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画艺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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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西汉早中期的壁画墓

中国墓葬装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由于商周时期的墓葬结构还未形成一种“建筑”，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装饰仅仅是简单的装饰。墓室壁画作为墓葬建筑装饰形式的一种，大约肇始于战国末年，经过长期发展，在西汉中期以后才逐渐流行。西汉早中期是我国壁画墓葬酝酿、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受考古发掘材料的限制，目前仅发现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和广州南越王石室墓两座。

芒砀山的汉墓设计独具特色，面积庞大且“斩山为廊、穿石为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中，规模巨大的工程让我们无法想象是如何完成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地下皇宫形成的时期比明十三陵要早1300年，而且建筑的面积规模远远胜出四倍。伟大的诗人李白曾有诗篇进行高度赞扬：“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山，掩泪悲千古”。如果从梁孝王算起的话，足有八代九王及王后葬于此，这些罕见的地下墓葬皇宫被当今的中外学者们誉为“天下石室第一陵”。在壁画墓的发掘中具有重大的发现，就是墓室彩色巨幅壁画《四神图》，它的发现成为我国唯一一幅西汉早期的墓室壁画，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经学者研究表明，该壁画的形成年代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30多年。《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出土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1]。芒砀山柿园壁画墓俗称柿园汉墓，位于永城市芒砀山的保安山东南部的余坡，全长达95.7米。全墓由墓道、甬道、主室、巷道以及各个侧室组成，墓室内建有排水系统。墓道长60米、宽5.5米，分东、西两段；西段长30米，位于山体之上，地面全部用褐色纯净土夯筑；东段为凿山而建，南北两壁上下垂直；在墓道的尽头、甬道门前，有一东西长10.5米、南北宽4.56米、深1.3米的长方形石坑。东段墓道内用长方形石块封填。甬道东西全长23.6米、南北宽2.4米、高2.06米。甬道口设有门道。门道进深1.84米、南北宽2.85米、高2.32米；甬道呈斜坡状，西高东低，顶与底平行倾斜，南北两壁垂直；甬道尽头有设一长5.1米、高2.1米的平底墓室门道，门道内墓室门的结构与墓门相同。

《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位于主室顶部，从西端向东宽3.27米，南北长5.14米，面积16.8平方米。“壁画主要内容包括：青龙、白虎、朱雀、怪兽、灵芝、云气纹等。在黑、白、绿、红四色构成的画面上，奇禽异兽、瑞鸟祥云，各有不同的寓意和象征。其中青龙处在中间的显要位置，占整个壁画面积的一半以上，龙头顶长角，长须飘飘，张口吐舌，舌尖卷一怪兽。龙翼丰满，两前足一踏云气一足踏翼，两后足一接朱雀尾一足生花朵，尾端伸出一株长茎花，满身鳞纹”[2]。朱雀绘制于龙身中段的东侧，口衔龙角，胫生花苞，背部装饰圆点纹样，足踏在边框上。白虎绘于龙身的西侧，足踏云气，仰首张口，欲吞一灵芝草。怪兽位于画面的南端，头作鸭嘴形，长颈，满身鱼鳞纹，背长巨刺，尾巴似鱼。画面所要表达的涵义是快乐、祥和、生机盎然，或许代表着墓室主人对死后幸福的美好向往与祈求，同时也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和谐以及国富民强的盛世面貌。

西汉晚期的壁画墓

西汉晚期，壁画开始在中等规模的砖室墓中逐渐出现并流行。目前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主要集中在西安和洛阳两地，主要有洛阳卜千秋壁画墓、洛阳烧沟61号壁画墓、洛阳浅井头壁画墓、西安交大壁画墓、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等，其中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壁画最为典型。此壁画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校园内，在西汉时期它属于上林苑的东部方位，墓葬坐北朝南，平面呈‘古’字形，由斜坡墓道、东西两耳室和主室几部分组成。

2011年，笔者就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3]。墓道全长12.5米，上口的宽度为1.1米，底部的宽度为1米。耳室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墓道东西的两侧，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深4.55米、东西宽1.83米、高2.25米。墓门位于南壁的中间，宽1.065米、残高0.65米，原装配有木质门，门框前设有竖砖的保护。壁画直接绘制于主室内部的四壁和顶部，底色的处理分为两层，最下面的一层为白色，上面的一层是赭石色。保存下来的面积大约24平方米。在墓室的中部有一周红色菱形装饰带，把壁画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的幕顶为天象图壁画，下部的四周绘制流云和动物图像。上部的壁画主要包括券顶和后壁的上部两部分。券顶部分以天象图和仙鹤、彩云为主，天象图绘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与星辰相配，内外各有两个大的同心圆圈。在星辰圈的中间南北一线，南边有一直经30厘米的朱红色太阳，中间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乌。北边同样有一圈黑色的轮廓线，中间绘制玉兔和蟾蜍。太阳和月亮的周围有彩绘‘S’形的四方连续图案（云彩图案），云彩之间配有白色、黑色的仙鹤。在星辰圈之外也布满了云彩和仙鹤。后壁的上部画面呈半圆形，正中间绘有动物，头似鹿角，身体的部位由于时间流逝已经残缺不全。其东西两侧有两只相对上飞的仙鹤，下部有一只卧倒的鹿。下部壁画包括墓室的四壁，均绘制有‘S’形的流云纹，云纹之间绘有各种动物和飞禽，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西安曲江池壁画墓，位于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西曲村西南约1公里处，是1985年发现的一座壁画墓。墓葬坐西面南，平面呈“甲”子形，由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组成，全长28.9米、深11.55米。壁画绘于墓圹第一层台阶以上及墓道第一层台阶以上，用料为白色粉状物，其内容多是食草类动物，其大小与实物相同。壁画轮廓清晰，线条洗练，风格粗狂豪放，造型生动，内容别具一格，在汉代墓葬壁画中也极为罕见。

汉代墓室壁画与汉代丧葬文化

中国的丧葬文化与许多传统礼仪一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渐形成的，而各个时期的丧葬文化又因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对于古人来说，丧葬并不是单纯地安葬死者，而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规范和阶级秩序。汉代的墓室壁画在形式上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先秦两汉的思想和信仰的影响，结合当时观念、思想、习俗等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画像图式。先秦时期的思想观念、信仰内容广泛，直接影响到汉代人对天、对生死、对鬼神的看法，也是形成墓室壁画具体内容与结构的基本背景。

《易•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4]。可见汉代以前，中国人已经以“天”为尊。《礼记•郊特性》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5]。汉代人对天的崇拜与注重，从两汉墓葬出现的数幅天象图壁画可以得到充分反映。汉墓中出现的大量羽翼仙人以及羽翼神兽的绘像、雕塑等，与汉代流行的升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汉墓中的“天门”形象。屈原《楚辞•九歌•大司命》中提到：“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所谓天门即天上之门，要登上天之门都要通过这道门。湖南马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的两幅“T”形绯衣帛画就是典型的代表，分为天上、人间和地下三个部分。陕西旬邑县百子村一号东汉壁画墓后室后壁中间绘有一个很特别的“T”形图案，图案由黄、红两种颜色组成，门框用红线勾勒，然后用深赭黄色涂抹在门面上，被称之为“天门”图案。

第2篇

陈醉平时很随和，没有学者式的矜持。他时不时“幽”一“默”的“高级语言”玩笑，往往让人乐得前仰后合。虽然如此，我依然不敢妄加心理打探，以解这位长者目光的蕴含。但我相信，那是他超群禀赋、才情和旺盛精力的自然流露。再深入地接触到那些掷地有声的学术见解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风采，我深信赋予陈醉目光以“犀利”以“穿透力”的终究，是他用丰厚学养和人生阅历铸就的文化眼光。

承家学渊源，陈醉少时饱读诗书，抚琴习画，且因父亲戎马倥偬的不乏射骑精神的潜移默化，可谓“六艺”皆备。青年时，于大学追随敬业良师，刻苦学习绘画艺术。学成不久却赶上动乱，以致在“下放劳动”的“待遇”中，把沉甸甸的底层生活“课本”啃读一遍。1978年，命运垂青，陈醉在竞争中以优异成绩，考中恢复招生的第一届研究生，成为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的入室弟子。从此，陈醉如鱼得水，学术与艺术并驾齐驱，一路辉辉煌煌，直执蟪芍场?lt;BR>由“我要当总统”的稚子之愿，到“不能把名字仅仅留在粮本里”的青年大志，早先就奠定了陈醉文化眼光的高远取向。后来的理论研究，尤其对“形式感”和“艺术”的深入探索，则为其文化眼光注入更加明确的理性因素。概略地了解其学术的追求，对认识陈醉绘画艺术的神采无疑是必要的。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对力比多的揭示，为本世纪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只有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才能保障文明的进步。因此，人类发展的历史，乃是人被压抑的历史。在此历史中，人被规定为理性的存在，、幻想、激情和希望等丰富的人性构成，则被逐出理性的现实，归入文明的禁忌或心理学的冷宫。如何解放包括在内的丰富的感性世界，以“实现人性的全面复归”，便是以批判和改造压抑文明为己任的文化哲学的探索主题。

总体来看，陈醉的学术思考，属于文化哲学一路。拜读他一系列的学术著述，尤其那部影响深广的《艺术论》，文化哲学的探索主题——他表述为“文化超越”，赫然纸上，通篇贯穿。

然而，陈醉的学术贡献不在于他以独立思考策应了世界范围的文化哲学思潮，而在于他立足中国文化的现实，把“文化超越”这一主题，径直导向被现实原则严密封堵的千古——性意识和艺术。这本身就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年《艺术论》的出版所产生的核爆炸似的影响，便是一个明证。更重要的是，陈醉秉承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传统，把艺术和人生问题相联系，使自己的学术思考以至艺术创作具有深刻的人生实践价值。锐利果敢的学术思锋，使陈醉相信人体美是人类对自身的审美感受，却特别强调这种审美情感的物化实践，即艺术的创作与欣赏，始终是与人的潜意识欲望和性意识紧密关联的。正是因为它永远保持着与现实伦理既互相冲突又互为余补的微妙关系，艺术才具有一般艺术或现实人体文化所不可替代的、特别而又永恒的文化功利。对此，陈醉表述为“欲望的升华”，“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或“人生情结的解脱”。即如他所指出：“艺术，是人对自身审美感的物化，它是对现实人体文化的超越，以前者更上升了一个层次，不知多少人生情结，在这里得到了解脱！”（《精神的追索》）

显而易见，陈醉没有像有些西方学者那样，以颠覆现实的偏激去寻人性复归的出路，而是慧眼识得现实生活可以拥有的“更高的层次”。在他看来，这个足以寄托人类更高理想的层次，由“欲望的升华”即“一种文化的超越”所构成，它的现实形态便是艺术。具体到人类感性世界的或性意识方面，那就是艺术。在陈醉的学术视野中，艺术不只是审美的，还是有文化功用的，是诉诸审美的人生问题的解决。这当然是深刻之见。

文化哲学式的艺术思考，作为意蕴深刻的理性成分，构成陈醉文化眼光的主体。凭着这种眼光，他不仅把“文化超越”的主题写在自己的著作上，而且将它表现在自己的画面里。在一定意义上说，陈醉的绘画创作，是其“艺术论”的继续和展开，是其对艺术文化功用的验证和发挥，是其追求“欲望的升华”或“人生情结的解脱”的自我实践。他曾用“苦恼时的创造”一言概括自己的作品，其绘画创作的价值取向是自觉和鲜明的。

在我看来，陈醉80年代以来创作的一系列作品，都是“主题性”的，即追求“文化超越”的。但是，与一般主题性绘画力求物化思想概念的旨趣大不相同，陈醉绘画的“主题性”不是强调对某个确切概念的表现，而是将这种表现本身或者整个绘画行为本身，作为“文化超越”之实践主题的贯彻与实行。对他来说，画画和画面的形式化，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自身。即如他的坦率表白：“我的一些作品，大多不是为了竞选展览而去绘制，所以对诸如题材、主题等‘常规项目’并未认真推敲。……更多的往往还是出于抑郁的排遣。”（《苦恼时的创造》）

本着别样而意深的“主题性”追求，他的作品包括油画和国画，尽管不乏情节性的具体描绘，却无法归结到某个思想中心。只因为在画面上展开的一切，不是概念，而是或眷恋，或创痛，或欣喜的情绪的吐露，是画家内心或潜意识中激越而又纠缠不清的感性心力的直陈。这种绘画追求，比之对概念的阐释或事件的记叙，更贴近绘画的特性，且有更高的要求。着意于心灵世界的排遣，特别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在流动的情感体验和静态的形式结构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陈醉在这方面作过深入的探索，并颇有心得。他的代表作《空间，我们的》（油画，1982）和《熔》（油画1982），最初的画面是对留有美好记忆的自然景象的再现，然而实际呈现的具象“风景画”效果，却让画家深感“词不达意”。几经修改，仍不满意。后来，于琢磨中逐步将原先的自然形象抽象、幻化、“直至觉得寻找到了构成与心灵的透明点的时候，再一气呵成地将它画出来”，（《苦恼时的创造》），于是成就了目前的这种理想效果。他所找到的那个“透明点”，正是心理时间与形式空间的最大程度的契合。出于这次成功的探索，他80年代创作的大部分油画，多取抽象手法或表现式、印象式手法。显然，陈醉在艺术手法的选择上，绝不是唯表现形式的，而始终以“升华”、“净化”、“解脱”等绘画目的实现为准则。

陈醉不同凡响的绘画价值观，使他在追求自我理想目标的创作中，并不计较家派手法的纯粹性和构形逻辑的一贯性。在这方面他显得非常灵动，颇为“意识流”，甚至会不知不觉地顺随性情自动而形出偶发。《火祭》（油画，1985）一画，手法来源甚为丰富，它综合了写实主义的造型、表现主义的笔法、印象主义的色彩以及象征主义的构思和寓意。在画面上，画家唯我地调遣各家各派的手法，让它们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并最终统一于、圆满于“我”的“文化超越”。就创作手法而言，最能体现陈醉个性的作品是《追思》（油画，1986年）。据画家自己介绍，在最初的草图中，他只画了一对抽象隐约的手。然而，画着画着，就多出了一只手；再画着画着，又多出一只手……等到作品完成时，线条交错构成的画面竟出现了五只手。手的“自动”增殖，不免让画家心生疑窦。但绝妙的是，有意或无意为之的画面，却有十分完美的效果。得意于出乎意料的成效和美好的过程体验，他权当一切是潜意识的驱遣，而不劳追根问底。现在来看，发生在陈醉创作过程中的这种偶然现象，自有必然之理。把人生问题诉诸审美解决的绘画目的论，自会使陈醉“沉醉”于绘画的展开过程，以致画笔不知不觉地随着心绪的流动漫游，在画布留下突破理性“草图”的灵动之迹。所呈迹象何以为手形，那只能说画家心中积郁了许多未曾释怀的关乎于“手”的人生情结。就这一点，我依然不敢打探他究竟为何的心理秘密。但我相信，陈醉作此画时，真的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陈醉，沉醉矣。

以画为目的，固然比以此画为手段更利于也更需要达到这种大化之境。即便如此，要以油画取之，难度还是很大。此非画家不能也，乃油画“天性”之限也。油画对作画物理时间的相当要求，似乎注定它是为“写实”而存在，它不善于接纳变化无常的心理时间。陈醉在《苦恼时的创造》文中，坦述过自己面对面布却不得配合的深深的苦恼——他恨不得将一番惆怅洒落画布，画布却说：“先生，您得慢慢地来。”这种感觉真切而实在，没有商量的余地。画家日益高涨的“意写”心气，自然与之相去甚远。

也许这是原因之一，陈醉于90年代更多地投入国画创作。学贯中西的陈醉，以前也画国画，只是在这一时期，他对国画的“写意”品格有了更新的认识。凭着不断锐化的文化眼光，他洞察了国画的写意性与“文化超越”主题的默契。这种默契，于“升华”、“净化”、“解脱”的社会实践尤其是自我实践，无疑深具价值。于是，陈醉欣然向往，全力以赴，创作了一大批兼具审美意义和人生实践意义的优秀画作。

这批几乎皆以女性的万千仪态为母题的国画作品，体现了陈醉按自己的学术观点阐释女性美、人体美的推进过程，也体现了他将自己的丰富修养集结于绘画的渐入过程。以《女娲》系列（1995）为界，他的国画创作实践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995年以前的国画创作，其总体格局和倾向一定程度地延续了他表现在油画上的一般兴越，“陈醉式油画风”由强渐弱地吹过这一阶段的画面。它表现为对情节、情景的相对的讲究，对画面构成性、装饰性的追求；手法上有糅合中西的倾向，但更多地运用了现代绘画的造型手段，如抽象、分解、重构等；作品之间的画风变化，频繁而跳荡，多样而异趣。很明显，画家是在努力地探索各种可能性。这一系列的探索，赋予《故园明月在》（1992）、《长恨歌》（1989）《二泉》（1989）《乡思》（1990）、《谁染霜林》（1991）、《榕荫古渡》（1993）等作品，以殊异的风格和别样的情调。画家旺盛的创作热情和广泛的审美趣味，深厚的艺术功底和超强的变革能力，都在这些异彩纷呈的画面上得以说明。

与后期的创作相比，这一阶段的作品着重表现了一种“现实”的女性美。作为女性美的载体，画中女子不是来无踪去无影的仙女，她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现实背景”，来龙去脉是清晰的、合乎逻辑的。譬如，沐浴于盛唐温泉的贵妃（《长恨歌》1898）、踟蹰于断墙残垣间的摩登女郎（《传人》•1993），还有或徘徊椰林或掩以蕉叶的农家少女（《椰林深处》，1991；《细雨沙沙》•1992），等等。不言而喻，嵌入“现实背景”的女性美，使审美具有一种“合理性”。

《女娲》系列的推出，开启了一个更有深入之得的创作阶段。该系列依凭“神话”的支持，将女性美从“现实背景”中“抽象”出来，成为几无障碍和遮掩的“裸”的美。尽管《女娲》仍有某种过渡的性质，譬如它来源于神话，但端绪已经理清，把女性美提升到生活中的“更高的层次”的路数已经明了。“神话”很快就脱离了神话，显现出它的“理想”本质；“抽象”也不必委身于抽象手法或抽象的形，它的确切意义就是“理想化”。于是，接踵而至的女子，虽有“现实”的感性特征和魅力，却毫无可供盘根究底的“现实背景”。女性美在后来这些形象上，升华、净化为毫无羁绊和伪饰的“裸”的纯粹之美。“理想化”使女性美从现实中“超越”，它赋予审美以更多的“合情性”，审美对象也因此突破了“女权主义”的狭隘，成为抚慰人类感性世界的妩媚女神或观音。

诸多苦恼问题的解决，使画家的创造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它带着画家激涌的热情、抑郁的思绪甚至或原始的欲望，带着画家化为心理图式的文气和诗、书、画、文的全面修养，喷薄而出，直泻卷面。迹化于幅间的，是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对创作者来说，它包含着一种走笔如神游的快畅审美体验；对欣赏者来说，它透射着一种静观如神抚的沁心审美慰藉。

陈醉以往常用的画面意味的“线段”，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上发展为中国气派的“线条”。它已非单纯的构形要素，而已然扩张、升腾为总揽全局的造型手法。“线条”的时间性，向变化无常的心理时间显示了无限的适应弹性。恨不得将全部情怀倾诉一尽的陈醉，终于得到了回答。画纸说：“先生，您看着办！”

他早年练就一手狂草好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以书入画，写得或潇洒狂放、或缠绵细劲、或朴拙老辣、或天真简约的画面形象；他以书载文，兴起或哲理淡出、或趣味雅逸、或情意缱绻的画外意象。《空楼待归图》（1997）拙线漫笔勾一散坐沉思女子，竖长幅间的纯素空白把“等待”的时间性心理体验，和不曾迹现的丰富空间意象，表现得淋漓尽致。《闲卧图》（1998）以偏侧右边的题诗草书，和左边的一斜垂花枝一懒卧女子，构成疏朗空旷的画面。诗为半阙《蝶恋花》：“闲来懒卧惜花丛，爱赋歌诗，却意倦情慵。欲睡难眠心事重，漫捻芬芳数落红。”诗意和着斜枝垂花，在欣赏者的感觉印象中，形成一种荡漾般的动感，仿佛处处飘扬着闲思散绪。如果说在他的《西窗夜雨》（1996）、《沐泉图》（1997）、《青丝有韵》（1997）中还有较明显的西画造型、构图甚至构成成分的话，那到了《追梦》（1998）、《浅海无浪》（1999）和《初尝榴莲》（1999），则是在画面上纵情书写“狂草”了。再往后到2000年，在《窗外何人唤阿娇》、《一阵金风》和《香飘恨是又一秋》中，简直是将心中的美人随心所欲地颠倒摆弄，更获得了犹如太空失重般的飘逸自由。

画家的“欲望的升华，实现于画面，表现于画面。画家所理想的一切，以形、以书、以文，综合地获得于画面，获得于绘画的过程。我想，如此境界，是审美的，但更是人生实践的。

注重人生实践价值的艺术，追求“文化超越”的艺术，纯化语言是必要。因为，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更高的层次”，只能靠摆脱了现实羁绊、抖落了现实浮尘的艺术方式，才可能真正达到。这意味着艺术的人生事功价值，根本地取决于它的形式化。

由而，造型艺术语言的锤炼，是绘画创作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工作。陈醉一贯重视这方面的修养，以致对绘画的形式特性和形式美规律有深度的领悟。早在大学期间，他凭聪慧和勤奋，深得周本义先生的真传，对西画语言有很好的把握。他画于六十年代的一批水粉风景写生，如《水乡清晨》（1963）、《太湖落日》（1963）、《明日起航》（1965）和《古老的曲调》（1965）等，在构图、用笔、调色和整体控制方面，都显示了上乘的修养。而且，他利用形式因素表达主观情感的才能，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这批画颇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的趣味，这在当时肯定是比较前卫的，甚至今天看来仍不失新鲜感。《水乡清晨》一画的形式感尤其强烈。画家以轻逸灵动的笔法，简括而细腻地捕捉了蓝紫灰调中的微妙色彩变化；流畅的冷暖转换、明快的色度比照、中性灰的均衡把握以及恰当的轮廓线起伏处理，使整个画面透着一种沁人心脾的优雅和清冷的“薄意”。这种兼得绘画性和装饰性之微妙的形式感，不仅普遍见于他包括作于时期早期作品，而且一直延续到晚近的油画，甚至于新近的国画。《空间，我们的》、《追思》、《圆，扩大的外延》、《熔》等油画代表作，都是在这种形式感的基础上向新的方面推进的。值得强调的是，这几幅作品以及《福》等，在以形、线、色彩分割或构筑画面空间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均衡中寓飞扬之势、统一中见巧趣变化的画面效果，显示了陈醉把握构图规律和空间形式品格的深度。

陈醉有很好的色彩感和色彩修养。他的油画作品色彩亮丽丰富、细腻雅致，加上形态运势颇有考究的笔触效果，显得既有节奏平和的装饰味又不失油画所注重的厚重感。他并不在意描绘光照效果，但恰到好处的色彩对比和灵活的笔触处理，使其画面往往能给人以“透亮”的明。

第3篇

论文关键词：《围城》，比喻，文化意义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经问世以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学者、作家们纷纷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可谓包罗万象，色彩纷呈。而《围城》中的比喻历年来更是为人们津津乐道，因为这些比喻都新颖、贴切、恰当、形象，幽默中蕴涵深刻的哲理，令人不得不赞叹和佩服。更令人赞叹的是这些比喻中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包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对这些比喻句进行整理和分析，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一、中西方的婚恋文化；二、中西方男女的社会地位；三、中西方的家庭观念。

一、中国传统的婚恋文化

钱钟书先生作《围城》时，是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战争，但作者的重心不在于刻画战争中的人生百态，他更关注的是在战争年代中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战争虽然是主流背景，但大批外国人进入中国，这意味着曾经封闭的中国大门被打开，中国传统文化有的已被解构，甚至是消失，但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仍有其不可被磨灭的印记，这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必然。当然，中国大门的打开对于文化的影响，不能绝对的说是好还是坏，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一方面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使得文化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地得以发展文学艺术论文，同时也打开了中国文化的视野，另一方面，外国文化的进入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侵，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体系。钱钟书先生在使用比喻时，将中国传统的封建婚恋文化作为喻体，从而在比喻中展现了一幅中国特殊的婚恋文化图景，比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苏小姐）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据学家所谓的证据来断定真实性。

（2） 鱼肝油丸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

（3） 这开会不是欢迎，倒像新姨太太的见礼想。

（4） 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

在封建社会，人们极其重视婚姻程序，繁文缛节十分繁复。从周代起规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其中，问名主要是询问了解欲聘女子的家世，身份地位，是嫡出还是庶出，以及出身年月日时等，在（1）中作者说到的合婚帖上的年庚，就是在婚书上写上女方的出身年月日时，即问名。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人们的成婚年龄很低，在清朝男十六岁，女十四岁，这样的早婚习俗虽然在其后的年代有所改善，但仍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早婚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将结婚晚的人视作不正常，对于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出嫁的“大龄”女子，家里人为了帮助其顺利成婚，不得不在合婚帖上将女子年龄改小，所以作者说：“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据学家所谓的证据来断定真实性。”钱钟书先生用这个喻体来比喻苏小姐的年龄不仅是一种幽默，更是在幽默中带有揶揄的味道。

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很低，按礼制要求，女人要“从一而终”，丈夫死后应当守节，不应再嫁别人。《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死不嫁。”[1]而对于离婚，一般情况主动权在于男方，女方一般要求离婚的很少论文格式范文。男方弃妻一般是妻犯了“七出”：一无子，二，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2] ，这也成了负心男人或挑剔婆婆抛弃女子的借口，所以女子一旦被休文学艺术论文，她们在社会中便被人耻笑和瞧不起，另外在古代社会极其重视一女只可侍一夫，所以一般没有人家愿意娶嫁过了的女人。作者在（2）中将开过瓶的鱼肝油比作嫁过了的不值钱的女人，可谓是形象生动，新颖贴切，同时也侧面刻画了李梅亭吝啬丑陋的嘴脸。

姨太太是旧社会大家族的下人对主人的妾的称呼。中国古代虽然将一夫一妻制作为正型，但是实际上中国一直奉行的是一夫多妻制，男子可以纳妾以达到多妻的目的，清律上说：“妻者齐也，与夫齐体之人也；妾者接也，仅得以与夫接见而已。贵贱有分，不可紊也。”[3]可见妾只能侍奉左右，身份卑贱，而妾的主要来源是买卖妇女、抢夺妇女。（3）中，李梅亭去参见学生给他举办的欢迎会，发现只不过是汪主任给他设的圈套，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罢了。钱钟书先生抓住了人与人之间这种互相争斗的微妙关系，把李梅亭的欢迎会比作姨太太的见礼，生动的刻画出了当时表面祥和，实际充满硝烟的人际战争场面，同时也表现了李梅亭尴尬和卑微的处境。（4）中的通房丫头和妾差不多的，但不如妾的身份高，通房丫头算是陪嫁，可以与男方主人发生性关系，但实际没有名分，只是仆人身份，就如《红楼梦》中的平儿一样，作者把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形象生动的表现出当时社会中讲师，教授和副教授的地位高下的不同，同时也表明了方鸿渐尴尬的处境。

二、中国传统男女的社会地位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在婚姻中，她们附属于自己的丈夫，没有自主权，被自己所属的男人分为三六九等。在《围城》中还有一些比喻也反映出中国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类的硬东西，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

（2） 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

（3） 柔嘉，你这人什么都很文明，这句话可落伍。还像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

(4) 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中国从宗法制的奴隶社会起，就形成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后世奉为礼制总规范的《礼经》确立了“三从”的理论基础。《礼记.郊特牲》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4]《仪礼丧服传》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文学艺术论文，既嫁从夫，夫死从子。”[5]《孔子家语》也说，女子必须顺从男子，小时候要顺从父亲兄长，嫁人后要顺从丈夫，丈夫死后要顺从儿子，“这个三从之说实是古代确立妇女地位的根本原则，是男尊女卑、夫权统治在妇女生活中的集中体现。”[6]其实，就是把妇女的一生从生到死都安排在从属于男子的地位。.男女不平等的根基树立于奴隶社会，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又变本加厉。除了“三从”，妇女还必须遵守“四德”，而“四德”之首的妇德就规定女子“不必才能绝异也”[7] 。

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女子无才便是德”，说明女子只要安心相夫教子，主内持家就可以了，不必有才能，不必太过张扬。（1）中，方鸿渐的父亲听说苏文纨是留学博士以后，赶紧说怕鸿渐吃不消她，而且还得意的发表了一通男人必须比女人才学高一层，不能和女人平等匹配的言论，可见女人一旦有才学反而受限制的处境，（2）中也是同样的道理，仿佛女人有了才学是多么恐怖和滑稽似的。（3）中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可谓是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受压榨而形成的作风了，妇女在家中从属于丈夫，自己没有自主权，如果男方想要休掉女方的话，女子是不能提出任何异议的，法律上也不会给她们任何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维护自身利益时只能用苦肉计去威胁对方了，所以，有句古话概括中国古代女子的这种行为很形象：一哭二闹三上吊，虽然很不雅，但背后却藏着女子们受压迫的辛酸境遇！当然，作者此处用这个比喻并不是要同情孙柔嘉的可怜命运，而是将孙柔嘉比作旧式女子，讽刺她无理取闹的性格和脾气。在（4）中，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很形象地说出了中国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明明是男方找借口不要女方，结果却要打着协议离婚的幌子。作者在这里用这样一个比喻主要是点明方鸿渐对苏小姐的感情，对她仅仅是一般般的感情，算不得很深。

三、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强调家庭本位，以强大的父权家长制为基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宗法等级关系，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嫡庶长幼有序。[8]而中国传统的主导思想学派——儒家创始人孔夫子就一直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忠”，反映在生活中就是“孝”。在家庭内，家长地位极尊，权利极大文学艺术论文，作为儿女小辈的家庭成员都要无条件的服从家长的统治。《围城》中，也有一些比喻能反映我国的这种孝文化，比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买张文凭去哄他们（父亲和丈人），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磅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

（2） 因为遯翁近来闲来无事，忽然发现了自己，像小孩子对镜里的容貌，摇头侧目地看得津津有味。这种精神上得顾影自怜使他写自转、写日记，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做出支颐扭颈、行立坐卧种种姿态，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论文格式范文。

（3） 行礼的时候，祭桌前铺了红毯，显然要鸿渐夫妇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阿丑嘴快，问父亲母亲道：“大伯伯大娘为什么不跪下去拜？”这句话像空房子里的电话铃响，无人接口。

（4） 有人送别，仿佛临死的人有孝子顺孙送终，死也安心闭眼。

在中国古代，“建立在奴隶私有制和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个体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政治单位和教育单位。这种个体家庭的家庭成员之间，… …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他们休戚相关，荣辱与共。”[9]在古代社会流行“光宗耀祖”，很多人有权有势，并不仅仅是自身获得利益，而是整个家族都获得利益，这可以说是中国宗法社会下的特殊产物。比如秀才去参加科举考试，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和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给自己的家族增光添彩，扬眉吐气。而对于宗法制家族中的家长来说，他们统治着整个家族，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家族繁盛，于是他们把实现家族利益的重任放在其子孙的身上，他们抚养子孙，是为了使子孙更好的为家族服务。所以（1）中，面对父亲和丈人的压力，方鸿渐不得不买假文凭去哄骗他们，以便表明自己得“孝”心。

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内，家长的地位非常高，权利也非常，家族中的成员必须绝对服从家长的意志，不得违背。中国古代的家长权其中一项就是教令权，指“子孙要遵从父祖的意志，要接受父祖的管制。”[10]作为家族中的最高统治者，家长也享受着这种权利带给他们的。（2）中方鸿渐的父亲正是享受着对家庭和子女的统治权，他写自传，写家训，其实都体现了家长的意志和权威，特别是他写自己对鸿渐的教育时的情形更充分体现了家长的统治欲望。

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社会，人们按自己的家族形成宗族，宗族所以成为一个聚合体，正是因为族人出自共同的祖先，为了增强宗族的聚合力量，“任何一个宗族都将崇祖、祭祖作为自己最神圣的义务”[11] 文学艺术论文，而崇祖在人们心里的意义大不相同，因为祖先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故人，而更多的是被神化了神。崇祖主要包括修祖谱、建祠堂、重墓所，秩义社、立宗子、绵嗣续、保遗业。近代以后，建祠堂这样的祭祖活动就不多见了，但一般过节或结婚生子时，人们还是会在家中举行一些简单的祭祀祖先的活动，正如（3）中鸿渐夫妇要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同样（4）中的孝子顺孙送终也体现了祭祀这一文化现象，同时也表明，家长的权威在临终时也是要体现的，家族中的孩子一定要在病塌前守孝，这是不可更改的传统习俗。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书，睿智深刻，在其比喻句中， 作者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丰富的传统文化图景。

注释：

[1]《礼记·郊特牲》.

[2]《大戴礼记·本命》.

[3]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10.

[4]《礼记·.郊特牲》.

[5]《仪礼·丧服传》.

[6]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121.

[7]《女戒·妇行》.

[8]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3.

[9]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6.

[10]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