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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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引言

语言的学习始终脱离不了文化的学习，在外语教学中逐步渗透文化教育早已在外语教学界达成共识。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外语教学工作者们都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对目的语文化的输入上，而对本国文化的输出重视程度不够，文化教学偏离了有效运行的轨道，从而导致了大部分学生语言功底与文化素养不成正比，不能很好地用外语表达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现象在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也普遍存在。中国文化知识的严重匮乏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低下，进而大大降低了法语教学效率，因此，在推进法语教学的同时加强中国文化教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针对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存在的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与剖析：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现状及成因，在法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及途径。

一、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现状

“文化教育”这一概念在外语教学者眼中并不陌生，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同时还是文化教学，在语言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文化教学早已在外语教学界达成共识。早在1997年，贾玉新便在他的作品《跨文化交际学》中提出“语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文化教育”〔1〕，随后，胡文仲也在其1999年出版的《跨文化交际概论》中指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化的载体，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密不可分”〔2〕。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随着交际外语教学法的不断推广，我国外语教学也开始逐步重视“目的语文化”导入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外语教学开始大量引入国外原版教材，课堂上大量介绍国外的文化习俗，这种将语言教学与目的语文化教学有效融合在一起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学生在学习外语的同时还能够了解对方的文化，这不仅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也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然而，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的学生大多都存在一个通病：由于母语文化教育的长期缺失，直接导致了他们对母语文化的了解少之又少，从而大大削弱了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清华大学的张为民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做过相关调查，他们召集了一批英语专业本科生及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分别对他们进行了用英语转述中国文化特色话题的测试，内容囊括了中国独有的事物、名胜古迹、民俗等，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试者都不能很好地用外语表达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这一现象在法语学生身上同样普遍存在，很多学生甚至都不能用法语很好地翻译诸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更别说翻译中国原汁原味的诗词歌赋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国高校法语教学确实存在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的现象，并且已经开始严重影响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的提升。

谈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寥寥几句便可解释清楚的，可以说它是多方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结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教师自身中国文化素养亟待提高；其次，教师教学观念与跨文化交际理念脱轨，长期忽视中国文化教育；最后，学校并未开设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以及教材中中国元素的缺乏。但究其根本原因，还要归咎于我国高校法语教学界对文化教育中“文化”的概念理解片面，过度重视目的语文化输入而忽略本国文化输出，模糊了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 “文化教学”不仅包括法国文化教学还包括本国文化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时刻秉承两者并重的原则，才能够培养出各方面都合格的高水平法语人才。 “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必须把该文化放在与本民族文化的对比中进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切入包含着对目标语及母语的再认识。”〔3〕美国语言学家Claire Kramsch如是说到。

二、加强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经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教育对法语教学成效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将法语教学与中国文化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势在必行，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加强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人类学家、社会语言学家Hymnes将人类在恰当的场合得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定义为“交际能力”，而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跨文化交际也成了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然而，“跨文化交际是双方的交流，而不是单方面向一方面学习。”〔4〕任何一门外语的学习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文化的吸收与传播，学习者在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间建立一个桥梁，能让两国人民顺畅地进行文化交流，这才是法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即通过教师的不断引导逐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意识，从而培养出能够促进中法友谊高效持久发展的跨文化交际人才。然而，在教学过程中长期忽视中国文化教育势必将会大大阻碍这一目的的达成，因此，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刻不容缓。

第二，中国文化在法语学习中具有正迁移作用。“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会无意识地将母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思维方式、文化内涵等移植到外语的学习中去，这个过程就叫做语言迁移。”〔5〕总体来说，语言迁移分为两种：正迁移与负迁移。很长时间以来，外语教学界都将过多的目光转向了中国文化对外语学习的负迁移作用，而忽略了它的正迁移作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文化在外语学习中所起的正迁移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化与法语教学有效结合起来，将大大提升法语教学效率，正如刘润清所指出的：“学习外语时，完全脱离母语是不可能的。语言之间有些普遍现象，不参考母语，不与母语对比，会造成莫大损失。”〔6〕从逻辑角度上来讲，两门语言相似度越高，正迁移作用也会越大。虽然汉语与法语分属于不同语系，从表面上看有很多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任何语言在结构上都是相通的，就比如法语中的？？？Aide-toi， le ciel t`aidera.？？与中文里“自助者天助”便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只要将中文及中国文化与法语及法国文化的共性之处好好加以利用，便能够促进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加快他们学习法语的速度，从而大大提升教学效率。

三、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的途径

在国际交流中，我们要实现的是双边交流，我们虽然使用的是法语，但代表的是中国文化，而非法国文化，因此在法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它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是培养学生辩证的文化意识的需要，使学生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更加深刻地领悟绚丽多彩的、优秀的中国文化。〔7〕”而要扭转这一局势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促成的，也不是只靠一方面的努力就能做到的，而是要在多方的长期努力下才能够逐渐消除的。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三方参与者便是教师、学生、教材。笔者认为要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缺失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教??的正确引导。作为教学的主力军，教师能够提供正确的引导自然是促成局势扭转的关键。当然，这里所说的“正确的引导”必须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基础上：首先，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的中国文化素养；同时，教师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使其与跨文化交际需要紧密接轨。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各个方面努力对学生进行文化渗透：既要使他们了解法国文化，又不能忽略到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使他们能够顺畅地用法语将我们的文化输出出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要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多下点功夫，笔者认为主要可以用到以下两种方法：

1.比较法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去发现两种文化的异同，逐步引导他们养成从一种文化引申到另一种文化的学习习惯。比如，从词汇角度上来讲，词汇是构成一门语言最基本的单位，但也是一国文化最基本的载体，同一个词汇在两种文化里所代表的内涵可能会大相径庭，这里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去发现，去探索，从一个词引申到它在两种语言中所代表的相似的或不同的文化内涵。以颜色为例，中国人偏爱红色，自古以来，红色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着吉祥、喜庆，同时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红色还能够使我们联想到革命，“红心”可以指“对党的忠诚”，而在法语中 le coeur rouge 也有这一层含义。再举个例子，在讲到动物的词汇时，比较法便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了，因为在中法两种文化中某些动物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是截然不同的，如 chien（狗） ，在汉语里“狗”经常会跟很多贬义的成语联系在一起，如“狼心狗肺”、“狗眼看人低”等，而在法国狗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在法语中很少能找到诸如此类的表达。再比如，俗语谚语是最能够体现两种文化的异同的，汉语里有“沧海一粟”，法语里也有 C`est une goutte d`eau dans la mer. ，但是在中国我们经常会说“茶余饭后”，而法国人则会说 entre le poire et le fromage （在梨与奶酪之间），因为法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一般在下午茶时间都会吃点水果点心之类的食物，这就跟中国很不一样了。

2.联想法

在教学中，我们经常能碰到一些课文，里面的内容或背景会涉及到文化方面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教师就要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引导学生从一种文化联想到另一种文化。比如北外马晓宏编写的《法语1（修订本）》第15课谈到法国人的饮食习惯，教师在讲解这篇课文时，就可以引导学生联想到中国的饮食，如“四大菜系”以及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甚至可以在下节课让学生分组做演讲用法语介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再比如《法语3》第二课里面讲到了上帝第六天创造了人，这里就可以联想到我们中国的女娲造人、盘古变人的故事，同样的也可以组织学生用法语去讲述这些故事。通过这种方法，就能使学生在学习法国文化的同时还能够加深对我们母语文化的了解，同时还能够很好地提高他们用法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

（二）调整教材内容，注重融入中国文化，使目的语文化输入与母语文化输出达到平衡。大部分的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教材展开的，因此教材在教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言而喻。综观我国高校法语专业学生现阶段所使用的教材，都过度倾斜法国文化的输入，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内容少之又少，这不仅给学生传达了错误的讯息，误导他们认为学习外语就不需要学习中国文化，而且也让学生学不到如何用法语表达中国文化，导致他们这方面能力低下。这就提醒我们，要弥补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就必须进行教材改革，在教材中注重融入中国文化，增加介绍中国文化的法语文章，使学生在课文中就能学到表示中国特色事物、风俗等的法语词汇、表达等，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当然，在现阶段教材体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教师可以自行选用一些替代教材，比如可以开设中国文化的相关课程，选用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中文书籍作为教材，在课堂上积极组织学生展开如何用法语将我们自己的文化表达出来的讨论，这样也是可以的。

第三，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王宗炎曾经说过：“对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人家的文化、语言该怎么看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强国或强大民族倾向于自高自大，认为人家什么东西都不如自己，这是民族中心主义；弱国或弱小民族自卑，认为人家什么东西都比自己好，这是惧外心理。”〔8〕当前的中国已经不需要一味地去迎合他国文化，而更多需要的是尽可能输出本土文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渴望学习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的法语教学应该牢牢抓住这个契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建立文化自信，鼓励他们将礼义廉耻、仁爱礼让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在跨文化交际中始终保持自尊、自强。

第2篇

论文摘要：中国第一部教育史著作当为蒋黼于1905年撰写的《中国教育史资料》，而非通常认为的是“黄绍箕草创、柳诒徵辑补”完成于1910年的《中国教育史》，故此，中国教育史学科诞生的年限将由1910年提前到1905年。论文对《中国教育史资料》的作者蒋黼的生平围绕其教育事业作了简介，并析明《中国教育史资料》非翻译而是原创著作，继而对《中国教育史资料》的版本、内容作了介绍，并认为蒋黼与好友罗振玉共事于晚清时期的教育事业十数年，其《中国教育史资料》的内容受罗振玉有关中国教育史论文的影响至深。

教育史学界一般认为，由“黄绍箕草创、柳治微辑补”完成于1910年的《中国教育史》为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本国教育史专著。如杜成宪等编写的《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中即认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有两个标志:一是学校中开设中国教育史课程。1904年，清政府颁布并实施了‘癸卯学制’，规定经学科大学堂和师范学堂的教育类课程中，均设有中国教育史课程。二是有了对中国教育历史的专门研究，主要是有了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中国教育史著作。中国第一本教育史著作是由‘黄绍箕草创、柳治微辑补’，起撰于20世纪初、完成于1910年的《中国教育史》。类似的研究，忽略了蒋黼于1905年连载于《教育世界》杂志上的10卷本《中国教育史资料》。该书后收人《教育丛书·五集》，并有教育世界社单行本行世。笔者认为，蒋氏《中国教育史资料》乃是由我国学者自主撰写的第一部本国教育史，早于黄、柳合著的《中国教育史》5年。由于是首部，影响中国教育史学创立的起点年限的界定，且该本各大图书馆较少收藏，甚为稀见，本文对之进行简单的介绍。

一

《中国教育史资料》的作者蒋黼(1866-1911)，字伯斧，吴县人，金石学家蒋清朔(字敬臣，著有《纬学源流兴废考》三卷、《洪遵泉志集证》十五卷、《选泉丛说》四卷，曾注《王子安集》)之子，与晚清著名教育家罗振玉相交好，罗氏之孙罗继祖教授在《庭闻忆略》记载其事甚详:“祖父和蒋先生订交也较早，蒋先生初字觑康，后改伯斧，在上述诸人中，祖父和蒋先生的踪迹最密。并提及罗振玉曾为蒋黼撰《墓志铭》，记述相交经过及评价曰:“予交君垂二十年，出处与共，方在淮安寓居，过从无虚日，在上海居比舍，日数见，当时贤达以人才询予者，必首举君以应。故予客粤中、客吴下皆与君偕，出则连较，居则接席。及君来京师，住于吾家者半岁。罗振玉给蒋黼写《墓志铭》时在之后，其时罗氏已甚不愿再提及自己以及同僚好友诸如蒋黼于教育界的贡献。事实上，蒋黼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且其行迹多与教育有关。1896年，蒋黼协助罗振玉创办了农学会，作为该会的骨干，于1897年参与创办了《农学报》，出刊至1904年末，1898年至1900年，以农学会名义参与创办了南洋公学东文学社，培养出了诸如王国维、樊炳清(字少泉、抗甫，古文家、商务印书馆编辑)、沈绒(字伯听，翻译家、巴黎大学法学博士)、萨端(字均坡，翻译家、革命者)、朱锡梁(字梁任，南社诗人、东南大学教授)等一批人才。1901年，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社，编译出版教科书及我国最早的教育类杂志《教育世界》(刊至1907年末)，蒋黼参与其事，且分期刊登《中国教育史资料》于其上。1904年与罗振玉等任职于两广学务处，参与兴办学堂等事宜。1905年至1906年，与罗振玉、王国维、樊炳清等任职于江苏师范学堂。1906年后，任职于晚清学部，与罗振玉同为四品咨议官，后担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至1911年病卒。这样一位深度参与教育活动的学者，蒋黼起意撰写《中国教育史资料》便在情理之中。至于其著述，罗继祖说“著作都未能成书”，现只知在敦煌学方面与罗振玉合辑的《敦煌石室遗书》，内收蒋黼辑《沙洲文录》、《老子化胡经(残卷)》等，此外撰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等论文以及一些跋文。罗继祖教授因资料所限，所叙蒋氏著述颇有遗漏，据笔者调查，蒋黼名下论著尚有数种:据罗振玉在《国粹报》所言，他还有《中国货币史》(乃中国第一部货币专史，见金品元《历代钱谱目录》著录)等著作。他有关教育学的著述，除《中国教育史资料》之外，有考察日本教育的笔记《东游日记》，另据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蝉隐庐新板书目》尚有《蒙学修身书》署蒋黼编撰，《教育世界》1904年第1期(总第69号)上载有《修身教科书编篡略》，与《蒙学读本编篡略》一起只署“两广学务处稿”，应为其所撰写，《蒙学读本》未署名，疑亦为其所撰。另蒋黼在学部任职时，曾在学部图书局出版《中国教育史》，时间当在1908年左右，亦早于黄、柳合著的《中国教育史》，该本仅见著录，依理而推，或为《中国教育史资料》同书异名之作，或为其修订版，总之与《中国教育史资料》不无关系。

二

在已知的蒋黼署名或者未署名的教育类著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10卷本的《中国教育史资料》了，因其成书于1905年，堪称“中国第一部教育史著作”。但最近出版的纪念柳治微的纪念文集中有论文，否认蒋著《中国教育史资料》为“中国第一部教育史著作”，而认为完成于1910年“黄绍箕草创、柳治微辑补”的《中国教育史》才是“中国第一部教育史著作”，理由是:《教育世界》上的大多数篇目为译稿，依次类推，刊登其上的《中国教育史资料》亦为翻译之作，译自日本，而不是原创的中国教育史著作。至此认为《中国教育史》本系原创，故为第一。那么，《中国教育史资料》是不是有日本原著在的二手的译本呢?经笔者仔细查阅《教育世界》及《中国教育史资料》，认为:第一，《教育世界》杂志上多有译篇，尤其在1901年至1903年所谓“前期《教育世界))’’，但并不能以偏概全以印象代替事实而认为《中国教育史资料》是译稿。其次，《中国教育史资料》连载于1905年，属“后期《教育世界沪，其时编译者比较集中，仅罗振玉、蒋黼、王国维、樊炳清、罗振常等数人，且经多年编辑杂志，《教育世界》杂志上篇目署名的处理还是比较规范，至少有规律可循，即:如果是译本或者节译本，不在题下和目录署原著者及译者，就附《译者识》或《编者识》之类注明;如果是有原著可依的改写本，则不署名;如果仅署中国学者之名的篇目，则一概为其著作而非译本。以上三种署名的处理情况，例子甚多，恕不举例，读者一览1904年至1907年的近100期《教育世界》杂志便知。《中国教育史资料》题下署“吴县蒋黼”，与《红楼梦评论》题下署“海宁王国维”同，又《总目》之《中国教育史资料》署“蒋黼撰”，同目《论近年之学术界》等署“以上王国维撰”，而《叔本华之思索篇》则署“译稿”，整伤如此，可证《中国教育史资料》乃蒋黼所撰而非译稿。第三，从《中国教育史资料》中的一些用词，比如“中国”、“我国”、“国朝”等来看，《教育世界》杂志上的译本中一律保持日文原样为“支那”等字样，故《中国教育史资料》非译稿。再者，蒋黼通不通日文，有无能力进行翻译还是个问题。当然，从逻辑上讲，日本早于国人捷足先登著有中国教育史之类的著作，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蒋黼，蒋黼在多大程度上依之进行改写、资料的搜集等等都是可以存议的;虽然笔者手中并无相应日文中国教育史之类的著作可供参照，但经仔细阅读《中国教育史资料》，从其内容、体例、行文，以及它与罗振玉相关教育史论文的关系(下详)等方面来看，实非翻译之作。

三

《中国教育史资料》与现在通行的章节编排不同，而是分成十卷，连载于《教育世界》杂志1905年第15至22期，总第107至114号，连载时间农历为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上旬至十一月下旬，相应公历时间为1905年9月至12月，其时蒋黼任职于江苏师范学堂，该学堂开设教育史课程，蒋黼是否讲授中国教育史课程，((中国教育史资料》是否为学堂讲义，由于资料匾乏，我们不得而知，但与之有关则可推想而知。《中国教育史资料》发表于“教育史”栏目，此前《教育世界》杂志并无此栏目，看来是为蒋黼的这个著作特开辟的一个栏目，也说明“中国教育史资料”与“中国教育史”相比多出“资料”二字，实是被当作不打折扣的“教育史”看待的，前述蒋黼有学部图书局版《中国教育史》亦可佐证。笔者所读《中国教育史资料》为《教育丛书·五集》中所辑，页眉署“教育史”字样。事实上，《教育丛书·五集》乃《教育世界》杂志第五年即1905年全年的分类汇编，《中国教育史资料》因篇幅较大单独成册，页码内侧亦保留诸如“第十五期七十一”等字样，即丛书本与原刊杂志版一样，内容一般无二。又据((教育世界》杂志所附《本社(教育世界社)编译及经售书目》及《蝉隐庐新板书目》所载，《中国教育史资料》另有单行本行世。

《中国教育史资料》以典雅的文言书写，如前所说全书10卷，146页，竖排，每页13列，每列不计空格33字，书中多有列表，全书计约6万字。书中认为:“中国教育之兴，距今四五千年前，为世界开化最早之国。’，但其时因文献匾乏，“记载简略，其详不可得闻”，故“今言中国教育，断自周始”。尽管认为从逻辑上讲，中国教育史可分为三个阶段:“自周至今，中国教育约可分为三大时期。周之时，学校偏于乡里，人民莫不就学，是为‘学校时期’;汉重乡举里选，学校虽立，不过选举中之一途，魏晋及南北朝皆因仍汉法，是为‘选举时期’;隋唐以后，专重考试，而选举之制废，历千年以至于今，虽考试之法不同，然大校无甚变易，学校之设不过科举中之一阶级耳，是为‘科举时期’。‘学校时期’考实行，‘选举时期’采名誉，‘科举时期’重文词，此中国教育沿革之概略也。’，但全书分卷没有按逻辑顺序，而是大致以历史朝代为断:卷一为《绪论》与《周》，卷二《秦》，依次为《汉》、《三国至隋》、《唐》、《宋》、《辽金元》、《明》、《国朝》，至卷九，卷十为附录《历代之藏书》，为便于了解《中国教育史资料》体例、内容，特列表说明如下:

第3篇

[关键词]：文化与人格理论 中国国民性 儒家思想

所谓国民性，指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总体表现出的品性，即一个国家国民最普遍表现出的人格类型，是对一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的特征的概括，故针对正常人格而言。这种品性，既源于种族特征的不同，也可来自后天遭遇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各个国家中不同的国民性。国民性与典型人格类型不同，其分析不需太多田野调查实践与复杂数据，具有普遍概括性和笼统性，故较易实行。

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在西方二战时期曾一度兴起。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的渗入，现代中国的国民性已变得较为混杂难以表述，甚至某些已与中国古人的文化精神相背道而驰，西学的传入与过度应用更使现代中国国民性格不具有了中国本土的代表性。本文仅从中国古代儒学角度对中国人的传统国民性进行分析探讨，从信仰体制、道德准则和人格培养三方面将国民性概括为忠君爱国、仁义至上和中庸之道。

一、信仰体制：忠孝统一

从信仰体制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中主要以信仰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作为全民性的国家宗教。其宗法观念与天人合一观念从信仰层面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对国民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人普遍重视家族观念，祖先意识强烈。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人祭祖的隆重仪式上，更表现在中国人“以孝治天下”的观念上，这早在先帝舜时期就有了很好的体现。

中国十分重孝，一家中若是出现孝子，则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与赞扬。汉朝时期的选官制度就以“孝”作为最基本的选拔标准，由众人推举，称“举孝廉”。中国儒家传统“十三经”中就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孝经》，是关于孝的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人家族传统中，是以父权至上的宗法制，一般重大事情都需要向父亲请教过问，包括婚姻问题，大多是父母包办，即使是自己的意愿也需事先请示父母，征得同意方可进行，否则就会有被社会指为不孝而被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人如此重“孝”，包括统治者也宣扬孝道，以孝治天下，以得到支持与维护。中国人认为，以孝为先，有了孝，人民自然会归顺于君主，孝是忠孝仁爱信义等基本道德的根本所在。“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也。”《论语》中的此言正是体现了“孝”的一系列好处，孝子极少有犯上作乱背叛君主的想法。由此可见“孝”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前提。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忠孝二者相统一的观念，也是国民性之一大特点。

二、道德准则：仁义之上

前面讨论的中国人所重视的忠孝观念，但这种忠孝观念是以仁义的道德准则为前提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曾说过，忠孝都要“以义为先”。不符君子道义的事万万不可做，而这道义的前提就是符合“仁”。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的实现是孔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仁”是最重要的品格，万事都应符合“仁”复归于“仁”。“义”则由“仁”衍生而来。所谓仁义礼智信都是以“仁”为根本的。孔子主张回归“仁”的道路是“克己复礼”，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回到礼的道路上来。西周时期即已制定形成的周礼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应的。“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这其中就要以统治者实行“仁政”作为基础。实行仁政，人民就会温顺并且厚道，像先帝尧舜时期就是如此。

且君子也应以仁为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主张有志之士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仁义道德理念。孔子认为，“恭而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样即可实现仁。仁不仅应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统治者的根本统治手段，更是作为了百姓庶人一切道德准则的基础。

孔子还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这可谓是对接近仁的状态的外在表现的较为细致的描述了，也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普遍具有老实内敛，逢人不爱张扬，遇事不爱争抢的特征，却给人一种温和敦厚的亲近感。古代社会中的中国人中更是普遍具有“仁”的特性。辜鸿铭先生认为中国人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温良，这主要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也是“仁”在国民性格中的一大体现。

三、人格培养：中庸之道

中国古代社会中对人才的培养，不似西方教育那般重视专业技能培养，而是更重形而上的气节与道德观念的树立。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几乎是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对“君子”的推崇也成为中国社会中普遍的人格完善标准。

所谓君子，可用“中庸”来概括。“君子不器”，君子尚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经过历史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气节，体现在忠君爱国的观念中。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见中庸的品质在中国人中具有神圣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并形成一种价值趋向体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用孟子的话概括，这是一种“浩然正气”。

中国古代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后来的教育中，也体现在在童蒙教育。所谓童蒙教育，指中国古代7～12岁的教育，即洒扫应对等基本礼仪和伦理道德的学习。其作用不可忽视，是为后期儒家系统教育、为日后学习君子之道打下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人格气质初步奠定形成中的重要一环。

中庸之道同样表现在礼上。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礼节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乃至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原则。它处处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中和色彩，建立在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体现了中国人高尚的修养，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种外在表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在文化与人格理论的视角下所探见的中国人国民性具有忠孝统一、仁义至上、中庸之道三者合一的特性，不仅体现在传统的等级宗法性制度中，更体现在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普遍文化群体中。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与品格特征，区别于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包括政治思想、社会制度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如今我们更应弘扬这种文化特性，弘扬中庸之道，选择传统并适合我们国民性的东西，而不是盲目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这有中体西用，才能使中国人得以重新闪耀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辜鸿铭著.李晨曦译.中国人的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10.

第4篇

一、串联式过渡

通过富有艺术情趣的问题的创设，将教学内容用巧妙的过渡串联起来，以实现课堂教学内容的转换和课堂整体结构安排的天衣无缝。我在教学《小壁虎借尾巴》一课时，运用了一系列富有艺术情趣的设问语言，把学生安然地从一个波峰送到另一个波峰上去时，一堂课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我的教学过程是这样的。

（一）自由读课文3～5自然段，同时思考：

1.小壁虎去向谁借尾巴了？结果怎样？

2.再读想一想，为什么他们都不能把尾巴借给小壁虎，用“因为…所以…”的句式说一说。

师过渡：除了你们刚才说的原因外，我想可能是小壁虎借尾巴时不礼貌，所以他们不借，是不是呀？（学生：不是）他借尾巴时是怎么说的？找出那几句话来读一读，从哪里看出他有礼貌？（指导朗读小壁虎说的话，通过“称呼：您、姐姐、伯伯、阿姨，商量：行吗？”体会）

3.出示小动物们说的话，指导朗读。要读出动物们有礼貌、无奈的语气，速度要慢一些。（先自由读，然后同桌互读、再指名读、分组读。）

师过度：老师发现小壁虎除了有礼貌，还有一个优点很值得我们学习，你们有没有发现？

4.出示：小壁虎爬啊爬，爬到小河边……小壁虎爬啊爬，爬到大树上……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通过“爬呀爬”引导学生感悟发现小壁虎遇到困难不灰心，不放弃。）

（发现课堂纪律不太好。师过渡：小壁虎有这么多的优点，我发现我们班的小朋友，也有很多优点，你们看（指一上课认真听讲的学生）这位同学上课多认真，坐得多端正呀！我看谁会比他坐得更端正。）

师过渡：同学们和小壁虎一样棒。那你们看小壁虎从小鱼姐姐、老牛伯伯、燕子阿姨那里没有借到尾巴，因为小动物们的尾巴都有各自的用处。借不到尾巴，多伤心啊！那你们帮小壁虎想想办法，他该怎么办呢？假如小壁虎还不放弃继续向其它动物借尾巴，它会来到什么地方，向谁借，怎样借，能借到吗？

5.模仿说话。

模仿课文说一段话，（出示投影字幕）小壁虎爬呀爬，爬到——他看见——。小壁虎说：“——，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鼓励学生用上“——来——去”说话）

师：尽管小壁虎说话那么有礼貌，又那么不怕困难，不放弃，但由于别的动物的尾巴都有用，他还是没有借到尾巴。借不到尾巴小壁虎心里很难过，这时候它想起了谁？（生：妈妈）。可我听说，小壁虎见到妈妈后，发生一件让他特别高兴的事，什么事呢？

（二）学习第7自然段。（小壁虎的尾巴有再生能力。）

1.指名读第7自然段。想一想：小壁虎高兴地叫起来，应当怎样读？谁能试一试？

2.拓展：假如小壁虎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鱼姐姐、老牛伯伯和燕子阿姨，他会怎么说？小鱼、老牛、燕子又会怎么说？）

二、提示性过渡

阅读课文从形式到内容，在涉及的事物或现象之间，都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教师有目的地提示课文的某一方面，启发学生作“由此及彼”、“以因求果”、“举一反三”地联想，从而在揭示“来龙去脉”的过程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使教学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自然勾连，上下贯通。在听一位老师教学《田忌赛马》一课时，他在课堂上突然提出：“假如第二次比赛中，田忌按孙膑的方法去做，但结果不是胜利，而是失败了，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这一问题的提出，要求学生联系课文去变更思路，由结果去设想原因。经过思考，不少学生认为：很可能是田忌以下等马与齐威王的上等马比赛后，齐威王发现了秘密，随即采取了对策，用自己的下等马对孙膑的上等马，先输一场，再用自己的中等马对孙膑的中等马，再胜一场。这样，齐威王最终还是以二比一获胜。这时，我又进一步追问：“难道孙膑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吗？孙膑的胜利是不是偶然取得的？”至此，学生已豁然开朗，十分肯定地说：“孙膑断定齐威王不会这样做，因为他看到的齐威王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趾高气扬，忘乎所以，他认定战胜田忌不费吹灰之力，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提防的。”师再问：“你从哪里看出齐威王的骄傲自大？”引导学生深入课文学习，使学生进一步认识了孙膑、齐威王的不同心态，更深地了解了人物的内心，感悟了课文中心思想，培养了思维能力。

三、悬念式过渡

学生高效率的学习，需要有下个良好的思维环境和心理态势。悬念过渡，就是以激发求知欲，发展学生思维为目标的过渡方法。它利用学生求知欲旺盛和好奇的心理，通过设置悬念，使学生产生对知识的关切和渴望心情，达到与教师心理同步，从而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著名特级教师王燕骅在教学《五彩池》这篇课文时，在学生深读课文之后，给学生一个“空白”：四川省藏龙山上的五彩池十分奇异，这一点通过学家已经体会到了，可《五彩池》这篇课文的写法也有“奇异”之处，使孩子们感到“可真新鲜”。于是，教师留下的这一悬念，激起了学生进一步深究课文的兴趣。

四、迁移性过渡

第5篇

关键词： 发展人 教育研究 问题意识

中国的教育现象从原始社会的产生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随着教育现象的纷繁复杂化，教育系统自身也在不断自我发展。到当代为止，教育的各种测量及实验技术的不断完善使教育科学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行动研究、田野实验研究等为教育研究方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等不断细化的教育学交叉学科使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教育研究的范畴也随着教育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表面上我们的教育研究遵循着教育的内外在规律有序展开，现实生活中所反映的教育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实际上我们的问题意识在不断弱化，问题解决的能力并没有提高。怎样提高当代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怎样树立问题意识，我认为不能只把问题意识停留在思维方式层面，而要追本溯源到人发展过程中的早期，也就是幼儿阶段。而问题意识的起点是基于最近发展区的交流对话活动。问题的提出者应该是以一种博爱和善良的态度对待人和环境，以一种公平心、责任心来看待问题。只有在发展人的早期真正训练人的这种能力，只有在教育中真正关注人，关注和引导人的发展，才能让人自觉关注所生存的社会，不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为了改善生活”，[1]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对问题的思考和对真理的探求。

一、关于思考和问题意识的关系

发问是思考的雏形，一系列发问的过程组成思考的阵营，在对思考的一系列发问的整理上提出对教育研究有意义的问题。问题表面上看是对为什么的思考，实际上它是组成概念的有机体，是对真理探求的必经之路。所以，发问是思考的初级阶段，思考是提出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但在思考中有两个要素必须特别提出，首先是思考的催化剂。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思考，思考源于好奇，但又建立在一定的现象基础上，该现象能让思考主体产生兴趣（有时该现象是偶发事件）。如果出现基于最近发展区的对话或者讨论，思考的主体就会产生困惑，在兴趣与困惑的矛盾指引下提出问题。所以，基于最近发展区的对话或讨论是思考的催化剂；其次是思考的条件。思考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同时思考又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有意义的，是个体无功利性无功利心的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尽管思考的主体并不知道该现象能否因为思考而产生出真理。只有在具备这两个因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问题意识。由此可见，思考并不等于问题意识，而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必要条件。

二、浅析思考的主体“人”

思考的主体是人，但这种主体不是对普遍意义下人的考量，而是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人进行理解和认识。巴蒂斯塔·莫迪恩在《哲学人类学》中指出：“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本身。”[2]至今为止，科学家对于人本身的知识似乎也掌握不足。海德格尔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有如此纷繁的复杂的关于人的概念，像我们这样成功地以如此引人入胜和有效的方式提出关于人的知识。然而，另一个现实也不容忽视，这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对人是什么的认识如此之少，人呈现的面貌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争议性。”[3]

虽然如此，教育人类学家还是从其独特的视角给出了关于人的解释，之所以选用教育人类学家对于人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以理解和探索“人的生命”为己任。教育人类学家积极绘出的人类图像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可能性为前提的具有高度可塑性的生命；二是不断生产中的生命；三是具有选择权和被赋予主动选择能力的生命；四是具有开放性、未来性的生命；五是处在教育关系中的生命。”[4]在人类高度的可能性可塑性条件下，生产、发展人的生命，同时在时代背景下培育一种“生命自觉”之人。“生命自觉”之人的培养是教育的理想，也许以前的教育也在不知不觉中无意识地塑造这种人，但这样的群体少之又少。当教育人类学把这种人的培养作为一种追求，就赋予了人以新的内容。“生命自觉”之人内涵十分丰富，“在叶澜看来，‘生命自觉’是人精神世界可达到的一种高级水平，不仅使人在外部世界沟通和实践中具有主动性，而且对自我发展具有主动性”，[5]这样的人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或者环境以至于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处理问题之时能将其置于系统当中去考虑，能适时运用各种从教育中所获得的素质与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来做出最佳的判断。这种人永远处于螺旋式的成长当中而不知疲倦，他们会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合理的规划并根据社会需求来选择和发展自己。他们的自觉同时又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还包括对自我生命、他人生命和外在环境（外在生境）的转化。这样的人对社会对他人和对自己都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内心是丰富坚定与顽强的，他们的判断是敏锐客观具有穿透力的，他们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地活着，他们永远追求着个体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发展并在团体中寻求合作。思考对于这样的人而言是经常的事，不仅仅是为自己思考，更是在一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中对人类社会的思考。思考的主体应该也只能属于这样的发展的人，一种“生命自觉”之人。

三、培养具有问题意识的“人”

在我们不遗余力地去培养“生命自觉”的人之前，应该先了解一下我国青年的一些实际状况。国际人士凯瑞（Carey）和郑志文的研究指出：“中国青年的目标，从以前对知识的尊重变成了现在的功利主义。主要的表现包括辍学率相当程度的增加，从9.5%上升到50%，以及从事企业活动人数的急剧上涨。”[6]在此，我们不难看出价值教育的失败。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人去思考问题，不管是教育的还是非教育的问题领域。还有一则实例是众所周知的，一直以来中国在诺贝尔奖项的缺失足以证明我们培养人进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是在培养人，使其不断社会化，但对教育中的个体个性化问题永远关注不够。创新性人才所需要的品质几乎很难在中国的学校里面培养出来。很多人才都是共性凸显而个性不足的，要么就是其个性不能为社会，为别人创造价值。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哪里？老舍先生曾经有一段关于“根”的描述。大意是说只要一个人的母亲还活着，不管多大岁数，都让人觉得是有“根”的。可母亲一旦辞世，人就飘飘然了，找不到深藏的根，汲取不到足够的养分，更不能茁壮成长。简单地说，我们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的教育不够，带给学生过多的不是快乐的体验。学生发展的根基有两个，一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特别是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笔者曾经观察一些小学生，真正喜欢学习，沉醉于知识海洋中的人微乎其微。而且在当代一些农村地区，青少年的辍学率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我们需要深思基础教育究竟对孩子都做了些什么？二是我国乳儿阶段的教育里母亲地位的缺失。教育学流行一句名言，教育了女孩就等于教育了一个民族。在培养人的活动别是担当母亲角色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女人担负的重要责任。特别是对于幼小儿童的教育与引导，母亲的作用不容替代。但在现在的家庭中在经济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女性工作不逊男性，繁重的工作和老板的苛刻使其在教育子女上有意把责任进行转移。双职工家庭的教育责任转移更是厉害。他们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了年迈的父母，但在美国家庭中这种情况是不容易见到甚至是被祖父母拒绝的。可以说我们要解决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必须从培养人开始，从培养会发问的人开始，而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条件就是让母亲参与到整个教育过程之中。我们只有对其根源问题进行思考，才能寻求解决的方案。

从发问到思考，从思考到问题意识，其根基都离不开人，都离不开对人的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当然最好能培养像教育人类学家所说的“生命自觉”之人，可是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我们又陷入了沉思。

我们应该归还幼儿的童年时光，允许其淘气、调皮和对什么事情都好奇。对儿童好奇心的呵护和合理解答是我们教育中必须改进的方向。具备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对事物拥有极强的好奇心，并试图去研究和探索。随着国外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保护儿童好奇心的举措开始得到重视。但我们在该方面的保护却略显笨拙，难以驾驭保护的尺度。国外的小学老师可以放手让学生搜集自己感兴趣的祖国发展方面的相关资料，而这样的“放任”却很难在我们的课堂上得到很好的监督与引导。

教育在母亲参与、改善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关注儿童的好奇心等条件的共同影响下，已经冲破了学校的范畴，已然演变成学校与家庭的完美配合。在配合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有意识地去引导儿童内心的善念，引导他们热爱自然和社会，帮助他们从小就养成良好的习惯，磨炼意志，锻炼思维，让他们自然地遵循规律生长。在进入学校后再对其进行学习方法的教育、思维方式的锻炼、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称之为发展的“人”，发展的人才具备思考的能力，才会具有问题意识，才会走向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最终实现“生命的自觉”。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第二次印刷，序言、第11页.

[2][3]意·巴蒂斯塔·莫迪恩著.李树琴，段素革，译.哲学人类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序言、第1页.

第6篇

【关键词】中国教学论发展非教学论问题走向

21世纪中国教学论的发展何去何从，这是教学论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中国教学论目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挑战出发，寻求发展的方向和突破口。中国教学论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主要表现在：“非教学论”的挑战要求教学论对其存在的合理性作出反思；信息社会的冲击要求教学论对其理论基础进行新的认识；丰富生动的教改实践要求教学论突破其僵化单一的理论体系，形成丰富多彩的教学论流派。冷静地思考这些问题，寻找妥善的应对之策，有利于我们为新世纪中国教学论发展寻找新的生长点。

一、正视“非教学论”的挑战

所谓“非教学论”，这里指的是认为教学论没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单独存在的必要，从而主张把教学论从属于相关和其他学科的一种观点。“非教学论”的主张在当前有两种突出的表现。一是主张教学论从属于课程论①。这种主张认为：教学论研究应从属于课程论研究，成为课程论的分支或下位学科。二是主张教学论的心理学化。这种主张认为：把教师的教学建立在心理学，特别是学习心理学基础上，用教学心理学代替教学论。

非教学论的主张关系到教学论存在合理性这一根本问题。我们知道，一门学科的存在是以其是否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为前提条件的。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也是与其研究对象的特定化和清晰化程度分不开的。因此，我们不能忽视非教学论的挑战，必须作出有力的回答。

转贴于 我们认为，非教学论的主张有其合理的一面。在认识上，它反映了教学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教与学统一的要求。在实践上，它反映了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要求。我们当前教育改革的目的是突出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教学的任务面临着从知识性教学向发展性教学的转换。教学要促进学生的发展，教学论就必须吸收有关人的发展的各种理论。同时，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必须加强课程理论的研究和指导。长期以来，我国的课程论研究从属于教学论研究，课程只是作为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来研究，忽视了课程研制活动与教学活动的区别。因此，必须把课程论从教学论中分化出来，揭示课程实践活动自身变革发展的规律。

第7篇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学；国学元素

在我国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国学元素的地位可谓至关重要。其教学目的之一正是在于使学生能够充分地认识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能够更好地汲取民族文化财富。尽管现如今我国教育界依然未能就国学这一概念做出统一的界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正逐渐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形式。因此，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国学元素十分关键，必须得到广大教师的充分重视。

一、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引入经典诵读

在小学语文课程中，教师应充分鼓励学生进行国学经典的诵读，这不仅能够使学生积淀起深厚的国学修养，也能将语文课程的教学与经典的诵读充分结合起来，最终为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起到助推作用。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小学阶段是人的一生中记忆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因此在这个阶段中教师应尽可能多地让学生积累和记忆更多的国学元素。

在新课程标准中，对于小学生背诵量的要求为160段/篇的优秀古诗文，这一要求就充分考虑到了小学生的年龄、智力特点以及小学语文教学实践经验。在诵读的过程中，教师不仅需要实现对学生语感的培养，更要帮助学生更加深入、透彻地体会其中所蕴含的情感，从而能够对古诗文的意境与形象有着更好的把握。

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引入琴棋书画

中国文化可谓辉煌灿烂、博大精深，这其中的国学元素包括民俗风情、琴棋书画等等，这不仅描绘出了一幅充分反映了我国过去风貌的画卷，也成为了传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尽管小学语文无法做到对中华文化进行面面俱到的覆盖，但其对于学生国家文化意识的培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我国民族精神创新、传承与发展的基石。

教师应自小学生入学起就不断将书法、音乐等元素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从而使学生真正沉浸在国学文化氛围中，这对于小学生们文化素养和学习热情的提升都是极有帮助的。相关学者认为，书法、音乐等国学文化可以使学生在无意识间受到超境界幻觉的激发，从而解放记忆力，在潜移默化间帮助学生对国学元素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进而提升他们对于语文学习的热情与渴望，提升语文素养。

三、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引入故事熏陶

数千年来，我国流传着无数古典故事，它们经过一代一代的口口相传而穿越历史，进而彰显出许多属于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也交给了我们许多为人处世的智慧与方法。实际上，这也是在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为我们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

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为学生讲故事的方式来提升其文化素养和国学水平，并同时增强其创造力、想象力以及交往能力。仅仅通过课前的三五分钟，教师就能够给学生讲完一个精彩的国学故事，这能够帮助学生领略到国学故事中的无限魅力，同时也使他们产生对于国学文化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和鼓励学生与其他同学分享自己从这些故事中收获的感悟，这能够为学生日后阅读习惯的养成打下坚实的基础。由于小学生形象思维更强，所以若能在讲述经典国学素材的时候借助鲜活、生动的故事，将必然使学生在语文课堂上更加轻松、愉快，诵读过程中的枯燥之感也必将大大缓解。所以，在日常教学时，小学语文教师应充分运用国学素材中的有趣故事来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与学习习惯。

四、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引入名胜游历

除了较为常见的组织学生参观文物古迹、博物馆之外，教师还可专门进行国学主题夏令营的组织，或者鼓励家长尽可能多地带学生外出增长见闻。可以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是互为基础而又互为延伸的关系，作为学生家长，应帮助孩子建立起良好的、更富创造力的成长空间，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来使孩子得到情操的陶冶和眼界的开阔，并能够对我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文物古迹等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同时这也能够大大激发孩子们对于祖国壮美河山的热爱，从而在精神层面上对他们产生更深的影响。

第8篇

一、增加知识容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传统的语文教学过程中，老师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教学参考书进行备课，并对学生进行讲解。但由于个人知识储备和教学参考书内容的局限性，许多与课文有关的知识不能很好地展现出来。在课堂当中，教师利用现代化网络知识储备庞大的优势，将网络当中有助于学生学习的各种资料制作成多媒体课件，可以极大地扩充课堂的知识含量。教师不必再单纯地用语言对学生进行讲解，而是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声、光、影等多种模式的展现。如在讲解诗歌的过程中，可以从网络上下载与诗歌有关的背景资料、名家朗诵的录音，再配上与诗歌意境相吻合的背景图片，使学生从多个角度对诗歌的内容、意境等方面进行欣赏。这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观念，也培养了学生朗诵能力、对课文理解的能力。

二、运用直观教学，增强学生对文章的理解能力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种资料在网上都能搜索到，我们可以利用网络上的内容，给学生以直观的感受。在语文课程的学习当中，学生熟读课文，深刻理解课文内容，这是语文学习的基础。在这个影音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各种影像资料的直观感受，更能够引起学生的注意。所以，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当中，应多采用直观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不再局限于课本之中。例如笔者在讲授周国平的《人的高贵在于灵魂》一课时，寻找网络上有关课文内容相似的广播剧，将其从网上下载下来，利用一节课的时间，让学生在不了解课文内容的情况下先欣赏这个改编的广播剧，学生的兴致很高。很多学生在欣赏广播剧的过程中，情绪、思想随着广播剧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记忆也更加深刻。当欣赏完广播剧再学习这篇文章的时候，学生对文章的脉络已经有了很清楚的了解，对“人并无高低F贱之分。唯有作为灵魂的人，由于内心世界的巨大差异，人才分出了高贵和平庸，乃至高贵和卑鄙”这句话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可，对文章所表达的思想也有了较为深刻的体会，所以，这节课教师很轻松地就完成了教学任务，并在重读原文的过程当中，使学生的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从而加深了学生对文章情感的领悟和对生活的体会。

三、烘托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大教育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兴趣可以说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是学生进入知识殿堂的向导。它能引人入胜，振奋精神，激发求知欲，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而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其悦耳的声音、色彩鲜明的图片、生动优美的画面等形式，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方面有着其他媒体所远远不及的优势。因而，教师要善于正确地利用这一优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笔者在教学《普通人》这篇课文时，播放了《普通人》的作者梁晓声的被采访的纪录片、梁晓声的《北大论语讲座》。把学生引入到“知青时代”，了解作者及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很快便挑起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许多同学大声讨论问题，课堂上的学习气氛也随之热烈起来。学生通过本文的学习与体验，通过对“父亲”等给予自己重要影响的任务的描摹、刻画，不但提高了阅读、思考与叙述表达水平，而且增强了做人与做事的意识，提高了职业素养。

有时候，当学生由于缺乏兴趣等原因，在课堂上昏昏欲睡的时候，笔者便准备一些与课程内容有关的音乐或小短片。这样一来，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在看完或听完后，能重新投入到学习中。

第9篇

美国学者迈尔指出。教育的不平等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分布(distribution)；二是分配(allocation)。

比如说，情况A下5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50％的人可以念到高中；情况B下1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90％的人念到高中，哪一种情况更平等?当然是情况B，这里的平等是指分布上的平等。但同样是50％的人念到初中。50％的人念到高中，情况X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都是富人，而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都是穷人；而情况Y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一半是富人。一半是穷人；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也是一半是富人，一半人是穷人。那么哪一种情况更平等?一般人会认为是情况Y，这里的平等是指分配上的平等。这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教育分布的异质性程度；后者指的是个体分配到分布位置上的原则。

在本文中，我们将依照迈尔的区分，利用数据从分布和分配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下城市教育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第一期调查”，调查于2005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实施，分别在大连、上海、广州、成都、兰州、南宁六个城市中采集样本。六个城市的选择是根据研究设计者的要求进行，前三个城市位于沿海，后三个城市处于中西部。城市内部样本的选择则按照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法进行，每个城市的样本规模都是800人，总样本规模为4800人。

从事后的数据质量检验来看，数据的可靠度是比较高的。

一、分布层面：倒U曲线假设我们把回答人按5年一段分为几个出生组(cohoa)，然后来看不同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从中看出：1、上学年数的均值随出生组变化而不断增加。1956—1960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年数仅为9．71年；而1981—1985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的数已经上升为12．73年。增加了整整3年。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断增加的趋势是无可怀疑的。2、但是，上学年数的标准差的变化趋势却并非是直线性的，而是呈现出曲线变化的趋势。标准差测量的是什么?它测量的是各组内部的差异程度，如果人们在上学年数上差异越小，标准差就越小；反之则越大。我们看到，标准差先是从小变大，然后又从大到小。也就是说。近30年来人们在上学年数的差异是呈现出逐渐扩大，继之也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

如何解释这样一种倒U型趋势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不同出生组的上学年数分布的密度图来更细致地了解其变化趋势。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56—1960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分布顶峰在9—12年左右，即大部分人都是念到初中到高中阶段。但之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在逐渐地改变着分布形状。到了1966—1970年出生组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三个峰形：一是9年左右，初中毕业；二是12年左右，高中毕业；三是16年左右，即大学毕业。也就是说人们此时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逐渐拉开了、明显了，但此时最高的峰形还是处于初中毕业阶段。之后的发展中，分布形状中的三个峰形越来越截然分开，三个峰形的出现。表明人们的上学年数之间逐渐拉开了差距。但是，到了后来的阶段，特别是在1981—1985年出生组中。初中毕业的峰形大大降低。而后两个峰形又出现了连接在一起的趋势。这表明，教育程度表现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又在缩小了。大部分人此时都可以念到高中到大学阶段。

我们也可以把上学年数分布的变化趋势总结为：同质一断裂一融合。刚开始，大部分人都是初中水平；后来，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机会出现了。大家有了区分和差异，散布程度加大了，不平等程度加大了。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城市中面临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又在逐渐缩小，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在教育年数的异质性程度会越来越小。因此，最终上学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的变化趋势表现为一种倒U形曲线。由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这种倒U型变迁过程应当是中国城市中发生的一种普遍趋势，这种趋势是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相联系的。

二、分配层面：“上大学”——经济资本转化逻辑的增强研究者普遍认为近30年来中国城市受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

李春玲认为，执政党及政府的社会经济目标的重大调整，对中国的教育选拔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1978年以来实施的教育改革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大众化教育模式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转变，具体措施包括：逐步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严格的逐级升学考试制度；对学校进行重点和非重点的等级划分等。教育改革的第二个方向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因此，在受教育机会的获取上，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力明显上升。

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教育已经从一种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手段转变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机制。

圆李春玲在研究中使用受教育年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迈尔指出。用线性模型来测量家庭背景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将会混淆教育不平等在分布和分配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并不合适。此外，李春玲的研究中采用了“14岁时家庭年收入”来代表家庭的经济资本，这一指标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既没有考虑到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由于年代久远导致的收入数据误差问题。李春玲后来的结论认为，从1940至1990年代期间，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人教育的影响是微小的。有理由猜想，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与家庭经济资本测量上的不准确有关的。我们下面先并不使用复杂的多变量统计方法，而是采用更为简洁和直观的手段来展现教育在分配上的变化趋势。

(一)用比例差异进行的测量“上大学”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经历事件。它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一种教育或人力资本的增加。在改革前。它意味着跨入了体制内向上流动的通道；在改革后，它仍然意味着一种身份与认同，意味着一种职业生涯路径的开端。因此，单独把“能否上大学”这一事件提取出来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数据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在这3147人中。有711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大专、大学或研究生，我们将其视为“上过大学”者；其中有1156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或技校中专．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大学但未上大学”者。两者相加，共为1867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大学”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

那么如何测量家庭的经济状况呢?我们采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下下、中下、中等、中上、上上)来作为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测量指标。为了分析上的便利、简洁和直观。我们把原本的五级合并为两级：把下下和中下合并为“下层”；把中等、中上、上上合并为“上层”。在不同出生组中，这两个类别所占的比例如表2如示。可以看出，两个类别的比例大致是相同的。此外，由于数据中有8人15岁时家庭收入等级信息是缺失的，故而个案数为1859人。

(二)用优比进行的测量但是，上述测量方法是有问题的。它受到了上大学的总体比例的影响。01我们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早期阶段上大学的人数相当少，如果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为O．0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O．03，那么两者之差为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是相当大的(是下层的一倍)；而在后来阶段中上大学人数逐渐增多，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上升为0．5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0．53，两者之差还是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实际上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因此，用前述测量方法来比较不同阶段的不平等程度是不确切的，它受到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大体而言，这种测量方法倾向于低估上大学的总体比例非常低时的不平等程度。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用上述测量方法呈现出来的不平等程度强化的趋势被大大高估了。

因此。下面我们将用优比(oddsratio)来测量不平等程度。优比测量的是两者在某一事件上的相对优势。我们以本数据为例来说明优比的具体含义。在本数据中，1956—1960年出生组中，15岁时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下层的共有264人，其中39人后来上了大学，而有225人没有上大学，那么在这一出生组中。下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9，225—0．173。而1956—1960年出生组中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上层的共有179人，其中35人后来上了大学，而144人没有上大学，那么上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5／144—0．243。上层上大学的比率与下层上大学的比率之比，就是优比，它显示出了上层相对于下层而言在上大学上的优势有多大。在本例中，优比就是0．243／0．173一1．40。优比的意义非常直观，如果它等于1，就表明上层与下层相比并无优势，两者机会是平等的；如果它大于l，表明上层具有优势，值越大，优势越大；如果它小于l，表明下层反而具有优势。优比也不受分布状况(即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故而很适应于在不同出生组间进行比较。此外，了解优比的意义，可以为建立更为一般的模型提供基础。其实，资本转化模式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技能作为分层因素越来越重要，那么具有较高经济资本的家庭必然会投资于子女教育，以使其成为社会上层的候选者。例如。彭玉生对于英国1972年牛津社会流动调查数据的分析．英国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阶级都倾向于使其子女专业化，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子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率远高于其它阶层。翻因此。上大学机会与家庭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能仅仅归因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变革。而可能与整个社会分层机制的改变有关。教育分配上的不平等，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中都存在的这种资本转化模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中国特殊的转轨政策，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分析。

(三)经济资本转化抑或文化资本传递?

上述对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关系的考察，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化资本传递的问题。

在家庭经济资本、教育获得两个变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即家庭文化资本。如下推理逻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如果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那么家庭经济状况也可能较好；同时，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通过家庭教育的途径或者品味的习得，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也较高。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增强也可能是由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造成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存在的并非是经济资本转化，而是文化资本传递。这里涉及到的就不只是两个变量，而是三个变量间的关系了。采用logistic模型，我们可以在控制第三个变量的同时，仍然采用优比来考虑两个变量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考察的问题将是，在同样的家庭文化资本条件下。是不是拥有经济资本多的子女仍然比经济资本少的子女在上大学问题上有优势?或者，一旦家庭文化资本是相同的，经济资本的多寡就不再重要了。前面观察到的经济资本与上大学问关系的增强趋势就消失了?

我们用如下logistic统计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模型中因变量为“是否上大学”，定义与前面相同；自变量“家庭经济地位”仍然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来测量。分为两类“上层”

与“下层”；自变量“家庭文化资本”用回答人父亲的教育程度来代表，分为四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大学以上。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模型的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地位作用增强的趋势仍然显着存在。在前四个出生组中，经济状况中处于上层的家庭相对于下层的优比约在1．2左右，并不明显，统计上也并不显着；而到了后两个出生组中，家庭经济地位的作用迅速增强，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比扩大到2．0左右，统计上也变得非常显着。因此。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趋势与前面的分析几乎完全一致。这再一次证明。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在近30年中越来越强。

但是，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并没有在近30年中增强。父母教育程度为初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二个出生组中统计显着；高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三个出生组中统计显着；大学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在所有出生组中统计显着。但优比值基本稳定在4．0左右。在最后一个出生组中甚至下降到3．0以下，并没有显示出上升的趋势。如果说家庭文化资本传递强度的变化有一定规律，那就是基本稳定中带有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最终的结论是。近30年中在“上大学”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十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

三、分配层面：上高中——“分轨”中的不平等那么在初中升高中阶段中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如何呢?家庭背景的效应又有多大呢?我们仍然沿用上面的logistic统计模型来进行分析。数据总样本量为4800人，其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

在这3147人中，有1867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大专、大学、研究生毕业，我们将其视为“上过高中”者；其中有1049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高中但未上高中”者。

两者相加，共为2916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高中”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四、讨论：宏观社会变迁与教育制度设计就此．我们的基本结论如下：

1．近30年来，中国城市的教育分布上的平等程度呈现出倒U形演变趋势，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先是逐渐扩大．而后又逐渐缩小。今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中国城市中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必将更进一步缩小。

2．在教育分配层面上中国城市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并未减少。相反有逐渐扩展的趋势。在“上大学”

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10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在“上高中”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作用突出地体现在“重点”与“非重点”的分轨过程中。而在城市中未能上高中的子女日益集中于那些文化资本缺乏的家庭中。

第10篇

如果说科学方法和技术设备等对教育评价的影响是表层的、有形的,那么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的影响就是深层的、无形的,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被人们意识到。

要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自觉地运用先进的科学思维方式是根本。没有先进的科学思维方式作支撑,单纯靠改进科学方法和更新技术设备,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甚至有可能导致教育评价走进误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教育评价受到什么样的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进行检讨,反思对待科学思维方式的态度,提高选择和运用科学思维方式的自觉性。我们认为,使教育评价走向人性化,不仅可行、有效,而且合理、合情。

所谓“思维方式”,通常是指“人们用以把握、描述、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概念框架的组合方式和运作方式。”①科学思维方式形成于科学研究活动,并适用于科学研究活动,具有追求客观、讲究精确、重视实证、注重效用等特征。具体而言,科学思维方式可以使人们形成严谨踏实、客观公正、讲求效率的良好工作作风,也可以使人们增强活动的前瞻性和预测性,避免盲目性和冲动性。但是,科学思维方式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例如它适用于自然领域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社会领域,因为社会现象有别于自然现象,研究社会问题不同于研究自然问题,不能只有物的尺度,还要有人的尺度。科学思维方式注重客观而忽视主观、注重普遍而忽视特殊、注重必然而忽视偶然、注重定量而忽视定性、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这些倾向,对人们在社会领域中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教育活动与科学活动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教育理论研究到教育实践活动,从教育观念的形成到教育制度的建立,从教育目的的制定到教育评价的实施,无不受到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发轫于20世纪初的现代教育评价就深受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教育评价中相信客观实验、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坚持价值中立、推崇定量分析,以及标准化测验、常模测验,一度成为世界范围内盛行的评价工具和手段。这种教育评价具有简便可行的特点,效率大大提高,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如重共性轻个性、重结果轻过程、重控制轻理解、重效率轻公平,被人们指责为是机械化、非人性化的活动。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对此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新的评价观并进行试验,但是还有很多人仍然习惯使用这类评价模式。

科学可以被划分为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和以量子力学和系统科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提供了比经典科学更先进、更符合世界本来面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当然,现代科学可以包容经典科学,可以把经典科学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看成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特例。

两种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具有不同影响。

一,对教育系统、教育活动以及教育中的人的不同假设,直接影响到教育评价制度的建构和教育评价手段的采用

在经典科学的思维范式中,“事物成为客观的、僵化、无组织、死气沉沉的东西,它只会在外界规律的支配下运动。被抽象到这一程度,没有形式,没有组织,没有个性,这类物体当然极不真实。不过,用它们来做测量和试验却很方便,而测量和试验之行动却是极真实的行动。”②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目中无人的思维方式,它把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同样看待,把复杂的教育过程看成工厂中的产品加工过程。对于封闭、确定、抽象的事物或活动的评价,力求客观、精确的刚性评价制度则是简便有效的。刚性教育评价制度具有这样一些特征:通常只评价教育因素与学生发展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而不考虑其它因素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只评价预定的教育方案是否实现,而不考虑教育过程中产生的意外收获;评价标准追求客观、精确,一些不能精确、客观评价的东西被拒于标准之外;重视共性因素的评价,忽视个性因素的评价,等等。测量和评价物那样测量和评价人,虽然便于操作、简单高效,但在很多情况下评价的只是一些表面的、共性的、预设的、僵化的东西,而一些本质的、个性化、生成的、鲜活的东西却被忽视了,评价对象的真实情况远离我们而去。更为严重的是,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了。如果说简化的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能够有效地认识线性、封闭、确定的简单系统,那么对于认识多变量、开放性、非线性、不确定、自组织的复杂系统就未必有效了。自然界、社会和人体中恰恰都存在许多复杂系统,如气候系统、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教育系统、信息系统、大脑系统和免疫系统等。教育系统中有人、物、信息等多种因素,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关系。教育活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教育过程是计划性与生成性的统一,教育结果是预期性与非预期性的统一。例如,教育影响和学生发展之间就存在不确定关系,许多精心设计的教育事件对学生发展没有多大影响,而一些偶然事件却对学生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样,教育评价就不能只关注有目的、有计划活动的教育价值,也要关注教育过程中非预期的、偶然事件的教育价值;不能只重共性标准,也要重视个性差异;不能只看重精确评价,也要看到模糊评价的意义。为了使教育评价不远离教育活动的真实面目,应该建立更加人性化的弹性教育评价制度。这种教育评价制度是规范的、判定的,但更是引导的、激励的。

二,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思考任何事情都必须透过表象与真实、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有限与无限等两极的对立去进行,对立的二者之间是算计与被算计、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这种思维方式折射到教育评价中,表现为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分离和对立。教师是学生的评价者,学校是教师的评价者,教育主管部门是学校的评价者。

体与客体、物质与环境、系统与元素等的对话。“对话意识”所追求的,是消解上述种种两极之间的对立,让它们平等地对话,在对话中相互作用,产生出某种既与二者有关,又与二者不同的全新的东西。对话式的真理是超越的真理,是两极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肯定中“生发”出来的,而不是一极吃掉另一极后创造出来的。③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对话思维,强调普遍与特殊、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必然与偶然等两极之间的不可分离和相互作用,重视两极在互动中实现转换。这样,教育评价不是一方高高在上,对另一方作判断、下结论、排秩序的单向活动,而是双方平等,互相尊重、互相赏识、互相鼓励,积极交换信息和意见的双向活动。通过对话能获得理解,通过研讨能激发创造。教育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评价者的需要而控制被评价者,而是为被评价者创造自我发展的空间,激励被评价者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解放。

三、从某种程度上说,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对客观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执着有其狂妄的一面,认为复杂的现象都遵循几条基本规律,只要找到这些规律就可以把整个世界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过度相信科学的力量,某些人甚至形成了科学万能的观念。受这种科学功能观的影响,人们对教育评价的功能很乐观,通常没有考虑到教育评价功能的限度和可能存在的负功能,动不动就给学校、教师和学生严格地排秩序,肯定地下结论,精确地作预言,并且经常用优劣、好坏等极端标准一锤定音。被评价者也非常相信评价结论,获得好的评价就沾沾自喜,获得不好的评价就垂头丧气。现代科学的发展破除了人类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国物理学家福特断言:“相对论排除了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幻觉;量子论排除了对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

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尊重被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所歧视的偶然性、特殊性、无序性、不确定性等,强调普遍与特殊、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必然与偶然、组织与自组织等的不可分离,及有序与无序的相互作用,充分体现了辩证精神。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等,则体现了宽容精神。时间的不可逆性、对象与环境不可分离性、系统方法等,则体现了历史意识。总之,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是谦虚的,能够辩证地看待科学的功能,对科学功能的限度和负功能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思维方式折射到教育评价中,表现为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评价不可能是绝对精确的,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在评价中就会更宽容,慎重使用评价权力,充分尊重和关怀被评价者,不轻易给被评价者下定论、贴标签、排顺序、做预言。对于被评价者而言,不再盲目相信、被动屈从评价结论,而是主动反思评价结论,既不会因好的评价而骄傲自满,也不会因为不好的评价而丧失信心,评价成为他们发展的新起点。

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产生什么影响,在很大态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和运用它。如果人们片面地对待它,或被动地受其影响,那么消极影响就不可避免。要正确发挥科学思维方式的作用,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就必须提高选择和运用科学思维方式的自觉性,坚持主动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习惯性的思想观念、隐蔽地发挥作用的思维模式,通常是自发地起作用的。科学思维方式已经内化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在深层次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实践,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它的作用。如果我们不能主动地进行反思,而只是被动地受其影响,就不知道科学思维方式是否先进,对我们的行为和活动是否发挥积极的作用,就会丧失自主判断能力,过度迷恋它、依赖它,从而受制于它,成为它的奴隶。要让科学思维方式发生积极作用,人们必须增强自主性,把它从潜意识中挖出来,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有选择地运用,并对运用过程和活动结果进行监控。一句话,就是变被动影响为自主选择、能动运用。

在教育评价中存在着科学主义取向和人文主义取向的争论。两种取向的提倡者都是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的水平上来理解教育评价,都无法超越这种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性,因而他们对科学的态度是片面的。提倡科学主义的人相信客观的实验,评价的目的是要了解经过实验处理后所产生的结果;评价采用自然科学家们所运用的方法,如评价者必须严格采取中立的态度,防止带有个人的价值观;所收集的资料都是量化的,可以用统计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根据在标准化考试中所取得的数字或分数来判断许多课程计划的质量和学生理解的水平,等等。人文主义取向者认为,实验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既不能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切割开来分别加以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主观倾向性。相反,他们认为自然主义的个案研究是一种“灵丹妙药”,因为必须把人类行为置于特定情境中加以理解;重视在调查研究中,在随机观察中,在与参与者的会谈和讨论中,获得定性的、而非定量的资料。⑤经典思维方式对科学本性进行了狭隘理解,认为科学的本性就是客观化、定量化和精确化,肯定者和否定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理由,因而不能全面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在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共性与个性、定性与定量等问题上,持非此即彼的观点,造成教育评价的片面化。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观察者、认识者与被观察者、被认识对象是相关联的,科学研究不是价值中立而是价值关涉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是相统一的,多义性代替单义性等等。当前,教育评价所强调的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他评与自评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实质上反映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以全面的观点和关联的观点认识事物的特征。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本身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它可以帮助人们形成辩证思维,人们也应用全面的观点对待它,并运用它来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超级秘书网

我们发现,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层面上看似合理和科学的东西,在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层面上却是不合理和不科学的。例如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认为评价结果越精确越科学,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认为像教育这样一个自身是复杂的、变化的、模糊的对象,设立一个相应多元的、模糊的标准才是真正的“精确”。⑥相反,一些以往被视为影响教育评价科学性的因素,如教育评价者的价值倾向性,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却恰恰是教育评价科学性的应有内涵。这说明,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如果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的意义,就有可能犯错误。例如,如果停留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的水平上理解教育评价的科学化,要么就会认为教育评价的科学化就是客观化、定量化和精确化,导致教育评价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要么就会因对机械化和非人性化的不满而完全否定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科学是经典科学的发展,它能够包容经典科学,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可以看作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一些特例。如果说经典科学的“精确”的取值是一个点的话,那么现代科学的“精确”的取值就是一个区间。在特定条件下,经典科学思维方式仍有其价值,同样的,对于受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影响的传统教育评价的合理一面,我们也应该予以继承。

注释

①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②莫兰著、吴泓缈译《:方法:天然之天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页。

③滕守尧:《对话理论》,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4页。

④格莱克著,张淑誉译《:混沌:开创新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第11篇

关键词：人才；中职教育；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134-02

中等职业教育（简称中职教育）是职业技术教育的一部分，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教育及各种短期职业培训等。它为社会输出初、中级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

一、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类型

1.五阶段模式。是从“市场调查与分析、职业能力分析、教学环境的开发、教学的实施、教学管理与评价”五个阶段入手，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全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技术学、课程设计理论和一般系统理论、营销学、技术经济学、质量管理学等现代科学理论，设计开发的一套较为完整的、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

2.产学结合模式。主要有以下五种方式：将学生的培养与校办企业的发展相结合，在校办企业中对学生进行技能培训；学校与企业合作相结合，把通过前期理论学习的学生安排到合作企业中的学生实训基地，进行后期阶段的生产性实习；为了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学校自办或引进企业到校内创办生产性实习工厂；在学生学习期间，为了实现学生自主完成职业技能的形成，直接引入职业资格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体系，从而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取得社会认同的职业资格认证，实行双证制。学校自主开发高新实用型技术项目，将人才培养灵活运用到项目开发研究当中，以项目开发带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支持项目开发。

3.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专业设置突出中职人才在市场中的位置。首先，长期而细致的社会经济情况调查是专业设置的必须功课。只有通过对地方经济和产业机构变化的跟踪调查，以市场需求为先导建立起来的专业才能够对学生的就业起到提升作用，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时刻影响着人才需求的结构变化。其次，强调成功专业的品牌效应，树立优质院校知名度，不断开拓市场，建立适应社会需求的新专业，同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对已有专业随时进行有效的灵活的调整。

4.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学校、用人单位和学生三方必须签订一份用人和人才培养协议，也即是“人才订单”。此订单明确校企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学校必须按企业的要求培养人才，企业对合乎要求的人才必须录用。

二、中国中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1.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不强。缺乏对学生的思想状况、知识现状水平、道德水平、心理状况等了解；由于缺乏实际经验，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认识、了解不足，在进行基本理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形势政策等的教育时，仍大谈空谈理论，生搬硬套，理论脱离实际，缺乏与变化着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很好地解决学生思想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而且大多数中职院校由于师生比例失衡，对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采取“大锅饭”方式，有的院校一名辅导员要带上百名中职学生，这一具体情况不论是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当然不能针对不同的个体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只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因此缺乏针对性教育。

2.实践教学质量不高。中等职业院校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低是一个普遍的现状。主要表现为：首先，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人为地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分离开来，在中职学校理论教学过程中忽视了实践的重要作用，在企业进行实习、实训教学过程中又不能兼顾理论知识的指导作用。其次，学校教学内容跟不上社会的需求。其次，教学内容脱离生产实际。教学内容陈旧，无法跟上知识更新的脚步，学生在校所学的知识技能与企业的实际要求存在差距。最后，师资队伍的短缺。由于缺乏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教师团队和后备力量，造成经常有设备，而没有能胜任的合格实训教师的局面。要搞好教学质量，必须积极打造一支名副其实的“双师型”的教师队伍。

3.师资队伍力量结构不合理。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较低，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教师很所占比例较低，占比例较高的普遍是专科生及本科生，造成师资力量的学历层次不高。另外，教师实践能力偏低，普遍是理论型的，实际动手能力都较弱。大多学校的课程也都集中在基础学段和公共学段，实践型课程只占到 1/3 强。最后，具有多年教学经验和实际操作经验，能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游刃有余“，既能教给学生理论又能教会学生方法的”双师型“教师少之又少。

4.校企、产学分离格局待改变。合作方之间缺乏合作动力。在学校、政府、企业三方中，学校的动力来自就业压力。企业受人力资源过剩的影响，在整个产学结合过程中起分离趋势。产学结合所需要的运行体系并没有完备地构建起来。

三、中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对策

1.加强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应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主渠道功能。表现在改革教学模式，提高教育针对性；改革教学方法，增强教学效果；改革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做到中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针对性。针对具体情况具体问题，针对不同类型的群体或个体，针对个体的不同思想水平层面，进行有区别、有针对性的工作。

2.建设好中职教育的实训基地。实训基地是中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硬件基础。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应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的原则，其建设应尽可能地贴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实际情况，同时必须紧跟应用技术发展的新动，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先进的机器或设备。国家级实训基地建设应该本着高效率、示范性、开放型的实训基地。因此它的建设可本着共享、共建、共管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企业、院校和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

3.完善中职教育的教学体系。一要重视理论教学。中职课程教学不能忽视理论教学要求，并且理论教学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中职教育的理论教学要避免求多、求全，而应该以应用为目的，深入、细致有效的指导、服务于实践教学。在讲授方法上，教师要坚持灵活多变的授课方式，对于不同的理论知识要符合客观需要，根据其特点和发展规律采取不同的讲授方法。二要突出实践教学。中职教育的实践教学要求学生通过理论学习，在掌握了一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后，再通过实际岗位的操练获得亲身体验，逐步形成运用各种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现场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职业能力分解的基础上，要突出实践教学，扩大实践教学的比重。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人才素质的提高和师资队伍的建设密不可分，好的师资队伍应该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结构合理的队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改善学历结构。学校既可以拨出专款，鼓励教师们通过多种方式提高自身学历和素质。也可以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通过面向全社会、全球吸引各类高学历人才；第二，加快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学校应该通过制定各种政策、利用各种手段鼓励培养和引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在培养方法上，应该鼓励教师走出教室，走进工厂和企业，让他们积极参与生产管理及深入生产第一线担任技术工作，使其切实提高实践能力；第三，也应该从企业第一线中引进有多年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解决中职教师待遇问题上，教育主管部门从政策方面鼓励“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同时建立专门的评定机构对其进行考核和评审。

参考文献：

[1] 赵志群.职业教育与培训学习新概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 苗喜荣.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D].苏州：苏州大学，2004.

第12篇

    影视产品作为观众精神营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其代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分析热播的美国电视剧《越狱》为标志的美国文化的扩散,对我国影视剧目的繁荣发展有较大的借鉴作用。

    《越狱》是在美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体制下诞生的,这与中国的电视剧明显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众所周知,美剧的流程都是很商业化的。这和人们的社会价值观是分不开的,在美国,拜金主义观念深入人心。以《越狱》为例,制片人会先挑选出有市场潜力的故事题材,选择合适的演员,先拍一集试播,市场反映好,才开始剧本创作,大都采用每周播出一集的方式进行制作,所以观众一周之后才能看到一部电视剧的新进展;而在中国,一般都是全部拍摄和后期制作完成之后才搬上荧幕与观众见面,如果在制作前期就有能力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宣传得一般会收到不错的关注,不过有的剧组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等到播出之后观众不买账,收视率达不到预计效果,可能就会造成相当大的影视产业浪费;不过这样的制作方式有利于电视剧的一气呵成,从而达到一种相对完整的效果。

    具体到播出体制上,美剧和国产剧也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剧的播出体制是和制作流程相吻合的,完全以收视率为前提,如果可以超过某个百分点,广告商的订单多,对该剧的投资就会相应提高,电视剧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就会形成良性循环,按照每制作一集播出一集的方式,按部就班地一直持续下去,《越狱》的第一、二季就是这样制作完成依次与观众见面的,从2005年8月第一季开播到2007年4月第二季的结束,历时近两年的时间。相反,如果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低于某个百分点,制作方和广告商就都会减少投资,电视剧的质量得不到保证,那么,就是这部电视剧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而在中国,一部电视剧一旦决定拍摄,就会在杀青之后,一集一集地连续、集中播出,播出时间历时比较短,所以一般只是电视台打算播出哪部电视剧的版权费用问题,而很少会见到中途停播的现象。在中国的影视界,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电视剧中凡是依托名导和大腕的,收视率往往就相对较高,赚个盆满钵满不是问题。还有部分电视剧由于一些原因必须播出和禁止播出,这也是中国影视剧播出的一个特点。不在这两个范围之内的就只能依照观众的认可程度,收视率或高或低了。

第13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小学教育;弊端问题;启发引导

国家素质化教育方针覆盖落实的标准起点，便是小学教育，这方面事务处理是否妥当，将直接决定今后学生智能、品德结构。但是透过客观层面审视，如今我国小学教育体制尽管经历多次改革，但是始终遗留难以根除的问题。为了顺利激活孩子的民族自信心，确保其继承中华优良传统美德，避免在今后学习、生活压力中产生任何不适反应，各类教师切勿墨守成规，而是要结合传统文化对小学生群体进行灵活启发引导，以谋求他们身心的健全化发展结果。

一、长期以来我国小学教育遗留的诸多弊端问题整理研究

我国新课改落实的核心动机，不单单要令小学生掌握最新科学知识，独立解决生活中常见的疑难，同时更要时刻彰显个体优良的身心素质，愿意为今后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可持续建设贡献精力。

（一）智力和道德教育质量的全面落差

在此期间，体能、智力、道德、审美技能教育缺一不可，可如今摆放在小学教育的突出问题便是道德教育方面的缺失，这和部分家长、领导单纯重视学生应试成绩现象有着直接性关联。教学的现实意义，就是赋予学生丰富科学文化知识基础上，引导其塑造标准形态的价值、世界、人生观念，确保个体今后对于一切创新知识和真善美事物抱有强烈的追求热忱。

（二）师资技术条件严重落后，教学工序流程出现严重紊乱迹象

教师的使命就是向学生传授最新知识、解答疑惑，其作为一切教学活动的核心指导媒介，其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素质等条件，将直接影响课程传输实效。如今，我国师资条件上的突兀性状况可以细化为：西部地区师资供应量严重不足、农村师资条件和办学规模全面落后。在此类背景下，许多教师对于新奇事物探索热情不高，长期依照教材内容进行满堂灌，令学生产生厌倦反感心态，教学质量自然跟不上去。再就是校舍匮乏和教师缺编现象广泛分布，加上农村小学规模、学生数量急剧缩减，某类层面上浪费了大量教育资源。针对我国不同小学整体布局结构加以灵活调整，显得极为迫切。

（三）小学生群体学习生活独立处理能力极度弱化

任何国家小学教育体制，都和自身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历史典故和民族信仰等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经过前人苦思冥想和行为论证的关键性理论内容，对于日后社会主义事业可持续发展，有着较强的指导辅助功效。

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克制上述问题的启示性策略解析

中国发展期间的任何事务，诸如教育、经济、交通、建筑等，都需要依靠历史文化作为标杆，特别是在小学素质化教育方面，有必要事先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主动强化小学生德育水准，为其身心健全化发展奠定基础

道德是传统历史文化传承的灵魂要素，是每个人在诸多生活、学习、工作考验中自行领悟出来的精华，尤其是在国家大力提倡精神文明建设纲要期间，如若德育摒弃传统文化传播使命，小学生就无法真正成人、成材，就是说小学阶段的人文、科学教育始终维持辩证统一关系的，缺一不可。透过传统文化视角界定，小学教育的重点就是鼓励学生群体主动进行修身养性，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至理名言在内，都可以作为小学德育的初始介入点，教师要做的就是尽量沿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创设生动感知情境，激活学生主观能动性，愿意在课堂协作过程中透过传统文化汲取养分，同时依照现代文明规范守则和教师日常教导，逐渐过渡成为迎合社会改造诉求的高素质人才。

（二）适当整改教师陈旧的教学理念，推动课堂内丰富教学模式布置进度

诸多历史经验告诫我们，学习方法千变万化，并不单纯地限定在课堂和教材内容之上。作为现代专业化小学教师，应该熟练掌握最新信息技术，播放相关历史事件记录影片，令学生全程紧跟教师讲解步伐;再就是督促学生在课前准备和课程相关的传统文化材料，自觉分成小组进行演示实践，试图令小学生更加直观地掌握课程核心内容，营造起愉悦的课堂交流氛围，保证今后各项德育、智育知识的灵活牢靠记忆结果。

（三）吸纳更多现代专业教学人才的加入，提升小学教师团队整体素质

小学教育始终是人生的开端，此时内部学生人生、价值、世界观念等都尚未成型，而传统文化作为我国民族历史的珍贵精神财富，对于学生思维和情感结构都会产生深入影响，如民族和爱国情感的凝聚、学生个体健康积极人生态度的树立结果等。归根结底，我们必须灵活细致地沿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加以适当创新，令课堂内部学生时刻充满活力，让他们在前人坚实的肩膀之上，在历史文明和血脉传承的道路上谱出更加雄壮的人生篇章。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素质化教育体制如今已经引起全方位认同肯定。作为现代专业化教师，必须积极参与各项创新技能和职业道德素质培训活动，时刻借助最新技术手段包装单调的传统历史文化材料，令学生好奇感知心理提升至极限状态，愿意在课后闲暇时间利用网络和图书馆吸纳更多养分，进一步轻松处理应试升学挑战基础上，为适应国家诸多人才改造诉求，作出应有的努力。

作者简介：李遵强（1989-），男，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族：汉，职称：小学教师，学历：本科，单位：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孙祖镇中心小学276313

参考文献：

第14篇

关键词： 教育机智 问题行为 教学过程 教师 新课程

学生的问题行为是教学过程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它的形成，有其主观和客观诸多因素，如不良的社会文化效应，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家庭教育环境的不和谐及方法的不当，学校教育的失误，某种生理或性格特点等的影响。学生的问题行为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品行方面的问题行为，是指那些直接影响环境和他人的不良行为，如攻击、破坏、不服从行为等。另一类是人格方面的问题行为。本文所阐述的主要是品行方面的问题行为。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问题行为不仅会直接影响自己的学习活动，而且会干扰教师的正常教学活动和其他同学的学习活动，从而使自身的学习和师生关系、学生之间的交往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为了使教学过程能顺利发展并取得预期成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问题行为的控制和处理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学生是个性特点鲜明的人，每位学生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他们都需要他人关心，需要他人尊重。尤其是存在问题行为的学生，他们在态度、价值观、信念等方面可能更加特殊和复杂。因此，运用教育机智，有效地控制问题行为，净化教学环境，从而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健康的发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机智是瞬间知道该怎么做，是一种与他人相处的临场智慧和才艺。教育机智是一种对突发性教育情境作出迅速、恰当处理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即良好的心理素质、敏锐的观察力、灵活敏捷的思维能力及在课堂上表现出来的应变能力。它是每一位教育者在具体的教育实践场景中体现出来的敏感、睿智、富有同情心、责任心和发自内心的深沉而慈爱的感情。教师的教育机智并非是天生的，而是教师在学习教育理论，总结教育经验，努力参加教育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优秀合格的教师应当具有教育机智，能在错综复杂的教育情境下迅速做出反应、妥善处理好学生的问题行为，把它们引入对学习活动或对教育教学工作有益的轨道上来。针对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运用教育机智，优化教学效果这一问题，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

一、灵活多变，对症下药

教育机智并不是随心所欲“灵机一动”，对学生的深刻了解是形成教育机智的前提。教育对象是千差万别的，正如马卡连柯指出的：“在我这里没有两种情况完全相同的。”教师只有对学生的年龄特征、知识水平、个性特点和行为表现的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才有可能充分估计到学生接受教育的可能性。

教师的爱和期待是批评的出发点。学生在品行方面的问题行为较为外显，一般较容易被教师发现。如果教师不能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灵活运用教育机智，而是得意于“人赃俱在”、“当场抓获”的及时处理，这大都是没有经验的表现；或一味地采用惩罚或“一刀切”的处理措施，其效果会适得其反，达不到应有的作用。及时介入并创造性地运用教师的智慧，就显得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有次上课时，学生刘某一直在摆弄东西，还不时地和同桌小声说话。他是一位其他老师都反映“头疼”的学生，据说是“软硬不吃”。趁着自由阅读的时间，我轻轻走到他身边，替他拉好敞开的衣服拉链，有意识地拍了拍他的后背，用信任又略带威严的目光看了他一下。虽没有语言的交流，但接下来的课他的表现明显好多了，听课也认真了。

新课程理念认为，教学过程既是知识、信息传输反馈的过程，又是精神、情感交流融会的过程。教师丰富细腻的面部表情，充满爱心的教学语言，恰当、适度的评价方式，能产生师生心理上的“认同”与“共振”。

二、尊重为先，增其自信

存在问题行为的学生，大都学习成绩不太理想。随着学习难度的逐步增加，有些学科可能对他们就成了“天书”。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即使教师讲得再生动有趣，对于这些“问题学生”也仍旧一个难熬的“炼狱”过程。所以，他们不认真听讲，违反课堂纪律也就不足为为奇了。教师如果能从这些存在问题行为的学生的角度出发，把尊重学生的人格放在首位，努力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维护他们在同学们面前的自尊心，让他们知道“我也行”、“我其实不笨”、“我一定会做得更好”，从而循序渐进地克服不良行为。

我曾接手一个高一班的历史学科教学，上课没几天，就发现有一个姓董的学生几乎一上课就做好了睡觉的准备，要不就小声说话，做小动作，等等。其他学生都有点看不起他，无形中也就使他有点自卑，对历史学科的学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对他问题行为的发生有很大的影响。在一次上课前半小时，我偷偷把他叫到办公室，指出上课时将要默写的诸子百家代表人物……上课时，当我点名叫他到黑板前默写的时候，其他同学都笑了，那是一种不信任、更是一种嘲笑。但结果却令全班同学大跌眼镜，他得了满分。当全班同学用热烈的掌声欢送他回到座位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了他眼睛中亮闪闪的东西。从那以后，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课堂问题行为也逐渐减少，一步步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新课程理念认为，教师是课程的开发者和建设者。课堂上，教师将随着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而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相比之下，教师高水平的教学机智比刚性机制极强的书面教案显得更为重要，更具有实用价值。

三、细致观察，及时提醒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优秀的拥有教育机智的教师在上课过程中应该始终与学生保持视线联系，并运用姿势语言表明自己时时在关心和注意着他们的活动。教师在与学生建立视线联系时，表示出对学生的了解、信任和肯定，会使学生心理上更倾向接受教师的指导，而抑制可能出现的问题行为。

一次课正上得很投入时，我发现后排有两个学生神色不正常，正在低头悄悄写着什么。我没有作声，在要求全班学生注意看黑板的时候，严肃地看了他俩一下，又轻轻地摇了摇头。课堂内容仍在继续，但他们的注意已转到了教学内容上，可能出现的问题行为立即被扼杀在“摇篮”里。同样类似的还有“敲山震虎”的办法，即针对课堂上有点开小差的学生，不提醒他，而是提问他的同桌，同样可以起到抑制跑神的现象。

新课程教学观认为，教学不只是课程的执行和传递，更是课程的创生与开发；教学不是实施计划、教案，照本宣科的过程，而是课程内容持续生存和转化的过程，是帮助每一个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共同发展的过程。可见，教学过程的情感化和非理智化是新课程课堂的基本走向。

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有时宽容引起的道德震动比惩罚更强烈。”学生是正在发展中的个体，犯错误是难免的。同样发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学生的问题行为也是正常的。教师要能正确分析学生问题行为发生的起因，在教育学生和处理问题时实事求是，把握分寸，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用师爱的宽容来唤起学生的自尊，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而不可“穷追猛打”，“得理不饶人”，把学生当成人看待，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不要动辄请家长、罚站、写检讨等。我认为，对待学生的问题行为，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是说教师不讲原则，随便应付，而是因为学生的心态、思想品德、人生观等都还不很完善，他们需要教师及社会的正确引导，从而健康发展。教师如果缺乏这种教育机智，就很可能无法胜任教育教学工作。例如在一次主题班会课中，有一个比较胖的女孩正要讲述自己的理想时，一个调皮的男生大声说：“她的理想就是一觉醒来衣服都大了。”一下子其他同学都哄堂大笑，那个女生脸涨得通红，非常生气地盯着那个男生。这时，我考虑到男生的性格特点，就半开玩笑地说道：“你说得这么真切，看来你肯定有过一觉起来衣服都大了的经历，那你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简单几句话，有效地控制了问题行为，很好地转移了矛盾，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就这样在热烈、和谐的读书中云消雾散了。只有从热爱学生和尊重学生的角度出发，教师的教育机智才能得到体现，也才能成为优秀的教育实践者。

总之，教师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大的教学改革、教学事件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微小的动作，一个眼神、一个表情、甚至是沉默中；体现在能够分辨出学生身上那些积极的却最初可能是弱点的东西。教育需要有智慧的教师，课堂过程中的问题行为需要教师运用教育机智来灵活处理。只要教师真正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始终对教育工作富有热情、进取心和责任心，孜孜不倦地以自己的才智和创造力使教育工作充满生机和情趣，那么教学过程中的问题行为在教师的眼中也就不再是“问题”，唯有如此，教师在体现人生价值的教学工作中才能不断丰富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

参考文献：

［1］李泊黍，燕国材主编.教育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陈桂生著.教育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第15篇

关键词：古代汉语 文化传承 汉字 文史知识

古代汉语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其涵盖的知识相当广泛，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还涉及天文、律历、姓氏名号、礼仪风俗、车马宫室、职官地理等相关知识，这些内容本身就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在。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典籍大多以文言文写成，古代汉语课程的主要讲授对象就是文言文，因而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来，以实现古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承功能。现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对如何在古代汉语教学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一些看法。

一、从汉字入手，注重解析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上没有断流的文化，汉语汉字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利用汉字表意性强的特点，结合字形分析，不仅能让识记古词汇的过程更容易，同时也能让学生从中了解中国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因为对学生来说，从汉字入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以下略举几例。

1.从汉字入手，了解古代的宫室建筑。

《周易系辞下》（包牺氏之王天下）载：“上古穴居而野，後世}人易之以宫室。”《说文》：“穴，土室也。”字形从“宀”，像房顶，下应为“凵”，组合起来，其实“穴”是一个半穴居的土屋，下“凵”是向下挖掘成口袋状的洞穴，“宀”是在地面上用草扎制的屋顶。段玉裁注：“引申之凡孔窍皆为穴。”《说文》：“宫，室也。”徐复《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据半坡圆形房屋遗址复原，其房屋乃在圆形基础上建立围墙，墙之上部覆以圆锥形屋顶，又于墙中部开门，门与屋顶斜面之气窗孔呈‘吕’形，此种形制房屋，屋顶似穹庐，墙壁又似环形围绕，故名为宫。”

通过字形分析可见，最初人们是选择天然的洞穴居住的，后来发展到半穴居的土屋，后来才有地面式建筑。

《晋灵公不君》载：“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这里有两个动作“登”“下”“趋登”，教材注释：“快步走上堂去。”那为什么要有“登堂”和“下堂”之说呢？“堂”，《说文》：“堂，殿也。从土，尚声。”字形从“土”，意思是堂下有用土夯成的地基，所以“堂”是有屋基的正室，因为地势较庭为高，所以有阶，进入堂就有一个登阶的过程，堂后有室，故而成语有“登堂入室”，文选中也就有“登堂”和“下堂”之说。

2.从汉字入手，了解古代的车战。

《烛之武退秦师》载：“晋军函陵，秦军锬稀！苯滩淖⑹停骸熬，用如动词，屯兵。”《说文》：“军，圜围也。四千人为一军。从车，从包省。”段玉裁注：“包省当作勹，勹，裹也。，勹车，会意也。”“军”是个会意字，从“勹”从“车”。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从》：“字从车，从勹，会意。古者，车战，止则以车自围。”

古代以车战为主，以战车为中心，一辆战车上有甲士三人，有步卒七十二人，合称一乘。军队驻扎时，用兵车作为掩体，围绕在军队驻扎地的周边。所以，“军”可作动词表示“屯兵”，后引申作名词。

3.从汉字入手，了解古代的礼仪。

《晋灵公不君》有“稽首”这种礼节，如何行礼？《说文》：“稽，留止也。从，从尤，旨声。”“稽”是“停留”的意思。孔广居《疑疑》：“，木之曲头止不能上者也；尤者，色之美者也；旨，食之美者也。美食、美色皆足以留滞人。此三体会意也。”可见，“稽首”这种礼节在行礼时，头要在地面上停留一段时间以示尊敬，应当是一种比较郑重的礼节。

二、合理补充教材，注重文史知识的讲解，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

古代汉语文字繁难，学生很容易有畏难情绪，常常是学生学得苦，教师教得累。若能将生涩的文言文放在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中，不仅能够使学生加深理解，让课程妙趣横生，更能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以下略举几例。

1.适当补充相关历史背景的介绍。

《宫之奇谏假道》载：“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复”是“再一次”“又一次”的意思，有学生追问：“第一次借道是什么时候？”教师就需要补充《左传・僖公二年》所载：“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君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从中，学生既了解了第一次借道的经过，也对虞侯的贪婪以及宫之奇劝谏不成的原因有了一定的了解。

《齐桓公伐楚》载：“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齐桓公伐楚，为什么要侵蔡呢？补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的有关记述：“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仲父谏曰：‘夫以寝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业不可冀也，请无以此为稽也。’桓公不听。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为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楚服，因还袭蔡，曰：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因遂灭之。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通过《韩非子》的记述，我们既了解了文选所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同时对管仲的深谋远虑也有了初步的认知。

2.适当补充相关风俗的讲解。

《段于鄢》载：“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郑武公在申地娶女子为妻，为什么要到申地娶妻呢？原因是“同姓不通婚”的风俗。郑国是西周王朝分封的最后一个诸侯国，郑国最早的诸侯是郑桓公，他是周厉王的小儿子，是周宣王的弟弟。所以郑国以“姬”为姓，这就意味着，郑国的诸侯不能从周王室以及其它的姬姓诸侯国娶妻。而申国为姜姓国，符合异姓通婚的风俗习惯。

《触龙说赵太后》载：“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有学生奇怪，为什么要握着脚后跟哭泣呢？据刘向《说苑・修文》的记载，古人亲迎时，男方要带上“屦二两”即鞋两双到女家，出嫁女的母亲要在夫家送来的两双鞋子中取一双给女儿穿上，然后整理女儿的发笄和衣裙。在穿鞋、正笄、整衣的同时，母亲就要作最后的叮嘱，让女儿善待公婆，对丈夫不要生出二心，千万“无敢回也”。然后，出嫁女拜辞母亲，母亲在房门口亲自把女儿交给女婿。接着，女儿在堂上拜辞父母，在大门口拜辞诸母，最后随夫上车。“持其踵为之泣”正是母亲“取一两屦以履女”时一个很自然的动作。因为要亲手给女儿穿鞋，自然要“持其踵”，而“为之泣”就是一边给女儿穿鞋一边叮嘱说：“无敢回也”。

3.适当补充相关礼仪的讲解。

古人的见面礼分为揖、拜、稽首等。这些见面礼在文选中经常出现，如不加区别，对理解文选会有较大的影响。揖，又称揖让，是最普通的见面礼，行礼的时候，左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并拢，左掌与右掌背交叉或平叠，掌心向内，左右拇指相扣，两手合抱于胸前，拱手为礼。这种礼节多用于文官。拜，也称拜礼，古人一般拜两次，称为“再拜”，如《齐晋之战》：“韩厥执絷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这种礼节较揖礼更为恭敬，行礼时，下跪后两手拱合，低头至手与心平。稽首则是最为恭敬的见面礼，多用于下级拜见上级，晚辈拜见长辈，臣子拜见君王。行礼时，先拜，然后双手合抱按地，头伏在手前边的地上，头要在地上停留一段时间以示尊敬，整个动作比较缓慢。《齐晋之战》所载“执絷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是春秋战国时期，战胜国的将领俘虏战败国的国君时所施的礼仪，手持绊马索进前，行再拜稽首之礼，恭敬地进献美酒。可结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载：“子展执{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子展在俘虏陈侯时以同样的礼仪对待陈侯。

4.适当补充车马制度的相关知识。

《齐晋之战》提及齐军和晋军主帅所在的战车以及车上三人的位置，若不明白他们各自的职责，对下文的理解就会有障碍。所以要补充古代战车中位置的相关规定：古人坐车，以左为尊，所以战车也是一样，一般尊者居左，主射；御者居中，主驭；车右自然在右侧，手持长矛或长戟，除了保护尊者，防止敌人靠近战车以外，还必须在车受到阻碍时，让车子顺利前行，故而车右一般都是孔武有力之人。因为主帅的战车之上有指挥作战的战鼓，所以尊者居中，御者居左，车右仍然在车子的右侧。

《齐晋之战》还有“骖\于木而止”一句，所以要补充说明骈、骖、驷。两匹马拉一辆车称为骈，三匹马拉一辆车称为骖，四匹马拉一辆车为驷。驾车的马是三匹或四匹，就有骖马和服马之分，中间负责驾辕的，为服马，两边的马叫骖马。

三、转变观念，采用多种先进手段和教学方法，完成传统文化的传承

教师应当改变教学观念，古汉语的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语法等知识的讲解上，更应当精心选取教学内容，塑造学生的品格，注重弘扬民族精神。如在讲授《论语》《孟子》《礼记》等儒家经典时，要能结合当前的大环境，引导学生理解古代为人处世的准则：《论语・学而》中注重自身道德文化的修养；《论语・微子》中“我行我义”的精神风范；《礼记・教学相长》中通过不断学习来发现不足，发现困惑，然后不断进步；《孟子》：中“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这些内容都反映着我国人民的优秀品质，通过教学能够让学生体悟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运用多样化的先进教学手段，如运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用图片、视频再现古代历史、诗词画面，引导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准确、生动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利用互联网，通过QQ群培养学生的自学意识，通过提供自学参考书和网站的方式，让学生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自主学习，变被动为主动，真正通过古汉语的教学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M].长沙：岳麓书社，2002.

[4]徐复，宋文民.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5]张淑琴.谈高师古代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承作用[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