜闻乐见的特性则又使其对于特定的社会成员具有了强大的亲和力、吸引力。而对外营销时会增加新疆特色，让外地人能够更多的了解新疆。同时广告传播中也必须注意与特定的作为广告对象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传播习俗相契合。例如一个哈密瓜的广告“：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我们的哈密瓜亚克西！”（亚克西是“好”的意思）。新疆伊犁一家薰衣草店的广告：“阿尔曼薰衣草，丫头子喜欢，巴郎子也喜欢！”（巴郎子在哈语中是小伙子的意思）。这两种产品广告的受众即包括汉族又包括少数民族，应用了语言习俗的这两则广告语不仅赢得了汉族的认同和喜欢，也赢得了少数民族的认同和喜欢。
第2篇
1.1拓宽了新闻传播的渠道传统的新闻传播渠道有广播、电视、报纸等，这些传播方式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存在许多的局限，面临一些突发的新闻事件，传统的新闻媒体往往力不从心，无法第一时间获取和信息。微博的出现，增加了新闻传播的方式，拓展了新闻传播的渠道，逐步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实现新闻传播媒介的多元化。
1.2加快了新闻的传播速度传统的新闻媒体，诸如报纸等，新闻传播的方式较为保守和滞后，传播的速度较慢，一条新闻信息的往往经过诸多繁杂的步骤，这一过程往往耗费太多的时间。而微博的出现，使得一条新闻从发生到得到关注传播只需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时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信息的者传播者，而不再是被动的接收新闻信息，这一点加快了新闻的传播速度，并且得益于微博自身的交互关注的特点，一条新闻可以短时间的扩大受众，被更多的人看到，进一步提高新闻的影响力，最大化新闻的价值。
1.3提供了信息交流的平台微博作为一个开放平台，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信息交流平台，微博新闻的便捷快速，使得信息得以共享化，降低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微博不仅为广大的普通用户提供了信息交流的平台，同时也为机构组织政务公开，政策解读，汇集民意等提供了独特的平台。诸如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公安系统相关微博用户的入驻，为民主发表民意，献言献策提供了途径，使得民众更加近距离的关注自己切身利益的政策方针，微博同时也为民众与政府机构组织交流提供了平台。
1.4降低了对于主流媒体的依赖长久以来传统媒体处于对新闻的掌控与垄断地位，传统的新闻媒体收集编辑都要经过严格的流程监管，新闻从业者是新闻传播的绝对主体，普通民众只能被动的接收一些经过严格筛选处理过的新闻讯息。微博的兴起，使得每个人都处于新闻传播的主体地位，民众可以自主的选择接收自己感兴趣的新闻讯息，从多角度看待和了解新闻事件，不再单纯依赖于传统媒体经过处理的信息，增加了新闻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了对主流媒体的依赖。
2微博应用于新闻传播的弊端及解决措施
凡事都具有两面性，有利有弊，微博应用于新闻传播也不例外，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微博自身的特性，微博在新闻的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微博应用于新闻传播的主要弊端有以下两点。
2.1虚假信息泛滥微博的低门槛，简便和快捷，一方面使得新闻传播能够更加具有实时性和快速性，但是同时也正是由于微博的这些特点，加之微博系统的监管体系不完整以及没有有效的过滤和拦截手段，使得每个人都可以不受限制的新闻信息，一些哗众取宠别有用心的用户，就会恶意一些虚假消息、过激言论以及社会谣言，这些不良信息不断涌入微博市场，造成虚假信息泛滥。微博新闻时代的传播速度较快，一条微博一经会短时间的被众多微博用户看到，获得较大的受众群体，人们阅读微博往往对谣言不会有充分的辨识能力，一传十十传百，也就造成了虚假信息谣言短时间的快速传播，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
2.2新闻信息的碎片化众所周知，一条微博的字数限制是在140以内，这也就造成了微博新闻不能充分的表述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发展过程，使得阅读微博的民众没办法完整的把握新闻事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闻信息的碎片化。新闻者由于受微博字数的限制，同一个新闻事件往往需要多条微博加以描述，人们通过精简的微博接收到的都是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没办法获取连续完整的脉络，并且普通的微博用户的新闻往往缺乏新闻语言的规范性和准确性，这就会造成人们对一些新闻事件的误读，理解上极易出现偏离。为了更好的发挥微博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需要有关部门以及民众共同努力，克服微博应用于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弊端及不足。针对虚假信息泛滥这一点，有关部门可以制定相关的措施来规范微博用户新闻的方式，对于滥发虚假信息，传播谣言的行为主体进行大力打击。同时民众也应该提高谣言辨识能力，不轻信谣言，不做谣言的二次传播源，微博用户之间还可以进行互相监督，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微博新闻传播氛围，拒接虚假信息，垃圾谣言。微博自身特点决定的微博新闻传播的碎片化问题，则可以通过微博与其他传统媒体优势相结合的方式，将碎片化信息构建完整的结构模式，以应对由于碎片化带来的新闻深度不足的问题。
3微博作为新闻传播新兴媒介的前景
3.1微博将逐渐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微博不仅是普通民众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社交平台，也可以成为公民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一些政府机构入驻微博，使得民众可以随时随地的了解国家政策的最新动态，关注自己切身利益的政策方针，并且积极主动的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建言献策。相信只要政府微博能够遵照微博新闻的传播规律和基本特性，在内容和形式上加以创新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做到及时准确，公正透明的报导新闻事件，听取民众的心声和建议，就能够进一步发挥微博新闻在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作用。
3.2微博将逐步与传统新闻媒体相结合，完善新闻报道机制微博具有传统新闻媒体所没有的方便快捷，实时性，简洁性的特点，同时也存在着碎片化的不足，如果把微博自身的优势与传统新闻媒体相结合，势必会形成更加合理有效的新闻报道运作模式。快捷的获取新闻事件的最新动态，进行新闻当事人事件采访等的过程可以在微博中较为快速的完成，而最后的则可以通过传统媒体来进行，以便形成更加权威，准确有效的新闻信息。微博新闻与传统媒体相结合，一定会迎来新闻报道发展的崭新篇章。
4结论
第3篇
（一）均是对新闻事件的详细分析
无论是什么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均会起到一定程度上的舆论监督及引导作用。在报纸的一些专栏新闻中，会对一些新闻事件发表一些看法，对舆论导向会起到一定的引导式作用。而在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社会公知对于某些新闻热点事件的看法也会对网民的新闻意识及行为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由此方面看，两种新闻传播均会对新闻事件进行较为详细分析解答。
（二）新闻娱乐化较为常见
在网络及报纸新闻传播中，均存在着新闻传播娱乐化的特点，也正是因为此特点，对于新闻传播的改革工作开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曾在对两会进行报道时，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报纸媒介均在对基本的会议议程内容报道的同时，对于一些热点话题人物的提案也进行了采访。对于一些极具代表性的会议提案，广大网民也进行了评论，且评论大多带有调侃色彩。新闻传播的娱乐化色彩使得在新闻传播中多样化热点得以突显。
二、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的不同之处
（一）网络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内容性更强
在互联网刚开始兴起时，网络媒体传播的时效性便极为突显。在1999年的5月8日凌晨，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坠落了3枚来自北约的导弹，最终造成3人死亡、20人受伤。在42分钟后，网络媒体便将这些消息传播至互联网之上，我国人民也迅速得知此事。而当时大部分报纸对于此新闻消息的传播在次日，比网络传播晚了24小时。另外，与报纸媒体相比，网络传播新闻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化。例如，在对克林顿绯闻消息进行传播时，报纸无法将长达78页的反驳报告完全刊登出来，445页的调查报告自然也无法出现在报纸上。但是在互联网上便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容纳此事件的内容。网络与传统新闻传播之间存在此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在报纸新闻传播时会受到其版面大小的限制。而在网络传播中，新闻者中有较大部分为网民个人，无需经过道道关卡，只需点击鼠标便可完成新闻的。
（二）传统新闻更加注重专业性
与报纸新闻传播相比，网络新闻的专业性较低。由于在网络新闻者中，有较大一部分比例为网民，其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具有丰富的内涵修养，而有些是尚未成熟的学生。有些正直的网民乐于传播社会中的一些正能量新闻及揭发丑陋事件。而一些素质较低的网民，可能会为了提升自身微博的阅读量而去编写一些假新闻，欺骗民众。还有一些网民，在网络上肆意谩骂，污染了网络环境。与网络媒体相比，报纸在进行新闻传播时，虽然其时效性相对较弱。但是大部分的报纸编辑、记者作为新闻工作人员，其专业素养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民众在获取到网络上的一些新闻信息后，只有在报纸等传统媒体上得到认证后才会相信。就此点而言，报纸等传统新闻的专业性、权威性还是较强的。也正是因为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专业性使得一些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新闻问题得到解决。例如，在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案件，最开始是在网络上传播，随着其转发量的迅速增加，人民网进行了相关报道的转发，从而使得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关注此事，并将其妥善解决。
（三）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特点存在不同
网络新闻在传播时的互动延伸性较强。在2011年底，方舟子对韩寒的作品原创性提出了质疑，在网络上掀起了热议的浪潮。广大网民在网络平台上运用微博、论坛等渠道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想法。且由此进一步延伸开始对韩寒其他作品进行挑错及韩寒反击行为的探讨。虽然事件的最终发展、结果尚且等待证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大网民在此事件上的互动及延伸化讨论对推动事件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形式以满足受众需求为目的。现今对于重大新闻的传播报道，只有充分展示出真实的场景，满足民众的信息获取需求，才能够真正得到其关注及青睐。在现今这个网络、传统新闻传播并存的时代，报纸新闻传播还是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的。在2011年的3月，日本突发9.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对当地民众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损伤。日本当地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均参与至新闻传播工作中。无论是海啸已蔓延至日本东部还是震后当地民众的自救，均是当时报纸、电视等媒介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
三、结语
第4篇
（一）农业新闻传播人员整体素质参差不齐信息、新闻资源的传播属于一种社会化行为，传播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可以依托传播载体传播思想观念、经验、知识、情感及行为等各个方面。传播依赖于人类而存在，它是构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但就目前我国农业新闻传播现状来看，有很大一部分农业新闻传播媒体人职业素养一般，整体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较多传播人员从根本上缺乏对农民、农村及农业的理解与感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农业新闻传播的有效性。部分新闻人仅能够多面收集相关的农业信息，并对其实施整理与加工，甚至部分新闻人在采访过程中缺乏对农民的尊重，影响了农业新闻采集的真实性，限制了新闻传播的有效性。
（二）双向流通有一定的限制首先，当前大部分农村地区无法推广与普及基层农业技术。主要表现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破坏严重，部分乡镇地区开展农业改革，致使专业化的技术人员被分流而出，传统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点逐渐撤销，限制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其次，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服务职能较弱。大部分农业服务中心并未重视其技术推广的职责，仅仅流于形式，并未发挥实际性的作用，面对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技术难点，不能及时有效地协助解决，因此给其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延迟了新技术推广、使用的速度，降低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此外，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素质普遍较低，甚至无法满足农业技术传播的需求，进而制约了农业信息的有效传播。另外，在我国农业新闻传播方面，媒介作用的发挥程度比较低，在农业新闻传播方面，报纸、电视、广播的传播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均存在农业新闻数量比较少，获取途径有限等弊端。而新闻内容具有其显著的及时性特征，消息是其重要要素，而当前在农业信息的传播中依然存在及时性、延续性严重缺乏的现象，直接影响了我国农业新闻的传播。
（三）受众意识缺乏当前在我国从事农业新闻传播的主要机构组织包括农业技术推广部分、科研院所、企业及政府等部门，为永葆农业新闻传播的活力，必须明确各部门的宣传职责，整合其传播的主要框架结构，并将受众意识放置于农业新闻传播的主要位置，确定新闻传播的主要对象、传播的目的、传播的效率等。它属于一个不断衍生与拓展的过程，然而当前我国农业新闻的传播并未满足大部分农民对信息资源的需求，且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并未将改善农民的农业生产结构作为主要目标，未正确引导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改革，新闻传播的时效性较差，同时会对农民产生一定的误导影响。
二、改善我国农业新闻传播现状的有效途径
（一）注重与农民的需求、意愿、社会发展、农业发展等方面相结合要提高我国农业新闻传播的有效性，使其能够更好地辅助与帮助农民进行生产指导与改革，首先需要将农民的需求与意愿，社会的发展实际及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与农业新闻传播结合起来。提高农业新闻的可读性，切实关注农民关注的问题，传递农民需要的信息资源，并选用最能迎合广大农民需求的传播形式。新时代背景下的大部分农民已并非传统独立性较强的个体，他们同样在生活与生产方面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人群与社会信息，不仅需要不断学习与更新农业生产技术，同时需要了解相关的市场资讯。因此，在我国农业新闻的传播中，需充分从农业发展、农村与农民视角出发，锁定农民的生产实际，从其需求出发，将话语权充分还给农民，传播其更为感兴趣的农业信息与话题，强化农业信息的可读性，利用现代化多媒体的传播手段，提高新闻报道的互动性，缩短与农民之间的距离。解决其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充分满足其经济、技术、文化需求，更好地推进农村技术改革。
（二）确保主体多元化、表述客观化、形式多元化当前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同时也为农业新闻的有效传播开辟了更多途径。互联网已成为我国信息资源传播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但目前主要在城市地区应用，在部分农村地区的推广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为改善农业新闻的传播途径，首先必须在农村普及新的传播媒介，并获取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改造农村技术环境，定期组织对农民使用互联网的培训，使其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网络农业信息，同时还需实现网络信息收集的主体多元化，联合个体、企业、政府等相关机构，强化对农业新闻传播的投入。其次，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可接受范围，改善新闻报道的表述方式，用其可接受的话语来陈述广大农民的心声，满足其需求，切实了解其存在的困难，解决其日常实际需求。使广大农民充分掌握话语权，为其创造更多能够发挥自我意见的平台，给予其更多说话的机会，搭载其农业发展与科技进步之间的桥梁。
（三）改善传播途径，深入浅出、广而告之此外，为加强我国农业新闻传播的有效性，还需加大对新闻传播的宣传力度，为农业新闻制定相关的宣传广告，使其成为众所周知的传播途径。同时还需在有限的文字表达技巧下蕴含更为深刻的报道内涵，提高农业新闻报道的深度，并充分发挥其以小见大的作用，做到深入浅出，且言之有物。
三、结语
第5篇
1.全方位的传播渠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机融合，给新闻传播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传播渠道得到了海量拓宽。在全方位的传播渠道方面，新闻传播不再只是平面、广播、电视这样的三维空间传播，有了互联网“万维”的空间载体，新闻传播的渠道更宽，效果也更好。
2.全流程网络化生产网络化制作、网络化存储、网络化播出也是新闻传播“全媒体”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数字化的网络平台中，一条新闻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出去，即可以提高效率，也有利于节省制作成本。
3.全时空多维互动在“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突破了传统媒体只能单向传播的方式，传播者与受众之间不再只是“说”和“听”的关系。一条新闻线索可能只是普通用户终端的一个点发出，经过新闻单位发散之后得到大众传播。但在传播的同时，普通的用户与用户之间，用户与媒体之间还会形成交叉式的多维互动。通过互动，传播的信息更加丰富，传播的效果也得到有效提升。
二、“全媒体”传播对从业者的新要求
首先，完成战略观念转型，适应全新传播生态环境的挑战新闻从业人员要深刻认识这种发展趋势，有效构建用于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编码方式、解释框架以及传播模式，在全新的传播环境下，强化引导力。在此过程中，新闻从业人员不仅需要澎湃如昨的热血，还需要勇于创新的意志，热情拥抱全媒体时代的到来。
其次，学习互联网环境下生存模式的挑战在新闻传播的全媒体时代，新闻从业人员除了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新闻业务素养，还要积极补充最新的互联网技术知识。传统的新闻规律、新闻实践和新闻经验一旦跟因特网有机融合，传统媒体的采编经验、采编方法、采编手段等，再结合网络的特性，创造性地运用到网络上，必然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三、总结
第6篇
要想有效创新新闻传播学术，首先得转换研究角度，认真反思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套路，为创新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仍在应用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一是政策解释式。主要是解释党和国家政府所谈及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术工作的指导性政策和精神，进而引领当下新闻传播工作。二是经验总结式。总结经验的对象是新闻传播业的务实工作者，他们自身根据对当下各式学术工作进行总结，然后互相交流经验增长工作经验。三是建构体系式。是理论工作者依据与新闻传播学术相关的各项理论研究，总结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规律。四是历史阐述式。此处的历史指的就是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史，学术研究则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和阐释传播学术的历史进程。五是问题研讨式。主要是针对各类理论研究成果提出问题，实现边探讨、边发现的目的。六是对策建议式。这是一种为“业界营运和管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从而得出具有详尽理论分析的对策建议报告。七是媒介批评式。主要是对各种媒介行为及现象进行评估，主要是批评媒介上的评论文章。总的来说，以上几种新闻传播研究套路或多或少均挟有一定的滞后性，这需要研究者的更正与革新。
二、探析问题意识与科学问题
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上文已简要分条列举，但从研究套路实际发挥的价值来看，建构体系式、历史阐述式、问题研讨式、媒介批评式这四种研究套路更具理论创新和知识增长价值，仔细观察这四种研究套路可以发现，这四种套路能够归纳出两种不同学术倾向：一是学科体系倾向。二是问题研究倾向。然而，创新新闻传播学术十分需要问题意识和科学问题两方面内容。科学问题是指一定时代的科学家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处于新闻传播学术领域，科学问题的概念更加深化。其指的是认识主体在了解一定的新闻传播科学知识与理论背景的前提下，为了解决学术实践中的疑难问题、矛盾冲突所提出的疑难解答任务。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研究者们不应轻信、盲从所要认识的学术对象，而是应该秉持一种质疑、批评、探索求真知的态度，进而便形成了问题意识，既然问题意识已经真正形成，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为后续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做好准备工作。但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一些研究者在提出问题这一学术训练阶段不够成熟，甚至有些人还不了解提出问题的基本功，那就更无法很好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新闻传播学术不但要创新，而且要督促研究者们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随即加大对某些价值问题的研究力度，才有可能突破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瓶颈。
三、基于传统研究的新闻传播学术创新
第7篇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第8篇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第9篇
定义虽然表述各不相同，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报道对象是科技，二是时效上要求新，指新近发生或是最新报道。然而，只具备这两点尚不充分。正如科技全方位渗入经济社会，科技新闻与经济、社会等其他新闻也存在诸多交叉，界限并不清晰。如果科技新闻只限于科技领域的新鲜事，则易将部分具有科技内涵的信息排除在科技新闻之外。因此，有学者认为在经济、社会发生的事件中，只要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就应算为科技新闻，否则则是经济新闻或是社会新闻。应该说，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科技新闻更加容易亦更为清晰。笔者认为，明确科技新闻的分类比研究科技新闻的定义更具实际意义。但相对于后者，国内对科技新闻分类的研究更为缺乏，仅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亦不统一。胡钰将科技新闻分为科技成果类新闻、科技人物类新闻、科技政策类新闻三类。赵炎龙则认为科技新闻包括政策类科技新闻、建设类科技新闻（指科技队伍、科技工作理论方面的建设）、成果类科技新闻、人物类科技新闻、自然事件类科技新闻（指对火山爆发、地震、海啸、气候等自然界发生的事件进行科学解释或观察性的报道）、批评类科技新闻（对科技系统的新闻监督）等六类。赵炎龙的分类完全包含了胡钰的分类，不但政策类科技新闻、成果类科技新闻、人物类科技新闻表述的内涵比科技成果类新闻、科技人物类新闻、科技政策类更宽，而且还区分出了建设类、自然事件类和批评类三类科技新闻，更为全面地反映了科技新闻的全貌。
然而，赵炎龙的分类仍存在明显的瑕疵。一是自然事件类科技新闻过于狭窄。如2003年SARS疫情发生时，在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中，涉及防治和诊疗技术研究进展的，无疑可以列入成果类科技新闻，但是更多的关于SARS发病原因、发病条件、疫情地区、防治要求等方面具有科技内涵的新闻，因不属自然事件，难以归类。其实，现实中后一类新闻越来越多。二是分类对象重叠。建设类科技新闻和批评类科技新闻的对象均为科技管理或是科技工作，而且我国批评类科技新闻数量很少，单独归类实际意义有限。因此，笔者认为，科技新闻除了包括意义明确的政策类科技新闻、成果类科技新闻、人物类科技新闻外，还应包括事件背景类科技新闻和管理类科技新闻两类。其中，事件背景类科技新闻指事件具有深厚的科技背景，如嫦娥三号登月探测器和玉兔号月球车在月情况等类的新闻，或是需要通过科技阐释事件发生背景、预测发展趋势，如2004年对印度洋发生海啸的报道等，以及揭示事件背后科技现状的，如《华盛顿邮报》2014年4月在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失联事件报道中指出“全球航空业的数据通信、数据备份技术实在太落伍，今天的航空业仍在使用上世纪70年代的落后技术”等。这类新闻与成果类新闻区别明显，应单成一类。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从科技角度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将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入。管理类科技新闻指反映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在推动科技事业发展中的举措或阶段性成果的新闻，包括科技工作进展、科技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情况、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等，如召开重大科技会议、科技规划、科技人才选聘等情况。
2科技传播与科技新闻传播
科技传播是20世纪80年代引入国内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同时强调“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因此，科技传播作为科技知识扩散的方式，对推动和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科技传播在学界受到高度关注，是研究的热点之一。与科技新闻一样，学界对于科技传播也是未形成公认的定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有：孙宝寅认为，“科技传播是科技信息运动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实现科技信息的交流与共享”。翟杰全认为，“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即为科技传播。需要说明的是，在科技传播研究中，一般有“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两种表述。由于“在科学传播的语境下，科学被认为包括了纯科学、数学、统计学、工程学、技术、医学及相关领域”，实际研究中，此两种表述一般不加区分。就科技传播与科技新闻传播的关系而言，各种研究对其并不明确。从修辞上来说，不能确定“科技新闻传播”属于“科技传播”，就像“成人职业教育”属于“成人教育”，而“工商行政管理”却与“工商管理”没有关系。从学术上来说，很多学者在对科技传播研究中没有涉及科技新闻传播。对于科技传播的构成，学者们多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类。
吴国盛认为科学传播包括三个层面：科学界内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以及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科学界内部的交流包括学科同行间的交流与跨学科交流，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是指科学与其它文化如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对话与交流；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是科学传播狭义的指称，既继承传统科普的科学向公众传播，又强调公众向科学传播。翟杰全认为科技传播既包括科学的传播，也包括技术的传播，专业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技术传播是科技传播的四个基本渠道，其中技术传播指的是技术在社会中的扩散、交流与共享活动。凌小萍、谢慎兰把科技传播分为学术交流、科学教育、科学普及三个层次。分析上述分类，总体而言，是将科技传播划分为学（技）术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三个层次。学（技）术交流，指在科技专业人员之间传播、交流科技信息的过程和行为。开展学（技）术交流避免了科研活动中的重复劳动，使学术研究由个体劳动成为集体劳动，有利于肯定学术成就、纠正学术错误、拓展学术交流的范围，有助于学术界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大大加快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吴国盛的科学界内部的传播、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翟杰全的专业交流、技术传播，凌小萍、谢慎兰的学术交流，都可归于此类。科技教育，是指通过传授科技知识、研究方法，传承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来培养科技人才。科学教育培养了科技专业人员队伍，使得科技劳动成果的创造、传承与扩散得以延续，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科技传播方式。吴国盛的分类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如此重要的科技教育，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即使他提出的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在广义方面似乎包括科技教育的一丝味道，那也颇为勉强。科学普及，是国家和社会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一直被认为是科技传播最基本的含义。科学普及拉近了科技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促进公众理解和支持科学。正如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所说，“科学技术正是通过普及的途径和手段变为生产力的。”吴国盛将科学普及拓展为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强调了公众向科学传播和科普者与公众的平等关系。上述三个层次的分类，也不是没有问题。当前，科技传播的范畴已经比以往包含了更多的因素，由于科技信息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很多日常普通的信息(如新闻、广告等)或多或少含有科技传播成分。因此，不能忽略科技新闻对科技传播的作用。一些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刘华杰认为“科学传播”在中国有“科普”和“科技新闻”两大传统，很多科技新闻报道都是“标准的科普工作”。吴国盛也强调了新闻媒体对科普的重要作用。徐孝枫、李云娣则按照科技知识在传播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将科技传播分为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向其他领域专业人员的传播、教育机构内部面向学生的传播、科技公共传播等四个不同阶段，并认为科技新闻是科技公共传播的主要形式。
尽管如此，刘华杰、吴国盛提及科技新闻是为了强调新闻媒体的科普功能。徐孝枫、李云娣虽将科技新闻作为科技公共传播的主要形式，但所说的科技公共传播还是在科普意义上的扩展，其他三类还是没有脱出上述分类的窠臼。结合前文所述，科技新闻除大多有科普的作用外，其所蕴含的新闻价值也常常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一些引人瞩目的事件背景类科技新闻、管理类科技新闻有时甚至并不具有直接的科普价值，如SARS疫区的划分、科技规划等。但是这些科技新闻由于可以满足人们希望了解科技的需求，吸引人们关注科技，讲述了科技事实，符合科技传播中科技信息交流与共享的要求。科技新闻传播具备了科技传播的基本内涵，毫无疑义属于科技传播的范畴。由于科技新闻的科普作用并不能涵盖其在科技传播中的意义，因此，将科技传播划分为学（技）术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科技新闻四个层次更为合理。在四个层次的科技传播活动中，学（技）术交流、科技教育有相对固定的传播对象、明确的传播内容、清晰的效果评价标准，分别通过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合作研究、专利许可，以及专业教育、培训等方式进行。科学普及、科技新闻有共性也存差异。共性在于传播对象均为全体社会成员，都无明确的传播内容要求和效果评价标准，传播形式上需要依靠大众传媒，传播内容都具有“普及科技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作用。差异在于，前者目的明确，不讲求时效，重复性、长期性特征突出，更多强调对人的观念的影响和素质的提高；后者时效性强，属一次性消费，目的是满足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在四个层次的科技传播活动中，知识的专业性依次降低，受众的范围依次扩大，社会的参与度依次提高，传播的社会性依次增强。广泛性多意味着基础性。科技新闻传播作为最广泛的社会科技传播活动，对其他形式的科技传播活动起着基础作用。从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省区的实际情况来看，科技传播活动活跃的地方，科技新闻传播发达；科技新闻传播发达的地方，科技传播活动的水平亦高，效果显著。因此，实现科技新闻的高效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3从科技传播视角衡量科技新闻传播效果
科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代我国的经济发展形态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在积极构建服务于知识经济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同时，建设高效的科技新闻传播体系是科技传播在新时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技新闻传播的效果进行评价，有助于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明确方向，具有一定实践意义。科技新闻传播作为面向大众的科技传播活动，对其效果的评价不能仅限于新闻传播，还需兼顾科技传播方面。因此，科技新闻传播的高效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的形式、方式、手段不断完善和范围、内容不断深化上，体现在科技知识和新闻信息的大规模的、多向互动的、快速的扩散上，还要体现在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伦理道德的有效传播上。具体来说，科技新闻高效传播评价应涉及以下几个维度。一是传播形式。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不但科技新闻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而且一切经济新闻的背后也似乎总能找到科学技术的影子。因此，科技新闻传播不仅是科技专业媒体的任务，其他主流媒体也要全面介入；科技新闻不仅继续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传播，也应成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新媒体传播的重要内容。科技新闻报道的形式要更加灵活和多样化，更好地吸引社会的关注。随着现代传播观念的深入，科技新闻报道不再仅是科学向公众的单向灌输，还要成为公众理解科学的双向活动。二是传播速度。科技新闻能够快速响应、快速传播。从新闻线索的发现，到新闻产品的生产，再到新闻产品的扩散和接受，时间效率都要大幅度提升。科技新闻同其他社会关注的新闻一样，能够准确及时迅速公开，乃至实现实时化传播。如玉兔号月球车通过微博，拟人化实时了第二次月夜休眠前遇到故障的新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同时，各种社会新闻热点所蕴含的科技新闻点也应被迅速挖掘，满足公众的需要。
第10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第11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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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正地做到关心人、理解人以及帮助人
社会经济的发展、新老观念以及新旧机制的碰撞，很容易导致新问题和新矛盾的产生，人们会比较迷茫，这便需要主流媒体将自己的作用发挥出来，给人们解答疑问，给人们精神方面的关照。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采集的时候，不但需要考虑政策的需要，还应该考虑到听众的实际需要，并进行人文价值的确定，给人更多的关照和理解，多播报一些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将政策本身的实际性和权威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二）将人文关怀和理性平衡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新闻工作者在工作的时候，必须和社会情绪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保证新闻本身的真实性、公正性以及客观性，这样才能够对社会做一定的引导，帮助人们用更加理性的目光来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比如，面对房价上涨、看病难以及看病贵等问题，采编人员必须谨慎和理性地对待，否则只能够让人们更加焦虑。广播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还必须保证其平衡协调性，不但要进行正面报道和成就性的宣传，还应该对不同区域、行业以及正负面报道进行控制，并对发稿节奏进行控制，保证其真正做到均衡有序，将其蕴含的人文关怀很好地体现出来。
二、广播新闻人文生态的构建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生态环境是以人为本和崇尚和谐，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选择的时候，应该根据这条准则进行，保证编辑框架能够真正地适应人文生态环境，在新闻播报的时候进行人文生态的延伸。
（一）重视采编视角的转换
在新闻采编的时候，应该减少那些乏味空洞新闻出现的概率，将更多生动新鲜的事例选用进去，重视群众利益的维护和群众诉求的表达，找到新闻输出的合理基准点。比如说在春节期间，可以对农民工工薪结算进行关注，做典型报道，认可农民工的劳动成果，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解决问题。
（二）叙事环节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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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数字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往往集中报道热门事件。他们热衷于从一些具体的事件升华到整个社会的层面，做出一种高度抽象的引申，迅速做出道德是非的判断，并由此判断引发出对社会道德现状的反思和追问。这种行为，理论上是媒体报道信息、舆论监督等社会职责的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显示出一种过分的道德焦虑。媒介为了吸引眼球集中报热门事件，并将独立事件无止境的上升到整体社会层面进行“道德默哀”，这种泛道德化现象，不但不利于社会稳定，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自由度增大、社会价值多元化条件下的伦理失序问题，而且还容易导致人们的道德茫然，甚至道德虚无。在刚刚过去的8月，因为有几位年轻女性遇害，随后又被各大数字新闻密集报道，被封为“黑色八月”。例如，新浪网就推出《如何走出少女的黑色八月》的专题，不但采用了血腥的网页封面设计，还对近期的少女遇害案进行详细地报道。对于社会治安、社会道德现状也是大加批评，看后让人毛骨悚然。这个事件中，数字新闻媒体在传播环节就表现出的过分焦虑。媒介报道事实本是其职责所在，但是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导致他们的报道会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数字媒体上充斥着对女孩被害事件的报道，在对于社会起到警示作用的同时，更加重了社会没必要的恐慌。一件单独事件上升为整个社会层面的普遍性事件，随后对于整个社会道德的现状进行所谓的“彻底拷问”，除了让参与新闻传播环节的受众人人自危，对于社会的治安现状和现代人的道德水平再一次失望之外，其他正面效应微乎其微。
二、数字新闻传播环节媒介伦理问题的产生原因
（1）数字媒体的特征更易引发媒介伦理问题
数字媒体传播过程中道德问题的大量发生与数字媒体技术的独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数字媒体传播主体的匿名性导致其信息传播活动具有随意性，这样既使得数字新闻多而杂，又导致追责困难，一定程度上诱使人们采取不道德的网络行为。再加上数字媒体本身的开放性更使得很多充斥自由言论的网上社区诸如论坛、电子公告板等，成了数字新闻伦理问题的重灾区。
（2）把关人作用的削弱导致伦理问题
“把关人”作用指的是大众传播的一切信息，都要经过相关人员的过滤或筛选，才能同公众见面。不同于具有严格编程序的传统新闻，数字媒介的把关人功能十分薄弱，这也是导致数字新闻传播环节媒介伦理问题高发的原因。数字媒介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再加上现在的数字新闻往往采用采编播同步的方式，及时性的需求导致数字媒介的信息，有时候来不及把关就被上传到网络上和手机平台上，严重削弱了把关人的力量。而传受合一的特性，让传播者和接受者合二为一，直接削弱了把关的力度。
（3）道德法律体系不完善导致伦理问题
数字新闻在传播环节的媒介伦理问题与数字媒介的道德法律体系并不完善有直接关系。如今，数字媒体的传播网络虽然已经遍布全球，但是迄今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全球性的数字媒体网络道德规范，数字新闻传播环节急需与之配套的全新道德规范。对于不断出现的媒介伦理问题，法律法规方面的规定也十分不足。2014年10月29日，国家规定将在全国新闻网站正式推行新闻记者证制度，将全国范围内的新闻网站采编人员纳入统一管理。这一举措虽然有利于规范数字新闻媒介从业者行为，但是为了彻底解决媒介伦理问题，需要的是一部统一系统的数字媒介法，在这个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数字新闻传播环节媒介伦理问题的解决措施
随着数字新闻传播环节伦理问题的层出不穷和数字媒体时代媒介伦理的新发展，加强数字新闻传播环节媒介伦理建设已经是当前媒介社会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问题的解决，需要从从业者、行业和社会等多方面入手。
（1）加强数字新闻从业人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指的是运用媒体和技术信息的熟练媒体技能。现今社会的媒介伦理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媒介从业人缺乏应有的媒介素养所致。作为数字新闻的从业者，不但要具备传统新闻从业者需要拥有的素养，还有掌握更多。不但要加强增强信息的选择、甄别和加工能力，还要适应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掌握最先进的数字新闻技术，不断地自我提升，满足数字新闻的媒介要求。
（2）完善数字新闻行业自律
数字新闻传播环节的伦理问题多发与数字媒体的行业自律缺失有很大关系。数字新闻相比较传统新闻而言，是新产物，相应的媒体自律信条、媒体自律组织等都不健全。传统新闻的媒介组织例如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侧重于传统新闻，对于数字新闻领域的监管和约束十分有限，所以，从当前的形势来看，组建数字新闻自己的媒介组织，制定适应数字媒体的行业自律条例，对于完善行业自律，解决数字新闻的媒介伦理问题是非常紧急和重要的。
（3）加强数字新闻的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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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兼容性好。4G通信在先进通信技术支持下可以更加快速地传输，但这同时也需要4G通信具有良好的兼容性，促使4G通信可以支持各种智能应用同时运行。所以说，4G通信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2.提供增值服务。4G通信以正交多任务分频技术为核心技术，此种技术的应用使得无线设施可以在4G通信网络环境下有效应用，为人们提供无线通信增值服务。
3.高质量通信。未来4G移动通信系统被称为多媒体移动通信。也就是说第四代移动通信不仅满足人们正常的通信需求，还能够为多媒体传输提供更多的帮助。当然，这种帮助是提供高品质的通信，改善当前的通信现状，促使多媒体观看品质更高、更清晰。
4.频率效率高。由于4G通信运用了许多功能强大的突破性技术，这使得4G通信网络构架更加紧密、科学、合理，大大提高其无线频率和运行效率，使其应用水平更高。
二、4G时代与新闻传播
21世纪的今天，人类发展进入了信息社会，尤其是4G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推动了信息社会的发展。可以说，4G时代引领了新的信息传播热潮，使人们获取信息更加方便快捷。那么，4G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会有什么影响呢？
1.新闻传播向多媒体化传播发展传统媒介往往只是使用相对单一的传播符号作为传播方式，例如，报刊是通过文字向人们传播新闻信息，广播是通过声音向人们传播新闻信息。但4G时代的新闻传播不是单一的传播方式，而是通过多媒体的方式将新闻信息传播给广大人民群众，促使人们更加清新明了地了解新闻信息。所谓多媒体传播是将声音、文字、图像结合在一起，共同覆盖在同一界面上，促使人们在观看新闻的过程中，通过文字的说明、声音的传播、图像的播放更加详细地了解新闻信息，促使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新闻事件。所以说，4G通信的运用会增加新闻传播效果。
2.新闻传播更加广泛4G时代实现了原本由电视机主宰的客厅革命，使得电视不再是新闻传播的主要出口，而是一个多屏性终端。运用4G通信技术制造的通信设施，如手机、电视、平板、电脑等，都可以作为传播信息的出口。在现代化的今天，全球60%左右的联网设备是智能手机或平板，4G作为优于3G的移动通信系统，可以支持智能手机或平板更加快速、顺畅地接收高品质的新闻信息。
第15篇
（一）较强的自律理念。在网络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对于信息的变得相对容易，同时在考核方面也与传统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新闻传播人才应当逐步提高自身的自律意识，树立自律理念，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修养，接受别人监督，对于出现的问题积极进行自我改正。
（二）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传播信息是新闻传播人才的本职责任所在，在网络时代海量的新闻信息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些负面的、消极的甚至是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信息，这就要求新闻传播人才必须要时刻以一颗高度的社会责任心，担负起对社会的应尽责任，不漏报、不瞒报、不假报。
（三）高尚的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闻传播人才职业道德的根本，在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工作中，更是不可偏废[5]。对于新闻传播人才而言，应当全心全意的为新闻受众服务，在工作中公正无私，坚持真理。同时，作为新闻传播工作者，面对网络时代多元化的新闻来源和各种影响，要尊重事实，坚守据实报道。
二、新闻传播人才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
在网络时代，对于新闻传播人才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培养，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新闻观。的新闻观是从事新闻职业所应遵循的核心准则。因此，应当着力推进新闻传播人才对此方面的学习。要将新闻观纳入到新闻传播人才的日常学习之中，在形式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可以采取定期培训、集体讨论等方式。要创新学习方法，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可以抓住一些典型事例的示范效应重点展开教学，并辅以现代高科技的教学与学习手段，让新闻传播人才从中学经验，受教育。
（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网络时代的来临，人们的思想日益多元，对新闻传播人才的信念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新闻传播人才具有教育责任的各级机构与部门要积极探索出一套有益于新闻传播人才理想信念教育的体系。在方式方法上，除了通过传统的集体讲授方式深化新闻传播人才理想信念之外，还可以开展现场体验、情景模拟以及经典案例教学，加深学员对理论学习的思考，加强理想信念。
（三）加强新闻传播人才职业道德建设。树立新闻传播人才良好的职业形象，纠正新闻行业不正之风是加强新闻传播人才思想教育工作的题中之义。因此，可以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新闻单位强化道德教育活动。新闻单位应当坚持把对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作为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采取有效形式对新闻传播人才开展职业道德强化教育活动。二是建立日常检查机制。把教育和管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加强对违反职业道德者的教育和处罚，以保障新闻传播人才职业道德建设所应有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