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意蕴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哲学意蕴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一、宗教解放:剥去神圣光环的外衣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解放是一个宗教神学问题,宗教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不同形式,基督教是高级阶段,而犹太教则是低级阶段。犹太教具有民族狭隘性、利己性,因此受到欧洲社会的普遍排挤。犹太人想要获得政治解放,想要获得公民独立,那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不但犹太人要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基督徒也得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顽固的对立形式是宗教对立。怎样才能消除对立?使它不能成立。怎样才能使宗教对立不成立?废除宗教。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把他们想读对立的宗教只看作人的精神不同发展阶段,看作历史撕去的不同的蛇皮,把人本身只看作蜕皮的蛇,只要这样,他们的关系就不再是宗教关系,而只是批判的、科学的关系、人的关系。那时科学就是他们的的统一。而科学上的对立会由科学本身消除。”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的观点,他认为鲍威尔的观点是片面的。“它必须提出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有哪些条件?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根据鲍威尔的观点犹太人想要作为公民得到解放,就得放弃犹太教,一切人都得放弃宗教。另一方面,鲍威尔认为政治上对宗教的废除就是对宗教的完全废除,这样人们就会处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之中,因此把政治解放语人类解放的关系混淆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政治解放是先于人类解放而发生的,是人们对宗教的批判使得国家摆脱宗教的奴役,使国家政权和人民从宗教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宗教仅仅变成了私人领域的存在,变成了个人的信仰。政治解放的意义在于把人和神的对立变成了世俗世界内部个人和类存在的二者对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对立,而是加剧了对立,就像马克思所说完成了这些对立。宗教批判的特殊的意义在于:首先,宗教是对人间谬误所做的辩护,是用上帝的名义对人间给予的虚幻的幸福,只有驳倒了对天国的辩护,才能认识人间的谬误。宗教是人所创造的,而不是宗教创造人。人在创造了宗教之后,就跪倒在地,向神膜拜,顶礼膜拜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其次,“宗教里的苦难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即表现为现实社会里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想,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通过对神学的批判,剥掉罩在人们身上的神圣外衣,从神圣形象的异化中解放出来,从颠倒的世界回到人的世界。

    二、政治解放:资产阶级的特权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就是为了完成政治解放。政治解放意指摆脱宗教奴役,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从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变为资产阶级政权国家。马克思看到了政治解放的两面性:积极性与不彻底性。他认为政治解放推翻了封建专制,赞美“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马克思也认识到了政治解放具有的不彻底性。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受压迫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分裂的。公民虽然拥有政治身份,但是与市民社会成员具有本质差别。实现了政治解放的国家,即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仍然存在,而且还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宗教只是从“国教”的崇高地位下降到市民社会领域,“这种宗教从国家向社民社会的转移,说明政治解放只是摆脱了国家的基督教桎梏,而未取消人们的精神枷锁。”“人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中去,这样人就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宗教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精神。”政治解放的积极意义在于把人们从政教高度合一的封建宗教国家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具有了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但是在私人生活领域,金钱崇拜以及宗教崇拜仍然存在,仍然奴役着社民社会成员的灵魂。但是政治解放对现实生活中的差异、压迫却是无能为力的,只能放任自由,这就是它最不彻底的地方。

    政治解放的重要标志是人们获得人权。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权分别指市民社会的人权与及公民权两部分。公民权与人权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指的是政治权利,因此只有在与别人的相互关系中才可以行使,离开了别人的个人则没有公民权而言。因此公民权则意味着共同体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在政治共同体中它才是有本质内涵的。“和citoyen[公民]不同的这个homme[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不同于dro itsducitoyen[公民权]的人权(droitsde I’homme)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马克思在这几段话中明确将公民权与社民社会的人权做了区分。他也对自由主义的人权诸如平等、自由、安全等概念做了论述,指出了自由主义人权在孤立的原子式的状态下的虚假性。“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力。每个人能够不损害他人而进行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两块田地之间的界限桩确定的一样。这里所说的是作为孤立的、退居于自身的单子的自由。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向分隔的基础上。”市民社会中的这种自由是利己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其内涵只是财产权,只是对金钱的崇拜。“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自由主义的平等与自由一样,个人只是被当作孤立的单子,安全之是对个人的人身以及财产权的保护,这些利己主义的权利根本没有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也没有认识到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就是没有动摇以自私自利为根本特点的市民社会,使人二重化为拥有普遍政治权利的公民,即法人与追求私人利益的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在市民社会中,利己的个人所进行的活动,将他人作为自己的工具,同时也将自己当作自己的工具。“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政治解放消除了国家的基督教性质,但是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使人二重化为公民与市民,使人们时间相互分离,相互独立,以单子式的自私自利的个人而存在。这种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正好是犹太教的世俗基础,因此,政治解放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不是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哲学。

    三、人类解放:马克思为全人类谋幸福的政治哲学

第2篇

>> 止戈为武：从象形会意到哲学意蕴 “止戈为武”不为“武”？ 亦谈止戈为武 从观念形态到幻象形态：西美尔货币哲学的心理学逻辑 从理论品质到价值意蕴 从“水生意”到“水哲学” 从人文理性到心性哲学 从分化到合作:当代社会建设的政治意蕴 从弑父到崇父的文化意蕴 幸福的哲学意蕴 成语的哲学意蕴 马克思哲学的语境转换:从哲学的革命到革命的哲学 从延安精神的哲学意蕴谈高职学生成长问题 从康德哲学看安东尼奥尼影片《放大》的意蕴 趣谈英语单词记忆中的象形、会意、谐音三法 浅析六书中象形字和会意字的区别 从“哲学的批判”到“社会的建构” 从断舍离到无印良品的产品哲学 从文学天才到谦虚的哲学家 从“全息论哲学”到“全息性教学”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7]百度百科.止戈为武[EB/OL].http：∥baike.baidu.corn/view/107099.htm

[8]黄现瑶.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瑶学术论文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陈炜湛.“止戈为武”说[J].语文建设，1983（6）.

[10]蔡宝忠.从甲骨文“武”字的含义到现代意义的武术概念[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5（2）：117-119.

[11]郭鑫铨，侯燕文.语文谈片：文章里的秘蕴[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12]曲泓颖，邵先军.中华文化公案：“止戈为武”之争[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1-14.

[13]陈炜湛.“止戈为武”说[J].文字改革，1983（6）：30.

[14]武建宇，徐瑞.“止戈为武”辨证――兼谈中国传统战争思想[J].励耘学刊（语言卷），2012（1）：154-160.

[15]孙诒让.契文举例[M].济南：齐鲁书社，1993.

第3篇

【关键词】意蕴；歌德；黑格尔；特征说；理念说

“意蕴”作为美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审美术语，一直以来都被中外的学者艺术家所看重。在中国的美学发展史上自不用说，我们虽然不曾像“滋味”、“风骨”、“神韵”、“格调”、“意境”等影响深远的美学概念，专门就“意蕴”一词形成一种独特的并具有标举意义的审美术语。但是毫无疑问，对于艺术“意蕴”的审美领会和美感把握，却明显源自于具有独特审美特征的和独特艺术风格的中国美学实践，发源于以《易经》和道家“言意”关系哲学思辨为根本思想资源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在西方，从近代歌德较早在文章中提出“意蕴”概念开始，“意蕴”美学和“意蕴”研究就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重视。大凡说来一件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其类别、材质、风格、特性，只要从该作品外在的艺术形式下显现出更深一层、更见丰富、更加悠远、更多回味的意义内涵，我们大致都可以把它叫做富于“意蕴”。在黑格尔看来，“意蕴”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按亚里斯多德“四因说”的分类，意蕴或当属于“质料因”范畴，或者说按照传统美学“内容”/“形式”二元论观念，“意蕴”也更多属于“内容”这一方面。从这一角度而言，“意蕴说”与西方传统下的文论话语和美学体系也是有深刻联系的。本文着意之处不在于证明或梳理“意蕴说”的概念史流变，亦不在于探讨“意蕴说”的纯粹东方色彩或西方痕迹，而是从西方近代思想史上两位著名人物，即歌德与黑格尔著作中关于“意蕴”的命名和翻译出发，力图呈现其“意蕴说”在此二位德国大哲思想中的真实状态，同时也试图从中揭示出从歌德“意蕴”说到黑格尔“理念说”的逻辑过程及其潜在影响。

一、从《美学》说开：黑格尔何以独提歌德之“意蕴”

在西方文论语境下，首先对“意蕴”进行说明或强调的可能要算歌德，正是在歌德的相关理论论述中“意蕴”概念被有所提及才进一步被黑格尔所强调。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全书序言别推出，“歌德说‘古人的最高原则是意蕴，而成功的艺术处理的最高成就就是美。’”这句话属于引中含引，朱光潜在其所译的莱辛《拉奥孔》“译后记”里也再次确认，歌德这一主张出自于他的文章《论拉奥孔》然而，通过检索文献，我们在歌德《论拉奥孔》一文的范大灿译文中，并没有找到与上文表述相类似的直接表达，不过却有这一问题的相关表述：“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级的艺术作品向我们所展现出：活生生的，高度有机的天性。…… 特征。…… 静止或运动状态。…… 理想。…… 优美。…… 美。……”这一表述的结构形式与内容似乎与黑格尔的谈论稍有吻合。因为按黑格尔所言，我们倘若能把“意蕴”理解为与“特征”相近似的一个概念的话。同时按照朱光潜的提示，我们从该篇文章的其他部分里并不能找到与黑格尔所说得更加接近的表述。甚至在检索歌德有关文艺的论文中，专提“意蕴”或者对于“意蕴”进行强调的地方也不多，比较明显的地方”就只有一处。“我们要求重新去对富于个性的东西进行完满的欣赏，同时又不抛弃意蕴和崇高的东西。美使科学的东西具有生命力和热力，使有意蕴和崇高的东西得到缓和。”在范大灿译文中，这段材料出现在歌德《收藏家及其亲友》第六封信里，“意蕴”被翻译为“有意义的东西”，由此正好说明歌德的“意蕴”概念所包含的基本意义。我们不排除不同的译文在翻译以及语言撰组中出现的差别，然而确实有更多美学史家，包括鲍桑葵与朱光潜等都强调，歌德对于西方美学理论最明显的贡献却是有关“特征论”的分析。歌德文论中有多处提到“特征”或“特性”的概念。“古人的一切美的东西都仅仅是特征化的东西，只有从这个特点才能产生出美。”“因而我要说，特征化的东西是基础，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是质朴和尊严，艺术的最高目的是美，它的最后效果是优美的感觉”歌德在1772年作的论文《论德意志建筑》还说过“这种显示出特征的艺术才是唯一真实的艺术。”这些表述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以及鲍桑葵《美学史》中都多有引述，足以见出美学史家对这一问题的共同觉察。

黑格尔在其著作《美学》四卷本中评论歌德，舍弃了歌德更有影响的“特征说”而专提其“意蕴说”，自然不会是黑格尔的疏忽。黑格尔在标举歌德的“意蕴说”同时列出希尔特的抽象“特性说”以为对比，一方面认为希尔特关于“特性”的抽象定义是“艺术形象中个别细节把所要表现的内容突出的表现出来的那种妥帖性”，另一方面黑格尔又说：“所以（歌德）这种要求艺术作品要有意蕴的看法是和希尔特的特性原则没有多大分别的。”即是说，在一定程度上，黑格尔把“意蕴”与“特征/特性”看成是同一层面的两个概念。而他之所以不取歌德的“特征说”而更旁求与希尔特的“抽象特性”说，原因很可能在于希尔特所提出的“特征论”更早于歌德，并对后者产生影响。对于这一点已有美学史家作出说明。此外在黑格尔看来，“意蕴”和“特征（特性）”两者之间还是各有所侧重，“特性”侧重的是艺术作品表现方式上的特出之处，它包含着内容但并不直接等于内容，而是要求其作为表现方式的“特性”自身中的一切个别因素都要有助于明确地显出内容，从这一方面看来，“特性”则是属于“形式因”范畴的概念；相反“意蕴”则侧重于讲艺术作品的特性、形式所显现出的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因而“意蕴”当属于“质料因”或“内容”这一范畴的概念。总而言之，我们认为黑格尔在论述哥德的文艺思想时特别提出歌德的“意蕴说”这其中显然有其特别的考虑。

二、从“意蕴说”到“理念说”，探寻其间的逻辑关联

黑格尔关于美的经典定义已经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朱光潜评论说，黑格尔关于美学的定义这句话包含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及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三个基本原则。我们也看到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形式与内容，外在表现与内在情韵、思想、意义等的辩证统一，有机统摄在艺术作品生动美好的感性表现之下。无可否认，从黑格尔所引述和推崇的歌德“意蕴说”与其自身所提出的“理念说”之间存在之一种必然的意义关联。有学者就指出，黑格尔自己对于美的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就是从批判温克尔曼和希尔特，以及发挥歌德的（意蕴说）思想而得来的。

事实上无论是在歌德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对于“意蕴”含义的讨论都相对初步，尤其是歌德，根本上言只算是提出了“意蕴”这一概念，意指艺术作品内在蕴含的某种东西。黑格尔对“意蕴”的讨论相对详细一些。如前所述，黑格尔把“意蕴” 看做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是艺术品经由外在形式显现出的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因而“意蕴”被更多当成了“内容”与“质料因”一类范畴的概念。然而即便是在黑格尔那里，他也并没有就 “美”与“意蕴”的关系展开直接说明。如果对照黑格尔关于美的“理念说”这一经典定义，我们拈出“意蕴”与“特征”这一对概念，似乎便可以做以类似的陈述：“美是（表现）意蕴的感性特征”，它所表达的意思即是：艺术或者美的自然通过生动，形象，鲜艳灵动的感性特征（艺术形式），展现出具有深厚意蕴内涵的理念世界以及绝对精神。从这一陈述出发，“意蕴”与“理念”在结构上成为同一层面的概念，而“特征”则与“感性显现”、“形式”，“外在表现”等概念对应起来。同时这也就与我们在前面对于“意蕴”与“特征”所做的简单讨论是吻合的。简言之，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正是从歌德关于“意蕴”内涵与“意蕴”思想的初步阐释与理解出发，再经由黑格尔的进一步讨论，定义，陈述，界说，使得“意蕴”概念在黑格尔的美学框架里，相当程度上成为了黑格尔阐述美学观念的一个重要范畴。

在这里，通过对“意蕴说”的对照研究，“理念说”作为黑格尔的经典美学事项，其含义便展现出更广泛的多重意义。我们都知道黑格尔的“理念说”最早可溯源于柏拉图的“理式说”或“理念论”，两人都以“理念”或“理式”为世界的根本存在或绝对实体，由此展开各哲学建构，并且也同时在这样的框架下将“美”或“美学”问题一并纳入探讨。当然黑格尔的“理念” 比之于柏拉图已经有极大的发展，同时赋予了更丰富的意义并表现出更加思辨的，推论的，历史的，现代性特色。即便如此，从柏拉图吸收了更早时期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逻各斯”这一抽象观念，从而形成自己的“理式”说之后，这一抽象观念便一直延续下来，到中世纪神进一步融合了上帝观念之后，“理念”始终呈现出一种抽象的纯西方化理论风格。由此，当我们在一种相对单一的纯西方语境下，对“理念”的认识基本上也无法生成更多富于新意的阐释。而在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情况下，通过引入、对照和比较“意蕴”观念，赋予“理念论”更多美学上类似于“审美意蕴”的体验和意会，显然有助于使之成为一种更加可以把握，感受，言说，陈述的美学概念，从而弱化其抽象的、思辨的、枯燥空洞的形而上思辨特征。这对于黑格尔美学和哲学思想体系中的“理念”的认识和把握显然是有益的。可以推论，黑格尔未尝不正是看到了其自身的“理念”观念与歌德“意蕴”观念之间的这样一种亲密的互补关系，未尝不正是看到了歌德“意蕴说”对于充实，完善，深化自身“理念说”理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才使得他对于歌德的“意蕴”观念情有独钟，并且宁肯舍弃歌德在其文论讨论更多的“特性说”，而独将其“意蕴观念”转引到自身的美学观念中来。由此我们也就看到，黑格尔《美学》之别地对于歌德的“意蕴说”展开讨论和研究，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译.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2] 朱光潜译.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歌范大灿，安书祉，黄燎宇等译.歌德文集（第十卷）：论文学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第4篇

论文关键词：文学语言，模糊性，美学意蕴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的模糊性是指语词或者是意象所表达的对象可能有多个意义，语言的模糊性使语言摆脱了手段、工具的附属地位，确立了语言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模糊语言是作者利用语义的不确定性和接受者理解的灵活性而精心创造出的一种具有不定性、概览性、非量化等特征的艺术言语。模糊语言是具有表现力的语言，具有形象性、情感性、生动性、含蓄性和艺术性等特点。通过模糊语言的运用可以创造一种含蓄、悠远、空白的美，给作品增添言有尽而意未穷的艺术魅力并且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模糊语言含蓄、隽永、意味深长，是构建文学作品美学意义的重要手段。

由于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张爱玲对汉语言文字的韵味有着无比的热爱，在她的众多作品中，都是自然自觉地在语言的运用及句式的选择搭配上，讲究语言与文学意境的吻合性，注重声律节奏的音乐性、审美性，体现了文学语言的独特魅力。尤其是她的散文，集中表现了世俗生活、作者的审美经验、冷暖自知的爱情和忧郁感伤的童年。其作品风格苍凉，语言运用十分精致和讲究，往往能让读者从中品味出人生的酸甜苦辣，感慨世事苍凉，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苍凉的美丽和浓浓的哲理意味。如在有名的散文《爱》中，张爱玲巧妙地运用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文学语言，以一种执着的现实精神将人生的孤独感以及爱情的苍凉浓郁地渗透到作品中去，让读者在寻常的人生中品味无常的滋味。她的语言富于创造性论文格式范文，擅于将含蓄、悠远富有哲理的味道融进其作品中来。本文试图以《爱》为切入点，从散文语言的似是而非、含蓄隽永来分析模糊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功用，从而探讨模糊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独特美学意蕴。

1. 意象的含蓄美

审美主体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常常运用自己独特的悟性和知性将由外界得来的感知表象转化成语言文字，并且诉诸于纸上。独特的审美习惯和人生阅历，使主体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可以选择那些富有多种意味的语言，这种语言便是主体用来表达自己内心意象的最好的工具。意象也是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因此，作为审美主体的语言表达者，在将意象对象化的过程中难免要遇到“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客观对象的无限性，语

言的有限性已显得无力承担起“显象”的任务。但模糊言语能有效地弥补这一不足。

陈原在其《社会语言学》中是这样释的：“如果按照形式逻辑来看模糊语言，

模糊语言是同精确语言相对立的。”[1] 沈卢旭先生则认为：“模糊语言是指在意义上不明确，在表述形态上不清晰，内涵伸缩性大，解释或理解可变性大的这一类社会交际使用的语言”[2]。《辞海》中则说，“指表达模糊概念的语言”。从这些解释中，我们可以知道，模糊语言是指所表达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难以明确规定且隐含多种判断的语言。模糊言语不仅能最大可能曲传出言语表达者内在的深邃和难以言传的意象，而且能以最简洁的言语负载起最丰富的信息，从而使言语接受者能最大程度地与言语表达者内心的意象相符合，从而传达出作者的真正意图。

张爱玲常常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意象常常是含蓄而令人浮想联翩的，借着这意象，不同的读者能接收到不同的信息，但这些不同的信息都在最大程度上与表达者内心的意象向符合，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明白作者张爱玲向我们传递出的意义。

散文《爱》的意象并不丰富，甚至是重复着同一个意象。就是这简简单单的意象，却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含蓄幽美的少女爱情画卷。张爱玲两次提到相遇场面中的“春风”、“桃树”绝妙地传达了模糊语言含蓄的美学意蕴，作为意象的“春风”、“桃树”也是两度重复。“春风”、“桃树”是一种轻巧、含蓄的感觉。风吹桃花落，更体现了人生的无常。在中国文学里，常常以桃花、春风的意象之美来隐喻女孩子。《诗经》云：“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之归，宜其室家。”桃树开花在春风里，女孩好梦在青春时，与桃花相映红的女孩，在花样的年华里，怎能没有“于归，宜其家室”的幽思？含蓄又隐喻的诗性本质论文格式范文，丰富、扩大、深化了文本的诗意内涵。春风是暖的，桃花是美的，梦是甜的，青春是嫩的，意象的含蓄之美织出了一袭色彩鲜明、光泽柔美、质地纯良的华美的袍。借着“春风”、“桃树”轻柔的外衣，少女含蓄地表达了对初恋既渴望又害怕的心理。只见她“穿着月白的衫子”，“手扶着桃树”，“立在自家后门口”，显然她在等候年青人的出现。年青人果然也从自家门口出来走近她，轻声对她说：“噢，你也在这里吗？”然后他俩相视无语，“站了一会儿，各自走开了”。从年青人方面看，他也是特意过来与姑娘见面并打招呼的。正是因为两颗年青的心在默默无语中相许已久，才有这一次看似偶然、其实必然的一次见面。所以这个夜晚的相见，可以看作是姑娘和年青人之间心照不宣、默许默契的一次“约会”；是两颗年青的心碰撞而生出爱情火花的人生一瞬。张爱玲总是善于用这种看似朴实实则用心选择的语言来表现人物内心丰富的情感。只是用一句“你也在这里吗？”就将初恋时刻羞涩而又渴望爱情的心理表现出来。这种意象的含蓄是文学语言模糊性的一个重要特点。

文学作品的美，主要的是通过意象的含蓄美来反映的。含蓄是文学艺术的重要特征。而文学语言的模糊性可以使意象更具有丰富性、变化性，从而激发读者的想象，使意象产生含蓄美的审美效果。模糊语言所以有助于表现意象的含蓄美，是因为美感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由感受，是作者的审美想象、审美感受共同作用的产物。文学语言的模糊性给读者营造了一个含蓄的氛围，造成从意象到读者之间的一块空白，这是一个读者自由想象、自由感受的空间。读者可以在情感、想象、感知的共同作用下，在阅读中感受艺术形象的含蓄蕴藉之美。

2. 意境的悠远美

意境是一种艺术境界，它是文学作品，尤其是抒情性作品的本质特征。有意境的作品是使人读后产生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乐感。文学语言中模糊语言的巧妙运用就具有创造这样一种缥缈朦胧的意境美的再造功能，它能使读者在空灵飘逸、似有若无中感受到作品意境的悠远美。因为模糊语言所构造出的审美情趣是处于朦胧之中的，读者在接受文学语言的模糊性的同时，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融入一个多元的、复杂的、神妙的语言张力网中，再通过自身的才智和能力的想象和重构，与作品产生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完成对作品的审美活动。散文中的情景交融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境界即意境的创设更是离不开模糊语言。模糊语言创设意境，强化美学张力文学语言的美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模糊语言来表达的。模糊语言可创设一种意境，以取得意在言外、情在辞外之效。它既强化作品的美学张力，又给读者以美的享受，能创造美的意境，传达诗的意境。

在《爱》中，张爱玲笔下这样简单、平凡的故事其价值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作者以女主角一生坎坷飘零的悲惨人生作为对照与衬托，强调这件往事对于她毕生的人生意义与全部价值之后论文格式范文，并未完成她最后的构思，而结尾才是这篇作品最为精妙的一笔：“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也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作者用重复的“于千万……”这样模糊的语式将人与人相遇的偶然性表现出来，一句“噢，你也在这里吗？”不仅让人看到等待的艰辛，也让人为这样机缘巧合的安排所感动，此时，只有这种模糊性的语言才能表达出这种短暂又偶然的爱情。而张爱玲，正是运用文学语言意在言外的模糊性，将读者带到文章的悠远的意境之中。这哲理性的感唱，不仅仅是该散文诗意的饱和点同时也是被后人所称赞的绝美之句。作者从空间与时间两个方面，对自己叙说的“爱”的“故事”进行普泛性的思考。以空间而论，你会遇见千千万万个擦肩而过的人，而你想“遇见”的人却属偶然；以时间而论，你会不早不迟刚巧赶上一次属于你的情缘，如此在漫漫人生途中，双方相遇相知，而赴一次“你也在这里吗”的心灵之“约”。显而易见，张爱玲在这里对人生的初恋进行形而上的冥想独语。她认为，人生的初恋是唯一的、又是偶然的；唯其短暂与偶然，常常会因此而失落；唯其偶然的际遇，才会成为一生记忆的珍藏；唯其短暂才会永恒；惟其短暂和苍凉，“爱”才会永恒和美丽。张爱玲的哲理感唱，使这篇散文成为哲理与诗情交融的抒情诗。而令读者为之感动与思索不已的，也正是这最后的画龙点睛之笔。原本再平凡不过的、关于男女夜晚相见的生活细节，经过作者的对照与衬托、抑郁气氛的创造与渲染，尤其经过最后哲理性的触点与升华，《爱》就完全达到诗的凝结与概括的境界，那男女相见的生活细节使人不再感到司空见惯，而被渲染成诗境中抒情写意的主体意象了。作者情不自禁的“触点”“升华”，使读者豁然顿悟，原来这个主体意象及其内涵，被赋予了特殊的、自我抒情的意义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即论文格式范文，作者将自己的初恋也融进这一句看似偶然而又必然的“你也在这里吗？”之中。

著名的哲学家康德曾经说：“模糊观念要比清晰观念更有表现力，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是根本无法用准确语言表达所想的东西。”[3]张爱玲巧用语言的模糊性特点描述出来的故事却是使无数读者为之流泪的经典。

3. 意蕴的空白美

意蕴是指在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深层的人生哲理，它是创作主体对于艺术形象或意境的深刻领悟和创作的结果。它突破了作品意象或形象的具体意义，成为一种超越意象或形象意义带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心理哲理内涵。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这种深层的象征意义隐含在作品的深层结构之中，超越了作品所反映的特定的历史内容和作家的具体生活感受，我们在探讨体验它的超越时代和历史的永恒魅力时，常会体味到其中蕴含的那种复杂的说不清的韵味。文学作品得意蕴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和朦胧性的特点，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意蕴的丰富需要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熟练的使用语言。从美学角度来看，潜在信息蕴涵得越丰富美学信息量就越大。内涵如此丰富的美只能用模糊的语言表达出来，因为概念外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伸缩性。这种“不确定性”和“空白”意义最能创造意蕴的空白美。文学创作的终极目的是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审美感受，这种文学的审美需要决定了文学语言的模糊性。因此，作家对语言的掌握程度也决定了作品的成功与否。

苏姗·朗格认为：“一旦掌握了操纵符号的本领，他所掌握的知识就大大超出了他全部个人经验的总合。”[4]张爱玲就是这样一个艺术家，她以其驾御语言符号的高超本领，与艺术规律及更广泛的人类情感相拥抱。文中那些素朴得没有任何修饰的语言文字，从语言符号层到字句达配，都没有经过一点剪裁和润色，然而，就是这纯然一派本色的文字使词语的意义范围倍增，使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真的生活，从文中引出审美体验的想象，去填充隐含在文本之外的空白，构成一个与客观经验相适应的艺术客体，从而获得美感与启示。如女孩的外貌，作家只用了一个字“美”，这个模糊却又让人浮想联翩的字，能调动起读者的不同理解与想象。“对门”一词是如此简常，与美、青春、性别联系起来，却又包含着如此丰富的心理情感内涵，为后面的问候场面埋下了情感伏笔。在形象的刻画上，作家对男女两位主人公都没有太多笔墨。我们只知道女孩出身于“小康人家”、“十五六岁”、“生得美”，曾在春天的夜晚，穿着“一件月白的衫子”“手扶着桃树”“立在后门口”。男孩就更为模糊了，仅通过女孩的回忆告诉我们，是一个住在对门的年青人。双方的具体外貌、性格、情趣、品质、家庭背景、人生经历、心理活动都被作家一笔带过，或根本不提。作家用这种模糊的手法淡化人物形象，目的是为了加强情绪氛围，突出这份情感的价值。模糊的语言，却把我们带进美丽而苍凉的爱情之中。相遇只是一刹论文格式范文，相离却是一生。

张爱玲把自己对爱的感受深深的融进了作品之中，“因为慈悲，所以懂得”她摒弃了热烈的男欢女爱，也没有缠绵的海誓山盟，只将一个初露端倪便匆匆结束的故事浓缩成宁静春夜一声平淡的问候。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细节却抓住了“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把寻常人生的真实本相深藏在个体生命的微末的人生哀乐里面，将至真至美的东西无法永恒、人生天地间不能自主而又无法言说的悲哀不仅表达得深刻，而且高明地以审美的、诗意的哀感去应付、去中和了那种广泛的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苦难。作品中含蓄爱和美，因其没有表达，最终无法表达，无处表达，而蕴结成深厚的情结，触动了世人心中某个角落里皆有的隐痛，剖析出人们真实的世俗化的生存境界。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并最终归结于语言。语言艺术具有形象塑造的间接性、意象性和模糊性，并具有强大的表现力和自由性。文学是通过审美的语言，即形象、情感、情节来描述的，这便形成文学审美的模糊性，语言的模糊性是文学语言的基本属性和本质特点之一。文学语言的这种模糊性使文学作品具有含蓄的意境美、悠远的意境美、空白的意蕴美。张爱玲正是巧妙的运用了文学语言这一模糊性的特点，唤醒了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爱”。

注释：

[1].陈原.《社会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p285.2000.

[2].沈卢旭.《模糊语言新界说》，《语文学习》.1994.5.

[3].(前苏联)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4].(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25..1983.

参考文献：

[1].伍铁平.《模糊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

[2].张爱玲.《张看》，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

[3].申雅辉.《略论模糊语言语义》[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2)

第5篇

黑格尔曾经讲过：“意蕴总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艺术作品应该具有意蕴。”黑格尔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要通过媒介，如色彩、线条、音响、动作、文字等来表现，通过整体的艺术形象，来“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意蕴”。

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还有很多艺术家、美学家有着类似的观点。“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个在世界美学界广为流传的观点，是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当代西方形式主义艺术的理论代言人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贝尔认为：美术时空“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着某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这是一种什么性质呢?……可做解释的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贝尔强调，这种“形式”是指艺术作品中的线条、色彩等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意味”就是被激起的人们的审美情感。在中国美学史上，历代的艺术家、美学家对意蕴这一概念也有过大量精辟的论述。很多中国画论、书论都对艺术作品中“形”与“神”的关系作过全面的阐述。“以形写神”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绘画思想的精髓与核心。南朝宋画家宗炳主张“神畅”之说，强调山水画创作是画家借助自然形象以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南朝齐梁间绘画理论家谢赫，提出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这成为后世画家、批评家、鉴赏家们所遵循的原则。南朝齐书法家王僧虔在《笔意赞》中提出“神采”论，称“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唐代书法家张怀璀把书法艺术分为“神”、“妙”、“能”三品，认为“风骨神气者居上”。中国的文论、诗论中对意蕴这一概念也有许多论述。晚唐诗人、诗论家司空图注重含蓄蕴藉的韵味与清远醇美的意境，提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讲究“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他的《二十四诗品》是唐诗艺术高度发展在理论上的一种反映，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诗论家严羽立足于诗“吟咏性情”的基本性质，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进行探讨，主张诗有别才、别趣之说，这也可以说是对司空图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唐代文学家陈子昂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是他随建安王武攸宜出征契丹的时候写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人俯仰今古，瞻望未来，深刻地体会到生不逢时、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和悲哀，也更深刻地体会了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在困厄境遇中激愤不平的感情。这首短诗中既没有描写人物形象，也没有描绘生活场景，但却能够千古传诵，赢得无数读者的共鸣，主要是由于它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意蕴。艺术作品中的艺术意蕴有时是含蓄和模糊的，不同的欣赏者解读的含义各不相同。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的四件大理石雕刻《晨》、《暮》、《昼》、《夜》，被保存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美蒂奇教堂内。关于这四件雕刻作品的真正含义有许多种说法，各种说法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相比之下，或许米开朗基罗的学生、著名美术史家瓦萨里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瓦萨里认为，这四件雕刻作品寓意深刻，雕塑构图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感，人物辗转反侧，显得忧心忡忡，似乎是为世事所扰，既象征着光阴的流逝，也代表着受时辰支配的生与死的命运。雕塑体现出的正是米开朗基罗心灵深处真实写照，蕴含着米开朗基罗对人生、对历史、对社会的深刻思索。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现代诗人艾略特于1922年发表的长诗《荒原》，描写了西方现代社会极度的精神危机，被视为象征主义诗歌的里程碑。这首诗以“一位少年英雄寻找圣杯”的宗教传说及大量典故为纬，以“荒原”、“水”、“火”等一系列鲜明的意象为经，编织了一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生活的画面，表达了西方传统文明遭遇的危机和人们普遍存在的失望情绪。全诗始终采用象征主义表现手法，既没有对客观事物的描绘，甚至也没有主观感情的抒发，只是把诗人的所有感觉和情绪化成意象来贯穿全诗。在诗中，失去的欧洲成了“荒原”，无节制的情绪成了燃烧的“火”，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关系成了“对弈”，社会的丑恶和腐败成了“尸首”，等等。而且，诗中许多意象是被扭曲了的，以此来表现诗人在荒诞社会里的荒诞情绪。这首诗实际上包含着好几个层次，从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否定，发展到对人类文化和文明价值的怀疑，直到对人类存在意义的诘难。该诗因大量采用典故和象征，而非常晦涩难读。艺术作品中的艺术意蕴是一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境界，只有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完整领悟和体味才能把握其内在意蕴。人们可以诠释它，却无法穷尽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是德国文学最杰出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学不朽的名著，作者花费近6O年时间才将其最终完成。故事取材于德国中世纪的民间传说，以德国和欧洲18世纪到19世纪的社会现实为背景，剧本通过书斋、爱情、宫廷、梦幻等方面的场景，展示了浮士德在学业、感情、仕途、艺术多方面追求不息的历程。这部作品具有非常复杂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意蕴，l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曾经对它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写出了上百部专著和无数篇论文，不断探索和发掘深藏在这部作品中的艺术意蕴。有的从时代特征出发，认为这部作品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为美好理想不断追求的进取精神；有的从作者出发，认为浮士德性格上的深刻矛盾恰恰是歌德本人性格矛盾的深刻体现；有的从结构出发，认为浮士德与魔鬼靡菲斯特的形象对比，体现出美与丑、善与恶的对立统一和尖锐斗争；有的从哲学高度来探讨，认为这是一部探索人类前途命运的史诗，在浮士德身上寄托着作者探求人生真谛，探求崇高理想的执著精神。

总之，我们从《浮士德》这部著作可以看到，艺术意蕴往往超越作品自身特定的历史内容，具有更加深刻的精神内涵，需要欣赏者全身心地探究和领悟，它也是作品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相对于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艺术意蕴并不是在所有的艺术作品中都存在，某些偏重于纪实性或娱乐性的作品，常常就不存在意蕴。艺术语言、艺术形象和艺术意蕴构成了艺术作品的层次，其中每一层次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和自身的审美价值，或者是艺术作品中突出表现的、生动的艺术语言，或者是鲜明的艺术形象，或者是深邃的艺术意蕴。但是，在艺术创作中，只有这三个层次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才有可能产生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

第6篇

摘要：元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与表现方式，具有自身的多维多面表现特性。因此元小说可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物理时空与心理时空、社会规范与个体创造等视角来进行赏析与解读。本文分别从理性视角、感情视角和审美等方面对现代元小说加以诠释，以深入探讨其内在涵义与外在多样形式。

关键词：元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7-0170-02

一、元小说的基本概念与发展简史

“元小说” 英文名为Meta fiction , 从形式上看是“小说创作过程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传统小说往往关心的是人物、事件，是作品所叙述的内容；而元小说则更关心作者本人是怎样写这部小说的，小说中往往喜欢声明作者是在虚构作品，喜欢告诉读者作者是在用什么手法虚构作品，更喜欢交代作者创作小说的一切相关过程。小说的叙述往往在谈论正在进行的叙述本身，并使这种对叙述的叙述成为小说整体的一部分。当一部小说中充斥着大量这样的关于小说本身的叙述的时候，这种叙述就是“元叙述”，而具有元叙述因素的小说则被称为元小说[1]。类似的还有: “超小说” (Surfiction) 、“自我生成小说” (Self begettingnovel) 、“内小说” (Introverted novel) 等[2]。虽然它也常与“反小说” (Anti novel) 共同称谓, 但是从基本形式而言, “元小说”属于众多“反小说”中的一种。

在中国早期的评书、说书人传统中，就有诸如“话说曹操”这种强调叙述者叙述的成分，欧洲早期的小说也有自我暴露叙述行为的典范[3]，如乔叟的作品。而戴维·洛奇则认为最早的元小说是斯特因的《项狄传》，它采用叙述者和想象的读者对话的形式，表明叙述行为的存在。这种揭示小说奥秘和倾向的小说，曾被布鲁克·罗丝命名为“实验小说”，而爱德勒于1976年称之为“超小说”，罗泽同年称之为“外小说”。“元小说”这个术语在1980年左右开始得到公认。但据鲁迪格的考察，80年代初的“元小说”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都羽翼未丰，到80年代末，“大批雄心勃勃的批评家和学者进入了这个现在属于文学基本原理的领域。”

二、元小说的多维视角

元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与表现方式，具有自身的多维多面表现特性。于根元在其著名的《语言哲学对话》中把文学语言定义为“多维的语言”，意即文学语言不仅仅是心智的产物，而且还是感官的、情感的和想象的产物[4]。同样，元小说也正是体现了文学作品的这类特点。总体来说，元小说可以把语言层次和文化方面、物理尺度与心理视角、社会行为与个体意志有机地合为一个审美的虚拟世界，故我们把元小说的文学语言从以下三个视角来诠释。

首先是理性视角。元小说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特殊新型体裁，所以它必然具有文学语言本身的表现理性的一面。无论中国的《史记》，还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这些具有元小说性质的文学和历史叙事作品拥有理性鉴赏价值，如实描述了作者和客观事实之间的互动。无论元小说进行怎样的变化，它都是把叙事与创作过程结合而成的词语进行合理的组合。在这一方面，小说用语的工具职能、逻辑规范以及理性特性表现得较为集中。所以，在本视角，语言理性、逻辑理性和社会文化等理性因素起着重要作用[5]。

其次是感性视角。元小说是借助作者创作自述来传达故事的内容与内涵，于是元小说的独创性又决定了文学语言的个性特征。比如作者自述的参与、内容事实的交织、情节的重组、陈述故事的独特方式，都对文学风格施加影响，造成所谓的“语境变革”，使元小说所传递的信息带上了穿越的心理色彩，自然，语言文字与顺序也呈现出再造与重构，所以，这一视角的理解，须借助感性思维建构去进行。

最后是审美视角。元小说作为艺术形式，它必须是一种美的表达，所以元小说语言在传递内容、表现感觉、虚构故事时又必须以美的方式去完成，从而创造出具有审美感觉的文学语言来。于是，从外形的声音色彩、内部的内涵情况，从时间上的表述过程到空间上的外在形态都必须也必然是符合审美原则的。所以，这一视角来说元小说又是符合审美规律的。

三、元小说作品的两面视角

元小说除了表现出理性、情感和审美构成的三维视角特性，同时还具有艺术层面的正负两面：“意蕴”和“意思”。关于文学语言的“意蕴”和“意思”，早在十几年前，学术界就作过广泛的讨论，和元小说语言观有直接联系。可以肯定地说，这一中外都历史悠久的“符号文献”形式确实非常简洁，道出了元小说的一个重要性质。在“开头”中引用美国文学家萨丕尔“当表述非常有趣的时候，就管它叫文章”的观点也是属于这样的认知[6]。然而重要的是，“意蕴”和“意思”本是“A身上有B，B身上有A”的一体关系，很难断然分离开来。“有意蕴”的叙述“意义”和被元小说叙述的“意义”“有意蕴”往往是互为先后的。所以在元小说创作中把好多“意蕴”如情绪、趣味、印象等归为“意义”，就是英国文学家杰里弗·利奇，也曾在《语义学》描述的七种内涵中多次涉及“意蕴”，如他说的“内涵”、“社会定义”、“感情涉及”、“反馈”、“配合”和“主义”中往往说的就是“意思”。那么，“意蕴”和“意思”、“有意蕴”和“有意思”的关系怎样呢？我们认为，元小说是有思想的创作，表达的结果是创造出内外函一致的“意蕴”来，于是“有意蕴”本身也就成了“意义”；反过来，当我们解读“意义”时，发现一个寻常词语一经“有意思”的表达，往往旧瓶装新酒，在原有思维意蕴之外产出了不少言外之意、模糊含义、兼容含义等，而这种一文多内容的“意蕴”自身就非常“有意蕴”。从这两个层面，如果把“有意蕴”表述为“具有审美内涵”，把“有意义”定义为“具有具体指向”，那么，元小说就应该是“既富有审美内涵的，又有所指向内容”的文学语言。

四、总结

作为一种新兴文学体裁，元小说引起研究和关注是正常的，但评论家和学者们真正关心的，是元小说所具有的巨大潜能：它解除了对“事实”的依赖，破解了现实主义风格的主导位置，并展示了现实主义风格的虚伪性和欺瞒性[7]。元小说以暴露自身生产过程的形式，表明小说就是小说，现实就是现实，二者之间存有不可逾越的差距。通过对元小说的多维视角，包括理性、感情和审美，和两个层面，意蕴和意思的分析，来赏析元小说的特征与内涵。揭示艺术和生活的差距是元小说的一种功能。而叙事与现实的分离，使文本不再成为现实的附属品，文本阐释依据的框架不再来自于现实，文本的意义不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来自于纯粹的叙事行为，文本因此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治权利，从现实和“真实”的桎梏之下获得彻底解放。

参考文献：

[1]、王蒙《小说创作与我们》，《上海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

[2]、高尔基《论文学》，孟昌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21、第302页

[3]、王希杰《这就是汉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4]、孔宪中《语法与文句的格局》，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0年7月号

[5]、伍铁平《模糊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370、380—381页

第7篇

论文摘要：随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正呈现方兴未艾之势，简要分析了新随笔繁荣的原因，结合新随笔作品着重从题材分类、艺术风格、审美特征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对新随笔的创作特征进行探索性论述。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随笔至今尚无一个得到多数人认可的定义，但这并未妨碍随笔在黯淡多年之后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一股热热闹闹的“随笔”潮占据了各类报刊，蔚为壮观。面对这种悄然而至的“随笔”热，人们与二三十年代的随笔相对应。称之为“新随笔”。目前，与新随笔引人注目的创作实绩相比，随笔的理论建设却贫乏得几近空白。由于缺乏应有的理论关注和研究，使得新随笔这种比较特殊的文体在基本特征、创作特色、思想深度、创作意识、发展趋向等方面的论述多是片言只字，散见于创作谈一类的文字中，没有多少真正令人欣慰的理论成果。固然，理论常常是灰色的，随笔的创作者也会说“走自己的路，不被形形的规范设计所羁绊”；或者说“还不如索性让‘随笔精神’氤氲于混沌之中，不可捉摸又无所不在。时或从作者心底流露笔端的好”。但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真正的理论探讨，除却能帮助引导读者更好地“接受”新随笔之外，对随笔自身的创作和发展也是大有意义的。有鉴于此，本文作者拟就新随笔的创作特征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和评述。

首先，有必要对新随笔出现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原因加以简要剖析。与新时期曾经出现的“诗歌热”、“报告文学热”等相类似。新随笔的兴旺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与随笔自身独特的文体特性密切相关。首先，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开放、宽容的环境基本消解了昔日那种“我花开罢百花杀”的大一统局面，社会空间能给不同的“声音”留出一席之地。正是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宽容的文化氛围里，作家们找到了“自我”，不再担忧“我手写我口”的作品会异化为“吾丧吾”的证明。其次，由于当今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新现象开放带来的多元认识、多向思维增强了人们选择的迷惘和困惑。带来了认识判断的渴求。这样，随笔正好以其轻松平易而又睿智深刻的特点，承担起了引导人们思想开放之任，由于新随笔的创作队伍构成复杂。新随笔的文体特征尚在形成演变阶段，因此，要想完整、准确、全面地对新随笔的创作特征作出总结可能为时过早。但是，在对新随笔作品分析之后。我们认为新随笔已初步形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艺术特征。

首先，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大到社会变革、世象管窥，小到个人生存感慨、酸甜苦辣，都成为新随笔的“关怀”对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此。新随笔敏锐地作出反应，并且以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为其底蕴，对大变革大发展的社会存在迅速发言评判。对世态人心的升降沉浮以及现代人形而上的思想迷惘，形而下的生存困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考。换种角度来看，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阶层关注社会、思考社会的一种独特方式。如果按照题材内容来归纳，新随笔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读书类随笔。由于新随笔的创作队伍主要是知识阶层人士，特别是人文类知识分子更是随笔创作的主要力量，而读书写作几乎是中国读书人展现自我精神世界的传统方式，所以，读书类随笔就自然构成了新随笔作品的重要部分。值得重视的是，这类大行其道的读书随笔已不再停留于传统的“读后感”模式，“读”常常只是作者表达自我情感和思想的起点，以阅读为契机来展现作者“自我”才是读书随笔的本质。如王蒙的(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传达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和认识，而周涛的《读(古诗源)记》，则以新的视角表达了对传统诗歌的阐释，对人生的理解，足以令人回味咀嚼。另外，近年来还有一些随笔名家由读书而写出的系列作品，如费振钟的“堕落时代”系列、丁帆的“江南士子悲歌录”系列和李国文的名人之死系列，都是既有文采，又有内涵的读书类随笔佳作。二是社会随笔。社会随笔以对各类社会现象的评说为主，如果说读书随笔的生成主要由于心灵和书本的碰撞契合，社会随笔则是世象万态在人们思想的海洋里激起的浪花。社会随笔的内容往往是大众都不陌生的现实话题，表达的是一种对缤纷的社会现象理论性的观察、机智的思考和个性化的见解。从吸烟禁烟到通货膨胀，从反贪倡廉到道德建设，上自国际风云，下到居家琐事，都是社会随笔述说的对象。由于社会随笔的内容贴近生活，也是普通百姓关注的话题，所以更受到大众的喜欢。如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通过对“三农问题”进行历史的、理论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思考的话题。三是思想文化类随笔。有别于社会随笔直接关注“问题”，思想文化随笔则主要抒写当代社会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思考，更多地偏重于“形而上”的思辨。对此，三联书店《读书》的编辑们将其称之为“后学术”或学术性随笔，颇为传神和精当。思想文化随笔展现的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呼唤和交流，反映着对人生、生命、理想和价值等重大问题的独立思考，因此，本质上思想文化随笔更近似于西方哲人帕斯卡尔等的“随想录”，从而更具有思想、文化价值和个性意义。如韩少功的《性而上的迷失》、叶秀山的《没有时尚的时代》及余秋雨的“山居笔记”系列作品等均是近年来思想文化随笔中的力作。需要指出的是，此类随笔主要展现的是作者的独立思考和个性见解，具有浓厚的学术性和思想性。譬如在《性而上的迷失》里，作者以文化人类学、哲学的眼光，对自古至今形形的性现象、性迷失进行了深刻透彻的解剖与辨析，表达了作者对“性”的形而上思考。四是生活随笔。生活随笔似随手拈来的抒情性散文，或记人，或写事，或抒写个人喜怒哀乐，常常从我们身边的生活小事入手，主要袒露人生的心灵，诉说生活的感慨。生活随笔的特点是以小见大，以情入理，浅入而深出，向读者毫不遮掩地展示那个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我”。唐达成《头发的悲喜剧)、王蒙(我的饮酒)和韩小惠(体验自卑》等便是生活随笔的成功之作。

其次，不求雕琢、自然天成是新随笔突出的风格特征。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序文中说：“意之所至，随即记录，因其先后，无复诠次，固目之日随笔”。新随笔尽管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但这种“意之所至”的自然风格却未完全改变。当然，不求雕琢、随意自然决不意味信马由缰，随意而为，优秀的随笔离不开厚实的思想和文学修养，古人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对于随笔的这种风格特征，日本作家石原正明也曾揭示道：“随笔是将所见所闻的事、所言所思的事随心所至而述下……然因其无修饰之故，能见作者的才华与气量，实为很有兴味的作品。”纵观近年来的新随笔作品，其我手写我心，有感而发，从心所欲，不蹈袭，不做作的创作特征可以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新随笔自然天成的特点除了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外，还反映在思想内容上不受制于某些“条条框框”的约束，正如随笔名家舒展所指出的：“随笔的天敌是禁锢和做作，随笔的灵感源泉是自由与自然。”如张中行先生的随笔集《顺生论》，以娓娓道来的笔法，绵密自然的论证，条分缕析，推本溯源，运用自己厚实的人生经验和丰富的人文知识，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教科书式”的人生见解，既没有虚张声势，也绝无教条色彩，从文风到意蕴都充满了自然和率性，开人眼界，启人胸襟。与随意自然的风格相伴，新随笔作品也充分展露了作者的性情和写作风格，真正可谓文如其人，绝少干人一面现象。如汪曾祺的平实自然、张中行的严谨古朴、周涛的雄浑崇高、舒展的大胆泼辣等等，既无掩饰，也无矫情做作，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作者完全的本色、真实、自然的灵魂，这也是新随笔所以受到读者厚爱的原因之一。

知性感融、理趣情趣并生是新随笔鲜明的审美感受特征。随笔的文体特点不易确定，但在仔细品评过新随笔作品后，我们便不难发现，知性感融、理趣情趣并生是成功的新随笔作品突出的审美感受特征，也是新随笔艺术魅力的奥秘之所在。余光中先生在分析散文的知性和感性时曾形象地描述道：“就像一面旗子，旗杆是知性，旗是感性。无杆之旗正如无旗之杆，都飘扬不起来。”其实，我们用这种比喻来说明新随笔的创作特征，也仍是颇为妥贴的。近年来，文学界一方面有人刻意追求“纯粹”散文，一味抒情，陷入感情的沼泽，媚而无骨；另一方面，一些散文以载道说教自居，矜博炫学，读来每每寡淡无味。在这种创作背景下，新随笔摒弃了上述偏颇之弊，达到了感性和知性的有机结合，取得了理趣和情趣的互不偏废效果。当然，在新随笔的具体作品中，感性和知性决不是人为的搭配、生硬的焊接，每篇文章到底是以感性抑或知性为重，还得取决于文章的内容和主旨。总体而论，多数随笔作品以理为重，以情济理；也有部分随笔作品以情为重，以理显情正是与这种重于知性而又不废感性的创作特征相一致，新随笔作品自然达到了既有理趣也不乏情趣的审美效果。当然，新随笔所表现出的丰富而深刻的“知性”(理)，往往不是依靠长篇大论，或学术论文般的逻辑、推理来加以揭示，而是在夹叙夹议中自然点出，完全是作者思想智慧的自然流露。同时，随笔中的“情趣”与诗歌、抒情散文所抒写的单纯情感也不相同，随笔的“情趣”每每和“理趣”相交融，它所抒发或蕴含的感情常常也不是直露的，而是经过升华或折射的，情难以割裂开理而独立存在。如周涛的《塔里木河》方方的《和平日子的恐惧》等就是新随笔中以情济理的佳作。另外，对于不同秉性的作者来说，其作品知性、感性的重心，情趣、理趣的追求也直接呈现了个性色彩。如周国平的随笔常显哲学的思考，而史铁生的随笔则展露的是人生的精神深处和心灵空间。

最后，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是新随笔的个性品格中越来越凸现和强化的创作特征。就篇幅而论，新随笔作品属于文学大军中的“小人物”。但是，由于适合于表达创作者“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或者说新随笔易于展现知识分子“精神自治”的特点，故而，一批学贯中西的专家学者也自觉地加入到了新随笔的创作队伍之中，加上当代文坛的一批中青年佼佼者，就使得新随笔创作较好地克服了自身的“小气”现象，不仅具有出神入化的文字功力、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体现出了沧桑的生命感悟和独特的思想品格，成为一种“智者文学”。如金克木先生的《告别词》，面对日渐老去的生命，以智者的从容达观地吟唱了一曲挽歌。值得我们思考并学习的是这批前辈以耄耋之年，在信手拈来、直抒性灵的同时，却没有因对传统经旗烂熟于心所带来的陈腐之气，相反，作品中时时闪烁的是科学、理性的光芒，是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和剖析。在他们的笔下，康德、罗素和孔子、老庄均是活灵活现可亲可敬的人物，绝无陈腐老朽气，只现老辣醇厚味，突出体现了新随笔的价值精髓和思想要义，这从张中行先生的《顺生论》等作品中能得到充分证明。

第8篇

摘 要： 文学的本质特性，使其与伦理学之间“自然而然”地存在联系。分析特定历史时代文学作品的道德意蕴，是理解和把握当时代伦理学的重要途径。中国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主要表现在赞美王者风范和劳动者向往的理想人生、公私分明的道德观念和先公后私的行为准则、鞭笞统治者制造不和谐伦理的不良品行、憧憬婚姻的欢愉美感和重视男女有别的操行伦理等。它们具有昭示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之源头、奠基中国伦理思想史之逻辑起点、开启“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先河等方面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 B82-09；I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3）01004906

Moral Connotation and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PreQin Literature

QIAN Guangro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preQin literature； moral connotation；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ethical significance

Abstract： The intrinsic property of literature is the “natural” relation with ethics. The analysis of ethical connotation in literary works in specific historic period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modern ethics. The ethical connotation of preQin literature is mainly express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praise of king， ideal life pursued by the working class， clear mind of public and private， conduct of public first， criticism of the ruling class's creating inharmonious ethics， pleasant beauty of expecting marriage， different virtue ethics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and so on. The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vealing the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history， basing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thics thought history， and initiating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日本文艺理论家浜田正秀指出：“所谓文学，就是依靠‘语言’和‘文字’，借助‘想象力’来‘表现’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的‘艺术作品’。”[1]9他所说的“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以道德价值生成与传播的“文以载道”范式而论，所指主要就是渗透在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意蕴，包括善恶观念、评价标准、行为倾向即态度与情感。文学的这种本质特性使其与伦理学具有“自然而然”的联系。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先秦文学①

蕴含的道德价值观念及其伦理学意义发表几点看法。

一、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分类概览

先秦时期，许多文学作品的体裁和样式已见雏形，诗歌和散文如《诗经》《楚辞》《韩非子》等甚至已开始走向成熟。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便是其内含的道德价值。

其一，赞美高大、纯洁、完美的理想人格。《韩非子·五蠹》对尧和禹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作了如是描述：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也。[2]1183（尧王天下时，住的是不经修剪、不架椽梁的茅草屋；吃的是粗糙简陋的食物，连喝的汤也是用灰菜和豆叶做的；冬季披着小鹿皮，夏天穿茅茎编的草衣，即使是一般官家的生活也不会比这等状况差啊。禹王天下时，翻土挖地身先士卒，大腿上的汗毛都磨尽了，小腿上根本就长不了毛，即使是臣下也没有这样的吃苦啊。）

用此等夸张的表现手法描述王者的理想风范和伦理情怀，是先秦文学的一大特色。后来收入《淮南子》的神话传说“女娲补天”，虽不同于的《韩非子·五蠹》赞美的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理想人格，但其歌颂的博大伦理情怀，显然也不失一种王者风范。今天读起来仍然散发着古朴的伦理芬芳！在先秦文学作品中，还有许多赞美士大夫高尚人格的道德故事，如《尚书·康诰》记述的周公姬旦训诫其弟康叔要“顺天治民”和“体恤民怨”、《战国策》纪录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等。

其二，表达普通劳动者的伦理祈求和道德态度。这类道德意蕴与赞美王者风范是直接相关的，虽记述和描写的篇章不多又多采用“非历史”的神话或传奇的手法，但对其道德文明史的价值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王道”之下普通人欣赏伦理和谐之田园生活的豁达情趣，即如后来《帝王世纪》之《击壤歌》（晋皇甫谧编撰）所描绘的那种风景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3]8太阳升起就起来劳动，太阳下山就休息；凿井可以取水饮用，耕田劳作获取食物；上天的力量大小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二是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合作期许和杰出个体的英雄气概。这方面的理想人格，可以从《山海经》的相关篇章窥得一二。

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崇吾山》）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逐日》）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填海》）

这些文字，其实不是在写人，而是在写“神”和“怪”，它们所舒张的神性和神力，不过是为了表达原始先人力图超越自身的局限和征服自然的理想而已。

其三，描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鞭笞统治者制造不和谐伦理关系的不良品行。《韩非子·五蠹》最早用散文的形象语言比喻了“公”与“私”的含义及其不可相容的价值对立：“古者仓颉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所谓“自环”，用今日之语表达亦即“以我为中心”。那时的“公”，既不是国家意义上的公，也不是“三人为众”即个人联合体意义上的公，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公”，实则是专制帝王的一家之私。 那时的“自环之私”，也不同于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之私，而是如同杨朱说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的私，因为“人人不损一毫（于他人），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也”[4]217。简言之，也就是“利己不损人”之“私”。

《诗经》在方面有许多传神的描写，表达了普通劳动者的道德心理。如《小雅·正月》：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5]八九

（说起来天是很高的，但我们走在下面不得不弯腰，说起来地是很厚的，但我们走在上面不得不提心吊胆，我们产生这样的感受是很有道理的，如今的我们真的很可怜啊，象被毒蛇咬着一样！）

再如《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5]四四

（砍伐檀树声坎坎啊，棵棵放倒堆河边啊，河水清清微波转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往家搬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猪獾悬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吃闲饭啊！砍下檀树做车辐啊，放在河边堆一处啊，河水清清直流注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要独取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兽悬柱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白吃饱腹啊！……）

屈原在《离骚》中用比兴的手法，十分生动形象地鞭笞了统治者集团内部不和谐、相互倾轧的政治关系，表达了一位正直的“智者” 向往和追求政治伦理和谐及恪守人格的心态：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6]6

（我栽培了许多春兰，又栽植了大片蕙兰。还分垅种植了揭车，并套种了杜衡和芳芷。希望它们都能枝叶茂盛，等待我收获的那一天。它们枯死又何妨呢，让我痛心的是它们已经质变。）

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公与私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关于公私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核心。由此观之，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公私观，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其四，憧憬婚姻的美感和重视男女有别的操行伦理，批评统治者及其纨绔子弟无视婚姻和性别伦理的不道德行经。如《诗经·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5]一

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爱慕美貌女子和憧憬美好婚姻的“君子”之复杂心态。

再如《诗经·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5]九

（一个美貌少女在郊外遇到美男子猎人，为他所引诱，爱上了他，但羞于男女有别的伦理的道德意识、担心惊动乡邻而婉言拒绝。）

正因如此，庶宅少女对纨绔子弟不循婚姻伦理之举多有设防，如《 诗经· 豳风·七月》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5]六十

（夏历七月，大火恒星向下行，九月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去做。夏历三月开始暖和，黄莺鸣叫。年轻姑娘手持深筐，沿着那小路，在这儿寻找嫩桑叶。春天的昼长日落晚，采摘众多白蒿。女子内心悲伤，恐怕遇到国君之子，被公子胁迫同归。）

与此相关，《诗经》的《汝坟》《卷耳》《江有汜》等篇章，还用细腻辛辣的笔触描写了妻子与劳役他乡的丈夫两厢思念、倾诉衷肠的悲情，描写了苛政致使庶人夫妻分居的凄苦人生。

上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归根到底上都是先秦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它形成于“民神杂糅，不可方物”[7]515的原始社会末期，经历由流动式的游猎和游牧转而为定居式的农耕的社会发展和演变过程而得以发展和丰富。其间，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必然会特别尊重克勤克俭、率先士卒之强者或英雄的农耕品格，而这样的人一般都可以为王或已经为王，致使希冀在王者的统领之下获得安居乐耕的田园伦理和道德生活，同时成为人们基本的伦理追求。又由于西周确立井田制的公私分立和贵贱有别的社会基本制度，并规定“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田）”[5]一0七的耕作次序，必然会生发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同时也就必然会产生阶级对立和对抗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

二、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

经过先秦社会“礼崩乐坏”的激烈动荡和“百家争鸣”的文化洗礼，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原先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文本和思想发生解体，出现了相对独立的文史哲文本及思想体系，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为哲学伦理学提供最初的动因”[8]28的质料。其“载道”的文学样式也逐渐为直接言说道德的哲学伦理学的文本所替代，如《论语》《孟子》《荀子》等。然而，这种替代过程在初始阶段并不是那么彻底，今人仍然可从这些文本中看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标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9]11 、“《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9]30等，表达了孔子对《诗经》相关篇章之纯正品质的怀思和敬仰之情。

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展示了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固有的价值本性和永恒性元素，也开启了先秦之后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区别于西方的叙述方式。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多为直白式宣示“知其然”的道德主张教条，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166、“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9]65、“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9]129等，缺乏“知其所以然”的形上抽象和思辨精神。

[注：虽然，两汉尤其是宋以后的伦理学说多注意追求形而上的抽象，具有某些思辨特色，但从诸如“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等命题来看，其所关注的对象实则还是多为形下层面的经验范畴，所谓“天理”、“天性”、“天命”不过是“地理”、“人性”、“人命”的代名词而已。真正的抽象特别是科学的抽象，旨在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而不是变换名词概念。]西方的哲学伦理学，从古希腊开始就关注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必然性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指出：“必然性有两种：一种出于事物的自然或自然的倾向；一种是与事物自然倾向相反的强制力量。因而，一块石头向上或向下运动都是出于必然，但不是出于同一种必然。”后一种“必然”，缘于人“为了某一目的” 或“为了某种目的”的择善动机。[10]328这种注重运用形而上学方法分析和揭示事物本质联系的研究范式，后来成为西方哲学伦理学研究遵循的学术原则。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儒学所发生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促成先秦儒家对“以德治国”的理性自觉，而这种自觉精神形成的“最初动因”，就是先秦文学内含的道德“实践理性”。今人可以从屈原的《离骚》理解和把握其逻辑线索：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宁溘死一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天赋予我很多良好的素质，我要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只觉得老年渐渐来临，担心美好的名声不能确立……我要向古代圣王学习啊，这不是世间俗人能够做到的……宁可马上死去魂魄离散，我也决不取媚俗之态……保持清白节于直道，这本为古代圣贤所称赞的……）[6]613

先秦文学所承载的道德意蕴多是以宣示“做人”的理性原则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它的主旨在“做”而不是在“说”。这表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上便展现了道德的价值本性。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大体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并与政治法（刑）制联姻，成为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孔孟儒学伦理文化推崇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在这种嬗变过程中，尧禹之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逐渐转化为统治者的道德理想和人格要求，转化为“为政以德”和实施“仁政”的道德力量。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9]11这种历史演变，是合乎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规律的。经过秦末社会的再次震荡，“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最终确立，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客观上需要统治者集团“为政以德”，以得民心而得天下，同时也需要将道德政治化、法（刑）制化和教条化，以便对庶民实行教化而固民心和平天下。

另一个方向，是道德意蕴的其它成分如普通劳动者朴实的伦理精神、憧憬婚姻的美感等，没有被列入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哲学伦理学的“正册”，渐渐地以小说、戏剧、评书、民间故事等文学样式承载、“下移”和散落到庶民社会中，嬗变成为另一种非文本记述却也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致使人们只能在诸如《太阳山》《牛郎织女》《螺蛳精》《画中人》等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口头文学”中，才能回溯和联想它们在先秦文学中的原先风貌。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强化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成分，淡化了多带有“人民性”的成分，“牺牲”了先秦文学中一些庶人喜闻乐见的道德元素，却为封建社会某些非主流道德文化如道学和佛学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缘，使之赢得“附儒”的文化地位和在庶民社会中广为传播的土壤。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合乎道德发展的辩证法。道德在社会变革的特定历史阶段总是要以“牺牲”一些的传统成分来赢得自己的进步，因而在进步与“倒退”之间上演“自相矛盾”的历史剧，谱就“自然历史过程”的轨迹。因此，不可仅凭道德文本记述史来理解和把握一国一民族的道德发展进步史。

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伦理学意义

文学与伦理学是真正以人为本的 “人学”，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尤为突出。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于伦理学的意义，可从如下几个向度展开。

首先，昭示了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源远流长。然而，对“源”究竟有多“远”、“流”究竟有多“长”多缺乏具体的说明，使得人们对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缺乏根的意识和真实的历史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缺憾。它的存在，与我们没有对其源头给予应有的关注、或者虽有所关注却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很有关系的，而之所以如此，又与伦理学研究长期不能走出“道德哲学”的思维窠臼、忽视先秦文学内涵的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有关。从逻辑推理来看，“人”在劳动中创造人与创造人必须的伦理与道德本应是同一种过程。不难想见，在远古的渔猎“劳动”中，经验每天都在提醒“人”们彼此之间需要一种“心心相印”“同心同德”的配合，以获得行动一致的 “思想关系”即伦理和谐，哪怕这种关系极为简单粗犷，也是必须的。于是，在某时或某些情况下，会有“人”伴随肢体动作脱口发出诸如“吆”、“呵”之类的呼喊或呼唤。这是一种具有后来被称为“道德意识”的伟大创举，它的“启蒙意义”在于：向肢体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舞蹈，向声音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音乐（故尔后人说“乐者，通伦理者也”[5]二0五），而向文字的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诗歌。这种演化的成果，使得舞蹈、音乐、诗歌成为人类维护和建构伦理和谐的最早的道德意识形式。

关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教育，旨在培育受教育者的历史意识和民族精神，而要如此，从源头上“娓娓道来”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看，让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走进基础阶段的道德教育课堂，不可不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

其次，奠定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之逻辑起点。学科的逻辑起点，从根本上影响学科科学体系的结构及实际功能。逻辑起点，既是逻辑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正确把握逻辑起点问题需要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1]603伦理学以道德为对象，以研究道德的发生与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应当确立“道德从哪里开始，伦理思想也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逻辑观。因此，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与建构，应当从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起步。如阐述“仁学”伦理思想可以考虑从“女娲补天”起步，阐述德政伦理思想可以从尧禹的王者风范起步，等等。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文本多没有关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而是从儒学文本起步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伦理思想史的建构范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它多是从著名的《荷马史诗》起步的。如果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放在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上，如严于律己和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公私分明和先公后私、尊重伦理和谐和性别伦理等，而不是一开始就大谈“推己及人”和“为政以德”之类的抽象理念和道德教条，那将会是一种何等贴近社会生活因而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样式呢？

再次，开启了“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先河。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上，文学以“文以载道”

[注：“文以载道”是宋代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正式提出来的。在此之前，韩愈已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贯道”的主张，广涉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然而，由于周敦颐的思想体系和倾向比较复杂，其“道”也并非如同韩愈那样专指封建社会的主流伦理文化——儒学道德体系，所以学界凡涉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多采用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语型而采信韩愈的“文以明道”语义。]的文明样式传播着社会主流道德价值，因其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尤其是戏剧和民俗文学），而实际上一直充当着道德教科书。这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统治阶级认可或默许乃至推崇、因而堂而皇之地活跃在民间的“文以载道”；另一种是被统治阶级列为“禁书”和“禁戏”，只在民间悄悄传播。前一种“文以载道”是封建统治者实行道德教化的主渠道，其盛势始于明末，此后连绵不绝，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连平生“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的文学巨匠鲁迅，在偶然涉足京城戏场时，也为那种“连插足也难”的盛况感到惊讶。

文学以其大众化的文化形式和“人民性”的道德内涵，而成为传播道德文化的最丰厚的土壤和最重要的途径。就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传播和建设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学的“文以载道”，就没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道德传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文学’，如散文、诗歌、辞赋等文学体裁，只是一种形式，是一个空空的口袋’，形式必须要有内容，空空的‘口袋’本身没有意义，必须装进东西才有价值。”[12]3此言甚佳却又有失偏颇。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不同事物在这种关系上仅是内容的多少与优劣的差别，所谓“空空的‘口袋’”的文学作品并不存在。

[注：如时下的一些“贺岁片”，其“口袋”看似空空如也，其实不然，正是其表达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之“道”，才令一些趣味相投者趋之若鹜，让其占据了相当份额的文化市场。]理解和把握“文以载道”，重要的不是看其“文”，而是要看其所“载”之“道”。纵观中国文学史，诸如《孔雀东南飞》《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之所以成为传世佳作，皆与其所“载”之“道”的喻世意义有关。

如果说，先秦文学及整个封建社会的“文以载道”多是直觉、直观地告诉接受者们“‘道’是什么”，具有脸谱化的特征，那么现代社会的“文以载道”则不然。它承载的“道”多为“‘道’是什么、也不是什么”的内涵，反映的是生活世界中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难以分辨的“道德悖论”问题，多带有“颠覆”却又张扬传统道德文化之历史价值的“自相矛盾”的性征，因而特别具有“大众化”的艺术震撼力。我们大体上可以从《深海长眠》

[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深海长眠》：雷蒙因事故高位截瘫，在床上躺了26年后向政府申请安乐死，政府以违背（传统）道德和（现行）法律为由拒绝，此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最后，雷蒙在妻子协助之下，驾船沉入他深爱的大海。]《求求你表扬我》

[注：老实巴交的“农民工”杨胜利在雷雨交加的深夜从歹徒手中救下女大学生。他为了实现老模范、病入膏肓的父亲弥留之际的“唯一心愿”——希望儿子获得一次表扬，便要求报社表扬他的见义勇为行为。然而，记者鉴于“查无证据”和顾及女大学生的名誉，不予理睬，于是陷入“为了荣誉”和“顾及名誉”的“自相矛盾”的两难选择之中，最后“不得不”选择了辞职。]《天下无贼》等这类“家族相似”的影视作品中，体味到这种源于又高于生活的艺术逻辑。当然，也可以从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获奖理由”中

[注：诺贝尔委员会颁奖词：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中国经济网，2012-10-11）]，窥得一斑。现代社会“文以载道”的变化表明，其所“载”之“道”的价值正如格罗布曼（Grobman）指出的那样：“文学形成的价值在于问题，而不是答案。”[13]1

从以上的历史考察和学理分析，大体上可以看出先秦文学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发端的逻辑关联及其伦理学意义。这些议论，严格说来还只是基于一种“历史感做基础”发现和提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是伪问题的话，那抑或就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若可作如是观，关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及其伦理学意义的

探讨，就没有理由打住。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平台上审视文学与伦理学的内在关系，进而观照当代人类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文以载道”现象、反思道德文化建设及伦理学研究等现实问题，当是一个有待开发和拓展的重大学术话题。

参考文献：

[1] 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M].陈秋峰，杨国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2]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二子·韩非子·五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二子·列子·杨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 孔子，等.四书五经：中[M].北京：中国书店，1984.

[6] 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M].桂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7] 徐元诰.国语集解·楚语：下[M]. 修订版.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8] 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伦理学简史[M].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30.

[10]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M].余纪元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1]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第9篇

关键词：谢赫；六法；六书；六要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4-0155-05

收稿日期：2012-06-28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CSC学号：201206255040）；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D12035）

作者简介：周小兵，男，江西新余人，法学博士，天津大学学院副教授。

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北宋郭若虚有“六法精论，万古不移”一说。此后，“六法”成为书画品评的标准法则。学术界对谢赫“六法”的文字解读、组成结构、意蕴关系、断句方法做分析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有些文献观点对立，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然而，这种“对立”往往是由于汉语的多义性及对某种语句的多重解读的可能性造成的。因此，不应过多地纠缠于“六法”解读上的分歧，而应当在理解文字在形、声、义方面多重表现的基础上，承认“六法”多重解读方式之间的相容性。

对“六法”及意蕴的解释，可以用“六、五、四、三、二、一”这6个数字来概括与分析。所谓“六”，指的是“六法”包含着对“六”这个数字的偏好及使用习性；所谓“五”，指对“六法”作“一分为五”、“一五（一十）”的分类；所谓“四”，指“六法”中包含的“四加二”的结构；所谓“三”，指将“六法”分为“三对耦”的可能性；所谓“二”，是指“将四字句式分成二字句式”的“一分为二”的断句；所谓“一”，指将“六法”归为“六要”甚至“一字之要”。下面按上述六点分别论述。

一、“六”：“六法”之前对“六”字的偏好

有人这样概括：“‘六法’之‘六’，无须多作深究，中国古人对数字‘六’情有独钟，起源‘天地六合’、《易》卦之‘六爻’以及人文领域的‘六艺’、《六经》……谢赫可能直接取思于《文心雕龙》的‘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宗经》）、‘将阅文情，先标六观’（《知音》）。”朱良志先生认为：“六法受到影响最大的当是六书。”这种解释与中国文人长期信奉的“书画同源”的思想相契合。事实上，从许慎创立“六书”以来，以“六”字打头来总括事物的方式越来越多，例如，关于“六亲”的说法，可从汉代说起。汉朝贾谊的《新书-六术》有：“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汉代的官制设有“六曹”，后在隋唐之时演变为“六部”。可见，“六”这个数字在汉代就对人们的思维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以后又在更多的场合习惯性地用它。对“六”字的偏好及“六法”之成因，亦可以参照贾谊所云：“是以阴阳各有六月之节，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寿礼智圣之行，行和则乐，与乐则六，此之谓六行。阴阳天地之动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谨修六行，则亦可以合六法矣”。可见，“六法”之说，由来已久。另外，此时“六法”中的“法”，当与汉代开始流行的“佛教因明学”或“般若义学”紧密相关，如关于谢赫“六法”与《大般涅柴经》中表述的“六法”相关，有人考证：“就《大般涅槊经》中‘六法’（众生，色、受、想、行、识）与谢赫‘六法’之前两字（气韵、骨法、应物、随类、经营、传移）的意蕴而言，存在着一一对应、相通的关系”（具体关系后述）。

约而言之，绘画“六法”的形成，是与人们的空间观念、文化生活、文字演变、社会制度乃至宗教思想等等分不开的。其中“六”字的使用有深受民间喜爱的“六合”、“六亲”、“六六顺”的民俗内涵，又加之以“六礼”、“六经”、“六律”、“六法”为代表的“法”的威严与高雅，更有作为绘画的另一面的“六书”的引导与陪衬。因此，谢赫对绘画作“六法”的概括已属当然。

二、“五”：“六法”之中“一分为五”的结构

刘海粟《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云：“关于‘气韵生动’的地位问题，有谓与其他五法同法的，有谓超乎五法的，而以超乎五法的一派取得胜利。”这就是说，“气韵生动”相当于“总论”，其余五法相当于“分论”。换而言之，谢赫“六法”之间存在着“一五”关系，“即‘一’为‘五’，‘五’合为‘一’，‘一’即‘五’……‘六法’之间的关系，是‘一五’之‘不即不离’的‘道’、‘器’关系，亦即‘离道非器，离器非道’……总之，‘气韵生动’析为后‘五法’，后‘五法’合为‘气韵生动’，‘气韵生动’即后‘五法’”。这种“一五结构”的形成是有其理论依据的。

其理论依据之一是元气论及阴阳五行的思想。所谓“元气”，即构成万物的原始物质，也称“原气”、“真气”。如《鹗冠子・泰录》：“天地成于元气，万物成于天地”；《白虎通义・天地》：“天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所谓“阴阳五行”，指从气中抽象出来的阴阳以及由具体存在中抽象出来的水、火、金、木、土之五行，成为说明自然存在的事物属性的范畴，如物有阴阳，事有正反，各有“五行”之属。所以，一种“元气”可以分解为五类“属性”或五种存在，这种思想在谢赫“六法”中当属显著存在。

除了两汉以来所形成的“元气阴阳五行论”这样的思想之外，还有人从“佛法”的角度对谢赫“六法”的形成做出解释：“谢赫‘六法’源于对涅‘六法’的改造。因而，自然而然地，涅柴‘六法’之关系即当是谢赫‘六法’之关系……涅‘六法’可分为‘众生’一法与色、受、想、行、识五法。涅柴‘六法’即‘众生’（或‘假人’、‘我’）与‘五蕴’之合。其关系为‘众生’分为‘五阴’，‘五阴’合为‘众生’，‘众生’即‘五阴’。”至于从“批评标准”与“技术标准”、“品鉴”与“操作”、“可学”与“不可学”等各种维度将“气韵生动”与其余五法做类型与层次上的区分，更是不可胜数，这些说法都论证了“六法”中“一分为五”的内在结构的存在。

三、“四”：“六法”之中的“四加二”的思想

对上述佛法中的“五阴”而言，实即“五蕴”：“‘五蕴’亦称‘名色’，‘色’指色蕴，包括地、水、火、风四大及其所造；‘名’总名受、想、行、识四蕴（即四无色蕴）。如《杂阿含》第二九八经云：‘云何名，谓四无色阴，受阴、相阴、行阴、识阴；云何色，谓四大，四大所造色，是名为色。此色及名，是为名色。’‘名’与‘色’（即五蕴）和合而成世间，包括有情世间与无情世间”。所以，在“五阴”或“五蕴”之中，仍有“总”与“分’’的层次上的区别。“色”是单独一“蕴”，由“四大”所造；“此色”与“名”并列，“名”为“无色蕴”，“名”作为“总”可“一分为四”，即受、想、行、识。与谢赫“六法”之后四法相对应：“受”为“领纳”、“积聚”，有“应物”意蕴；“想”为“能取”、“增胜”，有“随类”意蕴；“行”为“造作”、“迁流”，有“经营”意蕴；“识”为“明了”、“分别”，有“传移”意蕴，此四者为包含着“受、想、行、识”四大的“名”，与谢赫“六法”中的后四法相对应。而真正的“色”为“骨”。韩刚先生在《大般涅经》及其他佛经中均发现“具有极强心理性、精神性的‘色’、‘骨’相通一致的表达”，从而得出“涅柴‘六法’之第二法‘色’的意蕴与上文所考察的谢赫‘六法’第二法中‘骨法’一语名相虽殊，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结论。由此可见，在已经从“六法”分裂出来的“五法”，仍可继续分裂为“一”和“四”的关系，其中的“一”是作为“名相”的“色”；其中的“四”是作为“名（法）”的“名”。由“法”生“相”，由“相”得“色”，由“色”变“泽”，由“泽”而“测”，由“测”成“则”。也就是说，谢赫“六法”包含着相对具体的“四法”和相对抽象的“二则”。

显然，“法则”的形成是相当缓慢的，是与特定时期思想的繁荣分不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释三家有漫长的会通过程，对绘画“法则”的形成极为有利。谢赫在写《画品》的时候，一定深入地思考过绘画中显然出现的“光泽”、“色泽”的问题，而他用“气韵生动”来表达气物润化的“元气论’’思想，用来反映画作中的“光泽”及“光则”（即关于光的法则）的问题；又用“骨法用笔”来表达法相森严的“名物”或“状物”的思想，用来反映画作中的“色泽”及“色则”（即关于色的法则）的问题，并将这两种“则”紧密结合、互相对应起来（此种关系后述）。这种思维设计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所以，谢赫“六法”的前两法实际上都是“则”：“气韵生动”为总则，“骨法用笔”为分则。或者说，“气韵生动”为用气的法则，“骨法用笔”为用笔的法则；前者用以形容画作的光泽――“光则”，后者用以形容画作的色泽――“色则”。相对而言，后四法就不宜称之为“则”，而只当体现为“法”，是为达到画作具有“光”与“色”的良好效果的“法”。

这种“四加二”的方法在“六书”中也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汉书・艺文志》始列“六书”名目：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论“六书”名目与次第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前四者为汉字的造字法，而后二者实为用字法。按照明代赵掇谦《六书本义纲领・六书总论》的说法，“六书”的形成，是因为“四书不足，然后假借以通其声，声有未合，而又转注以演其声”。同样，明代杨慎把“六书”区分为“经”和“纬”，他在《六书索隐》中说：“六书，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声居其四。假借者，借此四者也，转注者，注此四者也。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进而“六书学”中的“四体二用”说几成公论。在作为周代宫廷乐舞的最高典范的“六舞”之中，同样有“四文二武”的说法。也就是说，“六舞”之中，“前四舞为文舞，后两舞为武舞”。联想到中国古代最常见的“四方”、“四维”、“四兽”、“四象”的说法，可以断定，“六舞”、“六书”、“六法”都有它们的经纬编织及其历史发展的进程，而非一挥而就，可能先有“四舞”、“四象”或“四法”，接下来再改进并发展为“六舞”、“六书”与“六法”。在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对《古画品录》的题解中有“晁氏读书志《古画品录》一卷，题南齐谢赫撰，言画有六法，分四品”的记述，这就不排除谢赫先提出“四法”，并对应地将画家分“四品”，而后从总体上又补充为“六法”的可能性。

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对画家“用笔”、“象形”、“赋彩”、“位置”等关乎绘画本身的四种技法做出通盘考虑后，又加上“传移”之法。这种“传移”是“对其前四法所形成的内心视像照原样忠实的外化、物质媒介化，是对前面诸法的最后了断、落实”。可以设想，在做这样一种“了断”之后，谢赫觉得还没有做到根本的“了断”，或者说“了断”得还太具体，从而又额外地在最前头加上了“气韵生动”这一“根本性的大法”。总之，谢赫“六法”的形成似乎有一种“历时性”的组合关系。

四、“三”：“六法”之中的“三对耦”的关系

谢赫“六法”的组合关系还表现在“六法”之“二二成对”、“三对耦”的关系上。阮璞先生说：“对于《画品》来说，与训诂学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文体学的问题。我们知道，《画品》成书于齐梁之世，受当时风气的决定，他采用的是骈俪的文体……谢赫《画品》虽非一骈到底，但在表述‘六法’时，他将每两‘法’作成一副对联，即第一‘法’与第二‘法’、第三‘法’与第四‘法’、第五‘法’与第六‘法’各做成三副对联。如第一‘法’与第二‘法’之间，‘气韵’与‘骨法’作对，‘生动’与‘用笔’作对……”这一点也可与始于南唐徐锴对“六书”的分类对应起来。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是为整理许慎的《说文解字》而作，他以新的视角对六书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六书三耦说”。他在《说文解字系传・上字注》中指出：“大凡六书之中，象形指事相类，象形实而指事虚；形声会意相类，形声实而会意虚；转注则形事之别。然立字之始类于形声，而训释之义与假借为对。假借则一字数用，如行（茎）、行（杏）、行（杭）、行（沆）；转注则一义数文，借如老者，直训老耳，分注则为耆、为耋、为耄、为寿焉。凡六书为三耦也。”总之，对应于“六书三耦说”，有“六法三耦说”。相对应“六书”中“二二对应”的虚实关系，“六法”中“二二对应”的二者也是一实一虚、一阴一阳。大致说来，在谢赫“六法”中，“气韵生动”为虚，“骨法用笔”为实；“应物象形”为实，“随类赋彩”为虚；“经营位置”为虚，“传移模写”为实。谢赫在品评第一品末两人的画作时云：“张墨、荀勖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旨法。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可见，在谢赫看来，“骨法”、“体物”这些实的东西不可没有，而更重要的是要有“风范”、“精灵”等属于“象外”的虚的东西。可见，在谢赫的品评中，虚实对应的思想是比较明显的。

五、“二”：“六法”断句中的“二字断句”

“‘气韵生动’的断句法，自张彦远后，直到清代，都是四字一句连读，从无异议。到了（清代）严可均及（近代）钱钟书才发生新的断句法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对于‘气韵生动’的诠释意含，所以有讨论的必要。”“气韵生动是也”与“气韵，生动是也”两者在诠释上究竟有何区别，好像是关于“六法”断句法争论的焦点。联想到现代汉语中经常用到的一些词，如“纷繁复杂是也”、“简要精炼是也”等，是否也存在断句问题？当用到它们时，是否也可以断句为“纷繁，复杂是也”、“简要，精炼是也”？这种断开后的语句与原来的四字连用的格式有何区别？

窃以为，区别不大。区别主要不在文义，而在音节。“汉语往往两个字为一音步，四个字就形成一个基本的节奏单元。此外，从言语使用主体的表达和接受而言，四字格读起来好听、好记，便于言语主体感知，因而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因此，上述包括“六法”在内的四字句式其实渗透着作家为追求语音效果而将“奇奇怪怪”或“怪怪奇奇”付诸语言实践的修辞理念，其断句与停顿方式主要应从其通篇文章的气韵来看，而不应过多计较其词义。也就是说，“气韵生动”与“气生韵动”乃至“气动”这些说法并没有太多的语义上的区分，而重要的是音韵上的区分。更何况，谢赫处在文学史上极重平仄的“齐梁文”与“永明体”的年代。前此以往，“如果说先秦散文在语音修辞上十分注重‘吟诵’，则汉大赋和骈文在语音修辞上可以概括为其非常重视‘朗诵’。注重语音上的朗朗上口，格外关注其听觉效果”。到了“骈散错综”的南北朝时代，云“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蚌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所以，谢赫在《画品》中，不可能出现“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的语句，而只能是“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的语句，这样才符合全篇多为四字音节、语句前后切响的朗诵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气韵，生动是也”的近代断句法显然是错上加错了，但它将“气韵生动”四字分解开来的这种思路还是对的。

六、“一”：“六法”之后的“一字之要”

五代荆浩《笔法记》在谢赫“六法”的基础上，总结出绘画“六要”：“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按他的界说，“心”是“取象”的工具，主宰着“气”；“韵”为“立形”的“隐迹”，有“不俗”之“仪”；“思”是“凝想”的过程；“景”是“创真”的“制度”；“笔”是“飞动”的“法则”；“墨”是“品物”的“文采”。所谓的“思、景、笔、墨”都有迹可寻、有法可依；而最不可捉摸又最让人“心仪”的当属“气”与“韵”。这里要思考的是，在绘画品评方面极具原创性的著作《画品》之中，由谢赫将“气”与“韵”连用形成的“气韵”概念，为什么在后来荆浩的著作中又要重新拆解为“气”与“韵”两个方面呢？

不妨再从“六书学”中找答案。“六书”中“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四者都有一“象”字，可见“象”实为造字的根本。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后人郑樵又在《通志・六书略-会意第三》中概括出“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子母相生”原理。所以，“象”的存在及“象”的组合是所有文字的基础，这一点与绘画中“气”的存在及“气’’的组合是所有绘画的基础一样。在谢赫“六法”总结出来之后，人们对绘画的认识逐渐地统一。虽然“气”在六朝文论中已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但“气韵”二字的形成及其广泛认可，却是画界对绘画认识的统一表现。在谢赫之后，南朝梁的传记文学中已提到“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气骨似我”等语。从哲学层面说，“‘气韵’源于‘气运’，是气运从哲学到文艺审美的延伸。易学中的阴阳气化宇宙论是其哲学基础，气韵就是艺术作品中气之运化节奏和谐的显现。”从绘画角度说，“如果以谢赫所处的时代为坐标，‘气’代表的是传统（‘古’）的‘全美’，而‘韵’代表的是当代（‘今’）的‘全美’。而谢赫作为立言者，是要以‘气韵’去统摄分别代表传统与当代的‘全美’范畴――‘气’与‘韵’的。换句话说，谢赫独标的‘气韵’是有着传统与当代的‘全美’，即‘气’与‘韵’合而为一并且超越之的内涵的。此盖为谢赫《古画品录》中以‘气韵’品画的理路。”由此可见，谢赫所讲的“气韵”，其实都是“气的运作”，是“风范气候”之“气”、“神韵气力”之“气”、“巧变锋出”之“气”。所谓的“气韵”只有“传统”与“当代”、“古”与“今”的区分，而没有“气”与“韵”本身的区分。

进而言之，“‘六法’第一法提出气韵生动，乃与时俱进，是时代的产物。谢赫气韵论比顾恺之传神论具有更大的包孕性。传神论主要强调通过写形来传神，特别是通过人物形象的眼神刻画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气韵论既要求画家调畅其气，又要使绘画作品气韵流转，达到气韵生动的效果……气韵生动是从画作总体上的要求，只有总体合格，才能继续品第，因此谢赫将气韵生动列为第一法。顾恺之的传神论，主要讲人物画，而气韵生动则既适合人物画，也适合山水画与花鸟画，所以其影响更广泛。”也就是说，用“气韵”来品评绘画的适用面比单纯地用“神”或“神气”来概括绘画的适用性要广。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勃克斯 因果陈述逻辑 哲学性 因果蕴涵

一、勃克斯及其因果陈述逻辑

“因果陈述逻辑”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当代哲学家、计算机科学家阿瑟·勃克斯（Arthur Walter Burks）首创的。勃克斯对科学哲学和归纳逻辑研究有着较大的贡献，他提出了自己的归纳概率理论，建构了因果陈述逻辑系统，成为归纳逻辑研究的独树一帜的理论。

勃克斯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理论成果是1977年出版的阐述其因果陈述公理系统的专著《机遇、因果和推理》。关于因果陈述逻辑（The Logic of Causal Statements）的理论与方法，勃克斯在这部著作中进行了详尽地说明。他在引申并深化刘易斯关于严格蕴涵与模态逻辑思想的基础上，将其应用到因果性模态问题之中，并将模态形式分为两大类：逻辑模态与因果模态。四个逻辑模态符号分别为：逻辑必然“”、逻辑可能“”、逻辑蕴涵“”、逻辑等值“？圮”。与此相对应，他创新性地提出了四个因果模态符号，分别为：因果必然“c”、因果可能“c”、因果蕴涵“c”、因果等值“？圮c”。与逻辑模态符号成立的形态——逻辑可能世界相类似，勃克斯提出了“因果可能世界”。因果可能世界的提出，不仅标志着一种新的模态形式的诞生，也为我们研究因果问题及其相关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因果陈述逻辑的公理系统继承了经典逻辑的核心内容。它由一个非模态性的一阶逻辑演算（或者不包含等词的一阶函数演算）加上一组关于逻辑形态的模态词（“必然”、“可能”）以及一组关于因果形态的模态词（“因果必然”、“因果可能”）的演算而构成。因果陈述逻辑的公理系统主要由语法、公理、证明和定理组成。在该形式系统的语法中，勃克斯分别对因果可能、因果蕴涵等重要的逻辑概念进行了定义。比如，因果可能的定义：c？椎=df ～c～？椎，因果蕴涵的定义：？椎c？追=df c（？椎？劢？追）。关于因果陈述逻辑系统的公理，勃克斯将它们分为三类，即真值函项公理、量词公理和模态公理。由于在该系统中判定真值函项公理和量词公理的方法与步骤和经典逻辑一致，故此不赘述。因果陈述逻辑与模态逻辑密切相关，如果说经典逻辑是这一形式系统的框架，那么模态逻辑便是该理论系统的精髓和亮点，二者缺一不可。而因果陈述逻辑的模态性以及模态算子的本质特征也恰恰是通过模态公理体现出来的。比如，模态公理？椎？劢c？椎（逻辑必然蕴涵因果必然）和c？椎？劢？椎（因果必然蕴涵实然）。我们看到，这两个公理是按照模态的强弱来排序的，前者表示逻辑必然性强于因果必然性，后者表示因果必然性强于实然性。二者是“必然性是分等级的”这一哲学指导思想在因果陈述逻辑中的具体体现。在语法和公理的基础上，勃克斯对证明和定理进行了定义。从表面上看，证明和定理的内容无非是对经典数理逻辑中一些概念的简单重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勃克斯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他将这套理论搬到了带有因果必然算子（c）的因果陈述逻辑的系统中，并且十分适用，用勃克斯本人的话说，“一个演绎论证的普遍概念在我们的形式语言（因果陈述逻辑）中根据有前提的证明而得到了模拟”。

二、因果陈述逻辑的哲学意蕴

（一）因果陈述逻辑的哲学基础

任何一个逻辑系统或者逻辑理论都必须包含蕴涵，也就是说，没有无蕴涵的逻辑系统或理论，勃克斯构建的因果陈述逻辑系统也不例外。在因果陈述逻辑理论中，因果蕴涵是该形式系统的重要内容，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形式系统的主要标志。勃克斯对因果陈述逻辑的构造就是从对因果蕴涵的描述和刻画开始的。因此，分析因果陈述逻辑这一逻辑系统的哲学基础，关键就在于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因果蕴涵的哲学性质。

因果蕴涵（？椎c？追）反映了事物情况？椎和事物情况？追之间的一种因果条件联系，？椎是原因，？追是结果。所谓原因，是指这样的现象：它产生某一现象并先于某一现象。所谓结果，是指原因发生作用的后果。同时，？椎和？追之间也是一种蕴涵关系，这种蕴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质蕴涵、严格蕴涵等蕴涵形式，而是能够刻画因果虚拟句的蕴涵类型。勃克斯创造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因果条件句和因果模态陈述句的形式化问题。根据勃克斯的因果陈述逻辑理论，因果蕴涵的蕴涵强度介于逻辑蕴涵（严格蕴涵）和实质蕴涵之间，这一点也是勃克斯对包含“因果”算子在内的诸如因果等值、因果必然、因果可能概念进行强度界定以及因果陈述逻辑系统中对某些公理、定理及公式进行排序的基础和来源。从这一意义上说，因果蕴涵不仅是勃克斯因果陈述逻辑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由于它兼有因果性和蕴涵性这样的双重特性，因此对因果蕴涵的哲学特征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在勃克斯看来，因果蕴涵克服了传统蕴涵类型的缺点，能够准确地对因果虚拟句进行形式化地表述。我们认为，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两个特性（上面已经提到）——因果性和蕴涵性，这也是我们对因果蕴涵进行哲学分析的两个切入点。

第一，因果性是因果蕴涵区别于其他蕴涵类型的哲学本质。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普遍的联系，也是必然的联系，原因和结果在时间上总是前后相继的，这是科学中的因果律，是不能更改的。对于日常生活中大量出现的因果虚拟句（反事实条件句），其前件是假的，但前件与后件之间却有着真实的联系，即已知的一个空类与另一个类之间有真实联系。我们认为，这种真实的联系就是因果联系，符合因果联系的普遍性。正因为用自然语言表达的因果虚拟句需要我们用与其相符合的人工语言（逻辑语言）进行刻画，而实质蕴涵等蕴涵类型的前后件并不能恰当地表达这种反事实的因果联系，于是勃克斯对这些经典蕴涵形式进行了改造，提出了因果蕴涵。也就是说，在反事实条件句中，如果某个事物情况？椎不发生，那么另外的事物情况？追就一定会发生。？椎与？追之间的这种因果联系决定了前后件之间纯粹的充分必要联系已经不再适合对它形式化和符号化的需要，于是勃克斯找到了因果蕴涵这样一种新的蕴涵类型。

第二，蕴涵性是因果蕴涵的一般哲学特征。如前所述，蕴涵总是逻辑系统中的蕴涵，从这一意义上说，逻辑系统的区分就在于它所包含的蕴涵词的区分。因此，因果蕴涵是因果陈述逻辑系统的主要标志。勃克斯以“必然性是分等级的”这一哲学思想为指导，对因果蕴涵以及因果必然性等概念按照强弱进行了等级划分，这也是他构建因果陈述逻辑的语形结构的基础，这是蕴涵性所具有的一个哲学表现。另外，因果蕴涵所具有的蕴涵的一般性质，比如前后件的真假对蕴涵式真假的制约情况等，是勃克斯能够将它与逻辑蕴涵、实质蕴涵进行比较的理论依据。我们对因果蕴涵进行哲学考察，其蕴涵式前后件之间的真假制约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通常人们都认为，蕴涵是对实际推理中“条件命题前后件关系”的刻画或反映，不同的蕴涵词所刻画的是条件命题前后件关系的不同侧面。其中实质蕴涵就是条件命题前后件之间的真假关系的逻辑抽象。也就是说，与实质蕴涵相比，因果蕴涵能够运用其蕴涵形式来刻画反映反事实条件命题前后件之间的真假制约关系，它是这类命题前后件之间真假关系的逻辑抽象。

综上所述，因果性和蕴涵性是构成因果蕴涵的两个元素，也是因果蕴涵具有哲学性质的具体表现。在勃克斯的因果陈述逻辑理论中，随着因果蕴涵的应用性不断增强，其内在的哲学性也会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二）因果陈述逻辑的哲学启示

因果陈述逻辑是勃克斯归纳逻辑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为他的归纳逻辑理论指引了正确的方向，而勃克斯的归纳逻辑理论则为因果陈述逻辑系统的发展和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对勃克斯的因果陈述逻辑理论进行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笔者也从这一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启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因果陈述逻辑的提出及发展过程不仅是对归纳问题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一个重要表现，而且是对归纳逻辑所具有的强大的认知功能逐步提高的一个重要反映，同时也说明现代归纳逻辑具有深厚的认识论基础。早在1951年，勃克斯就已经提出了因果命题逻辑的形式系统，但是当时没有能够对这一逻辑系统作出恰当的语义解释，所以该形式系统仅停留在语形结构方面。后来由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理论的发展，为勃克斯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解释工具，从而使他较为成功地解释了因果陈述逻辑系统。这一成果的意义在于：不会被看成仅仅是真值函项逻辑和古典模态逻辑的人为扩充。由此可以看出，任何理论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果陈述逻辑也不例外。我们在前面的内容中曾经提到，用于解释该系统的语义学理论——因果可能世界语义学，从模态逻辑的观点看，它是因果化的可能世界理论，即使得可能世界语义学增加了因果的性质，这是对它的基本理解；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它是勃克斯对因果陈述逻辑所具有的科学认知功能的一次挖掘和提高。传统的归纳推理对因果必然性的证明是不严格的，很多是赋予经验的直观形式，勃克斯建构因果陈述逻辑的目的就是为了形成一套证明因果必然律的方法，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因果必然性规律先验概率的确定，而用来测定因果必然性规律的恰恰是以三种世界类型（逻辑可能世界、因果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为依托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因果可能世界以及“因果必然性”等一系列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是因果陈述逻辑对人们的认知能力的一次检验，对于探求科学陈述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而对科学理论做出因果可能性的推断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二，因果陈述逻辑的深层次问题在其哲学方面，具体而言，它表现为因果蕴涵的普遍适用性问题。我们知道，科学中的因果律指的是原因和结果在时间上总是前后相继的，原因总是在结果之前，结果总是在原因之后。但是，有先后关系的现象之间并不一定都有因果联系，关键在于结果必须与原因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寻求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勃克斯的因果蕴涵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因果联系样式，即它不可能反映如此丰富的因果联系内容，它只能反映因果联系中最一般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因果律。从时间的角度看，因果关系的内在特点是：原因在时间上要先于结果。而勃克斯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构建的因果陈述逻辑是将因果关系的这一时间因素包括在内的，这一点通过他对因果模型的构建就可以看出来。这充分说明勃克斯将因果联系与一般的条件联系严格地区分开来，定义了因果律、因果倾向句、自然律，并分别对它们进行了形式刻画，从而丰富了他的归纳逻辑思想，使其归纳逻辑理论向全面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因果陈述逻辑的哲学认知价值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人类真正进入科学认知与知识创新的时代，纯粹的演绎和简单的归纳都不再适用于科学创新与技术发现的需要，不再满足知识快速更新的要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广义归纳逻辑、广义认知逻辑和广义模态逻辑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出现了三者交叉的认知发展动向。而归纳逻辑是以归纳推理和归纳方法为基本内容的知识体系，其结论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此，从认知方法论的角度看，归纳推理比演绎推理更具有认知趋向与价值，它不仅能帮助人们拓宽自己的认知视野，还能对知识前景进行科学预测，从而在知识创新方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与古典归纳逻辑所擅长的性质判断相比，现代归纳逻辑尤其是因果陈述逻辑在知识认知与科学理论创新方面的价值更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因果陈述逻辑对于解释或者预见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从理论命题推演出事实命题，或者是解释已知的事实，或者是预见未知的事实。这种推演的步骤是以公理、定理、假说等作为理论前提，再加上某些初始条件的陈述，逐步推导出一个描述事实的命题。

其二，因果陈述逻辑的核心概念是因果蕴涵。比较重要的逻辑推导关系是从逻辑蕴涵推导因果蕴涵，再从因果蕴涵推导出实质蕴涵。也就是说，这种推导过程

就是从具有逻辑必然性的规律或者理论陈述中推导出具有因果必然性的因果律陈述，进而推导出事实陈述，其本质就是一种科学理论的创新。

第11篇

[论文摘要]在现代教育理论的支配下，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探索适应时展和社会需求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我们从文学与文化、文本与人本、知识与智慧、传统与现代教学手段的结合和统一，开掘教学内容的新领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

外国文学不仅是普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也是成人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有着纷纭复杂的思想内容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在现代教育视野下，如何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已成为教育工作者研究的课题，为了深化外国文学的教学内容，拓展学生的的思维空间，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与鉴赏水平，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作了以下的改革和探索。

第一，文学与文化的结合，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

外国文学教学大纲明确规定，学习外国文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外国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理解、鉴赏、分析外国文学作品的水平，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传统的讲授方式大多从文学和政治、经济等社会层面探讨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而忽略了深层的文化底蕴。因为文学是人类文化系统中最接近精神文化的子系统，是人类文化的特殊形态，所以我们应从哲学、宗教、民族文化心态、审美心理等角度探讨深层的文化传统对文学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传授外国文学基本知识，把握外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时应树立文化观念和全球意识。因为在全球的文学大合唱中，每个民族的文学都在其中演奏自己的声部，唱出自己的声音。如欧洲文学，作为一个文化圈，其深层的文化底蕴是古希腊精神、古罗马精神以及后来的日耳曼精神。一部欧洲文学史就是这三种深层文化结构的互相融合和嬗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和强化在人们心灵深处的观念形态、思维方式、性格特征、价值体系、认知结构和集体潜意识等深层文化结构。站在这样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传授外国文学史，不仅把握了外国文学发展的外部规律，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了解和掌握文学的丰富性、独特性和本质属性。

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把文学和文化结合起来，可以使学生形成开放的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阐释文学。

第二“，文本”与“人本”的融合，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高尔基曾说:文学就是人学。“文的觉醒”和“人的觉醒”是西方文学发展的“两位一体”的灵魂。他们有时是互相依存，融为一体，有时又各具特色，互相辉映，共同演绎西方文学的壮丽诗篇。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紧紧围绕这两个基本点，使学生自觉地追求人性美，关注艺术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进而培养健康与健全的人格。

“文学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观念的变迁史”。人，这个宇宙间最辉煌、最瑰丽、最神奇的生命现象，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逐渐的趋向复杂和深邃。致使欧洲文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强烈而深沉的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文学传统中的人力资源，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充分尊重学生个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张扬。

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把“人本”与“文本”结合起来，不仅使学生了解欧洲文学的深层的文化哲学意蕴，而且还可以与世界级的大作家进行灵魂的对话与交流，从中可以认识到人不只是为了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活着，人还有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形而上精神世界的追求。使学生崇尚真善美，认识到自身价值并看重自身的价值，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乃至对国家负起责任。

第三，知识与智慧的统一，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提倡人文教育，决不意味着忽视能力的培养;重在培育“素质”，也不意味着拒绝培养“技能”。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同样要注重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基本的研究能力，使学生在掌握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使他们拥有来自文学的智慧，立足于蓄志养心，陶冶心灵，怡情悦性的整体人文素质和审美素质的培养，塑造其主体人格。 转贴于

教师不仅要对外国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宏观的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整体观照，而且对某一文学流派及作家作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微观阐释。特别是在新方法层出不穷的今天，要求教师在传授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同时，及时地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学术动态介绍给学生，以满足学生的求异思维和求新心理。所以教师必须“起着提供新理想、新思维、新观念、新的资源、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视野，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开启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例如在评价古希腊的神话、史诗、戏剧时，如果恰当运用神话原型批评方法，会使分析既有深度又切合作品的实际，可以发掘隐藏在其中而延续至今的西方文学的感情—心理原型，可以透过一系列具有象征意蕴的神话人物看到西方民族性格的深层构架。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作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难者”的形象，成为人类精神追求之原型。奥德赛的故事体现“赶路——追求”的人生模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又如用结构主义分析《巴黎圣母院》人物的圆心结构和多层次对照，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分析哈姆莱特的复仇动机和忧郁延宕的复杂性格，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于连的形象，揭示出其性格中单一性元素和二重性元素的组合关系，披露出这一复杂人物的丰富的心理内容和情感演变的轨迹。英国文学批评家大卫·洛奇用原型批评的方法分析经典作品《简爱》时，他别具慧眼的从一个纵贯全篇的原始意象“火”入手，把它作为把握整体作品的一把钥匙。洛奇指出，火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光和热之源。在英国的气候下，它是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象征。火有时常被用来暗指，即欲火，它能带来欢乐，也能毁灭一切。火还可以代表基督教的精华和永恒惩罚。《简爱》中有一百多处提到火，上述各种意义都可以找到，只是随着不同的语境而起不同的作用。简爱和罗切斯特之间的激情关系表现为燃烧的火，而这种断裂关系表现为石、冰、雨、雪等，简爱和弗里斯之间格格不入的情况甚至暗喻在弗里斯司的名字里，勃朗特不仅常把说冷的激流的含意用在他身上，而且弗里斯的名字Revers一词本身就是指河水，简爱的内心独白曾用“火山”意象，有效的传达出他对罗切斯特那种敬畏和相交织的矛盾心理。罗切斯特也正是爱上了简爱那如火的叛逆性格，屡次表明它是能够欣赏这种火的人:“我已经看见了，你生气的时候，可真像个火神。”“你冷，因为你孤独，没有和什么人接触把你内心的火激发出来。”两颗孤独和冰冷的心碰到一起，立刻燃烧起爱情的火焰。当两颗心心相印的以真诚、坦率、平等为基础的爱情就要缔结良缘时，罗切斯特的疯妻却成了一大障碍，使简爱遭到了基督的惩罚，在荒原上流了三天三夜。罗切斯特的庄园也被大火化为平地，自己也成了独臂眼瞎的残废。但两颗心心相印的欲火始终没有熄灭，最后完成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佳话，沐浴在基督爱的光环中。通过以上的粗略的分析，使学生看到了以前未曾看到的深层内涵，看到了夏绿蒂·勃朗特是怎样把写实主义的具体性、日常性与浪漫主义的激情和幻想及诗意彼此统一在“火”的原始意象及其语义变奏中，引导学生进入审美判断的新境界和文学思考的新层次，使其领悟外国文学所蕴含的人类智慧，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开启学生的智力潜能，进而发掘学生的创造力，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开辟新的学术视野。

第四，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和开放视野。

面向未来的教育美学属于一种新型的视赏美学，必然要求教师不断地革新课堂教学的界面。为此，本课程从2002年开始开展全员全程多媒体教学，充分利用电影文学名著的视觉资源、西方美术名作的视觉资源、西方历史文化图片的视觉资源，以及集文字、声音、图像、图形、动画于一体的CAI多媒体教学课件的视觉资源，将课堂教学打造成了一部彩色的史诗。新世纪的时代最强音无疑是对创造精神的呼唤，这种巨大的创造期待是本课程建设的强大动力。本课程重构课程体系，强调教学内容的原创性、当代性与开放性，追求教学方法的现代性与灵动性，规范学科活动的常态性与实践性，无一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学生的创新思维。让创造精神自由地飞翔，既是本课程毕生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本课程建设的最大特色。 转贴于

改革传统的评价体系，创建发展性评价体系。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是“以学生为主，以教师为辅”的评价方法，教师的教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传道授业解惑上，而且还要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支持者、引路者、评价者，教师的主体性要体现为主动地、能动地、创造性地开发学生潜能，引导学生成才和塑造良好人格。这样的教师会赢得学生的高度评价。而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一改一张试卷定乾坤的传统考试模式，而是采用多元评价标准，构建出由平时的作业、小论文、闭卷考试、课堂表现、创新实践等内容组成的综合考核体系。对学生的学习做出科学的评价，从而引导学生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施展才华。提高学生的自我评价在“教”的评价上要强调以提高学生培养质量为目标;而“学”的评价上则强调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业务素质为目标;改变传统的只注重结果不重过程的评价体系，建立了评价主体与目标多元、方式多样、注重过程、学业成绩与成长记录相结合的动态化师生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第12篇

关键词：写意精神；东北油画风景；意蕴

中图分类号：J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6-0180-01

一、写意精神的深刻内涵

所谓写意，即是意象，主要指的是在绘画过程中运用粗笔的技法，以简练概括的形式，着重表现出物像的内在精神，使绘画作品不但有一种主观上的美感，还体现出一定的韵味，做到形神兼备。写意精神起源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涵盖着我国文化品类的诸多方面，是一个极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而绘画上的写意精神可以说是遵守传统的表达意向的绘画过程，这不但需要具备黑白韬略、阴阳虚实等绘画技法，还需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写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油画风景中的写意，不但是画家对真实生活的意象表达，还极具主观意识上的感染力量，油画中的写意不但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境界，是画家对自然物象的一种诗意表达，拥有对油画风景中的意境、色差、造型等诸多方面广阔的探索和表现空间。因此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运用要油画材料描绘出中国水墨形式的中国画，而应当深刻地认识到，这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及绘画方法理念的基础之上，对不同艺术形式的相互融合与影响。将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融入到西方传统的绘画形式当中，实现中国对西方油画的吸收利用与再创造，使这项源自西方的艺术形式经由吸收、消化、内化，最终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与特色，不但丰富了油画风景多元化创作，还能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与众不同的道路，开启一个全新的艺术时代。

二、东北油画风景的写意精神

东北油画风景主要立足于中国东北地区，以东北独具代表性的地域特色风貌作为绘画题材，寻求与之相互吻合的形式语言，在不断吸收西方绘画养分的基础上，运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技巧，在油画的风格中融入中国传统写意精神及笔墨意趣，将油画风景中的理与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意完美融合，因而东北油画风景的表现语言中带有强烈的中国式精神，不仅极具时代的气息，同时也蕴涵着东方艺术的悠远韵味，具有着突出的写意性，较为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极大地彰显艺术给予心灵上的满足与愉悦，是我国民族艺术及优良传统得以继承与发展的有力佐证。

（一）结构意韵及空间意韵上的写意

东北油画风景在用笔、色彩、造型以及构图等方面均以民族文化的审美情趣作为基准，画家极力地将西方的艺术观念及东方的审美态度融入作品当中，使作品以独有的形式语言彰显时代的精神及东方的神韵。画家运用油画的多变色彩以及水墨般的淋漓渗化，使得东北油画风景在其结构意韵及空间意韵上极具写意精神，其写意性地情绪化发挥和人物形体结构在画家的巧妙处理中更显相得益彰。纵观诸多东北油画风景作品，不论是张良武写生油画北大荒风光，还是王柏松油画作品，抑或是王功学油画风景，都可以看到作品中结构意韵及空间意韵上的写意，画家根治于东北这一地域的民族传统文化土壤，在创造美、展现美的同时，画家本身也融入到了东北这一地域的绚丽无比的大自然中，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赋予人们的美丽盛宴。诚然，美的现实存在与理想存在，使美的形式与状态如风景与阶梯般呈现，具有层次的变化与质本的高低，艺术家也就在这种不同的创作与表达中各领其衔、分归其位。画家借鉴了中国传统写意绘画中的意象表现，运用宽阔的笔触等绘画技巧，凸显出点线块面，并运用油画创作中的冷暖色变化实现油画风景作品中的色调、色相及色阶上的变化，通过对局部的精湛把握及饱满的笔触色彩，使作品在结构意韵及空间意韵彰显出个性的张力及写意精神。

（二）天人合一的美学意蕴

东北油画风景的作家具有浓郁的东北地域情节，作品中不乏对东北地域性自然的描绘，有冰雪文化、原始森林、草原、山地、平原等，浓郁的东北地域特色为艺术家们提供了独特的艺术创作源泉及创作题材。而东北特有的地域特点，不论是长白山的雪松、浓密的森林、健硕雄伟的大山、皑皑的白雪、一望无垠的田野、依山而建的瓦房尖顶、简易的苞米楼子等等，总能在画家简洁、别致的构图中，单纯而不单调的色彩运用中，轻松且流畅的笔调之下，真诚且亲切的画面之中，彰显出灵性和巨大的生命力，体现出逶逶的静态美，营造出安静祥和的意境和淡然美妙的东北生活的图景，洋溢着天人合一的美学意蕴。画家将自然歌颂式的伤感情绪有效地融入到现实生活人物寂寥无奈的形象当中，渲染出一幅幅人类“现代性”精神失语的生存图景，将人与自然看做地位相等，能够相互感知的生态体系，通过对静穆的松树、耀眼的白桦、静静流淌的河流、浓密的雪松、健硕雄伟的大山、皑皑的白雪等具有东北地域特色风景的视觉表现，使植物在色彩上游走，山石在形体间私语，以奇幻而宁静的艺术风格，彰显天人合一的美学意蕴，令人在油画风景中品味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写意精神。

此论文为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所发，项目批准号：12E065。

参考文献：

第13篇

摘要：水墨绘画是我国传统绘画技法之一，因为水墨元素的独特黑白效果，能够将中国的山水韵味很好的表现出来，并且将中国文化当中注重意蕴之美的效果很好的表达出来，因此在各种艺术形式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电影、舞台艺术，而很多广告设计也开始融入了是水墨情结，借鉴水墨画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用来展示产品的文化底蕴，论文重点阐述了广告设计当中对于水墨元素的借鉴和运用，对于启迪广告设计思路，拓宽广告设计的方法提供借鉴。

关键词：水墨、广告设计、表达方式、文化底蕴

一、序论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视觉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眼球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广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媒介宣传作用，而面对琳琅满目的广告宣传，人们的视觉开始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和甄别。而作为中国艺术瑰宝的传统绘画因为坚持传统性以及文化的独特性，曾经不被研究人员看好，国际研究人员曾经认为中国的绘画艺术在国际文化交融的冲击之下，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但是作为国际文化交流重要媒介的广告设计，引入了水墨绘画元素，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融入到商业宣传当中，不仅起到了亮眼的宣传效果，而且将中国的水墨画进行了发展，引入到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之中。对于现代广告而言，传统的水墨绘画赋予了广告设计深厚的文化底蕴，广告设计有了民族化和本土化特征，不仅有了较强的文化代表性，而且在世界经济范围内也展现出了独特性。

二、传统水墨元素在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水墨艺术代表的不仅是一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其中更是蕴含了中国的一些深刻的哲学思维，水墨是中国民族精神追求的代表表达，水墨画对于广告设计有着重要的影响，现在大量的广告设计作品当中都运用了水墨画的散点透视的方法，以及画面意蕴的表达。在中国传统水墨绘画追求的内在的节奏性和平衡，计白当黑的绘画技法，在形象描绘上的似与非似指教的形象变化的随意性等，这些都在广告设计当中重新得到了鲜活的运用。

（一）留白技巧的应用

中国水墨绘画构图当中讲究留白的作用，在绘画过程中事先留出一定的空白，或者是保留纸的本色，最后演变成为一种独特的构图方式，在这种构图之下，不满的画面反而给人们一种虚实相生的已经感觉，空白处带给人们的是一种无尽的联想和想象。与整个画纸铺满要更有韵味。在中国宋代的山水绘画作品当中非常注重留白技巧，有著名的“马一角、夏半边”的称呼，著名的画家马远和夏圭在绘画当中多采用半景构图，画面留出空白，巧妙的构图彰显了绘画的独特性，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强烈的绘画效果。

如图一就是典型的留白水墨技巧在广告设计中的应用，这是一幅中国形象广告，一道简单的墨迹，中间蕴藏了中国的传统礼仪汇聚形成的文字，包括忠、孝、礼、义等，画面三分之二的部分完全都是空白，这种空白却映衬出中间的墨迹道路显得更加清晰而独特，画面的主题是“品中国”，我们从整个画面可以读出中国是一条黑白分明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是由中国的道德信念铺设形成的。这条路指向空白的地方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联想和想象，可以使这条道路的无限延伸，也可以是信条影响的无限放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留白的作用。这种随意的空白，由实处向外扩张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效果，起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二）水墨色彩计白当黑

水墨色彩非常单一，与现代的有着强烈视觉感的广告设计形成了鲜明的区分，但是这种区分却让具有水墨色彩的广告设计显得别具一格，在色彩学当中黑色和白色代表的是无色，简单的黑色水墨，仅仅依赖于水比例的加入从而呈现出千变万化的色彩效果，这就是中国绘画的其他之处。自然界的很多物象基本上都有一种虚实之间的朦胧之美，这种美在很多时候都很难采用写实的方法将其表现出来，例如晨雾中的山水，而正是这种朦胧之美才是自然界难得一见的造化。

图2是中国在纽约做的一个形象宣传广告“从无形到有形”不仅是画面形象的表达，更是整个画面意蕴的表达。自然流动的山水画面，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物象，有着强烈的流动感和节奏性，在中国传统美学当中，讲求和谐的美学已经营造，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整个画面其实是在虚实之间，简洁的构图和灵动的笔墨表达丰富深邃的文化和民族精神意义。借用山水之景，来表达一种含蓄和朴素的精神之美。

（三）广告画面中的水墨元素应用

现代广告设计当中有很多，不仅借鉴了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和构图，而且利用水墨画的典型物象元素，用来表达朦胧的景观美感。以及中国文化当中“天人合一”的思想。

图3是一幅房地产广告，这幅广告采用了中国山水水墨的元素，墨迹晕染开中间是远去的小舟和盛开的桃花，虽然是房地产宣传广告，但是没有任何关于房地产的要素，这是一种隐逸美的表达，用晕染的墨迹和真实的物象，虚实结合，表达的是早春的意蕴之美。而人们在欣赏广告的时候从中能够想象出带有强烈景观美和文化美相结合的建筑环境。人们在挑选自己房子的时候最注重的就是这两个元素，一个是自然景观的是适合居住，另外一个是有着强烈的人文景观底蕴。而传统水墨画元素在画面当中正是代表着房地产项目所具备的文化底蕴。

三、结论

水墨元素与现代中国流行文化的结合点丰富，而且融合性强，现在的服饰设计、电影、电视、广告设计等多种艺术载体都借鉴和运用了水墨画的手法，不论是绘画技巧还是绘画思想、以及绘画的常用物象元素等等。中国传统水墨画与广告设计之间的融合，是文化与经济的接轨，是文化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同时利用广告设计这一国际交流平台能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世界流行舞台当中，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寻找到更加广阔的空间。（作者单位：新乡学院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第14篇

关键词：阿城小说 研究综述 传统文化 角度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阿城是一位创作数量不多，然而质量很高，影响很深的作家。从1984年处女作《棋王》发表以来，曾引起广泛关注，一时间掀起了一股“阿城热”的研究热潮。

在阿城为数不多的小说创作中，评论界对其小说创作的研究及批评也主要集中于其代表作“三王”和六部短篇小说《会餐》《树桩》《周转》《卧铺》《傻子》和《迷路》。尤其是“三王”系列，一直是评论界乐此不疲的话题。对于阿城小说的评论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的。

一.传统文化角度

1984年，阿城携《棋王》初登文坛，便以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探寻与思考，赢得了“文化小说”的美称，并被称为寻根小说的“发轫之作”。阿城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浓厚的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精神，历来是评论界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从传统文化角度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而展开：阿城小说体现的是儒家还是道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还是糟粕？

《棋王》刚刚发表，纵多批评家就认为《棋王》体现了道家风范，认定阿城所揭示的是道家学说的精神内涵。最先从道学角度对阿城小说进行评价是苏丁和仲呈祥，他们认为：“讲究造势，讲究弱而化之、无为而无不为，这是王一生的棋道，也正是道家哲学的精义。”

从此以后，围绕着阿城小说的道学文化精神，很多批评家各自展开了自己的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罗强烈的《关于阿城小说的三点思考》、蔡翔的《早熟的挑战》、袁文杰的《论“寻根文学”的审美特征》等。

他们充分肯定了阿城小说所体现的一种超然物外、淡泊名利、超脱世俗、恬淡无为的道家神韵、道家风范，并从文化寻根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阿城小说对寻根文学所作出的贡献及其影响，认为阿城小说是对传统儒道精神的探寻，对民族传统文化持一种肯定态度，并且努力发掘和张扬其所认为的传统文化中好的一面，是文化寻根的创作实践。

然而，也有不少批评家对此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比如陈炎在《弱者的哲学——由阿城小说引起的文化反思》一文中认为，阿城所标榜的，其实就是一个“忍”字，阿城小说所体现的只是“弱者的哲学”。李文田在《阿城小说及文化回归意识的消极倾向》一文中认为，阿城小说不仅反映了道家学说，也有儒家学说，而且是两家学说中的糟粕部分。甚至还有人认为，阿城所反映的并非道学精神，例如菲律宾黄凤祝的《试论棋王》、荒甸《悖离现代意识的抉择和追求—也论阿城》等。

而针对阿城小说中表现的到底是儒家还是道家的精神文化内涵，又有学者认为：“道”只是其外表，其实质则为“儒”。例如雷达认为“王一生所体现的，是‘人的自觉’、‘人的发现’和人的胜利的观念，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他是‘道’的外表，‘儒’的真髓。”

以上可以看做是阿城小说批评的最初阶段，主要集中在80、9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对阿城小说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浓厚的传统文化内涵而展开的，这也正好顺应了当时“文化寻根”的思想潮流。这一阶段的评论对于阿城小说的思想文化内涵的把握还是很到位也很中肯的，评论界以其迅速敏锐的眼光，最先发掘了阿城小说的文化价值，并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对阿城小说中所体现的儒、道思想之争，也使作品原有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了。总体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水准还是相当高的，对阿城小说的精神文化、哲学内涵、传统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已经达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无论是“质”与“量”，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但是，这一阶段的研究在广度上拓展还不够，评思的空间有待向全方位拓展。儒道思想在阿城的小说中是相互渗透、互补的统一体，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思想，对阿城的影响都是很深的，不能孤立的认为阿城小说只体现了儒家或是道家的思想文化内涵，而后来的研究中对这一点的认识则更进一步深化了，尤其是新世纪以后的批评，大多都把两种思想结合起来研究阿城的小说创作，在宏观的把握上力度有所加强。

近几年来，又有论者论及了阿城小说中所体现的游侠精神和侠义文化。认为阿城的小说蕴含的文化意蕴不仅仅表现在儒道互渗的统一体中，同时在潜层次上还表现为一种世俗文化中游侠的精神，一种与传统道德规范相冲突的精神，一种与寻根文学相联系的精神。

在此后的批评研究中，真正有意义的是从其他角度来展开的批评研究。

二.叙事角度

80年代，对阿城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意蕴上，很少涉及其它角度的研究，最先对阿城小说的叙述艺术进行研究的是季红真，“阿城讲述的全部故事，几乎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我’便是他的作品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明显地带着作者自己影子的形象，也可以说是作者艺术化了的自我形象”

90年代后，逐渐有了一些对阿城小说的叙事艺术的研究，如陈旭光的《阿城小说创作论——兼及对一种批评现象的批评》、邱景华的《阿城的叙述学分析》等。邱景华从小说叙述者的角度，探讨了《棋王》将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民族化过程中的得与失，认为作者于其中设定了三种叙述者：有限知觉叙述者；悟道叙述者；反语叙述者。

新世纪以后，从叙事学角度对阿城小说进行的批评研究就逐渐增多了，出现了对各种叙述视角的研究，如第一人称的叙述、知青身份的叙事分析；以及顺序、倒叙、插叙等叙事时间顺序的分析；还有“欲望叙述”、“虚实相生”等叙述策略的分析研究。

纵观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发现，这时期的研究者大多是年轻一代的硕士、博士，虽然年轻，但是他们从各种角度拓宽了阿城小说的研究路径，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也为阿城小说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丰富了阿城小说的研究。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这时期对阿城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大多是从其成名作《棋王》来讨论的，较少涉及其它作品的批评研究。

三.语言角度

对阿城小说语言艺术的研究，在阿城小说研究的最初阶段，就已有不少论者触及到，但是还只是零星的涉及到，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专题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邓杰，柳宏的《神奇 腐朽 神奇——试论阿城小说的语言艺术》、罗强烈的《关于阿城小说的三点思考》等。

对于文学语言，阿城自己认为：“语言是什么？当然是文化。”因此，不少研究者也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阿城的小说语言。如王彩萍的《阿城：语言节制与汉语写作之美——儒家美学对当代作家影响的个案研究》认为：“阿城的语言有内在的骨气，而且具有无限的生发性，这些与儒家语言审美也相吻合，阿城小说的语言具有儒家美学的积淀。”从语言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有文责良的《阿城的短句》等。

四.比较研究

80年代来，学术界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视野不断开阔。以往那种对文学现象孤立把握的状况逐步被打破，许多研究者自觉地把研究对象置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置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的比较研究，为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

阿城小说的比较研究，较早的是苏丁和陈伯君的《黎明的躁动与黄昏的宁静——从张承志、阿城的生命悲剧意识看中西文化在当代文坛上的交汇》一文，对张承志与阿城的生命悲剧意识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张承志在作品中，张扬了一种征服一切、蔑视现实的西方文化精神，具体体现为对生命本体两级的扩张和对生命存在形式的强调；而阿城则营造了一个超然与超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境界，体现为对生命本体两级的收缩和对生命存在形式的淡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意识，在当代文坛上进行了交汇和碰撞。

此类研究还有王玲玲的《中西方文化在当代文坛上的交汇——张承志与阿城的生命悲剧意识的比较》、胡河清的《论阿城、马原、张炜道家文化智慧的沿革》、齐亚敏的《“吃”出来的文化——〈棋王〉、〈绿化树〉文化意蕴比较谈》等。

另外，金天月的《海峡两岸二棋王——张系国、阿城同名小说比较》对台湾作家张系国和阿城的同名小说《棋王》进行比较，通过对比海峡两岸二棋王，探讨民族传统文化对作家作品的影响及意义。

通过对阿城小说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这样的特点：从研究时间来看，在80、90年代，对阿城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阿城小说所体现的传统文化意蕴，并且也取得了很高的成绩；90年代以后，随着各种研究方法的不断引进和更新，便出现了用各种方法、从各个领域进行的研究，这些都丰富了阿城小说的研究成果、提高了研究的水平。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对阿城小说的传统文化意蕴的研究占据了大半。

第15篇

论文摘 要：标志是以单纯、显著、易识别的物象、图形或文字符号为直观语言来代表企业、组织、团体或个人形象，还可以传达丰富的信息。中国的标志设计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从最初接受欧美、日本、港台式的设计风格和手段发展到今天，经过中国当代设计师的吸收、消化，从图形语言到表现手法，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设计之路，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设计风格。特别是中国传统图案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融合，蕴涵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极强烈的民族精神，赋予了标志设计独特的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阔，传统图案只是它浩瀚江海中的一支涓涓细流。而正是这支永不枯竭的细流至今依然浇灌和渗透在许多的现代艺术领域之中，标志设计就是其中之一。 

一、中国传统图案 

传统图案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几千年的生产劳动中所创造出来的，是一切工艺，美术的渊源和基础（如：年画、家具装饰、青铜器具、戏剧脸谱、亭台楼阁和民间剪纸等等）。从历史上看，一切形式的工艺美术，都是在传统图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从传统图案存在的基本形态和创作心理来看，它的创造目的是“实用与审判的完美结合，是劳动人民以其丰富的艺术想象力，综合了理性和感性思维方式，运用了独具魅力的视觉形态”①p6，向世人传达着独具特色而朴素宜人的视觉信息，重叠了实用意识、民俗风情、伦理道德、宗教习俗等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世代相传的文化心理的艺术形态体现。 

从传统图案的历史渊源来看，“早期的甲骨文字图形符号，彩陶抽象几何纹样图案，青铜时代的器具纹样，汉画装饰艺术，古代的壁画，民间的各种装饰纹样（如青铜器具纹样、戏曲脸谱、亭台楼阁、玩具、年画、剪纸等等）以及中国历代书法图形符号等”②p6，形成了气脉贯通，连绵不断的中国传统图案艺术形式。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其地域的文化特征来看，由于各地区地理形态和区域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族传统图案特征，形成了华夏民族传统图案的资源体系。 

二、传统图案的思想意蕴 

从古至今，世世代代，人们之所以反反复复地描摹着同一个图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外形具有很好的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传统图案后面，往往蕴藏着更多的意蕴。外在的形态是内在意义借以表达的方式，是内在涵义的外化和物化，所以最初只是源于人们对自然和宗教的崇拜的传统图形，经过时间的衍变进而期盼“生命繁衍昌盛、生活富贵康乐”等许多的美好象征意义来。③p6 

中华民族的思想素质、文化心理结构是由儒、佛、道三家为主而构建，社会的运转与维护以此“三合而一”的哲学思想为轴心，我国传统图案对此也有充分的体现。 

传统的动物纹样如龙凤、麒麟、狮虎等以其威严的外貌，在佛教中它们是皇室、贵族及寺院等地的守护者。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天之四灵以镇四方，称四方（东西南北）之神。以后为道教所信奉，作“卫护神”，以壮威仪。被儒家所崇尚的竹与梅、兰、菊、松，因有出众的奇姿、高尚的品格而深受文人志士的偏爱，被大家称为“岁寒三友”和“四君子”，历史上许多文人乐于为它们赋诗予以赞美。佛家宣讲佛经时手持如意，记经文于上，以备遗忘。以后又把柄端改成灵芝形或祥云形，其糟微曲，造型优美，供玩赏用，曾被作为天帝力量的象征。道教的“太极图”概括世界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图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生，完美的造型、永恒的哲理，独显魅力！另外由于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创造，又产生了一些内容丰富的符合劳动人民情趣的民间传统图案。它们大多含有吉祥意蕴，符合劳动人民对生活的追求。 

三、传统图案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 

传统图案的审美艺术法则尽管是老调重谈，但是它对于现代设计师的艺术创作思维来讲，又总是会产生出许多现实意义来。这些传统图案的艺术审美规律，往往时时刻刻地在影响着我们的美术设计，如果我们能运用现代人的思维，对传统图案作进一步细致探究，那肯定会产生别开生面的艺术效果。传统图案的审美艺术规律，对于现代美术设计来讲，它无疑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也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财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传统图案必将会产生愈来愈积极的作用。 

标志传达信息的功能性很强，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超过语言文字，因此它被广泛运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带有传统意蕴的图形应用到标志设计中，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 

备受世界瞩目的北京2008申奥标志可以说是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一个经典之作。该标志整体结构是来自中国传统图案中的“盘长”，但可贵的是它没有将这一造型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书法中所特有的“笔不到而意到”的写意手法，恰到好处的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动势与意向，并藉以表达标志主题和表达人民的望。 

深圳市民间名吃饮食文化发展公司，品牌设计以“国花牡丹”为设计基础。牡丹图案作为装饰语言，（下转第60页）（上接第59页）具有浓郁民族气息。牡丹纹样(图案)，是我国人民所喜爱的传统图案之一，她以富丽饱满的形态和艳丽夺目的色泽，在我国人民心目中享有特殊的地位。标志设计作为本民族精神象征，她融进了人们对生活的美丽憧憬和良好祝愿，意寓繁荣昌盛，渊源流长。

中国联通公司标志是由古代纹样图形“盘长”纹样演变而来。回环贯通的线条，象征着中国联通现代通信的井然有序、迅速畅通和事业的无以穷尽、日久天长。新标志保持了原有标志的一致性和承接性，但在色彩上引入全新理念，由意寓科技、理性的蓝色转变为满足和提升消费生活为代表的红色突出了公司创新、

活力、时尚的品牌形象。红色和黑色搭配具有稳定、和谐与张力的视觉美感。红色双“i”是点睛之笔，既象两个人随时随地的沟通，又在竖式组合中构成了吉祥穗造型，“让一切自由联通”来满足人们更高层面的精神需求，体现了公司的品牌价值。

中国邮政的标志也是中国传统图形与现代图形设计相结合应用的成功范例之一。该标志其基本元素是中国古写的“中”字，在此基础上，设计师根据我国古代“鸿雁传书”这一典故，将大雁飞行的运势融入到图形中，该标志以横与直的平行线为主构成，归纳变化，表达了服务千家万户的企业宗旨，以及快捷、准确、安全、无处不达的企业形象。

四、如何发展与创新

以传统艺术中优秀的漆器装饰、陶器装饰、壁画装饰以及民间美术、少数民族装饰艺术中的经典内容作为标志设计的创意原点，是标志设计中常见的方法。传统图案不是一门孤立的造型艺术，由于现代社会超时空观、多学科交叉综合发展的加快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思想观念的深入人心，高度发达的现代美术设计思维被广泛地利用。传统图案的借鉴，应基于再创造这一原则，以避免原图形的简单翻版。另外，所借鉴的图形应该是与该标志所表现的意义相适应，避免张冠李戴。传统图案从来就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在发展中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也不断产生与时俱进的新面貌。

由以上的成功实例可以看出，在现代图形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不仅将本土文化自我延伸，在世界信息交流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因此对于设计师应准确的把握传统图案的深刻内涵，并将它和现代的设计元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赋予它新的时代感和生命力，让古老的艺术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不断得延伸下去。

参考文献：

[1]郭友南[m].《<感受符号中的情感>艺术探索》第96页.2005年第8期.

[2]董锦 徐青青[m].《<浅析史前漩涡纹样的艺术性>书法研究》 第72页.总第51辑.

[3]李东娜[m].《<现代设计中的意境美>艺术探索》2005年第4期 .

[5]王南溟[m].书法向世界开放[j]书法研究.总第51辑.

[6]叶国强[m].传统文化在标志设计中的魅力.艺术探索2006年4月第2期.

[7]韦丽娜 于壮[m]《vi设计实例篇》.

注 释：

①郭友南[m].《<感受符号中的情感>艺术探索》第96页.2005年第8期.

②董锦 徐青青[m].《<浅析史前漩涡纹样的艺术性>书法研究》 第72页.总第5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