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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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文化产业在农村的发展需要懂文化、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的支撑。虽然近年来，我市加强文化产业人才建设的重要性，采取各种措施，如高校设立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幵设社会培训机构等培养农村文化产业需要的专门人才。但是，不可否认，当前产业人才匮乏、文化人才队伍发展落伍已成为制约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性瓶颈之一。
二、加快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在依靠政府、民间组织和市场三方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具体解决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还需要从农村文化产业的产业基础、文化品味、投融资体系、人才建设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1．建设文化基础设施，提高产业总体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是为发展生产、保证生活供应和保护生态环境而创造共同条件、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设施的总称。从行业划分来看，主要包括交通运输设施、邮电通信设施、能源供给设施、水利设施、生态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等。因此，它既是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经济和社会运行和发展最基本的保障。比如，企业生产需要能源和水作为必需的投入品，也离不开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设施提供的服务。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首先需要农村公路、通讯、供水、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为文化产业走进农村、驻扎农村、建设农村做好基本的保障工作和准备措施。
2．加大科学技术投入，提升文化产品总体品味加大科技投入，首先可以运用科学技术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通过发展信息科技，提高农村通讯设备、供水、供电等基础建设，为文化产业在农村的发展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加强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提高文化产品的总体品位与科技含量。“就我国文化产品而言，内容的民族化和国际化是双向互动的，只有保持二者的张力，用现代意识来处理传统文化资源，才能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农村文化产品要既能够彰显自身民族文化内涵，又具有一定的国际化的水平，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农村许多尚未开发、以原生态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源，要使它们在继承保护的基础上，开发成具有民族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就必须要依靠高科技。
3．构建金融支撑体系，保证农村文化产业资金投资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又一大障碍就是资金的匮乏。因此，必须积极建立多元化的文化产业投资主体，拓宽投资渠道，集聚各方力量，多管齐下，使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都积极参与其中。同时，鼓励金融介入农村文化产业领域，着手从金融支撑结构、担保体系、评价体系、保险机制等方面构建完备的金融支撑体系。
第2篇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问题;对策
农村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农村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但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必须注意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事关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的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渊源,在开发利用和保护上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致使环境污染的趋势出现由城市向乡镇蔓延,再向农村扩展的势头,与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息息相关。如何科学地处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是正确合理地处理新农村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键所在。
1农业生态环境的特征
我国的农业主要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等,是一种产业环境,直接主体是农业类产业的生存发展。从农业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农业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广延性、区域性、复杂性,同时又有半自然、半人为调控的特征。
农业由于分布面积广,光、热、水、气等外界环境因素又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地改变环境的组成和结构,从而影响着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循环系统。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自身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产上盲目过量施用的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也会对农业环境造成污染,加上病害、虫害、气候等自然灾害,使得农业环境问题更加复杂。
2农村环境的状况
目前,农村环境状况不容乐观。随着农业的发展,农药、化肥对农产品的污染及农膜产生的“白色污染”大量增多,村镇居民产生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垃圾,焚烧秸秆造成大气污染,规模化养殖及水产养殖造成的污染也愈加严重。以山西运城市为例,该市是全省粮、棉、果基地,小麦、棉花、果品等诸多农产品的商品率均占全省的80%以上,农业生态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土地利用率已达80%以上,耕垦指数为43.7%,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破坏了生态平衡与生物种群的稳定,化肥农药施用极不平衡,农药残留量增多,农药中毒人数逐年增加,还造成土壤板结,作物贪青晚熟,淋溶下渗流失,造成水质污染。超标污水的灌溉,大气降落物的污染,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堆存,污染事故的增多,使土地和作物污染增多。恶劣的环境使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害,农业环境污染纠纷事件逐年上升。
改革开放给乡镇企业带来了蓬勃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小城镇的复苏和兴起,但乡镇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粉尘和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均接近或超过50%。农村工业中从事汞制品、砷制品、铝制品、联苯胺等产业,以及噪声和振动污染的行业,由于技术工艺落后,设备简陋,管理和各种制度不健全,有毒有害的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允许排放标准的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直接危害职工健康。比如运城,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经济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已由单一农业大区发展为门类较全,农工并举的组合区域。环境污染特征是以二氧化硫污染为主,烟尘和二次扬尘为副的大气污染,以有机物质和氮素为主要污染物质的水质污染,以工业固体废弃物为主的固体废物污染,且污染趋势趋于加重,并由城市向乡村蔓延扩展的势头,从而影响农业生态环境。
3农村城镇化中的环境问题
3.1城镇周边农村及农业污染严重
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中,城镇周边农村及农业污染严重,特别是以化学肥料替代有机肥料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目前,我国耕地化肥施用量约每公顷375kg,而发达国家化肥施用水平约每公顷200kg。氮素化肥过量施用,会流失进入水体。研究证明,婴儿发生亚硝酸盐中毒或变性红血素症以及成人消化道内由于形成亚硝胺而致癌的现象,都与饮用硝酸盐含量高的河水有密切关系。磷肥含有多种有害物质,过量地施用磷肥,使这些有害物质在土壤中不断富集,进入“食物链”。
3.2工业“三废”排放的影响
近些年来,农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企业增加较多。但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具有布局分散、规模小和经营粗放等特征,从而造成工业“三废”排放居高不下,呈增长趋势,使得周边环境污染严重。据统计,全国每天排放的污水量超过1亿t,其中80%以上未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水域,使河流、湖泊、水库遭受污染,许多水库也开始进入富营养化状态,城郊水库的富营养化问题最为严重,给城市供水带来严重危害。
3.3城镇乡村基础设施滞后
这方面突出体现在城市气化率低、热化率低、绿化率低、烟尘控制区发展水平较低,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力度、治理资金投入较低。目前,山西农村的能源消耗主要是煤炭,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同时由于集中供暖建设滞后,居民取暖、做饭及餐饮业的耗煤多为直接燃烧,低空排放,大量的由煤炭消耗产生废气直接排放到大气中直接影响着环境质量状况。
3.4农村生态环境脆弱
目前我国农村环保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农业投入品使用不合理,农业面源污染有增无减。伴随着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畜禽粪便70%未经处理直接向外排放。农作物秸秆资源浪费现象较为普遍,近30%的秸秆没有得到资源化利用。农村生活垃圾乱堆乱放和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现象突出等。
3.5大量农田被占用和毁坏
如今我国可以开垦的荒地所剩无几,而现有耕地却被大量侵占,其中农村工业的占地面积是惊人的。除直接占用耕地外,农村工业还污染和破坏了大量农田。据统计,全国每年因工业废水而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亿多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5%左右;每年因污染而减少的粮食超过了100亿kg,直接经济损失125亿元,其中因为农村工业污染和破坏而引起的达47%以上。
4农村城镇化中的环境保护对策
4.1持续发展必须兼顾环境目标
生态环境的良好状态,是农村农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基础。农村城镇化能否实现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状况。如果自然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建立在农业健康发展基础上的农村城镇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4.2强化农村环保法律手段
我国农村环境管理法制化建设已取得可喜进步,颁布实施了一批有关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但相对城市环境保护和工业污染防治而言,农村城镇化后的环境保护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较为薄弱。从总体上看,尚未建立起适应小城镇特点和环保工作实际需要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由于绝大多数小城镇环境保护机构不健全,监督执法工作不到位,难以将小城镇环境保护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因此,我国农村环境管理的法律手段还必须强化,真正确立法律手段在管理
农村环境中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3创新环保思路,科学制定规划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中央加强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创新思路,科学制定规划。把新能源技术、农村节能技术、垃圾无害化利用技术、农作物秸秆资源化技术、无害化农产品的生产技术、污水处理利用技术、生态保护等技术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4.3.1创新思路,切实做到管理到位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们在还处于相对贫困的情况下,环境保护意识十分淡薄。面对农村环境保护的现状,加强宣传教育。让广大农民群众了解环境保护知识,掌握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及法规。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和目标,广泛宣讲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各乡镇要组建相应的环境保护机构,配备专职环保工作人员,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形成县、乡、村三级环保管理网络,以确保农村环境保护机构和工作人员落实到位。农村环境保护具有分散、面广、量小的特点,必须加强管理,积极服务于农村环境保护。农民建房选址定点、畜禽圈舍的布局、农药及化肥的使用等都是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不容忽视的问题,以更好地控制农村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4.3.2制订规划,切实做到投入到位
治理农村环境污染,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因此,农村环境保护必须要有合理的规划,要有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通过这些规划,有步骤地实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有计划地安排资金的投入。在争取国家投入的基础上,发动广大群众,增强自主意识,加大自身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加快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步伐。
4.4纳入政府目标管理,形成环保工作合力
农村环保是内涵丰富、涉及面广、任务量大的一项系统工程。应纳入地方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中,并将目标转化到经济社会发展评价范围和干部政绩考核。抓好环境规划、执法监督,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密切协作配合,形成环保工作的合力,同时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
4.4.1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建立长效机制
农村环境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要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满足农民的需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搞统一模式、统一标准、不搞“一刀切”。努力探索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适应农村特点的长效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服务制度。
4.4.2科技领先,切实做到技术到位
农村环境污染因素复杂,污染源分散不集中,治理难度大,对治理技术的要求较高。因此,必须坚持科技领先的原则,加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以及先进治理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目前运城推广的农村沼气利用技术具有很好的环境效果。大力发展沼气、风能、太阳能、秸秆气化生物质能等新型清洁能源。
4.4.3协调配合,切实做到参与到位
农村环境保护工作需要环保、农业、林业、水利、畜牧等部门的通力协作和配合,积极参与,才能有更大的整体性的收效。按照农村环境保护规划,发挥各自的职能和职责,做到力度到位、措施到位,真正承担起保护环境的重任。
4.5结合乡村建设实际,开展环保综合整治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村环境污染由以乡镇工业污染为主转变为乡镇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业污染等污染并重的态势。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要做到与环保责任状相结合,与乡村建设规划相结合,与绿色创建相结合,与改变种植结构相结合,与提高村民环境意识相结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倡导绿色生活、绿色生产,树立全新的环保理念,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4.5.1与村庄建设规划相结合
把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清洁水源、清洁田源、清洁家园和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农业生产清洁化、城乡环保一体化、村庄发展生态化等内容纳入规划之中,并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充分反应地方特色,努力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4.5.2与绿色创建相结合
创建环境优美的乡镇、生态村、绿色村镇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4.5.3与改变种植结构相结合
积极发展有机农业,这不仅能解决农村面源污染,提高农民收入和人民健康水平,也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根本举措。
4.5.4与提高村民的环境意识相结合
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是农民本身,要通过广泛宣传,让广大农民从“要我建”转变到“我要建”,主动为建设美好家园尽职尽力。使其对新农村建设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同时进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大乡村工业污染防治力度;要以发展生态农业为主线,在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结合点上做活文章,发展生态安全农业;解决农药、化肥过量使用的问题,有效地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5结束语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通过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解决农民的出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必须重视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否则就会出现农村环境污染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的局面,这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是不相吻合的。所以,只要我们重视和积极应对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加大力度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我们是能够让广大农村真正实现“生态良好”的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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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1.农村教育内容和方式的“空洞”城镇化是正在发生着的实践，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向。农村教育理应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然而，现实中的农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所起的却是一种阻力，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农村教育存在着内容、方式的“空洞”。城镇化发展是全方位的，而且这种全方位发展须通过主体人的实践参与来体现，所以农村教育对城镇化的推动只有建立在培养“智慧的实践者”基础上，让其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地思考和行动，方能适应和促进城镇化的良性发展。与此相反的是，目前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学校教育以应试为目的，其内容是理论化的文本课程，采取封闭式的说理教学，学习的过程脱离了社会生产生活，导致教与学、知与行的脱节。此外，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也有明显的理论化色彩，将受教育者集中起来进行所谓的技术培训，但这种稳定统一的教学内容和静默式的教学方法很难收到切实的效果，毕竟职业技能的获得更多依靠的是学习者自己的动手操作，以及建立在自我技能提高的意愿需求上，而非“一元的技术推广”。总之，农村教育内容和方式的“空洞”不符合城镇化发展对人才的培养需求。一方面受教育者获得的“知识”可以应试，却不能实践；一方面受教者获得的“知识”是被动的，而不是自我选择的。这样的教育内容、方式培养的人才显然不能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2.农村教育社会环境的“去农化”城镇化是一个“向城”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农村的“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农村理应在发展的过程中处理好“城镇化”与“农村个性化”的关系。从“城镇化”层面而言，农村教育自身发展和其功能都需要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城镇化”，国家和政府在农村教育内容、师资、经费等方面确保“城乡一体化”，并且使向城镇转移的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在住房、医疗、就业、社保等方面“同城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些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入学、就业、社会福利方面没有得到平等的制度保障，造成“一城两个世界”或所谓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从“农村个性化”层面而言，农业、农村、农民将长期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存在，这就得考虑农村现代化发展如何平衡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居住环境、农民素质的现代化与农村文化个性的保存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当下农村教育表现为农村基础教育的“向城化”和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的“经济化”，整个农村教育发展包裹在“以城盖农”的社会环境中，其价值明显倾向于以城市文化为导向。
二、误区所带来的危机
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发展误区可以看出，农村教育与城镇化发展过程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二者的实践运行并不能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为这当中存在着不少“本末倒置”的发展所潜藏的危机。
1.农村教育“发展”中的“败退”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农村教育似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到乡镇中小学就学，学生不再为学费、生活费而担忧，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不断优化。然而，这些只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可视化形象”，并不能代表农村教育质的改观，农村教育质量是以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等来衡量的。而这些方面，农村教育表现出的是只有“发展”而无“改革进步”，较为凸显的是农村中小学生辍学频发、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紧张、农村社会成员对教育的信心和热情降低。此外，相对隐蔽却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教育陷入工具化泥淖中而不能自拔，整体的办学倾向于“升学考试”而没有“以人为本”，大部分农村学生成为“升学考试”的陪衬品。总之，农村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发展”中“败退”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于农村教育的发展不断远离了教育的本质和人的精神品性的提升。
2.农村经济“增长”中的“虚无”农村经济增长并非等同于农村经济“量”的增长，农村经济“量”的增长是“数字化”的，“量”的增长背后的动力结构可能是非均衡的，也就是说，贡献农村经济总量的可能仅仅是由某一或部分产业发展为主导的，然而全体农村成员很难共同分享到经济总量增长所带来的益处。此外，还存在着农村经济增长的动力依靠什么样的生产力的问题。如果农村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通过劳务输出、低效益的农业劳作的基础上，那就使得经济增长没有质量的保证。所以，农村教育经济价值在于把经济的增长转移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上来，然而现实中的农村教育也常常简化了农村教育的内涵，把农村教育的功利性当成了其全部，而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人的创造性和个性的培养，把人变成一种单向度思维的“功利人”和单向度技能的“工具人”。这样的农村教育受众自然无法保障后续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活力，使得农村经济虽有增长却显得后劲不足。
3.农村文化“繁荣”中的“颓废”城镇化发展中文化的“繁荣”指的是来自于城市的主流文化在农村中的“生长”，各种现代的歌舞节目不断被农村社会成员所“翻版”，农村文化展现出“歌舞升平”的景象，城市的各种“广场舞或T台秀”之风吹遍农村大地。然而，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农村自身的文化个性在什么地方？基于农村土壤生长起来的文化事项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如何继承？这是不得不思考的。如果农村文化丧失了自我个性也就意味着农村的消亡，未来不断拓展的城镇化只会是一个有形的“城中村”。因此，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成人教育必须承担起保存和发扬农村文化个性的重任，让农村社会成员自觉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因为传统文化背后凝聚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思维，传统文化的消退乃至消失将导致农村社会成员价值精神的无所依托，特别是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很难达成“城乡一体化”，相反会使乡村文明退出历史舞台。假使如此，农村文化或以农村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只能在梦里寻求。
三、误区的消解策略
城镇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时展趋势，要使其良性而非畸形化地发展，其中重要的方面是农村教育须要摆脱发展中的“倒错”误区，回归真正的教育之道。
1.回归“以人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教育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其丰富的概念。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人的发展包括了以物欲满足为目的之物质生命、以人性善的彰显为导向的精神生命和以美的自觉为宗旨的艺术生命的统一，如果把作为手段的教学技术当成教育目的，把经济、物质的追求当成生命的终极价值，教育就不再具有“育人性”。因此，农村教育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确立起“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培养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相统一的健全的农村社会成员主体来参与社会生产生活，其内涵在于即使农村社会成员具有适应农村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谋生技能，同时又能够具备反思生活、生命的自觉意识，以及与时俱进的维持终身学习的动力，如此，农村教育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2.确立“主体需求”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农村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不能追求大一统的“实体化”目标，而应表现为对“个性化”的丰富追求，要基于不同农村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主体需求”而设计农村教育实践服务体系，这种实践服务体系具有“多元一体”功能，以人的发展为基础积极促进农村城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和谐发展。当然，这里所说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主要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村社会成员而言的。比如农村教育应该在类型上涵盖所有的农村社会成员，包括农村幼儿教育、中小学生教育、分流的青少年职业教育、从事生产的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并且每一类型教育实施过程中在凸显其主要目的的同时，需要尽可能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这就要求农村教育内容和方法必须是“专业+通识+实践”的统一，而不能仅仅关注于一个方面。只有如此，农村教育才能成为全体农村人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变成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或存在方式，而非变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农村学校教育独尊的局面。总之，只有农村教育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有利于人们解决生产、生活和生命中的矛盾，人们自然会重视教育、热爱教育。
3.构建农村教育文化发展互补机制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是农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问题，因为农村传统文化是流淌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血液”，这种“血液”的干枯也就意味着农村的“消失”，意味着在农村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价值精神、思维、心理没有了“依托”，终会随着老一代人的去世而消失。所以，农村教育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理应承担起保存和发扬农村文化个性的重任，而当下这种重任的完成通过以城市主流文化价值为主导的农村学校似乎不可能，因为农村学校教育以功利化的应试升学为其运行模式，即使加入一些“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环节也会沦为“装饰”而难以系统化和持续发展。因此，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农村文化发展的农村教育须要建立起一种互补机制。这种互补机制一方面通过农村学校教育有意识地将某些农村传统文化内容进行知识化和活动化的系统教学，另一方面要使农村“文化心理场”（如传统建筑、服饰、民间组织、民风民俗及音乐歌舞等）的保护机构化和形式化。同时，农村学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场”之间要形成和谐共生关系，通过学生、教师、村民、学校、行政部门的共同参与，建立起“结构”上的互补和“意识”上的自觉的农村教育文化发展互补机制。
第4篇
1.1仪器岛津GCMS-QP-5000型气质联用仪。
1.2试剂乙醚、无水Na2SO4（均为AR）。
1.3药材金针菇样品由广东省蚕桑研究所提供，经该所所员刘学铭研究鉴定，为白蘑科菌类植物金针菇Flammulinavelutipes。
2方法
2.1供试品溶液的制备药材切成约1.5～2cm的段，取约80g，按照《中国药典》附录XD挥发油测定法——甲法［4］操作，加蒸馏水800ml，加热4h，收取挥发油提取器中油层和部分芳香水层，乙醚萃取，萃取液用无水Na2SO4脱水后备用。
2.2GC-MS分析
2.2.1色谱条件GC：DB-1石英毛细管色谱柱（30m×0.25mm），样口温度250℃；接口温度230℃；载气为氦气；流速1.3ml·min-1；柱压80kPa；分流比10∶1；进样量为1.0μl。升温程序：初始柱温60℃，保持1min，以10℃·min-1的速率升到280℃，保持5min。
2.2.2质谱条件EI源（70ev），350V，双灯丝；质量范围m/z40～450全程扫描，扫描间歇1.0s。检测电子倍增器电压1.4kV。检索谱库名称NIST。
3结果
依法操作，得到挥发性成分的总离子流图。扣除乙醚溶剂本底后分离得到30个组分，对相对含量较高的组分进行质谱分析，通过计算机检索并与标准谱图对照，鉴定出其中的6个组分。以扣除溶剂峰的色谱图的全部峰面积作为100%，用归一化法确定了各组分在挥发油中的相对含量。分析结果见表1，总离子流图见图1。表1金针菇挥发性成分中的化学成分及相对百分含量（略）
4讨论
从GC-MS总离子流图及GC-MS检测结果可以看出，金针菇挥发性成分以亚麻酸为主，其相对含量达到32.74%。亚麻酸具有增长智力、延缓衰老、降低血压和胆固醇、抗菌、抗炎、抗肿瘤等活性［5～7］，是降血压、降血脂药物和保健品的重要原料之一，应进一步研究，加以利用。
本研究首次从金针菇挥发性成分中鉴定出亚麻酸（32.74%）、软脂酸（6.41%）、邻苯二甲酸异丁酯（5.23%）、软脂酸乙酯（4.96%）、邻苯二甲酸丁酯（3.07%）、苯乙醛（1.95%）等成分，占其挥发性成分相对含量的54.36%，但还有24个组分尚未能鉴定出其结构，可能是由于金针菇挥发性成分属首次研究，其中一些成分尚未收入NIST检索谱库，有待于今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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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资料收集后发现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金融需求，即农民市民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业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等产生的金融需求［9－10］。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主要涉及到住房、就业、养老、医疗和基本生活消费保障等问题。金融服务对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作用可概括为以下两大方面:①生产服务设施，②社会服务设施。对工业化建设而言，一方面，工业园区建设会产生大量的金融需求，这其中包括工业园区建设土地储备整理、工业园区开发建设、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厂房建设、物流体系与环境保护建设、园区职工生活配套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企业的经营发展产生的需求，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根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流动资金需求和技术改造升级融资需求的特点，为其提供定制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转化过程，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最初资金主要依靠政府部门给予资金支持，同时通过政府出台优惠政策来促进农业机械化、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生产方式将发生转变，向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因此，根据上述分析，详细需求分类如下。
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金融服务需求的预测
为了更好地引导地方法人银行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创新，课题组在梳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需求后，拟对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服务需求量进行简单的测算。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报告将主要以重庆市为例对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金融需求量进行测算。由于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所以这里的金融需求量着重强调的是使现有的准市民在身份地位、思想意识、社会权利及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向市民转换所产生的最低资金需求量。本报告的金融需求测算模型主要依据微观意义的人口城市化成本结构，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然后按照以下逻辑推演该测算模型。首先，新型城镇化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其中关键的金融需求来自于住房建设和消费领域。其次，准市民即将作为城镇居民应该享受与正常城镇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这样就产生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需求。最后，城镇化建设的基础在于工业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这两方面建设的作用在于解决准市民就业问题和拉动经济发展，所以其产生的金融需求量可以从城市就业投资成本的角度出发予以测算。因此，为准确清晰地测算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需求量，本报告将采用灰色预测模型，从农民市民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业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四个方面着手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需求量进行测算。具体的思路是先分别计算2006—2011年上述4个方面的单项数据，汇总后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对2012—2020年的数据进行测算。
(一)市民化产生的金融需求量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市民化产生的金融需求量分为住房、就业、养老、医疗和基本生活消费保障等领域，但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各个领域的需求规模，本报告将只对住房建设和消费领域产生的金融需求进行测算。所谓住房建设产生的金融需求就是说为确保农民在转换成城市居民后，能够像城市居民一样正常居住而付出的最低资金投入成本，居住产生的金融需求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需求之一。现阶段在测算准市民居住成本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部分研究人员认定的准市民居住产生的成本要求比较低，它不是支付城市人均标准面积的房屋价格，而是只需要付出取得城市最低标准住房面积的人均房租成本。另一部分研究人员认定的农民市民化居住成本指的是该城市城镇住宅投资总额除以年末总人口数。本课题组结合前文对农民市民化的描述、界定，认为解决农民市民化居住问题有自购住房和租房两种途径，但由于现阶段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存量不足，所以无论是自购住房和租房都需要新建住房才可满足其住房需求，因此这里的人均居住成本更接近于城市廉租房、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平均建设成本，而非房地产商所定的将成本与利润相加后商品房的平均价格。因此，重庆市农民市民化居住成本测算，可以用城镇人均住房面积(Q)乘以城镇单位住房面积造价(P)得到，用公式表示为C住=Q*P。按照以往的经验数据，重庆市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大约保持30m2/人，同时从重庆市统计信息网查得2006—2011年相关数据并计算得表2:消费产生的金融需求C消是指准市民在成为城镇正常居民后，为满足正常的生活水平而需要的最低资金需求量，本报告将借用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予以表示，并根据重庆市统计信息网查询相关数据并计算得表3。
(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产生的金融需求量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产生的金融需求量指的是为满足城市物质生产和居民正常生活的需要，尤其是农民市民化转型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建设交通运输、给排水、通讯、能源、环境清洁保护等设施所需的最低资金投入成本。由于重庆市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滞后，尽管农民已经进入城镇工作生活，但是与此相对应的城镇公共服务设施还十分匮乏。鉴于数据收集困难，本文将重庆市年固定资产投资扣除住房投资后的余额视为重庆市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公共服务设施投资成本。同时从重庆市统计信息网查得2006—2011年相关数据并计算得表4。
(三)工业化建设产生的金融需求量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是工业化，工业化的重要目的是解决准市民的就业问题，让他们更好的融入城镇生活。所以，对工业化的金融需求测算可以基于工业化的目的———解决准市民的就业问题，换句话说，工业化产生的金融需求可以用解决准市民就业的成本来代替，具体的做法就是先估算城镇化背景下准市民在工业领域的人均就业成本，进而测算工业化产生的成本(金融需求)。按劳动经济学观点，劳动资本量与劳动力的需求量具有正相关关系。所谓劳动资本量是指在既定的生产条件下，单位生产资本所对应的劳动量。劳动资本量可以用来衡量一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密集程度和劳动密集程度。劳动资本量越大，部门的资本密集程度就越高;反之，则部门劳动密集程度越高。因此劳动平均资本量还可以用来估算一个区域的就业投资成本。由此本文用公式A=E×(C/D)计算区域城镇化的平均就业成本，其中E为平均劳动资本量，C为平均每户城镇家庭就业人口数。D为平均每户城镇家庭人口数，设K=C/D，则K为城镇人口的就业系数。以上公式可简化为A=E×K。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报告拟用第二产业的数据代替工业化的相关数据，L代表第二产业从业人数，重庆市第二产业的劳动资本量E可根据公式E=L/H计算，其中L为重庆市第二产业生产总值，H为第二产业从业人数。通过查询重庆市政府及统计局信息网站，收集整理到2006年至2011年的相关数据并计算得表5。
(四)农业现代化建设产生的金融需求量新型城镇化进程同样也伴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现代化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准市民的就业问题。所以农业现代化金融需求的测算方法与工业化测算思路一样，先计算城镇化过程中准市民在现代农业产业领域的人均就业成本，进而测算农业现代化产生的金融需求(成本)。借鉴公式A=E×(C/D)，其中E为平均劳动资本量，C为平均每户城镇家庭就业人口数。D为平均每户城镇家庭人口数，设K=C/D，则K为城镇人口的就业系数，以上公式可以简化为A=E×K。同样用第一产业的数据代替农业现代化的相关数据，L代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总量，重庆市第一产业的劳动资本量E可根据公式E=L/H计算，其中L为重庆市第一产业生产总值，H为第一产业从业人数。通过查询重庆市政府及统计局信息网站，收集整理到2006年至2011年的相关数据并计算得表6。通过前文的分析计算，求得2006—2011年重庆市城镇化进程中的各项成本(如表7)，包括人均市民化成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工业化人均就业成本和现代农业化人均就业成本。基于上表，本报告将采用灰色预测模型分别对上述四项成本在2012—2020年的数值进行预测。限于篇幅，本报告仅以人均市民化成本为例，预测过程如下。根据重庆市委市政府的规划，2012年至2020年，重庆力争每年新增户籍城镇居民90万人，则2012年至2020年市民化成本和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分别等于各自平均水平乘以90万，工业化成本和农业现代化成本分别等于各自人均水平乘以每年新增人口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领域的就业人数(此次按较低口径计算，分别取20万人)，则重庆市2012—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的总成本(即金融需求量)为表9所示。如表9所示，依据灰色预测模型及重庆市政府未来9年内的规划，预测到重庆市未来9年每年的城镇化建设金融需求分别约为1846亿元、1949亿元、2061亿元、2165亿元、2277亿元、2389亿元、2502亿元、2614亿元、2726亿元。由此可见，本文预测的金融需求量占到重庆市GDP(2013年约为1．3万亿元)的较大比重，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会为重庆市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法人银行带来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所以，根据预测结果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那么资金筹集的渠道和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结论
第6篇
新型城镇化核心要解决我国旧型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人的问题，即农民工的半市民化，2.34亿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真正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未能融入到城市社会。二是地的问题，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城镇人口数量增长的速度，城市的容积率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城市人口的人均占比面积高于发达国家，人均占地面积从2000年的130平米上升到2012年的142平米。三是业的问题，即产业发展和就业问题。产业发展呈现“东高西低”，农民工为寻求就业，跨区域大范围的流动，导致城镇和社会也是高流动。四是生态的问题，一些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日趋严重，交通的拥堵、环境污染的加剧、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逻辑是坚持城镇化要从“市”而来，走市场化的发展新模式，切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要通过政府引导，依靠制度创新建立跨城乡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土地和资本市场，打破城乡二元市场结构格局，推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实现人、地、业、生态等要素的协调互动发展。城镇化金融支持路径的选择取决于城镇化的发展逻辑，要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路径。
二、新型城镇化金融需求分析
金融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核心支持因素，是协调人、业、地、生态等要素的中枢环节。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之中，城镇化将引发巨大的潜在投融资需求。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金融需求结构上表现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融资需求占比将大幅提升，在金融需求量上呈现出资金数量大、周期长、低成本等特点，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
相较于农村地区，城市和城镇的重要特征就是拥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根据世界银行定义，基础设施可以分为经济基础设施与社会基础设施。其中，经济基础设施是指长期使用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及其为经济生产和家庭所提供的服务，具体包括电力、通信、自来水、管道煤气、排污等公共设施，水利、道路等公共工程，以及铁路、交通、港口、机场等交通设施。社会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教育、卫生保健等公共服务设施。据测算，每转移一个农村人口需要增加城建费用约6万元，那么仅仅当前转移就业的2亿农村户籍的城镇人口就将产生12万亿元的建设资金需求。随着未来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金需求将继续扩大。
(二)人口城镇化的金融需求。
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部分农业人口选择从事非农业劳动，转而进入城镇生活，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农民进入城市生活，在住房、教育及医疗、社会保障和个体经营方面，需要一定的金融支持。
(三)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金融需求。
新型城镇化的加快，必然伴随着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转换。意味着需要投入大量的金融资源来支持新型城镇各类产业的调整以及集约型、低碳型产业的发展，推进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小微企业的发展，为新进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营造良好创业环境，增强城市经济活力和竞争力。
(四)新农村建设的金融需求。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强农惠农仍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巨大。综上，根据新型城镇化规划，2020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比率要达到60%左右，未来人口城镇化比率将以每年接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每年将有大约1300万人进入城市。按照201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2年的抽样调查研究显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增城镇人口每增加一人，财政支出平均需要8万元，那么未来每年城镇化需要的新增财政支出就将达到10400亿元。财政资金的配套是解决城镇化金融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剩余部分资金缺口仍然要通过其他制度设计予以安排。
三、新型城镇化金融供给分析
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资金供给存在不同的特点。1986－1990年期间，以财政投入为主、银行信贷为辅，1991－1997年期间，以土地资源收益为主、银行信贷为辅，1998至今，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渠道有政府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政府融资平台、地方债等五个方面。
(一)政府财政资金。
包括中央政府的专项补助、国债资金、地方政府预算内的城建资金以及土地出让金收入等等，而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支持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甚至主要来源。近年来，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0%以上，占地方财政收入的70%左右。
(二)政策性金融投入。
它是介于财政投资和商业银行贷款之间的融资来源，在我国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要求，向新型城镇化中的基础设施等提供融资。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入。
主要是设立城司，通过土地或用财政等政府信用作抵押，从银行取得贷款或者发行建设债券，国家审计署的公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49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有87%投向了市政建设、土地收储、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等基础性、公益性领域。
(四)地方政府债券。
2011年和2012年两年中央政府在确定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内，本着自愿原则，选择经济基础较好、债务负担较轻、资本市场发育成熟的上海、浙江、广东、深圳作为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的试点省(市)，其余地区仍由中央财政发行。今年国家又批准了京沪苏浙等十个地方政府自行发债。
(五)商业金融支持。
商业金融体系有着较强的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各地在城镇化过程中，通过大力发展商业银行、丰富信贷产品，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推动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现有金融体制难以有效匹配城镇化建设资金供求双方，与城镇化旺盛的金融需求相比，金融供给总量明显不足，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财政收入难以长期支持城镇化，尤其是土地财政不可持续。二是政策性金融提供资金及服务能力有限。三是平台融资额度有限且容易累积风险。四是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的融资有限，大量的社会资本未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五是农村金融服务存在金融抑制现象，难以满足城镇化建设需要。
四、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解决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供给问题，核心是理顺城府和市场功能边界问题。在城镇化建设中，政府与市场功能边界划分存在以下影响因素。
1.资金规模与投入周期。
投资规模大、建设与回收周期长的城镇化建设项目，普遍具有外部性，存在商业效益较低或投资风险较大的问题，呈现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难以通过完全的市场商业性渠道获得金融支持。然而政府资金规模有限，如何调动市场力量，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区域差异与金融发展水平。
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发展阶段不同，其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以东中西部固定资产资金来源结构为例，根据2013年统计年鉴，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国家预算内资金投入占比达12.8%，城镇化建设对财政资金依赖度大大高于东部地区的3.5%与中部地区的4.2%;国内银行信贷仍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西部地区金融市场不发达，资金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国内贷款投入比例为16.0%，中部与东部地区则分别为8.6%和14.2%;自筹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企事业单位贷款、发行债券等，西部地区地方与市场力量较弱，自筹资金比例仅为59.3%，中部与东部地区则分别为76.2%和61.2%。
3.信息透明度。
对于村镇、中西部地区以及部分建设项目，信息透明度相对较低，信息不对称致使商业性金融机构难以发展业务。各级政府需要对这些领域进行合理规划，搭建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实现市场与政府信息共享，提升信息透明度，健全相关保障机制，保证城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4.风险收益水平。
在城镇化建设中，部分项目具有公共物品特征与公益性质，如垃圾、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难以产生现金流，需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予以支持，保证还款来源。此外，一些行业、项目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较高，担保不易落实，还款来源有限，商业性金融机构无力承担，也需要政府介入保障。因此，为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供需的矛盾，推进城镇化建设，必须创新融资模式，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定位，处理好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关系，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构建差异化、个性化的长效金融支持体系。
(一)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建立透明的收费制度加强项目现金流建设，推进公私合营PPP项目的选择，以责权利对等的合约规范各种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吸引社会进入市政公用事业领域。财政资金主要支持无现金流、无收益的纯公益性项目，并通过建立财政资金引导基金，全方位吸纳社会各类资金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要积极推进信息透明度、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二)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融合发展。
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在支持农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方面的作用，拓宽低成本、长周期、安全性高的融资来源渠道;发挥商业性金融在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方面的优势，加强对城镇化建设中能产生现金流的经营性项目的支持力度，增强对重点产业及中小城市、中小企业的金融供给，实现新型城镇化的产城融合发展。
(三)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
赋予更多地方政府自主举债权，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不断创新市场债等融资工具;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推进资产证券化，建立产业链投资基金，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提供多元化的资金支持，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
(四)推进城镇化金融支持模式动态化发展。
第7篇
“十一五”时期，唐山市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9%，2012年为53.6%。按每年提高l.5个百分点，需要10年才能达到70%。综合考虑唐山曹妃甸新区等建设将会产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唐山将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唐山市2011年户籍人口762.74万人，2021年城镇化率达到70%，按窄口径计算需城镇化人口总数158.72万人，每年城镇化需要资金160亿元左右。
1.1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服务的金融需求
按照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调查的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扣除已建成项目，全国平均每个农民约需要投资5000元，按照联合国推荐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基础设施年平均投资占GDP的比重3-5%计算。唐山新农村建设所需要资金按2012年农村人口约354万人计算，需要资金总量约177亿元，十年完成，每年也需17.7亿元。唐山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的资金量如下：以2012年唐山地区生产总值为5861.63亿元为基数，按照每年8%保守增速计算，按占GDP的比重3%计算需求量，十年需要资金投入182亿元，每年平均需要资金量18.2亿元。两项加在一起，城镇化使基础设和公共服务对金融每年增加的需求量约36亿元。
1.2城镇房地产开发对金融的需求
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关键，必然要解决安居问题。我国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为20%，唐山按每年5.33万户农民市民化（16万人除以3人/户），每套城镇普通商品住房成本10万元计算，总投资将达53.33亿元，需要外部融资将达42.66亿元。若按45.8%的贷款比例计算，需银行信贷资金19.54亿元。
1.3城镇小微企业发展对金融的需求
十提出“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工业化，尤其农业产业化是持续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农业产业化必将促使一大批小微企业创立、成长，从而产生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需求。假设每年市民化16万农村人口，2/3为劳动人口（10.67万人），其中50%留在小城镇就业则约为5.33万人，按小微企业户均吸纳就业21人计算，预计将新产生约2540个小微企业，其贷款资金需求将达22.987亿元。
1.4新城镇居民消费对金融的需求
农民转变成新城镇居民对居住、交通、娱乐、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增长也将带动个人住房、汽车消费、耐用消费品等贷款需求的大量增加；农民创业和扩大再生产将使得个人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增加。按全国平均水平保守估算，2012年我国住户人均消费性贷款约1.47万元。未来新型城镇化每年市民化16万人，将新增消费贷款需求23.52亿元。
2促进金融支持唐山城镇化建设的对策
2.1观念转型
一是转变政府执政理念。政府放弃主导和直接干预经济的思维，减少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事权，回归公共服务职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更好地发挥统筹、引导、指导和助力作用，，逐渐归；结合金融创新，发挥政府资金的种子、杠杆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和资金。二是转变金融机构发展理念。金融部门要把支持城镇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去抓。尤其是那些直接服务于农村的金融机构，努力以支持城镇建设作为金融服务的重点，不断寻求城镇化建设中的商机，以调整信贷结构，寻求利润增长点。
2.2构建覆盖城乡的金融体系
搭建城镇建设投融资基金平台。按照市县财政实力和城镇建设要求，整合市、县的专业融资平台公司，设立市（县）政府融资基金平台，将经营性资源、优质资产以及未来需要资金推动的投资项目纳入投融资基金平台公司，确保项目有良好的资产和持续的现金流及利润来源。建设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合理规划国有商业银行县域网点布局，增加、恢复或升格机构网点；积极发展新型县域金融服务组织，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发起成立村镇银行等新型县域金融机构；鼓励民营金融机构成为城镇经济发展的支柱。开展农地金融。用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融资，使农地流转收益成为农民工创业置业资本。规范、撬动民间资本。运用私募股权方式和各类民间资金转化平台，把民间资金调动起来，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债权等方式投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开办消费金融公司等。
2.3创新体制机制
第8篇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人文素质；提升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2-0250-01
农村城镇化是指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由农民的身份逐步过渡到城镇居民身份的过程。良好的人文素质是农村城镇化的必然要求。没有人文素质的提升，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因此，提升农民的人文素质是农村城镇化的题中之义，必须多渠道、多途径开展各类文化和教育活动，着力提升农民的人文素质。
一、农民人文素质的提升是城镇化进程的题中之义
城镇化是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必经过程，也是我国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城镇化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统一，其中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文化的影响、凝聚、规范人们行为习惯的功能和振奋人们精神的作用是其他要素无法替代的。可以说，文化建设的好差直接影响着城镇新居民人文素质的高低，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首先，农村城镇化需要高素质的城镇新居民。城镇化不简单是城镇人口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不仅是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城镇化，而是建设有较高素质居民的精神家园和生态优美的生活家园。什么才是高素质的城镇新居民？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1）有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2）有较高的文明意识；（3）受到一定层次的教育；（4）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5）有一定文化消费能力；（6）能主动参与社区群众文化活动。
其次，农村城镇化需要新居民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城镇进程中，农民变为城镇居民，文化素质、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都有一个和旧习俗决裂和告别的适应过程。农民和居民在生活方式、生活目标和价值观等领域有一些共性的地方，也有差异。必须注意到这个差距，做好城镇新居民的素质提升工作，这是一项长期任务。居民素质提升了能够反过来促进他们的就业、生存和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提高城镇化的品质。
再次，新居民人文素质影响着城镇“软环境”的形成。一个城镇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状况虽有历史、投入、管理等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与居民的文明素质紧密相关。建设一个良好的“软环境”，需要居民有良好的人文素质相适应。一个地方城镇居民的人文素质提升了，就能促进人与城镇、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协调发展，提高和改善一个城镇的“软环境”。
二、当今条件下的农民人文素质与城镇化进程存在较大距离
农村城镇化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城镇的发展还难以吸纳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经济增长将有一个缓慢的周期。同时，农民变居民也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转型期，特别是当今条件下，新居民的人文素质难以跟上城镇化的要求，因此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在所难免。
第一，农民变为居民后居住条件改善了，但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严重短缺，环境脏、乱、差表现得更明显、更突出。有的地方农民有了集中居住的小区，有的甚至是高层建筑，但由于公共服务设施还没有完全配套，物业管理也没有及时到位，农民虽然变成了城镇新居民，但他们的环境意识、卫生意识还停留在过去分散居住的水平上，乱抛乱扔、乱搭乱建、毁坏绿化的的现象时有发生，既影响城镇市容，也影响了城镇的对外形象和人居环境治理。
第二，农民居住虽然相对集中了，但相应的社区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对新居民的管理还处于空白状态。过去居住虽然分散，但还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对农民进行社会化的管理，集中居住后，由于居民来自不同的村居，而居住小区还没有建立相应的社区组织，居民基本上处无政府状态，不但户籍管理混乱，其他社会管理也无从下手，尤其是对于提升居民的人文素质更是找不到的路径。
第三，城镇虽然有了一定规模，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新居民根本无法分享城镇化的给他们带来的文化成果，下班以后照样过着以前的农民生活，喜欢小来来的人很快就能凑到一起玩牌赌博钱，有些封建迷信活动也很快就在小区漫延，新居民既缺少公共文化服务的阳光雨露，也缺少大众文化的各种活动设施，还处在城镇文化的边缘。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农民变成居民后仅仅是居住地点发生了变化，人文素质并没有得到提高和改善，无疑给加快城镇化进程带来许多不利因素。必须正视这些存在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三、必须把提升人文素质作为加速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农村城镇化是对现有生产生活的一次质的提升，这迫切需要“新居民”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明素养等方面与产业相适应、与环境相协调、与发展相同步。要实现“新居民”人文素质的提升，基层政府和文化部门要精心组织各类教育培训活动，帮助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掌握生产技能、提升科学人文素质，为实现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变奠定基础。
一是要加强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规划。镇政府在做城镇规划设计时，首先要将文化建设作为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化预留出发展的空间，要规划出居民文化生活的场地。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加强文化市场的培育和文化产业的开发，满足城镇居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二是加强对城镇和本地的文化传承。没有考虑到文化传承的城镇化，一定会出现和乡土文化、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断裂。一个城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不断积累、沉淀形成一套属于本区域的、完整的文化价值体系，它们不仅为当地提供生活规范、德行操守，支撑起社会的伦理关系，而且深刻影响着当地政治、经济制度的建设和政策的施行。这种文化价值理念是城镇居民的精神家园，千百年来在心灵稳定、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做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就是延续城镇的文脉，延续地域文化精神。
三是切实提高农民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是一个人接受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学习就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民能否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不取决于有没有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还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新居民”文明素质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原有的科学知识的肤浅，甚至是愚昧无知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要提高“新居民”的文明素质，必须先提高“新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这是提升“新居民”的文明素质的重要前提。
第9篇
一、农村城镇化的基本概念
城镇化是指一个国家从传统的农业国步入现代工业国所必然出现的城镇发展过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其主要内涵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城镇是城镇化的载体，城镇的数量和规模决定着城镇人口的容量，也就决定了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兴起，是在中国特定的城乡分割制度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特殊国情条件下推动的。一方面，现有的大、中、小城市在户籍、就业、土地、社会保障等方面阻碍着农村人口的进城；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客观上存在着对城镇化迫切要求，这样，农村地域内的广大小城镇就成为了农村人口实现城镇化的主要选择。农村城镇化是中国农民创造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城镇化进程。
二、农村城镇化的基本特点 推进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重大意义
目前在我国城镇的8000万流动人口中70--80%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这些进城打工农民基本上是从事第二产业，只要当地条件成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会回到本地从事非农生产。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产业基础和资本积累。改革20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提供的农业剩余，为农村城镇化创造了前提。小城镇建设已具备了现实基础。根据国家体改委等11个国务院有关部委对全国18个省市1035个建制镇（包括县城关镇）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平均每个小城镇（建成区）经营总收入达6.5亿元，拥有固定资产原值3亿多元，固定资产净值2亿多元。农村城镇化是我国整体城镇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我国城镇化整体水平，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根据国际城镇化发展惯例，当城镇化率达到30%以后，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的时期。我国1999年的城镇化率已达到30.9%（2000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由于调整了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城镇化水平提高到36%）。因此，进入21世纪后，我国就应步入了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的时期。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实施城镇化战略，并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三、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小城镇土地配置现状，于2001年上半年，对全国部分综合改革试点镇的土地利用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分三部分进行，一是结合国务院体改办对小城镇发展考核内容进行实地调研，在陕西省的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中，分别抽取四个小城镇进行分析，主要是研究2000年至2003年的城镇用地规模扩大和人口增加的关系，从中分析人均用地的变化趋势。二是对2000年小城镇用地结构进行了信函调查，对30个小城镇进行了调查，收回有效调查表格15份。三是对邻近山西、河南近几年小城镇发展较快的小城镇土地利用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走访小城镇当地政府，市、县、镇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和小城镇居民，采取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形式，对小城镇用地管理现状、居民权属概念、土地隐性市场等内容进行了调查。回收了46户小城镇居民的有效问卷，问卷调查设计。
调查结果表明，单一的征用土地配置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积极性，而忽视了对存量土地的管理，导致了诸多小城镇用地不合理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用地粗放，土地利用效率低；（2）大量耕地被占；（3）重平面扩张，轻内部挖潜；（4）用地结构不合理，建筑布局凌乱。
四、建设多元化的小城镇土地市场
第10篇
>> 论基础教育阶段教育资源不平衡问题及解决策略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城镇化背景下“空心村”现象背后的农村基础教育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及对策研究 福建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差距问题研究 城镇化背景下河南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 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新区发展问题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市容环境问题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河南农村基础教育的几个问题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河北省城乡义务教育体育资源均衡配置研究 试论不平衡报价研究及应对策略 中国—东盟贸易结构不平衡及对策研究 关于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规划的若干思考 试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规划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规划的若干思考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治理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规划的若干思考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规划的方向研析 吉林省城镇化与农民基础教育领域的选择行为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4]郭少榕.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发展的政策思考――以福建等地为例.教育研究[J].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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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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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篇
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全面部署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意见》指出新型城镇化应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财政、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强化金融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持，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我国已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进入城镇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城镇化蕴含着重大的历史机遇，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金融支持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需要有效的金融支持。
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来，截至2015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已达7116万人，城镇化率为56.10%，相较于2007年城镇化率上升10.23%。城镇化的进程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将带来巨大的资金需求，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支持对城镇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城镇化的推进也会促进金融服务、体系的创新。因此，本文将基于全国分省面板数据研究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为深入推进城镇化提供参考，为金融深入发展提供依据。
二、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大量的学者对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做出了深入的研究。理论研究部分主要阐述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实现途径，提出了加大金融支撑保障能力的若干建议（楼文龙等，2013；刘琼增等，2013）；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供给难题，指出资金供求不平衡是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的瓶颈，要着力在城镇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市民化三个方面实施金融创新（陈银娥等，2015；刘奂成等，2013）；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投资方向和投资布局，收益性较低、公益性较高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罗云开等，2015；巴曙松等，2013）。实证研究部分则侧重于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运用各种统计和实证方法对金融支持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检验，认为金融支持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反过来，城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金融创新的步伐，二者之间存在互?橐蚬?的关系（贾洪文等，2013；朱显平等，2015；陈志伟等，2014）；通过全国层面的VAR模型、协调度模型研究金融支持与新兴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指出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金融效率的提高都有助于城镇化率水平，但是金融支持水平及规模不足、支持渠道单一、政策制度有制约等，城镇化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尚待提高，要构筑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加强金融创新，拓宽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李清正等，2015；杨慧等，2015）；金融对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效应出现显著不同，金融支持对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或者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的敏感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差距，需增加城乡一体化产业融合资金支持，改善金融机构对城镇化的支持水平（荣晨等，2015；熊湘辉等，2015）。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金融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有积极地推动作用，他们在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方面的相关研究是比较丰富的，充分肯定了金融支持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对后续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虽然如此，仍然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1）在探讨金融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时，使用最新数据构建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更全面、客观地反映全国以及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2）以往统计后的分析缺乏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如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人均长期贷款等对城镇化影响的差异。
本论文将以全国分省数据2006～2015年面板数据，来探讨以上问题，以期为我国金融如何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支持，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等方面给出参考建议。
三、数据及指标
本文所采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5年相关数据均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部分数据根据年鉴的数据整理获得，部分缺失数据均采用插值法获得。金融支持和城镇化的考察都是综合性指标，在参考前人选取指标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吉荣支持城镇化的特点和科学性、合理性的原则要求，分别选择以下具有代表性的变量：
（一）城镇化的变量选择指标
城镇化的主要形成起点是人口的流动。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城镇化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二）金融支持的变量选择指标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是金融支持城镇化的主要来源。其中，贷款又分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因此，本论文所探讨的金融支持用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和人均长期贷款3个指标来衡量。
1.人均贷款（元/人）。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2.人均短期贷款（元/人）。用短期贷款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3.人均长期贷款（元/人）。用长期贷款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三）控制变量的选择指标
在城镇化进程中，除了金融支持这个影响因素外，还存在诸多因素影响其建设，主要有：
1.劳动人口占比（%）。在城镇化建设中，必然会出现房屋建筑、城市改造等大量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工程，必然会出现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才能完成。因此，劳动力占比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15～6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2.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城镇化进程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一个流动，而且是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因此，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人口数量占6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3.识字率（%）。城镇化进程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进程，因此，识字率（非文盲率）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15岁以上非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4.城乡收入比（%）。从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二者的收入差异显然影响着城镇化的水平和速度。因此，本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5.人均FDI（美元/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将弥补我国城镇化的一部分资金缺口，对城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本文用FDI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6.农林牧渔GDP占比。城镇化的经济结构可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第一产业的GDP是衡量经济结构现代化水平的一个主要指标，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本论文用农林牧渔GDP占总GDP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以上变量具体定义见下表一：
表1 指标及变量
四、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构建基本的计
量模型框架如下：
其中，其中i代表全国各分省，t=2005，2008，……，2016。
本文运用2005～2016年面板数据，对回归方程进行参数估计。预设四个模型，分别以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人均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为解释变量，考察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四个模型均以劳动人口占比，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识字率，城乡收入比，人均FDI，农林牧渔GDP占比的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得到回归结果如表二。
表2 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
（1）各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值均较大，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三大核心解释变量“人均贷款”、“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来看，三者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支持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
（2）在4个模型的系数估计值中，人均贷款的系数估计值为0.065，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系数估计值差异不大，分别为0.055和0.057。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贷款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将可能增加0.065个百分点，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提高也都有助于城?化的发展。从模型4可以看出，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虽然都会对城镇化产生正向影响，但短期贷款所带来的城镇化增速明显低于长期贷款带来的增速。
（3）控制变量方面，劳动人口占比、城乡收入比、农林渔牧GDP占比均对城镇化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这表明我国整体发展处于劳动力过剩，资本投入不足的阶段，劳动力投入过多，劳动力投入布局不合理，而资本不足对城镇化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城镇化是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过程，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正需要金融的支持促进二、三产业升级转型。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数量，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合理布局劳动力投入，对于推进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识字率、人均FDI都对城镇化有正面影响，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识字率的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了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和省际角度对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新型城镇化推进中，伴随的是大量人口的吃穿住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是投资与消费的双向互动，正是金融发挥用武之地的时候。经过分析得出结论：
（1）金融支持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支持中，单独考察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它们对城镇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两者影响差距不大，但后者要稍大于前者。
（2）如果将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综合起来考察，短期贷款对城镇化的影响明显小于长期贷款对城镇化影响。由于城镇化的投资周期较长，作用效果存在很强的滞后效应，需要长时间的资金支持，短期贷款相对来说不够稳定，对于城镇化的推进效果较小。
（3）劳动人口占比、城乡收入比、农林渔牧GDP占比对城镇化有负向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劳动力投入过剩而资本不足是城镇化发展的阻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针对性政策建议：
（1）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资金需求巨大，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对长期贷款的支持力度，扩大金融规模，建立相关政策性银行或金融机构，提供体系完备的贷款产品系列，为城镇化建设项目提供针对性和稳定性的金融服务。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产业发展与升级改造等主要建设项目的周期都比较长，长期贷款更有利于这些项目的建设，金融支持与城镇化应精准对接。
第12篇
内容摘要：我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出台，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新型城镇化对商贸流通服务发展，存在着直接与间接性的作用机理，有助于商贸流通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现状，分析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商贸流通服务体系构建二者间的关联，并提出构建商贸流通服务体系的策略，将有助于在经济新常态发展路径下，加快我国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商贸流通 服务体系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面临着经济转型发展需求，新型城镇化发展所带动的刺激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加重要。作为服务业的主要部分，商贸流通服务体系构建，能够涵盖餐饮业、仓储业以及交通运输等与商品流通相关的活动，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充分释放消费需求。近年来，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下，我国商贸流通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农村与城镇的融合性发展，导致城乡差距逐渐减小，促进了城乡消费的提升。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达30万亿元，同比增长十分之一。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研究商贸流通服务体系构建，有助于促进我国流通市场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通过协调城乡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我国商贸流通产业的优化与结构升级，最终实现我国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商贸流通服务发展进程及现状
（一）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
随着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正式出台，我国首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名单公布，我国正式步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如图1所示，在国家发展政策以及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重推动下，我国城镇化比例从36.22%上升到56.10%，年均增长率为1.24%。但从我国城镇化的内部发展状况来看，则存在较大的不均衡性。在我国东部地区以及一些省会城市，其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整体较高。一些中西部小城镇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则较为滞后。城镇化发展的差异性一方面与城镇发展的必然规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小城市的基础流通业不发达有关。
根据《2015-202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大陆人口总量已经超过13亿人，与2013年相比，增加了710多万人，其中常住城镇人口将近75000万人，约为总人口的55%。1978-2014年间我国城镇常住居民数量从最初的1.7亿上升到7.5亿，城镇化比率从18%上升到55%。2015年11月国家发改委再次公布第二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具体包括59个城市地区，并主要致力于中小城市的培育与绿色智能城镇发展，以及农民融入城市和产城融合等方面。加快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建设，一方面符合我国产业升级转型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稳定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商贸流通服务发展现状
如表1、圖2所示，我国GDP总量和商贸流通服务产业总额均不断攀升，2015年GDP总量是2004年的4.23倍，商贸流通服务产业总额增长接近八倍。从行业发展角度而言，规模以上流通企业数量也在不断提升，增加了66家之多。从增长比例来看，全社会商贸流通服务产业总额的增长比，明显优于GDP总量。我国商贸流通业的迅速发展，主要受益于宏观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社会对流通业的需求量和需求层次。
如表2所示，在城乡商贸流通额方面，农村商贸流通业总额与城市商贸流通业总额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虽然近年来农村商贸流通业总额不断攀升，但是与城市商贸流通业总额的差距巨大。根据调查了解与文献资料的整理发展，我国农村商贸流通服务体系的发展，也明显落后于城市地区，需要通过不断构建双向协调发展的城乡商贸流通服务体系，才更有助于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商贸流通服务发展的作用机理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将有助于改变居民消费习惯与消费结构，进而为商贸流通业的组织结构带来本质改变，带动商贸流通服务体系的现代化发展与构建。当前居民消费需求呈现个性化与多样化发展需求，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力将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中得到释放，进而促使农村商贸流通市场得到转型升级发展机遇。
（一）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商贸流通业的直接性作用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中，透过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需求也将不断提升，对产品的品质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家用电器与耐用品等产品消费环节，城镇居民更加注重产品的售后服务品质，这将有助于推动商贸流通服务体系的构建。与此同时，城乡双向商贸流通的互动发展，将有助于整合商贸流通系统的供应链资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商贸流通产业链条及相关产业带来发展动力，有助于推动商贸流通体系的现代化发展。随着人口数量与消费规模的不断增加，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商贸流通的经营模式将获得创新发展，通过流通业态模式的市场化发展，才更有利于加快城镇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方式与消费结构的转变，将带动商贸流通服务体系的信息化、多样化发展，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商贸流通业的间接性作用
第13篇
[论文关键词]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升级；西南地区；VEC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
本文研究的中国西南地区是指按照行政规划划分的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三省一市一区，该地区地理位置偏远，土地贫瘠，贫困人口多，经济结构复杂，包括了正在形成和发展的成渝经济圈、三峡库区、川南资源聚集区以及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地。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与全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论文百事通西南地区城镇化研究对于整个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研究意义重大。
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Serda在《城市化基本理论》一书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随后，世界各国都开始广泛关注这项经济指标。代表人物有，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VonThunen1826)的农业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l909)的工业区位理论。法国佩鲁(Perroux1955)认为“增长极”理论。该理论比较符合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客观实际，主要强调产业间的联系，而忽略了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演化机制的分析。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在我国，一般使用“城镇化”来代替这一指标，蔡孝箴(1990)指出城市化道路的区域差别，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都应遵循“成本一效益”分析原则，由于各自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方针也有所区别。辜胜阻(1993)论述了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及其区域发展模式，分析三大地带、六大区域、30个省区的城镇化差异，得出中国西部城镇化的主要模式为自生型城镇化、非农化模式。王嗣均(1996)等人直接提出区域城市化，并就中国城市化区域发展和省区城市化进程做了深入研究。周凯、刘辉锋(2006)指出目前区域与城市的发展现状表现出明显的模块系统特征。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但是更多的只是从理论上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且角度比较宏观。本论文在借鉴已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注重中国西南地区的区域特征，借助现代计量经济学中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理论上的中国西南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和定量描述。
一、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方法、数据与检验
(一)分析方法与检验模型
本文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中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ErrorCorrec-tion，VEC)VAR模型是使用模型中的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滞后变量进行回归，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是在非平稳数据具有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是对于VAR模型的修正。其模型一般形式为：
其中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ecmt一1是误差修正项，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系数向量仅反映变量之间的均衡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时的调整速度。所有作为解释变量的差分项的系数反映各变量的短期波动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短期变化的影响。本文在对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变量数据进行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通过协整分析，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从而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1978—2006年度数据，城镇化率指标代表城镇化发展水平，即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来表示，记为URt；以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状况，记为INSt。这里对数据进行以下说明：1．西南地区数据是由、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各省、市、自治区加总而来的，数据均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及作者的计算。2．由于受行政区划的影响，川渝两地的数据在1997年以前的直接采用四川省数据，1997年之后采取两地数据的总量指标。3．云南、贵州两省的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在2000年发生了变化，为了消除不规则要素的影响，揭示经济发展中的客观变化，将云南和贵州两省2000年以后的数据采用移动平均的方法加以预测。
(三)单位根检验
将整理所得数据分别取对数，以期在消除异方差的同时不改变函数的单调性，记为LnURt，LnINSt。首先对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采用AIC和SC最小原则，加之Likelihood判断，得出LnURt和LnINSt的最佳滞后期为3。利用Eviews5．0进行单位根(ADF)检验。
可以看出，变量LnURt和LnINSt的原始系列是非平稳的；ALnURt和ALnlNSt，ADF的绝对值值大于1％置信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表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认为都不存在单位根，为一阶单整。记为huRt～I(1)、LnINSt—I(1)。
(四)协整检验
通过迹(Trace)检验和最大特征根(MaximumEigenvalue)两种检验方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从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滞后2期时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表明中国西南地区的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某中长期稳定的关系。括号中的数值为T检验量，可以看出在5％的水平下，该方程通过检验。
(五)VEC模型建立
根据前文所述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构建本文的VEC模型：
上面估计的VEC(2)模型，方程(3)和方程(4)下面括号中的数值依次为各系数的t统计量检验值。显然，上述两方程中所估计的系数大部分在统计上达到显著。同时方程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且J—B检验(P=0．40)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回归残差序列均满足正态性，方程整体拟合度较高，且模型通过平稳性检验。同时VEC模型AIC和SC的值分别为-7．13和-6．45，满足模型有效性的要求，模型整体解释力较强。
(六)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滞后期为2期)。
从因果检验关系来看，在中国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不是城镇化率提高的原因，城镇化提高时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这里有必要结合中国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做进一步的原因阐释。
二、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14篇
理论争鸣的盛况使得政策纷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又反过来直接刺激理论升级，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多年来的各界争鸣内含两条主要的理论线索，第一，城乡统筹思维的确立，第二，城镇化内涵的不断扩充。
早在1980年代，由于城市中居民对于农副产品的需求上升，农民进城买卖农副产品、进行小规模商业买卖的情形渐多，中央鉴于实际情况，准备逐步开放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大门。首先由国务院农委主任杜润生提出准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从事商品买卖和务工。而著名社会学家则发表一系列文章讨论“小城镇，大问题”，鼓励小城镇的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并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提出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以乡镇企业为中心发展区域经济”的指导思想。
与国内政府和学界积极吁求城乡人口流动不同，同时在海外，Richard Kirkby于1985年出版《中国的城市化：1949～2000年的发展中经济下的城市与国家》（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AD），书中指出中国在1949年以后，由于过度重视重工业，轻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导致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严重不匹配，城市化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一论断预示着中国城市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大力汲取人力资源，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建设相对落后，没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去容纳巨大的劳动力人口。此后，2010年林毅夫与陈斌开的合作论文，也基本支持了Kirkby的这一判断。沿此历史观察，可见完备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外来劳动人口创造生活、工作空间，从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城镇化的重要课题。
在世纪之交的这个转捩点上，中国经济在加入WTO的大前提下，城市对劳动力的渴求上升，对城市用工也逐渐规范。中国大部分地区呈现出一种农业人口往区域核心城市移动的流动趋势。1998年，南京大学教授郑弘毅撰文强调，在中国城乡分隔严重的情况下，城市化问题不能就城市谈城市，而应该具备“城市--区域”的视角，城乡统筹的核心概念，第一次作为一个成熟的表述，在学界成为讨论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基本范式之一。而2000年，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教授Michael C. Seeborg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农村政策的转变、合同工制度的成熟以及民营企业的迁移，将会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铺平道路。
随着城乡统筹理论范式的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镇化理论的内涵与细节层面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在2002年和2010年三次撰文，提出合理的城镇化进程应该加大对西部和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深化户籍改革政策，从而消解掉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加剧的地区不平等。同时，蔡昉还指出，农业已经不是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蓄水池，人口红利正在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农民的（深度）市民化能否完成，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因素。与土地的城市化比起来，人口的城市化也许更为重要。其实早在1962年，美国学者Kent P. Schwirian和John W. Prehn就提出了两种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城市中心的理念和实践向周围地区辐射的过程，强调人口密度和经济功能（城市化I）和以乡村生活进化为城市生活的转变，农村人口的价值观、思维、态度、行为方式的变迁，强调社会心理层面（城市化II）。在200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开始把目光从单纯的城市化I，渐渐拓展到了城市化II的范畴中。城镇化的内涵获得进一步扩充，观察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增加了社会心理一维。
理论的深入表现为范式的突破。2006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hn Friedmann发表《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四个论点》（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文中表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已经不能再简单地从城乡二元等结构出发，城乡统筹的现时视角过于狭隘，而要考虑到其在一个多维度社会--空间中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向，需要从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七个方面进行综合性反思。
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些学者也适度地反思城乡统筹范式，集中关注城镇化大潮中农村留守人口的生计和人力资本问题。黄宗智在他2007年的论文中，重新强调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重要性，其认为在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缓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的三大变革环境下，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彻底解决农业新的隐性失业的问题。这一研究表明，三农视角在以前的城乡统筹理论范式中是缺失的。
第15篇
论文关键词 城镇化 民族 婚俗 变迁
农村城镇化建设与当地人们的生活面貌变化是联动发展的。“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其中广西城镇化率由36.24%增长到41.8%。但受交通、区域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广西各地城设进程不同。以恭城瑶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凤山县三地，分别以瑶族、侗族、壮族为当地主要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为例，三地城镇化程度及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少数民族婚恋观念、婚俗面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一、 恭城、三江、凤山三地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概况
恭城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东北部、桂林市东南部，县辖3个镇、6个乡。围绕“富裕生态家园”的城镇化建设思路，在2012年度中，新增城镇就业3312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6048人；地区生产总值达58亿元，与去年相比增长9.1%；农民人均纯收入6473元。
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北部，县辖3个镇、12个乡。围绕创办”广西优秀旅游县”的文化旅游产业为思路发展新农村城镇化建设。2012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7.26亿元，增长8.1%；财政收入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453元。
凤山县隶属于广西河池市，壮族人口约占全县人口总数40%，县辖1个镇、7个乡、3个民族乡。主要围绕特色种植养殖项目发展乡镇经济。2012年凤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83亿元，同比增长0.75%； 入1.01亿元，同比增长0.12%。农民人均纯收入3922元。
二、恭城瑶族、三江侗族、凤山壮族传统婚俗概况及城镇化进程中发生的变迁
（一）恭城瑶族传统婚俗概况及城镇化进程中发生的变迁
1.恭城瑶族传统婚俗概况
（1） 择偶习俗。自古瑶族有“王摇子孙之女，不许嫁与白姓为婚”之说。瑶族内部通婚通常仅限于本民族内部或同一个支架体系当中。
（2）恋爱特点。瑶族青年男女，拥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完全父母包办之情况仅有少数发生。缔结婚姻前，瑶族男女多数以参加对歌、抢花猫、爬楼、抢花带、吃同年等活动寻找自己心仪对象。
（3）婚俗及家庭生活。瑶族婚姻缔结程序纷繁复杂：男女结为百年之好通常经历恋爱、订亲、迎娶、举行婚礼等等过程，婚姻订立方式主要表现在男方送一些猪肉、生姜、炒米到女方家煮油茶，称“定煮茶”。成亲过后，男子在家对财产，生活和教育拥有绝对支配权，女子家庭地位较低，要负责日常生产和家庭劳务等活动。
2.城镇化进程中恭城瑶族的婚俗变迁
（1）逐步扩大对法律的接受及适用。瑶族青年男女缔结婚姻开始接受采用婚姻登记形式，包办婚姻等违法法律的现象逐渐弱化。
（2）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度增大。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男女婚配的自由度有了很大改善，本族内男女可随自我意愿自由选择结婚对象，并可与外族通婚。姑表婚逐渐废除。
（3）婚俗奢靡之风弱化。过去婚礼主办方承办婚礼需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生活拮据以保证婚礼的场面盛大之风气改观，为结婚需要支出的费用大大降低。
（4）妇女家庭地位提升。由于对婚姻法及婚姻新风尚的接受，瑶族妇女杂家中逐渐拥有同男子相同的权利，开始较多参与对家庭财产的支配，家庭生活安排等。
（二）三江侗族传统婚俗概况及城镇化进程中发生的变迁
1.三江侗族传统婚俗概况
（1）择偶习俗。自古以来，侗族有“侗家不娶苗家亲，通婚不互通本族”之说法，意思为侗族人只跟侗族人结婚，即民族内部，家族外部联姻。
（2）恋爱特点。侗族青年的择偶及恋爱方式有“行歌坐夜、月也”等。夜幕临近时，青年男子拿着各种侗族乐器相约到临近寨子女子家门前坐坐，寻找合意恋人。
（3）婚俗及家庭生活。订亲主要以有媒婆说亲为主，自主定亲、换“档”等方式则有“私定终身”之嫌。侗族男女到了十五六岁，父母便会托媒人为子女寻找相守对象。另外，侗族男女青年恋爱谈成熟时期，为表心意双方交换信物，约见家长，商量订婚日期接着举行婚礼。在结亲时，“偷亲、抢亲”等婚俗，则为提高出嫁女地位之用意。
2.城镇化进程中三江侗族的婚俗变迁
（1）突破“门户”观念，婚姻自主为主流。门当户对之观念逐步退出当地人们的生活，侗族男女以对歌合意作为择偶主流。
（2）通婚范围扩大，早婚现象渐行渐少。随着侗族地区民众与外界交流的加大，族里长辈对于与外族通婚的态度也发生转变。对于未成年人的身心保护意识增强，也让“早婚”现象从人们的传统观渐消失。
（3）婚俗程序简化，婚恋特点弱化。说亲、订婚等婚姻必经程序已经不多见，为举办婚礼举家负债的情形已不再被崇尚。传统的婚恋特点弱化，取而代之呈现着与汉族文化日益融合的婚恋方式。
（4）法律意识增强。由于文化意识水平的提高，法律意识也随之增强，在婚姻缔结及结束的方式上开始倾向选择法定形式。
（三）凤山壮族传统婚俗概况及城镇化进程中发生的变迁
1.凤山壮族传统婚俗概况
（1）择偶习俗。 壮族在族群通婚问题上虽然没有明显的禁忌，但婚姻被视为“门当户对”的象征，只有家庭财产相当的青年男女才有缔结婚姻的可能，且普遍早婚。
（2）恋爱特点。壮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方式有对山歌、抛绣球的形式。无论在墟集闹市或是山间田野，都可成为对歌场所。对歌过程中，姑娘可将绣球抛给相中的男子。
（3）婚俗及家庭生活。在壮族的婚俗中，男方一般需支付大量的彩礼作为迎娶新娘的诚意。男子年至十几岁，父母便会请媒人帮忙物色对象，若男女“合命”，男方将请媒人将礼物带至女方家“订。
2.城镇化进程中凤山壮族的婚俗变迁
（1）逐步接受婚恋自由。人们将包办婚姻制度予以废除，，青年男女开始拥有一定程度的婚恋自由，选择结婚对象的意愿得到尊重。
（2）提倡男女平等新观念。曾经属于家庭定位最低层的妇女，被提倡拥有同男性平等权利与自由，不再奉行“男尊女卑”的思想。
（3）渐渐接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随着农村城镇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政策在凤山地区的实施，当地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开始意识到生育与家庭富裕之间的关系，不再提倡早婚多育、亲上加亲婚俗传统。
（四）三地婚俗变迁状况对比
从上述内容可反映出，城镇化进程越快的地方，婚恋自由度越大，传统婚俗破除的程度越高。但同作为广西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民俗婚俗的变迁也有相似规律，主要体现在通婚范围方面、婚恋自由面、家庭成员地位平等理念方面以及法律意识提升方面较过去有了进步及改观，反映了广西地域社会变化对本地区人们生活影响趋同。
三、 农村城镇化进程与民族婚俗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
（一）农村城镇化进程对民族婚俗变迁所起的作用
民族地区固有的传统婚俗正在发生改变。究其原因，发现农村城镇化进程带来的重要影响，具体体现为：
1.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
在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下，以农耕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地区，开始从农耕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农村工业发展，使当地劳动力部分转向村镇工业，让人们不再以务农作为经济主要来源。但村吸纳劳动力有限，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适婚年龄人口减少，当地举办婚礼场次随之变少，婚俗等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功能不再被看重。
2.与外界沟通渠道增多
由于农村城镇化及国家政策对民族地区经济的支持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改变了农村地区与外界交流困难的局面。使得原本孤立或远居的民族山村与外界有了联系的纽带，外界精神文化生活日益影传统观念。城市中的婚恋观念也在各种渠道的文化传媒传播中逐渐被当地的青年们所认可。
3.民俗文化产业发展
通过发展观光旅游、商贸产品等方式壮大民族地区经济是农村城镇化的工作方向之一。其中以婚俗为主题的民俗旅游因市场经济中旅游策略及品牌建立的需要，将现代文明与传统民俗特色相结合，变发展，使得这些千百年来延续的婚俗不再拘泥于传统繁琐的程序，而更接近于现代生活的价值理念。
4.思想观念的更新
城镇化不止是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的变化，城市文化也在不断地涌入农村生活领域。对现代婚礼形式的倾向淡化了传统婚俗意识，体面、潮流的城市婚礼理念是民族青年们在自我意识中融入城市概现，也是城镇化进程对当地民众思想影响上收获的结果。
（二）民族婚俗变迁对农村城镇化进程产生的影响
民族婚俗变迁对农村城镇化进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方式、价值观方面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法制建设
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日常生活中，民间法作为约定俗成的规矩得到推崇。而婚俗的变迁使得人们从婚恋的角度逐步接受法律规范，有利于民间法向制定法在民族地区的过渡及适用，促进农村地区设发展。
2.促进民族间进一步的交流及融合
婚俗变迁的特点之一就是民族间通婚自由枷锁的打开，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加强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从而为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营造良氛围。
3.促进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