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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模式落后
传统音乐教学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随着中国基础教育环境的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教学需要。传统的音乐教学是以直线的教学方法,由教师单一的向学生进行教唱,缺乏教学手法创新与教学模式变通。这种枯燥的教学方式容易消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音乐课程花费了时间与精力,但音乐教学成绩与效率却不高。因此,如何通过不断进行模式创新与改革取代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当前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二)教材选用缺乏创新
教材是教学活动开展的基础,音乐教材的质量对音乐教学效果的好坏同样产生极大的作用。在新课改标准下,部份教材已经得到了质的变化,但仍有一些音乐教材与辅助教材在选取运用上缺乏合理性。中国的学校地域分布广泛,对不同的地域与学生群体教材选取也应遵循地域与学生群体特色。一些学校因受教学经费、教学场地等限制因素影响,仍使用陈旧的音乐教材以及落后的音乐教学设备。以上各种因素对音乐教学改革与发展都产生了阻碍。
(三)教学方法与师资力量落后
科学的教学方法是决定教学活动是否有效的重要组成部份。教师教学能力的好坏及个人素质的高低对学生的个性塑造都产生直接影响。长期以来,中国音乐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音乐教师弹琴与带唱,学生跟唱的单一教学方式进行音乐教学,同时因音乐不受考试分数等因素推动,对学生音乐学习的好坏也未制订评价标准。当前中国音乐教学中,受多种因素的限制,师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提高音乐教学整体质量与效率的目的。
二、音乐教学改革与发展策略
(一)创新音乐教学模式
创新音乐教学模式,应以实际教学状况为参考依据,针对不同学校、不同学习群体的特点进行不同类型的音乐教育。通过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创新,打破音乐教学改革的束缚,例如对音乐教学的不重视、传统的教师唱、学生跟唱的音乐教学模式。通过创新教育形式,分层次、多方位的对学生实现音乐教学模式的创新。以学生为教学主体,强调对学生音乐能力与个人素质的提高。针对学生“个性”的差异性,课程教学与内容设计要符合学生阶段的心理特征,关注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照顾学生的学习需求。其次,新课改下的课程教学改革,通过课程改革促进教学方式与学生学习方法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具体来说:乐器教学、音乐欣赏教学、音乐演唱教学等音乐教学的进行。或通过音乐教学与其它课程的联系,例如美术教学、语文教学等,将课程教学结合起来或与教学内容相互联系。同时,针对不同的学生个性特点、文化地域特点等制定不同的教学手段,以符合学生实际、激发学生求知欲望为基础,使音乐课堂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提高师资力量
优秀的教师队伍是音乐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动力,也是决定音乐教学质量高低的最主要因素。任何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创新,都需要通过教师来进行配合与落实,才能发挥其实际效果。对音乐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师资力量的提高,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1.在音乐教师配备上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发掘出每位教师的长处与优点,也要对教学态度不端正,资质不合格的教师进行淘汰。通过对师资水平的把关,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端正教学态度。
2.营造良好的音乐教学环境,对教学资料与设备尽量配置齐全。以良好的教学配置提高教师教学能力,满足教师进行音乐教学创新与自身创作的物质条件。教师对自己在教学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根据不断发展的社会形势,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己在课堂中教学角度的诠释。通过总结教学经验,改革教学方式,在传授音乐知识的同时,注重学生学习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培养。掌握运用学习工具如乐器的演奏等,使学生不仅仅乐意学,还要掌握重点,最后实现学习致用。与此同时,教师以自身专业的音乐素养对学生进行客观的评价,在保证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中肯地指出音乐学习过程中的不足,让学生正确审视自身的优点与缺点,在不断思考与改正之中得到进步。
(三)加强音乐交流
将乐器引入音乐课堂教学中,是音乐教学改革的重大进步。现阶段教学过程中较常见的乐器如吉它、二胡、鼓或其它乐器,其初步演奏技能掌握后,要不断鼓励学生尝试其它乐器。让学生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一到两种自己愿意学习的演奏乐器,使学生更乐于积极动脑与动手,培养创新思想与创新能力。通过乐器教学与演唱教学的有机结合,对歌曲、歌词、曲谱的课程教学,培养学生之间互相交流与学习,营造生动的课堂氛围,培养学生合作观念。同时,还可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进行音乐表演,或者与其它学校组织联欢活动,通过加强学生之间的音乐交流,不断提高个人素养同时开扩了朋友圈,更好地适应社会交际活动。
三、结语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摘要本文通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针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并将伦理学融入音乐文化的思考中,提出了不仅要树立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的观念,还应该以此来指导音乐教育行为,从而真正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文化文化相对主义
参考文献
[1]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2]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中国传统音乐的蒙昧时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其时的音乐与文学、舞蹈以及原始宗教交织在一起的。早在那个时期,就有多样的“乐器”来表现不同的音乐内容,流传至今的“埙”即为明证。在夏商时期,乐舞已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向对人的颂歌。比如乐舞《大夏》,歌颂了夏禹治水,造福人民的故事,还有乐舞《大蠖》讲述了夏桀无道,于是商汤伐之的故事。由此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已经出现,开始了音阶的统一萌芽。到了西周时期,宫廷中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礼乐制,根据官员们的不同地位再规定出不同的舞队编制,同时,音乐的教化作用更加明显。周代实行采风制度,政府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有赖于此保留下了大量的民歌,经过孔子的删定,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秦汉时期,“乐府”的出现,意味着这种系统的音乐表现形式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汉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今天人们依然欣赏的《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这些乐府名篇,就是当年的“乐府词”。在隋唐时期,政权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兴旺,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迎来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全面发展的高峰。其中皇帝音乐家唐玄宗的《霓裳羽衣舞》广为流传,著名诗人白居易据此写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就描绘出了此曲演出的所有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兴起为重要标志,适应百姓阶层文化生活的多形式演唱音乐相继出现,如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以词牌形式出现,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一大批宋词精品出现。同时,宋代还是中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是自由的,不受宫调的影响和限制的,到后来发展成为曲牌体戏曲音乐,从而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发展。元代以元杂剧为代表,元杂剧是戏曲艺术的最高峰。元杂剧在北方最为兴盛,出现了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乔吉甫等很有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元杂剧南行时与南方的戏曲交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戏曲文化的发展。明清社会由于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说唱音乐、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内容丰富多彩,各种说唱曲种类繁多、层出不穷,例如牌子曲、道情说唱和琴书等。在南方秀丽的弹词中,苏州弹词是影响最大的,出现了陈调、马调、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它们分别以陈遇乾、马如飞、俞秀山为代表,苍凉雄劲、爽直酣畅、秀丽柔婉。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到明朝末期清朝初期,梆子腔得到发展,这种以陕西秦腔为代表的北方音乐直接影响到了山西的蒲州梆子、河北和河南梆子。晚清,在北京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国剧京剧。
二、中国传统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传统音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助推作用为许多人所轻视,甚至不解。在过去的数千年岁月里,中国没有当今意义上的“宪法”体系,规范社会形为的思想体系就是以“四书”“五经”为体系的传统道德。在宣传媒介匮乏,消息闭塞的情况下,能够影响人民思想的就是戏曲、说书与四书五经。这种艺术与教育相结合的形式,保证了整个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们思想的纯正,社会的稳定。最大范围内的世俗教育正是依赖于诸如戏曲、民乐等,达到了教育、规范的作用。有鉴于此,在整个“诗、书、礼、乐”完整的教育体系中,音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借助于多种多样的形式,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进步。视音乐为道德教化的理想手段,甚至认为音乐还有淳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历代政府、教育家视音乐为教化人的理想手段。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在音乐上有深刻的见解,音乐实践活动也十分普遍。传统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和联系,以共发展共创新的特质,体现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中国诗词的声调音韵、诗词的句子组合的长短不同、格律的各种各样运用交错融合,充分显示了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之美。中国的书法艺术,从书者律动的节奏运用上,从书者龙飞凤舞的墨迹上,无不反映出具有音乐灵感的精神气质。中国的绘画,舞蹈和戏剧,更是和音乐紧密结合,绘画艺术“以形写神”,用清晰的线条显现了音乐流动的旋律美,和舞蹈戏剧形成了大型的综合艺术。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