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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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服务项目构想。

本项目以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介入富宁县那能乡那瓜村社区开展云南壮剧传承人才培养服务为个案，通过对服务实践过程的研究，探索出一种以地方高校民族研究机构为服务主体，借助科研平台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向校外遗产地社区提供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的社区与社会教育传承服务实践模式，以便为地方高校服务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拓展出一项新的服务领域，并为相关的研究和服务积累有益的实践经验。

2.服务主客体的选择。

第一，作为服务主体，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应发挥自身的专业服务人才资源优势，在服务地方文化保护与发展领域，主动参与少数民族本土文化教育传承保护的科研服务和教育传承服务。在研究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发挥非遗保护研究及服务人才优势，依托两项国家级科研课题的平台及其经费支持，在边疆少数民族非遗教育传承研究中探索出应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服务实践项目，重点关注遗产地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的科研模式和教育服务模式。第二，对那瓜社区服务平台的选择。那瓜村位于云南省富宁县那能乡的东部，距乡政府驻地18公里，主要居住着壮、瑶两种民族。社区文化资源丰富，有国家级（云南壮剧）和云南省级（陇端街①）非遗保护名录两项，二者在活态传承方面相辅相成的关系，体现在“陇端必有戏，无戏不陇端”的民间习俗中。再次，那瓜戏班和那瓜风流街活动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具备本项目开展研究探索的条件和现实基础。第三，服务目标及服务对象。重点面向那瓜村小学自愿参与学习传承云南壮剧的业余爱好者，服务过程中也会涉及家长、戏班传承人、导演、村组长和活动组织者等服务对象。保护服务的目标重在促进戏班传授者与学员之间教学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便更好地通过培养云南壮剧遗产地传承人、壮剧爱好者等相关者自觉参与本社区本民族非遗传承和保护的能力，实现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的可持续发展。

3.科研服务和教育服务的方法选择。

项目服务者应坚持研究与服务并重的原则，在研究中服务，在服务中研究。首先，服务前中后期的研究资料收集方法，涉及现场观察法、半结构问卷法和访谈法等。其次，服务过程中社工助人自助的方法，涉及个案、小组和社区社会工作方法。

二、社区与社会教育服务的个案实践过程

服务项目的实施过程，以实际问题出现和解决的先后为序，并按“问题分析能力研究服务介入服务反思新的问题出现”的过程进行循环，待阶段性问题得以解决后方可进入下一个阶段，直至服务总目标的达成。为期一年半（2012年6月～2013年12月）的项目服务，分为六个阶段。

1.第一阶段：初期阶段的研究服务

（1）问题分析。第一，如何在遗产地社区找寻可传承的对象？春节前一个月，在外打工的那瓜戏班成员赶回村中搭建木板戏台，排练风流街活动的壮剧剧目，锣鼓声和唱腔吸引了那瓜村小学生到戏台边观看。一方面，戏班传承人和导演有寻找接班人进行土戏传承的需求，另一方面，那瓜村小学生中部分学生对土戏感兴趣，有学戏的需求。于是，通过现场观摩和戏班导演技艺的传授，在自然情景中完成了师徒间教与学的第一次互动。但需要以某种相对正式而固定的方式确定其师徒关系，避免技艺传授的偶然性和片面性。第二，戏班传承人与那瓜村参演学生之间的师徒传承方式，在社区教育实践层面是否具有可行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2）服务介入。第一，针对戏班传承者的服务。在老戏台排练休息空闲时，通过教唱腔的方式激发围观学生学唱唱腔和学演壮剧的兴趣。并通过个案、小组社会工作方法的综合使用，认同并敬佩传承人和导演为壮剧传承工作的付出，提升其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第二，针对校方的服务。邀请村小学校长关注和支持那瓜小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参与家乡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壮剧的技艺传承活动。第三，针对社区活动策划组织者的服务。一是支持鼓励社区活动策划组织者，以举办村级陇端街活动为契机，传承云南壮剧。二是支持活动组织策划人、村组长及热心的社区居民自愿组队为筹集陇端街活动经费而外出拉赞助，争取在社区外工作的那瓜籍成功人士的资金赞助与支持。三是服务者共同参与讨论传承活动的相关事宜。（3）服务反思。首先，遗产地小学生参与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克服了戏班成员因常年外出打工导致传承活动无法常态化开展的弊端，由此组建的那瓜壮剧少年班的学员，可作为那瓜壮剧民间土戏长期重点培养的对象。其次，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正式的文化传承渠道，却因师资、教材、校方认识不足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现阶段并不具备壮剧进校园开展传承教学的现实条件。目前只能通过非正式途径的课外活动方式开展传承工作，但这种民间传承活动又面临种种现实的困境，需在服务实践中进行研究。

2.第二阶段：认知教育与认同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那瓜村参演小学生、戏班成员及其部分社区居民，对本民族的壮剧文化了解不够、对壮剧文化的传承价值和现实意义认识不足，需开展引导服务。（2）服务介入。第一，针对云南壮剧是什么的问题，组织服务对象集体观看文山州电视台录制播出的富宁土戏专题节目视频，帮助其系统认知和深入了解本民族的壮剧文化。第二，在第一次小组活动中通过参演意义和行为价值的呈现，引导参演者对传承本民族壮剧的行动赋予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做法是将那瓜村社区参与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的文化自觉故事进行研究整理，坚持就地取材的原则，结合图片、视频和文字分享等方式，讲述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引导那瓜社区各类参与者思考传承价值和意义。一是在故事分享过程中创设一些问题引发思考与成长，如学员个体为何要来参演？参演有何价值和意义？家长为何要给予参演孩子鼓励和支持？导演传承人为何无私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传授技艺？戏班成员为何愿意请一个月以上长假或辞职，并从打工地自付交通费赶回村参与排练和演出？媒体、壮文化学者等为什么会来关注传承活动？二是认可参演者参与传承的正能量，鼓励其坚持。第三，那瓜风流街活动结束后，通过社区居民走访、半结构问卷调查反馈和家庭入户访谈等兼顾社区宣传和调查的活动方式，为那瓜社区居民提供参与国家级非遗（云南壮剧）和省级非遗（陇端街）传承价值及其意义的社区宣传，引导大家继续参与支持本民族非遗的传承和保护。（3）服务反思。在服务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学员缺乏自信，应开展鼓励教育服务。

3.第三阶段：鼓励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那瓜小学生在参演活动中暴露出的舞台经验不足、自信心不足等问题，需通过服务给予关注和解决。（2）服务介入。第一，那瓜村风流街活动现场的关注服务。一是在9名那瓜村小学生参演的壮剧唱腔节目演出现场，提供照片的拍摄和视频的录制等关注服务，为近期即将开展的那瓜村参演壮剧小学生的成长小组活动，收集活动图片和视频资料。二是应主办方之邀与知名壮文化学者在颁奖晚会上为参演学生颁发奖品，给予行动鼓励。第二，为第一次上台参与壮剧节目表演的9名那瓜村小学生，提供学校社会工作成长小组活动服务，一是通过赠送组员珍贵照片（包括组员的演出剧照、颁奖照片、活动过程的花絮照片等）的方式进行小组热身，在正面强化其积极参与传承行为的同时，激发其荣誉感和自豪感，提升发自内心的自信心。二是倡导组员分享和思考参演壮剧过程中的收获与不足，学会理性的自我分析、自我肯定与鼓励。三是连结文山学院“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课堂志愿者学生的资源，并邀请两位大学生做现场分享与鼓励：一位壮族大学生以其多次参加壮族山歌比赛的经验，与小组组员们一起讨论交流克服上台紧张和不自信的方法；另一位楚雄籍的大学生通过介绍自己家乡的国家级非遗（彝族左脚舞），启发组员理解不同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价值和现实意义，拓宽了小组成员的非遗视野。（3）服务反思。本次参与唱腔节目的表演，只是壮剧唱腔中的一个部分，若参演学生要从学唱简单的唱腔到可以演出壮剧剧目，还需要长期系统的学习。但是，一年一度的那瓜村风流街活动，从壮剧排练到演出结束，也只有两个月，时间无法满足壮剧少年班学员学习技艺活动的常态化需求。那么，少年班进一步深入学习壮戏的机会该如何去争取？又将以什么方式来带动壮戏的学习与传承？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4.第四阶段：动员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社区活动组织策划人，为那瓜壮剧少年班争取到暑假参加富宁县大型壮剧腔调展演活动的机会，但戏班导演是否愿意继续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担任技艺辅导工作？学校老师和学生家长是否会支持孩子到县城去参加壮剧展演活动？学生是否有足够自信从村级风流街的舞台走向县里更大的舞台去展演？（2）服务介入。第一，协助活动组织者在那瓜村小学召开那瓜戏班传承人、导演、参演学生家长和社区成员的动员大会，对活动参与者开展动员教育：一是宣读富宁县政府邀请那瓜戏班参加展演活动的文件，让家长了解活动的具体情况。二是服务者从青少年传承本民族国家级非遗壮剧所具有的价值角度进行动员，希望能得到传承人、导演、参演学生、家长、学校及社区成员的支持和鼓励。第二，对参演学生提供第二次成长小组服务：首先，动员文山学院第二届大学生非遗保护志愿者参与公益活动，为那瓜小朋友收集祝福资源。其次，通过小组游戏和视频分享等互动活动（一是让组员选择彩色纸条并念读纸条上大学生非遗保护志愿者所写的文字鼓励和祝福；二是播放大学生非遗保护志愿者在课堂现场拍摄的鼓励视频），让组员感受外界对其传承行为的关注，激发传承动力，引发传承非遗的价值思考。最后，活动结束前邀请组员在彩色纸上写下对自己鼓励的话，进行旨在增强文化自信的自我鼓励教育。（3）服务反思。自信心的培养需要更多此类服务活动的强化，故需要在接下来的服务过程中加强调查研究，以便在学员遭遇各种困境时能够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及解决问题的服务活动方案。

5.第五阶段：困境时的抗逆力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在壮剧排练期间，出现了外出念书回村的小伙伴嘲笑参演壮剧学生“土”、少数学员退出和师徒教学互动方式不当等问题。（2）服务介入。第一，邀请外出念书的小伙伴一起做活动，通过分享照片、观看电视台的节目视频等方式，引导其了解那瓜村小学生参与国家级非遗壮剧演出传承活动和外界对此的关注情况，激发其反思自己的语言歧视行为，并帮助其在认知的基础之上认同本社区本民族的非遗文化，支持其他小伙伴的传承行为。第二，针对学员退出事件，一是到退出学员家中做家访，并灵活开展家庭场域范围内的小组活动，引导退出者回归。二是帮助留下来继续参与传承壮戏的其他学员，进行负面情绪的疏导服务，即通过小组互动的方式对负面情绪进行疏导，如邀请组员匿名写下对已决定退出组员想说的话，然后由小组活动主持人大声念出来与所有组员分享，并进行灵活引导；三是邀请学员一起制定小组退出制度的契约，对不遵守制度约定者和无故退出者的惩罚方式进行小组讨论，强调任何组员都有退出的自由，但必须根据约定的程序和步骤进行预先告知，经大家商议后方可正式退出。四是结合个别学员已退出的客观事实和原因分析，引导其他学员在尝试努力挽回无效的情况下，学会理解和尊重退出当事人的选择，但需说明退出者无故退出的方式是不恰当的。由此引申壮戏传承队伍建设的不易，希望组员加油坚持，抛出“一个也不能再少了”的活动主题，稳定继续坚持参与学员的情绪。第三，针对师生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教学方式、态度不当引起的小矛盾问题，一是通过个案辅导的方式，促成戏班导演、传承人对少年班学员的互动方式问题进行反思，并从教育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个人辅导，并提出改善建议。二是邀请师徒共同参与成长小组活动，通过传承游戏体验师徒合作的重要性，邀请学员现场分享感恩师傅的话，达成相互理解和谅解，为今后和睦的师徒关系奠定基础。（3）服务反思。作为保护教育的一个难点，学员参与壮剧传承的抗逆力培养，应以本土化方式强化其内心的认知和认同能力为突破点。

6.第六阶段：展演活动结束时的社区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一是展演结束后，如何强化参演学员的荣誉感和传承责任感，以便长期坚持传承下去？二是那瓜戏班的团结需提供引导服务。（2）服务介入。通过那瓜社区教育实现那瓜壮剧少年班成员参演壮戏过程中成长的仪式性认同。在壮剧展演活动结束的第二天上午，服务者在活动组织者的协助下，在富宁县广电大楼开展那瓜戏班成长的社区教育活动，邀请文山州壮学会会长、文山州壮剧团人员、富宁县文化馆人员、那能乡中学校长、那瓜村社区内外居民和那瓜戏班全体成员参与。活动从筹备到实施过程的要点，第一，连接第三届大学生非遗保护教育班学生志愿者的服务资源，为那瓜戏班所有成员制作成长像册，并在活动现场招募颁奖嘉宾，为那瓜壮剧少年班每一位参演学员颁发成长像册并口头赠言，由此提升戏班成员参与传承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强化传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鼓励戏班成员在传承困境中坚持将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进行到底！第二，邀请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壮族剪纸老师，以那瓜村小学生参演壮剧传承的故事为主题，构图制作大型壮族剪纸作品，并在社区传承教育活动中邀请州壮学会会长颁发给那瓜戏班，以间接促进那瓜戏班和全体社区内部成员的团结友爱。至此，以问题与能力解决为导向的服务目标已达成，服务告一段落。（3）服务反思。由于那瓜村服务个案所依托的科研项目经费有限等原因，不具备长期在遗产地社区开展此类服务的条件，那么如何才能将此类服务可持续地进行下去，需在后续研究中思考和探索。从服务效果角度看，本项目从培养传承人才的角度为那瓜村社区两项非遗的保护，提供了一次资源整合的社区教育模式探索并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三、小结

1.服务模式的特色

（1）服务模式的创新。首先，面对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目前招生难的困境和土戏传承人才培养的服务需求，基于地方高校在服务地方非遗传承保护中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以文山学院民研所专业人员为服务提供者，依托国家级科研项目经费，完成了对“地方高校介入遗产地村寨开展壮剧传承人才培养服务的社区与社会教育传承保护模式”的探索研究实践，为地方高校服务地方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拓展出一项新的服务领域，并为相关的研究和服务积累有益的实践经验。其次，作为一种少数民族剧种，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的活态传承，需要节庆活动陇端街作为存续的文化土壤，两项非遗并存于同一壮族村寨社区，相辅相成。因此，对于两项非遗的保护传承服务，可以同时进行。通过服务项目从研发设计阶段到实践过程阶段“边研究边服务与边服务边研究”的互动实践，兼顾国家级和省级两项非遗项目合作传承的那瓜村模式，为地方高校将学校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引入少数民族非遗社区开展学校社会工作教育保护服务，提供了一项基于实证研究的个案实践。（2）服务方法的创新，即学校社工助人自助理念和方法的引入。本项目的服务和过程研究探索，是基于服务者主体与服务对象客体群之间的助人自助关系，以遗产地社区为服务实施平台，以地方高校介入整合开发遗产地村寨社区各类教育资源为重点，对非遗传承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探索实践的社区与社会教育传承保护模式。（3）服务方式的适切性。首先，基于社区动员和社区营造的服务思路，本项目以整合地方高校民族研究机构的专业服务能力优势、戏班传承者的文化自觉传承能力优势和遗产地社区成员自觉参与的能力优势，对那瓜村爱好壮剧的小学生开展校外教育传承活动，在暂不具备壮剧正式进校园开展传承教育活动的现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服务项目研发的过程，在初期经历了从计划依靠遗产地中小学教育的正式传承途径，到依靠社区与社会传承教育的非正式途径介入的转变与调整，即通过那瓜村本土传统节日活动和外出展演活动带动遗产地村小学非遗爱好者参与传承非遗的社区教育传承模式，比原计划进遗产地中小学开展教育传承服务更具针对性和适切性，服务效果更为明显，原因在于此模式可同时兼顾培育戏班传承者群体、参演壮剧传承的那瓜村小学生、社区内外成员等相关者关注并参与传承活动的文化自觉能力，并通过遗产地社区非遗文化空间的保护，为后续的可持续保护奠定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2.服务模式的余论

第2篇

最早主张“开民智”的是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自强应该是“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起”[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维新人士设报馆、建学堂、组织学会、著书、翻译，一场轰轰烈烈的“开启民智”活动蓬勃开展，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一场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自此以后国人认识教育的视角开始发生转变，“开民智”、“做新民”的思想成了各个时期各种人士发展社会教育的共同声音。“中华民国”建立后，确立了社会教育的行政地位。大学开展社会教育成了这个时期各个大学的一项重要教育实践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北京师范大学平民教育社，他们都是利用学校的人力物力来从事和学校教育计划无关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尤其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的宗旨就是“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3]。通过“以学就人之教育”，采用露天讲演等方式，实施对社会各种人群的教育。他们利用田间地头，利用街头巷尾，或在露天广场或在报告厅进行演讲，以实现文化知识的普及。在这以后，大学开展社会教育就成为以后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一项重要教育事业。后来教育部相继颁布了学校开展社会教育的法令，使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做法得以规范和推广，这对于开启“民智”，扫除文盲、普及知识，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根本动因

大学社会教育职能的演变不是自发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急速扩展，大学不断地接受社会的各种要求。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学必然通过改变其社会职能予以适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社会教育职能的演变是与社会发展变化总的趋势是一致的。其社会教育职能的确立也是大学逐步开放，走向社会，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随着现代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大学在专业人才培养上才越来越面向社会的实际需要。如今，在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或普及化的发展过程中，在入学方面的差别依旧存在，但大学的校门日益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从大学的科研职能来看，起初大学的研究还是封闭在“象牙塔”里的纯学术研究，后来逐渐转为各种应用性研究。国家的参与，特别是企业和私人或团体的资助使研究直接指向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象牙塔”被动摇了，在科学和技术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大学在社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与广泛的社会发生相互作用的传统障碍“象牙塔”被移开了[4]。随着社会服务职能的不断扩展，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大学发展社会教育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人们就业需要的必然要求。从经济上看，新科技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引进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从目前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将成为社会的主导型产业。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人才结构的变化。现在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逐渐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倾斜。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化还带来了职业流动性的增加，未来社会，每个人都不会终生只从事某一类单一的职业，而会处于职业的不断变动之中，这就要求未来的社会成员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应具备终身学习和获得新的职业技能的能力，因此，需要大学发展社会教育为人类的职业流动提供保障和支撑。所以，社会的发展是大学的社会教育职能确立的根本动因，社会现实依据是大学发展社会教育的决定性因素。

三、自身寻求变革是大学发展社会教育的基础

第3篇

一、家风使主流价值观

从贵族走向平民最早论述家庭的经典是源于上古时期的被称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易经》中有一个专门讲述如何治家的卦，叫“家人卦”，其卦象是——风在上，而火在下，意喻着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即“家和万事兴”。先秦时期孟子在《大学》中提出齐家治国的逻辑，“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自此家国情怀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归宿。南北朝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对家庭教育的意义、内容、原则、方法做了全面详细的论述。此外，《朱柏庐治家格言》、《家书》、《了凡四训》等诸多家风、家训都流传至今，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信奉与遵守的意识形态，国就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家中的孝子就是国家的忠臣。《论语》有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中也说，“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国家的精神命脉系于家庭之中，培养一个好的家庭成员成为头等国家大事，家庭教育成为安邦定国的必经途径。家国共同体的形成与家风的作用是不可分的。在家庭中，生动具象的日常语言作为家庭成员交往的中介与载体，其内容和形式时时刻刻都在继承、投射和演化着社会秩序，成为文化濡化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机制。书籍、戏剧等媒介的存在与发展使社会道德、规范、习俗、契约等各种社会秩序得到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延续和传播，对于社会的稳定、思想的统一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传播技术的发展全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和状态，特别是印刷媒体的发明对教育有着极强的推动作用。在文字和纸张发明之前，家庭教育是一种私人性质的活动，以价值传承和技能传承为主要目的的家族教育基本上以父子相传、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经过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实践与研究，在上古时期文字被创造出来，写在甲骨、简牍、金石、布帛上，尽管费时费工，但是人的思想得以凝固，从而在时空上具备了传承的可能；到了汉代，纸张被发明出来，书写材料更加方便；隋明了雕版印刷术；直至北宋的平民发明家毕升发明了效率更高的活字印刷术。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为文化教育的普及提供了重要而直接的物质条件，家庭教育的思想从庙堂和政治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家风在民间得到大规模的传播推广，家族教育向平民化方向发展。

二、家风促使国家的科举取士制度

全面普及在家风的鼓舞下，儒家文化得以下移与普及，全社会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向心力，使得国家的文教政策及科举取士制度得以顺利进行。“科举制的出现，把选士制度和育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儒家‘学而优则仕’原则的途径。”它的逻辑是让科举考试考得好的读书人掌握话语权，在形式上公平公正地解决了统治权力再分配的问题，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发展权，极大刺激了全体民众学习的积极性。一方面，在科举制的鼓舞下，家庭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以及家庭伦理的落实。科举制的公平性使人们对教育抱有绝对的信任，坚信通过教育可以向上流动，从而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这是中国人共遵共信的信仰。“科举制有许多优点。在这个制度下，没有操纵的提名，没有伪君子卑鄙的争夺，没有两党可耻的争霸，没有混乱或腐化的选举，没有仅凭巧言而登上仕途的现象。在最善的本意之下，它是民主的，因为它给人争取领导和职位的机会是平等的；在最好的形式下，它是贵族的，因为这个政府是由每一代的显贵中，公平地选出最有能力的人来主持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全国上下一心往着学习的道路上走，而产生的英雄和模范多是有识之士，而非土豪劣绅。一个国家，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由有哲学和人文科学涵养的人来治理，实在是令人羡慕的。”正是因为科举制禀持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逻辑，让读书好的人作官，所以一个品德高尚的读书人掌握了行政权之后，往往能为民造福；退一步说，读书人如果没有能当官，仍在原阶层从事各行各业，那么他们也能保持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追求，成为好的社会成员。另一方面，家庭教育也成为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家庭教育可以促进个人的向上和水平流动，并保证了全社会思想的纯正和社会的稳定。中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家伦理的核心是家庭伦理，家庭是形成社会凝聚力的重要组织，是社会群体网络发展的起点和环节，是维系整个社会的重要政治和文化力量。孔子主张对全体民众进行道德和礼仪教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家庭教育培养的就是有道德、有礼仪、有学问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家庭内部能处理好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在家庭外部也能协调好朋友、君臣的关系；他们遵守社会流动的规则，进则进入庙堂治国平天下，退则回归家族安份守业，并将向上流动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所以社会呈现出平和、进取、祥和、有序的文明精神和流动秩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为核心的共同道德规范成为全体人民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形成了全社会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统一标准，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纯正和向心力。家风追求的是实现个体对家族和国家的贡献，“修身、齐学、治国、平天下”是中国读书人的大情怀与大归皈，从而实现了小我与大公的统一。

三、家风使家庭道德教化

从宏观走向微观被誉为世界教育学雏形的《学记》中这样说，“发虑宪，求善良，足以搜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意思是执政者政令以求得社会良善风气的形成，这样的做法虽能取得小名声，但还不能触动众人；执政者亲近贤良之人、体恤偏远之人，这样的做法虽能感动众人，但还不能教化全体民众。执政者如果要所有民众都受到教化以形成良好的民俗，只有通过教育这条渠道。可见，早在战国时代社会精英们就发现了这样的规则，即：从上而下的道德说教和道德感化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只能在一小部分人身上起作用，而真正普及性的教化应体现于老百姓真实具体的“俗事”之中，只有在每个老百姓身上发生的自下而上的改变才是真正长治久安的、不可逆转的改变。家风、家训、家规极为有效地促使了社会精英对儒家思想的宣传从宏观领域向微观领域的深入。从内容上看，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与治国的方针相联系，它高高在上，显得过于宏大与抽象。但是随着印刷媒介的发展，文化重心开始下移，寻常的耕读之家也有了使用文字、记录文字、传播文字的机会，这大大丰富了家庭教育的内容，涉及到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事实证明，这样的传播是有效的，它避免了脱离民众实际需要谈道德教育的抽象与空谈，而是从具体的人、具体的家庭的实际出发，从他们的最基本的需求和意识出发开展教育，真正地做到“化民成俗”。于是，在民间自发地创造出家风这种形式并兴盛起来。家风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经验总结，用以劝导和制约本家本族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例如，成书于隋代的《颜氏家训》，就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家训之一，全书共七卷二十篇：《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全面涉及到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修身、治家、处事、为学、闲暇、宗教、书画等等，内容之广、之杂、之细，令人叹为观止。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创造出简洁、通俗、真实可信的家风家训，个性化、平民化的家风在其他阶层也得以广泛延伸与重构，自此，家风成为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重要途径。

四、家风使家庭教育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