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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这个千年难遇的好年头,对于香港电影来说,却是一个厄运年,本土票房收入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冰点。贺岁片被《魔戒首部曲》拔得头筹,暑期档被《蜘蛛侠》《未来报告》《黑衣人2》等好莱坞影片抢占花魁。无论黄金档期还是淡期,港片都破纪录地被外国影片全线压制。截止到2002年8月20日,香港本地电影上映不足40部,暑期票房总收入只有7500多万港币,相比2001年同期17000多万港币的票房下跌了56%。票房前10名中,港片只占4个,不仅比例是近年来最少的一次,而且没有一部进入前三名,绝大部分港产片都只是昙花一现。香港电影本土市场已经如履薄冰,到了关系生存的严峻时刻。
表12002年7月1日—9月1日,香港本土电影票房数据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票房冠军周数
《我左眼见到鬼》(银河映像)520001
《绝世宝贝》(一百年)418522
《天脉传奇》(浩瀚)411031
《这个夏天有异性》(寰亚)4946
《悭钱家族》(寰宇)5842
《幽灵人间2:鬼味人间》(寰亚)3528
《枕边凶灵》2258
《香港有个好莱坞》337
《心慌方》(安乐)316
注释:
①表1、表2、表3、表4数据均来自(汉电影网站),4表均由笔者编选制作。
表22001年7月1日—9月1日,香港本土电影票房数据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票房冠军周数
《少林足球》(星辉海外有限公司)1060443
《瘦身男女》(一百年)74033
《全职杀手》(天幕)425501
《同居密友》(电影动力)41819
《蜀山》(中国星)31162
《愿望树》(东方)2740
《吧啦吧啦樱花》(嘉禾)3675
《买凶拍人》(嘉禾)3171
《七号差馆》(东方)1150
就表1、表2来看,虽然同样的暑期档(7月1日—9月1日),两个年度进入每周十大卖座排行榜内的港片数量基本一致,但票房成绩却相差很远。如此大幅度的票房滑落是史无前例的。2002年之前,好莱坞电影在许多国家囊括了50%到90%比例不等的市场份额,但独独在香港颇受冷遇,票房占有率不及香港本土电影的1/3。据统计,1970年至2001年31年间的香港电影市场,好莱坞电影的平均票房收入从未压倒过港片,占有量少于总票房的三成。在每一年的票房“十大”或“二十大”影片中,港产片也都是占尽优势。1981年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RaidersoftheLostArk)打不过香港影片《人吓人》、《投奔怒海》,票房排名第16位;1989年真人与动画结合的美国影片《谁陷害了兔子罗杰》(WhoFramedRogerRabbit?),香港票房不及王晶《赌神》的1/3。即使在1993年以后政治因素一定程度影响香港电影产量的情况下,虽然好莱坞在港境遇略有改善,但票房占有率也绝对达不到50%。
为什么2002年暑期会走到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呢?或许2001年暑期市场的火爆,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外国劲敌所致?为廓清这层疑义,我们可以考量以下数据:
表32002年7月1日—9月1日,外国影片在港票房数据(前五位)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
《蜘蛛侠》(Spider-Man)72900
《未来报告》(MinorityReport)52253
《黑衣人》(MenInBlack2)42052
《精灵鼠小弟2》(StuartLittle2)3925
《星际宝贝》(Lilo&Stitch)5859
表42001年7月1日—9月1日,外国影片在港票房数据(前五位)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
《珍珠港》(PearlHarbor)62421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41841
《盗墓者罗拉》(TombRaider)41625
《尖峰时刻2》(RushHour2)41329
《侏罗纪公园3》(JurassicPark3)21007
两个年度登香港暑期市场的好莱坞电影,基本水准、国际声誉、市场竞争力都旗鼓相当,这从大都在3000万港币内上下浮动的票房数据中可清晰得到印证。但为何本土市场会落得如此迥然不同的境遇呢?
二、香港电影产业:多重危机
这种滑坡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下半期。港片一直以应接不暇的姿态展现于东南亚、韩日及欧美市场,不仅票房一路飙升,而且还成功构建出全球华语电影的市场网络。但高速增长的票房背后,却根基不稳。从1993年以来,香港电影市场开始出现较大跌幅,直至1999年。其间不仅每年跌幅依次为7.58%、15.06%、19.34%、12.65%、21.4%、22.34%、22.34%,[1](P8)而且1999年票房与1992年相比跌了近一半。其后以《少林足球》为代表略有回升,但2002年却又跌到最冰点。这种连续多年跌落又瞬间回光返照的市场状况,隐藏着莫大的危机:
(1)资本危机金融风暴以后,东南亚电影市场严重萎缩,以往源源不断流入香港影坛的台湾、马来西亚等资金锐减八成。以往平均每部港片制作费有1500万港币,年产200部,所需资金为30亿港币,而现在年产120部资金总共才8亿港币,平均每部暴跌至700万。制片人只能采取大幅度降低成本、粗制滥造的生产方式,继而又带来恶性循环。
(2)行业危机观众的欣赏口味不断现代化,喜剧片、动作片等类型已受一定程度的唾弃。大规模工厂流水线式粗制滥造的劣质影片也趟浑了整个香港电影产业,港片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入水准低下、市场萎缩、观众不买账,进而无法再生产的恶性圈套中。从业人员从高峰期的五万多人锐减到2002年的数千人。另外,全行业没有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控制电影成本,庞大超支为正常现象,一旦市场出现滑落,便很难适应。整个电影行业呈现出严峻的生存危机。
(3)卖埠危机没有完整的卖埠市场网络,这是香港电影的致命弱点。除了像嘉禾集团这样规模巨大、又不断有电影发行、并有足够资源发掘外埠市场的少数大公司之外,绝大多数香港电影投资者都局限于东南亚市场。当这些市场萎缩,多数小公司开拍新片就没有可能,即使能开拍,也只能以低成本制作的方式,降低质量。同时港产电影越是不景气,人才越是外流,台前幕后的优秀人才纷纷到海外,再回来帮助外国电影分占港片市场,令本土电影卖埠市场雪上加霜。
危机的产生,源于最本质的香港电影产业制度。
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大公司主宰的垂直统合模式
电影生产投资大、赚钱快。但单部电影公映寿命较短,不仅赚的是小钱,而且还有发行放映部门的利益分成。所以为保证票房收益,必须选择合适的档期在多条院线同时上映,这就需要建立电影流通的畅销渠道。目前香港电影产业已形成由大公司垂直统合的运作模式,也即:从制作、发行到放映,甚至后期电影产品的开发等所有环节,均由大公司一手包办。大公司以实力投资拍摄,丰富创作;自行建立影院,掌握发行;并且收购一系列影院形成强大的独立院线系统,保证影片畅销无阻。
这种大公司主宰的产业经营模式,不是现代市场体制自觉选择的结果,但的确具有一定的稳固性。最典型的就是“邵氏”公司,从20世纪50年代与“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两雄对峙,发展为60年代国语片主导力量,再到70年代开创国、粤语电影并行的集团式局面,一直鹤立鸡群;直到“嘉禾电影公司”成立并启用李小龙和许冠文主演一系列的真功夫片和市民喜剧片,才遇到相应的对手。80年代,以高卖座纪录起步的“新艺城电影公司”,和接手邵氏电影院线的“德宝电影公司”,与以《杀手壕》《炮弹飞车》等影片推向国际国内发展的嘉禾公司并列成为香港制片界鼎足三势力。90年代,向华强兄弟“永盛电影公司”因《赌神》《逃学威龙》《鹿鼎记》等高票房电影而最具影响力。另有在港经营“东方院线”、在台经营“国片院线”的“东方电影公司”,以及原有“长城”“凤凰”“新联”和新成立的“中原影业公司”合并成的中资机构“银都机构有限公司”。香港电影史上诸如李小龙《精武门》、成龙《警察故事》等绝大多数有较高艺术水准和独特创意构思的大制作,开创时代潮流的影片和导演,基本都出自大公司,它们的成就基本上显现了香港电影的成就。
这种垂直统合的产业经营模式,决定了香港电影采用院线制排片,不可避免垄断的出现。首先,院线制能最大程度地保证票房。全港拥有三条以上的电影院线,每条院线基本上都超过20家影院,并渗透到每一个有黄金卖点的商业角落。这样在推向市场时,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集团式效应,最大程度地保证观影人次和商业票房。其次,院线制排片有优先权。拥有院线所有权的大公司电影可获得优先排映权,并一般占据着整年的黄金档期,剩下的淡期才会让给被认为能赚钱的独立制片公司的影片。再次,院线制排片有严格的档期观念。一般农历新年、圣诞、暑期等黄金档都会让给成龙、周星驰等巨星作品或者老少皆宜的合家欢喜剧片,其他稍微不重要的档期也都排映明星主打的动作、喜剧、枪战等类型片,最差档期安排的也必须是有一定票房号召力、至少保证回收成本的影片。
院线制也决定了严格的票房机制。上世纪60年代,香港西片院线商就开始建立行内互通票房机制,每天以手写或英文打字印刷成单张,供各戏院、行家参考。70年代初,《娱乐影讯》的出现,使得电影票房开始有了完整的数据纪录,兼有外语片、港产片数字,稍后又出现十大票房排行,比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同类数据更为完整,为香港电影建立了良好的票房制度。90年代初,香港电影开始以电脑联网系统售票和出版票房,走向了精确化。每条院线都有极强的自觉性,不会产生诸如国内影院偷漏瞒报票房的事情,因为发行公司有一整套严格的查核程序,而且多条院线竞争也很激烈。
(二)海外市场的强烈依存性
香港被誉为“东方好莱坞”,从1923年黎民伟制作第一部香港本土的剧情长片《胭脂》开始就已经确立了海外市场为本位的观念。只有依赖海外电影市场才能保有生存空间,是香港电影独一无二的产业特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电影虽然制作技术和质量都比不过当时华语电影中心上海,但凭借粤语方言的优势在南洋大受欢迎。此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一直是香港电影的生存命脉。五六十年代,邵氏和电懋两家公司在东南亚有完善的发行网和院线,令香港达到全盛,年产300多部。当时流行的“卖片花”制度,即预先出售电影制成后的版权或上映权以筹集资金拍戏,也极大地推动香港电影以工厂流水线方式粗劣生产。70年代,李小龙真功夫电影带动了欧洲、美洲及非洲等市场,海外市场由原先的20多个国家迅即增长到80多个国家。同时海外市场的消费刺激也促使嘉禾公司采取重质不重量的制片策略,又资助独立公司拍片来满足不同院线需求,这种做法直接推动了独立制片人制度的兴起,更成为日后香港电影生产的主要模式。8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电影生存依赖的主要还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亚洲市场,并所占出口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台湾市场几乎与本地市场占有同等地位,因为台湾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律给予港片国产片待遇。海外市场的红火也带动了本地市场,港产片在本地收入不断超越外国影片。90年代,金融危机等众多因素导致东南亚、韩日等市场的萎缩,着实给香港电影带来了危机。于是电影生产更多地受制于海外市场,特别是台湾市场,因为台湾卖埠足以支撑港产片创作。
从有完整票房纪录的1971年开始至今,外埠市场都占港产片总收入的2/3以上,外埠市场决定了香港电影的走向和起跌。海外市场的依存性太强,直接导致了香港电影明星制的建立、题材类型的创作等特点,以及港产影片海外销售的“华人网络”,同时也产生了负面效应,直接形成了不重视剧作、只重数量不重质量这两个致命的产业经营弱点。
(三)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
海外市场需求的庞大和口味的杂陈,促使香港电影产业很大程度上沦落为商业利益驱动下的一条影像机械工业流水线,很大程度决定了香港电影生产的随意性,也决定了香港电影不科学不规范的产业化轨迹。它不可能像好莱坞电影那样采取严格的“制片人中心”制度,由既懂电影又懂市场的制片人依据扎实的剧本来选择合适的创作班子,而是采用了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
在香港电影的整个创作过程非常简单随意,导演成为创作的核心元素。一个拍片计划通常始于导演的一个意念,几个人随意一聊剧本就差不多了,然后再由专业编剧形成完整的文学剧本。甚至在还没有成型剧本的情况下,导演就开始寻找投资,一般稍有名气的导演只要有创意、故事、明星,很多时候当天就可以拍板确切的资金投入。再遇上徐克、王晶、成龙、洪金宝这样有票房影响力的导演或监制,资金就更不成问题。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拍摄,剧本是否完整严谨已经不重要了,导演可以随意地操刀,反正只要拍出来,海外卖埠就万事大吉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短平快的生产节奏中,许多知名导演难免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因此这种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很多情况下也粗制滥造出低劣影片,最后积少成多地形成港产电影创作的恶性循环。
应该说,在产业化轨道上,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是畸形产物。香港电影需要有既懂市场,又能判断剧本好坏、导演能力、市场路线和投资额度的优秀制片人。著名导演吴思远说,导演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是偶然的,而制片人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才是必然的。
三、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策略
产业制度先天存在的种种劣势,早就彰显出香港电影产业亟待拯救的必然趋势。但发展策略究竟如何定位?我们不妨考察以下三部影片的运作实况。
2000年李安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尝试集合了来自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北京华亿亚联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和英国联华影视公司等国内外巨额资金,“国际资金联盟”的投资方式使它顺利进入多个国家的主流商业电影发行渠道,而奥斯卡则进一步为其国际市场的畅通无阻提供了催化剂。
2002年暑期,杨紫琼、鲍德熹主创的《天脉传奇》继续国际融资道路,高达2000万美元的巨额投资得到应有的回报。上映四星期,香港票房攀升至1100万港币,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千万元票房进账,特别在国内形势大好,公映首场票房超过30万,五天票房达1000万,超过前三地票房的总和,之后接着一路飙升,9月初逼近2500万。
还有近期公映的创亚洲电影先河的大制作、高水准三段式鬼片《三更》,集结了香港才气导演陈可辛、以《茅趸王》成名的韩国精英导演金如云(KimJee-Woon)和以《鬼妻》、《晚娘》等影片闻名全球的泰国王牌导演朗斯尼美毕达(NonzeeNimibutr),不仅以高票房成功攻克三地本土市场,而且还以“亚洲集团式”的态势胜利进军西方主流商业电影渠道。
如此显著骄人的成绩,着实可以为目前的香港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一)以争取国际融资和发展“多国资金联盟”作为产业调整的首要发展策略
目前香港电影业一蹶不振,主要是缺乏投资者。诚如著名导演陈可辛倡议的那样,香港可以联合多个国家共同制作影片,大家共组摄制队伍,分摊制作费用,独享本地发行的收益。这种方式既将单个公司投资电影的风险降低,而且充足的制作经费也能保证作品的质量,这样在票房方面就不会像以往那样风险太大。同时摄制组的“多国部队化”,也能更加促进各国电影业的交流,提高电影制作水平,甚至能发现更多更新的产业商机。另外,国际融资和“多国资金联盟”的运作模式,往往能保证影片的大投入和大制作,进而保证影片艺术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同时大制作占市场比例高,往往可以左右市场,这对于香港电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据记载,在整个香港电影发展史的各阶段,每每有大制作出现,大制作多,往往就代表兴盛期。从1970年至今的近30部最卖座电影的票房收入,大制作的影片数超过50%。而近几年来,投资超千万的香港电影轻易不敢开拍,也印证着香港电影市场的萎缩。因此争取国际合作的大制作影片,可以说是解决资本危机的最上上之选。
香港影业协会已计划将“香港电影融资论坛”建成永久组织,定期邀请全球近20个国家的电影公司和投资电影的基金公司的专业人士参加,希望协助香港电影界了解融资渠道和寻求国际资金。
(二)注重影片质量,从本质上解决行业危机
在最辉煌的20世纪80年代,亚洲各国尤其是东南亚都争相购买港产片,用港产片来作为支撑本国票房收入的主要支柱;但如今,港产片已经变成了“票房毒药”。两者间天壤之别的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港产片整体粗制滥造和质量低劣,这种大批量生产的“七日鲜”、“十日鲜”媚俗影片,在争取海外市场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受到市场的排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积累成海外市场化整为零、港片无人光顾的恶性现象。
为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电影行业危机,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必须做到两点,即:坚决反对和屏弃粗制滥造、重量不重质的生产状况,首先从剧作开始注重、并大幅度地提高影片质量,要培养优秀制片人中心制度,以多部优质影片的个案信誉为契机来慢慢夺回港产片原有的海外市场。同时也要加强行业自身本土性文化观念和民族化身份认同意识,各大集团公司要自觉地规划产业化进程,积极整合有效的国际化运行策略,促使整体行业素质上升。
(三)建立起现代完整的、产业规划下的海内外市场买埠网络
市场是电影产业的生命。不像美国、印度、日本等世界主要电影制作中心都有很庞大的本土市场作为后盾,香港先天不足,人口不过日本的1/20,本土市场固然重要,但单靠本土市场实在是不足以支撑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
因此香港电影产业必须改变没有完整市场网络的致命劣势,在影片质量普遍提高的前提下,积极发展银幕营销、电视营销、家庭影院、网络营销和相关商品开发等“五位一体”的科学营销构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完整的、产业规划下的海内外市场买埠网络,保证本港电影的畅销无阻,从而更好地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向正规化、市场化、全球化发展。
(四)法律法规、电影政策的进一步扶持
不过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经典,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来说简直是醍醐灌顶—“不管你是否影迷,你都会为港片的基本吸引力打动:比如说故事的方式、影像与音乐的配合、人类普遍情感的煽动与塑造。这些跨文化吸引力,都是艺术技巧制造出来的。那技巧,就是娱乐的艺术。”
而在当今的亚洲电影中,我觉得惟一还能对得起这段话的,恐怕也就只剩下韩国电影了。
前段时间买了一张叫做《我的野蛮女金刚》的韩国电影,我之前听都没听说过(后来一查才知道,这是韩国的票房冠军《淘气少女求爱记》)。不过一看这片名,就知道是走“野蛮女友”路数的电影,作为一个刚刚从“什么什么斯基”和“什么什么夫”组成的大师迷魂阵中逃出来的人,我很想找点够庸俗够搞笑的片子放松一下,就将它拿下。结果回去以后看的津津有味,很是怀念了一番当年和一帮朋友在录像厅的小黑屋里看港片的乐趣。
这样的电影我不说大家都知道,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搞怪的女孩子,不漂亮也一定可爱,不可爱也一定有个性。然后她一定会遇上一个帅哥,不可爱就一定有钱,没有钱就一定温顺,如果连温顺都没有,那他就一定只能用“逆来顺受”来形容了。然后就是两个人搞来搞去,当男主角被女主角玩的将死未死的时候,爱神就象白袍甘道夫那样出现了。最后两个人就幸福地远去,留给女性观众无限的遐想和尖叫。
既然这样的电影路数是如此鲜明或者说老套,那为什么我还能边看边傻笑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需要娱乐!因为我们需要娱乐!因为我们需要娱乐!
就象《我的野蛮女金刚》,这个套路恶俗的电影之所以还能让我们看的津津有味,是因为韩国电影在运用这些套路的时候,真的是下了工夫用了脑子。所有的画面都拍的干净漂亮,无论主角配角还是群众演员都很卖力敬业,搞笑桥段以及煽情段落都火候老练,俗而不媚。虽然这部电影不会让我们对人生啊,社会啊,哲学啊,宇宙啊什么的产生各种感慨和联想,但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娱乐方式,看这样的电影绝对是让大多数观众感到物有所值。而作为一个普通电影观众,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毒瘤就是电影评论。其实在中国电影市场中,严格地来说是没有电影评论的。因为电影评论是商业电影环境下的产物,在还没有这样环境的中国电影市场中谈论电影评论,无疑是有点过于超前了。但考虑到最近电影评论和电影创作方面连续发生的掐架事件,我们还是有必要来仔细地看看当下的中国电影评论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英雄》开始,一直到最近的《十面埋伏》,媒体和网络的电影评论已经开始逐步地向着一个毫无规则和次序的群体无意识狂欢演进。网络上的各种电影评论由于网络本身所具有的匿名性以及潜在地追求轰动性等原因,自然是“尽皆过火,尽皆癫狂”,怎么能吸引眼球怎么来。而这种网络上的狂欢却进一步地演化到了正规媒体的阵地,无疑是由于媒体在电影评论方面自觉不自觉地缺席所导致的。而这种缺席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一个商业电影环境所带来的良性循环而导致的。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大部分影评,其实都有点故意和自己较劲的意思,完全是为了评论而评论。其中大部分评论者严格地说来其实对商业电影并没有什么认识。他们的那些为了吸引注意力的评论完全拧巴了大家看电影的初衷,那就是为了娱乐自己。
我们现在所缺乏的是这样的职业影评人—他在电影上映前客观地告诉那些还没来得及看电影的观众,这个电影是一个什么水准,是否值得花钱买票,看电影的时候什么地方最好看,有哪些东西是粗心观众不容易发现的等等。这些地方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能够这样做的人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商业电影专家。至于那些涉及“道德正确”和“政治正确”的问题,最好是先确认一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再去发挥。否则以这样高尚的名义去作出判断是人人都会而且张口就来的,但是在你为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沾沾自喜时,请回头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作家王小波曾经说过,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如果只是就电影本身就事论事,那么电影评论就会成为一个专业并且愉快的事情。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专业,是因为人们很难对自己不懂的东西说三道四,除非你不怕露怯。而某些打着“梦想推动生活”一类口号的媒体上伪汪国真似的散文小品加呓语,就不能再混迹电影评论之中,除了混淆大家的视听之外并不能带给大家什么更有益的东西。
只是现在的状况很明显不是这个样子。永远都是谁的嗓门大谁就能吸引注意力,谁就能占更多地盘,谁就能接着用更大的嗓门制造噪音。观众反而是这些所谓的影评家们不再关注的群体,他们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下迅速地对电影失去了兴趣。如果观众在一部电影还没有上映之前,就已经被各种关于该片道德和政治方向上的争论以及毫无节制的引申阐述给搞坏了胃口,而且已经对它的情节了如指掌,甚至比导演还要熟悉该片可能引申出的含义,你说观众怎么还能提得起兴趣看这部电影呢?
观众是永远不会有错的,那么出问题的一定是现在的电影评论。
长期以来商业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缺席,导致中国一直缺乏相应的商业电影评论体系。起初大家先是在病态的环境下全国人民看八部样板戏,然后是在一种饥渴的环境下看诸如《庐山恋》这样的片子,好不容易等电影环境好一点了,没几年盗版VCD、DVD又进来了。在这样的电影环境下,我们作为观众,对商业电影体系中重要的一环—电影评论是缺乏认识的。我们现在所能接触到的电影评论,它的萌生是出自一个和其他国家电影评论完全不同的土壤—盗版DVD!这些影碟和国内电影市场相比优势在于,内容涵盖广泛,价格低廉,购买和观赏便利,这些特点与中国的银幕资源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数量广大的电影爱好者来说完全是及时雨。随着电影爱好者培养起来的DVD市场不断扩大和泛滥,普通电影观众才有机会打破中国电影的拷贝资源垄断,看到了连其他国家影迷很难得有机会看到的大量国外电影。由此建立的电影或者说影碟评论完全是依靠盗版DVD市场才建立起了基本的电影审美观和评价体系,并由此发展出一个完全是以看碟为基础的畸形电影评价体系。
因为这些评论电影的方式是建立在看碟的基础上,观众的观看效果和真正的银幕效果相差甚远,所以评论者会更容易关注那些非可视性的因素,比如说片中的思想含义等方面,而对电影的票房意识缺乏感受。但是电影的票房意识实际上体现了电影本身对观众的尊重甚至迎合,观众和电影长期在这个方面缺乏互动就会导致现在我们经常看见的影评方式—影评和电影完全脱节,大家都在各说各话,谁都不搭理谁,彼此缺乏了解和尊重。写影评的觉得拍电影的是傻B,而拍电影的也觉得写影评的是傻B,而电影票房自己在一边做傻B。
2002年这个千年难遇的好年头,对于香港电影来说,却是一个厄运年,本土票房收入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冰点。贺岁片被《魔戒首部曲》拔得头筹,暑期档被《蜘蛛侠》《未来报告》《黑衣人2》等好莱坞影片抢占花魁。无论黄金档期还是淡期,港片都破纪录地被外国影片全线压制。截止到2002年8月20日,香港本地电影上映不足40部,暑期票房总收入只有7500多万港币,相比2001年同期17000多万港币的票房下跌了56%。票房前10名中,港片只占4个,不仅比例是近年来最少的一次,而且没有一部进入前三名,绝大部分港产片都只是昙花一现。香港电影本土市场已经如履薄冰,到了关系生存的严峻时刻。
《我左眼见到鬼》(银河映像)520001
虽然同样的暑期档(7月1日—9月1日),两个年度进入每周十大卖座排行榜内的港片数量基本一致,但票房成绩却相差很远。如此大幅度的票房滑落是史无前例的。2002年之前,好莱坞电影在许多国家囊括了50%到90%比例不等的市场份额,但独独在香港颇受冷遇,票房占有率不及香港本土电影的1/3。据统计,1970年至2001年31年间的香港电影市场,好莱坞电影的平均票房收入从未压倒过港片,占有量少于总票房的三成。在每一年的票房“十大”或“二十大”影片中,港产片也都是占尽优势。1981年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RaidersoftheLostArk)打不过香港影片《人吓人》、《投奔怒海》,票房排名第16位;1989年真人与动画结合的美国影片《谁陷害了兔子罗杰》(WhoFramedRogerRabbit?),香港票房不及王晶《赌神》的1/3。即使在1993年以后政治因素一定程度影响香港电影产量的情况下,虽然好莱坞在港境遇略有改善,但票房占有率也绝对达不到50%。
为什么2002年暑期会走到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呢?或许2001年暑期市场的火爆,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外国劲敌所致?为廓清这层疑义,我们可以考量以下数据:
两个年度登香港暑期市场的好莱坞电影,基本水准、国际声誉、市场竞争力都旗鼓相当,这从大都在3000万港币内上下浮动的票房数据中可清晰得到印证。但为何本土市场会落得如此迥然不同的境遇呢?
二、香港电影产业:多重危机
这种滑坡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下半期。港片一直以应接不暇的姿态展现于东南亚、韩日及欧美市场,不仅票房一路飙升,而且还成功构建出全球华语电影的市场网络。但高速增长的票房背后,却根基不稳。从1993年以来,香港电影市场开始出现较大跌幅,
直至1999年。其间不仅每年跌幅依次为7.58%、15.06%、19.34%、12.65%、21.4%、22.34%、22.34%,[1](P8)而且1999年票房与1992年相比跌了近一半。其后以《少林足球》为代表略有回升,但2002年却又跌到最冰点。这种连续多年跌落又瞬间回光返照的市场状况,隐藏着莫大的危机:
(1)资本危机金融风暴以后,东南亚电影市场严重萎缩,以往源源不断流入香港影坛的台湾、马来西亚等资金锐减八成。以往平均每部港片制作费有1500万港币,年产200部,所需资金为30亿港币,而现在年产120部资金总共才8亿港币,平均每部暴跌至700万。制片人只能采取大幅度降低成本、粗制滥造的生产方式,继而又带来恶性循环。
(2)行业危机观众的欣赏口味不断现代化,喜剧片、动作片等类型已受一定程度的唾弃。大规模工厂流水线式粗制滥造的劣质影片也趟浑了整个香港电影产业,港片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入水准低下、市场萎缩、观众不买账,进而无法再生产的恶性圈套中。从业人员从高峰期的五万多人锐减到2002年的数千人。另外,全行业没有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控制电影成本,庞大超支为正常现象,一旦市场出现滑落,便很难适应。整个电影行业呈现出严峻的生存危机。
(3)卖埠危机没有完整的卖埠市场网络,这是香港电影的致命弱点。除了像嘉禾集团这样规模巨大、又不断有电影发行、并有足够资源发掘外埠市场的少数大公司之外,绝大多数香港电影投资者都局限于东南亚市场。当这些市场萎缩,多数小公司开拍新片就没有可能,即使能开拍,也只能以低成本制作的方式,降低质量。同时港产电影越是不景气,人才越是外流,台前幕后的优秀人才纷纷到海外,再回来帮助外国电影分占港片市场,令本土电影卖埠市场雪上加霜。
危机的产生,源于最本质的香港电影产业制度。
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大公司主宰的垂直统合模式
电影生产投资大、赚钱快。但单部电影公映寿命较短,不仅赚的是小钱,而且还有发行放映部门的利益分成。所以为保证票房收益,必须选择合适的档期在多条院线同时上映,这就需要建立电影流通的畅销渠道。目前香港电影产业已形成由大公司垂直统合的运作模式,也即:从制作、发行到放映,甚至后期电影产品的开发等所有环节,均由大公司一手包办。大公司以实力投资拍摄,丰富创作;自行建立影院,掌握发行;并且收购一系列影院形成强大的独立院线系统,保证影片畅销无阻。
这种大公司主宰的产业经营模式,不是现代市场体制自觉选择的结果,但的确具有一定的稳固性。最典型的就是“邵氏”公司,从20世纪50年代与“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两雄对峙,发展为60年代国语片主导力量,再到70年代开创国、粤语电影并行的集团式局面,一直鹤立鸡群;直到“嘉禾电影公司”成立并启用李小龙和许冠文主演一系列的真功夫片和市民喜剧片,才遇到相应的对手。80年代,以高卖座纪录起步的“新艺城电影公司”,和接手邵氏电影院线的“德宝电影公司”,与以《杀手壕》《炮弹飞车》等影片推向国际国内发展的嘉禾公司并列成为香港制片界鼎足三势力。90年代,向华强兄弟“永盛电影公司”因《赌神》《逃学威龙》《鹿鼎记》等高票房电影而最具影响力。另有在港经营“东方院线”、在台经营“国片院线”的“东方电影公司”,以及原有“长城”“凤凰”“新联”和新成立的“中原影业公司”合并成的中资机构“银都机构有限公司”。香港电影史上诸如李小龙《精武门》、成龙《警察故事》等绝大多数有较高艺术水准和独特创意构思的大制作,开创时代潮流的影片和导演,基本都出自大公司,它们的成就基本上显现了香港电影的成就。
这种垂直统合的产业经营模式,决定了香港电影采用院线制排片,不可避免垄断的出现。首先,院线制能最大程度地保证票房。全港拥有三条以上的电影院线,每条院线基本上都超过20家影院,并渗透到每一个有黄金卖点的商业角落。这样在推向市场时,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集团式效应,最大程度地保证观影人次和商业票房。其次,院线制排片有优先权。拥有院线所有权的大公司电影可获得优先排映权,并一般占据着整年的黄金档期,剩下的淡期才会让给被认为能赚钱的独立制片公司的影片。再次,院线制排片有严格的档期观念。一般农历新年、圣诞、暑期等黄金档都会让给成龙、周星驰等巨星作品或者老少皆宜的合家欢喜剧片,其他稍微不重要的档期也都排映明星主打的动作、喜剧、枪战等类型片,最差档期安排的也必须是有一定票房号召力、至少保证回收成本的影片。
院线制也决定了严格的票房机制。上世纪60年代,香港西片院线商就开始建立行内互通票房机制,每天以手写或英文打字印刷成单张,供各戏院、行家参考。70年代初,《娱乐影讯》的出现,使得电影票房开始有了完整的数据纪录,兼有外语片、港产片数字,稍后又出现十大票房排行,比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同类数据更为完整,为香港电影建立了良好的票房制度。90年代初,香港电影开始以电脑联网系统售票和出版票房,走向了精确化。每条院线都有极强的自觉性,不会产生诸如国内影院偷漏瞒报票房的事情,因为发行公司有一整套严格的查核程序,而且多条院线竞争也很激烈。
(二)海外市场的强烈依存性
香港被誉为“东方好莱坞”,从1923年黎民伟制作第一部香港本土的剧情长片《胭脂》开始就已经确立了海外市场为本位的观念。只有依赖海外电影市场才能保有生存空间,是香港电影独一无二的产业特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电影虽然制作技术和质量都比不过当时华语电影中心上海,但凭借粤语方言的优势在南洋大受欢迎。此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一直是香港电影的生存命脉。五六十年代,邵氏和电懋两家公司在东南亚有完善的发行网和院线,令香港达到全盛,年产300多部。当时流行的“卖片花”制度,即预先出售电影制成后的版权或上映权以筹集资金拍戏,也极大地推动香港电影以工厂流水线方式粗劣生产。70年代,李小龙真功夫电影带动了欧洲、美洲及非洲等市场,海外市场由原先的20多个国家迅即增长到80多个国家。同时海外市场的消费刺激也促使嘉禾公司采取重质不重量的制片策略,又资助独立公司拍片来满足不同院线需求,这种做法直接推动了独立制片人制度的兴起,更成为日后香港电影生产的主要模式。8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电影生存依赖的主要还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亚洲市场,并所占出口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台湾市场几乎与本地市场占有同等地位,因为台湾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律给予港片国产片待遇。海外市场的红火也带动了本地市场,港产片在本地收入不断超越外国影片。90年代,金融危机等众多因素导致东南亚、韩日等市场的萎缩,着实给香港电影带来了危机。于是电影生产更多地受制于海外市场,特别是台湾市场,因为台湾卖埠足以支撑港产片创作。
从有完整票房纪录的1971年开始至今,外埠市场都占港产片总收入的2/3以上,外埠市场决定了香港电影的走向和起跌。海外市场的依存性太强,直接导致了香港电影明星制的建立、题材类型的创作等特点,以及港产影片海外销售的“华人网络”,同时也产生了负面效应,直接形成了不重视剧作、只重数量不重质量这两个致命的产业经营弱点。
(三)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
海外市场需求的庞大和口味的杂陈,促使香港电影产业很大程度上沦落为商业利益驱动下的一条影像机械工业流水线,很大程度决定了香港电影生产的随意性,也决定了香港电影不科学不规范的产业化轨迹。它不可能像好莱坞电影那样采取严格的“制片人中心”制度,由既懂电影又懂市场的制片人依据扎实的剧本来选择合适的创作班子,而是采用了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
在香港电影的整个创作过程非常简单随意,导演成为创作的核心元素。一个拍片计划通常始于导演的一个意念,几个人随意一聊剧本就差不多了,然后再由专业编剧形成完整的文学剧本。甚至在还没有成型剧本的情况下,导演就开始寻找投资,一般稍有名气的导演只要有创意、故事、明星,很多时候当天就可以拍板确切的资金投入。再遇上徐克、王晶、成龙、洪金宝这样有票房影响力的导演或监制,资金就更不成问题。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拍摄,剧本是否完整严谨已经不重要了,导演可以随意地操刀,反正只要拍出来,海外卖埠就万事大吉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短平快的生产节奏中,许多知名导演难免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因此这种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很多情况下也粗制滥造出低劣影片,最后积少成多地形成港产电影创作的恶性循环。
应该说,在产业化轨道上,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是畸形产物。香港电影需要有既懂市场,又能判断剧本好坏、导演能力、市场路线和投资额度的优秀制片人。著名导演吴思远说,导演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是偶然的,而制片人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才是必然的。
三、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策略
产业制度先天存在的种种劣势,早就彰显出香港电影产业亟待拯救的必然趋势。但发展策略究竟如何定位?我们不妨考察以下三部影片的运作实况。
2000年李安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尝试集合了来自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北京华亿亚联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和英国联华影视公司等国内外巨额资金,“国际资金联盟”的投资方式使它顺利进入多个国家的主流商业电影发行渠道,而奥斯卡则进一步为其国际市场的畅通无阻提供了催化剂。
2002年暑期,杨紫琼、鲍德熹主创的《天脉传奇》继续国际融资道路,高达2000万美元的巨额投资得到应有的回报。上映四星期,香港票房攀升至1100万港币,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千万元票房进账,特别在国内形势大好,公映首场票房超过30万,五天票房达1000万,超过前三地票房的总和,之后接着一路飙升,9月初逼近2500万。
还有近期公映的创亚洲电影先河的大制作、高水准三段式鬼片《三更》,集结了香港才气导演陈可辛、以《茅趸王》成名的韩国精英导演金如云(KimJee-Woon)和以《鬼妻》、《晚娘》等影片闻名全球的泰国王牌导演朗斯尼美毕达(NonzeeNimibutr),不仅以高票房成功攻克三地本土市场,而且还以“亚洲集团式”的态势胜利进军西方主流商业电影渠道。
如此显著骄人的成绩,着实可以为目前的香港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一)以争取国际融资和发展“多国资金联盟”作为产业调整的首要发展策略
目前香港电影业一蹶不振,主要是缺乏投资者。诚如著名导演陈可辛倡议的那样,香港可以联合多个国家共同制作影片,大家共组摄制队伍,分摊制作费用,独享本地发行的收益。这种方式既将单个公司投资电影的风险降低,而且充足的制作经费也能保证作品的质量,这样在票房方面就不会像以往那样风险太大。同时摄制组的“多国部队化”,也能更加促进各国电影业的交流,提高电影制作水平,甚至能发现更多更新的产业商机。另外,国际融资和“多国资金联盟”的运作模式,往往能保证影片的大投入和大制作,进而保证影片艺术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同时大制作占市场比例高,往往可以左右市场,这对于香港电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据记载,在整个香港电影发展史的各阶段,每每有大制作出现,大制作多,往往就代表兴盛期。从1970年至今的近30部最卖座电影的票房收入,大制作的影片数超过50%。而近几年来,投资超千万的香港电影轻易不敢开拍,也印证着香港电影市场的萎缩。因此争取国际合作的大制作影片,可以说是解决资本危机的最上上之选。
香港影业协会已计划将“香港电影融资论坛”建成永久组织,定期邀请全球近20个国家的电影公司和投资电影的基金公司的专业人士参加,希望协助香港电影界了解融资渠道和寻求国际资金。
(二)注重影片质量,从本质上解决行业危机
在最辉煌的20世纪80年代,亚洲各国尤其是东南亚都争相购买港产片,用港产片来作为支撑本国票房收入的主要支柱;但如今,港产片已经变成了“票房毒药”。两者间天壤之别的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港产片整体粗制滥造和质量低劣,这种大批量生产的“七日鲜”、“十日鲜”媚俗影片,在争取海外市场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受到市场的排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积累成海外市场化整为零、港片无人光顾的恶性现象。
为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电影行业危机,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必须做到两点,即:坚决反对和屏弃粗制滥造、重量不重质的生产状况,首先从剧作开始注重、并大幅度地提高影片质量,要培养优秀制片人中心制度,以多部优质影片的个案信誉为契机来慢慢夺回港产片原有的海外市场。同时也要加强行业自身本土性文化观念和民族化身份认同意识,各大集团公司要自觉地规划产业化进程,积极整合有效的国际化运行策略,促使整体行业素质上升。
(三)建立起现代完整的、产业规划下的海内外市场买埠网络
市场是电影产业的生命。不像美国、印度、日本等世界主要电影制作中心都有很庞大的本土市场作为后盾,香港先天不足,人口不过日本的1/20,本土市场固然重要,但单靠本土市场实在是不足以支撑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
因此香港电影产业必须改变没有完整市场网络的致命劣势,在影片质量普遍提高的前提下,积极发展银幕营销、电视营销、家庭影院、网络营销和相关商品开发等“五位一体”的科学营销构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完整的、产业规划下的海内外市场买埠网络,保证本港电影的畅销无阻,从而更好地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向正规化、市场化、全球化发展。
(四)法律法规、电影政策的进一步扶持
近年来港产片市场急剧萎缩,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盗版的猖獗。这点尚需要政府部门的进一步扶持,既要大力加快知识产权等法律法规的完善步骤和执法力度,进一步促进管理体制的明晰化、合理化和有效化,还要在具体政策上向电影产业进一步倾斜,给予资金或其他相关方面的支持。
以上香港电影2002年暑期票房价值的大幅度滑坡的教训及其走出困境的应因对策,对大陆电影不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