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哲学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逻辑哲学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连续性/间断性/传统理性主义/思想资料

【正文】

人文社会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都要受社会实践的制约。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是受物质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的直接制约，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也要受到社会物质生产状况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制约，但它主要表现为受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直接制约。因此，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在受社会制约的方式、程度和条件上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一、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非独立性

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非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说：“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31页。）因此，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没有绝对独立的历史。

当然，任何理论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理论和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都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但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比，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间断性要显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人文社会理论不仅在其形成和发展上，而且在成果上都要受社会状况的高度制约。因此，思想史的就不能局限于思想本身的发展，而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到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去寻找根本原因。前苏联学者托尔斯特赫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力图把意识看成客观进行的过程，即在自身运动中不是由个别人（乃至天才人物）的主观心理观点，而是由人们的社会活动的普遍机制来调节的过程。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克服以往家认为这个过程所具有的那种‘独立性的外观’。正如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不止一次强调的那样，这种外观对以往一切哲学都抱有空想，这不单纯是哲学家们的主观谬误，错误判断的结果，而是哲学（一般地说，也是任何形式的意识）客观状况在社会分工和劳动与人的异化系统中有意识的表现。”（注：托尔斯特赫等《精神生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88年版，第135～136页。）

唯心主义者把思想史看成理论自我演变的历史，认为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只是纯理论、纯逻辑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因此，在克服思想史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理解，打破思想理论发展的独立性的外观，就必须看到理论以外的因素在理论发展中的作用。这样，传统理性主义的研究思想史的，即把思想史看成理性自身运作的过程，看成与人的社会生活无关的这样一种方法是应予以抛弃的。这种方法同传统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是一致的，它解释不了这样的事实，即为什么两个人用同样的逻辑规则来看待同一个问题，仍然会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实际上，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只能到思想领域以外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

进入以来，特别是随着唯物史观的的逐步扩大，西方许多学者越来越对思想史领域的理性主义解释感到不满，他们在思想史研究中逐渐把目光投向客观的社会因素。“环境解释学派”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该学派主张在思想史研究中要注意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作用，认为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环境和思想家的生活环境对于思想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中有的人用社会经济因素来解释国家宪法的形成，有的人用社会环境的变迁来说明社会思想主流的演变，有的人则用环境来解释政治家的思想倾向。虽然他们中许多人走向了“环境决定论”的极端，没有看到“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但他们的观点毕竟具有唯物主义的成分，这一方面说明了唯物史观的影响的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也说明，用思想本身来解释思想史，把思想史看成思想独立发展的历史，这终究要走入困境。

二、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具体社会条件

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说的社会存在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以往人们认为，社会存在主要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这种看法在静态地社会结构这个范围内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考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我们就必须看到社会存在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马克思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而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本质上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实践活动。因此，用社会存在去说明社会意识就是要用物质实践活动去说明社会意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人们就会有什么样的活动方式。但是生产力并不是与人的活动无关的东西，“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因此我们

应当从人们的物质活动出发，看到“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同时要看到物质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看到生产力作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多种中介因素，这就需要对社会存在作宽泛的理解。从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来看，至少有以下社会因素对它有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第一，社会分工推动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哲学、神学、道德等等首先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的结果。“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由此造成了一大批哲学家、家和人文社会理论领域的其他思想家，这一方面促进了人类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给大多数人造成不幸，使之成为终生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即使从事社会精神文化创造的人的活动也成为被分工束缚的终身从事一种职业的活动。这也同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相悖。旧的社会分工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它又将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高级阶段被历史所消灭。马克思反对把某种工作作为人的终生职业，但并不反对专业化，因为专业化同职业化是两码事，专业化同人的全面发展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人的专业化活动即有具体内容的活动是以完整的个性为前提的，因为创造性地掌握某种专门知识就要有广泛的各种才能。

”（注：见托尔斯特赫《精神生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

第二，群体利益制约和推动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物质利益原则不仅引导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而且引导着人们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活动。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贡献之一就在于看到了人们的物质利益对思想的作用。梯叶里认为，对于宗教问题，不能仅仅用信仰来解释，而应当从物质利益出发来解释。基佐则指出了阶级利益和财产关系对于政治制度、思想发展以及风俗习惯变化的影响和作用，并且用财产关系的变化来说明文学艺术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史学家和部分英国史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思想斗争是思想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在看来，思想斗争应从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出发来加以说明。

第三，阶级斗争、历史环境的变迁等因素也是推动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强大动力。恩格斯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0、43、78、78、36、602页。）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而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往往要通过思想理论的斗争为自己开辟道路。

历史环境的变迁对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看来，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化，理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要发生变化。制约和推动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外，人们的生活经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等，也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文化条件。此外，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全面地理解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社会条件。

三、正确看待人文社会理论发展与社会的关系

虽然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要受各种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但是这种影响和制约关系是复杂多样的，而且人文社会理论仍然可以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其发展道路与自然科学相比，也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力避简单化，采取合适的态度和方法。

第一，不能把社会对思想理论的制约作用看成机械的因果决定。社会对思想理论的关系是复杂的，正象恩格斯在晚年指出的那样，在这一问题上，不能把唯物史观理解成经济决定论，而要看到多种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向作用。因此，在社会制约思想理论这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制约作用的灵活多样性，不应将其等同于僵硬的机械因果决定。

许多西方学者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论断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这一论断会导致相对主义，因为人们的社会存在是各不相同的，如果人们的思想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那么思想也就再无客观性可言。另一些人则认为思想一旦为社会存在所决定，人们会产生什么思想都是既定的，这样思想家的活动就再无自由可言。实际上，这些片面的看法都同简单化、机械化的思维方式有关。社会存在对思想的决定作用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因果决定，它带有以下特征：一是开放性，作为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过程的社会存在是一个开放系统，这在近、现代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人的需要是不断扩大的，满足需要的社会生产力是不断扩大的，人们的经济交往是不断扩大的。由此决定了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思想，观念也要随之而扩大视野。二是全面性，社会存在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一两个经济因素，而是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因此，要用全面的观点理解社会存在及其由之决定的思想观念。三是中介性，社会存在对思想的决定要经过一系列中介，人们的生活经验、社会政治生活、思想家的认识图式等在这其中都会起作用。四是动态性，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从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过程出发，才能阐明社会存在是如何决定社会意识的。总之，只有辩证地理解存在对思想的决定作用，才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统一起来。

第二，要看到人文社会有相对独立的道路。社会对思想的制约并不排除史、思想史、伦史、史的存在。因此思想理论作为人类文化现象，总要一代代地流传下去，并在流传中不断地更新发展。因此思想资料的流传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人文社会理论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恩格斯在说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这一事实时指出，这是因为“每一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其他文化因素对于思想发展的是要通过思想资料才能起作用的。这些因素通过各种途径作用于思想家的价值取向，从而影响着思想家对思想资料的选择、舍弃以及对这些思想资料进行改造的方式和方向。因此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在这里主要是影响思想资料流传的方式和方向。脱离了思想资料本身，思想的发展就无从谈起。恩格斯曾经指出：经济发展的支配作用是发生在思想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

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因此，思想资料的流传和变化既要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人文社会理论的相对独立的发展应立足于这方面来说明。

第2篇

维特根斯坦是学界倍受关注的大师,其前后期思想的迥异恰当地诠释了他的哲学主题:“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论语义学所强调的也是动态的理解命题,这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本质上殊途同归。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图象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的目的都在于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和界限来理解思想的结构和界限。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基点,就是回到逻辑的出发点,即考虑命题的性质。这样,真的界限就构成了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所考虑的就是关于事实的话语。“人给自己造出事实的图象”②。维特根斯坦指出:命题是实在的图象,“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③。“图象是一种事实”④。“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⑤。“图象的真假在于其意义与实在的符合与否”⑥。维特根斯坦认为,图象与它所图示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关系“由图象元素与物项的配合而成”⑦,这种关系本身也是一种图象;二是“凡图象,不论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实在———对或错———所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即是逻辑型式,亦即实在的型式。”⑧所以,“每个图象亦是一逻辑图象”⑨。“对象是简单的”⑩。“对象构成世界的本体。因此不能是复合的。”

一切复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这就是绝对简单的对象,那么,这种绝对简单的对象是什么?很显然,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罗素和弗雷格的影响。罗素对客体进行了区分,一类是亲知的客体,一类是描述的客体,通过“亲知还原”,描述的客体可以转化为亲知的客体,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客体进行了扩展,认为属性和关系也是一种客体。语言中的一个名称来表示一个简单的客体,通过这些客体的结合方式,指称客体的名称可以相互组合成句子。对于简单的客体,我们无法定义它们是什么,我们仅仅能够指示它们,这样,我们也就无法言说这些客体是存在的,因为定义一个客体就是意谓着被定义项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绝对简单的对象实质上是罗素亲知客体的变体,是经验的客体。图象论的主旨是说明图象如何具有命题的内容,图象可以看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也可以看成图象,这对于解释最简单句子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处理复杂的句子呢?

维特根斯坦最开始的设想是用合取和析取处理一切复杂句子,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伦前束式处理量词句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来采取了另一个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图象法,“凡对于复合体的陈述,都可解析成对于其成分的陈述,解析成一些把复合体完全摹状了的命题。”即一个复杂的表达式的真值取决于组成它的表达式的真值,即命题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涵项,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语言的运作方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源于罗素和弗雷格的启发,罗素和弗雷格两人都认为命题才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主张将命题形式化,即用数学中的函数表示命题。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思想的运用是水到渠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题是命题的真值函目”。换句话说,“一切命题都是对原初命题做真值运算的结果”。“命题就是从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自然也从其确是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一切命题都是原初命题的总括。”

命题与世界的图象论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图象的元素与事物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二是图象与事实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由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图象是一事实”,“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

正是因为命题具有相同的结构,才使得我们可以将其形式化,并且可以进行变项替换。那么,图象如何与世界相联系?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这种关系由名称—客体的关系来决定,但是名称如何与客体相联系?与其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是对前期哲学的反叛,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深入,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名称与客体的关系被受一定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所确定。在完成这个思想转变之后,维特根斯坦不需要图象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语言这种被规则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是将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题分析,他的研究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命题的构成和命题的真假,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命题的真假。第二个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前期哲学为解决辛提卡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题是由概念构成的,而博弈语义学中的概念则直接对应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存在是与事实相对应的存在,是以现实世界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维特根斯坦的客体。在辛提卡看来,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语言交流所涉及的客体多是描述的客体,这些描述的客体有些能转换为亲知客体,有些不能,如“结构为H3O的水”,但是人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又会涉及这些概念,自然在定义域D中也就应该包含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体是对维特根斯坦客体的扩展。辛提卡的客体分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两类,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显的是,辛提卡的存在概念不是语义学层面上的,而是语用学层面上的语义,这在博弈论语义学的操作性中得以体现。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定义域D中的个体必须能与可能世界中的对象一一对应,脱离了这种对应关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说何物,更不用说判定言说语句的真假。正如DanaScott所指出的那样,语义确定一个实现不是必需的,它应该为证实一个实现是正确的提供标准。

在确定了命题的构成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命题真假的标准是什么。辛提卡认为,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的真假值。博弈论语义学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体用概念的名称代入量词所约束的变元,即参与人“我”在定义域D中找到相关的个体以证实语句,而参与人“自然”则企图找到范例来证伪语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关的个体呢?或者说,怎样才知道代入个体后的语句为真?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扩展了维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命题的构成问题,相应的,辛提卡的命题范围较之维特根斯坦就宽泛的很多。辛提卡将博弈论语义学称为“寻找并找到的”逻辑,寻找并找到了什么?就是找到一个适当个体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来的图象与现实世界相符合。这不仅直观,而且符合人们的日常交流。可见,在确定命题真假的标准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图象论的符合标准。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博弈语义学不排斥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在原子句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要确定命题的真值,只要将命题与图象做个比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话说就是,“名称-客体关系曾经被建立,仅仅需要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将原子句和现实相比较。”

辛提卡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和逻辑语义学之间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围相似性之一,就是在两个理论中,语言的基本元素和现实的特定方面之间的代表关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进一步的分析。”罗素指出,事实是意指那种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事物。而一个命题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两种方式,即以人们所谓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对应于一个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原子事实,与原子事实相对应的是原子命题,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原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与原子事实相符合。在原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联结词就构成了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在分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量词可以构成更高一级的概括命题。其真假最终也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假。维特根斯坦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任何复杂命题经过分析都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原子命题。辛提卡由此得出结论:“一个指示性句子的表达在通常的本质上不是这些语言博弈的一个回合,在这些语言博弈中,给出了几个构成成分的词语,并且因此给出了整个句子的内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我们根据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确定定义域D,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可以处理命题,并且将命题的具体处理方法转化为真值函项的求解,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真值函项求解,并且这个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论。

二“语言游戏说”与语义博弈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的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游戏当成是运用语言的比喻,即强调语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才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试图通过孤立的逻辑分析来揭示语词的意义,结果只能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这种处理方法,实质上是从具体的语境动态地观察语词的用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问“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而应该说“什么是意义的解释”。弄清一个语词代表什么之前,必须首先掌握包括这个语词在内的那种语言游戏,一个词语的意义也就是它在语言游戏中的实际用法。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及其意义问题的思考,得益于一场足球比赛的启发,同时,相较于足球比赛,语言游戏也存在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灵魂,也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必要条件。维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讨论规范和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

“遵循规则类似于服从命令。人们是被训练这样做的;人们是以特定的方式对命令做出反应的。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可见,规则和遵循规则是人们在实践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这种语言游戏所遵循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是否就是逻辑必然性?“维特根斯坦最终在他的认识论斗争中失败了”。

其实[论/文/网LunWenNet/Com]只要留意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逻辑常量’不代表任何东西。事实的逻辑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所代表。”“没有‘逻辑的对象’、‘逻辑常量’(照弗雷格与罗素的意义),于此便显然可见。”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承认逻辑常项的存在,但是认为客体具有逻辑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客体能够聚拢。

辛提卡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受到博弈论的影响。“游戏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冯·诺意曼(vonNeumann)和约翰·纳什(JohnNash)那些数学家构建一个详细的游戏的一般理论的结构,那个理论旨在帮助科学家与哲学家理解有趣的问题的范围。它们甚至包括了真理与意义的问题(以及其他的语言—世界关系)以供讨论,维特根斯坦从中提出了他的语言游戏观念。”

与维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确立了命题和世界的图示关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处于这些描述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来,单纯的图像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了,图像论的任务是描述关系,那么对关系的关系的刻画,则需要另一个理论。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为解释语言与现实结合所需要的思想,维特根斯坦经常包含更多的语言博弈思想。“为了理解(一个给定的一阶逻辑语句)F,我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记忆空间,事实上,我们对一阶语句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语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较之上,而不是(潜在的)F的图像本质。”“有时语言博弈能够明显的被发现用于提供词语和它所刻画之间的关联”。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许我们用图像论处理语句理解的时候已经不足道了,但更为恰当。辛提卡认为自己受到“维特根斯坦有关思想的启发,强调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亦即寻求和发现语言游戏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维特根斯坦走得远得多,因为后者的思想是轮廓性的且不系统。”“在我没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我怎么可能在实践中采取一个策略?”

这里有几种选择。也许有人会像在非确定性证据系统内所做的那样提出某种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议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递归中。这种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中实际可游戏性的思考。辛提卡坚持认为语言目标导向语言本质,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处于维特根斯坦形式化时期的游戏概念的意义。当时,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来指称目标导向的活动,诸如证实或者证伪的活动。辛提卡延用了这一思想,他说: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构成一个词的自然环境并使该语词从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

因此,在他的博弈论语义学框架下所研究的语义博弈,可以被看作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一类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常项不存在,在这点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所持的观点不同,辛提卡认为逻辑常项是存在的,并且将逻辑常项与博弈规则做了比较,认为逻辑常项等同于博弈规则。与经典逻辑一致,辛提卡认为逻辑常项与自然语言中的连接词是一致的。这样,辛提卡就为博弈论语义学找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环———规则的确定。辛提卡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与博弈的数学理论概念直接结合,“其结果就是那个既适用于自然语言又适用于形式语言的最现成的语义理论”。辛提卡认为,与一个语词相关的语言博弈就是围绕该词发生的使该词活动意义的活动,语词的意义同样需要在相应的使用中才能确定。我们所言说的语句是可以分解简化的,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博弈论,通过将句子简化为原子句,再依据名称与所指的对应关系,我们就可以确定句子的真假。

辛提卡在吸取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博弈论语义学,作为当代语义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博弈论语义学的运用并不仅仅局限于逻辑学的范畴,可以说,博弈论语义学的哲学意义与它的理论特征是密切相关的。理清其背后的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一理论,并且大大扩展了我们思考语言和世界关系的哲学和逻辑学空间。

第3篇

关键词：逻辑性哲学、逻辑观点批判

逻辑性作为表征思维项目思维能行性的一般性特征，提供了判别思维项目理论价值的重要方法。基于这一方法，可以简明地通过在缘起依据方面的公认，项目要素的构成及施用具有的规范约定，项目作用范围在现有条件下的周全覆盖，以及项目要素及其演进的相互一致，直接判断一项思维项目的程式可靠性。

一、唯心论的倒错

如所周知，唯心论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中国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天”是“百神之大君”、“万物之祖”，南宋的陆九渊提出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柏拉图的“理念”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尽管有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的形式区别，但本质根源基本相似。论文百事通以下就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在其《人类知识原理》一书中提出的关于万物本原的著名命题“物是观念的集合”，借助逻辑性判别进行分析：

由于贝克莱并没有给出本命题中各观念的特殊含义，因此其含义也就只能是默认的通行含义。“物”当然是指世界万物，而且应当包括“观念”的主体；“观念”只能是三种情形中的一种：一个具体的人的观念，或者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观念，或者不仅仅包括人类而且包括神作为整体的观念——基于宗教观念的历史存在。

“集合”则是汇集、凝聚。从缘起契合性来看，贝克莱在引入这一命题时，没有依据其他命题，因此，该命题的缘起应当属于基于直觉的创设。而命题自身的复杂性，直觉的肯定或者直觉的否定，并没有强劲的说服力，这也正是唯心论之所以仍然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更为透彻、简明地考察其逻辑性，就需要根据逆否性进行识别。

考察“物是观念的集合”，这里的“观念”，首先，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观念，否则，当该个人不存在时，“物”也随之不存在，这显然过于荒谬；其次，这里的“观念”也不可能是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观念，各类非常确凿的证据已经充分显示，人类的历史远远低于自然界的历史，换言之，人类及其观念产生之前，自然之物已经产生了，要让尚未产生的观念去产生业已产生的物，也显然过于荒谬；最后，这里的“观念”只能来自神的观念，也即“贝克莱的整个形而上学都建立在上帝存在的基础之上”——这正是各类唯心论不能在人类的基础上找到自圆其说的理论依据，而不得不最终归于神的帮助的根本原因。

然而，认可这里的“观念”来自神的观念，将面临新的更严重的问题：由于现实世界的“物”显然包含各种丑陋、邪恶的物，如果这些包含丑陋、邪恶的“物”是来自神的观念，则意味着神的观念包含丑陋、邪恶——那么，“神的观念包含丑陋、邪恶”这一论断是任何信奉神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也必定是“被任命为爱尔兰南部的克罗因的主教”3的贝克莱所史料不及的。简言之，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导致与自身一贯认可的信念相逆否，因而是缺乏逻辑性的。

二、唯物论的泄漏

与唯心论有多种表现形式相似的是，唯物论观点也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中国春秋时期的管子“水者万物之本原”说，或者如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泰利斯“把水解释成是一切事物由此产生和构成的基质”说，尽管形式上存在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或机械唯物主义以及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分，而根本观点都是：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是不依赖于精神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

目今流行着的唯物主义主流观点尤其主要在中国大陆占据主流地位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主要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哲学思想，并经由列宁及俄国其他哲学研究者加以系统化（以下统称苏俄唯物主义）。苏俄唯物主义最杰出的创建是：由列宁对物质概念给出了人类哲学历史上称得上最明确的概括；而最致命的缺陷则是将世界的组成过度抽象到近乎简陋的地步，并且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哲学思想的严重偏离——并且这一偏离甚至直接导致了中国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以下简称中国唯物主义）的囫囵吞枣式的照搬继承。其偏离点主要表现为：

恩格斯基于某种原因（注意其叙述上的改动，这种改动应当不是偶然的或疏忽的），在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后5，在具体划分哲学阵营时说“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而苏俄唯物主义则在断言“我们所接触的一切现象，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物质现象，即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现象（如外部世界的事物和过程）；一类是精神的、观念的现象，即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的现象（如我们的感觉、思想等等）”后，认为“凡是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哲学家，就是唯物主义者”。

不难看出，恩格斯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划分哲学阵营的，而苏俄唯物主义则采取了较为简单化的处理——中国唯物主义的观点与之一脉相承，以下仅以苏俄观点为例进行说明。毕竟“自然界”的本原性远远丰富于“物质”第一性，后文将看出这一偏离的重大差别。

问题的关键是，所有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分为存在与意识或物质与精神的根本性划分是逻辑不完备的，或者简单地说，上述划分存在过于粗略的严重遗漏。具体表现为至少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物理学中的“小孔成像”、海市蜃楼产生的影像，蓝天、白云在水面上的倒影，很显然，这类影像首先不可能属于人类（或类似人类）意识、精神范畴，并且也不应该属于物质范畴，毕竟这些影像只是临时甚至偶然存在的现象。

二是关于空间、时间的归属问题。关于空间，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解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这样（暂且撇开该观点是否存在问题），既然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自身也就不可能属于物质范畴了。然而，空间又显然不可能属于精神范畴。对时间而言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简言之，苏俄唯物论将世界过于简单地划分为“一类是物质现象”和“一类是精神的、观念的现象”，直接违背了既备性因而是缺乏逻辑性的。

三、不可知论的自我删除以及相对主义的自我否定

如前所述，“不可知论”的典型论点是“人心也不能经验到知觉和物象的联系”，如果要接受这一论断，则势必导致接受者对该论断自身也不能“经验”的结论，也即已经直接构成了自身观点不能够备接受的否定结论。换言之，“不可知论”在作出一论断后又演化出了直接否定自我的论断，从而违反了逆否性原则。类似的，极端的相对主义思维也是自我否定的。如所周知，其典型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A、古希腊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B、以及他的学生克拉底鲁提出的人“连一次也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C、其极端表现则是“一切都是相对的”。

对于A类观点，按其思路，如果“河”在“两次”是不同的，同样也应当根本就没有“人”存在“两次”的概念，因此原观点已经自我否定了。因此，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敏锐地感觉到了老师的不完全，而加以再彻底为B。然而，如果按照B类的“连一次也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思路，则又应当根本不存在“同一条河”的概念，这样B类也已自我否定了。而C类观点，如果作为命题成立，则显然其本身就是绝对的。因此，极端相对主义思维是缺乏逻辑性的。

四、传统逻辑学的缺失

如所周之，传统逻辑学，主要是指自亚理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为核心的，以真、假二值为判断（命题）取值的普通逻辑。亚里士多德在初始构造逻辑学理论框架时，没有专列篇幅对判断亦或命题的“真假值”以及“真假”本身进行严格定义性的论述。他在其《范畴篇》中首次提到“真假”时说：

所有的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必然被看作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

这似乎应当看作是，他对判断仅取“真假”二值的逻辑“必然”性的公设前提。

但是，在《解释篇》中，他也分别指出：

因为“菲罗的是”这样的表达，既不能构成一个真实的命题．也不能构成一个虚假的命题。“菲罗的不是”也同样如此。

并非任何句子都是命题，只有那些自身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

关于现在或过去所发生事情的判断，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必然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无论是关于普遍的全称命题，还是关于个别的单称命题，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总要或者真实．或者虚假。但适用于普遍的非全称命题则并不一定是这样。

但关于将来事件的单称命题则有所不同。

这一系列观点应当看作亚里士多德业已注意到对真假概念的使用，并非可以无条件的全盘套用，而是有其自身特定范围的，尽管那样的“范围”未必经受得起严格深入的区别性推敲。比如，“总要或者真实，或者虚假”也例外“并不一定是这样”，以及“只有那些自身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前者隐含了亚里士多德对并非“全盘真假二值”的预留，尽管他以后一直也未再细究；而后者隐含了亚里士多德对其未加严格定义的“真假”与“命题”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含混。因为后者将难以摆脱这样的循环：

第4篇

首先，为效法水的善利万物的特征，老子提出了：“信”、“慈”、“勤”、“俭”、“知”、“行”等重要品德。“信”即是说话要善于信守承诺，说到做到，“轻诺必寡信”，所以老子主张不要轻易许诺别人。人无信不立，如果诚信不足就会丧失别人对你的信任。老子甚至还说：“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第四十九章）信这种品德的树立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首要的是自身要信，以诚相待，别人亦会效法，这种的德行就会逐渐彰显开来；“慈”即是指内心慈爱、慈祥、慈悲。“慈”是老子持守奉行的第一大法宝，尤其对统治者或将帅而言，用“慈爱”之心作战，则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用“慈爱”之心防守，则会不断巩固、坚韧不拔。老子甚至说：“天将救之，以慈卫之。”（第六十七章）可见“慈”是道赋予天地万物的本性之一，所以老子说天要救助谁，就用慈爱来卫护他；“勤”和“俭”往往是联系在一起述说的，勤劳和节俭已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现代人也同样能够理解，此处便不再赘述。老子认为这两个品德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第五十九章）；“知”与“行”也同样是被连用在一起的，中国古人也一向倡导人应该“知行合一”努力进取，方能造福百姓。“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第十六章）“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第七十一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第三十三章）这些都是老子关于“知”和“行”的名言，从而告诉人们要善于获取知识，运用知识的重要性。

其次，为效法水的柔弱不争的特性，老子提出了“谦”的概念。“谦”来源于《易经》，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一卦，从卦象上来看，上面是土下面是山，代表着高超与低调的完美结合，即是说一个人虽然有很大的能力却从不显露出来，这样难得的高贵的品德就是“谦”。换句话说就是“不敢为天下先”（第六十七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这里老子详细谈到了“谦”这种美德的具体体现：有道的人坚守这一原则作为天下事理的范式,不自鸣得意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才能把事物看得如此分明;不自以为是,所以才是非昭彰;不自吹自擂,所以才有功劳;不妄自尊大,所以才能做众人的首领。正因为他不跟人争,所以天下没有谁能和他争。再次，为效法水的博大包容的特点，老子又同时提出了“朴”、“厚”等伦理范畴。“朴”即质朴、纯朴，其本意是没有经过雕琢的楠木，在老子这里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所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十九章）就是讲“朴”的对立面就是人的私欲，私欲过重就会行失其常，忘掉本真的自我。老子主张“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第三十七章）即用道的质朴来镇住、安定贪欲。不起贪欲而趋于宁静，天下便自然复归于安定。能够保持自身的“朴”就会带来深“厚”的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具有这样深厚美德的人就如同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一切美德具足，“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第三十八章）

通过以上列举，不难看出老子的伦理思想就是以“上善若水”为核心，要求人们通过“信”、“慈”、“勤”、“俭”、“知”、“行”、“谦”、“朴”、“厚”等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来效法水的“上善”之举，而具有这些品德的人可谓是“得道之人”即老子所谓的“圣人”了，而圣人所追寻的理想品格就是和谐美妙的“和光同尘”之境。与万物合而为一得“和光同尘”正代表着天道，是最深的德：“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五十一章）这段话的意思是：第一，道与德之所以尊贵是由于道对世界发挥了创作的作用，德则尽其蓄养的功能。第二，老子遵道的同时，又提出了贵德的思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种尊重每个生命个体的独立性就是“玄德”。第三，这与老子明确提出的自然无为思想相呼应，更加彰显了道家的人文精神。

二、老子伦理思想的践行方法：“涤除玄览”

而如何才能修身养性达至圣人的“和光同尘”之境呢，首先老子所说的“圣人”和儒家传统的“圣人”含义不大相同，在某种意义上说，老子的“圣人”是指“悟道者”。中国历史上所评价的“十圣”大多都是各行各业的道德楷模，如孔子为文圣人，关羽为武圣人，杜甫为诗圣，王羲之为书圣，张仲景为医圣，杜康为酒圣，陆羽为茶圣等等。但是这些圣人以老子的观点来看有的是被神化的，令人遥不可及，总有些欠缺。“圣人”一词贯穿于《老子》一书，出现有30次之多。圣人之所以被称为“圣”，是因为他们“惟道是从”，从而体现了道之德，德就是道赋予万物的自然本性和天然禀赋。圣人无私无欲，纯任自然，率性而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其次，要达到“圣人”的修身之境，需要不断除私去欲进行修炼，才能“复归于朴”达到本真的状态。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八章）具体的修炼方法就是“涤除玄览”，这种方法就是让人静下心来，反躬自省，清洗杂念，摒除妄想。让人的心灵返回到清虚明镜的状态，这样就能够避免观物不正，行为失常。

“涤除玄览”的修养方法具体来讲，“涤除”的是私信杂念的欲望和外界纷纭的干扰，“玄览”的是道赋予人自如的本心本性，老子这种方法后来逐步演化为中国佛教的禅定功夫。老子是以其独特的直觉思维方式提出了“涤除玄览”的修养方法，这种修养方法也是一种体道、悟道的过程，所谓“致虚极,守静笃”,即是说人要少私寡欲,去知去欲即去掉一切违反自然的看法和欲望,使心灵空虚,入静养气，天人合一，这便是驭气导引之术的养生理论来源。对此,《道德经》有一段经典性的论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第十章)大意是,精神和形体合一，能不分离吗？结聚精气以致柔顺，保全天真的本性能像婴儿的状态一样纯朴吗？洗清杂念而深入观照，能没有瑕疵，一尘不染吗？爱民治国，能自然无为吗？感官和外界接触，能守静吗？通晓四方，明察秋毫，能不用心机吗？明白了这些道理,就像天地一样,能任万物之性而化生,因万物之性而长养。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兴作万物而不自恃己能,长养万物而不视己为主宰。这就是深刻广远至高无上的“德”。

第5篇

近代以来，亦即资本时代以来，无论是在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还是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最初的含义也是政治经济学，意即与城邦、共同体、国家相关的经济活动。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问世之后发表了《国富论》，开始了经济学的独立行程，也就是说，经济具有自己独立的运动规律。李嘉图理论的意义就是发现了一切经济运动都是围绕着“价值”这一共性展开的，对于价值规律的思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逐渐形成。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化为两支，一支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从一般价值走向剩余价值，直指社会生活的本质；另一支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启了经济学的非阶级分析，即纯粹数量化的经济学分析，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可以看作这一学派的代表作，熊彼特曾赞誉此书为经济学作为严密科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凯恩斯、琼•罗宾逊、斯拉伐、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卢卡斯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越来越数量化、公式化、模型化，无论是强调国家干预还是主张进一步自由化，其基本的依据都是对经济过程的量化分析，也就是说，摒弃一切非经济价值的判断。以社会价值中立的立场研究经济现象各变量之间动态平衡及其变化规律，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追求。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走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过去我们主要是从价值判断或阶级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批判，认为这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从知性科学、实证科学和形而上学角度去思考，我们却发现这是一门知性科学成熟的标志，即从“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前提出发，排除一切非经济因素干扰，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探索经济过程的规律性。现代经济学包括从微观层面定量分析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操作过程及其经济后果的性质和规律；从宏观层面定量分析各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或衰退的性质和原因，定量分析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要素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性质和规律，定量分析货币体系平衡和失衡的原因和规律；从超宏观层面定量分析国际资本市场、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各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上的变动和规律。

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数量经济学的转化，说明了两点，一是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而把经济看作“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纯粹的数量演绎；二是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走向成熟。正像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能成功地应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也就是说，在假想的前提下，在排除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学已在相当的程度上用数量和模型的方式把握住了经济过程的规律，但这种把握是知性的、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而非现实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一切推论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人是具体的，除了经济属性，他还有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血缘的、民族的等属性。当一种学说专注于人的一种属性，而舍弃人的其他属性，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同样，人类社会也并不等同于经济社会，除了进行物质生产，人类社会还必须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当一种学说把人当作经济人，把社会当作经济社会，而专注于人类某一种活动时，其思维的本质和内涵都是抽象的、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狭隘的。它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人的全面的存在和全面的需求，它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它探寻的目的仅仅是要说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规律，因而一切非经济因素在它看来都是要排除的偶然因素，也就是说，工人的苦难和人类的幸福不在它的思考范围之内。哲学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总体性思考，因而当经济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的时候，经济自然进入哲学的视野，但是这种研究不是经济学的路径，而是哲学的路径，它思考的重心不是经济内部的经济规律，而是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如果说“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于经济行为的思维着的考察。在哲学看来，经济不是抽象独立的东西，而是人类千千万万种行为之一种，它无不生发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存在价值都必须以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来衡量。在哲学看来，经济也不是孤立独行的，而是与政治、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孤立的经济行为是不存在的。在哲学看来，经济还只是在普遍联系中发展变化的，尤其是在与政治、社会、文化的错综复杂关系中，经济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因而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本质上都不是非历史的，永恒的经济现象和范畴是不存在的，无论商品、货币、资本范畴都不是永恒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这点讲，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本身是抽象的、孤立的、非历史的。它不是在真实的历史中研究经济，而是在假想的前提下研究经济。

不难发现，经济哲学是把经济放到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大视野中思考的，而经济学是把经济从大社会、大历史中抽象出来，经济哲学思考的正是经济学所忽视的，因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二者具有互补性，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与哲学家长期喜欢对话的根本原因。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一种经济问题的发生，其根源可能在政治、社会、经济之外，这时如果一味以经济的方法和理念去解决，结果就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对经济的研究也必须有哲学的眼光。经济学如果排斥哲学，其结果不仅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越来越孤立和片面，而且有可能将经济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上升为社会的根本原则，而使自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工具。因为排斥哲学的经济学只把人看作经济人，把社会看作经济社会，因而背叛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的基本哲学立场。任何理论都是有哲学立场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提纲》第十条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排斥哲学的经济学立场，本质上就是市民社会立场，因而也就是资本的立场，因为市民社会的本意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社会。在旧唯物主义看来，人就是经济人，社会就是经济社会，因此弱肉强食是社会的基本原则，财富急剧地向资本集中，以及一切人间悲苦都是合规律现象，不需要反思、不需要反抗、不需要改造，这种立场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立场，它关心的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所有人的幸福。现代经济学标榜“价值中立”，而客观上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并不关心人民、关心社会。但是如果哲学排斥经济学，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以现代经济为基础和内核的，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比作两个同心圆，那么现代社会是大圆，而现代经济是小圆，以小圆取代大圆，是知性形而上学的资本立场，然而无视小圆的存在和规律，则是反科学的经济虚无主义立场，真正的哲学是以对经济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因而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里所指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计算的领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经济领域。正是这种可计算性，使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科学。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经济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离开了经济领域，就没有真正的哲学思维。正是由于经济学与哲学的这种互补性，才使人类对经济的认识更加完整和全面。

二、资本与经济哲学

经济哲学是对经济过程思维着的考察，在所有的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资本的全面认识，以便弄清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弄清资本、国家与人民的本质联系。在经济学看来，资本只是物，只是一种生产要素，但在经济哲学看来，资本不是物，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奠定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因而市场经济的真正起点不是商品，也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本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动力，因而一切经济学，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本质上都是对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过程的思考，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思考。经济哲学本质上也是对这一问题和这一过程的思考。如果说经济学侧重于物质过程，那么经济哲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侧重于从宏观上分析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经济思想家不是没有哲学，而是认为经济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亚当•斯密就是在研究了人的社会本性，即《道德情操论》之后，专门发表《国富论》的，以证明经济领域存在“看不见的手”，提出“理性经济人”的假说。以后的所有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说基础之上的，无论各种理论之间存在多大分歧，但基本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这就说明，经济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资本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发展的，这个逻辑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追求剩余价值的逻辑，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说就是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主体是资本，工人是被排挤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是从属于资本并受资本剥削的，因而市场经济表现为资本间的竞争，表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是资本的本性，导致了市场经济的规律性。从理论和现实性上讲，资本的本性是狭隘的，但是为什么狭隘的本性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虽然每一个资本家的目的都是狭隘的，但是他只有通过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通过市场并生产社会需要的东西才能获得利润，由此展开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谁越能发现社会的需要，谁越能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越能高效率地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正是这种狭隘目的所导致的竞争，使社会的需要不断被发现、被满足、被高效地满足。现代社会正是由此发展起来的。资本不仅推动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着科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剥削的秘密是：“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机构。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其次，人口的增长，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正因为资本家看到了无偿占有科学力量和劳动的社会力的可能性，发现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因此有史以来，只有资本家最重视科学，重视管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并利用它们为资本的增值服务，从而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因此，从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讲，资本是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使人摆脱政治的、地域的、宗教的人身束缚；通过交换而不是强制的方式，把一切人力、物力组合进社会化机器大生产；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式积累相对剩余价值，发展交通、通讯、信贷，激励教育、科学为生产过程服务；通过竞争，瓦解着一切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激发起一切人的致富欲望，并把市场交换推向全世界。自资本诞生以来，资本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搞市场经济不能离开资本，不仅不能离开，而且要承认资本、发展资本。但是资本的发展“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那一部分人口的利益相矛盾的”，是以雇佣工人的普遍贫困和普遍异化为前提的。

资本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资本的发展有四个界限：“（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00页）因此，只要有资本存在，社会必然潜伏着矛盾和冲突。经济学只思考经济过程的必然性，经济增值的趋势和规律，而经济哲学则必须思考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思考经济过程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反过来对经济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哲学眼光看，资本只是一种与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有限的生产方式，按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的逻辑，资本运动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而必然不能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能解决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问题，也不能解决由资本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也就是说，资本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本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社会生活需要更高的生活原则。由此，我们必须把整个社会生活区分为两个领域：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非经济领域也就是民生领域或社会和谐领域，这两个领域通行的原则是不同的。经济领域，通行的是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而在社会领域，通行的是人本原则或社会原则。离开了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经济就发展不起来，而离开了社会原则或人本原则，社会就要衰弱。资本的领域在经济，如果认为资本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那么这在历史上就被称为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什么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以资为本的，是资本主义；以人为本的，则是社会主义。资本的本性必然是想占领整个世界，使资本原则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其结果必然是伤害人类和社会，因此必须站在人民和社会的立场上，思考资本的历史必然性。资本的界域和有限性，就成为经济哲学在当前的最主要任务。对这个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实际上是资本、国家与人民（或社会）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唯有组成国家，才可能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成真正的人民的国家就成为追求幸福生活的所有个人的必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活的双重性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人的这种生活的双重性，其根源就在于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生活原则的双重性。因此，作为市民社会的一员，人必须要干活，要挣钱，要遵循市民社会原则，但作为政治社会的一员，作为公民，人必须要过政治共同体生活，热爱社会，关心社会，并把公众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由此提出了一个更深的理论问题，即资本、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现实社会中，人并不等同于经济人，社会也并不等同于市民社会，那么在经济生活之外，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一般人们是通过组织政治国家来解决这一问题的。

第6篇

关键词:博弈论;语义学;逻辑哲学

贾可·辛提卡是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他将博弈论与语义学直接结合起来，创建了博弈论语义学。辛提卡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处理命题，就是要确定命题的值，即命题的真或假。同经典逻辑一致，辛提卡预设了命题是二值的。辛提卡首先给出一个定义域D，任何名称都可以在这个集合中找到所指。博弈论语义学的核心是将量词短语看成专名，将句子看成语句函项，然后在给定的定义域D中选择相应的个体将句子中的量词短语替换，从而达到消除量词，找到原子句的目的。在方法上，辛提卡选择了博弈论，他将人们对句子的理解过程比喻为一个两人博弈，两个参与人分别为“我”和“自然”，每个回合必定要分出胜负，不容平局，那么对于一个句子S，根据规则，博弈双方轮流将S约化为S’、S’’，等等，直至最后使得约化的句子不再包含变量和连接词，即原子句，此时双方就可一决输赢。如果这个原子句为真，则我取胜，自然失败;如果这个原子句为假，则自然取胜，我失败。运用博弈论语义学，我们能够从大量的语言信息中得到最基本、最简化的语句，从而能够轻松地判定这些语言信息的真假。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是理解定义域D、原子句、博弈等概念。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可以说是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综合:“语言博弈”概念源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语言游戏说，而它的理论核心则是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图象论。

一“图象论”与命题真值

维特根斯坦是学界倍受关注的大师，其前后期思想的迥异恰当地诠释了他的哲学主题:“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论语义学所强调的也是动态的理解命题，这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本质上殊途同归。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图象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的目的都在于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和界限来理解思想的结构和界限。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基点，就是回到逻辑的出发点，即考虑命题的性质。这样，真的界限就构成了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所考虑的就是关于事实的话语。“人给自己造出事实的图象”②。维特根斯坦指出:命题是实在的图象，“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③。“图象是一种事实”④。“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⑤。“图象的真假在于其意义与实在的符合与否”⑥。维特根斯坦认为，图象与它所图示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关系“由图象元素与物项的配合而成”⑦，这种关系本身也是一种图象;二是“凡图象，不论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实在———对或错———所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即是逻辑型式，亦即实在的型式。”⑧所以，“每个图象亦是一逻辑图象”⑨。“对象是简单的”⑩。“对象构成世界的本体。因此不能是复合的。”

一切复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这就是绝对简单的对象，那么，这种绝对简单的对象是什么?很显然，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罗素和弗雷格的影响。罗素对客体进行了区分，一类是亲知的客体，一类是描述的客体，通过“亲知还原”，描述的客体可以转化为亲知的客体，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客体进行了扩展，认为属性和关系也是一种客体。语言中的一个名称来表示一个简单的客体，通过这些客体的结合方式，指称客体的名称可以相互组合成句子。对于简单的客体，我们无法定义它们是什么，我们仅仅能够指示它们，这样，我们也就无法言说这些客体是存在的，因为定义一个客体就是意谓着被定义项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绝对简单的对象实质上是罗素亲知客体的变体，是经验的客体。图象论的主旨是说明图象如何具有命题的内容，图象可以看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也可以看成图象，这对于解释最简单句子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处理复杂的句子呢?

维特根斯坦最开始的设想是用合取和析取处理一切复杂句子，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伦前束式处理量词句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来采取了另一个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图象法，“凡对于复合体的陈述，都可解析成对于其成分的陈述，解析成一些把复合体完全摹状了的命题。”即一个复杂的表达式的真值取决于组成它的表达式的真值，即命题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涵项，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语言的运作方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源于罗素和弗雷格的启发，罗素和弗雷格两人都认为命题才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主张将命题形式化，即用数学中的函数表示命题。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思想的运用是水到渠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题是命题的真值函目”。换句话说，“一切命题都是对原初命题做真值运算的结果”。“命题就是从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自然也从其确是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一切命题都是原初命题的总括。”

命题与世界的图象论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图象的元素与事物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二是图象与事实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由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图象是一事实”，“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

正是因为命题具有相同的结构，才使得我们可以将其形式化，并且可以进行变项替换。那么，图象如何与世界相联系?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这种关系由名称—客体的关系来决定，但是名称如何与客体相联系?与其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是对前期哲学的反叛，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深入，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名称与客体的关系被受一定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所确定。在完成这个思想转变之后，维特根斯坦不需要图象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语言这种被规则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是将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题分析，他的研究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命题的构成和命题的真假，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命题的真假。第二个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前期哲学为解决辛提卡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题是由概念构成的，而博弈语义学中的概念则直接对应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存在是与事实相对应的存在，是以现实世界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维特根斯坦的客体。在辛提卡看来，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语言交流所涉及的客体多是描述的客体，这些描述的客体有些能转换为亲知客体，有些不能，如“结构为H3O的水”，但是人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又会涉及这些概念，自然在定义域D中也就应该包含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体是对维特根斯坦客体的扩展。辛提卡的客体分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两类，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显的是，辛提卡的存在概念不是语义学层面上的，而是语用学层面上的语义，这在博弈论语义学的操作性中得以体现。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定义域D中的个体必须能与可能世界中的对象一一对应，脱离了这种对应关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说何物，更不用说判定言说语句的真假。正如DanaScott所指出的那样，语义确定一个实现不是必需的，它应该为证实一个实现是正确的提供标准。

在确定了命题的构成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命题真假的标准是什么。辛提卡认为，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的真假值。博弈论语义学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体用概念的名称代入量词所约束的变元，即参与人“我”在定义域D中找到相关的个体以证实语句，而参与人“自然”则企图找到范例来证伪语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关的个体呢?或者说，怎样才知道代入个体后的语句为真?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扩展了维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命题的构成问题，相应的，辛提卡的命题范围较之维特根斯坦就宽泛的很多。辛提卡将博弈论语义学称为“寻找并找到的”逻辑，寻找并找到了什么?就是找到一个适当个体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来的图象与现实世界相符合。这不仅直观，而且符合人们的日常交流。可见，在确定命题真假的标准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图象论的符合标准。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博弈语义学不排斥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在原子句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要确定命题的真值，只要将命题与图象做个比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话说就是，“名称-客体关系曾经被建立，仅仅需要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将原子句和现实相比较。”

辛提卡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和逻辑语义学之间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围相似性之一，就是在两个理论中，语言的基本元素和现实的特定方面之间的代表关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进一步的分析。”罗素指出，事实是意指那种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事物。而一个命题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两种方式，即以人们所谓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对应于一个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原子事实，与原子事实相对应的是原子命题，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原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与原子事实相符合。在原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联结词就构成了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在分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量词可以构成更高一级的概括命题。其真假最终也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假。维特根斯坦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任何复杂命题经过分析都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原子命题。辛提卡由此得出结论:“一个指示性句子的表达在通常的本质上不是这些语言博弈的一个回合，在这些语言博弈中，给出了几个构成成分的词语，并且因此给出了整个句子的内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我们根据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确定定义域D，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可以处理命题，并且将命题的具体处理方法转化为真值函项的求解，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真值函项求解，并且这个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论。

二“语言游戏说”与语义博弈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的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游戏当成是运用语言的比喻，即强调语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才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试图通过孤立的逻辑分析来揭示语词的意义，结果只能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这种处理方法，实质上是从具体的语境动态地观察语词的用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问“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而应该说“什么是意义的解释”。弄清一个语词代表什么之前，必须首先掌握包括这个语词在内的那种语言游戏，一个词语的意义也就是它在语言游戏中的实际用法。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及其意义问题的思考，得益于一场足球比赛的启发，同时，相较于足球比赛，语言游戏也存在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灵魂，也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必要条件。维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讨论规范和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

“遵循规则类似于服从命令。人们是被训练这样做的;人们是以特定的方式对命令做出反应的。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可见，规则和遵循规则是人们在实践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这种语言游戏所遵循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是否就是逻辑必然性?“维特根斯坦最终在他的认识论斗争中失败了”。

其实只要留意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逻辑常量’不代表任何东西。事实的逻辑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所代表。”“没有‘逻辑的对象’、‘逻辑常量’(照弗雷格与罗素的意义)，于此便显然可见。”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承认逻辑常项的存在，但是认为客体具有逻辑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客体能够聚拢。

辛提卡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受到博弈论的影响。“游戏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冯·诺意曼(vonNeumann)和约翰·纳什(JohnNash)那些数学家构建一个详细的游戏的一般理论的结构，那个理论旨在帮助科学家与哲学家理解有趣的问题的范围。它们甚至包括了真理与意义的问题(以及其他的语言—世界关系)以供讨论，维特根斯坦从中提出了他的语言游戏观念。”

与维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确立了命题和世界的图示关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处于这些描述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来，单纯的图像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了，图像论的任务是描述关系，那么对关系的关系的刻画，则需要另一个理论。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为解释语言与现实结合所需要的思想，维特根斯坦经常包含更多的语言博弈思想。“为了理解(一个给定的一阶逻辑语句)F，我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记忆空间，事实上，我们对一阶语句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语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较之上，而不是(潜在的)F的图像本质。”“有时语言博弈能够明显的被发现用于提供词语和它所刻画之间的关联”。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许我们用图像论处理语句理解的时候已经不足道了，但更为恰当。辛提卡认为自己受到“维特根斯坦有关思想的启发，强调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亦即寻求和发现语言游戏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维特根斯坦走得远得多，因为后者的思想是轮廓性的且不系统。”“在我没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我怎么可能在实践中采取一个策略?”

这里有几种选择。也许有人会像在非确定性证据系统内所做的那样提出某种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议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递归中。这种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中实际可游戏性的思考。辛提卡坚持认为语言目标导向语言本质，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处于维特根斯坦形式化时期的游戏概念的意义。当时，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来指称目标导向的活动，诸如证实或者证伪的活动。辛提卡延用了这一思想，他说: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构成一个词的自然环境并使该语词从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

第7篇

1.从伊壁鸠鲁的愤怒到普罗米修斯的誓言——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宗教批判背景分析

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源 

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  

4.对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类引用及其注释的讨论 

5.伊壁鸠鲁哲学的现实指向与马克思自由观的奠基——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6.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7.哲学“软着陆”的初体验: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革命逻辑与创新精神 

8.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博士论文”成果综述 

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问题

10.“自我意识”的意义论内蕴: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视野 

1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独特理论贡献——对黑格尔的超越及自我意识哲学的新突破 

1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正义思想探析

13.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14.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马克思博士论文述评

15.自我意识旗帜背后的辩证法光辉——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6.原子与自由——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学解读

17.从“自由的反面”到“自由这个对立面”——从马克思博士论文两个版本的翻译差异看对偏斜概念的理解差异

18.市民社会: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本体论诠释

1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文本解读方法论探析 

2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伦理向度——兼论其与近代契约论的关联

2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立场论析 

22.主体性“自我意识”逻辑的初步建构——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想导读

2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析  

24.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

2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的政治诉求

26.论“自我意识”的政治学况味——马克思《博士论文》续探

2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政治哲学思想探析 

28.自我意识:从封闭走向开放——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思维方式的批判 

29.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博士论文理论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析 

30.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及其与鲍威尔的潜在差异——兼与罗燕明同志商榷

31.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本体论思想初探

32.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三重向度——兼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差异

33.读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得 

34.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人的解放维度 

3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启蒙意识初探

3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实践哲学理念 

37.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38.马克思博士论文写作背景研究  

39.谈当前学科博士培养的几个问题  

4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伊壁鸠鲁哲学

41.马克思博士论文之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旨趣 

42.浅论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 

43.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4.自由的追寻与自我意识哲学的局限——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展开逻辑与思想史定位

45.自由的张力——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理论诉求

4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时间性视域 

47.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8.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探微 

49.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中的主体性维度——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考

50.是地道的唯心主义哲学还是唯物史观的秘密诞生地——马克思《博士论文》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51.自我意识哲学的界限与哲学的出路——简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因及体系原则

52.马克思对哲学信念与共同体的反思——对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53.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  

54.从理想性到现实性——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向度 

5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56.自我意识自由向现实自由的转变——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的解读 

57.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伦理思想

5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原子论批判思想 

5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人学思想解读

6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现实实践性探析

61.青年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 

62.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逻辑演进——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63.普罗米修斯意象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实践吁求

64.被异化的“自我意识”与被照亮的思想未来——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思想解读

65.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旨趣 

66.隐蔽的谢林批判——马克思《博士论文》旨趣新探 

6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68.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变奏——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6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自我意识哲学观探析 

70.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萌芽与发展——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

71.对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意义和价值的再思考——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7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运动学说

73.原子世界的哲学原则和结构——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74.青年马克思政治思想分析——以博士论文和《莱茵报》论文为例 

75.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窥新闻契约思想 

7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探析  

77.走出浪漫主义的端倪:重新解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78.哲学的出路——读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笔记 

79.马克思对自由概念的本体论证明——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一得 

80.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及其关系问题──马克思博士论文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比较

81.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论偶然性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与作用

8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微

83.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黑格尔哲学立场论析 

84.哲学作为一种救赎方式——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解读

8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观探析 

86.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意蕴探析

8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新唯物主义”萌芽

88.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与超越——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89.“Idealismus不是幻想,而是真理”——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9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初探

91.青年马克思的物质观——以“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92.作为实践的哲学与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哲学思想研究 

93.学生时代马克思人学思想溯源——对《中学作文》和《博士论文》的探究

94.马克思《博士论文》关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论述

95.主体性、客体性与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96.试论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创造性转化——以马克思《博士论文》为例 

97.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构境论历史思维研究  

98.感性是时间的家——从马克思《博士论文》谈起 

9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契约思想研究 

10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哲学本质的思想  

101.马克思人权思想的起点——《博士论文》所蕴含的人权思想研究

102.《博士论文》:马克思空间思考的重要起点

103.从感性遮蔽理性到理性解构感性——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启迪

104.基本原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定量分析

105.为新时代觅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博士论文》探微

106.马克思《博士论文》原子概念的辩证法解读 

107.《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的实践观

10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历史主体理论的创造性研究

109.理论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实证分析

110.自我意识哲学探源——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1.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法思想初探 

112.马克思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眼中的市民与市民社会——从《博士论文》至《莱茵报》时期

113.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看他的异化观 

114.青年马克思的人学思考之变迁——从《博士论文》到《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解读

115.马克思的自由宣言──《博士论文》解读

116.一部充满辩证法理论光辉的杰作——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7.哲学在与现实相互作用中深化发展——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8.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9.具体的自我意识与定在的自由——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

120.文艺学:经典、当代与中国化——兼评何志钧博士等著《文艺学:从经典到当代》

121.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反思——鉴传今博士访谈录 

122.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逻辑进程——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123.卡尔·马克思:自由之子——大卫·利奥波德博士访谈(之一) 

124.自由何以可能——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125.如何定位赫森科学史的方向——兼与唐文佩博士商榷

126.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自由的诉求 

127.人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从博士论文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28.《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第8篇

目前在各种学位论文答辩或评语中说“行文流畅，逻辑严谨”，已经成为套话了。但实际上，真称得上“严谨”的并不是太多。譬如现象或数据堆砌、重点和层次不清、概念随意更换、自相矛盾、强词夺理、以点代面、把别人的观点先乱推一阵再加批判、小数据大结论等等，反倒是泛滥成灾。有些论文，“前言”占一大半，从网上东拉西扯一大篇，“结果”反而只有一两页，“结论”却又大得吓人。“在国内首次发现”等等流行说法更是从表述上就体现了逻辑的不通。．如果说“在国内首次发现印第安人”还说得通，但说到数理化生等的现象与规律，既然是“发现”，就应当是该知识领域的“首次”；既然是首次，又何有国内外省内外之分?

逻辑的不被重视是学术风气浮躁的表征之一，反过来也加重了这种浮躁风气。

在一定意义上说，逻辑是关于知识的知识，是如何把片段的知识组织起来和如何从已有知识推出新知识的思想工具。当然还有一条途径是“直觉”。但“直觉”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在“直觉”的产生里通常有潜在的逻辑存在。所以我觉得和知识打交道的人必须要学一点逻辑，并且早一点学。

民间有句俗话说：“宁和明白人吵顿架，不和糊涂人说句话”。是否掌握起码的逻辑，就是明白与糊涂的分界。和明白人吵顿架，不论结果如何，至少使你向事情的实质靠近了一步，而和糊涂人谈半天，那才真正叫做getting nowhere，还白惹一肚子气。

逻辑的用处当然不仅在写论文的时候。从你选定一个科学问题，如何设计实验去回答它或逼近它；如何组织你的实验，使之尽量简洁而具有决定性；如何逐步排除不确定的因素；如何从现象或实验结果得到充分而不夸大的结论；如何评价和分析现有结论的局限性和漏洞，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和弥补……总之，从选题到实验设计，到结果分析到讨论，全部科学研究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每一步都依赖于逻辑的思维运动过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搞科研来说，逻辑这个“器”，比任何仪器或技术都更加重要和更加“一本万利”。

掌握逻辑能使知识更加严密，使已有的知识发挥最大的功效，并易于沟通。所以逻辑既是追求真理，又是弘扬真理的工具。对于当老师的和准备当老师的人，当然就更加必要。

掌握逻辑工具，并不是必须要上多少逻辑课，读多少逻辑书(当然基本概念还是要学一点)。更多的人是自发地遵从了逻辑。重要的是善于从实践中去学习和总结，要尽量自觉地培养自己思考的方向性，严谨性和有效性。在所谓“知识爆炸”，网络上的信息铺天盖地的今天，更是如此。有了这样的目的，学逻辑才能抓到本质，才能有益。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们说运用逻辑可以“从已有知识推出新知识”，但逻辑并不能真正“创造新知识”，新知识从根本上还是来源于广义的实验与观察；同样的，逻辑并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如果前提(或数据)是错的，那么结论几乎可以保证是错的。第二，逻辑是优化自己思维的工具，过多地热衷于逻辑本身的形式细节和术语是不必要的，而耍弄和卖弄逻辑甚至可以为害。

关于“晚一点谈哲学”。因为哲学是一切知识的抽象与结晶，没有知识的积累和亲自的咀嚼体验，不过是空谈而已。正如十一二岁的孩子谈爱情，即使能说得头头是道，但他们是绝对不会真正理解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发育的基础。理解哲学。也需要有社会实践和知识的“发育”为前提。自己没有处理过大量知识之前讲哲学，往往容易会让自己在抽象的词句中获得似是而非的自我满足，甚至有可能导致削弱或者拒绝对严格证据的追求。

第9篇

题目：语境下自觉消解类人学本质的第一人??论施蒂纳及其重要价值

研究目的及意义：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谭培文《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版》

第10篇

关键词：形合，意合，翻译策略

 

“就英语与汉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形合与意合的差异。论文大全，翻译策略。”(Eugene. A. Nida 1982: 16) “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王力，1954）“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区别。（申小龙，1996）

一、国内外对形合意合的研究

早在1936 年王力发表的《中国文法学初探》就谈到了英汉的形合和意合的现象，这是形合、意合首次的提出；随后他又解释了形合、意合，比如：“你死了，我做和尚。”（《红楼梦》）“在西洋语里是一种变态，在中国语里却是一种常态。咱们不能说‘你死了’是‘如果你死了’的省略，因为在平常的语言里不用连词的时候比用连词的时候更多。”但是在书中王力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式，他只是指出形合和意合复杂的句子之间的条文语义关系的翻译途径。

19 世纪做出卓越贡献的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宏包特，对汉语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没有用意合这个词语，但他研究指出:“任何语言的语法，总是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记和语法规则显示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隐藏着的，是假定不借助标记和语法规则可以设想的”，而“在汉语里，跟隐藏的语法相比，明示的语法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

二、形合意合的哲学文化差异

英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气候相对恶劣的海洋环境中，这使得英美民族有很强的战胜欲和征服欲。因此，他们把宇宙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对立的。论文大全，翻译策略。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传统哲学，主张把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16世纪理性主义在欧洲盛行，它强调科学的实验，注重形式论证，同时主张客体分明，因此西方民族在思维形式上具有重个体、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的鲜明特征。英美民族思维模式的特点表现在语言上，就是重形合、讲形式、求结构上的严谨。一般认为，西方的哲学思维总体而言是分析性的，他们习惯于把考察的对象从其所在系统中分离出来，实质原因在于西方哲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论传统，它着力探究的是名与实、形式与物质之间形而上的区别，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类概念之间形式逻辑的推理。逻辑范畴观使语句中各成分依约定形态按逻辑等级各处其所，进而要求每一成分自身须具有显著外在特征以昭示它与其他成分的位次关系，从而使英语等西方语言呈现出形合的外在特征。

中国地处较为封闭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外部大自然的压力，因此人们习惯于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汉民族的哲学思维总体而言是综合的，它与中国古典哲学上的“天上、物我皆可合而为一”的整体观相伴而生。中国哲学注重整体观，体现的实质在于对事物进行系统评价和综合把握，使汉民族在思维运用上呈现长于整合、善于提纲挈领的综合性特征。论文大全，翻译策略。整体思维有整合作用，使我们轻于对句子成分的细微分析，重于对语句的融会贯通，凭着经验和上下文语境去意会和补充语句的整体内容。因此，中国人重视不同事物间的联系，注重整体，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现代所说的“宏观调控”、“顾全大局”、“构建和谐社会”也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汉民族从总体而言表现出一种重整体、重主体意识的思维模式，体现在词和句法上就是文、质合一，言、象合一，象、意合一，体、用合一。这一思维模式，反映在汉语这门语言中，就表现在汉语在造句、谋篇上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的语言结构特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英语形态突出外显，思维通过形态变化等程式整合才投射为言语形式，过程一般比较复杂，而汉语则在几千年的重意、重神的哲学和美学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言结构素质，采取词语直接对接的组合方式体现为言语形式，直接实现思定于言的特点，意念少受形式的匡驭，呈现出意念主轴的简约性和便捷性。对于这一点，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评论道：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古典汉语具有一种惊人的高雅之美，它抛弃了一切无用的语法关系，只凭语言本身而不必凭借语法形式来充分表达纯粹的思想。他认为汉语的独特长处在于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突出思想内容，将词与词的联系几乎完全建立在思想的序列和概念的相互关系之上。

三、形合意合的美学文化差异

《红楼梦》中对诸多人物体貌、秉性进行描述的语言特征均体现了美学认知层面的问题。

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迎春、探春：第一个肌肤微丰，和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

这些语符组合中所蕴涵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美学因子，本身就蕴涵着“可意会，难言传”的人文诗性意趣。这些朦胧模糊的诗性意趣必然要求译者在解码和重构的过程中对个性加以张扬，从而让译者潜意识地体现自身的审美倾向，发挥个人的才情秉赋和语言表现力。然而，基于科学纯理性主义的西方美学恐难以胜任此体认和品鉴的功能和作用。论文大全，翻译策略。

四、翻译策略

汉语中的大量句式都是多个小句并列组合， 很少或者没有相应的连接词来表明小句之间的时间逻辑关系， 汉语中的这种现象就叫“意合”；而英语中，小句之间的连接词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现象就叫“形合”。针对这种翻译难题，大量使用的翻译技巧是：增译和减译。论文大全，翻译策略。

（1）从形合语到意合语 （增译）

①为了语法上的需要

an elephant 一头大象a pen 一支钢笔

②为了意义上的需要

Long-stemmed models ankled through thelobby.

身材修长的模特袅袅婷婷地从厅中走过。论文大全，翻译策略。 （增补副词）

③为了修辞上的需要

The sky is clear blue nowthe sun has flung diamonds down on the meadows and banks and woods.

此时已是万里蓝天，太阳把颗颗光彩夺目的钻石洒向草原，洒向河岸，洒向树林。（增补形容词和重复动词）

(2) 从意合语到形合语 （减译）

① 从语法角度进行减省

As it is late, let us go tobed! 不早啦，睡吧！ （省略连词as和祈使结构let us）

② 从修饰角度进行减省

有些词语在英语里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汉语中却并非如此，翻译时如保留下来往往使译文显得累赘啰嗦。要使译文表达简洁通畅，有些词语必须省去或精简。例如：

To learn is not easymatter and to apply what one has learned iseven harder.学习不容易，应用更不容易。

五、结论

英汉互译时，无论从综合型的形合语向分析形的意合语转换，还是从分析形的意合语向综合型的形合语转换，根据需要，译文有时可以同时以形合和意合的语言来进行处理：

If you don’t let me go, I’ll miss the train.

你不让我走，我会误了火车。（意合）

如果你不让我走，我就会误火车的。（形合）

参考文献：

[1]Nida, E.A. Translating Meaning[M]. San Dimas,

California: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1982.

第11篇

论文题目：现代语境下自觉消解类人学本质的第一人――论施蒂纳哲学及其重要价值 毕业论文

研究目的及意义：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谭培文《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2篇

迈克尔?达米特于1925年6月出生于伦敦，从大学开始就在牛津大学修习哲学与逻辑学，随后留校任教，直到1979年，他的整个学术生涯都与牛津连在了一起，这是考察达米特学术思想的起点与基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达米特开始发表学术论文与著作，终其一生有在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学以及弗雷格研究方面都有大量论文和专著，其中最重要的是《分析哲学的起源》、《直觉主义的成分》、《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数学的逻辑基础》、《语言的海洋》、《弗雷格哲学的解释》、《弗雷格和其他哲学家》、《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弗雷格：数学哲学》等等。

达米特在早期是从逻辑学入手的，而后转入到语言哲学，在此基础上进入对弗雷格的研究，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达米特的学术生命最终紧紧与弗雷格联系在一起，这一方面当然渊源自其本人所受的学术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切入点是十分相似的，这在第二部分会有专门的探讨。达米特介入意义论之争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他连续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专门探讨关于意义论的概念，研究范畴，研究对象，方法论等问题，这基本上奠定了他在意义论领域内的大致研究框架，并且树立了以弗雷格思想为核心的学术思路。这里有必要大致梳理一下上个世纪的意义论之争。

现当代哲学诸多问题中，“意义”一直是一个难以界定与令人困惑的概念，长久以来，哲学家们围绕着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各有见解，但迄今为止，连“意义”是什么都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当然，这些涉及到根本性的概念本身就难以有确切的定义，这也是争论的意义与价值所在。意义理论牵涉到的命题十分广泛，包括知识、理解、本体论、形而上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逻辑的形态、逻辑定律的选择、真理……等等。

在上世纪后半段，意义理论曾经是哲学界各种讨论汇焦的一个核心领域，是分析哲学、语言学、逻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相交叉的一个研究领域，这就导致了这一理论（到后期它足够成为了一个学科）的众说纷纭和定义混乱。

二十世纪的哲学界大概最早进行意义理论研究的要算刘易斯了，他把意义归结于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旨在为某个符号系统中的语词和句子指派语义内容”，简而言之就是“表达式的意义是什么”，另一方面“旨在解释某人或某群体是如何赋予语言中的符号以其应有的意义”，即“如何根据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的心智状态和语言环境来解释被使用的语言符号的意义”。

此后更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维特根斯坦，他的意义理论构建于语言、思想和世界的逻辑同构关系中，这是《逻辑哲学论》所表达的关于意义的主要观点。当然，这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到了后期，他的意义论则转向语言共同体的建构上，这在他的《哲学研究》中有清晰的表述。

意义论在20世纪还有其他的争论焦点，最为显著的例如发端于美国的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其代表人物是龙菲尔德，他强调客观环境对于语言及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达米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

当然，以上的梳理并不全面，不过也大致可以看到达米特在意义论上所处的时代背景。意义理论是哲学领域里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由此，达米特的意义研究尤其显得重要，因为他不光确立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方向，更是明确了它的中心任务。

二、弗雷格的学术理路

达米特的意义理论明显是受弗雷格的影响，或者说他是有意将弗雷格的理论进行进一步阐发，在或者说，他很有可能是受弗雷格的影响而踏足意义论领域的。弗雷格在学术生命上比达米特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在哲学谱系上与维特根斯坦同时。他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公认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与达米特的类似之处是，他也是从逻辑学入手来奠定自己的哲学基础的，并在后期进入了语言学，这是两人的契合之处也是达米特最终能够传承弗雷格衣钵的主要原因，从而形成从逻辑学与语言分析之路发展当代哲学的特色分析方法与思想体系。

弗雷格在哲学和逻辑学领域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理论，这其中有许多是达米特思想，他的意义论的渊薮，至少不乏启发意义。弗雷格首先区分了逻辑和心理，客观和主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真理、概念、关系等等。其次，弗雷格探讨了语词与语境的关系。另外，弗雷格还特别情调概念和对象的区分，以及含义与指称的区分。这些主要的命题和观点，在达米特的意义理论中多有解释和阐发。

弗雷格关于意义论的探讨较为集中的是指称论，而指称论的核心则是“真”和“真值”的讨论，他的逻辑起点是句子，认为句子是意义最为基础的单位，而句子的指称就是真值。在此基础上，弗雷格将思想分为“真”和“假”，而在思维和思想中间有一个跳跃。如果非要进行一个概括的话，弗雷格的意义论或者指称论可以说是从语言到世界的一种模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弗雷格那里不难看出维特根斯坦的影子，在意义论上来说就是弗雷格对后者在意义和理解上的论述做了相当的阐释与发挥，并用以作为自身的描述对象。当然，弗雷格的理论发表后也受到过全面的批判，代表人物是蒯因，他的思想基础是认为弗雷格混淆了指称论与意义论。不可置疑的是，弗雷格被公认为现代逻辑与分析哲学以及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他的理论对于逻辑学的发展，对于当代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有极大的助力。

三、达米特及他的“后弗雷格”时代

达米特对于弗雷格的研究大概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在1973年他发表了相关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弗雷格的语言哲学》，从语言学的视角进入意义理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对弗雷格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分别在1981年（《弗雷格哲学的解释》）、1991年（《弗雷格和其他哲学家》）、1991年（《弗雷格的数学哲学》）相继发表了弗雷格研究的系列专著，从此达米特与弗雷格的名字便紧紧联系起来，并使他成为了20世纪反实在论和数学哲学中直觉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当然，这期间他也没有中断对逻辑学与分析哲学的研究，在1988年发表了《分析哲学的起源》，1991年发表了《数学的逻辑基础》，不过从这些研究明显已经烙上了意义理论与弗雷格的影子，成为了达米特哲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甚至在学界将达米特的哲学理念称为“后弗雷格哲学”。

达米特对于意义理论的表述最早见于他对弗雷格思想的研究和辩驳中，以他在70年表的两篇论文《什么是意义论》中有最为集中的阐释，其中有很多独特的见解和创新的思想，最为典型的表达是他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这是他意义理论的基础。当然，在他构建于完善理论的过程中向来不隐晦对于弗雷格的认同。

达米特把意义理论作为其哲学的基础，作为现代哲学的基础，或者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这就决定了这一思想体系要涉及到许多难有定论的命题，这是其构建意义论的关键，也是日后批判的指向与讨论的焦点。首先是其意义论所采取的形式，他明显受到了系统论与分子论的影响，并把它们作为逻辑推理与理论构建的工具。另外，在达氏意义论体系中的一个难点是所谓的“隐含知识”，这必然要涉及到显形性的争论。最后，在传统哲学中关于实在论的争论在意义论的讨论中又重新复苏了。达米特反实在论意义理论在提出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也在这些争议中不断修正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些争论的焦点也大多集中于此。

我们来看达米特构建意义理论的方式，概括俩说，他首先探讨了意义、知识、理解这组概念之间的关系，阐发了隐含知识及其显示性等问题。这是弗雷格真理、概念的另一种变体，在逻辑上则更为完善了。达米特接通过语言与实践、涵义与语力几组概念的分析来阐发他的反实在主义的意义论，从而对弗雷格语境的概念做了更为清晰与理性的诠释。

第13篇

论文写毕，感慨良多。三年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回首过往，2007年9月踏入哲学院伦理学殿堂，一个书生的书海独行，品老师们思想的盛宴，曾经是那样的快乐。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着一个伦理学梦，真正想学一点伦理学，不过，感觉自己的心是浮躁的。伦理学，这是一门智慧的学科，三年研究生时光，自己或许还是滞留在“水面”，并没有沉入“水底”，但想来还是欣慰，学习过程中，我也向业师杨清荣教授聊过这个问题，杨老师告诉我，要想真正学进去，学深入，必须静下心来研读，必须有一种坐得住冷板凳的精神，必须有一种耐得住寂寞的心境。按照杨老师的说法，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我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

这篇论文从选题到最终成文，得到了业师杨清荣教授的精心指导。从选题来说，还是得到了杨老师的肯定的，因为在此之前，哲学院伦理学专业的师兄师姐们未曾涉足这个论题。但杨老师告诉我，研讨王阳明致良知的伦理思想，相关的文章很多，要想写出新意就有难度，如果没有写出新意，文章就会变得平实。我还是写了这个论题，是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人参考这本身也就是一种价值吧。说到业师杨清荣教授，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课堂上的讲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严谨并具有逻辑，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他修改到文章的字词与标点符号，他的严谨与逻辑体现得淋漓尽致。杨老师主要讲授伦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立身严谨，立教严谨，有儒者之风。学生们可以感受得到，杨老师对自己从事的学问、对传统文化的精义与价值由衷的热爱。他对学生的开导可谓是尽心的，对杨老师的关爱、教诲，学生会铭记于心。

感谢专业老师刘可风教授、胡真圣副教授、陈燕副教授。课堂上，刘可风教授的幽默和智慧、胡真圣老师的视野与和蔼，陈燕老师的认真和执着，给了我很大益处。对他们三年来对我学习上的帮助和教导，我深表谢意。感谢已经到学院工作的倪瑞华老师，她的环境伦理学课堂上，主张学生要有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法，给了我启发。感谢已经去上海任教的葛四友老师，我上过他的课，在课堂上，他讲授如何做研究写论文，他教授的“证成”理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也特别感谢龚天平教授，在我撰写论文期间，龚天平老师送给我邓名瑛老师写的书，《寻找生命之真——明代心学的本体追求》。拿到书的那一刻，我打开扉页，上面写道：“龚天平2000.9.25湖南长沙”，我猜想，或许是龚老师在读博士时看的一本书。简单的字迹，刻画着一个青年学者的学术情怀。

第14篇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哲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与突破。本文介绍了该理论产生的渊源及内容，并重，点探讨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哲学家对语言的认识既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又将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行为来对待，于是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渊源

奥斯汀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其学生塞尔修正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使之进一步系统化、严密化。在他们之前，弗雷格、马林诺夫斯基、维特根斯坦等先驱已对该理论提出了一些思想片断。

20世纪初，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弗雷格首先发起此次转向，罗素继承并发展，维特根斯坦完成了这一转折和过度。“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到来，从内涵上看分析哲学指“把哲学问题置于语言领域并在分析语言手段和语言表述的基础上解决哲学问题”。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逻辑分析学派和日常分析学派。前者主张应发明一种其语法形式在逻辑上是完善的语言，后者则侧重分析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了把交际中使用的语言作为一种行为来研究的思想并非只是从奥斯汀开始的而是由来已久的。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内容

在《如何用语词做事》中，奥斯汀首先指出，“言”就是“行”。他认为，言语是人在特定场合对特定语言的具体运用，包括运用语言的说话行为和所说的话。因此，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奥斯汀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话语: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并用“适当与否”、“真假与否”两个评价标准来区分这两类话语。

之后，他又尝试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来处理“说话就是做事”的问题。奥斯汀把作为整体的言语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认为在说些什么时，可能以三种基本的方式在做些什么。他把这三层意义的做些什么分别称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以言表意行为指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发出一段声音，组词成句，音义结合;以言行事行为指在完成“说什么”这一行为的同时，所表达的说话者说出这个话语的“用意”，产生的某种语力，如某人说:“出去!”这句话的同时，就实施了一个“命令”的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行为指说话者通过以言表意行为表达自己的用意之后，在听话者身上(也可能是说话者自己)产生的一定的影响，出现的一定效果。

塞尔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修正、完善、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利用自己设计的一套人工语言符号来来表述分析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话语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即:说出一串语词(语素、语句)就是实施话语行为;进行指称和谓述就是实施命题行为。做出陈述、提出问题、发出命令、做出承诺等，就是实施以言行事行为，而这种以言行事行为对听话者在行动上、思想上、信念上所产生的效果就是语效行为。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影响很大，被人们誉为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发展的意义

在对语言做逻辑分析时，应当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语境及整个背景知识因素，言语行为理论也是以其语用学内容与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相联结，并以其理论的系统性为不完善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言语行为理论改变了传统逻辑、经典逻辑的研究方向。传统逻辑、经典逻辑只研究陈述句，并只从真假角度来研究。言语行为理论用一种新的意义理论来取代长期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真值语义论，对逻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逻辑学语词研究的范围。逻辑的特殊性在于它所研究的语词及由之构成的语句的特殊性。这样，从逻辑的观点看，对语词的研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奥斯汀发现某些句子的说包含有行为动词，如愿意、许诺等，并把这些行为动词进行了分类。塞尔在奥斯汀分类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合理更细致地划分。最重要的是，塞尔对语用行为句的逻辑分析研究为后来的语用逻辑研究开拓了思路。

最后，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传统逻辑的研究范围。言语行为理论是一个综合和分析、归纳和演绎的统一运用，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用逻辑，为用逻辑的方法解释生动的言语交际，提供了理论支持。语用推理是语用逻辑的核心概念，它对具体语境的解释力是传统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及类比推理等无法比拟的。

第15篇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哲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与突破。本文介绍了该理论产生的渊源及内容，并重，点探讨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哲学家对语言的认识既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又将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行为来对待，于是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渊源

奥斯汀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其学生塞尔修正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使之进一步系统化、严密化。在他们之前，弗雷格、马林诺夫斯基、维特根斯坦等先驱已对该理论提出了一些思想片断。

20世纪初，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弗雷格首先发起此次转向，罗素继承并发展，维特根斯坦完成了这一转折和过度。“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到来，从内涵上看分析哲学指“把哲学问题置于语言领域并在分析语言手段和语言表述的基础上解决哲学问题”。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逻辑分析学派和日常分析学派。前者主张应发明一种其语法形式在逻辑上是完善的语言，后者则侧重分析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了把交际中使用的语言作为一种行为来研究的思想并非只是从奥斯汀开始的而是由来已久的。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内容

在《如何用语词做事》中，奥斯汀首先指出，“言”就是“行”。他认为，言语是人在特定场合对特定语言的具体运用，包括运用语言的说话行为和所说的话。因此，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奥斯汀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话语: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并用“适当与否”、“真假与否”两个评价标准来区分这两类话语。

之后，他又尝试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来处理“说话就是做事”的问题。奥斯汀把作为整体的言语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认为在说些什么时，可能以三种基本的方式在做些什么。他把这三层意义的做些什么分别称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以言表意行为指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发出一段声音，组词成句，音义结合;以言行事行为指在完成“说什么”这一行为的同时，所表达的说话者说出这个话语的“用意”，产生的某种语力，如某人说:“出去!”这句话的同时，就实施了一个“命令”的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行为指说话者通过以言表意行为表达自己的用意之后，在听话者身上(也可能是说话者自己)产生的一定的影响，出现的一定效果。

塞尔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修正、完善、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利用自己设计的一套人工语言符号来来表述分析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话语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即:说出一串语词(语素、语句)就是实施话语行为;进行指称和谓述就是实施命题行为。做出陈述、提出问题、发出命令、做出承诺等，就是实施以言行事行为，而这种以言行事行为对听话者在行动上、思想上、信念上所产生的效果就是语效行为。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影响很大，被人们誉为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发展的意义

在对语言做逻辑分析时，应当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语境及整个背景知识因素，言语行为理论也是以其语用学内容与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相联结，并以其理论的系统性为不完善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言语行为理论改变了传统逻辑、经典逻辑的研究方向。传统逻辑、经典逻辑只研究陈述句，并只从真假角度来研究。言语行为理论用一种新的意义理论来取代长期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真值语义论，对逻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逻辑学语词研究的范围。逻辑的特殊性在于它所研究的语词及由之构成的语句的特殊性。这样，从逻辑的观点看，对语词的研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奥斯汀发现某些句子的说包含有行为动词，如愿意、许诺等，并把这些行为动词进行了分类。塞尔在奥斯汀分类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合理更细致地划分。最重要的是，塞尔对语用行为句的逻辑分析研究为后来的语用逻辑研究开拓了思路。

最后，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传统逻辑的研究范围。言语行为理论是一个综合和分析、归纳和演绎的统一运用，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用逻辑，为用逻辑的方法解释生动的言语交际，提供了理论支持。语用推理是语用逻辑的核心概念，它对具体语境的解释力是传统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及类比推理等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