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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调查对象
对南京市设有儿科的36家医疗机构儿科医疗资源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儿科病床总数、医生总数及职称、护士总数及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总数。资料来源于南京市卫生监督所医疗机构监督档案。
1.2调查方法
运用调查问卷和查阅卫生统计年鉴等方法。调查问卷设计分为两部分:一是被调查医院的基本资料,包括医院的类别、等级、所在区县等;二是被调查医院的儿科医疗资源情况,包括儿科病床数、医生总数及职称、护士总数。再通过查阅南京卫生年鉴,了解南京市儿科资源纵向发展状况。
1.3统计学处理
对所获取的相关数据用Excel软件按医疗机构的类型、等级、性质、区域等统计指标分别建立相应的数据库,进行数据管理与分析,用表格进行相关描述。
2结果
2.1医疗机构基本情况
被调查的36家医疗机构中,公立医疗机构26家,民营医疗机构7家,其他性质医疗机构3家。一、二、三级医疗机构分别为9、19、8家。
2.2南京市儿科医疗资源总量情况
2.2.1总量纵向发展情况
医疗资源包括人、财、物。查阅南京卫生年鉴,1991年至2001年间,南京市只有1家儿童医院,2002年增设了1家,迄今为止共有2家;2001年南京市儿童医院的病床数为420张,2010年增至1020张,10年只增加床位600张;儿科卫生技术人员数2002年为1012人,2010年增至1511人,8年增加139人。统计资料显示南京市儿科医疗资源总体增长缓慢。
2.2.2总量横向情况
南京市目前约有儿科病床1668张、医生682人(其中高级职称247人,中级职称194人)、护士1051人。
2.3南京市儿科医疗资源配置情况
2.3.1不同类型医院间的配置
儿科医疗资源包括优质儿科人才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儿童专科医院,尤其是62%的高级职称儿科人才集中在儿童专科医院,其余分布在综合性医疗机构。
2.3.2不同级别医院间的配置
75%左右的儿科资源都集中在三级医院,20%左右分布在二级医院,一级医院拥有不到5%。
2.3.3不同性质医院间的配置
赢利性医疗机构拥有的儿科资源少,竞争能力不强。90%以上的儿科资源包括优质资源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本次调查的36家医疗机构中,民营医疗机构8家,占22%,但拥有的儿科资源不到10%。
2.3.4不同区域间的配置
75%以上的儿科医疗资源包括优质的资源集中在城区,郊区只拥有15%左右,而高淳、溧水县两县拥有量不到10%。
3讨论
3.1南京市儿科医疗资源不足的现状
3.1.1总量不足
调查显示南京市儿科病床1668张、医生682人。儿科发展的根本是儿科人才的发展,在儿科医疗资源中,最重要的是儿科人才。2009年南京市儿童人口数为81万,每千名儿童只有儿科医生0.8419名,远低于同期南京市医师比例2.63名•(千人)-1的平均水平。而且南京市的儿科医疗资源除了满足南京本地儿童需求,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治疗周边地区转来的危重患儿。由此可见南京市儿科医疗资源短缺,总量不足。
3.1.2儿科资源向城区、公立高层次医疗机构集中
调查显示南京市75%以上的儿科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区,90%以上的儿科资源包括优质资源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75%集中在三级医院。儿科医疗资源呈现向城区、高层次公立医疗机构集中的状态。这一结论与朱铭杰等南京市医疗资源分布呈现向城区、高层次医疗机构集中的研究结果一致。
3.2南京市儿科医疗资源不足原因分析
3.2.1医学院校撤销儿科专业,儿科人才培养机制缺乏
调查显示南京市儿科医师总量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儿科医师培养机制。1998年教育部调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儿科作为调整专业从1999年起陆续停止招生。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会长朱宗涵指出,儿科专业被取消后,新的儿科医生培养机制没有建立,事实上切断了儿科医师的稳定来源。
3.2.2医疗机构注重经济效益,不重视儿科发展
儿科与成人科室相比“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公立医院药品、检查收入是医院收入的最大来源,而儿科用药量小、检查项目少,“投入大、收益少、压力大”是医院发展儿科兴趣不大的主要原因,同时超负荷的工作与不成比例的收入使儿科人才大量流失。
3.2.3儿科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
合理的资源配置应首先满足初级医疗保健及常见病的诊治,需求结构呈“金字塔”形。而南京市儿科医疗资源分布呈现向儿童专科医院、公立医院和城区集中状态,资源配置结构倒置,主要原因为财政投入不足且向基层投入少。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对非赢利性医疗机构的补贴达到70%,发展中国家为40%,而我国大部分省市比例竟不足10%。2005年南京市政府财政投入占医疗机构总收入的比例,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为12.4%、6.7%。
3.3对策建议
3.3.1建立儿科人才培养机制
建议恢复医学院校儿科专业设置,从源头解决儿科人才短缺。同时加强基层儿科人才队伍建设,通过规范化培训、进修学习、远程教育、城乡对口支援等形式提高诊疗水平。出台必要的政策及措施,增加儿科医生编制、不以经济效益作为考核指标、放宽基层医师职称晋升条件等吸引更多人才从事儿科工作。
3.3.2合理有效配置儿科医疗资源
将儿科建设列入医疗卫生发展规划,合理有效配置医疗资源,达到优化资源结构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目标。严格执行《医疗机构基本标准》,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必须设立儿科且床位规模应与医疗机构级别相符,对新增儿科床位给予财政补助。完善考核机制,对取消儿科或床位数不达标的医院年度考核评为不合格。鼓励医院依托重点专科特色开展相应儿科诊疗。县级医院在构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我国基层三级医疗服务网的龙头。应重点加强县级医院儿科建设,建立县级儿童医疗中心,减少患儿异地转诊。
3.3.3落实社区首诊、双向转诊制度
1.1岗前培训
医疗机构新进人员岗前培训是上岗前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部分人员可能有过工作经验,对于相关医疗制度、法规均有所掌握,但各单位规章制度、医疗流程方面仍存在差异,故也是很有必要参与培训学习。本院安排1~2周的培训课程,精心组织医院各级管理、职能部门就各自所涉及的业务工作、管理流程进行讲解、分析、指导,并在培训过程中,引入企业文化、培养团队精神、推行集体核心价值观、提升新入职员工凝聚力、培养职工归属感等内容。内容需注重日常培训管理工作中的各个环节,包括落实好政府相关政策法规,严格执行相关规章制度、严格培训管理,完善培训工作的客观评价体系等。通过岗前培训实现了新员工对单位的认识,对新同事的了解,对相关管理制度、职能部门人员的认识,对后续岗位工作开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为入职上岗后业务顺利开展建立了很好的铺垫。
1.2轮转与考核
新进人员按职业经历情况安排具体轮转,按科室结构分为内科系统、外科系统、妇儿科专业系统。应届毕业以及取得医师资格,但执业3年内的医生需参与全院内外科系统轮转3年;取得医师资格,执业3年以上的仅轮转报考目标专业系统;取得中级以上职称以及人才引进者不参加轮转。科学制订轮转手册,明确细化培训目标,针对专业制订个性化培训计划,构建综合考核体系,并以此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具体包含轮转时间,工作情况,学习情况,其中工作情况包含以下内容:工作态度,工作量;学习情况包含:自查分析,学习记录,三基考试情况。主要工作为值班、收治患者、参与手术、书写文书。轮转医师持轮转手册进入科室,由科室主任安排科内学习,带教师资为高年资主治医师以上人员,科主任手册记录对轮转人员的科室评价。医务部不定期下科室调查了解轮转人员的工作态度、组织纪律及学习情况,并每月组织新进人员汇总学习、汇报,及时沟通存在的问题,做到经验共分享,不足共勉励,差错共警醒。轮转培训中制订合理的考核机制,考核内容包含工作出勤、工作态度、学习记录、文书书写等各方面,考核成绩与工作待遇相关联,就考核情况及时内部通报,出现严重错误及时诫勉谈话,重大原则性错误给予辞退。
1.3定科
轮转结束,顺利完成轮转培训,并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人员进行定科安排,具体分为科人双选及医院安排两种。对于工作积极、勤奋好学、知识掌握良好的人员,能够得到科室认同,双向同意,符合科室录入需求即可完成定科。对于没能及时定科人员,由医务、人事等部门就学科建设与发展需求安排定科。对于无法定科人员,继续轮转。
2结果
自2011年开始,新进员工内部好评率由过去的63%上升到88%,执业医师通过率由72%上升到89%,新入职员工满意度由过去的61%上升到了92%,中级以下职称矛盾纠纷发生率由过去的86%下降至32%,中级以下职工工作完成情况明显好转。
3讨论
目前,事业单位实行合同化管理,在聘用程序、岗位职责、待遇、考核奖惩、辞聘、解聘以及聘用期限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在合理定编、定岗、定责的基础上,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经过考核,实行竞争上岗。相应的机构编制和人员编制就需要严格控制,定岗公招应运而生,然而该模式仍存在诸多不足。时常出现就业人员岗不合用,怀才不遇;单位存在人不爱岗,培养困难的局面。定岗招录后轮转培训是符合人事管理及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制度的,通过培养与考核可以及时发现员工的长处与不足,能够更好地做到人尽其才,对于试用期内人员工作情况可以进行全面评价,并为最终录用与否起到指导作用。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医院按照医学继续教育委员会的管理和指导,保证培养质量的前提下,保障人才待遇。医院不断加大投入,充分利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平台,对新入职员工进行培训,从而提高新入职员工质量,是医院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医学临床专家形成的关键所在,为医院发展奠定了基础。培训过程与考核机制是企业管理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蒋跃庆等研究认为考核是保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重要方面,包括出科考核、年度考核、培训结束考试。随着医学教育改革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不断深入,住院医师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加强,培训质量得到提高。医疗机构作为事业单位,已经逐步向市场化过渡,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增加科研型研究生住院医师预培训期,设立培训基地准入考核,针对不同学位类型的住院医师采取个体化培养,实行全国统一的住院医师考核评估体系,对高水平临床医师队伍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科教部门日常督查中,针对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及时分析,通过深入一线的检查、总结,确定培训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培训计划是否合理,主要效果指标是否实现,并总结经验教训,利用反馈信息进一步完善规范化培训教学管理制度。
4结语
攸县确定的老百姓10元钱看病模式,主要是考虑了财政和农合的承受能力、以及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还有乡村医生的收入水平,以这3个方面为平衡点来确定。2012年4-7月,4个月的时间内,攸县卫生局从乡镇卫生院选派6名医生进驻到6个村卫生室,针对村卫生室辐射群众数量、就诊人数、每次就诊平均费用、乡村医生收入等问题进行试点调查,结果显示,每个患者的次均费用在26.5元左右,其中<10元,占30%左右;>26元,占10%左右;人均看病次数都在人数总体的1.5人次。基于上述调查攸县卫生局确定了2个指标:①次均费用,按月计算,村民看病月次均费用为26元钱;②看患者数总额,全年村卫生院看病平均1.5人次。基本药物的销售中有15%是作为乡村医生的补贴,若不销售基本药物,这部分收入就会失去;同时,按1.5人次来计算,若月次均费用>26元,超过的费用就由村卫生院来承担,这样削弱多开药的利益驱动。这两个指标的作用是控制乡村医生开大处方,实现合理诊疗,控制乡村医生违规截留重症患者,实现分级诊疗,确保新农合基金安全运行,实现持续运转。2012年10月8日-2013年10月8日,全县村卫生室符合农合报销范围的就有785671人次,为参保新农合人口的1.2倍,全县村卫生院单次平均就诊费用为25.27元,说明这2个指标符合实际情况,能够满足患者在村卫生院诊疗需求。
2“双十”就诊模式的实施过程
2.1实施过程解析
参加新农合的村民生病到村卫生院治疗时所产生的医药费,如果<10元,按实际产生的费用如数缴纳;如果≥10元钱,多出来的钱由村卫生院报给乡镇卫生院统一报销;每人每天只能报销1次。对于≤10元,据实收取的医药费用,按月总结,全部上缴乡村卫生院,该情况下乡村医生是义务服务;对于>10元,村卫生室只收取10元诊疗费作为村卫生院的收入。另外,当农民在村级卫生院连续治疗3d,仍然没有治愈的情况,按照分级诊疗原则,须转诊到乡镇卫生院。攸县的304个行政村中,每个村的卫生院都有一个管理制度的公示牌。每个行政村的乡村医生,都必须把他所在的村卫生院发生的药费>10元的患者的就诊情况和收费情况公示在村卫生院的管理制度牌上面。同时每个月底,必须找到所在村卫生院聘请的监督员(一般由村干部担任)签字认可,才能到乡镇卫生院进行报销。乡镇卫生院经审核后再统一上报到县农合办报销。村级卫生院只能向患者提供国家或湖南省规定的基本药物。目前,国家规定的基本药物目录为307种,湖南省增补198种,合计505种。这些药物由省政府直接招标采购,具体操作流程:村医在电脑内输入所需采购的药品,通过互联网报送到镇卫生院,镇卫生院按照各个村卫生院的采购计划,在湖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统一采购、统一配送[3]。药品配送企业将药品配送到镇卫生院后,村卫生院再到镇卫生院领取,中间没有其他机构参与,药品也就没有加价,这样相对之前购买药品的多环节,价格比较低廉。公示牌上也很鲜明的写着基药监督监督电话,群众可以随时举报。
2.2实施效果
随机抽取攸县的5个村庄,从最近5年未外出过且对医改前后的看病模式熟悉的人群中,每村随机抽取30例,共150例居民。针对“10元看病”模式实施前后,对当地居民关于看病模式的满意度、单次就诊费用进行调查,得出居民对村卫生院看病的满意度提高,单次就诊费用从过去46元降低为现在10元左右。从对5个村医的访谈中得知,实施“双十”看病模式前后1年比较,居民的就诊人次提高将近50%,但其收入降低30%以上。
3“双十”就诊模式分析
3.1优势与机遇
3.1.1缓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双十”就诊模式,让群众看病不出村,在家门口看病,看好病,能够方便群众就医,有效地缓解农民“小病拖、大病扛”及“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和儿童,这是一项惠民政策。同时对中老年人慢性病的防治也有积极作用。3.1.2解决“抗生素滥用”的重大问题是药三分毒,近年来,抗生素已被广泛滥用,不合理使用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有报道称,我国每年因抗生素滥用导致800亿的医疗费用增长,同时致使8万患者不良反应死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1份调查显示,中国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比例超过46%,而在全国使用量前15位的药品中,抗生素占10种,这个比例在农村地区更高。“双十”模式中,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药品零差率销售,又用“月次均费用不超过26元”消除村医的利益驱动;同时,通过加强乡村医生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督,有效提高农村卫生室的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从源头上遏制抗生素滥用的现象。3.1.3打破“以药养医”的收入格局村卫生院全部使用基本药物,村级卫生院只能提供国家或湖省规定的基本药物给患者。这些药物由省政府直接招标采购,逐级配送到村卫生院,中间没有加价,零差价销售;此外又有“次均费用26元”的限制,避免大处方的问题,因为超过此限制,多余的由村卫生承担。这样挤掉乡村医生不合理收费、一口价的局面,减少过度医疗行为,让村级医疗回归公益性。
3.2不足与风险
3.2.1挫伤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根据介绍,未实施基药制度以前,村医自行上报的收入>5万元。现在村医的收入包括:①按照每人每年1.5次,每次10元钱的诊疗费计算;②中央和省级财政给每个乡村医生,按照村民人数有5元的公共卫生补贴;③每个乡村医生每年有中央和省级财政4000元的基础药物补贴;④每个乡村医生还可以得到药费总额15%的县级财政的基药补贴。支出:购买的注射器、棉签、输液器等相关医疗器材;医疗室的电费、网费等。经过对乡村医生的访谈,得知在“双十”就诊模式后,他们的收入相对之前个人开诊所时的收入减少30%左右,造成了村医的心里不平衡。3.2.2基本药物实施环节存在不足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中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宣传和培训不到位,供应配送和采购使用不规范的问题等。例如:今年上半年,有部分基药特别是低价基药品种,出现不能及时配送的现象。根据调查,该品种是因厂家低价中标后限量供应所致,经县医改办协调,现在已经完全能够保障供应。另外,实施过程的细节中,例如:居民看病时间受村医上班时间的限制,医疗事故的补偿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更详细的管理。
4“双十”看病模式的建议
4.1加强制度建设
4.1.1严格乡村医生上岗、考核制度乡村医生作为基层百姓的首先医疗负责人,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乡村医生必须具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或执业(助理)医师证书,并在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注册并获得相应执业许可再上岗。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执业医师法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乡村医生上岗条件管理;并坚决打击不合格人员非法行医。坚持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等各种制度来建设乡村医生队伍。同时不断创新乡村医生考核制度,将服务质量、数量、患者的满意度、任务完成情况和城乡居民健康状况等作为主要考核内容,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开,与绩效工资量、财政补助、医保支付等挂钩。4.1.2加大督查力度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对乡村医生和村卫生院进行规范管理,对其服务行为和药品器械使用等进行监管;要建立和完善符合村卫生院功能定位的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推出相关查岗政策。与此同时,进一步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加强对村卫生院的监督。制定相关处罚政策及问责制,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此外,设立监督举报电话,请广大群众进行民主监督,发现村卫生院有违规行为,请及时向村干部或当地卫生院反映,也可拨打举报电话,加强社会监督。4.1.3加强药品质量安全监管药品零利润销售,同时严格基本药物研究、生产、流通、使用、价格、广告监管,查处不合格生产企业,规范流通秩序,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药品行为。对基本药物进行全品种覆盖抽验,并从生产出厂到使用进行全程电子监管,加大对重点品种监督抽验力度,定期向社会抽验结果。
4.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4.2.1加强乡村医生培训乡村医生为基层老百姓服务,虽然不在科研的前列,仍需要不定时进行培训、进修,增强自己的医疗能力。因此,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合理制定乡村医生培养培训规划,采取临床进修、培训、城乡对口支援等多种方式,选派乡村医生到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或医学院校接受培训。4.2.2加强乡村医生后备力量建设对于建设稳固的乡村医疗队伍,着眼长远来看,需要储备乡村医生的后备力量。购买乡村卫生院的县级卫生行政部门需制定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规划制度,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从本地选派进行定向培养或其他方式建立乡村医生的后备人才库。并及时摸清并动态掌握本行政区域内乡村医生队伍的执业情况,及时调整人力,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有条件的地方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城市的退休医生、执业(助理)医师和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到村卫生院工作。
4.3完善保障体系
4.3.1提高村卫生室服务水平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合理设置村卫生院,并规范村卫生院的建设,完善硬件设施,给村民提供良好的就医环境。4.3.2改善乡村医生的待遇政府采购村卫生院的药品零利润销售,村卫生院服务回归到公益事业。可对于乡村医生,在收入方面大打折扣,为提高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政府应出台一系列相关补偿的政策。如:对乡村医生进行职业补贴,提高乡村医生的社会地位,保障其职业归属感;制定奖罚政策,提高村医从业的热情、动机;合理解决乡村医生养老问题,采取多种形式提高乡村医生养老待遇,确保养老金收入不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这样才能切实提高乡村医生的积极性,才能真正服务于老百姓。
4.4推进信息化建设
在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方面,学术界主要从农村居民个人和家庭特征、经济特征、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和疾病状况、生活方式等医疗服务需求方面进行因素分析,也有学者分析了有无医疗保险、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供给数量等医疗服务的供给因素对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12-13]。王翌秋等利用两部模型法分析农户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医疗服务价格、是否有合作医疗补偿、是否经常饮酒、慢性病程度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显著[7]。李晓敏等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以农村患者是否就诊作为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变量,对湖北省红安县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婚姻状况、是否有新农合补偿、是否患有慢性病、家庭经济状况以外,还有农村居民的年龄、疾病种类等因素,也对农户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显著[14]。而林相森等在进行居民医疗服务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时,除了上述提及的因素外,还把家庭规模和居住地类型(城市或农村)也纳入模型,发现家庭成员的数量对医疗费用支出具有负的影响;而在遭遇到很严重的疾病时,城市居民会比农村居民利用更多的医疗服务[15]。但是现有文献在对农户医疗服务利用状况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没有考虑到民间借贷这一重要因素。实际上在我国广大农村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农户向亲戚朋友、熟人等借钱看病的现象十分普遍。农户家庭成员患大病以后,如果能够及时向亲戚朋友借到足够的资金,可以为患者及时选择较好的医疗机构和医疗方式,使患者得到充分的治疗。在所调查的地区当年共有341人次患病住院,其中,58.1%的患者未能及时住院治疗,65%的患者在疾病尚未完全治愈的情况下要求出院都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因此,民间借贷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户住院天数和对医院级别、医疗技术的选择等,从而影响了农户对医疗服务利用的程度。因此,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研究和农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将农村患者住院天数作为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状况的变量,将农户民间借贷规模、家庭收入水平、患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主受教育程度、是否患有慢性病、是否参加新农合、医院级别、是否村干部、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等10个因素纳入模型,对农村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考察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民间借贷规模的偏效应,比较民间借贷在农户医疗服务利用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
二、研究的数据来源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组成的课题组于2007—2009年对四川省阆中和富顺两个贫困县的农户调查。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遵循分层随机抽样原则,从2个县各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各抽取10个村,每个村整群抽取100户农户进行快速问卷调查,共形成了6054个农户样本。第二阶段,按照事先确定的大病标准和5%的比率,从6054个农户样本中选取家庭有成员患大病的农户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305个大病农户样本。本研究采用的是305个大病农户样本中,2006年患大病而住院治疗的231个患者样本,这231个住院治疗的患者分布在205个农户中。本研究中的大病概念根据以下三个标准界定:第一,农户当年住院治疗费用按家庭劳动力人数平均达到1000元以上的疾病;第二,不符合第一条,但是农户当年门诊治疗的费用按家庭劳动力人数平均达1000元以上的疾病;第三,不符合上述两条,但是当年因病误工累计超过90天的疾病。凡符合以上三个判定条件中之一者,即定性为“大病”。
(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在有家庭成员患病住院的205个样本农户中,2006年发生了民间借贷行为的农户有137户,民间借贷发生率为66.83%,户均民间借贷金额为10240元,患者人均民间借贷金额为9110元,患者人均住院天数为17.9天。本研究要纳入模型分析对农户住院医疗费用影响的10个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患者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患者家庭货币收入水平、患者年龄、患者文化教育程度、患者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患者性别、患者是否村干部等6个解释变量。从表1中可以看出,样本农户中,家庭年货币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患者所占比例最大,但他们民间借贷发生率也最高;他们不仅人均民间借贷金额最多,住院天数也最长。这一部分患者由于家庭收入最高,患大病以后能够向亲戚朋友借到的钱最多,所以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也最多。从住院患者年龄来看,年龄越大的患者住院治疗的比例越高,60岁以上的患者最多,占整个住院患者的三分之一强,但他们民间借贷发生率却最低,人均民间借贷规模也最小。从患者的文化教育程度来看,农村患者文化教育程度普遍较低,70%以上的患者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他们的人均民间借贷金额比教育程度高的患者少,尤其是教育程度为文盲的患者,由于他们主要是年纪较大、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农村老龄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所以他们人均民间借贷金额最低,但住院时间最长。从患者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来看,三分之二以上患者的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已经超过75%;农村患者住院治疗的时间与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成正比,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患者住院治疗的天数就越多。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低于50%的患者住院天数最少,但他们人均民间借贷规模却最大。相对于女性而言,农村男性对住院医疗服务的利用率更高,将近三分之二的住院患者为男性;但农村男女患者在住院天数和人均民间借贷规模上差别不大。从住院患者的身份来看,与村干部患者相比,不是村干部的患者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相对较低,但患者人均民间借贷规模较大,住院治疗的天数较少。2.患者家庭的外部保障条件变量。患者家庭外部保障条件包括是否参加新农合和民间借贷规模。新农合属于来自家庭外部的正式保障形式,民间借贷则属于来自家庭外部的非正式保障形式。调查地区住院患者93%都参加了新农合;与参加了新农合的患者相比,没有参加新农合的农村患者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更高,患者人均民间借贷规模更大,住院治疗天数也更多。从民间借贷规模看,农村住院患者中,民间借贷规模在2000—7000元的患者所占比例最大,这一部分患者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也最高;农村患者住院治疗天数与其民间借贷规模成正比,民间借贷规模越大,其住院治疗的天数就越多。3.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特征变量。本文以患者住院的医院级别作为医疗机构特征变量。农村居民中选择县级医院住院治疗的患者比例最高,患者在县级医院住院治疗的时间也最长。相比较而言,患者在乡镇卫生院住院治疗时间最短,但人均民间借贷规模却最大。4.患者的疾病特征变量。本文以患者是否患有慢性病作为衡量患者疾病特征的变量。从表1中可见,住院治疗的农村患者中将近70%的人患有慢性病,慢性病患者人均民间借贷规模和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均比非慢性病患者高,同时,其住院治疗的天数也比非慢性病患者高。
三、民间借贷在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中作用的计量分析
(一)计量模型
对于民间借贷在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中到底起多大作用,本研究将农村居民的住院治疗天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包括民间借贷规模在内的10个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回归模型构建如下:Y=β0+β1χ1+β2χ2+β3χ3+β4χ4+β5χ5+β6χ6+β7χ7+β8χ8+β9χ9+β10χ10+μ模型中,Y表示农村患者住院治疗的天数,χ1表示患者家庭收入水平,χ2表示患者民间借贷规模,χ3表示患者年龄,χ4表示患者文化教育程度,χ5表示患者就医的医院级别,χ6表示患者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χ7表示患者是否村干部,χ8表示患者性别,χ9表示患者是否患有慢性病,χ10表示患者是否参加新农合;βj(j=0,1,2,3,4,5,6,7,8,9,10)为模型的参数,μ为随机误差项,表示其他因素对患者住院治疗天数的影响。
(二)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所建立的回归模型和231个住院治疗的患者样本数据,利用Stata12统计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所示。1.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分析模型的判定系数R-squared=0.2434,表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10个解释变量能够解释农村患者住院治疗天数总变异的24.34%;F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具有显著意义(Prob>F=0.0005),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2.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分析(1)患者个人和家庭特征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系数为正数表明,患者住院天数与其家庭收入水平成正向关系,但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样本地区患者家庭收入水平对其住院治疗天数的影响并不显著。患者住院天数与其年龄大小成反比,患者年龄越大,其住院治疗的天数越少,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患者住院天数在年龄上的差别并不显著。患者文化教育程度对其住院天数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负,表明患者住院治疗的天数与其文化教育程度成负向关系,患者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其住院治疗的天数就会越少;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患者文化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其住院治疗的天数就会缩短3.4天。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农村地区,年龄越大的居民往往文化程度越低,而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差,住院治疗的时间就会越长。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每提高25个百分点,患者住院治疗的天数就会增加3.9天。因此,非农就业收入的提高能够增强农村居民的健康保障能力和对医疗服务的利用水平。患者性别与住院天数之间成负向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女性患者住院天数要比男性患者少3.1天,不过,男女性别差异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是否村干部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在统计学上也不显著。(2)家庭的外部保障条件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民间借贷规模对患者住院治疗天数的影响十分显著,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民间借贷规模每增加5000元,患者住院治疗的时间就能够延长3.4天。民间借贷在帮助农户抵御大病风险,保障农村居民身体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是否参加新农合这一解释变量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这表明新农合在实施初期对农村患者的医疗保障力度不够,发挥的作用有限。造成新农合对农村居民医疗保障作用不显著的主要原因,一是补偿水平偏低,调查地区当年住院治疗的患者从新农合得到的医疗费报销补偿金额占其住院医疗费用的比例仅为20.04%;二是参加了新农合而在外地住院治疗的农村患者的医疗费用没有得到报销补偿。调查地区当年住院治疗的231个患者中,有100个患者住院费用没有得到报销补偿。(3)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特征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患者住院天数的多少与提高医疗服务的医院级别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医院级别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患者住院的医院每提高一个级别,患者住院的天数将会增加2.5天。这是因为农村患者住院治疗的医院级别越高,说明患者所患疾病越严重,治疗难度越大,所以住院治疗的时间也会越长。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居民对健康的需求程度。(4)患者的疾病特征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表2中的数据表明,是否患有慢性病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不显著,患者住院天数不会因为是否患有慢性病而有差别。
3.模型标准回归系数分析
在10个解释变量中,只有民间借贷规模、患者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患者文化教育程度、医院级别等4个解释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较大,它们的标准回归系数绝对值分别为0.2809、0.1533、0.1405、0.1218,其他解释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绝对值较小。其中,民间借贷规模的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0.2809)最大,这表明在农村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因素中,民间借贷规模对农村患者住院治疗天数的作用和影响最大。因此,民间借贷规模对农村患者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发挥着突出的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1医疗制药装备集成化与模块化
1.1装备集成化。以中药生产为例
其整个制药过程包括制剂、前处理(药材清洗、干燥、粉碎、灭菌、提取等),这是其与化学制药最为显著的区别之一,由此也决定了中药制药装备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传统的中药制药装备之间的联系性较差,彼此相互脱节,严重影响了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可对制药设备进行集成化,即将制造过程中联系较为密切的几个单元工序集成到一起,并使其在一台设备上完成,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有效克服各道工序之间衔接带来的污染,而且还能减轻操作人员的工作量,更加符合新版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对制药过程的要求。
1.2装备模块化。制造装备的模块化
具体是指为达到对系统整体控制的目标,并使设备满足客户的某些特定要求,利用模块的不同组合方式,将特定功能的管理、设备等装置连接到一起,使之形成一个整体。基于模块化设计出来的制药装备,其人机界面更加人性化,更易于操作和维护。
2医疗制药装备自动化及智能化
随着新版GMP的颁布实施,国家对药品质量的控制越来越严格,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制造装备进行改进和创新已成为必然趋势。将自动化与智能化技术应用到制造装备的研发上,不但能够提升装备的整体性能,而且还能简化操作,降低劳动强度,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减轻制药过程带来的污染,有助于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智能控制与远程监控是制药装备未来一段时期的主流发展方向,其中在线监控主要是指设备具有分析、处理系统,可以自行完成预先设定好的步骤或工序,这为设备的联动和控制提供了可能。为此,在对制药设备进行研发设计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随机控制、实时分析、数据显示、程序控制、自动报警等功能。
3医疗制药装备的环保化和高效化
近年来,我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对环保和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的问题愈发重视。虽然与工业企业相比,医疗制药行业造成的污染较轻,但在生产中也会排放出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为此,医疗制药装备的环保化及高效化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装备研发的主流方向。采用快速、高效的制药前处理技术和装备是目前制药行业实现环保化和高效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具体可应用如下技术:多级逆流提取技术、超临界提取法、微波瞬时灭菌等。此外,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连续化,也可以有效降低能耗,提高生产效率。
二推进医疗制药科技化及信息化的两点建议
1加大投入力度
医疗制药装备行业的快速稳定发展需要以明确行业发展方向为前提,同时还需要在技术创新方面提供充足的资源和资金作为有力保障。医疗制药装备行业不仅要加快新产品的研发,而且还要重视对现有产品的不断改造,以此提升医疗制药的科技化水平。尤其在配套加工制造、生产工艺等领域,要持续加大改进投入,使资金投入满足新技术产品的开发需求。除此之外,建立一套严格的研发资金申请程序,有效控制研发资金支出,提高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益,避免出现资金浪费现象。
2加快新产品的研发速度
医疗制药装备的研发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改造和提升现有医疗制药装备。如,组合现有清洗机和灭菌器,实现两者的功能整合,制造出清洗消毒灭菌器;又如,改造消毒灭菌设备,提高消毒灭菌设备的技术水平,使其既能够满足医疗制药行业对灭菌提出的高要求,又能够适应更为复杂的生产工艺。另一方面,加大全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开拓市场空间。如,研发西林瓶灌装机、冻干机、粉液多室袋生产系统等产品,不断提高我国医疗制药装备行业的科技水平。
三结语
1对社会医疗保险需不需要营销的讨论
社会医疗保险的营销,就是将多层次体系下的各险种,通过创造、传递和传播优质的顾客(参保者)价值,获得、保持和发展参保人群。当“使推销成为多余”,营销目的便得以实现,医疗保险扩面工作也变得简单有效,“广覆盖”、“大数法则”等迎刃而解。
1.1从市场角度看,医疗保险和其他保险一样,是非渴求商品
医保经办机构必须主动推销和积极促销,善于使用各种推销技巧寻找潜在顾客,甚至采用高压式的方法说服他们接受其产品,从而使更多的人群加入到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中来。
1.2从医疗保险的需求特性看,疾病发生的随机性造成对医疗保险需求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医疗保险起步迟,保险制度不完善,医疗保险市场处于短期非均衡状态。受收入、保险意识、效用偏好等因素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群还没有被纳入医保体系。由于潜在的医疗需求没有得到释放,医院的市场化取向得不到有效满足,其利益、运营效率甚至是社会福利都受到了损害。营销就是善于为医疗保险刺激出需求,促进市场的均衡运动。医疗保险的经办机构应该通过营销试图去影响需求的水平、时机和构成。
1.3从社会属性看,“城镇”向“全民”跨越后,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保扩面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原来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群体是城镇各类组织以及这些组织中的劳动者,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力量使医疗保险得以覆盖问题不大。但是,向“全民医保”跨越的过程中,灵活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自谋职业者、新成长劳动力、其他城乡居民等,其数量比原来意义上的“职工”要多得多,医疗保险覆盖这些人群,政府的强制难以奏效;而借鉴商业保险的办法,运用营销手段扩大人群覆盖,促进“全民”目标的实现,这也是新形势下加强医保经办机构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
1.4从其本身特性看,社会医疗保险应具有社会营销观念
社会医疗保险组织的任务就是在多层次的医保体系下,确定各类人群所对应的诸目标市场的需要、欲望和利益,并以保护或者提高参保人员和社会福利的方式,在满足基本医疗保险方面比商业公司更有效、更有利地向目标市场提供所期待的满足。因此,社会医疗保险的经办机构要通过营销活动,维护和改善客户(参保人员)关系,考虑社会与道德问题,平衡医、保、患利益关系。社会医疗保险理所当然地就要在效率、效果和社会责任方面,于某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营销活动。
综上所述,社会医疗保险作为公共服务产品,需要用市场化思维,借鉴产品(服务)营销的原理,使市场主体更多地选择医疗保险,让更多的人群加入到社会医疗保险的“安全网”。
2社会医疗保险的营销设计和实施
和其他产品、服务的营销一样,社会医疗保险的营销要以4Ps理论(产品PRODUCT、渠道PLACE、价格PRICE和促销PROMOTION)作为行动的指导。同时,作为公共服务产品,除了传统的4Ps外部营销外,还要加上内部营销和交互作用营销两大因素②。内部营销,就是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要加强对经办人员的培养和激励,全机构都要有“营销”观;交互营销,是指经办机构经办能力、服务参保单位、参保人员的技能。
2.1营销定位:“全民医保”下的适应营销
覆盖全民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将打破城镇职工的界限,面向社会各类人群,以统账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为基础,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独立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法多形式、保障水平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外,需要根据人群特点、收入水平和医疗消费等,建立多个高低不等的医疗保障层次,至少是一些过渡性、补缺性的保障形式。这样,“多种模式”、“多种办法”就赋予了社会医疗保险产品的概念。以产品观念为导向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覆盖,要求经办机构根据社会人群分布状况和收入水平的实际,调整完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甚至开发设计新的险种产品,以满足社会各类人群的医疗保险需求。社会医疗保险的营销需要适应新的形势,突出目标市场、参保人群需要、整合营销和医疗保障水平四个支柱,确立营销观念,避免营销近视症③——参保人群并非在购买保险,而是在购买健康保障。这样,不管是响应营销(寻找某些人群业已存在的需要)、预知营销(预测某些人群的需要),还是创造营销(设计新的险种或者参保缴费办法),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可以在不断的调整完善中符合参保人群的认知价值,吸引和维系参保人群,从而在总资源一定的限度内,保证医、保、患三个利益关系方处于能接受的满意水平。
2.2营销机会:“全民医保”下的营销环境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理论、思想和观点,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医疗保障事业的改革发展。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使医保经办机构的工作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当一部分“自由人”要归拢到医保体系中来,这意味着经办业务需要采用由外向内的观念,营销环境恰恰在不断创造着新的机会。从宏观环境看,我国实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以来,城镇职工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社会成员医疗保险的意识越来越强,各级政府把覆盖全民医保体系的建设摆上议事日程,并在小康进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工作部署进展上明确了新的目标。从微观环境看,由于政府的规制和法制的健全,使组织为员工参保有了“保障”;同时,个人由于经济环境、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选择性注意逐渐强化,通过有效地营销来影响购买行为,是社会医疗保险扩展参保人群的重要手段。营销环境的变化,要求社会医疗保险必须一改过去大众化方式,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体系设计的基础上,让各类人群来“对号入座”。相反,要据此进行微观营销,对潜在的各类参保人群进行行为细分,并有针对性设计保险产品或调整完善缴费机制。比如,江苏镇江市针对外来务工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等在医保体系中设计的住院医疗保险,是相对于基本医疗保险的一种较低层次的过渡性保障形式,参保人员以上年度社平工资为缴费基数,以首次参保的不同年龄,按3%—8%的比例缴纳住院保险费。在向饮服行业、建筑业外来务工人员“营销”该险种的过程中,针对这类群体年龄轻、流动性大的特征,调整为以社平工资60%为基数、按行业平均年龄(最低限)3%比例缴费,这种微观营销取得了较好效果。
2.3营销战略:“全民医保”下的营销差异化
有别于商业保险的利益定位,参保的各类人群在这个体系中是具有特定利益的。在向目标市场传播特定利益这一核心观念的同时,社会医疗保险还要通过进一步编织差异网来体现实体。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形象差异化,就是造就人群对社会医疗保险较商业保险的不同认知方法。首先,在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中,要建立一个不同制度安排的特点和参保建议;第二,更多地应该通过事件和公益活动传递这一特点,从而使之与商业险相区分;第三,它要利用各种营销组合产生某种感染力,更好地发挥制度地牵引作用。
2.4传播营销:“全民医保”下的营销方案
整合营销传播是一种从顾客角度考虑营销过程的方法。在多层次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下,经办机构要通过有效的传播手段与现行和潜在的关系方和各类人群沟通。因此,除了依靠强制力和传统的动员参保手段,还必须针对不同的传播目标,选择不同的传播渠道。
2.4.1具事实劳动关系的人员:公共关系与宣传。主要是在政府强制力以外弥补刚性所带来的缺陷。对具有事实劳动关系的人群,要更多地采用社会营销观念,采取事业——关联营销的方法,即积极地使用保障全民健康的形象,构建与参保人员的利益关系,借以改善经办机构的名声,提升知晓度,增加参保者忠诚。通过公共关系、宣传,使社会医疗保险:具有高度可信性,通过新闻故事和特写等使之更可靠、更可信;能够消除防卫,可以接触一些回避、拒绝参保的单位、人员;戏剧化,通过公益、政府财政杠杆等使医保制度和产品惹人注目。
2.4.2断保人员:客户关系型营销。即经办机构通过有效利用参保人员信息,在对参保人员了解的基础上,将营销针对特殊人群个性化。比如,对具有固定劳动关系的人员,一旦其下岗失业无力参保,对这些断保或是封存人员,可以由统账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转向单建统筹的住院保险,一旦此类人群经济状况好转,再回到基本层次;再有方法就是给这些群体以缴费照顾,调整缴费基数或比例。这种营销手段的关键是建立客户数据库和进行数据挖掘,进而进行数据库营销。
2.4.3新成长劳动力:网络营销。新成长的劳动力是网络一代,其特点是:选择权是他们深信的价值观;他们需自己改变自己的主意;他们更喜欢自己作出决定。对此,医保经办机构要善于利用网络和先进的数字化传媒技术进行医疗保险的营销。
2.4.4城镇其他居民:直接营销。直接营销的渠道很多,如面对面推销、目录营销、电话营销等。关键问题是营销渠道的构建。针对城镇居民的分布特点,社会医疗保险的经办机构需要向社区延伸,不断完善和构建社区平台。社区平台包括街道(社区)的劳动保障平台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只有这些平台建设到位并卓有成效地开展营销活动,才能提高成功率。
3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营销行为讨论
社会医疗保险的营销主要是由经办机构来完成的。经办机构作为营销组织,必须重新界定它的角色。
3.1牢固树立营销观念,建立全机构营销导向
参保扩面是经办机构的一项突出任务,也是经办能力高低的“试金石”。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部职能划分是多样的,但它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面向所有参保人群的组织,这种导向使得参保扩面工作应成为全机构的事,营销导向也应是全机构的。“全民医保”目标的确立,要求体现在工作和部门定义、责任、刺激和关系的变化上。特别是医保信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使经办机构的一切任务都面对着参保人群。内部各职能部门都要接受“思考顾客”的观念,即强调为参保单位、参保人员的服务。同时,只有当所有的部门执行一个有竞争力的参保人群价值让渡系统时,营销才能有效展开。只有确立全员的营销观念、改变内部的薪酬结构、开发强有力的内部营销训练计划、建立现代营销计划体制、提高员工营销能力,“经办”的目标和水平才能提升到新层次。
3.2经办机构要苦练内外功,实现新突破
内功是就是在多层次医保体系构架下,强化保险产品力、提升组织力、管理力、营销力,进入精耕细作、精细化管理的科学状态;外功是由关注政策体系、制度安排,转向关注参保人群,由坐门等客转向目标营销。依靠垄断做“老大”或依靠政府强制力推动参保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必须真正学会关心参保人群利益,从目标人群的需要和利益出发,规划市场营销渠道,设计策划促销途径。要学习和借鉴商业保险公司的经验,掌握现代保险营销的有效方法。比如:重视客户关系管理,提升服务价值,重视多种营销组合,加强营销队伍建设、营销社会保障理念、强化经办机构文化建设、改善营销环境的关系主体——医院、同业、媒体等。
注释:
①DictionaryofMarketingTerms,2nded.,ed.PeterD.Bennett(Chicago:AmericanmarketingAssociation,1995).
②ChristianGronroos,"AServiceQualityModelandItsMarketingImplications,"EuropeanJournalofMarketing18,no.4(1984):36-44.
资料回收后,用MicrosoftAccess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数据逻辑校对后,用SPSS11.5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医务人员基本情况为统一操作,本次调查分别向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发放《人员表》共计2040份,剔除无应答和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1796份,有效率为88.04%。在调查的1796名医务人员中,二级医院医务人员有996人,占55.46%,三级医院医务人员800人,占44.54%。医务人员性别、工作岗位、年龄、学历、工龄和职称职务等情况见表1。
2.2医务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的认知
2.2.1对医疗不良事件含义的了解76.23%的医务人员表示清楚或非常清楚医疗不良事件的含义,20.27%的人员表示基本清楚,不清楚或非常不清楚的占3.5%。不同工作岗位、年龄、学历、工龄、职称、职务、医院等级分组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的了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分别是26.699、32.886、18.648、53.066、38.817、28.988和24.497,P值均小于0.05)。
2.2.2对医疗不良事件报告作用的认识对于不良事件报告能否可以改善医疗安全的问题,82.60%的医务人员表示可以改善,高于国外的相关研究[1,2],但略低于国内的某项研究[4]。12.77%的医务人员表示不清楚,只有4.63%的医务人员表示不可以。说明医务人员基本都认可不良事件报告对医疗安全的促进作用。分组分析后发现,不同工作岗位、年龄、职称、职务、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作用的认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分别是18.949、13.097、15.413和11.020,P值均小于0.05)。
2.2.3对医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的知晓本次研究调查了医务人员对卫生部制定实施的系统A和系统B、以及中国医院协会实施的系统C的知晓情况。40.48%的医务人员表示3个系统都知道;42.48%的医务人员表示不全知道,只知道其中的一个或2个系统;17.04%的医务人员表示对3个系统都不知道。不同工作岗位、学历、医院等级医务人员对3个报告系统的知晓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分别是5.529、5.087和3.533,P值均大于0.05),但是根据年龄、工龄、职称、职务分组后,各组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详见表2。
2.3医务人员培训情况就是否接受过医疗不良事件报告培训方面,80.07%的医务人员表示培训过,高于北京某医院医务人员的培训率[3]。培训情况对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含义的了解、报告系统的知晓和报告作用的认识有显著影响(2分别是353.161、309.709和139.220,P值均小于0.05)。除学历分组外,不同工作岗位、年龄、工龄、职称、职务、医院等级的医务人员之间接受培训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2.4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的处理情况被调查的医务人员中,64.53%表示在工作中遇到过或看见过医疗不良事件。在这部分人当中,有71.52%表示报告过所遇到或看到的医疗不良事件,高于现有文献中报道的数值[4]。二、三级医院医务人员之间、不同职称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的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工作岗位、年龄、工龄、学历、职务、是否参加过培训和对报告系统知晓情况分组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见表3。
2.5医务人员对影响不良事件报告因素的认识医务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影响因素的认识显示,不能匿名报告是影响医务人员报告不良事件的首要原因(37.42%)。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影响因素的认识有所不同。医、护、技人员在14个方面的认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4。另外,针对影响医务人员报告行为的因素,提出了3个可能促进报告行为的因素,对医务人员进行调查。如果报告是匿名的,有52.95%的医务人员选择会报告,40.81%的医务人员选择可能会报告;如果报告行为受到鼓励,55.35%的医务人员选择会报告;39.70%的医务人员选择可能会报告。如果医疗不良事件当事人不会受到处罚,则有56.18%的医务人员选择会报告,另外有37.25%的医务人员选择可能会报告。医、护、技人员在这三个方面差异无统计学差异。
3讨论
医务人员是医疗不良事件报告的重要主体。医务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着其报告意愿和报告行为[5]。本文通过对山东地区30家医疗机构1796名医务人员的问卷调查,对卫生政策制定者和医院管理者了解医务人员不良事件报告认知现况提供较好的参考。
3.1医务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的认可度和知晓率调查显示,76.23%的医务人员表示清楚或非常清楚医疗不良事件的含义,并且82.60%的医务人员表示不良事件报告可以改善医疗安全,但是对不良事件报告系统的知晓率低,只有40.48%的医务人员知道3个报告系统的存在,42.48%只知道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系统,有17.04%的医务人员对3个系统全不知晓,并且这个结果受医务人员年龄、工龄、职称、职务的影响较大。年龄大、工龄长、职称高的医务人员,对报告系统的知晓率要高于年龄小、工龄短、职称低的医务人员,有职务的医务人员也要比无职务的医务人员的知晓率高。但是不同工作岗位人员对报告系统的知晓率无差异,即知晓率与医务人员的工作岗位无关,这与Evans等[6]人的“护士对报告系统的知晓度高于医生”研究结果不同。
3.2医务人员参与不良事件报告的培训率较高80.07%的医务人员表示参与过医疗不良事件报告方面的培训,其中,护理人员的培训率最高(84.53%),医技人员的培训率最低(67.82%)。此外,医务人员的年龄、工龄、职称、职务和医院等级对培训率都有影响。年长,工龄长、职称高、有行政职务的医务人员比年轻、工龄短、职称低、无行政职务的培训率高,三级医院医务人员的培训率高于二级医院医务人员的培训率。医务人员的培训率反过来影响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含义的了解、报告系统的知晓和报告作用的认识。研究结果表明,参加过不良事件报告培训的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含义的了解、报告系统的知晓和报告作用的认识明显高于未参加培训的医务人员。因此,还应该加强对医务人员教育培训,让其了解目前国家的报告制度和报告系统,不良事件报告的目的、作用、报告的工作流程等,尽快提高不良事件主动报告率。
3.3不同医务人员的不良事件报告率存在差异64.53%医务人员表示在工作中遇到过或看见过医疗不良事件。其中,有71.52%表示报告过所遇到或看到的医疗不良事件,报告率相对较高。但是不同医务人员的报告率存在差异。医务人员的报告率受其工作岗位、年龄、工龄、学历、职务等因素的影响。护理人员的报告率高于医生和医技人员,与国外的一项研究结果一致。30~49岁人员、工作时间在1~29年的人员、本科学历、科室主任和护士长等有职务在身的医务人员的报告率相对较高。此外,不良事件报告率还受医务人员培训情况的影响,参加过不良事件报告培训的医务人员的报告率明显要高于未参加培训的医务人员。医务人员对报告系统的知晓率也影响其报告率。
论文摘要:个案管理是一种促进患者康复降低医疗成本的管理模式,是一个多方协作的系统工程。通过分析在健康保险理赔过程中运用个案管理的意义和实施过程,总结了实现个案管理的必须条件,为保险公司降低保险赔付成本,控制经营风险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论文关键词:个案管理健康保险理赔
一、健康保险理赔中实施个案管理的必要性
健康保险赔付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理赔人员必须根据特定的保险对象和索赔事件来开展赔付工作。例如伤病收入保险是对被保险人发生伤病后不能正常工作而给予的收入补偿,当保险人康复或返回到工作岗位时将停止给付。这类健康保险的赔付与疾病持续的长短以及投保人重新投入工作的意愿密切相关。而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被保险人自身的主观因素,这其中既有与保险动机无关的主观状态,如被保险人的情绪,心理状态等都会影响治疗的效果和身体机能的恢复,又有与保险动机相关的心态,如投保人为了取得保险赔付情愿一直处于疾病状态,将保险赔偿金作为收入损失的一种长期补偿,使其实际收入与正常工作时相差无几。
因此,在种种心态的趋势下,投保人隐瞒病情康复进展,或者不积极参加治疗的现象并不鲜见。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外界因素也增加了保险公司赔付的风险,如使投保人重返工作岗位的职业培训效率低下,或者投保人不及时向保险公司披露他们已经重返工作岗位或不同的工作的信息。因此,建立一套基于索赔者全面资料的管理信息系统,本着给付应该的赔偿,帮助患者恢复工作能力的理赔原则,针对具体索赔事件进行个案管理,将是健康保险理赔管理的一个有效手段。
二、健康保险理赔管理中个案管理的实施过程
保险理赔管理自疾病或索赔发生时即开始介入,直到被保险人康复或重返工作岗位为止。个案管理是对传统理赔服务的拓展,涵盖了比较广泛的内容,它包括了解投保人的期望,防止投保人逆选择的发生,并预防导致长期索赔发生的潜在因素的出现;帮助索赔者制定出重返工作岗位的计划;需要对索赔者提供何种服务,以及如何提供这些服务等内容。保险公司本着赔付所有真实的索赔的原则,一旦完成对所有必要的资料的评估,就会按时支付保险金,同时也会采取合理的措施去防止不诚实的或欺诈性的索赔。根据健康保险的特点,个案管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调查及评估
这是实施个案管理的资料收集阶段,在此阶段理赔人员要查验与索赔同时提供的资料,并将其与申请者的核保书进行对比。同时还要与保险公司的医疗顾问小组或医生进行初步讨论,对疾病对健康造成的影响、特定的职业责任和康复所需的大约时间等与理赔相关的主要问题有个清晰的了解。在调查过程中要收集的资料包括:客户的疾病情况、药物治疗详情、疾病病史、专科医生医疗报告及检查结果、职业、具体工作性质、工作环境、经济状况、家庭关系、生活安排、法律问题和将来的工作计划,等等。理赔专业人员在获取了上述详细资料后,就可以根据索赔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风险评估,评估报告中包括所有收集到的信息资料、索赔概况、可能的索赔原因以及预期的赔付风险等内容。
理赔人员在获得与索赔者相关的背景资料时,要注意加强双向沟通。一方面理赔人员要获取客户的信息,对客户的要求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另一方面理赔人员也应当阐明保险公司责任,使客户明确理赔程序,增进与客户的协作,起到客户与公司沟通的桥梁作用。此外,在调查的过程中也要注重时效,应该在客户提交索赔申请后能尽早与客户接触,尽快建立起一个同客户相互协作的关系,以帮助客户早日重返工作岗位。
(二)制定个案行动计划
由于个案管理过程中涉及到多方面的协作,涉及到医疗康复机构、索赔者个人、索赔者的雇主、职业介绍机构、人才市场等各相关方面。因此要试图建立有效的协同合作关系,使相关方都参与到个案管理中,则需要一个充分具体的个案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是在与医疗机构、客户和其他相关方的商议下共同制定的,其中可以包括治疗计划、自我锻炼康复计划、定期复查计划、职业培训计划(当投保人不再适合原来的工种时尤为重要)等。在个案计划执行的同时,还要有紧密的时间管理,记录索赔者的复查资料,跟踪计划的实施情况。定期将计划执行情况与预期效果进行对比,考察个案管理是否起到了实效,并根据客户的病情和风险水平对个案计划进行不断的修订。同时也不能忽视索赔者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要让客户承担起对计划完成的责任,积极配合,尽快地返回到工作岗位。
(三)寻求资源与协作
从上面的过程可以看出在个案管理下,理赔人员的角色是多重的,他对索赔人员的服务不仅仅局限在确定保险赔付上,还有许多与降低赔付水平有关的关联服务。在提供诸如治疗建议、康复计划、职业指导的服务时,往往还需要借助专业机构的协助。例如同医疗机构建立协作关系,向医生提供关于公司理赔管理方式方法的资料;又比如与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合作从心理上对索赔者进行疾病康复的引导。
此外,理赔部门还要加强对保险公司其他部门员工如人员、客户电话服务中心,核保人员进行理赔管理模式的介绍,使他们详细了解公司的理赔管理理念。将个案管理的思想深入到保险的销售阶段,使其作为营销人员的工具,同时也让客户从一开始就体会到公司人性化的服务。
三、实现个案管理的条件
要营造新的理赔管理模式,在保险公司的理赔管理中推行个案管理,还需公司管理层和员工的共同努力,从多渠道努力创造条件来实现这一目标。首先,保险公司要从公司制度上对理赔规程进行新的概括,对个案管理的积极效应进行肯定。并通过收集个案管理的具体资料,逐步建立个案管理的管理信息系统,为保险公司全面系统地进行风险管理准备第一手的资料。
其次,要加强对理赔人员的培训。提高理赔员的交流技巧和面谈技能,比如如何采用积极聆听、沉思倾听等技术来建立和谐的气氛,以及进行解决冲突、处理悲痛和伤亡、对峙和谈判情景的角色扮演。通过经常性地组织理赔人员的相互讨论,来交流个案管理的心得。
①从资金的补助政策及补偿金额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既突出了以大病为主,又充分体现了受益的覆盖面;既让大病的患者得到了充分的补助,又照顾了弱势群体,努力控制使用目录内的药品及耗材,提高报销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由于支付能力低而造成的“小病扛、大病拖”的现象。扩大了受益的覆盖面,让广大农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经成了广大农民健康保障的依托。为了满足广大农民对健康的迫切要求,国家正在大力推行各项医疗改革制度。努力缩小城乡医保的差距,预计实行城乡基本医疗并轨运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型管理措施让农民真真切切的从中受益,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健康保健的要求。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紧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管理的水平和措施都有待于提高和完善。由于新农合的参保对象是农民,农民的人数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情况又纷繁复杂。所以,在管理方面,相对城市医保要有一定难度。这就要求管理员要广博众彩,努力学习在这方面搞得好的省份的经验,同时又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活学活用,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把相应的政策宣传并应用到位,提高农民对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的认知度。④农村合作医疗的信息化管理水平有待于提高。作为管理员,自身的硬件水平一定要与时俱进。对合作医疗经费的使用和报销政策都要透彻的了解,掌握比较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做到条条款款都应有理有据。积极做好科学调研工作,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简化报销流程,尽量满足农民对医疗服务的现实要求。同时,把这些先进的信息知识与技能,做成通俗易懂的科普小知识,在滚动字幕里不时的宣传播放。让农民能及时了解关于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政策及比例,做到心中有数。⑤努力提升医院对农村合作医疗的医疗服务质量。把握好总体政策的方向,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大力配合国家的卫生部门对医疗服务机构统筹管理的趋势,实行门诊统筹与住院统筹相结合的补偿模式。依据国家对省、市实施国家基本药品目录制度的工作部署和文件精神,实行全面配置和使用基本药品目录,强化并检查考核。控制报销比例到当地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所允许的人均费用与实报率的范围。
2医院对农村合作医疗病人的管理
①入院实行首问负责制:由于地区的差异,各地政府的财力有限,所以对各定点医疗机构的起付线标准也各不相同,本院的起付线标准一直是全市最高点。当然,设置起付线的初衷是为了能更合理的利用资源,让有限的资源能充分利用到迫切需求的农民手中。介于这种高标准的起付线:1500元。比起所有的城市医保都高出许多。这样一个有明显差距的高门槛儿,无疑给我院的管理人员和报销人员带来了巨大压力。宣传资料随处都要要摆放是不用说的,接诊医生更要耐心的提醒病人,提前告知我院现行的农合起付线标准,让农民在入院时就有个心理准备。同时,医生要详细记录病人病例,细心审度农村合作医疗的药品基本目录,以便于农民报销的需要。②住院工作人员在办理病人的入院手续时,及时的做好各方面的询问记录。详细的记录病人的联系方式,以确保报销时的信息准确无误。更便于管理部门的跟踪回访。③切实加强日常管理工作的监管,规范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偿程序。住院期间,医护人员应进一步核实患者的身份。做好床头照的及时拍摄,并归入病例档案。以便相关工作人员能进一步的核实患者的身份,防止冒名顶替现象的发生,杜绝违法套取医疗费用。④提高服务质量,特殊情况给予特殊待遇。各科室及时把一些有困难的住院患者的信息反馈到报销工作员手里,以便于报销员给予病人特殊的便利服务。必要时,亲临病房做上门服务指导。
3加强规范和提升医疗的服务行为,实施监管有效的举措
①从点点滴滴做起,提高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医院农村合作医疗的现实情况是起付线高!为了合理的利用有限的资金,我们从提高比例上入手,尽量使用国家基本药品目录内的药品;使用中蒙医、药的部分,让补偿比例可以按规定提高;使用低值耗材,降低农民医药费用花销的总额度。时时刻刻能想着,“怎样才能提高农合患者的补偿比例”,力求控制好人均费用与实报率。②利用好仅新农合报销政策独有的优厚政策。“住院当日在门诊的检查费用,可以纳入住院费用一起报销”只要是有助于提高报销比例的政策,都要宣传到位。接诊室、住院部、各科室,只要是患者能接触到的地方,都要有明确标示。避免患者因不知情而造成遗漏。③报销处的管理员要定期不定期的帮助医务科的相关工作人员巡查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行为。检查报销员对住院病人的报销手续。严格落实我院的“五查五核实”制度:查病人、查病情、查病历、查处方、查清单儿。并及时办理留档,每月按期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在楼内的各种传媒设施上进行新闻、短讯的宣传与报道新农合的现行运行情况。
4严格财务管理制度
医院的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补偿金额是由医疗机构自己先垫付补偿后,再逐月向卫生局申请拨付。为了能保障已经垫付出去的款项能准确无误的入账,报销员、稽核员都应让账目调理分明,保证收入与支出都能账账相符。避免出现滞留、截留或挪用等现象。
5医院新农合的信息化建设已取得重大突破
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障;合作医疗
目前,农民增收困难伴随着一系列负面影响,尤其是医疗保障方面显得更加突出,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甚至因病而陷入绝境的现象。本文拟从农村居民医疗保障的兴衰、原因及政策性建议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期对目前现状的改善有些帮助。
1农村合作医疗的兴衰
建国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卫生工作,农村逐步建立了三级(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室)卫生服务网络,基本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问题。另外,从50年代中期开始,部分农村开展了合作医疗。合作医疗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共同筹资,为农村居民提供疾病治疗和预防的一种社区型医疗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和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相互配合,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的问题。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由建国前的35岁迅速上升到1996年的71岁,①这一巨大成就的取得,为占总人口80%的农村居民提供健康保障的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功不可没。然而,从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医疗保障发生了严重的衰退。随着集体经济的削弱,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生了大幅度的滑坡,到1996年,全国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由1976年的90%锐减到5%左右。②绝大部分农民失去了医疗保障,退回到家庭保障。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村级卫生所、室或不复存在,或者转化为私人诊所。
2合作医疗衰退的原因
合作医疗大幅度滑坡以及恢复起来相当困难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弱化。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社、生产队)不仅仅是经济组织,它们还拥有各项政治、社会、文化权力,直接掌握和控制农村的各项资源的分配,集体经济组织的强大控制力量是组织,推动和资金支持合作医疗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条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经营自越来越大,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农业生产、资源分配上的权力大大弱化。组织能力的弱化和只拥有十分有限的资源,挨家挨户收费又比较困难,使得集体经济组织难以一如既往地组织和支持合作医疗。
3农村医疗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3.1合作医疗的衰退和农村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消亡或市场化,导致农民医疗费用的急速攀升,大大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从1990年至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至2210.34元,增长了3.20倍;而同期每人次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增长了6.20倍、5.10倍,医疗费用的增长大大超过农民收入的增长。在农村最贫困的农户(占4%)中,有一半属于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
3.2政府投入不足。1998年政府投入的卫生费用为587.20元,其中用于农村的92.50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0%。政府投入不足不仅导致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市场化和服务提供不足,由此增加了农民的医疗费用负担,而且也限制了公共预防保健机构的能力。因为投入不足,使卫生防疫站、保健站等机构把主要精力用于门诊、住院等有偿服务的开展,预防保健服务有所削弱。
4发展农村医疗保障的建议
4.1真正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卫生投入,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医疗医务人员的培训,提高卫生服务质量。
4.2加强农村公共预防保健工作。公共预防保健具有投入低、效益高的优点。必须改变目前基层政府忽视预防保健的现状,要明确公共预防保健是政府的职能,政府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财力、人力投入。尤其是在一些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地方病等方面,预防保健尤其重要。4.3继续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①地方政府,基层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组织和资金支持的责任。没有基层政府出面组织,合作医疗就会失去组织基础;政府的适当(根据财政支付能力)资金支持能够对农民参加合作医疗产生很大的引导和激励作用。②强化管理,规范合作医疗基金的使用和监督。一方面要杜绝基金的被挪用,另一方面要维护基金使用的公开、公平和公正,避免出现干部与群众之间在交纳费用、享受待遇等方面的不平等。③规范医疗服务行为,降低药品价格,合理确定补偿(报销)比例,保证合作医疗基金的收支平衡。④目前许多国有上市企业减持国有股,所得部分资金应用于合作医疗基金,因为过去靠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使国企,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才得以很快发展起来,在这过程中,农民是作了很大牺牲的。
4.4积极探索其他形式的农村医疗保障形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合作医疗迅速衰退的同时,部分农村地区也出现了其他形式的医疗保障。1998年,除合作医疗外,享受其它形式的医疗保障农村人口占6.06%,约500万人。实践证明,农村医疗保障不必坚持“一种模式”,而应多种模式并存,毕竟中国地理广阔,各地农村情况大不一样。各地应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因地制宜,确定适合本地农民需要的医疗保障形式。力求切合当地实际情况,也要符合农民的承受能力,并使农民得到有效的医疗保障服务。如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郊农村,可以将农村的医疗保障纳入城市医疗保险体系,取消城乡之间的界限,这样可以拓宽医疗保障基金的来源,扩大医疗保障的覆盖面,降低运营的费用。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870).
近年来医疗纠纷明显增加是不争的事实。《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一年整医疗纠纷是否增加相关报到还不多。医疗纠纷的发生对医院建设发展客观上起了负面作用。医疗纠纷是客观现象不容回避。对医疗纠纷的成因进行分析,发现和遵循其规律积极主动采取相应措施防范和妥善处理之是十分必要的。现就这些问题我们所作的一些思考及一些做法和体会做一个总结,以资交流。
一、成因及分析
医疗纠纷成因应当说多数是综合因素所致,引起医疗纠纷的因素大致可分为背景因素、医方因素、患方因素。现就这三方面因素浅析如下。
1.1背景因素
背景因素也可称社会环境因素或深层次原因。医疗纠纷不论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背景因素都在其中起作用,也就是说它对医方因素和患方因素都起着作用。
首先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旧的医疗保障不复存在,新的医疗保障确实存在保障不够;二是受保障人群对新的医疗保障(包括商业保险)需要自己出钱构筑认识不足,心理承受力不足。这两个问题都会成为引发医疗纠纷的基础原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保-患”矛盾(基本医疗保险与参保职工的矛盾)转嫁成医-患矛盾,或曰社会机制问题。
其次医疗机构一方面是“福利性的公益事业”受到严重低于成本的价格管制,另一方面又完全“断奶”,同时“被推向市场,要引入竞争机制”;对于“救死扶伤”的不同理解;患者是不是消费者的争论;源自商业经营中“顾客就是上帝”翻版“病人就是上帝”等等所引起的医务人员、病患及家属在思想认识上的不知所从必然在日常的医疗服务活动中有所反应。有些认识上的误区甚至是医疗纠纷的直接起因。
第三部分新闻媒体从自身利益出发不负责任的炒作,误导造成人们在此问题出现的认识误区也是医疗纠纷增多的重要原因。以致在医疗纠纷中患方将“不如何如何我就找媒体给你们曝光”成为威胁医院的口头禅。
再有由于社会变革造成人们心理承受发生问题及部分人对社会不满,转而把医院及医务人员当做“出气筒”和“唐僧肉”的不在少数。“要致富做手术,做了手术扯事故”并非空穴来风。甚至有些病患明说“你们哪么大个医院,给一点算什么吗?”。在一些人心目中只要是国家的就是不吃白不吃的肥肉。
1.2医方因素
医务人员中付出太多、不被人理解是较普遍的情绪,医生反对自己的子女学医做医生的情况非常普遍。医疗纠纷中按患方不满医方因素可分为服务态度问题、价格问题、和医疗效果及管理的问题几方面。细分下来有服务水平低、医务人员缺乏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工作拖拉、对就诊患者漫不经心、上级医师对下级医师的某些问题指正其在某些方面处置不够妥当、病情解释或交代不清、违反医疗常规和制度、后勤保障措施不到位、病案缺陷、医院管理水平不高、记错账、技术水平不高及缺乏经验等。医方因素归结到一条就是未完全遵守国家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范及常规。
1.3患方因素
患方因素导致医疗纠纷的有患者的个体差异而患方对此没有相应认识、因缺乏医学知识对疾病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医疗效果期望值过高、甚至有病人进医院等于进“保险箱”认识误区对医院规章制度理解不准确、有个别医疗纠纷因患者为满足某种需求而提出特别要求引起的、家庭经济或人际关系不良的情绪转移、患者及其家属持有不同心理等因素等。患方因素中不排除少数在其他地方(包括非医疗服务行业)“闹事”尝到甜头故意行为。
二、体会与对策
关于背景因素在引发医疗纠纷所起的作用我们很难有所作为。能做的只有在合适的场合进行微弱呼吁。本来“非典”的发生给了全社会对卫生事业发展道路一个反思的机会,至少对卫生队伍整体的评价能更接近其真实情况。但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多少有利于医院发展的变化出现。因此估计在短时间内医疗纠纷仍会保持上升的趋势。至少不会明显下降
引发医疗纠纷的患方因素不在我们控制范围。为预防和处理好医疗纠纷我们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体会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处理好与医院发展建设的关系。医院软、硬件建设上去了,技术水平提高,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有成效了,医院发展壮大了能很大程度抵消引发医疗纠纷的背景因素对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不利影响。
我院在防范和处理医疗纠纷的一些具体作法简介如下,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2.1学习运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全面促进医院管理水平提高
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在概念上有明显的区别,但条例中关于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的原则对预防和处理医疗纠纷起到“底线”的刚性作用。医院在条例实施前用2个月时间组织各级种类医务人员对条例逐字逐句学习、讨论。强化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知道医疗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对照条例中对医疗服务质量监控部门、病案管理部门要求;对病历书写具体要求;对医务人员应告知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的具体要求;对医疗活动中发生了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制度等要求,医院对规章制度全面清理。对医疗活动中与条例规定要求不相适应的工作程序进行调整,从源头上减少医疗纠纷发生的可能。条例立法精神与民法衔接较好,医院在学习条例时特别加入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内容的学习,使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养成保存证据的意识,提高了医务人员自觉遵守规章制度的素养。对部颁的条例配套规章也组织医务人员认真学习。医疗质量监控管理部门严格按照条例要求,认真履行职责,促进医疗服务质量管理的制度化。
2.2加强医疗服务质量重要控制环节管理
我院长期把医疗服务质量管理放在一些重要环节上。首先对接病人最频繁又最容易忽视的挂号室、出入院处、收费处门诊药房、护士站等“窗口部门”加强管理。同时对手术三关、急诊急救病例、以及医院根据工作经验总结的年纪较大、有心肺合并症等八类特殊病人进行重点要求。保证医疗确保质量不出大问题是对医疗纠纷最有效的预防。
2.3每月定期召开临床科主任联席会
会议内容为布置近阶段医疗质量管理重点工作;反馈上一阶段对医疗服务质量监控检查的结果和医疗事故隐患;各科室交流新开展的工作及需要配合的事项;其它需要“关着门”讲的事情。
2.4落实医患沟通制
按卫生部、重庆市卫生局要求将长期以来化解医疗纠纷行之有效的医患有沟通作法制度化。制定了医生、护士接诊新收病人制度,术前谈话制度、重要治疗前谈话签字制度、麻醉医师谈话制度等。在制定上述制度时将多年总结出的能有效减少纠纷的要点作为谈话内容制度化。
2.5抓好病历书写和操作常规培训
重点在低年资医师中反复训练对某项疾病诊断处理的常规工作,使其形成条件反射。强化病历书写中对疾病诊断标准(诊断依据)的撑握在病历中有明确的反应。强化对治疗中用药和治疗方法的依据的病历书写,使年轻医师养成医疗活动是有充分依据并在病历中有反应的习惯。在出院医嘱中强化向病人交待复查、随访并有记录。病情观察要及时记录。这些要求能很大程度的防范医疗纠纷或便于医疗纠纷的处理。
2.6认真处理已发生的医疗纠纷及时总结
对于已发生的医疗纠纷应认真对待妥善处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协商、行政调解、诉讼三个途径处理。其中要克服怕打官司的想法,因为通过鉴定和/或诉讼能够很好地让患方解除许多误会,对于内部医务人员的处理也更有说服力。当然不管哪种处理都要注意总结避免犯同样的的错误。
从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面临的现状看问题,只有全面了解问题的由来,才能从根本上认识问题的所在,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1.我单位一直注重离退休职工的管理服务工作,把离退休职工队伍的和谐和稳固作为离退休职工的管理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
离退休职工随着逐年的增长,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它虽然不是整体工作的中心,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大局工作。同时,由于大部分离退休职工子女及亲属在同一单位,对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质量的优劣直接引起他们的关注,因此,离退休职工的管理服务工作也牵动在岗职工的队伍。
2.另一方面,由于许多离退休职工还未走向社保管理,这样对于他们的各项福利待遇和医疗费的报销还都有单位负责。
而各项福利和医疗费的管理和报销原则既要参照相关的社保医疗目录来确定,同时又要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指定相应的有关政策。为保证离退休职工切身相关利益,这就需要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这项纷繁复杂群众性工作做的细致入微,客观参照社保医疗报销的相关规定,结合单位实际情况把离退休职工利益最大化,切实落实好离退休职工的切身利益。举一例子,企业一离休职工为参投保人,他的医药费先由个人账户支付,最后进行统筹,按比例报销。若个人账户用完将无法报销,住院设定报销上限,超过的也将无法报销。因此需要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切实解决医疗报销事宜,让离休职工老有所医。
二、离退休管理服务工作和社保的融合
对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的现状有了深刻认识后,才能透过现象制定出解决的方案。使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深入人心,切实解决离退休职工存在的问题。
1.更新观念,重新认识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和社保工作的关系。
只有从本质上改变观念,认识二者间的相关性。在其中找到恰当的切入点,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宜的方案,使离退休职工的医药报销问题得到好的解决。
预立医疗自主计划是自愿地沟通与回顾的过程,它促使个人在有决策能力时,根据现在的情况考虑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有意向,可以制定一份文件,记录他对未来医疗照护方式的选择和/或在特定的情况下拒绝某治疗。当他失去决策能力时,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尊重个人意愿的医疗决定。理论上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者都可以制定预立医疗自主计划,本研究主要以临终者为对象进行分析综述。制定预立医疗自主计划的过程是以病人为中心,讨论他的医疗照护、安置地点、相关经济和法律等问题。当病人意识清楚,有决策能力时,是这个过程的主体,但这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不是一个完全的家长制的行为,也要考虑个人的社会关系以及如何减轻他人负担等问题。所以,主要照顾者、医护人员和相关法律人员也应参与其中。如果病人愿意,他的亲人、朋友可以一起参与讨论。
2预立医疗自主计划的意义
2.1保障病人医疗自,减少医患矛盾
自是医疗唯一的授权者,但预立医疗象征着医疗赋予病人权利,并且将病人的自延长到未来不能参与医疗照护决策时。预立医疗自主计划强调以病人为中心,要求医生与病人经常沟通,视病人为制定医疗护理计划的合作伙伴,共同做出最佳临床决策。避免了多个家属意见不同时,医护人员无法抉择,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2.2促进临终关怀的发展,提高生命质量
中国传统观念重生贵生、恶死避死,对人们影响深远。这种死亡态度让许多人对临终和死亡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认知,成为潜在制约临终关怀发展的不利因素。预立医疗自主计划实施的前提是对临终和死亡开诚布公,使得病人及家属正视死亡,规划生命的终末期。Bischoff等采用队列研究,调查近22000人,比较多组临终生命质量指标,得出制定预立医疗自主计划能提高终末生命质量。相对于这样的生存状态:身上插满管子,身体极度衰弱,鼻饲管供应着营养,呼吸机提供着氧气,拒绝不必要的侵入性治疗,可以减少不必要痛苦,更有尊严地面对死亡。
2.3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投入,减轻医疗负担
生命宝贵神圣的观念得到古代医家的认可并被强化,认为保全人的性命就是医学的全部。所以,当生命面临死亡时,医者全力保存生命、延长寿命,几乎成为带有必然性的道德选择。现代演化为不惜消耗大量资源,人为延长濒死期,维护低质量的生命。英国一个回顾性研究表明,完成预立医疗自主计划的病人在医院外去世比住院治疗花费更少。说明预立医疗自主计划可以减少经济负担,避免医疗资源浪费,减轻医疗负担。
2.4减轻家属的各种负担
很多人认为放弃治疗对长者是一种不孝的行为。王丽英等发现,家属对临终生命决策呈现矛盾心理。如果不尽力治疗,自己内心不安,还要承受外界压力。很多家属为了获得心安及社会认同,不得不“牺牲”病人的生命质量。预立医疗自主计划让病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接受死亡,减轻了那些“不愿看他受苦”的亲人心理负担,同时也避免了选择放弃治疗而需承担的心理和舆论压力。Detering等发现,干预组(接受预立医疗自主计划)家属的压力、焦虑、抑郁均少于对照组。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要与病人不断交流,让家属有一个接受死亡的心理过程,减轻丧亲之痛。还有研究表明,约20%的家庭有成员不得不放弃工作或者改变生活方式去照顾病人,1/3的家庭会面临一些经济问题。可见,预立医疗自主计划避免了家属在长期无望治疗中的情感消耗以及照护病人带来的身心负担。
3预立医疗自主计划的实施策略
3.1倡导政府立法,打好基础
法律支持是预立医疗自主计划的发展基础和推动力量,国外已有相对比较完善的法律环境。美国《患者自决法案(1990年)》规定医院、养老院等医疗机构必须在成年病人入住时提供有关预立医疗指示的信息。1998年英国立法机关在推行欧洲大会通过人权法案时,也将生前预嘱的相关法律条款包括在内。规定任何形式的生前预嘱都是有效的,包括口头的、书面的、甚至是以含蓄的词汇表达的方式。中国台湾于2000年6月7日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并多次修订,鼓励20岁以上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者制定预立意愿书。中国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在《医疗上的代作决定及预前指示》咨询文件(2004年)中,探讨在中国香港推广预前指示的法理依据和实施办法。中国大陆还没有关于预立医疗自主计划明确的法律法规,但有一些规定保障病人的自。《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第6条和第7条规定了医师应尊重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加强与病人交流与沟通。《中国医师宣言(草案)》规定了病人自主的原则,明确医师必须尊重病人的自。医师必须诚实地对待病人并使病人在了解病情的基础上有权对将要接受的治疗做出决定。我国仍需进一步制定更完善的法律法规,促进预立医疗自主计划的推行。
3.2动员社会力量,选择试点
预立医疗自主计划不是医疗机构与病人双方的交易,它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可以成立专门的“预立医疗自主计划小组”,小组成员应涵盖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其他专业团队,如法律顾问、信息技术人员等以及一些民间组织。这样有第三方的仲裁,可以减少医疗事故和纠纷。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开发相关网站,普及预立医疗自主计划及相关的基本医学术语,如人工营养、维持生命治疗,无效医疗等。还可在公民知识水平、文化素养较高的地区开设试点,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为向全国推行以及相关人员培训做好准备。
3.3了解实施过程,大力推广
3.3.1前期准备
预立医疗自主计划要求病人必须“称职”,了解自己的真实病情,并且具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医护人员必须理解并接纳预立医疗自主计划,能够管理自己悲伤的情绪,掌握基本的沟通技巧,如沉默、移情等,有一定的实战经验,并准备一个单独的、舒适的空间,预留充足的时间。
3.3.2多次交谈
建国以后,中国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企业实行劳保医疗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制度的弊端愈发明显。首先,医疗费用的增长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跟不上消费水平。不仅如此,这种医疗制度还造成企业之间负担差距过大:新兴产业老职工少,医疗开销相对少,而老企业背上的是总也甩不掉的包袱。另外,个人也被免费医疗制度惯出了毛病。“一人看病,全家吃药”,“小病看成了大病,没病看成了有病。”图的是什么?报销。赚的是谁的钱?国家和企业。造成了什么后果?浪费。
基于日益沉重的医疗费用包袱,1994年国务院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并于1998年底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双方负担”即基本保险由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统账结合”即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已实行40多年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就此告终。到2000年底,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人口5000万。
2002年4月份在哈尔滨召开的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要求全国各地加快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改革工作进程,切实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确保完成今年医疗保险90%以上统筹地区启动,覆盖8000万人的工作目标。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已取得相当成效,到今年6月底,全国349个地级以上统筹地区中,307个已经启动实施,占全国的88%;覆盖人数达到5026万人,占全国应参保人数的30%.
二。新医疗保险制度中现实存在的问题
1.会带来医疗风险
新制度仅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并不是覆盖所有的医疗费用,所以,享受了几十年免费医疗的老百姓似乎一下子难以接受自己要交钱看病这个“残酷”的现实,明显地流露出对过去医疗制度的留恋。以个人账户为例。规定要求个人交纳月平均收入的2%,单位总共承担垫,其中的30%以内划入个人账产,也就是总数的1.8%,折算一下是个人月收入的38%以内。北京市员工平均年收入是一万多元。因此中等水平的职工个人账户只有不到300元。这就是他一年的门诊医疗费用。社会统筹还好,可是,要是得一场大病个人帐户的资金就很捉襟见肘了。因此,可能很多人舍不得看病而影响到自己的健康。
另外,新制度中没有把小孩包括进去,而以往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孩子的医药费用基本是父母所在单位共同承担的。
新医疗制度对预防问题准备也是不足的。以前的医疗重视预防,单位有定期的体验,有固定的医务室、还有儿童防疫站。这些在新医疗保险中属于门诊的范畴。也就是说要从个人账户中花钱。这样很可能导致:本来应该看的病没看,本来是小病结果耽搁成大病。而国外历来将“预防是控制大病的最有效方法”视为至理名言。
2.医院可能拖医保改革的后腿
医疗保险改革是所有社会保障项目中最复杂的,它牵涉到社会保险机构、医院、个人、企业和医疗行业。错综复杂的关系再加上过去医院医药不分,就变得更复杂。医疗保险改革难,不是难在本身,而是难在医保之外。医院体制的改革和医药体制的改革很可能会拉医疗保险改革的后腿。
医疗保险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用较少的费用为老百姓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控制费用是医疗保险的根本问题。这是医保本身无法解决的,只能诉诸于医院。造成目前医疗费用过高的主要原因是药品价格太高。医院是出售药品的主要渠道,向出售药品是医院收入的重头戏。医院作为非赢利性机构,要维持日常运转,国家财政拨款只能满足它50%的需要。另外50%则主要靠卖药。
另外,医疗资源结构不合理是另一个突出问题。抛开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占总人口不到30%的城市人口享有全国70%的医疗卫生资源),就城市医院的结构来说,就相当不科学。90%的人生的是一股的小病,没必要去综合性的大医院看。而现在恰恰是大医院过多,服务于社区的小医院少。大医院多,建设成本高,收回成本的愿望就更强烈。没有发达的社区医院医疗网络,个人疾病医疗的代价更高,医疗保险的代价也会更高。
3.新制度规定中本身的漏洞
依据新的医保制度,当事人只要付相当少的一部分费用,便可在不超过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额(以上海为例:新医保为累计超过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4倍,2000年为5.6万元)内随意使用医药费。一些医院和医生为了将更多的医保资金划进自己医院的账户上,也不限制开出药品的数量和金额。这样,持卡人就有可能与医院或某些医生联手将国家医保资金骗入私囊或小团体的账户中。另一种情况则是一人医保,全家享用,因为医保卡划账时,医院并不要求持卡者本人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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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处于道德失范的混乱阶段,新规矩和老规矩并存,原有的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底线受到侵蚀和破坏在所难免。
三。针对问题初步探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案
中国医疗保险改革确实有难点。承认难是为了慎重、积极地改。中国医疗保险改革会非常艰难,不会一步到位,可能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需要不断提出适应的方案。
方案1要坚持医疗保险、医疗卫生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的“三改并举”(三个方向一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二是医药公开核算,分别管理;三是医院分类管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医疗服务管理。
近期社会保障会议指出,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可以先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对无力缴费的困难企业职工也可以采取先参加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基本医疗保险的办法,解决好职工住院和大病医疗问题,使医疗风险达到最小化。
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必须解决当前存在的以药养医问题,必须切断医疗机构和药品营销之间的直接经济利益联系。医院的门诊药房要改为药品零售企业,独立核算,照章纳税。中国卫生部已经明确要求药品要集中招标采购,以后逐步将基本用药目录中和临床用量大的药品都纳入集中招标采购的范围。
医院改革首先要求医院分类管理。非赢利性医疗机构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主要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并执行政府规定的医疗服务指导价格,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赢利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根据市场需求自主确定医疗服务项目。这样有利于医院之间的竞争,并且有利于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系统。
方案2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提高使用效率。要对定点医疗机构建立实施真正的竞争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据统计,中国医院的脑CT机拥有量是美国、日本的好几倍。每个医院都想通过给病人做CT来赚钱。不仅增加了病人的医疗负担,也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对高档医疗设备,国家应该统一配置和管理。而针对大型医院相对过剩社区医疗服务相对不足的情况,应该倒入真正的竞争机制,按照市场法则优胜劣汰,政府则不宜保护过度!
关键词:财政分权分税制改革公共医疗供给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了分税制改革,经历了分税制改革之后的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一方面推动了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的问题日益严重。其中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普通百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巨大隐患。
本文探讨了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各省公共医疗供给状况,利用1995-200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指出了在解决地方政府公共医疗供给问题时,分权财政体制本身并不是造成公共医疗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才是根本途径。
我国公共医疗供给改革历程
1994年,国务院在江苏镇江、江西九江启动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由此揭开医改序幕。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覆盖全体城镇职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导致落实艰难,个人逐步成为医疗费用的主要提供者。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付占据了56%,政府投入仅占了17%,而在德国,至少有8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由国家负担,在美国,政府也承担45%左右的支出。中国现有人口近14亿,年医疗消费为3500亿元,只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
2006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十多个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2008年3月,十套医改方案提交两会,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方案。综合这些方案,各界人士的医改方案可基本分为“政府主导”和“政府与市场主导”两类,后者的支持者更多,只是承担份额各有侧重。2009年4月,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医疗改革方案。
医疗卫生不同于一般消费品,大部分医疗卫生具有公共品性质,尤其是公共医疗卫生,是纯公共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导致市场调节的失灵,为了弥补这种失灵,需要政府的介入。而由于医疗市场专业性,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负担着监管医疗卫生事业的责任。然而完全的政府主导是不适合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的。市场和政府相结合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存在严重的纵向和横向差异,纵向方面主要是财权层层上缴,事权层层下放,导致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的困境。而公共医疗的实施主体基本上是基层财政,因此财政分权情况下的公共医疗供给成为我国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纵向方面的财政能力差异主要由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由于地方财力差异而导致各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不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我国的现实状况并不具有普遍性,财政分权并不是我国医疗改革出现困境的直接原因。
财政分权理论分析
西方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可以提高辖区内居民的教育、卫生等社会福利水平。地方公共产品理论可以用来部分地解释全国人口在不同财政管辖区的分布情况。为此,假设人们都选择最能满足其个人偏好的社区居住。马歇尔提出,人们对于不同的地方税率和辖区间的不同支出的反映是,从一个辖区迁移到另一个辖区。这种财政性的迁移是内生的。辖区越小,性质越相同,公共产品符合当地所有居民需求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实际上,我国现阶段的财政分权体制并没有受到“用手投票”机制和“用脚投票”机制的激励与约束而对我国的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
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央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官员具有集中的人事权,由于上级政府在决定地方政府官员的人动上享有绝对的权威,这导致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对上级官员负责,而不是对普通百姓负责。加之普通居民对政府的支出行为并没有硬约束。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度激励上并没有动力去重视当地居民的需求。这样,西方主流财政分权理论中主张利用居民“用手投票”约束和激励地方政府改善社会福利的机制在目前的中国并不适用。
另外,蒂伯特模型的“用脚投票”机制在现阶段的中国也不适用。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严重限制了人口的自由迁徙,通过实现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自由转移来约束或者激励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向与规模的设想难以实现。
一方面,由于“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的缺乏,辖区内居民是无法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在我国现阶段劳动力供给充分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来改善地方居民的社会福利以吸引劳动力流入。在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政策目标的激励下,地方政府的整体财政支出能力以及用于公共福利财政支出能力由于地区间财政竞争(如减税、高速公路及机场建设等)而削弱。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单纯追求GDP增长率政治考核机制一方面促使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将过多的资源投入到对于经济增长显著的领域,不可避免的导致了政府对于公共医疗领域的相对投入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中居民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向的影响力非常微弱,地方政府在公共福利支出规模的选择上缺乏约束,在财政收入一定的硬约束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挤占原本的公共卫生支出用于经济建设。由以上分析综合起来看,地方公共医疗供给与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负相关关系。
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取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在以GDP增长为考核标准的仕途晋升激励下,对于卫生供给的扩大可能损害经济增长从而不利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而追求地方经济增长有可能会导致挤占公共医疗支出进而导致公共医疗供给不足。因此,本文选用以下两个计量模型用于分析经济增长与公共卫生供给之间的关系:
Yit=α0+α1•X1it+α2•X2it+α3•X3it+α4•X4it(1)
X1it=β0+β1•β1it+β2•β2it(2)
模型1用于考察经济增长对于公共医疗供给的影响;模型2用于考察医疗卫生供给的扩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指标选取
Y:选取人均病床数作为反映被解释变量的指标,用于公共医疗卫生的供给。有鉴于公办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优势地位,可以认为,医院等卫生机构的病床数可以反映政府的公共医疗卫生供给状况。X1:各省实际GDP增长率。在1978年的不变价格基础上计算出1978-2004年的实际GDP,然后再计算相应的实际GDP增长率。
X2:选取一个反映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作为一个解释变量的指标,本文选用乔宝云等利用地方人均预算内支出/人均总财政支出的方法,以地方人均预算内支出/(地方人均预算内支出+中央人均预算内支出)衡量地方财政分权程度。
X3:各省的人均实际GDP。在1978年的不变价格基础上计算出1978-2004年的实际GDP,然后计算出各省的人均实际GDP。
X4:选取一个反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的指标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本文以各省预算内支出/各省预算内收入衡量。这个变量主要用来描述财政收支调整对于公共医疗卫生供给的影响,特别对分税制改革以来分权财政条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上出现的不对称性进行刻画。
本文所设计的计量模型试图说明,在上级政府以地方经济增长作为最重要政绩考核指标的激励制度下,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并不利于政府卫生供给的扩大。因为,无论是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还是以下的实证检验其结果都表明,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以公共卫生供给的削弱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政府扩大卫生供给,将会不利于追求GDP增长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三)检验结果
模型1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采用为随机效应模型形式。模型2也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形式。模型2的实证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以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经济增长与公共医疗供给之间存在着反向替代关系,这印证了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的结论:一方面,经济的增长是以卫生供给的削弱为代价;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扩大公共卫生供给,将会对GDP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财政分权对于医疗卫生的影响基本上为正。人均GDP与公共卫生供给成正相关关系,而衡量地方政府支出压力的的指标则与公共卫生供给成负相关关系,即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地方政府公共医疗供给状况,而支出压力增大扩大不利于政府扩大卫生供给。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公共医疗支出受到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消极的。这是因为,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凸显,地方财政收支不对称压力增大,这使得原本就较为困难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雪上加霜,则地方政府考虑到自身资金周转方面的问题倾向于减少公共医疗支出,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公共医疗支出不足。
结论
综上,财政分权本身并未对政府卫生供给支出起负作用;但是单纯追求GDP增长率为考核目标的激励体制,则让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卫生供给不足的代价。
从本文的结论分析,在我国现在的分权财政机制下,要想改善公共医疗卫生供给状况,应该对单纯追求GDP增长的考核机制中引入新的评价标准,激励地方政府更重视公共福利支出。另外,我国应该注意到分税制改革带来的财政压力对公共福利支出的负面影响,有关部门需要出台配套措施来分担分税制改革所带来的成本。
参考文献:
1.胡颖廉.管制与市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困境的实证分析及应对策略[J].经济体制改革,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