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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设计;绘画基础;教学;评价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美术高考热”不断升温,每年报考艺术类院校的考生日趋增加。艺术设计学科逐渐成为热门的学科,全国各大专科院校也纷纷增设艺术设计专业,如平面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包装设计、服装设计等专业。但对于报考艺术设计专业的考生和已经进入高等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不能简单地把设计专业等同于绘画专业,尤其是在艺术设计专业中的绘画基础教学方面,不能轻易认为用绘画造型可以替代艺术设计中的造型基础,从而忽略艺术设计造型基础的独特个性。艺术设计中的绘画基础教学定位的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我们艺术设计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素描、色彩,是所有学习美术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绘画课程,在艺术设计教学体系中,把它们作为基础绘画教育课程,有我国多年艺术教育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素描、色彩课程一直被认为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但在学习设计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很难把基础绘画课和设计专业结合在一起,只注重绘画写生和技法的训练,而忽视艺术设计的专业性,牵制了学生设计思维的发展。在过去,我们的艺术教育强调基础,强调绘画功底,在这种情形下着实培养了一批批写实功夫和艺术表现力过硬的画家,以至于这些画家至今还陶醉于花费数月表现一个比真的还真实的手工绘画作品的满足感受中。现在的书店里,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素描、色彩书籍被命名为“正规画法、正规范画”的字语,难道除了他们的画法外,其他人的绘画风格都是旁门左道吗?何谓“正规”,艺无止境,但凡形成一定的范式或风格,即是走到了终点,接下来就是必然要打破它,超越它,这样艺术才能进步,我们才能创新。如今是一个数字技术、多媒体影像可以轻松去复制作品,可设计艺术却不能去重复、去拷贝,因为设计追求的是原创性和创新性;目前我们的创新设计、原创设计和国际上一些优秀的设计相比显得有些滞后,看看近年来一些产品造型专业的萎缩状况,一些大型的优秀建筑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都来自于国外的设计师即可而知。我们的一些设计师的创造力相对就显得有些苍白,这是不是过分强调基础忽视创造力培养的结果,是不是所谓“正规”的绘画基础教育造成的?这就需要每个从事设计艺术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我们的“绘画基础”和功底的了。
过去,我们传统的素描、色彩绘画基础课的教学内容过分强调物体的造型、色彩搭配、明暗调子、质感、体积、透视关系等方面的要求。这在传统绘画教学中能体现出其合理的教学目的性,因为那毕竟是在培养画家;但在现在的设计教学中如果还过分强调虚实、强调素描明暗调子,而忽略艺术设计教学目标的目的性,忽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花上过多时间去进行追求光影的虚实和物象的体积、质感的表现时,会不会觉有些得太奢侈,会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呢?既然我们培养的是设计人才,而不是画家、艺术家,那么它的必要性又有多少呢?一味的对着物象去表现、再现,对着石膏像磨来磨去,会使我们学生失去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更谈不上创造、创新了。所以把传统的绘画基础课放在课下,把能培养学生快速造型的设计素描、设计速写、设计色彩放在教学首位,不失为一种目的明确的基础训练。
在威廉斯看来,文化问题的研究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文化并非是独立的,它的发展始终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二是文化绝不是由物质简单派生出的从属现象,它有自身独特的结构与发展规律,文化生产也是一种社会的、物质的过程,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生产是一种不断制造和产出意义的过程(即文化生产是一种表意的实践活动)。要准确把握文化的社会学性质,必须抓住以下环节:
1.构形(formation)。在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威廉斯一直不满意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以及他的反映论思想。威廉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划分不仅否定了文化等因素的自主性,也否定了文化生产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与影响,更忽视了文化生产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文化生产还没有直接参与到经济生产中去,这种划分还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生产已成为重要的经济现象时,这种划分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另外,反映论总是把文化看成是社会物质过程的一种反映,这实际上否定了艺术活动自身的特质。在威廉斯看来,艺术活动的产物———艺术品,既是物质性的,又是想象性的。当然,威廉斯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的唯物主义性质,而是希冀以新的理论成果充实这一理论。在他看来,要准确说明文化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性质,在文化理论中引入“构形”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威廉斯的构形事实上就是文化的一种能动创造,这种创造不仅表现在文化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化形式上。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他从艺术理论中的“典型性”概念切入。在他看来,“典型”具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形象象征”或“符号象征”,二是作为某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类别的表征性的实例。第二种方式在那里是经常被应用的,但第一种方式却鲜有提及,它是被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提出并加以发展的。威廉斯认为,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十分重要,它对理解文化特别是艺术活动的独特性起着关键作用。威廉斯提出的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组织结构或塑造形式的过程,即“构形”。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以威廉斯对语言问题的分析作参照(在威廉斯看来,文化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语言的分析,只有准确理解了语言的实质,才能准确理解文化的实质与发展。因为,文化总是要借语言的形式存在与发展。换一个角度看,文化也是众多符号之一,文化发展规律自然也要符合符号共性规律)。威廉斯认为,正是沃洛希诺夫的语言理论使语言问题的研究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沃洛希诺夫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二重性”,它既跟外部世界有关,又跟符号系统的内在结构形式有关;但是符号既不等同于客观对象及其所指示或表达的事物,又不完全取决于结构形式,而是结构形式与外部关系约定俗成的结果,是一种“接合表述”(articula-tion)。这种约定俗成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个人言语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威廉斯认为沃洛希诺夫语言理论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是把整个语言问题放在那种总体的理论格局当中加以重新考虑的。这使他能够把‘活动’(洪堡之后的那种唯心主义强调之所长)看做是社会活动;又把‘系统’(新的客观主义语言学之所长)看做是与这种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而不是像某些一直被人们袭用的观念那样,把二者看做是相互分离的。于是,一方面,他吸取了这些不同的传统之所长;另一方面,他又逐个使它们显露出相关的缺陷”②。在威廉斯看来,“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就是要发现文化是如何在不断构成结构或模型中发展的。不过,对待这种文化构形,必须像沃洛希诺夫对待语言符号那样,把它放在总体理论格局中加以把握。既要看到这种文化构形对文化发展以及社会与个人发展的影响,更要看到个人活动与社关系的变化对这种文化构形发展的影响。
2.霸权(hegemony)。只了解文化的构形方法,对文化社会学研究来说显然还不够,必须进一步了解文化存在的样态。对此,威廉斯采取了与一般把文化纳入意识形态研究不同的思路与方法。在他那里,文化研究是不包括意识形态问题的,甚至文化处于意识形态之外;意识形态是指相对正规的、被清晰表达出来的关于意义、价值与信仰的体系,而文化则相对而言是指不那么正规的、不完整的关于意义、价值等的思想意识;意识形态影响的范围比较狭窄,而文化影响的范围则相对广泛,它几乎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他认为,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财产、能力、地位的不平等,由此导致文化的差异与权力关系。对这种差异与权力关系最好的解释方式就是“霸权”。由于统治阶级掌握着社会财富,在社会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因而他们的文化必然在社会中处于霸权地位。不过,霸权不等于强权。他说:“葛兰西对‘统治’(主导)和‘霸权’作出了某种区分。‘统治’体现为直接的政治方式,体现为紧急时期采用的直接或有效的高压强制手段。而在更为通常的情况下,它却是一种由许多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组成的复杂关联体。至于‘霸权’(根据不同的解释),则或是指这种关联体,或是指作为这种关联体必要成分的那些能动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①由于文化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全过程,并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想用一种精神力量统摄所有领域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在威廉斯看来,霸权的影响力不完全在于强制人们接受,更在于通过自我确证让人们自觉接受,并以此付诸行动从而实现人的社会化过程。因此,霸权不是一种统一的总体力量,不是一种系统或结构,而是一种由种种彼此分离甚至完全不同的意义、价值和实践适当组合而构成的复合体。依赖这些从根本上体现特定经济现实活生生意志(从广义上讲,即政治意志)的意义、价值与实践,霸权就完成了组构文化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功能。由于现实生活是发展的,总会出现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因素,因而霸权也呈现为一种流动的过程。它随着新领域与新因素的出现不断发展自身,并在与对抗因素斗争中修正自身。所以,威廉斯感叹地说:“在复杂的社会中,文化分析最有趣又最困难的部分是试图在霸权的那种能动的、构成性的但也是发生着变化的过程中把握霸权本身。”②3.主导文化、残余文化与新兴文化。有霸权自然就有对抗与斗争。为了更好地说明霸权与对抗的关系,威廉斯提出主导、残余与新兴三个概念。威廉斯认为,在对文化霸权与对抗的关系分析中,首先必须考虑的是“时代”概念,这个“时代”可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等来表征,与此相对应的分别是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时代文化是对不同时代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整体的反映,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可以从总体上影响相应时代的文化特征。但由于时代文化过于抽象,若仅仅停留于此,就会失去对不同时代具体阶段文化特征特别是对文化发展具体过程的把握。要想具体了解这一过程,就必须认真分析不同时期文化主导与残余、新兴的关系。所谓残余,就是有效地形成于过去,但却一直活跃在当前文化过程中的事物;它既是过去的某种因素,也是现在的有效因素。残余在社会中存在,不仅因为它是作为传统的组成部分对文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威廉斯认为文化发展是离不开传统的),更因为任何社会中总会存在一些用主导文化术语无法表达或确认的经验、意义和价值,它们往往会保留残余文化及相应术语。这就决定了残余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由于残余文化涉及的都是主导文化无法涉猎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它就取代了主导文化(至少在残余文化涉及的领域是如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主导文化存在对立关系。但主导文化对残余文化这一特点十分清楚,它总会设法渗透或收编残余文化。威廉斯认为,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特别是当主导文化在某一特定时期存在明显缺陷时,残余文化的作用就会凸显。人们会因为主导文化没有很好解决,而残余文化却可以解释某种现象,进而对主导文化产生质疑,并由此对残余文化产生一定认同。尽管如此,威廉斯仍认为真正代表文化发展方向并对主导文化产生重大威胁的不可能是残余文化,而是新兴文化。威廉斯指出:“在任何一种现实的社会结构中(尤其是在这种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总是存在着某种适应于文化过程中那些要取代主导的或与主导对立的因素的社会基础。在理论核心论述中,有对于这种基础中的一类所作的精彩的阐发:某一新兴阶级形成了,新阶级的意识觉醒了,并且就在这种形成和觉醒中,(通过现实的过程)新的文化构形因素(常常以不平衡的方式)兴起了。由此可见,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这种兴起在文化过程中显得格外突出。”①不过,在威廉斯看来,仅看到新兴文化的阶级基础还是不够的,还要看到新兴文化可能产生的社会领域。跟残余文化类似,新兴文化首先产生的领域往往是那些主导文化没有涉猎或无法确认的领域。在威廉斯看来,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经验领域,越是渗透力强的主导文化,问题会越多,暴露的矛盾会越尖锐。这样反而刺激了新兴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当然,新兴文化的发展之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它最终会发展壮大并代替主导文化,成为未来社会的新主导文化。威廉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同其他时代一样)里,新兴文化实践的客观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它同客观存在着的能动的残余文化实践一道,构成了未来的主导文化必要的复杂因素。”②
相比于非主流的婚姻议题,那些符合主流规范的婚姻研究中研究者的立场与婚姻观往往更加隐蔽、更加想当然化,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价值中立”的庇护下更容易给人以纯粹客观研究的错觉。果真如此吗?以最为权威的“婚姻质量”研究为例。研究者在界定方面明确指出:“高质量的婚姻表现为当事人对配偶及其相互关系的高满意度,具有充分的感情和性的交流,夫妻冲突少及无离异意向”,并从这个认识出发来设计测量指标。在模型检验之后得出研究结论:“平等、和谐、相互尊重和信任依然是中国夫妻关系的主流……”显然,在这个研究中,夫妻冲突以及离异意向是被作为负面因素被假定的,反之,充分的感情与性的交流是被作为正面因素出现的。该研究结论虽然是在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的,而且研究者也考虑了诸多主客观因素,但是在研究中(尤其是定量调查中),什么样的研究假设本身就已经透露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点和世界观倾向,区别仅在于好的研究者在模型设计上考虑更多、更合理的因素,而且对其结论采取开放的态度,而差的研究者则是千方百计玩数字游戏来印证自己的假设。这篇论文虽然属于较好的一类,但是这并不能使它避免从“价值相涉”的假设出发得到具有价值倾向的结论。再以“婚姻匹配”研究为例,不管是早期关注门当户对的先赋性因素(家庭背景,典型如父亲职业),还是越来越多研究关注自致性因素(典型如个人教育),在“婚姻匹配”的分析框架中,其元假设其实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社会因素决定论”,即便是涉及个体因素,也指向个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而非主体意愿和主观能动性。尤其是,作为生活实体的婚姻中那些常见的复杂性、偶然性、变动性因素也都是不可见的。
与此相类似,对于“光棍”、“剩女”等议题,除了个别“剩女”研究以外,人口学研究更加明显地仅仅从各类社会的“焦虑”(从群体的健康到社会的稳定)出发,而基本上不考虑主体自主性与相关人群的主体建构。更进一步看,婚姻在这里是作为人生必经之路来规范个体的,而“焦虑”则是因为个体偏离了这种社会规范。研究者的“婚姻观”显露无遗:“婚姻”更加倾向于社会设置或者想象的社会事实,而不是个体的生活。换句话说,现有的婚姻研究大多存留着这样的痕迹:社会唯实论的范式压倒社会唯名论;工业化、现代化理论压倒后现代视角,理性压倒感性,婚姻的本质论压倒社会历史建构论及主体建构的视角。即使是那些研究不符合社会规范的、非主流的婚姻的论文,研究者们那种以法律与社会习俗的设置为本的立场与态度,比研究主流婚姻的文献反而更甚。比如很多研究者关注离婚,但是在“白头偕老”的婚姻想象之下,离婚总是与风险并提。再如,对于事实婚姻、非法婚姻的研究,虽然从多样化的角度扩宽了对于婚姻的想象域,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文本就不难发现,研究者的立场开始出现分歧。更多的研究者是以法律为框架、谴责式地论述这些婚姻的“违法”性,包括:早婚“陋习”、包办婚姻、重婚纳妾、近亲结婚、未被法律认可的私婚(事实婚姻)。尤其是事实婚姻,被认为“会造成婚姻关系混乱、家庭不稳定、人口增长失控等弊端”。
只有少数研究者能够分析性地看待这些法律设置之外的事实婚姻形式,至少能够正视婚姻作为生活实体而产生的礼治秩序与民间习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某些社会学和法学界学者对于同性婚姻、合同婚姻、形式婚姻及变性婚姻权利这些方面的讨论。2000年以来,社会科学的CSSCI杂志发表了近50篇这一类主题的论文。其中较多的论述比较宽泛地涉及同性恋婚姻权益的讨论,以及对于男同性恋人群的状况的分析。比如有研究通过对男同性恋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具体实践的社会学分析,强调中国社会中的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转型,同性恋伴侣关系开始挣脱占据主导地位的异性恋亲属体系,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家庭生活模式。也有研究者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之下男同性恋群体发展出的三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婚外有“婚”、两个儿子的“婚姻”、男同女同形式婚姻,并认为这是同欲与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协调和接合的结果。个别研究者从女同性恋者所面临的婚姻压力和婚姻困境等现状出发进行分析,反思传统婚姻制度的局限性及其对同性恋伴侣关系的不兼容性。此外,法律界对于“变性婚姻”的讨论不乏正面、强调其自由与权利的宽容立场。以上这些研究从更为多样化的视角、更为宽容与尊重生活事实的立场出发,挑战了婚姻制度设置中的“异性恋”规定及婚姻主体男女二元性别的想象。
二、用什么方法:婚姻研究的实证基础
有研究者遗憾地指出,“学术界对于复杂多样的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方法比较简单”,而且“过度注重婚姻政策、法律等典章制度的定性研究,貌似对婚姻家庭问题进行整体研究,但基本停留在一般性描述、分析和评论上,忽略了人的主观性……”除了广泛地缺乏实地调研的泛论特点,在婚姻的实证研究中,定量问卷调查是最主要的方法,其中除了个别变量考虑到主观因素(比如对于婚姻满意度的个人主观评价),绝大部分社会学者对于婚姻质量、择偶标准、婚姻匹配、婚姻支付、离婚率等问题是以客观指标来测量的。人口学界则更是盛行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客观测量婚姻迁移、婚姻挤压与光棍问题等等。除了这些调查的质量本身之外,定量调查的实证主义与客观主义特点,使得婚姻的多样性、复杂性、婚姻主体的主观性及其对于婚姻的主体建构与感受都难以呈现。相比而言,民族学、人类学对于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与形式的研究(比如走婚制)更加细致和深入。个别社会学研究者也开始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婚姻支付变迁与姻亲秩序、农村的招婿婚姻;用访谈的方法研究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结合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男同性恋的伴侣关系与婚姻实践、婚外包养关系中双方(尤其是被包养的女方)的生活实践与情感、相亲市场中新出现的白发相亲的现象,用网络文本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女同性恋婚姻困境。相比于定量调查,这些研究方法更加贴近生活与具有情感性的“人”。当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冲突,仅仅在婚姻研究这一个专门领域中是难以解决的。但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毕竟是千姿百态的个人出于丰富多彩的需要而构建出来的婚姻生活实践,不是说问卷调查不可以用,而是需要我们努力地把五彩缤纷的婚姻主体性和能动性,尽可能多地纳入进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婚姻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才恰恰更加可能以此为突破口,长驱直入研究方法的纵深。
三、迈向“多样化婚姻”的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的婚姻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研究范式,偏向法律制度设置之下的婚姻想象,也偏向(生理上)一男一女在法律认可(最好也得到社会认可)前提下尽可能白头偕老的异性恋的婚姻立场,还偏向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定量方法。虽然有个别研究在主题方面超出了制度规范,但在立场上对这些非法或偏离社会主流规范的婚姻形式仍然是持否定或者警惕态度的。能够正视婚姻作为生活实体、主体建构、个体之间复杂多变的结合方式的研究非常有限。相应的,更加适用于研究新兴的、复杂动态的、贴近主体生活的、具有情感的、更加“性”感的婚姻现象的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其结果是,尽管成果多多,但是在现有的知识框架下,我们对于“婚姻”其实真的知之甚少。因此,笔者希望藉此在研究层面提出“多样化婚姻”的理念。它主要包括下列三点。第一,研究主题更加多样、态度更加宽容、方法更加多元;尤其是要超越客观测量、定量调查一统学界的局面,去挖掘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第二,不仅仅关注制度层面的婚姻设置,更强调作为生活实体的婚姻形式,强调婚姻主体的界定与情感感受。同时强调生活实体与制度规范之间的互动及张力。第三,更具有挑战主流规范、挑战“常态”的批判性视角。被称为“婚姻”的生活实体可能超越异性恋,可能超越一夫一妻,可能超越二元性别对立;可能是短暂的;人们结婚的理由更可以是多样化的、仅仅由结婚主体之间商定的;人们也可以不选择婚姻而生活。多样化婚姻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生活的逻辑,而不是主流的法律道德规范。
四、结语
关键词:独立学院;组织文化;制度化;价值观
当前,独立学院的学生会建设在独立学院的学生发展基础工作中拥有重要地位,针对独立学院学生思想活跃的特点,学生会组织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学生群体能力、思想、认识等基础方面建设的核心。
一、独立学院学生会组织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以云师大商学院为例
组织文化是指组织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组织文化的核心是组织价值观、中心是以人为主体的人本文化、管理方式是以柔性管理为主、主要任务是增强群体凝聚力、组织文化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随着独立学院学生会组织结构的日益完善,组织文化建设受到了更多关注。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学生会成立于2001年10月,是在学院党委领导、院团委指导下逐步形成的“自我培养,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学生群众组织。每学期开始,学生会都会召集新老委员针对上一年工作、学习和思想动态中出现的相关问题,确定目标和主题,以讨论会的形式商讨组织先进性的发展方向制定学期发展目标;以丰富多样的活动,及时了解新老委员在思想、学习、生活上存在的问题,加强部门间的团结协作、委员间的沟通交流,促使学生会委员形成集体意识,创建商学院学生委员会团队精神;每年第一学期在院内举办“青春飞扬”系列迎新活动,丰富了学生的第二课堂。“走出去,请进来”,主动加强与兄弟院校学生会的学习交流是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学生会在文化建设上的主要内容,他们立足商学院特色积极开展到兄弟院校的联谊活动,在形式上不拘一格。
二、独立学院学生会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目前,独立学院学生会的组织结构基本成熟,但大部分并重视组织文化建设。对这种组织的“软控制”不重视,只关心活动的开展,导致了委员被动局面的出现。
(一)委员积极性不高,凝聚力低
随着学院规模的扩大,学生会的人数也相应增多,委员中出现了一种你推我靠的现象,甚至出现人手的不足,这与学生会拥有众多委员是不相称的。许多委员都以“有课”、“英语学习”等借口来推脱任务,致使部长的工作难于开展。
(二)委员思想动荡频繁,易受指导老师更替的影响
独立学院的管理体制比较灵活,教师的更替也比较频繁,每当指导老师更替之时,学生会内部思想动荡严重,委员们产生一种不安全的感觉。部长们为自己的处境而担忧,委员为自己是否可以适应新指导老师的工作而烦恼,这样必然会造成工作效率的低下。
(三)学生会委员的自身建设欠佳
独立学院学生会委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自身的适应能力差和素质的参差不齐。学生会的形象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损坏,从而形成了学生会在学生中的口碑不一。(四)独立学院学生会存在问题的本质
组织制度的执行受到了外界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代表组织文化的一些价值观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部分制度没有针对组织和委员的特点来制定是独立学院学生会存在的共性问题,要重视组织文化建设,进行管理的制度化是解决当前独立学院学生会出现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建设独立学院学生会组织文化的对策思考
(一)充分体现制度化功能
制度化的功能体现在以下方面:有助于组织成员的自我教育和管理;有助于管理者规范自己的工作;有助于对组织成员工作的考核与评估;有助于各级部门和个人对自己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自查和自评等。
(二)加强学生会组织文化的制度化建设
1、制定学生会制度的前期准备。学生会制度的制定要体现组织价值观,能够充分调动委员的积极性。要从系统上把握学生会文化的制度化。制度化是学生会文化形成的一个环节,科学地确立学生会委员及管理者的制度意识。
2、科学地制定制度。制定制度首先要从全面修订现有管理制度入手,要以民主程序来制定制度,要循序渐进,要将学生会的长远和短期目标结合起来,必须体现义务、职责、与权利相统一的原则。
3、制度制定后的保证实施。除了制度要制定的科学、公正、严谨外,还要重视学生会的“执行文化”。决策层要大力支持、模范执行,中间层要正确引导、大力推进,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制度化对独立学院学生会的针对性
制度的科学制定有助于塑造独立学院学生会委员的文化素质,引起各个方面力量的关注、支持。合理的制度化可以加速独立学院学生会文化的形成进程。制度化有利于独立学院学生会内部的日常管理和共同信念的形成。
四、结束语
独立学院学生会的组织文化建设及制度化管理,能够在充分保障日常工作圆满完成的基础上,结合学生会的自身情况,实现委员的共同价值观。同时在对外形象塑造和自身素质提高方面,都会取得较好的成效,进而使独立学院学生会的管理水平和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自身实力得到加强,以至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中永远健康的前进、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学;社会文化能力
美国教育家温斯顿·布伦姆伯格曾说过:“采取只知语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养语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办法。”语言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且相互渗透的。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人情的总和。在教学中,我们常把文化分为两个层面:即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通常交际文化要比知识文化更直接地影响跨文化交际和言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对文化所包含的这两个层面的熟悉、掌握、运用程度,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社会文化能力。
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对涉外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层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业对外向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求也愈益迫切。高职英语教学作为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一个重要环节,日益受到重视。但从目前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来看,还存在很多不足。例如:(1)高职学生入学成绩参差不齐,英语基础相对薄弱,阅读、听说能力也比较差。大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学生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2)高职英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不是原来中专学校或中学里过来的,就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教学方法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特点,事倍功半。(3)在英语教学中,人们普遍忽视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认为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语言知识的传授,没有把文化渗透和学生的语用能力相结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修订的《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明确提出了“以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的教学目标。[1]新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以下特点:(1)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突出语言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2)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为目标,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将语言基础能力与实际涉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满足21世纪经济发展对高职人才的要求。(3)为适应改革开放对涉外业务交际能力的需求,加强听说能力的训练以及加强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已成为高职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进行涉外交际,高职英语教学应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应用能力不但泛指应用语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语言运用到实际涉外交际环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称为“社会文化能力”。应用能力是社会文化能力的基础,社会文化能力则是应用能力的最终表现。因此,高职英语教学应以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为最终目的。
实际上,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在英语教学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上都可以进行,它存在于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
首先,作为高职英语教学引领者的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
海姆斯(Hymes)曾说过,外语教学旨在引导学生“在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对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谈什么。”从这个意义上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对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英语既是为了掌握一种新的交际工具,也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其他文化;从教师教学角度来看,教授一门语言同时也是在传授一种文化。教师不能只顾教授语言知识,也不能教语音的只管教语音、教语法的只管教语法。英语教学“只有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语言行为”(Crane,1981),才能更有效地交际。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更新教育观念,把教学指导思想从“语言为本”向“以语言运用为本”转变,以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为宗旨。
其次,教学模式也要作实质性的改革,具体描述如下:
以大纲为依据外语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予以取舍,而必须按大纲要求去做。要在仔细研究大纲,研究学习主体的入学水平、学习兴趣、学习方法、个性差异等的基础上准确施教。立足本校实际,加强集体备课,商定每一单元文化导入的内容、要求、重点、难点等。日常教学中适时融入介绍、告别、聚会、访问等文化因素的讲解,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领会“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还要重视语言运用的恰当性”,使其文化能力与语言能力同步提高。
课程设置及教材选择课程设置应服从和服务于教学目标。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既可以请外籍教师开设口语课、语言文化系列知识讲座,也可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尝试开设一些辅修课,如“文化与交际”、“涉外礼仪”、“外企文化”等。这样,既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领悟力和接受程度。另外,教材不合适也会影响教学效果,阻碍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因此,学校应选择富含英美人实际交际中的“真实语料”的教材,在方便教师教语言的同时又能结合文化内涵展开教学活动。当然,教材内容应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学生有持续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其中的乐趣,同时也要使学生觉得“易学”和“好用”。另外,高职外语教学中读、写、译的学习重点应是涉外应用文,所以教学素材的选择在着眼于典型性的同时,也应注重实用性。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典型性、实用性、趣味性强的语言材料对学生进行职业文化的培养。
课堂教学英语课教学要注重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运用多种方式增加课堂语言实践活动,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热点话题辩论,实用文写作等。要克服班级规模偏大、人数偏多的困难,实施教师为场外指导,学生为场上队员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另外,针对不同课型的课堂教学,教师应有意识地加强学生的文化意识培养。比如口语训练中,让学生学会句式表达的同时,也要让学生了解该语言适合的语境、包含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现交际中的语用错误。因为缺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用方面的错误,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听者或许会认为是粗鲁和恶意伤害的自然流露,从而导致交际失败。[2]又如阅读课中应加强风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绍,因为现今教材的阅读材料多取自英美国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含义,增强语言功底。此外,在词汇教学中也应注重文化介绍,因为词汇中同样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各种文化信息。有些词语因人们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综合起来的文化意识不同而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如blue一词,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颜色,还可代表心情忧郁;在中国,称赞人家小孩的时候往往用“胖乎乎”这个词,但英美人受社会文化影响认为“fat”是个贬义词,因而不用“fat”而用“cute”。类似的例子很多,教师可以利用这些文化差异在词汇教学中进行有意识的跨文化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考试项目的调整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该语言进行成功的涉外交际。如果对学生语言学习的测试仅停留在知识点的考查上,那么最终导致学生只会用纸笔交流,掌握的只是用规则硬套的哑巴英语。因此,我们应提供多种测试途径(听、说、读、写),设置不同的语言环境,考查学生实际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应对变化的灵活性,使语言学习真正为语言交际服务。
英语教师培训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高职英语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学方法的墨守成规和师资队伍的年轻化是两个最大的问题。许多英语教师自身就缺乏对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广泛了解。因此,一方面教师本人应及时“充电”,进修专业知识、提高学历;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为英语教师创造更多的培训机会,让教师走出国门,感受英美国家的语言及文化环境。教师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才能在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时起到指导作用。
第二课堂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不仅限于课堂上进行,而且还可以充分利用其他渠道。例如,课余利用英语广播电台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语新闻、英语歌曲,或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这样既能培养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又可让学生对异国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观的感性认识。还可以请一些外籍人士与学生定期开展交流活动,或以讲座形式向学生介绍国外的社会生活风貌等。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文化背景知识更容易让学生领会、掌握,从而培养了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再次,要明确语言教学与文化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
当然,高职英语教学中不能因重视文化教学而忽视语言教学。我们应权衡学生水平、人才培养目标及教材内容等方面因素,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第一,文化教学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语言教学,是为补充语言教学的不足,而不是取代语言教学。第二,要明确语言教学的范畴。就一个国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盘讲授,一难于做到,二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最终不利于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故应有所选择地讲授。第三,语言和文化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所以在文化教学中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严格遵守文化规约,这也意味着教师要与时俱进。21世纪,社会发展必将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交流愈加频繁。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实际的涉外交际能力是最终目的。我们应在打稳、夯实语言基础的同时多渠道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从而促进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和谐交流与沟通。
参考文献:
[键词]和谐社会:主流文化;科学发展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个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和交流日益增多。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例外。主流文化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能够在诸多文化中起到主导地位,并能整合和引领其他文化的文化。在当今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就是以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具有先进性并体现时代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包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同时也更加集中、简洁地表达了我国当今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内涵。
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构建和谐社会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使先进文化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持、道德基础和文化条件。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表现其人本性,先进性和时代性。先进的主流文化是先进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什么样的文化建设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先进主流文化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文化方向:要发展和谐文化,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基础。从而确立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三、坚持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是我国正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上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次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将中华文明看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足以说明中华巨大的精神内涵和发展潜力。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汉语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贴在巴黎街头的一则醒目的海报这样写着:“学汉语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中国文化已经走向全球。然而中国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善体系。比如在儿童语言教育方面,所谓的“双语”教育正在打压、矮化汉语教育,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教委竟然明令禁止幼儿园推行幼儿识字教学。数典忘祖、破坏民族文化传承的举动在复兴本土文明、珍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信念的大潮前,多么愚昧可怕!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不理解我们的文字,谈不上教育进步,更谈不上发扬民族精神!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需要构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并坚持其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四、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中国文化的缺失导致西方文化日益侵蚀,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困境无不在呼唤中国文化的崛起,中国主流文化的崛起!但如何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呢?
首先要坚持以为指导核心,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只有坚持贯彻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以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延续,又是中国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贯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文化改革,注重法制、效率、公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旋律。
其次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本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支撑,而一味地鼓动崇尚“崇洋之风”,那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而丧失了灵魂的民族必然会日渐衰亡,走向没落。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再次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占领网络阵地。网络社会作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形成了“虚拟世界”中多种文化并融交错的格局。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从直接涉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的高层次的理论论战到低层次“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甚至黄、毒、赌等丑恶社会现象,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网站开展优质的政府公众信息服务,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优秀的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上网,把中国博大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文化成果转制成数字化的包括中文和外文界面的信息文化产品,拓展先进文化信息的辐射空间,提高中华文明在互联网上的文化地位。
最后要批判的接受外来文化,使之与本土文化相辅相成。和谐共存。当今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使我国面临着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必然要验证其可借鉴性。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可贵的民族文化,而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旗帜鲜明地张扬着本民族的精神。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基于本国的民族精神而形成的,是历史传承的,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总结的。所以。对外来民族文化的借鉴与吸收要经历一个辩证扬弃和自觉内化的过程。不能不加选择地生搬硬套,要有选择地使两者达到辩证统一,内化为适用于我国实际情况的文化继承。
1.1社会体育学生融入校园体育文化重要性作用
大学生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代社会的需求,随着校园体育文化进步,校貌精神,学术严谨、环境优雅以及建筑的布局、体育的设施。同时也表现出体育品德、体育能力和体育团队的精神,学生在特殊群体中肯定起到非常的重要意义。学生是校园体育文化的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作用,在校园体育文化活动中起到重要性作用。
1.2社会体育学生融入校园体育文化重要意义
大学生在校园整个教学实践中,通过传统的体育文化传承下来的,使体育文化精神的历史积淀。学生在校园里造就和培养人才,同时传承与创新能力、品德锻炼以及团队合作精神有着作用。同时也对遵守法纪、争强体质、强身健体。特别是社会体育对学生的生理与心理,愉悦与乐观。育人与促进学生文化知识、开阔知识面、能力创新人才。
2社会体育学生在校园体育文化实施途径
2.1科研方面途径
教学科研发展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只在科研发展观,才能使学生在精神上,物质上反映出校园的风貌和校园体育文化传承。只有在体育教学科研发展,国家才能在各个领域生存,那么体育成绩在能提高,才有国家的影响力,这一切都要通过体育场馆先进的条件,优越的环境条件。学生才能科学的训练出好的成绩,同时还与临边共享体育资源,开发共建享受体育设施。最后来服务与人们。通过体育运动训练与培训活动的内容与形式。校园体育文化才发挥出它的场地、器材优势和人才优势而怎样服务于社会用于到市场后,再促进校园体育的发展。就必须不断吸纳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开展各种科学知识讲座。
2.2物质精神方面途径
学生在校园体育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精神面貌的一种具体体现。它不但在外貌表现上给人们全体教职工精神状态的反映出的,也是校园风貌一种约定的规范,比如:校园的每年的必定举办的田径运动会,各个社团、协会每学期的举办的各种的球类比赛,用体育竞技比赛来促进学生积极向上,拼搏的精神,促使学生精神面貌的体现。这也是历年来体育活动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给学生精神面貌和竞争意识形成和培养是分不开的,这样的竞争意识和精神面貌的一旦形成后,必定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集体凝聚力,这也是凝聚力的力量都是通过体育文化的传承而得到的,因此,体育文化更加显示校园体育文化的巨大的辐射作用的,也是心理和生理上推动力,这种能量将对校园教职工在各自的岗位的工作中能积极进取保持坚强的意志能力的。
2.3多视角发展途径
校园体育文化要通过多元化体育活动形式,数字化多媒介网络通信将为校园体育文化营造和更加广泛的体育文化信息,对学生点击鼠标就能看到和马上了解到世界的体育发展信息,互联网把世界的体育信息传播到校园体育文化里面,使学生了解世界,从而改变着学生自己的行为,来熏陶着学生自己的行为和情操,和大学生自己的健身目标。校园学生除了在学校上体育课外,还会在课外进行体育锻炼,都是一种有约束行为,要培养人才素质和教学的故障制度约束着,这也不能对每个学生管用。重要的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在学生心灵深处形成一种定势,构建出一种相应机制。只要外部诱导信息已产生,就能得到相应并快速转化为行为,这种有效的约束是值得提倡和发扬的。当下承担着对学生已经是信息网络时代,要不断更新的知识和信息,使知识的编码、储存、传输、扩散的速度极大的提高,但方式也极大的简捷。通过体育文化教育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服务。
2.4校园体育人文发展路径
学生在校园体育文化它独有的创造和可创造性因素,比如:体育文化素养的全面提高,给学生提供更好的独立思考活动的机会和氛围,留给学生有较大的创造空间和环境。改造场地和更换器材,改变运动场所的方式,更新竞技比赛的规则,创造新的活动方法,不断刷新新的纪录等等都与校园体育活动密不可少的关联的。未来国家栋梁人才将是综合素质高、动手能力强、文化内涵深的新兴群体,而通过校园体育文化的熏陶,校园体育教育对大学生的培养,在校园中营造出文明健康、高品位的文化氛围的和精神面貌氛围和环境。锻炼身体振兴中华,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这些都是校园体育文化精神的内涵所在,对校园体育文化产生着巨大的正能量。
3社会体育学生在校园体育文化发展目标
3.1鉴赏能力熏陶
鉴赏能力的熏陶,学生要会欣赏与分析能力,那么体育鉴赏与艺术是分不开的,理解成欣赏,它主要还是在分析,只有分析透切,才能达到鉴赏欣赏的目的,培养学生提高自我的文化熏陶,艺术本来就是人类情感和想象力为重要特征之一,把握好并反映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学生还可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所以说体育也是情感、人文和动作来表达的出来的,两则有着和谐的共同之处,它们是人类实现活动和精神世界的形象反应,它即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求,也给人们的精神领域起着潜移默化,在校园体育文化的深化发展中,培养学生艺术熏陶,也是提高大学生对美的欣赏能力和鉴赏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艺术熏陶,提高校园体育文化的品位是非常重要的。
3.2社会体育学生人文熏陶
学生人文熏陶,首先情感上想象力上发展,学生要用全新的发展思维去看待社会及国家。那么就要通过活动形式的参与,从中感到周边的人文素熏陶,以师生在潜移默化影响着,在校园怎么样熏陶的学生的人文素质。通过在校园中参与的各种讲座,参与社团活动,来加大对体育课作用的广度和深度了解认识,不断参与人文精神,提高师生的人文素养。营造一种生动健康、文明的体育文化氛围。同时给学生提供体育发展才能的空间和天地培养学生体育文化活动的组织和策划能力。增加学生自己的知识的储备和深度的了解。人文熏陶来影响和带动围边师生朋友。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思想教育体系,大学阶段这是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在校学生教育者承担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3.3社会体育学生对校体育文化的传播
要在校园体育与体育文化传播,校园体育文化将成为培养社会体育学生人才的重要基地,这也是国家、民族的兴衰和国家存亡的重要基地,校园体育文化必将是一个核心长久培养基地,它将和师生健康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校园体育文化活动的整合过程中,为实现新的目标所以在学生自我控制能力的意意识的培养基地。
4校社会体育学生对校园园体育文化发展意义
(一)会计制度。会计制度是在人们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于会计从业人员具有有效约束力的从业指南和从业标准,它是会计文化中最首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会计教学具有基本的指导意义,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二)会计精神。会计精神是会计从业人员的精神准绳,它是衡量一个会计从业人员思想品德高低的重要依据,在这些会计精神中诚信是其主要的精神原则,特没有特定的法律规定,但是却真实的存在与会计从业的各个环节之中,没有诚信那么会计人员的工作可信度就会遭到质疑。
(三)有形的会计物质。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进步,现在科学技术在人们的会计工作中的应用程度越来越高,计算机技术、保密技术等等这些有形的、看得见的物质都是现代会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为了能够有效的促进会计事业的发展就必须要加强对这些技术的应用和研究。
二、高职会计教学融入会计文化建设的意义
高职会计教学是为社会培养专门会计从业人员的重要教育组织,文化是其教育的基石,若是没有先进的高科技文化我们的教育就会失去方向,就不能够为社会培养诚信合格的优秀人才,总的来说将高职会计教学融入会计文化建设中主要有以下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现代的高职教育的主要宗旨就是培养面向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它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服务为本,就业为主”,目的就是能够使高职学生尽快的掌握会计专业知识,有效的投入实践工作之中,以提高会计工作标准。加强会计文化建设就能够在会计教学之中向广大的学生渗透、熏陶行业文化教育,从而使他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了解行业文化,成长成一个合格的会计从业人员。
(二)有利于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会计人员从业的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诚信为本,这也是做人的最基本要求,我们在高职会计教学之中融入诚信文化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在今后的工作之中不被外在的利益所诱惑,真正的做到诚信工作,努力的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会计从业人员。
(三)有利于提高学校就业率,促使毕业生适应企业。通过长期的会计文化的熏陶,让每一个学员都牢记从业的准则和从业的标准,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之中努力的按照文化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力争做到会计从业人员的标准要求,这样在今后的就业之中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优势,促进毕业生适应企业要求。
三、加强高职会计教学融入会计文建设的主要措施
会计文化建设在高职会计教学之中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更加有效的提高会计文化的作用,我们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高职会计教学融入会计文建设之中:
(一)在高职院校建设中彰显会计文化。高职院校的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校园建设水平及建设内容会直接的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动力及学习标准,为了能够有效的提高会计文化在高职会计教学中的作用,我们就需要在学院建设中不断的对会计文化进行宣传,积极的营造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会计教学环境,有效的增强学生的职业操守和责任感,不断的彰显会计文化的重要作用。
(二)在高职会计教学的课程体系中融入会计文化。高职会计教学分为了专业知识教育和职业素养教育两个方面,专业知识教育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会计知识,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职业素养课程主要是为了能够提高他们的道德标准,增强他们的职业自豪感和责任感。我们要把会计文化融入到课程体系教学之中就必须要加强这两方面课程的文化教育,从而有效的提高学生的会计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操守,真正的成为一名合格的会计人员。
(三)在高职院校的校园活动中体现会计文化要求。随着现代教育模式的不断发展深入,学生对于校园活动的标准和深度有了更高水平的要求,组织开展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成为了我们进行文化教育,提高会计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目前高职院校主要可以通过举办会计文化节、会计知识竞赛及会计演讲比赛等形式的校园活动,来加强会计文化在高职会计教学中的深入和发展,使学生在活动的过程中也能够学习到会计知识。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健美操教学社会化可以这样定义:是指教师通过各种健美操教学形式使学生努力成为“社会人”的过程。健美操教学社会化的具体内容包括:(1)健美操教学作为一种手段,采用有组织的、运动的教学活动,传授生活技能,锻炼学生身体及心理,提高运动能力,提高社会实践能力,使人们的生活能力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迅速得到提高。(2)健美操教学以集体形式进行教学,培养团队观念,培养合作精神,养成遵守规范习惯,发展人际关系,同时在合作中培养社会角色。(3)激发学生对健美操的热爱,建立终身体育价值观念。
2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存在问题
健美操是高职院校的一门必修课,它对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我国,传统健美操教学中,老师都倾向于学生技能方面的发展,上课只要是学健美操套路,而忽视了培养学生健身兴趣,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产生脱节现象。对于上述出现的问题,将社会化教学引入到健美操教学中无疑会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健美操教学社会化就是将健美操教学融入到“社会环境”中,将社会需要的能力融入到教学活动中,将传统的说教式教学转变为学生参与式教学,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地位。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对课堂教学认识不到位,体育校内外的体育活动间的关系认识不够明确,很多认为体育只是在教学课堂和学校内进行的,对课堂外和学校外的教学缺乏必要的认识,健美操亦是如此。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与社会体育联系不够紧密,学生学到的技能及体育理论知识不能得到实际的应用,无法激发学生的健身积极性。
3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的社会化路径
3.1路径一:在教学中终身体育教育思想的培养
目前,高职院校终身体育教育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教学内容单一、课程设置不合理、体育场馆设施不足等,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体育老师及学生终身体育意识淡薄。在高职院校体育教育中,只重视对学生身体素质的锻炼,忽视了对学生体育锻炼的各兴趣、体育意识以及锻炼能力的培养,很多学生在上体育课时往往抱着敷衍和应付的态度,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比较淡薄。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树立终身体育教育思想。为了适应体育教学改革的需要,必须要转变教学模式,要在体育教学活动中贯彻终身体育思想,帮助学生树立终身体育的观念,加大终身体育教育的宣传力度。同时还要增强大学生自主锻炼、自主学习的意识,进一步锻炼他们的创新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要将近期的教学目标与远期的终身体育目标相结合,使高职院校成为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终身锻炼习惯的主要场所。
3.2路径二: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
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是指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中,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时所体现的程序性知识和基本能力,它是由一般社会实践能力和特殊社会实践能力构成的能力体系。一般社会实践能力,是指学生从事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都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是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能力。一般社会实践能力包括社会认识能力、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特殊社会实践能力,是指大学生从事专业性社会实践活动所必需的能力,包括专业能力、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首先要利用网络的各种平台,通过微课等视频的拍摄,让学生根据视频进行课前的学习、课后的复习,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目前,“微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老师所熟知。现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在进行高职院校微课比赛,也有极小部分高职院校体育老师参与到微课比赛中。但是在极少数的参加微课比赛的高职院校体育老师中,很少将微课用于学生,就是为了比赛而比赛,这是资源的极大浪费。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微课的发展是大势所趋。所以要积极鼓励广大健美操老师进行微课制作,并用于教学。在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手机、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自评、互评,通过现代工具进行交往教学,以此来提高学生交往能力。有专家曾经对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发现西方国家很多采用讨论、辩论的方法进行教学,而中国多采用讲授、灌输的教学方法。很明显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在学生与学生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存在很大差异,教学效果自然存在很大不同。笔者调查发现,高职院校健美操老师大多采用讲授、灌输的方式在上课,老师先教动作,然后学生自己练习,有些老师安排分组练习,但是并没有在思想上对“交往”的引导。笔者认为,大学生有着强烈的情感交流需要,他们需要友谊、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但是现在95后又非常具有个性,“惟我独尊”、因此,老师必须要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可以肯定的说,西方国家的教学方式更应该提倡,对促进学生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在高职院校的健美操教学中要提倡交往教学。交往教学是在遵循主动性、激励性、平等性和互动性等原则之下,主要通过团队合作学习的方式来实现的。团队合作学习的主要方式由团队内讨论、相互评价、相互激励、互帮互学等。团队之间也可以互动交流,如互查、竞赛等,实现成果互享。通过团队合作学习的交往教学,可以有效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如促进学生的社会竞争意识、团队意识,促进学生情商的发展,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等等,最终提高学生的交往能力。
3.3路径三:建立健美操教学的社会课堂,推进健美操教学的社会化发展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合理化;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其思想传入中国。韦伯的思想主要包括社会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宗教社会学理论。受到所处时代的制约,他的社会学思想带有明显的“西方优势论”特征。但他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本质时,并没有单一地从某一个层面来分析,而是通过考察文化与经济、社会和宗教的关系来进行综合分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
一、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分析
韦伯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社会学家,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东西方很多地方都曾经出现过,但是唯独在西方能够得以保留和发展,原因就在于西方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来自西方国家特有的“合理化”的社会运行规则。这里的“合理化”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的进程。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从科技的层面来看,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方式对推动社会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正是韦伯思想的核心。文化的“合理化”是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原动力,只有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探寻它们与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历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到了富兰克林的一段演讲,演讲的核心思想是告诫青年人做生意时要诚信经营、生活上要量入为出、做人要谨慎诚实。韦伯认为,这段演讲所阐述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必不可缺的“至善”美德,市场的交易应当建立在这些美德之上。在韦伯看来,不能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择手段。他认为追逐利益本身与资本主义并无关系。韦伯指出,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利益都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诱惑。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当具备的要素有:合理的自由的劳动组织、以消费为指向的理易形式、家计与家庭的分离、理性的账簿记账形式。而在这些要素之上,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经济伦理,这个确定的经济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影响下所产生的文化理论,它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得以实现的基础。富兰克林给商业设置了一个伦理规范,实际上这种规范就是建立在宗教伦理基础上的经济伦理。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形成的时候,人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变化:安逸的生活被破坏、田园牧歌式的生产遭到瓦解、农民开始进城务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人们无法再过悠然自得的生活,维持生计的本能让他们走进了工厂。韦伯在调查之后指出,在工业化生产中,天主教徒往往工作态度单纯并且创新不足。他们用消极的眼光看待商家和实业家,对商业回报缺乏信心。他们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无法在工厂中获得技术职位,如此,他们在现代化的商业竞争中便明显乏力。而通过从路德宗提出“天职观”到加尔文宗提出“入世的禁欲主义”的一系列改革,上帝在人们心中逐渐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人们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包括谁会成为上帝的宠儿。将“预定论”转化成充满入世精神的“天职观”,有助于人们专注于世俗活动。人们努力增强自身的能力,以消除“我不是上帝的宠儿”的焦虑。人们相信,越是过富足的生活,就越容易得到上帝的赏识。因此,人们热心于钻研,并且富有创造力。人们不仅创造了经济效益,而且还展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人们不再认为“钱是罪恶的根源”,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赚钱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韦伯看到了新的精神、新的伦理。
二、韦伯“合理化”宗教社会学思想的建构
(一)宗教的“祛魅”过程
宗教改革终结了教会的黑暗统治,改变了宗教神秘化、仪式化的运行机制。“因信称义”的教义让宗教变得不再神秘莫测,人人都可以得救的信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认为,除了可以在教堂和仪式中感受上帝之外,还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感受上帝的荣耀。“真正的清教徒甚至会拒绝在坟墓前出现宗教仪式的任何迹象,在埋葬至亲至爱的人时他们不需要挽歌或者其他形式,为的是杜绝迷信,消除那些通过巫魅和圣礼的力量获得救赎的观念”[1]103。韦伯将这一改革称为“祛魅”。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后来加尔文对宗教教义的颠覆性修改,使得清教徒能够在宗教思想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并且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从而实现其得到上帝恩赐的愿望。由于和宗教实践实现了个人化,宗教思想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影响就化作了人们共同的文化修养,清教徒诚信、道德并且能够恪守己任。宗教的“祛魅”在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作用举足轻重,宗教的力量完全被世俗化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世界观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推进到一个“合理”的阶段,同时,宗教的“祛魅”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的理性化进程。“祛魅”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指引人们将信仰和理想最终都落实到了“劳动”上。对于新教徒而言,劳动不是服役,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们乐于从事的一项活动,劳动让他们变得光荣。人们不再从复杂的宗教仪式中得到慰藉,而是在日常劳动中与上帝进行交流。人们在劳动中找到乐趣,劳动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劳动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来自宗教的约束力使得人们忙而不累,这种“特殊的精神”推动资本主义实现了快速发展。
(二)入世的禁欲主义
虽然路德等人并不将唤起“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其奋斗的目标,但是,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他们强调“因信得救”,并且将响应神的号召与从事世俗的职业在语言表达上进行统一,职业便具有了“由神所交付的使命”这一意义[2]。“天职观”旨在使教徒相信,只要完成了在世俗生活中所从事的使命,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恪尽职守,便有机会得到上帝的恩赐。但是路德并没有将这一教义(即“天职观”)引向“资本主义精神”,而仅仅是在“祛魅”后对人们的宗教生活进行指导。加尔文将与宗教事务相关的责任和仪式都与日常行为方式联系起来,这就使新教徒具有了入世的精神。对于新教徒而言,金钱不再是中世纪宗教强调的“罪恶的根源”,而是证明自身价值的证据,经济上的成功能够帮助他们确立“上帝的选民”这一身份。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宗教精神就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人们可以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财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上帝的命令是:你必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和罪孽如此[1]164。财富可以让上帝更加荣耀,但人们并不能因为拥有财富而过骄奢逸的生活,积累财富只是人们证明自己有资格做“上帝的选民”的途径。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的世俗化的宗教伦理是合理的,新教徒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和艰苦奋斗,是能够积累财富的。倡导入世精神让人们找到了消除自己不是“上帝的选民”这种焦虑感的途径,人们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从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工作。宗教改革使大多数人成为自由劳动力,他们不为教会所控制,“天职观”激励着他们去追求财富。这种情况又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韦伯实际上并不把科学和宗教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韦伯认为它们是分别在理智和情感这两个领域起作用的事物[3]。情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理智,这种有的“律己”情感,使新教徒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观,他们严格遵守诚信和勤劳的原则,在“理智”的运用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对于韦伯文化观的评价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韦伯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所阐述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伦理。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韦伯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术界对于韦伯的思想向来褒贬不一。对于韦伯的思想,中外研究者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反对他,但是,你绝对不可以绕过他,包括他的思想和方法论。韦伯在对“祛魅”的阐释中,不但指出了它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而且也指出了文化理性化之后呈现的价值冲突。“祛魅”本身就是“理性化”的过程。“祛魅”使宗教的价值开始瓦解,自此,宗教的神秘感不复存在。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根据“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将人类有意义的行动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工具理性的,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作为“条件”或者“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第二类是价值理性的,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行动者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去管具体的结果;第三类是情绪的,它决定于行动者具体的情感和情绪状态;第四类是传统的,它决定于行动者根深蒂固的习惯[4]。上述是韦伯基于自己“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对人类有意义的行动所作的区分。前两类主要涉及对社会的分析,后两类主要涉及对个人行为的分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而当理性的社会制度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时候,就会导致自由和意义的丧失。文化的“合理化”会让原本统一的宗教世界观变得杂乱,人们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行为准则。人们因为文化观不同而相互争辩,人们对各种行为的理解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文化的分裂。“工具的理性”使人们陷入一种官僚的、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方式,人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铁笼”。因此,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的结尾对西方文明作了悲观的预测:“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而这种空壳人还浮想着自己已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程度。”[1]184韦伯在探寻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时,并没有从经济理论出发,而是从文化和历史因素入手,最终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展开讨论。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能够在西方实现发展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气质”,西方人的自律艺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那么,为什么在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呢?韦伯指出,在中国,几千年来儒学在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伦理价值不逊色于任何宗教教义。我们暂且不讨论韦伯将儒学与宗教相提并论是否恰当,单就儒学的社会功用来看,它的主张的确被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行为准则。儒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规划完全可以将社会推向“理性化”。但是,中国人不关心形而上学,因而也就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3]163,“价值理性”也就无法转化为“工具理性”,由此导致了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例如,中国的数学研究虽然很早就已经涉及三角学领域,但后来却因为相关知识没有得到广泛运用而出现衰退。中国的宗教不重视理论思辨,也缺乏对形而上学的关心,道教的“无为”和佛教的“轮回”把人们带入了一个虚无的世界,“出世”精神导致中国的宗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孙硕,刘晗.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看资本主义发轫于西方的精神动力[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2):39-41.
[3]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9.
家庭作为促进个体发展的初级群体,对个体道德社会化的发展有着最基础、最深刻的教育影响,当然,也有着社会与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优势。
(一)家庭道德教育具有早期性和持续性优势
个体自出生起最早接触到的社会环境便是家庭,父母抱着对子女的殷切期望不但对其生命给予细心呵护,更是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便开始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着启蒙教育。另外,个体所在家庭的种族、、经济状况、生活方式、文化氛围以及其他成员的素养、交往活动等等都无不例外地对其道德人格的形成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如美国心理学家A.拉琴斯提出的首因效应理论,家庭教育作为个体最早接受的教育,其成败对今后的社会与学校教育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是个体道德教育的“摇篮”。同时,在家庭教育的整个过程中,生活环境和教育者的相对稳定性保证了个体道德社会化教育的连续性,因此,家庭又是促进个体道德人格发展的“终生阵地”,对中学生的道德社会化影响是基本而且长远的。
(二)家庭道德教育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优势
中学生正处于生理与心理双重变化的时期,他们张扬个性,同时又极度渴望得到教师、同学、家长与社会的关注与认可。但是,由于学校教育自身的局限性,教师在同时管教几十个学生的道德思想时难免会出现教育的疏漏或顾此失彼的现象。而在朝夕相处的家庭生活中,父母对子女的个性特征、思想变化、优缺点的真实状况有着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了解。因此,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以根据子女的个性特点和行为表现,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及时给予有针对性的道德教育。
(三)家庭道德教育具有亲情优势
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联结而成的亲密组织,父母与子女之间这种天然的亲情关系无可替代,并且不可分离。父母对子女无私奉献的爱本身就是巨大的教育力量,将有助于子女形成积极健康的道德情感,塑造健全的人格。在个体道德社会化发展过程中,这种“情”的教育往往比“理”的灌输更能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
(四)家庭道德教育具有生活化优势
生活本身就是一本丰富的“教科书”,而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个体自出生起便开始受到家庭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教育。无意识的教育包括家庭、文化氛围、经济水平等等,也包括父母在生动活泼的生活中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价值观、修养德性、行为模式、生活习惯等渗透到子女身上。这种“不教而教”的教育影响将产生“润物于无声”的教育效果。
二、目前我国家庭教育中对中学生道德社会化影响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观念“重智轻德”
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家长占据着一定的主导地位,其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理想追求的境界等都影响着对子女成才标准的选择。一些家长受当下教育体制和功利化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学生提高学习成绩,升入更高学府获得更高文凭,为未来取得高薪职业和社会地位作准备是关系子女一生发展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事情。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花费大量钱财和精力为子女“择名校”、报各种辅导班、请家教,但是却对子女的道德发展不以为然,认为智育的发展比起道德品性的养成更为重要。
(二)教育内容“重基础轻高度”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家长逐渐意识到教会子女做人,培养其良好品德的重要性。但是,受家长自身文化素养、个性品质、精神境界高低等的影响,一些家长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内容多以文明礼貌、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等基础性教育为主,对培养孩子责任心、团结协作、创新开拓和独立自主等品质的追求略显微弱。更少有对其子女进行尊重一切生命、关心他人和社会、保护环境、热爱自然、为集体利益牺牲自我利益、为人民服务等等更高一层的家庭道德教育追求者。
(三)教育方式“重言传轻身教”
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其生理的变化也促使他们的心理发生着激烈的变化。他们敏感而骄傲,既渴望融入群体,得到教师、同学,甚至家长的认可和关注,又追求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他们往往意气风发、理想远大,但却不切实际;他们是幼稚而又成熟、依赖而又独立的矛盾体。但是,由于家长自身教育知识和教育能力方面的不足,容易忽略中学生的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而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一味进行说教,机械地灌输成长的要求,反而适得其反,引起子女的反感和叛逆。同时,有些家长往往将子女置于教育的对立面,而忘记自己本身也是影响子女道德教育的一面“镜子”,重言传轻身教,因此导致事倍功半,取得的教育效果甚微。
三、提高家庭教育对中学生道德社会化影响力的对策思考
(一)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
促进家庭教育效能的实现正确的教育观念是确保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以及教育评价标准选择的科学性的先导条件。要促进中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发展,关键在于转变家庭教育中教育者的教育观念,提高家长对教育的认识并帮助其树立正确、全面的成才观。家长应加强教育理论、心理学理论等相关知识的学习,以与时俱进的姿态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能力,并同时在道德修养方面进行再社会化,以提高自身素质。另外,家长应尊重个体成长规律,从子女的角度出发,根据其个性特点和成长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以科学、灵活创新、活泼生动的教育方式给予及时有效的指导,纠正其可能出现的成长偏差。中学生是敏感脆弱而又矛盾的发展性群体,家长在对其进行道德教育时应更加耐心、包容,本着客观与科学的原则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方式方法上讲究教育的艺术。
(二)加强学校和社会对家庭教育的指导
1.个体功能
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是指成人教育在社会个体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和功效,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主要表现在促进个体的个性化发展,从而提高个体的生存能力和生命质量。以人为本是学习化社会的基础和核心,它提倡的是个体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成人教育能够促进个体个性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有利于个体差异性的发展。成人教育注重因材施教,针对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开展因人而异的教育,同时,由于成人教育具有丰富性,所以能够根据个体的兴趣进行自主选择式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能力。
(2)成人教育能够促进成人主体能力的发展。主体能力是指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外部对象的能力,成人能够通过参加多样的课程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由此可见成人教育是实现个性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成人教育能够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和生命品质。首先,在成人参加技能培训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快地与学习化社会相融合。如农民工可以通过参加成人教育的课程获得非农技术,提高谋生能力和谋生手段,从而促进社会流动。其次,构建学习化社会能够满足成人更多的精神需求,提高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学习能够使人们获得心理和精神上的极大满足,能够提高精神境界,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所以,成人教育是提高人们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和支撑。
2.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主要是指教育所具有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效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促进政府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快学习型政府的形成,从而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行政能力。通过改善政府人员自身的知识结构,使其成为爱学习、终生学习的知识性工作人员,同时可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创新能力,通过对其思维能力、意志力等方面的培养,从根本上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2)成人教育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成人教育灵活的教育方法扩大了受教育的规模,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同时,学习化社会背景下的成人教育主张终生教育,这种理念使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和进步,从而保证了人力资本自身的可持续性,其人才结构的稳定性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成人教育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传递和更新。由于成人教育不仅涉及科技知识,还涉及文学、艺术等,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交流。
二、结束语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外语课堂;成人口语交际;外语教学
一、引言
首先,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有不同的视角,其中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心理相对。认知心理属于内在论的一种,是内化的认知的过程,它将人类思维与自然的关系认为是单向的关系。社会文化理论提倡社会与思维之间的双向关系,是内化认知与外化社会的融合。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工具是人们从事复杂、抽象的外部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标志,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二语学习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其次,任何第二语言(L2)的学习,要不作用于学习者置身的自然母语环境中,要不发生在外语课堂条件下。我们学习和研究第二语言目的在于为教学实践服务,平衡理论学习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即学习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和作用(贾冠杰,2003)。选择英语的外语课堂作为二语学习的语言,原因在于英语是世界普遍交流与沟通的语言符号其普遍性、流传性是不容忽视的。最后,口语输出是日常交流活动的重要部分,其交流性和使用性被外语教学广泛认知和使用。无论是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人们需要口语交流,在语言学习特定的“社会”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同样需要口语去交流与互动,口语交际无处不在。本文从另一种理论视角去探究成人英语口语的学习,为提升口语交际意义和效率另辟蹊径,对语言教学产生的启示和作用。
二、社会文化理论相关核心概念
社会文化视角代表性理论包括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学说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社会文化理论”是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上世纪30年代创立的学说,它主要突出人的本性实现人的全身发展。
(一)中介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作用在外在的社会环境之下,通过使用工具进行外在与内在的双向传递与互动,这种间接使用工具的行为就是中介。中介是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其要义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工具中介的(Vygotsky,1978)。这种工具中介是物理的,即它可以是书本、电脑或是学校课堂。通过这些物理工具来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抽象的工具是心理的,它可以是符号工具,即是语言。人们通过使用语言符号作用于外部世界,作用于自身,促进个人自身认知发展。
(二)最近发展区
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人际互动的重要性,衍生于维果茨基的中介思想。“最近发展区”(ZPD)指个人固有的水平能力在他人的帮助下得到了提高。这种情形又被称之为搭“脚手架”,即在能力比该学习者强的人的帮助下使学习者从当前的能力水平达到潜在的能力水平。这种方式需要学习者参与到人际互动中,并且学习者需要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寻求他人帮助,通过这一过程学习者的认识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内化
内化与之前提到的中介和ZPD不同。中介即符号工具,ZPD即能力较强的人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核心思想都涉及外部社会。内化则是指向内部、个体自身的心智发展。作为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思想之一,高级心理机能形成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内化(Lantolf,2006)。维果茨基通过内化这一概念将外部与内部进行联系。这种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变成了双向交际,即社会交际和自我管理。其中模仿、自言自语和内部语言都是内化的机制和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四)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关注在环境中人类活动和意识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Vygotsky,1978;Leontiev,1981)。它是人类活动通过物理工具和心理工具(语言符号)所引发的中介过程。活动理论强调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研究重点是人类认知的社会起源以及导致认知形成的实践活动(Lantolf.J.P.&S.Thorne,2006)。系统中有主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个体);客体(活动对象);工具(中介物);分工(职责与任务);规则(制度、规范)。
三、对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课堂成人口语的讨论
通过以上介绍,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二语学习发生过程是动态、非线性的,其中各个环节不是单向输入输出,单纯的语言学习并不能使知识有效内化和应用,要求我们在语言学习时要考虑外在因素和内在条件。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受母语正负迁移和目的语影响,同时受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影响。其次课堂环境下的二语学习与二语习得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有正式的语言授课;第二,它有不同于自然交际的师生言语交互方式(Ellis,1990)。如何更有效地学习语言是课堂语言教学的目的所在。自从中国成功加入WTO后,许多外企相继注入,对国内双语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我国教育得到与世界接轨的改革,对外语教学的重视遍及各个教学阶段。一些毕业很久的成人为了与时俱进走入课堂学习外语。成人掌握口语交际技巧为更好的工作或出国旅游环游世界打下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应用在成人英语口语的课堂上更好的指导成人英语口语的交际活动呢?本文认为从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概念出发,从成人学习特点、学习心理、学习方式着手,提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弄清语言与认知的实质关系;第二,弄清中介语的可变性对成人学习者的影响;第三,弄清母语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扮演着什么独特的角色;第四,弄清语言应用的环境意义;第五,弄清社会文化理论对外语教学有何积极的启示与作用,外语教学应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环境便于成人学习者积极参与,从而提高口语交际输出的效率和意义。
四、总结
从以上对社会文化理论与外语课堂教学活动关系来看,社会文化理论为我们理解二语学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由原来的内在个体与外在社会的相互独立到相互包含,语言学习与社会环境是积极交互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的外语教学环境并不尽如人意。学生缺少真实的外语语境和资料,中国人编写的外语教材从某种程度上固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习惯。中国人编写的教材一般喜欢有章可循、中规中矩并且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交际问题,往往忽略了真正目的语国家人的语言表达和思维习惯。一种“中国式的表达”在外语教学上不知不觉地禁锢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思想。与此同时,外语课堂互动质量也是决定学生学习质量的关键,这就要求一线外语教师能更好的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结合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学习方式、学习动机进行长期反复的探究,从而促进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EllisR,Instructe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Cambride,MA:BasilBlackwellInc.,1990.
[2]J.Lantolf&S.Thorn.2006.SocioculturalTheoryandthe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3]LantolfJP,ThorneSL.TheSocio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UK:OxfordUniversity,2006.
[4]VygotskyL.S.MindinSociety[M]Cambridge,Mass.:MITPress,1978.
[论文关键词]学生会 文化建设 人文关怀 和谐氛围 精神传承
[论文摘要]学生会文化是一种“软”力量,代表着集体价值取向和精神理念,是整个学生会的灵魂所在。我们必须加强学生会文化建设,学生会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为学生会持续发展提供有效保障和持久动力。
学生会,作为一个高校学生组织,在服务同学,高校建设方面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学生会,作为一个学生组织,其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对其职能的发挥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为加强学生会自身建设,就必须建立健全学生会组织的文化机制,也就是学生会文化建设,尤为重要。
一、学生会文化的涵义及其建设的必要性
说到学生会文化,不能不提企业文化。组织文化的研究始于企业文化。上世纪80年代初,首先由美国管理学者开创并倡导了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当时面对日本经济迅猛发展造成的压力,美国人经过对日本企业管理方法的研究发现,后者更加重视企业的软管理,即注重企业中的文化因素,注重树立全体职工的共同价值观念和发展理念。从而形成企业强大的向心力,进而间接促进了企业发展。因此,有人指出,企业文化是一种信念与心理的力量。
学生会文化所体现的文化理念,行为信条,是可以总结成文的。以下是摘录的某高校的学生会文化理念:
学生会概念:“管理型组织、学习型组织、服务型组织、行政型组织”
学生会会训:“团结 务实 创新 高效”
学生会宗旨:“一切为了广大同学,为了一切广大同学,为了广大同学一切”
学生会精神:“否定自我,追求完美”
学生会作风:“今天的事不等到明天”
学生会发展目标:“实实在在学生会,全心全意为同学,一言一行树榜样,时时处处是学习”
学生会服务意识:为学校服务,为同学服务,为自己服务
学生会工作作风:“踏实、团结、高效”
学生会个人工作目标:“于工作中追求快乐、于工作中追求收获”
以上内容,条理清晰,内容全面,可谓简约而不简单。这些成文的学生会文化理念值得借鉴、学习。
二、学生会文化建设的措施和途径
(一)刚性的学生会制度建设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一个学生组织,学生会必须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这是学生会工作得以有序开展的前提和保障。首先,学生会管理制度应包括一部完善的《学生会章程》,用以明确学生会的部门设置和部门职责。另外,还必须有《学生会值班制度》《学生会例会制度》《学生会物品管理制度》《学生会奖罚制度》等一系列相关的配套规章,通过这些规章的共同作用,使得各个部门每名成员都明确自己的职责、义务,明白自己开展工作的原则和目的。各项规章制度确立后,最重要的是落实到位。没有执行力的法律只是空文,没有落实的制度只能是摆设。为了确保学生会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日常的工作中必须实行过程控制,做到有章可依,有章必依,尤其学生会干部要以身作则,督促学生会成员按照制度,规章开展工作,从而形成集体习惯,进而表现出更大的合力来,共同推动学生会的工作向前发展。所以说,刚性的制度建设,是学社会文化建设的基础。
(二)加强人文关怀,构建和谐氛围
学生会,归根结底是一个学生团体,因此它离不开人际关系这个现实问题。如果没有人文关怀,势必会使学生会之间的人际关系发生扭曲要么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冷淡,团队松若散沙;要么造成争名夺利,助长官僚作风。这都与学生会建立的初衷背道而驰,都是学生会建设的大忌!强调人文关怀,就是强调要“以人为本”,要求尊重个人、重视个人、关心个人,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工作氛围。这一点在学生会建设中易被忽略,然而意义却举足轻重。
在学生会中,尤其学生干部,更要推行、贯彻人文关怀。在对每名学生会成员的理解上,不仅仅把同学们看作学生会利益的劳动者,还要把他们作为学生会的主体对待,充分体现其主人翁精神。不论上下级,在日常学习工作中,遇面时要主动亲切打招呼,生活中别人有困难时更要积极帮助。在学生会,大家不光是同学,同事,更应该是彼此信任的朋友。只有这样,才能营造一个让学生会同学感到温暖和谐的工作环境。
(三)增进相互信任,打造高效团队
对于一个团队,合作是第一要义。但事实证明,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每个人都有其独立的想法,有着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个人情感,即使对同一事物的评判标准也不尽相同。作为学生会的成员,往往每个人都有过人之处。一群有才干的人聚在一起,竞争就不可避免,可且也不应避免。但是,必须清楚的是,个人的技能总是有限的,个体总是有缺点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完成。所以学生会的成员必须树立这样一个观念:是“我们”在完成任务,而不是“我”。这就意味着,一个有凝聚力的团队,其成员必须真诚的敞开胸怀,虚心的承认自己的弱点或者过错,真诚的认同别人的长处,而非嫉妒。尝试着说出“这是我的责任”,“是我做错了”,“这方面你比我强”,这都是增进相互信任的步骤。因此,相互信任是相互容纳,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的情感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合作与竞争,才是造就高效团队的有力保障。
一个学生会,如果达到了和谐、高效团队的要求,那么在工作中可谓是所向披靡了。
三、学生会精神的传承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学生会每年都会有干部的换届选举,都会有招新纳贤。在每次的新老交替中,学生会的工作在完成交接,学生会的精神也在完成交接。通常说的学生会工作要一届一届往下“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这个交接过程中,学生会干部起着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从经验来看,一个部门部长对部门新成员的影响,包括价值取向和行事方式,往往比辅导员老师的影响更直接,更显著。因此,学生会干部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维护学生会各项规章。继承并发扬学生会精神,是学生会文化传承中最有效的办法。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文化传承,除此之外,物化的文化传承同样起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四、学生会文化建设中应注意的事项
首先,要全面、正确的认识学生会文化的涵义,学生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切实行动起来,推行学生会的文化建设。
其次,杜绝盲目照搬,流于形式。学生会文化建设的工作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开展,要理论联系实际,实践补充理论。日积月累,逐步完善,不能急于求成,盲目把其他现有的学生会文化照搬照抄。若是这样,就失去了文化建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