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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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的创立与发展是同总体、全体、整体、系统等范畴的改造发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P492)从客观内容看，总体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作为客体，社会和思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的发展。马克思把总体、系统范畴运用于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在其发展进程中向总体的转化”。他对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进行经济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规律，并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出发，发现了古往今来贯穿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总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观的创新同样与总体、整体、系统范畴的应用和深化发展分不开。他以康德的宇宙总体自组织双向演化学说为依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总体的物质自组织原理。尽管当时对宇宙核能源的生成问题还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物质观，站在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基点上，从哲学上超前预测到物质总体的双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自组织原理，使发展原理和物质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范畴中达到真正的统一。他接着从总体方法论的新视角研究唯物辩证法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并运用总体(整体)范畴科学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总体系统结构，全面概括19世纪下半叶整个自然科学最新发现，构建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关于自然科学的总体辩证发展的哲学新学科。他指出：“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P409)

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的总规律，使总体范畴上升为统摄唯物论与辩证思维运动的总的方法论。马克思在1845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运用总体方法，在人的思维与客观真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当中把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纳入新世界观；在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上引入“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观点，使哲学成为认识和变革世界的新世界观，使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升华为以变革世界的实践为特点的总体观。

列宁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总体观的同时，还从两个方面深化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理。其一，把现代唯物主义看成是在时代科学中从系统到总体的不断发展的前进运动，提出了唯物主义在核时代总体发展的新原理；其二，从这一新原理出发，吸取黑格尔的总体方法论有价值的东西，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范畴的方法论功能和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功能研究。

列宁重点论述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整的统一性，使唯物主义世界观推进到核时代的历史新水平。他继续和发展恩格斯的彻底唯物主义路线，不但把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提高到核时代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从核时代原子核微观粒子的新发现出发，继续深化辩证物质观，提出“发展原则”、“统一原则”，“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4](P282)他并以这一发展唯物论的总体指导思想为依托，从“原子、电子”等微观粒子层次上提出“物质深邃无限性”的新原理，这一新原理和列宁对物质“客观实在性”的核时代物质观相结合构成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系统到总体的时代深化的重大发展。他提出的“发展原则”必须同“统一原则”相“联结”、相“联系”、相“结合”的指导性原理，为历史新时期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科学提供了完整的现代唯物主义基础和方法论指南。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和方法论的深化

其一，列宁从哲学是“大圆圈”的新视角展开对唯物主义总体观方法论探索。黑格尔提出思辩的总体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环绕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因此，它是对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现在这也是充实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全然集约的总体的存在”。(P263)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规定之一，他以观念的“全然集约的总体”系统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约的总体”，只要打破黑格尔封闭的思辩系统，仍会显露这一方法的总体整合的辩证方法论的现代功能。

现代科学哲学就是这一科学技术系统在经过“圆圈的圆圈”的科学技术总体进行“全然集约的”整合产生了“大圆圈”——即各门科学的新的哲学“总体”整合的结果。列宁把哲学的辩证思维的总体“大圆圈”看成是在实践中沿螺旋线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辩证的思维圆运动，由感性具体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性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到新一轮实践的更高的辩证思维中的“理性具体”，进而在更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检验达到辩证理性的整体的高度的综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唯物主义整体综合方法论意义上，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思维通过整体双重化运动、达到更高的辩证法综合有序化的发展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给当代辩证法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否定性(矛盾性)的双重化的整体的思维运动，“更大的扩展同时是更高度的集约”，“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加丰富，就愈加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称这是“对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P261)列宁吸纳了黑格尔从总体功能上对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科学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对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功能仍有现实的价值。

第2篇

知识是否由“真、信念和确证”这三个要素所构成，这不论对于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一样的，此外，什么是因果性，它是习惯性联想的产物，还是属于先天性的、用以综合感觉质料的范畴，这一类解释的价值，其差别只是在于何种解释更为合理、更能为人们所接受，而不在于它们究竟出于哪一国家的哲学，不在于它们是否具有民族的特色。抱有从“特色”的角度来发展中国哲学想法的人，容易引证的一个理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此命题里，“民族的”意味着特殊的，“世界的”意味着普遍的。上述说法的含义是，特殊中自然就有普遍，展现出特殊性自然就具有普遍性。这样的说法从特殊与普遍的联系上来强调由特殊性入手，并把握特殊性的意义。不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说法，本来讲的是有关民族艺术的问题，尤其是弘扬民族艺术的表现形式方面。同一种艺术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同样是声乐，可以有不同的唱法：“美声的”、“通俗的”、“民族的”，等等。它们通过不同的发声与演唱方法，来求得共同的悦耳的声乐美感，体现的是共同的本质。不过，“民族的”就一定会是“世界的”这一命题在艺术领域本身就遭到了质疑。赵本山的“二人转”很够“民族的”吧，可是到美国表演却不受欢迎。可见上述命题是否能够成立，本身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就某一艺术作品而言，如果没有能够为其他民族所能接受的表现形式，则也成不了“世界的”。进一步说，艺术表演追求的特殊性与哲学的研究并不是一回事。艺术追求某种新鲜感，由此可以愉悦人们的感官，从而获得人们的喜爱。但哲学学说的价值并不是通过取悦感官的方式来获得的，从根本上说，它是通过其思想的意义来获得接受。虽然哲学学说可以通过不同的论述方式来传达，如庄子的散文诗般的叙事方式、康德的先验论证方式、维特根斯坦式的格言般的论述方式等。然而，判定某种哲学的价值性如何，根本上并不在于它们的表现方式，而是在于它们所阐述的思想内容。而这类思想内容的价值，如我们上面所论证的，取决于它们在解释上的普遍性程度。

上述有关哲学研究的途径的分歧，在早先一些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家那里也出现过。这里我们举冯友兰、陈荣捷和牟宗三作为三种类型主张的代表。冯友兰主张哲学的普遍性，陈荣捷持相反的观点，而牟宗三则介于两者之间，提出“具体的普遍性”的概念，主张特殊中有普遍。我们先来看冯友兰这方面的具体主张。在他看来：“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是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①显然，冯友兰认为哲学只有一种，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凡能够称之为哲学者皆是同一的，可以同一的标准来衡量，也就是说，哲学具有普遍性。用他的话说就是：“哲学中有普遍的公共底义理。”②这意味着哲学不分东西，思想不分国界。假如想以语言的不同来论证某一民族的哲学的特殊性，这在冯友兰看来是不成理由的。因为，“某民族的语言，对于这些义理完全是偶然底，不相干底”③。甚至连民族性本身也不应当成为追求哲学的特殊性的理由，相反，如果哲学家“受所谓民族性的拘囿”的话，那并不是什么好事，不是应当追求的目标。恰恰相反，“哲学的目的，正是要打破这些拘囿，而求普遍底公共底义理。如果有所谓民族性，哲学家于讲哲学的时候，正要超过之”④。

由上可见，冯友兰主张的是普遍性的哲学，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即使对于中国的哲学家而言，也不应当以追求所谓的“民族性”为目标，不应当以“民族语言”为口实来强调所谓的“特色”。与冯友兰的上述主张相反，陈荣捷追求具有特殊性的、不以西方哲学为“模型”的中国哲学。他明确提出不应该以西方哲学的模型来处理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穿上西方的夹克和极为不合身的西式外套，是一个极大的错误。⑤之所以应当如此，陈荣捷的考虑是，如果在中国哲学中发现的东西全都可以在西方哲学中找到，那么，向西方人讲中国哲学便完全没有意义。因此，为了凸显中国哲学的价值，以吸引西方学者的目光，陈荣捷便强调它与西方哲学的异趣之处。不过话说回来，将哲学视为普遍性的，并不就意味着需要以西方哲学为模型。理由是：其一，即使认可相同的研究对象，并不见得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的解释就是相同的，譬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关系）的解释（西方近现代主流性的观点是，人是自然的目的，人可以主宰自然；而中国从古代以来的主流性观点是天人合一）。并且，即使有相同的主张，其论证也不尽相同。如中西哲学家都有主张性善的，但他们的论证则大相径庭。其二，中国哲学家可努力开拓哲学的研究对象，这样，即使与西方哲学家具有相同的哲学理念（比如认为，哲学是研究真善美的学问），但仍然可以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就像西方哲学本身曾经拓展的那样（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哲学转向等。仅以语言哲学为例，也有逻辑语言和自然语言之分）。比起冯友兰与陈荣捷，牟宗三则有另一番考虑，可称得上是“第三条道路”。牟宗三也认为哲学具有普遍性，不过这种普遍性却是出自中西哲学各自的特殊性，因此中西哲学可以各有自身的普遍性。他的具体论述如下:首先，中西哲学各有其特殊性，这是由两者各自的历史语境所决定的。它表现为中西哲学是通过各自不同的文化“通孔”发展而来的。由于这种通孔的不同，因此中西哲学各自受到限制，这就形成了它们各自的“特殊性”。①

其次，虽然中西两种哲学的开端及其主要课题不同（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是“生命”，而西方哲学的传统则是“科学”），但各自都有其普遍性。关键是要从特殊的“通孔”中把握到真理，从而就有了普遍性。“凡是哲学的真理都是普遍的。”②如孔子虽是山东人，但他讲“仁”却是对着全人类讲的；此外，仁既然是个原理，它就有普遍性。再次，由于真理是多样的，因此与之相关的普遍性也是多样的，也有其独特性。③这属于黑格尔意义上的“具体的普遍性”。正是由于具有这种能够“共通”的普遍性，所以中西方文化是可以交流的。④对于上述牟宗三的论述，有两点应当说明的是：其一，它是从哲学的历史形成的角度（开端）来谈中西哲学所具有的特殊性问题，而不是谈论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当着眼于特殊性；其二，它之所以论述中西哲学的特殊性中各有其普遍性，是为了说明这两种哲学之间是可以沟通、可以交流的。对于本文的论题来说，第一点的说明尤其重要。#p#分页标题#e#

本来，任何意义上的科学学说，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科学”。哲学自然也不会例外。特别是从思考的性质上，与其他学科相比，哲学尤其是从“普遍”的角度来思考“特殊”的。按照康德给出的解释，哲学的知识是出自概念的知识，它只在普遍中考虑特殊；反之，数学则是从特殊中考虑普遍。⑤我们还可把康德的这一解释延伸开去，因为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也是从可观察的特殊现象中，来归纳、概括出普遍性的规律的。哲学之所以与数学、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向相反，这是由它的非经验的性质决定的。哲学的思考起于科学止步之处。譬如，科学研究事物之间具体的因果现象，并使用因果概念来把握这类现象。但对于什么是“因果性”概念，科学本身并不探究。哲学对于这类概念的探究，是以科学使用的概念为前提的，因此这类概念就不表现为通过归纳的方式而取得，而是表现为既有的、“验前的”（apriori，或译“先天的”）的存在。这样，当哲学着手对这类概念进行研究时，它们就已经以普遍性的方式出现。哲学思考所进行的，乃是对这类概念的性质、语义、功能等进行分析。比如在康德那里，因果性概念被理解为具有一种先天性，其功能在于对两个在时间上表现为先后相续的感觉现象加以综合，并将它们规定为假言判断的形式，由此使知性形成相应的综合判断。对于诸如“善”之类的道德概念也是如此。哲学并不通过归纳来说明什么是“善”，而是把善作为一个既有的范畴来加以分析，以此来理解善的概念的性质及其所包含的要素。黑格尔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论述了哲学的普遍性问题。他指出：“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①

“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②哲学既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那么要寻求特殊性以作为哲学的思考与发展方向的做法，就显得是悖理的。说中国哲学的思考应当与西方的不同，如果指的是中国哲学应当开辟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应当跟着西方哲学亦步亦趋，这是正确的。但如果指的是中国哲学应当可以追求所谓的“特色”，这在学理上则是说不通的。在本人看来，如果不从普遍性的角度上着眼，而仅仅局限于特殊性的角度，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哲学是不利的。它可能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限制哲学家的视野，使得他们对哲学问题的考虑不能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寻求所谓自己的“特色”，往往是“传统”的新包装的代名词。一讲到中国哲学，就局限于传统的旧框架，如“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仁义礼智”等。譬如牟宗三，他就沿用“内圣外王”的框架，把哲学的使命理解为从“本心仁体”这一内圣开出民主与科学这一“新外王”。但实际上，在牟宗三思考这一使命的年代，对于思想界与理论本身而言，民主与科学已不是能否开出的问题，而是对民主理论本身、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本身（如，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等），对科学的价值、科学对环境、社会的影响进行反思、检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停留于谈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显然是落后于时代的。因此，不能去开拓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与领域，就会妨碍中国哲学的发展。新儒家的一个根本缺陷恰恰就在于此。他们停留于特殊，执守于儒学的心性论，把它作为“道统”来奉行，作为判断某种学说是“正宗”还是“别出”的标准，继而以正统自居。换言之，“道统”成了中国哲学的“特色”，似乎离开了这一“特色”中国哲学就无路可走。

“道统”成了独断论的最好的遁词，成了束缚中国哲学发展的“绳索”。其结果是，越想继承道统，越是失去道统，因为道统在保守中趋于陈旧，从而落后于时代，于世无补。以上述的由内圣（本心仁体）开出新外王（科学民主）的哲学理路为例，一方面，停留于理想化的“本心仁体”状态，把原本只是属于“设定的”的心灵状态当作是实有的，并把它加以绝对化，夸大化；另一方面，停留于五四时期对于社会本质的认识，也就是“科学与民主”的认识阶段，而不能深入到更为深层的人的“权利”的根本，其结果是从理论层面到现实层面上下两头的把脉都失准。由于道统与学统的观念的束缚，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缺乏反思与批判的意识。而只有具有这类意识，发现并克服传统思想中的不足与缺陷，传统才能真正得到推进与发展。这就像医生治病的道理一样：假如一个医生只是一味地称赞病人身体好，而不指出他的毛病，其结果只会是害了病人；反之，指出病之所在，帮助病人把病治好了，这才是良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倡导普遍性的哲学观念，并不意味着把哲学理解为一元的东西。普遍离不开特殊，它在特殊中得到体现。哲学不过是哲学家们各自所提出的哲学。他们既可以对不同的对象提出自己的哲学，也可以对相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哲学，所以它总是展现为多元的、多样的。本人在拙文《新儒学与哲学创新问题》中曾论述哲学与经验科学、数学的不同在于，它的问题并没有一个唯一的“解”。对语言（如语词的意义问题）的解释如此，对价值概念的解释（如“正义”概念）也如此，因此并不存在唯一的哲学。哲学的多元性，不仅在于对不同的现象领域（如语言、生存、心灵等）的解释可以产生不同论域的哲学，并且在于对相同领域的现象的解释也可以产生不同解释的哲学。

第3篇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最根本的理论特征。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创始人的著作，把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文本和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正宗的”，这不是真正的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哲学的开放性

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哲学的各形态之间、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三)勿失批判精神

哲学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是不可分离的，前者拓展理论的论域，使理论更具现实针对性，更深刻更具群众基础；后者则是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使现实世界与思维世界进一步通达。理论批判是实践批判的指针和导向，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掌握群众源自理论批判；实践的批判是理论批判的继续与深化。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没有实践批判的理论批判是空洞的批判，没有理论批判的实践批判是无根的批判。批判不能滞留于理论层面，必须推进到实践的批判。没有自我批判的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是不彻底的批判。理论批判、实践批判和自我批判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分别赋予哲学革命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的品格。科学的批判本身就是建设，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的世界”，坚持哲学的批判性，才能使哲学走出困境。

摘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要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将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结合起来，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哲学创新要注意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原则。

第4篇

【关键词】哲学创新

三大规律创新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创新的过程就是人们运用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事物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

一、创新的概念和内涵

“创新”一词起源于西方文化，韦伯斯特词典对创新的定义有“引入新东西或新概念(tointroducesomethingasorasifnew)和革新(tomakechanges)”两种意义。创新最早出现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论著中，他认为创新就是“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人经济系统的过程”。创新的本质是实践，是对客观世界生生不息的状态的深刻揭示。《哲学大辞典》中对创新的解释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人类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及“人类固有的本性”。因此，创新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根本属性。

创新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创造性。“创，始造之也”(颜师古语)，“修旧曰新”(郑玄语)。顾名思义，创新具有“始创”、“修旧”之意。二是突破性。凡是创新，必然对原有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有重大的突破，并提出新的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等。“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预料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三是创新理由的充分性。任何创新都是建立在充分的根据之上的，具备充足的理由，决不是凭空想象，更不是胡思乱想。

二、创新认识过程中存在的误区

1.片面强调创新的现代性，否认创新的永恒性

很多人认为，创新是当代才出现的，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这一观点确有其合理性。然而事实证明，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创新问题。马克思指出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人的需要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创新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也就是说，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只要人们有需求，就有创新的永恒存在。由此可见，创新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

2.片面认识传统观念，与传统彻底决裂

有观点认为，传统的东西产生于旧社会，使人的思维受原有思维空间的限制，无法实现创新。因此，就认为传统是最顽固的保守势力，阻碍了人们的创新活动，要与之彻底决裂。然而，历史只有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才能继续创新、前进，如果抛弃了这个基础，便只能倒退。因此，要想成为自觉创造者，就需要善于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与传统决裂。

3.片面强调创新与发明的联系，否认其区别

有人认为，发明应归于创新的范畴之内，显然这是对创新概念的误解。据我国《辞海》的定义，发明是指“创制新的事物，首创新的制作方法”；《发明示范法》规定：“发明是发明人的一种能在实际中解决技术领域内某一特有问题的技术方案。”由此可见，发明与技术是密不可分的，是技术手段的物质凝结。从时间上看，发明先于创新而产生，创新则是发明的商业化或社会化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创新从发明开始，发明是创新的基础，创新则是发明的拓展。

4.片面强调主观作用，忽视客观条件对创新的制约

一些人认为，解决创新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的个人。他们认为，当社会中的个体较多地具有了创新观念，创新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他们没有认识到个体创新形成的外在环境即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对个体有着明显的制约作用。合理利用创新的社会环境氛围，就会促使创新人才辈出。因此，解决创新问题，不仅要从个体入手，还要更多地为创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三大规律指导创新

唯物辩证法有三个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研究三大规律，对我们了解创新的方法和揭示创新的本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差异的。事物变化的动力和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斗争及力量消长。由对立统一规律，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新中的新事物是旧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创新就是抓住矛盾运动的特点和趋势，加以引导，顺利实现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而不能违背其规律按照主观喜好去构想、设计创新。第二，创新的时机是永恒存在的，只要人们以批判的方法看问题，就能在创新时机来到的时候，抓住时机，实现创新。第三，事物的变化发展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因此创新也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它不是现代才有的，而是历史的，永恒存在的。

2.质量互变规律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总是先从量变开始，量变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并在新质的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由质量互变规律，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新要遵循事物自身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律性是创新的前提，我们只能在遵循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律性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创新，而不能主观臆造。创新发生质变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解放思想，勇于打破常规。第二、创新是个漫长的量变过程。创新过程中既要不断积累新知识、新技术和成功的经验，又要借鉴失败的教训，促使创新的质变实现。据此，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既要有远大的目标，又要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务实精神。超级秘书网

3.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指事物发展的两次否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及三个阶段(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形式。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内部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的矛盾运动，使事物的发展呈现肯定阶段与否定阶段及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周期性变化。人们把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的形式，描述为“螺旋式的上升”和“波浪式的推进”。由否定之否定规律，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新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扬弃。尽管创新是跨越，是新的生成，但是创新既不是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它是对原有旧事物积极因素在批判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抛弃。因此，对现存事物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扬长避短，才能实现科学创新。第二、创新的过程具有反复性和曲折性。创新的过程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不断的否定和肯定，再到否定之否定，从而完成创新的一个周期。因此，在创新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暂时的困难和停滞，甚至后退。创新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有保持坚定的毅力和信心，才能终将创新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上海市高校《哲学基本原理》编写组.哲学基本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陈多闻.创新系统化研究[J].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1).

第5篇

关键词: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人的创造性思维水平。哲学是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最大限度发掘人的智能、释放人的能动性。

一、实践观的实质是推崇创新精神

实践观点是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最显著的特征，内在地包含着对创新精神的肯定。实践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也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和发展基础。人类实践既是一种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又是主体能动性、创造性活动。创造性地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人类自己，而且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生产力到现代生产力、由游牧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时代迈进。人类的进化、文明的提高、民族的盛衰，都与创造力的发展息息相关。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创造史，创造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实质规定性。作为哲学出发点的实践观，推崇创新、提倡发展。

二、辩证否定观的思想灵魂是创新

哲学对现实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以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评价。它力求客观地把握世界，并渴望创造性地改变世界。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又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所谓批判性、革命性，就是人们对现成的事物现象、思想观念、理论知识提出怀疑批评，并通过科学研究和探索，寻找到科学真谛，实现思想理论的革新和对现存事物的改造。批判性和怀疑性本身只是辩证的思维方法，创造性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是哲学的任务和目的。马克思还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善于在科学研究中，用批判性和怀疑性的眼光审视周围世界，从不盲从和崇拜任何东西，才创造性地建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正是哲学的创造性和开放性精神，才使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

三、辩证发展观与创新观之间和谐统一

一方面，创新是哲学的本质之一，哲学本身与创新是内在统一的。恩格斯说过:“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自我更新是哲学的本性、生命之所在。哲学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的哲学，它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它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哲学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深化、发展和创新。的生命力就在于同时代一起前进，反映时代精神，推动历史前进。

四、普遍联系观点贯穿着创新思维方法

创造活动是为了探求客观世界及其规律，这离不开世界观的指导，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法。“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哲学的发展，总是意味着人的思想的解放。哲学首先是“头脑的解放”，即解放思想的学问，而思想的解放，又从来是启动和引导整个解放事业，从而成为“解放的头脑”。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一切进步、一切革新，首先要解放头脑。只有解脱精神束缚，才能有创造的动力和创造的能力。因此，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这一论断无论对一个民族还是对每个人，都是真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是人们思维优化的重要途径。

辩证思维普遍联系的观点有利于思维的不断拓展，提高思维的综合性、灵活性和跳跃性。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内部的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都是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一个环、一个结，联系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哲学所揭示的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联系，已被现代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和新突破充分证实。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以及它们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它说明要创造就要善于联系，富于想象，就要树立事物普遍联系的思想。只有如此，才会使思想开阔，视野远大，善于从看似毫不相关、互不相同的事物中，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联系思维的特点是:(1)整体性。即从宏观整体以及部分之间的联系去考察对象，在思维中再现对象联系之网上的每个环节，因而能够准确地把握对象的本质和规律。(2)多向性。由于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结构体，因而人们必须从不同角度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方面的联系。(3)开放性。由于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们要想达到思维有序，就必须敞开思维大门，加强与来自不同方向、不同形式的思维信息的交流，吞吐大量信息，激发创造活力。(4)动态性。由于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因此人们的思维必须追踪对象运动的轨迹，才能把握和预测对象的本质、规律。

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使我们能够把表面看来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更全面更真实更确切地认识复杂事物，从而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性。运用辩证的、联系的思维有意识地或自觉地运用类比、联想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才能扩展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各种复杂事物的规律性。离开了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是不能从整体的、联系的和运动发展的以及矛盾的观点来认识事物，其他的思维方式要么一筹莫展，要么就会顾此失彼。

五、唯有求实才能确保思维价值性的实现

第6篇

性、文化要素的可分离性与可相容性出发，通过批判与会通、分析与综合、解构与建构，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贯彻“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要站在世界哲学史高度，体会“一本万殊”之理，承认相反之论，从杂多中求统一，从矛盾中求会通，努力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和西方哲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构与重构中，会通古今中西，以求达到综合与创造、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这正是通过“综合创新”方法所要实现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理想目标。20世纪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冯友兰先生，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就已经开启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之路。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明确地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哲学的直觉主义相结合，建构了一套哲学方法论与哲学史方法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二是在援引西方哲学包括实用主义和新实在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上，在一定的层次上，使得的方法和科学主义的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相结合；而这一结合是在他力图把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哲学打通并适当地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综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历史地看，在跟冯友兰先生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中国哲学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范围内，探索并尝试融贯、综合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以求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如三四十年代的张氏两兄弟张申府先生、张岱年先生就尝试“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倡导和运用逻辑解析方法，并将解析法和的唯物辩证法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于30年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既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又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张岱年先生一生坚持以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基础。张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出发，主张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并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阐明哲学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应用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意义，注意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与相互转化；第二，重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对于阶级社会中的哲学思想进行切合实际的阶级分析；第四，坚持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哲学史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精密的分析和论述，基本上确立了以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主导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可以看出，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贯、整合，并在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统帅下达到了“综合创新”。

事实上，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已呈现多元化趋势。他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如中国旧有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西方现有的解释学方法、发生认识方法、结构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以便在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补中，揭示中国哲学史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又如刘文英先生强调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采用的各种方法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主张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哲学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以及语义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解释学方法与比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综合，以实现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价值。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开放、公正、平实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他们所坚持的，已不是以往那种教条主义的，而是经过重新理解和诠释并加以发展了的。这样一种以为主导、综合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体现的正是“综合创新”的路向。

海外华人学者傅伟勋先生自70年代初因探讨老子之“道”所蕴涵的哲理而触发诠释学构想，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基本上建构起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创造的诠释学”。从傅伟勋先生所建构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看，它实际是中西哲学方法论的融会贯通。诚如傅先生自己所说，“创造的诠释学”的“建构与形成有赖乎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日常语言分析、新派诠释学理路等等现代西方哲学中较为重要的特殊方法论之一般化过滤，以及其与我国传统以来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乃至大乘佛学涉及方法论的种种教理之间的‘融会贯通’”。所以，他的“创造的诠释学”便具有一种辩证开放的性格。显然，傅伟勋先生在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时，仍然走的是综合古今中西以求创新的道路。

第7篇

研究生读书计划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专业读书计划。研究生专业培养方案管着研究生三年的读书计划。第二个层次：研究方向读书计划。研究生入学就有专业方向，专业方向对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来讲毕竟太大，还要细化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生在第二个学期至迟在第三个学期要尽快在导师指导下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生要在专业培养方案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拟订研究方向的读书计划。第三个层次：学位论文的科研读书计划。在初步完成研究方向读书计划，有了创新观点的基础上，将研究方向细化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而确定自己学位论文的科研读书计划。导师怎样指导研究生？首先就是指导研究生制定这三个层次的读书计划。所以，研究生读书首先要有读书计划，而且必须完成这个读书计划。

（二）研究生读书要史、著、论相结合

研究生读书，书目的选择，计划的拟定，必须史、著、论相结合。

"史"就是每个专业、每个研究方向甚至每个选题的学说史。研究生研究、做学问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是站在前人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向历史学习。每个专业必须搞懂本专业学术史。有史的基础，选题、论文才能变得厚实起来。

"著"指的是古今中外关于这个专业、这个研究方向、这个选题的经典著作、文献。经典著作就是可以称为大家、名家的著作、文献。读经典名著，掌握第一手资料是研究生读书的基本功。研究生掌握了原著、文献，就知道教材内容的出处、来龙去脉，即源头所在，这样研究生就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去驾御教材，理解和讲授教材。经典著作与史是什么关系？如果把"史"比作一个常青的"藤"，那么经典著作就是在"藤"上结的一个又一个的"瓜"。掌握了史来读名著，就好比"顺藤摸瓜"，顺着史的线索去读不同时代不同名家的著作。

"论"就是学术论文。研究生怎样掌握学术动态、学术前沿？就是通过不断发展着的学术论文掌握学术动态。研究生要学会看学术论文，坚持看新杂志、新论文，一周10篇左右，养成习惯，这样知识就永远不会过时，就能把握这个专业、研究方向、选题的学科动态和理论前沿。有经验的导师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培养方案，所开课程和书目，就包括史、著、论这三个方面。我们学会了这个方法，按照史、著、论相结合去读书、做学问，由旧专业向新专业扩展，由已知领域向未知领域推进，功底就扎实。就可以避免时下有的青年教师拿一本教材就去开新课误人子弟的做法。

（三）研究生读书要浏览、泛读、精读相结合

研究生读书，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读书计划，都必须完成。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一般要求研究生平均每周要读500页书。这么多的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样读好、怎样读完？可以采取浏览、泛读、精读相结合的方法。

浏览就像是看报纸一样大标题翻一下，了解著作的书名、目录、提要、前言、后记、大体纲要，或者论文的标题、内容摘要，知道著作、论文讲的是什么。浏览主要就是博览群书，涉猎要宽，沙里淘金，精选出进一步泛读、精读的著作或论文。特别是学文科的更要重视浏览。泛读比浏览要求要高。

第8篇

吉林体育学院宋继新[1]的《竞技教育学新论》，是2012年体育界唯一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专著。《竞技教育学新论》围绕“竞技·人·文化”的主题，深入探讨了竞技、竞技教育的本质以及二者与人、人性的哲学关系，在国内率先创建了以“夺标育人”为核心价值的竞技文化体系，揭示人类竞技方式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再到“享受竞技”演进，对中国竞技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转变竞技思想，重构竞技文化

1.1 追求人本的思想境界：夺标育人

一百年前，马克思[2]说过，评价一个时代，不在于它生产什么，而在于它用什么生产。据考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农业社会拼体力；工业社会靠资本；信息社会需文化。《竞技教育学新论》全书贯穿这样的理念，阐述了竞技欲求可持续发展，必须变革过去“重物轻人”的“生存竞技”的旧观念，创建“人物双修”的“夺标育人”竞技思想文化。“人物双修”的“夺标育人”的竞技思想，是竞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文化自觉，是对生存竞技的超越。这实质是用“文化”培养运动员，而不是单纯拼体力、耗资源。这是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竞技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需要。明确国家竞技的核心价值，才能够进一步加强国家竞技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国家竞技文化全方位国际化。

《竞技教育新论》强调“竞技是夺标育人的具有游戏属性的体育运动，游戏是竞技的本性，育人是奥运赋予的属性，是竞技的终极关怀。”[2]这是符合奥运 “追求和平，教育青年”思想的。在古希腊奥运会昌盛时期，斯巴达产金牌，雅典出思想，但现在谁也记不得前者有多少块金牌，但后者创造的奥运思想却永存！[3]过去，国内竞技重夺标、轻育人的思想，违背了奥运崇高思想。国内竞技“重物轻人”的倾向，已引起社会强烈不满。正如周爱光教授[4]曾指出：“国际竞技在过度的“政治”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下，使运动员生命不堪重负，甚者使人不像人。”《竞技教育学新论》在分析目前国内竞技领域出现的黑哨、假球、师徒反目等异化现象后指出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培养运动员的过程中育人与夺标的分离。

1.2 揭示人本的竞技原理：人文与科学融合

过去，我国研究竞技偏重“物道”（运动项目的规律和特点）。伴随着“物”的地位提升，“人”的主体地位在下降，甚至主体迷失。《竞技教育学新论》提出了竞技中人文与科学融合的原理，其目的就是探索其“人道”与“物道”的整合，即“人性”与“物性”的结合，造就富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运动人才。

《竞技教育学新论》提出在科学训练的基础上同时重视人性修炼，这是对运动员生命、权利的尊重，是提高运动员生命、生活质量的基础。培养运动员的情感是“扬善”所需，培养其责任感是“抑恶”所求，二者合一是人性修。

1.3 构建人本的竞技内容：竞技硬文化建设

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要加强“运动项目文化建设”，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是中国体育追求国际认同，步入文明的文化自觉[6]。《竞技教育学新论》认为有关国家竞技硬文化的设计和应用的范围比较广，概括起来应结合具体的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特点，坚持以下3个基本原则：第一，普世性原则。普世性原则是指国家竞技硬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要依据国际标准进行整体改革，以求获得国际社会认同。首先，要符合奥运“公平竞赛，教育青年，促进和平（维护秩序）”的思想，积极探索“人文厚实，技术精良”的竞技实践改革。其次，有关竞技实践过程的设计，要做到安全、舒适、健康、可靠，不允许制造“危险动作”，以及伪劣的运动装备。这是反映中国竞技文化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志。因为普世性是特殊性（包括中国特色）的前提，没有普世性的特殊性是低水平的操作。当今，中国社会及体育，研究特殊性的居多，关注普世性的偏少，长此以往国际“认同度”会下降。第二，民族性原则。民族性原则是指努力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竞技硬文化。这是反映一个民族竞技文化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国家竞技能否为人类做出突出的贡献，不仅取决于金牌数量的递增，还取决于我们能否对竞技硬文化进行创新，从而反映国家竞技软文化的建设是否繁荣。第三，思想性原则。思想性原则，先进的竞技硬文化必须要有丰富的人文思想，以求培养“人文厚实，技术精良”的竞技人才。过去，国内竞技硬文化的建设，由于人文思想匮乏，造成技术空心化、人的空心化以及赛场异化现象屡禁不止。

2 转变培养方式：超越生存竞技

《竞技教育学新论》提出，国家竞技运动需求也在由“生存竞技”到“发展竞技”再向“享受竞技”过渡。“生存竞技”高耗低效，以夺标、获利为目的，为谋生而竞技；“发展竞技”低耗高效，是通过运动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竞技；“享受竞技”是人能享受运动带来的愉悦和自豪的竞技，它能给竞技者制造幸福。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已初步完成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转型，开始进入“享受竞技”。中国则刚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过渡。社会历史发展证明，不同的社会科技状态，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竞技方式。由此推断，转变国家竞技方式的前提是转变人的思维方式。

2.1 “生存竞技”的培养方式

在人类社会早期，与个体化农业和手工业相适应的 是狭隘的以经验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受其束缚，人们习惯认为在竞技运动中只要传习了运动技术，竞技者的体能和素质自然会提高。因此，产生了传统的“自然竞技观”和经验型的竞技运动方式。据史料记载，公元五世纪，职业竞技者“吃、睡、练”的训练原则风靡一时。人类早期的竞技教育是一种“生物性”的经验型的体能竞技，这种原始的竞技方式及习惯势力至今仍然存在，并成为国家竞技改革的桎梏[7]。

在近代社会，与工业革命相适应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已成为主流，受其影响，人们只顾眼前利益，往往走向各种极端。人们在竞技过程中形成了生物竞技观和体能型的竞技方式。这种生物性的竞技，突出的是挖掘人的生物潜能，即通过开发人的“种生命”而努力提高运动成绩。这实质是忽略了通过竞技与教育的结合，从生物、心理、社会等多方位开发竞技者“类生命”，从而给现代竞技不断接受“异化”的挑战留下了隐患。对运动员来说，“只管一阵子，不管一辈子”。这是典型的“生存竞技”的培养方式。

2.2 “发展竞技”的培养方式

在近代，与后工业社会、高科技产业相适应的思维方式是整体型的思维方式。人们不但能够全面地审视盲目发展科技和工业给人类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能意识到由于过度的商业化、职业化和兴奋剂滥用，使现代竞技也面临着异化的挑战。其面临的问题，一是由于运动训练过分突出挖掘竞技者的生物潜能，忽略了通过竞技与教育结合，从生物、心理、社会3个角度全面提高运动员的综合素质，难以抵制竞技的“异化”；二是竞技理论与实践着力探索单一训练过程的做法是不全面的，因为近代运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的恢复理论和运动竞赛理论，已是竞技“夺标育人”不可缺少的依据。因此，人们这种整体型思维方式的形成，促使竞技观念将要从过去以提高运动成绩、获得物质利益为主的单纯“夺标”观，转向以通过竞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夺标育人”观。同时人们的竞技操作方式将从传统“体能型”的训练，向现代“智体型”的培养方式转变。概括来说，竞技教育就是要把竞技的重心，从“物”转向“人”。这预示着传统“体能型”的培养方式，将要向新型的“人”的培养方式转变，但是，近代的智体型竞技方式注重的只是促进人“身、心”的发展。

2.3 “享受竞技”的培养方式

实践证明，竞技运动单纯以生物学为依据，偏重研究人的“物性”，忽略其“类性”，是典型的“重物轻人”的“生存竞技”的培养方式。完整的运动员培养方式是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过程。科学训练过程偏重于研究。

当下，在文化主导型社会，竞技将要向未来新型的人本竞技转变，通过竞技与教育的结合，最终促进人全面发展。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已完成由“生存竞技”向“发展竞技”转型，开始进入“享受竞技”。实践证明，从“生存竞技”向“享受竞技”过渡的桥梁是“发展竞技”。“发展竞技”需要“竞技教育”。近年来，竞技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例如，从2002年足球世界杯至今，欧洲在搞既教球又育人的“足球教育”，效果很好。“足球教育”就是竞技教育的具体化[8]。所以，《竞技教育学新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逐渐彰显出独创性、超前性、延续性和普世性，它是转变国家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方式的文化准备。

《竞技教育学新论》紧紧围绕“文化”的主题，以“夺标育人”为核心理念，以“竞技与教育结合”的方式，提出人本位的竞技文化理论。这是深挖竞技思想文化之根，把竞技上升到哲学层面核心价值的追问，更是对未来国家竞技走文化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对于指导我国竞技体育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宋继新. 竞技教育学新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4.

[3] 赛莫斯·古里奥尼斯.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M]. 沈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 周爱光. 竞技运动异化论[M]. 广州：广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4.

[5] 王海明. 人性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6.

[6] 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EB/OL]. http：//sport.gov.cn/n16/n1077/n1467/n1843577/1843747.html

第9篇

        研究生读书的特点和要求

       （一）研究生读书要有读书计划

       研究生读书计划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专业读书计划。研究生专业培养方案管着研究生三年的读书计划。第二个层次：研究方向读书计划。研究生入学就有专业方向，专业方向对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来讲毕竟太大，还要细化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生在第二个学期至迟在第三个学期要尽快在导师指导下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生要在专业培养方案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拟订研究方向的读书计划。第三个层次：学位论文的科研读书计划。在初步完成研究方向读书计划，有了创新观点的基础上，将研究方向细化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而确定自己学位论文的科研读书计划。导师怎样指导研究生？首先就是指导研究生制定这三个层次的读书计划。所以，研究生读书首先要有读书计划，而且必须完成这个读书计划。

       （二）研究生读书要史、著、论相结合

       研究生读书，书目的选择，计划的拟定，必须史、著、论相结合。

       "史"就是每个专业、每个研究方向甚至每个选题的学说史。研究生研究、做学问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是站在前人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向历史学习。每个专业必须搞懂本专业学术史。有史的基础，选题、论文才能变得厚实起来。

        "著"指的是古今中外关于这个专业、这个研究方向、这个选题的经典著作、文献。经典著作就是可以称为大家、名家的著作、文献。读经典名著，掌握第一手资料是研究生读书的基本功。研究生掌握了原著、文献，就知道教材内容的出处、来龙去脉，即源头所在，这样研究生就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去驾御教材，理解和讲授教材。经典著作与史是什么关系？如果把"史"比作一个常青的"藤"，那么经典著作就是在"藤"上结的一个又一个的"瓜"。掌握了史来读名著，就好比"顺藤摸瓜"，顺着史的线索去读不同时代不同名家的著作。

       "论"就是学术论文。研究生怎样掌握学术动态、学术前沿？就是通过不断发展着的学术论文掌握学术动态。研究生要学会看学术论文，坚持看新杂志、新论文，一周10篇左右，养成习惯，这样知识就永远不会过时，就能把握这个专业、研究方向、选题的学科动态和理论前沿。有经验的导师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培养方案，所开课程和书目，就包括史、著、论这三个方面。我们学会了这个方法，按照史、著、论相结合去读书、做学问，由旧专业向新专业扩展，由已知领域向未知领域推进，功底就扎实。就可以避免时下有的青年教师拿一本教材就去开新课误人子弟的做法。

       （三）研究生读书要浏览、泛读、精读相结合

       研究生读书，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读书计划，都必须完成。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一般要求研究生平均每周要读500页书。这么多的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样读好、怎样读完？可以采取浏览、泛读、精读相结合的方法。

       浏览就像是看报纸一样大标题翻一下，了解著作的书名、目录、提要、前言、后记、大体纲要，或者论文的标题、内容摘要，知道著作、论文讲的是什么。浏览主要就是博览群书，涉猎要宽，沙里淘金，精选出进一步泛读、精读的著作或论文。特别是学文科的更要重视浏览。泛读比浏览要求要高。

      泛读就是除了了解著作的书名、目录、提要、前言、后记、大体纲要或者论文的标题、内容摘要外，要求一页一页翻，一目十行。遇到不懂的、精彩的地方不要停，记下页码，继续读。这样可以加快读书速度。浏览、泛读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古今中外书籍虽多，但真正有价值有用的信息却不多。这就需要通过浏览、泛读，筛选有用信息。通过浏览、泛读留下需要精读的书。

      精读就是在浏览、泛读的基础上，对需要精读的著作、论文，一字一句的字斟句酌，甚至连标点、注释都不要错过。精读可分四个层面：（1）认知。做到字面读懂，甚至可以复述，背下来；（2）理解。不仅读懂当下所读章节，而且可以和前后章节，甚至可以和已学的知识融会贯通，接通知识间的联系；（3）质疑。在字面理解、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进一步读出了问题，提出质疑。读书读出问题，是科学研究的飞跃，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就认为"科学开始于问题"，"科学家提出问题比解答问题更有意义"。导师要有问题意识，研究生要有问题意识。论文写作必须树立问题意识、问题中心。问题从哪里来？首先从读书中来，书读多了才有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中、从社会调查研究中提出问题；（4）创新。有了问题，进一步读书和调查研究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做出理论创新。读书提出了问题，而且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样研究就有自己的创新成果。在这个基础上选题，做学位论文就是自己的创新。

       （四）研究生读书要与记笔记相结合

       读书笔记对于研究治学有重要意义。尽管现在有复印、电脑、网络等现代化手段，仍然不可能完全代替笔记，而是笔记的补充。笔记大体有四种形式。

       （1）索引笔记---在浏览、泛读过程中随手记下著作或论文的作者、书名、标题、杂志、出版社、年月、期数、页码以及用简单几个字概括的问题，即在哪本书或哪篇论文上讲了什么问题。记索引笔记的过程就是在读书过程中积累有用信息的过程。平时的积累可以避免使用时的手忙脚乱。

       （2）摘要笔记---除了按索引笔记的要求，记下著作或论文的作者、书名、标题、杂志、出版社、年月、期数、页码外，还要把最重要最有用的观点、材料一字不漏地摘抄（复印）下来。这些观点、材料在写论文引用时可以打上引号，规范引注。写论文的引注材料就是从摘要笔记中来的。

       （3）札记笔记---用自己的话概括所读书或论文的基本观点、中心思想，也可以将自己读书的心得体会随手记下来，少则几个字，多则几十个字、几百个字。古人很重视札记，如读书的旁批、批注等。札记笔记对文献综述很有用，对理论创新和写论文也很有用，我们平时在读书或讨论中闪现的一些思想火花，稍纵即逝，如果不随手记下来，过后再想也想不起来。

第10篇

关键词：刘辰翁 诗歌评点 小说评点 散文评点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南宋庐陵人。作为一位评点家，刘辰翁不仅评点过的著作、作家非常多，而且他评点的范围甚广，涉及诗、文、小说等领域。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学术界对刘辰翁评点的整理和研究还不够充分，与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极不相称。一方面，对刘辰翁评点著作的整理还只是零星地出现。另一方面，针对刘辰翁的评点进行的研究评论也还不够充分。为将刘辰翁文学评点研究引向深入，有必要对近二十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本文将从诗歌评点、小说评点、散文评点、评点目的与地位四个方面探讨近二十年学界对刘辰翁评点研究。

一.诗歌评点研究

在诗歌评点方面，刘辰翁除了对李白、杜甫、王维、王安石、苏轼、陆游等唐宋名家进行评点外，《唐诗品汇》中还保存有他对二三流作家，甚至无名氏诗人、诗作进行的评点。而学界对刘辰翁的评点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诗歌评点的整体研究、杜诗的评点研究以及对王维、孟浩然、李贺、王安石等人的评点研究上。

从宏观角度研究刘辰翁诗歌评点有周兴陆的《刘辰翁诗歌评点的理论和实践》[1]，周兴陆论文以西方文论话语来关照刘辰翁的文学评点，立意与角度较为新颖。

刘辰翁是杜诗研究史上的一个大家，焦印亭指出其贡献在于继宋代整理杜诗、集注杜诗、编年杜诗、分类杜诗之后，又兴起评点“杜诗”一派。[2]邱旭《试论刘辰翁杜诗评点的特点》[3]、赵星《刘辰翁的杜诗评点初探》[4]在他们的论文中论及其评点特点。张静的《刘辰翁杜诗批点本的三种形态》[5]、焦印亭的《刘辰翁评点杜诗著作叙录》[6]，这两篇论文都是梳理刘辰翁评点杜诗的版本情况，对于研究杜甫诗歌及刘辰翁都有较大意义。

赵爱荣、焦印亭梳理了刘辰翁评点孟浩然诗的版本情况。宗瑞冰则指出刘辰翁全面评述了孟诗的艺术风格、语言修辞技巧、篇章结构特点等。[7]

焦印亭指出刘辰翁是第一个对李贺诗歌做全面评点的诗评家，极具代表性与时代意义，并论述了刘辰翁评点李贺诗歌的显著特点及其成因。[8]刘辰翁评批李贺诗歌偏重于文学的内部研究，鲜及作者的生平、创作背景、典故来源、句意的疏解等外部问题。

焦印亭《刘辰翁评点王维诗著作叙录》[9]通过实地考察与目录记载，梳理了刘辰翁评点王维诗的版本情况，对进一步研究刘辰翁评点与王维诗有重要意义。

汤江浩教授在《论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之理论意蕴》[10]不仅指出刘辰翁评点荆公诗的特点，而且对刘辰翁评点荆公诗的成败得失做了全面的总结，对其理论产生的渊源背景进行了纵横两方面的比较与探讨，颇有思想深度和理论意义。

二.刘辰翁小说评点研究

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评点，开了小说评点的先锋。他的小说评点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修辞观念对后世产生较大的影响，有着开创的意义。

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开了小说评点的先河，“为我国小说评点的创始人”[11]。他“不仅注目于人物、语言、情节，开始探索小说与历史的区别，还认识到小说与现实生活有联系”[12]。曾垂超和李军均认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摆脱了史传规范和儒家伦理价值相结合的标准，是以小说作为一种独立于史学的门类来进行评点，具备浓厚的文学性。[13]陈金泉在《刘辰翁小说评点的美学思想》中肯定了“刘辰翁不仅是小说评点史上的先行者，也是中国小说美学史上真正的开山者”[14]。曹新华在《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修辞思想――以评点为例》一文中指出：“刘氏小说评点在修辞学史上的开创意义不容忽视”[15]。

张璇《评刘辰翁》是对刘辰翁的小说评点进行的专题研究。这篇文章从训释疏通、指出归类不当、指漏纠谬、质疑欠妥四个方面对刘辰翁评点特点、成就及不足作了详尽的论述，对刘辰翁小说评点做出了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16]

三.散文评点研究

刘辰翁对散文的评点主要见诸《班马异同评》，以及他对《老子》、《庄子》、《列子》、《荀子》等的评点。学界对刘辰翁散文评点研究主要集中于《庄子》评点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关注了《班马异同评》，目前暂时还没有学者对刘辰翁评点的《列子》、《荀子》进行研究。总体来说研究并不是很全面、系统，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拓展。

潘贞清在《刘辰翁评点的几个概念》一文深入剖析了刘辰翁评《庄子》散文的真、奇、画外意等特色。[17]万欣《刘辰翁开评点之先》、李波《刘辰翁散文评点略论》、杨秀达《刘辰翁刍论》这几篇文章都与潘贞清的论文观点一致，几乎没有提出新的见解。此外，还有万欣的学位论文《刘辰翁老庄评点研究》，从思想阐释和文学评点两个方面研究刘辰翁的老庄评点。这篇论文创新的地方在于指出刘辰翁通过以儒解老庄、以佛解老庄、老庄互释等方式，试图还原老庄的思想本质。值得注意的是，杨春旭的学位论文――《刘辰翁文学评点研究》没有对散文分章探讨，而是将《庄子》等散文放入小说这一章节中讨论。

可永雪认为，刘辰翁从赏鉴角度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史记》塑造人物的一些经验和“决窍”，如传记文学写人不仅要写“功状”，还要写出展示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写人必须绘声绘色，婉曲尽情，写出人的“意态”；写人还要突入人的灵魂，洞见人的肺腑， 出人的“心事”[18]，等等，这对于后世作家和文学理论家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王晓鹃《研究三题》[19]注重考证方面，考证了《班马异同》的作者、版本，总结了一些刘辰翁评点的特色，总体看具有一定的价值，为以后的学者研究《班马异同评》作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国建松的硕士论文《与对比研究》[20]，从整体和具体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比较研究两者的异同。

四.评点的目的与地位

与同时代的评点家相比，刘辰翁评点文学作品的目的有独特性：他逐渐摆脱了科举的功利性。他评点范围的广泛性与评点的深刻性使他在评点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评点这一文体的产生与科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宋代出现的一些评点著作，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楼P的《崇古文诀》、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王霆震编的《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谢枋得的《文章轨范》等，都与科举考试论文联系密切。张静、焦彤在《论刘辰翁的评点目的》一文中认为：首先，刘辰翁的评点已渐渐脱离了科举的功利性。其次，刘辰翁是身处乱世而批书的，他的才华不能用于治国安邦，只能转而求诸文学，借评点以抒发心中的愤懑。再次，他在濂溪书院讲学，所作评点也是传授儿子门生。[21]张、焦二人较为全面地归纳了刘辰翁评点文学作品的目的。

孙琴安说：“在刘辰翁之前，还没有一个人能象他这样对诗歌、散文、和小说进行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评点。”[22]他指出刘辰翁评点诗歌经常能提出一些创见性的意见，除抒发己见以外，他还喜欢提出一些与前人或时人意见相左的看法，带有辩驳的倾向。刘辰翁对历史散文如《班马异同》等的评论大都是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评论，极少从撰文体例、史学思想等方面进行批评。刘辰翁评点小说能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进行评价，虽未及小说本义，也未成体系，却自有其独到之见。孙琴安在《中国评点文学史》中肯定刘辰翁对于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能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评点，并且能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刘辰翁不仅是宋代诗文评点家中的集大成者，而且是我国评点文学的奠基者。”[23]焦印亭的《文学评点的奠基人――刘辰翁》[24]、吴承学的《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25]都肯定了刘辰翁在评点史上的地位。

近年对刘辰翁评点研究的论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所突破，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刘辰翁评点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杜诗评点研究、《世说新语》评点研究、《庄子》评点研究、《老子》评点研究。对于《班马异同评》、《史汉方驾》等评点未能进行深入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学者研究刘辰翁评点的《越绝书》，《荀子》，《阴符经》，陶渊明、韦应物、孟浩然、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诗歌。此外，有关其诗文评点的论述，大同小异附和雷同的多；对他的诗文理论仍要做进一步的挖掘，他的文学创作与其评点之间有何关系？他的文学评点对后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从元明两代前人的序跋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刘辰翁在元明两代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何以在清代受到冷落？其大量的诗文词赋都散佚了，而其评点却保留下来很多，这其中的原因都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索。

注 释

[1]周兴陆：《刘辰翁诗歌评点的理论和实践》[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第110-113页。

[2]焦印亭：《刘辰翁批点杜诗论略》[J]，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第65-69页。

[3]邱旭：《试论刘辰翁杜诗评点的特点》[J]，河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36-40页。

[4]赵星：《刘辰翁的杜诗评点初探》[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78-81页。

[5]张静：《刘辰翁杜诗批点本的三种形态》[J]，杜甫研究学刊，2004年第1期，第47-51页。

[6]焦印亭：《刘辰翁评点杜诗著作叙录》[J]，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第48-52页。

[7]宗瑞冰：《评点视野下的孟浩然诗歌艺术――以刘辰翁评点孟浩然诗为例》[J]，殷都学刊，2005年第4期，第83-85页。

[8]焦印亭：《⒊轿唐琅李贺诗探析》[J]，南昌高专学报，2008年第1期，第46-49页。

[9]焦印亭：《刘辰翁评点王维诗著作叙录》[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2期，第59-61页。

[10]汤江浩：《论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之理论意蕴》[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98-102页。

[11]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8―79页。

[12]杨星映：《刘辰翁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28-33页。

[13]曾垂超、李军均：《小说评点文体的独立：从子史之评到文学之评――刘辰翁评点的源流及意义论析》[J]，蒲松龄研究，2011年第1期，第141-152页。

[14]陈金泉：《刘辰翁小说评点的美学思想》[J]，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88-93页。

[15]曹新华：《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修辞思想――以评点为例》[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6]张璇：《评刘辰翁》[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29-32页。

[17]潘贞清：《刘辰翁评点的几个概念》[J]，大众文艺，2010年第12期，第173-174页。

[18]可永雪：《与人物形象问题》[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35-39页。

[19]王晓鹃：《研究三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66-75页。

[20]国建松：《与对比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

[21]张静、焦彤：《论刘辰翁的评点目的》[J]，中州学刊，2006年第5期，第246-248页。

[22]孙琴安：《刘辰翁的文学评点及其地位》[J]，天府新论，1997年第6期，第70-74页。

[23]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70页。

[24]焦印亭：《文学评点的奠基人――刘辰翁》[J]，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2期，第58-62页。

第11篇

[关键词] 鲍姆嘉通；美学思想；述评

Abstract: Alexander Gottliel Baumgarten is not only the name founder of aesthetics discipline， but also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valuable aesthetics questions in aesthetics history. The setting-up that Baumgarten put forward aesthetics discipline is not in enthusiasm innovated blindly， but he go on achievement that review to Leibnitz and Christian Wolff＇s r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 whole mankind all knowledge system deeply， this theory is full of meaning of rational aesthetics. Alexander Gottliel Baumgarten＇s aesthetics theory have sure enlightenment to build contemporary practice aesthetics theory.

Key words: Alexander Gottliel Baumgarten; aesthetics theory; review

亚历山大·哥特利市·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l Baumgarten ，1714 — 1762），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美学家。历来在美学史上形成共识的看法是他第一个采用“Aesthetica”的术语，提出并建立了美学这一特殊的哲学学科，被誉为“美学之父”。他的主要美学著作是博士学位论文《关于诗的哲学沉思录》（1735）和未完成的巨著《美学》（1750-1758），此外，在《形而上学》（1739）、《‘真理之友’的哲学书信》（1741）和《哲学百科全书纲要》（1769）中，也谈到了美学问题。他的思想对康德、谢林、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美学家发生过重大影响。

一、将美学定位为“感性认识的科学”

在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文学界苏黎世派和莱比锡派的大辩论中，鲍姆嘉通是站在苏黎世派一边的。同时作为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的信徒，鲍姆嘉通已经不满意理性主义哲学对感性认识的贬低和轻视。追本溯源，莱布尼兹的理性主义承继自笛卡儿，不过是发展了笛卡儿唯心主义的方面。而洛克则发展了笛卡儿哲学的唯物主义方面。洛克否定一切先天的观念，莱布尼兹写了一部《关于知解力的新论文》从理性主义观点对洛克进行批评。他认为审美趣味或鉴赏力就是由所谓“混乱的认识”或“微小的感觉”组成的，因其“混乱”，我们对它就“不能充分说明道理”。究其实质，这其实是一种不可知论。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兹已经把审美限于感性的活动，和理性活动对立起来。从他关于音乐的一句话来看——“音乐，就它的基础来看，是数学的；就它的出现来看，是直觉的。[1]”他已经把审美活动看成一种直觉活动了。而沃尔夫又是莱布尼兹的忠实信徒，其主要成就在于对莱布尼兹的理性主义哲学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就美学思想来说，他的有关美的定义是把客观事物的完善和它在主观方面所产生的效果作为美的两个基本条件。在沃尔夫的哲学体系中，理性认识被看成是高级的，感性认识被看成是低级的。哲学往往被归结为研究高级的理性认识的逻辑学，感性认识被排斥在哲学研究之外。到了鲍姆嘉通，他已经不满意理性主义哲学对感性认识的贬低和轻视。他认为以往的以往的人类知识体系有个重大的缺陷：即缺乏对于感性认识，主要是审美意识和艺术问题的严肃的哲学沉思。理性认识有逻辑学在研究，意志有伦理学在研究，感性认识还没有一门专门的学科去研究。因此，他提出应当有一门新学科来专门研究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和理性认识一样，也能够通向真理，提供知识。鲍姆嘉通在1735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关于诗的哲学沉思录》中就首次提出建立美学的建议，至1750年他特地从希腊文中找出了“埃斯特惕卡”来命名他的研究感性认识的一部专著。至此，美学作为一门西方近代人文科学诞生。当然，鲍姆嘉通的意义不仅在于命名和提出建议，而且为美学学科的建立付出毕生精力[2]。1742年开始在大学里讲授“美学”这门新课，在1750年和1758年正式出版《美学》第一卷和第二卷。在《美学》中他实现了学位论文中的建议，驳斥了十种反对设立美学的意见，初步规定了这门科学的对象、内容和任务，确定了它在哲学科学中的地位，使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750年常被看作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年代，鲍姆嘉通也由此获得了“美学之父”的称号。

在一般的美学史著作中，往往只把鲍姆嘉通看成美学学科的创名人，似乎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值得注意的美学问题。应该说，这种看法本身是不符合实际的，降低了鲍姆嘉通在美学史上的历史成就。鲍姆嘉通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学学科有名无实的境况，他提出建立美学学科并不是出于盲目创新的激情，而是他对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理性主义哲学以及全人类全部知识体系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同时这也是在此之前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历史成果。

二、未完成的美学巨著《美学》中的主要美学思想

鲍姆嘉通的《美学》原文是以拉丁文写成的，分为“理论美学”和“实践美学”两大部分，中译本只选其“理论美学”的重要章节，但是基本概括了他的主要美学主张[3]。

首先，鲍姆嘉通在《美学》第一章里这样界定了美学的对象：美学的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这就是美；与此相反的就是感性认识的不完善，这就是丑。正确，指教导怎样以正确的方式去思维，是作为研究高级认识方式的科学，即作为高级认识论的逻辑学的任务；美，指教导怎样以美的方式去思维，是作为研究低级认识方式的科学，即作为低级认识论的美学的任务。美学是以美的方式去思维的艺术，是美的艺术的理论。这一界定正是针对当时理性至上、排斥感性的情况提出的。作为感性认识的美学，目的是达到感性认识的完善。而完善这一概念，是鲍姆嘉通从沃尔夫那里继承而来，但是在沃尔夫那里，完善只涉及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无关。而在鲍姆嘉通这里，完善既有理性认识的内容，又有感性认识的内容。要达到感性认识的完善，须有三个条件：思想内容的和谐、次序和安排的一致和表达的完美[4]。因此，他不像莱布尼兹、沃尔夫那样只在客体上寻找完善，而是要到人的主观认识中寻找美的根源。这种强调认识主体作用的倾向，成为鲍姆嘉通美学中的一种新的重要因素，预示了近代西方美学的新方向。

其次，鲍姆嘉通认为，“认识的美”是“以美的方式进行思维的人所取得的成果”，所以主体先天的审美能力（也即以美的方式进行思维的天赋的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它主要包括：“敏锐的感受力”、“丰富的想象力”、“洞察一切的审视力”、“良好的记忆力”、“创作的天赋”、鉴赏力、预见力、表达力和“天赋的审美气质”[5]等。这些先天的审美能力正是判断对象美丑的主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审美力并不完全是感性认识的范围，有些已经涉及到理性内容。由此可见，鲍姆嘉通并未一味提高感性，而贬低理性，而是试图把感性和理性统一起来。同时，鲍姆嘉通认为：先天的审美能力如不经常训练也会衰竭、消失的。由此，他提出要以“正规的艺术理论”为指导，以伟大的作家作为楷模进行正确的审美训练的理论。

再次，在讨论了“审美的丰富性”和“审美的伟大”后，鲍姆嘉通提出了美的思维的第三个特征：审美的真实性。在当时，感性认识是作为一种模糊的、混乱的认识而存在的，很多人把它当作错误的根源加以排斥。而鲍姆嘉通则认为审美经验中同样包含着普遍的真理性，即“审美的真”。这种真实，不是通过理性的逻辑思维所能达到的，而是通过具体的形象感觉形成的。“美学家不直接追求需要用理智才能把握的真[6]。”而是在对具体的感性形象的体验中领悟这种普遍性。从主观感性出发，鲍姆嘉通把真（美）或假（丑）与感性认识的完善与否联系起来，认为“并非所有的假在审美领域内也是假的”。假（丑）的事物如果符合“感性认识的真完善”，就是真（美）的，而真（美）的事物如果不符合这一标准，就是假（丑）的。真或假在这里似乎与事物本身的性质无关，而只关系到感性认知的方式。甚至，有些假例如文艺作品中的虚构，在审美领域里可能比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更真、更美。审美的真不是流于表面的东西，人们不能一眼就看出它的内涵。它不是那种用条理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和用理性去掌握的一般的原理与规则，而是由“理性类似物”即感性感知的一种不太明确的东西。

再次，鲍姆嘉通认为科学和艺术都追求真，但两者追求真的方式却是不一样的。科学的求真要求用完善的理性，通过个别事物具体的、生动的、表象的舍弃，抽象出具有高度概括力的一般概念；而审美的求真则正好和前者相反，它是运用“低级的感性认识”，尽量把握事物的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地少让质料的完善蒙受损失，并在为了达到有趣味的表现而加以琢磨的过程中，尽可能少地磨掉真所具有的质料的完善[7]”。审美的求真不同于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在逻辑方面的努力，也不同于历史学家严格地考证，还同人们的理性预见有关。

三、作为理性派美学的鲍姆嘉通美学的认识论意义

理性派美学使其美学范畴趋于普遍化、概念化、理性化。理性派美学的主要概念是“和谐”、“完善”、“目的”、“模仿”、“真实”、“清晰”等，理性派强调以理性为依据、以概念为手段达于关于美的最实在的绝对知识和无须置疑的绝对真理体系，当然就对那些富于变化性、非绝对性和不稳定性的概念如“想象”、“情感”、“趣味”等没有兴趣。在他们看来，美应该精确、明晰、完善、真实，充满理性的光辉和典雅的格调，而一切模糊不清的东西、一切不可理解的东西都是不美的、不完善的。他们强调共性和类型，主张和谐与对称。

作为十八世纪德国理性派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鲍姆嘉通认为，意味着整体对部分的逻辑关系即多样性的统一的“完善”是美的最高的理性尺度，“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感性认识的美和审美对象本身的雅致构成了复合的完善，而且是普遍有效的完善”。

鲍姆嘉通主张用数学明晰性程度来衡量艺术诗意的多寡。他说：“在广延上明晰的表象通过感性途径所呈现的东西比在这方面不清晰的表象所呈现的东西要多，因此，更有助于诗的完善。正因为如此，广延度上比较清晰的表象更具有诗意……诗中呈现确定的事物越多，就越具有诗意[8]”。 毋庸讳言，在近代，美感的冲击力实在太大，理性派美学只好步步退守，这在鲍姆嘉通那里最明显地体现出来。他说，“如果情感被忽视，或者它完全遭到损毁……那么就到处都会充斥着情感的匮乏，这种匮乏会败坏一切能被想成美的东西”，“能激起最强烈的情感的就是最有诗意的”[9]。 鲍姆嘉通把客观主义依然浓烈的“美是感官认识到的完善”这个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的命题修定为“美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从而赋予了美学更多的人本主义内涵。卡西尔认为，鲍姆嘉通“是最先克服了‘感觉论’和‘唯理论’之间的对立，并对‘理性’和‘感受性’作出新的富有成效的综合的思想家之一”，但他并不是要为人类的全部认识寻求最终的自明性根基，而只是要为感性直观保留一些地盘。所以卡西尔说：“鲍姆嘉通美学的目的就是要给心灵的低级能力以合法地位，而不是要压制和消灭它们”。因此，虽然他是最先把感觉论引入理性论从而在理性派美学内部造成动乱的重要美学家，但他并没走出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门槛[10]。从根本上看，在鲍姆嘉通那里，审美只不过是逻辑认识的一个低级形式，是“类似理性”或“理性的畸形变体”。鲍桑葵断言，鲍姆嘉通“总体上倾向于认为美的中心特点是认识而不是”[11]。

四、鲍姆嘉通美学的当代意义初探

强调审美的实践特性而不是解释或认识特性，是当代西方美学中的一股潮流。当我们在依据某种现代西方美学理论来改造实践美学的时候，也应该关注西方美学这种最新的变化。当然，这里并不是以追求西方最新的思想为最高目标和最大光荣，也不是在有意无意地抹杀当代西方美学中的实践与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之间的区别。我们认为不是争论实践美学，而是要进行美学实践。

当代美国美学家殊斯特曼尤其强调美学的实践特征。认为美学的实践意义至少可以体现为这样两个方面：作为一种艺术哲学，它不仅是对已经存在的艺术现象的总结，而且是对未来发生的艺术现象的理论规范；作为一种感性学，它不仅要求有关方面的理论知识，而且要求有关感性的训练，尤其是身体方面的训练，从而有所谓的“身体美学”。

殊斯特曼尤其强调身体训练应该是美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在对鲍姆嘉通美学的重新解读中，发现了其中从逻辑上来讲必然具有但事实上遭到忽视的身体训练的主题，主张在鲍姆嘉通美学的基础上从下面三个方面对身体美学进行新的重构：(1)复兴鲍姆嘉通将美学当作一个超出美和美的艺术问题之上，既包含理论也包含实践练习的改善生命的认知学科的观念；(2)终结鲍姆嘉通灾难性地带进美学中的对身体的否定；(3)提议一个扩大的、身体中心的领域，即身体美学，它能对许多至关重要的哲学关怀作出重要的贡献，因而使哲学能够更成功地恢复它最初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角色[12]。

因此，在殊斯特曼看来：这种所有艺术中最有价值的、最令人满意的生活艺术，应该在一个人的具体生活品质中检验，而不是在一个人的理论著述中检验。正如塞涅卡所说，哲学将幸福作为她的目的，而不是将书本知识作为其目的。对后者的热情追求，不仅无益，而且有害。第欧根尼·拉尔修报告说，某些杰出的哲学家，根本什么都不写，他们像苏格拉底那样，主要通过他们的榜样生活的品行，而不是以系统阐述的学说，来传达他们的教导。蒙台涅的说法似乎更为明确：写作我们的品性，而不是写作书本，是我们的义务……我们伟大而光荣的杰作，是适当地生活。而这一切，显然和鲍姆嘉通当年试图将美学限定为“研究感性的科学”的理论出发点大异其趣，而从中我们也可体味到当代美学发展的某种趋向。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87.

[2]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259.

[3]朱立元.西方美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105.

[4]、[5]、[6]、[7]、[8]、[9]鲍姆嘉通.美学[M].王旭晓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21;40;68;125；32；49.

[10]戴茂堂、李斌斌.康德前近代西方美学的认识论倾向[J].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 5).

第12篇

关键词：创新管理 创新经济 研究体系

创新是科学技术的市场化，作为学术概念，自从熊彼特教授提出以来，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研究，这其中英国的freeman教授、美国的nelson教授、Hippel教授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在世界范围内对具有广泛的影响。我国学者对创新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相对来说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研究者主要有：李京文院士（2012）、许庆瑞院士（2010）、傅家骥教授（2001）、周寄中（2011）、陈劲（2012）、雷家（2005）、吴贵生（2010）、柳卸林（2010）、王春法（2008）等。

我国也自有一套独特的创新研究体系，这其中包括技术经济、工程经济、软科学、科学学等，目前情况下又有创新经济、创新管理、科技管理、技术管理、科技政策等。目前研究内容比较丰富的在于创新经济与创新管理，本文对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探讨。

创新研究学科体系

创新经济与创新管理研究比较如表1所示。上述从四个层面五个维度对创新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容易引起混淆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剖析，论述主要集中在具体研究方面的区分。如果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可以认为四个层面既然都是研究科技、创新问题，一定具有联系，这就涉及到创新学科体系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从更宏观的方面来看，四个层面之间的区分是什么，相互之间又是怎样的一种逻辑体系，这就是创新研究的学科体系问题。从以上四个层面相互联系交叉比较明显，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主要在于四者研究的都是关于科学技术、创新领域的问题，总体来说就是研究科学技术领域的经济管理问题，包括这些内容的研究开发、实施运行、效果评价，以及在这个过程发生的人的因素的考虑，例如激励、管理、组织方面的问题。这是造成以上四个主要层面相互联系的最重要的原因，从这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出发，能够大致理出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科学学、软科学更加偏重学术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更加关注科技哲学、科技史方面的问题，这是这个创新研究的哲学基础研究。因此考虑底层是学科研究基础，中部是四者之间的关系，技术经济、工程经济和创新经济、创新管理的研究，二者互有交叉与联系，而科技管理、技术管理、科技政策可以作为具体研究内容。整个创新研究的学科体系如图1所示。

图1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学科基础，这其中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笔者主要学科基础，可能还有其他的学科，其中哲学主要解决科学的认识问题，如何判断科学本身能够反映出现实世界，这其中牵涉到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不同认识问题，前者主要的代表如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后者主要的代表包括洛克、贝克莱、休谟等，这是哲学基础解决的问题。经济学解决学科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方法问题，其中重要的方面包括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等；历史学主要给予学科应用中的历史经验借鉴和判断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包括科技史、人文历史，特别是经济史的研究；心理学主要给予学科研究的人的行为解释的支撑作用。当然这只是主要的考虑方面，创新研究作为综合交叉学科应该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这样才能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中层是主要的学科领域，这在前面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四者的共同指向科技与创新问题。笔者认为创新是科技的市场化，创新不仅是科技问题。四者之间相互之间具有联系，研究成果可以相互借鉴，研究进程可以相互促进。上层是学科动力问题，本文认为最重要的学科动力来源于现实的需要，从前面四个研究领域的历史中可以看出，现实需要是促进这几门学科发展的最重要动力。这四个研究领域共同的大力发展开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即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时期，当时正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现实需要促进了创新研究的快速发展。

我国目前创新研究的主要热点问题

（一）基于创新本身相关问题的研究

创新是一个多主体、多层次、多环节、多因素、多类别的复杂系统过程，就多主体来说设计到的创新主体包括个人、企业、产业、国家、社会等不同的主体，与多主体相互耦合交叉的是多层次，比如企业、产业、国家等就是不同的研究层次，创新过程环节众多，一般包括知识创造、研究开发、生产设计、市场推广等，最后送达消费者手中，实现一个完整的创新过程，这其中包括复杂的反馈及各环节的交互作用。创新过程的多因素包括不同的影响因素，经过研究发现创新不仅是简单的设计开发过程，创新包含复杂的人文社会文化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其中比较明显的影响因素有相应的激励、不同的社会资本体系、主体所处的社会网络内容等。创新的种类不同，也有众多的内容，比较突出的有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战略创新、价格体系创新、新产品开发过程的营销创新等。就这些不同的主体、层次、环节、因素、类别目前国际国内开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基于社会学研究理论基础上的创新体系研究

从当前国际和国内的论文研究范围和研究数量来看，应用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的创新研究较多。学科交叉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现象，其实从本质上来看，学科交叉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现实问题的复杂特征决定了现实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只用一门学问能够完成，因此需要多种学科的交叉。社会学理论在创新研究中的应用就是明显的例子，其中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应用的较多。其他用到的社会学理论包括社会交换理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应用）、符号互动理论（在创新交流过程中应用）、社会学习理论（在创新扩散中应用）等。在所有这些理论中，基于网络理论的应用最多，社会越来越体现出网络化的特征，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网络化的特征更加明显，网络理论中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规则网络、小世界、随机网络、自相似网络等都在现实世界中得到了验证，因此各主体进行创新研究开发过程中需要考虑当前所处的网络以及在社会网络中存在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这是创新研究中网络理论得到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在新产品开发和新工艺设计的研究内容较多

在创新研究所有研究类别中，新产品开发研究数量最多，研究质量较高，新工艺的研究内容居于其次。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客观现实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创新市场或者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技术路线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开发为主，真正的自主创新相应较少，因此市场需要新的产品和新的工艺。表现比较明显的在电子领域我国代工生产了很多电子产品，也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与能力，但是设计到高精尖的芯片设计、生产与研发我国一直没能实现重大突破，而国外已经掌握芯片技术的企业或者相关主体设置层层技术壁垒对我国的研究开发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但是，芯片开发一定要掌握，况且这种技术是引进不来的，只能靠自主研发。另外在钢铁生产工艺上，目前世界上正在进行非高炉炼铁的技术研究与开发，并且已经有了可以实行的商品化产品，我国目前处于落后的位置，但是落后的水平不是太多，在此种位置，我国应该努力抓住这次钢铁工艺进步的机会，争取我国钢铁技术水平的升级。

结论

第一，从历史发展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创新的程度，因此研究科技、创新领域的经济管理问题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时期更为迫切。我国的学者和科学家对这一问题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老一辈的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三强、李京文、许庆瑞等院士，也做出了有价值的成果，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年轻的研究者沿着老一辈开创的道路进行前进，在目前的整个经济态势的发展过程中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第二，创新研究是一门具备明显综合交叉特征的学科，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成思危教授（2000）提到的要具备宽广扎实的研究基础，在上述创新研究的学科体系构造中，本文也着重对创新研究涉及到的相关学科特别是哲学进行了论述，这对于创新研究的指导意义重大。

第三，从学科动力来看，创新研究应该更加关注现实需要，走出象牙塔，这样才能得到更有价值的成果，这不仅是创新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其他学科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正如郭重庆院士多次提到的“学者的天职就是透过纷繁芜杂的事实找出规律，满足现实需要”，这在创新研究领域表现的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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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弗里曼.工业创新经济学[M].华宏勋，华宏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美]尼尔森.国家（地区）创新体系比较分析[M].曾国屏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4.[美]希普尔.民主化创新：用户创新如何提升公司的创新效率[M].陈劲，朱朝晖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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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庆瑞.研究、发展与技术创新管理（第2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7.傅家骥，仝允桓.工业技术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8.周寄中.科学技术创新管理（第2版）[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9.陈劲.协同创新[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10.雷家，程源，杨湘玉.技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1.吴贵生.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2.柳卸林.构建均衡的区域创新体系[M].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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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法]笛卡尔.谈谈方法[M].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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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英]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

18.[英]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M].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10

第13篇

一、有关现代德育思想理论的著述

现代德育思想具体体现在有关著述中。由于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在德育思想建设方面冲破了原来的“封闭”状态，出版了一批西方国家德育理论的译著和国内学者有关现代德育思想的编著，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翻译出版了当代西方德育论著作，除80年代初傅统先、陆有铨翻译出版了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1984)外，有陈欣银、李伯黍翻译出版了班杜拉的《社会学习论》(1989)，博维利翻译出版了美国哈什的《道德教育模式》(1989)等；此外还有瞿葆奎先生主编的《教育学文集》(1989)的第二、第七卷均收入了一定数量的德育译著。我们不敢说翻译出版的这些著作一定都是符合我们所需要的现代德育思想，但我们首先要了解国外的德育思想成就和理论成果，然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分析。第 二，许多学者出版了介绍西方德育思想理论的著作，如冯增俊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1993)，魏贤超的《现代德育原理》(1993)、《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1994)、《道德心理学与道德教育学》(1995)，戚万学的《冲击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袁桂林的《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詹万生主编的《中国德育全书》(1996)中也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第三，国内学者还编著了一定数量的有关现代德育论的著作和教材，如朱小蔓著《情感教育论纲》(1993)，张志勇著《情感教育论》(1993)，戚万学著《活动道德教育论》(1994)，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1994)，班华主编的《心育论》(1994)，詹万生著《德育新论》(1996)，班华主编的《现代德育论》(1996)，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1997)等。这些编著是近五年来的成果。

二、现代德育思想的精髓

我对德育思想现代化或现代德育思想的理解，在《现代德育论》“绪论”和拙文《世界之交论德育现代化建设》中已有阐述。我的基本思想，是考虑到现时代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强调了“以促进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现代化为中心”。但未拓宽到生态空间考虑，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现代德育不能仅从时间意义上理解，主要应从现时代性质方面理解。“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德育最简捷的表述，也是关于现代德育的核心思想。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即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培养，促进人的德性发展。这是现代德育的本质规定，是区别于传统德育的根本标志，以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德育是主体性、发展性德育，即主体—发展性德育。柯尔伯格继承了杜威发展性道德教育思想，提出“认知—发展性德育”。相对于无视儿童自己思维方式的传统德育而言，柯氏强调“认知—发展性”把儿童看作“道德哲学家”是德育观上的飞跃。但忽视了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问题，“认知—发展性”的表述是有局限性的。“主体—发展性”德育培养现代道德主体，发展的内容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主体—发展性”可以看作是现代德育的精髓，其理由是：1、体现了现代德育目标要求，即培养21世纪道德主体，促使其德性的现代化发展；2、体现了现代德育的个体发展功能，亦即现代德育的本体功能；3、体现了现代德育的内在价值，即现代德育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发展自己德性，使道德人格得到提升。可以说，“主体—发展性”集中地表现了现代德育与传统德育的区别。

三、关于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的探讨

党的后，人们对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德育是“阶级斗争工具”转向德育是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发展作为德育的根本。王逢贤教授对德育本质属性、德育实体性及德育地位等作了系统论述。德育本质是德育理论的最高问题，多年来的一种观点即对德育本质的认识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德育与社会的关系，德育与人的关系。然而随着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德育应在社会、人、自然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认识。现代德育性质是德育本质在现时代的具体展现。在认识德育与社会与人的发展关系方面，我以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把德育、社会、人作为三位一体的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即始终联系社会与人的发展认识德育，而不是脱离社会与人孤立地就德育论德育。二是动态地即在德育、社会、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分析三者关系，阐明德育现代化问题。用系统整体的思维对德育发生、发展，德育现代化作综合的动态的考察，其方法是可取的，但我们没有把自然生态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较大的局限。1994年德育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上，易连云提交了关于德育生态环境的论文，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人、社会、自然广阔的背景上思考德育问题，才是更好地体现现代德育思想的。

现代德育功能的探讨，弥补了把德育只看作因变量的局限。关于德育功能，鲁洁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对其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拓宽了人们对德育功能的视野。虽然有的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是可以促进人们作更深入的探讨，求得更符合科学的认识。

我们把现代德育社会功能概括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与传统德育社会功能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指出现代德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具有先进性、超前性特点。

结合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人们对现代德育功能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拓宽了思路，扩大了认识空间。“今天有识之士都认为世界是一个命运相联系的共同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处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例如德育的政治功能，当前各国各民族之间既有竞争，也表现出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合作与相互尊重。应立足于全球来认识现代德育功能问题，为了全球的、全人类的利益，必须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为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利益，也为本国、本民族的自身利益，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所以，现代德育政治功能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维护国际和平、合作、团结。

基于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现代德育经济功能的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现代化实践，使德育的经济功能显得更为突出。而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也为其提供理论依据。1、德育的经济功能在内容上不是片面地强调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要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的增长，也就是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下的增长；2、为了可持续性发展，德育的经济功能促使人们认识和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公平与效益关系；3、德育的经济功能还表现在以新的资源观、发展观，代替原有的资源观、发展观；4、培养经济道德，坚持勤俭建国方针；5、为迎接知识经济到来，教育包括德育尤其应注重创新性素质的培育，知识经济需要现代科技支撑，也需要现代德育支撑。

可持续性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人们由对经济功能的认识扩展到对德育生态功能的认识。当然德育生态功能的实践依据是生态环境的现实，主要理论依据是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奠基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按三步发展的：人——人关系的道德，人——社会关系的道德，人——自然关系的道德。生态伦理学扩大了伦理的对象范围，扩大了德育的范围，从而也扩大了德育功能的范围。40年代莱奥波尔出版了《大地伦理学》一书以来，生态伦理思想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初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编制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生存的道德”，认为“可持续生存道德”是“可持续的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德育的生态功能就在于要为可持续发展服务。正是由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学者们也纷纷提出关心环境的教育或生态德育的命题。1996年全国德育年会上刘惊铎、王磊提交了《生态德育：世纪之交德育改革的价值取向》论文。

四、关于德育过程思想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对德育过程的思考和研究很多。党的十周年时，已作了系统的回顾。由于学者们对过程研究的重视，使有关理论更加系统化、更加深化。关于德育过程的本质，德育过程与品德形成过程、德育过程的影响与环境影响，德育过程与各育过程，德育过程的结构，德育过程各阶段及运行等等，都作了较前更为深入的探讨。关于德育过程的规律与特点，更有很多人作过探讨。但作为德育过程区别于其他各育过程固有的特点，似研究的不够。笔者提出过两方面的区别，一是教育目标上的区别；二是德育与其他各育所依据的规律方面的区别（详见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第八章）。

德育过程在历史上就是存在着的，我们要探讨的是现代德育过程；然而作为客观的德育过程，现代的与历史上的应当是有一致性的，其客观规律应当有其共同性。探讨所谓现代德育过程，实际上是探讨德育过程在现时代的表现形态或现代性特质。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现代德育过程思想，在德育的现代性特征中有两点是能鲜明体现现代思想的，一是现代德育过程结构要素在德育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有变化。教育者、受教育者是德育过程中两个基本要素。在传统的德育思想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对立的，教育者居高临下，以专制的、强迫的办法，对受教育者“灌输”现成的道德；受教育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和消极的状态。现代德育过程的思想，强调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民主、平等、和谐、合作的教育关系，在教育者的指导、引导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参与德育过程，相互教育与自我教育，双向影响，相互砥砺，共同进步。因此，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教学相长，品德共进的过程。二是现代德育的开放性，现代德育过程是与外部环境相互开放、双向互动的过程。这里的所谓外部环境包括社区环境、社会环境以致国际环境；当然，以德育生态环境的思想为指导，还应当包括自然环境。

五、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的现代化

现代德育是促进受教育者德性现代化，这就把德育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现代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这是社会现代化对人的要求，也是人自身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的要求。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的发展观已转向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统一。依据三维思想品德结构的设想，1987年前已把道德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作为德育目标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期尤需对学生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的培养予以充分的重视。德育目标是德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的精神追求，是德育活动的内在动因，是直接制约德育内容、课程、方法形式以致整个德育的首要因素。德育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德育目标上，对德育目标的理解将影响着对德育内容、课程、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因此，对德育的探讨极为重要。转贴于

当前“可持续性发展”、“全球本位理论”是认识确立现代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的重要理论依据。人、社会、自然的统一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宏观文化结构的基础，德育目标要体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伦理要求。对未来道德主体的素质要求，在道德与心理素质方面，不仅要具有我们通常要求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有科学道德、生态道德、经济道德、信息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心理素质应更具现代性，在心理和道德上更重责任感、义务感、自信心、效率感、创新性、合作与竞争等。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思想道德不断发展。70年代国外便有学者提出了一系列上升的价值观和衰落的价值观。按E·拉兹洛所述，人们已对19种主流价值观念和信念提出质疑，而有10条新兴起的社会观念；同时人们还面临着政治上绿色趋势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向未来的道德主体提出了终身德育的要求。

德育内容是为实现德育目标服务的，是体现德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S·拉赛克和G·维迪努对现代教育内容的源泉作了系统阐述，其中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变化，社会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与科技进步，世界性问题，教育系统内部动因等。这对我们研究、制定德育内容同样具有参照的价值。袁正光教授关于经济、社会、科技变化所作的概括，更能看出制约现代德育内容的因素：经济，正在发生新的革命，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新的转型，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科技，正在出现新的突破，走向数字化信息时代。

基于现代德育目标要求的提高以及其制约因素，现代德育内容正在拓宽，形成一系列崭新的极富时代特色的德育内容。

1、科学价值观和科学道德教育；

2、生态伦理教育或环境道德教育；

3、经济教育，含经济伦理教育，其中主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

4、信息道德教育；

5、现代人的（道德）心理素质教育。

此外，还应进行国际理解教育、人口问题中的道德教育等。

六、德育方法的改革

德育方法和德育手段的现代化进展迅速。

（一）基于对德性发展的要求，高度重视受教育者自主性。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中，着重自我教育。当然，自我教育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它首先是一种德育思想和德育要求，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也是德育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学和小学关于主体性德育的课题研究，改变了忽视自我教育，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参与，体现了主体性德育精神。主体性德育当然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国内学者研究自我意识、自我教育的很多，例如韩进之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与教育”的研究(1983—1987);刘守旗“自我教育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1990);刘秋梅“培养小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实验研究”(1991)等。近年来提出的“自我教育力”或“自我教育力量”的概念，包括自我教育的意愿、要求，自我教育的方法、能力，自我教育的习惯等。

但不是任何一类“自我教育”都是完全符合“主体性”要求的。只有在主体—发展性思想指导下的自我教育，即把德育当作主体人格的提升，当作主体德性发展的过程，才是符合现代德育要求的。因此，自我教育有两类情况：一是姑且称其为“约束性自我教育”，即把自我教育主要看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之类的自我贬损、自我压抑的过程；总是把自己当作教育、改造的对象。这是很难形成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主体人格的，很难发展其积极的个性道德品质。另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发展性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着眼培养主体精神，发展积极的个性品质，不是片面地、单纯地检讨自我，约束自我，而是追求道德理想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因而能够悦纳自己，充满自尊、自信、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对“灌输”问题人们已有共识。当然“灌输”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不仅是“方法”问题，包括德育（目标）意图、方法、内容、效果等方面。德育实践已经向人们展示：人的德性的生成、发展、成熟，不是靠“灌输”，它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主体自身建构的。因此重在主体自己的积极活动，包括外部的物质性实践活动和内部的观念性活动，着重依赖于主体的践行、体验、体悟。魏贤超的关于主体参与大德育思想，建立青少年义务社会服务制度的思想，戚万学的活动道德教育论等，都是从根本上改革德育方法的指导性理论。

（三）关于品德测评方面，国内学者作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胡卫和肖鸣政进行了多年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四）关注现代德育手段的效应。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用之于德育，有其优越性，但它毕竟是“手段”。不论何种道德价值观都可借助于这些工具进行传播。所传播的内容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因此它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消极的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负效应。1996年的全国德育年会上郭娅玲提交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德育功能问题的论文；麦志强提交了现代文化传播技术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论文。

七、关于德育课程论的重要进展

在以往的教育学论著、教材中，包括在德育原理的著述中，几乎未见“德育课程”这一术语，较多见到的是“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德育组织形式”这类提法。近几年来使用“德育课程”这个术语的频率日益提高。“德育课程”问题的研究也被列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的研究课题之中。近20年中，我未见专门论述“德育课程”的专著。我第一次见到系统阐发德育课程理论的著作是1994年出版的魏贤超的《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几章。1995年魏贤超又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了《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初探》一文，再次阐明了他对大德育课程体系的见解，以全息论、系统论、现代课程论为指导，他提出了建立由两类正规的显性的课程与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课程组成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的构想。这一德育课程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德育课程理论建设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我们的德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备。此后，在笔者主编的《现代德育论》中，设专章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强调德育课程的本质特征是育德性，提出区分“德育课程”和“关于德育课程”的问题。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一书中，更以较大篇幅系统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思想，其中介绍了许多国外德育课程思想理论，更开阔了我们对德育课程的视野。

德育思想现代化的范围很广，涉及问题很多，以上是就个人学习中提出的几点看法，因篇幅有限，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没有阐述。本文所涉及的仅是有限的几个方面。

注：

[1]见《现代教育论丛》1997年第1期，或朱永新主编《中国教育家展望21世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柯尔伯格著，魏贤超译：《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德育》，人教社1989年版。

[3]鲁洁、王逢贤主编：《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4]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

[5]易连云：《德育生态环境的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6]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第11—12页，第10、76页，第77页。

[7]《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的全球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第93页。

[8]王伟立著：《生存与发展》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96—97页。

[9]例如1991年朱正威等编著了《环境教育指导》（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并在有的学校开展了环境道德教育的研究。我国的环境教育从70年代初的始创阶段到80年代以来的发展阶段，已形成了较完整的环境教育体系。

[10]见胡守棻主编《德育原理》，第五章《德育目标》，北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

第14篇

关键词：《杨家府演义》；杨门男将；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J8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031-02

《杨家府演义》的出现使杨家将人物形象的嬗变基本定型，吸引了一代学人的瞩目，而杨门男将形象的缕析，历来都是《杨家府演义》研究的重点之一。

一、杨业研究

（一）籍贯考。康玉庆《杨业事迹小考》将史界对杨业籍贯的争议归为三类：“并州太原说”、“山西河曲说”和“麟州新秦说”，康进而列举史料分别予以证实，指明“麟州新秦说”最资可信。此外，康玉庆还根据史书记载得出，“并州太原说”只是杨业现籍并非籍贯，“山西河曲说”也不能成立。颇见新意。杨建宏与康玉庆有相似之处，二人都认为“麟州新秦说”较为合理，但杨又提出新的材料证实杨业是麟州新秦人，对康文作了补充。与康、杨论调相仿的还有任崇岳和万甜甜二者。靳生禾、谢鸿喜颇能结合史书著者所处时代分析“麟州新秦说”的可信度，指出欧阳修、曾巩、司马光三人与杨家将生活年代最为接近，也最早记载杨家将的身世，推衍知麟州新秦说最可资征信。顾全芳和高越也持此论，他从记载“并州太原说”的文献和地方志切入，推知“麟州新秦说”最为可靠，可存一端。杨芷华和赵捷民两篇论文发前人所未发，从不同角度证实杨业是并州太原人。

此外，顾全芳和杨建宏对杨业籍贯的争论原由作一探究，如顾全芳认为杨业祖籍和幼年时期在麟州，青壮年时期在太原，因此被误认为是太原人。杨建宏则认为，杨业祖籍太原，因父杨信长期为麟州刺史，可能出生于麟州，所以记载各异。然推论大于实证，可姑存一说。

（二）生年辨。学者对杨业生年众说纷纭。杨芷华以“杨业弱冠事刘崇”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背景着眼，认为杨业约生于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康玉庆试图对史界通认的“杨业生于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和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两种不合理说法予以揭示，得出杨业应生于后唐应顺元年（公元934年）。任崇岳则认为杨业当生于922年（后梁末帝龙德二年），并对杨业兵败被俘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辨伪，指出杨业终年应为65岁，是近年来研究杨业生卒年最为细致的考证。顾全芳与任崇岳观点相似，他在论述杨业生年的过程中也得出杨业生于922年的结论。

（三）晚节论。杨建宏《略论杨门男将演变成杨门女将的文化意蕴》注目于史界对杨业之死的争论，归为两类：一是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二是战死，并列举史料予以证实，杨建宏倾向于战死一说，进而推定，杨业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是潘美、王等为逃避责任而捏造的事实。

张其凡以正史资料证实他所秉持的“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说，并指出正因此故，辽方迁怒于射伤杨业的耶律奚底，不计其功。可备一说。康玉庆则从反面论证杨业“称罪”、“乞命”的失节行为不存在，认为《辽史》三处记载“杨业晚节不全”的真实性有待考证，进而推出“杨业绝食而死的事实”。顾全芳、林岷和赵地在考论杨业“晚节”的过程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降大任对杨业“晚节”做了单独的阐发，持论中肯，他指出杨业战死和被俘求饶皆有可能，不可妄下断语。

二、杨延昭研究

（一）“六郎”解。姜纬堂从杨延昭被称为“六郎”最早见于《隆平集・杨延昭传》切入，考察了王《东都事略・杨延昭传》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材料，得知“六郎”这一称谓至迟在南宋末已经形成，去今已近七百年了。此外他还将有关对“六郎”的解释归纳为六点：不清说、乳名说、总称说、大排行说、将星说、字讹说，但姜认为“六郎”是契丹语论事物之汉语译音，论证全面而有新解。张守明、贺国波则不仅积极肯定杨延昭的英勇无畏，而且指出辽国畏惮杨延昭，故以天上最具威慑力的南斗六星附会为六郎，与姜纬堂提到的“将星说”相契合。林岷和万甜甜都赞同“延昭因武艺高超而得名‘六郎’”的观点。赵捷民则持折中态度，但认为代称这一说法更为合理 。

（二）六子考。姜纬堂根据最早记录杨延昭是杨业第六子的文献即宋末元初徐大焯的《烬余录・甲编》，认同杨延昭是杨业第六子的说法。顾全芳赞同此说。杨芷华则认为随殁的延玉是长子，但未对延昭是第几子得出结论。

（三）其子辨。冯湘通过整理记载“延朗子”的史料，对“延朗子是文广”的说法做出驳论，进而证实杨宗保其人的存在较为合理，参考价值很大。万甜甜则引用（明）宋濂《宋学士文集・杨氏家传》对延昭子是文广进行补充，她从正史出发，指出杨文广是杨家将“第三代”代表，是延昭子毋庸置疑，进而推知杨宗保只是传说中虚拟人物，不足为信，以史入文，论证翔实。建国、生华和赵捷民都认同杨延昭子是杨文广，杨宗保并无此人的说法。靳生禾、谢鸿喜则着眼于杨延昭四子名字，指出四子中以文广事功最著，并无宗保其人。

杨芷华另辟蹊径，指出杨宗保与杨文广实为一人，只是因音相近而误传。对前人的存疑和超越值得学习。

近年来，学者们对杨业、杨延昭的研究鲜有停息，但研究材料的搜集和利用有待进一步挖掘，创新意识不足当为关键所在，自应引其研究者注意。

参考文献：

[1]康玉庆.杨业事迹小考[J].晋阳学刊，1995.

[2]杨建宏.略论杨门男将演变成杨门女将的文化意蕴[J].长沙大学学报，2004.

[3]任崇岳.杨业新论[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4]万甜甜.“杨家将”故事演变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7.

[5]靳生禾 谢鸿喜.杨家将人物考略[J].太原大学学报，2012.

[6]顾全芳.杨业籍贯考[J].人文杂志，1982.

[7]高越.杨继业到底是哪里人[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

[8]杨芷华.杨家将的历史真实[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

[9]赵捷民.杨家将考辨[J].天津社会科学，1987.

[10]顾全芳.杨家将研究质疑[J].山西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11]顾全芳.杨家将研究质疑[J]. 山西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12]张其凡.杨业之死发覆[J].史学月刊，2008.

[13]林岷.杨家将的史与戏[J].戏曲艺术，1986.

[14]赵地.杨六郎与天津――读天津史札记[J].天津社会科学，1983.

[15]降大任.关于杨业晚节的一个疑点[J].山西师院学报，1979.

[16]姜纬堂.杨“六郎”、焦赞、“三关”考实――“杨家将”史事识小录[J].北京社会科学，1986.

[17]张守明 贺国波.杨家将真实历史揭密[J].中州今古，2004.

[18]骆承烈.杨家将与杨家将戏[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19]冯湘.杨延朗之子是杨宗保[J].山西档案，1994.

[20]建国，生华.杨家城和杨家将[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

第15篇

关键词：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9-0149-02

当前，高校大众化是一项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长成才的重要事件。教学机制在推进高校大众化进程中，起着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良好的机制可以使高校大众化系统成为一个自适应组织，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然能有序高效地运转，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学者们对高校推进大众化教学机制的建设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系统研究。

一、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内涵的研究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大众化的必经途径，也是推进大众化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学者们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对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研究之中。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搜索标题同时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和“机制”两个词的论文有800余篇。在这些论文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制度说、组织结构说、体制说、机能说、方法说、综合说等观点。

1.制度说。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全体组织成员遵循的稳定的、可操作的规章制度，是规范组织成员行为，确定工作程序，制定办事方法的条例、规则、准绳、办法、标准、章程。

2.组织结构说。有学者针对于系统论，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构成和组建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主要由主体、目的、动力、环境、保障、控制、方式、程序八要素构成。

3.体制说。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在一定目标导向下，在一定条件保障下，在一定动力驱使下，相互协作，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和实现其目标的工作规范和工作机构的总称。

4.机能说。学者指出，机制是机能实现的保障和条件，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职能和作用相互关系的构建和功能创造。

5.方法说。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途径和模式，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探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机制。

6.综合说。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各有机因素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些要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及其运行方式；二是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在内的各有机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制约、影响而形成的作用原理和工作规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目标的桥梁和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各层次、各侧面的结构、功能和运行原理的反映。

二、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类型的研究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类型做了不同划分。

1.从领导行为来看，可以分为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机制，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进行决策、指挥、监督等领导活动的具体制度或体系。工作机制是领导机制的执行和落实。工作机制由保障机制、预警机制、监控机制、运行机制、评估机制、激励机制等组成。

2.从管理运行来看，主要有启动机制、调控机制、评估机制、保障机制。启动机制，就是激发组织成员动力、引导领导正确决策、制定工作计划、使计划有效实施；调控机制，就是强化调控权威，健全反馈系统，建立目标管理体系；评估机制，就是根据一定的指标体系，对大众化教学的实际效果进行价值判断；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制度保证、组织保障、物质保障、人才保障、环境保障和学科支撑等。

3.从微观过程来看，可以分为不同的机制，内部传导机制、外部传导机制；内部输入机制、外部输出机制、监督约束机制；或双向互动机制、内化外化机制；等等。

4.从互动关系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可以分为教育主体与教育目标、内容、方式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教育目标、内容、方式互动机制，主客体互动机制。

5.从显现程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有显运行机制和隐运行机制之分。显运行机制包括人员编制、奖励处分、机构设置等。隐运行机制是指内隐的、不明显的方式：：如精神氛围、制度的设计、环境育人的影响等。

6.从运行范围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可以分为外运行机制和内运行机制。

三、高校推进大众化教学机制创新研究

有学者分析了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运行机制尚不完善，规划机制和目标机制尚不完善，过程控制机制和质量评估机制不够成熟，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有待改进，这些对我们教学的实效性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学者指出，高校推进大众化机制创新，包括内部机制构建和外部机制建设两方面。内部机制指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和第一、第二课堂联动机制。外部机制指全员育人机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协同机制。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由自我约束机制和自我发展机制两部分构成。有学者指出，建立健全优化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推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健康持续发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的有力保证，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只有建立优化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我们才能取得更好的绩效。有学者认为，大众化教育是长期的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因此，一定要有长效机制作保证。其一，要建立工作责任制，明确理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职责；其二要建立监督制度，掌握宣传普及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总结经验，调整策略方法，纠正工作中的不足；其三要设立专项普及教育基金，保证经费投入；其四要建立激励机制，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理论宣传队伍的作用。有学者借鉴企业界“质量保障”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提出要保证和提升高校当代中国大众化绩效，需要构建质量保障体系。高校当代中国大众化质量保障体系是高等学校为保障和提升当代中国大众化质量而设立的组织机构、制定的方针政策、提供的条件支持以及采取的工作措施等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管理活动和管理模式，包括工作体系、组织体系、标准体系三大部分。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针对性、增强主动性、提高实效性，必须实现领导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估机制创新。通过建立关系协调、责任到人、齐抓共管、结构优化的工作格局，创新领导机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现代化；通过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机制、调控机制和预警机制，创新运行机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化；通过加强组织保障、制度保障、人才保障、物质保障、环境保障和学科支撑，创新保障机制，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状态最优化；通过建立科学有效检查考评制度，创新评估机制，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最大化。有学者指出，推进高校大众化，要强化理论武装；坚持正确的导向；合理设置目标，建立动态的目标管理机制；充分调查研究，建立科学的民主决策机制；以人为本，建立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

四、不足之处

我国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建设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于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内涵、外延、主要构成的界定存在分歧。目前学者们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概念厘定不够明确，对教学机制、教学体制、教学制度、教学方法等基本概念研究不透，相互混为一谈，概念有些模糊。对机制概念的准确定位是研究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在，体制是基础，一定的体制总是要求相应的机制与之协调和配套；反过来，机制又会施加于体制中相应的制度，从而有助于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二者之间也存在区别，体制是机构与规范的结合体和统一体，涉及组织与制度两个方面的因素。机制不仅涉及组织与制度，而且还涉及组织之间、组织内部制度规范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体制是机制的静态表征，机制则是体制的动态表现。制度指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范影响的章程，总是表现为具体的条例、守则等，带有显性的特点，机制是指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带有隐性的特点，是相关因素为了一定的目标所发生的有机联系。制度为行为主体指明行为规范，对行为主体起约束作用。机制从机理上阐释行为过程，反映出行为过程中各要素的关联。机制和制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但有时取消旧制度并不会导致旧机制即时消失，颁布新制度也不会导致新机制立即形成，两者的更替有可能不完全合拍或同步。制度内化为观念后具有很强的惰性，但在实施中没有到位，新制度就算详细复杂，机制却依旧有可能沿袭以往。一些研究者将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与教学方法相混淆。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功能、各组成部分相互关系和运行方式。现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系统与其他外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方法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研究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涉及到对教学方法的研究，只有采取优化的教学方法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励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不仅涉及到教学方法问题，还涉及到教学制度的制定、教学效果的检查、教学硬件软件设施的保障以及教学人员的充分激励等。二是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高校各部门在推进大众化过程中要发挥“合力”，相互协作。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设计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各部门在推进大众化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合力”？因此，未来需要加强对高校各职能部门相互协作、共同推进大众化的机制研究。三是研究机制中“应该做什么”的原则性问题的多，研究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典型案例的少，实证研究和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研究不够。目前学术界对大众化教学机制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宏观层面或理论层面，缺乏对高校推进大众化教学机制的实践性强和操作性强的研究。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规范性研究成果较多，实证研究成果较少。国外思想政治教育通行的做法是，国家政策积极引导，政府指导调控，家庭、学校、社区教育相互配合，企业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责任，社团组织大力协同，个人主动参与，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如何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成功经验，国内目前研究成果较少，未来值得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陈洁.高校推进大众化机制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09，（12）.

[2]马奇柯.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研究述评[J].求实，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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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秦岭峰.当代中国大众化的理论思考[J].理论界，2008，（8）.

[5]陈东海.构建高校当代中国大众化质量保障体系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9）.

[6]马福运.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创新简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9）.

[7]刘新跃，王晓宏.高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长效机制构建[J].高校理论战线，2011，（10）.