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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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含理论经济学、技巧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含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区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抵触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

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供给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第2篇

1．1评价指标入组时对患者家属采用自编问卷进行调查，由患者家属自填，采用无记名问卷方式，要求陪护家属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独立评定，当场填写当场收回，总计发放70份，回收有效率100%。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在患者入院后3天内对其家属进行第1次评定，第2次评定是在实施护理干预2周后进行。问卷内容:①自制的一般资料问卷调查，包括受试者的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陪护家属与患者的关系、对患者病情了解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家属的各种心理状态等项目。②应用SAS、SDS量表各由20个项目，将20个项目的各项得分相加得总粗分，用粗分乘以1．25得到标准分，用于评定受试者有无焦虑或抑郁以及焦虑和抑郁的程度。评分标准为4级，≤40分为无焦虑、41分～59分为轻度、60分～79分为中度、≥80分为重度。受试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并标明产生负性心理的相关因素，统计各项例数及百分比。

1．2统计学方法将干预前后调查所得数据应用SPSS10．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干预前后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干预前后患者家属SAS及SDS评分比较(表1)。

2．2家属产生负性心理的相关因素排序(表2)

3讨论

上述评定结果显示:综合干预后患者家属的SAS、SDS评分较干预前有明显降低且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影响患者家属产生负性心理的主要因素有:精神卫生知识缺乏;患者的病态表现;陌生的住院环境等共6项，针对患者家属产生负性心理的不同原因实施相应的心理干预后，其焦虑、抑郁表现明显下降，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说明通过实施心理干预，制定详细的护理措施可有效改善患者家属的心理状况。因此，护士应重视家庭、社会因素对患者的影响，主动与患者家属沟通［4］，同时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力度，普及精神卫生知识，使社会能给予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关爱，鼓励患者家属在面对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时，积极争取，勇敢接纳，以提高社会支持的利用度。通过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为患者家属普及了精神疾病的相关知识，使其掌握了对精神病患者相应的应对方式，增强了家属帮助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有效降低了患者家属的心理紧张，减少了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发生。

4小结

第3篇

[关键词]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区域经济协调；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號]F124

宏观调控强调通过多种途径展开社会经济控制，维持社会再生产协调状态。区域经济反映了各区域经济水平、状态、规律。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区域经济差距悬殊，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建设的核心，有责任、有义务协调区域发展。鉴于此，笔者结合实践研究，就政府宏观调控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展开分析。

1 宏观经济管理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

1.1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必要性

社会主义市场环境下，政府采取宏观经济管理主要作用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指导、促进作用，优化分配，完善生产资源，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稳定国家经济。而想要保证社会市场稳定还需通过市场自发调控与政府宏观调控，两者结合才能实现百花齐放，增加社会就业率、推动企业发展。同时，还有助于调动政府参与主动性，对促进经济体系完善起到间接性作用，使社会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水平。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宏观调控也存在管理失效风险。宏观经济是以计划指导为目标，对今后经济发展趋势的预见，政府根据经济预测展开宏观调控，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主客观影响如：决策依据信息来源真实性、准确性，决策人员专业水平，政府反应要落后市场发展变化，成为宏观调控最大影响因素。所以，及时对政府行为科学引导保证发挥市场调控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发展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发展。

1.2 宏观调控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区域经济协调是宏观调控的目标。政府想要进行宏观调控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是工作目标，也是区域经济协调有效方法。首先，社会经济总量稳定。经济总量指的是某个阶段国家经济活动总成果的数量反映，宏观经济活动指标的集中体现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宏观调控短期目标即是维持社会供给与需求稳定，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这也是区域经济协调重要途径。其次，社会经济发展。基于长远角度分析，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长期建设发展的战略性指导，及时排除经济隐患，促进国民经济进步。区域经济协调具体而言，就是城乡、城市区域的统筹协调，要求两者必须保持同步状态。

1.3 宏观调控是稳定区域经济的根本需求

首先，宏观调控的基础前提就是计划手段，要求政府对区域经济进行短期、长期计划，适应宏观经济管理计划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次，经济计划。以间接形式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间接管理指的是不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是以市场为媒介通过经济手段对经济发展主要变量施加影响，通过市场传导引导微观经济行为，确保达到宏观经济管理标准。区域经济属于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内容，以宏观调控形式进行区域经济协调。最后，行政方案。行政方案指的是行政单位利用行政权力干预社会经济的有效途径。单位以宏观经济形式综合人力、物力应对宏观经济问题，如利益问题，都要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控制。

2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发展问题也随之暴露，尤其是区域经济失衡问题。现如今，我国经济水平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特别是长江、珠江、京津冀，根据所处地理环境看呈高密集状态。但是，想要通过高经济水平地区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存在一定限制，进而出现区域经济发展不均，影响社会总体经济进步。现阶段我国主要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改革初期得益于上海工业与江浙区域农工相辅，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江苏、浙江的乡镇工业和家庭工业发展迅速。此后，汽车、石油化工、船舶产业迅速兴起，使长三角一直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3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想要通过宏观经济控制保持区域经济平衡，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第一要素是政府以宏观经济管理为方法，发挥着横幅作用。综合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与优势、问题，从而创建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蓝图。相对于个体控制，宏观经济控制更能够规避市场风险、进行市场控制，通过扩大投资、吸引优秀人才、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稳定区域经济，有助于控制区域经济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经济水平提高。

3.1 促进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就是扩大投资，鼓励科技创新、扶持第三产业。首先，推动区域经济朝市场化发展，开放市场、建立完善的法律体制和市场制度、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保证产品、生产资料等走进来、走出去，推动社会经济进步。同时，要求政府打破行政性贸易壁垒，发展多元化、互补性的区域市场。其次，鼓励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政府综合有利产业资源，健全指导机制与产业制度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在原有产业资源下以财政刺激形式带动企业走向科技创新，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水平。最后，扶持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包含各类服务和产品，有助于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的同时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政府应在制度政策上给予帮助，为第三产业谋求更多福利优惠政策，并进行劳动力教育培训，提高专业水平、生产效率。

3.2 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

关于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政府应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其中，留下来是将区域高学历、年轻劳动力、具有创新、创造意识的人留下来；引进来则是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资源。具体措施：首先，加强与金融、贸易、投资战略的互动，尤其是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贸的互动。“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现代社会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也是推动留下来，引进来的双向互动。其次，为外来人才提供更多福利政策，将优秀人才放在重点开发区，有助于达到人才流动的聚集效益。再次，政府应加大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就业支持，尽可能缩小与高经济水平区域在卫生、教育、文化、医疗方面的距离。最后，发展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专业水平，更好地适应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3.3 国家战略与地方战略协调

首先，秉承着产业承接和吸收同步、环保、产业技术适度的原则，选择利用适合的产业和技术加以承接。其次，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与自贸试验区建设协调，创建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重塑沿海开放高地优势。“一带一路”地区与自贸试验区叠加，全面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在国内大环境下实现双向投资协调发展。最后，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以政策为导向使本土产业和转移产业实现融合，避免出现转移产业同质化问题。此外，长三角区域政府推动本土产业转向中西区域，基于宏观经济调控下创建优势互补的经济开发区。

第4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第5篇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6，（01）.

第6篇

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关键词：经济学；数学化；实证化

作者简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经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第7篇

大一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微观经济学

摘要

本文写了大学生兼职的时薪，以及目前我国大学生毕业面临的失业与最低工资的联系，并且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供求知识对最低工资进行了简要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最低工资的利与弊。

关键词

兼职 机会成本 最低工资 价格原理 供应 需求

正文 步入大学生活以来，一直想找兼职，想为自己赚一点零用钱。加了各种兼职群每天更新着各种兼职信息。每天都在搜罗着适合自己的兼职，同时还要考虑付出是否和收入成正比。

当然，既然选择想要去做兼职，我就要考虑自己所要放弃的。去做兼职，自己相对而言就少了休息与学习的时间。我要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为别人服务。也许我可以在此期间，读书，提高自己的阅读量。所以，我选择去兼职时的机会成本就是在此期间的学习。考虑了很多，最后还是决定有机会去兼职一定要去。

终于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经过班导的介绍，有幸可以和同学在双十一期间，去太平鸟参加实习，做客服。当时根据日程安排，由于双十一期间，客流量大。第一天，我们从下午2点，工作到凌晨2点。第二天，从下午2点，工作到了午夜12点。22小时的工作时间，每个小时支付了我们8元钱。现在仔细想想，感觉公司违背了浙江省人民政府的最低工资的消息。

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从2011年4月1日起，将我省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1310元、1160元、1060元、950元四档，最高档增长幅度达到19.1%。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调整为10.7元、9.5元、8.6元、7.7元四档。宁波作为浙江省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市区的最低工资归为第一档。也就是说，按照正常的标准，我们应该有10.7元每小时的薪资。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消息，人社部今日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共有25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20.2 %。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的15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市的14元。虽然达不到北京市的最低工资的标准，但是我发现，现在在大学生兼职市场上，能达到本市的最低工资的标准，也是不多的。本学期，参加了一次开啤酒的兼职活动，按事先讲好的工资是每小时10元钱。也没有达到最低工资的标准。

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其雇主(或用人单位)支付的最低金额的劳动报酬。最低工资不包括加班工资、特殊工作环境、特殊条件下的津贴，最低工资也不包括劳动者保险、福利待遇和各种非货币的收入。最低工资一般由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立法制定。最低工资可以用月薪制定，也可以用每小时的时薪制定。

根据微观经济学所学的知识，利用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中的供求关系，分析由最低工资引起的劳动力过剩情况。

对于，我这两次参加的兼职，所给的工资并没有达到最低工资的标准，但是，我还是去参加了。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于兼职，还是迫切渴望的。而且，目前兼职的薪资已达到了市场的均衡工资，市场的劳动量与薪资达到均衡。劳动者愿意接受这个价格，市场也愿意提供这个价格。一旦，市场被强迫要求达到最低工资，那么公司就会减少对劳动者的需求，同时，会挑选竞争力更强的劳动者。大学生，没有过多的工作经历，也没有过硬的技术，所以，淘汰的更多的是大学生。

最低工资的制定反映了监管机构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同时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而强制规定用人单位必需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报酬。但是，由大学生的兼职，所产生的推想可以看出，最低工资并没有保护一些弱势的劳动者的利益。反而将这些劳动者挤出了劳动的市场，变得更加的弱势。大学生作为缺乏经验和技术的劳动者，就将在最低工资的打压下，产生失业的现象。今年，毕业季又到了，有一大批大学生面临着一毕业就失业的现状。

所以，对于兼职，薪资没有达到最低工资的水平，还是有很多的大学生争抢着工作。因为我们缺乏经验，我们不介意用底薪水来换取社会经验，与吃苦耐劳的精神。

但是，等到三年后的我们，毕业了，面临的也不仅仅是现在兼职这么好的场面。要和很多人竟争岗位，必须要比别人有突出的才能。目前的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增强自己的竟争力，只有强大了自己，才会不被最低工资打压。

参考文献

[1]邵金菊，孙家良。微观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大一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二：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的经济学思考

我们每个人从呱呱坠地，直到垂垂老矣，这一生当中，始终都在面对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生活?不得不承认，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彻底被经济所挟持了。在我们的生活中，经济学无处不在，我们无时不与经济打交道，比如说，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所作所为，基本上都与经济活动有关。不得不承认，在学习微观经济学之前，我对现实中的一些涉及经济现象的问题不甚了解。但是在学了一个学期的微观经济学之后，我对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至少不会感觉那么莫名奇妙了，对一些现象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的原理来进行解释了。

下面我就对我身边经常遇到的一些现象，用微观经济学的原理来简单的谈谈我对这些现象的理解。

一、大学食堂里的经济现象

1、吃饭问题

每个人只要活着，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吃饭问题。这不仅是在大学食堂里要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

案例：某一大一新生第一天来到学校食堂，对学校食堂的饭菜不熟悉，不知道自己要吃多少就可以，所以第一次来食堂吃饭的时候该同学买了4个馒头，吃完第一个馒头时感觉很满足，吃下第二个时也感觉不错，但是吃下第三个就感觉饱了，看着剩下的馒头该同学秉着不浪费的心态继续吃，吃完后感觉特别撑。经过教训，该同学在第二天只买了3个馒头。

通过微观经济学来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微观经济学里讲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随着商品和服务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消费中得到的总效应增加，但是增加的效用是不断减小的。该同学在吃完第三个馒头的时候正好吃饱，满足值也就是效益值为10。下面对满足值进行细致化的描述，吃第一个馒头时满足值为5，吃第二个和第三个时分别为3和2。在这里，每一个馒头的成本没变，获得的总效益是不断增加的，但是获得的边际效益是不断减小的，而该同学在满足值最大时继续吃下一个馒头，使得自己处于过饱状态，造成身体上的不舒服，这就使得

满足值减小，也就是从吃馒头中获得的边际效用逐渐减小。该同学是个理智的消费者，在第二天只买了3个馒头，这样就达到了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效益的目的。作为一个理智的消费者，其目的就是要达到利润最大化，即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效用。

下面我就用图像来对这个例子进行分析：

首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也可以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设商品X的效用函数为：

TUU(X)

则边际效用为：

MUdU(X) dX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表达为：

dU(X)MUdX 2dMUdU(X)0dX2dX

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造成的结果，所以，经济学无处不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也有亲身经历，每当打完篮球回到宿舍，感觉口很渴，喝第一杯水，感觉太爽了，太满足了;然后继续喝第二杯水，感觉还可以;到喝第三杯水的时候，感觉已经不渴了，此时已经达到效用最大化了，如果再继续喝第四杯水，就会感觉不舒服了，这是总效用就开始减小了，这就是一种很简单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造成的现象。

2、食堂占座问题(从资源稀缺性和供给需求理论分析)

我相信很多同学(包括我)曾经都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好不容易结束了一上午的课后，想到吃饭的时间到了，然后高高兴兴的去食堂就餐，然而食堂里早已人满为患，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位，于是就用自己随手携带的课本或书包占座，然后再慢慢的去打饭，回来之后，到处找自己的位置，本以为是记错了，可是找遍了整个食堂都没有，于是不仅失去了座位，还丢了课本。这些同学丢了课本显示出学生们的道德问题，但这归根结底要说到学校食堂的座位太少，使得同学们做出错误的决定。

这种现象每次新生入学进行军训的那几天最严重。我就有亲身经历：大一入学的时候，开学前几天要进行新生军训，好不容易结束了一早上的军训，又累又

饿，赶紧跑到食堂吃饭，结果发现食堂全是穿着军训训练服的大一小新生，然后突然想到赶紧先占个座再去打饭，不然，等一下没座位了，结果看到的是一大片已经用军训帽子占好了座位，好不容易用帽子占到一个座位，饭打回来，却找不到自己的帽子在哪了，因为一眼扫过去，都是帽子，都不知道哪一顶是自己的了，这是一件很悲催的事。到大二开学的时候，又轮到下一届大一小新生军训了，早上或者下午上完课奔赴食堂，结果也不大理想，食堂坐满了人，找不到一个空座位，因为军训的大一新生差不多都是一个点下课的，这个时候，食堂正处于就餐高峰期。所以说，吃个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现代大学占座已司空见惯，食堂占座、图书馆占座、自习室占座、上课教室占座等等。但是食堂占座不像自习室占座那样，用笔写上一个大大的占字就行，所谓食堂占座就是用自己随身携带的书包或者书籍宣布对该座位的主权，在大学，占座已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占座文化。

要分析这一现象，就要考虑到微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问题资源的稀缺性问题。所谓资源的稀缺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人们的欲望总是无限的，这就造成了资源是稀缺的，人们的欲望总是超过实际的生产能力。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在人流高峰期，座位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占座行为是对这种稀缺性资源的恶性竞争，食堂的座位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够的，供不应求，座位这种稀缺性资源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同学们要为座位的使用权而竞争，先到先得，一旦被别人占了自己就只能站着，不能被同时占用。而在先占座和先买饭问题上，理性经济人的做法是先占座，这样就造成了座位的更加紧缺。

我觉得学校可以实施的的解决方法：学校可以通过增加座位数量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其次还可以对学校食堂进行扩建，但是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这都需要从学校的经济实力进行考虑。最经济的方法是调整就餐时间，可以分时段进行就餐。

面对先占座还是先买饭的问题，理性的人会选择先占座后买饭。假設先买饭后占座，那么在买饭的时间里有限的座位资源被后来的人占有，在买饭回来时再四处寻找座位，不仅要花更多的时间还要面对端着食物的不方便与尴尬。如果先占座后买饭，会节省很多时间，时间成本较前一种情况小得多，同时不用面对端着饭找座位的尴尬。

3、食堂排队问题(供给需求理论)

现象阐述：

在知味堂吃饭，总会有这样的打饭现象，我们发现只有在凉菜间和打白米饭处会排队，其他菜品地方都很少出现排队。针对以上现象，我将用经济学原理做一个简要分析。

为了便于下面阐述的方便，我们假设

其他打菜处为A窗口

凉菜间为B窗口

打米饭处为C窗口

A总特点：需求量大，不稳定，窗口多，打菜的劳动力多

B总特点：需求量不大，较稳定，窗口少，打菜劳动力少

C总特点：需求量大，较稳定，窗口少，打菜劳动力少

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到了饭点的时候，大家都蜂拥而上，特别是周一到周五，早上或下午下课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点下课，每个餐厅窗口前面都是长长的队伍，这是学生素质高的大学，而在某些大学，餐厅窗口前更像是菜市场，打饭师傅的叫卖声、学生的嬉闹声，乱作一团。

其实，排队从某种角度看，是资源配置供需不平衡的结果。而要满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需求，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配套跟进，但这种投入这种跟进，有一个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这将需要很大一笔资金。

而在一时尚无法解决供需矛盾的情况下，排队却是解决供求矛盾的一个相对公平的方式，因为它遵循了先来后到的时间优先原则，给排队的人一个预期：只要按照顺序排着，总能轮到自己。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很多不排队、乱插队的现象?经济学里有一个囚徒困境理论，说的是两个囚犯一起做坏事，被警察抓了起来，分别关押在两个牢房里审讯。在这种情形下，囚犯有两个选择：一是背叛同伙，与警察合作;二是保持沉默。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们都选择沉默拒不承认，那么警方将无法定罪。警方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宣布如果愿意供出同伙者可无罪释放，并得到重奖;另一方将被严厉惩罚。因为双方都不能确信对方是否会背叛自己，为了保全自身，最后都会选择背叛。结果反而使双方都无法保全，全部坐牢。这个理论映射了部分不排队者的心理，就是不相信他人会排队，生怕自己老老实实排队吃了亏。于是，只要有一个人乱插队，就会引起整个队伍秩序的混乱，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而插队者自身利益最终也可能受到损害。

可见，在资源配置不足的情况下，排队可最大限度节约时间成本，使资源得到相对优化配置;不排队，必然会导致整体效率的降低。

学校食堂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打饭难问题，学校食堂增加窗口以及打饭菜人员。可能由于食堂提供的服务不足，供求不平衡，学生就餐耗费的时间过长，这种情况下，道德成本自然也随之增高了，插队、欺骗乃至暴力等都有可能成为一种自然选择。其次学校可以增加食堂的数量，这样不仅解决了打饭难的问题，更防止了垄断，而垄断会导致腐败化和官僚化，从而提高了学校食堂的经营质量。

二、从机会成本角度浅谈生活中的小事

关于毕业之后是读研究生还是找工作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很多大学生都在纠结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未来的生活。这个问题就要考虑到微观经济学的机会成本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一种资源往往有很多种用途，如果某人选择了某一资源用于某种用途，这就意味着他同时放去了这种资源的其他用途，而其他用途所产生的价值就构成了使用这一资源的成本，经济学上称之为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指的是某种资源用于次佳用途所具有的价值，也就是所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中所能带来的最大收益。机会成本有如下的一个计算公式：

机会成本总和=显性成本+隐性成本。

因此，在考虑此问题的时候会考虑到机会成本，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想考研，觉得现在的本科毕业生找工作压力太大了，学历已经不能满足工作要求了，想通过读研究生，来提高自己的学历和知识，为以后的生活奠定一天更好的路;然而，有些人却不想考研，想毕业之后就赶紧找工作，因为依目前的形式看，找工作的压力一年比一年大，竞争也越来越大，谁知道三年之后会发生什么?竞争会变得有多大?研究生又有多少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毕竟三年也不是个短时间，所以有些人选择不考研，毕业后就找工作。

第8篇

一、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下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用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经济学就是要探讨在个人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为出发点,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市场供求因素等)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第二,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参照系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这些参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可比性。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参照系的建立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第三,经济学采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比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市场扭曲、市场失灵等问题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二、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作为分析工具,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但是,在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基于唯数主义的数学化倾向,这种倾向偏离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视角,不仅不能为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经济学家内部也颇存异议。因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从理论研究角度,借助数学模型有三个优势:第一,数学语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这使得经济学的推理与分析过程呈现出数理逻辑的严谨性。例如,边际效应价值实际上是在对效用函数进行测定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联立方程组推导的结果。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也是运用联立方程组对生产和交换均达到最优配置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阐述。第二,数学方法使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并进而使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西方经济学就是在这一共同的话语体系下获得长足的发展。第三,数学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备的确定性与精确性。数学推导具有数理上的逻辑性,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学理解上的歧义,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发生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因此,从整体上有利与提高经济学家工作的效率。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比较明显: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可以发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系统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别确定它在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

(二)经济学数学化的误区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不是数学。首先,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数学模型和概念的简单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开拓数学理论前沿,而是运用这些理论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绝不在于其对数学的运用是否精通,而是取决于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深度。比如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数学或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学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许多经济学杂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数学模型,是否采用计量分析,如果论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组代数符号的话,那么,该论文便会自动被视为毫无价值而遭拒绝。这种作法排除了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使运用其他研究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过分数学化的趋势,标志着经济学在逐渐失去其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如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对人和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揭示,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揭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觉性感悟等),标志着经济学在唯科学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头,以至于逐渐丧失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关注与分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贫乏与单一。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的标准。同时,经济学中的过度数学化倾向还表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这种运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导致了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经济学研究人类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人类活动受道德、历史和社会的诸多因素影响,许多环节之间都有或明或暗的联系,这使得经济活动变得相当复杂,如果用数学变量来表示,那么必将形成一个极端庞大而又难以处理的数理模型,这就给使用带来了困难。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模型中的严峻假定有系统性偏差,修改某些有关数理模型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将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要想使严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须要不断的放松假定,加进新的变量,这样做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超出数学能力所限,使得数学方法的运用陷入死循环。必须承认,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对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而忽视数学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将必然会陷入“数字游戏”的怪圈。事实证明,单纯使用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超级秘书网

三、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几点建议

应该说,在经济学中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是不应受到过多指责的,但是,任何方法的运用都需要遵循适度的原则,过度化只能造成相反的效果。第一,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对理论的现实性非常关注。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理论的创立和旧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包括数学在内的任何分析工具都不能脱离这一范畴而孤立存在。经济学过度数学化使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不自觉地接受了数学家的价值取向,把经济学变为基于一系列超现实抽象假定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征。因此,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必须摒弃以主观局限的数学推导进行客观经济规律探索的方法论。第二,经济理论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如何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出选择,以达到其目标最大化的过程,而选择结果便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模型中限制当事人选择的给定假设条件是否合适。所谓合适,是指模型中的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具有“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具有一般性。例如,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以及为什么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将经济理论的探讨建立在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之间普遍联系的基础上。第三,从经济学引入数学以后100多年的历史来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数学的确显示出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优越性,我们应该不断加强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自身的完善,拓展其应用领域,进一步发挥其在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作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数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学习和应用最新的数学分析方法,如博奕论方法、对策论方法、模糊数学方法、非线性系统方法等,使数量分析由单变量向多变量发展,由单目标向多目标发展,并且大力拓展计算机等相关技术领域,提高数学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第四,经济现象本质上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受到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制约,这要求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必然要经过一个定性到定量的分析过程。如果舍弃那些不可定量却对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生硬地把经济现象抽象到数学模型当中,就会歪曲经济事物的本来面目,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加强数学工具运用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局限于数学的分析方法,更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数学化,简单否定和排斥定性分析的作用。行为经济学之所以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正是因为它合理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而不是单纯的依靠严峻假设下的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程祖瑞.数学化,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经济经纬,2001(6).

[2]赵凌云.经济学数学化的是与非[J].经济学家,1999(1).

[3]曾康霖.略论经济学研究的几次革命[J].经济学家,2001(5).

第9篇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下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用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经济学就是要探讨在个人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为出发点,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市场供求因素等)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第二,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参照系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这些参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可比性。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参照系的建立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第三,经济学采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比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市场扭曲、市场失灵等问题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二、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作为分析工具,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但是,在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基于唯数主义的数学化倾向,这种倾向偏离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视角,不仅不能为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经济学家内部也颇存异议。因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从理论研究角度,借助数学模型有三个优势:第一,数学语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这使得经济学的推理与分析过程呈现出数理逻辑的严谨性。例如,边际效应价值实际上是在对效用函数进行测定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联立方程组推导的结果。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也是运用联立方程组对生产和交换均达到最优配置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阐述。第二,数学方法使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并进而使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西方经济学就是在这一共同的话语体系下获得长足的发展。第三,数学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备的确定性与精确性。数学推导具有数理上的逻辑性,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学理解上的歧义,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发生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因此,从整体上有利与提高经济学家工作的效率。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比较明显: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可以发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系统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别确定它在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二)经济学数学化的误区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不是数学。首先,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数学模型和概念的简单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开拓数学理论前沿,而是运用这些理论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绝不在于其对数学的运用是否精通,而是取决于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深度。比如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数学或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学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许多经济学杂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数学模型,是否采用计量分析,如果论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组代数符号的话,那么,该论文便会自动被视为毫无价值而遭拒绝。这种作法排除了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使运用其他研究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过分数学化的趋势,标志着经济学在逐渐失去其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如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对人和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揭示,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揭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觉性感悟等),标志着经济学在唯科学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头,以至于逐渐丧失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关注与分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贫乏与单一。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的标准。同时,经济学中的过度数学化倾向还表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这种运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导致了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经济学研究人类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人类活动受道德、历史和社会的诸多因素影响,许多环节之间都有或明或暗的联系,这使得经济活动变得相当复杂,如果用数学变量来表示,那么必将形成一个极端庞大而又难以处理的数理模型,这就给使用带来了困难。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模型中的严峻假定有系统性偏差,修改某些有关数理模型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将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要想使严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须要

不断的放松假定,加进新的变量,这样做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超出数学能力所限,使得数学方法的运用陷入死循环。必须承认,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对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而忽视数学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将必然会陷入“数字游戏”的怪圈。事实证明,单纯使用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三、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几点建议

应该说,在经济学中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是不应受到过多指责的,但是,任何方法的运用都需要遵循适度的原则,过度化只能造成相反的效果。第一,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对理论的现实性非常关注。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理论的创立和旧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包括数学在内的任何分析工具都不能脱离这一范畴而孤立存在。经济学过度数学化使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不自觉地接受了数学家的价值取向,把经济学变为基于一系列超现实抽象假定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征。因此,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必须摒弃以主观局限的数学推导进行客观经济规律探索的方法论。第二,经济理论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如何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出选择,以达到其目标最大化的过程,而选择结果便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模型中限制当事人选择的给定假设条件是否合适。所谓合适,是指模型中的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具有“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具有一般性。例如,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以及为什么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将经济理论的探讨建立在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之间普遍联系的基础上。第三,从经济学引入数学以后100多年的历史来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数学的确显示出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优越性,我们应该不断加强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自身的完善,拓展其应用领域,进一步发挥其在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作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数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学习和应用最新的数学分析方法,如博奕论方法、对策论方法、模糊数学方法、非线性系统方法等,使数量分析由单变量向多变量发展,由单目标向多目标发展,并且大力拓展计算机等相关技术领域,提高数学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第四,经济现象本质上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受到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制约,这要求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必然要经过一个定性到定量的分析过程。如果舍弃那些不可定量却对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生硬地把经济现象抽象到数学模型当中,就会歪曲经济事物的本来面目,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加强数学工具运用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局限于数学的分析方法,更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数学化,简单否定和排斥定性分析的作用。行为经济学之所以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正是因为它合理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而不是单纯的依靠严峻假设下的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程祖瑞.数学化,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经济经纬,2001(6).

[2]赵凌云.经济学数学化的是与非[J].经济学家,1999(1).

[3]曾康霖.略论经济学研究的几次革命[J].经济学家,2001(5).

第10篇

近年来，以苹果公司在线网络商店为代表的新型双边市场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

基于经济学论文" target="_blank">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对苹果公司的案例进行分析，给出了双边市场模式成功的原因，并论证了我国适合采取新型双边市场模式来发展现代服务业拥有比较优势。

【关键词】

双边市场 网络外部性 平台 现代服务业。

一、引论。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一种成功的经营模式和市场形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一个双边市场的简单定义，就是作为平台（platform）的企业，同时服务两组不同的消费者。比如，ebay、易趣网、淘宝网这类的电子交易中介平台，同时服务商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珍爱网、百合网这类婚姻介绍网站，同时服务男性和女性顾客；智联招聘、前程无忧这类的工作招聘网站，同时服务企业和求职者。

这种新兴的电子平台，成功的开发出新的双边市场，从而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例子还有很多。事实上，双边市场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是很早就出现的，那就是媒体产业，比如报纸和电视就同时服务观众和广告商。到底新兴的双边市场成功的原因何在？它与传统双边市场有什么区别？这种新兴的双边市场，对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又有什么启示呢？

二、双边市场相关理论研究。

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最早系统的研究双边市场的是caillaud和jullien （2001，2003），rochet和tirole （2003，2006）以及armstrong（2006）。 rochet和tirole（2003）首先给出了粗略的定义：双边（更一般的说是多边）市场是通过一个或几个平台能使最终用户相互作用，并通过合理地向每一边收费试图把双方（或多方）维持在平台上的市场。双边市场中的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加入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的数量。

在这样一个双边市场中，两组参与者之间存在着交叉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网络外部性是指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在双边市场中，这就表现为一种交叉网络外部性，也就是每个参与者从平台获得的效用或收益，与另一组参与者的总数量有关。一组参与者的总数量越多，另一组参与者得到的效用或收益越高，这就被定义为是正的网络外部性；反之，就被认为是负外部性的情形。

在传统双边市场中，往往表现为一边参与者对另一边参与者的网络外部性为正，反之，网络外部性为负。比如在媒体市场中，该媒体的观众越多，广告商投放广告的收益就越大；反之，广告商投放的广告越多，对使用该媒体服务的观众而言，造成的干扰就越多，获得的效用也就越低。

近年来，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把精力投入到对双边市场的研究中来，这也使得双边市场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国外的研究中，caillaud和jullien （2001，2003）， rochet和tirole（2003，2006）以及armstrong（2006）主要分析了在双边市场中的定价策略。研究结果都表明在双边市场中，定价策略不同于一般的单边市场。企业在定价上拥有更灵活的空间，完全可以通过对一边参与者的收费来补贴另一边，例如现实中有些报纸就选择完全免费发放给读者。还有些研究侧重于对市场失灵的分析，提出了媒体市场的这种交互网络外部性会导致媒体产品的同质性，产品不够多样性，从而减少社会福利（比 如gabszewicz等（2004），gal -or和dukes（2003））。

在我国，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关注双边市场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双边市场理论以及定价策略的介绍和分析，以及对双边市场竞争的政府规制建议。主要实证分析也还是集中在媒体或银行卡市场这样的传统双边市场上。新兴的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双边市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比较缺乏。

事实上，近年来出现的许多新型双边市场的特征，并不同于传统双边市场，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是双边市场所服务的两组参与者之间的网络外部性不再是一正一负，而都为正的。例如，加入淘宝网的卖家数量越多，买家就越可能找到更便宜且更适合自己的商品；使用淘宝网的买家越多，卖家就可能卖出更多商品，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这种区别，主要来自于参与者对于信息的获取过程是不一样的。

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分析重点就是信息，因为现实中常常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为了做出最优决策，市场中的微观个体（企业和消费者等）需要为信息支付额外的成本。这个成本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交易成本，而这种成本有时可能很高以至于潜在的交易不会发生。我们再以传统媒体市场为例，阅读报纸的读者越多，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企业就可能卖出更多的商品，所以读者对企业的网络外部性为正。但当报纸中的广告越来越多时，必将占据刊登其他新闻内容的版面，读者阅读报纸所获得的效用会减少。值得注意的是，读者（潜在的消费者）在报纸上接受到的关于交易的信息，已经被报纸这个平台所限定，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的可能性很小。虽然不排除有部分读者因为广告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商品，但这个效应比因广告而造成的效用损失要小，所以在报纸这个平台上企业对读者的网络外部性为负。报纸能提供的关于另一组参与者的交易信息实在有限，交易成本没有被显著减少。而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兴双边市场中，因为有效而便捷的搜索手段，使得使用平台服务的任何一组参与者，都可以以非常小的成本迅速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另一组参与者的交易信息。原来因为潜在交易成本过大而没有发生的交易，在新兴的服务平台能够以比较低的交易成本发生，这对两组参与者，平台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这也是近年来新兴双边市场模式大获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理论上，这种交叉网络外部性都为正的双边市场，会使得交易成本下降，而这种下降的趋势，会随着参与者规模的增大而更加迅速，从而呈现一种规模报酬递增的状态。也就是说，参与者进入这样的双边市场的好处，会随着另一组参与者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呈现出几何增长的趋势。但实际中，这样的市场模式又会有什么问题，以及对我国有何启示呢，我们下面将通过双边市场的实际案例予以说明。

三、双边市场实例分析。

近年来，全世界最成功的、最引人津津乐道的双边市场的案例，莫过于美国苹果公司推出的移动终端操作系统ios和服务平台itunes store了。苹果的迅速崛起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新型的双边市场关系，以itunes store中专门提供只针对苹果产品和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商店app store为例，根据调研机构admob的报告，2010年app store年收入近24亿美元。每位iphone用户从苹果app store在线商店平均每月下载10.2个应用程序，ipod touch用户平均每人每月下载的则更多，达到18.4个。苹果从app store中每月平均收益近2亿美元。而考虑到消费金额，平均每位iphone用户每月在app store上会花费9.49美元，2640万iphone用户每月会给app store带来1.25亿美元的收入；ipod touch用户平均每人每月会在app store上会花费9.79美元，1860万ipod用户每月会给app store带来7300万美元的收入。截止2010年8月份，app store美国商店应用数量251007个，它们来自50304个者（个人开发者或开发商）。进入2011年以来，由于iphone 4和ipad的推出和热卖，以上这些数字还在飞快的增长中。

在截至6月25日的2011财年第三季度，苹果的营收增长至285.7亿美元，净利润为73.1亿美元，稀释后每股收益为7.79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在2011财年第三季度，苹果售出2034万部i-phone，同比增长142%；售出925万台ipad，同比增长183%。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网络商店模式的成功又进一步带动了平台服务终端的销售。

普遍认为，苹果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功的原因，不仅仅是其出色的工业设计和制造理念，更加得益于这种优秀的商业模式，苹果公司将其旗下的几乎所有产品都和itunes store这个十分强大的应用平台相捆绑。 itunes store模式的意义在于为多媒体商品和软件的供给者搭建了一个方便而又高效的销售平台。对于产品的内容和质量，因为用户们对其正的网络外部性和规模效应，使得供给者们参与其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适应了用户们对商品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这是一个对用户们的正网络外部性；同时，因为苹果在线商品的产品都是音乐、书籍、应用程序这样的虚拟产品，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当商品的供给者越多时，竞争越激烈，价格可以越来越低以至于趋近于零，但低价会吸引更多用户来购买和使用他们的产品，两组参与者再次呈现出对对方的正的网络外部性。总而言之，用户们享受到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供给者们虽然面临激烈的价格竞争，但由于其商品的特殊性，只要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就有利可图；作为平台的苹果公司在赚取平台服务费用的同时，还能售出更多的平台服务终端。对三方而言，这种模式都是非常成功的，从而使得itunes store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良性、相辅相成的发展轨道。在其他it领域，网络化，平台化运营也已日益成为当下it的主流商业模式。

但是这样的发展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平台竞争，因为正的外部性和规模效应，很多企业都想参与进来分一杯羹，然而这就可能造成重复投资，资源会被浪费。就以和苹果公司竞争的其它几个移动终端服务平台为例，除了谷歌公司的安卓（android）系统外，诺基亚公司的塞班（symbian）系统和微软公司的windows phone系统在市场上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而标榜所有应用程序免费的安卓系统虽然市场占有率高，但相关商品的利润率却比苹果公司的低很多。这是因为在交叉网络外部性都为正的双边市场中，两边的参与者越多，就会使得整个系统的效率越高，规模报酬递增，这类似于经济学中定义的自然垄断。在这样的市场中，如果存在多个平台瓜分两组参与者，反而使得整个经济的规模效应没有得到体现，资源没有达到有效配置。任由一家企业做大，成为市场中的垄断者，又会抬高商品价格，造成消费者福利的损失，所以适当的政府规制是必要的。

而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在我国也存在一定的困境。因为现在的相当多的新型网络平台，所提供的都是很多虚拟产品，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规定以及监管地相对不足，企业采取双边市场模式，如何保证商品提供者的合法权益和利润，值得思考。

双边市场为市场中的参与者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使得更多的交易得以发生，但如果有部分参与者提供的是虚假信息，则会造成与之交易的参与者的损失，使得整个平台的效率和社会总福利下降。这种情况下，要求作为平台企业对于平台上所有参与者的信息进行检查和辨别成本又太高，所以相关政府机关和部门的监管也很重要。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新型双边市场的潜力，也了解到在市场任由双边市场发展会出现的问题。结合到中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实际，笔者认为在中国发展这种新型双边市场模式是合适的。

四、新型双边市场对发展有中国特色服务业的启示。

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十二五”规划，都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要加快经济发展，就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现代服务业体系中，金融业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对于相关经济金融法律的保护，依赖度很高，考虑到我国相关经济金融法律制度的现状，想要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发展现代金融业，难度很大；而类似的原因也适用于法律咨询、会计师咨询、创意产业等其它相关行业。而发展新型双边市场，更加准确地为市场中各个微观个体提供相关交易信息，降低成本，在我国则更具潜力，主要理由如下：

（1）我国双边市场发展相对落后，很多跟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交易信息获取不易，信息成本过高，这方面发展潜力巨大。比如，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很重要的水、电、煤气等服务往往信息不充分，查询和缴纳方式原始，交易成本过高。

（2）我国人口基数使得潜在规模效应巨大。如上所述，这样的新型双边市场的网络外部性会随着参与者数量的增加而越来越大，甚至会呈现几何增长的速度。如果能建立全国范围的双边市场和服务平台，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的经济利润的增长，也会相当可观。

（3）我国强大的政府机构和政府职能，能够有效地调控和监管双边市场可能出现的问题。前文提到了双边市场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可能的重复投资或者是垄断者，知识产权保护和虚假信息问题，都需要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规制和监管。

（4）现代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得我们发展新型双边市场有了完备的技术基础。

综上，笔者认为在我国发展新型的双边市场潜力巨大，通过政府的引导和帮助，这种双边市场模式能有效减少信息成本，增加交易数量，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五、政策建议。

最后，根据本文之前的理论和案例分析，结合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现状，给出如下对政府的政策建议：

（1）对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或者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比如水、电、煤气等市政服务以及医疗、教育、社保等，政府可以自己建立服务平台，整合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和国有企业、医院、学校的信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完善的信息服务，同时也使国有企业等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信息和需求。

（2）对于其他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行业，应该鼓励有潜质的企业投资设立新的服务平台，发展新的双边市场。同时注意不要重复投资和浪费。

（3）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双边市场，要注意监管，以免出现行业垄断。加强司法建设和监督，保障双边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4）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和推广互联网的建设，不断增大受众人数，包括广大农村人口，使得双边市场规模效应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陈玲。双边市场理论视角下的市场平台研究[j].商业研究，2010（4）。

[2]程贵孙，陈宏民，孙武军。双边市场视角下的平台企业行为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9）。

[3]彭移风。双边市场定价方式及其对传统市场理论的挑战[j].价格月刊，2007（3）。

[4]尚秀芬，陈宏民。双边市场特征的企业竞争策略与规制研究综述[j].产业经济研究，2009（4）。

第11篇

近年来，以苹果公司在线网络商店为代表的新型双边市场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

基于经济学论文" target="_blank">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对苹果公司的案例进行分析，给出了双边市场模式成功的原因，并论证了我国适合采取新型双边市场模式来发展现代服务业拥有比较优势。

【关键词】

双边市场 网络外部性 平台 现代服务业。

一、引论。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一种成功的经营模式和市场形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一个双边市场的简单定义，就是作为平台（platform）的企业，同时服务两组不同的消费者。比如，ebay、易趣网、淘宝网这类的电子交易中介平台，同时服务商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珍爱网、百合网这类婚姻介绍网站，同时服务男性和女性顾客；智联招聘、前程无忧这类的工作招聘网站，同时服务企业和求职者。

这种新兴的电子平台，成功的开发出新的双边市场，从而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例子还有很多。事实上，双边市场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是很早就出现的，那就是媒体产业，比如报纸和电视就同时服务观众和广告商。到底新兴的双边市场成功的原因何在？它与传统双边市场有什么区别？这种新兴的双边市场，对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又有什么启示呢？

二、双边市场相关理论研究。

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最早系统的研究双边市场的是Caillaud和Jullien （2001，2003），Rochet和Tirole （2003，2006）以及Armstrong（2006）。 Rochet和Tirole（2003）首先给出了粗略的定义：双边（更一般的说是多边）市场是通过一个或几个平台能使最终用户相互作用，并通过合理地向每一边收费试图把双方（或多方）维持在平台上的市场。双边市场中的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加入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的数量。

在这样一个双边市场中，两组参与者之间存在着交叉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网络外部性是指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在双边市场中，这就表现为一种交叉网络外部性，也就是每个参与者从平台获得的效用或收益，与另一组参与者的总数量有关。一组参与者的总数量越多，另一组参与者得到的效用或收益越高，这就被定义为是正的网络外部性；反之，就被认为是负外部性的情形。

在传统双边市场中，往往表现为一边参与者对另一边参与者的网络外部性为正，反之，网络外部性为负。比如在媒体市场中，该媒体的观众越多，广告商投放广告的收益就越大；反之，广告商投放的广告越多，对使用该媒体服务的观众而言，造成的干扰就越多，获得的效用也就越低。

近年来，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把精力投入到对双边市场的研究中来，这也使得双边市场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国外的研究中，Caillaud和Jullien （2001，2003）， Rochet和Tirole（2003，2006）以及Armstrong（2006）主要分析了在双边市场中的定价策略。研究结果都表明在双边市场中，定价策略不同于一般的单边市场。企业在定价上拥有更灵活的空间，完全可以通过对一边参与者的收费来补贴另一边，例如现实中有些报纸就选择完全免费发放给读者。还有些研究侧重于对市场失灵的分析，提出了媒体市场的这种交互网络外部性会导致媒体产品的同质性，产品不够多样性，从而减少社会福利（比 如Gabszewicz等（2004），Gal -Or和Dukes（2003））。

在我国，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关注双边市场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双边市场理论以及定价策略的介绍和分析，以及对双边市场竞争的政府规制建议。主要实证分析也还是集中在媒体或银行卡市场这样的传统双边市场上。新兴的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双边市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比较缺乏。

事实上，近年来出现的许多新型双边市场的特征，并不同于传统双边市场，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是双边市场所服务的两组参与者之间的网络外部性不再是一正一负，而都为正的。例如，加入淘宝网的卖家数量越多，买家就越可能找到更便宜且更适合自己的商品；使用淘宝网的买家越多，卖家就可能卖出更多商品，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这种区别，主要来自于参与者对于信息的获取过程是不一样的。

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分析重点就是信息，因为现实中常常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为了做出最优决策，市场中的微观个体（企业和消费者等）需要为信息支付额外的成本。这个成本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交易成本，而这种成本有时可能很高以至于潜在的交易不会发生。我们再以传统媒体市场为例，阅读报纸的读者越多，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企业就可能卖出更多的商品，所以读者对企业的网络外部性为正。但当报纸中的广告越来越多时，必将占据刊登其他新闻内容的版面，读者阅读报纸所获得的效用会减少。值得注意的是，读者（潜在的消费者）在报纸上接受到的关于交易的信息，已经被报纸这个平台所限定，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的可能性很小。虽然不排除有部分读者因为广告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商品，但这个效应比因广告而造成的效用损失要小，所以在报纸这个平台上企业对读者的网络外部性为负。报纸能提供的关于另一组参与者的交易信息实在有限，交易成本没有被显著减少。而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兴双边市场中，因为有效而便捷的搜索手段，使得使用平台服务的任何一组参与者，都可以以非常小的成本迅速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另一组参与者的交易信息。原来因为潜在交易成本过大而没有发生的交易，在新兴的服务平台能够以比较低的交易成本发生，这对两组参与者，平台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这也是近年来新兴双边市场模式大获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理论上，这种交叉网络外部性都为正的双边市场，会使得交易成本下降，而这种下降的趋势，会随着参与者规模的增大而更加迅速，从而呈现一种规模报酬递增的状态。也就是说，参与者进入这样的双边市场的好处，会随着另一组参与者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呈现出几何增长的趋势。但实际中，这样的市场模式又会有什么问题，以及对我国有何启示呢，我们下面将通过双边市场的实际案例予以说明。

三、双边市场实例分析。

近年来，全世界最成功的、最引人津津乐道的双边市场的案例，莫过于美国苹果公司推出的移动终端操作系统iOS和服务平台iTunes Store了。苹果的迅速崛起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新型的双边市场关系，以iTunes Store中专门提供只针对苹果产品和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商店App Store为例，根据调研机构AdMob的报告，2010年App Store年收入近24亿美元。每位iPhone用户从苹果App Store在线商店平均每月下载10.2个应用程序，iPod Touch用户平均每人每月下载的则更多，达到18.4个。苹果从App Store中每月平均收益近2亿美元。而考虑到消费金额，平均每位iPhone用户每月在App Store上会花费9.49美元，2640万iPhone用户每月会给App Store带来1.25亿美元的收入；iPod Touch用户平均每人每月会在App Store上会花费9.79美元，1860万iPod用户每月会给App Store带来7300万美元的收入。截止2010年8月份，App Store美国商店应用数量251007个，它们来自50304个者（个人开发者或开发商）。进入2011年以来，由于iPhone 4和iPad的推出和热卖，以上这些数字还在飞快的增长中。

在截至6月25日的2011财年第三季度，苹果的营收增长至285.7亿美元，净利润为73.1亿美元，稀释后每股收益为7.79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在2011财年第三季度，苹果售出2034万部i-Phone，同比增长142%；售出925万台iPad，同比增长183%。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网络商店模式的成功又进一步带动了平台服务终端的销售。

普遍认为，苹果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功的原因，不仅仅是其出色的工业设计和制造理念，更加得益于这种优秀的商业模式，苹果公司将其旗下的几乎所有产品都和iTunes Store这个十分强大的应用平台相捆绑。 iTunes Store模式的意义在于为多媒体商品和软件的供给者搭建了一个方便而又高效的销售平台。对于产品的内容和质量，因为用户们对其正的网络外部性和规模效应，使得供给者们参与其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适应了用户们对商品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这是一个对用户们的正网络外部性；同时，因为苹果在线商品的产品都是音乐、书籍、应用程序这样的虚拟产品，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当商品的供给者越多时，竞争越激烈，价格可以越来越低以至于趋近于零，但低价会吸引更多用户来购买和使用他们的产品，两组参与者再次呈现出对对方的正的网络外部性。总而言之，用户们享受到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供给者们虽然面临激烈的价格竞争，但由于其商品的特殊性，只要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就有利可图；作为平台的苹果公司在赚取平台服务费用的同时，还能售出更多的平台服务终端。对三方而言，这种模式都是非常成功的，从而使得iTunes Store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良性、相辅相成的发展轨道。在其他IT领域，网络化，平台化运营也已日益成为当下IT的主流商业模式。

但是这样的发展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平台竞争，因为正的外部性和规模效应，很多企业都想参与进来分一杯羹，然而这就可能造成重复投资，资源会被浪费。就以和苹果公司竞争的其它几个移动终端服务平台为例，除了谷歌公司的安卓（Android）系统外，诺基亚公司的塞班（Symbian）系统和微软公司的Windows Phone系统在市场上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而标榜所有应用程序免费的安卓系统虽然市场占有率高，但相关商品的利润率却比苹果公司的低很多。这是因为在交叉网络外部性都为正的双边市场中，两边的参与者越多，就会使得整个系统的效率越高，规模报酬递增，这类似于经济学中定义的自然垄断。在这样的市场中，如果存在多个平台瓜分两组参与者，反而使得整个经济的规模效应没有得到体现，资源没有达到有效配置。任由一家企业做大，成为市场中的垄断者，又会抬高商品价格，造成消费者福利的损失，所以适当的政府规制是必要的。

而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在我国也存在一定的困境。因为现在的相当多的新型网络平台，所提供的都是很多虚拟产品，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规定以及监管地相对不足，企业采取双边市场模式，如何保证商品提供者的合法权益和利润，值得思考。

双边市场为市场中的参与者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使得更多的交易得以发生，但如果有部分参与者提供的是虚假信息，则会造成与之交易的参与者的损失，使得整个平台的效率和社会总福利下降。这种情况下，要求作为平台企业对于平台上所有参与者的信息进行检查和辨别成本又太高，所以相关政府机关和部门的监管也很重要。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新型双边市场的潜力，也了解到在市场任由双边市场发展会出现的问题。结合到中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实际，笔者认为在中国发展这种新型双边市场模式是合适的。

四、新型双边市场对发展有中国特色服务业的启示。

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十二五”规划，都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要加快经济发展，就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现代服务业体系中，金融业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对于相关经济金融法律的保护，依赖度很高，考虑到我国相关经济金融法律制度的现状，想要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发展现代金融业，难度很大；而类似的原因也适用于法律咨询、会计师咨询、创意产业等其它相关行业。而发展新型双边市场，更加准确地为市场中各个微观个体提供相关交易信息，降低成本，在我国则更具潜力，主要理由如下：

（1）我国双边市场发展相对落后，很多跟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交易信息获取不易，信息成本过高，这方面发展潜力巨大。比如，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很重要的水、电、煤气等服务往往信息不充分，查询和缴纳方式原始，交易成本过高。

（2）我国人口基数使得潜在规模效应巨大。如上所述，这样的新型双边市场的网络外部性会随着参与者数量的增加而越来越大，甚至会呈现几何增长的速度。如果能建立全国范围的双边市场和服务平台，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的经济利润的增长，也会相当可观。

（3）我国强大的政府机构和政府职能，能够有效地调控和监管双边市场可能出现的问题。前文提到了双边市场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可能的重复投资或者是垄断者，知识产权保护和虚假信息问题，都需要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规制和监管。

（4）现代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得我们发展新型双边市场有了完备的技术基础。

综上，笔者认为在我国发展新型的双边市场潜力巨大，通过政府的引导和帮助，这种双边市场模式能有效减少信息成本，增加交易数量，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五、政策建议。

最后，根据本文之前的理论和案例分析，结合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现状，给出如下对政府的政策建议：

（1）对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或者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比如水、电、煤气等市政服务以及医疗、教育、社保等，政府可以自己建立服务平台，整合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和国有企业、医院、学校的信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完善的信息服务，同时也使国有企业等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信息和需求。

（2）对于其他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行业，应该鼓励有潜质的企业投资设立新的服务平台，发展新的双边市场。同时注意不要重复投资和浪费。

（3）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双边市场，要注意监管，以免出现行业垄断。加强司法建设和监督，保障双边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4）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和推广互联网的建设，不断增大受众人数，包括广大农村人口，使得双边市场规模效应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陈玲。双边市场理论视角下的市场平台研究[J].商业研究，2010（4）。

[2]程贵孙，陈宏民，孙武军。双边市场视角下的平台企业行为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9）。

[3]彭移风。双边市场定价方式及其对传统市场理论的挑战[J].价格月刊，2007（3）。

[4]尚秀芬，陈宏民。双边市场特征的企业竞争策略与规制研究综述[J].产业经济研究，2009（4）。

第12篇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Della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ofDefense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DefenseandEconomicsinNuclear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andInsecurity：amathematicalstudyofthecausesandoriginsof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Strategyof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andPeace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2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John－son，MattLindsay，JimMiller，MarkPauly，RobertTollison，TomWillett，andJoe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Allen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Kass－ing，WalterOi，HarryGilman，RobertBarro，John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Y.Oi）、詹姆斯•米勒（JamesMiller）、贝丝•阿什（Beth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同年，沃尔特•维（Walter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EconomicCostofthe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CostoftheDraftandtheCostofEndingthe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Economic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oftheRelativeEfficiencyoftheDraftandtheAll-Volunteer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β，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β+bn2β。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β+bn2β。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β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βn。求均衡解得到nE=4［（W－α）β+1/2bN］/b（1/2+β），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EconomicofMilitary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CostsandtheTheoryof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第13篇

关键词：经济人；合理内核；借鉴

Abstract:Thoughtheassumptionofeconomicmancriticizedbydifferentschools,it’sbasiccoreisstillreasonable.Ifwecanovercometheassumption’ssomelimitationsandmakeitperfect,itwillbeusedforreferenceforChineseeconomics.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经济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尽管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其基本内核仍然是合理的，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人”假设的演变和发展

“经济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确指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贵、逃避贫贱的心理倾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1荀况对人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有关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题：（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恶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2墨子、商鞅、韩非也认为，追求名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对“经济人”的论述更为全面：人的本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3可见，《管子》已把追求经济利益视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是简单明了的，没有产生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因此，这种“经济人”概念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孟德维尔是近代较早提出“经济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每个人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繁荣，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认为的）道德和简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

但《蜜蜂寓言》毕竟不是一本严格的经济学著作。最初把“经济人”假设引入经济学，并使之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明确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为了使经济学有别于精神分析学或精神病理学，还必须假定“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理。在斯密的时代，理性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假定隐含在所有经济行为的描述中。“经济人”的每一种行动，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冲动，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或者说，是可以从利害得失的比较中推导出来的行动。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现为对得失和盈亏的正确计算。5在斯密看来，自利原则不仅是个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因，而且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每个人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引导他将资源运用于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为受自身利益的驱使称为“经济学的第一原理”。

西尼尔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般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是公认的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从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种经济学理论。他把这些理论前提归纳为四个：（1）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2）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3）劳动者借助于机器进行劳动，能够生产出剩余的纯产品。（4）农业受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个前提，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经济人”概念。

约翰•穆勒发挥了西尼尔第一个理论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的术语，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经济学上若干未解决的问题》的经济学论文集。在该书中，他把“经济人”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的人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目的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种人类或动机完全抽象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是科学要前进而必须采取的方式。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欲望的阻碍，这种欲望所产生的行为是什么。因此，穆勒“经济人”概念的内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财富最大化的动机，这种动机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对闲暇的喜爱的制约。穆勒所说的“经济人”，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经济人”概念也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边际学派把注意力从对经济世界的一般描述转向市场本身更复杂的模型。它强调个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希望与欲望的满足。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对效用的计算支配着个人的理性选择，并引起价格调整过程。这个调整过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条件。在均衡状态下，所有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以便更好满足需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从家户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家户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供给函数，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厂商对各种产品的供给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需求函数，并把各种商品（产品和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价格的函数。以此为基础，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效率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至此，“经济人”的概念始终与经济行为的动机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进入经济学。这种实证主义认为，无需关心“经济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确，只要他的行为与预测的结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这种哲学观的影响，“经济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为主义的色彩，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偏好的可传递性公理。其含义是：如果你认为A优于B，B优于C，那么你一定认为A优于C。可传递性公理使经济学家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个人行为。20世纪50年代，“经济人”理由莫里斯•阿莱斯提出了更明确的定义，并为西方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学的逻辑，如果一个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标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与他追求的目标相适应。所谓目标的相互一致，其含义和偏好的可传递性相同，即一个人不能认为A优于B，B优于C，而又认为C优于A。手段与目标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达到目标所必要的条件，即不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当个人行为出现上述两种不一致时，这种行为就视为非理性的。但主流经济学假定，在市场上活动的各交易当事人，其行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阿罗和德布鲁运用数学上的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严格的论证。之后，一般均衡理论获得了许多发展，但这种发展大多是枝节性的。

二、“经济人”假设招致的批评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有人对“经济人”概念提出过零星的批评，约翰•穆勒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了这一概念的正当性。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直接对穆勒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责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给我们考虑的是一种纯粹的野兽，这种“政治—经济人”亵渎了大写的“人”。他们的理论只讨论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纯粹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

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同样是强烈的。克尼斯认为，“经济人”观念实际上是说人总是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使，这就是否认有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许多在作用上互不相关的心理活动中心的生物。希尔德布兰德则指出，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的基础，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抽象的“经济人”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他人的关系，都不会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着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7布伦坦诺也批评说，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惟利是图的“抽象的人”。

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制度学派对“经济人”概念也持批评态度。凡勃伦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体系，连同其洁白无暇的“经济人”，当然是科学想象的功绩，但不是对事实的有力表现。它是科学推理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学法则上，而这些原理和法则仅存在于抽象领域内。可是，一旦这样做了，这些原本不是实际上的东西却被理解为真实的而被接受，成为研究思想习惯的一种有效成份，形成关于事实的知识。新古典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解释现代社会，反而有害于人们对社会真象的探讨。新古典经济学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种非历史的、简化的“经济人”人性观。这种“经济人”以享乐主义心理学为基础，把人视为“纯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错误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总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费带来的效用相等的观点，认为从“生活进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对决定福利水平并没有真正的作用。因为消费者对商品的当前享受，更多地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方式、习惯、炫耀的需要和明显消费，而不是取决于理性计算。他还提出“社会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8

西蒙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主要针对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所以，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所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西蒙特别强调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9在他看来，“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现实。

X效率学派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观点。莱宾斯坦指出，个人具有两种不同的人格倾向。一方面，个人希望像他们所应该的那样行动，即坚持标准，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进行精确的计算，努力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个人又希望像他们所喜欢的那样行动，即本能地不受约束，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不注意细节，不用心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决定的受约束和由“本我功能”决定的不受约束，是个人人格特征的两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点之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状态。新古典理论那种完全关心约束的“理性经济人”，只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可能采取的特殊决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决策方式则介于两个极端点之间，这种人被称为“有选择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决策是一种特例，通常，决策只是有选择的理性。”10

新制度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批评。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说，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即经济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为了利己不惜去损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利益，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的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扭曲，并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会按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一些人在有的时候会采取这种行为方式。问题在于，人们事先很难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交易双方以前没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诺斯则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加经济，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他承认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但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动机的大集团行动，就源于意识形态的作用。

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人”理性同样持批评态度。它要求“经济人”理性和“非经济人”理性两分经济学的天下。“经济人”理性的要求效用最大化，行为经济学也讲功利最大化，但这个功利最大化是指快乐最大化。行为经济学成为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属于心理学阵营，而在于它不承认“经济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认“经济人”这个前提，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从利他中直接得到快乐，不承认利他是从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认“理性”作为绝对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不是无条件承认。它认为，人可以依据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经济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说，上述批评都只是针对“经济人”假设的某个方面展开的，那么Tormer对“经济人”的批评则是全方位的，批评的依据是生命周期说和需求层次说。根据Wilber的生命周期说，人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1）潜意识或前个人阶段，（2）自我意识或个人阶段，（3）超意识或超个人阶段。人在刚出生时，无论对于内部与外部，主体与客体，身体与环境，都是没有分离的。在潜意识的发展阶段，小孩开始认识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开始以本能的、冲动的、本我的方式与外部世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逐渐产生一种与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识。在发展阶段过程中，个人开始从潜意识状态中觉醒，并逐渐获得语言能力，开始使用符号和概念，学习承担各种角色、遵守规则，发展出理性理解、内省思考、演绎推理和社会可接受的行为能力。最终，个人发展出整合思考、把观念与观念、事实与事实、心灵与肉体联系起来的能力。在超个人阶段，个人可获得比日常的、外部导向的经验更敏锐的意识过程，获得一种更高的精神意识，从而超越自我，经历极乐，与神性相通，甚至与神性合二为一，最终达到非二元体的、无主客体之分的状态。

这些阶段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部分：外部弧和内部弧。外部弧是从潜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维护，个体化，征服外部世界。内部弧是从自我意识到超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实现，向内发展，超越自我，实现物我一体。

根据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为六个不同的层次。它们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归属或爱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而辅助条件存在时，较高层次的需要就会出现并居于优势地位。每一个层次向下一个层次的发展，都涉及到一种转化，在这种转化中，较低层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较高的层次之中，较高层次的元素与较低层次的元素没有分别，但与更高层次的元素有分别。Tormer认为，Maslow的需求层次说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Tormer认为，从人性的观来看，“经济人”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经济人”只关注自我是有缺陷的。尽管人类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确的，但重要的是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主要关注自我利益。对于那些已经达到外部弧的终点的任一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那些在内部弧上达到更高阶段的人来说，其正确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经济人”关于个人与物质的人类世界相分离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对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个人来说，他还没有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分离，而对于处于向超我阶段发展的个人来说，他已经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了。第三，“经济人”机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个人阶段，年轻人还没有获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计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阶段，个人的确已经具有理性经济行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们又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他们的行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人，才会大致按理性“经济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经济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对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较高层次和超个人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由于教化和社会化的作用，他们已经内化了道德的、伦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会促使他们对选择的正确与错误进行反思。第五，“经济人”的不改变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从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可以看出，随着人的潜力的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性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11

三、“经济人”假设的合理内核

如上所述，“经济人”概念在西方学术界招致了许多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未必全部正确，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经济人”概念是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范畴是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在原始社会，人们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平均分配。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还意识不到个体的存在，因而没有个人利益的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关系出现，原始社会解体，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存在，并开始追求个人利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奴隶社会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这种利己主义人性观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经济人”概念取得比较成熟的形式，并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以后才开始的。因此，“经济人”是个历史的范畴，超历史的人性和“经济人”概念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派对“经济人”的超历史性的批评确有其正确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经济社会，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分别归不同的个人所有。为了生产商品，商品生产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向他人购买各种生产要素，同时向消费者销售自己生产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以其销售收入来弥补生产成本——购买生产要素的支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生产者仅仅为了生存，也必须在购买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时，斤斤计较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人们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12而“经济人”概念不过是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生产者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人格化。否认商品经济社会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当然，即使在商品经济社会，个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动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利他动机还可能表现得十分强烈。一些人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识的人捐献大量的钱物，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献自己的器官。但这种行为显然属于道德领域的范畴，不应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领域，这种利他动机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动机和利他行为否来定“经济人”假设是不恰当的。

第三，“经济人”是仅仅关注物质利益，还是同时关注非物质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和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正确揭示了人的发展阶段和需求层次。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有必要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但经济学研究的个人行为，不是一般的个人行为，而是正常人的经济行为。因此，生命周期说对个人发展阶段的划分，需求层次说对个人需求层次的划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经济学之中。就生命周期说而言，处于前意识和超意识阶段的个人行为，都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需求层次说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层次的需要，都与人们的经济行为无关或关系不大，同样不适合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尽管人们关注非物质利益，但这种对非物质利益的关注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经济人”理性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选择理性假设都认为“经济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这两种假设和完全理性假设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认为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说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确的话，那么同样正确的是，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别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无理性的个人都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理性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或者说，人类理性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服从正态分布。这也解释了，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成功和破产倒闭的生产者都只是少数，而大多数生产者处于可以维持的状态。

第五，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但不同个人利己的程度显然是有差别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机会主义行为是存在的，个人可能利用各种便利条件损人利己。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意识形态又是有区别的。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机会主义，有的反而会助长机会主义。因此，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社会，机会主义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所以，总的来看，“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是能够促进全社会的利益的。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最好注脚。

综上所述，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内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这个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补充，就可供中国经济学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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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清华：《中国经济管理思想概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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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第13~14页。

5朱绍文、俞品根主编：《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分析》，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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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威廉•布雷特、罗杰•L•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页。

9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6页。

10张维：《经济哲学：经济理念与市场智慧》，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7页。

第14篇

关键词：经济人；合理内核；借鉴

Abstract:Thoughtheassumptionofeconomicmancriticizedbydifferentschools,it’sbasiccoreisstillreasonable.Ifwecanovercometheassumption’ssomelimitationsandmakeitperfect,itwillbeusedforreferenceforChineseeconomics.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经济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尽管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其基本内核仍然是合理的，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人”假设的演变和发展

“经济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确指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贵、逃避贫贱的心理倾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1荀况对人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有关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题：（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恶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2墨子、商鞅、韩非也认为，追求名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对“经济人”的论述更为全面：人的本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3可见，《管子》已把追求经济利益视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是简单明了的，没有产生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因此，这种“经济人”概念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孟德维尔是近代较早提出“经济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每个人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繁荣，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认为的）道德和简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

但《蜜蜂寓言》毕竟不是一本严格的经济学著作。最初把“经济人”假设引入经济学，并使之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明确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为了使经济学有别于精神分析学或精神病理学，还必须假定“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理。在斯密的时代，理性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假定隐含在所有经济行为的描述中。“经济人”的每一种行动，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冲动，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或者说，是可以从利害得失的比较中推导出来的行动。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现为对得失和盈亏的正确计算。5在斯密看来，自利原则不仅是个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因，而且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每个人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引导他将资源运用于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为受自身利益的驱使称为“经济学的第一原理”。

西尼尔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般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是公认的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从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种经济学理论。他把这些理论前提归纳为四个：（1）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2）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3）劳动者借助于机器进行劳动，能够生产出剩余的纯产品。（4）农业受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个前提，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经济人”概念。

约翰•穆勒发挥了西尼尔第一个理论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的术语，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经济学上若干未解决的问题》的经济学论文集。在该书中，他把“经济人”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的人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目的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种人类或动机完全抽象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是科学要前进而必须采取的方式。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欲望的阻碍，这种欲望所产生的行为是什么。因此，穆勒“经济人”概念的内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财富最大化的动机，这种动机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对闲暇的喜爱的制约。穆勒所说的“经济人”，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经济人”概念也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边际学派把注意力从对经济世界的一般描述转向市场本身更复杂的模型。它强调个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希望与欲望的满足。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对效用的计算支配着个人的理性选择，并引起价格调整过程。这个调整过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条件。在均衡状态下，所有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以便更好满足需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从家户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家户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供给函数，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厂商对各种产品的供给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需求函数，并把各种商品（产品和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价格的函数。以此为基础，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效率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至此，“经济人”的概念始终与经济行为的动机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进入经济学。这种实证主义认为，无需关心“经济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确，只要他的行为与预测的结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这种哲学观的影响，“经济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为主义的色彩，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偏好的可传递性公理。其含义是：如果你认为A优于B，B优于C，那么你一定认为A优于C。可传递性公理使经济学家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个人行为。20世纪50年代，“经济人”理由莫里斯•阿莱斯提出了更明确的定义，并为西方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学的逻辑，如果一个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标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与他追求的目标相适应。所谓目标的相互一致，其含义和偏好的可传递性相同，即一个人不能认为A优于B，B优于C，而又认为C优于A。手段与目标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达到目标所必要的条件，即不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当个人行为出现上述两种不一致时，这种行为就视为非理性的。但主流经济学假定，在市场上活动的各交易当事人，其行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阿罗和德布鲁运用数学上的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严格的论证。之后，一般均衡理论获得了许多发展，但这种发展大多是枝节性的。

二、“经济人”假设招致的批评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有人对“经济人”概念提出过零星的批评，约翰•穆勒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了这一概念的正当性。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直接对穆勒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责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给我们考虑的是一种纯粹的野兽，这种“政治—经济人”亵渎了大写的“人”。他们的理论只讨论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纯粹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

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同样是强烈的。克尼斯认为，“经济人”观念实际上是说人总是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使，这就是否认有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许多在作用上互不相关的心理活动中心的生物。希尔德布兰德则指出，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的基础，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抽象的“经济人”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他人的关系，都不会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着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7布伦坦诺也批评说，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惟利是图的“抽象的人”。

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制度学派对“经济人”概念也持批评态度。凡勃伦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体系，连同其洁白无暇的“经济人”，当然是科学想象的功绩，但不是对事实的有力表现。它是科学推理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学法则上，而这些原理和法则仅存在于抽象领域内。可是，一旦这样做了，这些原本不是实际上的东西却被理解为真实的而被接受，成为研究思想习惯的一种有效成份，形成关于事实的知识。新古典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解释现代社会，反而有害于人们对社会真象的探讨。新古典经济学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种非历史的、简化的“经济人”人性观。这种“经济人”以享乐主义心理学为基础，把人视为“纯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错误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总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费带来的效用相等的观点，认为从“生活进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对决定福利水平并没有真正的作用。因为消费者对商品的当前享受，更多地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方式、习惯、炫耀的需要和明显消费，而不是取决于理性计算。他还提出“社会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8

西蒙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主要针对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所以，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所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西蒙特别强调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9在他看来，“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现实。

X效率学派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观点。莱宾斯坦指出，个人具有两种不同的人格倾向。一方面，个人希望像他们所应该的那样行动，即坚持标准，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进行精确的计算，努力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个人又希望像他们所喜欢的那样行动，即本能地不受约束，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不注意细节，不用心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决定的受约束和由“本我功能”决定的不受约束，是个人人格特征的两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点之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状态。新古典理论那种完全关心约束的“理性经济人”，只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可能采取的特殊决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决策方式则介于两个极端点之间，这种人被称为“有选择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决策是一种特例，通常，决策只是有选择的理性。”10

新制度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批评。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说，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即经济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为了利己不惜去损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利益，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的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扭曲，并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会按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一些人在有的时候会采取这种行为方式。问题在于，人们事先很难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交易双方以前没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诺斯则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加经济，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他承认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但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动机的大集团行动，就源于意识形态的作用。

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人”理性同样持批评态度。它要求“经济人”理性和“非经济人”理性两分经济学的天下。“经济人”理性的要求效用最大化，行为经济学也讲功利最大化，但这个功利最大化是指快乐最大化。行为经济学成为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属于心理学阵营，而在于它不承认“经济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认“经济人”这个前提，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从利他中直接得到快乐，不承认利他是从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认“理性”作为绝对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不是无条件承认。它认为，人可以依据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经济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说，上述批评都只是针对“经济人”假设的某个方面展开的，那么Tormer对“经济人”的批评则是全方位的，批评的依据是生命周期说和需求层次说。根据Wilber的生命周期说，人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1）潜意识或前个人阶段，（2）自我意识或个人阶段，（3）超意识或超个人阶段。人在刚出生时，无论对于内部与外部，主体与客体，身体与环境，都是没有分离的。在潜意识的发展阶段，小孩开始认识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开始以本能的、冲动的、本我的方式与外部世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逐渐产生一种与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识。在发展阶段过程中，个人开始从潜意识状态中觉醒，并逐渐获得语言能力，开始使用符号和概念，学习承担各种角色、遵守规则，发展出理性理解、内省思考、演绎推理和社会可接受的行为能力。最终，个人发展出整合思考、把观念与观念、事实与事实、心灵与肉体联系起来的能力。在超个人阶段，个人可获得比日常的、外部导向的经验更敏锐的意识过程，获得一种更高的精神意识，从而超越自我，经历极乐，与神性相通，甚至与神性合二为一，最终达到非二元体的、无主客体之分的状态。

这些阶段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部分：外部弧和内部弧。外部弧是从潜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维护，个体化，征服外部世界。内部弧是从自我意识到超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实现，向内发展，超越自我，实现物我一体。

根据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为六个不同的层次。它们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归属或爱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而辅助条件存在时，较高层次的需要就会出现并居于优势地位。每一个层次向下一个层次的发展，都涉及到一种转化，在这种转化中，较低层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较高的层次之中，较高层次的元素与较低层次的元素没有分别，但与更高层次的元素有分别。Tormer认为，Maslow的需求层次说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Tormer认为，从人性的观来看，“经济人”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经济人”只关注自我是有缺陷的。尽管人类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确的，但重要的是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主要关注自我利益。对于那些已经达到外部弧的终点的任一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那些在内部弧上达到更高阶段的人来说，其正确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经济人”关于个人与物质的人类世界相分离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对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个人来说，他还没有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分离，而对于处于向超我阶段发展的个人来说，他已经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了。第三，“经济人”机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个人阶段，年轻人还没有获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计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阶段，个人的确已经具有理性经济行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们又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他们的行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人，才会大致按理性“经济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经济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对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较高层次和超个人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由于教化和社会化的作用，他们已经内化了道德的、伦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会促使他们对选择的正确与错误进行反思。第五，“经济人”的不改变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从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可以看出，随着人的潜力的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性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11

三、“经济人”假设的合理内核

如上所述，“经济人”概念在西方学术界招致了许多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未必全部正确，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经济人”概念是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范畴是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在原始社会，人们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平均分配。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还意识不到个体的存在，因而没有个人利益的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关系出现，原始社会解体，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存在，并开始追求个人利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奴隶社会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这种利己主义人性观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经济人”概念取得比较成熟的形式，并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以后才开始的。因此，“经济人”是个历史的范畴，超历史的人性和“经济人”概念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派对“经济人”的超历史性的批评确有其正确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经济社会，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分别归不同的个人所有。为了生产商品，商品生产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向他人购买各种生产要素，同时向消费者销售自己生产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以其销售收入来弥补生产成本——购买生产要素的支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生产者仅仅为了生存，也必须在购买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时，斤斤计较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人们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12而“经济人”概念不过是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生产者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人格化。否认商品经济社会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当然，即使在商品经济社会，个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动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利他动机还可能表现得十分强烈。一些人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识的人捐献大量的钱物，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献自己的器官。但这种行为显然属于道德领域的范畴，不应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领域，这种利他动机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动机和利他行为否来定“经济人”假设是不恰当的。

第三，“经济人”是仅仅关注物质利益，还是同时关注非物质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和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正确揭示了人的发展阶段和需求层次。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有必要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但经济学研究的个人行为，不是一般的个人行为，而是正常人的经济行为。因此，生命周期说对个人发展阶段的划分，需求层次说对个人需求层次的划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经济学之中。就生命周期说而言，处于前意识和超意识阶段的个人行为，都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需求层次说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层次的需要，都与人们的经济行为无关或关系不大，同样不适合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尽管人们关注非物质利益，但这种对非物质利益的关注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经济人”理性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选择理性假设都认为“经济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这两种假设和完全理性假设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认为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说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确的话，那么同样正确的是，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别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无理性的个人都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理性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或者说，人类理性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服从正态分布。这也解释了，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成功和破产倒闭的生产者都只是少数，而大多数生产者处于可以维持的状态。

第五，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但不同个人利己的程度显然是有差别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机会主义行为是存在的，个人可能利用各种便利条件损人利己。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意识形态又是有区别的。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机会主义，有的反而会助长机会主义。因此，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社会，机会主义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所以，总的来看，“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是能够促进全社会的利益的。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最好注脚。

综上所述，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内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这个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补充，就可供中国经济学借鉴。

参考文献：

1《孔子家语》卷一。

2严清华：《中国经济管理思想概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0~41页。

3《管子•禁藏》。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第13~14页。

5朱绍文、俞品根主编：《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分析》，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24页。

6杨德明：《等待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8~39页。

7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

8威廉•布雷特、罗杰•L•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页。

9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6页。

10张维：《经济哲学：经济理念与市场智慧》，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7页。

第15篇

[关键词] 人口流动模型 农村剩余劳动力 预期收入

一、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本内容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考察研究中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和城市失业率是同步增长的，于是他从这一矛盾现象出发创立了自己的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城市中失业率的存在的事实，使得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以及迁移者对迁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其迁移的动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城乡实际的收入水平的差异，另一个是城市的就业概率，且后一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他把农业人口迁入城市获得就业的可能性与城乡动态供需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人口流动模型。他的人口流动模型分为两部分，一是总量人口流动模型，一是个人迁移的决策模型。

1.总量的人口流动模型

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 ，

，，

式中 代表第期农业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表示城乡预期的收入差， 表示劳动力迁移规模是预期收入差的增函数， 为城市中获得工作的概率，是城市工资的实际水平。 是农业部门的实际收入，表示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 表示现代部门在某一时期创造工作的机会，表示城市地区总劳动力规模，表示城市失业人数。这就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总量人口流动模型。

2.个人迁移的决策模型

对于农村人口中个人做出迁移决策的情况，托达罗认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迁移的决策取决于由未来某期前就业概率的累加值决定的净收入贴现值 ， 即，

。表示贴现率，表示现代部门的实际收入， 表示迁移成本， 是期前迁移者找到工作的累加概率，它与不同，指的是某一时期迁移者被雇用的概率，他们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四个式子来表示：①，即一个迁移者第一个时期获得工作的概率等于这个时期被现代部门选用的概率。

② ，这表示第二个时期获得工作的概率等于第一个时期被现代部门雇用的概率加上第二个时期被雇用的概率与第一个时期未被选雇的概率的乘积。③，依此类推可以得出第四个式子即 时期与的关系。④。 从以上就业概率公式可以看出，假设实际收入 与 不变，那么一个迁移者在城里待的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概率就越大，从而它的预期收入就越高。这就说明一个事实：农村一些青少年虽然知道进城后不会很快在现代部门找到工作，但也愿意流入城市甘当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因为他们预计在城里待长一点时间会找到工作的，因此从长期来看，城市预期收入还是比农村预期收入要高的。

根据托达罗的观点，城乡人口流动规模是城乡收入贴现值的函数，即：， ，若 ，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城市净流入人口就增加；若 ，迁移者不愿意流入城市甚至从城市倒流到乡村，于是城市净流入人口就不会增加，甚至减少。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托达罗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城市移民人数猛增，原因主要在于城乡收入差异扩大。

托达罗还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和机制进行了分析，最终综合得出结论，他指出"或许这种模式体现出来的最重要的政策含义是，如果不全力以赴为改善乡村生活做出努力，而想大大缩小城乡传统部门的规模，都是十分困难的。""只要城乡实际收入的差距继续增大的速度足以抵消职位创造率的持续增长，那么，即使成功的寻求现代部门职位的较低概率能够具有长期稳定作用，而较高的持久收入的引诱，也会继续吸引乡村移民长期进入日益拥挤的城市贫民窟。对于这种潜在的不断增长的城市失业大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是不应等闲视之的。" [1]

二、刘易斯的人口流动理论的基本内容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工业部门流动的两部门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以农业部门或农村部门为代表；另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为代表。刘易斯认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又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由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是建立在不可再生的土地的基础上的，农业的生产技术简单，发展缓慢，且农业人口持续增长，导致劳动力严重过剩，长期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这样一部分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而现代的工业部门，生产的基础是再生性的生产资料，不断的资本投入和科技发展，使工业部门的生产力发展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劳动力就业的边际生产率是可以不断提高的，人们的收入也是可以不断提高的。因此不同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引致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从农村农业部门流入城市工业部门，而城市工业部门从高劳动生产率和流入劳动力的低工资支付中获得巨额的超额利润，不断扩大工业部门生产规模以吸引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直到吸收完毕，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这时，工业部门要想雇用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与农业竞争，农业部门就会向工业部门一样逐渐实现了现代化，二元经济也就变成了一元经济。

刘易斯模型的前提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过程也即是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过程，他强调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构差异，把经济增长过程与工业化过程以及人口流动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分析，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为发展经济学家研究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即结构主义思路。另外他把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把工业化、资本积累与人口流动有机相结合，典型地反映了第一个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点。但它也有自身的缺陷：①它暗含假定，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例是始终不变的。②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存在无限的劳动供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③该模型只强调以工业部门的扩张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忽视了靠农业自身发展来吸纳剩余劳动力。④假定农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中不存在失业也是不现实的。⑤该模型把城市工业部门的不变工资作为分析基础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1.失业人员增加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失业率居高不下。目前金融风暴使得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可能达到1.134亿的失业人口，据此数据可以计算真实的失业率是14.2%。从官方统计的数字来说，2008年以来中国南方已经有67万家工厂倒闭，因此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670万。这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无疑是一个大的阻力。

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军数量庞大。中国2008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是560万，约7成400万成了"待就业者"。2009年的毕业生630万，二者相加在一起1030万人。同时还有直接从中学校园走入就业市场的青年们，新军数量之大不容小视。

同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有1.7亿之多，而且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还会有所增加，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形势严峻。

2.剩余劳动力本身的素质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转移就业的可能性

衡量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的指标主要有文盲率、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等。从总体上看，2004年我国人口文盲率高达6.72%，远高于发达国家2%的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仅有8年，而世界平均水平则是11年，美国13.4年，英国14年，法国13年，说明我国离人口资源强国的距离还相当大。

抽样调查显示，2001年当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当年转移总量的比重为23.6%，比上年上升4.7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为62.9%,下降2.2个百分点；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比重为10.2%,下降1.1个百分点；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比重为0.7%，经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比重为12.7%，下降12.4个百分点。如此文化程度与水平，要在日益科技化、机械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城市谋取一个职位，势必会遇到困难。虽然目前劳动力整体水平在提高，但还未赶上城市工业科技化进程所需要的劳动力素质水平。

3.乡镇企业近来发展速度减缓，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发展迅猛,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业人员平均每年增加552万人。"七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596万人；"八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688万人；而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乡镇企业受到剧烈冲击，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吸纳劳动力能力在下降，1990～1998年乡镇企业年均吸纳就业仅409万人，1996年到1998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分别为1.3508亿、1.305亿和1.283亿，连续三年下降。其中全国集体企业1998年共安置就业职工2.4829亿，比上年减少498万，同比下降9.35个百分点。

4.靠城镇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任重而道远

截止2008年末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与发达国家75%的水平相比差距较大。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因此，现实已经表明靠城市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存在广大的空间。但是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诸多的因素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比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同时，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5.入世对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格局将造成较大冲击

加入WTO，按照WTO的协议，农产品进口关税削减，这必将导致国外质优价廉的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将对我国农产品市场造成强大冲击，面对这一形势，农业必将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且降低成本，以增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而这可能导致一部分只从事种植业的农民收入下降，因而更加剧了其向往城市向城市流动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加入WTO后城市产业面临的冲击，将偏向吸纳技术人员，这对于技术层次较低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将造成威胁。

四、人口流动模型的启示

刘易斯人口流动理论强调靠工业扩张来吸纳剩余劳动力，忽视了通过农业本身的发展来吸纳劳动力这一方面。与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型相比，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更接近我国现实，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仅靠工业扩张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其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且指出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入城镇的动力主要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针对我国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时现存约1.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城乡收入的极大差异导致劳动力由农村流入城市是不可避免的，计划经济、户籍制度的结果--城乡分割使得农村人口膨胀过速、劳动力绝对剩余、资源相对减少，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限制。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应灵活掌握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多渠道、多形式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靠发展农村经济就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相结合的途径应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最佳途径。

托达罗主张强调靠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这只是针对刘易斯的只强调扩张工业部门规模来吸纳剩余劳动力来说的，并不是说只能靠发展农业与农村这一条路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针对不同的现实、不同的国情，要具体灵活地运用理论模型，不能一味遵从理论，要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才是上策。针对我国目前情况，要取消硬性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代之以合理的疏导、管理；要加大扶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力度，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使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进城"，提高农民收入。

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以劳动力就地转移与向外流动为向导，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与促进劳动力向城镇合理有序地流动相结合，促进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

1.抓住农业结构调整机遇，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

加入WTO国内农产品市场面临国外质优价廉的农产品的冲击，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品质，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充分利用这次退耕还林、还草等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拓宽农业生产新领域，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向其深度和广度进军。目前中低产农田占现有耕地的2/3，综合开发潜力非常大，应借助农业税费改革带来的农民积极性提高的契机，大力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大量的劳动就业机会。

2.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渠道

第三产业包括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具有高劳动密集度、劳动力和资本进入相对容易等特点。众多的行业能容纳大量的劳动力，是劳动力的"蓄水池"。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增加就业岗位达85万个。依靠第三产业解决就业问题是世界各国的通用选择。目前在我国农村，除了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邮电通信业以及金融保险业发展相对较高以外，其他如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等行业较低，而计算机服务业、居民服务业、咨询业、信息业、旅游业等在农村几乎是空白，第三产业在农村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当前应大力发展适应农村市场需求的第三产业的相关行业，扩大就业空间，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繁荣农村经济。

3.推进农村工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进程

所谓农村工业有一个说法就是：在农村范围内的工业就叫着农村工业，虽然这个说法有点牵强，但笔者个人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工业的区域特点，这样它也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提供了方便：能够就近选择。从形式主体上来说，农村工业主要指的就是乡镇企业。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发展疲软，吸纳劳动力能力也在下降，因此应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对其资金上政策上的支持力度，从政策上给予其发展的空间，资金上给予其融资的方便，进一步加快其发展速度，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4.努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

农村剩余劳动力普遍素质偏低，不论是就地转移就业还是进城谋职都会影响其就业的可能性。目前，城市中失业人员大量存在，与城市中的大量失业人员相比，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存在优势。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也在提高，相应地就要求农业劳动力的知识水平、整体素质都要提高。因此，国家应增加对农村的教育投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顺利转移。

5.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形成于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它将全国人口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人口两大类，对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及户口迁移作了严格的限制，以后又形成了诸多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从历史发展来看，它曾一度使老实纯朴的农民无私奉献，为国家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上升都使农村劳动力剩余。此时，户籍制度不仅限制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而且更限制约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当前应放开户籍制度的硬性约束，代之以合理的管理与疏导，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有序地、有目的地进行转移。

参考文献：

[1]托达罗（Micheal P・Todaro）.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M]//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韩令国．再驳房价上涨谣言 [EB/OL] ..

[3]梁沂滨．中国：迎接第13亿个婴儿的到来[N].经济日报，2005-1-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