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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青铜器上凤纹的形象不尽相同,在冠上就有多齿冠、长冠、花冠,分别代表了凤纹在商朝的不同发展时期的特征。西周玉器上的凤鸟纹,既继承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鸟形,又改掉了商朝凤纹的质拙写实,朝着装饰化,图案化,艺术化,程式化的方向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西周人在思想得到空前解放的基础上,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更加的别致。西周的雕刻着鸟纹的玉器,不仅起了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的作用,更加是西周人民思想,精神的一种寄托。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阴阳五行思想的盛行,龙凤这两种分别代表阴阳的鸟兽大量地出现工艺美术作品中。凤纹常常成对地出现在楚系青铜器中,有时两种纹饰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到战国中期,楚系青铜器上的凤鸟纹进一步线性化、图案化。纵观商代至战国时期这一千多年青铜器凤鸟纹饰的发展与变化,展现出一些阶段风格与演变特征。这段时期的凤纹由繁缛变简洁,由具体变抽象,由静止变跃动。秦汉时期凤鸟纹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形态越来越多,并且在材料的运用、艺术的表现、技术的提高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创新之处。秦瓦当凤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具象写实、现实直观、灵活创新、整体平衡。秦凤纹巧妙地与龙、虎、龟、蛇组合,造型上从过去的以线为主的造型手段逐渐发展成了形象的具体刻画。所有的这些艺术特点使之成为开创具象凤纹的始祖,其艺术创新与价值是后世无法比拟与超越的。汉代的凤纹艺术较之前朝都有了跨越性的发展,他的形象更加丰富,线条越发流畅。汉代凤纹的形象不再试静止不动,不再是呆板烦人,而是运动着的,跳跃着的,给人的感觉积极向上,身心愉悦。汉代凤纹被运用到了瓦当,画像砖,石刻等多种地方,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凤纹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袭汉代以来的风格外,线条的设计趋于粗犷,给人一种壮实之感。这个时期的凤纹不仅仅是追求某一个局部的优美,而是从大局出发,关注的是整个图案,装饰性的图案被广泛地使用在了凤纹的表现中。唐朝凤纹的造型更加的具象化,与鸟的形象越发的接近,唐朝的凤纹常常是成双成对的出现,有着美好的寓意。唐朝的凤纹可谓是集大成于一体,吸取了前几个朝代凤纹的发展,广泛的使用了花卉的图案,使得唐朝的凤纹样式显得更加的雍容华贵。出土于西安大明宫的唐代金银凤纹图,风鸟的造型精巧、细密,头、冠、颈、躯、翅、尾、爪等精雕细琢。晚唐时期的纹样更为精巧美观。这种造型和富裕的物质文化生活密切相关,凤形象已经被赋予了女性象征。宋元时期的凤纹开始进入了一个规范化使用的时代,这是一个凤纹流行的时期,凤纹被广泛运用在了妇女的头饰,建筑物的装饰,各类瓷器家具中。宋代装饰艺术在观念形态上偏重寓意,在其表现上都注重艺术性,赋予了吉庆如意的民俗思想愿望和气息。例如,政和年间的“凤穿牡丹”纹,就赋予了富贵吉祥的寓意。明清时期,是凤纹的鼎盛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凤纹的使用更加的丰富,各类建筑装饰、家具、瓷器上都有凤纹的身影出现,并且独具特色。这一时期的凤纹被人们看作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整体纹样的表现上也更加的富丽堂皇。
2凤纹象征意义的演变
凤凰作为神鸟存在于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最开始是东夷部落的图腾。同时期黄河一带的文明图腾是龙,合并统一后龙凤都成为中国的图腾,被称为“龙凤呈祥”。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把凤凰看作是吉祥的象征。孔子临死时,曾哀叹“: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4]秦汉时期凤纹被赋予祥瑞、兆庆的象征意义,出现了“鸾鸟”“、朱雀”“、朱鸟”等多种命名。秦朝时期的凤纹退去了神秘的主题,开始转向对于现实美好生活的向往。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因这一时期佛教的盛行,凤纹也被带上了宗教的意味。隋唐以后,凤纹逐渐摆脱了宗教的背景,而开始成了皇室的专用图案,代表了权利的象征。唐朝时期,武则天率先使用凤纹作为了自己的象征,从此以后各个朝代,凤纹都被作为皇权的象征保留使用了下来。
3结论
一、史料的收集
史料一般分为三种:实物史料、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史料的存在方式日益多样化,利用网页和视频也成为收集史料的重要途径。史料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作用,只有收集了大量史料,才不致写出空洞无物的文章。
首先,收集史料要做到详细具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保存历史意识的提高,当代资料的收集工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比如可以通过广泛阅读及时积累史料,充分利用当前历史学的各种网络资源平台,不断丰富历史知识,及时补充历史史料。
其次,收集资料要有发现意识。对于眼前的史料,有人视而不见或者见而不识,那么蕴含其中的史料价值就无从发现。只有当史料中的历史信息、历史价值被充分发现,外显的遗迹才能内化为史料证据。
最后,史料的收集要具有客观性。研究者在收集史料时要秉持客观性原则,广泛收集资料,不能对不符合自己偏爱的资料不予采纳,更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去裁剪历史资料,无视历史史料的全面性和论文写作的客观性。
二、史料的选择与运用
对于历史论文的写作而言,史料的选择与运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史料的搜集和选择上要注重史料的典型性和可信度,并将史料与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历史观点相结合。
首先,史料的选择要具有典型性。历史的遗迹不计其数,面对浩瀚庞杂的历史史料,要善于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史料进行比较与筛选,选择最具典型性的史料去说明历史问题,围绕问题有的放矢地选取富有典型性的史料,增加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和说服力,使过去的历史呈现时具有完整性与鲜活性。
其次,史料的选择要具有可信度。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工作完成之后,辨别史料的真伪就成为论文写作的一大问题。史料的真伪直接决定着历史论文的可信度,所以要选择可信度高的史料作为论文写作的材料加以运用。著名历史学者戴逸曾说:“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的收集、整理、排比、考证为基础。”
最后,要注意将史料的运用与作者的历史观点相结合。论文的写作不是历史史料的简单堆积,而是史料与观点结合的成果。对于历史论文的写作而言,历史史料纵然必不可少,但是如果没有作者历史观点的解读,那么整篇文章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唯有在深刻分析、研读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现历史、认识历史、反省历史。
三、史料的解释
历史是一门具有解释性的学科,历史论文的写作同样离不开解释。有时历史解读还必须借助合理的理论假设,这就决定了历史解释不可避免的会带有主观色彩。所以,对史料的解释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在历史史料的叙述和解释过程中,研究者要做到努力排除自己内在的偏好和偏见,在历史知识的呈现上努力做到全面、客观,同时也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某些条件束缚,不让其受到自身价值准则的影响,确保尽可能接近地反映历史事实。
其次,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还要确立正确的历史方向感。史料的收集与运用固然重要,但是历史研究者也要意识到史料的作用在于提供一个台阶,以达到认识历史的目的。对历史的认识不仅在于认识历史事实,还要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不断跨越,超越当前社会以及当前历史所具有的局限性,将眼光投射到将来,因为历史学家只有在将来才能找到历史判断的最后标准。
最后,要注意将历史史料与史学理论相结合。日益丰富的历史史料的发现需要科学的理论加以指导和分析,从史料本身出发,推导出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同时,新的历史史料的发现也促进了史学理论的创新,在史料分析与运用的过程中拓展出新的历史问题与历史领域,可以说历史史料的扩充与历史认识的深化是历史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总之,史料在历史论文写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史料的存在增加了还原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但是,想要增加历史事实的说服力,就必须增强史料的科学性及可信度,将史料的选择、运用与科学的理论与分析相结合,使史料不断得到发掘和充实,也使历史认识得到不断深化。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戴逸,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如何深入[N],人民日报,1987
【参考文献】
[1]齐世荣.史料五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王学典.史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汉代史学家班固在讨论当时各地的风俗时,定义“风俗”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1]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人们的行为和属性,称为“风”;而由统治者的意愿或行为的影响而形成的习惯,则称为“俗”。二者相加,就是风俗。班固对风俗的解释含有很多科学合理的成分,但是显然过分夸大了统治者在风俗形成中的作用。如果将统治者(君上)改换为社会环境,就能更科学地表述风俗的概念。即风俗是指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群体性的生活习尚。
风俗是群体的产物。一个人从生到死,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社会风俗的包围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风俗的支配。从特定的意义上来说,人自身就是风俗的产物,正是人们浸润于其间而不自知的风俗,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并使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群相互区别开来。就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大多也是从风俗的视角来认识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如对于西方人来说,讲到中国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筷子、茶叶和功夫;而日本民族的象征则是榻榻米、和服及樱花;对于现代中国的儿童而言,肯德基、麦当劳、汉堡,就是意味着西方。在电视广泛普及的现代,中国的普通民众也是从肥硕飘逸,酥胸半露的服饰来认识唐朝,从马蹄袖、红顶子和旗袍来区别清朝的。风俗对于认识社会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风俗在社会生活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它毕竟是通过具体的人的思想或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如果抽掉了具体的人,也就无所谓风俗了。人们在强调风俗绵延久长、无所不在的影响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它的变动不居的特性,低估人在风俗的发展变化中的作用。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风俗也随时处在变动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些风俗消亡了,有些风俗发展成了礼仪制度的一部分,而有些则一直在民间传承不绝。虽然对不同风俗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原因的解释还非常不充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在风俗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中国古人从很早起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如《诗经·关睢》“序”中就有“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说法。《孝经》中也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谓“移风俗”或“移风易俗”,就是强调人与风俗的关系中人的能动作用,即摒弃那些妨害人们生活的陋俗,阐扬有利于人们心智的风俗,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风俗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为增进现代人对古代风俗的了解,除此之外,为移风易俗提供借鉴,应该也是风俗史研究的目的之一。
一、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公元581-960年),也是风俗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汉魏旧俗和北朝的胡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消化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的风俗,这些风俗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甚至历宋、元、明、清,影响一直及于现代。就这一时期社会风俗自身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方面。
⒈诗歌对社会风俗的浸润和影响
唐代的诗歌不仅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也对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诗歌渗透了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
关键词:熵理论快递市场分析。
我国的现代快递业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利润丰厚、潜力巨大的行业。近几年国内快递业每年以30%的增速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物流市场的总规模已超过了200亿元。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加入WTO物流市场的完全开放,中国邮政一家“独霸天下”的国内快递行业格局的打破,国外快递企业大举扩张,我国快递业出现了国营、外贸、民营等经济主体、多运输方式相互竞争的市场格局。外国“列强”资金雄厚,硬条件优越,品牌优势显著,国营“巨头”网络完善,背景深厚;而民营快递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是这场竞争中的生力军。由此可见,我国快递行业市场的竞争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包括了不同的活动主体和不同层面的竞争内容。所以用熵理论来进行分析,也许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一、熵理论综述。
1.国内外研究综述。
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于1865年在《热之唯动说》一书中首次定义了一个新的物理量———熵。这标志着熵概念的正式诞生,但此时的熵理论的研究还局限于热力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随着信息论在美国的出现,熵理论以“信息熵”的形式蔓延到非热力学领域。经过麦克斯韦、波尔兹曼、杰尼斯、维纳、普利高津等人的努力研究,熵的泛化应用迅速在经济、城市规划、决策分析、人工智能与哲学方面展开。1923年科学家普兰克首次将“熵”引入中国,随后我国涌现出了许多熵理论的研究学者,很多学者开始尝试着把这概念用在管理学的研究中,也有很多学者将熵应用在企业的知识管理、品牌扩散和企业效益评价等领域中,但是将熵应用在竞争态势和战略分析中的并不多见。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尝试用熵理论来分析直国的快递市场的竞争态势。
2.熵思想概述。
熵是一个广延量,是微观态数大小,分子运动混乱程度的度量,这就是熵的统计意义,从通俗的意义上来理解,熵的含义就是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对于任何一个系统的熵都遵循以下原理:
(1)基熵原理;(2)熵增原理与最大熵原理;(3)测准原理。
二、基于基熵原理的市场竞争主体能力与分析。
任何系统都有个基熵,而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域。这里的能力域不仅仅是企业的业务领域和范围,还包括一个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和核心的竞争能力所在。由于每一类企业在发展历程和能力的积累有所不同,因此每一个企业的核心业务领域有所不同。在这种快递业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竞争努力都在大举攻城略地。根据它在经营能力和业务范围上的不同,我们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的能力域。
1.现有市场主题的能力域。
在我国的快递市场中,竞争主体有以下三类:外贸快递企业、中国邮政和国内其他快递企业。外贸快递企业主要是以DHL,TNT,UPS,FEDXE四大巨头为代表的跨国性快递企业。部分是跟随着他们的客户来到中国,主要是将中国的货物运往海外,并将海外的商品运抵中国。在中国境内现有的快递企业中,中国邮政无论从历史规模还是影响力方面都是当之无愧的龙头。中国邮政在国内快递中建立了318个城市快递邮件的查询和跟踪系统,占有国内快递业务的70%左右的市场份额,占据了绝对领先的地位。而在国际快递市场上,中国邮政大概仅仅占据了22%的市场份额。不仅如此,在服务的质量和业务类型方面中国邮政主要承揽文件类和一般商品类快递,而对于精细快递和特殊要求的快递大部分由外资企业来承揽。
在我国的快递市场上,除了中国邮政之外,一些由传统的运输业或者全储企业转型而来的国有物流企业如中铁快运、中外运还有民航快递等也是值得关注的国有快递企业。它们因为拥有巨大网络优势,在我国的区域快递市场上也拥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但是这些快递企业是从传统的物流企业转型而来的,所以在管理水平方面还有待加强。民营快递每年的业务量以60%—120%的速度递增,一大批中型民营快递企业如东方万帮、宅急送、申通、大田等都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目前我国从事快递业的民营企业上万家,从业人员已达百万之众,主要分布在以上海、广州、深圳、北京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业务也主要集中在同城快递领域。
2.快递企业能力域分析。
这是两个不同的主体的业务交叉领域,其中中国邮政和外资快递企业的竞争主要发生在海外网络的快递竞争中,而民营企业通过价格的竞争在城际快递中和中国邮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中国快递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交叉业务领域相比较少,主要在国内的区域间的快递业务。这部分是这三种市场主体都很关心和重视的领域,在高端的快递业市场服务领域中,三家都不惜花费,夺取市场。
三、基于熵增原理和最大熵原理的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根据熵增原理和最大熵原理,要想保持物流市场竞争的有序和高效性,就要一方面通过在各自独特的细分市场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在交叉的细分市场中减少熵增,实现有序的、高效健康的市场发展模式。所以我们建议我国的快递企业应当采取合纵连横的市场策略。
四、基于测不准原则的快递企业服务创新管理。
面对复杂多变、竞争激烈、发展迅速的市场环境,快递企业求生存与发展,仅仅靠对现有业务的有效管理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服务创新”这根生命线。服务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创造当期利润,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培育企业的核心能力,从而赢得未来的竞争。
首先,要建立服务创新的企业文化。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理念,能够激发人员主动去探求和发现现有服务中的真空地带和能够改进的方向。
其次,要建立鼓励创新的企业制度。无论任何一种创新总是要充满风险的,同时创新就是一种对传统的挑战,总是要面临很多阻力和困扰。所以需要从公司的制度层面对于勇于创新的人进行相应的保护和支持。
最后,要建立良好的组织结构促进创新的发生机率。组织结构是企业中人和人交往的基本框架,扁平化的、团队式的工作方式更加能够促进创新的发生。
随着中国快递业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市场中的竞争也变得日益激烈。通过在熵视角下对于我国快递业市场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现有的市场竞争状态下,我国的企业能够通过合纵连横和服务创新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突出重围。
参考文献:
[1]任亚飞。民营快递业的发展及其战略选择[J]。中国储运,2006,(4):79-81.
[2]紫营辉。中国快递业高局:四方势力利益博弈再度升级[J]。北方经济,2006,(2):55.
[3]韦灯明。快递争霸战[M]。东方出版社,2005:63.
一、行政认识论
建国以后,经过民主改革,所有国营企业也建立了与当时苏联体制相仿的管理体制。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体制大体效仿前苏联,形成了对国营工业、基本建设、物资供应等部门的管理体制。论文百事通而我国的通过劳动立法及有关的劳动政策,形成在劳动、工资、保险、福利几方面相互配套、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这一阶段对劳动关系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行政认识论的阶段。
在这种体制下,劳动关系被当作一种依附于行政关系的社会关系来看待,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劳动关系和劳动行政关系往往不加区别,许多劳动法规对这两种关系的调整也往往是融合在一起。虽然,以后我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但劳动关系行政认识论的影响依然存在,这种影响,造成了人们对劳动争议的性质产生错误认识。例如,在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过程中,很多劳动者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希望通过这种合同,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而长期的劳动关系。而事实上这种想法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固定工制度给人们留下的影响。又例如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人数众多的团体性争议,当事人往往更愿意直接通过行政部门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因为按他们的理解,这不是简单的劳动争议,而是国家对劳动者的就业分配问题。而这种对劳动争议性质的错误认识,又导致对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错误认识。例如,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不服,竟然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为被告,将其诉讼到行政庭作为行政案件处理。这显然是把劳动争议仲裁制度错误理解成行政制度的结果。
二、民法认识论
我国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和平等经济。与此相一致的是,注重平等、自愿原则的民法理论开始在我国得到重视。这一理论进而被用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劳动关系。这一理论把每一劳动者都视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者,作为平等主体,劳动者可以“自由地”把他的“劳动力”转让给任何一个雇佣他的人。这时就出现了所谓“自由”的劳动关系。很多民法学者主张将这种劳动关系视为民法的调整对象。
这种看法忽视了劳动力所有关系背后的资本增殖关系,在表面平等掩盖下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因而具有局限性。持这种理论认识的学者往往将劳动争议看作一般民事争议,或者将劳动争议与一般民事争议相混淆。例如,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很多学者就认为应该以民法上的人身伤害赔偿来追索用人单位的责任。而事实上,一旦将此案件作为人身伤害赔偿案来处理,对劳动者并不公平。因为,在人身伤害赔偿案件中,执行过错责任,也就是用人单位有过错才承担责任。而事实上很多工伤案件,用人单位是没有过错责任的,过错往往在劳动者一方。如果用民法理论,将此案件视为一般民事案件,而不是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的权益很难得到“平等”的保护。
正是这种民法认识论的影响,导致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采用了民事诉讼制度。而且,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许多制度沿袭了民事诉讼制度,导致劳动者在看似平等的诉讼制度下,得不到真正的保护。例如,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案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处理民事案件,法院主动调查的职能极其有限。而劳动争议案件中,这一原则被机械地套用,导致在劳动关系中处于被管理一方的劳动者无法提供证据,同时,法院又不主动调查取证。这种结果显然是对民法原则适用劳动争议案件的一种否定。
三、社会法论
社会法是国家为保障社会福利和国民经济正常发展,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公法一般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而劳动法就是一种社会法,兼有公法和私法的性质。
一般意义上,关于劳动关系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劳动关系是人们在劳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从法律研究的角度,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劳动法学所要研究对象的特点,与“经济学”上对劳动关系的定义差别不大。从狭义上说,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一定义从劳动法学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所要研究的劳动关系的主体为劳动者、劳动力使用者,劳动关系的性质为社会关系,而且是劳动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这就排除了很多劳动过程以外的许多劳动行政关系和社会保障关系。而从社会法的角度,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以及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
(1)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而生产力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是劳动者凭借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时发生的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因此,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构成生产力的基本三要素。在这三要素中,劳动者是主导因素,因为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能动的要素,物的因素(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归根到底要为人所用,而且物的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人的劳动技能及其劳动过程中的发挥程度。因此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导因素。但是,在现代社会,劳动者往往不是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劳动资料通常为企业、事业等用人单位所掌握。这时,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必须通过生产资料所有者才能实现。
在目前阶段,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活动。因此劳动者只能通过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获得生活的条件。而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其不存在谋生的问题,而存在获利与否的问题。因此两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地位上的差别,可以说这种差别是先天的,同时又是渗透在劳动关系的每一个方面。其次,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决定了劳动者依附于生产资料所有者,而不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依附于劳动者;第三,这也决定了劳动力依附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而不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依附于劳动力。
(2)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
劳动者为了谋生,将自己所有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所有者进行商品交换,这种交换应具有商品经济的共性,即平等性。但由于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差异,又决定了这种交换过程具有隶属性。这种商品交换使劳动者一方获得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因此具有财产性。但同时,这种商品交换过程,是劳动者的活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应此具有人身性。
a、 劳动关系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的特征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劳动者作为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满意的用人单位。而用人单位在选择应聘者时,也可不受干预的作出选择。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双方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相对的。从总体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经济利益上是不平等的。但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尽管其在经济利益上弱于用人单位,但由于用人单位的数量很多,因此他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等的用人单位。因此,这种平等性是在总体上的不平等而给予的部分的平等,或者说是受限制的平等。
正是因为这种平等是有限制的,而要劳动者正真要享受到这种有限的平等,还需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而在劳动关系中,如果所有的用人单位达成一致,以非常扣克的待遇支付劳动者,则无论劳动者作出何种选择,其结果显然是不公平的。而用人单位是否有可能达成如此广泛的一致呢?历史与现实均证明,这是可能的。由于用人单位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给予劳动者的待遇越低则越能实现这一目标。于是,用人单位在市场经济中很容易达成这种默契。这种情况,类似于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的平等选择权。商家与消费者在地位上是天然不平等的,如果任由双方采取貌似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易,则商家为了获取利益,必然会出现标准合同、除外责任等损害消费者的做法。因此,为了保证劳动者有限的平等,国家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干预,以确保任何用人单位提供的条件不低于劳动者的生活底限,以此确保劳动者选择就业时的相对公平。
劳动关系的平等性,一般只体现在劳动关系建立前;而且这种平等性具有触发性,即一旦劳动关系正式建立,劳动关系的平等性即为隶属性所替代。当然,这种替代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以劳动合同的签订为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可以对劳动条件和劳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商榷,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平等性,但也存在一定的隶属关系(这是由双方的经济差别所决定的。)当劳动合同签订的一瞬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转变为隶属性为主,平等性为辅。劳动者必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成为被管理者。
商品经济是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个体的劳动力归用人单位所支配,以使他的劳动力现实地成为集体劳动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劳动力与劳动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用人单位成为劳动力地支配者,也就成为劳动者的管理者。这种隶属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在生产过程中,个体劳动者作为整个用人单位地一部分,必须服从于用人单位的生产需要;在分配过程中,个体劳动者必须依赖于用人单位整体的分配制度,而不能自行决定。只要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的一员,则这种隶属性就会保持下去,直至劳动者脱离用人单位,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但劳动者随即又会寻找新的用人单位。如此反复,因此劳动者是不断地由劳动关系地平等性走向隶属性,再由隶属性走向平等性,不断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必须保持其连续性,这是劳动关系的重要特点。任一环节的中断,对劳动者均会产生损害。
b、 劳动关系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性质
人身关系是基于一定的人格和身份而产生的,体现的是人精神和道德上的利益。它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从权利角度,与人身关系相联系的是人身权,它分为身份权和人格权。人格权是主体依法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它一般包括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权等。身份权是指一定主体依一定的行为或身份关系所产生的权利,如亲权、配偶权等。
劳动关系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人身关系。劳动力的消耗过程也是劳动者生存的实现过程,这种劳动力消耗过程与劳动者生存过程的高度统一是劳动关系的重要特征。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权利既包括劳动者的人格权也包括身份权。前者以劳动者的“工伤保护”和“劳动保护”为代表,一旦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劳动者可以从保护人格权的角度进行维权。后者以劳动者的“用工手续”及“劳动手册”为代表,一旦劳动者的录用或退工手续未被及时办理,劳动者即可以维护身份权为理由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一、对公私范畴的早期认知
在中国伦理学史上,伦理学家为解决人们获取公共资源以满足自身需求——这一活动是在个体与群体关系中进行的——时产生的价值冲突,提出了“公”和“私”的道德范畴。从对这两个范畴的认识过程可知,古代伦理学家对公私概念进行的语义界说是完全不同的,在每个时代也对其中包含的不同问题有所侧重。
在先秦到两汉阶段,先是作为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公与私两种价值现象的认知,主张公与私要分明,不相混淆。《左传》哀公5年记载春秋时人说:“私仇不及公……义之经也。”汉代的《淮南子·修务训》说:“私志不得入于公道。”“义”和“公道”就是社会正义,是道德所确立的公共标准。这一区分必然伴随着将个体从公共生活中区分出来,视作一种独立的和具相对性的道德存在;而公共生活也必有一种作为实体支撑的存在,即国家的存在。国家通过确立公共的道德标准,让人们对共有的公共资源进行选择,以满足个人欲求。国家对公共资源确立公共的选择标准,就是对公共资源赋予公共价值,而个人在选择公共资源的过程中也会随之产生出一定的价值立场。由此,人们从对公私现象的认知,过渡到以公私范畴为两种选择公共资源时的价值立场。
就公私两个范畴的现象与价值诠释,韩非、许慎从语义学上对它们进行了说明。《韩非子·五蠹篇》说:“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之谓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韩非看到了公私范畴从现实的共有的公共资源分配上说,公私之辨意谓公与私是相对立的,表达了人们在现实道德生活中对待生活资源享有上存在着的冲突。从名与实上区分,韩非明确指出了这一冲突的起因皆由于不同个人之间存在着欲求相异的事实。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中采用了韩非的界说。在界说“私”字的语义时说:“厶,奸袤也。韩非曰:‘苍颉作字,自营为厶’。”据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解释,私是自利或利己的行为。在界说“公”字的语义时说:“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公是公平、公义、公道的概念[1]。这类解释表明,公私范畴是个人在处理生活资源时所持有的不同道德态度。私是个人以自我为中心来处理公共生活中的个人欲求,因之韩非所说的“自环”和“自营”都是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选择立场。后来人们所说的“自私”就是由解说而来的。与私相对、相背的公,就是平均分配共有的公共资源、公平地对待公共生活中的个人欲求。公就是在整体的共有资源分配结构中充分地考虑每一个人的权利。重要的一点是,韩非发现了国家确立的整体的共有资源分配结构是作为与个人欲求至上论者相对的一种“公”,他谓之“社稷之利”。韩非说:“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遣社稷之利。”(《韩非子·五蠹篇》)
在明晰了公共资源分配上的公义和私欲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之后,思想家们开始区分公义与私欲孰先孰后、孰主孰从的问题。早期思想家大多主张以公胜私。战国末的荀子明确提出:“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篇》)主张做人、为官要懂得将公共道德和私人欲求分开,并以公共要求克制私人欲求,将公共要求摆在首位,将个人的私欲摆在次要位置。荀子将从事公职并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称为“公士”,指出:“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事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荀子·不苟》)韩非主张道德立法者要明公和灭私。他说:“明君使人无私,以诈而贪者禁;力尽于事归利于上者,必闻,闻者必赏;污秽为私者,必知,知者必诛。”(《韩非子·难三篇》)他的这一主张和商軮的主张相近。《商君书·修权》说:“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他所说的明分,其实就是指的“社稷之利”。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共有的公共资源推高到“国家利益”,或者说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对公共资源的个体欲求。
此外,早期的公私之辨还由社会领域引入到政治领域,认为是君王与臣僚所必备的处理公与私问题的政治德行。古人分别从君王和臣僚两个政治主体的角度来解释“公”。对于君王而言,汉代学者刘向在《说苑·至公篇》中解释说:“《书经》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此盖人君之公也。夫以公与天下,其德大矣。”汉王符《潜夫论·忠贵》说:“明王不敢以私爱,忠臣不敢以诬能。夫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对于臣僚而言,公就是主持公道,忠于职事,不以权力谋取个人私欲的满足。《左传》成公9年记载范文子说:“无私,忠也。”又《左传》襄公5年载:“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汉刘向《说苑·至公篇》说:“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自己的)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忠于事君,仁以利下。”将公私之辨引入政治领域,成为所有从政者处理公私利益必备的政治价值和基本操守,这是古代社会的一次重大的思想进步。
二、 宋明理学与明清实学中的公私之辨
在宋明理学中,公私之辨衍变成为普通人需要加以识辨的两种社会基本道德价值,公私之辨被视为道德修身的“成圣”的重要入门功夫。
为了揭示了公私两促现象和价值的起源,宋明理学家引入了人性善恶的理论。认为公私源于人的天然本性,是包含在道德中的人性因素①。程颐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遗书·卷三》)但是,人不能直接地运用得自于自然本性而又没有经历社会道德化的私心,来选取个人所需的公共资源。这是因为,“以私己为心者,枉道拂理,謟曲邪佞,无所不至,不仁孰甚焉。”(《粹言》卷二)程颐举例说,人们处理一件事情,当他以自然的本心去做,这便是私;而以道德化之后、使自身具有了道德性时再来处理此一事体,这便是公了。二程指出:“父子之爱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遗书》卷十八)“虽公天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遗书》卷五)因此,在个人行为中只要按照社会道德标准行事的便是公,没有按照社会道德标准行事的便是私。或者说,只有通过克制自身私心、私欲的自然欲求,使之达到了道德的标准,这才是公的行为。“克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遗书》卷二)礼,就是社会道德标准。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强调自我克制在公私转化中的作用。他说:“克己要当以理义战退私己。盖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刚强壮健之德乃胜己。”(《横渠易说·下经》)这种胜己,是对自我欲求、欲念能够完全实现自我控制,这完全来自于道德化后获得的对公的全面认同。只有克己,才使人达到了心无私系的境界。张载说:“圣人无私无我,故功高天下,而无一介累于其心。”(《性理拾遗》)“心无私系,故能动必择义,善与人同者也。”(《正蒙·有司》)克服了私欲的人,才能做到依“公”而行。
宋明理学家认为,公私范畴里包含了对仁爱美德的崇高道德追求。程颐说:“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即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而以人体之,故为仁。”(《伊川学案·语录》)私,作为心性的原初始基,在经历了不懈的道德修养之后,使心性发生了变化,原初始基在新的被提升了的心性中为道德所制约和主宰。私虽然一直存在着,但它终乎不能有所活动。换言之,作为道德来制约和主宰私欲的,便是仁、理。受到仁、理制约和主宰的私,已经将自然性提升为社会性,从而转化为“公”。程颐认为,“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人心不同如面,正是私心。”(《伊川学案·语录》)二程后学朱熹具体论证了经公私而达到仁的问题。他说:“公不可谓之仁,但公而无私,便是仁。”(《晦翁学案·语要》)说明了公私与仁的相互规定的特征,“谓之无私欲然后仁则可,谓无私欲便是仁,则不可。盖惟无私欲而后仁始见,如之所壅底而后水方行。”又说:“无私是仁之前事,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廓然大公——引者),是仁之后事。惟无私然后仁,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一体。”(《朱子语录》)理学家用前后来定义私和公,论证了公私范畴相转化的原理,说明了两种道德范畴已经演变为普通人以社会道德规范来对公共资源进行公共选择的价值立场,并且特别看重了以社会道德标准来制约个人私欲这一点。
那么,在宋明理学中,公私范畴相转化的原理是如何通过个人发展过程来最终得以实现的呢?在宋明理学家看来,公私之辨是每个人通过道德修身而“成圣”、成长为君子的重要入门功夫。在他们看来,私作为心性的原初始基,正是自私才阻碍了天人合体、物我合一。只有经过心性的社会道德化(“成圣”)的修身过程之后,这一原初始基受到外在的道德制约和主宰时,才能成为一个道德的人。对此,心性学家陆象山说:“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象山学案·语录》)程颢在《定性书》中说:“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也。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明道学案》)宋明理学家们所说的“成圣”和“君子之学”,就是个人的道德化,也即人从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道德人。道德人具有道德价值理念,依照国家确定的道德规范来行动,以此来有限制地满足个人欲求,不使之无限膨胀。
与宋明理学过分遏制个人私欲的理学不同,明清实学家论证了个人的“私”中存在的自然欲求的合理性。在理家和心学家的学说中,心是指心体,是人的理性本体;而诚,则是表达心体具备道德性的规范。明清实学家认为,个人具合理性的自然欲求正是“公”的基础,只有合理地追求自然欲求的人,才会做事用心;有私的人,才能通过诚而达到公。明末思想家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藏书·德业儒臣后论》)明代儒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有生之初,人各有私也。”承认个人私欲来自天然的合理性质。清儒程瑶田说:人“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不诚,则私焉而已。”(《清儒学案·让堂学案》)明清实学认为,作为理性本体的心体,和作为道德化之后形成的诚的道德心体,都是在承认人的自然性基础上才形成的道德本体,它们是按照道德的“公”来进行价值选择的主体活动的根基。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顾炎武《日知录》卷三说:“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大公。”这就从另一学理高度克服了宋明理学中忽视人的自然性地位的学理缺陷,以承认人的自然性为出发点重新论证了公私之辨问题。
明清实学家尖锐批判了作为政治德行的公私之辨中出现的部分君王和臣僚假公济私的问题。在长期的政治历史中的确出现了战国法家担忧的情况,即部分君王和臣僚假公济私,从公共资源的分配者身份暗中转换为被分配者,“公”成为掩盖君王和臣僚无限膨胀私欲的外衣,具有了虚伪性和欺骗性。黄宗羲批判了“朕即国家”的观念。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一人(君王)的大私由政治权力转化为“大公”,即“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种公的虚假现象的出现表明了政治制度在公共资源分配结构上的缺陷。王夫之则进一步区分了天下之公与一姓之私的公私转换逻辑,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览论》卷十七)又说:“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读通览论》卷一)在他看来,共有三种大私与大公相转换的形态,“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读通览论》卷十四)在政治领域出现的以一人之大私假冒为大公,是公私之辨中应该加以明辨的。
三、 公私之辨的理论含义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伦理学家对于公私范畴的研究,揭示出当时人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公共资源与满足个人需求之间所有的两种冲突现象与价值立场,是社会价值问题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综合言之,古代伦理学家对于公私范畴的考察研究,其重要成果可归纳为以下三个内容。
1.公私之辨的本质,是如何看待公共资源与个人欲求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且对立的个人的价值立场。一种是个人以个人的立场为主来看待共有资源,这是一种“私己”的——即现代所称之为“自私”的立场——这一以私己为中心而不顾及他人的同等权利的立场是不道德的。但是,古代伦理学家也承认,在这种源自于个人自然需求的“私欲”中也有合理的成分,它们需要得到满足。只不过这种私欲需要建立在公共道德的基础之上才是合理的。另一种是个人以社会的立场来对待共有资源,这被称为“公”、“天理”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的揭示,对于我们今天科学地、合乎道德地认知同类问题仍然是有价值的。
2.对真正具现代意义的公私之辨,其重要落脚点或其基本观点是,公是私的实现的前提。为此,个人要懂得并积极寻求公私关系人性化的公私统一。也即在面对共有的公共资源时,个人能够理性地、科学地认识到个人需求的满足要能够与社会公共规则相吻合。既能够合理地满足个人需求,同时也不伤害他人所享有的同等权利。抛开公私之辨中关于“君德”“臣德”的政治德行的讨论,仅从个人道德的领域来看,公与私成为衡量人性善恶的基本道德标准,同时也是判断公共资源选择上存在价值冲突孰是孰非的道德标准。
3.公共资源的社会属性是决定公私之辨性质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社会制度对于解决公共资源与个人欲求两者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就是说,公与私问题的性质是由社会制度的性质来决定的。《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晚清思想家康有为在分析公私问题时,认识到了社会制度是人们产生公私观念的客观根源,认为在公有制社会中人们所面对的公私问题将获得某种统一。他说:“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举天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一切出于公政府,绝无竞争,性根皆平。”(《大同书》)他所说的“公政府”,是一种与一人一家之“私政府”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礼运注》)这一理论的出现,意味着我们所讨论的公私之辨自古代到现代,都是私有制之下才会发生的问题。只有保证分配制度是公平的,才能使得个人都能秉持共同认可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由此保证个人行为的公平性质,摒弃只关注一己私利而否定他人同享权利的利己主义。这就是说,如果在私有制国家的先决条件下,选取另一种完全与之不同的公有制国家的先决条件来反观和反思,那么必定会出现一种完全新型的公私观念和公私关系。
这一见解对于我们今天探讨公私问题仍然具有理论价值。从道德角度看,所谓“私”,即个体的道德就成了“私德”;而所谓“公”,即社会的道德就成了“公德”。实际上,这一见解和划分也正好出现在康有为的学生、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道德理论中。他说:“为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国古人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曰:恶,是何言?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而立者也。”。(《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他反对的是那种“妨公益以牟私利”的“利己”,而对于从“群己相推之理”出发的“知有爱他之利己”则大加提倡。他说:“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之利亦从而进焉。以一家论,则我之家兴,我必蒙其福;我之家衰,我必受其祸。以一国论,则国之强也,生长于其国者罔不强;国之亡也,生于其国者罔不亡。故真能爱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爱国,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人、爱国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在此,“私”与“公”得到统一。他所说的私德和公德,是相统一的。他说:“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则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2]梁启超所说的公德与私德的内容虽可再讨论,但其所论证的公私相统一在道德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公私之辨演化为人的两种重要的和基本的道德要求,这对于确立现代国家道德体系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一、认清题型
议论文又叫说理文,它是一种剖析事物、论述事理、发表意见、提出主张的文体,作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辨是非等方法,来确定其观点正确或错误,树立或否定某种主张。议论文应该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语言精练、论证合理、有严密的逻辑性。历史小论文正是议论文中的一种。
历史小论文题是近几年高考,特别是新课改之后出现频率很高的题型之一。高考中的历史小论文一般是通过对某段给定的材料谈谈个人的观点看法,从而考查学生论由史出、史论结合的批判、分析能力,体现了历史新课程改革后的教学导向。当然,它的命题特点也是以自主研究性学习为方向,以论由史出、史论结合为答题的原则,以开放性的答题形式,对学生的历史能力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考查。历史小论文一般没有标准答案,言之成理即可,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自由作答。
自从2001年在上海高考历史试卷中首次出现小论文题型之后,其有效考查学生历史学科素养、“以考促教”、促进自主学习、引领教学改革、助推课程改革及其保持试题必要的区分度等考查功能的优势逐渐更多地被考试命题者所认同,并逐步成为越来越多省份历史高考试题的必选题型。然而,对于该题型,学生们的答题却总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既有思想认识的不够重视,更有对该类题型缺乏应有的理性分析而导致针对性复习举措的无力、低效使然。为攻克这一复习难题,我认为历史教师必须客观审视小论文题型的考查意义及其命题特点与规律,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解题方法。
二、日常训练
在历年高考试卷中,历史小论文题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史论题,要求考生论证说明某一历史观点,另一种是史料题,要求考生从给出的史料中提炼文章的主题,自拟题目,撰写论文。正常来说,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水平可以反映出学生历史基本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水平,与大学历史专业课考试题型接近,对高中学生而言,具有较高的挑战度。
历史小论文写作既要符合写“论文”的正常要求,又要体现“历史”的固有特点。所谓“正常要求”,就是要具备小论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所谓“历史特点”,即要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论点要尊重史实,它是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的判断;论据要务实求真,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料;论证就是运用论据来说明论点的过程。
在日常历史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小论文的写作,就像语文作文的写作一样,把它当成长期性的一个学习任务来完成,让学生熟悉这一题型,在规范化的训练之后,能够有效运用所学习的知识进行分析评价,中肯地表达个人的观点。
教学生写历史论文,要让学生能透过历史事物的现象看到历史人物或者事物的本质。比如评价秦始皇,我会首先让学生思考、讨论这几个问题:有人评价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北筑长城,南凿灵渠,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所以,秦始皇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功劳盖世,你赞同这种观点吗?同时,陕西西安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举世闻名,你怎么看待这一浩大工程?为什么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大秦帝国到了二世就亡国了,他的目的为什么没有实现……由上述问题,你怎样评价秦始皇这个人?通过一系列的问题分析使学生懂得这样的道理:历史发展自有其所属的客观规律,秦始皇灭六国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这样,学生写起论文来就会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三、解题技巧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8月~2014年8月在本院手术室行择期手术患者150例,按随机数字方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75例。观察组男41例,女34例;年龄19~76岁,平均年龄42.5岁;普外科手术30例,骨科手术18例,泌尿外科手术15例,妇产科手术12例;文化程度:小学及文盲16例,初中及高中39例,大专以上20例;麻醉方式:复合麻醉12例,全身麻醉47例,局部麻醉16例。对照组男40例,女35例;年龄18~75岁,平均年龄41.5岁;普外科手术33例,骨科手术17例,泌尿外科手术12例,妇产科手术13例;文化程度:小学及文盲13例,初中及高中36例,大专以上26例;麻醉方式:复合麻醉10例,全身麻醉46例,局部麻醉19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根据医嘱在术前对该组患者进行全面常规检查,并对其的皮肤进行清洁使其达到手术要求。核对患者的诊断资料以及病历,并将手术所需的用品提前准备好,并核对手术名称和个人信息。进入手术室后协助麻醉师摆好麻醉,麻醉前密切观察患者的体征变化,术中配合医师进行相关操作,术后注意患者保暖、清洁皮肤,并将患者送回病房,协助摆放麻醉后等。观察组则采用循证护理方法进行每例手术护理,具体方法:①术前对患者的手术预定程序及细节和患者的基本情况分别进行评估,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等情况,提出护理问题,获得最佳循证支持后,结合护理人员的临床护理经验和患者的护理需求制定出护理干预具体方案,力求以最佳的护理细节和衔接处理方式进行护理。同时对患者的心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估和疏导,以利患者能较好地配合治疗。②术中护理则重点了解患者是否感觉舒适以及患者心理焦虑情况,及时予以护理干预,尤其是麻醉后应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了解患者的应激反应。同时应保持手术室的温度及湿度,术中应避免身体过度暴露,防止体温过度降低和寒颤等并发症的发生。患者清醒后应及时与其沟通,告知手术效果,并根据患者的不良感受予以护理干预处理。③术后护理宜了解患者的心理、饮食、大小便和伤口疼痛及感染的情况,并予以处理。同时进行健康教育指导,促进患者康复。
1.3观察项目及评分方法
观察两组患者的症状自评量表评分(SCL-90)、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并发症发生率。使用SCL-90量表对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恐惧、焦虑和抑郁3种不良情绪的严重程度进行单独评估,以2分为是否有在此项不良情绪的分解分值,<2分说明患者无此不良情绪,>2分提示存在此不良情绪。护理质量的评估主要由参与手术的人员进行综合评估,其评估指标包括手术是否顺利、配合程度、患者术前、术中及术后护理效果,评估结果以优秀、一般及较差进行统计。患者满意度采用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进行调查,满分100分,80分以上表示满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进行统计,包括感染、出血及其他等。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4.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手术前后SCL-90量表评分比较
显示两组患者术前恐惧、焦虑、抑郁SCL-90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观察组SCL-90量表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2.2两组患者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则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手术室是治疗外科疾病和抢救危重患者的主要场所,而现代手术室的护理工作不仅是简单地配合手术医师,还应以患者为中心,关注患者心理、生理的舒适度,减少心理刺激对患者的神经和内分泌等系统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手术作为一种强应激源,极易导致患者产生影响机体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应激反应,其中以焦虑情绪为主要代表的心理应激反应,不利于手术及麻醉的正常进行及患者的康复。同时由于患者对自身病情和手术治疗缺乏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产生程度不同的恐惧、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从而影响手术的顺利进行和增加术后感染的风险。针对这些反应,人们试图从加强手术室护理来缓解这些不良状态,但不同的护理模式的效果却不尽相同。传统的护理方法多来自临床护理经验和逻辑推理,缺乏科学的随机对照研究支持。而循证护理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由于它作为一种新的护理模式,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室且已取得良好效果。已有诸多报道循证护理运用于手术室护理可有效缓解患者不良情绪,提高护理质量。认为循证护理应用于手术患者可有效缓解其不良情绪、提高护理质量、患者满意度、工作效率,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本组将循证护理融合到手术室护理中,重点抓好术前、术中、术后各环节的护理,并与常规护理进行对照,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术后SCL-90量表评分低于对照组,护理质量的优秀率达88.0%,患者满意度达100.0%,明显高于对照组,而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7%,明显低于对照组的9.3%。提示循证护理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护理效果,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与上述文献报道相一致。通过本组病例的循证护理实践,认为以下几方面有利于提高循证护理在手术室护理中的效果:①加强护理人员循证护理知识和业务素质培训,提高护理人员的循证护理意识;②循证问题的提出要以现有最新、最可靠的医学理论为基础,并结合患者基本情况,提出护理决策和措施;③实施循证护理过程中应结合临床护理经验和手术患者个体情况,提出最佳护理方法,制订护理计划,并应用于循证护理中。
4结语
一、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管理中应用情况
(一) 成本性态分析
所谓成本性态,就是将成本按其同业务量的相互关系,进行适当的分类。按成本性态可将成本划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成本性态分析可以满足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成本控制需要;二是计划编制工作需要。进行成本性态分析,有助于企业从数量上具体掌握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规律性联系,为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实现最优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二)本量利分析
本量利分析,是在成本性态分析和变动成本计算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一种分析方法。本量利分析,全称为:成本—业务量—利润分析,是研究企业内的成本、业务量和利润三者之间变量关系的一种数学分析方法。它是建立在成本性态分析的基础上,以数学化的会计模型与图示,来揭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销售量、单价、销售额、利润等变量之间的内在规律联系,为会计预测、决策和规划提供必要的财务信息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
本量利分析是管理会计中一项重要分析法,其对于正确进行决策分析和有效控制等方面具有广阔用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预测盈亏临界点;二是规划目标利润,编制利润预算;三是预测保证目标利润实现所需要的目标销售量和目标销售额;四是为生产决策和定价决策做出最优选择;五是通过对利润的敏感分析,估量售价、销售量和成本水平的变动对目标的影响,并可据以进一步控制目标成本;六是可以应用于企业的全面预算、成本控制和责任会计等方面。
(三)投资决策
投资决策是企业所有决策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决策,是企业为实现预期目标,从投资规模、资金结构、投资风险、投资收益等方面对不同投资方案进行权衡和选择的过程。投资决策方法包括投资回收期法、平均会计收益率法、贴现的回收期法、净现值法、内含报酬率法、盈利指数法等,后四种方法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和投资风险价值。
二、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应用管理会计的范围有待扩展
迄今为止, 管理会计只是在我国部分地区、少数企业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还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对管理会计知之甚少,因而使得管理会计的应用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二)企业应用管理会计的程度有待深入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管理会计在一部分企业中得到了推广应用, 但仅就这部分企业来讲,他们也仅仅是初步参考应用了部分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还有很多对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非常有益的管理会计方法并未得到应用,这就使得管理会计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大打折扣。
(三)企业应用管理会计的过程有待完善
尽管管理会计的部分理论与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初步应用,但它们基本上还是处于零星分散状态,彼此缺乏有机的、紧密的联系,尚未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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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是文化交融的时期,先后经历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统治,两次湖广填四川(一次是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清代前期)等的影响,造成了会馆的兴起。清末重庆开埠后,外国建筑文化渐渐对本土建筑造成影响,出现了西方风格的建筑、教堂等,也出现了富有当地特色的吊脚楼、古镇建筑、寺庙道观、会馆等。通过重庆考古所对慈云寺遗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察了寺庙主体及附属建筑遗迹33处,包括殿基址4处、房址2处、院1处、排水沟8条、道路4条、焚烧坑6个、佛台7个、佛龛1处。出土了铜、铁、陶、瓷、石等各类明、清时期遗物百余件。本次发掘工作最大的收获是弄清了寺庙主体区域的布局与结构。此次考古调查发现了大型台基5进、石碑3通、各类题记8则、各类造像5尊、精美石构件9件及墓地3处。结合出土碑刻、题记及石质文物雕刻工艺和风格判断,此处早期建筑基址的年代上限可及明代晚期,下限至乾隆五十四年;晚期建筑基址的修建年代则为乾隆五十五年,慈云寺遗址是重庆地区目前保存最好的古代寺庙基址,其布局清晰、结构完整,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佛教考古价值,是认识与研究重庆地区的历史文化、明清时期佛教寺庙布局特点的重要实物参考。在汉东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城墙、房址、墓葬、灰坑、水沟、道路、陶窑等各类遗迹101处,房屋的柱洞、排水沟和墙体的基座等都被完整保留下来,面积共计10000平方米。此古城涵盖了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汉代、唐宋元及明清各个时期建筑风貌。随着文物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揭示了重庆这一时期古建筑的文化原素和本地特色。时代不断地变化,各地区文化相互交流,地方特色建筑逐渐与古镇相互融合(如徽式建筑)。特别是重庆开埠以后,本地建筑受到外国建筑元素的影响,出现了西式的圆拱、柱式等特征。
二、重庆地区古建筑的主要特征及现状
重庆地区古建筑是中国传统古建筑的缩影,它除了继承了中国传统古建筑的基本构造,还有它自身的特色,虽然保存至今的很少,但是留下来的仍然具有很大的文物和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一)古建筑的类型
重庆古建筑的类型有军事设施、公用设施、民用设施、园林设施和其他的古建筑形式。
1.军事设施。重庆因为地理环境特点的原因,有着非常丰富的军事建筑,如城墙、城门、碉堡等,这些军事建筑及设施分布在许多古城镇之中。重庆历来都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如巴南区的丰盛古镇在古代是通往南川、涪陵的必经之地,其在清代修有数十座用于防御的碉楼,现今保存完好的有10座。
2.公用设施。历史上重庆地区的公用设施有寺庙、道观、会馆、墓葬群、古镇村落老街和道路等。寺庙有很多,包括双桂堂、慈云寺、罗汉寺等;道观有老君洞、张飞庙、南山老君洞、沙坪坝龙泉洞等;会馆有湖广会馆、禹王宫、文昌宫等;墓葬有岩墓、砖墓、土坑墓等,古镇村落老街有磁器口、涞滩、双江古石板街、清西沱云梯街、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罗氏宗祠、巴县衙门等。
3.民用设施。重庆民用设施有民居、书院等。民居大多是传统的中式建筑,特色民居是吊脚楼。吊脚楼依山坡就势而建,因地制宜,是为了防洪防灾而建的,遍布于重庆各大古镇及重庆主城区。书院在产生之初,常与僧院、道观为邻,选择的地址往往在深山老林中。古老的书院体系从中国唐代开始,到清末退出历史舞台,存在了1000多年。重庆书院大都是由寺庙或有钱人家的大院改建而成的,如磁器口古镇的翰林院。
4.园林设施。中国园林是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的一种,讲究的是自然山水,融合了中国的各种建筑小品于一体。重庆的园林多属于寺庙园林和风景名胜区园林,寺庙园林与寺院结合在一起既表现出园林的形态,又反映出宗教的特征。构成寺庙园林建筑群的有亭、台、楼、阁、雕窗柱廊、桥梁和牌坊等,结合书法、牌匾、绘画、雕塑、建筑、家具等艺术底蕴,更便于寺庙与园林的完美结合。这些寺庙园林大多又处在风景名胜区内,与重庆山水相结合,通常是背靠山面临水的风水绝佳宝地,如华岩寺、老君洞等。5.其他。重庆地区还有其他的建筑类别,如窑址、戏台、石刻雕塑和盐泉等。窑址,如涂山窑,清溪窑等;戏台有偏岩古镇禹王庙前名为万年台的戏台;石刻有涞滩摩崖石刻、路孔的千佛洞、北山摩崖造像、宝顶山石刻;盐泉有宁厂盐泉中的白鹿盐泉。
(二)重庆地区古建筑的主要特征
重庆地区的古建筑属于紧凑型山地建筑,有着本地的个性文化特征。重庆地区的建筑多以穿斗结构为主,少量抬梁式;砖木竹土为墙,竹作筋相当于现在的钢筋,再夹土或者碎石作夹壁墙;桃檐形式多样,有庑殿、悬山等;城镇街道多以青石铺之,因此很多古镇都有石板街之称;斗拱较简单,以实撑撑拱居多;吊脚楼设有阁楼、临街面的单挑或双挑外廊;窗有空花窗饰和镂空雕饰等,门主要是以合页门、搓板门为主;建筑群中都有良好的排水系统,用水主要是以打井取水。
1.建筑原料。重庆地区建筑原料主要是就地取材,如竹、木、砖、石等都是重庆本地方便取用的建筑材料。特别是竹子,此地竹料丰富,为这一地区建筑增添了独有的特色,竹的运用是重庆地区古建筑材料的一大特征。
2.建筑构图。重庆的建筑构图要从建筑个体和群组平面布局上分别来看,个体建筑还是以中国传统建筑为模式,坐南朝北、木砖瓦结构为主;群组建筑中布局非常灵活随意,建筑物与园林常常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院宅讲究的是规矩礼制,而园林讲究的是自然。在重庆地区寺庙园林中,宅没有特别讲究对称,而是随地形而建,空间形态中重庆古建筑物中通常分为单开间、间和三开间,宅与宅的关系变得主次不明,讲内讲外。
3.艺术特征。建筑美是设计美和功能美的组合,建筑的形成由于受到思维的局限性,有其不完美性。建筑是物质和精神共同构建而成的,不能随意地建造,建筑除了要满足精神的需求外,还需要稳定的结构。精神世界需用物质所表现,建筑是精神世界的物质产物。建筑形态通常由点、线、面、体、质、色构成,并运用光、阴影的作用,带给建筑的是不一样的艺术表现。建筑所处的位置、构成的形式都要遵从于功能。艺术特征由装饰、造型、山水文化、写意山水、诗意、文人墨宝等方面组成。装饰类别有门、窗、撑拱、脊饰、檐枋、拦板、雀替、家具、石桌石凳等。文人留下了很多诗、画形成了山水文化。重庆古建筑所处的环境各异,也因功能意境而不同,所表现的艺术特征具有独特性。在整体与单个建筑的关系中存在对比关系,单个的建筑具有节奏感,多样的单体建筑构成了整个建筑群,它又具有整体性。
(三)重庆地区古建筑的现状
通过对重庆地区的古建筑的走访及调查,重庆现存古建筑群,如古镇、老街和古城有数十个,里面的民居、商铺、牌坊等建筑群保留得相当完整,遭到破坏的古建筑也有许多。其中寺庙建筑也有几十座,但多数存在不少的损伤,因为白蚁噬咬、自然风化等原因还在不断地受到侵害。宗教建筑多存在于古镇中,市中心也有不少,多数都经过几朝几代的维修与重建而得以保存,当然也有很多毁于战争、等非自然因素。重庆地区古军事建筑文化保存最完好的是合川的钓鱼台,也有逐渐消失的重庆古城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古建筑,它们多集中在一处,有的已经被考古发掘出来,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尚未发现的还需要考古队调查研究。
三、重庆地区古建筑历史文化解读
1.独特个性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
所谓企业个性就是企业独特的文化底蕴,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和实际内容。目前我国电力企业文化建设大部分还停留在“走过场”的层次。有的企业提出的口号很多、制造的声势很大,但热闹一段时间后就无影无踪;有的企业一味模仿、照搬他人成果,毫无新意和个性;有的企业不与行业特点相结合,不与单位实际情况相联系,一味的闭门造车。这与电力企业文化建设要有的放矢、以“个性”为出发点的要求相违背。电力行业不仅具有垄断性,更具有公益性和服务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关系着社会稳定。针对这一特点,电力企业文化建设就应该突出“服务、文明、安全”等特性。当然,由于各个电力企业所处的地域、企业规模、管理方式等的不同,各企业文化间必然存在不同差异。这也就为各企业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赋予企业文化更鲜明的特色和个性提供了条件。总之,“个性”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凝聚着全体员工的共同价值和愿景。创建先进电力企业文化,理论上必须密切联系行业和企业特点,把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做到内涵上有特色理念、形式上有特色载体,创建过程有特色风格;实践中必须博采众长,学习借鉴先进企业成功经验,立足自身实际,凸显企业个性和行业特色。
2.规范制度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点”。
“无规矩不成方圆”,作为操作规程严密的行业,使得电力企业在生产、管理等过程中不能有半点马虎,为达到这一目的,严格的企业制度自然就成了“法宝”。正因为有这些长期形成的、严密的、规范的制度,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平台和“基点”。对企业文化来说,企业制度就是其发挥作用的基点,是进行文化建设的必要前提。但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往往以标准、纪律等形式来规范行为,强调外在监督,是企业的文化“底限”;后者则强调信念和道德,强调自觉和自律等“软”精神,是企业文化的至高境界。文化需要制度支持,没有规范的企业制度,企业就不能有序运转,企业文化建设无从谈起;制度需要升级为文化,也就是让制度升级为企业全员认同的文化,让制度从外在约束变成自觉行为。总之,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相互依存。企业制度作为硬性管理手段可以覆盖到文化管理的漏洞,企业文化作为软性管理手段也可以填补制度管理的软肋。所以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就必须先完善“基点”———规范的企业制度。
3.“以人为本”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落脚点”。
人既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也是企业文化的创造者和践行者,是企业文化建设中最核心的要素。所以企业文化建设就应该把以人为本作为“落脚点”。企业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管理的第一原则,因为人是组成企业的个体,是企业获得财富和成就的根源。“以人为本”就是把员工当成经营活动的主体、企业管理的根本,把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当做企业生存发展的源泉。电力企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企业,要求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高技能的人才队伍,也正因为此,电力企业切实要把“以人文本”落到实处。电力企业要落实以人为本就要打造适合自身实际的企业文化,一是要从各方面为员工提供温馨服务,满足员工多方面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营造出一种“企业大家庭”的氛围;二是要抓好员工的学习培训,为员工时时“充电”提供必要条件,提高员工素质和企业竞争力的同时,确保“安全生产”方针的实现;三是要创建科学有效的人才使用机制,建立一套“赛马不相马”的选拔机制和“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流动体制,给员工搭建足够大的“平台”,做到“人尽其才”。电力企业长期以来的“重用轻培少开发”的人才机制严重制约企业持续发展。作为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落脚点,以人为本的关键就在于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4.优质服务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亮点”。
因为有垄断的行业优势,历史上电力企业一度忽略了服务的宗旨,“电力衙门”、“电老虎”就是对这一历史最好的写照。市场经济下若继续保留这种缺少危机意识的经营管理理念,只能是托企业后腿,所以电力企业亟需改掉“官本位”思想,回归服务社会的角色,并让优质服务成为自身企业文化的一大亮点。服务性应该是电力企业的根本特征,也是占领未来的根本途径。随着电力行业市场化,消费者不再局限于用上电、用好电,而是需要好用电、电好用。这就需要电力企业转变观念,把“用户”当作“客户”,一切围绕客户需求开展优质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继续倡导“一切从客户出发,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简化办事程序,缩短报装和检修时间,提高服务效率;完善规章制度、建立科学、高效、便捷的服务体系,使客户真正感受到“优质、规范、方便、高效”的服务。服务质量是衡量企业的重要标准,也是企业文化高低程度的重要标志。随着电力企业改革的深入,未来优质服务必然成为市场竞争致胜的“利器”,成为企业文化的亮点。
5.良好形象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终点”。
企业形象是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整体印象和评价,是企业的特征在公众心目中的反映,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一种推动力和吸引力,支撑着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建设“内聚人心、外塑形象”。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良好的企业形象不仅是电力企业的致胜法宝,也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电力企业要塑造良好的形象就要通过各种实践向公众展示企业的个性特征,增加在用户心目中的信任度,最终体现在自身塑造的企业品牌上。具体来说,电力企业要树立良好的形象,首先就必须塑造良好的产品形象,努力提高生产经营质量和水平,为客户提供安全、物美价廉的产品;其次要塑造良好的服务形象,努力改变“电力衙门”等不好的公众印象,改进服务质量,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再次要打造良好的员工队伍形象,加强员工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教育,提高员工队伍综合素质;最后要塑造好其他形象,比如环境形象等,烘托文化氛围。
二、结语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的民族,本文主要以儒家“和而不同”与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论基础,来分析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论基础与启示。
关键词:中国文化精神;理论基础;启示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的民族,博大精深、五彩纷呈是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这其中,就以儒家“和而不同”与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探讨中国文化精神,加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论基础
中国文化精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哲学是“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智慧。“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诗性智慧的源头,并突出表现在:以天人异质同构为基础并由此确立二者间和谐化诗意类联,这种“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刻浸润了古代思想境界。中国人由此而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使得中国诗性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切事务和关系,充分表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相互交融的和谐之美。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升到超越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在当今世界,我们可以把他的理论推而广之,那就是不仅爱自己的家人,还要爱全人类,爱宇宙万物。《庄子・齐物论》强调平等,肯定物我之间的融合。“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学说的最高理想。对于人生哲学的问题,庄子采取一种逍遥自然的生活态度。而逍遥之游只有在天地齐物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儒家在社会的范围内漫游,而道家则超越了社会。庄子将完美的人、精神的人描写成获得绝对快乐的人,因为他超越了自己与世界的区别、“我”与“非我”的区别。用的哲学观点来讲,就是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道’的精神,大道哲学和大道本体论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
二、中国文化精神的启示
第一,儒家文化作为绵延数千年的主导文化,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儒家文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仁、义、礼、智、信几个方面。其中忠孝和仁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部分。“百善孝为先”,孝悌是做人的最根本品德。孝悌之德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受到普遍的奉行,由此形成一种浓烈的家族亲情,这对家庭关系,进而对维持社会群体间的协调统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坚韧的伦理实体并经久不衰,与这种孝悌之情的弘扬及其形成的稳定的家庭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人这种强化群体利益的精神和“义以为上”的原则,使中国人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凝聚力”。这对维持社会群体间的协调统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孔子倡导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要忠实于自己的家人,忠实于自己的朋友,忠实于自己的国家,特别是要孝敬自己的父母。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和家庭尽到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是起码的为人之道。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家庭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群体的利益。这种重血亲人伦、重道德修养的儒家学说,“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第二,儒家文化对于塑造中国人的性格和民族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华民族诚信知报、仁爱孝悌、精忠爱国、谦和好礼等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凝聚力”的源泉。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注重礼仪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儒家以“和谐”为核心建构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将会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启导人们反思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和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中国文化精神作为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可以帮助人们自如地入世和出世。人要真获得幸福,就应该活出自我来,活出一个真实、独立、完整,成功与失败、所得与所失、理想与现实的圆融,以超然的心态对待万事万物,一切顺其自然,就会感到轻松愉快。而这种健康的心态会让人们更好地去做他们做的事。
第三,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不应该失去自我。西方文化中的弱点,比如“西方的残暴性、骚动不安、倾向于压迫弱者、专注于物质目的”,是我们应该坚决摒弃的,而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对和平友爱的崇尚、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意识是我们应该彰显和弘扬的。“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仁爱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博大的同情心和宽容精神。
三、总结
人们在享受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家园却日益丧失,以致找不到“一个安顿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少知识分子再次把目光转向东方,期待在中国优秀的文化精神中找到克服欧洲精神危机的方法。在当年的巴黎和会上,诺贝尔奖得主就声称,“21世纪的人类要从孔夫子那里去寻找真正的幸福。”中国璀璨的传统文化和玄妙微通的哲学,有助于解决当代人“精神的困惑”,洞悟人生的真谛和意义,寻觅来自内心深处的平和和幸福。这对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谐的社会必将发挥无与伦比的力量。中国文化精神作为一种崇高的文化思想,必将成为一盏醒世明灯,照彻茫茫夜空。它强大的辐射力,必将影响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所以,我们应积极将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司马云杰. 文化饽论――关于文化价值饽谬及其超越的理论研究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目前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中国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上课班级:湖北省宜都市枝城中学初二(五)班。
教学构想:以《中国石拱桥》为例,渗透学生的课外生活,围绕如何抓事物的特点写事物的特征这一训练重点,切实训练学生的说明能力。
课前准备
1.布置学生课前实地观察枝城长江大桥、白水桥(石拱桥)以及自己身边形形的桥。仔细回忆自己见过的各种桥。
2.在观察回忆的基础上,归纳桥的特点并用精练的语言表达出来。
课堂实录
师:前面我们布置大家观察了桥(教师板书,加点词为板书内容,下同),下面请同学们说说你见过哪些类型的桥。
生:独木桥、水泥预制桥、钢梁桥、石拱桥、铁索桥等等……
生:江河大桥、立交桥、过街天桥……
[点评:把学生的生活体验引进课堂,引导学生深刻地认识说明对象。]
师:大家见过的桥确实不少,那么你们能否用一句最简洁的话说说桥的特征。
生:架在河面上,用水泥钢筋作材料的建筑物,如枝城长江大桥。
生:不对,有的桥也用木材作材料,如独木桥。
生:还有,有的桥不是架在河面上,而是架在空中的,如立交桥。
[点评:引导学生把直觉形式转换成言语形式,为训练张本,对于学习中的分歧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让学生争论,在争论中澄清是非。]
师:大家说得很有道理,看来要把握事物的特征,还必须找到同类事物的共同点。下面大家想想,哪些才是形形的桥所共同具有的特点,可以查词典,看看词典是怎样说的。
生:(查词典)架在河面上连接两岸的建筑物。
师: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大家想想这样概括桥的特点是否准确?
生:不够准确。前面已经说过,立交桥就不是架在河面上的。
师:看来时代在发展,词的含义也在发展,大家修改修改。
生:架在水面或空中,用来连接两端的建筑物。
师: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抓事物特征的方法。事实上桥用什么材料做,千差万别,不是共有的特点;桥的作用——架在水面上或者空中连通两地供通行才是共同具有的。抓特征就是要找出同类事物的共同点。
[引导学生从直接经验中总结出一般的规律,是“课内外衔接教学实验”的重要特点,能力训练即从此开始。]
师:下面我们把桥的范围缩小,局限于石拱桥。按照上述抓特征的方法找找石拱桥的特征,看看石拱桥有什么共同点。
生:桥洞呈弧形就像虹。
生:桥身全由石料构成。
[点评:引导学生从简单的训练开始,把一般的方法变成学生的经验。]
师:说得较好,不过同学们所看到的还只是桥的外部特点,事实上我们在分析事物特征时,并不像这样显而易见,还需要我们仔细研究。下面我们把桥的范围再缩小来研究中国石拱桥有什么特征,可能难度就会增大。请同学们翻开课文《中国石拱桥》,先看课文写到石拱桥的哪些特点。
(学生浏览课文,找中国石拱桥的特点。)
师:现在请同学说说《中国石拱桥》有哪些共同点。
生:形式优美。
师: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最好用书上的原话回答。
生:石拱桥的桥洞呈弧形,就像虹。
生:这些桥大小不一,形式多样,有许多是惊人的杰作。
生:作者在写赵州桥的时候这样写:“全桥结构匀称,和四周的景色配合得十分和谐;就连桥上的石栏石板也雕刻得古朴美观。”
生:卢沟桥也是一样,“卢沟晓月”很早就成为北京的胜景之一。
[点评:训练由浅入深,让学生的技能水平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师:说得不错,中国石拱桥除了形式优美以外,还有没有更重要的特点?
生:有,那就是结构坚固。
师:(板书结构坚固)何以见得?
生:书中说这种桥“能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雄跨在江河之上,发挥交通作用”。
生:书中还说永定河发水时来势很猛,以前两岸河堤常被冲毁,但是卢沟桥从没出过事,足见它的坚固。
师:回答得很好。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从课文中看到中国石拱桥具有什么特点吗?
生:历史悠久。
师:(板书历史悠久)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国石拱桥的共同特点:(1)形式优美;(2)结构坚固;(3)历史悠久。那么怎样说明才能把这些特点说清楚呢?通常的做法是精选例子。下面我们看看课文是如何选择例子来说明事物的特征的。请同学们再仔细看看课文重点写了哪两个例子。
[点评:通过总结巧妙地过渡,从一个训练重点转移到另一个训练重点,保持训练过程的清畅。]
生:赵州桥和卢沟桥两个例子。
师:为什么选择赵州桥和卢沟桥作例子,用这两个例子能说清中国石拱桥的特点吗?
生:因为赵州桥和卢沟桥都历史悠久,前者修建于公元605年左右,后者修建于1189-1192年间。这两座桥都形式优美,赵州桥前人有“初月出云,长虹饮涧”的盛赞;卢沟桥有“卢沟晓月”的美誉。更重要的是这两座桥结构坚固,修建以后沿用至今,完好无损。中国石拱桥的三个特点,在它们那里都非常突出,所以选择这两座桥作例子,就能说明中国石拱桥的特点。
[点评:引导学生深刻地感知说明文选例子的方法,为后面总结规律做铺垫。]
师:既然这样,那么作者为什么不只选一个例子,那样文章不是更简洁吗?
生:简洁是简洁了,但是那样就不够全面。
师:此话怎讲?
生:赵州桥是单拱,卢沟桥是联拱,既选单拱的例子,又选联拱的例子,就能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石拱桥的概貌。
[点评:欲擒故纵,让学生在深入体验的基础上道出秘诀。]
师:看来选例子除了典型以外,还要全面,既要有代表性,又要保证主要方面有代表。选例子很重要,选准了例子把例子写好,通过它准确地说明事物的特征更重要。下面我们看课文是如何写例子的。请大家浏览课文,找出文中写赵州桥和卢沟桥的段落。
生:第4、5段写赵州桥,第6~8段写卢沟桥。
师:下面请同学们朗读课文第4、5段,读后思考作者是怎样围绕赵州桥来说明中国石拱桥的特点的。
(学生朗读课文,思考问题)
生:先总写桥的外形和使用情况,给人以总体印象,再详细地写这座桥的四个方面的特点,给人以具体的形象。
[点评:训练的层次仍在递进,紧扣课文引导学生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