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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要：B股市场问题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遗留问题,B股市场问题的解决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与A股市场并轨是解决B股问题的现实的最佳选择,但是,目前要实现A、B股市场的最终并轨,还面临着制度层面和市场层面的一系列问题。对此,本文从B股回购、境外投资者持股及股份转换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B股市场并轨相关问题

我国B股市场建立的初衷,是在当时外汇紧张的情况下,开辟一条让企业利用外资的通道。从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看,B股市场曾较好地发挥了吸引外资的功能,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促进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及资本市场的发展,B股市场“招商引资”的历史使命基本结束,市场功能逐步萎缩,逐渐边缘化,B股市场的未来发展方向成为困扰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与A股市场并轨是解决B股问题的现实的最佳选择。但是,目前要实现A、B股市场的最终并轨,我们还必须处理好制度层面和市场层面的一系列问题。

一、与A股市场并轨是B股市场的现实选择

从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布局及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角度考察,目前,以A股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形成,通过实施QFII制度进行渐进式开放的战略基本明确,B股市场作为特殊时期的开放通道,其历史使命基本结束。在资本市场国际化布局中,离岸市场是一个重要构成部分,B股市场目前基本本土化,在制度构建上存在诸多缺陷,要想改造成离岸市场的难度极大;而香港资本市场作为我国的离岸市场已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内地资本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因而也没有必要再花大力气把B股市场打造成离岸金融市场。由此,取消B股市场,把B股市场并入A股市场,纳入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布局才是B股市场的合理归宿。通过研究,笔者认为,此方案实施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了。

首先,A股与B股上市公司均是国内企业,A股与B股的上市地相同,A股与B股市场均受到国内法律的制约,因此在法律管辖权上没有障碍;而且根据现行法律框架,通过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实现A、B股市场并轨己无实质。

其次,2001年B股市场对境内个人投资者开放后,境外投资者全身而退,B股市场已然本土化。目前,境内个人投资者投资B股已完全没有政策障碍,境内机构虽然还不能投资B股,但管理层允许境内机构投资B股应是必然趋势。从投资者的融合程度上看,B股市场己经基本成为了国内居民进行投资的股票市场,再加上B股上市公司本身就是国内企业,因此,从上市公司性质和投资者构成来看,B股市场实质上也已经A股化了,这也为A、B股市场并轨创造了市场基础。

第三,A、B股市场的最终并轨,将形成一种“多赢格局”。对于B股投资者而言,可以摆脱长期低迷、缺乏流动性的B股市场,燃起解套并获利的希望,坚守阵地的境外投资者还可能藉此进入参与中国A股市场的通道。由于B股市场本身的流通市值规模相对A股市场而言是非常小的,将B股合并到A股市场中对A股的冲击非常有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保护A股投资者的利益。A、B股市场的最终并轨,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股权结构将有所简化,可以摆脱诸如信息披露要求不一、财务规则不一、审计条例不一及A、B股股东股利分配目标不一等令人头疼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们又重新踏上了梦寐以求的融资之路。而监管部门则可以避免再度付出双重制度建设成本,从而提高管理效率。

可见,A、B股市场并轨符合多方面的共同利益,制度条件与市场条件基本成熟,具备了非常强的可操作性,与A股市场并轨成为B股市场改革的现实选择。

二、A、B股市场并轨相关问题分析

A、B股市场并轨,具体操作上可以有多种不同方式。对于纯B股上市公司而言,不存在A、B股的转换问题,我们可以考虑直接转入A股市场进行交易;上市公司回购注销B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尚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更多的A+B股公司则适用于将B股转换为A股后进入A股市场交易。这些方式各有特点,我们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具体方式由市场来决定。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些方式均面临着一些个性或共性的问题。

1.B股回购面临的问题分析

比较而言,回购注销B股作为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相对简单可行,因为它既不涉及不同制度的衔接,也不涉及股价硬性接轨的难题。同时,对于上市公司或大股东而言,由于目前B股价格比较低,采用回购注销方式成本较低,还可以提升公司的每股收益与净资产或增强大股东控股能力。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回购注销B股这一手段面临着如下一些问题,须引起重视。

(1)回购的积极性不足。对于B股公司而言,解决B股问题没有紧迫性,国家对此的政策也还不明朗。同时,部分B股公司发行的B股数量较少,在总股本中的比例很低,是否进行B股回购,对大股东的控制权并无实质性影响,因此,大股东出于加强控股权而回购B股的动机可能并不强。另外,对于部分B股在总股本中的比例较高的公司及纯B股公司,如果回购后剩余的流通股数量未达到有关规定的下限,就可能面临退市。以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上市公司回购的积极性。

(2)回购的能力问题。进行B股回购,要求具备很强的支付能力,并非是所有的B股上市公司都有回购能力,能够满足这一条件的公司并不多。有些现金充沛的上市公司是有可能采取回购B股的方式,可有些现金不多的公司就未必能够进行B股回购,甚至有些绩差公司连经营都成问题,根本不可能拿出钱来回购。

(3)B股市场严重缺乏流动性,如果回购的消息传出,将造成股价飞涨,操作难度很大,如果B股股价上涨过高,那么上市公司可能会失去回购的动力。

(4)B股回购涉及到换汇问题,还面临着外汇管理政策的制约。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回购注销B股方式不具备普遍适用性,只能由具备条件的B股公司适时展开。

2.A、B股市场并轨面临着境外投资者资本项目兑换问题

目前B股投资者中仍然有一部分是境外投资者,他们所受的外汇管制非常宽松,他们可以在卖掉股票后,立即把资金汇出国外。A、B股市场并轨后,必然是以人民币交易,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投资者当初以外汇购得的股票,在出售时得到的却是人民币。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的条件下,这些投资者存在强烈的货币偏好,很难接受转换币种的做法。因此,不少人认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是实施A、B股合并的必备前提,而要实现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事实上,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并不是A、B股市场并轨所必须的,在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之前,也可以进行市场合并。当然,在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下,需要进行创新性的制度安排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至于许多人考虑的对外汇市场及汇率的冲击问题,以今日中国外汇盘子之大,B股股改涉及到的外汇兑换量应该微不足道。

3.A、B股市场并轨面临着境外投资者持股的流通问题目前,我国A股市场对于境外投资者是通过实施QFII制度进行有限的开放的。根据这一制度,在B股市场和A股市场并轨过程中,除了那些获得了QFII资格、可以投资A股的境外投资者以外,其他境外投资者的B股账户并不能转为普通A股账户到A股市场上交易,因为目前A股市场并没有向所有境外法人和自然人开放。

在我国资本市场的渐进式开放战略既定、资本市场全面开放尚需时日的情况下,这一部分境外投资者的股份流通问题成为需要我们重点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

4.如何进行股份转换的问题

由于目前A、B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价格差异,B股如何转换为A股成为A、B股市场并轨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这里首先涉及到是否存在补偿问题。所谓的“补偿”问题是指,由于目前A、B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价格差异,将B股并入A股,是否应像股权分置改革中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那样,由B股股东向A股股东支付对价作为利益补偿。笔者认为,从理论上,A、B股是同股同权,享受同样的各种权利,因此其理论价值是一致的,之所以出现不同价的现象,究其根本原因是市场的分割或隔离,因此,A、B股市场并轨不应该存在支付对价的问题。

既然不存在支付对价的问题,则A、B股市场并轨,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股价的接轨。由于目前B股市场非常低迷,价格几乎扭曲,而A股市场效率更高,价格发现机制更为健全,更能形成公允的价格,因此A、B股价格接轨应该以A股股价为价值中枢,B股股价向A股股价靠拢。这对于B股投资者来说是喜上眉梢的事情,然而,将B股转换成A股,将直接扩大A股流通股盘子,影响A股的市场价格,造成A股投资者的利益损失。

由此可见,股价的接轨问题,直接影响着A、B股投资者的利益,关系到并轨的成败。

三、对策建议

1.鼓励B股上市公司进行B股的回购业务

如前所述,回购B股是解决B股市场问题上最为体现市场化原则的方式,从目前来看已经基本没有制度障碍。回购B股虽然很难成为全面解决B股市场问题的方案,但是可以有效减轻B股股改的压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配套,鼓励上市公司和大股东进行B股回购。首先,可以提供再融资便利,激励公司开展回购行动。监管部门可以适当开辟再融资特别通道,或是允许企业增发A股回购B股,或是在公司回购B股后,再视条件提供A股发行便利,还可以直接对B股回购提供信贷支持。其次,在外汇管理方面可以采取一些临时的特殊政策,给回购提供换汇便利。

2.通过制度创新,解决B股境外投资者的持股问题

B股境外投资者的持股问题受到外汇管制和资本市场开放制度的制约。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通过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

在境外投资者持股的流通问题上,我们可以采用分类解决的方式来加以处理。对于具备QFII资格或条件的,完全可以通过QFII通道来解决。而对于其他境外投资者,应允许他们自由选择是否继续持股,我们可以为其提供一个特种A股账户,规定其只能卖出股票而不能买入股票,股票卖完后,该账户即被注销。对那些不愿抛出股票的境外投资者,则可以允许其长期保留该特种A股账户,直至该投资者获准投资A股时,再自动转为普通A股账户。

在外汇管理方面,我们可以开辟一条特别通道,对原B股境外投资者在换汇和外汇汇出方面给与特别的便利,允许这些境外投资者将合法的本金、资本利得、股息等转为外汇汇出,确保其退出渠道畅通。

3.合理处理A、B股股价接轨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如允许机构投资者介入、设立B股基金等,以增强B股市场的活跃度,激活B股市场。在此基础上把A、B股股价接轨的问题交由市场去解决。这样,既可以避免对股市产生较大冲击,也可以减轻对投资者利益的影响。

第2篇

自1993年深交所对“世纪星源”进行资产重组以来，我国资本市场上便陆续开展了资产重组活动。资产重组活动的开展，不仅使原有会计主体的边界发生改变，导致某些会计主体的消亡，而且由于资产重组结果的不确定性，极大地冲击了会计主体、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这三项基本会计假设，从而使相应的会计原则和会计处理方法与一般财务会计有着巨大的差别。因而，在此情形下，有必要对会计假设作出相应的修正。

一、资产重组对会计主体假设的修正

会计界主流观点认为，会计主体是能够控制资源、承担责任，并进行经济活动的经济单位。这实际上是把会计主体等同于经营主体。事实上，企业会计只关注企业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并向有关各方提供会计信息。将会计主体等同于经营主体是解决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企业与出资者之间、企业与职工之间信息混淆问题的办法。但这暗含一项前提条件，即它们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交易，交易行为遵循市场规则。然而，在现阶段，这个前提条件难以得到保证。因为广泛的资产重组活动，在企业之间编织了一张以产权为纽带的关系网，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关联企业之间的地位不再是独立的，关联企业往往借助关联交易操纵利润，其在会计信息中掺杂了大量不易观察的信息，导致真假信息混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应当扩展会计主体的内涵，即把会计主体从经营主体的概念扩展成产权主体的概念。所谓产权主体是指以产权为纽带的一组企业，不仅包括经营主体本身，而且包括以产权为纽带的其他关联企业。将会计主体从经营主体扩展为产权主体，并不是要会计人员把核算的触角伸到其他经营实体中去，而是把关联企业的交易和经营主体与独立企业的交易加以区别，解决信息混淆问题。

二、资产重组对持续经营假设的补充

持续经营假设，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企业将会按当前的规模和状态继续经营下去，不会停业清算。持续经营假设的定义是有局限性的，它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即企业经营状态只有两种：要么持续经营，要么停业清算。把企业的经营状态抽象为持续经营和中止经营两种状态，并且以持续经营为正常状态，是一种很牵强的假定。这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认为是合理的：当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后，从持续经营状态转换成中止经营状态所需的时间很短。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以上条件很难得到满足。企业在面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同时，自身抗风险的能力也在相应增强。当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时，企业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重组活动解决或延缓破产清算的发生。

因此，将企业状态简单地分为持续经营和中止经营两种情况不能客观地反映经济环境。可以在这两种状态之间设定第三种状态，即不确定程度较高的弱持续经营状态。在一般情况下，企业持续经营存在实质性重大疑问的时间点应从管理当局的挽救活动即重组活动开始。此时，企业能否持续经营已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可将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由持续经营假设修订为弱持续经营假设，强调弱持续经营假设并不是否定持续经营假设，而是对其进行修订和补充。修订的目的是充分揭示企业经营中存在的实质性重大疑问，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此基础上可以演绎出许多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如确认或有损失、预计不确定性对资产负债分类的影响等。以上会计处理方法，只有在弱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才能得到逻辑上的统一。

三、资产重组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完善

第3篇

一、关于金融体制改革

参加论坛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就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认为我国现代金融体系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还不是现代化的，还有待于现代化、规范化、优化（结构优化）和强化。目前，中国金融创新迫切需要解决诚信严重缺失、结构严重失衡和体制严重缺陷等一系列问题。诚信、信用和信誉应该是立人、立国、发展经济、发展金融的前提和基础；金融改革必须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结构性失衡。体制严重缺陷是在强而有力的、人为干预下形成的，因此，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去摧毁，而不能依靠市场机制去逐渐地摧毁。在新的发展阶段，首先要解决诚信问题，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使我国金融体系现代化、规范化、优化、强化，才能够使我们国家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中央财经大学李健教授则从金融产业结构、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等五种结构和从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结构问题。她认为，中国目前金融发展中出现了金融总量快速增长与高风险、低效率并存的局面，主要表现在：结构变化相对总量增长而言缓慢，优化程度不足；我国现在的金融结构带来了市场的低效率和高风险；现有金融结构的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和国家。因而要以结构调整为重点推进金融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提出了金融中介不足引致国家利益流失的观点。她用存贷比和存差两个指标来说明我国金融中介的不足，并解释了金融业运行的低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金融中介不足会导致民营企业难以获得贷款，并使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利用外资，从而出现外资挤出民间投资和资本大规模的输出，即引致资本国际循环。资本国际循环会进一步导致一系列问题，如储蓄-投资的转化率下降、经济转型的进程延缓、民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减少以及外汇收益流失等。此外，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会导致垄断利润和政策补贴流失；金融中介不足会引致社会资源黑洞问题。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要重视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

天津财经大学王爱俭教授则从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缺口分析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问题。她指出，发展社区银行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和农村金融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发展社区银行有产权结构、交易成本、市场效率、经营灵活等优势，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社区银行的发展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将现有条件成熟的城市和农村信用社改制为社区银行；二是由民营资本组建新的社区银行；三是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成

为社区银行。社区银行的产权结构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模式。

通过对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金融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及金融服务业的就业量等三个指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何德旭研究员认为中国金融业是发展滞后，而不是改革滞后。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表现在：金融业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明显乏力、金融业结构不均衡、金融业内部各微观主体缺乏竞争力等。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既有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金融业本身组织体系和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指导思想上没有把金融业作为一个真正的产业来发展。把金融业作为产业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制定和完善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有完善的金融业发展规划；放松金融业管制，减少干预；强化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叶龙森副教授指出，加强风险管理是中国金融面临的紧迫课题。他从三个层面探讨了有效的风险管理。从宏观层面，需要有利于风险管理的国家规章制度，要为风险管理提供工具。

目前，这些工具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包括期权、期货等。另外还需要大批人才，这是由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决定的。从公司的组织结构层面，风险管理需要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积极的高层介入。从报酬系统方面，必须使交易员的报酬与其风险挂钩。中国的金融系统现在需要认真思考和建立这些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以避免一次又一次地“交学费”。

武汉大学黄宪教授认为在新环境下，风险管理作为金融中介核心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而风险管理就是金融中介的核心功能和本原功能。随着市场趋向完善，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非但没有消亡，在转型后反而勃发生机。金融中介具有风险管理优势。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讲，风险管理都是金融中介的最重要功能。在商业银行创新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

人民币汇率改革也是本次论坛的热门话题之一。武汉大学江春教授从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的角度，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他认为，一方面，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导致我国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也产生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而后者被经济学家们忽视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没有完全市场化，人民币目前升值的压力只是一个短

期的现象。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效益。如果中国的经济效益很低，如果我们不进行真正的制度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话，人民币今后可能会有贬值的压力。

二、关于商业银行创新

2004年以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改革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在本次论坛上也成为重要内容。

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中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从何为战略投资者、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是否需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否完善治理结构、是否会影响金融安全等方面具体阐述了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引进外资问题。他认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是要借助外部力量推动银行业的股权改革；实现治理结构的更新；借助国外的力量、信誉走出去。引进的外资金融机构是否为战略投资者，并不取决于引入方的标准和判断，而应取决于投资方的战略选择和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后对投资者回报的高低。但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只能改善治理结构，而不能完善治理结构。影响金融安全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周期，而不是金融机构的运作。在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条件下，金融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因，而不是内因。因此，讨论引进战略投资者会不会影响金融安全，必

须关注世界经济的格局、经济周期的变动和我国的开放度。

西南财经大学刘锡良教授提出了“商业银行向何处去”的8个困惑：（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解决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还是改善其治理结构？（2）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是否一定要上市？（3）我国国有银行上市的地点应该在国内还是在国外？（4）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是否一定要卖给战略投资者？（5）银行的股权能否转让给自己的竞争对手？（6）如何对国有商业银行股权转让进行定价？如何对一些隐形的资产定价？（7）什么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善治理结构？（8）通过股份制改造能否克服银行固有的弊端，真正引进先进的管理与先进的技术，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他认为，这几方面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江西财经大学的胡援成教授则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实证评价。他发现，综合比较来看，通过改革，国有银行效率在逐渐提高，与其他股份制银行比较接近，但总体上还有差距。同时，他认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与政策推动、扶持是密切相关的。要做到可持续，还有很多任务要完成，特别像公司治理结构和其他各方面配套改革。

关于现代商业银行的命运，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郭茂佳教授认为，要么并购，要么被并购，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其原因在于：一是自由化使得商业银行跨行业经营变得容易；二是网络化导致商业银行机构过剩；三是国际化带来了跨国并购的兴起；四是同质化使得银行间并购相对容易。面对全球并购大潮，中国要实行多项“两手抓”：第一，政府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振兴民族银行，通过并购要把民族银行做强做大，一手要抓避免银行被掠夺式并购，政府要制定并购边界和反垄断措施。第二，商业银行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产品经营，一手要抓资本运营。第三，高校金融教育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银行知识传播，一手要抓投资银行知识传播。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金林教授着重分析了银行保险这一创新业务。他认为银行保险是集产品、服务和组织创新为一体的金融创新。目前，这一创新还存在许多障碍：一是分业监管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二是进入市场的深度和范围都受到较大限制；三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近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主要是规范保险销售行为。从长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要积极推动保险产品的创新，提升保险产品的技术含量，建立银行和保险共享的信息网络资源系统，加强银行与保险的合作。

三、关于资本市场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既有资本市场的一般特点，也有中国的独特背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骏教授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市场的三个明显特点：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它的初始阶段必然是政策式，其功能也必然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它的定位。第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市场改革必然要符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中国上市的股票主要是改制的国有企业的股票，所以，政府是股票的主要供应者，又是股票市场的监管者——政府同时处在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地位。由于政府对股市定位存在偏差及制度性缺陷的存在，目前，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失效而非市场失灵，政府不能把责任推给市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当好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政府不应过多地从企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资本市场问题，而应从监管者的角度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资本市场中各交易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彻底抛弃为国有企业改制脱困的指导思想。政府要侧重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全面实现资本市场的公正与效率，发展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来为商业银行创新提供场所和条件。无论是否照搬西方的理论和经验，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中国人民大学吴晓求教授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两个效应，一是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二是民间的、社会的财富增长相对缓慢，中国的国民并未因经济的快速增长分享到应有的实惠，因而是一种“贫困的增长”。一个成熟的经济体需要一个庞大的、有效的社会存量财富的支持，为此要建立保护社会存量财富的法律制度，同时还要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和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发展一个强大

的、健康的、透明度很高的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其次是商业银行的改革，我国商业银行从2004年开始进行了以资本市场为平台的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第三是汇率体制的改革。这三大改革完成之后，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就基本形成，我们可能在2010年逐步形成现代金融体系的雏形。

上海财经大学杨大楷教授认为，我国目前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发挥较充分，而其他功能严重不足，募集资金使用严重不规范。同时，政府主导资本市场，使有限的资金大量注入了国有企业，特别是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因此，要保障中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一些根本性的制度上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宋清华教授认为，从功能上看，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既有交叉重叠，又有明显的差异。这决定了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竞争与互补的关系，一方面它们既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替代，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为补充。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商业银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并非“致命性”的打击；资本市场的发展改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负债结构和资产结构，但并未使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总量出现萎缩，相反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新的机遇与舞台。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是资本市场重要的筹资者、投资者、中介机构、服务机构和工具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因此，即使不能说没有商业银行就没有资本市场，至少可以说没有商业银行的参与就不会有资本市场今天的成就。金融创新使得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商业银行成了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市场”的概念可以替代“金融”或“金融体系”。

四、其他金融与投资问题

在本次论坛上，学者们除了围绕上述主题展开讨论外，还对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和中部崛起两个议题进行了研讨。

第4篇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国有资本要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在这个过程中，配套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已明显滞后于国有企业改革，本文通过对制约国有资本退出的资金筹集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和中介服务市场的具体分析，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务之急不仅要加快国有资本退出，还要加紧配套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以保证国有资本退出稳定、有序地进行。

一、资金筹集市场缺乏对庞大国有资本的接盘能力

当前，我国国有资产的存量十分庞大，要盘活这些存量，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接盘并进行增量调整，最主要的接盘资本锁定在外资、民营资本和民间资本上。

2003年7月，QFII在A股市场投下的第一单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人们对外资在国有资本退出中的预期表现普遍看好。但是外资的投向是随着潜在利润的变动而变动的，具有明显的地域和行业特征。地域上，以深圳、上海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吸引外资上明显比内地更有优势；行业上，汽车业、运输业、零售业、港口业等比较受外资青睐。另外，就目前的具体情况来讲，虽然，《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已经出台，大方向明确，但具体的操作程序和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有很多未明之处，所以，在《国有资产法》颁布之前，可能更多的外商仍举棋不定。跨国公司的心态是谨慎地、乐观地、理性地寻找最合适的投资机会，很难短期内就在国有资本退出的领域大量跟进。民营资本是活跃在国有资本退出领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兼并重组国有企业的资产，在安置职工就业问题上比外资收购要有利得多。但是民营资本的资本积累薄弱，筹资渠道狭窄，很多只能在对国有中小企业的接手和国有股二级市场的部分转让中表现活跃，面对较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常常显得无能为力，即使勉强接收，接收后的消化整合也是问题——盘活存量往往需要一定的增量投资。另外，民营资本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是制约民营资本接盘国有资本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东部民营资本通常首先被东部的国有资产消耗，其对国有资产存量相对较多的西部地区往往无能为力，形成了较大的资金缺口。

民间资本是接手国有资本的另一资金来源，目前数量达七万多亿元的民间资本被人们寄予厚望，但这些资金的相当一部分是居民为预防性延期消费而储备的，可以转化的资金量到底有多少，以及如何通过有效途径集中零散的民间资金参与国有资本的退出，尚待进一步论证和探索。

因此，非国有资本要大举接盘国有资本一方面整体上存在资金缺口，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的接盘能力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民营资本和民间资本比较雄厚，比较容易吸引外资，能较好地解决国有资本退出后的替代问题，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非国有资本缺口则表现得非常明显，一旦在资本市场上找不到投资者来接盘，国有资本的退出只能是单方面的意愿和行动。尤其是西部地区，本地民营资本薄弱、吸引外资困难、民间资本缺乏，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买方市场。面对非国有资本的有限接盘能力，如果不注意疏通新的融资渠道，弥补缺口，势必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压价出售。

二、低层次的产权交易市场导致国有资本退出的低效率

在目前的国有资本退出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产权交易中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产权交易市场发展滞后、信息分布失衡、产权交易过程缺乏规则和透明度已经严重影响了国有资本退出的效率。产权交易市场发展滞后并不意味着缺乏产权交易市场，相反，我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没有产权交易市场而是过多，甚至于每个省的很多县都有自己的国有产权交易市场，形成“遍地开花”之势，但缺乏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大市场。很多产权交易所只就交易事项在事前短期内和局部地区（主要是本地）进行公开的招投标信息披露，无法形成大范围的招投标竞价。甚至个别地方在部分拍卖行和产权交易所的寻租活动下，由政府主管部门指定国有资产拍卖机构，使拍卖流于形式。

信息分布失衡是影响国有资产转让效率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失衡体现在三个方面：①潜在购买者之间的信息分布失衡，原因在于产权转让信息没有在一个足够大的范围内进行充分披露，导致的问题是部分潜在购买者丧失购买机会，不能形成购买方的充分竞争；②不同竞价者之间的信息分布失衡，原因在于相关信息披露不充分，个别竞价者拥有内部信息，导致的问题是购买竞争低效率；③购买方与内部人的信息分布失衡，即国有企业的内部经营者明显地比外部购买者拥有更多的有用信息，这种不均衡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常常会导致两种后果：一是内部经营者可能利用这种信息的不均衡促成有利于自己的转让方式和转让价格；二是有利于内部经营者与外部购买者合谋瓜分国有资产。刚刚实行的MBO宣布告停，就在于内部人收购国有股权当中的非等价支付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产权交易过程缺乏规则主要表现在：①虽然国家一直在强调国有资本退出的速度和幅度，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可以具体指导国有资本转让的相关法律，如在国有股定价问题上除规定定价不低于每股净资产等粗线条的意见外，缺乏可操作的实施细则或标准化、量化的计算模式。②我国目前的很多国有资本退出采用协议转让国有资产的方式，没有实现透明化运作和公开的招投标竞价。这样就不可避免也产生一对一的讨价还价和小范围的合谋行为，难以进行必要的过程监管和效果考评。

由于缺乏一个高层次的产权交易市场和宽范围的信息披露平台，信息分布无法均衡，产权交易过程难以规范，使国有资产转让有了更多的人为操作空间，国有资本的退出领域成了部分接近权力阶层的非国有资本的寻租场所，引致了各种各样的寻租性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

三、中介服务市场无法形成对国有资本退出的有利支撑

1．投资银行缺位。国有资本的退出由于涉及的数额巨大和手续复杂，为了提高成功率，往往需要专门的中介机构，运用其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技术及经验为交易双方提供策划、咨询等服务。在国外，专门承担这一中介服务的一般是投资银行，然而真正的投资银行在我国尚未形成。目前，扮演投资银行角色的一些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只不过在执行着投资银行的某些原始职能，与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中介服务还有很大差距，无法满足国有资本退出的需要。

2．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弱势执业。在国有资本退出中，对国有资产进行价值评估是重要的一环，评估价值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国有资产转让价格的形成。由于国有资产缺乏人格化的产权主体，相关资产评估机构在执业时出于稳定客源考虑或屈从外来压力往往会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使利益向非国有方倾斜，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缺乏独立的强势执业者和中介机构不仅影响了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正常转换，也严重影响了中介市场的良性发展。

第5篇

1.保险机构将证券投资作为最重要的保险投资方式，保险资金大量进入证券市场。从总体趋势看，1980-1995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保险性机构持有证券的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一直在不断上升。1997年，美国、欧洲、日本的保险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占股票市场总市值的比重分别为25%、40%、50%.

2.越来越多的保险机构通过股票市场筹集资本。不仅保险资金是股票市场的主要资金来源，资本市场反过来也成为保险公司提供发展资本的重要途径。

3.保险负债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证券化是保险与证券融合的最新技术。负债证券化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基于风险组合的总损失并在交易所中进行交易的保险期权；二是基于风险组合的总损失并包括本金和息票在内的债券。负债证券化是投资银行和保险经纪人进行产品创新的前沿领域，目前已涌现出诸如意外准备金期票、备用信用限额、灾变债券、自然灾害期权等新品种。

4.证券型保险新品种不断涌现。随着保险市场竞争加剧，传统保险产品已难以满足客户需求，保险公司纷纷推出基于证券和房地产等领域投资组合的新型产品。

此外，保险与资本市场的融合不仅表现在业务的交叉上，也表现在组织机构的一体化上，保险机构与证券机构、证券投资基金、资产管理机构等通过收购兼并，形成集团化、复合式的组织构架。

二、加快我国保险与资本市场的融合已刻不容缓

加入WTO后，我国的金融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既面临外来竞争，也面临自身业务结构单一、规模不经济的多重制约。保险与资本市场融合既是金融体系演进的大趋势，也是突破保险与资本市场发展困境的双赢策略。对我国保险而言，加入WTO后的核心问题是偿付能力和竞争力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

从偿付能力角度看，我国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不足已经存在引发潜在危机的可能性。根据《中国保险年鉴1998》有关数据，初步的保守估计，我国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不足差额达到74.5亿元人民币，低于最低偿付能力标准达到32.69%，已经达到《保险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危机警戒线。解决偿付能力问题，除了通过发展保险业务来改善绩效外，当务之急是多渠道开拓保险公司注资渠道（包括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加快保险公司上市步伐，进一步放开对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政策限制。

从保险业的竞争态势看，承保的综合成本率将不断上升，承保利润会逐步下降，目前欧洲与美国的保险公司承保综合成本率已经超过100%，承保亏损已经成为保险公司的普遍现象。我国保险业随着市场开放和竞争性增强，承保利润会进一步加速下降，如果没有其他创造利润的渠道，势必出现保险业的发展危机。

首先，资本市场规模偏小，对市场扩容的承受能力差，难以适应大型企业筹措巨额资本的需要。从潜在扩容压力主要来源看，主要包括：（1）目前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可流通化和国有股减持的扩容压力；（2）国有银行体系和重新注资带来新一轮银行上市融资压力；（3）中资保险机构利用资本市场弥补资本缺口带来新一轮扩容压力。就保险业而言，未来的重新注资要求就足够压垮目前的国内资本市场。我国保险业未来5年的资本缺口将超过1300亿元。保险资本缺乏不仅包括偿付能力不足造成的资本缺口，也包括中外资公司市场竞争力差距角度衡量的资本。目前整个中资保险业的实收资本总计不到20亿美元，而西方国家一家中等规模的保险公司的资金就达到数10亿美元，从目前进入我国保险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的资本状况看，其所有者权益均在30亿美元以上。显然，目前的证券市场承受能力是很难承受未来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巨大资本缺口。

其次，投资品种单一，流动性差，难以吸引大规模的投资性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要解决资本市场对筹资的承受能力，必须吸引规模庞大、期限很长的投资性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保险资金就是资本市场未来资金来源的关键性渠道，这类资金包括商业保险资金、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但保险资金规模巨大，资本市场必须有丰富的投资工具和强大流动性支持来吸引此类资金。市场投资品种缺乏，市场规模偏小，对大资金而言，就存在很大的流动性风险。而流动性风险恰恰是保险类资金主要关注的风险。

再次，监管能力不足，投资风险很大。在目前不规范的资本市场环境中，投机盛行，市场操纵和欺诈十分普遍，是很难吸引真正的投资性资金进入的。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即使放松保险投资限制，理性的保险机构对进入资本市场也是十分谨慎的，投资失败可能会形成很大的系统性风险。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保险与资本市场的融合不是简单的资金互动关系，而是一个金融体系结构性整合和发展的深化过程，既包括资本市场为适应保险机构入市在交易机制、产品结构、交易质介、风险监控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又包括保险机构自身的管理构架、监控制度、经营战略、产品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和创新。只有通过深化保险和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改革，促使两者良性互动，才能突破我国保险与资本市场的低水平相互制约状况。

三、保险与资本市场融合的条件、方式

1.保险与资本市场融合需要培育创造基本的环境和条件

从资本市场化看，资本市场的改革与深化应该侧重于：（1）加快债券市场体系发展；（2）加快发展投资基金市场；（3）发展远期交易、期货交易方式，建立完善的风险转移和分散机制；（4）规范和发展各类信托机构、资产管理机构和专业化投资公司，进一步发展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从保险公司看，要应对资本市场的挑战，就必须在内部建立健全规范稳健的资金管理体系，保险公司不仅通过卖保单积累资金，也可以通过接受委托理财、发行债券和票据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通过多渠道的资产组合管理创造投资收益。

从政府监管看，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对接需要各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实行联动监管，政策一致，并建立健全各类相关的法律、法规，保证市场运转的合规性和政府监管的有效性。在目前分业监管构架下，应该加强保险与证券联合监管，完善信息披露规则和公司治理准则，打击市场欺诈和价格操纵等非法活动。

2.保险与资本市场融合的方式选择

当前我国保险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投资资金源源不断与投资渠道极其狭窄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与此对应的是，由于新增资金缺乏，当前证券市场承接能力低下，已陷入萧条局面，面对未来扩容压力急需开拓新的资金来源。为此，保险与资本市场融合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的对接问题。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对接的方式较多，从国外的经验看，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从资金运作的主体看，国外对保险资金的管理有3种模式：（1）保险公司设立全资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实行专业化运作；（2）保险公司在内部设立专门的资产管理部，按事业部制进行运作，这在一些中小型保险公司较为多见；（3）保险公司以信托或委托的方式将资金交由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资产管理机构来管理。但随着保险公司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竞争程度的提高，选择多样化的管理方式和主体已成为一种趋势。

从投资的具体渠道看，可供选择的对接方式大致有以下8种：（1）发行保险定向证券投资基金；（2）放开投资连结产品直接入股市的限制；（3）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新股发行申购，参与国有股、法人股减持；（4）扩大可投资的企业债范围；（5）面向保险公司发行定向的长期特种国债、金融债；（6）发展保单贷款和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7）试办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参与一些有效益的大型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开发建设，参与一些处于高成长期的高科技创业投资基金；（8）开放对保险公司外币投资的限制，允许适当比例外币购买B股、H股、中国政府发行的海外债券、大型企业发行的海外债券等。

应明幼、郑晓彬[1]两位学者对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对接方式的绩效作了定量化的比较研究，其研究结论是：（1）作为战略投资者和通过拆借市场入市最佳；（2）设立保险基金次之；（3）保险资金直接在二级市场投资股票、债券或直接买卖基金较为不利。

第6篇

一、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互动发展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般认为，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具有强大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增加投资，为资本市场提供资金来源；促进金融市场竞争，推动金融深化；加快金融创新步伐，促进衍生工具发展；有助于加强金融立法和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稳定证券市场，促进市场交易的现代化；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金融最根本的功能是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根据资金流动是直接借助一次合约（资金供求双方直接见面）还是两次合约（经过金融中介）在金融体制中的比重，可以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融资模式，即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再根据这两种融资模式在金融体制中的地位，区分所谓的银行主导型体制与市场主导型体制。

目前我国是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2002年，我国个人保险业务实现保费收入2500亿元，约占当年新增居民储蓄存款的18％，保险对储蓄已形成一定的分流作用。但从储蓄分流所形成的保险资金向投资转化的情况看，18％投资于国债，5.4％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而52％又投资于银行存款。保险业从居民储蓄中分流出来的一半以上资金又重新回流到银行，需要通过银行进行二次交易后再融资出去，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保险业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2002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8.7万亿元，居民储蓄率高达39％。通过保险公司吸收居民储蓄的长期资金可以集中使用、专家管理、组合投资，按照资金匹配的原则配置到资本市场，取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因此，遵循金融体系之间的内在规律，建立我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实现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互动发展，是一种双赢的选择，是保障我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

其实，我国立法部门对保险资金入市限制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股市的非理性以及可能引发的风险。但我国股市的非理性就在于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过于分散，机构投资者偏少，大量短期资金和小额资本充斥，如果有保险资金的参与将会改善股市结构，保险资金特别是寿险所具备的长期性、稳定性更有助于消除股市的过度投机和波动性，而股市的高收益反过来又会改善保险资金的运用效果，因此，保险资金入市有助于实现股市与保险业的双赢。显然，保险资金可以加速资本市场的成熟，反过来，资本市场又反哺保险市场，使保险资金运用降低风险，收益更大。

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资本形成是其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尽管我国目前的储蓄率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但是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机制不顺，严重影响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是集中资本、积累资本的主要场所，直接融资是工商企业组织资本的基本形式，而保险基金、养老基金和证券投资基金又是资本市场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其中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买家还是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因此，发挥保险在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作用，有利于促进长期投资。通过不断增加满足长期金融资产的要求，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保险公司的融资服务不同于银行，单是充当了借款人（政府和企业）和投资人（有闲散资金的储蓄者）的中介。保险公司能够动员长期资本，使储蓄机构化。小额储蓄者如果只是把钱放在家里，就无法支持政府和商业部门大融资需要，从而也就无法支持经济的发展。如果把钱存入定期存款帐户，这样也只是为银行贷款提供一种定期的支持。相反，如果小额储蓄者将资金投资于保险，保险资金就能够通过购买债券和股票投资于资本市场来满足实际部门的长期资金需要，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互动发展的国际经验实证

本质上讲，保险资金的投资需求与证券市场的融资需求互动互补。在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保险业积聚和融资的能力仅次于银行业。保险资金很大一部分通过各种形式投资于证券市场，成为证券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者。

英国对保险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限制比较宽松，保险公司股票投资所占的比重较大。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一比重达到了25％以上。到了90年代，英国投资于国内公司普通股的保险资金占保险总资金的43％以上，投资于国外公司普通股的比重在10％以上。同时，保险资金在股票市场中所占的市值也越来越大。至2001年末，英国保险公司投资证券3000亿英磅，所持有的证券市值占伦敦证券市场的20％左右，其作用举足轻重。

美国的保险资金一般投向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不动产等领域。1970年，美国保险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总值占股票市场总市值的比例为12.4％，而1995年上升到28.2％，1998年达到了29.6％。2001年财产和灾害险公司持有证券上升到了34％，生命和健康险公司持有证券上升到了20％多。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对于保险公司投资证券市场的限制较多。比如纽约的保险立法不仅规定投资方式，而且严格限制投资比率。

日本保险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在证券市场，占其投资结构的50％以上。最初，日本保险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为贷款，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证券市场收益率逐年提高，保险公司贷款的比率逐渐下降，其证券投资的比率相应提高，到1996年，比率达到了50.7％；现在，日本保险公司是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至2003年6月，投资证券资产占59.8％，其中投资外国证券达14.1％，股票投资一般占股票市场总市值的15％左右。

韩国是新兴市场国家，尽管对现金、储蓄和证券的限额已经取消，目前韩国政府通过对大多数资产设定限额，实施积极管理体制，保险公司证券投资的比重也在逐步加大。2000年，保险公司的股票和证券资产价值为40.5万亿韩元，占主要机构投资者股票和证券资产总价值的16.1％。2002年底，韩国保险公司的资产组合中，债券占投资资产总额的37.1％，而股票占投资资产总额的5.4％。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相互作用和互动发展，可以产生巨大的潜在利益。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对于商业银行融资占绝对优势，可以作为巨大的力量，在金融体制中促进竞争和提高效率，可以激励金融创新，促进资本市场现代化，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强公司治理。

三、保险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不同模式的比较研究

从国际上看，保险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通过下设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和运作；——是保险公司内部设立投资部门进行管理运作；三是委托其他机构进行投资管理运作。目前我国保险公司一般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2003年，中国人保成立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预示着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主体的专业化组织模式已经浮出水面。

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即通过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运作。子公司除了重点管理母公司的资产外，还经营管理第三方资产。在跻身2002年全球500强企业中的34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中，80％采取资产管理公司模式的做法运作保险资金，其余公司仍然采用投资部模式或委托投资模式。即便是这80％的大公司也并非只采取资产管理公司一种模式，它们同时还在公司内部设立证券部、国债部、不动产管理部等投资部门管理保险资金。

投资部运作模式，即内设投资机构。按此种模式进行运作，有利于公司对其资产直接管理和运作。例如有着135年历史的美国大都会人寿在总部就设立了专门的投资部，管理着1500亿美元的资产，同时对海外公司投资业务进行监管，还直接参与保险产品的开发。

委托投资运作模式透明度较高，不但可以减少资产管理公司和投资部模式较高的成本支出，受托人则可以集聚众多资金来源形成较大的规模效益。实行委托管理较多的一般是再保险公司、产险公司和一些小型寿险公司。部分大型保险公司也将个别投资品种（如投资连结险）交由基金公司运作。提供委托管理的机构主要是一些独立的基金公司和部分综合性资产管理公司。以美国市场为例，从保险公司数量上看，上个世纪80年代未有一半的保险公司采取委托投资方式（美国称第三方资产管理），而现在已达到3／4；从资金量上看，美国保险公司外包出去的资产从1990年的1400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近3000亿美元，保险资产外包率从8％提高到11％。

四、我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互动发展的路径选择

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公司的可运用资金不断增加。截止2003年3月末，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为6292亿元，其中，银行存款占50.39％，国债投资占18.1％，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占5.12％，金融债券投资占9.12％，企业债投资占3.44％，其他投资占13.83％。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从政策环境、保险业资金运用能力等方面努力提高保险资金的运用效益，是我国保险业进一步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鉴于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基本处于分离状态，保险业的发展较为封闭，为有效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作用，在未来必须研究以下几种渠道，以解决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互动发展问题。

（一）增加投资债券范围

中国保监会在2003年6月公布了《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对保险公司进行企业债券投资的限制放宽，长期以来制约保险业资金运用的投资企业债券范围狭窄、比例过低等状况将得到改善。保险公司购买企业债券的范围增加，不再限于《保险公司购买中央企业债券管理办法》规定的信用评级达AA+以上的铁路、三峡、电力等中央企业债券，而是经监管部门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在AA级以上的企业债券，并且投资比例可以提高到上月末总资产的20％。

有关专家认为，对信用评级做出较高要求，符合保险资金安全稳健、保值增值的投资风格，而放宽投资企业债券范围，则符合债券市场的发展趋势。

（二）买卖证券投资基金

从1999年10月《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施行，保险公司一直是基金市场的主要投资者和中坚力量。目前，保险公司约持有封闭式基金总额的1／3，开放式基金总额的1／10，而且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保险业在基金业发展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但由于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比较小，可投资的品种相对较少，金融创新的步伐也比较慢，证券投资基金难以进行差别化投资，其专家理财的优势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保险资金入市的积极性。因此，资本市场和基金业都应该加快创新步伐，为保险资金提供更多的投资品种。

中国保监会公布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修改稿），对保险资金运用范围、保险公司经营业务范围、保险公司及分支机构的准入门槛等条款做出较大调整和修改，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其中第79条在保险资金运用范围里，明确增加了“买卖证券投资基金”的具体条款。

此外，《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制定，对于未来基金业发展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应在新的法律中解决好一些根本问题。

（三）设立资产管理公司

保险业的迅速壮大和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更加专业化的资金运用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和成功运作是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新举措、新思路，其积极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利于更加有效地适应保险资金高度集中、统一管理、专业化运作的要求；有利于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利于促进承保业务发展和投资运作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保单持有人的权益。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经营范围的规定是：“受托和委托管理运用人民币、外币保险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与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以及“经国务院和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同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虽然没有明确被定性为“保险”类企业，但归中国保监会监管。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从事各项资金运用业务应严格遵守《保险法》和相关金融法规的规定。尽管从目前来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资金运用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但成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至少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实体基础。从长远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注定是一种过渡性规则。

（四）直接上市进入资本市场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金融服务评级董事黄如白认为，中国内地保险市场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内地主要保险公司的偿付储备比较弱。以2002年的承保额计算，寿险与非寿险公司须分别增资150亿到200亿元及70亿至100亿元，才能达到投资级别（BBB）级的资本充足水平，若承保额进一步增长，差额将进一步扩大。所以，上市集资是填补偿付储备最可行的渠道。

2003年11月6日，中国人保在香港挂牌交易，募集资金54亿元，其中90.9％将用于充实资本金。中国人寿于12月初在香港及纽约上市，筹资额35亿美元。这样，一方面可以尽快通过上市等方式补充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保险公司经过股份制改造后，整体进入资本市场也必将给资本市场带来一股新的力量。

（五）保险证券化创新

保险证券化是指保险公司通过创立和发行金融证券，将承保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的过程。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是保险公司为提高承保能力、分散风险而在资本市场上推出的一种创新工具，对保险业、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据有关资料显示，英美两国财产保险业的资产证券化率高达90％，寿险业达80％以上。一般而言，保险证券化的过程包括两个环节，第一，将承保现金流转化为可买卖的金融证券；第二，通过证券交易，将承保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通过证券化形式，将承保风险利用资本市场机能加以分散，或转嫁至市场中较有能力（或资力）承担风险之人，而不致集中于单一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或资本市场投资人。这是金融市场的结构性融合。

从国际市场情况看，财产保险巨灾风险的证券化形式主要有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期权等。在人寿保险业，根据寿险和年金产品的特点，证券化主要有两种潜在的途径，即可以基于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死亡率指数设计一种长期债券和基于特定的被保险群体设计一种债券。

入世后，我国保险市场的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为了应对国际竞争，加强银行、保险、证券业之间的协调和合作，促进金融服务一体化，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保险证券化的方式，不仅可以解决保险公司巨灾风险再保险能力不足、风险过大及流动性不足等问题，而且可以为证券公司、机构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工具，降低非系统性风险，活跃证券市场，实现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发展。五、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互动发展需注意的问题

保险资金的证券化是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的。我国资本市场处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各项制度不健全，贯彻落实不坚决，投机行为层出不穷，人为风险因素太多，保证投资不出现重大失误的外部环境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影响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的决定性因素。为此，对于保险资金的运用，特别是进入资本市场，注意以下几方面极为重要。

（一）重视资本市场的风险，加强风险管理

根据统计，国际资本市场2001年资金运用收益率为4.3％，而2002年则下降到3.14％。保险公司进行资金投资不能忽略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近几年资本市场整体表现不佳导致欧、美、日的保险公司同样在资本市场上损失惨重，如慕尼黑再保险2003年首季投资损失了23亿欧元。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保险公司大量直接投资和参股日本企业，被投资企业又大量购买保险公司的保单，两者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中央银行为刺激经济恢复，长期实施超低利率政策，央行贴现率近年一直维持在历史最低位，使保险公司的资金运作受到严重影响。此外，日本股市一再刷新20年来最低记录，投资股市的保险基金连连亏损。2002财政年度，日本10大寿险公司持有的股票出现了3800亿日元亏损。

面对资本市场的投资风险，保险监管部门要研究制定对保险资金实行比例管理的原则及具体办法，建立风险预警制度，加强资产与负债匹配监管，及时评价资金运用风险，动态监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严格控制风险。按照集中统一和专业化管理的要求，不断完善保险资金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投资决策、投资操作、风险评估与内控监督相互制约的管理机制。

（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问题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是全球保险业的共同问题，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资深评论员巴利·瑞立所说，“金融机构正面临着一场清偿能力危机。……监管者在不断放松对保险公司的清偿力要求，以牺牲其客户利益的代价来保住这些保险公司。”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英国卡多根金融公司的马克，圣泽尔认为主要有：过多地将资金投资于股票，股市的下跌使这种缺乏风险控制的投资暴露无遗。……由于他们没有在形势好的时候增加储备，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使保险公司为了提高保单回报而不惜牺牲储备。同样，标准普尔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产险正面临着偿付危机。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保险监管主要停留在市场行为监管的层次，对偿付能力的监管重视不够。今后应该在进一步规范市场行为的同时，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中国保监会颁布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这说明我国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上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将对加强保险公司监督管理，维护被保险人利益，稳健经营起到很大的作用。

（三）认真面对混业经营趋势

第7篇

关键词：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连通渠道：动力机制

一、引言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相互影响，不可或缺，共同决定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进程。有关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相互关系。国内外学者分别从规范与实证的角度做过一系列的分析与研究。Cramer(1986)、RoU(1989)等人通过对美国货币供应量与股价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用来解释股价的变动；Rigobon(2001)衡量了美国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反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波动的反应十分强烈；Cassoh(2002)通过使用欧元区几个国家(不含希腊)1980至2000年间主要经济变量的季度数据，检验了欧元区国家的资本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以及金融体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逐步深化，包括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有了巨大的发展。国内学者对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唐齐鸣(2001)、董小君(2004)运用均衡分析的方法，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界定为价格均衡关系，认为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非均衡发展导致了两个市场之间连通协调障碍，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策略与建议。谢平(2000)、钱小安(2001)、桂荷发(2000)、许崇正(2004)围绕货币政策是否关注资本市场价格，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紧密关系。嘲援成(2003)、郭金龙(2004)’等对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到资本市场的传导机制是顺畅的，并认为相对于利率而言，货币供应量对资本市场影响较大。吴少新(2003)则认为我国金融市场由于受发展程度和体制因素的制约，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处于相对割裂的状态，严重影响了金融发展的进程。地有学者对中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计量实证分析与数据检验。汪小亚(2003)、王一萱与屈文洲(2005)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国债市场中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与检验，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已经建立了明显的联动关系，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特征。还有学者从加入WTO宏观背景下来考虑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如朱新蓉(2004)提出在目前我国货币市场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规模和路径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应该加强和完善两个市场开放运行的监管。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展次序的研究上，秦池江(1995)、曹龙骐(1996)、李格平(2004)等认为应该先发展货币市场。上述研究成果从定性与经验以及定量基础上，对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连通与协调的机理进行了相关分析与阐述，给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发。但上述成果对于两个市场连通与协调的内在机理的深入分析还有所欠缺，尤其是关于两个市场连通的微观动力机制的分析更是很少提及。本文拟从两个市场连通与协调的微观机理出发，通过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资金流动的微观机制进行考察，研究两个市场连通与协调的内在动力机制，以揭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内在联系与连通的规律，并对有关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二、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连通的渠道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虽然有期限与功能上的区别，但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连通性。而贯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内在联系的是市场信息，这些信息以各种特征的金融工具及其价格表现出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连通渠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资金渠道

资金渠道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直接沟通的渠道，也是一种最为基础的渠道；资金互动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根结点”。从银行等金融中介具有货币创造功能来看，货币市场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会大大促进资本市场成交活跃；但货币市场缩减同样对资本市场具有倍缩效应。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资金运用行为上分析，依据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投资者根据收益性与风险性的判断在货币市场资产与资本市场资产之间进行投资组合。当两个市场的预期收益率发生变化时，投资者将调整其资产组合，从而引起资金在两个市场间流动，形成两市场的资金联结，因而两个市场资金联结的渠道在微观表现上是由于投资者的资产选择行为所致。从社会资金总量上看，两个市场的资金客观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追求利润动机的驱动下，货币市场资金往往通过多种渠道流向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资金也通过上市公司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以及证券公司在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形成信贷资金来源。市场参与者为了获得高收益，使资金频繁地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流动；哪个市场的收益率高，资金就流向哪里。正是由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者之间存在这种互动、竞争的关系，金融市场才能形成合理的资金价格，在此基础上的资金流动才能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

2利率(价格)渠道

利率是货币和资本的价格，其变动维持着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平衡。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下，资金可以在两个市场之间自由流动，资金的趋利性质也必然带来资金的同利性。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预期收益率的差异会引起两市场的资金相互流动，收益率高的市场受到投资主体的青睐。资金的相互流动又使两个市场的价格具有联动性，进而形成均衡化的资金收益率。所谓均衡化的资金收益率，是指在对收益和风险进行调整后，两个市场的实际收益率水平应该是相同的。货币市场的价格、收益率都可以表现为货币市场的利率水平；而货币市场的利率具有基准利率的性质。它直接决定了资本市场上金融资产的价格和收益率水平。

3金融中介与金融工具渠道

派生货币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货币派生过程中，金融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营存贷款的银行机构通过存款、贷款、再存款、再贷款的循环过程，可以创造出相当于原始存款几倍的资金。非银行金融机构虽不能创造货币，但随着金融工具的发展，也在产生着较强的派生功能。由此，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投放的基础货币经放大后进人资本市场。金融中介机构尤其是那些能够同时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进行的交易行为，引领着金融市场价格的变化与资金的流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工具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相互转化。特别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现代金融工具的创新已经使两者的期限划分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如利率按期调整的贷款，实际上就考虑了长期资金需求的稳定性，也兼顾了双方对收益与风险的权衡。此外，一些衍生金融产品如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很难说是长期还是短期的金融工具。正因为如此，当今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区分，在国外已变得模糊，一般将这两个市场统称为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等。

4金融风险渠道

风险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传播，也体现着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风险的传播是指某一资产市场中的价格冲击影响其他资产市场价格的现象。传播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实现。对于传播的易感性，由市场是否具有相互关系的宏观经济风险决定；而传播的强度，则由套期保值的能力、有无衍生市场和信息的不对称性来决定。Kodres和Pritaker(1998)的研究发现，通过对宏观经济风险进行跨市场套期保值。可以实现风险的传播。通过这一途径，某一市场中的异质冲击可以被传播到另外的市场中去。冯芸、吴冲锋(2002)的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几个主要亚洲国家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确存在风险传播的现象。而且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危机期间各市场之间的引导和互动关系，远比危机前和危机后市场较为平稳的阶段要复杂得多，多数市场在危机前并不存在引导和互动关系，在危机期间则出现了引导和互动关系。

三、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连通与协调机制分析

在金融市场的有机整体中，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通过资金联结、价格联结和工具联结以及这些联结下的资金流动关系体现出来。两个市场的主体和金融工具的组合决定了两个市场联结的微观基础，以及在既定的微观基础下的资金流动的动力机制；而政府监管政策的变化、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等因素，会导致市场主体和金融工具的结构性变化，进而影响两个市场的联结。

首先，从资金流动的方向来看，金融工具的收益率差异是导致资金流动的最基本动因。在金融市场的利率结构能维持在均衡水平的前提下，两个市场间资金流动的方向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经济周期对资金流动的影响。一般来说，当经济处于繁荣阶段时，生产性资本的收益率较高，导致资本市场资金需求的增加，资本市场工具收益率上升，引导资金从货币市场流向资本市场。这种资金流动格局加上因生产规模扩大引致的流动性资金需求增加，会使货币市场工具利率上升，最终结果是两个市场的利差消失，同时社会整体利率水平上扬。第二个因素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首先影响的是货币市场工具的利率，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使货币市场工具的利率下降，导致资金流向资本市场，使资本市场工具的收益率下降，最终降低了社会整体利率水平。

其次，从资金流动的规模与效率来看，两个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活动所形成的资金供给和需求能力，是决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联结规模和效率的根本原因。在市场参与者数目足够多的假定情况下，可考察主体结构和工具结构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资金流动的影响。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结方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政府管理层对金融业一般都采取较为严格的监管措施，这会直接制约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参与者的规模以及对不同市场的参与广度和深度，从而对两个市场的互动产生影响。金融监管政策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结产生作用：第一，对各类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限制以及利率的管制等措施会造成其业务范围拓展的困难，导致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各子市场无法充分发展，金融工具较为单一，从而加剧两个市场的分割，阻碍两个市场的有效联结；第二，对参与者市场准人的限制，会影响参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交易主体的数量以及这些主体对各子市场的参与程度，这同样会造成两个市场问联结渠道的减少，加剧市场的分割。监管政策对市场参与主体在资金筹措和使用方面的限制越严格，金融市场的发育就越不完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就越不能有效联结，从而加剧金融市场间的分割状况，降低资金流动和配置效率。因此，应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放松管制，完善各子市场，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主体和工具的联结，引导更多的主体参与两个市场，拓宽其参与的市场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市场的联结，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其次，从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的角度来看，随着金融体系向高级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联结的微观基础和资金流动规模也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丰富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中金融工具的种类，增加了市场参与者筹集资金的渠道和金融工具的选择范围，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使更多的参与者能够进入市场进行金融产品交易；同时，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金融工具的多样化，能使参与者更方便地进行资产组合与风险管理，使不同金融工具间的替代性增强，资金流动对收益率的变化更敏感，从而有利于提高两个市场联结的效率。

四、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状况分析

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征决定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从发展历程看，货币市场发展滞后于资本市场发展。由于体制性因素，也出于对经济金融现实的考虑，国家将资本市场列于优先发展的地位，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而货币市场发展则处于相对次要位置。在发育程度上，资本市场较货币市场相对充分。中国的货币市场从同业拆借开始，经历了由民间推动、放手发展和逐步规范的过程，到现在已具有相当规模。其中，债券回购和同业拆借市场发展较为迅速，而票据市场、短期国债市场与其他市场发展相对缓慢，显示了货币市场本身发展的非均衡性特征。另外，资本市场的子市场也缺乏均衡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强股市、弱债市，强国债、弱企业债”的结构性失衡特征。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展的非均衡性，严重阻碍了金融市场发展的整体协调性。严重制约着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在制度安排上，我国于1993年开始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管理体制，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参与主体逐渐被隔离，两个市场的资金联接渠道也一步一步被隔断。为了解决证券公司的资金来源问题以及扶持证券投资基金，我国自1999年以来叉颁布了一系列相关规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联通渠道有所拓宽。

就目前总体状况而言，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政策对于企业投资组合调整和居民储蓄存款的非中介化是监管无效的(钱小安，2001)。据测算，仅2000年我国股票市场涉及的银行信贷资金存量规模就达到4500亿元～6000亿元左右(吴晓求，2001)。在追求风险利润的动机驱动下，资本市场参与者将从货币市场或银行体系获得的资金投资于股市，中国的货币市场资金流入资本市场的“暗通”渠道是畅通的。具体表现在：首先，证券公司通过“逾期”同业拆借或者连续从不同的中介机构进行隔夜融通或短期融通获得的短期资金用于投资。2000年，证券公司从同业拆借市场净融人资金3898亿元用于股票投资，2001年和2002年分别为5432亿元和6692亿元，2004年前三季度达到5404亿元。其次，企业相应增加证券投资数量。据统计，2000-2001年企业短期投资大幅增长，其中85％投资于证券(汪小亚，2003)。国内其他学者(王一萱，2005；杨新松，2006)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分业管理体制下，由货币市场通向资本市场的资金暗道和明道联结是相对通畅的。但这种“通畅”，一方面说明资本的趋利性质并非完全能够受到监管的有效抑止；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2006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高速发展，从2006年1月开始，国内股票市场总市值从3.4万亿元开始快速扩容，到2007年8月，总市值首次超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高达21.147万亿元。在股票市场陕速扩容的同时，货币市场流动性过剩以及资金供应结构失衡问题仍然存在。虽然央行多次加息并采取多项政策措施予以调整，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虽然影响因素复杂多变，但无疑与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非均衡发展以及两个市场协调机制的欠缺有很大的关联。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不均衡发展和其自身的不完善，以及两个市场连通与协调机制的欠缺，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效应。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货币市场向证券市场的传递是相对灵敏的，但反方向的传递则比较缓慢。这种非对称性信息流通，导致市场价格的失真，致使社会资源不能按市场化要求优化配置，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市场割裂的情况下，由于利率缺乏弹性，灵敏度低，无法准确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无法形成合理的利率结构，从而影响市场资金的合理流动，也导致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预期收益率结构的失衡。另外，在金融市场处于分割状态下，货币政策行为引发的居民资产选择行为受到制度约束，难以对金融商品的成本与收入变化作出灵活的反应。金融产品因缺乏基准利率参照而难以形成合理的定价机制，无法通过价格预期有效地参与资本市场运营，从而造成货币市场的利率传导机制失灵，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由于市场分割，货币市场不能为资本市场主体提供合适的资金来源，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无法通过货币市场进行流动性管理，融资渠道的狭窄也迫使金融机构进行体制外融资和违规操作，导致金融机构非系统性风险增加，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大力发展中国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构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有效的连通与协调机制，是中国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五、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策略

1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首先，必须健全货币市场体系，实现运作一体化。要对货币市场进行总体设计、引导和规范运作，在完善现有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票据市场、可转让存单市场和其他融资券市场，加快各个子市场间的融合，进一步深化货币市场的融资功能和政策功能，形成一个统一、灵活、高效的货币市场。其次，必须进一步规范发展资本市场。要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合理的发行机制，规范证券市场交易行为。形成证券市场有效的价格发现机制，发挥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的作用。再者，必须逐步增加两市场共同的参与主体。要扩大投资主体的连通程度，放宽资本市场投资主体进入货币市场的条件。允许更多的金融机构进入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加快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直接入市交易的进程；同时要积极推动做市商制度的建立，以稳定市场价格、维持市场流动性。

2建立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均衡发展的市场治理机制。要建立一个科学的金融市场治理结构，包括运作体系、调控体系和监管体系三个方面，使资金能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自由流动，金融市场的价格能够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要建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风险监控体系。随着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整合进程的加快，金融风险也在加大，为此要制定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规范市场运作，加强内控制度建设，提高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风险意识和控制风险的能力。

3构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资金合理流通的渠道。逐步取消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资金流动的壁垒，疏通两个市场的资金渠道，从而有效地配置资金，疏散和化解银行资金风险。债券市场是联结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效纽带，要积极推进债券市场的改革，逐步形成长、中、短期限结构合理的国债结构，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优化债券市场内部结构，完善债券发行市场和债券交易市场，推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连通。要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增强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变化的传导效应，真正发挥货币市场的基础作用。要改革和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使汇率成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一个链接。

第8篇

在FSI提交的主题报告中，吴晓求教授首先指出，在金融市场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金融领域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进行研究。在他看来，以下几个理论问题在中国目前尤为重要：

（1）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

吴晓求教授认为，由于客观的、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的货币市场发展要比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但从总体上说，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货币市场的发展来支持，资本市场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没有相应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缺乏风险规避和风险流动的调节机制。因而在现阶段，研究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对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及特点是什么？这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二者只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关系这个层面上，应该深入研究一下市场运行状态的改变、资产形态的改变以及资产流动性的提升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影响是否存在？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使得两个市场的界限不是很清楚。虽然我们可以从期限上来划分两个市场的界限，但是从资金本身的性质来看，有时是很难划分的，所以还应研究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实践中应如何区分的问题。

（2）银行信贷资金与股票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

吴晓求教授认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关系理论研究的背后含义就是银行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或者更明确的说，就是研究信贷资金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的问题，以及如何设计这种有益的、必要的管道。他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国内外的发展历史做出清理：首先要理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理论关系；其次，国外在历史上银行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上的管道有哪些，这些管道有什么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来规避这些消极作用？第三，我国目前在打通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关系时有哪些通道和规则，哪些通道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有些管道无论是对货币市场还是对资本市场都是有害的，有些管道则对资本市场有利，对银行自身的业务有所提升。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正确的评价，需要作详细研究。吴晓求教授在报告中指出，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都有一个如何认识潜在的信用危机问题。实际上，“中科系”事件已经给我国提出了这个警示。虽然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原则上不能进入资本市场，但股票质押贷款政策在银行资金与资本市场之间建立了一个管道。在股票质押贷款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一个信用创造问题，因此我们要关注这种信用创造可能引发的资本市场的潜在风险和危机。

（3）金融业的发展与监管模式问题。

吴晓求教授谈到严格意义上的金融业的分业发展要求资金界面分得非常清楚。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进入资本市场都是不允许的。但实际上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突破了《商业银行法》的某种界限，所以分业发展的模式实际上已经慢慢地受到挑战，银行资产已潜在地包括了股票这种股权性资产。我国传统商业银行如果不寻找新的业务平台、不创造新的投资工具、不改变资产结构，将难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竞争。所以，如何正确看待这种分业发展和分业监管的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4）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的关系问题。

吴晓求教授认为这个问题的政策含义就是货币政策制定应在什么范围内、什么程度上来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这涉及到货币政策是否有效、货币供应量是否充足以及资本市场上资产价格的变化是否真的反映经济增长的实际状态等问题。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协作的伙伴，两者截然分离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如何建立一个包括发达的货币市场和健康的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提高我国的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步骤，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战略性课题。

二、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FSI报告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

FSI研究组认为，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创新、放松管制和金融全球化使得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日益深化与广化，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与操作体系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过去20年来，各国中央银行虽然在控制商品与劳务的通货膨胀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是对于资产价格的膨胀，却难有对策。80年代末,日本、北欧资产价格膨胀引发的“泡沫经济”对其经济造成了长期不利影响；90年代后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资产价格明显地偏离实体经济上涨的趋势更是引起了决策部门普遍担忧。例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多次呼吁有关方面加强对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

FSI研究组认为，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各种可交易金融资产总量急剧增加，因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对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制度性变革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传统的货币政策，立足于保持币值稳定，多将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作为目标；但是一般价格水平的反映的是当期消费成本的变化，如果居民财富总量中金融资产比重较大，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看，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也会影响当期的消费选择和消费成本，因此，至少从理论上看，将一般物价水平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不完全的。实践中，人们还发现，资产价格的过度上升往往出现在一般价格水平比较稳定的时期。

（2）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传统的、教课书式论述的是凯恩斯的理论，即央行的政策调整先影响市场短期利率，再传导到长期利率，影响投资水平，进而影响实际经济。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资产存量较大，短期利率的变化，会引起各种资产价格相对水平的广泛调整，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通过企业净价值变化影响企业的借贷成本和借贷能力，从而影响社会信用规模和实际经济活动。

FSI研究组认为，虽然从理论上不能说明资产价格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意义，但是在实践上，目前各国中央对货币政策操作是否要考虑资产价格因素普遍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其中主要原因在于，资产价格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变动不拘的心理预期左右，定价基础很难把握，中央银行缺乏影响、控制资产价格的有效手段。如果货币政策将资产价格纳入调控范围，可能会引起投资者的“道德风险”，导致资产价格更大的波动。

三、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实证研究：国际视角

为了动态地把握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FSI报告系统研究了成熟市场国家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银行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监管及其演变，样本为美国、德国和日本。FSI研究组希望从这些样本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

（1）国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演变

FSI研究组分别对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金融创新浪潮以来美国、日本以及德国三个国家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关系的演变作了历史的回顾。

1、美国。美国自60年代掀起的金融创新浪潮，极大的推动了货币市场的发展，突出表现在货币市场涌现出许多新的工具，如大额可转让存单（CD），出现了新的子市场，如商业票据市场、可转让存单（CD）市场等。80年代后，美国货币市场与国际货币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欧洲美元市场的迅速膨胀使得两者的关系更加复杂。美国国内货币市场的发展和强大的国际货币市场为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资本市场共同构建起美国以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模式。2、日本。70年代末，日本启动了以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进而相继建立和发展了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回购市场、大额定期存单转让市场、银行承兑票据市场等货币市场，并先后向证券公司开放，极大的解决了证券公司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同时也为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随着1998年的“大爆炸”，日本银行、证券和保险开始实行混业经营。银行业和证券业的融合打破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传统界限，银行和证券公司通过各自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的综合性业务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密切的联系起来，实现了资金在两个市场的无障碍自由流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逐步走上了相互融合的发展道路。3、德国。德国金融体系的典型特征是占统治地位的“全能银行”。全能银行不仅提供银行服务，还从事有价证券业务，很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工具都是由商业银行创造出来并由其来操作的。德国金融体系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德国的资本市场对其货币市场较强的依赖性。

（2）国际信贷资金与资本市场关系的演变

在历史的考察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基础上，FSI研究组深入地考察了美、日、德三国信贷资金与资本市场发展之间的联系。

美国的金融业非常之发达，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灵活度很大，这不仅得益于中央银行得力的监管，也与美国整个金融体系的构架密不可分。在美国，金融体系从微观到宏观是一个统一的网络体系，金融机构对资金如何运作完全是金融机构自身微观层面上的选择，监管部门只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出一个框架加以督促和约束。因此，在信贷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方面，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明文限制，更多的是靠金融机构自身进行的微观层面的管理。美国的这种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就在于应该将着眼点放在健全和发展整个金融体系上，其中重中之重是加强各经济、金融主体在微观层面上的管理。德国的金融市场比较落后，证券业发展远远滞后于银行业务的发展，这与其强大的全能银行体制有关。商业银行不仅提供信用，还包揽了很多证券业务。这种银行业和证券业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间接式金融体系为信贷资金有序进入证券市场创造了条件。日本的模式存在两极化的趋势，1998年以前一方面它对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管制，另一方面其金融制度又是以银行间接金融为核心的。这样就造成了对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证券市场的严格管制。但是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和金融大爆炸计划的实施，日本也在逐步放松对银行业务的限制，银行资金流入证券市场也逐渐获得了一些合法的渠道。

四、关于我国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政策研究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以及银行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管理政策的中国部分，是报告的重要内容。在报告中，FSI研究组集中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

（1）我国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历史回顾。

FSI研究组指出，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问题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可以说，中国股票市场这10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问题总是以或明或暗的不同表现形态出现。199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票市场的通知》，这在当时来说是必要的。199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1999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信贷资金入市在监管态度上出现了变化，先是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继而又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借款，从而为银行信贷资金间接进入股票市场提供了两条合法通道。在我国股票市场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商业银行经过多年的改革风险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之后，允许银行信贷资金通过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间接入市，应该说时机是比较成熟的。

（2）2000年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规模测算与路径分析。

FSI研究组认为2000年中国股市具有典型的资金推动型牛市特征，其中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是推动股价上扬的重要因素。我们估计，到2000年底，我国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存量在4500—6000亿元左右，占流通股市值的28%-37%。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违规进入的。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具体路径有以下几条：（1）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融入资金，用于自营。这条路径进入股市的资金余额在800-1000亿元。2000年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一个月以内（含一个月）交易量占全部交易量的88.4%，其中7天的交易量占63.7%，这与2000年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冻结资金量屡创新高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2）证券公司向银行申请股票质押贷款，并将获得的资金投入股市，估计为400-500亿元左右。（3）企业挪用银行贷款进入股票市场，规模应在3000—4000亿元左右。2000年1-12月累计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13300多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7870亿元。我们通过图表分析发现，金融机构贷款增加较多的月份，往往也是股票成交金额较大的月份。（4）其他途径，如个人贷款炒股，来自境内外的银行外汇信贷资金，国家股配股资金有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购买股票等，约在300—500亿元左右。

（3）关于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若干政策建议。

FSI研究组认为我国应允许银行信贷资金合理有序进入股市，但同时也必须加强对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监管。具体建议如下：

1）继续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继续允许证券公司向银行申请股票质押贷款，但必须规范运作。现阶段我们的政策是制止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禁止银行信贷资金直接入市，但绝不是要禁止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2）开明流，堵暗渠。在开明流方面，主要是要积极准备并在适当时候推出非券商股票质押贷款，包括开办企业股票质押贷款和个人股票质押贷款。在开明流的同时，要切实堵暗渠，企业和个人除了股票质押贷款可以用于购买股票之外，不得用其他任何贷款炒股；

3）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最大的问题是金融风险问题，监管部门要完善银行信贷资金入市规则，努力防范金融风险；

4）完善统计监测制度，适时调控银行信贷资金入市行为；

5）及时调整对银行信贷资金入市的管理政策，必要时修改有关法规；

6）各金融监管部门要统一政策，加强协调与配合。

前言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到今天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由于客观的、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的货币市场发展要比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总体来说，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货币市场的发展来支持，资本市场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没有相适应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缺乏风险规避和风险流动的调节机制。现阶段，研究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大概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研究：1、金融发展到今天，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否与以前一样？是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特点是什么？这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研究二者只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关系这个层面上，应该深入研究一下市场运行状态的改变、资产形态的改变、资产的流动性的提升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影响是否存在？研究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实践中应如何区分，因为资本流动性的改善和提高是一种趋势。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使得两个市场的界限不是很清楚。虽然，我们可以从期限上来划分两个市场的界限，但是从资金本身的性质来看，有时是很难划分的，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2、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关系研究的背后含义是银行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更明确地说，研究的是信贷资金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的问题，以及如何设计这种有益的、必要的渠道。这要对国内外的发展历史作出清理。首先要理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理论关系；其次，国外在历史上银行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上的管道有哪些，这些管道有什么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来规避这些消极作用，以及我国目前在打通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关系时有哪些通道和规则？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正确的评价，需要作详细研究。3、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都有一个如何认识潜在的信用危机问题。实际上，“中科系”事件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这个警示。虽然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原则上不能进入资本市场，但股票质押贷款政策在银行资金与资本市场之间建立了一个管道。在股票质押贷款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一个信用创造问题，这要引起我们注意，要关注这种信用创造的可能引发的资本市场的潜在风险和危机。

4、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模式问题。严格意义上的金融业的分业发展，要求资金界面分得非常清楚，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进入资本市场都是不允许的。但实际上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突破了《商业银行法》的某些界限，所以分业发展的模式实际上已经慢慢地在受到挑战，银行资产已经潜在地包含了股票这类股权性资产。我国传统商业银行如果不寻找新的业务平台、不创造新的投资工具、不改变资产结构，将难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竞争。所以，如何正确看待这种分业发展和分业监管的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5、商业银行的竞争力问题。商业银行业务中，如果还是传统的业务占主导地位，从国际趋势看，这肯定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需要研究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研究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及其管理政策问题，即要研究商业银行在不扩大风险基础上来扩大其业务平台以提高其竞争力，尤其是商业银行如何扩大其边缘性业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6、我们应认真的梳理一下，目前有多少种管道使得银行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其中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有些管道无论是对货币市场还是对资本市场都是有害的；有的管道则对资本市场有利，对银行自身的业务有所提升。

第9篇

内部控制质量通过影响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从而影响债权人判断上市公司债务契约的违约风险或债务人的还贷风险，进而影响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高低。Schneider和Church（2008）调查搜集了111名信贷员提供的数据，发现他们对公司的信用评级受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影响。研究表明，负面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会降低财务报告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保证程度，且对信贷方的判断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会增加公司债务融资成本。2011年集中出现的三篇实证文章足以说明了这一话题已经成为研究热点。DhaliwalD.etal（.2011）检验了首次执行SOX法案404条款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公司债务成本变动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平均来说，如果公司披露了重大缺陷，将会增加其公开交易债券的信用风险。同时，他们还检验了信用评级机构或银行的监管对此产生的影响。Kimetal（.2011）将遵循SOX法案404条款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借款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比较了有内部控制缺陷和没有内部控制缺陷公司间债务契约的不同特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已知的债务契约条款的影响因素后，内部控制缺陷公司的贷款利差要比没有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高28个基点。其次，内部控制缺陷更为严重的公司要支付更高的贷款利率。第三，债权人强加给内部控制有缺陷公司更严格的非价格条款。最后，通过对公司内部的分析发现在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后，银行会增加贷款利率，而当公司对以前报告的内部控制缺陷补救之后，其贷款利率又会降低。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采用SOX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来度量财务报告质量，研究发现，当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时，债权人会减少使用财务契约使用和以财务比率为基础的绩效定价条款，取而代之的是采用价格和证券保护及信用评级基础的绩效定价条款。同时，也发现因内部控制缺陷而改变债务契约设计显著异于财务重述，后者更强调对管理人员行为的严密监管。Kimetal（.2011）和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都采用银行贷款利差检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对企业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与美国强制披露的制度背景不同，至2012年前我国内部控制审计及其披露尚处于自愿性阶段。这就为研究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自愿披露如何影响资本成本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数据支持。国内对于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自愿披露与资本成本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吴益兵（2009）以2007年度A股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初步得出了内部控制审计信息能够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的结论，但其仅仅使用一年的数据为样本，而且权益资本成本求解中存在对公式理解的某些偏差。方红星和施继坤（2011）以2009—2010年沪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数据和PEG模型，检验在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环境下，上市公司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是否会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披露的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信息能够发挥信号功能，显著降低其权益资本成本。张然和王会娟等（2012）以2007—2010年期间深沪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年度报告或独立公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鉴证报告为对象，研究其披露是否会降低公司的加权资本成本。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披露内控自我评价报告的公司资本成本相对较低，且进一步披露内控鉴证报告的公司资本成本更低。但他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度量权益资本成本，进而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作为公司资本成本的变量，这可能混淆了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自愿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不同的作用路径，同时没有区分由于投资者和债权人在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方面的差异而对资本成本产生的不同影响。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分析发现，目前还没有研究系统地探讨自愿性内部控制审计披露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

二、假设提出

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于公司财务信息可靠性及经营风险控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林斌和饶静，2009）。在非强制内部控制审计环境下，高质量公司主动聘请外部审计的行为可以视为一种旨在提高自身内部控制有效性、财务报告可靠性和信息质量披露策略的自愿承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基于信号显示的意图披露由外部审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以弥合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此同时，借助自愿审计的可靠承诺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是有信息价值的（DiamondandVerrecchia，1991；LeuzandVerrecchia，2000）。在债务缔约情况下，自愿内部控制审计可以减轻银行机构面对的事前信息不对称并降低事后债务监管和再谈判成本，从而有助于债务缔约（JensenandMeckling，1976；Bharathetal.，2008；Kimetal.，2009）。一方面，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对企业财务信息的可靠性提供合理保证，提升信贷决策所依赖的信息质量，有助于银行机构更加准确地估计公司价值和未来现金流，正确评价公司的还贷风险及履约情况，从而降低银行面临的信息风险。已有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够有效地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缓解公司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信息质量高的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徐玉德和李挺伟等，2011）。因此，银行会降低发放给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贷款所要求的风险溢价，进而降低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另一方面，高质量内部控制意味着公司处于良性健康的运营环境和有效监控之下，有助于公司控制其经营风险并降低管理层滥用或侵占公司现金流的发生概率（Lambertetal.，2007），保证其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利于实质性地降低银行对公司还贷风险的估计水平，从而降低这类申贷公司的借款利率。由此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设：假设H1：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相比，自愿披露正面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银行借款成本显著较低，即自愿披露正面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更容易从银行获得利率较低的银行贷款，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间存在负向关系。StiglitzandWeis（s1981）指出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上存在着信贷配给现象①。在现行的贷款利率下，不是所有的贷款申请人都能如愿地获得贷款。公司具有良好的政治关联（politicalconnection）和银企关系会使其更容易或以更低利率获得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贷款（LaPortaetal.,2002；Sapienza，2004；KhwajaandMian，2005；杜颖洁，2013）。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控股的公司通常处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肩负着基于战略和社会因素考虑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李志赟，2004）。政府作为这些公司的“父母”，当其陷入困境时，必然会多方救助，以补偿其所履行政策性负担。而所有权结构也决定了国家必须承担这些公司经营失败的责任。这就为国有公司的银行长期借款提供了“隐性担保”。因此，产权性质作为上市公司的一个外显特征，能够直接为银行机构所感知，从而正面引导银行机构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水平做出乐观估计，认为国有上市公司发生贷款到期违约的概率更低，在利率定价上会给予其优惠。而国有产权提供的这种隐性担保可能会削弱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在债务契约中的信号传递作用，使得银行机构忽视其对国有借款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足够关注。但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由于缺乏隐性担保，银行机构在进行信贷决策时，不得不更加关注上市公司所释放的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正常释放公司内部控制高质量的积极信号。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假设H2：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降低银行借款成本的作用更为有效，即国有产权会削弱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间的负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银行借款成本的度量资本成本可以分为事前资本成本和事后资本成本。银行借款的事后资本成本是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银行贷款而实际付出的代价，包括筹资过程中发生的手续费用，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支付的资本使用费（即利息支出）等。ZouandAdam（s2008）采用（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年平均长期借款+年平均短期借款）来表示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Sanchez-BallestaandGarcia-Mec（a2011）采用公司实际支付的利息费用/有息借款总额的比值度量公司的债务成本，姚立杰、罗玫和夏冬林（2010）和Kimetal（.2011）则以利息支出/当年平均债务总额作为银行借款债务成本的变量。借鉴李广子和刘力（2009）、PittmanandFortin（2004）、蒋琰（2009）等的前期成果，魏志华，王贞洁等（2012）采用两个指标来度量债务融资成本：一是利息支出占比，等于利息支出/公司总负债；二是净财务费用占比，等于净财务费用/公司总负债，其中，净财务费用等于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和其他财务费用之和；长短期借款平均余额等于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的期初和期末的平均额。银行借款的事前资本成本是指银行机构对拟贷款企业放款时借贷合同中确定的贷款利率。胡奕明、唐松莲（2007）在其研究中手工收集了上市公司年报附注中披露的当年每笔新增短期或长期贷款的明细信息（具体包括借款金额、起止时间和年利率水平等），采用公司当年所有新增短期和长期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水平度量银行借款成本。祝继高、陆正飞和张然等（2009）也采用胡奕明、唐松莲（2007）同样的方式度量银行借款融资成本，为了保证获取的样本借款信息更加完整，他们还将国泰君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提供的银行借款公告信息与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银行借款信息进行整合。从上述文献的梳理来看，银行借款融资成本度量方法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事后存量计量法，二是事前流量计量法。前一种方法没有严格区分上市公司的负债来源，度量上有失针对性，后一种方法则着眼于动态决策过程。在财务决策中，债务成本指的是新债务成本即新筹债务的增量成本，而不是现有债务的成本。一般来说，新债务的成本均不同于现有债务的成本。由于本文立足于银行借款私有债务市场，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标及前文分析的信号显示作用机制，银行借款的事前资本成本都更符合本文研究需要。另外，从财务学意义上看，资本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资金，即列示在资本负债表右方的长期负债①和所有者权益（刘淑莲，2012）。因此，在研究银行借款成本的过程中，本文从资本成本视角出发仅考察上市公司的长期银行借款成本。本文借鉴胡奕明、唐松莲（2007）和祝继高、陆正飞和张然等（2009）的做法，考察银行在向申请贷款的上市公司发放新增长期贷款的决策中，有无考虑最近一期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是否给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以较低的利率定价？因此，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银行借款成本可以由其当年所有新增长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额比重求得的加权平均年利率水平来替代，具体测算方法可以表示为。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在明确银行长期借款资本成本度量方法后，为了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说，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以考察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其长期银行借款成本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考虑到自愿披露与资本成本间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或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技术方法，相信能够较好地克服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或内生性问题。1.被解释变量在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Cod，表示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银行借款成本，是以当年所有新增长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额占当期全部长期借款金额之和的比重测算求得的加权平均年利率水平，如式（1）所示。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ICA，表示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哑变量，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取值为1，否则为0。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发挥信号显示的作用，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那么解释变量ICA的系数符号应该显著为负。3.控制变量首先，借鉴PittmanandFortin（2004）、Kimetal（.2011）、李广子和刘力（2009）、蒋琰（2009）、姚立杰、罗玫和夏冬林（2010）以及魏志华和王贞洁（2012）等关于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研究文献，本文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负债比率（Lev）、固定资产担保比例（Sec）、成长机会（Growth）、盈利能力（ROA）、资产周转率（Turnover）、现金流量（Cas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One）、年报审计意见（Ao）等因素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可能影响。其次，深圳证券交易所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2001）》规定，自2001年以来持续对上市公司年度的信息披露工作进行考评，形成A（优秀）、B（良好）、C（及格）和D（不及格）四个等级，并纳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在其网站上公开。国内一些学者将这一信息披露考评作为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考察其对债务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的影响并获得了经验数据支持（徐玉德、李挺伟和洪金明，2011；魏志华和王贞洁等，2012）。因此，为了控制其他信息披露对银行贷款决策的可能影响，本文对深市信息披露评级（Is-core）也进行了控制。最后，考虑到宏观环境和行业差异可能对银行进行贷款定价决策的影响，在该模型中本文也对行业和年份设置了虚拟变量加以控制。具体的变量定义与预测符号详见表1。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创业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数据筛选的具体过程如下：第一，首先确定银行长期借款成本。对于银行借款明细（主要包括借款金额、起止时间和年利率等）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予以剔除；在银行长期借款信息整理过程中，若采用浮动利率、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确定贷款利率的均以当期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应年限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准，若采用SHIBOR、EURIBOR、HIBOR或LIBOR①加基点确定贷款利率的，由于相关基准数据难以获得，同时为保证数据间的可比性，对此均予以剔除。第二，由于ST公司在监管政策和披露要求上与其他上市公司不同，因此本文剔除在此期间被ST的上市公司，以保证样本性质的一致性。第三，由于本研究需要用到上一年度的财务数据和内部控制信息，故剔除IPO当年的上市公司。第四，由于研究过程中需要公司2007年—2010年的财务数据，故剔除在此期间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第五，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指标进行上下1%分位数的剔除处理。经过上述筛选和整理过程，最终得到949个公司/年样本，其中，研究期间样本的各年分布依次是：2008年186个，2009年278个，2010年250个，2011年235个；从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来看，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有265个，占样本总体的27.9%，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有684个，占样本总体的72.1%；从样本公司的产权性质来看，国有产权公司样本有558个，占样本总体的58.8%，非国有产权公司样本有391个，占样本总体的41.2%。本文采用SPSS17.0、STATA11.0和Excel2003等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全部来自于万德（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银行借款公告信息和实际控制人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查询系统。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信息通过阅读上市公司2007-2010年财务年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进行手工搜集、整理而获得。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取自于巨潮咨询网，深市信息披露评级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和数据需要，笔者手工收集整理了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创业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每笔当年新增长期有息银行贷款的起止时间、利率水平、借款金额以及借款条件。由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查询系统中的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搜集汇总了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公告，为了尽可能获取较为完整的上市公司银行借款信息，本文将该数据库中提供的银行借款公告信息与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银行长期借款信息进行整合，并剔除重复的信息①。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2报告了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组和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组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银行借款成本Cod来看，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5.760和5.605，低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均值5.990和中位数5.760，这说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可能会发挥信号释放的功效，降低其银行借款成本。从控制变量来看，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其有形资产的担保比率（Sec）、盈利能力（ROA）、资产周转比率（Turnover）、成长能力（Growth）和现金流量（Cash）的均值和中位数都显著较高，表明这类公司有相对较强的偿债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为进一步验证被解释变量银行借款成本Cod按照ICA分组的组间差异的显著性，本文着重对其进行了全样本组间差异检验，具体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和Mann-WhitneyU检验。如表3所示，在独立样本T检验中，两组的均值之差为0.230（5.990-5.760），且在1%水平下显著；在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U检验中，两组的中位数之差为0.155（5.760-5.605），且也达到了1%水平下显著。上述分组差异检验的结果表明：自愿披露正面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其银行借款利率显著低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这说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发挥信号显示的作用，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因而假设H1得到了初步验证。

（二）相关性分析表4列报了各变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分析矩阵结果。从相关系数分析来看，不难发现：（1）对于解释变量来说，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否（ICA）和银行借款成本（Cod）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91和-0.070，并分别在1%和5%水平下显著；（2）对于控制变量而言，Stat（e产权性质）、Siz（e公司规模）、Se（c担保比率）、Turnove（r资产周转率）、Cash（现金流）和Iscor（e信息披露考评）与Cod（银行借款成本）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在回归模型中有必要对上述变量加以控制；（3）从相关系数数值大小来看，各个变量之间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均小于0.5，因而多元回归中的多重共线性影响可以忽略；另外，从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4中的VIF值均不大于2来看，本文构建的模型也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整体来看，单变量分析结果基本与理论预期相符，但由于尚未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故还需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才能得到更稳健的经验证据。

（三）多元回归分析为了验证假设H1，本文选择全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在回归过程中，由于ICA和Iscore都可能成为银行进行贷款决策考虑的信息因素，这里采用逐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方式以便于更加细致地考察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该表可以看到：首先，将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虚拟变量ICA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列（1）显示ICA的回归系数为-0.129，且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向商业银行机构传递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质量可靠的积极信号，有利于银行更准确地估计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和违约风险，从而降低银行机构信贷决策面临的信息风险。因此，银行机构会给这类公司发放利率更低的长期银行借款。其次，将深市信息披露评级Isocre也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列（2）显示，ICA和Iscore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21和-0.085，且都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银行机构在进行贷款决策时会全面考虑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对能够传递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的自愿披露和官方评级都会给予定价，该回归结果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一致。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向外界传递自身高内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质量可靠的积极信号，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假设H1得到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产权性质（State）在全样本回归分析中的系数分别为-0.166和-0.165，且达到5%水平下显著，说明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承担了显著更高的银行借款成本，这一结论与李广子、刘力（2009）及魏志华和王贞洁等（2012）的实证研究相一致；年报审计意见在上述全部回归分析中均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从对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的统计分析发现，949个样本总体中只有28个公司/年样本获得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不到样本总体的3%。这说明除年报审计意见外，银行在进行贷款决策时还会综合考虑其他有助于显示和判断上市公司质量的信息来源。模型在两个回归方程中的调整后R2分别达到34.1%和34.5%，说明该模型拟合优度较高，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为了验证假设H2，借鉴方红星、施继坤和张广宝（2013）的做法，本文将样本进一步划分为国有上市公司组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组，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采用Bootstrap测试进行组间回归系数差异检验。从表6的列（1）和（2）可以看出，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之间都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但在显著性水平上却存在差异，国有上市公司子样本组中ICA的回归系数为-0.091，没有通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测试；而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子样本而言，ICA回归系数达到-0.130，且在10%水平下显著。但两组回归系数差异仅为0.030，经由Bootstrap测试得到的经验P值为0.126，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本文的经验结果并不支持产权性质对于两者之间负向关系的显著影响。这可能与银行机构对借款人信用和还贷风险的评价能力有关，还有待于今后大样本经验分析的进一步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本文采取以下三方面稳健性检验：一是，本文选择有息长期银行借款为研究对象，由于银行长期借款利率没有小于零的情形，是典型的“删失数据”（CensoredData），因而借鉴魏志华和王贞洁（2012）的做法采用Tobit回归分析重复前述研究，经验结果基本不受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ICA（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系数在全样本及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三个回归模型中均与Cod（银行借款成本）达到10%水平下的显著负相关。二是，以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照所属行业、资产规模等指标，采用1:1匹配方式进行配对研究（回归结果略），经验结果基本没有变化。三是，由于949个样本总体中仅有28个公司/年样本的财务报表审计意见获得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为防止某一特征所带来的样本构成差异对本文研究结论产生的影响，将获得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8个样本予以剔除，并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略），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通过上述敏感性测试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第10篇

保险投资是保险公司在组织经济补偿和给付过程中，将积聚的闲散资金合理运用,使资金增值的活动。保险公司的资金来源由资本金和保费收入构成，其中可用于保险投资的基本上是资本金、准备金〔按比例从保费收入计提〕和承保盈余三部分。由于保费收支所存在的时间差和数量差，使保险公司积累了大量暂时闲置资金，为保险资金投资创造了可能；保险公司的生存发展及自身职能的履行，使保险资金投资成为必然。

(一)保险投资发展的内在动因

1．保险投资可以减少保险市场因竞争加剧，而导致保险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下降的程度。

保险公司的业务大致分为两部分：承保、投资。从发达国家成熟保险业的情况看，承保利润为基本持平或亏损，主要作用是吸纳资金；而投资利润决定了保险业的生存和发展。在1975~1992年间，除日本和德国以外，其余几国平均承保利润均为负数，保险公司主要利润来自投资收益。

2．保险投资可以加快保险资金积累，提高偿付能力。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由资本金和公积金构成。保险投资获得的利润，一方面可以按比例计提公积金，成为保险公积金积累的间接源泉，提高保险资金的安全性，做到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在保险公司认许资产和负债之差不满足保监会要求的数额时，保险投资利润的一定余额可以转为扩充资本金，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壮大提供了资金准备。

3．有效的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可以降低保险费率，提高市场竞争力。

在现阶段市场经济环境下过高的费率，无疑会影响投保人的投保积极性。通过保险投资活动，可以增强保险企业的赢利能力，为降低保险费率提供物质条件。这样既能发展壮大保险企业自身经济实力，提高其收益，也能降低保费，提高保险企业市场竞争力。

(二)保险投资发展的外在动因——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使得各种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公司债券以及股票发行的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加，使保险投资有了更多可选择的客体；另一方面，各种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占有率也稳步上升，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成为资本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者，不仅了扩大的资本市场的投资规模，还降低了资本市场的非系统性风险。

二、我国保险投资现存的问题

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保持了平均30%以上的高速增长。截止到2003年底，全国保险业资产总额为9122.84亿元，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到8739亿元，但在高速增长的背后隐忧亦存。投资收益率下降是保险投资中最突出的问题。

我国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表现：

第一，保险可用资金的快速增长和资金运用渠道狭窄的矛盾突出。

从国际保险市场看，保险投资采用了多种保险投资方式，具体包括：银行存款、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保单质押贷款、不动产投资等。安全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使得不同的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选择投资方式，按照收益性、流动性的要求和原则对基金进行投资组合。而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买卖金融债，买卖中国保监会指定的中央企业债券，同业拆借和保监会同意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虽然保险基金能进入国债市场和同业拆借市场，但受到交易品种、交易额、交易环节及市场本身发展程度的制约，难以进行现券交易，缺乏流动性，也制约了保险公司的投资运作。

第二，保险资金利用率低且主要用于银行存款，投资结构不合理。

在发达国家，保险投资率一般位于80%以上，寿险的投资率可达到97%。以美国为例（见表2），而我国保险投资还不到50%，有限的保险资金主要限于银行存款，资金投资运用率很低，结构单一

资料来源：中国保监会网站经整理得到1．从表2中可以看出，1993-1997年这5年间,美国寿险公司的投资中,证券投资所占比重达70%。其中，政府债券在投资比例中呈减少趋势，股票和公司债券的比例在逐年上升；抵押贷款比例下降，保单贷款和不动产保持稳定。1997年，资产结构比重依次为：公司债券、股票、政府债券、抵押贷款、保单贷款和不动产。

2.从表3中可以看出，我国保险资金主要用于银行存款,保险投资所占比重不到50%。在保险投资中，国债投资的比重较大，在投资比例中呈逐年减少趋势；证券投资基金比重较小，基本保持稳定，其他形式的投资在逐渐增加。

3．两表对比分析可见，美国寿险公司以证券投资为主；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仍以银行存款为主，占其资金运用的一半以上。这种保险投资结构使我国保险公司投资收益与国外产生很大差距：美国、英国等西方保险公司1975—1992年的年平均投资收益率在8%—12%之间；而2002年我国保险资金平均收益率仅为2.97%，投资收益率很低。

由于资金无法充分利用，巨大的资金余额正处于低效益的空转状态。同时，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的比例过大，证券投资基金的比重过小的投资结构，也不利于保险资金分散投资风险和建立有效的投资组合。

第三，保险公司资产和负债严重不匹配。

资产与负债的匹配一般是指投资资产与对投保人负债之间期限结构的配比关系，包括资产与负债期限不匹配、预期资金运用收益率与保单预定利率不匹配等。资产匹配的最基本要求是构造一种资产结构，保证在任何时候资产的现金流入与负债的现金流出相对应。如果这种对应不能实现，就会产生资产与负债不匹配的风险，导致保单偿付发生困难或资产预期收益受到影响。

寿险资金一般具有保险期限长、安全性高等特点，因而在我国现今这部分资金比较适于投资长期储蓄、国债、房地产等。财险资金期限相对较短，流动性要求较强，比较适于同业拆借、股票投资等流动性强、收益高的投资品种。目前，由于我国比较缺乏具有稳定回报率的中长期投资项目，致使不论资金来源如何，期限长短与否，基本都用于短期投资。这使得保险公司资产和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严重影响了保险资金的良性循环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第四，保险公司资金受到银行利率影响，存在较大的系统风险。

由于我国保险投资中利率产品的比例过大，利率变化对保险投资收益影响很大。尤其是近几年来，人民银行连续8次调低银行存款利率，使保险公司的资金成本高于存款利率。目前5年期存款利率仅为2.88%，而保险资金平均成本高达6.5%，保险资金大量存于银行产生了较大的利差损。这使得我国保险业，尤其是寿险业面临较大的利率风险。

三、充分利用外在动因，使保险投资与资本市场互动结合

保险业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保险投资，从各国保险业的投资结构来看，证券投资在保险投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资本市场成为保险投资的重要场所，保险投资也成为联系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重要纽带。

(一)我国已从宏观层面把资本市场作为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重要领域

保险投资的渠道狭窄，限制了保险公司的投资运作，也影响了保险投资的收益率。从各国保险监管机构对资金运用渠道的规定来看，一般对保险资金入市的限制比较宽松。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践看，我国也正在开始把资本市场作为拓宽资金运用渠道的重要领域。1999年10月，保监会批准保险资金间接入市。根据当前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规模，确定保险资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的规模为5%。新《保险法》将原法第104条第三款，修改为第105条第三款“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公司以外的企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拓宽合规资金入市渠道，为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留下了空间。2004年2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支持保险资金以多种方式直接投资资本市场”，表明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方向和趋势已非常明确。

(二)资本市场提供多种信用形式，为保险投资结构的合理配置奠定基础

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由于投资结构不合理，形式单一，存在较大的系统性风险。而资本市场上多种投资工具的选择，使保险投资可用空间增大。保险投资在资本市场上可选择不同期限、不同性质、不同风险和收益的证券组合。既能满足不同性质和期限保险资金的需要，达到资产负债匹配；又能有效地分散风险，形成一个合理的投资结构，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三）保险投资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保险业务的特性使保险公司拥有大量的长期稳定的投资基金，成为资本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保险业通过吸收长期性的储蓄资金，并按照资产匹配的原理直接投资与资本市场，实行集中使用，专家管理，组合投资，可以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即增加了资本市场资金供给，又刺激了资本市场筹资主体的资金需求，扩大了资本市场的规模。

保险公司通过承购、包销、购买参与一级市场的发行和做为机构投资者参与二级市场的流通，以其在风险一定的条件下通过经常性的调整投资资产组合，实现受益最大化。这不仅有利于稳定资本市场，削弱投资者操纵市场的能力，降低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而且有利于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促进市场主体的发育成熟和市场效率的提高，从而实现资本市场发展和保险投资收益提高的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

总之，中国保险业要发展，不仅要发挥好保险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还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好保险的资金融通功能，把保险资金运用与保险业务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不断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加大保险业参与资本市场的力度。资本市场要利用保险投资的有利条件，盘活资金，产生效益。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最终达到保险业与资本市场“双赢”的目的。

参考书目:

《新形势下的保险资金运用：开放与投资安全》作者：张洪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3年6月第1版

《现代保险企业管理》作者：董昭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作者：魏巧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

第11篇

论文摘要：本文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融资不但没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这种理论和实践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下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和制度设计。

一引言

从1993年开始，上市资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条块切块下达上市指标和额度，并对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如中国证监会《关于1993年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产业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鼓励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企业，暂不受理金融企业，控制房地产企业，商业企业则各省不能超过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暂行规定》，文件除对配股时限、数量等加以限定外，还强调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委2002年1月《“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人资本市场融资；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税务局2002年7月联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环保总局和银监会2003年12月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意见》特别指出证监会不能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的申请；2004年1月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中国股市中这种特有的上市机制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股市的资本配置朝着既定的地区和产业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过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股票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金融资产证券率仅为12％，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仅为8％，与此相适应，其产业结构则表现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0％以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仅占25％以上，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证券率已经高达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高达l1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达到了后工业化的水平——无论从就业比重还是从产值比重来看，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后来居上跃居首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特有的上市机制，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股市融资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是通过对我国股市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国股市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这促进作用是否实际存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根据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理论上应该而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股票市场发展与产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为代表的新金融发展理论，但是它只是将资本市场纳入研究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始终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尚没有导人产业和企业层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入到金融与行业增长率的层面，并通过41个国家、36个行业数据，从一个国家内不同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考察了金融与行业成长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发挥降低了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内源融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础上，首先运用跨行业、跨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与产业增长的相关性，针对银行主导和资本市场主导两种金融体系，检验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哪种体系中增长更快，主要评价金融机构是否促进资本流向了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业增长机会概念，并认为导致金融发展效应差异的因素与其说是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如说是行业增长机会。他们的实证过程表明，在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增长机会的乘积项或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乘积项时，其系数都是显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个新方法：以资本形成对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弹性)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并运用包括28个制造业部门、跨时33年的面板数据，对65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与国外利用多个国家宏观数据研究不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以国内中观数据为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充满争议。归纳起来，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市融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朱建民和冯登艳(2000)、王军和王忠(2002)、王兰军(2003)、杨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弱相关或不相关。殷醒民(1997)通过对199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业结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的实际效果是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并且认为股票市场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联系，蔡红艳和阎庆民(2004)度量了行业成长性，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各行业成长性的此消彼长并未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体现。

上述研究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徐炳胜(2006)为代表的多元统计方法，他主要通过我国资本市场于产业结构有关的经济数据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作为配置主体，而且该模型因为缺乏理论依据、关键变量的内涵无法做严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们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将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股市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与数据说明股市融资指标：为了克服异方差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本文采用股票市场各年度筹资额分别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即：股票融资率SR=股票融资额／GDP。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衡量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可以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等指标来衡量。本文选取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和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即：产业结构优化率IR=(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绩效指标：产业结构理论中的“黑箱理论”即“投入——产业结构——产出”，产业结构在这里实质是承担一种产业转换器作用，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的核心，同样是如何促进高效率(绩效好)行业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绩效差)行业比重的下降，从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产业绩效定义是基于企业集合体的角度，因此，本文选择产业利润率来评价，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数为各地区的骨干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往往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惠优势，所以以税前净资产利润率IP来评价，即：产业绩效指标IP=(税前利润总额／净资产X100)。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样本期间选取1991—200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和CCER数据分析系统。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这些序列的矩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不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平稳性。20世纪80年代初Engle与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就是解决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协整理论并不是对所有非平稳数据都能处理，它所解决的是某些单整序列的关系问题。根据E—G两步发，为防止伪回归产生，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检验序列平稳性，即序列单整性检验。单整性是指，如果一个序列经过n阶差分后才能平稳，则称此序列为n阶单整，记为I(n)。同阶单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的，称之为协整。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作变量SR、GR、IP时序图(见图1)，初步判断序列平稳性，识别变量截距、趋势特征。从图1可以看出，各变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项。然后，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检验统计值大于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AIP以90％的置信度通过检验，说明AGR、ASR、AIP为平稳序列。显然，可以判定GR、SR、IP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序列。

(三)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整检验结果，SR、GR和IP这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形组合却可能平稳。如果存在平稳的线形组合，这个线形组合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以产业结构优化率GR、产业绩效指标IP为被解释变量，资本市场融资率sR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其中1、为随机扰动项，表示GR、IP中sR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对GR和sR、IP和sR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和模型(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截距项和系数显著，R=0．560618，调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项显著，而系数不显著，其R=0．246154，调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为了检验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协整，必须进一步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提取模型1残差，记为e，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残差e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是平稳的。说明GR和SR是协整的，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率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票市场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率降低5．52335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确定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影响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误差修正项(ecm)，即回归模型1的残差序列e。将ecm滞后一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修正误差模型中ecm(一1)系数为负，说明在短期内或因为政策因素影响，或其他随机干扰影响，导致股票市场融资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将因误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状态。:

四结论

第12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证券化;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分布

自1993年8月以来,江苏省上市公司取长足发展,公司治理进一步完善,区域资本市场表现突出;投资者日趋成熟,风险意识不断增强;市场监管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竞争优势和产业集中度的“江苏板块”。但是,江苏上市公司在规模、质量、数量等方面与兄弟省市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如何从转变观念、完善制度、规范运作等方面,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层次,促进其做大做强,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江苏省上市公司现状与运行特征

(一)上市公司状况明显改善

截至2008年4月江苏省上市公司为118家。江苏上市公司抢抓机遇,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有力地推动了区域资本市场与地方经济的良性互动。

1.融资规模逐步扩大。2000-2007年,江苏上市公司共从境内资本市场募集资金511.22亿元,近三年连续大幅攀升,特别是2007年,直接融资规模占到自2000年以来境内资本市场融资总额的37%,创江苏资本市场历年直接融资总额之最。直接融资比例的扩大,有力地促进了江苏上市公司规模扩大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2.多种融资方式共同凸现。2007年,11家企业首发行新股筹资111.45亿元,3家企业增发筹资10.84亿元,7家企业定向增发筹资60.04亿元,3家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融资4.4亿元;企业债券融资实现新突破,2007年实际发行短期融资券208.7亿元,比上年增加106.2亿元,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创历史最高记录。自1990年江苏开始发行企业债券以来,截止2007年末全省共有446家企业发行企业债券168.5亿元,到期企业债券皆能按时足额兑付。融资方式的多元化,改变了以往过于依赖首发融资的单一局面。

3.上市公司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江苏上市公司以机械制造、纺织、化工等传统行业为主。2007年,在上述传统行业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壮大的同时,江苏新增了一批如南京银行、金陵饭店、连云港等第三产业类上市公司,进一步改善了江苏上市公司产业结构。同时,南京银行首发和长航油运整体上市,分别创下江苏上市公司首发融资和单次再融资的最高纪录。这批业绩优异、成长性良好、行业地位突出的龙头企业有力的引领了区域行业的发展,提升了江苏板块的市场形象。

(二)上市公司与区域经济具有较强相关性

从全省118家上市公司的地区分布看,苏南地区94家,占80%,其中南京39家、苏州22家、无锡21家、常州6家,镇江6家;苏中地区15家,占13%,其中南通7家,扬州6家,泰州2家;苏北地区9家,占7%,其中连云港4家、盐城3家,徐州2家,淮安和宿迁没有上市公司。从上市公司的地域分布,地区差距较为明显,表现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相关,苏南地区作为引领江苏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增长极,该区域拥有上市公司数量与其在全省的经济地位相匹配。

(三)上市公司涉及领域宽,分布层面广

从主营行业看,江苏省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几乎遍及17个行业,但是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仪表业,石油、化学、塑胶、塑料业,批发零售等行业。这些行业共有67家上市公司,约占上市公司的56.8%,其中又以机械、仪表、设备高居榜首,有29家,占总数的25%。金融和保险业仅有1家,但农业类上市企业尚属空白。

(四)上市公司运营质量明显改善

近年来,全省上市公司紧紧依托其资本和机制优势,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取得了明显的企业经济效益,运行质量逐步改善,全省上市公司在上市公司数量、总资产、净资产、总股本都呈快速上升之势;总市值、净利润表现出较大幅度波动,这与证券市场2001-2005年持续低迷、企业运营成本攀升和竞争加剧密切相关,同时应引起高度重视的是每股净收益持续下降。

(五)准上市公司资本规模明显提高

近年来,江苏省上市公司数量实现快速增长,随着江苏经济运行的规模、质量、效益的提高。企业运行宏观、微观环境的改善,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步伐加快,特色和优势产业集群效应的显现,一批大企业、大集团、大公司的突起,都为江苏提供了丰富的后备上市资源。

江苏省上市公司紧紧抓住资本、技术纽带,通过购并、合资、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盘活存量资产,不断扩大企业资产运营规模,企业规模和实力稳步增强。截止2007末,全省上市公司资产总计达4127.69亿元,户均比上年增长14.4%。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也呈上升之势。去年全省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0.89亿元,户均比上年增长17.1%,其中房地产业企业同比增幅为43.6%,位居各主营行业之首;批零贸易业、运输邮电业企业同比增长22.4%和19%,分列第二、三位。全省上市公司实现利税总额84.07亿元,比上年增长1.1%,其中盈亏相抵后利润总额为51.29亿元。盈利在亿元以上的上市公司有19户,其盈利总额占企业盈亏相抵后利润总额的近九成,宁沪高速、扬子石化、南京钢铁等上市公司实现利润居全省前三位,上市公司向优势企业集聚较为明显。

二、江苏省上市公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证券化程度偏低,资本市场功能和上市公司优势未能充分释放

证券化率指上市公司市值占GDP的比例,它是衡量证券市场发展程度的规模指标,体现了直接融资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证券市场的作用效率。证券化水平越高,意味着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近年来,江苏GDP占全国的比例平均为10.52%,2004年江苏GDP占全国比例达到11.36%,领先全国平均增长水平5.4个百分点,处于全国第一方阵。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证券化率不断加深,2007年达到132.65%,而近年来江苏证券化率持续走低,2007年仅为30.36%,不及京、沪、浙、鲁、粤、鄂、川的证券化水平,表明直接融资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证券市场的作用效率尚未充分释放。

(二)上市公司量质与江苏的经济地位不相称

2007年,江苏省财政收入、进出口总额居全国第二位,经济总量、税收收入居第三位。而从上市公司量质分布看,2007年江苏上市公司数量112家,占全国的7.23%,处于广东、上海、浙江之后,居全国第四位,总市值居第七位,在全国百强上市公司中,江苏只有两家入围,与内蒙古、山西、湖南、河南等并列,仅比甘肃、云南、江西、广西等多一家,江苏上市公司的量质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明显偏小,上市公司的示范效应和集聚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三)筹资功能弱化,直接融资比例过低

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低迷,江苏上市公司融资总额占全国的比重总体呈现逐步下降趋势。2003年和2004年全国资本市场筹资总额均有所增长,而江苏上市公司筹资总额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近六年融资总额仅为全国的2.93%,2002年比例最高也仅为6.90%,而同期间江苏的GDP占全国的总量超过10%,江苏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筹集资金比例与其经济发展地位不相适应;2002-2007年,江苏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共融资380.02亿元,其中股票融资347.82亿元,占92%,企业债券融资32.20亿元,占8%,明显表现出股权融资偏好,结构失衡;从江苏省资金供给结构看,2002-2007年,资金总供给为17699亿元,其中信贷资金比重为96.75%,股票融资为2.15%,资金供给过度依赖银行信贷,上市公司在促进江苏经济建设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上市公司地区和行业分布不均衡

与资本市场发展充分的省份相比,与“全面达小康,建设新江苏”要求相比,江苏省上市公司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分布不均衡,苏南、苏中、苏北依次梯度递减,特别是苏北地区上市公司、创业投资企业数量依然偏少,淮安和宿迁没有上市公司;在112家上市公司中,第二产业90家,占80%,第三产业22家,占20%,与江苏提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定位相背离;从行业分布看传统制造业72家,新兴产业18家,与江苏提出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能有效对接,产业布局尚未有效改变粗放型经营模式,上市公司的创新性、集聚性的特征不明显。

(五)上市公司主体结构不尽合理

虽然随着上年几家较大型企业上市,江苏上市公司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主体规模小和传统行业偏重的现状仍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2007年,上市公司总资产仅占全国的3.3%.上市公司市值仅占全国的2.39%,户均市值69.30亿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3%;入选沪深300指数样本股中江苏仅占15家,落后于沪、粤、京、鲁;全国百强上市公司中,江苏只有两家入围;平均股本规模、资产规模均落后于广东、山东、北京和上海,充分说明江苏上市公司单体资产经营单薄,上市公司股本小型化的现象明显,缺乏领军型、集团化、国际化的超级航母。

三、促进江苏省上市公司大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释放资本市场功能,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

资本市场具有资金融通、产权中介、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等特殊功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解决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加强政策指导,提升已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加强对江苏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的指导,特别是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证券市场平台,积极开展并购重组,优化配置,提高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能力。一方面,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要通过购并重组、整体上市,使优势企业、优质资产、优秀人才向上市公司集中,加快成为地区和行业的龙头企业;另一方面,对发展存在困难的上市公司,要积极争取政府、社会各界的支持,积极引进民营资本和外资参与重组,吸引有实力的投资公司参股、并购,为公司发展寻找新的机遇,实现公司发展新的飞跃。

同时要改变江苏长期以来形成的求稳、谨慎的思想,强化资本市场对地区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积极支持上市企业依托上市平台和资本纽带,发挥江苏特色和优势,按照政策倾斜、产权多元、一市一策的思路,打破地区、政策、体制、准入等障碍,实施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的购并、重组,提高优势产业集中度,促进上市企业做优、做强,培育一批在国内外具有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上市公司,增强地区产业竞争力。

(二)抢抓机遇,加快江苏企业上市步伐

我国资本市场正在迎来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资金供给、国际经济圈的转移等发展机遇日益凸现;以股权分置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为主要内容的资本市场五项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市场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正逐步得到积极稳妥解决;指数涨幅连创近年新高,证券市场信心得到恢复;市场创新积极推进,融资、投资品种日益丰富;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不断强化,市场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积极稳步地向前推进等优势开始显现。

江苏省要建立与境内外交易所共同引导、推动优质企业发行上市的合作机制,健全与证监部门上市公司监管和优质企业培育的协作机制。抓住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提速的契机,积极推进符合条件的企业加快上市进程。针对江苏中小型企业居多、民营企业居多以及现代服务业企业增多、高科技企业增多的趋势,加快拟上市公司培育及上市促进工作,积极挖掘和培育上市后备资源,真正做到“推荐一批、改制一批、储备一批、培育一批”。对重点培育的企业,尤其是上市辅导期企业要实行分类指导和全过程跟踪、服务,及时提供政策指导、咨询和服务;积极引导大型骨干企业发行上市,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创业板市场即将推出的机遇,加大对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和服务业骨干企业改制上市的培育力度,把好辅导企业质量关,通过推动一批运作规范、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改制上市,为资本市场输送新鲜血液。

(三)完善企业制度建设,化解资本市场风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面对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各上市公司必须加快创新步伐,完善创新机制,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大力引进科技创新人才,实现科研成果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匹配;对于质量较好的上市公司,将创新吸收合并和拆分上市思路,实现江苏上市公司互动发展;对衰退行业和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按照《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要求,建立完善优化创新机制,把企业创新与市场创新、产业创新结合起来,通过积极寻找国内外战略投资者作为合作伙伴、加快企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大力推进上市公司创新等渠道,走企业内涵式创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强化地方各级政府风险处置的工作职责,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培育产业、完善治理机制等方式实现化解公司风险、提升风险公司质量,推动优势产业借助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发展,促进衰退行业或企业脱胎换骨,化解退市风险。

(四)创新资本市场融资路径,拓展融资渠道

加快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改善企业资本结构,推进融资渠道多元化进程,化解和防范风险是促进江苏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在积极推进企业上市融资的同时,要努力拓展企业融资方式。目前,企业债券市场是江苏资本市场发展的薄弱环节,要抓住国家调整债券管理体制、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简化发行核准程序的机遇,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的机遇,引导和推动上市公司,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和短期融资券等方式筹集资金,把发展债券市场与落实国家和江苏产业政策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中小企业集合发行企业债券和短期融资券,创新债券发行的担保方式;支持和鼓励江苏证券公司、大中型企业和上市公司等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壮大江苏资本市场的市场主体规模;切实做好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筹备组建工作,加快推进基金的筹备进度,力争早日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核准;同时,积极向国家争取设立江苏新的产业投资基金,推动资本市场全面发展。

(五)加强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促使上市公司规范、健康的发展

坚持“以发展为主线,通过监管创新和专业服务力促发展,努力促使江苏省上市公司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实现提高,推动江苏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确立新的监管概念,以信息披露监管为前提和保障,以推进公司治理、诚信运作作为重点和途径,大力提升江苏省上市公司质量,促进江苏省上市公司发展壮大,在此基础上努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同时,积极发挥新闻媒体和司法部门对上市公司及中介机构的监督,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作用。

(六)创新发展创业投资,规范发展产权市场

加快创新创业投资发展模式,建立由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和市场化运作的创业投资机制,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发展创业投资的社会氛围、完善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省级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设立,推进地方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设立工作等措施,研究建立创业投资风险补偿机制,对符合政府政策导向的、投资于初创期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按其投资损失的一定比例给予专项的风险补贴。

规范发展产权交易,鼓励发展各类产权交易中介机构,根据非上市公司资本流动、资产重组的客观需要和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加强省内产权市场整合,加快制度创新,提升服务功能,积极探索开展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交易试点,努力建设江苏统一互联的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为企业并购重组、股权交易、创业投资退出等提供重要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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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晓求.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资本市场[J].当代财经,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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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颖.江苏省资本市场开放调查及思考[J].金融纵横•财富,2007(10).

[6]江苏省统计局

[7]江苏统计信息网

[8]胡汝银.中国上市公司成败实证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第13篇

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3.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

第14篇

1.实施方式的特殊性。企业在一般在调节盈余的时候，采取一些手段，比如通过一些特定的政策、采用会计方法或者用虚拟的资产挂账等。内部市场中采取的方式并不局限于这些方法之中，它可以采用更多的方式，比如通过转让内部的股权、已合作的方式投资等，这些都是内部资本市场调节盈余的方式。

2.实施动机的特殊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融资受到约束、管理层谋取私利等现象，在内部资本市场这种比较特殊的环境下，通过盈余管理更能够缓解上面的这些现象。另外，金字塔结构的控股形式，控制权和现金流是相分离开来的，这就更容易使管理层产生谋私利的想法。

二、内部资本市场中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

1.内部产品或服务往来。企业内部在进行商品交易时，往往是采取协商定价的方式，内部的转移价格是总部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确定的，这就能实现盈余管理。比如，企业的某个分部上市之后，它就拥有了众筹资金的优势，各个分部之间进行交易时，上市的分部以低价从其他分部购入原材料，其价格是低于市场价的，然后再以比较高的价格卖给其他的分部，让自身的利润扩大，这样就能掩饰获取利润的目的。

2.内部资产或股权转让。资产转让这种方式是内部资本市场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方式。比如企业的某一个分部在融资时，由于融资的债务条款对于分部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果这一分部有不良资产存在，那么它可以先转移到企业的其他分部，直到满足条款，这样可以避免经营不良资产的风险，达到融资的目的。对于内部股权转让，转换前后有一个成本法和权益法，利用这个可以调节盈余。

3.内部资产租赁。企业内部，对各类资产进行租赁时，其价格是不确定的，分部之间可以通过租赁来进行利润的转移。比如土地的使用费，一样的土地面积由于地段的不同，其租赁价格会相差比较大，其他的固定资产，也有新旧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租赁费用更加的不确定。

4.内部委托或合作投资。当某一个分部在投资时面临着投资风险较大、周期较长的情况时，可以将一部分资金转移到总部，以总部的名义来投资，这就是委托投资。但是可以在协议中让委托分部获得大部分的收益，这样，对于分部来说，投资的风险让总部来承担，而自身的收益却没有减少多少，从而使盈余水平提高。当上市的分部要增加股票的发行量但是其收益率又达不到要求时，可以利用合作投资的方式。

5.内部代垫款项。企业内部各个分部的业务关联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其发生的费用比较相近，因此，企业内部可以通过代垫款项来进行盈余管理。

三、规范内部资本市场中盈余管理的对策

1.优化总部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在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中，总部的管理者有剩余控制权，但是却没有剩余索取权，这两种权利不相匹配，这就使管理者可以利用其控股的便利来谋取个人的利益。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实行股票期权，这样如果管理者想要剩余索取权，那么就要让公司的价值增加，个人利益与企业的价值最大化相挂钩，这样就能促进企业的发展此外，要有比较健全的管理者绩效考核制度，考核的内容要有财务和非财务两方面。

2.限制金字塔多层持股结构。在金字塔这种控股结构下，如果控制链级越长，控制权和现金的分配权之间的分离程度就越大，这就给大股东提供了盈余管理的动机。所以，股权改革不能只以降低股权的集中程度为目标，降低大股东持股所占的比例，而要限制这种金字塔多层持股的结构，使控制权和现金分配权的分离程度能够减少。美国现在的很多大公司都不是采用金字塔结构的控股形式，而其他的国家多数都是采用了多层持股的金字塔形结构，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是美国对于公司之间的征税采用的是多重或者双重的征税方式。

第15篇

关键词:资本市场;运行效率;配置效率

一、关于资本市场有效性的涵义与范畴的界定

资本市场既是一个有形的资本融通平台,又是一个无形的资源配置系统,更是一种组织的、社会的资本交易关系。目前,中国学界对资本市场的研究,多集中在狭义资本市场概念层面,即指包括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投资基金市场、衍生工具市场等在内的证券市场,这一方面突显出中国“大资本市场”客观上尚不成熟,存在结构上的不健全,另一方也体现了证券市场在广义资本市场中的绝对影响性,本文讨论的资本市场的范畴沿袭狭义资本市场概念,并将对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市场进行集中的考察,但其中的债券市场等也是不可忽视的讨论范畴。

关于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界定,传统经典理论是围绕着信息效率展开的(哈瑞·罗伯茨,1967;尤格尼·法玛,1970)。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倾向于配置效率角度,如山东大学徐涛博士的专著《中国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研究(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就专门研究了资本市场配置效率问题,凡此种种,在此不多赘述。基于以上考量,本文论述的资本市场有效性包括了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与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两个层面,前者指市场本身的运作效率,包含了证券市场中股票交易的畅通程度及信息的完整性,股价能否反映股票存在的价值;后者指市场运行对社会经济资源重新优化组合的能力及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能力的大小[1]。

二、中国资本市场总体特征及其效率分析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但部分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的问题仍制约着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从整体角度来看,我国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仍尚待完善,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功能并未发挥应有的效用,这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

1.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开始形成并逐渐发挥效用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国资本市场的层次结构纵深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了目前资本市场的四级结构:(1)主板市场,即设立于1990年的深圳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完成,使得主板市场功能进一步发挥,上市公司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境外上市的优质大型企业开始加快A股上市的步伐,截至2009年6月8日,主板市场上市公司合计1603家,上市证券2260只,总市值高达187707.7亿元。(2)中小企业板市场于2004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现已成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9年6月8日,中小企业板有273家,总市值达到9790.88亿元,而在2008年年初这一数据几近11560亿元。随着我国中小企业经营能力的不断提升,这一市场的功能将愈加明显。(3)为非上市股份公司和退市公司服务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即我们所谓的三板市场。为妥善解决原STAQ、NET系统挂牌公司流通股的转让问题,2001年6月12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代办股份转让工作正式启动,7月16日第一家股份转让公司挂牌。为解决退市公司股份转让问题,2002年8月29日起退市公司纳入代办股份转让试点范围。截至2009年5月底,在该系统挂牌的企业共计55家。与此同时,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股份报价转让试点范围正在酝酿进一步扩大。(4)正在积极筹备,逐步启动的创业板市场,旨在为暂时无法上市的中小企业和新兴公司提供融资途径和成长空间,这一市场的创建将大大推动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和机制建设。相对于主板市场,创业板是一个前瞻性市场,注重于公司的发展前景与增长潜力。

2.中国资本市场运行的整体性特征

有效运行的资本市场中交易进行的畅通程度高,市场信息相对完整,市场价格能够有效、完全、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以及交易标的内在价值;市场竞争水平高,约束机制强;市场运行有序性好,运行机制灵活度高,可控程度强。但从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运行特点来看,在诸多方面与有效运行的资本市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弱有效性。首先是市场运行信息质量差,与资本市场运行相关的宏观经济信息、管理决策信息常常处于不透明、缺乏连续性的状态,市场参与者难以以此作为“预期函数”的因子进行理性预期。其次,资本市场运行的稳定性和接受控制信号的反映灵敏度共同反映市场运行的可控程度,然而中国资本市场接受外部信息的灵敏度不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变动所引起的证券市场货币供求关系变化的反应时滞相对较大,反应能力有所欠缺。由于缺乏良性发展应有的自身调节与平抑价格波动的能力,中国资本市场运行的可控程度不高,价格波动剧烈。再次,目前中国证券市场运行机制上存在着许多缺陷,市场环境缺乏必需的规范化、条理化、完善化,市场主体对宏观调控和市场准则的接受程度和反映程度欠缺,运行秩序缺乏有序性。最后,资本市场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以企业的经营成果和成长性为依据的,但中国证券市场上,证券价格的变动往往与公司经营业绩、管理水平、信誉等指标相背离。市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演变成了“非效率操纵”可以炒作的信息在定价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投资人因此只关注企业消息面的变化,而忽视了企业本身的发展,放弃行使监督管理的权利,造成资本市场约束机制薄弱。

3.中国股票市场的高风险性

证券市场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情况,能够基本说明该证券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直接反映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股票市场风险与收益间关系不显著,市场呈现高风险性,有效性不强。如李道叶(2007)采用异方差模型对我国9只较早上市的股票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股市“风险波动的特征既有明显的时变性、簇集性及共动性”[2],这意味着,股票市场风险与收益间关系不显著。而徐少华、郑建红(2003)采用中国股市更早期间的数据(1995年1月至2001年12月)进行风险收益相关度研究也得出结果:“从历史看整个市场,风险与收益不相匹配,当投资者面临着较大的风险时,并不意味着可能获得较大的收益。”[3]这说明,中国股票市场在长期上呈低效性。

从中美股票市场风险比较角度来看。股票市场风险水平经常用收益方差б和风险收益率来反映。在1991—1999年评估期内,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即收益率方差高达69.28%,而美国股票市场收益率方差只有12.21%。收益率方差比较结果说明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水平远高于美国。为了得出收益与风险的关系,计算得出中美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与风险的比值,即风险收益率,结果是:中国为0.55%,美国为1.77%,美国风险收益率远大于中国,这也说明中国股票市场风险非常高[4]。

就中国新发股票市场初始收益率(IR)而言,我国一直存在着高初始回收益现象。刘中学、林福永(2005)以1993年至2003年上市的交易资料完整的1133只新股为研究对象,得出统计数据显示,“A股市场新股IR平均高达257.88%,约为美、英、日、德、香港等发达股市的5—10倍”。[5]而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珺通过对2006年6月到2007年12月在沪深两市发行的177只新股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也得出实证结果显示,上海市场初始回报率均值是76.9%,标准方差0.525;深圳市场初始回报率均值是1.672,标准方差1.205。两个研究结果表明,高收益率是中国股票市场的长期现象。从评估期内年度收益率数据变化看,虽然中国股票市场平均年度收益率非常高,但离差大。这说明中国股市年收益率不稳定,股市波动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股票市场的短期风险较大。

4.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环境的内在缺陷和结构的不合理性从根本上制约资本市场配置效率

第一,中国现行的证券发行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尽责审查基础上的核准制,尽管具体方式与原来的审批制有所不同,但股票发行中仍带有较强的计划管理色彩,证券法仍然保留了公司债券发行审批制,形成了核准制与审批制并存的制度结构。事实上确立了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二元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陈甦研究员认为,这种二元结构严重的影响了证券市场的运行与发展,最终反映在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二元结构加大了证券市场运行成本上[6]。而由于证券市场引进竞争和风险机制的力度不强,新股定价不能反映市场投资者对股票的需求,定价的准确程度大打折扣,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资本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二,信息披露程度不高。信息披露通过影响股票交易价格的形成而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信息披露的完全性是资本市场运行有效的重要条件。但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规范、内容不完全、真实程度不强,甚至出现虚假信息等等,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小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的利益难以保障,并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影响市场的有效运行。

第三,市场退出机制缺乏规范性。实施上市公司退市机制是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稳妥、健康、高效运行的必要途径和有效手段,作为市场自然的新陈代谢,让劣质公司从市场退出,优质公司进入不仅减轻公司压力,而且有助于保证上市公司质量和维护有资者利益。中国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的出台严重滞后于资本市场的发展,2001年才实施的退出机制对上市公司又宽容有余。这样,退出机制缺乏规范化、经常化、制度化,成为资本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制约。

第四,资本市场监管机制存在缺陷。资本市场监管机制是维护资本市场正常、高效、有序运行的有效手段,但中国资本市场在监管机制上存在诸多不足,如监管部门在资本市场政策取向和落脚点的大幅度转变经常打乱人们对市场的预期,基层部门无所适从;监管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规范市场的法律、法规制定工作严重滞后;监管的手段和技术有待提高和完善,监管的主体过于集中,自律组织作用较小,市场参与者普遍缺乏自律意识等,这都不利于维护市场的平衡运行。

第五,股票分散性与股票流通性不强。与发达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股权分散、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相比,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使上市公司的行为表现为大股东的行为,易导致大股东控制公司的现象。而由于大股东国有股产权不清晰,内部人控制现象突出,企业为了自身稳健、长远发展,宁愿到境外上市。此外,以美国为例,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只有普通股和优先股之分,即美国上市公司股票是全流通的,这给其股票流动创造了环境,所以二级市场随之发展迅速。在股份制改革前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有法人股、国有股、外资股、公众流通股之分,而能流通的只有1/3的股份,因此,造成了同股不同价、不同权的现象,即使改革后也未能使所有的股份都运转起来。这种股权分散格局几乎成为中国股票市场一切制度性缺陷的根源,制约着中国股市规范化和市场化进程。

而就我国债券市场而言,市场交易主体相对单一,银行间债券和交易所两个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债券品种结构极不合理,企业直接融资市场极不平衡;市场交易工具单一,基本上是国债和金融债,企业债、可转债数量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在债券的期限上也比较单一,我国的国债和金融债主要是长期债,少有短期债;债券市场流动性差,还没有形成合理的收益率曲线等特点使得债券市场债券市场发展明显滞后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对企业融资作用非常有限。

三、对中国资本市场低效性深层次原因分析

从制度发展与变迁角度来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强制性过浓的色彩,在资本市场形成、发展和运行的过程中掺入了大量的政府意志,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这造成了看似制度供给过剩,实则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从产权制度角度讲,一方面,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宪法赋予各类型的产权以平等的地位,使其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进行竞争。而中国不同类型的产权的根本地位长期处于不平等状态,再加上产权界定不清,使得私有产权在资本市场的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使中小企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产权的缺失成为资本市场功能发挥的深层障碍。现代企业的产权结构特点表现为高度分散化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我国企业产权结构则与之相反,这种不合理的产权结构体现了产权缺失的多样性。最重要的是中国非市场选择的产权制度安排,可以说是中国资本市场自身完善的根源,政府对产权的盲目干预降低了资本市场产权融通的效率,同时,社会产权分布牢牢掌控在政府手中,致使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根本不能有效发挥。

四、几点建议

不难看出,中国资本市场的种种缺陷根源自于其制度的缺失。整个股票市场系统因此而非体系化,无法正常发挥其多样性的功能与资源配置作用,所以效率低,不稳定性大。

笔者认为,提高资本市场效率首先要解决基础性制度缺失这一根本问题。由于产权是对各种资源或生产要素的权利,因此,设置产权就是对资源的一种配置,产权的变动必然也会同时改变资源格局,甚至影响和决定资源配置的调节机制,所以必须大力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同时也是规范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质量的保障,而严规范、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无疑对整个资本市场效率提高发挥基础性作用。

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来说,笔者认为,近期,应该以创业板的推出与运行为契机,加快资本市场机制建设与完善,尤其是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与股票发行与定价制度,在制度层次上为国内企业上市提供一个便利的环境。而整体意义上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根本路径则在于推动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打破原有的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构建符合市场规律和功能特征的制度体系,这样才能充分实现资本市场的效率延伸和结构扩容。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加强市场监管,提高股票市场信息披露的质量,从而提高投资者保护程度,使资本市场宏观上保持稳定。第二,通过合理成熟的制度约束,进一步发展股份转让系统,探索和完善场外转让机制,促进内地资本市场健康良性的发展。第三,研究适应多层次市场建设需要的交易制度创新,研究建立不同市场层次间的转板机制,以改善市场深度、加速价格发现过程,增强市场有效性。第四,一个成熟的市场,应该能够提供给合格的企业以便利多样的融资渠道,满足不同资质企业的上市要求,从而留住优质企业,形成逐渐有深度和广度的资本市场,所以,应在做好制度规范的基础上积极引入国内外机构投资者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最后,创新市场监管措施,完善监管法律。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切实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样才能使市场保持透明、规范和公平,增强各方面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从而在整体上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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