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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艺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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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艺术论文

第1篇

西汉早中期的壁画

中国墓葬装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由于商周时期的墓葬结构还未形成一种“建筑”,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装饰仅仅是简单的装饰。墓室壁画作为墓葬建筑装饰形式的一种,大约肇始于战国末年,经过长期发展,在西汉中期以后才逐渐流行。西汉早中期是我国壁画墓葬酝酿、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受考古发掘材料的限制,目前仅发现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和广州南越王石室墓两座。

芒砀山的汉墓设计独具特色,面积庞大且“斩山为廊、穿石为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中,规模巨大的工程让我们无法想象是如何完成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地下皇宫形成的时期比明十三陵要早1300年,而且建筑的面积规模远远胜出四倍。伟大的诗人李白曾有诗篇进行高度赞扬:“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山,掩泪悲千古”。如果从梁孝王算起的话,足有八代九王及王后葬于此,这些罕见的地下墓葬皇宫被当今的中外学者们誉为“天下石室第一陵”。在壁画墓的发掘中具有重大的发现,就是墓室彩色巨幅壁画《四神图》,它的发现成为我国唯一一幅西汉早期的墓室壁画,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经学者研究表明,该壁画的形成年代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30多年。《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出土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1]。芒砀山柿园壁画墓俗称柿园汉墓,位于永城市芒砀山的保安山东南部的余坡,全长达95.7米。全墓由墓道、甬道、主室、巷道以及各个侧室组成,墓室内建有排水系统。墓道长60米、宽5.5米,分东、西两段;西段长30米,位于山体之上,地面全部用褐色纯净土夯筑;东段为凿山而建,南北两壁上下垂直;在墓道的尽头、甬道门前,有一东西长10.5米、南北宽4.56米、深1.3米的长方形石坑。东段墓道内用长方形石块封填。甬道东西全长23.6米、南北宽2.4米、高2.06米。甬道口设有门道。门道进深1.84米、南北宽2.85米、高2.32米;甬道呈斜坡状,西高东低,顶与底平行倾斜,南北两壁垂直;甬道尽头有设一长5.1米、高2.1米的平底墓室门道,门道内墓室门的结构与墓门相同。

《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位于主室顶部,从西端向东宽3.27米,南北长5.14米,面积16.8平方米。“壁画主要内容包括:青龙、白虎、朱雀、怪兽、灵芝、云气纹等。在黑、白、绿、红四色构成的画面上,奇禽异兽、瑞鸟祥云,各有不同的寓意和象征。其中青龙处在中间的显要位置,占整个壁画面积的一半以上,龙头顶长角,长须飘飘,张口吐舌,舌尖卷一怪兽。龙翼丰满,两前足一踏云气一足踏翼,两后足一接朱雀尾一足生花朵,尾端伸出一株长茎花,满身鳞纹”[2]。朱雀绘制于龙身中段的东侧,口衔龙角,胫生花苞,背部装饰圆点纹样,足踏在边框上。白虎绘于龙身的西侧,足踏云气,仰首张口,欲吞一灵芝草。怪兽位于画面的南端,头作鸭嘴形,长颈,满身鱼鳞纹,背长巨刺,尾巴似鱼。画面所要表达的涵义是快乐、祥和、生机盎然,或许代表着墓室主人对死后幸福的美好向往与祈求,同时也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和谐以及国富民强的盛世面貌。

西汉晚期的壁画墓

西汉晚期,壁画开始在中等规模的砖室墓中逐渐出现并流行。目前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主要集中在西安和洛阳两地,主要有洛阳卜千秋壁画墓、洛阳烧沟61号壁画墓、洛阳浅井头壁画墓、西安交大壁画墓、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等,其中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壁画最为典型。此壁画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校园内,在西汉时期它属于上林苑的东部方位,墓葬坐北朝南,平面呈‘古’字形,由斜坡墓道、东西两耳室和主室几部分组成。

2011年,笔者就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3]。墓道全长12.5米,上口的宽度为1.1米,底部的宽度为1米。耳室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墓道东西的两侧,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深4.55米、东西宽1.83米、高2.25米。墓门位于南壁的中间,宽1.065米、残高0.65米,原装配有木质门,门框前设有竖砖的保护。壁画直接绘制于主室内部的四壁和顶部,底色的处理分为两层,最下面的一层为白色,上面的一层是赭石色。保存下来的面积大约24平方米。在墓室的中部有一周红色菱形装饰带,把壁画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的幕顶为天象图壁画,下部的四周绘制流云和动物图像。上部的壁画主要包括券顶和后壁的上部两部分。券顶部分以天象图和仙鹤、彩云为主,天象图绘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与星辰相配,内外各有两个大的同心圆圈。在星辰圈的中间南北一线,南边有一直经30厘米的朱红色太阳,中间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乌。北边同样有一圈黑色的轮廓线,中间绘制玉兔和蟾蜍。太阳和月亮的周围有彩绘‘S’形的四方连续图案(云彩图案),云彩之间配有白色、黑色的仙鹤。在星辰圈之外也布满了云彩和仙鹤。后壁的上部画面呈半圆形,正中间绘有动物,头似鹿角,身体的部位由于时间流逝已经残缺不全。其东西两侧有两只相对上飞的仙鹤,下部有一只卧倒的鹿。下部壁画包括墓室的四壁,均绘制有‘S’形的流云纹,云纹之间绘有各种动物和飞禽,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西安曲江池壁画墓,位于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西曲村西南约1公里处,是1985年发现的一座壁画墓。墓葬坐西面南,平面呈“甲”子形,由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组成,全长28.9米、深11.55米。壁画绘于墓圹第一层台阶以上及墓道第一层台阶以上,用料为白色粉状物,其内容多是食草类动物,其大小与实物相同。壁画轮廓清晰,线条洗练,风格粗狂豪放,造型生动,内容别具一格,在汉代墓葬壁画中也极为罕见。

汉代墓室壁画与汉代丧葬文化

中国的丧葬文化与许多传统礼仪一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渐形成的,而各个时期的丧葬文化又因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对于古人来说,丧葬并不是单纯地安葬死者,而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规范和阶级秩序。汉代的墓室壁画在形式上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先秦两汉的思想和信仰的影响,结合当时观念、思想、习俗等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画像图式。先秦时期的思想观念、信仰内容广泛,直接影响到汉代人对天、对生死、对鬼神的看法,也是形成墓室壁画具体内容与结构的基本背景。

《易•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4]。可见汉代以前,中国人已经以“天”为尊。《礼记•郊特性》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5]。汉代人对天的崇拜与注重,从两汉墓葬出现的数幅天象图壁画可以得到充分反映。汉墓中出现的大量羽翼仙人以及羽翼神兽的绘像、雕塑等,与汉代流行的升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汉墓中的“天门”形象。屈原《楚辞•九歌•大司命》中提到:“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所谓天门即天上之门,要登上天之门都要通过这道门。湖南马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的两幅“T”形绯衣帛画就是典型的代表,分为天上、人间和地下三个部分。陕西旬邑县百子村一号东汉壁画墓后室后壁中间绘有一个很特别的“T”形图案,图案由黄、红两种颜色组成,门框用红线勾勒,然后用深赭黄色涂抹在门面上,被称之为“天门”图案。

第2篇

陈醉平时很随和,没有学者式的矜持。他时不时“幽”一“默”的“高级语言”玩笑,往往让人乐得前仰后合。虽然如此,我依然不敢妄加心理打探,以解这位长者目光的蕴含。但我相信,那是他超群禀赋、才情和旺盛精力的自然流露。再深入地接触到那些掷地有声的学术见解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风采,我深信赋予陈醉目光以“犀利”以“穿透力”的终究,是他用丰厚学养和人生阅历铸就的文化眼光。

承家学渊源,陈醉少时饱读诗书,抚琴习画,且因父亲戎马倥偬的不乏射骑精神的潜移默化,可谓“六艺”皆备。青年时,于大学追随敬业良师,刻苦学习绘画艺术。学成不久却赶上动乱,以致在“下放劳动”的“待遇”中,把沉甸甸的底层生活“课本”啃读一遍。1978年,命运垂青,陈醉在竞争中以优异成绩,考中恢复招生的第一届研究生,成为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的入室弟子。从此,陈醉如鱼得水,学术与艺术并驾齐驱,一路辉辉煌煌,直执蟪芍场?lt;BR>由“我要当总统”的稚子之愿,到“不能把名字仅仅留在粮本里”的青年大志,早先就奠定了陈醉文化眼光的高远取向。后来的理论研究,尤其对“形式感”和“艺术”的深入探索,则为其文化眼光注入更加明确的理性因素。概略地了解其学术的追求,对认识陈醉绘画艺术的神采无疑是必要的。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对力比多的揭示,为本世纪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只有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才能保障文明的进步。因此,人类发展的历史,乃是人被压抑的历史。在此历史中,人被规定为理性的存在,、幻想、激情和希望等丰富的人性构成,则被逐出理性的现实,归入文明的禁忌或心理学的冷宫。如何解放包括在内的丰富的感性世界,以“实现人性的全面复归”,便是以批判和改造压抑文明为己任的文化哲学的探索主题。

总体来看,陈醉的学术思考,属于文化哲学一路。拜读他一系列的学术著述,尤其那部影响深广的《艺术论》,文化哲学的探索主题——他表述为“文化超越”,赫然纸上,通篇贯穿。

然而,陈醉的学术贡献不在于他以独立思考策应了世界范围的文化哲学思潮,而在于他立足中国文化的现实,把“文化超越”这一主题,径直导向被现实原则严密封堵的千古——性意识和艺术。这本身就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年《艺术论》的出版所产生的核爆炸似的影响,便是一个明证。更重要的是,陈醉秉承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传统,把艺术和人生问题相联系,使自己的学术思考以至艺术创作具有深刻的人生实践价值。锐利果敢的学术思锋,使陈醉相信人体美是人类对自身的审美感受,却特别强调这种审美情感的物化实践,即艺术的创作与欣赏,始终是与人的潜意识欲望和性意识紧密关联的。正是因为它永远保持着与现实伦理既互相冲突又互为余补的微妙关系,艺术才具有一般艺术或现实人体文化所不可替代的、特别而又永恒的文化功利。对此,陈醉表述为“欲望的升华”,“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或“人生情结的解脱”。即如他所指出:“艺术,是人对自身审美感的物化,它是对现实人体文化的超越,以前者更上升了一个层次,不知多少人生情结,在这里得到了解脱!”(《精神的追索》)

显而易见,陈醉没有像有些西方学者那样,以颠覆现实的偏激去寻人性复归的出路,而是慧眼识得现实生活可以拥有的“更高的层次”。在他看来,这个足以寄托人类更高理想的层次,由“欲望的升华”即“一种文化的超越”所构成,它的现实形态便是艺术。具体到人类感性世界的或性意识方面,那就是艺术。在陈醉的学术视野中,艺术不只是审美的,还是有文化功用的,是诉诸审美的人生问题的解决。这当然是深刻之见。

文化哲学式的艺术思考,作为意蕴深刻的理性成分,构成陈醉文化眼光的主体。凭着这种眼光,他不仅把“文化超越”的主题写在自己的著作上,而且将它表现在自己的画面里。在一定意义上说,陈醉的绘画创作,是其“艺术论”的继续和展开,是其对艺术文化功用的验证和发挥,是其追求“欲望的升华”或“人生情结的解脱”的自我实践。他曾用“苦恼时的创造”一言概括自己的作品,其绘画创作的价值取向是自觉和鲜明的。

在我看来,陈醉80年代以来创作的一系列作品,都是“主题性”的,即追求“文化超越”的。但是,与一般主题性绘画力求物化思想概念的旨趣大不相同,陈醉绘画的“主题性”不是强调对某个确切概念的表现,而是将这种表现本身或者整个绘画行为本身,作为“文化超越”之实践主题的贯彻与实行。对他来说,画画和画面的形式化,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自身。即如他的坦率表白:“我的一些作品,大多不是为了竞选展览而去绘制,所以对诸如题材、主题等‘常规项目’并未认真推敲。……更多的往往还是出于抑郁的排遣。”(《苦恼时的创造》)

本着别样而意深的“主题性”追求,他的作品包括油画和国画,尽管不乏情节性的具体描绘,却无法归结到某个思想中心。只因为在画面上展开的一切,不是概念,而是或眷恋,或创痛,或欣喜的情绪的吐露,是画家内心或潜意识中激越而又纠缠不清的感性心力的直陈。这种绘画追求,比之对概念的阐释或事件的记叙,更贴近绘画的特性,且有更高的要求。着意于心灵世界的排遣,特别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在流动的情感体验和静态的形式结构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陈醉在这方面作过深入的探索,并颇有心得。他的代表作《空间,我们的》(油画,1982)和《熔》(油画1982),最初的画面是对留有美好记忆的自然景象的再现,然而实际呈现的具象“风景画”效果,却让画家深感“词不达意”。几经修改,仍不满意。后来,于琢磨中逐步将原先的自然形象抽象、幻化、“直至觉得寻找到了构成与心灵的透明点的时候,再一气呵成地将它画出来”,(《苦恼时的创造》),于是成就了目前的这种理想效果。他所找到的那个“透明点”,正是心理时间与形式空间的最大程度的契合。出于这次成功的探索,他80年代创作的大部分油画,多取抽象手法或表现式、印象式手法。显然,陈醉在艺术手法的选择上,绝不是唯表现形式的,而始终以“升华”、“净化”、“解脱”等绘画目的实现为准则。

陈醉不同凡响的绘画价值观,使他在追求自我理想目标的创作中,并不计较家派手法的纯粹性和构形逻辑的一贯性。在这方面他显得非常灵动,颇为“意识流”,甚至会不知不觉地顺随性情自动而形出偶发。《火祭》(油画,1985)一画,手法来源甚为丰富,它综合了写实主义的造型、表现主义的笔法、印象主义的色彩以及象征主义的构思和寓意。在画面上,画家唯我地调遣各家各派的手法,让它们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并最终统一于、圆满于“我”的“文化超越”。就创作手法而言,最能体现陈醉个性的作品是《追思》(油画,1986年)。据画家自己介绍,在最初的草图中,他只画了一对抽象隐约的手。然而,画着画着,就多出了一只手;再画着画着,又多出一只手……等到作品完成时,线条交错构成的画面竟出现了五只手。手的“自动”增殖,不免让画家心生疑窦。但绝妙的是,有意或无意为之的画面,却有十分完美的效果。得意于出乎意料的成效和美好的过程体验,他权当一切是潜意识的驱遣,而不劳追根问底。现在来看,发生在陈醉创作过程中的这种偶然现象,自有必然之理。把人生问题诉诸审美解决的绘画目的论,自会使陈醉“沉醉”于绘画的展开过程,以致画笔不知不觉地随着心绪的流动漫游,在画布留下突破理性“草图”的灵动之迹。所呈迹象何以为手形,那只能说画家心中积郁了许多未曾释怀的关乎于“手”的人生情结。就这一点,我依然不敢打探他究竟为何的心理秘密。但我相信,陈醉作此画时,真的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陈醉,沉醉矣。

以画为目的,固然比以此画为手段更利于也更需要达到这种大化之境。即便如此,要以油画取之,难度还是很大。此非画家不能也,乃油画“天性”之限也。油画对作画物理时间的相当要求,似乎注定它是为“写实”而存在,它不善于接纳变化无常的心理时间。陈醉在《苦恼时的创造》文中,坦述过自己面对面布却不得配合的深深的苦恼——他恨不得将一番惆怅洒落画布,画布却说:“先生,您得慢慢地来。”这种感觉真切而实在,没有商量的余地。画家日益高涨的“意写”心气,自然与之相去甚远。

也许这是原因之一,陈醉于90年代更多地投入国画创作。学贯中西的陈醉,以前也画国画,只是在这一时期,他对国画的“写意”品格有了更新的认识。凭着不断锐化的文化眼光,他洞察了国画的写意性与“文化超越”主题的默契。这种默契,于“升华”、“净化”、“解脱”的社会实践尤其是自我实践,无疑深具价值。于是,陈醉欣然向往,全力以赴,创作了一大批兼具审美意义和人生实践意义的优秀画作。

这批几乎皆以女性的万千仪态为母题的国画作品,体现了陈醉按自己的学术观点阐释女性美、人体美的推进过程,也体现了他将自己的丰富修养集结于绘画的渐入过程。以《女娲》系列(1995)为界,他的国画创作实践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995年以前的国画创作,其总体格局和倾向一定程度地延续了他表现在油画上的一般兴越,“陈醉式油画风”由强渐弱地吹过这一阶段的画面。它表现为对情节、情景的相对的讲究,对画面构成性、装饰性的追求;手法上有糅合中西的倾向,但更多地运用了现代绘画的造型手段,如抽象、分解、重构等;作品之间的画风变化,频繁而跳荡,多样而异趣。很明显,画家是在努力地探索各种可能性。这一系列的探索,赋予《故园明月在》(1992)、《长恨歌》(1989)《二泉》(1989)《乡思》(1990)、《谁染霜林》(1991)、《榕荫古渡》(1993)等作品,以殊异的风格和别样的情调。画家旺盛的创作热情和广泛的审美趣味,深厚的艺术功底和超强的变革能力,都在这些异彩纷呈的画面上得以说明。

与后期的创作相比,这一阶段的作品着重表现了一种“现实”的女性美。作为女性美的载体,画中女子不是来无踪去无影的仙女,她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现实背景”,来龙去脉是清晰的、合乎逻辑的。譬如,沐浴于盛唐温泉的贵妃(《长恨歌》1898)、踟蹰于断墙残垣间的摩登女郎(《传人》•1993),还有或徘徊椰林或掩以蕉叶的农家少女(《椰林深处》,1991;《细雨沙沙》•1992),等等。不言而喻,嵌入“现实背景”的女性美,使审美具有一种“合理性”。

《女娲》系列的推出,开启了一个更有深入之得的创作阶段。该系列依凭“神话”的支持,将女性美从“现实背景”中“抽象”出来,成为几无障碍和遮掩的“裸”的美。尽管《女娲》仍有某种过渡的性质,譬如它来源于神话,但端绪已经理清,把女性美提升到生活中的“更高的层次”的路数已经明了。“神话”很快就脱离了神话,显现出它的“理想”本质;“抽象”也不必委身于抽象手法或抽象的形,它的确切意义就是“理想化”。于是,接踵而至的女子,虽有“现实”的感性特征和魅力,却毫无可供盘根究底的“现实背景”。女性美在后来这些形象上,升华、净化为毫无羁绊和伪饰的“裸”的纯粹之美。“理想化”使女性美从现实中“超越”,它赋予审美以更多的“合情性”,审美对象也因此突破了“女权主义”的狭隘,成为抚慰人类感性世界的妩媚女神或观音。

诸多苦恼问题的解决,使画家的创造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它带着画家激涌的热情、抑郁的思绪甚至或原始的欲望,带着画家化为心理图式的文气和诗、书、画、文的全面修养,喷薄而出,直泻卷面。迹化于幅间的,是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对创作者来说,它包含着一种走笔如神游的快畅审美体验;对欣赏者来说,它透射着一种静观如神抚的沁心审美慰藉。

陈醉以往常用的画面意味的“线段”,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上发展为中国气派的“线条”。它已非单纯的构形要素,而已然扩张、升腾为总揽全局的造型手法。“线条”的时间性,向变化无常的心理时间显示了无限的适应弹性。恨不得将全部情怀倾诉一尽的陈醉,终于得到了回答。画纸说:“先生,您看着办!”

他早年练就一手狂草好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以书入画,写得或潇洒狂放、或缠绵细劲、或朴拙老辣、或天真简约的画面形象;他以书载文,兴起或哲理淡出、或趣味雅逸、或情意缱绻的画外意象。《空楼待归图》(1997)拙线漫笔勾一散坐沉思女子,竖长幅间的纯素空白把“等待”的时间性心理体验,和不曾迹现的丰富空间意象,表现得淋漓尽致。《闲卧图》(1998)以偏侧右边的题诗草书,和左边的一斜垂花枝一懒卧女子,构成疏朗空旷的画面。诗为半阙《蝶恋花》:“闲来懒卧惜花丛,爱赋歌诗,却意倦情慵。欲睡难眠心事重,漫捻芬芳数落红。”诗意和着斜枝垂花,在欣赏者的感觉印象中,形成一种荡漾般的动感,仿佛处处飘扬着闲思散绪。如果说在他的《西窗夜雨》(1996)、《沐泉图》(1997)、《青丝有韵》(1997)中还有较明显的西画造型、构图甚至构成成分的话,那到了《追梦》(1998)、《浅海无浪》(1999)和《初尝榴莲》(1999),则是在画面上纵情书写“狂草”了。再往后到2000年,在《窗外何人唤阿娇》、《一阵金风》和《香飘恨是又一秋》中,简直是将心中的美人随心所欲地颠倒摆弄,更获得了犹如太空失重般的飘逸自由。

画家的“欲望的升华,实现于画面,表现于画面。画家所理想的一切,以形、以书、以文,综合地获得于画面,获得于绘画的过程。我想,如此境界,是审美的,但更是人生实践的。

注重人生实践价值的艺术,追求“文化超越”的艺术,纯化语言是必要。因为,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更高的层次”,只能靠摆脱了现实羁绊、抖落了现实浮尘的艺术方式,才可能真正达到。这意味着艺术的人生事功价值,根本地取决于它的形式化。

由而,造型艺术语言的锤炼,是绘画创作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工作。陈醉一贯重视这方面的修养,以致对绘画的形式特性和形式美规律有深度的领悟。早在大学期间,他凭聪慧和勤奋,深得周本义先生的真传,对西画语言有很好的把握。他画于六十年代的一批水粉风景写生,如《水乡清晨》(1963)、《太湖落日》(1963)、《明日起航》(1965)和《古老的曲调》(1965)等,在构图、用笔、调色和整体控制方面,都显示了上乘的修养。而且,他利用形式因素表达主观情感的才能,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这批画颇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的趣味,这在当时肯定是比较前卫的,甚至今天看来仍不失新鲜感。《水乡清晨》一画的形式感尤其强烈。画家以轻逸灵动的笔法,简括而细腻地捕捉了蓝紫灰调中的微妙色彩变化;流畅的冷暖转换、明快的色度比照、中性灰的均衡把握以及恰当的轮廓线起伏处理,使整个画面透着一种沁人心脾的优雅和清冷的“薄意”。这种兼得绘画性和装饰性之微妙的形式感,不仅普遍见于他包括作于时期早期作品,而且一直延续到晚近的油画,甚至于新近的国画。《空间,我们的》、《追思》、《圆,扩大的外延》、《熔》等油画代表作,都是在这种形式感的基础上向新的方面推进的。值得强调的是,这几幅作品以及《福》等,在以形、线、色彩分割或构筑画面空间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均衡中寓飞扬之势、统一中见巧趣变化的画面效果,显示了陈醉把握构图规律和空间形式品格的深度。

陈醉有很好的色彩感和色彩修养。他的油画作品色彩亮丽丰富、细腻雅致,加上形态运势颇有考究的笔触效果,显得既有节奏平和的装饰味又不失油画所注重的厚重感。他并不在意描绘光照效果,但恰到好处的色彩对比和灵活的笔触处理,使其画面往往能给人以“透亮”的明。

第3篇

论文关键词:《围城》,比喻,文化意义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经问世以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学者、作家们纷纷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可谓包罗万象,色彩纷呈。而《围城》中的比喻历年来更是为人们津津乐道,因为这些比喻都新颖、贴切、恰当、形象,幽默中蕴涵深刻的哲理,令人不得不赞叹和佩服。更令人赞叹的是这些比喻中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包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对这些比喻句进行整理和分析,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一、中西方的婚恋文化;二、中西方男女的社会地位;三、中西方的家庭观念。

一、中国传统的婚恋文化

钱钟书先生作《围城》时,是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战争,但作者的重心不在于刻画战争中的人生百态,他更关注的是在战争年代中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战争虽然是主流背景,但大批外国人进入中国,这意味着曾经封闭的中国大门被打开,中国传统文化有的已被解构,甚至是消失,但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仍有其不可被磨灭的印记,这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必然。当然,中国大门的打开对于文化的影响,不能绝对的说是好还是坏,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一方面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使得文化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地得以发展文学艺术论文,同时也打开了中国文化的视野,另一方面,外国文化的进入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侵,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体系。钱钟书先生在使用比喻时,将中国传统的封建婚恋文化作为喻体,从而在比喻中展现了一幅中国特殊的婚恋文化图景,比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苏小姐)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据学家所谓的证据来断定真实性。

(2) 鱼肝油丸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

(3) 这开会不是欢迎,倒像新姨太太的见礼想。

(4) 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

在封建社会,人们极其重视婚姻程序,繁文缛节十分繁复。从周代起规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其中,问名主要是询问了解欲聘女子的家世,身份地位,是嫡出还是庶出,以及出身年月日时等,在(1)中作者说到的合婚帖上的年庚,就是在婚书上写上女方的出身年月日时,即问名。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人们的成婚年龄很低,在清朝男十六岁,女十四岁,这样的早婚习俗虽然在其后的年代有所改善,但仍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早婚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将结婚晚的人视作不正常,对于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出嫁的“大龄”女子,家里人为了帮助其顺利成婚,不得不在合婚帖上将女子年龄改小,所以作者说:“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据学家所谓的证据来断定真实性。”钱钟书先生用这个喻体来比喻苏小姐的年龄不仅是一种幽默,更是在幽默中带有揶揄的味道。

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很低,按礼制要求,女人要“从一而终”,丈夫死后应当守节,不应再嫁别人。《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死不嫁。”[1]而对于离婚,一般情况主动权在于男方,女方一般要求离婚的很少论文格式范文。男方弃妻一般是妻犯了“七出”:一无子,二,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2] ,这也成了负心男人或挑剔婆婆抛弃女子的借口,所以女子一旦被休文学艺术论文,她们在社会中便被人耻笑和瞧不起,另外在古代社会极其重视一女只可侍一夫,所以一般没有人家愿意娶嫁过了的女人。作者在(2)中将开过瓶的鱼肝油比作嫁过了的不值钱的女人,可谓是形象生动,新颖贴切,同时也侧面刻画了李梅亭吝啬丑陋的嘴脸。

姨太太是旧社会大家族的下人对主人的妾的称呼。中国古代虽然将一夫一妻制作为正型,但是实际上中国一直奉行的是一夫多妻制,男子可以纳妾以达到多妻的目的,清律上说:“妻者齐也,与夫齐体之人也;妾者接也,仅得以与夫接见而已。贵贱有分,不可紊也。”[3]可见妾只能侍奉左右,身份卑贱,而妾的主要来源是买卖妇女、抢夺妇女。(3)中,李梅亭去参见学生给他举办的欢迎会,发现只不过是汪主任给他设的圈套,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罢了。钱钟书先生抓住了人与人之间这种互相争斗的微妙关系,把李梅亭的欢迎会比作姨太太的见礼,生动的刻画出了当时表面祥和,实际充满硝烟的人际战争场面,同时也表现了李梅亭尴尬和卑微的处境。(4)中的通房丫头和妾差不多的,但不如妾的身份高,通房丫头算是陪嫁,可以与男方主人发生性关系,但实际没有名分,只是仆人身份,就如《红楼梦》中的平儿一样,作者把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形象生动的表现出当时社会中讲师,教授和副教授的地位高下的不同,同时也表明了方鸿渐尴尬的处境。

二、中国传统男女的社会地位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在婚姻中,她们附属于自己的丈夫,没有自主权,被自己所属的男人分为三六九等。在《围城》中还有一些比喻也反映出中国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类的硬东西,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

(2) 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

(3) 柔嘉,你这人什么都很文明,这句话可落伍。还像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

(4) 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中国从宗法制的奴隶社会起,就形成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后世奉为礼制总规范的《礼经》确立了“三从”的理论基础。《礼记.郊特牲》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4]《仪礼丧服传》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文学艺术论文,既嫁从夫,夫死从子。”[5]《孔子家语》也说,女子必须顺从男子,小时候要顺从父亲兄长,嫁人后要顺从丈夫,丈夫死后要顺从儿子,“这个三从之说实是古代确立妇女地位的根本原则,是男尊女卑、夫权统治在妇女生活中的集中体现。”[6]其实,就是把妇女的一生从生到死都安排在从属于男子的地位。.男女不平等的根基树立于奴隶社会,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又变本加厉。除了“三从”,妇女还必须遵守“四德”,而“四德”之首的妇德就规定女子“不必才能绝异也”[7] 。

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女子无才便是德”,说明女子只要安心相夫教子,主内持家就可以了,不必有才能,不必太过张扬。(1)中,方鸿渐的父亲听说苏文纨是留学博士以后,赶紧说怕鸿渐吃不消她,而且还得意的发表了一通男人必须比女人才学高一层,不能和女人平等匹配的言论,可见女人一旦有才学反而受限制的处境,(2)中也是同样的道理,仿佛女人有了才学是多么恐怖和滑稽似的。(3)中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可谓是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受压榨而形成的作风了,妇女在家中从属于丈夫,自己没有自主权,如果男方想要休掉女方的话,女子是不能提出任何异议的,法律上也不会给她们任何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维护自身利益时只能用苦肉计去威胁对方了,所以,有句古话概括中国古代女子的这种行为很形象:一哭二闹三上吊,虽然很不雅,但背后却藏着女子们受压迫的辛酸境遇!当然,作者此处用这个比喻并不是要同情孙柔嘉的可怜命运,而是将孙柔嘉比作旧式女子,讽刺她无理取闹的性格和脾气。在(4)中,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很形象地说出了中国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明明是男方找借口不要女方,结果却要打着协议离婚的幌子。作者在这里用这样一个比喻主要是点明方鸿渐对苏小姐的感情,对她仅仅是一般般的感情,算不得很深。

三、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强调家庭本位,以强大的父权家长制为基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宗法等级关系,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嫡庶长幼有序。[8]而中国传统的主导思想学派——儒家创始人孔夫子就一直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忠”,反映在生活中就是“孝”。在家庭内,家长地位极尊,权利极大文学艺术论文,作为儿女小辈的家庭成员都要无条件的服从家长的统治。《围城》中,也有一些比喻能反映我国的这种孝文化,比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买张文凭去哄他们(父亲和丈人),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磅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

(2) 因为遯翁近来闲来无事,忽然发现了自己,像小孩子对镜里的容貌,摇头侧目地看得津津有味。这种精神上得顾影自怜使他写自转、写日记,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做出支颐扭颈、行立坐卧种种姿态,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论文格式范文。

(3) 行礼的时候,祭桌前铺了红毯,显然要鸿渐夫妇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阿丑嘴快,问父亲母亲道:“大伯伯大娘为什么不跪下去拜?”这句话像空房子里的电话铃响,无人接口。

(4) 有人送别,仿佛临死的人有孝子顺孙送终,死也安心闭眼。

在中国古代,“建立在奴隶私有制和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个体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政治单位和教育单位。这种个体家庭的家庭成员之间,… …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他们休戚相关,荣辱与共。”[9]在古代社会流行“光宗耀祖”,很多人有权有势,并不仅仅是自身获得利益,而是整个家族都获得利益,这可以说是中国宗法社会下的特殊产物。比如秀才去参加科举考试,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和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给自己的家族增光添彩,扬眉吐气。而对于宗法制家族中的家长来说,他们统治着整个家族,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家族繁盛,于是他们把实现家族利益的重任放在其子孙的身上,他们抚养子孙,是为了使子孙更好的为家族服务。所以(1)中,面对父亲和丈人的压力,方鸿渐不得不买假文凭去哄骗他们,以便表明自己得“孝”心。

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内,家长的地位非常高,权利也非常,家族中的成员必须绝对服从家长的意志,不得违背。中国古代的家长权其中一项就是教令权,指“子孙要遵从父祖的意志,要接受父祖的管制。”[10]作为家族中的最高统治者,家长也享受着这种权利带给他们的。(2)中方鸿渐的父亲正是享受着对家庭和子女的统治权,他写自传,写家训,其实都体现了家长的意志和权威,特别是他写自己对鸿渐的教育时的情形更充分体现了家长的统治欲望。

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社会,人们按自己的家族形成宗族,宗族所以成为一个聚合体,正是因为族人出自共同的祖先,为了增强宗族的聚合力量,“任何一个宗族都将崇祖、祭祖作为自己最神圣的义务”[11] 文学艺术论文,而崇祖在人们心里的意义大不相同,因为祖先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故人,而更多的是被神化了神。崇祖主要包括修祖谱、建祠堂、重墓所,秩义社、立宗子、绵嗣续、保遗业。近代以后,建祠堂这样的祭祖活动就不多见了,但一般过节或结婚生子时,人们还是会在家中举行一些简单的祭祀祖先的活动,正如(3)中鸿渐夫妇要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同样(4)中的孝子顺孙送终也体现了祭祀这一文化现象,同时也表明,家长的权威在临终时也是要体现的,家族中的孩子一定要在病塌前守孝,这是不可更改的传统习俗。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书,睿智深刻,在其比喻句中, 作者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丰富的传统文化图景。

注释:

[1]《礼记·郊特牲》.

[2]《大戴礼记·本命》.

[3]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10.

[4]《礼记·.郊特牲》.

[5]《仪礼·丧服传》.

[6]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121.

[7]《女戒·妇行》.

[8]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3.

[9]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6.

[10]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1.

第4篇

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最重要的欧美国家消费市场快速萎缩,跨国公司拓展海外市场的需求更为迫切。为了降低成本、拓展全球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技术合作的动力增强。2009年初,美国把对华高科技出口的逐项审查调整为向我国民用企业发放执照;2009年10月,作为第二十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美方承诺在进行出口管制体制改革进程中,将与中方合作,妥善解决中方关注的放宽对华出口管制问题。欧盟也加强了与我国在大型客机、民用核能和磁悬浮等领域的技术合作。横亘在欧美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技术贸易壁垒有所弱化。

一、金融危机为利用高新技术外商投资带来难得机遇

美国数十年来坚持对中国进行的高科技出口管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保持对中国的科技优势,尤其是军事技术优势,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然而这项政策的后果却是大大制约了美国对华贸易,加大了美方贸易逆差,而且使欧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技术进口来源,日本紧随其后,美国仅排在第三位。随着国际政治环境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估其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2007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经济经历了百年不遇的经济衰退,跨国公司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以求在金融海啸中赢得生机。在这场源自西方的重大经济结构和产业战略调整中,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无疑成为承接新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热土。

(一)跨国公司延长在华投资产业链,优化地区和产业布局。

为占领市场、拓展业务,跨国公司缩短了产品研发和推广周期,在全球收缩业务的同时,增加了对华投资,延长了在华投资的产业链,重点是扩大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流程,以期通过技术水平的提升增强产品竞争力。

美国超成半导体公司(AMD)计划在2009年把新加坡工厂三分之二的设备转移至苏州工业园,其中包括所有的高技术生产能力,使得苏州工厂的芯片生产能力从AMD全球总量的30%增长到70%。同为电脑处理器制造商的英特尔公司(Intel),2008年净利润下降九成,在全球关闭八家工厂的同时,计划增加在大连新工厂的投资,使其能够生产最先进的新品,并同时向在上海的投资性公司——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追加1.1亿美元的注册资本。

三洋能源为了应对中国对镍镉电池生产的限制,把原本在日本生产的爱乐普(Enloop)镍氢电池的生产线转移到苏州,并加大营销宣传。运营总部位于上海的全球第三大专业通路商联强国际(SYNNEX)财务总监表示,公司非常看好中国市场,2009年预计在华增资1亿美元,加强区域布局和网络建设,为二到三年后经济复苏做好准备。

(二)跨国公司加强在华总部建设,提高技术研发力量。

金融危机条件下,跨国公司为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不得不重新配置全球资源,重点是加强了对生产加工业务密集的中国市场的总部建设和研发中心建设。随公司业务重点转移对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调整,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截至2008年底,外商在上海累计设立总部经济机构676家,比2007年末增加了184家,其中“《财富》世界500强”中已有60家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总部。

同时,随着在华研发中心的设立和产业链的延伸,跨国公司对管理和技术的要求提高,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大量进入中国。随着跨国公司业务在中国的快速提升和发展,其在中国本土人才的培养和工业装备技术水平的提升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我国产业振兴迫切需要高新技术外资。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制定实施了规模宏大的经济振兴计划,一方面加大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入,为新一轮经济快速增加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制定了包括汽车、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钢铁、石化、轻工、有色金属以及物流业十个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其中重点是加强科技创新,支持自主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发挥科技对产业振兴的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实施过程中,如何发挥外商投资的作用,既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方面,也是利用高新技术产业外国投资的重要机遇。

二、新形势下加大利用高新技术外资的几个着力点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加快利用高新技术产业外资,我国各级政府应从长计议,精心谋划,做到定位准确、政策到位、服务跟上,切实抓住难得的机遇期,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的步伐,提高质量水平,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克服内外需不足的眼前困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用全球视野谋划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利用外资的总体战略规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吸收高新技术产业外资工作,在全国设立了数十个国家级高新产业园区,各地方政府也设有本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带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形成的新的经济带和产业带正在梯度北移,原有的高新产业园区功能落后,作用减退。因此,各级政府应该站在世界角度谋划后危机时代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利用外资的总体战略,整合国家级和地方各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资源和功能,提升高新区要素聚集的质量,为扩大吸收高新产业外资打造更加有利的环境,进而全面推动我国高新产业发展,推动结构升级。

(二)保持财税、土地等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近年来,我国政府进行了多轮外资政策调整,外资优惠政策逐步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而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流动性不足使得各国吸收外资更为积极,我国吸收外资的政策竞争力减弱。外资企业纷纷表示政策的变动较快且不可琢磨,很难制订相应的企业长期战略,无法系统规划和梯次投入,甚至出现经营用地在合同期内都被收回的情况。创新是产业进步的重要动力,但大多数技术和研发投资的回收期较长,投资风险较大,金融危机导致的资金链收紧必然减弱企业研发的动力。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证明,投资政策的稳定性,是企业选择投资东道国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我国只有进一步提高外资政策的稳定性,才能更加从容、稳健地吸收高新产业外国投资,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

(三)整合资源,因地制宜提升外资利用质量。

高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强度大,单位面积产值高,对经济贡献大,对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都有较高的要求。新形势下各级特殊监管区在中国利用外资中的战略定位和作用需要重新认定,要避免各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产业门类上的趋同化发展模式。依靠开发区吸收外资需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各地区应该根据自身地理位置、资源物产、金融环境、人力资源、产业结构等要素禀赋特点,有针对性地吸收高新产业外资,实现差异化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避免一拥而上和盲目招商,为外资提供全流程的呵护服务,营造更加有利的营商环境。

(四)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财税支持和重点扶持安排。

利用2009年的结构性减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在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所得税优惠的同时,对重点行业大型跨国公司研发类投资免征购置设备增值税。上海商委反映现有享受高新技术优惠政策的企业尚不足制造业总量的百分之一,政策的作用很小。应提高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科学性,增加高新技术企业的覆盖率,充分考虑金融危机下企业的发展,对业务增长率等评定指标暂缓考虑。通过一定比例的财政扶持鼓励高新技术设备的进口和技术引进。

(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的重要风险之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尽管在过去十年来我国保护知识产权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许多方面还有不足。因此,新形势下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必须用好知识产权这柄“双刃剑”,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增加知识产权的侵权成本。把握欧美放松技术出口管制的机遇,引导企业技术水平的引进和升级。同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的市场交易机制,缩短知识产权交易的审核周期,发展有公信力的知识产权估值机构,减少企业知识产权交易和应用的成本,提高企业参与知识产权交易的积极性。

(六)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内外交流。

毫无疑问,吸收高新产业外资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既要加大与技术发达国家政府的沟通和磋商,减少技术引进的壁垒,又要加强国内外产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了解,拓展合作的领域、方式和发展空间。尽管美国政府已经松动了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但另一方面又在立法、清单管理、机构设置、部门协调、多边体系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对华出口管制力度。这其中还包括了“视同出口”管制。美政府规定,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在接触美国敏感知识和技术时,必须申请“视同出口”许可证。其范围既包括在美中国公民,也包括可能将敏感技术携带来华的外国公司。美国商务部还专门成立了“视同出口建议委员会”,向商务部长建议如何强化包括中国在内的“视同出口”管制。同时,美国还加强了对违规的本国和外国企业与个人的惩处,包括严惩所谓涉嫌对华出售敏感技术的国内企业和个人,加强对外国公司的制裁,刻意炒作所谓“涉华间谍案”。因此,我国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营造更加有利于吸收高新技术产业外资的外部环境。在产业层面,要加强中外企业和行业协会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寻找高新产业合作的新途径,例如在外资较为集中的重点区域中心积极发展总部经济,有效承接外资研发中心转移和技术资源的流入,引导外资风险投资参与科学技术研发活动,提升相关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鼓励科研机构与外资企业开展科学研究、人员培训等多方面的合作。

(七)打造科学、统一、稳健的制度标准。

第5篇

1.元素之一—动态

动漫是“动”的艺术,以动为本,多是在运动中讲故事。敦煌壁画中,对人物“动态”的塑造是艺术家们对生活精细观察后的成功创作。如敦煌的标志性形象—飞天能成为敦煌的LOGO,源于她的美,而所有的美感来自于她的动态。虽然在敦煌不同时期塑造的飞天体态各不相同,但是她们身体的翻转、扭曲,四肢的伸展、摆动,形成流动唯美的S形,再加上衣裙飘带飞扬的走势,以及背景纹样的流动感,都体现出由力量、运动和速度构成的灵动美。具有动感之美的飞天打破了洞窟中呆板森严的气氛,使观者眼前一亮,使洞穴富有生气。吉林动画学院参照敦煌飞天形象制作了原创动画片《飞天》,片中所流露出来的美感,浓郁的敦煌风格,强烈的本土气息,在今日一味追“日”追“美”的中国动漫市场上,给人唯美的视觉感受和心灵的震撼。

2.元素之二—夸张

夸张是动漫艺术惯用的手法,目的是为了表达强烈的思想感情,突出某种事物的本质特征。动漫画家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对形象的某些方面刻意地夸大或缩小,做艺术上的渲染。文学家高尔基指出:夸张是创作的基本原则。2009年春节晚会上,舞蹈《千手观音》精美绝伦,令全国亿万观众震撼,其创作源头就来自于我国的敦煌壁画。千手千眼观音是佛教密宗中最重要的菩萨之一,多首、多手、多眼是千手观音的主要特征。敦煌壁画中的图像就是根据佛经而绘制的经变图或变相图。这样夸张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型并没有难倒聪明的古代艺术家们,他们采取了以少代多、相互组合的办法,在观音的身上绘出许多持各种法器、宝物的大手,在大手外边画上千只小手,用小手组成观音的圆轮形背光,又让每只手中长出一眼,这就变成了“千手千眼”,使其多而不乱,美而优雅,法力无边。这种夸张的巧妙创作不禁使人啧啧称赞。在动画片中我们经常能见到,把身体的某一部分在角色上反复出现,表达角色的一种神力或表现一种幽默感,如《哪吒闹海》中的哪吒、《怪物电力工厂》中的小怪物们。

3.元素之三—色彩

形乃近观,色则远观。当观者走向画面时,映入眼帘的是色彩而不是造型,因此色彩对渲染画面神韵有着重要的作用。敦煌壁画的用色受中国文化的五行观的影响。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存在着既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不断相生相克的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敦煌壁画每一个洞窟的建筑、雕塑、壁画都有统一和谐的色调,每一幅画的用色都服从整窟统一的布局。”在画面保持色调统一的基础上,又不乏局部绚丽丰富的色彩。壁画用色以红、黄、绿、蓝、白、黑、褐为主,通过大小对比、形状对比、补色对比、色相对比和冷暖对比,把单调的色彩丰富运用,形成强烈的装饰效果,绚丽又不失厚重,鲜艳又不失朴素。《九色鹿》《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飞天》等动画片都充分借鉴了敦煌壁画的色彩特点,有浓郁的本土气息,既给人视觉美感,又让人心理上产生自豪感。

二、敦煌壁画给予中国动漫艺术创作的启示

1.用虔诚之心做动画

敦煌壁画是以佛教故事为创作母题。最早在敦煌修行的僧人,要自己去塑造一尊心中的佛像,便日夜对着佛像静心修炼,十分虔诚。古代艺术家们在绘制这些壁画时也是怀着虔诚之心。绘制过程不是一种单调乏味的劳作行为,而是一个调心养性的过程。佛理与艺心相连,佛性与人格相连。画者内心的修炼对敦煌壁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画者从精准和美妙两个方面严格把控壁画作品的质量启示,进而达到神正的目的。反思我们当今的绘画行为,是不是有些浮躁?或者狂热追“日”追“美”而失去了自我?古代艺术家们启示我们,只有静心思考,严格要求,倡导人文精神,我们制作的动画才会有前景。

2.用创造之心做动画

在敦煌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比例缩短、强劲有力的金刚力士,身姿优美、媚柔姣好的菩萨,愣眉鼓眼、威武勇猛的天王,还有许多兽头人身的天空神怪,如雷神、风神等。这些姿态各异的造型都是古代艺术家们根据佛经故事想象和创造出的形象,以满足人们的和审美要求。敦煌壁画从无到有,是一个原创的过程,为后人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借鉴。我国早期优秀的动画片《九色鹿》《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就是受其启发和借鉴的。早期的动画家们不仅借鉴了壁画,还融合了剪纸、戏剧等民间艺术,对其反复斟酌与修改,历经数年才创作出这些具有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的优秀动画片。古人和前人都已给我们树立了如此优秀的榜样。我们不能墨守成规,要做自己的动画,要用时代的精神、创新的思维来制作当代的本土动画。如新生代的网络动画《包强》《抢狮头》《飞天》等便是例子,它们让中国动画业看到了希望。

三、结语

第6篇

当代壁画属于环境艺术,只有当画面的形式语言与环境协调统一,才能展现出特有的视觉美感。空间位置确定了壁画的环境状况,位置不同,对于壁画创作的要求也就不同。《世界文明》壁画创作是在深圳世界之窗旅游区的文化广场上长200米的浮雕带。居于“世界之窗”这样一个以展示世界文化为主题的大型公园的时空背景之下,《世界文明》石刻壁雕,总体设计上是展现世界文化,经它入口,接引来世界各地的游客。所以在壁画设计上,主要是集中显示人类数千年创造伟大文明这一核心主题上,无比恢弘的气势,展现无比丰富的文明。目前关于这一大型壁画创作的论述,据本人在查找资料时发现较为零散,其中有价值意义的数侯一民先生和李林琢先生的《再现东方文明――深圳世界之窗“东方文明”浮雕创作谈》一文。文章围绕在侯、李先生的论述基础上,较为详尽地阐述《世界文明》壁画的艺术特色。

二、关于《世界文明》壁画的基本情况

深圳世界之窗大型文化旅游景区,是一个集中多个国家、多种民族、多种历史风貌的建筑形式和文化形式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它有意识地营造出了一种旅游文化的文化意境,多色彩地再现各民族的文化形态,艺术地实现它的商业活动,让游客在欣赏各民族的文化差异中感受审美的情趣,这是很有意义的研究。

居于“世界之窗”这样一个以展示世界文化为主题的大型公园的时空背景之下,《世界文明》大型壁画为贯穿五个大门,长200米的浮雕带,与各大洲门式建筑、古代柱廊和雕刻群组成宏伟的文化广场上。《世界文明》大型石刻壁雕石刻长200米,高10米,它与不同地区的大门和数十座古代建筑的柱式及形象组合在一起,形成气势宏大的世界文化广场。由中央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三个单位的艺术家们经过长达两年多的艰苦努力,精心设计、精心监制的红砂石浮雕。塑画墙高10米,分6块墙面环绕广场竖立,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这是一部表现人类文明史的的鸿篇巨制,是艺术与旅游文化融为一体的创作。它以粗犷、质朴、细腻等各种不同地域的文化风格与五湖四海的游人对话交流,显现出自身的精神力量。

三、《世界文明》壁画创作内容的特点思考

《世界文明》壁画主要集中在显示人类数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这一核心主题上,它不仅包括了两河、印度、埃及、希腊、中国这些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又包括了整个亚洲、太平洋、大洋洲、澳洲极其丰富、极具特色的广大地域。

在这么一个宏大的主题和背景时空下,对画面形象的收集、处理、提炼以及艺术创造是有着很大的困难的。人类文明,从古巴比伦到伊斯兰文化,从仰韶到丝绸之路,从古代印度到佛教的传播,从古老的图腾到科学发明,天文、地理、航海与战争。从恒河、黄河、两河流域直到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各大洲的多种文化。纵贯数千年,横跨整个地球……要熟练自由地驾驭这一庞大复杂的任务,不单要有对于中外文化的熟悉知识背景,还要有对世界文化的深刻理解。纵观《世界文明》壁画所应用的素材,壁画家们并没有采用惯常使用的壁画手法,而主要依靠对世界优秀文化遗存的精选与组合来形成画面,但组合并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按严格的文化历史,概括数千年文化的丰富内涵来构建画面的形象。

(一)《世界文明》壁画创作艺术形式的特点思考

《世界文明》壁画创作的特点,不仅表现在思想内容上,还表现在对壁画艺术形式的追求和探索上,表现在对材料工艺的选择上。中外历史上的优秀壁画创作为当代壁画艺术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中国传统壁画匠心独运的造型方法,宛转自如、流动飘荡的线描技法以及变化丰富、生动灵活的突破时空限制的构图营造法等,都在《世界文明》壁画中有所体现。《世界文明》的壁画创作者们如在体现具有“美洲的希腊”之称的玛雅文化的一个局部,壁画艺术家们就大胆地采用了米克斯特克传说中的“脚印”贯穿于整个墙面,导引着人们沿着这些“足迹”去探寻美洲文明的奥秘,画面的处理上类似于“超现实主义”所营造的异乎寻常的梦幻般的境界,也有颇似“抽象派”的形式探索。另外,艺术家们也在注重从中国传统壁画艺术中,从外国优秀美术作品中,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使得壁画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日趋多样化。

(二)《世界文明》壁画创作材料的特点思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当代的壁画家们在开发传统工艺材料的同时,极其注意不断运用新的材料来进行创作。除了运用油画色、国画色、丙烯色等颜料绘制之外,还注意运用镶嵌、陶瓷、漆艺、金属材料和棉毛、化纤材料等来开拓新的艺术表现方式。许多壁画本身就是运用物质材料对建筑实体进行装饰的,所以,壁画在材质运用方面的创新也显得十分重要。相当多的壁画作品超越了传统的用材范围,广泛采用了新颖的材料,获得了只有现代化科学技术才能实现的优美的艺术效果,从而为现代壁画的创作开辟了新的天地。但是,《世界文明》壁画虽是单一地采用了红砂石用浮雕的艺术手法,由于对墙面以自由分隔的形式,以乱花迷眼的组合,以高(高可近圆雕)、中、低(平刻浮雕)跳动的起伏和张弛变化的疏密开合,以表达“物华天宝,人文荟萃”的丰富与壮观,从而达到更能深化人类文明史的这一主题。

(三)《世界文明》壁画创作手法的特点思考

《世界文明》是一座巨型的石刻,壁画家们一般采取了高、中、低浮雕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高浮雕有高达75厘米,在画面的下部,其内容是有代表性的文物,(如印尼的神鹰,印度的恒河,日本的奈良大佛,中国的舞乐骆驼、霍去病墓的卧马,巴比伦的哈木拉比法典等等)或粗犷雄浑、或精雕细琢,在画面上成为柱角,造成构图的稳定感,同时,它又是观众直接触摸和拍照的对象,“中层浮雕全高45厘米,出底板一般25厘米。这一纵横交错、内容繁杂、占据画面的主要部分,成为一个个中心,其外轮廓是画面的骨架,浅浮雕部分总厚度为30厘米,出石底面约5厘米到8厘米,起烘托与连接的作用,虽不是画面主要部分,却并不省工,有不少局部,如日本和服和浮世绘的水纹花饰,都是以精确的构造,一个个斗拱、一朵朵小花、一个个波纹连卷、勾结、精雕而成,一律不用线刻,因为简单的线刻在大浮雕上效果不理想”。整个作品是靠构图的大结构、阴影的起伏强弱、块面的开合疏密、石头的色彩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和气势感觉的。另一种视觉效果就是近看效果。因为观众更多的是在浮雕下观看,视角不过是整个画面的二十分之一,而且前边还有柱,自然分隔成一个个局部,这就要求设计时每个局部的相对完整性。在处理上对有的局部极尽精微,使游客能发现许多精彩之处,有的小地方又放手处理成大的形体,有如一面大墙,如恒河的大象高达两层楼房,观众到此心胸开阔。

(四)《世界文明》壁画创作的功能性思考

就《世界文明》壁画艺术的功能而言,它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征,它不仅以记事性或象征性的构思与写实和夸张相结合的手法,生动的造型,丰富的想象去表现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和传奇性故事情节,以富有浪漫色彩的艺术形象表现不同的人物情景,而且能与建筑艺术有机的结合起来产生其它艺术形式所达不到的艺术魅力。

四、当代壁画功能的拓展

《世界文明》壁画已不仅仅是传统概念上的一幅画,它在广义上已是一种环境艺术了,它关注环境,并在广阔的天地中发挥创造性的思维,它对营造深圳世界之窗乃至深圳这个城市的文化品位,一个当代大环境的文化形象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这一角度上来看,当代壁画与环境的结合,壁画对环境的依存关系,壁画对建筑的从属性和艺术价值的相对独立性,在环境设计中精品力作的意义,以及当代壁画功能的拓展性都是我们必须探讨的课题。

《世界文明》壁画的成功,其最为突出之处就是善于挖掘各地民族气派、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并对于深厚而丰富的世界各国民族传统的研究(包括对民间艺术、以及文学、历史各艺术门类的研究)。而且并没有僵化在传统的固定模式之中,相反,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的历史借鉴,产生了面对现代人需要新鲜活泼的新形式,新语言。

第7篇

中图分类号:J525.1 文献标识码:A

盆景是一门特殊的艺术。它熔造型艺术和园艺科学于一炉,是以植物、山石为主要素材,通过立意、造型、布局、养护等艺术的和科学的手段,在特定的盆盎内构成立体景观,以小中见大为特色。这门反映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传统艺术,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几近炉火纯青的地步,但在艺术界和科学界的地位还有待提高。本文通过对1978-2008年当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发表的以“盆景”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研究分析,为把握今后中国盆景的学术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一、研究概况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里,以“盆景”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30年(1978年11月17日至2008年11月17日)里发表的文章多达2292篇。从发表年度来看,1979-1988年间发表的以“盆景”为关键词的文章是130篇;1989-1998年间发表445篇;1999-2008年间发表1717篇。

但从其出版来源看,绝大部分发表于《花木盆景》、《中国花卉盆景》、《园林》、《农村百事通》等科普刊物上,占总量的90%以上发表于《河南林业科技》、《安徽农业科学》、《湖南林业》、《广东园林》、《天津农业科学》等中级科技期刊上的关于盆景的文章不到3%;在《中国园林》(9篇)、《北京林业大学学报》(7篇))等高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更是凤毛麟角。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盆景艺术论文较为少见,如作者在美国的《园艺技术学报》发表的论文[1]。

从研究层次来看,关于盆景的2292篇文章绝大多数为专业实用技术介绍、行业技术和职业指导,以及大众文化和高级科普文章。即使包括科普类杂志在内,能够归属自然科学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政策研究类的有关盆景研究的文章也仅占总数的7.3%,而且,这些研究文章仅有3篇获得基金资助,分别是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和山西农业大学科技创新基金各一项,迄今尚未有国家级的盆景研究基金资助。。

研究生学位论文反映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通过对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盆景”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表明,近30年(1978年11月17日至2008年11月17日)里,仅有5位硕士研究生以盆景为学位论文研究题材,其中,只有2篇是关于盆景艺术的;没有博士生对盆景艺术进行专门研究。

我国盆景界的技艺交流和展会十分活跃和频繁,然而,在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里,没有关于盆景的重要会议论文集收录;只有在其他主题的重要会议中,检索到8篇关键词是“盆景”的学术论文,均是2000年以后召开的。

二、主要研究成果

(一)关于中国盆景的起源与历史研究

贾祥云、贾涛、夏名采(2001)的研究结论认为[2],盆景艺术同园林艺术一样,受中国传统自然山水诗、自然山水画的影响,追求诗情画意和深刻的内涵。关于盆景形成时代,众说纷纭,过去以唐代章怀太子墓的壁画为依据,将唐代定为中国盆景的形成时期。但是经多年研究考证和新的考古发现,全面而翔实的考古材料证明了中国的盆景最迟在1500年前的北齐时代已经形成,并且已作为礼品向外宾赠送。据此,中国盆景的形成时代从唐代向前推进了一个半世纪。中国盆景艺术是世界盆景的源头,对世界盆景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

韦金笙(2001)分析了中国盆景的历史、流派及艺术欣赏意境[3],指出盆景是中国传统的艺术珍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现知考古、文献记载,起源于东汉(公元25-220年),形成于唐代(公元618-907年),兴盛于明清(公元1368-1911年)。盆景是以树木、山石等为素材,经过艺术处理和精心培养,在盆中集中典型地再现大自然神貌的艺术品。

胡一民(1999)研究了我国元代盆景技艺,认为在中国盆景发展史中,有关元代的盆景技艺是一个研究断层[4]。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学者著述的盆景专著,对元代的盆景技艺几乎都没有深究,仅提及元代高僧韫上人的“些子景”而已,其根据是蒙族入主中源,崇尚武功,不重视文化艺术的原因所致。该学者查阅了有关史料,经对比分析,得出了与上述传统观点不同的结论。

李树华(2007)对中国盆景的形成与起源进行了全面研究?[5],认为先秦时代以前(公元前221以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盆景产生基础的自然观、陶瓷技艺、园艺栽培技术以及爱石风习已经形成;验证了有关盆景起源的各种学说;概括了我国盆景艺术形成的过程,亦即盆景的形成先后经历了原始先民的自然崇拜、昆仑神话与神仙思想、“一池三山”园林手法的出现、缩地术与壶中天、博山炉与砚山的流行等诸阶段,到了汉代,盆景最初出现。

李树华(2004)立足于古典文献资料与绘画作品,专门对我国梅花盆景的产生、发展与变化进行了考证研究,提出由于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与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促使赏花成为一种大众时尚,文人盆景开始盛行,而梅花盆景最早也就出现于宋代[6]。同时进一步探明了我国梅花盆景流行地区的变化,梅花盆景制作技艺的发展以及各发展时期梅花盆景使用的梅花品种。

此外,李树华(1997)也对我国明代末期五篇盆景专论进行了文献分析[7]。在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五篇盆景专论的作者、收录书藉、写作年代以及主要内容进行了研究,进而探讨了相互间的写作关系、总结了当时盆景的名称和主要植物种类,同时还提出明末的这五篇专论是我国盆景发展史上鼎盛时期园艺文化中的一笔财宝贵富。

(二)关于中国盆景的分类研究

唐贝(1987)根据中国盆景发展的现实情况, 博采众家之长, 提出了五级分类系统, 即将中国盆景划分为三类、五型、四个亚型、若干式、四个号[8]。根据盆景用材的不同,将其分为桩景类、山水类和树石类。其中,桩景类分为自然型和规则型,再根据其枝干特征分为四个亚型,每个亚型中包含若干式。山水类又分为水盆型、旱盆型和水旱型,每个型下包含若干式。按盆景尺寸将其划分为四个等级:大号为80-120cm、中号为40-80cm、小号为10-40cm、掌上盆景为10cm以下。

傅珊仪(1988)在探明盆景范畴的基础上,将盆景分为植物盆景、山水盆景、壁挂盆景、组合盆景和工艺盆景五大类[9]。其中,植物盆景中分为树桩盆景、丛林盆景、竹草盆景、插花盆景四类;山水盆景中分为水景、水旱景、旱景三类;工艺盆景中分为岩石盆景、树木朽皮盆景、塑料盆景和石玩。

周政华和李怀福(2002)研究认为,中国盆景源远流长,流派众多,类型复杂,形式多样[10]。长期以来,中国盆景的分类问题一直众说纷纭,给中国盆景在科研、生产、评比、销售、教学、著述、学术交流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争论和麻烦,对中国盆景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因此,他们在研究了中国盆景的各种分类方法、中国盆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并详细论述了“中国盆景系统分类法”。该方法提出了“类――型――组――式――号――名”的六级分类体系,把现有的中国盆景分为三大类、七型、十六组、一百零一式、五号及不同景名。

明军、廖卉荣、陈辉和汪敏(2001)研究了盆景分类的历史和现状,认为现有的盆景分类方法中存在着概念不清,分类标准、等级不统一等问题,并且提出了盆景分类的新系统[11]。该分类系统以主景材料作为第一级分类等级类的标准,分树木盆景、树石盆景、山石盆景和其他盆景4类;以干数、景型作为第二级分类等级型的标准,分七个型;再以干形,干姿,枝姿、峰数等因素为第三级标准划分不同的式;最后将所有盆景按盆或山石、树木的大小、高矮划分成5个规格型。

(三)关于中国盆景艺术风格与流派的研究

钱安(1985)认为虽然我国盆景制作种类繁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流派,但归纳起来,只有北派和岭南派两大派别[12]。并且从树种选择、造型与栽培养护和艺术构思等方面,比较了两大流派的风格差异。

胡挺进、彭春生(2003)对盆景的风格因子进行了探究,提出盆景艺术风格是盆景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外在表现,它对盆景艺术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人们对盆景的感性认识直接来源于盆景的风格[13]。基于对艺术发展规律和中国各种艺术风格盆景发展历史的研究,他们详细论述了影响盆景艺术风格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外在因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对怎样给我国盆景艺术注入新的活力提出了一些建议。

欧阳广和梁广茂(1995)总结了岭南盆景艺术的发展状况[14]。认为岭南盆景是我国南方文化艺术一颗璀璨的明珠,历来为城乡居民所喜爱,早在宋代就已出现“岭南万户皆春色”([宋]苏轼诗)的景象,到了清代已是“风俗家家九里香”([清]屈大均诗)。改革开放以来,岭南盆景更是身价倍增。首先是随着城市宾馆的崛起,高档盆景随同来自外国宾客,纷纷被请进高级宾馆,代表中国古老艺术,陈列于宾客必到的客厅、走廊,参与迎接五洲嘉宾。其次是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岭南盆景作为中华艺术作品,倍受海外人士的青睐,纷纷飘洋过海,落户五洲各国。第三是随着我国南方城乡居住条件的改善,岭南盆景又纷纷走入千家万户,成为城乡居民经济、文化生活改善的一个明显标志。第四是岭南盆景艺术的研究机构、生产基地、学术团体、盆景展览、学术讨论以及盆景艺术出版物,有如雨后春笋,盆景艺术创作界和理论界,纷纷探索岭南盆景艺术发展的新机遇、新起点,研究创新的途径,追求时代的新目标。

曾雪宏(1997)对岭南盆景进行了研究总结[15],指出岭南盆景是我国园林艺术的一块瑰宝,长期以来,岭南盆景多在露天花园、阳台、天台供人欣赏。随着国内第三产业的发展,宾馆、酒店、写字楼越来越多,岭南盆景摆设在宾馆大堂、室内会客厅,无疑是一件有生命的艺术作品,给人很高的艺术享受和熏陶。但岭南盆景品种都是阳性植物,向来都是室外栽培,室内光线弱,相对湿度低,尤其在宾馆、酒店空调环境下,对盆景观赏期有很大影响,应当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何少云和黄淑美(1999)从纵向的角度研究了岭南盆景美学思想。指出受地理环境、经济、技术和多种文化思想的影响,岭南盆景美学思想具有自己的特征。岭南盆景艺术是以形传神,以神达意的[16]。

何应基(1990)在对岭南盆景的研究中,归纳出一些盆景制作名家的个人风格[17]。比如以孔泰初为首的“苍劲浑厚”风格,以素仁为代表的“清疏秀雅”风格,以陆学明为首的“苍劲潇洒”风格等。作者认为,虽然岭南盆景有一般的结构模式,但由于各制作者风格各有不同,所以岭南盆景无固定的绝对模式可寻,这也是其成功之处。

在各盆景流派的代表人物研究方面,吴锦胜(2002)对岭南盆景代表人物素仁作了专门研究,认为其作品大胆突破了一般盆景所刻意追求枝无寸直的要求,勾勒出空静圆满的态势,营造出宁静的氛围,同时调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来营造出静境,让人获得安静闲远、心灵融合自然、远离喧嚣城市的美妙境界,闪烁着空灵的禅意[18]。

(四)关于中国盆景艺术审美问题研究

徐志苗(2001)认为,近20多年来,我国的盆景艺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雨沐浴下,在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茁壮生长,空前发展,不仅在数量上迅猛增长,而且也带来了质的飞跃[19]。盆景理论的研究也比较活跃。盆景的发展需要理论导向。如果冷静审视一下盆景理论研究的现状时,就会感到理论研究还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

按照方志鹏(2003)的观点,在当代盆景界,上至名家巨匠,下至后学稚子,都是以追求符合自然规律的“自然式”盆景为创作目标[20]。“自然式”盆景已形成一股主导潮流。对“自然式”的追求,给盆景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盆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也是盆景艺术由边缘艺术或“准艺术”走向高等艺术的必由之路。

周武忠(1997)探讨了在艺术与审美范畴内盆景的意义和特点。认为盆景是活的艺术品,具有现实的时空与艺术的时空的审美二重性[21]。中国盆景艺术的美可以从“美在物理,美在创造,美在奇丑,美在意境”这四个方面着手探讨;欣赏中国盆景可概括为“观”、“品”、“悟”三个阶段,观赏者在感受作品具体形象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联想、想象、移情、思维等一系列心理活动过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于盆景的艺术审美欣赏活动。

吕坚(1993)总结了微型盆景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22]。认为微型盆景作为一种感情载体,突破了有限的空间,超越了外在素材和形象的束缚,极大程度地诱发了人们的想象。微型盆景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此。

孟兰亭(1995)研究了中国绘画与中国盆景的关系,指出二者都属于造型艺术,并且在构思、布局、造型、题名等方面也有着很多相同之处[23]。绘画是在一定的尺幅上以笔墨写出大自然的形象,盆景是在一定的领域内以树、石、配件来塑造大自然的形象。二者可谓是异工同曲。盆景艺术和绘画都讲究意境。意境是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一种艺术境界,是艺术作品的创作最终目的,是作品的灵魂。要达到这个境界就要多研究中国绘画的理论和领略大自然。中国绘画创作,首先是“立意”,然后进行构图。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运用“三远法”。一,高远:自山下而仰望山巅,高峰林立,远而且高,其势突兀。山水画用以表现山川雄伟、壮丽。二,深远:自山前观山后,曲径通幽,“望之无穷尽,不知千万重”。其意境重叠,尽头别有洞天。既能表现景物的深度,又有远的感觉。三,平远:自近山望远山,其意冲融,缥缥缈缈,给人以空洞的感觉。

黄映泉(1999)认为对盆景美学的研究应有其特殊的内容[24]。作为造型,它不但具备形体美(形式美),而且具备意境美(内容美)。它的素材是有生命的树木花草,生机蓬勃,因而盆景又具有生命活力((生气贯注美)。诚然,树木花草这种生命活力的美属于自然美的范畴,但盆景中的树木花草由于有人的有意识地施加作用(艺术劳动和科学管理),所以盆中树木花草的生命活力美就不是一般的自然美,而成为艺术和自然相结合的美,是渗透着自然美的艺术美。

李整军(1990)较为详尽地阐述了盆景艺术的美学特征,认为掌握艺术的美学特征对于创作和鉴赏艺术作品都有指导作用[25]。对美学特征认识的深浅,直接影响作品的创作和鉴赏。该学者认为,盆景艺术的美学特征有四项:一、艺术形象的不稳定性和可逆性;二、形象的直观性与强烈的感情性;三、审美、实用的统一性和民族、地域的差异性;四、物质材料对形象创作的局限性。

贺淦荪(1996)在对树石盆景的研究结论中指出,盆景是以树、石为主要用材,借以表现自然、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活的艺术品[26]。中国盆景源远流长,它以饱含诗情画意、讲求神韵和意境的艺术特色,闻名于世。主张动势盆景的造型应该是“创意为先,以动为魂”,在深化单体造型的基础上,沿着“树石”、“丛林”、“组合多变”的方向发展。

徐志苗(2004)分析了盆景作品的三重性,指出盆景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载体发展到今天,其普及程度、创作和理论研究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27]。在大好形势下,有许多问题需要冷静地去思考、去探索。盆景艺术被称为高等艺术,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为何独高,自有其质的规定性。在纷繁的盆景家族中又如何权衡其高低雅俗,也需要有公允的价值尺度。

(五)关于中国盆景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兰海波、肖建忠、张媛、郑宝强、齐靖(2007)分析了果树盆景的应用发展现状[28],指出果树盆景是盆景中的一枝新秀,通过对果树盆景的发展优势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将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果树盆景植物培育中的应用大致可归纳为快速培育、矮化和整形及促花保果等几个主要方面,并列举了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在盆景制作中的应用实例,着重介绍了生长调节剂在延迟果树盆景植物落果方面的研究进展。

覃超华(2001)对“盆景不超一米二”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认为盆景体量的增大,是一种创新[29]。大型盆景同中、小型盆景一样,都是运用“缩龙成寸”、“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概括反映自然。大型盆景突破了传统盆景个体体量的框框,它仍然遵循盆景创作的基本法规,仍然具有盆景的所有特征。所以,它同一般意义上的盆栽、园林绿化树有质的区别,它是盆景艺术的范畴。

方志鹏(2003)对“传统”、“规则式”、“继承传统”与“创新”等概念作出自己的诠释,提出“继承”的目的就是为了“创新”[30]。并且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盆景艺术创新的动力:首先,随着外来文化的融入,新的创作理念必将出现;其次,随着创作者素质提高,盆景创作的匠气将会减少;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盆景制作与养护将更趋完善;第四,随着创作者的探索,表现形式也将更加丰富。

周武忠(1988)对悬挂式盆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评价,认为这是在盆景艺术形式上的大胆创新,也为盆景艺术在现代室内装饰艺术中的普及运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31]。它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 即壁挂和盆景。壁挂的取材十分广泛, 常见的如陶瓷盆、竹编、画框等。壁挂的大小、形状和色彩都要与组合的盆景相协调。“ 盆景”仍是悬挂式盆景的主体, 但由于悬挂的需要, 不仅所用的容器更为玲珑精巧, 而且盆中植物的造型要求亦更为讲究, 要符合“画的构图”。

三、研究展望

早在1989年,著名盆景艺术家耐翁就呼吁盆景的学术研究[32]。他认为盆景艺术家是中国盆景事业的中坚力量。在盆景事业迫切要求进一步发展的今天,盆景艺术家必须真正地具有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并有端正的艺术道德、高超的艺术风度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从而切实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以获得社会的拥护和尊重。当前,盆景艺术家所承担的使命首先是应大力提倡学术研究。这是提高和发展盆景事业的主要手段,我们的方针是在研究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艺术应该反映生活,作为形象艺术的盆景也应如此。而作为盆景创作者的艺术家们不仅仅要用作品反映大自然的壮丽景观和人们现实生活,更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积极探索和总结盆景艺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特别要善于运用新材料,吸收新技术,寻找新题材,反映新生活,创造新形式,为传承和创新我国盆景艺术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只要盆景艺术家们将创作中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样投入学术理论研究中,必然会积累和产生丰厚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必将孕育出更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盆景艺术的发展历程,展望21世纪的中国盆景艺术前景,我们充满信心,因为在新的世纪里是人材辈出、艺术繁荣的时代,只要我们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不断进取,中国盆景艺术还将在世界艺坛上展现出强国的风采。(责任编辑:楚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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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所谓纤维艺术,从以往的艺术形式上来看,它既不属于绘画,也不属于雕塑,既不用笔,也不用纸。由于所选用的制作材料是棉、毛、麻、丝、塑料、金属及人造化纤等不同性质的纤维,故称为“纤维艺术”,主要分为平面、立体和空间三大类。它是在挖掘和研究传统染织艺术的基础上,在现代艺术发展中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并逐步独立。最早的纤维艺术的雏形,出现于中世纪西欧古堡的墙壁上。它既防潮保暖,又起着美化与装饰环境的作用。后来又受到了19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威廉・莫里斯的工艺美术复兴运动以及包豪斯等革新力量的影响。现代纤维艺术始于1930年。有一位安娜・欧伯丝(Annealbers)夫人,她首先制作了纤维艺术作品,在美国展出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纤维艺术盛行于西德、日本、瑞典、美国、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国,确有与雕塑艺术并驾齐驱的倾向,从平面到立体,甚至对于时间的追求,一举揭开了纤维艺术的新局面。

现代的染色艺术,是把以往用于纺织品图案的印、染色技术提取出来,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段加以利用,它以现代视觉语言,全力追求画面的简洁效果和清新魅力,并努力表现隐藏于画面之中的民族之魂和作者的个性情怀。有资料显示,从人类开始装饰自身的时候起,染色艺术就诞生了。其中有起源于印度的蜡染,也有发源于我国而后又在唐代传入日本的蜡染织物。然而,把染色艺术发展到如此面貌崭新和艺术高度的却是日本。自明治以来,从为海外万国博览会制作壁挂及其它纪念性作品,染色艺术已经和油画、版画、日本画等其它绘画艺术一样,广泛得到政府的支持、专家的认可和广大国民的喜爱,从而确定了它在美术领域的独立地位,成为国民喜闻乐见的新的美术形式。

染色艺术,重在染色。有些作品对厚重古雅的色调有所追求,强调蓝、茶、黄、黑等天然染料朴素之美,有的则有效地运用了化学染料那种明快、鲜亮的色彩魅力,使作品富有强烈的现代感。总之,作者把色彩作为情感的抒发与寄托。造型上虽然也有写实的,但却能跳出传统写实的理念和模式,把简洁的块面运用和理性的画面构造作为叙述语言。有的画面构成气势雄浑,极有震撼力,有的作品造型虽然近乎于刻板,然而涌动着一种激情与风骨。那种显著的色调构成和构图的多样化,对于不同景物和事物的解读力,高度的概括性,造型的装饰性,到位的造型力,具体和抽象的和谐,使染色艺术的风格独树一帜,富有极强的艺术个性和感染力。

我们强烈地感到,在现代化达到相当程度的日本,一方面大量输入西方现代技术,物质文明极大丰富;同时,古老的民间传统工艺品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珍爱和强烈需求,成为现代人精神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这并非偶然。由于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使日本成了高效率、高收入、高消费的国家。随着民众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和生活习惯上的欧化,对美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总是渴望得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享受。基于这种社会的发展需求,现代日本染织作家们,立志克服过去手艺人的匠气,而以现代染织造型作家的姿态登场,作品日趋文化性。也顺应时代要求,直面现代艺术,创作了不少具有民族情感和个性强烈的染织作品,如:具有民族特色的屏风画,在传统器物上表现现代美。还有作为室内装饰的壁画、壁挂或横额,多以表现风俗民情为内容。一些颇具地域色彩的民艺品,也都是运用了蜡染及友禅染、红型染及型染画等手法制作成的艺术欣赏品,风格粗犷、单纯大方,感情热烈、真诚奔放,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聪慧和对美的独特见解。看了这些作品,使人一目了然而回味无穷。另一方面,还有结合现代建筑,如宾馆、美术馆、博物馆、会议中心等人群集聚的场所,制作的现代纤维作品都极为鲜明地体现了20世纪现代艺术的特色,给人以时代感和材质美的享受,与现代人的生活气氛和建筑环境十分协调。

这些艺术品,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和对外贸易方面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有些获奖作品成为当代日本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被收藏于国立美术馆。有几位染织作家(染色艺术家和纤维艺术家)已被国家指定为“人间国宝”(无形文化财产保持者),这些艺术家在继承和发掘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艺术性探索,努力开拓着新的创作途径。近年来,配合现代建筑艺术,染色艺术和纤维艺术在室内装饰中,起到了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美化人民生活环境的作用。因此,艺术研究者把它看作是建筑艺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实一些传统染色技法,如蜡染、绞染等,据历史考证,几乎都是先后从中国传入日本,而后又有了很大发展。在日本久负盛名的“西阵织”丝织艺术品及其技术,就是随着我们的祖先秦人带到了日本的京都,现代染织作家又将其发展为可以与雕刻艺术相媲美的艺术;还有我国染色中的蓝染,传入日本的冲绳岛以后,被发展为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红型染,日后几十年中,被当代日本民艺运动的倡导人之一,已故东京艺术大学教授芹泽圭介先生研究创新为颇具艺术特色的“型染画”,为当代日本染色艺术增添了不可磨灭的光彩。这些本来都属于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但没有应有的重视和继承,有些甚至将面临人亡艺绝的危险。我们有责任呼吁,如果再不及时抢救,将会造成我们在经济上的,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文化艺术上的损失。如果我们能尽快地把这一事业重视起来,就会大大有益于我们挖掘、研究、整理我国传统的民族艺术,包括少数民族的艺术,特别是民间工艺美术。这对于传承民族艺术,提高艺术品的文化品质,促进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无疑对开拓我国纤维艺术和染色艺术,繁荣我国美术创作,将历史性地起到奠基作用。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由于日本很早就注意了民俗学这一学科,对民族艺术的保存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从近代日本思想家柳宗悦的民艺运动,到大阪、仓敷等城市的民艺馆以及大阪民族学博物馆的建立,大大激发了日本人民珍惜民族遗产和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艺术的欲望。好多艺术家努力成为学者型的艺术家,除广泛学习民族文化外,陶艺家研究多种釉的结合,染织作家研究色的化学反应。艺术与科学的相互渗透,造就了日本一批具有现代特质的艺术家。包括日本画画家和现代雕塑家,他们极为重视材料的选择和制作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作品不论在表现手段与艺术风格上都有相当的创新性,使当代日本美术事业的发展为世界注目。

日本的纤维艺术和染色艺术,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脱颖而出,也得力于独特的创新教育。其特点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极力反对模仿,重视艺术创造,培养重点是,在探索和发展的气氛中发展学生个性和创造力。所以在师资力量的配备上,既有颇具实力的教授讲造型基础,也经常聘请活跃在艺术界的先锋艺术家讲艺术论,以此培养学生全面的艺术素质。

二、艺术与科学结合。学校设有材料学和染色学课程并备有染色实验室,其教学不是停留在理论探讨和纸上谈兵,除进行必要的绘画学习外,还要掌握材料的选择、染色配方、工具的使用和工艺流程。让学生把自己的设计意图付诸实践,独立完成一件件作品的构思与制作。通过实践制作,启发受教育者不断发现各种纤维材料在造型上的可能性和表现力。

第9篇

[关键词]工笔花鸟画;美术教学;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0-0115-02

工笔花鸟画是中国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同时是民族传统绘画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技法的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工笔画艺术中,大多都选取形象俱佳、富有中华民族审美特征的动植物形象入画。在技法上以线为主,以求真写意为目的,用笔精细,造型严谨,具有装饰意味。工笔花鸟画是高师美术教育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工笔花鸟画的审美素质,掌握工笔花鸟画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目标。但是,高师学生在入学前一直学习素描、色彩等西方绘画基础,对民族传统绘画知之甚少,在接触到工笔花鸟画的时候,学生面对各种工笔花鸟画技法往往无所适从。加之三年制高师美术专业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短,各种专业、公共课程学习任务重,在中国花鸟画方面的课时量少,由于工笔画的制作程序需要较长时间,故课时不足的情况在工笔花鸟画方面最为突出。在有限的时间里,使绘画基础较为薄弱的高师美术专业的学生在工笔花鸟画的学习上取得较为理想的收获,并为日后在这一方面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是高师美术专业教师努力的方向之一。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

一、临摹是学习工笔花鸟画的基础

临摹是工笔画教学中首要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临摹什么和怎样临摹,是需要教师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否则,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和教学效果。学生在刚刚接触到工笔花鸟画的时候,在丰富的技法和各种精彩纷呈的画面之前,他们往往无从着手。所以,对于工笔花鸟画的学习,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学习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临本,掌握正确的方法。选择了适合临本,掌握了学习的方法,才能使学习事半功倍。通过临摹,让学生理解原作的章法与色彩,学习前人的笔墨技巧和表现方法,熟悉与掌握工笔画的绘制程序和技能技巧。只有先学习、掌握、继承了前人的勾线技巧、设色技法、构图规律之后,结合写生和创作强化学习所得,为实现运用和发展传统技法,能动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目的打下良好的基础。所以,要指导学生在临摹上狠下功夫。初学者应以选择技法基础、内容简单的绘画作品作为临本,由浅入深,不能选择技法复杂的现代工笔花鸟画作品为临本。优秀的临本很多,传统临本如五代时期徐熙的《豆花蜻蜓》,宋代、崔白的《寒雀图》,南宋李迪的《雪树寒禽图》、《鸡雏》等,现代陈之佛、于非、金鸿钧、俞致贞等的作品也是比较好的学习范本。初学时不一定临摹完整的作品,在给学生授课时,要求他们只临摹局部,待掌握了基本的技法、基础稍好之后再临摹整体。这样学生容易静下心来较快掌握。

二、通过写生为工笔花鸟画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工笔花鸟画是以自然界的花卉和禽鸟及其生存环境为创作题材的,要描写刻画这些生灵,就要求我们到生活中寻觅它们的踪迹,搜集它们的形象,体会其中的情趣。所以,写生是走向创作的第一步,这也是工笔花鸟写生课的重点所在。从历史上看,中国花鸟画写生蔚然成风,代代相传。凡有成就的画家,无不注重写生,他们的成功之作,也无不是从写生中产生。五代时黄签在壁画中画花竹和稚鸡,飞鹰见了都想去飞捉,这不能不说已达到了“和生者毕肖”的程度。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珍禽图》中,我们也能见到他精湛的写实能力。

写生的过程是在自然感悟中对传统的一种升华和再造,对固有程式和模式的一种突破和重组,是对传统的一种发展和突破。老师要引导学生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和视角去发现那些自然界中不曾被人发现的美,那些不起眼的、容易被人忽略的东西,去表现那些传统画册、经典、博物馆中看不到的事物,小题材可以表现大思想。通过写生使学生由感性认识转变为理性认识,再升华到带有主观意念的艺术形象,为工笔花鸟画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完成从临摹到写生再到创作的转换

在学生大量临摹后熟悉了各种技法,通过写生积累了一些素材之后,课程的后期进入了创作阶段,教师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循序渐进地按照如下步骤进行训练:参照写生整理画稿,按折枝花卉、小品构图的形式进行勾填设色,完成画作;根据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参考写生画稿,按全枝构图的形式进行勾填设色,完成画作;自选材,自命题,形式和表现手法自定,进行工笔花鸟画创作;指导学生也可以参照所拍的照片进行加工调整以构成完整的画面,引导学生在画面中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以及想要表达的意境,选择适合、恰当的表现技法,通过制作达到理想的画面效果。这样一来,每个学生都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创作作品,并在创作过程中获得身心的愉悦和强烈的成就感,使学生逐步掌握工笔花鸟画的创作过程和方法,从而提高其创造能力。

四、加强理论基础知识和传统文化修养

一些学生对传统的理解和学习存在着严重的断代,一方面是对国学和传统知识的缺乏,一方面是外来因素的干扰将中国画的传统体系冲击得七零八落。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是工笔花鸟画教学的一大利器,正如传统画论是中国画教育的重要一环,教师的传授分两部分:一教画理,二教画法。中国画的最高旨意应当是“道技合一”,工笔花鸟画教学更是如此。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做到理论联系实践,必须把传统文化、时代精神、现实生活三者有效地结合起来,“笔墨当随时代”,要具有现实观照的艺术涵养。

中国哲学、中国美学、中国古代画论是中国画理论建设之本。美术教育是文化教育,因此,我们培养的不是能工巧匠,而是文化人。目前,全国高师美术教育都有向专业艺术院校看齐的通病,这其实是片面的教学观。它首先忽视了理论教育的地位,美术教育只是做表面文章,学生毕业前最重要的是举办一次毕业创作展,而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人品、学识、综合素质等和师范关系最密切的因素则被忽视了。这种教学方式和教学目的只是片面追求技法提高的短期效益,而没有遵循美术教育的规律,更没有把握住高师美术教育的目的和方向。因此,笔者认为在三年制高师美术教育的工笔画教学中,要加强中外美术史、美术概论的教学,还要加强中国画传统和现代美学以及传统和现代工笔画欣赏教学,而且随着学生由低年级向高年级的发展,理论教学要不断升级,学术层次要深入发展。譬如从对传统工笔画的研习到现代工笔画的创作,要特别对工笔画装饰性、色彩规律和构图形式加以研究。

五、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工笔花鸟画的兴趣和愿望

恰当地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信息和绘画素材,从而优化课堂教学,促进学生绘画能力的提高。讲授工笔花鸟画的表现形式和艺术特色时,可利用网络资源中有关工笔花鸟画的图片投影在银幕上进行分析、讲解。教师可搜集整理工笔花鸟画的丰富资源,制作精美课件,一面演示一面讲解,增强形象性和趣味性;还可以到广阔的生活中去撷取绘画的素材,自然界中的花鸟树木、生活场景等等,都可以在写生的同时拍成数码照片,在多媒体上演示,师生共同探讨,理出一条生活―素材―创作的思路,充分调动学生的创作积极性。再者,教师可将自己的工笔花鸟画作品拿来让学生近距离欣赏,结合作品向学生讲述创作时的想法、目的、制作技法等,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欣赏工笔花鸟画、了解工笔花鸟画、感受工笔花鸟画,从而激发起学习工笔花鸟画强烈的兴趣和欲望,形成强大的学习动力。

工笔花鸟画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大量传统文化的元素,这些元素有育人的功能。结合高师美术教育的整体效应,我们不但要教会学生掌握工笔花鸟画的基本技法,更要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使学生领会传统文化的精髓,提高艺术审美力,加强人文修养,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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